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家身份的变化

书法家身份的变化（共5篇）

书法家身份的变化 篇1

译者在翻译工作中是很重要的, 然而传统的翻译观中, 译者的身份地位却是很低的, 译者的主体性得不到彰显。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许多新的理论和流派的出现, 译者的身份得到重新审视, 译者的身份也因此得到改变, 译者的主体性也得到彰显。操纵论、目的论、本雅明的思想、创造性叛逆等众多翻译研究的理论的出现都使译者的身份有所改变, 译者的主体性也得到彰显。

一、传统翻译观

在传统的翻译观中, 译者常被看成是原作的仆人、媒婆, 甚至只是隐形人, 译者很难受到重视, 译作的地位低于原作的地位。如果译文译得好, 那是因为原作写得好, 但是如果译得不好, 那就是译者的问题, 译者并不能发挥主体性。译者甚至是隐形的, 人们在读译文的时候, 感觉文章是流畅的, 这种流畅的翻译使人无法察觉到这是翻译的文章, 译者也随之成为了隐形人。

在一些翻译家的观点中, 译者有不同的形象, 译者像仆人一样, 甚至只是原文作者的奴隶。在巴特看来, 原作者和译者的关系就像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一样。原作者就是主人, 对自己写的作品可以进行任何的修改, 可以搜集各种各样的素材放进自己的文章中,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思路对原作进行随意的添加或减少, 对原作有绝对的修改和创作的权利, 但是译者不行, 译者是原作和原作者的仆人, 他们必须要完全服从于原作, 服从于原作者。在德莱顿的观点中, 译者只是奴隶, 译者就像是奴隶一样在主人的庄园里劳动, 但是最终收获的成果全部归属于主人。原文的作者能够对文章进行随意的更改、调整, 使原文变得更好, 但是译者不行, 他们必须受到原作思想的制约。

从上面的这些传统的观点可以看出, 译者地位是很低的, 译者要完全服从于原作者, 不能对文章进行改写, 也不能对文章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创作, 译者只能在笼罩在原作者的光环下。译作的地位只是从属于原作的, 更谈不上译作是原作生命的延续, 或者译作是原作的来世。

但是现在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 多元系统论、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也纷纷出现, 翻译理论研究领域变得更加丰富, 翻译领域的研究也有可能与文学、语言学、人种学、人类学、社会科学等学科有更多的合作。译者的身份也随之开始转变, 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彰显。

二、译者主体性的涵义

关于译者主体性的涵义, 查明建进行了界定, 即“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 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的主观能动性, 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查明建, 田雨, 2003)

译者的主体性与翻译的主体性有所联系, 关于翻译主体性, 许钧认为“‘翻译的主体性’应该是指翻译的主体及其体现在译作中的艺术人格自觉, 其核心是翻译主体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 (许钧, 2003)

译者主体性在勒菲弗尔的操纵论、德国功能派弗米尔的目的论、本雅明的翻译理论、埃斯卡皮的创造性叛逆中有比较明显的体现, 译作的地位也有改变, 成为了原作的来世、原作的第二次生命, 译者的身份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三、操纵论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文化翻译学派对翻译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 把翻译与文化联系起来, 这也使对原文的改写和操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翻译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翻译, 译者由于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制约, 会将原文进行改写。勒菲弗尔也在他的著作中列举了大量对原文进行改写的例子。译者从以前仆人的身份进行了转变, 变成了“操纵者”。译者的主体性也有所体现。

“勒菲弗尔把翻译看成是折射而不是反射, 与以前把翻译看成是对原作的一面镜子相比, 提供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模板。” (Bassnett, 2010) 勒菲弗尔认为“改写包括翻译、编史、编撰选集、批评、编辑。很明显其它的改写形式有对电视、电影的改编等, 但是也有专业领域外的改写。翻译是最明显也是最易接受的改写形式, 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 因为能够让作者和作品超越文化的界限。” (Lefevere, 2010)

勒菲弗尔认为, “翻译当然就是对原文的改写。不管意图是什么, 所有的改写就都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操纵着文学在特定的社会以特定的方式发生作用。改写就是操纵, 为权力服务, 从积极的方面看, 就是可以帮助文学与社会的进化。改写能够引入一些新的概念, 新的体裁, 新的方法。翻译的历史就是文学创新的历史, 翻译的历史就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权力塑造的历史。但是改写也抑制创新, 在各种各样操纵存在的时代里, 对文学的操纵, 例如翻译,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生活的世界。” (Bassnett, Susan& Andre Lefevere, 2010)

翻译的文化转向让人们不仅仅只是从语言转换的角度来看翻译, 而是更多地把文章放在文化的背景中看。翻译决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 而是一个复杂的行为。

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主要是影响翻译的因素。勒菲弗尔将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考虑到翻译中, 翻译还与其它很多学科有关联。译者的译文与周围的环境与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译者在翻译文章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文化背景因素。

除了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以外, 赞助人对翻译也有影响, 专业人士会比较关注诗学形态, 掌握权力和资金的赞助人则会对意识形态比较关注。这样一来, 赞助人对译者的翻译进行了限制, 译者需要考虑到翻译时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从而对原文会进行修改。

勒菲弗尔还强调了改写及译者的创造性, 在历史和文化的领域中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改写包括对文学作品的翻译、改写、编撰选集、批评、编辑等。译者对原文进行改写, 对原文增加或减少内容, 对原文进行一些编辑和编撰, 以适应主流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由于主流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原作中与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有不一样的地方, 通常会被改写, 重新编撰, 编辑等, 或者对原文进行增减, 以此来使译文符合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主流意识形态也会有所改变, 所以会出现译本变迁的情况, 各国的翻译不一致, 出现不同译本, 文学作品不受新的时代接受, 或者很多作品再经过好多年以后才被发现的情况。意识形态会发生改变, 但是诗学形态相比下来就相对比较稳定, 不易改变, 但也因为诗学形态的不同和意识形态的不同, 很多作品的翻译会采用归化的手法, 也可能不被接受。所以翻译的原文选材也受到限制。几种改写方法, 以及翻译就是改写这个概念, 对翻译和改写都起了一定作用, 也使译者在翻译文章时对文章进行了改写, 以适合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并对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进行反映。

翻译研究的操纵论使译者成为了翻译过程中的“操纵者”。翻译的改写概念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 翻译也不再只是语言间的转换, 而是从更深的领域中来考虑, 文化层面、现实的背景都成为了翻译中需要注意的因素, 勒菲弗尔提到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限制着译者和译文, 以及原作者和原文的许多方面, 也随之出现了一些为了适应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改写现象。这样的改写也使作品得到更多的接受和认可。译者成为了“操纵者”, 对原文进行了一定适应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改写, 译者的主体性也有所彰显。

四、目的论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

目的论中对译者的主体性也有所体现。弗米尔认为翻译是有目的的, 是一种目的性行为。弗米尔认为翻译不是一对一的语言转换活动, 译者根据目的要求选择翻译的策略和方法。弗米尔认为目的是决定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

翻译目的论的定义是在目的语背景下, 为目的语的目的, 和目的语环境读者, 生产一个文本。“目的论将翻译的焦点又对原语文本的再现转移到更富挑战性的译语文本的创作, 提升了译者这一翻译主体的主动参与性, 树立了译文和译者的‘中心’地位。使原文的语言和文体特点不再被视为翻译的唯一标准。” (李波, 张晶, 2010)

目的论中, 翻译标准、译者的地位、原文和译作的地位都有所改变。目的论的翻译标准比较多元化, “对等只是适合翻译目的的一种形式” (李波, 张晶, 2010) 。目的论中, 译者的身份角色多样, 是翻译的参与者、实施者、接受者、诠释者、创作者。译者可以根据自己要达到的目的对原文进行一定的删改。这样的删改也使译者成为了译作的创造者, 译者的角色也进行了一定的转变, 译者的主体性也得到了彰显。译者与原作者的角色也可以看成是平等合作的, 译者的身份得到了改变。目的论中, 译者根据自己的目的对原文进行了一定的编辑、再创造, 译者参与到创作中, 这也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发挥的作用和功能也有所显现。在目的论中, 译作和译者成为了中心, 处在了中心地位。

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对原文进行再创造, 对文章进行增减, 以实现其目的。译者和译作也不再处于从属地位, 译者对译作的创作起了作用, 译者也发挥了其主体性, 从原作的束缚中得以释放甚至是解放以实现其预期达到的目的。

五、本雅明思想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

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 本雅明的翻译思想显得也越来越重要。本雅明的思想与哲学有着一定的联系, 他的翻译思想中有强调译者主体性的内容。本雅明曾写过《译者的任务》, 这篇文章中就描写了译者的任务, 即“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语言中把纯语言从另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 是通过自己的再创造把囚禁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为了纯语言的缘故, 译者打破了他自己语言中的中的种种腐朽的障碍。” (本雅明, 2000)

在本雅明看来, 译作永远晚于原作, 译作让原作的生命得以延续, 使译作具有新的生命。译作也被看成是原作的来世。译作使语言得到不断更新, 使语言得以成长。译作不会使原作黯然失色, 反而会使原作得到加强, 突显出纯语言。译作作为原作的来世也使原文得以继续存活下去。本雅明认为译作并不是为了读者理解文章的意思而存在。本雅明也将原作比作生命之花, 由于译作而使这朵花盛放, 也使原作得以保持年轻。本雅明认为译作并不是为了向原作看齐, 它有所改变和更新。翻译不仅不会遮住原作的光芒, 而且还会使原作得到加强, 生命得以继续。

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用了很多种比喻, 例如果实和果皮, 语言密林, 瓶子和碎片, 圆和切线。花瓶的碎片可以重新拼接, 用胶水把它重新黏合成为一个更大的瓶子, 翻译也可以看成碎片形成更完整、更完善的语言。译作和原作的关系就像圆和切线的关系一样:“一个圆的切线只在一点上同圆轻轻接触, 由此便按照其既定方向向前无限延伸。同样, 译作只是在意味这个无限小的点上轻轻触及原作, 随即便在语言之流的自由王国中, 按照忠实性的法则开始自己的行程。” (本雅明, 2000) 所以译作和原作没有多少关系, 只是在一个点上轻轻触碰而已。

在本雅明的观点中, 译作和原作的关系, 不再是以前的译作服从于原作的关系, 译作是原作的新的生命, 使原作的生命得以延续, 译作的身份和地位有所改变, 而译者则成为了使原作生命延续的人。

六、创造性叛逆与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埃斯卡皮在他的作品中, 提出了“创造性叛逆”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对译者角色, 翻译研究有了进一步的贡献。在他看来译者的身份角色就像是创造性叛逆者一样, 译者成为了叛逆者, 有着自己的创造性, 能够发挥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在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一书中, 他对创造性叛逆 (即创造性背叛) 进行了这样的解释:“这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背叛这一说法的话, 那末, 翻译这个带刺激性的问题也许能获得解决。说翻译是背叛, 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考体系 (指语言) 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 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副崭新的面貌, 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字交流, 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 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埃斯卡皮, 1987) 在这一段文字中, 可以看出埃斯卡皮和本雅明的观点是有一定相似处的, 他也认为译作是对原作生命的延续, 使原作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埃斯卡皮还认为“翻译和背叛并不是空洞的形式, 而是对某种必不可少的现实的证明。凡翻译就是背叛, 不过, 当这种背叛能够使能指表明一些意思, 即使原初的所指已变得毫无意义时, 它就有可能是创造性的。” (埃斯卡皮, 1987)

在中国, 谢天振先生对创造性叛逆这一个概念有了一定的研究, 并在他的著作《译介学》中对“创造性叛逆”进行了一定的描述, 对创造性叛逆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发展。译者需要运用许多语言方式, 使读者对译文产生与读原作时一样的感受和艺术效果, 这样看来, 原作和译作就像是同样的艺术品。谢天振先生认为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 而是更深层次, 更高要求的改写或创造过程, 文学翻译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译者在翻译时候的情况, 不仅要受到原文的限制, 还要使译文变得优美。

文学翻译具有创造性, “它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但是, 与原作的创造性性质相比, 翻译的创造性性质还是有所不同, 它属于二度创造, 即再创造。” (谢天振, 1999) 其实译者的担任的角色, 也不仅是读者了, 还担任了创作者的角色, 译者的身份角色也随之有所改变。但是也要注意到的是, 译作的创作则来源于原作和原作者所描写出的现实。译者需要体会和把握好原作的人物的感情、思想等, 需要把这一切都表现出来, 这其实就是一种再创造。在很多时候, 译作可以经过再创造, 高于原作, 甚至比原作写得更好。

埃斯卡皮认为翻译的创造性使原文有了新的面貌, 与读者进行了新的交流, 使原作的生命得到了延续, 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谢天振先生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表现为两种类型: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具体表现可分为四种: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值得注意的是, 文学翻译中的改编不仅仅是文学样式和体裁的改变, 还有语言、文字转换改编的叛逆。创造性叛逆的观点赋予了译者更多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的身份和地位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译者从仆人也成为了“创造性叛逆者”, 译者具有了更多的主观能动性, 使译者能够对译文进行再创造, 而且译者也对原作生命的延续作了贡献, 使原作有了第二次生命, 有的译作甚至比原作更好。

七、结语

本文在上面讨论了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和译者身份的变化。传统翻译观中, 译者的地位以及译文的地位都是很低的, 都是从属于原作者和原作的, 译文就只是原作的复制品。在传统翻译观中, 译者只是仆人、隐形人甚至是奴隶, 原作者和译者的关系就是主仆关系。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各种翻译研究的学派、各种理论纷纷出现, 为翻译研究都作出了贡献。翻译也不再只是语言间的转换, 翻译是一种复杂的活动。翻译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对译者的身份和角色开始了重新定位, 译者也拥有了自己的主体性, 从原作的束缚中得到解放。译者的主体性也开始得到发挥和彰显, 译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勒菲弗尔的操纵论认为翻译就是改写, 译者也成为了“操纵者”, 对文章进行一定的修改, 使之符合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要求。目的论认为翻译是有目的的, 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而选择翻译的策略和方法, 目的论中译者具有了多重身份。本雅明认为译作是原作的来世, 使原作获得了新的生命, 译作和原作只是切线的关系, 与原作的关系不大, 从本雅明的观点中可以看出, 译者成为了“使原作生命延续的人”。埃斯卡皮也认为翻译就是叛逆, 翻译延长了作品的生命, 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 译者成为了“创造性叛逆者”。译者主体性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译者的身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摘要：本文旨在简要地分析译者的主体性和译者身份的变化。在传统翻译观中, 译者被看成是原作的仆人、隐形人甚至是奴隶, 原作和译作的关系就像是主仆关系。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以及翻译研究在许多领域中取得新进展, 译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 译者的主体性也得到了彰显。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译者身份,文化转向,当代翻译理论

书法家身份的变化 篇2

7.多点有变化

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

管磊

一、教学目标

1．掌握竖三点、横四点的写法，学会书写“求、法、默”。

2．通过临习，进一步感受多点变化的结字规律，体会随字异形，互相呼应。3．培养观察和模仿能力，养成观察对比、归纳总结的习惯。4．欣赏《曹全碑》，初步了解汉隶。

二、教学重难点

1．掌握竖三点、横四点的写法，了解多点的变化。

2．通过临习，进一步体会多点的变化和呼应，感受随字异形。

三、教学准备

实物投影仪、多媒体课件、笔墨纸砚等。

四、教学过程

（一）故事激趣，导入新课

同学们，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王献之习字的小故事。（播放视频）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走近这小小的“点”，一同探究点画的奥秘与神奇。出示并朗读课题：多点有变化。

（二）观察比较，复习各点

出示：例字“求”。

同学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的“求”字，有五个不同的点，分别是右点、挑点、撇点、长点和右点（按笔画顺序说）。可见点画的成员有很多，老师带来四个比较典型的点画，大家观察一下，想一想它们分别是哪几种点画？

出示：左点、右点、撇点、竖点。

同学们还记得它们的写法吗？下面请同学们在练习纸上书写一遍。注意头正，身直，臂开，足安。教师巡视指导，点评学生写的点画。

（三）深入分析，学习书写

同学们，一个字中出现多个“点”，点画的方向会有变化，形态也各不相同，即 “点”势不同则形不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点”的其他变化，并写写带有它们的汉字。

1．学习“令”字点的写法变化

第1页，共4页

（苏少版）《书法练习指导》六年级上册教学设计

请大家仔细观察“令”字的点画，你发现两点有什么变化吗？学生：一个是右点，最后的点变为竖点。

这样既有变化，又让字更加平稳挺拔。2．三点的组合及写法

指导学生写好例字 “法” “受”，体会多点有变化的结字规律。刚才我们感受了“令”字点的变化，那三个点组合又会是怎样的书写形式呢？出示：“法”。

（1）读帖分析，观察感悟。

引导学生从点画的位置、方向、形状、大小几方面学习感悟。

（2）记忆特征，领悟写法。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深刻领会多点变化的规律与写法。（3）教师示范，学生临写。

教师先做示范，学生试着临写三点水，再写“法”，小组内评议、改进。教师巡回指导，集体纠偏，对写得好的同学进行表扬。

（4）总结。

“法”字竖三点组合。第一点取右斜顺势，下两点一气呵成，提画与下一笔呼应。（5）提升。

中国的汉字千千万，“法”字三点称为竖三点，那若是横向的三点又该如何书写呢？出示：“受”。教师提出自学要求：一读，二记，三写。学生完成“受”字自学任务，并写出来。

3．四点的组合及写法

通过探讨与自主学习，同学们对三点组合的写法有了一定的了解，接下来让我们重点学习四点组合变化。出示：“默”。

（1）谁能说一说“默”的横四点在书写时要注意什么？教师引导学生从位置、方向、形状、大小四个方面回答。

（2）同学们很棒，已经掌握了学习方法，通过观察，可以发现：横四点首尾两点比较粗长，中间两点略小，间距基本匀称，形态各异。

（3）请同学们试着临习四点底，同学互评，再试写一个“默”。4.习字指导，完成作业

（1）学生根据教材“一点通”总结书写方法，特别关注多“点”的写法变化与呼应。第2页，共4页

（苏少版）《书法练习指导》六年级上册教学设计

如：“默”字的形状呈正方形，上大下小，上重下轻，四点间距均匀；“雨”的点上下呼应，左右相对。

（2）学生描红“求、法、默”，注意提按，一笔写成，不涂不抹，完成作业纸内容。先仿影写，再单独写字。

（3）教师巡视指导，展示评议。（4）学生创作：“求”“法”。

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的《道德经》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用了一气贯通的手法，将天、地、人乃至整个宇宙的生命规律阐述出来。

（四)读帖比较，探究发现

1．出示横四点的字：“默然无烈”。对比四点底，强调随字异形的书写要领。2．书法名家写多点的字时，点画变化万千，充满灵性。我们来感受一下点画的形态特点和呼应关系。

（1）欧体用笔，点画转折处方多圆少，显得刚劲挺拔，清雅秀丽，规矩端正。（2）颜体的点显得浑圆饱满，并且笔画多向，字体显得端庄大方。（3）柳体的点呈斗行，折笔棱角十分鲜明，显得刚健有力。（4）赵体的点有行书的笔意，点画圆秀，多前后呼应，笔意相连。

（五）碑贴欣赏，学习经典

欣赏《曹全碑》，了解汉隶。

完成了今天的学习任务，最后老师给大家介绍一块汉碑代表作品——她的碑文秀美多姿，横画一波三折，起笔多是圆头，俗称“蚕头”，还有汉隶独特的“雁尾”，笔画线条圆顺，长而舒展，被誉为隶书中的“兰亭序”，这就是《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碑文记录了几次战争，对于研究汉代历史有重要的价值。隶书由篆书简化而成，为了书写更加便捷，篆书的圆转笔画变成方折，在结构上，改象形为笔画化。

（六）课堂小结，拓展延伸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多点字的点的写法，进一步感受到多点变化的结字规律，体会了多点的变化和呼应，懂得多点要因姿取势，随字异形。在我们浩瀚的书法艺术宝库中，点这个笔画，摇曳多姿，充满了无穷魅力。学习过程中，老师看见了大家的进步。课内时间有限，同学们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多加练习。

一点一画学写字，一步一个脚印做事，一生一世终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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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少版）《书法练习指导》六年级上册教学设计

下课后请大家收拾好学习用具，保护整洁的环境。

书法家身份的变化 篇3

语言不仅是一种沟通工具, 它本身就是其所对应的文化所带有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的携带者。语言学习的社会心理理论 (Gardner, 1985) 认为, 语言学习效果既有语言的即目的语水平的提高, 也有非语言的, 其中包括学习者身份认同的变化。外语学习具有其特殊性, 就在于它在使学习者获得一种实用的语言工具的同时, 也可能带来学习者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的变化, 甚至是学习者自我形象、自我认同的转换。学习者学习了一种新的语言后, 他/她的能力、交际风格和价值体系都可能发生新的变化。语言学习过程涉及学习者复杂的心理因素, 同时也是学习者身份认同的构建过程。

2. 外语学习中的身份认同理论

现代身份理论大致可划分为拥有论和建构论。身份拥有论认为身份是内在的, 也是固定的、连贯的。受此理论影响, 二语习得也相应地把学习者个体看作独特的、固定的、连贯的内核, 个体对学习过程负首要责任。社会建构主义和后殖民等理论指出身份并不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或者后来获得的某种东西, 身份是建构的, 并且是在互动中共同建构的;身份也不是固定的, 而是随着语言环境的改变而随之发生变化的。

身份既是一种对个体自我定义的反映, 同时也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中发生并受各种情境所影响。学习者对其个人在学习情境中的各种对他们的学习效果和知识构建都有着重要影响。语言学习过程因为涉及了不同的个体和环境, 不同情境由此引起了学习者自我身份的变化。

自我身份变化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 学习者的认知方式、动机类型、情感因素和社会文化等都会带来不同的影响。高一虹 (2005) 认为, 根据不同的双语现象, 自我身份变化主要可分为四种:削减性、附加性、生产性、分裂性。

削减性双语 (Lambert, 1974) 指的是在语言学习过程中, 学习者的母语及其文化观念被目的语及其文化观念所取代的趋势或程度, 其母语身份逐渐变化为目的语身份。二语的学习给学习者的“第一语言带来了威胁”, 并使其“产生文化身份丧失及疏离的感觉” (Gardner, 1985) , 而且越精通另一门语言, 越感到与本民族文化群体的疏离, 并感到懊恼或遗憾, 而在融入新群体的同时又产生一种恐惧感。这被认为是一种不成熟并带有缺陷的双语现象。相比之下, 附加性双语 (Lambert, 1974) 是比较理想的学习者自我认同的发展。在这种身份变化中, 学习者并用两种语言、行为模式及观念, 二语学习“不给学习者带来取代或削减第一语言重要性的压力” (Gardner, 1985) 。虽然身份并存有利于身份的完整性, 但是两种身份一旦失去平衡, 又容易给学习者造成混乱并容易导致学习者产生精神分裂。

在对最佳外语学习者进行长期研究后, 高一虹 (2001) 提出了二语学习者身份变化的理想状态--生产性双语现象, 即学习者的原有身份与二语身份不仅和平共处并且积极配合, 母语与目的语水平以及对两者文化理解力相互促进。研究发现具有生产性双语现象的学习者不仅有更好的语言学习能力同时能获得认知、情感、审美等能力的提高, 从而有利于自我人格的成长和自我实现。然而, 这种理想状态并不常见, 在早期外语学习过程中和一些外语学习困难中, 分裂性双语现象更为普遍。分裂性双语是高一虹 (2005) 作为学习者身份变化扩展研究中所提出的过渡阶段的学习者身份。在分裂性双语现象中, 学习者的母语身份与目的语身份存在冲突, 母语与目的语及两种文化观念相互干扰、相互冲突。这些冲突在随后的学习中为了避免成为认知障碍, 有可能发展成以上三种双语现象的任何一种, 这是学习者身份变化的过渡阶段。

语言学习过程除了带来以上四种常见身份变化, 还存在一种少数的特殊现象---零变化双语, 即学习者未发生与语言学习相关的自我认同变化。这种现象常见于外语学习之初, 在学习者未深度接触外语及其所属文化的时候, 学习者的身份意识尚未开启。

3. 结语

语言学习是非常复杂的过程, 其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变化对语言的学习效率和目的语掌握程度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的外语学习环境中, 学习者的身份认同变化更加微妙而复杂。我们期待通过本文的简述, 引起学习者对外语学习过程中的身份认同问题的了解和重视, 以期在学习中构建更积极的身份认同, 从而获得更高的外语学习成就。

参考文献

(1) .高一虹等, 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社会心理[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2) .高一虹, 生产性双语现象考察[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4

书法家身份的变化 篇4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借鉴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 在已有教师身份认同问卷的基础上, 结合实际编制了《师范生教师身份认同调查问卷》。该问卷采用前后期同人同卷调查, 在“教师身份认同感量表”这一部分则根据师范生对教师身份的认知、情感、行为倾向三个维度展开, 选用应用最广泛的5级Likert量表, 利用程度递进选择方式。

根据师范院校中的男、女比例和专业比例, 有代表性的在5所浙江师范类院校中抽样调查了500名大四师范生, 并对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采用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和分析。此外还通过对10名师范生及2名实习带队教师进行深入访谈, 了解师范生对教育实习的真实看法和教育实习的建设状况。

二、研究发现

1.研究对象的专业认识。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可发现:对于教师角色的认识, 除了排名第二在传道授业者、学生学习指导者、教学实践创新者和学生学习生活指导者上比较平均以外, 师范生认为第一、二、三、四的排序为:传道授业者42.0%、教学实践创新者33.7%、学生学习指导者29.3%以及成绩评判者92.0%。

2.实习前后师范生身份认同变化的差异分析。从各维度看, 师范生在实习前后认知维度、情感维度以及行为倾向维度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并且后期认同程度高于前期。这表明, 相比实习前期, 师范生在实习后对教师身份认同具有较为良好的体认和感知, 认同程度比较高。

3.实习前后师范生教师身份认同变化的专业差异分析。实习前后, 对不同专业的师范生的教师身份认同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从总体水平变化看, 理科高于文科和体艺;从各维度看, 理科与体艺的师范生在情感维度水平提升最多, 文科生在认知维度的水平提升最多, 行为倾向维度普遍提升较少 (见表2) 。

结合访谈发现:受传统“主课”思维影响, 体艺专业的师范生比理科、文科的师范生拥有更多的实践机会, 毕业之后, 相比较于理科生和文科生, 就业面相对较窄, 更愿意选择教师职业。

4.实习前后师范生教师身份认同变化的实习方式差异分析。实习前后, 对以不同方式参与实习的师范生的教师身份认同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以跟队形式进行实习的师范生的教师身份认同变化的总体水平及各维度均显著高于以自主实习的形式进行实习的师范生 (见表3) 。

据浙师大实习带队教师白老师分析:“自主实习时间自由, 可以自选想要听的课, 实习学校条件较好, 上课机会相对较多且结对师傅单独辅导机会较多, 但同时由于没有同伴, 缺少讨论机会与条件, 且缺乏约束性;跟队实习有同伴可以讨论, 教师能集中给出评价, 约束性强, 实习效率更高, 但自主选择性小, 实践机会减少, 且个人针对性指导意见较少。而关于跟对实习的两种形式, 专业编队有专业的指导教师, 指导力度比混合编队强, 学生之间讨论的问题更有针对性;但混合编队能涉猎更多的学科, 丰富知识, 且不同专业学生的讨论能产生学科间的碰撞。”由此可见, 跟队实习中专业编队与混合编队各有千秋, 且更多地要视实际情况而定。

5.实习前后师范生教师身份认同变化的实习地区差异分析。实习前后, 对去不同实习地区的师范生的教师身份认同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发现在农村地区参与教育实习的师范生的教师身份认同的变化的总体水平显著高于在城市和乡镇实习的师范生 (见表4) 。

根据访谈, 地区差异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乡村地区教师资源相对缺乏, 实习生教学实践的时间与机会就相较更多, 且增强了师范生的教师责任感。

6.实习环节分析。关于教育实习中的各个环节, 受访者普遍表示亲自上台实践的环节收获最大。在这一环节中, 师范生自主备课、上课, 亲身实践真实课堂中的教师角色, 更能真切地发现自身问题, 而教师指导环节也普遍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师范生亲自上台实践后, 对其课堂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点评, 并提出非常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这远比师范生间的讨论更有效率和质量。

三、研究建议

1.提高教师权益地位。社会环境是影响师范生教师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现如今教师的社会地位、经济水平都比较低, 这使很多师范生对选择教师职业摇摆不定, 而部分在职教师也会因生活压力而组织收费辅导、收取家长额外钱财等, 从而扰乱了正常秩序。因此, 社会可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提升教师地位, 维护教师的权益, 确保师范生从教心理的稳定性。

2.加强开设实践类课程。师范院校应实现理论与教学实践的融合, 进一步提升师范生的专业技能, 提高教师身份认同。可深入学校见习, 了解中小学课程的设计框架、主题内容与教学要求等, 使其有一个持续积累与提升的空间, 而不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

3.改进师范生的评价方式。师范院校需修改“一考定终”的评价方式, 建立一个综合、多元、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人员也应更加多元, 可采取自评、同学评、跟班教师评和带队教师评等方式, 使评价更加客观真实, 从而有效地提升了师范生的教师身份认同。

4.激发师范生的主体意识。在调查中, 师范生的主体意识普遍较为薄弱, 师范生较少意识到自己的准教师身份。师范院校可开设职业生涯指导课程, 这样才能让他们在学习中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教育信念以及行动方向, 从而以积极健康的心态投身到课程学习、教学实践当中, 逐渐提升其教师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教育》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174.

书法家身份的变化 篇5

关键词：清代,-,民国,契约文书,立契人,身份

契约文书是研究民间基层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日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其中不少论著考察了契约文书的要件, 指出其包括立契人、出卖理由、标的来源、契约标的、契约交易种类、对价、买受人、交付、权利瑕疵保证、中人、契末署押、契尾等12项内容[1]42。立契人在民间契约文书中属于必要要件。但是, 并不是任何自然人都能成为契约文书中的立契人, 法律、习惯等都对成为立契人的条件有所限制, 只有能对自己的行为、财产有自主权, 且能提出自己的意见, 通过文书表达出来的人才能成为契约文书的立契人。

一、“户丁”与个人独立立契的自由

户丁, 泛指丁口。《六部成语·户部》“户丁”条原注:“通族中之丁口也。”户丁是对一户或一族中之所有壮丁统称户丁, 如各卫所之军户, 全户之户丁中, 仅一名为正丁, 余为闲丁[2]154。从明一条鞭法到清“摊丁入地”的过程中, 国家对“户”的重视减退了, 等级化的户役逐渐变为等级化的丁役制度。这就使“户”, 完全失去了财政上的直接意义。可以说, “清代的‘户’, 是官方赖以实现赋税征收的一个环节, 是人民通过在其中定粮纳赋、获得官方承认的合法社会地位与合法土地所有权的一个阶梯, 只是业主向国家纳税, 从而取得合法营业的执照、户头。”[3]194

但是, 即便“户”的实际赋税意义已经消亡, “户丁”作为社会等级的标志和人们从事合法经营的身份, 仍然残留在社会生活中, “‘户’逐渐演变为宗族组织的代名词。”[4]248反映在契约文书的立契人中, 就是出现了诸如“某某户丁某某”的契约书写形式, 意思是“某户下的成丁某某”。如清道光四年十二月江西贵溪县《陈荣春杜卖田契》, 陈永盛户丁荣春, “因无钱使用, 将父手遗下分关内旱田二号计苗粮一亩三分正”, 以“契价足制常钱四十九千文正”, 卖给“张茂传户丁张道隆”。贵溪县清光绪六年八月《张珍发户丁张正典杜卖山契》也记录说:“立杜卖山契人七十都二图九甲张珍发户丁正典, 今因无钱用度, 自情愿自手续至山一张, ……凭中说合出卖与都图甲张芳盛户丁正树边为业”的表述方式。此外, 有的时候, 作为会社或者宗族资产的出让, 更是明确写出“户丁”的姓名, 如贵溪县清光绪三十年二月《璩简挍、丙吉等杜卖田契》的立契人就是“璩叠兴户丁任庆会首士简挍、丙吉、炳文、吉埌、添柱、添益等”, 经他们共同商议, 将“上手遗下旱田一大号, 计官粮一亩正”, 以“足色纹银四两正”的价格出卖。由此可见, 在户丁制度下, “户丁”要参与交易, 其作为契约的立契人参与时, 都是被冠以“某某户丁某某”的形式, 即使其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达到一定的水平, 能够买入、获得他人的产业, 同样还是以“某某户丁某某”的身份参与交易。不管是卖出还是买入, “户丁”的身份———即作为“户”之一部分, 其经济独立性受到“户”的制约, 只能通过立“户”的地主或宗族, 与“国家”发生关系, 其契约才被认可, 从而得到国家对其权益的保护。

但是,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土地流动的加速, “户”对个人的约束力也越来越小, 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 “某某户丁某某”的契约书写形式变得很少见, 更多的是直书其名的书写方式, 个人的独立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在现存的明清契约文书中, 绝大部分文书声明:“其田系是自置物业, 与亲房伯叔人等各无相干”, 或谓“其田系承父遗授物业, 与亲房伯叔人等各无干涉”, 立契人已经具有强烈的“私有”观念, 认识到这些“自置物业”, 或“分定之业”, 或“遗授物业”, 是自己的私有财产, 自己具有完整的财产支配权, 与亲房人等“各无相干”。即使交易过程需要瑕疵担保, 立契人也会强调:“倘有亲房内外人等异说, 俱系卖人承当”, 或说“倘有来历不明及内外人声说等情, 俱系卖人一并承当”。这里所反映的无疑是立契人自我意识的增强, 他们参与交易、签订契约文书, 获得了独立参与立契的自由。

二、女性成为立契人的独立主体

在古代契约中, 成年男子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 对财产和人身具有自主权。但是、女性的地位却相当低下, 妇女甚至可以成为交易的对象, 如“嫁卖生妻”是在刑案中经常见到的一个名词, 指婚姻存续期间, 丈夫嫁卖妻子的行为。在民间, 尤其是在下层百姓中, 一旦发生变故, 或遭遇不测, 卖儿卖女现象不绝于史载, 那么妻子也就自然成为可以买卖的对象。如民国二十七年江西地区的《袁早生出妻结债清单》就指出:“因染足疾, 出妻结债”, 后开列丈夫袁早生欠个人的钱款数目, 如“黄桂友、闵边、牛边共八十元另四角, 折得洋边三十三元正;……士球娘子, 存洋边十三元正。”袁早生因病欠下债务, 只能将其妻卖与别人, 其遭遇真实地凸显了底层人民生活的辛苦, 也折射出妇女地位的低下。

此外, 女性其对男子的人身依附性极强, 虽然有民间契约实践中出现一些女性立契的现象, 但是女性作为立契人的独立主体, 总体而言还较为少见。在民事契约实践中, 只有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形下, 女性才可以作为独立出契人——只是对寡妇等特殊情况, 女子才能行使立契权。如民国五年江西南昌《余庆堂袁罗氏袁范氏杜卖房屋及地基二联契》中, 袁罗氏、袁范氏杜卖房屋地基的理由, 是“遵照先夫变产还债之遗嘱”, 才将“平屋六重、又地一块”出卖。试想, 要是没有其“先夫变产还债之遗嘱”, 袁罗氏、袁范氏两人还能自由处理其财产吗?因此, 寡妇的这种身份是代替丈夫行使财产支配权, 这种立契人的身份, 也是基于家庭尊长或依附男子 (丈夫) 之身份才能享有, 其作为立契人的权利是不完整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男女平等思想的传播, 晚清民国以来, 越来越多的妇女通过斗争, 取得了人身自由, 也获得了独立参与签订契约文书的权利。民国三十一年江西清江县《黄细妹脱离家庭关系字》则反映出黄细妹在丈夫去世之后, 敢于跳出封建家庭的勇气, “立脱离家庭关系字人黄细妹、杨维志等, 情因黄细妹自幼嫁与杨荣富为妻, 丈夫早年亡故, 终生无靠, 上无父母, 下鲜兄弟, 兼之衣食无着, 祗获邀请在场人与堂侄杨维志一致妥议, 甘愿补出烧化费法币六十元正, 永远脱离家庭关系。……嗣后杨姓之家庭财产黄姓不得往来过问, 黄细妹自由婚配, 杨姓亦不得干涉, 倘有一方提出异议, 甘受法律制裁, 空口无凭, 立此脱离家庭关系字二纸各执一纸为据。”这些民国时期的女性, 在法律的保护下, 通过契约文书的方式, 并且在契约文书中作为自由的主体参与立契, 充分反映出社会变迁背景下妇女斗争意识的觉醒和对独立、自由的争取。

三、宗族对众存产业管理的弱化

在传统社会, 多半都有家族、宗祠之类的宗族组织和为数客观的众存产业。所谓宗族众存产业, “是众存公有与房派份额互为前提的业态形式, 系宗族内部以房派为主体的血缘性和水平性结合, 属于前组织化的产业形态, 主要依靠契约关系予以维系。”[5]众存产业是世代相传的族产, 是家族宗法制度的产物, 也是宗族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因此, 很多家族对此严格控制, 不许出卖。反映在契约文书中, 就是不断强调“其田土并非公堂、膳学、醮祭、长孙之田”, 以表达交易的合法性。如清光绪二年江西赣州《黄逢焜杜卖田塘土三联契》就写明“其田塘土并非公堂、膳学、醮祭、长孙之田, 一卖千休, 永斩葛藤”;民国三十八年二月江西赣州《王钟慧绝卖房屋及基地土坪契》中, 王钟慧“需钱另置别业, 率孙商议”, 将己手所置房屋及基地等项出卖与钟永瑞, 也特意在契约中说明, “此业亦非公堂、醮祭、膳学、养老之产, 委系己手全权所有。”

尽管土地契约中几乎都声明所卖土地“并非留祭之物”或“非祖尝之物”, 但实质上家族众存产业买卖已公开化。宗族通过多种途径典卖田地, 不得典卖族内成员田房的规定, 也被突破, 族田进入市场之势不可遏止。民国九年五月, 丰城《杨致和堂卖早田二联契》则体现了族长主导下族人共同参与的众存产业处理情况, 其契约写道:“今因公费急需, 无从出办, 只得合族人等商议, 情愿将本祠所遗旱田两号, 共计三工出卖, 以济眉急。”此处写明是“合族人等商议”, 在后面的署名部分, 特意写明“知委族/房长模四、缀八、蕃生、奇二。族命喜荣代笔、景芳誊稿”。由此可见, 在家族共有产业的出卖上, 族长、房长也不能阻挡。更有出卖祖先坟地的契约, 如民国九年, 朱宽十等就将“祖手遗下坐落地名西头山山地二棺, 每棺拜台三尺, ”以龙洋十元的价格出卖 (《朱宽十、朱伯二、朱信五杜卖阴基地契》) ;民国十五年, 江西新建县的颜荣公子孙也“缘因张家栽粮用费不敷无处借办”, 将祭田出当与颜儒品 (《颜荣公子孙等当屯田及取赎契》) 。到晚清、民国时期, 宗族众存产业流入市场的趋势大为加速, 一方面活跃了土地交易市场, 加速了土地产权流转速度;另一方面使原本成规模的宗族众存产业不断分崩离析, 为土地的分散化经营提供了条件。这些情况的发生, 与宗法关系萎缩, 个人的地位和作用的提高是密切相关的, 有利于削弱宗法关系在土地买卖中的束缚作用, 使土地买卖能在更大范围进行, 让更多的人在限制更少的情况下获得更多自由的买卖支配权。

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身份社会, 身份对人们意味着某种权利, 同时也受到诸多限制。在契约文书中, 立契人主体资格、立契人权利的行使都受到身份的制约, 立契人只能依附于群体 (宗族) , 个人并不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但是, 在近代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由于经济、文化、思想的巨大冲击下, 社会自主机制和相对独立的“自我”正在形成, 主体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等自主性品格不断强化, 个体通过自己的意志和后天的努力挣脱家庭和群体的既定网络, 而为自己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 也获得了更多的权利与自由, 因而契约文书中的立契人也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 展现了时代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的深刻变迁。

参考文献

[1]王旭.中国传统契约的形式与演变[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李鹏年.清代六部成语词典[M].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0.

[3]张研.清代经济简史[M].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4]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M].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