环境法庭（精选9篇）
环境法庭 篇1
伴随多年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国家正处在严重的生态危机时代,环境保护备受关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三五”规划,将“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要求在改革和发展中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是一项涉及面广、运作机制复杂的系统工程,也因此决定了区域环境保护的整体性特点。[1]在这完整的生态系统下,水、空气等环境因素的流动性,使得跨区域污染问题在所难免,近年来频发的跨界污染纠纷更是待解难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2014年12月中组部批准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沈阳的两个巡回法庭试点,负责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基于此,在巡回法庭由理念走向实践之际,探索设立跨区域环保法庭也具有了现实可行性。
一、跨区域环境问题的现状与困境
环境本身具有的整体性、开放性、空间外延性等特点,决定了环境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传统的行政区域内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稳妥,跨界污染又让脆弱的生态系统雪上加霜。弄清跨域环境问题源头,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所在。
(一)跨界环境污染事件频发引人深思
伴随生态危机的加剧,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2005年松花江重大跨界水污染事故,2011年和2013年发生广西贺江污染广东用水的纠纷,类似跨界环境污染频频发生,使得跨区域环境治理备受关注。跨界污染不仅威胁着生态平衡,对人们生活甚至健康构成威胁,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引发上下游之间的矛盾。跨界污染事件屡屡上演,不论是穹顶之下的“十面霾伏”还是家中“抗生素泛滥”的自来水,究其原因也是环境本身的流动性和开放性所致。而要应对此类风险,除了积极预防,事后救济补偿也是尤为重要。
(二)行政手段解决跨区域环境问题重重
对于跨区域环境问题,国外的研究和实践成果较为突出,但大多数集中在政府治理层面。国内对于跨域治理问题,主要还是依赖行政手段,实行的是传统点源环境治理,即以单个的企业或项目作为环境治理对象的环境治理理念或方式。[2]相比于国外区域间的合作机制,国内在政府间合作机制尚有很多空白,相关的生态补偿机制也存在较大的缺陷。尤其对于流域跨界污染问题,流域管理机构缺乏足够的权威与权力对上游政府进行惩罚。而下游政府职能通过协调的方式要求上游政府降低污染水平,但协调往往以失败告终。单纯依赖行政手段的传统环境治理方式往往带来政府失灵、行政成本过高等诸多诟病,而司法解决环境问题单纯纳入普通法院管辖,甚至行政区划内的环保法庭都有较大的局限性。
二、跨区域环境司法联动机制的价值分析
如前所述,单纯依靠政府来治理跨区域环境问题困难重重,借助司法手段,尤其建立跨区域的巡回法庭不失为良好的构想。
(一)巡回法庭,实现司法独立之保证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于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而推动司法独立被认为是实现依法治国战略的关键。长期以来,司法机关内部不论是财政上还是人事任免上,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行政机关或行政相关部门。现实中,在司法尚未完全摆脱地方政府的影响之下,尤其对于跨区域环境问题,涉及到行政区划之间的责任分担,地区法院很难摆脱做到司法独立。而依托于最高法院下的巡回法庭,则完全不受地域、级别的限制,不以特定管辖区域作为审理案件的范围,而是代表最高法院巡回到全国各地,流动性较强。通过直接受理原来由各省高院审理的二审案件,直接摆脱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纠葛,可以更好地解决跨省区案件,同时更能保证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才能真正摆脱地方主义,切实公平公正地解决跨界环境问题。
(二)巡回法庭,完善环境治理体系之必然
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间的交流不断加深,新兴的环境纠纷层出不穷。传统的单一地域内的环境案件,可以在当地环境部门或司法部门得到解决。而对于跨区域环境纠纷案件,则难以依赖传统的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基于此,对于跨域环境污染事件和纠纷案件,在跨区域间政府合作机制尚未建立完善之际,通过司法联动机制,依托巡回法庭的构建,也是完善环境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
(三)巡回法庭,跨界环境纠纷处理之良策
审判难,环境案件的审判更难,这在我国环境保护与司法实务届已成为共识。而对于跨区域环境问题,更是比普通环境案件复杂繁琐。正如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郑学林所说,“由于生态系统是不可分割的,水、空气等环境因素具有流动性,而目前环境监管、资源利用是以行政区划为界限,行政权力配置与生态系统相割裂的冲突,导致跨行政区划污染问题不易得到有效解决”。[3]这也就不难理解,一些地方环境资源庭“零公益诉讼”的尴尬境地。而借助巡回法庭机制,精选环境审判人员,同时引入环境专业人员,科学、专业、集中处理跨区域环境问题,充分发挥司法专业化,不失为跨界环境问题解决之良策。
(四)巡回法庭,去除地方化的有效手段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当事人,特别是跨行政区划案件的当事人,在案件诉讼中非常重视管辖问题。在案件审理中,跨界环境问题往往受到地方保护等因素的影响。在一方当事人所在法院第审理案件,即使法院公正裁决,外地当事人也会怀疑案件的公正性。正如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张泗汉所言,目前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干扰办案或者插手案件的司法地方化问题仍然存在。而实践中,一些跨市区、省区案件的审理和执行中,地方保护主义干涉法院审判时有发生。而巡回法庭,超越行政区划的局限性,真正做到以裁判者自居,保证审判公平和司法公正。
三、巡回法庭试点下的跨区域环保诉讼机制探索
依托于巡回法庭之下的跨区域环境治理问题,可以借最高院巡回法庭试点的东风,实现环境司法联动机制的探索。而根据目前最高人民法院的巡回法庭试点看,将其运行模式照搬到环保巡回法庭显然会照成水土不服。因此,在现有的巡回法庭运作机制上不断完善,才能真正实现跨区域环境司法联动,进而完善环境司法体系。
(一)环境资源巡回法庭的定位
巡回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的常设审判机构,不是一个独立的法院,巡回法庭的审级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审级。环境资源巡回法庭①,相比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②,环境资源巡回法庭显然要狭窄的多。一方面,环境资源巡回法庭应将跨区域环境案件作为主要或者是唯一的案源。考虑到跨区域环境纠纷的特殊性,尤其是案件的复杂性,将其纳入高级人民法院同一审级。而在司法管辖范围,对于跨区域环境纠纷涉及到管辖权异议问题,一般都要报请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如此,在行政区划内法院仍不能解决时,只能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来指定管辖。为了避免管辖问题的模糊状态,设立环境资源巡回法庭时有必要的。
另一方面,环境资源巡回法庭,要严格与地方环境资源审判庭相区别,同时在审判业务上也要界限明晰。环境资源巡回法庭,最为跨区域环境司法体系的主力军,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与地方分担案源。对于基层法院来说,应该更考虑当事人的诉讼便利以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来审理案件。环境资源法庭最多可以提供些指导,而不宜直接插手审理。
(二)环境资源巡回法庭的区域设置
根据现有的两个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试点,分别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相应的巡回区为广东、广西、海南三个省区,以及辽宁省的沈阳市,相应的巡回区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而对于跨区域环境案件来说,单纯考虑行政区划是远远不够的。环境资源,尤其是大气、水、土壤资源因素对环境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因此,建议在综合考察环境资源的分布特征、区域地理特征、山脉、河流的分布等因素,分区分片管理。于此,对于跨流域案件等,可以更好地管辖,同时对于区域环境治理也是极为有利的。
(三)环境资源巡回法庭的人员设置
对于审判人员的选拔,应以办案能力和审判经验为标准,优先选用办案能力突出和审判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为保证司法独立,可以借鉴巡回法庭试点经验,采用电脑随机分案。如此不仅可以防止地方政府的干涉,还可以避免庭领导干预。同时考虑到环境资源案件尤其是跨界纠纷案件数量相比普通民刑事案件较少,巡回法庭的人员是流动的。不设定固定的合议庭,不设固定的审判长,法官人人平等,皆可担任审判长。而每名主审法官都配备相对固定的法官助理和书记员,于此,法官本人集中精力行使判断权和裁决权,同时能最大程度地节约司法资源和人力资源。当然在审判方面,重大负责案件可以由巡回法官共同协商、投票决议,相应的巡回法官人员数量也要根据案情复杂程度予以安排。
(四)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去行政化
在司法改革背景下,环境资源巡回法庭的建设则应迎合时代精神,坚持司法独立,并逐渐实现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去行政化在巡回法庭设置中,取消管理层级,真正实现主审法官、法官助理(人民陪审员)和书记员的单一审判队伍。这种扁平化的管理模式,能在较大程度上去行政化,从体制机构上取消繁琐的审批程序,真正保证“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五)继续完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预防机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尤其对于跨区域环境案件,往往地方政府干预严重。依靠行政治理手段弊端重重,如相邻行政区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处理跨界纠纷效率低下。而借助司法,则可以依赖公平公正原则,居中裁判。因此,对于案件中的行政干预司法的情况应严加预防和管制。通过案件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等制度,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实现案件公平公正审理。
参考文献
[1]杨妍,孙涛.跨区域环境治理与地方政府合作机制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09(1).
[2]曹树青.论区域环境治理及其体制构建[J].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2014(6).
[3]同[2].
环境法庭 篇2
内邱县人民法院冯村人民法庭
内邱县人民法院冯村人民法庭辖区大孟村镇和官庄镇，其中包括部属东庞煤矿、国投西庞煤矿、投资120亿元的香港建滔化工集团等20余家大中型企业，所辖94个行政村，面积110平方公里，人口10.6万。该法庭2005年被省高院记“集体二等功”一次。2006年被市中院评为“优秀人民法庭”，2007年被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司法调解先进集体”、被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评为“全国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主要事迹如下：
一、干警素质好。法庭现有正式在编干警审判员三名，书记员一名，人民陪审员二名。审判人员及书记员均为法律本科毕业。该法庭干警能够自觉按照“三个至上”的指导思想，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认真行使审判权，没有违法违纪行为。
二、审判工作好。公正司法，依法办案，努力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2006年，该庭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219件，审结219件，人均结案73件，结案率达100%，裁判正确率100%，调撤率86%；2007年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236件，审结236件，人均结案78件，结案率100%，裁判正确率100%，调撤率92%；2008年至今，该庭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269件，审结269件，人均结案89件，结案
逐年上升，这一做法达到了“多办案，快办案，办好案”的效果。近三年来，该庭就地开庭48次。这样做既方便了群众诉讼，又有利于宣传法律，教育群众，深受群众的好评。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法庭积极构建三位一体调解大格局，为了搞好“三位一体”调解工作，在法庭设臵了指导民调室，固定了民调指导员，将各村支书、主任、民调人员的电话统一登记，与其不定期取得联系，了解各村的情况，发现纠纷及时给予指导，力争将矛盾消灭于萌芽状态，需要行政调解的，及时与两镇党委取得联系，加强调解。进入诉讼程序的，全力以赴进行司法调解，具体作法：庭前调解、庭中调解，及宣判前调解相结合，扩大参与调解人员的范围，从法官扩大到书记员和人民陪审员都可以参与调解。讲究调解艺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做工作，每一起案件当事人的脾气、性格、素质、水平以及在案件中的过错责任各不相同，要成功进行调解，仅靠法条是不够的，采取的是：分别调解法、接力调解法和适度冷处理法。另外，对于调解地点，也采取了灵活的方式，除法庭外，还到当事人家中、相关单位调解，以降低当事人的诉讼对抗心理，还通过电话、捎口信等方式进行调解。
该庭曾受理一起承包土地纠纷案件，原告耿某与被告耿某均为北阳村民，及被告北阳村委会。村委会在普九期
一名，人民陪审员二名。审判人员及书记员均为法律本科毕业。
四、为民服务好。积极参加当地社会综合治理、开展法制宣传、引导民调组织开展工作，效果良好。在法庭设臵了指导民调室，固定了民调指导员，将各村支书、主任、民调人员的电话统一登记，与其不定期取得联系，了解各村的情况，发现纠纷及时给予指导，力争将矛盾消灭于萌芽状态。利用早晨和中午休息时间，多次去煤矿、农村寻找案源，积极进行司法宣传。能调解的案件现场办公，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向当事人讲明原因，该立案的立案，该找有关行政部门的，告知当事人申请有关部门解决。由于工作到位，案件调解率逐年上升，这一做法达到了“多办案，快办案，办好案”的效果。主动热情为辖区群众服务，该庭就地开庭48次。这样做既方便了群众诉讼，又有利于宣传法律，教育群众，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人民群众良好评价。
环境法庭 篇3
关键词：基层法庭,社区治理,功能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战略任务, 我们认为,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只要有顶层设计, 还需要着眼于微观需求并着力于微观治理体系的创新。随着基层社会结构的逐渐演变, 城乡社区俨然已经成为社会结构的新模式, 聚集社会成员的同时也带来社会矛盾的产生及激化, 因此构建以城乡社区为核心的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体系显得日趋重要。随着社区建设工作的全面展开, 众多纠纷比如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也接踵而来, 如果不及时、有效处理这些问题, 势必将激发更严重的社会矛盾, 这将严重阻碍社区建设全速前进的步伐。基层法庭作为专门面向社区的司法机构, 应以服务社区建设工作为指导思想, 坚持能动司法的工作理念, 努力做到为社区治理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司法支撑。
一、社区治理定义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社区治理, 是指社区内部各种机构、团体和组织, 为了维持社区的正常秩序, 促进社区的发展和繁荣, 满足社区居民物质和文化活动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系列的自我管理或行政管理活动[1]。
美国的社区治理被全世界公认为最典型的公民自治形态。在美国城市化进程中, 各州及地方法律都针对公民自治的权限及适用范围给出了更为完整、详尽的表述, 这对于美国20世纪中后期大都市地区治理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力。根据美国政府法律法规, 社区在政府制定的社区治理规划的大方针下, 接受政府的财政拨款, 完全自主自治社区内的事务。
英国被誉为“地方自治之家”, 其治理模式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模式, 为维护社区安全, 降低社区犯罪率, 英国推出了一整套的社区治理项目, 例如睦邻警察服务、邻里守望项目以及社区矫正制度等[2]。这些政策的大力推行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公众的安全和利益, 普遍减轻了居民对犯罪的恐惧, 还利于警察与公众的联系与合作, 大幅度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安全感。
社区建设不仅是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 更是社会结构重新整合的伟大实践。1986年民政部首次提出开展社区服务建设, “社区”概念被引入到城市基层管理工作中, “社区建设”也慢慢兴起;1991年首次提出“社区建设”的思路;到1998年国务院赋予民政部“指导社区服务管理工作, 推动社区建设”的特殊职能, 次年民政部选择了26个城区作为社区建设的第一批实验区;到了2001年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五”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纲要中, 专门将“推进社区建设”单列一节, 认为“推进社区建设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自此中国社区建设开启了全速前进的新时代[3]。
二、我国社区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 社区法律制度不健全。
我国社区的发展虽然起步较晚, 但发展迅猛, 一些全国性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 地方各级人大、行政机关也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法规和规章, 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对于推动全国各地社区的发展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纵然我国社区的发展速度如此迅猛, 但是至今仍尚无专门的社区法, 这导致社区建设在体制与制度上的变革与创新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法律与制度的保障, 以致于很难从根本上取得预期的效果。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不断推进, 尤其是涉农社区的兴起, 社区建设涌现出一大批新问题, 这些新问题普遍折射出法规滞后的现状[4]。
(二) 社区法制宣传教育效果不佳。
为了确切落实“六五”普法规划, 司法部、普法办联合举办了“法律进社区”的专场推进会, 旨在通过此次宣传活动提高社区法制宣传教育效果。为了贯彻落实“法律进社区”的活动精神, 全国各地制定了一系列宣传政策, 例如分时间、分对象、分区域开展与之对应的活动, 但似乎社区法制宣传的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究其原因, 社区法制建设的人力保障和资金投入不足正是这些问题的导火索。目前政府管理工作大批量下放社区, 但这种“下放”仅仅只是任务下放, 与之相对应的人员、经费、工作指导却并没配套下放, 以致于开展了众多宣传活动却并没达到预想的效果。再加上社区名目繁多的工作内容, 不仅人力资源严重不足, 更缺乏必要培训或实用性不强的培训, 从而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三、绵阳市青义法庭基本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 从2012年五月到2014年七月, 青义法庭总共受理570例案件, 其中已结案449例, 未结案121例;在总共受理的案件数中, 婚姻案件与民间借贷占据了受理案件总数的绝大部分, 分别为:100例、91例。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 婚姻案件之所以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外出打工, 导致夫妻长年累月异地分居, 感情淡薄;2.由于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存在外遇 (或疑似外遇) ;3.少部分是受占地赔房的影响, 男女双方达成协议以期能获得更多赔偿的契约结婚;4.妇联、居委会诉前调解弱, 没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查阅青义法庭审理案件的卷宗时发现, 青义法庭主要以调解为主, 判决为辅。例如该院2012年受理的“张某和李某的民间借贷”一案中, 法官了解到纠纷原因后, 通过摆事实、论证据、讲诚信、述法律耐心调解, 促使双方消除误会并相互致歉, 最终案件以庭外和解而告终。通过这个案例我们认识到调解不仅能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 还能处理好当事人双方的关系, 这是司法也不一定能达到的效果。
四、法庭参与社区治理的作用
从司法层面来讲, 基层法庭是社区治理建立的长效司法为民机制。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可在最前沿为社区提供司法保障, 多层面解决社区纠纷;充分发挥“法官进农家巡回法庭”等便民措施的作用, 力争从根源上化解矛盾, 促进社区司法的和谐发展。我们应当将基层法庭的审判工作与社区治理视作一个融合的整体, 借由基层法庭的审判工作参与社区治理, 以达到维护社区稳定的目的。
从社会公共管理角度来讲, 基层法庭是法院针对社区治理做出的积极调整, 运用能动司法的理念, 认真落实司法为民宗旨。以青义法庭为例, 法官不仅只做好本职工作, 还分配出一部分时间投入到青义镇管理工作中, 与镇上妇联、人民调解组织等建立互动合作关系, 熟练掌握群众语言, 深入群众并努力争取群众信任, 扮演好基层群众法制教导员的角色。
从社会效果来看, 法庭通过调解来缓和民众要求与国家法律的紧张关系, 从而缩小国家与民众间的隔阂。例如青义法庭在受理案件时, 为了达到案件审理的法律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调解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不仅了结了案件, 还可以让纠纷双方当事人消除彼此内心深处的矛盾, 且调解避免了法官严格遵循裁判规范进行裁判的困难, 同时兼具法律效力。通过调解, 不仅使群众认识到法律与现实生活的差距, 更主要是能缓解国家与民众的分歧。
五、结论
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一项伟大而长久的战略任务, 人民法庭参与社区治理是“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必然要求。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社区的治理必须有司法的共同参与才能不断优化和完善, 基层法庭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引导和保障社区“好、快、稳”发展, 为社区治理创建良好的氛围。
参考文献
[1]刘秀玲.社区管理行为审视[J].社区, 2009 (19) :45-45.
[2]曾映明, 查竞春, 何少东.英国的社区治理[J].特区实践与理论, 2010.2.
[3]唐忠新.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环境法庭 篇4
法庭审理的主要过程，就是调查和辩论的混合过程。但调查和辩论阶段如何区分?调查和辩论分别如何展开?实务界认识不一，尤其是行政诉讼案件，由于立法的空白和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相对不够完善的原因，对上述问题特别是对法庭辩论的认识问题分歧尤甚。为此，笔者试图从我国的行政立法现状和审判实践效果等方面来论证“行政案件法庭辩论不仅可以分解而且必须分解”的肤浅观点，以作引玉之砖。
一、分解法庭辩论的内在涵义
辩论权利作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之一，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总则”和“开庭审理”章节都有明确规定，在《行政诉讼法》当中主要体现在总则部分。《行政诉讼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有权进行辩论”。由此可见，法庭辩论是行政案件庭审的必经程序。审判实践中出现的“行政案件不存在辩论程序”或者“行政案件不需要辩论程序”的提法是不确切的。所谓分解法庭辩论，就是指在肯定法庭辩论为必经程序的前提下，在庭审过程中不单独设立辩论阶段，将辩论内容肢解，分散体现在事实认定、行政程序和适用规范性文件问题的质辩过程当中，以充分展示质辩混合的审理特点，彻底揭示案件争点和争点中的焦点，避免重复辩论，最大限度地发挥庭审应有的功效。
二、分解法庭辩论的可行性
《行政诉讼法》是我国三大诉讼法当中唯一对庭审程序包括辩论程序未作明确规定的程序法。《行政诉讼法》第43条至第53条规定了公开审判制度、回避制度、合议制度以及庭审前的准备工作等，第54条规定了不同的判决方式，中间关于开庭审理程序立法空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规定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但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应当”或“必须”，是“参照”而不是“依据”或“依照”，由此可见，该解释的规定一定程度上隐含了行政案件庭审程序包括辩论程序的不确定性和有限度的自由拓展空间。况且《民事诉讼法》第12章第3节的规定以及第127条的规定是否意味着“民事案件法庭审理过程中必须单独设立辩论程序”、“法庭调查必须前置于法庭辩论”，其本身值得商榷。
因此，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相关司法解释不仅对分解法庭辩论未作禁止性规定，而且根据条款理解，事实上赋予了合议庭在此问题上的有限度的自由拓展空间。分解法庭辩论从法律角度是可行的。这一点也可以从当前我省行政审判实践中主要参照的省高院《行政案件审判操作规程》的规定中得到印证。省高院《行政案件审判操作规程》全文没有引用“法庭辩论”的`概念，但在不同审理阶段规定了“事实证据的举证、质证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可以进行辩论;案件的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质证、辩论;行政程序问题进行质证、辩论”，实际上隐含了不再单独设立法庭辩论、法庭辩论内容分解的框架。虽然该《规程》同时又要求在当事人最后陈述之前要“逐一询问当事人对案件处理有无新的意见”，但与传统意义上的法庭辩论有质的区别，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行政审判方式改革中的一种中和性规定，至多只能是补充辩论性质的内容，而不能成其为独立辩论阶段。
从诉讼原理上来讲，分解法庭辩论不仅不会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利，而且能够使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更加清晰自己的辩论思路，更加充分发表自己的辩论观点，更加有可能展示自己的辩论技巧。
三、分解法庭辩论的必然性
行政案件当中的法庭辩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对单项事实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 篇5
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 是刑事诉讼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 现在并无统一权威的界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则是刑事诉讼监督的片断, 前者与后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广义的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应当是综合监督系统, 狭义的对法庭调查证据监督则指检察机关在法庭审理阶段的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运行中对相关国家机关的司法、执法行为进行监督, 笔者以后者为研究对象。
一、对法庭调查证据监督的特征
(一) 职权性
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法庭调查中证据制度的实际运行和操作是否合法应当依法进行专门监督。
(二) 阶段性
法庭调查是刑事诉讼程序中重要的一环, 只发生在刑事案件的审判阶段, 相对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监督具有阶段性。
(三) 必要性
法庭调查证据程序是查清案件事实、检验证据真伪的关键一环, 对法庭调查证据程序进行有力的监督是保证刑事案件审理结果公正的必要前提。
(四) 操作性强
新《刑事诉讼法》针对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制度的规定过于简单抽象、缺乏操作性等问题, 对刑事证据的收集程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出庭作证、鉴定结果问题等进行细化规定, 使对法庭调查证据程序的监督具备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性。
二、对法庭调查证据监督的实现途径和方式
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依托于公诉权的行使。指控犯罪和诉讼监督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两项最基本的职能, 公诉权的法律监督性质集中体现在诉讼监督上, 诉讼监督则寓于指控犯罪的过程之中, 离开公诉职能, 诉讼监督就会失去有效载体。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应当以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公诉人行使公诉职能为基础, 检察机关通过具体行使公诉职权, 通过参与刑事诉讼实现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对法庭调查证据监督的主要方式有口头纠正违法, 发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 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等, 监督手段的采取应当严格依法, 合理选择相应的监督手段, 以取得法律监督的最优效果。
三、对法庭调查证据监督的主要内容
(一)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法庭调查证据程序的相关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是刑事诉讼保障人权以及体现司法文明的重要制度, 贯穿刑事诉讼的始终。在法庭审理阶段是通过法庭调查证据的程序得以实现。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和第五十八条的相关规定是对非法证据法庭调查程序运作模式的草创。
法庭调查证据程序的启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由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法院对以非法证据依法予以排除, 经审判人员的同意导致法庭调查证据程序启动;另一种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 径行决定启动法庭调查程序, 对有关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法庭调查程序启动后, 人民检察院承担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人民检察院应当提供给法院有关证据材料, 如讯问笔录、录音录像等, 若通过宣读或者播放, 仍不能排除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性, 人民检察院可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 (此处的“其他人员”是指除讯问的侦查人员以外的其他在场人员, 包括记录人、录音录像制作人或者讯问时的翻译人员, 和了解情况的看守人员、监管人员等) 出庭说明情况, 将其知道的有关收集证据的真实情况向法庭陈述, 供法庭判断。
法庭调查证据的结果, 是法院作出判断, 确认相关证据是否合法, 从而决定是否将其予以排除。 (2)
(二) 检察机关通过法庭调查证据对取证活动的法律监督
检察机关通过法庭调查证据监督, 对侦查机关的取证活动进行程序上的倒查, 通过要求侦查机关对相关涉嫌非法取得的证据进行必要的合法性说明, 对侦查活动起到实质的监督效果。通过法庭调查程序确定公安机关确实具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 检察机关应当向其提出纠正违法行为的意见, 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当检察机关发现侦查人员 (这里的侦查人员不仅应当包括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 也应当包括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的侦查人员) 收集证据的行为严重违法, 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种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是一种被动的法律监督, 是检察机关在履行自己的公诉职能时出于对举证责任的承担, 反过来对侦查机关进行的负担行为。鉴于我国侦查机关拥有强大的国家资源, 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强势地位, 这种不平衡极易导致非法采集证据的行为发生, 因此, 检察机关更应当加强对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的监督力度。
(三) 检察机关通过法庭调查证据对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
在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中, 检察机关对审判人员的监督应当通过对程序的严格监督达到法律监督的目的, 使被告人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诉讼权利不被剥夺, 法院作出非法证据的认定准确合法, 从而保障刑事诉讼的审判结果公正合法。鉴于现实的司法实践中社会具体事务的复杂性, 对需要监督的事项难以用列举的方式作穷尽的列举, 因此应当严格依据法律规定, 秉承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并重的原则, 对具体的法庭调查证据程序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监督。
根据司法实践的具体案例, 可以将通常情况下应当注意到的一些监督事项进行简单归纳。具体的内容大致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监督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是否履行了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 法院不能将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作为自己判决的依据。检察机关对法庭庭外调查核实取得的证据存有异议, 要求人民法院开庭进行调查, 人民法院应当开庭调查;对于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由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 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 应当保障该请求权, 并不得擅自禁止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人民检察院的举证进行质证、提出不同意见或者辩论,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也可以向出庭的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提问, 进行对质或者进行辩论, 法院不得擅自剥夺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相关合法诉讼权利。
2. 审判人员对证据合法性的认定, 应当严格依照我国刑事
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两个《规定》) 的相关规定, 作出正确的判断。两个《规定》的条文细致具体, 具备相当程度的可操作性, 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对人民法院认定证据合法性的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四、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应当注意的问题
对法庭调查证据程序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 可以对司法机关收集运用刑事证据活动进行规制, 从而保障个人自由、实现程序公正。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对于保证正确排除非法证据, 维护和体现刑事诉讼程序公正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 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 有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一) 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追求胜诉结果与非法证据排除造成的不利诉讼结果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是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的定位角度观察而产生的。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必然追求侦查破案的成功和法庭的有罪判决结论, 这是检察机关公诉权力的来源, 所以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是否具有最基本的中立性、超然性和客观性是存在疑问的。有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控诉犯罪的一方, 在打击犯罪追求有罪判决方面和侦查机关的诉讼目标是一致的, 因此也与检察机关有效地实施诉讼监督是存在矛盾的, 因此这种监督职能是在追求公诉胜诉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有限监督。在司法实践中, 法庭调查证据程序往往是由于辩护方对证据的合法性存在疑问从而申请得以启动, 如果证据被确认非法而排除, 往往是对公诉方不利的, 这也是对公诉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对证据的合法性审查的不信任和对抗。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对检察机关是种挑战, 应当在制度设计上加以考量。 (3)
(二) 对非法证据排除这种保障公民诉讼权利的程序, 相应的法律监督应当贯彻谦抑性原则
法律监督本身是一种国家公权力的行使, 公权力往往具有被滥用以及自我扩张的属性, 不当行使就会损害公民利益。在刑事诉讼监督中, 检察机关过度行使检察监督权, 难免会干预到人民法院的审判和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 这就要求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一定要贯彻功能适当的原则, 最大限度避免不同机关之间的对抗和摩擦。另一方面, 前面提到的检察机关基于本身公诉职能对有罪判决的追求, 也会使检察机关在法庭调查证据程序上背离中立位置, 利用法律监督的权力对该程序进行干涉, 因此就更要求检察机关严格保持中立, 以谦抑的态度去平衡公诉职能与法律监督职能, 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4)
五、结语
对法庭调查证据程序的有效、合理监督, 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正确实施的有利保障, 也是新刑诉法实施后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范围的拓展。检察机关一定要做到严格依法、合理有据地对该程序实施监督, 才能使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正确发挥作用, 减少侦查中非法取证现象的发生, 使人权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真正得到尊重和保障。
摘要：刑事诉讼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是包含于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重要环节之一, 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具有独立于其他诉讼阶段法律监督的显著性特征, 文章将围绕对法庭调查证据监督的理论层面和实践操作两方面具体展开阐述。
关键词：诉讼监督,证据规则,法庭调查证据
参考文献
①②童建明主编:《新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 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第84页。
③侯晓焱:《对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几个问题的理论反思》, 《新世纪检察》2010年第3期。
环境法庭 篇6
关键词：执法能力,执法公信力,途径
近年来, 媒体频频曝光法院工作人员涉嫌违法乱纪、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违法裁判等有损司法工作人员形象的案例, 不仅使法院公正审判受到质疑, 也影响了司法公信力的提升。[1]人民法庭作为基层法院的派出机构, 是连接群众的纽带和桥梁, 要树立公正廉洁为民的形象, 要认真践行司法干警核心价值观, 必须以群众工作路线为统领, 不断完善能动司法机制, 推进能动司法实践;以维护和实现群众权益为中心, 全力服务发展大局, 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以群众工作法为指导, 扎实开展审判执行、队伍建设、法庭文化等各项工作, 打造出一支始终保持先进性、服务大局、为民司法、清正廉洁的法庭干警队伍, 实现司法审判工作公正高效运行及“三项重点工作”深入开展。下面笔者总结武进法院横山桥法庭具体做法, 以期能对人民法庭执法能力和执法公信力的提升提供借鉴。
一、加强思想建设, 提高广大党员干警整体素质是提升执法能力和执法公信力的思想基础
加强法院干警的政治思想建设, 对于提高广大干警的大局观, 深化司法为民的理念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工作中, 要着力提高法官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 强化法院管理的文化色彩, 构建法院文化建设平台, 推动各项工作健康发展。一是提炼法庭精神, 认真学习和领会人民法庭庭训“公正、廉洁、为民”和武进法院院训“崇法、至德、惟民、尚智”科学内涵, 深入挖掘法庭自身文化积淀和历史渊源, 将法庭原址内与干警朝夕相伴的百年腊梅作为庭花, 打造以梅花为主题的文化品牌, 倡导全庭干警发扬“清正高洁、乐观向上、奋勇争先、坚韧不拔”法庭精神, 全面展示特色鲜明的法庭文化风貌。二是加强道德修养, 开设“道德讲堂”分会场, 围绕“梅花诗词鉴赏”、“梅花精神理解”开展专题讨论和司法良知教育活动, 激励全庭干警植根基层、默默奉献, 全面增强司法为民的能动性和责任心, 不断提升法官的历史使命感和职业尊荣感。三是强化团队意识, 围绕法庭精神, 发扬“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的优良传统, 适时提出“相亲相爱一家人”人本理念, 注重培养干警的大局观念和团队意识。
二、创新制度机制, 增强法庭党组织管理执行力是提升执法能力和执法公信力的根本保障
创新创造未来。历史一再证明:一个人没有创新意识, 就只能停滞不前;一个单位缺乏创新文化, 就失去前进动力。[2]横山桥法庭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提出的创建“三个武进”的奋斗目标, 切实创新各种制度机制, 这是实现以党建促审判的根本保证。我庭一贯坚持“提供一流的法律服务、争创一流的审判绩效、实现一流的管理水平、树立一流的司法形象、创造一流的司法条件”工作定位, 大力加强制度建设,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一是围绕质效抓审判, 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改善管理、激发活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提出“向管理要质效”的精细化管理工作理念, 建立健全审判管理工作机制, 结合法庭工作实际, 围绕各项质效指标, 严格审判管理流程, 定期分析运行态势, 关注均衡结案指标, 强化节点衔接配合, 完善内部考核体系, 努力实现效率与公正的有机统一。二是着眼长效抓庭务, 利用大型电子显示屏滚动播出重要的规章制度, 通过有形的提醒提示, 以增强执行规章制度的自觉性;定期召开庭务会, 及时掌握干警思想动态, 科学制定全庭工作重点;完善制度执行的保障机制、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 加强日常巡视督促, 努力实现“工作有计划、部署有落实、考核有奖罚”的良性循环。三是以人为本抓队伍, 建立交流谈心、结对互助等制度, 畅通庭内干警的沟通渠道;加强对干警的履职保障和安全保障, 帮助干警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定期组织干警体检, 开展心理健康疏导, 缓解干警身心压力, 培养干警积极乐观、理性平和、健康向上的心态。
三、搭建司法作风平台, 提升广大党员干警的战斗力是提升执法能力和执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司法作风是展示法庭干警风貌, 弘扬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 积极体现时代精神, 真正实现司法为民的宗旨的生动体现。[3]我庭党组织紧紧围绕区委提出的“三大年”活动, 切实增强对人民群众的感情, 讲究司法礼仪, 注重工作细节, 改善服务态度;突出司法能力提升, 着力提高法官化解社会矛盾、做群众工作和案结事了的能力。一是能动服务经济发展。牢固确立大局观念, 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全力优化辖区市场经济环境。二是有效促进民生改善。深入学习陈燕萍工作法, 前移调解工作重心, 拓展调解工作网络, 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保障和促进民生改善。三是切实加强廉政监督。根据基层人民法庭实际情况, 建立了完善的廉政工作制度, 广泛征求地方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法庭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自觉接受监督。
目前人民法庭要提升执法能力和执法公信力, 只有通过抓好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不断创新管理机制, 不断创新工作思路, 丰富工作载体, 加大工作力度, 才能使司法工作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和新要求, 推动法庭辖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胜俊.人民法院报:王胜俊院长致人民法院能动司法论坛的信[N].人民法院报, 2012-05-06, 头版头条.
[2]管淮.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8 (2) .
基层人民法庭建设对策研究 篇7
( 一) 人少, 案多, 经费紧张
大多数基层法庭在人员配备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的现象, 一般情况下, 人员结构为: 法官一名到两名以及书记员一名。以我们调研的某县级法院为例, 该院尽管已经设置了7 个法庭, 然而因人员相对较少, 仅仅有5 个法庭能够正常运行, 在这些正常运行的法庭当中总共存在18 名干警, 具体包括13 名干警存在审判资格, 总共占到全院审判人员大约23. 2% 。然而每个基层法庭每年受理的案件数量却多达400 件左右, 案多人少问题严重突出。另外, 从经费方面出发, 基层法庭的经费大部分都是来源于诉讼费返还, 然而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因审理案件情况限制, 其标的额相对较小, 使得大多数的案件都能够采用简单化的审理方式或者是采用调撤方式进行结案, 一般情况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案件是存在诉讼费减半或者是不收费用的, 再加上日常工作中的水电费用、燃油费用以及修车费用等相对较多, 最终造成经费非常紧张, 下乡补贴或者是临时人员的工资很难发放到位。
( 二) “重调轻判”现象曰趋突出, 弱化了司法审判在规范社会秩序方面的引领作用
在绩效考评指挥棒的指引下, 重调解、轻判决现象异常突出, 引发许多潜在风险, 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拖代调、违背当事人意愿调解等情况的发生, 使部分案件不能及时办结, 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得不到及时确认, 引起权力受损一方不满。法律的权威和司法公信难以体现。重调解轻判决的现象使司法审判在宣示社会价值取向、规范社会秩序上的引领作用不断弱化。
( 三) 法院监管少, 问题多
从某种程度上讲, 基层法庭往往距离法院相对较远, 从而使法院对法庭进行监督管理的指导工作不能到位, 进而造成法庭存在相应的迟到早退以及违法违规办案行为。与此同时, 当对双方矛盾进行科学处理的过程中, 若案件积怨深, 则当事人就会出现情绪激动情况, 进而发生相互对骂与互殴事件, 庭审秩序难以维持。
( 四) “审执不分”难以保证案件的执行效果
在执行一些矛盾尖锐、疑难复杂的案件或采取强制措施时, 由于力景单薄, 难以达到执行效果。缺乏监督, 案件质量难以提升。案件的审判和执行由同一审判组织来完成, 承办法官又是执行员, 难以通过执行程序发现审判中的一些问题并对其进行监督和制约。规定不明, 当事人的权利难以及时实现。因复杂疑难案件没有法定标准, 易使法庭和专门执行机关产生争执, 形成“扯皮案”不利于执行工作的健康开展。
二、加强基层法庭建设的对策
( 一) 增加基层法庭的人员配备、保障基层法庭的经费开支。上级法院应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明确基层法庭的人员配备。普遍推行法院新进人员到基层法庭锻炼制度, 规定招录的新进人员必须到基层法庭接受锻炼, 优先保障基层法庭的人员配备。普通推行岗位轮流交换制度, 对正式人员定期在基层法庭和机关院内各办案部门之间轮岗换员, 在流动中提升法庭的人员配备。另外还应该落实人民陪审员待遇和奖惩制度, 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 缓解人民法庭“案多人少”的矛盾。整合审判资源, 建立中心法庭。加强科技投入, 完善巡回审判点的建设。
( 二) 建立科学的案件质量效果评价指标, 提高基层法官案结事了的能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指出, 应“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司法实践中要认真贯彻“当调则调、当判则判”的原则, 通过依法及时审理案件, 宣示司法的正确价值取向, 对各种社会活动起到引导、示范作用。完善梯次调解机制。通过梯次调解过程, 向当事人释明法律规则, 引导当事人依法理性表达诉求, 依法理性尊重司法判决。加强对调撤案件结案后及时履行情况的考核监控。
( 三) 加大对基层法庭的监管指导。建立班子成员联系法庭制度, 由每名班子成员分包1 个基层法庭, 定期指导基层法庭开展工作, 及时解决法庭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健全监管机制, 定期对基层法庭督查暗访, 在审判管理、队伍建设、经费管理等方面加大管理力度, 切实消除容易出现的各类问题。
( 四) 有条件地推行“审执分离”, 切实维护生效裁判的法律权威。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指出“完善司法体制, 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根据决定精神, 应赋予当事人选择权。对于生效裁判当事人申请执行的, 法庭应告知可以由人民法庭执行也可以通过人民法庭向专门执行机构申请执行。建立交叉执行制度, 配强执行装备。要改善法庭工作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 提高法庭执行案件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朱苏力.中国农村对法治的需求与司法制度回应[Z].三农中国, 2015-3-24.
[2]张卫平.法官日记与审判“合法性”[A].张士宝.法学家茶座第32期[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0.
浅谈社会法庭制度的完善 篇8
要想建立社会法庭有效的运行机制, 首先需正确把握社会法庭的定位。对此我们必须从深度上理解社会法庭建立的目的和作用, 社会法庭的建立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法院工作案多人少、案结事不了的难题, 也是破解当前社会转型期矛盾纠纷及时化解的需要, 是落实中央政法委部署的“三项重点工作”、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和基础群众自治建设的有益尝试, 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项重要举措。社会法庭以最亲和、最便利、最快捷、最低成本和不收费、不结怨、不繁琐、不上公堂为主要的特征, 因此, 社会法庭的定位要突出社会性、群众性、自主性、自治性的特点, 社会法庭的定位应当是在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司法推动、群众参与下, 聘请德高望重、热心公益事业、有较好解决纠纷能力的群众担任社会法官, 依据村规民约、伦理道德、人情大义、自主协商、调处民间纠纷的一种新型群众性自主组织。
一、理性回归人民法庭建设, 落实能动司法理念
当前, 以情代法仍是我国乡土社会秩序构建的基本形态, 许多农民仍缺乏应有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而社会法庭的推出, 强化的仍是以情代法, 而不是法律至上。在崇尚法治的社会里, 人民法庭应是老百姓心目中的“社会法庭”, 人民法官应该就是“社会法官”, 如若不然, 法官也就不再成为一种神圣的职业, 法律本身也会成为“人情”的替代品, 此时中国的法治梦将会离我们渐行渐远。因此, 笔者认为我们必须的处理好“社会法庭”与人民法庭的关系问题, 法治与人情的关系问题。不能因此而弱化法律的作用, 而应该以法律为依据, 适当的援引风俗习惯、乡规民约等非法律层面的习俗, 同时在审理案件时承担起普法宣传的任务, 长期坚持下去, 会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 推进农村的法制化进程。
二、提高社会法官专业素质
其一, 需要明确社会法官的选任条件。“社会法官”的素质对社会法庭运行的实际效果有着很大的影响, 鉴于此, 提高“社会法官”的选任条件和其专业素质是非常有必要的。由社会法庭特点和职能, 我们总结出担任“社会法官”应具备的条件: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一定区域内具有声望;有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和调解办法;对人热情亲切等。其二, 规范“社会法官”的选任程序。对于符合一定要求的群众, 可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亲自提出申请, 由基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初查, 和其所在地的基层法庭商议之后, 由当地基层人民政府确定人选。其三, 加强人民法院对社会法庭的相关业务指导, 对新选任的社会法官进行业务和法律知识培训, 提高其处理纠纷能力和程序意识。
三、加强社会法庭的法律宣传
社会法庭能否继续在纠纷解决中持续保持其优越性, 与社会环境和政府的不断支持有很大的关系。使广大群众深入了解社会法庭制度, 创造有利于社会法官开展工作的社会环境。一方面, 与社会法庭相适应的法律文化是其能够持续发挥作用的基础, 尤其要加强农村法律文化教育, 提高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 社会法庭的推广离不开媒体的宣传, 正确引导舆论方向, 广泛宣传社会法庭的积极作用, 为社会法庭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此外, 各基层政府应明确社会法庭对解决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 对社会法庭应给予更多关心支持。
四、规范社会法庭的纠纷解决程序
首先, 明确社会法庭的受案范围, 社会法庭主要是运用调解来解决纠纷, 在遵守法律规定和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 尽可能的将婚姻家庭、相邻权、农村土地承包等一类民事纠纷由社会法庭先行处理此类民间纠纷。其次, “社会法庭”的个案组成, 应为三人以上单数, 双方当事人在社会法官名册中选定一名成员, 第三名“社会法官”由双方共同选定, 也即参照仲裁庭的设立规则。最后, 由法律赋予社会法官更多的权利, 同时完善相关机制。法律应对社会法官的存在予以认可, 明确其法律地位, 赋予其更多权利, 可以建立起有效的轮换制度和奖惩机制, 完善监督和约束机制来确保社会法官履行义务。
通过以上对社会法庭进行多思维的研究, 笔者提出了社会法庭运行的宏观思路。使我们应该充分的认识到:社会法庭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法庭的运行并非是以情代法而是以法治为理念, 建立起最贴近民众、成本最低的纠纷解决机制。而法制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将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最优化的配置, 使社会纠纷无论从量还是质上都得到最大的优化, 社会法庭则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摘要：随着国家民事司法改革运动的深入进行, 在完善诉讼制度的同时逐渐将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纳入改革中。在河南, 社会法庭已经成为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机制动员和利用社会力量、社会资源解决社会纠纷, 在过去的5年里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 任何一种机制, 总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的得到丰富。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社会法庭还存在着许多法理和制度层面的不足, 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创新, 将社会法庭的运行逐渐制度化, 以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社会法庭,运行机制,完善与创新
参考文献
[1]韦留柱.《社会法庭探析》[J].政治与法, 2010.
[2]卢少锋.《人民调解的知识谱系及反思》[J].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0年第11期.
[3]郭帅涛.《化解纠纷的乡土方式——社会法庭》, 经济与法, 2012.
法庭辩论中法律逻辑的运用 篇9
关键词：法庭辩论,法律逻辑,运用
一、独立证明法
独立证明法就是通过确立证据的真实性, 进而直接推导出论题的真实性的论证方法, 即所谓的三段论。在法庭论辩中, 我们可以用法律条文规定的罪状或者有关罪名的概念定义为大前提, 用证据确凿的犯罪事实为小前提, 并将两者加以对照, 从而得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该罪的结论。例如:在押犯王某故意伤害一案, 因被告人在劳动中不服管教, 看守人员打了被告臀部一下, 过后, 被告持锹将看守人员砍伤。庭审中, 被告人辩解自己的行为属正当防卫。公诉人当即引用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 指出:正当防卫必须是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才能实施, 对于对方不会造成伤害后果的行为及已经停止的侵害行为, 都不能采用正当防卫的合法进攻手段。该案中, 看守人员只是在管教被告人, 不存在正在进行不法侵害, 而且被告人是在“过后”出于泄愤报复的动机砍伤对方, 不是正当防卫行为, 实属故意伤害的犯罪行为。这一发言结构严谨, 掷地有声, 完全批驳了被告人的辩解。
二、反证法
反证法是用论据证明与论题相矛盾的判断假, 再根据排中律, 进而推出论题真。
反证法证明过程, 可用公式表述如下:
求证:P真
设:非P真
证明:如果非P真, 那么Q真;
并且:Q不真
所以:非P不真 (即非P假)
根据排中律:所以P真。
如一强奸案, 被告人某天晚上乘邻居某女丈夫不在家, 从窗户侵入某女室内, 利用某女熟睡之机将其强奸。经查证, 某女短裤及阴道内精液系被告所留, 因某女系在熟睡中被奸, 不能叙述被奸的具体情节, 而被告又拒不供认强奸事实, 辩称自己与某女是通奸, 并且与某女是事先约好的。法庭辩论中, 公诉人即运用了反证法, 先假设了被告与某女通奸, 据此设定了一个充分必要条件的假言判断:如果被告人与某女为通奸且事先有约, 那么某女必然为被告留门 (这是规律也是常理) 。然后, 公诉人根据现场勘查情况, 证明被告人系翻窗而入, 窗棱被扳断, 某女家中门锁着, 得出了某女根本没留门, 所以公诉人推出被告与某女不是通奸的结论。该案要么为通奸, 要么为强奸, 两者必有一真, 根据排中定律, 推出了被告人系强奸。
三、淘汰法
淘汰法, 又叫选言证法。这种方法是把论题断定的情况作为可能情况中的一种, 与其余可能情况并列构成选言判断, 然后用论据证明论题之外的其余那些选言均不能成立, 通过否定肯定式选言推理, 进而确定论题的真实性。
淘汰法的证明过程, 可用公式表述为:
求证:P真
证明:或者P真, 或者Q真, 或者Y真
已知:Q假, 并且Y假
所以P真。
例如某伤害案, 辩护人指出有多人对被害人进行殴打, 仅认定被告人致被害人重伤是毫无道理的。公诉人巧妙地运用了淘汰法, 指出:这起故意伤害案中, 确实有多人对被害人进行殴打。因此造成被害人重伤至少有三种情况:第一, 被害人自伤。第二, 其他造成。第三, 被告人故意用水果刀致被害人重伤。而根据证人证言和法医鉴定, 排除了被害人自伤的情况, 并且根据法医鉴定, 造成被害人重伤的直接原因是用锐器刺中肺部所致, 经调查, 除被告人使用锐器 (水果刀) 外, 其他参与殴打的人, 都是使用木棒之类钝器, 不可能造成锐器伤, 因此, 也排除了其他人造成的情况, 仅剩下被告人故意用水果刀致被害人重伤的情况, 从而有力地批驳了辩护人的观点。
四、直接反驳法
直接反驳法就是引用论据直接确定某个判断虚假或真实性可疑的论证方法。运用这一方法要认真分析对方观点错误的实质, 直接反驳的力量在于抓住实质, 攻其要害, 切忌无的放矢或乱扣帽子。例如李某抢劫案中, 辩护人提出李某没有实施暴力, 紧紧扬了一下拳头, 被害人就将物品留下了, 故李某不构成抢劫罪。显然, 辩护人的观点是错误的, 此案的实质即被告人李某是否使用了暴力。因而, 公诉人运用直接反驳法指出: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将公司财务抢走的行为。被告人对被害人扬了一下拳头, 就是一种暴力胁迫的一种行为表示, 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构成特征。因此, 被告人李某构成抢劫罪无疑, 辩护人哑口无言。
五、归谬法
归谬法是先假定被反驳的判断为真, 并且以这一被反驳的判断作为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的前件, 由此引出推断, 而此推断又明显荒谬或推断与已知事实或科学原理相矛盾, 说明推断不能成立, 从而证明了被反驳的判断假。例如:李女与陈男通奸, 被李的婆婆发现, 陈为灭口, 当即将李的婆婆掐死。李协助陈伪造现场后将陈放走, 李被指控有包庇罪。在法庭辩论中, 辩护人提出李的行为不构成包庇罪。因为刑法未将伪造现场的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 针对这一辩护意见, 公诉人指出:伪造现场只是一种具体的犯罪方式, 按照辩护人的逻辑, 某种具体行为只要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就不能认定有罪, 那么, 用手掐死人是什么行为在法律中也没有规定, 难道陈就不构成杀人罪吗?这里公诉人用的就是“以退为进, 引人荒谬”的归谬法, 使辩护人的观点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