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类型和功能

2024-08-10

文本类型和功能(精选3篇)

文本类型和功能 篇1

摘要:本文以语言的信息功能和文本类型在英语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应用研究经验谈为题展开论述。首先,在概述部分中,对英语电影片名的翻译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然后,结合笔者相关的工作经验,分别论述了语言信息功能在英语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应用,以及文本类型在英语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应用。希望可以为英语电影片名翻译者提供帮助。

关键词:语言,信息功能,英语电影,翻译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我国电影行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此同时,受到科技力量的支持,电影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视觉冲击,已经成为当下重要的娱乐方式。其中,片名作为连接观众与电影的桥梁,与票房的高低有很大关系。正是基于此,研究人员对电影片名的文化、艺术价值更加重视,以期借此来提高影片的影响力。本文立足于电影名片的翻译功能,来探讨语文的信息功能与文本类型在其中的应用。

一、概述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前,在电影名片翻译中,研究人员做了重要的工作。同时,为了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也对该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相关的研究理论,可以将电影名片的特点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具有音律性。通常,电影名称机构短小精悍,有动宾结构、名词结构等。第二,具有修辞性。很多电影名称采用了比喻、拟人的修辞方法,更好地凸显主题思想。同时,使用修辞方法后,增强了语言效果,更容易引起广大受众的注意。第三,设置悬念,引起观众的好奇。最后,具有跨文化性。具体来讲,当人们在欣赏电影的同时,也可以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背景。除此之外,在翻译英文电影片名时,要求从美学的角度出发,以此来体现电影中包括的文化价值。

二、语言的信息功能在英语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应用

某学者认为语言具有五个方面的功能,分别是信息功能、表情功能、呼唤功能、美感功能以及元语言功能。语言在交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交际作用,而不再是简单的符号。从电影片名的角度上来讲,语言具有点亮主题的作用。当观众接受信息时,好的片名能够引起更多的功能,达到促进消费者消费的目的。因此,电影名片翻译工作的本质就是传递美感,发挥影片的呼唤功能。从语言的信息功能来讲,电影片名就是向观众表达电影的主题,是人物和事件的身份。此时,要求翻译人员保持与原文读者同样的感受,真实地反映原文的信息。当前,在电影片名翻译的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往往出现语言丢失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让观众对电影产生错误的印象。比如,以影片《洛杉矶之战》为例,通过这部电影的片名,可以看出是对战争的描述,且故事的发生地点在洛杉矶,而不是别的任何地方。这样,不管是翻译人员还是原文读者,都能够保持同样的感受。

三、文本类型在英语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应用

本文类型与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很密切。某学生将文本类型分为三个,分别是表情型、信息型、操作型。从翻译对策上来讲,研究人员认为不同的文本类型具有不同的作用。其中,表情型文本的作用在于凸显形式,信息本文的作用在于体现内容,操作型的本文则在于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与此同时,在电影名片翻译工作中,排在第一位的语言功能为感染,其次才是信息、表情以及美学功能。所以,为了赢得观众的青睐,在翻译的过程中除了关注原文的独创性外,还要与其保持一致。基于此,翻译人员首先要了解不同国家的人思维的方式,并掌握有效的感染手段,以此来达到上述目的。比如,就东西方的思维方式来讲,东方人重视电影片名的综合、归纳性,以期了解整个影片的内容。相反,西方人则注重局部思维,通常在电影片名上展示关键人物、地点等信息。比如,某外国电影以主人公的名字为名,讲述的是丈夫与妻子的离婚问题,由此展开对孩子抚养权的争夺事件。然而,同样的题材,在中国电影中则淡化了人物的名字,将影片的名字命名为《中国式离婚》,这种手法代表了一定的社会性,比较常见。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电影片名是传递信息、表达美感的载体。通常,在翻译的工作中,为了提高质量,加大宣传的力度,获取更多的票房,需要格外重视语言的信息功能以及文本类型的应用。同时,还要关注到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以此来凸显电影的主体,彰显其魅力,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达到促进消费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陈诚.纽马克翻译理论视角下的2014年中西电影片名翻译[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5(05).

[2]董久玲.文化视域下英汉电影片名互译——兼谈交际翻译对译名的解读[J].东北电力大学学报,2014(03).

互文性文本解读和互文本类型 篇2

那么, 到底有哪些“文本”与主文本构成互文本?一般而言, 这里的互文本可以是其他前人的文学作品, 也可以是主文本作者的其他文学作品, 还可以是其他文学遗产, 甚至是具有文化意义的社会历史文本。下面从中学文本解读的实际要求出发, 梳理出互文本几种常见的类型。

一、同类文本

互文本来自同类文本的最多。此处的同类, 既指情节、结构等形式方面的同类, 也包括主题、语言风格等内容的同类。为了更深入准确地把握主文本的主题和特性, 我们就可以借助与主文本在某一方面存在相似或同一的互文本来和主文本进行比对, 参照, 从中发现差异性, 捕捉文本意义生长点, 挖掘文本深层意义。

同类文本能与主文本提供比较的参照, 让文本解读更加通畅而到位。这里, 以孙绍振教授解读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为例:

首先, 《沁园春·雪》中的“雪”和《卜算子·咏梅》中的“冰”, 在意象的情感价值上是不一样的。《卜算子·咏梅》中的“冰”, 是一种逆境严酷环境的象征, 与花枝的俏丽是对立的, 而烂漫山花的想象, 是战胜了严酷冰雪的预期。《沁园春·雪》中的“雪”是不是这样的呢?从最初几行诗句来看, 好像格调相近:“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其中的“封”字, 至少给人某种贬义, 但是, 下面“万里雪飘”的“飘”字, 则似乎并没有在贬义上延伸下去。“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贬义显然在淡化, 壮美的感觉油然而生。

这是很奇特的。严酷的冰封作为一种逆境的意象, 与对严寒抗争的情致联系在一起, 早在唐诗中就有了杰出的经典, 比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 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边塞诗人把严酷的自然条件当作一种美好情感的寄托, 诗人感情豪迈, 变酷寒为美。“将军角弓不得控, 都护铁衣冷难著”, 冰雪毕竟是与苦、寒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里, 冰雪却没有寒的感觉, 也没有苦的感觉。冰封和雪飘, 本身就是美的。

孙绍振教授的解读, 巧妙借用同类文本:既有作者的《卜算子·咏梅》, 又有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这样进行互文性解读, 就能够准确把握住毛泽东《沁园春·雪》所表现的追求严酷美感的独特美学意蕴。

二、删节文本

编者根据教学的需要, 常常对选入教材的文本进行“二次创作”, 因此编入教材的文本和作者文本常常有出入, 有的“动手术”不多, 影响不大, 但如果删去的是一些关键部分, 对文本的解读可能就会带来的结果。这时, 就需要把删节文本作为解读主文本的互文本。例如, 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名篇《我的叔叔于勒》, 在选作课本时, 就删去了开头和结尾两个部分。

开头部分是:“一个白胡子穷老头向我们乞讨小钱, 我的同伴约瑟夫·达佛朗司竟给了他5 法郎的一个银币。我觉得很奇怪, 他于是对我说:这个穷汉使我回想起一桩故事, 这故事我一直记着不忘的, 我这就讲给您听。事情是这样的。”

结尾部分是:“此后我再有没有见过我父亲的弟弟。以后您还会看见我有时候要拿一个5 法郎的银币给要饭的, 其缘故就在此。”

如果对这个文本进行互文性解读, 再结合小说中约瑟夫给于勒十个铜子的小费, 心中的默念等细节描写, 因而可以概括出“同情说”的主旨:小说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下层人物———于勒被整个社会遗弃的悲惨命运的描述, 寄予了作者最深切的同情和怜悯。而这样的互文性解读, 可能比“金钱关系说”更接近作者文本的本义。

不仅如此, 还有许多文本就是节选部分。这时, 原来的“部分”成了主文本, 而原来的“主体”反而构成了互文本。例如, 解读沈从文的《云南的歌会》, 一般会侧重于云南歌会三种不同场景的民歌对唱, 感受其中趣味盎然、生动丰富的民风民俗。其实, 《云南的歌会》节录于沈从文散文集《新景与旧谊》中的《过节与观灯》, 该篇分三个部分, 《云南的歌会》又是《记忆中的云南跑马节》的一段。按照王荣生教授的理解, 《云南的歌会》 一文应在沈从文于1963 年回忆云南过节的文本体式上展开。聚会很热闹, 跑马赛马是其重头戏运动, 但沈从文却对其并不感兴趣, 反倒对歌会的对歌情有独钟。原因就在于歌会的对歌, 唱出了人们对生命的颂歌, 这种激情表演, 成为跑马节上最精彩的活动。再联系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之年, 人的生命在天灾人祸面前脆弱不堪。因此, 沈从文选取跑马节上独具意味的歌会对歌作为重点, 言此意彼, 寓含生命的哲学, “生命的颂歌”才是节选部分《云南的歌会》的主旨。

三、原型文本

不少文本虽然在表达、结构等方面存在不同, 但却有着共同的原型, 从而构成原型互文性, 它一般存在于叙事性文本当中。一方面, 由于原型本身的限制, 而使在此基础上创作的文本解读的空间相对稳定;另一方面, 由于作者主观取向的不同而使文本呈现不同的面目和版本, 从而使其丰富多彩而寓意十足。例如, 蒲松龄的《范进中举》中最核心、最吸引人的情节是胡屠户打一巴掌治范进的疯病。其实, 这个故事并不是蒲松龄的首创。清人刘献廷在《广阳杂记》记有这样一个故事:

子孺言:“明末高邮有袁体庵者, 神医也。有举子举于乡, 喜极发狂, 笑不止。求体庵诊之。惊日:‘疾不可为矣!不以旬数矣!子宜亟归, 迟恐不及也。若道过镇江, 必更求何氏诊之。遂以一书寄何。其人至镇江而疾已愈, 以书致何。何以书示其人。曰:某公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而不可复合, 非药石之所能治也。故动以危苦之心, 惧之以死, 令其忧愁抑郁, 则心窍闭。至镇江当已愈矣。’其人见之, 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

原来, 范进中举喜极而疯的事脱胎于这个故事。如果二者进行互文性解读, 就会发现科举时代因中举而发疯的事情绝非仅有, 而是时有发生, 并在儒林中作为趣闻到处流传, 此其一;其二, 原型文本表达的重点是突出袁体庵医术之神, 而到了吴敬梓这里, “疯病”相同, 但治病的方法却变成了“狠狠打他一个嘴巴”。蒲松龄对封建科举制度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 情郁于中自然发之于外, 于是, 他在原型文本基础上, 巧妙改编, 借这个看似荒诞的疗法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情感倾向, 那就是对戕害人、异化人的科举制度深恶痛疾。

四、阐释文本

文本解读就是分析, 而分析就是揭示问题和矛盾。不少文本的问题和矛盾需要寻找相关文本来作合理阐释, 这时, 阐释文本就构成了互文本。例如, 《愚公移山》中有这样一个为人所忽视、也令人费解的细节:“操蛇之神闻之, 惧其不已也”。为什么操蛇之神“惧其不已”, 而帝则“感其诚”呢?也就是说, 同样是神, 在对愚公的态度上为何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

对此, 东晋玄学家张湛这样注释:

“《山海经》云:‘山海神皆执蛇’”, “必其不已则山会平矣。世咸知积少可以高大, 而不悟损多可以至少。夫九层起于累土, 高岸遂为幽谷。苟功无废舍, 不期朝夕, 则无微而不积, 无大而不亏矣。今砥砺之, 与刀剑相磨不已, 则知其将尽二物。如此, 则丘壑消盈, 无所致疑。若以大小迟速为惑者, 未能推类也”。

原来, 操蛇之神就是山海之神, 他们“惧其不已”, 就是怕愚公如此坚持下去会改变原有的山海形貌, 无山, 山神居何处?无海, 海神司何海?因此, 帝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 一厝朔东, 一厝雍南”。如此一来, 单就文本本身所传达的信息看, 只强调“愚公精神”的观点是一种不全面的理解, 忽视了文本隐含着的多重信息、意义的表达。而通过张湛的阐释文本进行互文性解读, 还可以读出这则寓言寓含保护自身居住环境生态的意义。

文本类型和功能 篇3

一、形式学派的“自我检测”方法

形式主义采取自我检测的研究方法。在语言习得的问题上, 形式主义认为语法是与生俱来的, 一个健康儿童在任何语言环境中, 无需教授就可以在四岁之前熟练掌握。所以形式学派通过搜集已经出现的句子来总结语法规律, 并且考察一个句子是否符合语法, 也是通过脑海中与生俱来的语法规则进行自我检测。形式学派在语言分析中, 采用数理逻辑的分析方式, 追求高度的形式化, 所以对语言的交际功能无暇顾及。这种方法的弊端显而易见。第一, 口语中的句子不可能全部记录在册, 即使记录在册也是非常大的数量, 仅通过一部分来归纳语言规律容易造成以偏概全。比如, 我们分析“给”的词性, 我们举的例子都是“给他一块钱”“给孩子一块糖”。以此下结论说“给”的词性是动词。那就没有考虑到“她给他做了一顿饭”这种情况, 也就是没有考虑到“给”的介词性。第二, 对于一个句子是否符合语法, 不能进行穷尽性考察。尤其在教授外国人时, 只能通过自己的语感对他们所说的句子进行对与不对的判断, 很难解释他的错误说法为什么不对。第三, 通过对一种语言的研究总结出的语言规律很难涵盖整个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则, 使某种语言的个性和特殊性被放大。

二、功能学派的“采用实际语料”方法

不同于形式学派对“语言”和“言语”进行严格区分的是, 功能学派认为语言是在交际环境中试图讲清形势与功能之间的关系, 他们认为应该研究“语言”与“言语”并重。“句法不是一个独立体, 而是与语义、语用息息相关。” (屈承熹, 1984) 所以功能学派采取从实际语篇或者口语中对语法进行分析。他们通常选取真实的语言材料, 特别注重口语。

功能学派不仅注重语法结构出现的语言环境和语法单位, 他们还非常注重对语法原则的解释。比如在出现词类活用现象时, 功能学派一定会追问, 为什么词类会出现活用现象?于是张伯江便对词类活用进行了功能解释, 其中就用到了功能语法的基本思想中的“若干基本概念”:生命度、典型性、无指性。并且给出了这几个概念对名词活用的影响。生命度越高的名次越稳定, 活用的可能性越小;名词内部的典型成员比边缘成员更不易活用;从有指意义衍生出无指意义才能产生名词活用现象。

但是功能语法的研究方法也受到一些质疑。功能语法注重研究实际语料, 而实际语料牵扯的因素很多, 使研究者难以清晰分离出相关因素和无关因素。语篇内的句法结构受内容的制约较大, 有些很基本的结构也可能因内容的关系而不出现。

三、类型学“跨语言验证”法

类型学的跨语言验证法避免了功能语法以偏概全的毛病。语言类型学家相信, 对人类语言机制和规则的任何总结概括都必须得到跨语言的验证, 而对任何具体语言的“特点”之研究也必须建立在跨语言比较而得到的语言共性和类型分类的基础上 (而不仅是基于一两种语言间的比较) 。这充分说明了类型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

Greenberg以语种库为依托研究并解释世界语言的共性, 1963年, 他建立了30种语言的语种库, 到了1999年扩展到了940种。Greenberg的蕴含共性理论是当代语言类型学中最核心的概念, 他能说明语言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类型的变异所受的普遍限制。蕴含共性可以由两种逻辑上的等价形式表示, 分别是蕴含性命题和四分表。蕴含关系两端存在各种共存或相斥的可能, 四分表对蕴含关系的各种可能进行了详尽表达和分析。这两种方法使类型学家对人类语言的研究更加全面和细致。类型学也有其弊端。类型学研究者不可能同时掌握大量的语言, 因此必须借助语言材料, 而语言材料经过翻译后会略有变形, 研究的严密性也会大打折扣。关于这一点, 刘丹青认为研究汉语并非是需要涉及众多语言, 而是需要“带着类型学的意识来研究汉语”。这也指出了类型学在汉语研究上的作用, 在有了这种意识后, 可以首先对普通话与方言进行对比研究, 然后再考虑世界各地的其他语言。这种思路为汉语研究拓宽了发展方向和研究道路。

四、结语

类型学派不赞同形式学派“自我检测”方法, 但是却采取了与Chomsky相同的思路, 建立了语种库, 使语言研究不断丰富并严谨。类型学派赞成功能学派在语言环境中对语言进行深入研究, 但不赞成只在一种语言中进行研究。类型学的跨语言研究方法虽然也有其弊端, 但是给语言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使目前的语言研究更加完善。

摘要:本文主要从研究方法方面来探讨类型学与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差别, 以此来分析比较三大学派的关系, 旨在推动类型学的发展。

关键词:类型学,形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

参考文献

[1]刘丹青.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 2003 (4) .

[2]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姜望琪.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参考文献[J].外国语言文学, 2003 (3) .

[4]屈承熹.汉语功能语法刍议[J].世界汉语教学, 198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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