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

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精选12篇）

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 篇1

2011年1月24日发生的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自杀式爆炸事件在让人们悲痛不已的同时, 也让国人再次感受到了新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巨大影响力。事件发生后, 由于新闻记者需要赶赴事件发生现场, 而现场目击者已经通过手机、微博等信息传播手段将大量文字、图片、视频传递到互联网上, 致使国内外电视媒体在最初报道时不得不采用这些素材。在当今数字加网络的新媒体时代, 任何一个人通过互联网、手机等信息传播手段都可以即时进行信息沟通, 甚至成为传统媒体的重要信息来源,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正在迅速改变着当今媒介环境、形态、传播手段以及社会信息的传播规则。

伴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进步, 电视新闻媒体的突发事件报道正在逐步走向常态化。面对新媒体在传播速度、手段等方面的挑战, 电视媒体相对于其他传统媒体的优势已逐渐减弱, 电视媒体只有充分发掘自身的新亮点, 建构新的突发事件传播模式, 才能化危为机, 协助政府和民众应对危机, 重塑媒体品牌形象。

以“融合”应对“即时化”

相对于传统媒体, 基于数字化平台的新媒体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信息传播的即时化, 而这种特征又恰恰满足和推动了人们对于突发事件报道“时时新”的要求——人们希望第一时间知道现场的消息, 第一时间知道事件的发展, 第一时间知道事件的结果。先入为主, 先声夺人, 尽快提供情况是现代媒体报道的基本要求, 也是突发事件本身的特性对媒体报道提出的要求。

由于突发事件具有不可预知性, 面对新媒体时代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草根记者”的挑战, 电视媒体如果还是依靠传统模式, 等待专业的记者携带设备赶到突发事件现场再进行报道, 那么必将在时效性竞争中处于劣势。综观近几年来世界范围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 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国内的汶川地震还是俄罗斯发生的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自杀式爆炸事件, 总是那些身处现场的“草根记者”即时发出的现场报道一次次震惊了世界。突发事件发生后, 那些用手机拍摄的图像模糊的照片、视频和目击者惊心动魄的简短文字, 通过网络博客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并成为电视等传统媒体最初报道时的主要信息来源。

面对新媒体的挑战, 电视媒体已经失去了以往在时效性、视听结合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只有不断改变其原有的运作方式和理念, 改变以往的“等”和“靠”的思想, 打造综合性的电视新闻报道平台, 将网络上的视频、图片、博客等内容纳入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系统中, 才能应对新媒体时代传播渠道多元化的冲击, 有效强化自身的传播效果。在对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自杀式爆炸事件的报道中, 凤凰卫视作为最早报道并持续关注的国内电视媒体, 其报道模式就体现了新媒体与电视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融合。在报道之初, 由于专业记者没有到位, 凤凰卫视在直播中大量引用了现场目击者通过新媒体发布的各种信息, 充分利用了新媒体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同时, 凤凰卫视又发挥自身的传统优势, 多点连线, 较全面地报道了爆炸发生后各方面的反应和相关背景资料, 极大地深化、丰富了报道的议题和内容, 既利用新媒体“第一时间”反映了突发事件的发展进程, 又利用自身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和资源优势引导新媒体报道的基调, 使受众趋于理性和主流, 避免突发事件引发恶性连锁反应。

从今年开始, “三网融合”已经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电视媒体与互联网的融合必将是全方位的、观念上的一次革命。电视媒体应抓住机遇, 充分利用IPTV集成播控平台, 发掘自身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优势, 把“我们想要报道的”与“受众想要了解的”巧妙结合起来进行议题设置, 配合电视直播声、画、情并茂的传统优势, 赋予突发事件报道更多的活力与感染力, 把舆论引导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以“权威”应对“去中心化”

新媒体的迅速发展, 使舆论信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互动传播, 其参与主体多样复杂, 内容数量庞大, 传播速度快、范围广, 虚拟世界“话语权”和“干预力”不断增强。由于突发事件本身就意味着事件的发展处于一个临界点, 因此事态的发展往往会非常迅速, 而此时往往又是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量最大的时候, 在新媒体时代, 社会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各种繁杂而矛盾的观点, 如果这时主流大众媒体上没有声音, 那么各种流言就会通过各种非正式传播渠道大行其道, 而当流言先于主流媒体的声音进入公众的认知领域之后, 那以后再纠正就是一件事倍功半的工作了。由此可见, 自由开放的新媒体既为社会上各种信息和观点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平台, 但同时舆论话语权的“去中心化”也无形中给受众带来无所适从和恐慌, 这一点在突发事件报道中体现得尤为突出。2011年2月10日发生的“响水万人大逃亡”事件, 起因就是因为某人在给响水生态化工园区新建的某化工厂送土过程中, 发现厂区一车间冒热气, 在未核实真相的情况下, 即打电话告诉其正在打牌的朋友, 称厂区有氯气泄漏, 要他快跑。随后, 在场的20余人立即通知各自亲友转移避难。而这条未经核实的信息在通过各种途径的传播过程中又逐渐被扭曲, “氯气泄漏”变成了“化工厂即将爆炸”, 最后演变成“化工厂发生了爆炸”, 导致方圆十多公里内上万名群众惊慌出逃, 引发多起车祸, 并致4人死亡、多人受伤。

面对社会舆论的“去中心化”趋势和受众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对信息的渴求这看似矛盾的关系, 电视媒体应该及时关注并引导社会舆论, 运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受众对电视媒体权威性的认同, 巧妙强化有益于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正面舆论, 提升主流舆论的权威性。面对突发事件, 社会公众往往表现出盲目和盲从, 而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则可以作为令公众信服的“意见领袖”, 电视媒体可以通过强化这些专家、学者和相关政府官员的理性观点及时地解疑释惑, 树立媒体的话语权威来形成和强化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权威”舆论。在今年初引起公众普遍关注的“大米镉超标”事件中, 多家电视媒体在报道中都邀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从政府对大米生产环节的监控、镉元素对人体的影响、政府采取的相关措施等多方面、多角度为受众提供权威信息, 迅速平息了社会恐慌, 消除了不利影响。

以“公正”应对“情绪化”

新媒体以点对点的传播模式在传播速度和广度等方面都达到了电视媒体无法比拟的程度。然而,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点, 新媒体作为现代民意表达、信息传递的一个互动平台, 不可避免会传递一些不实的、过分的甚至是非常情绪化的信息, 而某些网站或个人为了吸引点击率和关注更是对这种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在新媒体时代, 社会舆论中的“意见领袖”不再仅限于传统媒体中的社会精英阶层, 这些通过新媒体发表个人意见的人也可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草根”, 他们受到过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甚至是歧视, 现实经历中感情的不断积聚, 加上突发事件的集中引爆, 个人的不满情绪就很可能被集中地、极端化地宣泄出来, 并影响到社会公众的情绪, 激化社会矛盾。另外, 由于公众自律意识不强和法律监管机制的滞后, 一部分人则是简单地基于好玩、戏谑、简单发泄、助人为乐乃至“凑热闹、瞎起哄”的心态去发表个人意见, 表达自身情感好恶的。究其根本特点, 公众在通过新媒体发表意见时往往是基于一时所见、所感, 缺乏理性、全面、深入的思考, 甚至一些观点是建立在个人想当然的推测之上的。这一点既是公众在通过新媒体表达观点、意见时往往表现出情绪化特征的根本原因, 也是电视媒体新闻报道体现自身价值的绝佳切入点———以给公众提供突发事件背后全面的客观事实和深层次背景为手段, 体现自身报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完成社会舆情的巧妙干预和引导, 不断提升电视媒体自身公信力和影响力。

2010年12月, 新疆托克逊县佳尔思建材厂非法用工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黑心老板残忍雇用“智障工”事件, 触碰了社会道德的底线, 激发了公众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而与此同时, 一些极端化、情绪化的言论也伴随着高涨的舆情通过新媒体广泛传播。面对这种情况, 各级电视媒体与政府迅速配合, 第一时间报道事件真相和政府处理措施, 尤其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即使‘上天入地’, 也要把不法分子缉拿归案、依法严惩、公开处理, 还人民群众一个公道”的言论经媒体披露后, 成功地引导舆论走向, 短时间内“要求缉拿凶手、惩治相关责任人”成为主流舆情。随后, 当地电视媒体又密切跟踪报道政府对事件的处理过程和善后办法, 将政府的态度和处理危机的理念“第一时间”传递给受众, 及时平息了民愤, 引导舆论关注点由问责转向社会关爱。

纵观近几年国内的突发事件我们不难发现, 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叉, 往往单一事件所涉及的矛盾问题会变得非常广泛, 如辽宁庄河千人市政府下跪事件、“我爸是李刚”、安徽马鞍山局长打人、山东新泰23岁副局长、湖南凤凰少女坠楼案、宝马反复碾轧男童案、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等。若突发事件发生后, 主流媒体没有及时、全面地进行公正、深入的报道, 事件经过新媒体平台的不断发酵, 其负面效应就可能被无限放大, 甚至引发更大规模的其他社会矛盾。因此, 电视媒体在突发事件发生时, 配合各级政府公正、全面地报道事件全貌, 准确地把握社会舆论的导向, 是当前电视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应对新媒体挑战, 进行差异化竞争, 体现自身独特价值的关键所在。

以“疏导”应对“开放化”

在新媒体时代, 信息的传播突出表现为互动性和开放性的特征, 新媒体为大众提供了平等的发言平台, 任何用户都可以通过建立个人网站、在BBS上灌水、发送手机短信等方式传播和交流信息, 人类社会正逐渐步入“个人传播”时代。新媒体也正是凭借其特有的互动性、开放性等优势, 在与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媒体竞争中处于越来越有利的位置。而由于新媒体中的议题设置者呈现出一种泛化状态, 传播者数量巨大、分散且处于匿名状态, 监控起来比较困难, 自行发布的信息可以跨地域、跨国界、跨文化地传播, 几乎不受限制, 所以, 当突发事件发生时, 如果一些人在有心或无意之下, 通过新媒体在议题设置时使一些与主流观念相悖而行的观念泛滥, 将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2010年11月15日18时, 上海胶州路大火在4个小时后才得以控制, “城市消防能力”和事故原因受到公众追问。随后舆情危机浮现, “聚氨酯”、“消防部门”、“上海佳艺”、“官商勾结”和“静安区长夫人”等成为网络热词, 各种光怪陆离的信息通过新媒体广泛传播, 进一步激化了群众的对立情绪和社会矛盾。而事故前期报道中出现的过于明显的舆论引导痕迹和失误, 又被网络舆论认定为“掩过饰非”、“大事化小”, 造成了社会舆论的逆向反弹。从11月18日起到“头七”当天, 十万多民众不断自发赶到事发现场祭奠和献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市长韩正在“头七”亲往胶州路献花致哀, 通过电视等媒体使公众感受到了政府领导人体察和顺应民意的胸怀, 展现了与人民休戚相关的政府形象。随后, 上海市政府大量认真、细致的善后工作通过电视媒体的现场直播和深入报道, 逐步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认可, 缓和了网络上各种“问责”给上海带来的巨大压力和由此引发的公众对立情绪。尤其是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选择在中共上海市九届十四中全会的郑重场合, 再次通过电视等媒体特别强调“11·15”特大火灾的教训, 坦承责任, 公开表态“永远不能忘怀”、“决不能回避, 更不能轻轻放过”, 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肯定。新华社及上海当地媒体也配合政府, 播发了大量“守望相助”类主旋律导向报道, 捐款、看望类描述, 逐步将基层民众的情绪由恐惧、愤怒转化为对遇难者的同情和关爱。由此可见, 在新媒体时代突发事件发生时事件处置部门必须和主流媒体通力配合, 巧妙、有效地疏导社会情绪和舆论导向, 最大限度地减轻危机给社会组织带来的损害, 维护公众信心和组织信誉。

目前我国社会价值观正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社会公众对政府官员以及国内的媒体在某些方面的报道抱有明显的不信任感, 因此新媒体既充当了公众揭露社会黑暗、伸张正义的渠道, 也是谣言传播的温床。如果新媒体为公众提供的能够广泛参与的“开放化平台”可以被看做是民主的一种体现的话, 那么它也属于一种“非程序的民主”。这种“非程序的民主”一旦和容忍性很差的文化结合, 就会产生“多数暴政”。美国著名学者斯特奇曾提出危机传播的“四阶段”理论:危机形成阶段, 强调发布信息先入为主, 以起到舆论主导的“内化”作用;危机蔓延爆发阶段, 强调信息的“指导性”, 告知公众如何应对危机;当危机减退时, 强调“调适”信息, 帮助受众进行心理恢复;危机结束阶段, 则重归“内化”, 把突发事件、危机事件转化为正面形象的树立维护。通过对“上海胶州路大火事件”的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主流媒体的电视通过现场直播等方式, 充分利用电视作为感官媒介的优势, 使受众身临其境般地目击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 获得最大限度的情感共鸣, 有效地疏导公众情绪, 巧妙地引导社会舆论的导向, 才能有效抢占社会舆论的制高点, 塑造自身的公信力。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是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现, 截至2010年6月底, 中国内地网民规模已达4.2亿, 手机用户激增, 微博客强势兴起, 发展迅猛, QQ、MSN群超过5000万个, 人人网、开心网等SNS社区依旧火爆, 用户过亿, 公民的权利意识更加强烈, 网络舆论的社会影响力日渐深化。但新媒体在作为公众话语空间和信息传递、发布平台的同时, 也表现出自身固有的不足和局限性。而作为传统主流大众媒体的电视, 在媒介环境趋于复杂、资讯传播渠道趋于多样的今天, 应该充分利用国家推进“三网融合”的历史机遇, 及时调整原有的新闻理念, 以包容的心态去看待新媒体对突发事件报道带来的各种冲击, 发掘自身的传统优势, 公正、及时地报道突发事件, 为受众提供权威、专业的有效信息和观点, 配合各级政府巧妙引导社会舆论, 化解公共危机。

参考文献

[1].王君超:《“新媒体格局”下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策略》, 《新闻与写作》, 2010 (12) 。

[2].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分析报告》, http://yq.peo-ple.com.cn/PubOpinionRanking.htm.2010-3-24/2011-1-20。

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 篇2

事件一，胡锦涛做客人民网的舆论在主持人转述网友问题和胡总书记的一问一答中热情的展开。舆论形成，即政府十分重视网络媒体的报道，同时是一种网络民主政治的实践。

“‘大好河山美如画’的网友问:“总书记，您平时上网吗?”

总书记回答，“虽然我平时工作比较忙，不可能每天都上网，但我还是抽时间尽量上网.我特别要讲的是，人民网强国论坛是我经常上网必选的网站之一。”

有一个叫“快活三”的网友问您:总书记，平时您上网都看些什么内容?

总书记回答，“平时我上网，一是想看一看国内外新闻，二是想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关心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看法，三是希望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对党和国家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

网友“小火龙”问:总书记，网友们在网上提了不少意见和建议，您能看到吗?

总书记回答，‘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事件二，“地震捐款门”事件舆论的形成随着各大企业追加捐款的数额由原先的谩骂的一边倒的现象转变为有网友为企业辩护的现象。而企业追加捐款的行为就是受到现实实际的冲击而必须要做的事情。网络报道产生的舆论形成了庞大的社会现实力量，推动着事态的不断发展。

“5月19日，“铁公鸡榜”突然像发生核裂变般爆传于各大论坛、聊天室、MSN及QQ，据称转帖还有奖，“转发30个以上网友，你将会被腾讯公司列为爱心，你的名字将会变为红色”。跟帖中不乏为“铁公鸡”辫护的声音，但板砖往往会立马从四面飞奔而来。“铁公鸡榜”还通过手机短信海量传播，从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到正在麦当劳就餐的中学生，手机里收到了同一条信息。

事实尚不清楚，愤怒已然集结。7家“铁公鸡”身后，还陆续出现了宝洁、戴尔、IBM等跨国公司的身影。为了表示自己的愤慨，网民把热情转向了国产品牌。真正令跨国公司们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这场斗“鸡”大会迅速地从网络和短信上的口诛笔伐转向了消费者的身体力行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抵制跨国公司的产品。

现实中的实际力量使得各大企业不得不向现实低头。“铁公鸡”诺基亚5月17日从300万元追加到 1000万元;宝洁在5月19日追加了1000万元用于“希望工程贩灾教育基金”;可口可乐从500万元追加到 1700万元;肯德基所属的百胜餐饮集团19日也从300万元追加至1580万元，28日又增加了520万元员工捐款。不在榜单上的BP中国5月20日从140万元追加到1050万元，戴尔5月22日从210万元追加到800万元，等等。

网民对追加表示“欣慰”，5月16日在博客上批评宝洁“广告巨人、贩捐矮子”的网民老醉，5月20日又发了一篇“拔毛铁公鸡，宝洁多捐1000万”的帖子。老醉是这群网络好汉的领袖人物，许多网民甚至将5月16日谷歌捐款 1700万元视作他的功劳。随着一些网民指出“铁公鸡”们并非一毛不拔，再加上跨国公司的陆续追加捐款，网络典论在5月21日日之后不再一边倒。万科发布公告宣布公司以1亿元资金参与四川地震灾区重建,5月22日王石就“捐款门”事件公开表示道歉。”

事件三，“艳照门”事件的舆论形成和发展是因其事件主体本身就有极强的吸引力。网民们完全被事件主体牵着鼻子走，人们的窥视欲和好奇心促使着每个人想要知道更多的事情以及后续的事情。也因此而影响了明星们的现实生活和工作。

“从28日第一张艳照被曝光开始，由于有人在网上声称“陈冠希艳照事件”会有更多女星被卷入，引发网友高度关注。新民网发现，香港地区的几个相关论坛浏量奴升，大量网友蜂拥而至，导致服务器一度堵塞。更有内地网友不断将最新图片及香港网友的分析讨论转发到内地各热门论坛.由于张柏芝已经结婚生子，这两张被曝光的疑似“裸照”引起了不少网友的愤慨.但也有网友对此不以为然，通宵关注着香港和内地的论坛，“期待”更多艳照流出。截至30日凌晨1:30许，“天涯八卦”一个讨论该事件的主题帖已有超过200万的点击和12000多个回复。

“艳照门”一环接一环，让人目不暇接.网络也掀起了疯狂的“追照”狂潮，2月6日及9日晚甚至有网友通宵不眠等候新的照片发布。“艳照门”在内地的后续事件连绵不绝，有多人因传播艳照而被警方构留.香港社民连主席黄毓民表示，警方要找寻相片源头其实十分简单，只需要求陈冠希交出电脑助查，他说:“不雅照的源头在哪里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陈冠希的电脑，警方都没有去找陈冠希家里那部电脑看看呢?”

据《忽然1周》报道，自陈冠希回港召开记招，随即协助警方调查.当晚警员在陈的寓所内带走一批电脑检验，发现激情照片的女主角远多于先前已曝光的七人.香港媒体以剪影的方式不断曝光“艳照门”的最新主角，这其中

包括8位相当有背景的富豪千金以及两位男艺人。虽说只是剪影，但因为照片的轮廓都来源于真实的照片，所以在网上一度掀起“复原”热潮。”

事件四，MSN“红心CHD呵A”签名活动舆论一直受到政治及商业的影响，而MSN这次成功的化解企业公关危机也彰显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这场网络的爱国热情也在现实中产生了力量，而又因现实的力量成就了通过网络行动而凝聚的爱国热情。

“世界和平破坏者一次次阻挠奥运火炬的传递，引起全世界华人公愤。网友通过在MSN红心签名，或QQ的中国心头像，心连心，抒发了自己的爱卧隋，也表达了中国人民捍卫北京奥运顺利进行的决心!4月中下旬登陆MSN，你一定会被上面的“祖国山河一片红”耀到眼花一一逾7百万中国网友们用这种在名字前加“用MSN上截图”的方式抒发着自己的爱国激情。

MSN英文网站发起了一个是否抵制奥运的投票活动，并引起了网民的反感.而各大论坛也曾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不少反对MSN的主题帖子，号召大家却载MSN，使用其他IM软件。面对与某大型连锁超市同样危险的MSN，几乎在一夜之间，化腐朽为神奇，推出了看起来很漂亮很爱国的MSN“红心CHINA’’签名活动。”

事件五，瓮安事件是一场先由现实发生的暴力事件而引起的网络上的热议。当全国人民都在揣测事件的真相时，传统媒体出面报道为瓮安事件定性，说它是“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似乎矛头直指当地群众。网络上开始了一番热议，大家都需要弄清楚事情的本来面目，于是一时间网上流言四起。政府职能部门很快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网络上的四种传言进行了公开且诚恳的解释。正是政府的这种态度，使得网民的舆论倾向于政府一边，及时的处理好了这场公共危机。

“6月9日，新华社对瓮安事件发出一条308字的消息，认定这是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此时网民们对此事件的真相表示质疑，分别在网络上出现四种盛行的传言，认为瓮安事件另有隐情。当地政府对网络上的传言并没有回避，而是积极的调查并作出相应的解释。

7月1日晚7时40分，贵州省政府、省公安厅和黔南州政府在贵阳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通报了这一起“严重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的调查结果，并驳斥了网上四种盛行的传言。而正因为对事件的解释清晰而诚恳，才使得典论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事件六，山西娄烦事件由于网络技术性的“侵压”，网民采用技术手段的控制，形成一种直白的硬性的打压—删除。到底是谁在不停的删贴想将此事件的真相石沉大海?是网络事件报道的“把关人”还是与此事有关的政府部门?此事件舆论的形成为何如此之难?

“8月底，孙春龙和王晓共同采写的文章一一《姿烦:被拖延的真相》在《瞪望东方周刊》发表后，被很多网站转载，对典论抱有很大期望的孙春龙惊奇地发现，仅仅一天，所有转载文章的网页都打不开了.9月15日早上，孙春龙的搭档王晓，从河北石家庄用特快专递寄出了《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为引起更大关注，孙春龙把给王君的举报信挂在了自己的博客上，但同样不幸的是博客上的文章被删除了。”

事件七，女市长“车祸门”事件网上的舆论似乎把矛头指向一个个政府职能部门，而政府各个部门对此事件都做了澄清和说明。舆论被事实所扭转，大部分网络和传统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都反映了政府部门对此事的积极态度，形成了良性的舆论。

“网上的热传热议，媒体的迅速关注，如泛着细微波澜的水中投入巨石，溅起一片水花。

王明华唯一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已收到20万元赔偿金和2万元慰问金，但没有收到事故责任认定书。“事情已经发生了，有什么办法呢.(道歉)当时不知道她是市长，反正道歉挺诚恳的。”

在网上一片质疑声中，许多人把矛头对准了当地交警部门，指责其“行政不作为”。当阳市交通警察大队队长王圣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进行了澄清。

4月12日，中共宜昌市委作出决定，范晓岚即日起离岗接受组织调查。宜昌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同时召开新闻通气会，宜昌市纪委新闻发言人王根华向新闻媒体通报了，“3·17”道路交通事故有关情况。

事发后，中共宜昌市委高度重视此事，立即责成市纪检监察机关和公安部门认真进行调查，严格依法依规依纪处理。事故发生后，范晓岚迅速向组织报告事故情况，并积极配合有关方面进行交通事故处理，诚恳向死者家属道歉。

根据湖北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管理的意见》和事故调查的进展情况，中共宜昌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范晓岚从4月12日起离岗接受组织调查。中共宜昌市委再次重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禁未经批准私自驾驶公车.而据楚网引述当阳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杨元中的话称:该车足当阳市政府工作用车，3月16日范晓岚因小孩生病急需回家，司机送范晓岚到宜昌后，由于司机家中有急事，考虑到范有驾驶证，就把车留在宜昌，自己乘车回家了，没想到范在翌日开车上班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

《新民周刊》记者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口中获悉，宜昌各县市很多干部一把手都是异地任职，他们一般周末才回家休息，属于“跑班族”.事件八，区委书记董锋落马事件网络舆论的形成，使得相关职能部门立即采取了措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同时它给予了网络举报的肯定，这也就意味着网络报道又赋予了新的内容。

“7月7日凌晨，人民监督网的编辑看到王培荣的帖子，据此编发《江苏徐州:区委书记演绎荒唐“一夫二妻”制》一文，推上网站首页。王培荣在网上的实名举报立即引来网友和典论的广泛关注。

8日上午，市纪委秘书长赵兴友和干部谢晓东前往王培荣处做笔录。此后，徐州市常务副市长李荣启到校与王培荣见面，做出两点说明:董锋的问题是严重的;举才民的梁道是畅通的.据悉，徐州市纪委成立了董锋专案组。”

事件九，姜岩事件引发的“人肉搜索”事件的舆论在网友的激烈讨伐和被讨伐者强硬的抵制态度中逐渐形成。而又是一起转化为现实的网络事件，这种舆论一边倒的状况源自于被讨伐着消极的抵抗状态。

“不久后，姜岩之姐用“再见即是永恒”的网名在天涯发帖，首次披露了姜岩、王菲和东方三位当事人的真名及其之间的纠纷。姜姐的现身，令网友情绪明显激动起来。此后，姜岩事件突然升级，帖子点击率和回复率暴增，同时各大论坛都转载了该事件。

据姜姐在帖子中说，由于王菲以身体抱恙为由，拒绝在遗体火化书上签字，姜岩的尸体至今还停放在殡仪馆。在这个细节被披露后，曾因“虐猫事件”而名噪一时的“人肉引擎”开始出动。

很快，王菲、东方，甚至王菲父母、东方父母的姓名、工作单位、学历编号、联系电话、照片、博客等等资料都被网友一一公布在了网上。有网友开始按照这些电话一一拨打过去求证，王菲和东方所供职的盛世长城国际广告公司的对外电话也被一些网友不停拨打。

不知是否是迫于来自网络的强大压力，1月n日，盛世长城国际广告发出一纸公告，宣布公司在对王菲和东方做出“暂停工作”的决定后，二人已相继辞职。1月12日，姜姐在博文中写道:王父激动地给她打来电话，称他们要报警、要找律师，要告她和网友。

这一下，网友们被彻底激怒。1月14日，愤怒的网友将“攻击”目标对准了后来被称为“东三妈”的东方之母朱凤琴，不少网友称“多次在电话中和她对吵”。

1月15日，有网友发布了网络征集令，呼吁在上海的网友一起行动，直接到“东三妈”工作的单位门口去“堵人”.尽管姜家已经在15日当天通过网络发表声明，希望网友不要对无关人士进行人身攻击，但从当晚开始，网友们陆续分批次地到姜岩跳楼的远洋天地去祭拜，还有个别网友赶到王菲父母家，追寻王菲、东方的下落，激动的网友在询问未果后，在王家大门口用油漆写上了“逼死贤妻，血债血偿”等字样。昨日下午3时，当网友“牛又打子户”将这些照片上传到天涯“八卦江湖”中后，立即引来狂热点击.”

事件十，范美忠“先跑门”事件舆论形成了公众对范跑跑的一致讨伐，传统媒体借助舆论的扩张介入报道此事，同时范美忠借助传统媒体向大众公开道歉，但还是得不到大家的谅解，形成了认为“其己不适合再做教师”的舆论。网络上的舆论非要达到一种革命性的结果。

“随后，网上传出范美忠被学校停课一事，但范美忠予以否认，表示当时他带课的班级已经放假，学校的说法只是为了缓解舆论压力。

6月2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题为“教师承认地震开始时自己率先逃跑!”’

6月6日范美忠做客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在当天的节目中，范美忠也遭到了嘉宾和观众的严厉抨击，并作出了公开道歉。在节目播出同时，凤凰网进行了一项调查，这项名为“你怎样看待范美忠率先逃跑的行为”的调查共吸引了高达245888位网友的投票。其中有58.9%的人认为范美忠“已经不适合继续做教师了”，有17.1%的人对范美忠“不管是言论还是行为都不赞成”，而赞成范美忠言行的仅占 4.5%。

6月11日范美忠确认被开除捍卫权利准备起诉。”

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 篇3

企业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处理是关系企业生存发展的大事

突发公共事件，从概念上讲是指各类非常态下发生的与社会成员和部门有关的事情。这是近年来才开始使用的一个概念，原为“突发事件”。突发，体现了一种非常态，有不可避免性，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可能发生；公共，亦即是指社会的，与每个人、每个社会群体、每个社会部门都有关系；事件，有大有小，是一种客观事物。目前我国将突发公共事件界定为四大类：自然灾害(如洪涝、地震、台风等造成的事件)、安全事故(如矿难、交通事故等)、公共卫生(瘟疫、饮食卫生等)、公共安全(群体性事件)。

从企业来看，近年来，以矿难为突出代表的企业突发事件接连不断，仅去年上半年，全国煤矿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24起，死亡704人，分别上升33．3％和114．6％。除此之外，近期不少国内、国际知名企业连连爆出品牌危机，雀巢问题奶粉、光明牛奶、哈根达斯冰激凌等等接连被各媒体披露炒作，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企业突发危机的出现，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社会公信度，如果处理不妥，对企业就有可能酿成灭顶之灾，一个知名企业或许就此衰败，直至破产倒闭。

突发事件具有不可预知、危及公众利益、易引发媒体关注等特点。各类突发事件，特别是各种重大事故发生后，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许多专家认为，就突发事件本身而言，只要处置得当，并不一定就会演变成公共危机，只有在处置不当、信息披露不充分，引起媒体对事件背后真相的集中追问时，才会演变成媒体危机，进而成为公共危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明确指出：“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能否做好突发事件新闻处理和媒体应对工作，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到社会稳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能否妥善处理突发事件中的新闻处理工作，正确引导舆论导向，也是执政能力、领导水平高低的重要体现。

发生了突发事件，社会大众、新闻媒体都对事件给予高度关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的透明度更高，社会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愿望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突发事件的态度，必然是要求信息透明，尽快知道详细的事实真相。新闻媒体对新近发生的事情，特别是突发公共事件予以关注，是媒体的功能性要求。随着近年来新闻媒体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类媒体的新闻需求、社会角色、发展取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各媒体对信息主导权的争夺也日趋激烈；媒体逐步走向市场，不断拓展新领域，呈立体化发展趋势。为满足社会公众的要求，也为了媒体自身生存竞争的需要。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反应通常是：迅速报道—跟进炒作—各种猜测—深度分析—多种结论。媒体对新闻事件的关注报道，可以帮助解决问题，也可以制造新的“麻烦”，所以，如何引导媒体，如何利用媒体，是政府和企业处置突发事件时必须把握好的大问题。

把握好企业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处理的根本原则

突发事件的当事者的愿望是使突发事件在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越小越好，但在处置上一般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堵，严密封锁消息，不想让公众知晓。突发事件的特点决定了新闻处理必须及时、客观、准确、稳妥、有序。但是，在突发事件新闻处理中，往往存在一些误区：如认为突发事件不能作报道，一旦见报，会影响稳定；又如认为在事情原因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能报道；还有人认为只有在事件已经得到解决，才能发布新闻，否则会影响社会安定；甚至还有人认为虽然事件性质严重，但发布要把事态缩小，以安定民心等等。二是疏，事发企业积极与各媒体密切合作，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借助媒体发布真实、全面的信息，以正视听，正确引导公众舆论，减少突发事件在公众中的不良影响。

做好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处理的根本原则就是“主动权”问题。目前，各类信息传递媒体(报纸、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等)飞速发展和广泛使用，出现突发事件后，心存侥幸隐瞒不报非明智之举，最了解事实真相的只有当事者自己，如果当事者不公布真相，各媒体为达到报道的目的也必然会采取其他途径去了解采访，但由于媒体记者对采访对象的主观选择性，往往了解到的只是局部的、片面的甚至是反面的信息，所以说，只有及时报，当事者才能掌握主动权，正确引导舆论，否则就会置自己于被动。

牢牢把握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主动权，要注意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切实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报道，要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以对党、国家、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工作；二是要彻底转变对突发事件多报不如少报、少报不如不报的错误观念，树立及时报道、引导舆论的意识；三是要不断提高新闻处理水平，认真研究新闻处理技巧和艺术，研究怎样报于我有利，做到不失良机，不陷于被动；四是要坚持以我为主，以正面为主，以事实为主的“三为主”原则，这是准确把握舆论导向的最基本原则，只有正确引导舆论，才能牢牢掌握主动权。

企业突发事件新闻处理中要做好的几项具体工作

未雨绸缪，制订好突发事件新闻处理预案。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要求相关单位应该在提前制订好各类突发事件工作预案的同时，也要根据企业实际，制订好各类突发事件的新闻处理预案，不能等到事件突发后再现拍脑袋想对策，那样势必会出现纰漏，造成更大被动。

健全领导机制，成立突发事件领导小组，确保对事件的准确判断和快速反应。启动突发事件下领导机制，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减少中间环节，提高效率，做到管理有序、有力、高效，发挥整体协调能力。建立上级沟通机制、掌握报道方针，维护新闻纪律，做到报道安全，发挥稳定社会的导向功能。确保企业在突发事件危机处理中，有一系列对社会负责的行为以增强社会对企业的信任。

启动紧急预案。突发事件发生后，应在第一时间启动相应的新闻处理预案，领导小组、新闻工作者等人员按照预案迅速到位，根据事件本身特点，对预案进行进一步细化、调整，精心策划、确定新闻发布、报道统一口径，确立报道规模、手段、方式。

建立新闻办公室，作为新闻发布会和媒体索取最新材料的场所。及时公布新闻办公电话，接受媒体及社会公众的电话咨询，要选择训练有素的人员来应付媒体及其他外部公众打来的采访咨询电话，同时做好各类媒体采访人员的接待工作。

牢牢掌握对外报道的主动权。迅速确定信息发布所需要的媒体，确定信息发布所针对的公众(此类事件与哪些公众关系最为密切)。以组织为第一消息发布源，准备好信息准确的新闻稿，通过媒体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事件，正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如果决定召开新闻发布会，应尽早宣布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间，尽可能地减轻公众电话询问的压力。要建立广泛的信息来源，与记者和相关媒体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及时通过他们对外发布最新消息，要善于利用媒体传播与公众进行沟通，以控制危机。

随时关注媒体报道情况。新闻办公室要专人随时关注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情况，并收集新闻报道文章及影像资料等。如果发现媒体的新闻报道与事实不符，应及时、策略地向媒体指出并要求更正。突发事件过后，要及时对突发事件新闻处理工作进行总结，对新闻处置结果进行评定，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及时调整、不断完善应急预案。

总之，企业出现突发公共事件后，要沉着应对，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一是正确处理好堵与疏的关系，做到以疏为主，疏堵结合；二是正确处理好维护稳定与主动引导舆论的关系，在二者之间找到结合点，在维护稳定大局的前提下，主动引导舆论；三是要正确处理好运用新闻规律与达到宣传效果的关系，寓宣传于新闻之中，善于利用新闻规律达到宣传效果；四是要正确处理好主动报道与树立形象的关系，本着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有利于让人们了解事实真相，有利于树立企业形象的原则，力争把坏事变好事，把突发事件对企业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 篇4

一、新媒体的内涵及其特点

所谓新媒体, 是指在新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 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较之于传统媒体, 其有以下特点:

(一) 舆论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是自上而下的, 即在发布新闻、引导舆论、监督社会时, 话语权主要是由媒体方控制, 公众难以享有充分的话语权。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则是双向的、互动的, 社会公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 同时也是信息的发布者, 这使得普通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公共讨论, 对现实生活和社会上的各种现象、问题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

(二) 舆论传播渠道多元化。相对于以往报纸、广播、电视等有限的传播渠道, 新媒体使得社会舆论的传播无孔不入。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截至2012年6月底, 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39.9%。2012年上半年网民增量为2, 450万, 普及率提升1.6个百分点。截至2012年6月底, 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 较2011年底增加了约3, 270万人。2012年上半年, 中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由2011年下半年的18.7小时增至19.9小时。海量的网络、手机用户使新媒体成了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

(三) 舆论传播速度快捷化。这一点在突发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的报道上尤为明显, 网络等新媒体作为一种自发性的意见表达形式, 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传播出去或形成舆论强势, 满足公众“知情”和“表达”的诉求。

二、有效应用新媒体, 提升政府突发事件媒体沟通能力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从自然环境看, 我国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从社会发展看, 我国目前既是社会经济的关键发展期, 同时又是矛盾凸显期。这两个方面决定我国目前处在突发事件的高发期, 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国都将面临突发事件带来的严峻考验。

突发事件的突发性、紧迫性、影响性、关注性等使得政府信息公开成为应对突发事件的关键。关于突发事件的报道, 一些传统媒体在被动权力管制与主动的监督权利二者之间的博弈过程中失去新闻的“时效性”, 甚至是“真实性”, 造成媒体失语与信息真空。同时, 由于传播技术的推动, 新媒体对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又进一步造成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新闻表达上的缺口, 不仅使得传统媒体经常处于尴尬的境地, 而且对政府公信力构成威胁。为此, 政府亟需在新技术、新环境下完善政府信息发布机制, 提升政府的媒体沟通能力。

(一) 转变观念, 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

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首先要转变观念、解放思想。传播学鼻祖施拉姆曾经指出:“对于公众危机, 首先应该是信息公开。”信息不透明、阻塞, 将会引起公众的恐慌心理, 甚至会引发盲动、骚乱、暴乱等社会负面行为。在网络四通八达的今天, 对突发事件进行严密封锁已不可能, 那么就及时公开信息, 正如迈克尔·里杰斯特所提出的“3T”原则:Tell it your own (以我为主提供情况) ;Tell it fast (尽快提供情况) ;Tell it all (提供全部情况) 。其次, 要落实对信息公开主体的制约与监督。

(二) 抓住第一时间, 多渠道实现信息发布的有效性。

政府在危机状态下选择信息发布和沟通方式时, 应把“第一时间”和“便于公众知晓”作为主要考虑标准, 根据各种方式在信息容量大小、更新速度快慢、使用成本高低、影响范围宽窄、作用时间长短等方面的优劣, 灵活选择、取长补短, 形成各种媒介整体联动的高效率、广覆盖、多层次、多渠道、长时段的整合效应。

(三) 加强网络监管, 有效发挥新媒体正能量效应。

面对新媒体这把双刃剑, 要发挥其正能量效应, 就要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 加强对网络的治理工作。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今后的任务是“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 唱响网上主旋律。加强网络社会管理, 推进网络规范有序运行。”

(四) 进一步加强电子政务建设, 发挥主流媒体引导作用。

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 政府要唱响主旋律, 除了加强对社会网络的有效监管, 更重要的是建设好电子政务这一主阵地。电子政务是政务公开的主要载体, 政府网站是政府各机构与网民在互联网上打交道的窗口和重要渠道。《中国政府网站发展数据报告2012》数据显示, 当前, 我国政府网站已基本普及, 网上服务水平稳步提高, 但网民对政府网上服务的满意度总体还较低。与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经济体相比, 近年来我国政府网站进步较慢, 国际排名呈逐年下滑的趋势。其核心原因是, 我国尚未真正建立以用户需求和用户体验为导向的政府网站发展机制。要唱响政府网络主旋律, 一要发挥引导政府网站向更加关注用户的方向发展, 努力提高政府网站的服务水平, 提高党和国家利用网络治理社会的能力。二要建立社会的联动机制, 引入市场机制, 引导企业网站、网络社区的良性发展, 当前政务微博的快速发展充分体现了政府管理与市场机制的有效融合。

(五) 提升领导干部信息化素养和媒体沟通能力。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四化”, 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 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中更是把信息化建设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为此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升信息化素养, 树立大安全观;在突发事件媒体沟通中要善用新媒体, 学会“网言网语”, 发挥政务微博的时效性和主导性, 在完善新闻发言人和网络发言人机制中不断提升自身媒体素养。

面对新环境、新挑战, 政府治理经济社会发展从理念到方式都要适时作出调整。唯有适应环境、不断创新, 在互联网上形成“善治”的格局, 才能开创互联网发展与服务型政府建设良性互动的新局面, 才能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参考文献

[1].赵建涛, 马林艺.新媒体环境下的行政风险研究[J].人民论坛, 2012

[2].施拉姆·波特.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4

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 篇5

大家好，我是****班***组的 袁仑伦，很高心有机会在这里做这个演讲。我这次演讲的题目是《从钓鱼岛事件相关报道看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 优劣对比》（点一下鼠标）

第2张

这次的钓鱼岛事件，由于日本执意要购买钓鱼岛，而使得整个事件急剧升温，不论是报刊，杂志类的传统媒体，还是各大门户网站，都用头版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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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间关系，我只收集了一部分报道的页面。左边是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右边是以网易，搜狐为代表的新媒体。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信息的获取方式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报刊、杂志等平面媒体。各种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像主权问题这种具有极高关注度的话题，各种媒体都想方设法提供最及时，最生动的报道。但是由于传播技术和媒介的不同，传统媒体、和各类新媒体都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点。（点一下鼠标）第3张

首先以《环球时报》为代表介绍一下传统媒体。《环球时报》是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一份时事新闻媒体，创刊于1993年，单期发行量超过200万份。其上面的文章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报纸行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相当的成熟。其采编、发行和经营三个关键环节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行业标准。

上面的文章多为特约记者所写，提供的内容经过层层筛选，质量较优。且多以原创内容为主。

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可以看到，其中的内容有一定的权威性，并且有明显的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

其次，这些报纸大多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读者，并且在受众心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点一下鼠标）

第四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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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环球时报是出版于14日的。（点一下鼠标）

但是可以看到其中文章所讲的事件发生于13号和12号（点一下鼠标）

可以看到，对于报纸这种传统媒体，其内容有一定的延迟，时效性略有不足。且其中的内容形式比较单一，几乎完全是文字，图片很少，并且也是黑白的。读者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完全由报社决定读到的信息。而且，互动内容几乎没有，报社也很难获得读者的反馈信息。（点一下鼠标）第五张

对于像杂志这样的传统媒体，其专业化程度更高，内容更加丰富，选择更加严格，文章质量更好。

像期刊和杂志等媒体，其权威性和影响力还要高于报纸。

不过由于其发行速度相当缓慢，即使是周刊，看到的信息也可能都是数天前的了。更不用说那些半月刊，月刊，时效性就更差。所以这些杂志的卖点也不在于及时报道的新闻，而是对事件的深入分析。通过高质量的文章来弥补时效性上的不足。其次，这些媒体都有缺乏互动性的问题。文章的内容完全由少数精英来决定，媒体和读者之间是相对割裂的，媒体很难精确地掌握读者的特征和偏好。这就导致传统媒体只能采取分众式模式，即在用户选择有所取舍。（点一下鼠标）第六张

传统媒体或多或少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像，其内容形式单一，时效性不足，缺少互动，这些固有的缺点是很难克服的。（点一下鼠标）然而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点一下鼠标）

新的媒体形式诞生了，这些新媒体借助网络的渠道进行传播，具有很多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点一下鼠标）第七张

图上展示的是一些我们所熟知的 新媒体和 传统媒体。这些新媒体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点一下鼠标）

首先，从被动阅读状态到互动阅读状态。囿于技术的限制，传统阅读状态大多是被动的，而借助于新技术互动阅读成为可能，读者为了体现自身的价值和发表自身的观点，更可以参与其中，是阅读变成一种互动的过程。

其次，新媒体更加重视阅读体验。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媒体给用户带来了越来越好、越来越丰富的用户体验，读者也更重视阅读体验。

还有，新媒体由于成本的相对低廉、海量的空间和互动体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来分析每个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倾向，进而为每个读者提供量身定做的个性化和定制化的信息，也更好地满足了读者的需求。

虽然报纸和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也通过厚报分叠化和多频道化等手段提供一定程度的差异化产品，但是囿于版面和频道资源以及成本的限制，其只能提供较为标准和统一化的信息。（点一下鼠标）第八张

传统媒体的传播机制是一点对多点或者说是点对面的传播机制，在这种传播机制下，控制版面或者媒体稀缺资源的精英人士掌控着信息源，更掌控着话语权。可以通过控制信息传播源头轻易地控制传播内容。新媒体的传播机制是多点对多点、全立体的传播机制。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新媒体的传播机制下，信息源和受众之间的角色逐渐模糊，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源在发布信息的同时，通过和受众的互动本身也成为了信息的接受者；受众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信息源，例如通过博客和微博等手段，很多受众自身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信息的提供开始逐步走向自组织和自生产阶段。（点一下鼠标）第九张

下面用各大门户网站来举例说明：（点一下鼠标）

可以看到上面信息的实时性非常高，使读者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各种资讯。（点一下鼠标）

其内容的来源很广泛，还有很多从其他各种媒体转载的消息（点一下鼠标）

还有专家，政客从各种角度的评论，解读（点一下鼠标）

并且，报道图文并茂，非常生动（点一下鼠标）

第十张

这是在文章旁边配属相关视频，新媒体传播的信息形式更加多元

为读者提供更加丰富的体验（点一下鼠标）

第十一张

在每一篇文章的下方都会有一个评论区，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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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旁边的滚动条使得新闻和微博相通 读者可以随时了解别人的的观点。

（点一下鼠标）

这些门户网站上的新闻专区，通过对各种资源的整合，使原来被动的阅读变成互动的阅读 给用户带来了更好的阅读体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包容和互动的精神（点一下鼠标）

第十二张

这个是每一篇文章下方都有的相关文章推荐，通过受众所阅读的文章，自动推荐与之相关的内容，更好地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提高了阅读的效率。

（点一下鼠标）

有很多门户网站都使用移动互联网技术，通过手机客户端，来进行信息的传播

大大的丰富了信息的传播渠道和方式

（点一下鼠标）

文章下方，与各大社交网站相连。

改变了原来的信息源由少数精英掌握的传播模式，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

通过社交网站进行多点对多点、全立体的传播。

（点一下鼠标）第十三张

虽然新媒体有这么多的优点，但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点一下鼠标）

首先，互联网上信息量巨大，各类信息相互混杂。审核力度相形见绌，难以进行全面的收集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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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也对对受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读者有一定的甄别能力。需要读者去检索信息，而不是像原来那样，有别人选好了送到自己面前。需要读者去判断信息是否有用，并且不能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点一下鼠标）

互联网上的很多报道实时性很强，却缺少深入的分析。很多报道就像下面这样，只是对事实的描述，缺少深入的分析。（点一下鼠标）互联网上，互相转载的内容偏多，原创内容相对缺乏。互联网上一旦有好的文章就会被各大网站反复转载。而不是像传统的媒体那样去追求原创、优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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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传统媒体，报道的质量有待提高，权威性有所不足。

（点一下鼠标）第十四张

最后我还想说一下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方向。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经入了Web2.0时代。现在更加注重与用户的交互。

信息的交流是双向的，用户既是网站内容的浏览者，也是网站内容的制造者。

类似社交网站（人人、facebook）、新浪微博等应用正式瞄准了这一需求。

（点一下鼠标）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门户网站已经不是网民上网的第一入口。

用户完全可以从搜索引擎或者社交网站的链接来找到相关的信息。（点一下鼠标）

门户网站主要提供目录和搜索等服务，当前，该模式就显得相对单

一、很容易被代替，缺少用户黏附性。

而社交网站可以通过用户的社交网络形成用户群，从而产生极大地用户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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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的社交网站，将新闻、视频、游戏等整合进来，并且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进行个性化的推送。为每个读者提供量身定做的个性化和定制化的信息，也更好地满足了读者的需求。（点一下鼠标）

社交网络和手机客户端相结合，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

我相信社交网络的这些优点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等新媒体的缺陷，一定会让其在新的网络时代大放异彩。

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 篇6

一、公民社会的概念及其特征

对公民社会概念的界定不仅中西方学者之间存在分歧,而且西方学者对此问题所做的研究结论也不尽完全相同。实际上,公民社会是告别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的一种现代文明社会形态。概括起来讲,公民社会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法制的社会。法制不仅规范了社会正常运转的秩序,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公民自身的社会和家庭行为进行约束。更重要的是,法制既限制或有效避免了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运用,也为保障公民人身安全和自由权利提供了规则和依据。二是多元的社会。它不仅指不同的政见者间可以以更为理性和成熟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意味着公民意见的自由发表和新闻舆论对社会的有力监督,同时也意味着不同文化传统背景和形式的共存、共通和共融。三是民主的社会。尽管人民当家作主,对大多数理论家和政治家而言,是民主的应有之义,但是如何保护少数人的正当权益,防止多数暴政造成的社会恶果,则无疑成为检验民主合法性的试金石。四是阳光透明的社会。暗箱操作对重大社会或公共领域的决策不再发挥作用,并将成为社会发展的耻辱。公民有效而积极的社会参与成为社会有利的制衡器,阻止潜在的社会不公平事件发生。五是社会中介组织良性发展的社会。社会中介组织既包括非政府组织也包括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民自发组织的各种团体,这些组织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发挥着桥梁纽带的作用,社会中介组织良性健全的培育和发展是维护和巩固公民社会公平、合理、友爱、合作以及防止公权滥用的重要机制。六是人的个性充分得到张扬和发展的社会。个性张扬和充分发展是推动社会向着健康良性轨道不断前进的重要力量,也是公民社会成熟的重要标志。它是消除由于个性压抑而导致社会不稳定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

由于中国法制仍需大力完善等原因,目前中国社会还处于公民社会培育的早期阶段。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其不断完善为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它促使上层建筑领域的不断变革和创新,为公民积极而有效的社会参与提供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但是,新闻媒体如何报道和应对处于公民社会培育期突发公共事件的产生是目前中国新闻传播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

二、公民社会培育过程中的社会风险及突发公共事件与媒体公共性

(一)公民社会培育过程中的社会风险与突发公共事件

由于公民社会的培育不仅意味着社会发展形态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而且也标志着社会变迁过程中各种利益群体的形成和社会的分化。其中,由于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和不断的社会分层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为应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潜在风险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从社会学角度看,公民社会培育过程中社会风险主要指的是社会运行过程中所遭受损失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社会风险就是“社会损失”,主要指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或者社会失序。公民社会培育离不开社会的现代化。所谓现代化是指社会文明的程度,是与工业化相伴而生。具体讲,现代化是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结果,也是促使公民社会的不断培育与成熟的土壤。作为成熟公民社会典型特征的法制化、多元化、民主化以及社会的阳光透明、良好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正是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培育过程中所要重点努力的方向。在此过程中,人们思想的混乱及逐利行为也会严重影响和阻碍公民社会的正常培育和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所产生的突发公共事件如果处置不当不仅会加大社会所承受的风险程度,而且也可能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导致社会失序。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而导致的与社会公众密切相关的公共领域内对社会造成严重影响的不可预测的一些社会事件。由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以及由此而导致公民社会培育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与其他西方公民社会显著的差异性,突发公共事件在当前的中国就成为敏感而随时可能诱发社会其他危机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在实行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后,不仅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政治、文化等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所带来的不仅是体制的不断革新变化,也为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所有的变化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各种社会利益的碰撞、博弈在所难免。由各种利益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潜在的社会风险及由此而在公共领域人为造成的突发性事件不足为奇。

(二)媒体公共性与公民社会培育过程中的突发性事件

所谓媒体公共性指的是媒体在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播过程中必须以与社会公众密切相关的公共利益为出发点,摈弃自身的利益群体的依附干扰,客观、公正地向社会公众报道、传播和还原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真相。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突飞猛跃的发展和中国公民社会培育过程中公民对公共事务参与积极性的热情高涨,突发公共事件不仅成为公民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同时也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处置突发事件的措施和机制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考验。其中,社会公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是推动政府及社会机构正确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重要助推器,也是促使媒体在传播突发性事件产生背景和处置措施过程中体现公共性最大化的重要因素。其原因就在于,由于信息社会中媒介发挥着独特功能,使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由过去被动地从政府单一的权威发布逐渐转向从不同的渠道主动搜索不同的信息源,对从各种不同信息渠道获取的间接经验进行比较分析后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之后再将这种判断通过一定的媒介向社会广为传播。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政治改革的平稳推进,中国社会日趋多元、民主、开放,中国公民的公共意识也不断提高。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多元,与媒体的互动程度逐渐提高,“公民新闻”频频出现。比如,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广泛应用就为这种传播提供了现实而可靠的技术支撑。

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媒体,它不仅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起着桥梁纽带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思考在公民社会培育过程中如何发现和维护公共利益。由于突发公共事件大多涉及社会公众的个人和公共利益,所以媒体对突发性事件传播形成了其独特的特征,也对媒体公共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具有突发性、广泛性以及无序性等特征。从媒体公共性看,这些特征不但对媒体的快速反应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也对媒体的组织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媒体要充分发挥在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的积极作用,就需要适应此类事件独特的传播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尽力避免突发公共事件演化为危机,当危机不可避免时就应该处理好信息发布的主动权、舆论引导的主动权、事件处置报道的主动权。

三、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传播过程中的社会责任

首先,发挥社会公众心理负担减压器的作用。由于突发公共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及影响范围广等原因,公众最初对之的认识基本上处于无序状态。所以,面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公众难免出现恐惧和忧虑的心理,有的甚至会产生对突发公共事件过度忧虑的心理状态,从而形成事实上的“过虑症”。同时,公众又急需在第一时间内掌握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以及之前预防事件发生所采取的措施和如何正确看待并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等,这就要求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传播过程中必须发挥减压器的作用,以减轻由突发公共事件给公众造成的忧虑情绪和严重的心理负担。社会公众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产生的“过虑症”一方面表明他们对与自己相关的切身利益的忧虑,另一方面表达出他们对有可能造成的社会无序状态的忧虑。正确、全面、第一时间内将突发公共事件产生的真正原因、已经造成及未来仍将造成的社会损失和政府及民间团体等社会中介组织所采取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措施及时、准确、客观、公正告知社会公众,是媒体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其次,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过程中应积极配合政府组织做好疏通、诱导社会公众的公关工作,从而使公众积极配合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为处置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换句话说,危机公关是媒体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所必须担负的社会责任。因为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公众通过政府权威部门的信息发布或者媒体获取信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媒体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直接涉及到社会大局的稳定。如果媒体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不从讲政治高度出发、不严格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就有可能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但是,如果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后失语,就有可能使公众不能及时全面地掌握事件发生的真实、全面的信息。

再次,由于公民社会培育的过程也是不同社会阶层利益重组、社会不同分化的过程,人们的思想多元化倾向日趋明显,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也日趋激烈。在这样的时代发展背景下,突发公共事件的爆发很容易给不同阶层的社会公众提供赖以发泄思想意见的机会。如何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有可能产生的社会矛盾及由此出现的社会分裂,无疑对媒体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单纯的媒体报道不能引导由突发公共事件所带来的社会裂痕,媒体只有凝聚共识,从不同角度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深度的全面分析,将弥漫在社会公众中的不同意见和建议有机整合才能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或由误解而引发的社会对立情绪。媒体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所引发的消极影响时应该以勇于承担、敢于负责的精神,从公共利益最大化出发不断改进和完善自身对危机公关传播的意识,才能真正将媒体自身与社会公众利益有效结合起来,从而担负起与媒体自身角色相对应的社会责任。唯有如此,媒体的公共性才能最大化体现出来。

企业突发事件及与媒体沟通策略 篇7

“突发事件”的定义, 《辞海》解释为:“潜伏的祸机或生死成败的紧要关头。”英文《韦伯斯特词典》定义为:“可能转好或转坏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 对于突发事件, 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报道:一是传播新闻信息, 这就是及时报道何时、何地、何人,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二是传播实用信息或知识信息, 比如发生广泛传染病, 就需要报道怎么预防、如何避免, 以及疾病的传染特点等知识型信息;三是传播观念或者观点, 主要是倡导什么、主张什么、反对什么, 如结合报道煤矿爆炸事故, 就需要倡导安全生产等。媒体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 致力于从速度、深度和广度着手, 做好突发事件的报道。速度就是反映灵敏、快速报道;深度就是追根溯源、深化意义;广度就是资料背景、多方配合。

对突发事件报道是现代传播媒体竞争的重要方面, 对于新闻资源的竞争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新闻信息采集技术的先进性和采集渠道的便捷性, 新闻资源的时间差在以秒计算;二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敏感性及其对新闻价值的准确判断。以“三鹿事件”为例, 由于信息传播渠道的空前发达, “问题奶粉”的暴露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作为企业, 必须认识到媒体在企业公关中的重要作用, 及时与媒体做好沟通。

企业发生突发事件后, 与媒体进行沟通应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要体现一个“实”字

即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说明事件真相。“实”字是企业与媒体沟通策略的核心。

2008年9月11日, 《东方早报》A20版以半版篇幅, 刊登了一篇长篇报道《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 (记者简光洲)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场震惊全国的“奶粉三聚氰胺”事件蔓延至整个奶制品行业, 并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也由此点燃了全国乳品行业质量安全问责风暴的导火索。在这篇公开报道中, 媒体第一次对“三鹿”奶粉进行了点名曝光。《东方早报》报道多地发现“肾结石婴儿”后, 三鹿传媒部的刘小姐打电话给《东方早报》要求撤稿, 声称三鹿的奶粉合格, 可能是因为甘肃的水质有问题才导致婴儿患肾病。

面对灾害, 说实话才能安定人心。在铁的证据面前, 三鹿不是勇于担当责任, 而是一味推卸, 更激起了公众的谴责浪潮。企业在事件发生后本想抽身而走却使自己处于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况, 事情越发而不可收。纸里包不住火, 只有本着诚信的原则去沟通, 说实话, 还公众以事件的本来面目, 才能得到公众的谅解。

国家对瞒报事故的事件也在进行责任追究, 河北省政府2010年1月9日通报了李家洼煤矿瞒报事故查处情况, 目前已有48名事故责任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蔚县县委原书记李宏兴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原县长祁建华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前车之鉴, 后事之师!

说谎话不利于事情的解决, 善意的谎言也不被允许。“善意的谎言”的典型案例是2006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 停水初期, 哈尔滨市政府为避免公众恐慌发布“因检修而停止供水”的公告。时值天寒地冻, 维修供水管网似乎不太正常, 顿时谣言四起, “哈尔滨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供水管网投毒案”, “哈尔滨要地震了”, 于是人心惶惶, 人们纷纷外逃。这时, 市政府发布了第二个公告, 如实告知停水原因, 才使公众平静下来, 停止了非理性行为。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 哈尔滨市政府在说出善意的谎言后还要重新发布信息消除谎言带来的不良影响, 从而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天灾人祸, 这种善意的谎言不要也罢。

突发事件哪儿都有, 事情发生了企业不说, 或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媒体可能就要炒作企业撒谎、隐瞒、掩盖事实。企业敢于说, 让媒体作充分的报道就没什么可炒的了。

信息的发布越透明越好, 不要试图回避主要问题, 更不要发布不真实的信息。这时应选择负责任的媒体, 发生的事件要找主流媒体的记者来报道, 不要先找小报记者或根本不清楚他是不是记者的人, 否则就可能出现误传或迟传等问题。只有将掌握的信息如实发布出去, 才能影响媒体报道, 引导公众舆论。但在事故的原因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发布信息时不要轻率推测和猜测, “可能是”“也许是”“或许是”这类说法是不可取的。必须是在科学、严谨的调查和认定之后再公布。

要体现一个“善”字

它包括三层内涵:首先通过沟通显示善意;其次要善于沟通;最后要通过经验的积累形成今后可持续使用的善策。

2008年9月15日上午9时, 三鹿公司道歉:“我公司从河北省公安厅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涉嫌向我公司原奶中添加三聚氰胺的案件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19名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 其中两人被依法逮捕。我公司真诚感谢公安部门夜以继日、不辞辛苦地快速侦破案件。我公司郑重声明, 对于8月6日以前生产的产品, 我们全部收回, 对8月6日以后生产的产品, 如果消费者有异议、不放心, 我们也将收回。同时, 我们将不惜代价积极做好患病婴幼儿的救治工作。最后, 再次向广大消费者和患病婴幼儿及家属真诚道歉。”

从三鹿集团的这封道歉信来看, 仍然没有对自己的内部问题进行反省, 只强调是外部原因, 由此可见它缺乏处理突发事件的善意, 更不会找出解决问题的良策。这就显示了三鹿没有彻底检查自己, 把责任推到外人身上, 妄想蒙混过关的企图。既然是外部的责任, 他们怎么会真正积极地救助患儿呢?难怪温总理在北京儿童医院看望患儿时说:“像三鹿这样的企业属于没良心的企业, 对于这种没良心的企业一定要严惩。”

企业在与媒体的沟通过程中不能躲避记者, 不能把记者当敌人, 更不能与记者发生冲突。记者采访时, 可能急于了解情况, 出现对相关人员紧追不舍或影响救援等情况, 对于记者的不当行为, 可以提示或劝阻, 但必须防止损坏记者采访设备和伤害记者身体的行为, 尤其不要殴打记者。否则会乱上添乱, 不仅对事故本身的处置不利, 还会引发记者有情绪地报道。

在企业发展漫长道路上, 不可能不被石头绊倒, 但是不要被同一块石头绊倒。突发事件结束后企业要善于总结, 把各种做法加以分析, 把经验教训上升为理性的东西或转变为企业制度,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要体现一个“快”字

自2008年初三鹿集团开始陆续接到消费者投诉, 到2008年9月中旬国家和媒体的介入, 再到2008年12月24日三鹿破产。整整一年的时间, 三鹿没有对媒体作出积极的反应。假如在年初接到第一个消费者投诉时, 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 承担全部责任, 通过媒体宣传召回不合格产品, 积极救助患儿, 是不是可以免予灭顶之灾呢?

突发事件后, 媒体和公众的想法是一样的。媒体想在第一时间找到权威的机关确认事实、发布信息。公众想尽快地了解事实真相及相关部门对突发事件的处理方案。如果权威信息不以最快的时间发布, 传言乃至谣言就会满天飞。所以发布者面对突发事件要从“快”的要求把信息赶快发出去, 向舆论及公众发出强烈的信号:当事人发话了。这样做可以吸引公众的关注度, 同时把企业想妥善处理事件的诚意告知公众, 可起到安抚民心的作用。

对刚刚发生的事件, 企业在未把事情全部搞清楚时, 同样可以发布信息, 只讲“何时”“何地”发生了“何事”, 并说明“情况正在了解中”“原因正在调查中”或“事件正在处理中”, 不能说“无可奉告”。有新的情况后要随时随地发布最新信息。

企业发生突发事件时与媒体沟通除了遵循以上三字准则外, 更重要的是做好应急预案。预案中要明确突发事件的媒体沟通责任、信息发布人、发布途径等内容。企业要把应对媒体作为平时演练的内容, 不仅仅是信息发布人, 电话接线员和其他员工都要清楚地知道在接到媒体记者询问时如何应答, 只有做好各项准备, 才能在危急时刻挽回和改善企业良好形象。

参考文献

[1].徐玮:《“三鹿奶粉事件”周年回顾与反思》, 2009。

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 篇8

1 研究缘起和背景

2015年4月28日, 山东济南警方向全国20个地级市发出协查函, 并于2016年2月2日向社会通报了该案情。2016年3月11日, 济南市公安局侦破特大非法经营疫苗案, 作案者庞某与其女儿孙某自2010年以来, 非法购进25种儿童、成人用二类疫苗, 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而销往全国24个省份, 涉案金额5.7亿元。随着庞某母女特大非法经营疫苗案的公开, 该“黑色利益链”也被曝光。该事件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在此次事件的报道中, 新闻媒体作为连接事件发展和公众之间最主要的桥梁, 其报道策略直接影响了受众对该事件的认知。因此, 通过对比分析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在此次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及发展过程中的报道框架, 明确其中的优点, 反思其中的不足, 对于公共事件报道策略的提高与改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抽取

1) 事件选择。在此次山东疫苗事件曝光后, 各大媒体都对该事件进行了大规模的连续报道, 截至2016年6月1日, 相关的新闻报道已高达5万余篇。因此, 选取山东疫苗事件作为分析对象, 具有极高的典型性以及研究价值。2) 媒体选择。《人民日报》作为国内影响力最高的媒体之一, 将其作为研究样本, 可以很好地了解党报应对突发事件的报道策略, 给其他报纸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提供指导。此外, 澎湃新闻作为传统媒体改革后的成果, 拥有网站、App客户端等一系列新媒体平台。是作为传统媒体改革后的代表性成果, 对其在报道中所采用的框架研究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

2.2 研究类目

1) 报道数量及参与人数。以天为单位, 统计《人民日报》及澎湃新闻对山东疫苗事件的报道数量的变化以及参与人数。2) 消息来源。主要是对所作报道的原创性及报道深度等方面进行分类整理。3) 报道主题。分为政府官方回应、责任归因、事件发展现状、事后措施及其他。4) 报道基调。对其报道基调根据正面报道、中立以及负面报道三个类型进行统计[1]。

3 研究发现

3.1 报道数量分布以及参与人数

统计发现, 从2016年3月18日《人民日报》对该事件报道后,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事件处于持续发酵升温阶段, 于23日对该事件的报道量及关注度达到顶峰。此后, 25日到28日的报道量有所减少, 但在4月1日有所回升, 此后的报道量逐渐减少, 事件趋于平缓。

众所周知, 在新闻报道中的报道数量与事件发展是正相关的, 报道数量反应了事件发展的趋势。这期间, 人民日报发布消息数为74条, 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17条, 消息转发及评论人数接近6万次。澎湃新闻客户端所发布的相关报道共44篇, 总数少于《人民日报》, 但其官方微博所发的消息共19条, 消息转发量以及评论数高达9万次。所以, 虽然在报道数量上澎湃新闻少于《人民日报》, 但其参与人数却远高于《人民日报》。

3.2 消息来源

对此事件二者所发布的消息中, 《人民日报》的报道原创性很高, 但深度报道较少。相反, 澎湃新闻对该事件进行了多次深度报道。

3.3 报道主题

对于此次山东疫苗事件的报道对象有食药监总局、卫计委、涉案人员、相关专家、事件调查进展情况、正能量、负面消息、辟谣等。从报道可以看出, 人民日报微博的主要报道对象是事件进展、辟谣、正能量和负面消息这四个方面, 分别占比例为50%、30%、10%、5%。而澎湃新闻的报道主要是以涉案人员、食药监总局、相关专家、负面消息为主, 分别占比例为25%、15%、15%、10%。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二者的主要报道对象大体一致, 但是也有一些差别存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以跟进事件调查状况和辟谣为主, 而澎湃新闻则以涉案人员、相关专家为主。而且, 《人民日报》多次进行辟谣报道, 可以看出《人民日报》更重视网上舆论的导向和网上舆论的秩序。

3.4 报道基调

通过统计分析发现, 《人民日报》在对此次山东疫苗事件的报道中秉持着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 及时且真实的展现了事件的发生以及发展, 让受众迅速且全面地了解该事件。

而澎湃新闻对于该事件却是进行了相当“情绪化”的报道[3]。其3月18日的报道《数亿元疫苗未冷藏流入18省份:或影响人命, 山东广发协查函》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它将一则旧闻冠以“杀人、致死”等极具冲击力以及情绪化的字词挑动着公众关于疫苗的恐慌神经, 用诉诸恐惧的办法使全社会关注疫苗, 但这些报道无疑都加剧了社会公众的疫苗恐慌。事实上, 问题疫苗的主要问题在于可能出现“无效接种”, 从而无法有效预疾病, 并非“致命”。

4 结论

本文主要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人民日报》和澎湃新闻对山东疫苗事件的报道框架, 下面将主要分析突发性事件报道中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报道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一些建议。

4.1 官方媒体应第一时间保证信息公开, 抢占舆论制高点

2016年2月2日, 央广网最早报道了本次疫苗事件。但并未引起重视, 而使该事件得到全国的关注是在一个多月后澎湃新闻爆料后。并且在报道后的初期, 政府机关并未对该事件立刻做出准确、权威性的报道, 以至于失去舆论的制高点, 造成了民众猜测甚至是恐慌。因此, 官方媒体第一时间内的信息公开, 抢占舆论制高点, 从而避免错误的信息误导受众显得及其关键[2]。

4.2 促进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补

随着时代的发展, 新闻报道早已告别了过去单一的传播模式。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 超过60%的受访对象对重大新闻的了解基本都以互联网为开端[4]。此次山东疫苗事件也是如此, 但在对该事件的报道中, 以彭湃新闻为代表的网络媒体表现出了较大的缺陷。尽管澎湃新闻的出发点是希望引起社会关注, 促进事情解决, 但不容忽视的是, 网络语境下的情绪化报道往往会引发歪曲解读, 从而引发社会恐慌。纵观此次事件网上的舆论, 那些家里有孩子的公众, 不是在担心已经注射的疫苗有害, 就是因为担心疫苗质量而不敢去接种疫苗, 赴国外或香港接种疫苗之声不断。这一切不利于形成公共说理的社会秩序。因此, 在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实现真正意义上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的互补发展, 以客观真实作为新闻报道的生命[5]。

总的来说, 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时, 首先要抢占舆论的制高点, 树立正确的舆论引导观。其次, 在报道时, 既要为公众考虑, 又要考虑到网络语境下报道的基调, 以免引起歪曲解读, 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使其各展所长, 彼此之间和谐共振, 努力为广大受众提供更加全面、开放的新闻信息报道。

参考文献

[1]周勃, 陈晶晶.PM2.5事件网络报道对比分析——以新浪网、人民网为例[J].新闻界, 2013 (18) :49-52.

[2]郝继明.预防政府公信力危机:网络传播的机理分析与善治路径[J].中国应急管理, 2012 (12) :15-22.

[3]周婷.公共事件中媒体应避免情绪化报道——评山东疫苗事件中的媒体报道[J].新闻研究导刊, 2016 (6) .

[4]潘树琼.中国网民过半是重要里程碑[J].网络传播, 2016 (2) :74-75.

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 篇9

“调和理论”的内涵及运用

“调和理论”是传播学研究中“社会心理学”范畴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假设人在和外部环境“不一致”时会产生心理紧张和不舒服感, 而这种紧张和不舒服会导致人的内心压力。人会因为这种内心压力而努力推动自己通过态度改变等方式来和周围环境取得“一致”。“调和理论”被奥斯古德用来研究人和信息来源、客体对象的调和关系。

根据调和理论, 一个人 (P) 接受信息来源 (S) 的主张时, 对这个来源他有自己的态度, 同样, 在对待客体 (O) 的时候, 也有自己的态度。在三者的关系中, P对于S和O是否喜欢及喜欢的程度如何, 都将决定“调和状态” (或“一致状态”) 存在与否。调和理论指出, 当人对来源和客体态度相似, 而来源对客体主张否定时, 不调和都会存在, 一个不平衡的状态要么只有一个否定关系, 要么所有关系均是否定的。 (1)

在本文的研究中, 我们根据奥斯古德的理论, 将P视作受众, S视作媒体, 而O则是所报道的事实客体。

(在本文中, 所有图示均为:粗线代表主张, 细线代表态度;粗实线代表对来源表示正向态度的主张、粗虚线代表负向态度的主张, 细实线代表正向态度, 细虚线代表负向态度。) 如图1所示:

图1的调和是公众和媒体关系调和的一个范例, 除此之外, 只有当受众和媒体对事件都持负面态度时公众和媒体的关系才能保持稳定调和。在这两种情况之外的所有情况下, 媒体和受众的关系都是不稳定或是不协调的。在不稳定或不协调的情况下, 媒体应该努力通过调整自身报道, 以改变受众态度等方式使三者关系恢复到这样的稳定调和状态之下。

下面, 我们将借助这一理论来分析当媒体面对“瓮安6·28事件”时, 应该用怎样的报道方式进行报道才能维持受众与媒体之间最大限度的稳定和调和。

《贵州日报》对“瓮安事件”的报道特点

“瓮安6·28事件”是指2008年6月28日, 贵州省瓮安县因一起女生猝死的事件而引发的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政府机关的群体性事件。《贵州日报》在“瓮安6·28事件”发生的当天即派记者前往, 自6月30日开始对该事件进行了持续报道。在对6月30日至7月30日的《贵州日报》对该事件报道的文本研究中, 可以发现这些报道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报道时间长, 次数多。自6月30日起至7月30日, 《贵州日报》对瓮安事件的报道篇数达到40余篇, 30天中有21天都有大篇幅的相关报道。这样长时间、高频率地对突发性事件的集中报道, 是以往类似事件的报道所未见的。

报道方式多样。《贵州日报》对该事件的40余篇报道中, 包括会议消息、亲历式报道、人物专访、调查性报道、新闻评论等多种写作方式。在版面的安排上以单一报道和复合式报道相结合, 从不同层面反映瓮安事件处理情况。

报道重心层层深入。在事件初期, 《贵州日报》的报道主要是通过会议新闻的通报来“澄清事实”, 报道“第一层面”的消息。这一阶段可以划作从6月30日至7月1日的报道, 这一阶段的报道内容显得抽象狭窄, 报道角度和报道方式也显得单一。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 媒体的报道重心发展为对整个事件的“深度调查”, 第二阶段以记者的调查性报道为主, 以从7月2日至7月5日的“瓮安6·28事件调查”四个专栏为主要标志。第三阶段的报道重心则在事件真相已基本清晰的情况下扩展到对整个社会因素的“反思警醒”, 深入反思了瓮安事件的深层原因, 此阶段的报道自7月3日的《初步分析“6·28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开始。这一阶段的文章不仅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 也为其他地方的政府执政提供了借鉴。第四阶段的报道重心是“瓮安形象重建”, 以记者亲历等方式对事件后的瓮安社会安定、人民生活等多方面进行了亲历式报道。该阶段以7月16日《祥和的瓮安》为始, 持续到7月26日《百姓眼中的瓮安》, 以记者的所见所闻向外界展示了事件之后瓮安的新形象, 对瓮安的形象重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 还将“打黑除恶”专题作为瓮安事件处理的延续性报道, 扩大至整个社会。此阶段报道自7月15日的“打黑除恶”专题稿件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起到了进一步稳定社会民心的作用。

《贵州日报》对“瓮安事件”报道过程中的调和关系分析

在这次突发性事件过程中的媒体报道和“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分析。

“瓮安事件”第一阶段的“调和”关系。通过上一部分的分析可知, 媒体对该事件的初期报道为通过会议新闻来澄清事实的简单报道 (6月30日至7月1日) 。此时媒体对该事件的态度是消极、负面的, 媒体的报道内容是相对狭小的, 报道角度也比较单一。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调和理论”, 这一关系在图2中以 (S) 对 (O) 的粗虚线来表示。而因为瓮安事件的深层原因在报道的这一阶段并未触及, 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受众 (P) 的态度对该事件 (O) 持肯定态度, 这部分受众认为瓮安事件是值得同情的。一如贵州省委主要领导人评价的“瓮安不安”是因为瓮安县长期处于“社会矛盾长期积累, 多种纠纷相互交织”的环境之下一样, 在许多人的心中, 已经将“当地政府施政不力”这一现象作为“坚固的拟态世界”根植于心了。这样, 公众舆论的普遍趋势便呈现了对该事件的积极、肯定 (至少是不反对) 的态度。在图2中, 这一关系以 (P) 对 (O) 的细实线来表示。

由于受众对客体事件的态度与媒体对客体事件的态度相反, 那么, 受众对媒体的态度就是负面的, 呈现出图3的“不调和”状态。根据“调和”理论来假设, 此时受众态度将朝“主导参考结构” (媒体对事件的报道) 移动并努力与之达到调和。也就是说, 此阶段受众面临的首要选择就是是否要改变对该事件 (O) 的态度。

然而, 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 此阶段媒体的报道不可避免地简单化和抽象化, 而受众对于“政府施政不力导致骚乱”这一成见已相当坚固, 所以我们可以预测, 此时的“主导参考结构”是客体事件 (O) 而非媒体。按照“认知一致”的观点, 受众要取得和外部环境的调和有几种手段, 一是通过解码误解消息来源的信息以达到调适的目的, 二是通过攻击传播者的可信性, 三是对传播者的消息否认或存疑。 (2) 因而我们可以预测在此阶段中, 受众将采取对媒体的抵制和不信任态度来达成“调和状态”。则此时的图示可以表示为图4。

这一预测现在已经得到了明确的证明:据7月17日的《南方周末》报道, 在《贵州日报》的首批报道发布之后, “一位参与报道的记者接到数十个愤怒公众的辱骂甚至恐吓的短信、电话, 说他在制造假新闻……相关报道发表后, 《贵州日报》的网站也被黑客攻击造成瘫痪数小时”。

此时, 媒体面临的困境是公众舆论对媒体公信力发出的质疑。公信力是媒体赖以生存的宝贵财富, 是否能处理好这一问题可以说是关乎媒体存亡的。在此阶段, 媒体有两种可选择的报道方式, 一种是封闭式报道, 继续采用抽象的、单一的消息来对事件进行报道 (单一使用会议新闻方式进行报道) 。这样的报道方式无疑是缺乏说服力的, 无法使媒体成为受众心中的“主导参考模式”。根据“调和理论”, 这种封闭式报道的方式将导致媒体被受众抵制, 最终失去媒体公信力。第二种方式就是“开放性报道”, 即媒体采取更为公开、透明、客观的报道方针, 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对事件进行具体的复合式报道。这样的报道方式将以客观、具体、透明等优势来重新确立媒体在受众心中的“主导参考结构”, 最终达到改变受众态度, 完成受众与媒体调和的作用。《贵州日报》正是出色地运用了“开放性报道”的方式来进行报道, 正是这种报道方式促成了在“瓮安事件”报道中, 媒体与受众第二阶段的“调和”关系。

“瓮安事件”第二阶段的“调和”关系。在前期报道发表后不久, 《贵州日报》的报道重点从简单的通报会议结果转向了通过记者的深度报道进行多层面的反思上, 此时的媒体报道内容, 不再只是前期报道中抽象的会议精神, 而是加入了更多的具体、客观、公正的深度报道, 在这一阶段, 随着媒体的“开放性报道”的方式, 以多种文体、多种角度对事件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客观报道, 受众心中的“主导参考结构”逐渐转向媒体。根据调和理论可以预测, 此时受众对待事件的态度将趋于与媒体一致, 这也就是受众与媒体能达到稳定调和的第二种情况。据此, 可将这一阶段的调和关系表述为图5。

这一预测同样得到了明确证明, 据7月17日的《南方周末》报道, 在后面几个阶段的报道开始发表之后, “此前被公众辱骂恐吓的记者竟又接到此前曾恐吓过他的公众的致歉电话……称他们的报道‘站在老百姓的角度, 易懂, 很好’”。

和谐社会媒体与受众的“调和”

受众的态度已不再能沿用传统单一的“议程设置”去改变。很多学者都开始注意, 网络带来的新媒体时代让受众有更多的余地去选择信息来源, 也更倾向于对信息来源发表质疑。在这一形势下, 如果用单一的方式来进行新闻事件的“议程设置”, 对新闻事件采取单一、抽象的报道, 效果将适得其反, 最终也许会出现上文论证的图4的情况, 即受众对媒体不信任以换来“调和”。

媒体应该自始至终尽量坚持客观、透明、多层面的报道。在突发事件的报道过程中, 不能以消极单一的报道方式进行“封闭式报道”, 而应该采用“开放性报道”, 运用各种方式全方位地还原事实的本源, 以赢得受众的“主导参考结构”地位。

媒体要将提高公信力放在首位。只有长期坚持透明、客观的新闻报道, 才能在受众的质疑中不断提高媒体公信力, 媒体的公信力, 也就是媒体竞争力的核心。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发现, 要保持媒体与受众的调和稳定关系, 关键在于媒体的报道思维和报道方式, “开放性”报道不仅不会引起社会的混乱, 反而能增加媒体公信力、更有效地改变受众对事件的态度。本文对瓮安事件媒体报道的分析, 相信也能给其他城市的党报提供如何处理突发事件报道, 保持和谐社会中媒体与受众“调和”关系的借鉴。

注释

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 篇10

1 信息时代媒体在处置突发事件中的特点

1.1 现代媒体的特点

媒体多元化。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 使信息传播的渠道越来越多。已经不是掌握了电视、电台、报纸就可以达到封锁消息、控制舆论的目的。网络新闻、论坛、QQ群体、个人博客、上传图片、手机短信等方式, 使得信息发布的渠道是多元化的。

1.2 传布信息即时化

由于互联网和手机平台的日益发展和较少地发布限制, 使得危机事件总是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出现, 并且成为舆论的焦点。在网络时代, 人人可以用手机拍下新闻的时代, 人人可以使用微博客进行现场直播的时代, 官方及其媒体承受的挑战是空前的。他们介入的姿态也无法一味保持高压、扭曲、遮蔽等方式, 而是应该抛弃由官方独家掌控信息的意识和行为, 学会让多双眼睛观察, 让多种声音说话, 让民众在多种信息中进行分析判断, 得出自己的结论。

1.3 功能复杂化

在媒体多元化的情况下, 媒体的功能也出现了复杂的转变。既有可能成为解决危机的助力, 有助于塑造政府形象、平息事态、重建公众信心。也有可能能成为谣言等虚假信息的集散地, 对公众正确认知事件造成障碍。这对于政府如何有效整合、引导舆论提出了挑战。

2 媒体在政府处突中的目标、原则

2.1 媒体在政府处突中的目标

在激发公众情绪中, 实现危机传播的基调统一。对待危机事件, 政府、媒体、公众和其它信息源基于不同的立场、经历、目的, 也由于占有信息量的不同, 其观点也有所不同, 这是社会多元发展的结果, 既是社会的进步, 也给政府化解危机, 实现传播基调的统一造成了困难。政府的媒体政策, 就是通过多种多样的新闻传播渠道、通过新闻、报道、纪事、访谈等方式将政府的声音扩大化, 在激发公众情绪的同时, 使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共识, 正是这种共识使社会团结起来。而不是经过危机撕裂人们的信任, 造成大的隔阂。

在设置舆论焦点中, 塑造政府危机管理的良好形象。危机状态下的公众心理往往是脆弱的、焦虑的, 对有关危机事件的信息比较敏感。为了尽快帮助受众在危机状态下回复到日常状态, 媒体应当适时设置和转移舆论焦点, 疏导公众心理, 塑造政府的良好形象。如在汶川地震中, 媒体在报道灾区伤亡惨痛的情况下, 及时转移舆论视线, 缓和人们心中的焦虑, 相继开始报导政府在救灾方面的努力, 层出不穷的救人英雄, 面对灾难坚强不屈的人们, 使得人们既感到政府的温暖, 又保持了对生活的信心。通过对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对灾区的探访, 通过对武警官兵的英勇牺牲, 通过对救灾物资的运送, 通过对全国爱如潮水涌向灾区, 树立起政府的形象。

在满足公众信息需求中, 保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社会公众对危机事件的反应往往是盲目的, 心里是脆弱的、因为他们的信息来源是有限的, 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 往往表现为恐慌, 相信传言, 这不利于整个社会面的稳定。因此, 政府作为公共信息的最大占有者, 要通过电视、网络、广播、传单、报纸、手机短息等多种方式让公众满足对信息的知情欲望, 谣言至于真相, 止于公开、透明、迅速的信息发布制度。

2.2 政府在发挥媒体政策的原则

信息的及时性与准确性并重。我国于2008年公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规定了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的义务。在突发事件中, 由于现代社会信息渠道的多样性, 如果政府不及时公布信息, 就会造成公众的恐慌, 流言和谣言的传播就会泛滥, 对人们产生误导, 影响政府对事件的处理乃至政府的形象。

信息的全面性与选择性并重。与西方纯商业化的媒体运作模式不同, 我国媒体在追求新闻价值即信息的真实性, 客观性的同时, 还要遵循基本的新闻伦理和新闻纪律, 在披露事实的基础上, 要注重对信息的筛选, 使新闻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真正起到帮助政府的补台作用, 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如在危机的潜伏期, 媒体可以采取揭露事实的方式, 唤醒民众和政府注意, 督促危机源的消除;在危机的爆发期, 尤其是群体性事件中, 要采取引导和疏导公众心里和情绪的方式, 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与克制, 在此情形下, 过分刺激公众情绪的信息可以采取暂缓披露的方式。

信息的主动性与互动性并重。一个自信的政府在危机事件中要主动建立起对于媒体的双向沟通渠道, 而不是被动的在媒体揭露时简单的回应。危机公关能力强的政府善于利用危机, 利用媒体提供的平台展示政府的魅力和气魄, 从而达到提升政府形象, 挽回公信力的目的。

在开放的同时, 还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媒体互动活动。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安排记者互动采访;通过广播安排政府负责人与受众热线联系, 解疑答惑;邀请媒体参观采访当事人、事发现场等方式都可以达到互动性的作用。

3 加强政府媒体工作的对策建议

建立良好的政府与媒体交流互动关系。现代社会由于受众的多样性和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化, 为了让政府的信息最大限度地覆盖到社会的层面, 有必要构筑多元化的政府与媒体沟通渠道, 最大限度地传布权威信息、压缩流言和谣言的信息空间, 政府应该主动采取措施, 对媒体进行引导。主要做法有完善政府发言人制度。在事件处理和善后的全过程中, 政府应该保持相当密度地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危机处理的各个方面进行专题信息发布, 凝聚公众焦点, 争取舆论同情。

确立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对于党报党刊、地方主流媒体要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真正起到舆论导向的作用。对于一时出现困难的群体, 要采取赠送报纸等方式进行传播。政府信息的公开, 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平台, 是官方新闻媒体。

构建多元化的政府与媒体沟通渠道。充分发挥广播的作用, 要设立相当分量的政府官员, 设立热线, 对于危机事件中群众最关切的问题, 作出解释, 这种方式互动性强, 有助于防止谣言。

要充分重视网络的作用, 要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发布信息。对于网民的发帖, 要及时跟踪监控, 组织专人跟帖、回复, 引导网络舆论。要利用手机短信的方式, 对公众进行直接交流。

切实重视网络等新型媒体。在互联网、移动通信支撑的社会多元表达平台上, 政府发声和舆论引导需要比过去更高更强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成功的经验, 汶川地震紧急救援时期, 政府一天一场、有时是好几场新闻发布会, 主流媒体放开新闻报道, 互联网、手机、无线电、卫星通讯等新技术传播媒介也各显神通, 保障了灾情和救灾工作的高度透明。振奋了民族精神, 增强了社会凝聚力, 提高了政府的威望。

参考文献

[1]杨凤春.中国政府概要[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浦兴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陈振明.政府再造: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述评[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电视媒体如何报道突发性事件? 篇11

突发事件的报道是各媒体之间竞争的焦点之一，它的最大特点是其“突发性”，对社会迅速产生巨大冲击和震撼，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所以，在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中，各家媒体谁能抢到第一手资料，谁就能进行独家报道；谁的报道内容是受众最想知道的，谁就能获得青睐，独占鳌头。

一．如何报道突发性事件

突发事件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成为各大媒体报道的重头戏和新闻媒体之间竞争的重点领域。电视媒介在报道突发性事件中，具有吸引受众眼球的强大震撼力。所以，电视作为传统媒体应当及时调整报道思路，有所作为，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适应新时期的傳播格局。例如，网络传媒能够抢占新闻的“第一落点”——时效性，但传统媒体则可占据“第二落点”——深度报道、全面解析、权威评论。因此，电视报道要想做到在同行中脱颖而出，唯一的办法就是求新、求快、求独家，有深度。

二．电视报道突发性事件的策略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越来越大。而在报道突发性事件时，网络媒体的优势就会更加突出，网络媒体不仅具有“多媒体”特性，而且还具有“超链接”的特点，通过链接和新闻聚合，在网络媒体之间，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形成充分的互动，在报道的广度和深度上实现优势互补。

1．要建立媒体应急机制

突发性事件有着与一般新闻事件完全不同的性质与条件，有着重大的社会影响。报道的不慎或是把握不好，将会产生严重后果。也正是如此，在事件未发生之前，我们就应该理性的选拔一流的人才，做好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报道准备，从而使电视媒体对突发事件报道有一个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建立一套完善的应付突发事件的工作预案。

2．要选好角度，抢报独家新闻

在众多媒体的竞争中，同样的选题，报道角度不同，收到的社会效果就会不一样。所以电视媒体要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要善于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从不同角度去考虑问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于同一突发事件，不同的报道角度会产生不同的宣传效果。新颖、独特而合适的报道角度，会吸引更多的观众。

所谓的独家新闻，是指独家发布的新闻，人无我有的新闻；或者说，是大家都应该采访到的新闻，而别人没有察觉到，没有采访到，唯独你察觉到了，又采访到了。

3．要注重现场报道，展示细节

与其他的媒体记者相比，文字记者、广播记者可以通过采访对象的讲述、介绍来获取新闻事实。而电视记者虽然也可以通过采访对象的介绍来获取新闻事实，但是新闻画面必须直接深入到事件现场的拍摄，才能获得图像画面。否则，拍摄电视新闻就是一句空话。电视新闻现场报道中，记者出境与观众面对面，构成的关系是人与人的交流。

如，2009年内蒙古“10.17”越狱事件的报道中，内蒙古电视台《晚间报道》栏目记者，改变了老一套电视新闻制作模式，即先拍摄事件现场画面，后写文字解说，再由主持人配音播出的旧模式，而是采用让记者在现场出镜，并以口头报道的形式来表达自己所见所闻所感，让观众一目了然，更加直观，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记者的现场报道既及时又准确，使得抓捕越狱逃犯的事件过程，用真实的画面再现在观众面前。这就为观众提供了最快最新的信息，缩短了观众与事件和人物的距离感，使观众产生了与事件在同步进展的感觉。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观众，提高了收视率，大大增强了新闻的时效性。

（作者单位：内蒙古电视台新闻中心）

责任编辑：邰山虎

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 篇12

关键词：突发性灾难事件,媒体,中国形象

国家形象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国家形象的塑造中四个因素起着关键作用:国家实力、政府、媒体和事件。其中国家实力和政府是国家形象塑造的基础和前提;大众传媒担当着传播者的重要角色, 事件则是国家形象塑造的附着点, 大众传媒反映的重大事件往往能集中体现国家形象。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是目前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 近期发生的马航MH370事件中, 中国在搜寻费用投入方面最多, 这足以说明中国国力的增强。同时, 非典之后, 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比利亚撤离华侨以及马航MH370等一系列事件中, 中国政府的反应速度和信息公开程度是值得肯定的。由此可见, 我们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国家实力与政府执行力, 媒体与事件成了“中国形象”建构的关键因素。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带给我们一个信息过剩时代, 在国际传播中人们普遍关注的必然是重大事件, 尤其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灾难事件。例如, 发生在今年3月8日的马航MH370失联事件, 极易引起全球媒介和舆论的关注。

由此可见, 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塑造国家形象是更生动且更具有说服力的。依据李普曼提出的“两个环境”和“刻板印象”, 媒体在国家形象建构中起着关键作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这种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 因为事件的突发性、破坏性和焦点性, 使得在一定时期内有关灾难事件的报道富有较高的新闻价值, 形成社会热点, 而灾难事件中国家和政府的形象也极易引发人们的高度关注。正如程曼丽教授提到的, 一国的新闻报道往往与国家形象之间关系密切, 其原因在于外部受众了解到的信息多来自于该国媒体的报道。所以, 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我国媒体对于中国正面形象的塑造起着关键作用。本文认为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塑造符合国家利益的正面形象

何为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能够满足国家生存与发展需要整体上对国家有益的事物。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 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显著提高。中国的崛起给一些国家带来了不安, “光荣孤立”是目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面临的尴尬局面。因此, 现阶段中国的发展需要消除诸如“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形象。这就需要大众传媒以突发性灾难事件为传播契机, 建构一个以民为本, 高效且爱好和平的大国形象, 从而使更多的国家理解和认同中国的和平崛起。

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到刚刚发生不久的马航MH370事件, 中国媒体“以正面宣传”为主, 在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中多是突出中国政府的以民为本、领导有力与中国军队的快速高效。有关马航MH370的报道中, 中国主流媒体以相当大的报道数量塑造了中国政府的正面形象。例如, 中国政府派出历来最大规模的海事救援队参与搜寻、中国成为对MH370航班搜寻资金贡献最大的国家等。这些报道内容确实塑造了一个“以人为本”、快速高效的中国政府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报道带给国际社会的反而是不安, 国际舆论中有关“中国威胁论”的内容不减反增。

表面上看中国主流媒体“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建构了正面的“中国形象”, 实则不然,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主流媒体在宣传报道中缺乏“以受众为中心”的理念, 即没有站在他国受众的角度思考有关我国形象的报道。所以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 中国媒体应树立以他国受众为中心的报道理念, 塑造符合国家利益的正面“中国形象”。

二、引导西方主流媒体正面塑造中国形象

以突发性灾难事件为契机正面塑造中国形象时, 除了依靠中国主流媒体外, 还需要借助西方主流媒体或在国际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媒体进行“二次传播”。由于意识形态差异、政治因素的影响,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中国时负面新闻居多。而当今的国际传播中, 以CNN、BBC、美联社、路透社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占据着明显的舆论引导优势。由此可见, 引导西方主流媒体正面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性。

如何引导西方主流媒体改变对中国的成见?本文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 中国媒体应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如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中央电视台向全球24小时不间断地直播灾情, 以压倒性的信息优势覆盖了抗震救灾的方方面面, 掌握了国家话语权, 使得西方主流媒体大量转载有关中国媒体的抗震救灾报道。因此, 世界主流国家及其媒体对中国在汶川地震中的表现进行评价时多是积极和正面的, 从而在国际社会上塑造了良好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 面对西方主流媒体塑造的负面中国形象, 中国媒体不应该沉默不语, 而要快速反应, 沉着应对, 积极引导西方主流媒体消除有关中国负面形象的言论。在马航MH370失联事件中, 鉴于中国几次公布线索却最终发现未果, 一些西方媒体频频指责中国科技实力, 有的甚至直言“中国缺乏精密设备的程度令人震惊”。针对西方主流媒体设置的负面议题, 一部分中国媒体选择反思、检讨;另一部分中国媒体选择沉默, 中国媒体的这两种被动表现并不值得肯定。相反, 我们应该主动应战, 掌握好话语权, 设置正面议题, 改变国外媒体的成见, 充分发挥议程设置在“中国形象”塑造中的舆论引导作用。

三、加强引导国际舆论的能力

媒体形象是“中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媒体新闻报道的专业性体现着一国的软实力。加强媒体国际舆论的引导能力有利于建构良好的“中国形象”。比较中外媒体在突发性灾难事件, 尤其是全球性突发灾难事件中的报道, 外国媒体在新闻报道和专业分析方面表现出色, 而中国媒体较少涉及“核心内容”报道。以马航MH370事件为例, CNN、《华尔街日报》、路透社对于关键信息的及时披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4年3月12日, 《华尔街日报》从美方调查组处获悉, 引擎数据显示马航飞机“可能在失联后继续飞行4小时”。3月13日CNN从国际海事卫星组织Inmarsat处了解到, 失联飞机可能最后驶向了孟加拉湾或印度洋某处。3月14日, 路透社从军方获得消息称, 飞机失联后做过几次重大的高度变更, 并人为改变方向飞往印度安达曼群岛。这三则信息的发布对马来西亚政府形成了倒逼之势, 促使其在3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两条重要信息:飞机最后一次与卫星联系是在北京时间3月8日8时11分;飞机改变航线是由机上人员蓄意为之。有人把这次发布会成为新闻事业的一次逆转胜利。

而中国媒体在这次胜利中集体失语, 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媒体在报道内容和角度方面出现了偏差。西方媒体注重在“事实性框架”下寻找MH370失联的真相, 中国媒体则选择在“情感性框架”下报道家属及救援情况。马航MH370事件实质上属于调查性报道, 由于飞机去向悬而未决, 人们更渴望知道真相, 而中国媒体提供的信息无法解开人们的疑惑。相反, 西方媒体通过披露一个又一个关键信息抢夺了话语权, 成功引导了国际舆论。

在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背景下, “中国形象”的塑造需要更多的话语权。马航MH370事件留给中国媒体更多的是思考: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 掌握最先进的报道设备和技术并不等于掌握了话语权, 新闻的核心是发现真相、引导舆论。我们离真正的新闻软实力还有相当的距离。

四、结语

突发性灾难事件由于其突发性、破坏性、负面性、多面性、涉及范围广, 极易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因此, 国际传播中突发性灾难事件为我国提供了形象展现的平台。大众传媒作为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渠道, 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对中国形象的塑造至关重要。首先, 媒体应该“以受众为中心”, 建构符合国家利益的正面形象。其次, 我国媒体应该充分依赖西方主流媒体的信息传播优势, 通过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 引导西方主流媒体正面塑造中国形象, 积极消除负面言论。最后, 媒体更应加强自身形象建设, 成为引导国际舆论的重要力量, 真正提高中国的新闻软实力。

参考文献

[1]李杨, 李建华.灾难事件中国家媒体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J].新疆大学学报, 2009 (01) .

[2]陈娟.中西灾难新闻报道理念比较研究[J].传媒观察, 2010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