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精选10篇）
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 篇1
会计师事务所 (下文简称事务所) 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长盛不衰的研究议题。De Angelo (1981) 、Moore和Scott (1989) 以及Dye (1993) 等均在理论上证明事务所的规模越大, 越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正如De Angelo (1981) 所指出的那样, 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还会受到事务所内部代理成本的影响, 但这种影响的方向是不确定的, 所以, 仅仅依靠理论分析并不足以透彻了解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 要真正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一、国外实证研究述评
(一)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意见类型
此类研究又可进一步分为两个类别:其一, 非标意见在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所占的比重 (Warren, 1975;Shank和Murdock, 1978;Warren, 1980;Chow和Rice, 1982;Francis和Krishan, 1999;Lennox, 1999) ;其二, 审计意见类型在预测客户公司破产方面的准确度 (Carello、Hermanson和Huss, 1997;Geiger, 2006) 。Lennox (1999) 发现“六大”在英国的报告具有很高的准确性;Weber和Willenborg (2003) 发现“六大”和全国性大型事务所在IPO审计时的预测能力 (未来股票报酬率的高低和日后退市的概率) 比小型事务所更高;Geiger (2006) 发现大规模事务所在持续经营审计方面具有更高的准确度。大规模事务所发表非标意见的比重更加高, 在审计时更加谨慎, 其审计报告亦更加准确。
(二)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可操控性应计项目
Healy和Whalen (1999) 指出, “当公司和其他合作者的合约依赖于会计结果时, 管理者就有动机去操纵盈余, 即‘盈余管理 (Earnings Management) ’”, Schipper (1989) 将“盈余管理”定义为“为了获得个人私利而对财务报告进行有目的地干涉”。一般用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项目 (Discretionary Accruals) ”来度量“盈余管理”。从理论上讲, 财务报告应当如实反映客户公司的真实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不容操控, 因此, 可操控性应计项目被用来度量审计质量的高低 (De Fond和Jiambalvo, 1993;Becker等, 1998;Francis、Maydew和Sparks, 1999;Francis和Krishnan, 1999;Nelson等, 2002;Krishnan, 2003) 。Becker等 (1998) 的研究发现, 非“六大”的客户所报告的收益增长的可操控性应计项目高于“六大”的客户所报告的水平, 此外, 非“六大”的客户所报告的可操控性应计项目的绝对值也明显高于“六大”的客户所报告的水平;Francis和Krishnan (1999) 发现, “六大”的客户在报告可操控性应计项目时表现得更加保守;Nelson等 (2002) 发现, “六大”更能发觉客户进行“盈余管理”的企图, 并要求其进行准确的调整;Krishnan (2003) 发现, “六大”的客户报告更低水平的可操控性应计项目。
(三)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收费
从某种程度上, 审计质量的高低可以通过审计费用的高低予以反映, 故很多研究探讨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 (Francis, 1984;Francis和Stokes, 1986;Palmrose, 1986;Rubin, 1988;Simon和Francis, 1988;Ward、Elder和Kattelus, 1994;Craswell、Francis和Taylor, 1995;De Fond, 2002;Ferguson, 2003;Vander Banwhede等, 2003) 。大量的研究发现, “八大” (抑或“六大”、“五大”、“四大”) 获取了系统性的审计收费溢价。根据经济学中的产品差异理论 (Klein和Leffler, 1981;Shapiro, 1983) , 在竞争型市场上, 其获取审计收费溢价的事实说明, 其具有产品质量声誉。Craswell、Francis和Taylor (1995) 认为, 虽然所有会计师事务所都必须遵守最低标准的执业准则, 但“八大”更注重对其专业技能进行投资, 并且具有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以维护其声誉的动机。较高的审计费用表明事务所付出了更多的审计努力或是事务所具有更高的专业水平, 因此审计质量更高。Palmrose (1986) 用审计时间表明“八大”提供更高的质量的审计服务, 其研究发现, “八大”花费更多的审计时间和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 “八大”要求更高的审计费用并不是因为市场垄断, 而是由于它们是高质量的审计者, 对于小客户, “八大”比非“八大”有更多的审计费用溢价, 而对大客户的审计收费则没有明显的差别。Francis (1984) 、Francis和Stokes (1986) 以及Francis和Simon (1987)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Craswell等 (1995) 认为, “八大”在专门技术培训方面比非“八大”进行更多的投资, 故而向客户索要更高的审计费用。
(四)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盈利反应系数
盈利反应系数 (Earning Response Coefficient, ERC) 是用来衡量某一股票的超额市场回报相对于该股票发行公司所报告的盈利中的非预期因素的反应程度。自Teoh和Wong于1993年首次采用该方法以来, 众多相关研究纷纷问世 (Krishnan和Yang, 1999;Hackenbrack和Hongan, 2002;Balsam, 2003) , 均发现大规模事务所所审计的客户的盈利反应系数更高。
(五)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IPO折价
这个方面的研究可进一步细分为四类:其一, 首次公开发行的折价问题 (Titman和Trueman, 1986;Simunc和Stein, 1987;Balvers、Mc Donald和Miller, 1988;Beatty, 1989;Hogan, 1997;Willenborg, 1999;Copley和Douthett, 2002;Pitman和Fortin, 2004) ;其二, 上市公司的自留份额 (Clarkson和Simunic, 1994) , 其理论根据为, “上市公司留存的股份越多, 证明审计质量越高, 但是, 为了分散自己的风险, 也可能通过高质量的审计, 使得留存的比率比较低, 故二者呈现出负向相关的关系”, 在加拿大和美国市场上这两个现象都存在;其三, 承销投行所收取的费用 (Menon和Williams, 1991) , 为了抵补较高的风险, 承销投行有必要使得自己的收费高一些, “六大”审计的客户风险相对较小, 故而它们收取的保费要低一些, 因此, 二者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 更进一步的研究是, 美国的五大顶级券商 (除了美林) 都要求其保荐的客户只选用“六大” (Balvers、Mc Donald和Miller, 1988) ;其四, 股票上市首日交易量的大小 (Jang和Lin, 1993) , 审计质量越高, 则公司的透明度亦越高, 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亦越低, 故而在上市首日抛售股票的数量越小。
(六)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融资成本
融资成本包括债务融资成本和股权融资成本, Pittman和Fortin (2004) 的研究发现, 对于刚上市的公司而言, “六大”能够降低其债务融资成本, 而随着上市时间的增长, 公司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会逐步减轻, 由此会减弱“六大”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Mansi、Maxwell和Miller (1988) 亦发现, “六大”能够显著降低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大量的研究 (Beatty和Ritter, 1986;Titman和Trueman, 1986;Beatty, 1989;Menon和Williams, 1991;Felthom等, 1991;Firth和Smith, 1992;Holland和Horton, 1993;Jang和Lin, 1993;Michaely和Shaw, 1995) 一致表明, 通过选择大规模的具有良好声誉的事务所, 上市公司可以向市场传递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号, 减少信息不对称, 降低初始发行股票的折价倍数, 从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因为对于这些初始发行股票的公司而言, 由于投资者拥有的关于这些公司的信息较少, 不了解它们的发展前景, 发行者与投资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因此为了降低发行过程中的资本成本, 它们有动机向市场传递关于其自身发展状况的信号, 以降低初始发行的折价率。选择声誉较高的事务所便是一种良好的信号传递途径。同时, 由于声誉较高的事务所为了保护自身声誉并且避免诉讼成本, 有动机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并对企业进行严格的监督 (Dye, 1993) 。
(七)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法律诉讼、财务报告重述和行政处罚
针对事务所规模与诉讼的关系的研究 (Pierre和Anderson, 1984;Palmrose, 1988;Ferozet等, 1991) , Anderson (1984) 发现, 尽管“八大”因为“深口袋”而具有更高的被诉可能, 但“八大”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比非“八大”更少发生法律诉讼;Ferozet等 (1991) 发现, 在控制住客户的规模后, 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诉讼率低于小型事务所;Clarkson和Simunic (1994) 以及Simunic和Stein (1996) 也得出了上述结论。由“八大”审计的客户比由非“八大”审计的客户更少发生报表错弊和违规现象 (De Fond和Jiambalvo, 1991) , 故其客户发生财务报告重述的概率更低。Ferozet等 (1991) 发现, 大规模事务所遭受美国证监会的处罚次数比较少。
(八)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评级公司的评比等级
(Ritter, 2005) 认为事务所的规模越大, 则其审计的客户的财务信息质量越高, 则信用评级公司对财务报告的质量所给的评级越高;事务所规模与盈利的可持续性 (Brown等, 2008) , 事务所的规模越大, 则其客户的盈利的可持续性越强;事务所规模与分析师的盈利预测误差 (Davidson和Neu, 1993) , 一般而言, 管理层为了迎合分析师的预期, 会对盈利进行操控, 使得二者相差无几, 若审计质量比较高, 则可以如实报告企业的业绩, 使得二者的差距比较大;事务所规模与财险公司的拨备 (Petroni和Beasley, 1996) , 事务所规模越大, 则保险公司所提的拨备越低;事务所规模与工作底稿 (Deis和Giroux, 1992;Copley、Doucet和Gaver, 1994;Deis和Giroux, 1996) , 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工作底稿质量较高;事务所规模与通用会计准则 (Krishnan和Schauer, 1999) , 事务所规模越大, 则越遵守通用会计准则;事务所规模与风险管理水平 (Cushing和Loebbecke, 1986;Tuntiwongpiboon和Dugan, 1994) , 大规模事务所更加注意审计方法的运用和选择, 故而具有更高的审计质量;事务所规模与行业专长水平 (Shockley和Holt, 1983) , 大规模事务所更注重培育行业专长, 故而发现问题的能力更强, 具有更高的审计质量;事务所规模与辞聘 (Bockus和Gigler, 1998) , 大规模事务所更易对客户辞聘, 说明其审计质量高;事务所规模与股票买卖价差 (Schauer, 2002) , 事务所的规模越大, 则股票买卖价差越大。
(九) 述评
以上经验证据均表明, 由于大规模事务所具有更多的与特定客户相联系的准租、更高的声誉和更多的财富, 其在机会主义行事时将会遭受更多的损失。因此, 大规模事务所将会自愿地对其专业技能进行更多的投资, 并保持更高的独立性水平, 即大规模事务所能够代表更高的审计质量。这意味着, 审计市场存在着产品质量差异, 而这种差异来自于市场对不同审计质量的需求, 总体而言, “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这一结论得到了绝大多数研究结果的支持, 并在审计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另外, 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如业绩好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低, 同时这些公司又更可能选择“四大”, 一些研究 (Hogan, 1997;Ireland和Lennox, 2002;Weber和Willenborg, 2003) 在控制住内生性问题之后, 仍然支持“大规模事务所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的结论。
二、国内实证研究述评
我国划分事务所类型的常用方式有两种:其一是二分法, De Fond等 (1999) 和李树华 (2000) 根据客户资产来度量事务所的规模, 将事务所划分为“十大”和非“十大”两种类型, 此后, 李爽和吴溪 (2004) 亦采用了类似的划分方法;其二是三分法, 王振林 (2002) 按照客户的数目将我国事务所划分为“五大合作所”、“国内十大所”和一般事务所三类。胡旭阳 (2002) 从首次公开发行 (IPO) 的角度出发, 发现“四大”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具有声誉溢价;章永奎和刘峰 (2002) 以1998年被出具非标意见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并选择了控制配对样本, 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来估计企业的盈余管理, 研究发现事务所有识别盈余管理的能力, 而且不同规模的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有差别, 大规模事务所识别盈余管理并出具较严厉审计意见的能力显著强于小规模事务所;漆江娜等 (2004) 发现“四大”的审计费用较高, 同时, “四大”的客户每单位资产的可操控性应计项目较低;陈关亭和兰凌 (2004) 从审计费用和操控性应计项目的角度出发, 研究发现, “四大”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Chuntao Li等 (2004) 发现“四大”的审计费用较高, 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较高;王鹏和王咏梅 (2006) 从市场反应的角度出发, 发现市场更认可“四大”的审计质量;蔡春等 (2005) 发现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的操控性应计项目显著较低;原红旗和李海建 (2003) 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出资方式以及规模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 在控制住样本公司的财务特征后, 发现“十大”与非“十大”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无明显区别, 得出“审计意见与上述因素不显著相关”的结论, 同时分析了大小事务所的客户的差异, 发现不同类型事务所的客户除了公司资产规模存在明显差异外, 在其他方面却不存在着差异;刘明辉 (2003) 从审计意见的角度出发, 发现“四大”的审计质量并不优于非“四大”;刘峰等 (2005) 发现, “四大”的客户并没有报告更少的可操控性应计项目, 将此解释为“‘四大’在中国市场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近乎于零, 因此没有动力去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陈信元等 (2006) 亦从该角度出发, 同样未发现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更高。
注:“?”表示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不明确, N/A表示尚无人用该指标去代表审计质量。
三、研究评述
从以上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研究来看, 国外的实证研究从不同的角度验证了度验证了“四大” (抑或“八大”、“六大”和“五大”) 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研究方法和结论相对成熟, 并且不断从新的角度去研究审计质量问题, 虽然也有一些相反的结论, 但是绝大部分的研究都支持“事务所的规模与审计质量呈正向关系”的结论。对于中国市场而言, 由于研究的角度、方法以及样本选取等的不同, 得到的结论也不一致, 审计质量研究基本上不考虑内生性问题、行业专长问题、非审计服务和法律环境问题, 另外, 在审计质量的度量方面, 基本上是照搬国外的研究指标, 未能做到因地制宜, 且指标过于单一, 创新性不足, 乏善可陈, (表1) 给出了国内外关于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研究的对比。
综上所述, 我国学者关于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是否高于小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还存在争议。这可能是样本选择的年度不同、样本量不同和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等原因造成的, 亦说明该问题的研究是远远没有结束的, 值得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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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夏立军:《政府干预与市场失灵—上市公司之会计师事务所选择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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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 篇2
关键词：审计重要性水平；事务所；审计意见；审计质量
一、审计重要性水平与审计意见分析
1.审计重要性水平概述
审计重要性是指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中错报或漏报的严重程度，而审计重要性水平是对审计重要性的量化处理，是重要的量化临界线，具体是指被审单位财务报表中可以存在的不影响报表使用者决策和判断的错报和漏报的最大限额或比例。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判断不仅对审计意见类型和审计质量有着直接影响，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财务报表使用者决策的正确性。
一般情况下，审计人员根据被审计单位的规模、业务性质、自身经验以及信息使用者对信息的需求来判断被审计单位可容忍的最大错报、漏报。这些判断依据往往是审计人员的主观判断，即使是对同一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作出重要性水平判断时，也极有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不同审计人员在判断影响重要性因素的过程中存在主观差异。此外，国家政策、法律制度、被审计单位监督机制、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等因素，同样也会对重要性水平的判断产生一定程度影响。
2.审计重要性水平与审计意见的关系
在执行审计的过程中，审计测试的精确度要紧密联系审计重要性；在评估审计证据充分性时，审计人员要将错误的精确度上限与审计重要性水平进行对照，进而为审计意见提供有力依据。具体而言，审计重要性水平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可归纳为以下四种情况：其一，当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中发生的错报、漏报金额不重要，且对财务报表使用者决策不可能造成影响时，注册会计师可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其二，当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中的错报、漏报金额较为重要，但是对财务报表使用者决策没有太大影响时，若能够证明财务报表论述仍是公允的，那么注册会计师应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其三，当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中发生的错报、漏报金额非常重要，且财务报表公允性存在严重问题时，注册会计师应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其四，当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过程中受到被审计单位严重限制，不能正常获取审计证据时，注册会计师无法对财务报表做出客观评价，所以应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意见分析
审计是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及相关资料进行独立审查，并对审计结果发表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的一项系统性工作。因此，判断审计质量的重要依据为注册会计师发现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存在违规现象的概率，以及注册会计师披露这些违规现象的概率，前者的决定性因素是注册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而后者的决定性因素是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所以，笔者从注册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两个层面入手，对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1.基于专业胜任能力角度下的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意见关系
规模大的事务所不仅具有客户资源数量和质量的优势，而且还能够凭借自身良好的社会声誉和影响力，吸引优秀的注册会计师到本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为注册会计师提供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一般情况下，规模大的事务所成立的时间较长，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规范的审计流程，加之事务所的业务复杂程度较高，所以能够促使注册会计师积累更多的执业经验，提高发现被审单位财务报表错报、漏报的能力，进而确保出具审计意见的正确性。此外，相比规模小的事务所而言，规模大的事务所更重视员工的培训与后续教育，能够为审计人员提供参加集体培训的机会，不断提高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而规模小的事务所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只能依靠审计人员通过自我学习的方式提高专业胜任能力。由此可见，在规模大的事务所中，注册会计师具备更强的专业胜任能力，发现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存在违规现象的概率更高，从而保证了审计意见更为准确、恰当。
2.基于独立性角度下的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意见关系
规模大的事务所拥有数量较多的客户，这使得单一客户对事务所的重要程度大幅度降低，注册会计师可以无视客户施加的压力，以做好本职工作为前提发现财务报表中的错报、漏报，出具准确的审计意见。同时，规模大的事务所重视维护自身良好的声誉和品牌，并将声誉和品牌作为吸引更多客户的有力保障，一旦審计质量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事务所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重建自己的声誉和品牌。所以，规模大的事务所会最大限度地维护审计程序的独立性，出具恰当的审计意见，以保证审计质量。
综上所述，在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方面，规模大的事务所比规模小的事务所更具优势，能够保证更高的审计质量，确保出具准确、公允的审计意见。
三、政策建议
1.健全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体系
健全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体系有利于保持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促使审计质量的提高。首先，完善注册会计师民事法律责任的法律法规，在《公司法》、《证券法》、《注册会计法》中，明确注册会计师因失职提供有问题的审计报告而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其次，通过大力发展法务会计、引入集体诉讼制度、加大违法违规成本等措施，提高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水平，维护财务报表使用者的利益。
2.培养市场对审计质量的自发需求
政府应当逐步弱化对审计市场的不当干预，将自身定位于市场监管者的角色，加快职能转化，摆正政府与审计市场的关系。同时，政府还应当加快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改革，促使上市公司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培养上市公司对真实会计信息和审计信息的自发性需求，从而通过公允的审计报告，使信息使用者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
3.加强事务所内部质量管理
事务所内部质量管理水平的高低对审计质量有着直接影响。所以，事务所要强化自身内部质量管理，不断扩大事务所规模，确保审计意见的准确性、公允性。首先，事务所要健全内部质量控制制度，落实三级复核程序，设立质量管理委员会对重大审计问题和审计过程进行监督、检查和复核；其次，加强审计业务关键环节管理，在审计前对客户风险进行评估，确保委派的审计人员有能力完成审计工作；再次，建立审计质量评价制度，定期对审计人员的工作进行评价，落实相应的奖惩措施，激励审计人员不断提高审计质量。
四、结论
总而言之，本文通过对审计重要性水平、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意见的关系进行分析，进而得出审计重要性水平影响审计意见类型，以及规模大的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更为公允、准确的结论。为了进一步提高审计质量，建议从健全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体系、培养市场对审计质量的自发需求、加强事务所内部质量管理等方面入手，规范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行为，保证审计报告的准确性。
参考文献：
[1]刘 为：论基于审计重要性视角理解审计意见[J].现代商贸工业.2010（5）.
[2]蔡立新：影响审计重要性水平判断的因素分析及相关建议[J].财会月刊.2010（6）.
[3]艾 雪：浅析审计重要性对审计证据的影响[J].商业会计.2009（6）.
[4]丁 奕：审计重要性水平在审计实践中的应用分析[J].现代商业.2008（2）.
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 篇3
1 文献回顾
关于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Mautz和Sharaf (1961) 认为, 尽管长审计任期并不直接损害审计质量, 但与审计客户建立长期联系会不知不觉地逐渐损害审计人员的诚实公正, 引致对独立性的重大威胁。Johnson, Khurana和Reynolds (2002) 认为, 与中等长度任期相比, 短任期下财务报告质量更低, 长任期下财务报告质量并未下降, 说明审计任期延长并没有损害审计质量。Jeff P.Boone, Inder K.Khurana和K.K.Raman (2005) 首次检验了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 结果发现, 就投资者而言, 二者在前期是正相关关系, 而在后期则是负相关关系。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的关系会受到第三方面因素的影响。董南雁、张俊瑞 (2007) 研究发现, 在以公司治理质量高低为标准区分样本时, 审计师任期与审计质量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当公司治理质量较低时, 审计师任期与审计质量呈倒U型关系, 转折点在5年附近;当公司治理质量较高时, 审计质量随审计任期的延长而提高。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签字注册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的变化符合学习曲线效应, 在任期的前期明显呈上升趋势, 而后期则逐渐平缓;而随着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的延长, 审计独立性将逐渐下降。审计质量随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延长而发生的变化特征取决于决定审计质量的这两方面因素中作用力度更大的一方, 而哪方面作用力度更大则取决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
在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 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对专业胜任能力的影响上。签字注册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随任期延长的变化符合学习曲线效应, 在前期上升, 而后期则逐渐平稳。由此可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中, 审计质量随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的延长呈学习曲线状变化。
在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 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上。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独立性随任期的延长而下降。由此可提出假设2。
假设2:在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中, 审计质量随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的延长而下降。
3 研究设计
本文以2004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 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发布的所有年度报告重述公告为依据, 选取重述内容所属年度为2003-2010年, 且重述内容涉及财务报告的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 筛选后可得最终样本共计711个。
模型一:
模型二:
为检验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中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OP表示审计意见类型。TENURE表示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SIZE表示被审计单位规模。ROA表示被审计单位业绩, 等于总资产收益率。GROWTH等于本年营业收入除以上年营业收入。LEV为资产负债率。ST表示被审计单位是否在重述内容所属年度。BIG表示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为国际四大或国内六大之一。BIG×TENURE为是否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与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的交叉项。
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检验初步证实了, 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抑制了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延长对审计独立性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中, 审计质量随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的延长而下降。
5 结论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会影响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抑制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延长对审计独立性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中, 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上, 审计质量随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的延长而下降。
参考文献
[1]董南雁, 张俊瑞.中国证券市场审计任期与盈余质量关系的实证检验[J].南开管理评论, 2007, 10 (4) :43-51.
[2]E Johnson, Inder K Khurana, J K Reynolds.Audit Firm Tenure and The Quality of Financial Reports[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2, 19 (4) :637-660.
会计师事务所商业贿赂及其治理 篇4
关键词：商业贿赂 会计师事务所 注册会计师行业 原因 对策
中图分类号：F6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7）11-091-02
一、商业贿赂及其特征
商业贿赂是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采取秘密手段，向交易相对人的负责人、代理人、采购人员 以及对交易业务具有决定权的人提供个人收入或其他报酬，以引诱他们在交易过程中做出有 利于行贿者的决定，达到促成交易或取得经营上的便利，以挤掉同业竞争者或使行贿人处 于经营优势的行为。
商业贿赂具有4个方面的显著特征：（1）商业贿赂的主体是经营者，包括从事商品经营或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 者个人；（2）在主观上必须是故意，其目的是获得交易机会或更多利益，并排除诚实的同行竞争者 ；（3）在客观上表现为违反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及廉政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秘密给付财 物或其他报酬，具有很大的隐蔽性；（4）商业贿赂的对象常为经营者的交易相对人和对商品成交具有决定作用和重大影响的人 。大量事实表明：商业贿赂现象的存在和蔓延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败坏商业职业道德，严重 影 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必须进行坚决、有效的治理。
二、会计师事务所商业贿赂现象的表现形式
不可否认的是，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依法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的专业服务机构和社会中介组织 ，受社会大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从事审计和会计咨询等会计服务业务的过程中也的 确存在商业贿赂现象。商业贿赂作为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在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表现不外乎 会计师事务所向他人行贿和他人为购买会计原则、审计原则向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 事务所行贿两个方面，具体可以归纳为：
1.会计师事务所在承揽客户、取得业务过程中，按其业务收入的一定比例以现金回扣、实 事回扣、提供培训、旅游、报销费用、给非本单位合伙人或股东进行分红或支付红利等参与 收益分配等方式贿赂对方单位或个人的行为。
2.以招标方为主体的权力部门和以客户为主体的企业，利用手中的权力向会计师事务所索 贿的行为。
3.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在执行过程中发现重大问题，但为了继续保持业务关系， 或有意避重就轻，或有意不予披露，或被迫出具不实报告，以博取客户满意或认可等出卖专 业准则的行为。
4.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发现重大问题，客户不予调整或不同意在审 计报告中进行披露，对相关审计人员给与现金、购物卡、贵重礼品等行贿行为。
5.向委托方或被服务单位索取约定收费之外的钱物或消费等。
从社会上反映的情况看，这些不正当的商业贿赂行为甚至在某些地区的注册会计师行业中还 表现得十分严重。毫无疑问，注册会计师行业存在的商业贿赂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会计师事务所的整体形象和 共同利益，必须进行全面的治理。
三、注册会计师行业产生商业贿赂的原因分析
总体来讲，商业贿赂产生于经营者的逐利动机与不良的商业道德，也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 及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有很大关系。注册会计师行业商业贿赂产生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
1.市场资源、客户资源的有限性所导致的行业竞争压力过大，迫使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不惜一 切代价来争取生存、发展的空间。近年来，由于国际、国内会计师市场进入不对等造成国内 许多大业务、大市场由国际会计公 司占据。与此同时，新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发布后，全国各地的审批机 关又依法批准了一大批新的会计师事务所，例如深圳的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就增加了许多。为 了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许多会计师事务所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维持自己的生存。
2.市场发展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由于信息不对称、行业垄断、行政权力集中、部门分割 、地区封闭等，一些会计师事业传用权钱交易巩固自己的生存地位，拓展生存空间。
3.招投标制度不完善，业务委托程序不科学，给商业贿赂留下可乘之机。
4.产品特殊。注册会计师行业以出具各种专业报告为产品，该产品质量、标准不够明确， 检验质量的可操作性不强，很难用常规的方法判断产品优劣，增加了查处商业贿赂的难度。
5.缺乏严格的监督机制。企业与权力部门掌握选择执业机构的“生杀大权”，而我国现行 的监督机制对这种权力的监督十分乏力，“寻租”和索贿者有恃无恐。
四、解决注册会计师行业商业贿赂的对策研究
借鉴美国、日本、德国等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的有益经验与做法，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 ，笔者认为要彻底根治注册会计师行业存在的商业贿赂现象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建立、健全具体包括反垄断机制和公平竞争机制在内的法律体系。正如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那样：治理商业贿赂根本要靠法制，依法治理要贯 彻全过程。尽快制定、完善我国的以《反商业贿赂法》为主的、完善的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 是这项工作有序推进并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有关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反 不正当竞争法》、《刑法》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 定》，这些法律法规对商业贿赂的规定不仅零散、简单而且多头执法现象的存在还无形中分 散、降低了法律的威严和效力。
2.完善监管体系。具体包括政府监管体系、社会监督、公民举报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 其中舆论监督是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监督，要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大力宣 传商业贿赂对社会的危害及国家有关制止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查出的典型商业 贿赂案件通过媒体予以曝光。
3.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竞争和选择实施严格的招投标制度。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加大从 源头上防止商业贿赂的力度；增强招投标和企业选择执业机构过程的透明性、竞争的公平性 、监督的公开性，营造公平执业的环境。
4.加大对违法者的经济处罚力度，使其得不偿失。如果通过贿赂所得的利润为10分，那么 在处罚商业贿赂时，经济处罚就应当高达100分，从而对其产生巨大的震慑力。
5.会计师事务所要对市场资源、客户资源进行市场细分，找准自身定位，实现差异化经营 ，减缓竞争强度。
6.在全行业普遍进行以《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注册会计师法》、《关于禁止 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为主要内容的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全行业对商业贿赂 危害性的法律认识，形成反对商业贿赂的良好内部氛围。
7.建立、健全事务所内部机制，加强事务所内控机制和文化建设，树立以守法诚信、优质服务为核心的经营理念，制定从业人员行为准则 和职业道德规范，推行反商业贿赂承诺制，严格遵循公平竞争规则，自觉抵制商业贿赂。
8.各级注册会计师协会要加大治理力度，深入研究商业贿赂在注册会计师行业中的表现形 式、根源和危害，将治理商业贿赂纳入日常监管工作之中，具体可以采取以下具体措施：(1)通过制定行业“公约”和会同相关政府部门定期检查、抽查、处罚等手段遏制商业贿赂 行为的出现；(2)完善诚信档案建设。把包括商业贿赂在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记入诚信档案，对存在严重 商业贿赂行为的违法违规事务所重点监管，切实加大惩罚力度；(3)推进行规、行约对会员行为的约束。开展事务所签订诚信公约、反不正当竞争公约等主 题 活动，并深入摸索、研究行业行规、行约的实现形式、可操性，通过行业自律约束会员违法 违规行为。
（作者单位：襄樊职业技术学院会计系 湖北襄樊 441012）
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 篇5
一、完善和健全审计市场结构
影响和决定审计市场结构的因素主要包括:市场集中度、事务所规模、法律法规、市场份额、审计市场进入退出壁垒、审计师的行业专长等。完善和健全审计市场结构是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化发展的前提或基础。
(一) 培育高集中度的寡占型审计市场。
垄断型和过度竞争型的市场都不是我国审计市场发展所需要的, 前者不利于公平竞争、审计质量提高, 也不能满足消费需要, 后者则不利于提高审计效率、规模经济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寡占型市场结构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 降低成本;缩小上市公司选择事务所的空间, 提高对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从1980年开始到现在的30多年间,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先后经历了恢复重建、规范发展、市场化发展和国际化发展四个阶段, 在数量、质量、规模、人员、经验等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在规模化发展上也呈现了以下特征:出现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有限公司、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等几个大所;证券、期货从业资格门槛的不断提高促进了事务所的新一轮合并, 目前业务收入达到1亿元的事务所超过30家。这些为高集中度的寡占型市场奠定了基础。
(二)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应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手段, 引导或推动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化发展, 进而形成高集中度的寡占型审计市场。结合我国当前情况主要有:第一, 推动完善和出台独立审计准则、《注册会计师法》等相关法律规范, 明晰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职能定位、执业行为、质量标准等, 还要规定从业人员的标准和素质, 提高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的最低资本金要求等, 为行业发展提供坚实的、长期而标准的法律保障。第二, 继续研究、推动与协调落实《证券法》、《合伙企业法》、《公司法》、《破产法》等有关上市公司审计、合伙企业审计验证、公司法定审计、破产清算管理人等制度安排。加强和推动我国审计准则与国际准则的接轨, 完善会计制度, 不断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的业务水平。第三, 加大行政、刑事责任处罚力度, 提高违规成本, 弥补民事责任赔偿机制的空白, 增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风险, 约束会计师事务所的经营行为, 引导其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三) 从监管层面为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提供便利。
对于我国审计市场而言, 合并有助于扩大会计师事务所规模, 打破市场分割, 形成寡占结构, 这是形成有效市场结构的最快捷途径。合并是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相互选择的一种市场行为, 监管机构应将精力放在为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创造便利条件上, 对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不再要求报送各地财政部门, 同时对合并后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不做具体要求。按市场机制操作, 即确保注册会计师在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 自主选择合适的合并及重组对象, 而决不能实行政府强制。
(四) 提高市场主体的准入标准。
一是机构准入标准, 会计师事务所是一个专业机构而非有资本就能准入的, 提高行业的进入门槛, 有利于为会计师事务所树立真正的专业形象。同时, 市场准入资格的提高, 也向社会公众传递审计产品质量高, 审计意见值得信任的信号。另外, 提高审计市场主体的准入资格加大了会计师事务所的成本, 减小了会计师事务所的降价空间, 保证了审计的最低成本和审计产品的最低质量。除了从法律法规层面进行设计 (例如提高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的最低资本金) 外, 在实际审批、执行或监管中要严格进行要求。二是从业人员准入。注册会计师的资格认证政策决定了一个时期内注册会计师的人数, 也决定了会计师事务所行业的竞争程度。为优化人才竞争状况, 政府或有关行业主管机构可通过对合格分数线的掌握以及提高注册会计师考试的难度, 通过提高标准、严格要求的考试制度, 加大进入会计师事务所门槛的难度, 使选拔出的注册会计师适应改革开放和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
(五) 鼓励和引导多元化、专业化以及跨区域发展。
多元化应是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市场定位的重要选择, 也是其为改善国内审计市场结构、分散经营风险并发挥示范效应的重要体现。多元化服务, 就是要形成执业特色, 与主要竞争对手在服务对象上各有侧重, 形成专门化分工;要调整知识结构, 吸引和培养不同领域的专家型人才。在专业化方面, 要形成一部分有经营特色的会计师事务所和一批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由区域市场向更广泛的市场发展, 消除审计活动的地域性尤其是证券审计市场的地域性, 可以避免来自当地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当地企业的种种牵制, 有利于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 形成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六) 不同规模的市场主体合理配置, 有序竞争。
即大中小型不同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要有合理的数量配置、行业和区域配置关系, 同时要有合理的竞争关系。在不同客户类型的市场上, 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方式、工作绩效和市场定位都不相同。大所的规模优势主要体现在大客户, 中小所的市场定位要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专业服务。在大客户市场上, 地理位置分散、客户规模大、业务处理复杂, 不是中小所的目标客户。在小客户市场上, 代理成本较低, 客户业务也相对简单, 不存在对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要求。也就是说市场需求的多层次性要求大中小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会计师事务所在数量上要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 在业务运作中共同存在并形成合理的竞争关系。再进一步, 我国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要以中小型企业审计和相关专业服务为主导, 走适度专业化和多元化的道路。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要以大型企业审计和综合服务为主导, 走适度专业化、综合化和国际化的道路。大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是相辅相成和互为补充的, 在鼓励大所走规模化发展道路的同时, 小所也要根据自身便捷、灵活的特性, 开展多样化的服务。
二、规模化发展的原则或价值取向
(一) 执业标准统一。
执业标准是会计师事务所按照相关具体审计质量控制准则与审计准则的要求所制定的, 是在执行审计业务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标准。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 制定和实施的执业标准也许并不完全一致, 这就将导致其所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存在着差异。通过合并方式组成的会计师事务所集团是由不同的单个会计师事务所通过签署有关协议组建而成, 由于各自的执业水平与执业经验的不同, 加之执业标准的不统一, 使得所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两者一旦合并而组成一个统一的事务所集团, 其为客户所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应保持同质性, 这样才有利于会计师事务所集团品牌和声誉的建立。做到质量控制、执业标准和人员培训的三统一, 而执业标准的统一是基础。
(二) 成本效益兼顾。
规模经济会使企业平均成本随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增加而下降。会计师事务所的日常经营活动中, 会产生内部风险控制成本、管理成本、客户服务的成本、员工的培训成本等各项成本开支, 公司规模化扩展达到一定程度后, 应该时刻注意通过有效的管理, 使这些成本占业务收入的比例降低, 最终实现规模经济, 从而保证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化发展能够产生高效益。
(三) 防范规模化风险。
规模化风险是指会计师事务新建、合并或重组等形式的规模扩大过程中, 存在的遭受经济、名誉等风险或损失的可能性。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化是一个复杂的组织运用和人员、文化的整合过程, 其涉及因素的多元性、过程的复杂性, 使规模化的实施与规模化经营的过程充满了风险。从规模化战略的制定、实施到规模化后的经营管理及重整, 其间所伴随的诸多不确定因素, 给会计师事务所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因此, 在风险控制中推进规模化发展, 一方面, 要对规模化实施前期的风险进行分析, 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和对合并方的情况与自身实力了解不充分, 或因法律、政治、文化等原因, 而导致规模化失败。另一方面, 要对规模化过程中的风险进行分析。尤其是通过合并、集团化等方式进行规模化的过程中, 不同人员、组织、业务以及文化的相互重整, 往往因合伙人思维方式、经营理念、不同组织形成的历史渊源、组织文化差异性等原因, 使会计师事务所成长阶段的重整失败, 例如出现执业质量下降, 成本居高不下, 管理失控, 以及组织灵活性变差, 成本增长速度超过收入的增长速度等, 表现出规模的不经济和规模化的不合理。
三、在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中抓好五个方面的有效整合
(一) 自上而下抓好组织机构的合并与重组。
组织机构是整合的基础。首先要整合董事会 (合伙人管理委员会) 。合并后的董事会应考虑其组成结构的合理性。董事会的组成, 应保持合理结构和合理规模, 除了保持知识结构的合理性也要保持地区结构的合理性。董事会应在保留其法人治理性质前提下, 同时以执行合伙人会议的形式来出现, 在执行和经营总负责的层面上, 促进合伙理念的磨合, 在资本纽带上标注上人合的前提, 两方面共重, 以解决公司制和合伙制之间的矛盾, 融合会计师事务所历史环境与发展特性之间的空隙。董事会按其总、分所的经营业绩、区域发展战略与资合比例来调整人员组成, 充分体现跨地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运作特征, 为实现区域统筹发展打下基础。
(二) 有效进行经营战略的重构和企业文化的重建。
一方面, 在统一经营理念基础上, 要针对经营环境中的机会和威胁, 结合自身优势与劣势, 提出会计师事务所可以实现的新的经营战略。另一方面, 实现不同企业文化的共通融合。企业间的文化整合与并购重组是相伴而生的, 并购企业文化的冲突往往导致核心员工、关键高层管理人员及客户资源的流失, 严重的会导致并购的彻底失败。因此, 要建立以诚信理念为核心的先进文化, 将诚信理念作为核心不仅是一个文化理念, 也应当是行业文化建设的一个方向;坚持正确的文化整合原则, 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要坚持动态创新、优势互补、加强协作和亲情沟通的原则;会计师事务所可根据自己的特点合理选择文化整合的模式;掌握文化整合的操作程序, 文化整合要根据其特点、内容、模式不断实现创新, 动员一切资源, 为改变企业文化, 必须有训练、指示、实例、教导、强化以及对新作风予以支持的配套制度。
(三) 有效整合与使用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会计师事务所最重要的资源。合并使会计师事务所人力资源呈现出人事、组织、政策和规章等方面的变革, 员工可能面临职位调动、工作内容的改变、裁撤及适应新的企业文化等, 可能对其身心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解决人力资源问题必将对会计师事务所提出新的人力资源整合诉求, 建立一套以人为本、覆盖人才的选、育、用、留的科学人力资源开发机制显得极其重要。必须建立制度化、规范化、公正化、科学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从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组织来讲, 人力资源管理应在互补增值, 激励与约束对称, 以人为本, 使用与培养并重, 稳定与动态管理相结合的管理理念指导下, 遵循竞争上岗, 择优聘用, 尾数淘汰的原则来进行。合并后的会计师事务所除了遵循上述的基本原则之外, 还要强调技能考评、项目调配、专业定级及知识培训等方面的统一性。
(四) 建立统一的审计质量标准。
审计质量是由独立性与专业胜任能力共同决定的。第一, 要培养相同的执业理念。由于区域间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各分支机构的服务领域、服务对象、发展速度等都存在差异, 这些差异导致了执业理念上的差异。统一执业理念, 正体现了全面质量控制方法中的事前控制原则。第二, 要建立统一的专业标准。应当发挥人力资源的规模优势, 建立专业的质量标准研究部门, 博取各家之长, 建立统一的专业标准, 并在实践中从人力和业务资源的规模化优势中汲取执业经验, 并不断加以完善, 从而在知识管理方面形成良性的循环, 获得知识 (技能、执业理念) 上的增值效应。第三, 要建立合理的内部互查制度、专家委员会制度、科学授权制度、技术援助制度和技术交流制度等, 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
(五) 科学进行客户资源的整合。
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 篇6
西方发达市场上发现, 大会计师事务所 (如国际四大, 包括之前的五大、六大、八大等) 审计质量更高, 所审计的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更高, 盈余管理程度更低 (Beckeretal., 1998;Kimetal., 2003等)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 国际四大的合作所、国内本土所之间的规模差别也很大:国际四大合作所的规模远远大于国内所, 那么, 在我国审计市场上是否也存在“大所审计质量更高、抑制盈余管理的能力更高”这样的规律呢?我国独立审计所处的环境与西方发达市场存在较大差异。我国的独立审计行业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正式发展, 与西方相比, 由于起步较晚, 目前尚不完善;独立审计执业环境较宽松, 审计失败的处罚较轻;市场集中度低、竞争激烈等等。这些特点可能会影响事务所的执业态度及执业过程。本文通过考察国内参与上市公司审计的国际四大合作所、按所审计客户总资产排名的国内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事务所对盈余管理的抑制能力, 检验在我国是否也存在“事务所规模越大、审计质量越高、对客户盈余管理的抑制能力越强”的规律。
二、文献回顾
(一) 国外文献Beckeretal.
(1998) 以六大/非六大作为审计质量替代变量, 以可操控性应计作为盈余管理的衡量变量, 使用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考察了六大/非六大的客户报告的可操控性应计差异。结果发现六大的客户报告的可操控性应计显著低于非六大的客户, 从而说明六大更能抑制公司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 六大 (品牌事务所) 的实际监督能力更强, 审计质量更高。Kimetal. (2003) 考察了管理当局和事务所之间冲突或一致的报告动机如何影响六大和非六大之间的审计质量差异。结果显示:仅仅当管理当局有动机偏好调增利润的应计选择时, 六大才比非六大更能抑制 (监督) 投机性的盈余管理;当管理当局和事务所都有动机偏好调减利润的应计选择、从而这两者的报告动机没有冲突时, 六大没有非六大有效。Francis, Maydewand Sparks (1999) 发现总应计多的公司, 即盈余管理可能性大的公司, 倾向于聘请六大 (品牌事务所) , 而它们的可操控性应计却更低, 说明六大 (品牌事务所) 更能抑制客户的盈余管理, 审计质量更高。
(二) 国内文献
张为国、王霞 (2004) 从报表差错方面考察审计质量, 发现国内十大 (包括四大的合作所) 并没有表现出更强的执业能力。蔡春等 (2005) 使用盈余管理变量考察审计质量, 使用2002年沪市制造业的数据研究发现, 非十大审计的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显著高于十大审计的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双重审计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显著低于非双重审计的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刘峰、周福源 (2005) 使用1999年至2001年的数据研究发现, 相对于非国际五大的客户, 国际五大的客户并没有报告更少的可操控应计, 并且其可操控应计与企业未来的利润率之间也并没有更强的联系。由此可见, 对于国际四大和国内大所的审计质量是否更高, 结论并不一致, 考察的角度也不尽相同。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在我国也不例外。一方面, 上市公司监管当局的举措显示, 认为国际所的审计质量更高。如证监会于2001年发布的《16号文》要求, A股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或上市后在证券市场再融资时, 应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 按照中国独立审计准则对其依据中国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信息披露规范编制的法定财务报告进行审计。此外, 还应聘请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特别许可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按国际通行的审计准则, 对其按国际通行的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编制的双重财务报告进行审计。这样的规定无疑隐含着这样的假定:即国际知名所审计质量更高。De Angelo (1981) 等人的分析确立了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 认为事务所规模越大, 审计质量越高 (Wattsand Zimmerman, 1980;Palmrose, 1988;Dopunch and Simunic, 1982) ;同时“深口袋”理论也有助于解释五大对自身品牌和声誉的重视, 使得五大的审计质量能够有所保障。许多实证研究也支持了五大的高审计质量 (如Teohand Wong, 1993;Beckeretal., 1998) 。如果四大能在全球维持同一的质量水准, 则它们在我国的审计质量也应该是高的。另一方面, 学术界对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的职业水平却有诸多怀疑。李树华 (2000) 、刘峰和林斌 (2000) 论证了我国审计市场缺乏内在的、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刘峰 (2001) 以红光实业案例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现有制度安排对高质量会计信息的排斥效应;安然、世通等事件之后, 全球舆论对“五大”的审计质量更是质疑有加。刘峰、许菲 (2002) 的分析显示, 面对薄弱的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公司盈余管理的强烈动机, 如果五大意图保持其较高的审计质量, 它们可能要么失去客户, 要么增加审计成本。刘峰、周福源 (2005) 的研究发现, 相对于非国际五大的客户, 国际五大的客户并没有报告更少的可操控应计, 并且其可操控应计与企业未来的利润率之间也并没有更强的联系。蔡春等 (2005) 则发现, 非十大审计的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显著高于十大审计的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鉴于上述不同观点, 尚无法预测四大的审计质量能否高于国内大所的审计质量, 只能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说:
H1: (四大合作所假说) 其他方面相同, 四大所审计的公司与国内十大所审计的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尽管国内事务所的规模与国际四大无法相提并论, 但国内所之间的规模差异也是相当明显的。按照中注协公布的2003年度前百名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收入排名, 国内排名第一的上海立信长江, 而排名最末的福州闽都, 业务收入不到上海立信长江的六分之一。大小事务所对某个客户的依赖程度不同, 对待客户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大事务所具有更强的动机保持独立性, 也更有能力与管理当局沟通, 面对管理当局盈余管理的意图, 应该更有能力与之抗衡;而小事务所为了留住某个客户, 做出让步的可能性更大。同时我国审计执业环境相对宽松, 违规处罚较轻, 尽管大所和小所所处环境相同, 但其承受风险的能力不同, 采取机会主义动机的强弱也可能不尽相同, 因此两者的审计质量也无法做出判断, 只能预测大的事务所与小的事务所审计质量可能有差异, 即具有不同的抑制管理当局盈余管理的能力。按照所审客户的规模排名, 将国内前十大定义为大所, 其他定义为小所, 提出假说如下:
H2: (事务所规模假说) 其他情况相同, 国内十大所审计的公司与非十大所审计的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二) 变量定义
(1) 可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 (│Discretionary Accruals│——│DA│) 。本文衡量盈余管理水平所使用的第一个变量是可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 因为盈余管理的均值长期来看是趋于零的, 因此盈余管理的程度应该用可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来衡量。根据夏立军 (2003) 的研究, 针对我国的数据, 使用基本横截面琼斯模型、分行业分年估计更好;Kotharietal. (2005) 提出与业绩相匹配的琼斯模型能更准确地衡量可操控性应计。借鉴上述两种观点, 本文使用基本横截面琼斯模型分行业、分年估计正常应计和非正常应计 (可操控性应计) , 在回归中加入资产报酬率 (指绝对值, │ROA│) 以控制业绩对可操控性应计的影响。行业分类依据为证监会2001年公布的22个行业代码。模型为:accrjt/tajt-1=a1 (1/tajt-1) +a2 (Δrevjt/tajt-1) +a3 (ppejt/tajt-1) +ejt。其中, j公司第t年, accr为总应计;ta代表总资产;Δrev为销售净额的变动;ppe代表不动产, 厂房和设备;由于我国对ppe在财务报表中没有明确的披露, 所以用固定资产总值代替;e为残差项, 就是要估计的可操控性应计。本文采用现金流量表法计算总应计。accr=盈余-来自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盈余=营业利润+财务费用。
(2) 异常的非经常性损益的绝对值 (│excessnon-operatingincome——│ENOI│) 。本文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第二种变量是异常的非经常性损益的绝对值 (ENOI) 。使用可操控性应计仅能发现通过经营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 然而在我国, 很大一部分盈余管理是反映在财务报表的非主营业务部分, 如关联方资产交易、地方财政补贴等。如Chenand Yuan (2004) [18]所述, 非经常性损益是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利润操纵的便捷手段。参照他们的研究, 异常的非经常性损益定义为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与其所属行业的非经常性损益中值之间的差额, 即对公司j在第t年, 其异常的非经常性损益为:ENOIjt=NOIjt-median (NOIit) ENOIjt:j公司第t年的异常的非经常性损益;NOIjt:j公司第t年的非经常性损益;NOIit:J公司所处的i行业所有公司第t年的非经常性损益。
(3) 可操控性应计与异常的非经常性损益之和的绝对值 (│DA+ENOI│) 。本文除了分别考察独立审计对客户通过应计项目和非经常性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的监督以外, 还要考察对总体盈余管理的抑制情况。
(4) 事务所规模 (TOP10) 。本文构造虚拟变量TOP10表示事务所规模 (不包括四大) 。按其所审客户的总资产排名, 事务所处于前十名, TOP10为1, 否则为0。
(5) 是否国际四大的合作所 (BIG4) 。使用虚拟变量BIG4, 事务所若为四大合作所, BIG4为1, 否则为0 (由于后面的检验中, 考察的是四大的合作所与国内前十大事务所之间的审计质量差异, 所以当事务所为国内十大时, BIG4取0) 。
(三) 模型构建
本文所要检验的假说中都涉及事务所自选择问题在我国目前的环境下, 公司管理当局对聘用事务所几乎具有实际的控制权, 管理当局可能出于种种目的聘用合乎自己需要的事务所, 因此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根据Heckman (1978) 、Maddala (1983) 等的研究, 管理当局选择事务所时, 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的自选择偏误, 以致通常使用的OLS估计量是有偏的, 应该使用两步回归 (a two-stage“treatment effect”model) 进行控制。因此, 借鉴Kim et al. (2003) 的做法, 本文也采用两步回归的方法, 控制自选择偏误, 具体如下:
第一步, 估计事务所选择的概率单位 (probit) 模型, 计算Inverse Mill’s Ratio, 即模型 (3) - (4) 中的LAMDA, 因变量Pr (TOP10/BIG4) 是管理当局选择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四大合作所的概率;第二步, 将LAMDA作为一控制变量, 与事务所规模变量等一起对盈余管理衡量变量进行回归。第一步中所用模型如下:Pr (TOP10) jt=α+β0*CYCLEjt+β1*CAPINTjt+β2*ANOIjt+β3*SIZEjt+β4*LEVjt+β5*GROWTHjt+β6*SHRINCjt+β7*LOSSjt+β8*RECjt+β9*INVjt+β10*TEXjt+β11*CTRHOLDjt+β12*GOVHOLDjt+εjt… (1) ;Pr (BIG4) jt=α+γ0*CYCLEjt+γ1*CAPINTjt+γ2*ANOIjt+γ3*SIZEjt+γ4*LEVjt+γ5*GROWTHjt+γ6*SHRINCjt+γ7*LOSSjt+γ8*RECjt+γ9*INVjt+γ10*TEXjt+γ11*CTRHOLDjt+γ12*GOVHOLDjt+εjt… (2) 。
第二步, 将事务所规模及其他变量对三个盈余管理衡量变量 (可操控性应计、异常的非经常性损益、两者之和) 分别作回归, 并加入通过模型 (1) 或 (2) 估计出来的Inverse Mill’s Ratio。如考察TOP10与NON-TOP10所审计公司盈余管理的差异时, 使用下述模型:|DAjt|=α+γ0*TOP10jt+γ1*SIZEjt+γ2*LEVjt+γ3*CFOjt+γ4*SHRINCjt+γ5*NEWAUDjt+γ6*|DAjt-1|jt+γ7*AGEjt+γ8*LAMDAjt+γ9*|ROAjt|jt+vjt… (3) 。|ENOIjt|=α+γ0*TOP10jt+γ1*SIZEjt+γ2*LEVjt+γ3*CFOjt+γ4*SHRINCjt+γ5*NEWAUDjt+γ6*|ENOIjt-1|jt+γ7*AGEjt+γ8*GOVHOLDjt+vjt… (4) 。|DAjt+ENOIjt|=α+γ0*TOP10jt+γ1*SIZEjt+γ2*LEVjt+γ3*CFOjt+γ4*SHRINCjt+γ5*NEWAUDjt+γ6*|DAjt-1+ENOIjt-1|jt+γ7*AGEjt+γ8*LAMDAjt+γ9*|ROAjt|+γ10*CTRHOLDjt+γ11*GOVHOLDjt+vjt… (5) 。考察BIG4时, 将上述模型 (3) 、 (4) 、 (5) 中的TOP10换成BIG4, 改换相应数据即可。如果国内十大比非十大对盈余管理的抑制能力更高, 则TOP10的系数β0会显著为负;如果国际四大对盈余管理的抑制能力比国内十大所更高, 则BIG4的系数β0会显著为负。
注:“***”1%水平显著;“**”5%水平显著;“*”10%水平显著;双尾检验;表中变量定义见 (表1)
(四) 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02年至2004年沪深两市全部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剔除缺失数据样本, 剔除没有足够数据使用横截面琼斯模型的样本, 共得到3535个样本观测值。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取自CSMAR和Wind资讯, 并参照了相应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行业分类依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行业分类指引, 除制造业采用两级代码外, 其余采用一级代码, 即行业A、B、C0-C9、D……M, 共22个行业。
四、实证分析
(一) 国际四大合作所与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差异检验 (H1)
(1) 描述性统计。 (表3) 是BIG4和TOP10的客户特征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分别列示了BIG4的客户和TOP10的客户的一些财务指标, T检验考察了两者的均值差异, Z检验考察了两者的中值差异。由此可以看出, BIG4所审公司规模较大 (SIZE:22.057 vs.21.209, 且差异显著) , 负债率较低 (LEV:0.422 vs.0.536, 差异显著) , 产生现金的能力较强, 表现为来自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较多 (CFO:0.073 vs.0.054, 差异显著) ,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有股比例均更多 (CTRHOLD:0.464vs.0.420, 差异显著;GOVHOLD:0.413 vs.0.376, 差异显著) , 资产报酬率更高 (ROA:7.619 vs.4.402, 差异显著) 。另外, 从其他影响事务所选择的特征来看, 选择BIG4的公司产生短期应计的能力较弱 (CYCLE:6.859 vs.19.564, 差异显著) , 业务也较简单 (REC:0.083 vs.0.111, 差异显著;INV:0.178vs.0.183, 差异显著) 。
(2) 实证结果。通过第一步回归, 计算LAMDA值 (结果略) ;第二步中, 事务所规模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用两个模型进行了检验, 回归结果如 (表4) 所示。使用可操控性应计绝对值 (∣DA∣) 作为因变量的时候, BIG4虚拟变量是不显著的, 从这一点来看, 在抑制通过应计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上, BIG4并没有显示出比TOP10能力更强的优势, 从而没有支持假说H1;使用异常的非经常性损益 (∣ENOI∣) 作为因变量的时候, BIG4虚拟变量正向显著, 说明在抑制通过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上, BIG4也没有显示出更强的优势, 相反却表现的更无效, 支持假说H1;使用总体的盈余管理情况 (∣DA+ENOI∣) 作因变量时, BIG4系数不显著, 说明对总体盈余管理情况来说, BIG4并没有比TOP10具有更强的抑制能力。其他控制变量情况如下:使用∣DA∣做因变量的时候, ∣DA-1∣与∣DA∣正向相关, 只能说明上一期的可操控性应计对本期可操控性应计具有显著影响, 但不能判断两者之间是正向相关还是负向相关。根据可操控性应计的定义, 长期来看, 可操控性应计的均值趋向于零, 但由于本文所用样本只跨三个年度, 故无法判断相邻的两年之间存在同向还是反向盈余管理。SIZE对∣DA∣负向显著, 说明规模越大的公司通过可操控性应计进行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LEV对∣DA∣正向显著, 说明负债率越高的公司通过可操控性应计进行的盈余管理越多, 说明债务契约对公司盈余管理动机有促进作用;CFO对∣DA∣负向显著, 产生现金流量能力越强的公司越不会通过可操控性应计进行盈余管理, 说明盈余质量越高的公司通过可操控性应计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更少;∣ROA∣对∣DA∣显著, 说明业绩对可操控性应计的高低有显著影响。使用∣ENOI∣做因变量的结果与使用∣DA∣的情况类似:∣ENOI——1∣对∣ENOI∣影响显著, LAMDA变量显著, SIZE变量负向显著, LEV变量正向显著, ∣ROA∣变量显著;与使用∣DA∣时不同的是CFO变量和AGE变量, CFO对∣DA∣影响显著, 但对∣ENOI∣并无显著影响;AGE对∣ENOI∣有显著影响, 对∣DA∣却无显著影响。说明上市年限越长, 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越多。使用∣DA+ENOI∣的情况也类似, ∣DA-1+ENOI-1∣、SIZE、LEV、CFO、∣ROA∣变量均显著。
注:“***”1%水平显著;“**”5%水平显著;“*”10%水平显著;双尾检验
注:“***”1%水平显著;“**”5%水平显著;“*”10%水平显著;双尾检验;表中变量定义
注:“***”1%水平显著;“**”5%水平显著;“*”10%水平显著;双尾检验。表中变量定义见 (表1)
综上所述, 国际四大的合作所在我国的审计质量未必高于国内所。在对报表总体盈余管理的抑制上, 四大合作所并没有显示出更强的优势;在对通过可操控应计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上, 国际四大合作所并没有显示出比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更有效的优势;甚至, 在对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上, 四大合作所比国内十大更无效。
(二) 国内十大与非十大事务所审计质量差异检验 (H2) (1) 描述性统计。
(1) 描述性统计。 (表5) 列示了TOP10与NON-T0P10所审客户的一些特征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结果来看, TOP10的客户规模更大 (SIZE:21.209vs.20.979, 差异显著) , 产生现金流量的能力更强 (CFO:0.054 vs.0.049, 中值差异显著) , 上市年限更久 (AGE:6.608 vs.6.055, 差异显著) , 业绩更好 (ROA:4.402vs.3.184, 差异显著) 。
(2) 实证结果。 (表6) 列示了TOP10、NON-TOP10对盈余管理抑制能力差异的考察结果。结果显示:当因变量为∣DA∣时, TOP10的系数为正且显著, 说明TOP10的客户通过应计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更多。也就是说对于通过应计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 TOP10比NON-TOP10对其客户更宽容。也可以说, 在抑制公司通过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能力上, TOP10没有NON-TOP10有效。NON-TOP10的客户的应计项目信息质量比TOP10的客户更高。事务所自选择偏误控制变量LAMDA系数显著, 说明了控制此偏误的必要性。其他控制变量情况如下:对∣DA∣具有稳定影响的主要有四个变量, 即规模 (SIZE) 、负债率 (LEV) 、产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能力 (CFO) 和资产报酬率的绝对值 (∣ROA∣) , 且与前人结论一致。说明规模越大、负债率越低、产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能力越强的公司通过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当因变量为∣ENOI∣时, 即对于公司通过非经常性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 结论却并非如此。TOP10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TOP10的客户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的盈余管理程度更低, 也就是说, 在抑制客户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上, TOP10比NON-TOP10更有效。LAMDA系数显著, 同样说明控制自选择偏误的重要性。其他控制变量情况:对∣ENOI∣具有稳定影响的因素主要有规模 (SIZE) 、负债率 (LEV) 、产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能力 (CFO) 、上市年限 (AGE) 和资产报酬率的绝对值 (∣ROA∣) 。规模越大、负债率越低、产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能力越强、上市时间越长的公司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小。当因变量为∣DA+ENOI∣时的情况与∣DA∣时类似, TOP10的系数显著为正, LAMDA显著, SIZE、LEV、CFO、∣ROA∣变量均显著, 综上所述, 对于客户通过应计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 TOP10并没有表现出比NON-TOP10更强的抑制能力, 而是表现得更无效;对于客户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 TOP10则表现出了更强的抑制能力;对于客户总的盈余管理, TOP10也表现地更无效。本文的检验结果发现, 国内十大在对客户盈余管理的抑制能力上不一定比国内非十大更有效, 有时候甚至更无效。
五、结论
本文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考察, 是从抑制客户盈余管理程度、保障会计信息质量的角度进行的, 同时使用了三个衡量盈余管理的变量, 使得检验结果更可信;控制了上市公司选聘事务所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自选择偏误, 使得检验过程更严谨。结论如下: (1) 国际四大与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比较。对客户通过可操控性应计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上, 国际四大合作所并没有显示出比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更有效的优势;对客户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上, 四大合作所比国内十大更无效;对客户总的盈余管理, 国际四大也没有显示出更强的优势。 (2) 国内十大与非十大的比较。对于客户通过应计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 TOP10比NON-TOP10表现得更无效;对于客户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 TOP10则表现出了更强的抑制能力;对于客户总的盈余管理, TOP10也表现地更无效。这样的结果说明, 在我国目前的审计环境背景下, 还不存在“大所审计质量更高”的规律。尤其是国际四大, 同样的国际四大, 缘何南桔北枳?这是我国独立审计监管当局应该思考的问题和提出改善审计质量举措时的努力方向, 以便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促使会计师事务所建立声誉机制, 提高审计质量。
摘要：本文使用2002年至2004年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按所审计客户规模排名的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其他事务所, 在抑制客户盈余管理的能力上的差异, 从而说明不同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差异。在控制了事务所聘任过程中的自选择偏误后发现, 我国目前尚不存在“事务所规模越大、审计质量越高”的规律。研究结果表明, 尽管普遍认为国际四大或者国内本土大所理应具有更高的审计技术, 但在我国目前的现实背景下, 这些大事务所所表现出的抑制客户盈余管理的意愿却未如人愿。
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 篇7
(一) 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De Angelo (1981) 认为事务所的规模对审计质量有着重要的担保作用, 基于“深口袋”理论, 事务所规模越大, 其可作为担保的资产价值越大, 审计失败的损失也就越大, 因此大规模的事务所有动力提高审计质量。并且, 规模比较大的事务所不会因为某一客户的流失而损失过多的“准租金”, 可见相对于小所, 大所更有能力抑制独立性的损失。
(二) 事务所轮换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1. 支持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轮换的人士认为事务所轮换将大大促进审计质量的提高。研究主要集中在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关系方面, 表明审计质量将随着审计任期的延长而下降。
2. 持反对观点的人士认为, 事务所轮换缩短了审计任期将增加审计失败的风险。Petty&Cuganesan (1996) 指出, 事务所轮换缩短了审计任期将有可能减少事务所对审计投资的动力, 阻碍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的提高, 由此将增大审计失败风险。刘辉雄 (2003) 认为, 由于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实施事务所轮换的条件, 因此即使推行该制度也不能达到提高审计质量的目的。总之, 目前关于事务所轮换效果所做的研究结果尚未有力地显示出这一制度的优越性。
(三) 审计质量的内涵
当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象严重、粉饰报表的行为屡见不鲜, 然而见诸报端的却屈指可数, 并非这些注册会计师专业水平不高, 难以发现报表重大错误、舞弊行为, 而主要是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普遍不够强, 即便可以发现错报、漏报, 由于受制于各种内、外在压力的影响也不敢披露。因此, 审计质量和盈余管理有一定的相关性。
本文通过对山西省的25家上市公司2004~2012年间选聘的会计师事务所, 是否轮换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进行分析以研究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事务所轮换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二、研究结果分析
(一) 上市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选择的分析
1.2004年, 除潞安环能 (601699) 、大秦铁路 (601006) 、大同煤业 (601001) 3家没有2004年的数据外, 山西省的上市公司有14家选择了山西天元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 占山西省22家上市公司的64%。随着2005年山西天元会计师事务所终止营业, 山西省的上市公司改聘其他事务所。
2.2005~2012年, 除大秦铁路 (601006) 从2006~2012年选择的是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太原刚玉 (000795) 选择的是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兰花科创 (600123) 选择的是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ST狮头 (600539) 选择的是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外, 其余21家上市公司均选择了全国十大会计师事务所, 占上市公司的比例为84%。其中选择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有10家, 占48%。而在2005~2012年间, 山西省的上市公司没有任何一家选择山西省内的会计师事务所。
(二) 会计师事务所的轮换情况分析
2004~2012年间有5上市公司变更过会计师事务所, 占20%。 (变更不包括因合并引起的事务所名称的变更) 。变更的原因如:会计师事务所终止经营、外部监管部门的要求、与原会计师事务所签订的合同到期而改聘其他事务所等中性原因。
(三) 审计质量的测度性指标
关于盈余管理的概念会计学界存在诸多不同意见。一般认为,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 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 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 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审计质量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
三、本文研究结果
本文通过对2004~2012年山西省25家上市公司审计意见的类型进行统计分析, 其中当代东方 (000673) 和ST天龙 (600234) 这两家上市公司自2004~2012年以来均被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 我们将单独对其分析。而潞安环能 (601699) 、大秦铁路 (601006) 、大同煤业 (601001) 3家没有2004、2005年的数据, 因此我们对其余的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进行了汇总, 得出以下结论。
1.从上市公司2004~2012年的年报审计意见的统计结果可知, 标准无保留意见占绝大比例。从有无保留加说明段、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和否定意见的角度来考察, 无保留加说明段的非标准保留意见所占的比例较大, 而保留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分别出现过一次。总体而言, 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呈下降趋势。我们从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分析研究中发现, 这些无保留加说明事项段的原因大部分是由于未决诉讼、对外担保等引起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而这些事项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发生经营失败还需要时间来证明。存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不大。
2.我们也可看到, 2007~2009年间的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有上升的趋势, 随后呈下降趋势, 2009年以后标准保留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趋于零。我们结合审计报告分析其原因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导致上市公司关联方间的债权债务增加, 使得其偿债能力下降引起的。还有就是由于政府政策的变动, 上市公司原来的经营业务不符合政策的要求, 需要进行整改和重组, 而目前还没有结果。
3.同时, 我们还分析了当代东方 (000673) 和ST天龙 (600234) 这两家上市公司, 我们发现自2004~2012年间它们一直都被出具的是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当代东方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原因是由于应收控股集团的账款无法及时收回, 提取了大量的坏账准备, 而导致了亏损。同时还有大量的短期借款及应计利息需要偿还, 还有未决诉讼需要处理, 因此其持续经营能力值得怀疑。ST天龙是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重点关注的上市公司, 截止2012年其累计亏损达46822.99万元, 股东权益为-8555.94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为-12723.29万元;逾期借款及利息为32873.41万元;投资性房地产32152.93万元及固定资产267.23万元处于被法院查封状态。这些情况表明其存在重大的持续经营能力问题。
总之, 从上述研究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山西省的上市公司在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时就充分考虑到事务所的声誉及规模, 他们倾向于选择全国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是因为相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和规模越大, 其提高的审计质量越高, 这样可以减少自身的经营风险, 同时获得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者更多的信任。2.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和轮换并不显著影响审计质量。从5家变更过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中我们发现, 轮换事务所前后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说明山西省的上市公司轮换事务所并不存在购买审计意见等原因, 同时也间接证明大规模的事务所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和较低的客户依赖性, 能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
参考文献
[1]贝尔乌德E·利德斯等.十国审计准则介绍与比较[M]. (黄时强等译) .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 1996.
[2]审计署外事司.英·德·以三国审计比较[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 1996.
事务所规模、客户规模与审计定价 篇8
审计定价一直以来都是审计市场热点研究的问题之一,审计定价的决定因素也是实务界、注册会计师协会和物价监管部门最为关注的问题。审计定价也称审计收费,是指审计服务供需双方就注册会计师所提供的审计服务所达成一致意见的价格。审计服务的定价,不仅反映了审计市场上审计服务的供需关系,还影响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以及审计工作质量,所以审计服务的定价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外对于审计定价的研究已逐渐成为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国内对于审计定价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目前大量的研究成果也已经涌现。目前国内的学者对于审计定价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四个方面:审计定价的决定因素;盈余管理、审计风险与审计定价;低价揽客、审计任期与审计定价;事务所规模、品牌与审计定价(张奇峰、张鸣、戴佳君,2006)。但是对于这四类问题的交叉性影响并没有研究者进行专门研究,同时其研究的经验数据也并没有很长的跨度。鉴于此,本文特整理了从2001年至2010十年间的经验数据并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同时按事务所规模进行了细分来探究事务所规模对于审计的初始定价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客户规模对于审计定价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Simunic(1980)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客户规模是审计定价过程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De Angelo(1981)研究了“低价揽客”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后果。认为特定客户的未来准租金诱导了“低价揽客”行为的发生,但是“低价揽客”只是审计师在市场中的竞争策略,其本身并不能影响审计质量。与De Angelo(1981)观点不同的Dye(1991)则认为,De Angelo(1981)模型中的定价折扣并不是由交易成本所引起的,这种折扣应该归因于她对于审计师具备设定未来费用的全部议价能力的假设。认为如果客户具有全部的议价能力,这将会使得审计师只能索取不高于可避免成本的审计费用。在这种情况下,既不存在未来准租金,也不存在定价折扣。当审计师没有从客户收取准租金时,审计师被外部相关者视为最独立的;而此时如果准租金的信息恰好被公开披露时,投资者则可以根据披露出来的审计费用中推断出准租金是否存在并得出了审计的初始定价折扣是由于准租金信息的不可观察性所导致的,而不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所导致的。关于事务所规模对于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表明审计业务的收费标准在国际大型事务所与非大型事务所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并且国际大型事务所的收费存在“溢价”的表现。由于其向客户提供高质量审计的声誉而收取的溢价;由于在市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导致的溢价(Simon,1995;Blokdijk et al,2006;Chen et al,2008;Desai et al,2012)。特别是Chen,Su和Xu(2008)利用中国特有的审计市场上二元结构的优势,比较了国际五大会计事务所在法定竞争市场上和竞争性较弱的补充审计市场上的定价行为的差异,发现国际五大在竞争性较弱的市场上拥有更为显著的额外费用。
(二)国内文献
王振林(2002)借鉴了Simunic(1980)的模型分析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发现公司的规模、被投资公司数量等变量对审计收费具有显著影响,是客户的审计风险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很小且解释能力低。刘斌、叶建中、廖莹毅(2003)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规模、经营业务的复杂程度、以及上市公司所在地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主要因素,而其他则不具有重要影响。伍利娜(2003)则围绕2000年和2001年审计收费以及两年变动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分析。结果表明,公司规模、事务所规模、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处于保值区间对审计收费具有显著影响,而公司处于配股区间对审计收费无影响。余玉苗、刘颖斐(2003)通过建立审计收费的需求决定模型和供给模型,分析了审计服务的需求双方如何确定审计收费。在后续相关的研究中发现,审计定价行为一方面体现着注册会计师预期在审计过程中投入的人力资源水平,另一方面也体现着注册会计师因潜在的民事赔偿责任而要求的风险补偿。韩洪灵、陈汉文(2007)利用2002年至2004年我国审计市场的数据对初始审计的定价行为与特征进行了考察,结果支持了中国证监会关于审计费用的强制性公开披露政策,准租金和低价折扣引起的潜在的审计独立性问题会随着审计费用的公开披露而得到消除或减轻。林川、曹国华、邱邦翰和毕家豫(2011)发现CEO控制权与成长性因素分别对审计定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由于处于成长初期的中国上市公司较多。CEO控制权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并不依赖于成长性因素。张旺峰、张兆国和杨清香(2011)还发现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的整体质量,从而显著地降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收费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1)初始定价与事务所规模。De Angelo(1981)认为,初始审计定价折扣是现任审计师预期能获取未来准租金的一种理性的竞争性反应,是审计师为获取以后的竞争优势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交易成本的存在时产生初始审计定价折扣的原因,它使得现任审计师具有成本优势,从而可以将未来的审计费用定于可避免的成本之上以赚取准租金。而在连续的审计期间内,审计师不用再耗费启动成本,客户更换审计师又面临着交易成本,因此现任审计师可以稳定地获取准租金收入。如果审计市场认为是竞争性的,那么事务所竞争性的竞价可以赢得未来的准租金,这就导致了初始审计的定价折扣。认为初始审计的定价折扣是沉没成本,并不必然会对未来期间的审计独立性产生影响。而Simon和Francis(1988)引用沉没成本的心理学分析指出,沉没成本也会影响独立性。低价折扣增强了审计师延长任期的动机,直到审计费用折扣弥补回来,审计师的“独立精神”才会恢复。对于审计定价的研究的目标是帮助优化审计市场结构,促进良好的竞争氛围的形成。国外的研究(Simunic,1980;De Angelo,1981等)通常按照事务所的规模或品牌将事务所划分为四大与非四大两类。认为由于审计质量是难以观察的,惟有用审计师规模、审计师的品牌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量,才是最合适的方法。因此,普遍认为“四大”提供的审计服务比非四大的质量更高。同时,在差异化服务的市场里,由于大型事务所在人力资源、客户资源、行业专场等方面具有规模经济,在同等条件下更具有竞争优势。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在审计的初始定价过程中,“低价揽客”的现象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不存在
(2)审计定价与客户规模。Simunic(1980)研究发现,客户规模对于审计定价差异的解释能力达到了57%。这充分说明了客户规模越大,其分支机构多,业务范围广泛,交易性质复杂,法律规章纷繁,或有事项众多,从而要求注册会计师具有更高的专业水平,并执行更多的相关程序,并且审计风险会更高,审计定价也会相应的提高。基于此,提出第二个假设:
H2:在整个审计收费的定价过程中,客户的规模越大,审计收费越高
注:Q1表示25分位数,Q3表示75分位数。运用Winsor命令对表中连续性控制变量Stock-Return、Resid_SD、Size、ROA、Leverage、Current-Ratio、Receivables、Inventory的两端各按1%进行了极端值处理
注:本表的相关系数是用Stata软件的pwcorr命令生成的。“***”代表1%的显著性水平;“**”代表5%的显著性水平;“*”代表10%的显著性水平
注:“***”代表1%的显著性水平,“**”代表5%的显著性水平,“*”代表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代表P值;已按照公司进行了Cluster处理
(二)模型建立及变量定义
本文以Wang,Wong和Xia(2008)的模型为基准,并参照国内已有的关于我国审计定价的一般性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建立模型。(1)为了检验事务所规模对于审计的初始定价之间的影响,通过将表明事务所是否为首次接受审计业务的哑变量(Initial)、表明事务所规模大小的哑变量(N3)对审计收费(Ln Fee)进行回归。同时,需要控制有关客户本身和财务方面特征的相关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是基于Francis and Wilson(1988)和De Fond et al.(1999)的分析模型,表明这些有关客户本身和财务方面特征的相关变量与审计意见是相关的。包含了残差标准差(Resid_SD)、公司上市年限是否超过3年(Age)、客户资产的自然对数(Size)用来捕捉公司规模和公司业绩的影响。存货的比重(Inventory)、应收账款的比重(Receivable)、资产回报率(ROA)、公司近三年内是否有亏损(Loss)、资产负债率(Lev)和流动比率(Current)被包含用来控制公司的财务风险。特别加入有关审计师特征的变量。将事务所区分为国际四大(Big4)、国内五大(Domestic5)和非大型事务所三类。最后,包括了年度(Year)和客户的行业哑变量(Industry),包括制造业、金融服务服务行业、房地产行业等。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如下表(1)所示。(2)对于国际四大的审计定价差异,特将国际四大细分为安永(EY)、德勤(DTT)、普华永道(PWC)和毕马威,在将此作为哑变量加入上述模型,分为两部分进行检验其初始审计定价和完整的审计定价的影响。上述模型中各变量定义如下表(2)所示。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国家于2001年出台政策要求上市公司对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的审计费用等情况进行披露,因此,本文选取了2001年至2010年十年期间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观测并进行了样本筛选(1)剔除了未披露年度报表审计费用的观察值;(2)剔除需要进行境内外双重审计或补充审计的公司(如AB,AH股公司)中未将境内外费用分开的观察值;(3)剔除了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4)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公司,主要是行业I类的公司,因其内审情况、财务特征比较独特。这样,共得到15376个年度观测值,其中来自国际四大的575个,国内五大的2225个,其他事务所的12576个。样本观察值的年度分布如下表(2)所示。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见表(3)。从表(3)看,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Ln Fee)的均值是13.108,中位数是13.017。初始审计(Initial)的均值是0.171,中位数是0。客户排名(N3)的均值是0.051,中位数是0。国际四大(Big4)的均值是0.036,中位数是0。国内五大(Domestic5)的均值是0.138,中位数是0。损失(Loss)的均值是0.246,中位数是0。股票回报率(Stock Return)的均值是0.336,中位数是-0.047。残差项标准差(Resid_SD)的均值是0.029,中位数是0.017。客户规模(SIZE)的均值是21.303,中位数是21.188。总资产报酬率(ROA)的均值是0.024,中位数是0.033。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是0.519,中位数是0.489。流动比率(Current)的均值是1.776,中位数是1.283。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重(Receivables)的均值是0.113,中位数是0.088。存货占总资产比重(Inventory)的均值是0.160,中位数是0.126。上市公司上市年限大于等于三年(Age)的均值是0.802,中位数是1。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变量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见表(4)。从表(4)看,事务所规模与审计定价正相关,客户规模与审计定价正相关,其他变量与审计定价都显著相关,其中股票回报率、客户规模、总资产报酬率、资产负债率、存货占总资产比重及上市公司年限与审计定价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余的流动比率、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重与审计定价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注:“***”代表1%的显著性水平,“**”代表5%的显著性水平,“*”代表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代表P值;已按照公司进行了Cluster处理。
(三)回归分析
当以审计的初始定价作为因变量时,如表(5)所示,在全样本组中,Initial的系数为-0.0444,P值是0.003,具有特别显著的影响,说明在事务所中普遍存在“低价揽客”的现象。以审计定价作为因变量时,如表(6)所示,在全样本组中,Initial*N3的系数为0.098595,P值为0.115,处于边际显著的状态,说明在事务所中普遍存在对于大客户审计收费更高的现象。进一步,我们将全样本分为国际四大、国内五大、其他三个样本组,以此检验事务所规模对于审计定价的影响。当以审计的初始定价作为因变量时,如表(5)所示,在国际四大样本组,Initial的系数为-0.01544,P值为0.829,系数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在国内五大样本组中,Initial的系数为-0.06527,P值为0.068,具有比较显著的负相关影响;在其他事务所样本组中,Initial的系数为-0.03863,P值为0.019,显著为负,说明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不存在“低价揽客”的现象,但是在国内五大和其他事务所中存在较为显著的“低价揽客”的现象。以整个审计定价作为因变量时,如表(6)所示,在国际四大的样本组中,Initial*N3的系数为-0.00078,P值为0.996,不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而在国内五大样本组中,Initial*N3的系数为0.354565,P值为0.01,具有特别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其他样本组中,Initial*N3的系数为0.119983,P值为0.143,具有边际显著性,说明在后期审计收费定价过程中,国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对于规模越大的客户审计收费更高的现象十分显著,在其他事务所中边际显著,但是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不存在这种收费更高的现象。这些证据都分别支持了本文的在审计的初始定价过程中,“低价揽客”的现象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不存在,主要是存在于国内的事务所中的假设H1和在审计的定价过程中,客户的规模越大,审计收费越高的假设H2。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了事务所规模和客户规模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结果发现事务所规模与审计的初始定价负相关,在进一步的分组回归分析中,初始审计的定价过程中,在国内五大及其他事务所中存在显著的“低价揽客”的现象,但是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则不存在,部分支持了De Angelo(1981)的发现。本文也检验了客户规模对后期审计收费定价的影响。发现在我国,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中对于大型客户,都存在审计收费偏高的现象。尤其是在国内前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中,这种收高价的现象更为显著。
探析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控制 篇9
【关键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问题；控制方法
在社会的发展下各类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与此同时，会计师事务所也伴随着企业的发展而不断成长，从全局出发，会计师事务所的出现实现了社会的有序发展，但是从近几年全国各地会计师事务所所出现的审计失误、审计报告虚假等事件可以了解到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存在诸多问题。因此，为从根本上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需要从当前实际发展情形出发，加强对所存在问题的探究，并针对性的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推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有序发展与可持续进步。
一、审计质量控制的基本概述
1.审计质量控制的含义
所谓的审计质量控制主要是指为保证审计质量所提出的审计政策与审计程序。审计质量控制属于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所包含的内容比较多，如计划、执行、检查、分析、反馈等，审计质量控制能够提高审计质量，实现审计目标，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审计风险，促进审计工作的有效发展。
2. 审计质量控制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意义
首先，能够真实反映出审计单位的各项财务活动信息。众所周知，审计质量控制是现阶段提高审计效率与质量的主要途径与方法，会计师事务所在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情况、配合的情况、内部管理、人员素养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审计结果存在偏差。这一发展背景下会计师事务所只有加强审计质量的控制才能真实反映出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活动信息，才能为管理决策者以及投资者提供准确的财务信息。其次，能够提升会计师事务所的形象与信誉。当前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下，会计师事务所数量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相关部门在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监督时要求也会越来越严格。要想保证会计师事务所能够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有立足之地，就需要加强对审计质量的控制，从根本上提高审计质量，提高自身的信誉，树立良好的形象，推动自身的发展与进步。
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控制所存在的问题
1.缺乏审计质量控制观念
因为我国实施会计师注册执业制度的时间比较晚，并且现阶段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竞争比较激烈，越来越多的会计师事务所在面对市场竞争时追求经济的利益化而忽略审计质量控制，导致审计质量控制存在较大的风险，审计质量受到影响。除此之外，还有部分会计师事务所为迎合审计单位的需求而故意捏造虚假的审计结果，如此一来则会加大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当然，在当前会计师事务所，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因面临巨大的时间与成本压力，而放松审计质量的要求，致使审计结果比较肤浅。
2.缺乏完善的内部质量控制机制
从某个角度分析，审计质量从根本上关系到了会计师事务所能不能满足被审计单位的审计需求，也决定了会计师事务所未来的发展与进步。从当前诸多会计师事务所的整体发展现状分析，因缺乏完善的内部质量控制机制，导致审计把关不严格，审计结果比较肤浅，审计质量比较低下，对被审计单位的经济利益造成影响，对会计师事务所自身发展造成制约。其主要表现在三点：一是部分会计师事务所所构建的组织结构与权责关系不合理，出现多头管理现象，导致质量控制权责关系演变的不清楚，人员责任未落实到位；二是部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制度不规范，在开展审计工作之前没有按照规定编制审计计划，或者部分会计师事务所所编制的审计计划不合理，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出现违法操作现象；三是审计方法比较落后，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对国家政策以及行业动态不了解，未及时学习与培训相关的知识，导致审计方法无法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无法提高审计质量。
3.会计师事务所外部环境不理想
其一，现阶段有关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缺乏执行力，在开展审计工作的时候缺乏法律依据。还有部分会计师事务所想法设法钻法律的空子，导致徇私舞弊现象层出不穷；其二，政府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干预对事务所的审计工作造成影响。众所周知，我国资本主义市场发展比较晚，在资本主义市场的不断发展中，政府减少对资本市场的干预，保证行业的健康与稳定；其三，会计师事务所的外部监管机制不完善，因为会计师事务所受到诸多部门的监督与管理，比如财政部门、审计署、证监会等，导致监管过程中出现多头领导，引发权责不清的现象，如此一来，监管出现缺位形成监管空白，外部监督乏力，无法从根本上保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
三、会计师事务所加强审计质量控制的途径
1. 积极树立正确的审计质量控制理念
诚如上文所言，在当前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中，会计师事务所的数量越来越多，会计师事务所要想得到长久发展，则需要积极树立正确的审计质量控制观念。首先，会计师事务所需要进一步明确审计质量控制的重要意义，并在审计工作中树立“质量就是生命”的基本理念，定期或不定期对员工进行教育与培训，保证审计质量控制观念能够深入人心；其次，会计师事务所需要强化法律意识与风险意识，比如在洽谈业务的时候需要选择有经验的员工对客户进行风险评估，进而规避客户风险，当然还需要加强对员工法律观念的培训，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能够让员工在开展审计工作的时候遵循国家的政策与制度，避免出现徇私舞弊现象；其三，会计师事务所需要关注行业动态以及国家政策，及时补充知识库，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2. 制定完善的内部质量控制机制
从当前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的现状分析，只有制定完善的内部质量控制机制才能提高审计质量，才能提升会计师事务所的竞争力，从而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赢取更大的发展空间。首先，会计师事务所需要完善组织结构，并理顺内部管理的关系，合理分配各类资源，将各项职能落实到个人，从根本上杜绝多头管理现象的发生；其次，会计师事务所在发展过程中还需要根据自己的发展情况制定有效的审计制度，对审计计划合理编制，对审计流程加以规范，从根本上提高审计水平与质量。会计师事务所还需要制定三级复核制度，审计结果由相关的领导人员进行复核与审查，从而保证审计质量；再次，会计师事务所需要加强对新观念与新技术的推广，尤其在21世纪需要加强应用会计电算化，保证审计结果的可靠性与真实性。
3.构建完善的会计师事务所队伍建设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需要对会计人员加强培训，并及时做好把关工作，无论在人员选拨、还是审核中均需要对候选人员的思想道德以及业务水平加以了解，从根本上提高对会计人员的培训力度，并加强对老员工的重视，能够让新员工掌握审计经验，老员工掌握全新的审计方法。会计师事务所还需要依据实际发展情况制定考核机制，采取激励机制，让员工能够有幸福感与归属感，如此一来则可以提高员工对审计质量控制的积极性。其中需要额外注意的一点则是会计师事务所要制定奖惩制度，对于出现造假以及徇私舞弊的行为要进行严惩，从而真正提高审计质量与审计效率。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下，因审计质量控制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活动信息有所反映，能够有效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形象以及竞争力，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后期发展奠定基础与保障，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控制备受关注。在新形势下，会计师事务所需要增强审计质量控制意识，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员工培训，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工作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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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 篇10
在事务所的规模和服务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中,结果显示事务所的规模越大提供优质服务的可能越大。但是2002年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欧美许多著名公司相继发生财务丑闻事件,国际著名的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也出现问题,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之前的结论。在这个时期,国际著名事务所在我国相关市场中的形象也受到损坏,不断的出现审计失误,于是其能力得到不断的质疑。究竟事务所的规模会对审计质量产生何种影响呢?如何提高国内事务所的服务质量呢?种种的问题都是相关研究者需要研究的问题。但是国内的研究者并不热衷研究事务所规模和服务质量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研究主要是以推动从政府到事务所,都进行大规模扩张,主要目的是做强、做精。从许多的研究内容以及实际情况都可以看出,能够保证审计质量较高的方法主要就是保证相关制度的健全、提升诉讼面临的风险以及压力。在发达国家,其法制程度更高,面临的诉讼风险更高,给其审计质量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是我国情况与之不同,我国的法律环境较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很多方面的发展不够完善,因此导致了我国的法律风险环境无法发挥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内部和外部的环境差别导致了审计质量无法提高。由此可见,只有确保法制环境较好时,研究事务所规模对其服务质量的影响才是有效的,本文就是在从诉讼风险环境的角度,对我国相关事务所规模对其服务质量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声誉理论指出,如果客户发现事务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不高,那么客户就会提出解除和事务所之间的合同,或者提出降低服务费用,从而导致事务所受到相应的处罚。通常,事务所会尽可能的防止出现这种情况,避免因为声誉问题导致的利益受损,因此,事务所会提高服务质量。建立声誉机制需要付出的代价较大,所以事务所为了确保声誉不被破坏,通常会保证事务所的独立性。事务所的名声越大、声誉越好,获得的报酬就越多,也能获得更多的客源。如果事务所没有了独立性,并且服务质量降低,那么事务所的声誉就会被损坏,从而失去大量的客户,导致经济上的损失。从声誉理论方面来讲,事务所的规模越大,越容易保证事务所的独立性,事务所的规模会对其服务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条件相同时,事务所的规模越大,提供的服务质量越高。所以越来越多的客户会选择它,与此同时也会增加事务所的诉讼风险。
声誉理论的研究通常和“深口袋”理论相关。如果审计单位对某一公司开出相关证明,说明该公司面临财务危机或者破产,那么无论是法官还是信息使用者,都会做出统一的选择,就是向具有付款能力的注册会计师索取赔偿,如果因为诉讼导致事务所的经济损失较为严重,那么事务所通常会选择出具更加准确的审计报告。通常具有一定规模的事务所都有比较深的口袋,因此这些事务所就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可以发布较为准确的审计意见。通常事务所的规模越大,拥有的财富越多,具有的赔偿能力也越大,在进行诉讼之后,收入多于诉讼成本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可能面对更大的诉讼风险。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损失,规模较大的事务所就会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但前提是,事务所面临较高的法律风险,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深口袋”理论才可以成立,如果起诉具有较大的难度,或者原告预计经过诉讼之后得到的补偿较少,那么继续起诉事务所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不能从中得到什么利益,事务所能够支付的成本也是一定的。因此,较大规模的事务所的服务质量就不能持续保持优质。单从结果上看,声誉理论和“深口袋”理论是一样的:审计质量的好坏由事务所规模的大小决定,事务所的规模越大,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就越高。但上述两者的存在一定的差异。前者的观点是,促使审计质量提高的原因是事务所为了维持声誉,但是后者的观点是事务所面临的诉讼风险。当然,只有在特定情况下,事务所的规模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探究事务所规模和审计独立性之间具有何种关系,需要将诉讼风险作为突破口,通过研究发现,规模较大的事务所的经济实力越强,可以提高更好地服务,并且最后的审计报告结果的正确率更高,从而尽可能的防止出现诉讼风险。经过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下列的假设。
H1:规模较大的事务所更倾向于提供质量较高的服务
在诉讼风险和投资者法律保护角度开展的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显示:因为后期成本带来的压力,较高的诉讼风险会促使国际著名事务所提高审计的质量。这一系列的研究内容说明了事务所规模越大,提供的服务质量越高,但是该结论的得出漏掉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也就是环境不同会导致审计质量的差异,在法律风险较低的情况下,跨国事务所在进行业务时可能适当的降低审计质量。开展审计最重要的就是法制环境,并且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法制环境。国际四大著名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也会发生变化,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以及环境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尤其是,所处国际的法制环境越好,审计的质量越好。由此可见,事务所规模的大小不能作为判定审计质量好坏的唯一指标,同时还需要观察所处的法制环境,事务所规模以及所处地区的法制环境共同决定了审计质量,当诉讼风险具有一定的威慑力之后,规模较大的事务所的业务能力才能显著高于规模较小的事务所。综合我国当前的制度,我国目前的法制环境较差,并且不同地区的法制环境不同,正处于发展时期的中国在法律保护方面和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由此导致我国的上市公司一起事务所需要承担的诉讼风险压力降低。
法律风险审计可以认为是诉讼概率和事后惩罚处理概率,诉讼概率也就是起诉者以及起诉费用的多少,事后惩处概率就是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是一种全新的经济体制,法律环境较差,审计需要承担的诉讼风险压力较低,因此导致了审计质量无法提高;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具有更加完善的法制制度,同时审计需要面临的风险以及成本更大,所以确保的审计质量较高。国际一些著名事务所会针对我国的情况,减低审计质量。同时考虑我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国际四大事务所和国内事务所相比,在中国市场中需要承担的法律风险较低,因此导致了会计盈余稳定性减低。所以,可以提出的观点是:和政府进行合作,可以帮助事务所获得客源,同时可以有效的避免一些监管以及法律风险;政府对国际著名事务所的帮助,显现出对这些著名事务所的服务质量的信任;即便这些事务所存在一些质量问题,也很少对他们进行公开的惩罚或者监管。由此可见,审计师职业会因为不同发展水平的法制环境而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目前法制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境因素,因为它会对盈余与审计质量产生一定影响。但值得一提的是国内事务所的确会因为审计风险或诉讼风险等方面的压力而主动提高审计质量,这一点与很多国外规模较大事务所有所不同。中国会因外资问题而给予国外事务所一些实质性的优惠或特殊待遇,这正印证了国际事务所最近几年频繁发生财务失实案。国际性事务所与国内事务所所处的诉讼风险环境不同,这导致国际事务所会在某些方面降低他们审计质量的“门槛”,并且这种“同所不同命”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外事务所审计质量的市场认同度差异不是十分显著”等理论成立,由此可见,一旦排除不同国家制度或不同法律环境等客观因素,研究结果很可能趋于相同。
目前我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国家法律环境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治理效应,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诉讼风险压力弱以及我国法律的执行力度低。在某些方面,我国显著无法与一些欧美国家进行比较,我国民事诉讼体制有逐渐弱化的征兆、执行法律所需成本越来越高等,这些都代表我国国内的诉讼环境会越来越宽松,这最终会导致审计服务的质量越来越低。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出台有关审计事故的处罚规定以及执行制度,但都仅限于行政处罚的范围。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一直以来中国会计职业界所受到的法律风险始终低于其他国家,若是审计师承担独立中介的职责,但政府或者司法部门没有及时追究被审计公司徇私舞弊的责任,那么必然会导致结果质量下降。本文所述,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H2:诉讼风险压力与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呈正相关,大事务所与小规模事务所相比,审计质量更高
H3:法律制度越完善即投资者保护程度更高的地区,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越高,而且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比小规模事务所高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14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基本数据为样本,同时排除一些财务指标不正常、样本数据不完善以及数据相对缺失的公司,最终确定使用6713个样本。本文所涉及的样本主要以下两种类型:一是有过合并的事务所及其审计的上市公司;二是受过处罚或诉讼的事务所及其审计的上市公司。部分数据的收集均通过金融界网和中国证监会网站上公布的上市公司年报,并且在收集过程中这些数据都是经过人工核实的。上市公司发生过民事诉讼或受过处罚的数据、审计意见数据以及部分财务数据都参考于CSMAR数据库,事务所被民事诉讼和行政处罚的数据来自证监会官网,并且数据都是经过人工核实。本文使用STATAl1.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以及回归检验。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审计质量(DA)。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与主流研究的可比性,本文使用经过调整的Jones模型,计算可操纵应计利润度量事务所对审计质量进行衡量。可操作应计利润越高,则说明审计质量越差。Jones模型如下:
在上述表达式中,TAi,t是企业营业利润与企业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的差值,它代表的是i企业在第t年的总计应计利润;ΔREVi,t代表的是i企业第t年的营业收入和t-1年的营业收入的差值;Ai,t-1代表的是i企业t-1年期末资产总额;ROAi,t代表的是i企业在第t年的资产收益率;PPEi,t代表的是i企业在t年年末固定资产总额;εi,t则代表的是残差。NDAi,t表示的是非操纵性盈余。
(2)解释变量。事务所规模(Big N)。在度量事务所的规模大小时,本文利用事务所是否是国际四大及其合作所(Big4)或是否是国内十大事务所(Big10)等虚拟变量来代替。诉讼风险(LR)。在度量事务所面临的诉讼风险时,本文用事务所是否被诉讼或处罚,诉讼或处罚的具体次数来替代。法律制度环境(Law)。本文事先考虑到法律环境会产生系统性影响,所以文章在衡量诉讼风险环境的威慑效应时使用的是樊纲等(2014)编制的“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
(3)控制变量。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公司的资产回报率(Roa)、应收账款比重(Arr)、成长性(Grow),上市公司的年龄(Age)以及资产负债率(Lev)、是否亏损(Loss)等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或业务复杂度以及财务风险等四大方面的影响,同时控制了行业及年度的影响。变量定义见下表1。
(三)模型构建
因为本研究进行的主要目的是验证事务所规模、审计质量以及诉讼风险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以本文进行多变量检验。在进行多元逐步分析的同时,控制相关因素的不同干扰,然后检验事务所规模以及诉讼风险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并且要使用Jones修正模型进一步计算出可操纵应计利润,从而代替审计质量进行分析,这样就可以更加直观地分析出事务所规模、审计质量以及诉讼风险之间的关系。回归模型如下: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呈现的是全体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通过表2知道,DA的均值为0.365,但是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3.142和0.183,差距较大,说明各上市公司之间的可操控应计利润差距较大,同时也说明了审计质量差别较大。LR均值为7.5,表明在所选样本中,其事务所或CPA平均被诉讼或者行政处罚7.5次,而最大值为23,最小值为1,说明之间的差距较为显著。我国各地解释变量法治水平指数差距较大,法治水平指数Law平均值为7.58,其中最高可以达到11.85,最低为2.81。事务所规模前十的均值为0.315,这表示在6713个样本中,有至少2114个样本选择当年全国排名前十的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审计单位。同样的,有456个样本选择了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作为审计单位。此外,各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显示,各样本之间的Roa最大值为0.205,最小值为-0.311,差别显著,存在样本亏损严重,而均值为0.028,说明样本公司总体上还是以盈利为主。Lev均值为0.475,说明整体样本负债高达47.5%。样本公司Grow均值为0.236,说明样本的公司成长性较高,而最大值4.653,最小值为-0.734,差别显著。Loss的均值为0.095,则说明存在9.5%的样本公司存在亏损。
(二)相关性分析
表3呈现的是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从中可以知道各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5以内,由此可知本文中建立的模型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也不会影响到解释变量的系数。从相关结论中发现,LR、Law与DA的相关系数在1%的情况下显著,这说明我国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与法律风险成正相关,假设三成立。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三)回归分析
为了更好地研究事务所规模以及诉讼风险对审计质量产生的影响,文章构建多元回归分析相关模型。表4和5呈现的是对诉讼风险与“规模一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的结果,整体来看DA与Big10和Big4之间的相关系数为负,即可操控应计利润与会计事务所规模之间呈负相关,说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与其相对的审计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证明假设H1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大规模事务所与小规模事务所相比,审计质量更高。从表4中可以知道,事务所被诉讼或者行政处罚的概率与可操控应计利润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但是事务所被诉讼或者行政处罚的概率与是否四大事务所的交互项与可操控应计利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而与是否十大事务所的交互项与可操控应计利润虽然正相关,但是并不显著。说明诉讼风险与审计结果之间结果整体并不显著,不符合假设H2的内容,由此可见事务所提高其审计质量的动力并不来自被处罚或诉讼的概率,而且也没能十分显著地体现出事务所中规模与质量之间正比关系的强化效应,这说明我国民事诉讼或政府处罚并不能从根本提高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从表5中可以知道,Law的相关系数为-0.010,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诉讼风险环境与可操控应计利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也就是说诉讼风险环境与审计质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代表法律环境逐渐变好的同时,诉讼风险压力的提高对事务所提高审计质量有十分显著的帮助。规模较大的事务所与规模较小的事务所相比,面临这更多诉讼风险。但考虑可操控应计利润与交叉变量,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交叉变量与审计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本文假设H3与其正好相反,也就是说较大的诉讼风险压力无法体现出事务所正向关系的积极强化效应。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我国会计师事务审计质量与其规模之间存在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规模大的事务所与规模小的事务所相比,大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更高;尽管审计质量与诉讼风险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但其结果并不显著,由此可见审计质量的提高并不能完全依靠事务所被诉讼或行政处罚的概率,这表示我国民事诉讼行为或者政府的处罚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可操控应计利润与诉讼风险环境之间存在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诉讼风险环境与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在法治环境逐渐变好的情况下,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可以在不断提高的诉讼风险压力中的得到改善。
(二)建议
在事务所由小规模变大规模,审计质量由弱变强这一过程中,政府干预应当减少,要让实际的市场力量与法律风险成为提高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本文最终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行政处罚无法从根本上提高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同时因为我国的法律环境相对落后,所以诉讼风险压力也不能很好地提高审计质量,这说明政府的干预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在影响某些积极效应的发挥。应将法制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不断健全法律系统,不断完善法律环境,特别注意诉讼风险的执行力度。因为我国法律机制不够成熟,所以国际事务所会适当降低审计质量,从而造成国内外审计质量相差甚远。首先要完善相关方面的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处罚制度。其次要不断健全法律机构,因为我国的制度背景比较特殊,我国公司的治理结构又与国外不同,所以有必要不断健全审计效率较高的民事诉讼机制,与此同时还要不断加强执行力度。不断完善与注册会计师相关的民事法律责任分配机制。首先,注册会计师的法律民事责任十分重要,这是保障注册会计师的公信力的基础。其次,完善相关机制可以更好地提醒注册会计师,让他们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而提高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提高审计质量。
摘要：本文收集2011-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的对象,分析了诉讼风险、事务所规模和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会计事务所的规模越大,审计质量越高,即规模较大的事务所提供优质服务的概率大于小规模事务所;诉讼风险压力越大,审计质量越低;诉讼风险环境约好,可操控应计利润越少,即事务所提供的审计质量越高,由此看出,当今社会的法律环境在不断的优化,在此环境下诉讼风险压力的提高可以帮助事务所不断的提供优质的审计服务。
关键词：诉讼风险,审计质量,事务所规模
参考文献
[1]刘启亮等:《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扩张“做强”了吗?》,《中国会计学会2011学术年会论文集》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