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不是贬义词

2024-09-19

权力不是贬义词（精选4篇）

权力不是贬义词篇1

全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打车上“两会”的消息一出,立刻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其以废除数量管制、打击垄断为核心的破解打车难的提案也被广泛报道。与此同时,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腾讯和阿里巴巴打车软件争夺战也进入了新阶段,阿里巴巴旗下的快的打车进一步调整其对出租车司机和乘客的补贴方案。很多人笑称,这年头营销太重要了,委员提案、打车软件通通需要高超的营销手段。也许吧!但不管怎样,在很多城市,打车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打车难,源于出租车供不应求。虽然具体原因有很多,但归根结底无非两类:一是出租车总量不足;二是出租车配置效率低下。按照李书福的想法,放开对出租车数量的管制,让供求关系在市场调节中达到平衡,打车难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毫无疑问, 上述逻辑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市场本身不会拒绝通过新技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帮助驾乘双方进行信息匹配,减少打车者等候成本,降低出租车空载成本,打车软件可以更有效率地解决打车难问题。如果这是事情的全部的话,那么打车软件应该获得雷鸣般的掌声才对,怎么还会被抱怨、指责搞得声名狼藉,被交管部门出台的“限制令”弄得头破血流呢?

事实上,技术创新给人们带来的收益,都需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扩散过程,它不可能像阳光一样,瞬间普照大地。换句话说,技术创新收益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扩散存在一定的时滞,有人先受益,有人后受益。更重要的是,技术创新还可能造成现有利益格局的变化,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可能出现易位,并出现所谓的“绝对受损者”和“相对受损者”。当这两类群体的力量足够大时(比如,游说能力很强、直接掌握行政权力等),它们可以通过限制甚至阻止技术创新的市场应用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虽然创新的力量终将冲决而出,但它无疑增加了创新的成本。

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存在一定的优势法则,他(们)决定了资源分配的社会结构。在现代社会,脑力、知识、创新成为了资源分配过程中的优势法则。此时,我们该如何看待技术创新过程中,一部分人的收益要先于、多于另一部分人?是摁死而后快,还是先富带动后富?与此同时,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相对弱者?是打残强者,还是帮助弱者?当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并对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利益结构获得空前的型塑能力时,以维护公共利益为首要目标并拥有强大管制能力的政府,需要打破狭隘的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束缚,面对创新和变化要懂得进退,有的放矢。如此,才能看得准问题,打得对板子。

来源:中国科技网

权力不是贬义词篇2

中文名

痞子

词性

贬义词

基本解释

(1) [ruffian] 流里流气的人;恶棍;流氓无赖。

(2) [mass in the abdomen]∶医家称经久不愈的`腹内痞块。

引证解释

1.旧时医家指经久不愈、腹有痞块的疟疾。宋周密《志雅堂杂钞·医药》：“ 俞老医云：‘医家怕四子：口，痞子;疟，顿子;嗽，攧子;痢，市子，或作世子。’此皆医行市语也。”参见“ 疟母 ”。

制约权力,而不是制约资本篇3

正如土地本身不可恶，但“地主”被认为是可恶的一样，资本的所有者也被认为比另一些要素（人力、技术等）的所有者更可恶。如果资本所有者（“资本家”）与人力所有者（“工人”）、科技知识所有者（“科学家”）发生关系，通常都被认为是前者“剥削”了后两者。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也的确看到资本所有者在与其他要素所有者打交道时往往更强势。但是否总是如此呢？

“占领华尔街”是在抗议“雇员”

最近一些美国民众为了抗议他们认为应当对危机负责的金融界，发动了“占领华尔街”的示威。中国有人很兴奋，认为这是美国人民在抗议“资本主义”。可是很奇怪，美国最著名的那些大资本家，各种排行榜中位居前列的那些最大的富人们，如比尔?盖茨、巴菲特、乔布斯等人，都没有被打扰。如果说美国人不去“占领”这些人的豪宅、企业和其他资产，是因为怕犯法的话，那么美国人甚至没有在他们的门前街道上示威抗议（这是完全合法的）又是为什么呢？非但不去抗议，而且正如早些时候乔布斯去世时感人的悼念浪潮所体现的，美国人一面“占领华尔街”，一面尊重乃至崇敬这些成功的资本家，两者都很投入，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美国人不反感一般的资本，只反感“金融资本”，所以跑到华尔街这条最著名的金融街上来抗议。可是，这些“金融资本”的所有者是谁？谁是可恶的“金融资本家”呢？就拿最遭人恨的那个“金融骗子”麦道夫来说吧，他实际是个搞砸了的金融赌徒，本人债台高筑早已破产，根本就没有什么“资本”可言了。如果他赌赢了，像巴菲特那样真是个“金融资本家”，大概不会让人如此痛恨。而就算他赌砸了输光了，假如他是拿自己的钱（“资本”）去赌，人们也不过当他是个不良嗜好者，瞧不起他也不至于痛恨他。但他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隐瞒资讯欺骗投资者，用股东们的钱去狂赌，结果投机失败坑害了无数的投资者，那当然罪该万死了。

麦道夫固然是尤中之极，华尔街经理人远非都像他那样可恨，但由于人性中存在贪婪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制度（在全球化时代不仅仅是美国的制度）上的某些漏洞确实使得华尔街的一些经理人有机可乘，做出辜负投资者的坏事（诈骗）或蠢事（非理性冒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占领华尔街”实际上表达的正是无数股东们对这些无良经理人的愤怒。

从逻辑上讲，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家”（雇主）雇用脑力或体力所有者（雇员）的制度，那么在华尔街，逻辑上的“金融资本家”是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无数投资者（其中不乏真正的富豪，当然中小投资者更多，但肯定不会有“无产者”），而华尔街的经理人则是“雇员”。投资者（股东）们雇用他们为自己理财。但一些无良雇员不但倚仗自己的“一技之长”漫天要价索取极高的工资，而且不负责任地欺骗雇主，以至于糟蹋了雇主的钱财。尤有甚者，当糟蹋曝光、危机发生后，他们不仅逃避责罚，还仍然坚持极高的工资报酬，甚至还把以拯救雇主（股东）的名义从国家那里得到的救济用来给自己支付高工资，确实可恨！所以“占领华尔街”这场股东们抗议经理人、投资者抗议理财者、“资本家”抗议“雇员”的运动能够得到普遍的同情。在这里，真正邪恶的甚至不是“资本家”，当然更不要说“资本”了。

“雇员”为何能欺负“资本家”？

但是，在人们对雇佣关系的通常印象中，还是雇主处于强势地位的多，以至于形成马克思所谓“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关系。按马克思的描绘：在“劳动力”市场上主雇双方似乎是在平等交易，但一旦成交，雇主就昂昂然牵着雇工走，如同牵着一头牛，后者不得不接受“资本的奴役”，平等交易的表象荡然无存了。

的确，无论人们是否接受马克思关于“剥削”的理论解释（即“剩余价值学说”），劳资关系中资方的谈判地位通常都要比劳方优越得多。这是因为：通常在没有“超经济强制”的自由交易中，稀缺要素的拥有者都会比非稀缺要素、过剩要素的拥有者具有更大的谈判优势。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一般地说，资本积累程度低，而劳动力供给充足，资本明显比人力（尤其是体力）更为稀缺，因此在讨价还价中拥有实际上的“定价权”。

但是，正因为这种强势是来自其稀缺性，而非来自资本这种要素形式本身，所以所谓“资本的优势”也不是一定的。某种形式的人力资源如果比资本更为稀缺，其拥有者就会具有比资本更强的谈判能力。例如拥有独特知识与能力的“高级人才”，其讨价还价的能力就未必比资本家低。而前述的金融界是个特殊的市场，金融市场通常都是过剩的资本寻求出路的地方，而“理财专家”的才能要比资本稀缺得多，被认为拥有这种才能的经理人于是便奇货可居，甚至可能把股东即逻辑上的资本家们玩弄于股掌之上。“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浪潮正是这种“雇员”剥削“资本家”的结果。

而在金融界以外的一般情况下，普通人力资源不如资本稀缺，其谈判地位就相对虚弱。为此对于拥有稀缺资源的一方所处的强势地位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对弱势一方给予一定的帮助就成为必要，例如借助集体谈判（比如工会）手段，或者民主制度下的公共政策对资方进行干预。不过资本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形成过剩，就会降低它的强势。

众所周知，今天发达国家的劳工地位已非昔比。民主国家由于劳工人数众多，“多数政治”即劳工运动会使“劳动过剩”时劳方地位也不至于太虚弱，而资本过剩时劳方地位却会进一步增强。对于发达国家百年来穷人福利的巨大进步，西方历来有两种解释：左派认为是人民斗争的结果，而自由派认为是市场经济下资本过剩导致的自然趋势。我认为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矛盾：发达国家的民主福利体制和劳工权益在现代曾有高度发展，这既是劳工民主运动的成果，同时也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后资本积累过多、削弱了资本的谈判地位有关。

然而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出路，面对工会，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去。资本外流后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完全可以理解。

但对于资本流入的中国来说，其效果则完全相反。如果说中国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甚至外商愿意让步而官员仍要镇压，那是不民主的结果，是“低人权”的问题，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与内资的官商勾结（如引起关注的“官煤勾结”）压制劳工之弊难道不是更严重吗？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福利与劳工权益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本来专制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制，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更何况不少入华欧美企业本身相对尊重劳工权利的习惯也发生着影响。如果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地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

总之，市场经济中劳资双方的谈判地位在逻辑上取决于劳资两种要素的供给状况：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则劳方地位削弱，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则劳方实力增强。金融界“经理人欺负股东”招致抗议和其他一般领域劳工需要工会和公共政策保护，都说明对稀缺资源拥有者的强势需要限制。但这种限制在逻辑上是针对稀缺的，而不是针对某一种特定要素如资本的。所以在一般领域通常要限制资本，但在金融界却要保护资本（股东），限制“高级雇员”（经理人）。当然限制也要有分寸，完全把稀缺者与过剩者的谈判地位拉平就等于取消了市场交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也是不可能的。

“血和肮脏”源于强权

与资本、人力乃至土地等相比，公权力是一种最稀缺的资源，而且是绝对稀缺。资本、人力等等要素都有可能“过剩”，而权力是没有过剩之说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比总是极少数，越是专制独裁者就越极少，也就越奇货可居。

更重要的是：权力与权力施加对象之间也不是谈判关系，而是超经济强制关系。因此，如果说在市场经济中对稀缺资源拥有者的谈判强势都需要限制，那么对权力进行限制就更为必要，而且无论在市场经济还是其他经济条件下都是如此。

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本来资本已经因稀缺而拥有谈判优势，而权力还要站在它一边，“官商勾结”打压工农，那当然就会造成最坏的情况。本文开头那句关于马克思的“血和肮脏”的话其实就是指这种情况。

大家知道，这句话是在《资本论》的“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中说的。而在这本书中此前另有“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章，显然，马克思讲的“所谓原始积累”并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而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另一类现象，如贩卖奴隶、海盗行径、殖民征服、强制圈地等等。我称之为“抢来本钱做买卖”。

“做买卖”是资本主义，但“抢来本钱”则是古已有之的蛮横现象，本身并非资本主义（甚至不能说是“早期资本主义”），只是这个时期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有人用抢来的本钱“做买卖”，因此与“资本主义”产生了经验联系，但按马克思的说法这也不是“一般规律”。而“所谓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并不是自由交易，而是强权“抢钱”，谓之“血和肮脏”并不为过。问题是：这样的“血和肮脏”直接来源于强权和暴力，它不仅不能说是“资本”的“一般”特征，而且甚至与上面说的资本稀缺性导致它对劳动的优势无关。这种“血和肮脏”也不是什么“形式平等掩盖下的实质不平等”，而根本就是没有丝毫形式平等可言。要减少和消灭这种“血和肮脏”，首先要做的恰恰就是“节制权力”、消灭强权，而不是“节制资本”、消灭交易。是首先实现形式平等，而不是让不受制约的权力打着实质平等的旗号取消形式平等。只有把“节制权力”放在“节制资本”之前，才能让那种从形式到实质、从规则到结果都毫无公平可言的“权抢钱”现象绝迹。

事实上，即便在原始积累时代结束以后，如果政治上仍然处于前宪政的专制状态，节制权力就仍然是优先的任务。关于这一点，不仅倡导“小政府”理念的自由主义是如此，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也是如此，他们支持福利国家一般都是在宪政民主化以后的事。列宁当年就曾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个纲领的讨论中指出：指望权力无限的政府来保护工人是愚蠢的，工人只能反对这样的政府，而保护工人只能靠工人自己，靠工会的力量。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说法。

节制权力而非节制资本

遗憾的是，马克思所说的这种充满“血和肮脏”的“原始积累”在我们当下的环境中还是大行其道。所谓“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就是“抢来本钱做买卖”的当代版。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不适宜地淡化“官民问题”而凸显“劳资问题”，企业界一些人希望政府压制劳工的“过分要求”，而另一些人则试图通过官式宣传让民企成为体制弊病的替罪羊。

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正上演这样一个游戏：两只小熊分饼，都抱怨分得的部分太少。一只狐狸来了说，我来给你们分饼。狐狸先对其中一只小熊说你分到的部分太多，就上去咬了一口，然后一比，又说另一只小熊分到的多了，就又上去咬了一口。这么下去，最后两只小熊都没有分到饼，全被狐狸自己吃了。这故事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负责分饼的狐狸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

如今，在我国越来越大的经济蛋糕中，增加最快的份额既不是劳工所得，也不是企业积累，而是财政与财政预算外的政府收入！无怪乎今年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把饼做大还是公平分饼，哪个更重要固然是个问题，但是偷饼抢饼的人太多对两者都构成威胁是更严重的问题。”还有人说：“劳资博弈的结果谁得的多一些都没问题，但劳资都不能说话，而由劳资都无法问责的人来搞‘狐狸分饼’，那么劳资双方都不可能满意。”话虽尖刻，但引人深思。事实上，民主国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劳资博弈以增加弱者的谈判能力是合理的，但我国特色体制下劳资不能博弈、唯有“狐狸分饼”的效果如何是实堪怀疑的。

一份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如今我国一方面在通货膨胀形势下各种物价都在与发达国家趋近，甚至有的已经超过，却只有蓝领劳务价格差距最大，并几乎成为“人民币币值低估”的唯一体现。而另一些关于企业经营环境的报告也指出，企业对各种负担的承受能力接近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再要求劳资任何一方做出牺牲都已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