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拆迁补偿论文

2024-08-31

征地拆迁补偿论文（通用12篇）

征地拆迁补偿论文篇1

从国土资源部了解到, 《土地管理法》修订中有关重点制度设计的工作正在抓紧推进, 新法将围绕征地制度改革, 重点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 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发展权问题。

国土资源部表示, 在征地制度改革中, 首先将明确征地范围, 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相衔接, 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同时, 拓宽补偿安置方式, 改变单一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的模式, 落实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采取就业、培训、留地、入股等多种安置模式, 为被征地农民留足发展机会和发展资源, 土地增值收益向被征地农民倾斜。

在征地制度改革中, 还将保障被征地农民居住水平有所改善, 对农民房屋拆迁不再简单地按附着物补偿, 要单独给予补偿, 重分宅基地的采取房屋重置价安置, 不再分配宅基地的则按当地城镇居民的居住水平安置。

此次修订还将完善征地程序, 健全完善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制度, 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征地拆迁补偿论文篇2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做好征地补偿工作，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规定和各地经济发展状况，现将调整后的《安徽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和《安徽省征地统一年产值及补偿标准》(简称新征地补偿标准)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3月1日起，本省行政区域内征收集体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均按新征地补偿标准执行。建设用地位于同一年产值或区片综合地价区域的，征地补偿水平要保持一致，做到征地补偿同地同价。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标准，按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各市、县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对特殊地类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二、使用国有农(林、牧、渔)场土地，参照农(林、牧、渔)场所在乡(镇、街道)的区域(区片)征地补偿标准执行，农(林、牧、渔)场周边有多个区域(区片)的，按周边区域(区片)的最高标准执行。

三、各市、县人民政府要切实做好新旧征地补偿标准的衔接工作，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妥善解决实施过程中的有关问题，确保新征地补偿标准顺利实施。新征地补偿标准施行前已依法获得征地批准，且市、县人民政府已制定并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补偿标准按照公告确定的标准执行;未制定或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且未实施征地的，按新征地补偿标准执行。

四、各市、县征地补偿标准，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制订，并根据国家规定和各地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各市人民政府应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调整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其他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报省国土资源厅备案后执行，调整周期与征地补偿标准调整周期相同。

五、新征地补偿标准由省国土资源厅负责解释。

征地拆迁补偿论文篇3

关键词：高速公路，征地拆迁补偿；资金监管；存在问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央扩大内需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大基础建设投入和民生工程支出。广东省政府为了确保广东经济稳定较快增长，化“危”转“机”，加快了广东高速公路建设。广东省政府各职能部门和建设单位根据省政府的部署，大力推进和加快高速公路建设步伐，营造了大干快上的干劲和氛围，广东高速公路进入了大发展的新时期。

广东高速公路建设单位积极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进一步解放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对新挑战。面对高速公路建设新形势，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如何加快建设。克服各种困难，化解各种压力，破解各种难题。建设单位对项目存在“基建程序”不完善，部分项目未能按“基建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只能在建设过程中逐步完善，不能满足政策性要求；对工程精细化管理力度不够，不能精益求精，建造精品工程难度大；对征地拆迁补偿资金监管覆盖面不足等等。

对征地拆迁补偿资金监管是工程建设资金监管重中之重，国家对征地拆迁补偿资金的监管有两个方面，第一，对建设单位征地拆迁补偿资金支付监管；第二，对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收到征地拆迁补偿资金支付给受偿者的监管。本文针征地拆迁补偿资金监管覆盖面不足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建设单位与地方政府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合同.签订合同的地方政府单位和收款单位不统一

根据近几年广东高速公路建设征地拆迁补偿情况，建设单位与地方政府在合同订立、补偿方式、收款单位等都各有不同，体现在：第一，建设单位与地方政府订立的合同主体不一，有地方政府、交通部门、国土部门等等；第二，补偿方式不同，有地方政府半包干、总包干、按合同单价按实计付；第三，收款单位与合同订立单位不符，部分费用和补偿项目，存在委托下一级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作为收款单位；第四，建设单位对部分征地拆迁项目委托工程施工单位与受偿者签订补偿协议或合同，由工程施工单位实施拆迁管理和资金支付。目前，国家和广东省政府相关部门对于我省交通基础建设征地拆迁补偿在“合同的订立、补偿方式、房屋拆迁费和工作经费收款单位”还没有出台相关规定，政策上也没有要求。高速公路建设线路一般都跨过两个县级以上的区域，建设单位与公路沿线有关地方政府订立征地拆迁补偿合同，地方政府可以直接与建设单位签订，也可以委托交通部门、国土部门签订；补偿方式上地方政府可以选择半包干、总包干、按单价据实计付；部分费用和补偿项目，收款单位也是地方政府指定或委托，有房屋拆迁费、工作经费和奖励金等。由于政策上没有作出规定和要求，在合同订立时主要依靠双方代表谈判确定，时间长，工作效力低，造成了合同订立的主体、补偿方式、收款单位不统一、不规范，增加了管理上的难度，不利于拆迁补偿资金的监管。

二、拆迁补偿项目补偿金额核定难度大

高速公路建设征地拆迁补偿项目分为两类，第一类，征地补偿费，主要有耕地、园地、养殖场地、工商业基地、宅基地、安置、地上附着物及青苗(包括房屋)等补偿费；第二类，拆迁补偿费，主要有电力线(杆、塔)、通信设施、水利设施、输油(汽)管道、地下供水管(网)、电缆光缆等拆迁补偿费。第一类征地补偿项目的补偿标准执行國家和广东省政府有关补偿规定，而第二类征地拆迁费的补偿由建设单位与所属业主单位协商确定补偿金额，在补偿标准上国家政策没有作出规定和要求，建设单位在电力线(杆、塔)、通信设施、水利设施、输油(汽)管道、地下供水管(网)、电缆光缆等拆迁费的支付控制和合同签订难度大，双方都是合同的利益方，赔偿金额的计算各方根据不同的依据，大部分项目双方计算赔偿金额差异较大，缺乏合理性，一个拆迁项目合同的订立须经过双方多次谈判协商解决，时间长，影响工程的建设进度。由于国家对拆迁补偿标准没有作出规定，对双方协商确定补偿金额的合理性缺少了监管。

三、同类征地补偿不同区域政府对补偿标准理解不一，补偿标准存在差异

国家和广东省政府对于耕地、园地、养殖场地、工商业基地、宅基地的最低补偿标准有了规定，但没有最高限价规定。建设单位与地方政府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合同的征地补偿标准都不低于国家和广东省政府规定的补偿费，存在部分地区补偿费超过国家最低补偿标准较高。对受偿者的合理诉求本应在公平、公开的原则下进行补偿，但由于国家没有对征地补偿费最高限价规定，同类补偿的不同区域政府对补偿标准理解不同，实际赔偿上存在有不同的补偿标准，补偿标准存在差异。建设单位存在对部分地区政府或受偿者支付较高的补偿费用，出现了对同类征地补偿项目的不同受偿者补偿标准不同的不公平情况。国家和广东省政府应对征地受偿者的补偿费将弹性标准过度到具体标准，以便于建设单位、地方政府的执行和监管，进一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四、支付给公路沿线地方政府的工作经费与规定不符，奖金支付标准不一

高速公路建设需要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与配合，特别是征地拆迁和公路沿线的治安管理工作。在通常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征地拆迁工作经费由建设单位支付，建设单位对征地拆迁工作做得较好的地方政府还支付了奖励金。对工作经费和奖金的支付建设单位通过与地方政府签订合同或协议，作为付款依据进行支付。

国家对建设单位支付给地方政府的工作经费标准有了规定，按固定的比例计付，但为了满足地方政府对征地拆迁工作需要，个别建设项目由于征地拆迁难度大，时间长，实际支付给地方政府的工作经费超过国家规定额度，与规定不符，国家应对征地拆迁工作经费的统一标准根据不同地区，难度大小进行调整。

对于个别建设单位根据地方政府的征地拆迁工作进展情况支付了奖励金，国家和广东省政府对奖励金的支付并未作出规定，存在标准不一，不规范，监管不到位，国家相关部门应该进行规范，制定相关规定。

五、在执行征地补偿款预存制度。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对资金管理不一，缺乏监督机制

为了确保征地拆迁资金能按时足额给受偿者支付，2005年8月起，建设单位和地方政府执行广东省国土资源厅规定的征地补偿款预存制度。按征地补偿款预存制度的规定，对预存的征地补偿款，当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和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征(用)地单位议定用款规则，实行专款专用，在土地征收方案和土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后，方可支付使用预存款。在执行征地补偿款预存制度过程中，个别地方政府国土资源部门未能在资金预存前向建设单位提供批准后的土地征收方案和土地补偿安置方案以及补偿项目清单，政府职能部门存在对补偿资金管理不到位，经办人业务水平低，缺乏监督机制，未能按建设单位的要求提供预存款资金使用情况资料，也造成建设单位支付手续不够完善，对征地补偿资金使用监管不到位，建设单位与地方政府是合同关系，对征地补偿资金的使用监管难度大。为了强化征地补偿资金专款专用管理，严格按规定支付给受偿者，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和政府审计部门应对地方政府使用征地补偿资金进行指导和监督。

六、征地补偿项目标部分准执行难.国家政策滞后

征地补偿项目较多，执行国家最低补偿标准项目有耕地、园地、养殖场地和工商业基地；执行国家弹性和具体偿标准项目有安置、地上附着物及青苗(包括房屋)和坟墓迁移等补偿费。对征地安置、地上附着物及青苗(包括房屋)和坟墓迁移等补偿费用现执行2003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制定的补偿标准，由于近几年人工成本和物价上涨，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和相关部门对补偿标准都未进行调整，没有提高相应补偿标准，建设单位与地方政府执难度大，实际补偿标准都超过规定，如坟墓迁移费补偿规定标准是50－180元，实际补偿费是500－1200元。对补偿标准与实际差异较大，国家和相关部门应该开展征地补偿调研工作，因地制宜的制定和调整相应补偿标准，维护受偿者的合法权益，确保国家的征地补偿规定和政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征地拆迁补偿论文篇4

高速公路建设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高速公路发展从1988年沪嘉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实现中国大陆高速公路零的突破, 到2013年底, 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10.4万公里, 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现阶段我国高速公路的建设仍不能满足我国经济的发展, 加快高速公路建设仍然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高速公路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土地, 如何做好原土地使用人即失地人的补偿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征地拆迁补偿费用的高低与高速公路的概算及投资成本有着重要的关系, 为了控制投资成本, 降低造价, 或者降低工程建设难度, 项目业主就会想方设法减少征地拆迁费用的支出, 增加征地拆迁范围。被征地拆迁的土地使用人、房屋所有人等相关的权利很容易受到侵犯, 征地拆迁的补偿纠纷及矛盾, 从而造成项目建设用地无法按时移交, 影响公路项目建设的进展。征地拆迁补偿的矛盾是我国高速公路建设最主要的矛盾之一。在现实征地拆迁补偿方面, 政府存在干涉征地补偿的行为。征地拆迁补偿金额主要是依靠政府行政手段进行定价, 其定价远低于市场价, 这种现象对于项目建设成本控制有一定作用, 却损害了原土地使用人及失地人的应得利益, 从而造成高速公路征地拆迁补偿的满意度低。一项调查研究发现, 民众征地拆迁的补偿满意度仅为20%。

现阶段来看, 我国并没有专门的高速公路征地拆迁补偿立法, 关于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补偿制度的规定主要散见于宪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征地补偿条例、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地方制定的规章之中。下面仅就主要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梳理: (1) 宪法。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第22条就明确规定了因公共利益对公民私有财产征收应给与补偿的制度。 (2)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42条明确规定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应当依法给与拆迁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7条等明确规定了征地拆迁补偿及补偿标准 (3)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了征地补偿的程序。2011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征地拆迁补偿条例》明确规定了不同地况的征地拆迁补偿标准及实施办法。 (4) 其他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南宁市征用集体土地条例》等。

二、高速公路征地拆迁补偿法律制度缺陷

1. 缺乏明确的补偿原则

关于征地拆迁补偿原则, 国内外有不同的观点, 概括来说有三种:完全补偿原则、不完全补偿原则、相当补偿原则。我国学者对于征地拆迁补偿的原则存在争论, 有相当补偿、合理补偿、折价补偿等观点, 从这些观点也能看出, 我国征地拆迁补偿主导原则基本遵循的是不完全补偿原则。这也仅仅是我国学者的观点, 未被纳入现行法律中。2011年1月开始实行的《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首次规定了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实行“公平补偿”原则, 但是这条原则是概括性的原则, 对于征收中的补偿方式、标准等不能提供明确的依据, 所以从现行征地拆迁的法律规定来看, 缺乏明确的征地拆迁原则的相关配套执行措施。

2. 征地补偿内容上存在不足

(1) 补偿范围狭窄、标准低。根据我国的《土地管理法》规定, 对于不同的地况给与不同的补偿。以征收的耕地为例, 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 补偿范围仅限于被征收人的直接损失, 对于间接损害并没有列入补偿的范围, 而且对于原土地使用人享有的其他土地权利例如土地承包权也没有考虑, 补偿范围比较狭窄。另一方面, 补偿标准是按照土地原用途进行计算的, 没有根据土地的市场价值进行补偿, 这样的补偿并不是完全补偿, 补偿标准较低。在实践中, 由于各种问题的出现, 被征收人得到的补偿根本无法实现完全补偿, 被征收人的相关利益没有得到保护。

(2) 补偿方式不合理。我国对于高速公路征地拆迁补偿的方式采取的是一次性的货币补偿, 这种方式具有局限性。原因在于:土地作为商品, 是具有剩余价值的。土地使用人在土地上可以直接经营、收获农产品、将土地承包给他人获得经济利益等, 这些使得土地使用人获得稳定的生活来源, 我国采取的一次性货币补偿则切断了这种生活来源。另一方面等数的货币对于不同家庭水平的土地使用人效用是不同的, 对于对土地依赖较高的土地使用人来说, 一次性补偿并不能保证以后的生活水平, 所以一次性货币补偿适用于对土地依赖程度低的土地使用人, 对于依赖性较高的使用人则应该选择其他的补偿方式。

3. 司法救济程序不完善

我国的《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规定:对于征地拆迁补偿有异议的, 由地方人民政府进行协调, 协调不成的, 由批准征地的人民政府裁决。由规定可以看出, 在征地拆迁补偿的司法救济上只有一种———行政裁决。在实践中, 高速公路的征地拆迁属于公益性的, 政府与征地拆迁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若存在出纠纷争议时, 政府机关既是既得利益者又是纠纷裁决者, 在行政裁决中保持中立性存在质疑。原土地使用人在行政裁决中胜率很低, 导致被征地人、被拆迁人对于政府管理部门失去信任, 不愿对纠纷进行裁决, 行政裁决形同虚设。

三、高速公路征地拆迁补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要想解决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因征地拆迁出现的矛盾, 必须着手完善土地制度尤其是征地拆迁补偿制度。完善的征地拆迁补偿制度应该得以兼顾各方利益为前提, 优先保证原土地使用人、被拆迁人的基本利益最大化, 只有这样才是完善合理的征地拆迁补偿制度。对于征地拆迁补偿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1. 明确征地拆迁补偿原则

高速公路征地拆迁补偿原则是高速公路在建设中征地拆迁补偿制度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直接决定着被拆迁人受补偿的程度。正如上文所说, 我国现阶段并没有明确的征地拆迁补偿原则, 为了更好地发展高速公路, 就必须明确征拆迁补偿原则。国内外学者关于补偿原则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合理补偿、相当补偿、公平补偿、完全补偿。立足我国国情, 笔者认为高速公路征地拆迁补偿制度应该确立完全补偿原则。因高速公路征地拆迁属于公益性质的征地拆迁, 在拆迁过程中, 被拆迁人即使受到侵害也必须忍受, 但是由此发生的损失, 再让被拆迁人承担不符合常理, 所以对于被征地拆迁人的损失应该使用完全补偿原则进行补偿。

2. 完善征地补偿的内容

(1) 增加补偿范围。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在对征地拆迁进行补偿时, 除了直接的经济损失, 还应该增加间接利益损失、预期收益的补偿等。间接利益应该包含原土地使用人利用征地进行盈利活动而产生的利益。而预期收益是被拆迁人面临拆迁时受到的一大损失, 如果不能对此进行补偿, 不利于社会公平。对于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的非住宅房屋中的经营性用房的预期收益和住宅性房屋 (主要指房屋所有人民用改商用) 经营预期收益应计算至补偿标准里。

(2) 修正补偿标准。从现行法律法规来看, 对于征地拆迁补偿的标准, 是按照土地的原有用途、使用产值等来确定补偿费用的, 没有参考土地的市场价值, 不符合土地估价原则和市场公平交易规则。我国对于补偿的标准的规定虽然几经修改, 但是现行的土地管理法中确定的补偿标准仅仅是补偿了部分的损失, 所以在对征地拆迁补偿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时, 不仅要考虑土地自然属性的价值, 还要考虑土地社会属性的价值。这样在高速公路建设中的补偿费用在建设成本和出让价款中的比例, 使补偿标准更加合理、科学, 有效的维护被拆迁人、被征地人的利益。

(3) 改变单一的货币补偿方式。在保障原土地使用人正常生活的前提下, 根据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不同, 采取不同的补偿方式。对于离高速公路建设较近的高辐射区的被征地人和拆迁人, 根据依赖程度不同, 将原土地使用人分为完全依赖型、兼职型、可离地型。对于完全依赖土地的, 可以在给与货币补偿的基础上, 采取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等手段。对于兼职型则可以鼓励和帮助其转从事其他行业, 从其他行业获得生活所需。对于可离地型可以直接给与补偿金和其他社会保障。对于高速公路较远的低辐射区的被征地人、被拆迁人的补偿, 根据高速公路的修建对本地区的经济影响程度不同, 采取差额补偿方式, 保障公平合理分配征地拆迁补偿。

3. 完善司法救济途径

司法救济是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 完善的司法救济途径能够有效的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对于高速公路征地拆迁补偿的纠纷而言, 仅仅由决定征地的人民政府进行裁决还不够:一方面, 地方政府在对高速公路征地拆迁补偿的争议进行裁决时, 由于存在利害关系, 并不能做到不偏不倚, 另一方面, 被拆迁人处于对政府的不信任, 不会采取行政裁决的方式, 司法救济上又没有其他方式可供选择, 因诉讼无门而采取一些不理智的做法不在少数。所以对征地拆迁补偿的司法救济途径进行完善时, 应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扩大司法救济的途径, 明确人民法院对于高速公路征地拆迁争议案件的管辖权。现阶段, 对于征地拆迁过程中的争议, 只能针对征地补偿的分配进行诉讼, 所以在完善司法救济途径时, 可以将征地拆迁的程序的每个阶段都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 扩大诉讼的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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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雪红.高速公路建设征地特殊性分析与法律制度构建[D].中国政法大学, 2009.

[3]范桂红.城镇化进程中拆迁问题的法律缺陷与路径选择[J].兰州商学院学报, 2011, 4, (2) .

[4]王芝.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的缺陷与完善探析[J].中国不动产法研, 2011, (01) .

[5]崔建远.房屋拆迁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拆迁征地补偿不合理情况报告篇5

尊敬的各位领导：

您好，我是**市**区凤凰村七组村民方全焕，于1990年元月迁入本市，户口也随之转入本市该村，住凤凰水库东面至今，承包凤凰村鱼池36.8亩，旱地11亩。现已是规划中的**公园，**碧桂园二期西面。

2009年元月份被告知拆迁征地，当时拆迁办张宇峰主任只赔偿了鱼池鱼种损失费和旱地青苗费。但是失地养老保险、土地补偿金、安置费均未落实。由于碧桂园当时急需安装地下排污管道，在拆迁办张主任的劝说下，我们积极配合工作，同意将我鱼池坡提挖断并与凤凰水库相通，完成碧桂园排污工程，由此造成我们鱼池无法正常喂养。之后找拆迁办张主任协商，张主任承诺我鱼池及旱地马上全部征用，所有赔偿款项马上到位，但是时至今日都未能解决拆迁征地补偿款。从2009年元月至今，给我们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按精养鱼池每亩3000元计算36.8亩共计11.04万元每年，旱地每亩1500元计算11亩共计1.65万元，即每年损失12.69万元。三年总损失38.07万元。

2012年9月再次被告知拆迁征地，但给我们的拆迁征地补偿标准为：土地补偿金5800元每亩，失地养老保险仅一人购买，拆迁安置房按原占地房屋面积每平方370元结算。综合上述，拆迁征地补偿费共20多万元，我们无法接受。如此结算不谈合理安置拆迁户，仅仅只能按市价购买房屋一套，此举我们将一无所有。与此不同的是，三年前同村村民土地补偿费都有1万多元每亩，失地养老保险全家都购买，房屋安置按原房屋面积补偿还建房。而我们？

对规范征地拆迁工作的建议篇6

所谓“委托拆迁”，就是正常拆迁人（项目建设方）将拆迁事项全权委托给一家拆迁公司，被拆迁户的补偿安置费用和该企业劳务费用也一并“打包”给该拆迁公司。由于被拆迁户的补偿安置费用和该企业劳务费用捆绑在一起，许多拆迁公司为了利润最大化，一般都是尽可能压低被拆迁户的补偿安置费用。为此他们往往采取各种手段甚至采取涉黑手段逼被拆迁户就范。在拆迁中发生的恶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及被拆迁户不满利益受损而频频上访多数是由此产生。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应严格规范拆迁行为，切实维护被拆迁户的合法权益，切实做到依法拆迁、公平公正拆迁。为此建议：

1、坚决取缔“委托打包拆迁”拆迁行为。拆迁企业的劳务费用与被拆迁户的补偿安置费用严格实行两条线管理。

2、拆迁补偿协议应该是被拆迁人与正常拆迁人之间签订，而不是与拆迁公司签订。

3、在拆迁补偿标准的制定上，建设部门应会同监察等部门参考被拆迁地段的房价基础上提出一个标准，作为规范拆迁方的强制性要求，作为监督拆迁方是否补偿到位的依据。即使是按照“拆一补一”或“货币补偿”也应按照被拆迁户能够在当地购买到的普通商品住房价格来确定。

4、加强对拆迁补偿安置的全过程管理，做到阳光操作。从拆迁许可的申请、摸底调查、拆迁评估到拆迁听证、补偿标准公示、拆迁安置补偿实行全公开，全程接受公众监督。审计、监察等部门应参与监督。

拆迁户应有权查看立项文件和拆迁许可证。拆迁实施前，拆迁专储资金必须足额到位，拆迁民调同意率必须达到80%以上。居民在拆迁过程中应全程参与，特别是在拆迁补偿款的确定上应有一定的话语权。审计、监察部门应加强补偿资金的管理。拆迁公司应该在规范、阳光拆迁补偿到位后才有权利进行拆迁。

5、即使由法院实行强制拆迁，也应在拆迁人在场的情况下，安排专门的车辆和人员，帮助被拆迁户对屋内财产物品进行打包和搬运转移后再进行拆迁。执行过程中，法院、公安、医疗、城管、国土、住建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在确保被拆迁人安全的前提下，及时强制执行。因为强制拆迁只能拆房子，而不应损坏被拆迁户的其他财产。

征地拆迁补偿论文篇7

一、问题的提出

(一) 公路基本建设征地拆迁的特点

与其他基本建设相比较, 公路基本建设征地拆迁具有明显特征。

首先, 征地拆迁点多、线长。

其次, 征地拆迁涉及面广泛, 包括农村、乡镇、工矿、林业、地质、油田、铁路、电力、邮电通讯等部门。

再次, 征地拆迁的补偿内涵丰富, 包括征地补偿、安置补助、青苗补偿、社会保障等。所涉载体包括农民、造林工人、企业法人、事业单位等。

最后, 公路基本建设征地分永久用地和临时用地, 对临时用地, 用后还涉及复垦、复林等工作。

(二) 现行征地拆迁政策及若干问题

1、现行征地拆迁政策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征收前3年平均产值的6至10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 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 按照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 为该耕地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6倍, 但是, 每公顷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 最高不得超过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

征收其他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

被征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2、征地拆迁及管理若干问题

(1) 政策落实不到位, 法律观念淡薄。

(2) 挤占挪用征地拆迁资金现象严重。

(3) 设计不科学、预算不准确。

(4) 被征土地及拆迁单位及个人, 过分追求自身利益。产生上述情况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管理环节存在严重不足。

其次, 现行合同制管理存在漏洞。

第三, 现行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偏低, 违背了以市场价值确立补偿数额的基本要求, 既不科学, 也不合理。

第四,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费的补偿标准由地方政府规定造成补偿偏低, 极大损害了被征收人的利益。

二、它山之石

1、在西方国家, 土地用途有着严格的规划管制, 土地征收属于规划的变更, 依据依赖保护原则的要求变更规划需以公正补偿为前提。

2、土地征收补偿市场化。公平市场价格是美国最重要也最普遍的补偿方式。在日本按照本国宪法第29条第3款规定, 土地征收需要补偿全部损失。在德国征地补偿遵循补偿与财产损失相平衡。

3、以法征地、以法补偿。美国地方政府在动用拆迁特权问题上非常谨慎, 而居民也会更多地考虑到公共利益。

4、土地征收与商业开发相结合。

三、征地拆迁及管理的思考

征地拆迁及管理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涉及民生与社会稳定, 根据我国现在实际情况, 借鉴西方及国外经验, 笔者提出如下思考:

(一) 完善政策法律, 实行依法征地, 依法补偿。

1、尽快制定土地利用规化法, 明确土地用途规划的产生和变更程序。

2、尽快制定土地征收法, 确立以土地的市场价格为计算补偿依据的制度。

3、尽快制定拆迁法, 确立拆迁的程序及补偿标准及范围。

(二) 建立多元化的补偿体制。

目前我国土地征收补偿主要是以货币补偿为主, 补偿形式的单一, 影响农民对补偿数量的依赖性。根据国外经验, 可采用多元化的补偿体制, 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保障系统, 使农民土地被征后, 既有相应 (按规定该得的货币部分) 资金用于再发展, 又有相应生活保障。具体诸如:留地补偿、安置就业、政策扶持、社会养老统筹等。

(三) 强化管理与监督

1、建立实施组织征地听证制度

2、强化征地拆迁全过程管理

(1) 提高设计质量。所谓征地拆迁全过程是指设计规划、土地征收、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的全部工作环节。

(2) 完善评估机制, 强化合同制管理

(3) 做好宣传教育, 提高被征单位及个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自觉性。

综合所述, 我国征地拆迁工作虽有一些相应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 但还很不完善。经过多年工作积累, 管理方面有不少经验值得推广, 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很多漏洞有待补充和改进。为此, 笔者提出如上思考, 仅是一孔之见, 愿与广大同行共同商榷。

摘要：公路基本建设征地拆迁的特点, 我国现行征地拆迁补偿政策, 实际存在的问题以及存在问题的原因;国外征地拆迁补偿的管理模式及先进经验。在我国现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要做好公路基本建设征地拆迁补偿管理工作, 须从立法、体制、制度等方面入手, 公开、公正、公平, 层层落实责任, 全方位多途径保护被征土地 (及拆迁) 所有人的权益, 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关键词：公路,建设,征地,拆迁,补偿

参考文献

[1]国务院2011年第590号令《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

客家习俗与征地拆迁篇8

关键词：社会文化,客家习俗,征地拆迁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 文化与社会的结构独立于行动者并引导着其行动, 然而他们也创造着选择, 创造着可能性, 并为富有创造性的行动与新颖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现象提供方法[1]。征地拆迁行为的发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影响。广东省惠州市是客家人聚集的地区, 在其全部常住人口中, 2/3左右是客家人, 乡村地区更全部都是客家人。最近几年, 在这样一个经济较为发达但客家文化浓厚的地区, 发生了大量的征地拆迁行为。这些征地拆迁行为, 由于其在特定的客家文化场域中, 因而呈现出明显的不同。本文以客家人作为调查对象, 研究和探讨客家文化与征地拆迁之关联, 旨在为征地拆迁问题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进而不断丰富征地拆迁问题研究。

一、征地拆迁的基本含义及其主要特征

征地拆迁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古今中外所有类型的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存在着征地拆迁, 只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 其具体的表现和特征有所不同。中国的交通道路建设征地拆迁是包括征用土地、拆迁房屋和其他构筑物以及相关安置的工作, 是征地、拆迁与安置的简称。所谓交通道路建设征地拆迁, 是指国家因公共交通道路建设需要, 经依法批准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征为国有后, 对原有集体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进行强制拆迁并给予补偿、安置的行为[2]。又称为“征收、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

征地拆迁与城市房屋拆迁相比较, 无论是土地的性质、土地性质的改变、拆迁的法律依据、主管部门和当事人的关系均不同, 具有以下比较特征。首先, 从拆迁的法律依据来看, 征地拆迁是集体土地征用中的房屋拆迁, 适用的是《土地管理法》有关征地补偿安置的规定。它所含的补偿不仅只有房屋拆迁的补偿, 还有其他地上附着物以及青苗的补偿。《土地管理法》第47条和《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第8条为此作了相应规定。而城市房屋拆迁是国有土地地上建筑物的拆迁, 是指因城市建设项目的需要, 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拆迁单位 (拆迁人) 与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 (被拆迁人) 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按照协议实施房屋拆迁的行为, 适用的是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3]。其次, 从拆迁的主管部门来看, 征地拆迁是一种以行政性质为主导的拆迁行为, 是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的, 其当事人的关系以行政关系为主, 以民事关系为辅;而城市房屋拆迁更多的是一种民事行为, 是由城市房屋主管部门负责实施的, 其当事人的关系则是以民事关系为主, 行政关系为辅。最后, 从拆迁的土地性质来看, 征地拆迁所征用的土地性质属于集体土地, 要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相关协议, 是将农民集体所有制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的行为。而城市房屋拆迁所征用的土地性质属于国有土地, 只与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签订相关协议, 而不改变土地性质, 原来是国有土地, 征用后仍然为国有土地。并且城市房屋拆迁的被拆迁人只是改变了居住地, 而对其生产资料并末剥夺。而交通道路建设征地拆迁则是对农民生产资料的剥夺, 失地的农民将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

征地拆迁具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事业的公益性。交通道路建设征地拆迁是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实施的行为, 是一项公益性、服务性的事业。这就决定了交通道路建设征地拆迁的公益性特征。二是主体的行政性。交通道路建设征地拆迁是政府的单方面行为, 是政府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而实施的行为, 是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批准的权限而实施的行为, 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 具有主体的行政性。三是行为的强制性。交通道路建设征地拆迁是以公权力为背景来实施和推进的, 这是因为交通道路建设征地拆迁事业的公益性和主体的行政性所决定的, 这也就决定了征地拆迁行为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四是利益的多元性。交通道路建设征地拆迁是政府、业主和住房三方利益的博弈, 作为政府为了保证公共利益, 它有追求绩效的利益诉求, 行使着公权力;作为业主为了提高效益, 它有降低成本的利益诉求, 行使着投资权;作为住房为了今后生存, 它有补偿最佳的利益诉求, 行使着签字权。还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中介组织的利益诉求。所有这些利益诉求与各种权力相互纠结在一起, 使得征地拆迁成为“天下第一难事”。五是覆盖的广泛性。交通道路建设周期长、跨度大、涉及面广, 既有企事业单位, 又有农村和军队;既有改革开放好的地区, 也有贫穷落后的地区;既有村风民俗朴实的村落, 也有村风民俗粗暴的乡村;既有平坦肥沃的农田, 也有荒无人烟的山岗, 还有果林、渔场、宗祠等等。这种覆盖的广泛性, 使得征地补偿安置情况复杂、案例多样、个案鲜明, 必须广泛调查研究工作, 慎审对待和处理好每个情况、每个案例、每个个案, 确保征地拆迁平稳顺利进行。

二、客家风俗的表现形式及其核心内容

风俗则是某一地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沿袭下来的各种风尚、习俗的总和。它们是相延久积而形成的喜好、习惯和禁忌等, 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 是过去事物的积淀, 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4]。而客家作为一支独特的民系, 其风俗也更成为客家人区别于其他人群的独特特征, 这种独特的风俗塑造着客家人独特的精神心理, 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方式。其具体表现形式及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客家人的风水观念。

客家人的风水观念与客家围屋是紧密相连的。围屋是粤东客家地区的标志性居住建筑, 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 它与北京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干兰式”建筑及云南的“一颗印”并列成为中国的标志性建筑。而围屋所蕴涵的最重要的文化含义就是风水观念。客家人认为, 屋基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家族的兴衰成败, 为此, 他们为了寻找到一块风水宝地不遗余力。同时, 由于客家人大都住在山区, 所以动土盖屋对山形山势非常重视, 客家围屋大多依山而建, 其理想的空间模式是“左青龙, 右白虎, 前朱雀, 后玄武”。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 “大风水”可能并不尽如人意, 所以人们要在室内的“小风水”上做相应的补充。首先, 他们要求围屋的中轴线, 一定要与地灵之脉气相一致, 从而使围屋在内在精神上与屋外的“大自然”、“大风水”相贯通。其次, 围屋的前面大多要配置一个半月形的水塘, 一来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用水二来调节局部气温, 发生火灾的时候还可以方便救火, 更重要的一个功能是风水的含义。再次, 围屋的“化胎”, 寓意宗族生育聚气、化育万物。最后, 围屋前面的禾坪, 是族人进行各种活动娱乐的场所, 收获的季节也是人们晾晒谷物的地方。除了这样的实用功能, 禾坪在风水上的重要含义就是聚集人气。

2. 客家人的祖先崇拜观念。

崇拜祖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客家人的祖先崇拜主要体现他们的祠堂上。每个客家宗族都建有祠堂。这些祠堂最大的特点是“家祠合一”。祠堂是客家人宗族的中心与象征, 地位非常重要, 它在宗族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 客家建筑中最为高大、最为宽敞、采光最好、最肃静的地方就是客家祠堂。祠堂作为祖先灵魂的栖息之所, 也被称为“祖屋”或“祖堂”, 许多家族为了建造祠堂都不遗余力。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崇林世居这个祠堂, 它是由叶文昭在清嘉庆三年 (1798年) 创建的, 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虽然历经风雨有些已经剥落, 但是从尚存的图案中仍然可以依稀看到当年的辉煌。祠堂内还有众多的工艺品, 比如款式各异的石础、门墩, 简练古朴的木雕几何纹饰槛窗, 构图明快的砖雕窗, 喜鹊卷草形的斗拱, 各式山水壁画及图式等, 无不向人们展示着祠堂的辉煌以及人们对祠堂的重视。

3. 客家人的自然崇拜观念。

客家人迁移广东地区始于唐代, 唐代之前, 广东地区人烟稀少, 处处荒凉, 一直到宋代仍是大山长谷, 荒翳险阻。这样一种自然环境对于客家先民来说, 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他们远离中原战火, 却面临着新的生存劣境。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和发展, 除了需要吃苦耐劳、勇于开拓的精神外, 人们还需要寻求心灵或精神上的慰藉, 于是便唯有托附神灵, 寄望神灵的庇佑, 祈求众神普渡一切困厄、危难。因此, 土地、树木、石头等都成为客家人崇拜的对象, 他们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即使到现今, 行走在客家地区的大街小巷, 仍然可以看到无处不在的伯公庙、神树、神石, 就连很少有人走的桥洞下面也会天天燃着香, 偶尔也会看到路过的人进行叩拜。

4. 客家人的恋土重迁情结。

客家先民原生活在中原地区, 然而由于中原战乱, 他们迫不得已辗转几千余里来到这“人烟稀少, 林菁茂密, 野象横行, 鳄鱼肆虐, 瘴气熏人”的粤东之地。这里没有北方那样广袤可耕的良田熟地和灌溉系统, 居住在这里的原住居民古越族及其后裔畲瑶等少数民族还过着洞居和“刀耕火耘”的原始生活。因此, 客家先民来到这里以后, 一切必须从头做起, 他们只能依靠祖辈所赖以维系生存的基本手段, 向荒山要土地, 要衣食住行!于是, 一代一代客家人披荆斩棘, 历尽艰苦, 开垦出一块块土地, 建起一座座家园。以农耕为基本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汉族传统, 历尽艰苦的开垦过程, 以及“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现实环境, 使客家人极为爱惜土地, 他们把土地看做神, 亲切的称之为“伯公”, 把土地神列入叔伯的辈分, 使之与祖宗以兄弟相称, 以表达他们对这一方土地的深深热爱。虽然到了粤东以后, 他们中的部分人又为了谋生而远涉重洋。但是他们骨子里仍然保持了中原汉族恋土重迁的情结, 不是迫不得已, 绝不愿意背井离乡。

三、客家风俗在征地拆迁中作用与影响

客家风俗作为整个区域人们生存背景的社会文化风俗, 对生活在这其中的人们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是非观、审美观、善恶观等, 使生活在这其中的人们在认识、分析、处理问题有着独特的观念。在征地拆迁过程中, 这种独特的客家风俗文化无时无刻不存在着, 作为一种生活的底色而作用于人们的心理感情。

1. 客家人的风水观念影响着交通道路建设征地拆迁。

某高速公路建设时其道路建设正好直冲某村的一户人家的房屋, 屋主人认为这是大不吉, 所以天天去施工现场阻工, 使施工方根本无法进行正常施工。这样的阻工也并不是完全的无理取闹。因为, 在传统的风水学里有一个原则是“喜回旋而忌直冲”。也就是说房屋的大门不能正对着大路。如果那样则大路越长, 车辆越多, 房子的灾祸也就越大。因此, 对居住在房屋里面的人是相当不吉利的。这对笃信风水观念的客家地区而言, 人们忌讳这种直冲的道路对住宅的影响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还有“风水塘”问题, 某镇一户人家的水塘需要被征用, 由于客家人笃信风水, 水塘主人坚决不同意。他认为, 高速公路的施工严重冲撞了自己的风水, 给自己的财运带来非常大的破坏。所以坚决不同意施工方在此施工, 由此致使施工方无法施工, 大量的工作人员窝工、机械设备停用, 项目建筑公司每天都要损耗几十万元。高速公路指挥部、县镇领导多次与其进行协商都无法取得一致的结果。

2. 客家人的祖先崇拜观念影响着交通道路建设征地拆迁。

在很多客家人看来, 征地拆迁他们的宗祠, 是不可接受的事情。例如, 某高速公路的建设就因很多地段的征地拆迁涉及坟墓和宗祠的搬迁, 而频频遭遇阻工, 致使施工方无法施工、大量的工作人员窝工、机械设备停用的情况。虽然某地方政府颁布了政令, 规定了对坟墓的搬迁补偿, 但是这些远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政府在项目建设的规划中虽然考虑到了当地客家人的丧葬习俗和祖先崇拜观念, 但是单单的金钱补偿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而应该更多地从文化、情感和心理方面考虑人们的需要。这样的状况并不是个案, 而是普遍存在于每一项的征地拆迁项目过程中。这不仅给公路沿线的居民造成了很多不便, 也使施工方和项目公司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同时也给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某地道路建设恰好需要搬迁一座宗祠。虽然在相关部门的积极沟通下, 其家族同意搬迁, 但是却提出一定要先选好新建宗祠的地址, 在未选好地址之前不能动工。然而, 在客家文化中, 祠堂选址非常讲究, 要找到一块合适的风水宝地是多么艰难, 为此需要付出多少时间、精力和人力。这也就大大地影响了工期, 给道路施工带来很大的影响。

3. 客家人的自然崇拜观念影响着交通道路建设征地拆迁。

土地作为客家人最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这“八山一水一分田”的丘陵地区, 土地就是生命的保障, 就是神。所以客家人非常崇拜土地, 把他亲切的称为“伯公”。客家人不仅崇拜土地, 还往往崇拜一些独特的树木和石头, 把这些树木和石头称为“神树”、“神石”。而一项高速公路建设动辄征地拆迁几千亩, 不可避免的需要拆迁人们看做是神灵的“伯公庙”或者“神树”、“神石”。某地修建高速公路正好要拆除一处“伯公”小庙。而当地的客家人对“伯公”有着很深的感情, 日日上茶供香, 稼穑、动土、出行或者有什么困难矛盾, 都要到伯公面前祷告, 请求伯公帮忙保佑。特别是设在水口的伯公庙, 意义就更加重要。因而, 村民对此拆除严重不满, 这样也就导致工程无法施工, 工期延误, 这也是当地该高速公路工期推迟了两年才建成通车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 这也是其他的征地拆迁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议题。

4. 客家人的恋土重迁情结影响着交通道路建设征地拆迁。

客家民系是由于迁移而在中华民族内部形成的一个独特的民系。无论怎样漂泊, 他们骨子里仍然保持了中原汉族恋土重迁的情结, 不是迫不得已, 绝不愿意背井离乡。即使因为生存压力而远离故土的人们, 也时刻眷恋着生养自己的这方热土, 一有机会就会回来看看。而大型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有时则会征用整个村庄的土地, 村民们需要全体搬迁。这就导致客家人的恋土重迁情结与征地拆迁的矛盾, 成为所有的交通道路建设征地拆迁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如某地建设一条高速公路, 整个项目估算总投资约为48.2亿元, 计划2012年建成通车。而这条高速公路在建设的过程中要征用一个村的地, 整个村庄要全部进行搬迁。然而这个村庄的村民都不愿意, 为此全村人联名上书, 到当地政府去上访, 希望各级政府和上级有关主管部门能够体恤他们的感情和心意。致使施工队无法进村施工, 工程无法进展。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这也是造成交通道路建设征地拆迁困难的一个较大的因素。虽然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 绝大多数东西都可以衡量出它的价值, 并用相应的金钱去补偿, 但是有些时候, 金钱并不能弥补所有, 尤其是人们的心理感情。

参考文献

[1][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7版[M].邱泽奇, 张茂元, 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7.

[2]邓焕彬, 朱建斌.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管理实务[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9:1.

[3]徐海波.征地拆迁问题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论文, 2006:8.

做好征地拆迁维护社会稳定篇9

关键词：征地拆迁,补偿安置,以人为本,化解矛盾

1 当前征地拆迁引发不稳定因素的主要特点

征地拆迁引发不稳定因素的特点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规模较大。征地拆迁工作涉及人员众多, 一些人抱着“法不责众”以及“事情闹得越凶, 领导越重视, 越容易解决”的心态, 成团结伙, 集体越级上访, 在社会上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二是方式激烈。个别群众情绪偏激, 容易冲动, 常常表现为谩骂工作人员, 堵路堵门。特别是在上访人数众多的情况下, 极易造成交通堵塞, 群众围观, 使事态扩大, 给处置工作带来难度。

三是组织性强。拆迁工作对象容易抱团结伙, 形成“组织”。极少数人为了个人私利, 统一口径, 明确分工, 造谣生事, 挑动群众盲目参与。个别人员在该群体中“威信高”、“一呼百应”, 往往几个短信、电话、网络发贴, 就能组织几十甚至上百人聚集、上访。

四是影响较广。部分人员一方面通过聚众越级上访, 反映问题, 表达诉求;另一方面, 通过网络发贴, 散布虚假信息, 攻击党委政府。同时, 媒体的过度聚焦和非理性报道, 将群众与政府敌对起来, 造成和激化了群众对政府的对立情绪。作为拆迁工作执行者的政府被舆论完全地孤立, 失去了应有的公信力, 不仅大大增加了执法成本, 同时也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不利于和谐稳定社会秩序的构建。

五是化解处置难。有的同志在拆迁过程中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因而在思想上出现了偏差, 片面强调加快进度, 忽略了超前做好社会稳定工作, 对做好被拆迁人思想工作研究不够, 思考不深, 办法不多, 工作质量不高, 驾驭全局的能力不强, 对矛盾纠纷排查不力, 在事件初露端倪时缺乏敏感性, 得过且过, 或一推了之, 导致矛盾激化。在拆迁实施过程中, 工作方法简单粗暴, 对一些重点户有畏难情绪, 不敢管、不想管, 使问题久拖不决, 引发上访。另外, 因拆迁遗留问题引发信访重复率高, 老信访户缠访情况突出, 有的群众对政策一知半解, 总认为个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提出问题层层加码, 又听不得半点解释, 三番五次到多个部门重复上访, 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2 原因分析

2.1 法律法规不健全

国家法律对土地和房屋征收的补偿都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 对征收的房屋按照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予以公平补偿, 对拆迁的主体、程序、评估、补偿、安置等方面都作了原则规定。但有些问题缺乏明确规定, 如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行为后果的法律责任承担、房屋被依法征收时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回、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等具体问题都有待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和细则予以明确。

2.2 补偿方式相对单一

当前, 征地安置的主要途径是一次性货币安置, 即一次性发放安置补助费, 让农民自谋职业。这种方法操作简单, 只要按法定标准计算安置费用, 造册发放到人就可以了。但实际上, 货币安置虽能解决被征地农民的暂时生活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征地工作顺利进行, 却难以解决他们的长远生计。农民一旦失去土地, 缺少谋生手段, 加上农民自身的理财能力和投资能力偏弱, 就会坐吃山空, 长远生计没有着落, 终将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2.3 补偿安置标准不够完善

由于拆迁时间、区域的不同, 特别是随着城市建设, 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需要, 地方政府对农民建房先后分批进行了控制, 造成了农民建房的占地面积、建筑面积相差悬殊, 同时造成乡与乡、村与村、户与户的农民得到补偿价格、安置房面积相差悬殊, 贫富差别越来越大。搭建违章建筑、拖延拆迁时间等情况比较突出。目前拆迁中普遍存在农民一旦得知要拆迁消息, 第一件事就是突击装修和突击搭建, 想尽一切方法增加住房面积, 还有部分拆迁户甚至采取改变原房屋用途, 临时用作店面、厂房等非住宅, 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在补偿安置中得到更多的优惠, 当愿望不能满足时, 就有人与拆迁人打持久战拖延时间, 讨价还价迫使拆迁人做出让步, 这些因素的存在, 均使拆迁补偿难以平衡。

2.4 行政行为不规范

政府拆迁部门过于追求征地拆迁效率而忽视程序的正当性和透明性, 当拆迁方和被拆迁人在不能及时达成协议时, 拆迁方为赶进度而发生随意表态、“强制拆迁”等现象, 由此引起被拆迁群众的不满而上访。政策执行没有连续性或“断层”现象严重, 工作方法简单, 政治业务素质偏低。

2.5 个别群众诉求过高

绝大多数群众能积极支持配合征地拆迁工作, 但经常也有少数群众只顾个人私利, 总想“多吃多占”, 漫天要价, 借机敲国家竹杠, 有的提出很多与征地拆迁无关的附加条件,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拒绝配合征地拆迁。

同时, 建设施工单位因工作不当也极易引发社会矛盾。少数建设施工单位操之过急, 工作方法简单, 缺少与村组干部沟通。个别施工单位以建设工期紧张等为理由, 在施工前不进行必要的公示、公告和深入细致的工作, 就开始进场作业施工, 从而与拆迁对象形成对立, 出现问题又不向有关部门及时汇报, 导致政府被动处理问题, 极易酿成群体事件, 影响社会的稳定。

3 工作对策

征地拆迁问题是当前社会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 调整好国家、集体和被征拆群众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努力实现和谐拆迁。

3.1 完善配套政策, 做到有法可依

首先, 中央、省、市要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不论是农田水利、铁路、公路, 还是地方的重点项目建设征用土地, 一定要做到“同地同价”而不能按项目性质定价, 同时一定要根据经济发展程度, 对农民的土地补偿要有差异。并随着物价的上涨, 经济的发展, 规划的调整, 每两年调整一次征地拆迁补偿标准。其次, 各级政府要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切合地方实际操作性较强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办法》和《征地补偿费分配管理办法》。对征地拆迁补偿安置中的众多问题做出明确的、操作性较强的政策规定, 对征地补偿费的运行和使用做出原则性的规定。建立和完善乡镇政府财政统一管理村组 (社区) 征地补偿费制度, 规范村组 (社区) 集体的财务收支管理。做到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

3.2 规范政府行为, 坚持以人为本

各级政府要确立全面、可持续的发展观, 坚持以人为本, 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树立“拆迁为发展, 发展为群众”的观念;以改善农户生活品质, 实现劳动力转移, 达到全面小康为目的,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处理好建设、发展和保护群众利益之间的关系, 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把发展的速度和全面小康统一起来, 及时化解农村拆迁中各种矛盾, 确保农村的社会稳定。坚持改革创新, 把发展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作为土地利用的核心理念, 把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作为土地管理的基本目标和缓解土地供需矛盾的根本途径。着力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上下功夫, 把有限的建设用地指标和最宝贵的土地资源真正用在最合理、最急需、最有效的项目上来, 力保民生工程、移民工程和富民兴市产业用地需求。用最少的土地消耗, 实现最大的土地产出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切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3.3 完善保障体系, 实行多元化补偿安置

拆迁应本着以人为本, 建立和谐社会与保证社会稳定为原则, 对本地的实际现状、群众的愿望等进行深入的摸底调查, 探索制定切合本地实际的多元化补偿安置办法, 不仅仅解决一次性的补偿费用, 而且要配套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生活、养老、医疗、教育等长远利益问题, 确保被征地拆迁的农民“失地不失利, 失地不失业, 失地不失居, 失地不失医, 失地不失教”。一是提供就业保障。预防被征地拆迁农民不能就业, “坐吃山空”。政府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失地农民参加引导性就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结合劳务输出产业的发展, 在培训政策和资金上给失地农民一定的优惠。积极与用地单位沟通协商, 把适合被征地农民就业的工作岗位, 优先安排给被征地农民。二是拓宽社会保障途径。改革补偿费的支付办法, 组织兴办集体企业, 壮大集体经济, 帮助解决失地群众大病救助和上学资助, 让失地农民在低保、医保、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方面享受城市居民待遇。三是制定优惠政策, 引导失地农民自谋职业、自主创业。政府应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援助和创业指导, 引导失地农民转变观念, 破除“等、靠、要”思想, 提高农民自谋职业、竞争就业的自觉性。

3.4 及时化解矛盾, 倡导和谐拆迁

一是严格执行重大事项风险评估机制。对征地拆迁项目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评估, 以达到及时预见风险、适时改进工作、妥善化解矛盾、积累工作经验的目的。二是广泛宣传。通过新闻媒体、召开会议、张贴公告等形式广泛宣传有关拆迁安置的法律法规、政策、补偿安置标准、工作程序等;组建工作队进村入户, 对征地拆迁的目的、意义、政策和好处做好宣传解释, 让征地拆迁政策深入人心, 实现“被动拆迁”向“主动拆迁”的转变。建立征地拆迁激励机制, 制定搬迁奖励办法, 充分调动被征地农民主动配合政府部门实施拆迁的积极性, 鼓励群众从速从快搬迁。尽量少搞、甚至不搞强制, 尊重失地农民的意见。三是畅通上访、裁决和诉讼等利益诉求渠道, 多渠道化解矛盾。做好上访群众的接访工作, 可以缓解矛盾。党政领导和职能部门应把防范群体上访、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重点放到治本上来, 及时了解民情, 充分考虑民意, 努力改善民生, 切实解决被征地拆迁群众的实际问题。行政裁决应当公平、公正, 不能因为裁决的不公引发新的矛盾。四是要认真排查调处征地拆迁 (下转P160) (上接P95) 中的不稳定因素。对已发生群体上访和有可能发生集体上访的苗头, 要重点排查, 力争从最基层和源头上发现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和隐患, 及时化解矛盾。对已经发生的以及排查出来的矛盾和问题, 制定工作方案, 排出时间表, 千方百计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基层, 解决在内部, 解决在萌芽状态。

参考文献

[1]李剑阁.中国新农村建设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7.

[2]潘明才.新时期耕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指导全书[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 2004.

[3]刘新卫, 吴初国, 张丽君.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土地利用策略[M].北京:地质出版社, 2008.

[4]于建嵘.用市场手段来解决农地征用问题[J].人民论坛, 2006, (22) .

[5]王格芳.用科学发展观审视我国城镇化中的突出问题[J].城市经济.区域经济, 2007, (6) .

征地拆迁市场化评估探析篇10

1 征地拆迁的评估方法

1.1 市场评估价加修正系数法

《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第十六条规定,“拆迁评估一般应当采用市场比较法,不具备采用市场比较法条件的,可以采用其他估价方法,并在公告中充分说明原因”。也就是说,拆迁评估机构在房屋估价时,要参照房地产市场交易价格和政府或其他授权部门定期公布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结合被拆迁房屋的房地产状况进行评估。房屋拆迁补偿按被拆迁房屋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补偿,可以充分反映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的实际价值,保障房屋所有人的权益。

评估机构可以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程度及房地产发展水平,采用“市场评估价+修正系数”的方法,确定符合各地具体情况的房屋拆迁评估价。在拆迁评估操作过程中,拆迁估价人员应当对被拆迁房屋进行实地查勘,做好实地查勘记录,拍摄反映被拆迁房屋外形的影像,以便作为今后出现问题的事实证据。

1.2 分类综合评估法

(1)合理分类。

在进行评定估算前,首先对被拆迁房屋进行合理分类,即按房屋用途分为大类,在大类中又按地段分为好、中、差小类,在小类中又按结构、新旧程度或档次等细分为小小类,其目的主要是通过房屋的层层分类,达到房屋价格的分类和从高到低的依次排列。同时,也把杂乱无章的被拆迁房屋进行了树状式的条理化。这样分类评估,既节约评估时间,评估价格也不易出现原则性的错误。其次,对被拆迁户进行大体分类,即分出一般拆迁户和需要重点关注的拆迁户使评定估算时心中有数,有的放矢,减少事后不必要的麻烦。

(2)按类评估。

在拆迁房屋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按类评估。第一,调查了解各类被拆迁房屋的三种价位,即拆迁时的正常市场价位、纳税时的申报成交价位和拆迁时的心理承受价位。在实际工作中,这三种价位往往不一致,一般说来,市场价>承受价>申报价,或者说心理承受价位高于申报成交价位,但一般不会高于市场价位;第二,根据房屋的具体状况结合估价师的经验,估算和推定每类房屋的中间价位或者平均价位;第三,在中间价位或平均价位的基础上,依据房屋的优劣程度制定调增调减幅度或比例。这样就可以估算出分户的中间价格了。第四,对没有可比实例的拆迁房屋,可以通过它在房屋分类排序中的位置,运用插入法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推定出它的价格,运用这个方法估算的价格比较有说服力。

(3)综合平衡。

当分类评估工作就绪后,还要进行价格的协调平衡,其目的是避免价格矛盾。第一,是把本评估项目与其他同期评估项目或往期评估项目视为一个整体,尤其是要把本街段、本街区和类似区域的拆迁评估项目视为一个整体,进行比较平衡,检查本评估结果与其他评估结果有无矛盾,本评估结果是否“站得住脚”、具有说服力;第二,是对本评估项目内的各类房屋价格进行比较平衡,检查各类房屋之间的评估标准和口径是否一致,其价格有无异常;第三,是在本类房屋的评估价格中进行比较平衡,主要检查本类房屋的不同位置、结构、年代、楼层、朝向或档次的价格差异是否合理。这样就把被拆迁房屋的评估价格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价格链,既利于评估人员宏观上统一评估标准、微观上评估定价,又利于拆迁当事人理解和接受评估结果

综上所述,通过这个思路和方法评估的价格,仍然是拆迁补偿的参考价、基础价,不是补偿定价为了便于补偿操作,评估机构可以根据市场交易的波HJING JI YU GUA动曲线,提供一个围绕房屋中位价格上下波动的价格指数或价格幅度,供实际补偿时参考。

2 完善市场化评估的配套环境和条件

市场化拆迁补偿政策的推行是城市拆迁项目运作中重要的一环,市场化拆迁评估的落实必须具备一定的环境和条件,分析市场化拆迁评估的环境和条件,研究从配套环境与条件方面落实市场化评估的对策;拆迁项目的运作者深化对市场化拆迁补偿政策的认识,提高市场化拆迁评估的操作水平,这些对促进城市建设拆迁项目的运作都有重要的意义。市场化拆迁评估的配套环境和条件主要包括丰富的房地产交易案例、高水平的专业评估队伍、科学可操作的技术标准、权威的专家鉴定机构、配套的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内容。

2.1 丰富的房地产交易案例

市场化拆迁评估的基础性方法是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应用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比较丰富的房地产交易实例,而这又依赖于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完善程度。例如,地处皖鄂赣三省交界处的安庆,是沟通三省并连接上海、武汉两大经济区的纽带,有着较发达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交易案例丰富,仅二手房交易数量一年就达万余宗。相应的,在实施市场化拆迁评估中,《安庆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明确规定,以与被拆迁房屋情况极其相似的二手房市场作为选择可比实例的基础,即采用市场比较法评估被拆迁房屋的拆迁估价时,应选择同一地段范围内符合条件的类似的二手房交易案例作为可比实例。

2.2 高水平的专业队伍

与直接套用固定取费标准的“政府定价”模式不同的是,市场化拆迁中的市场定价使补偿标准呈现‘跟着市场走”的动态变化,这明显提高了拆迁评估的技术含量和难度。因此,要落实好市场化拆迁评估操作,高水平的专业评估队伍是个基本前提。目前,一般的对策是:一是加强对拆迁评估机构的资格管理,实行向社会公布拆迁评估机构名录的办法,列入名录的评估机构可以承接拆迁评估业务,一般规定只有具备三级及以上房地产评估资质的机构才能列入名录。同时,无论是在抽签选定、还是共同认定选择拆迁评估机构过程中,都要事先在拆迁范围内公示有关评估机构的资质等级等内容,以便比较和共同监督;二是明确必须具有注册房地产评估师资格的评估专业人员,才能从事城市房地产拆迁评估业务;三是加强对估价专业人员的培训工作,特别是拆迁评估技术规范的专业培训工作,通过培训和考核合格方能上岗操作。

2.3 科学可操作的技术标准

相对一般的房地产评估而言,城市房屋拆迁评估有着鲜明的特色。城市房屋拆迁评估既要考虑拆迁本身特点,又要考虑房屋拆迁所在地域特色及复杂情况。从拆迁本身的特点看,数十间、成百间乃至上千间的房屋要一次性拆除。从评估技术角度看,如果直接套用市场比较法,则有两个必须解决的突出困难:一是如果对每套被拆迁房屋套用一次市场比较法,则必然带来评估时间过长,效率太低,不能满足拆迁时间限制的要求;二是要搜集大量的房地产交易案例,这一搜集的时间之长、数量之大,足以造成房屋拆迁评估的严重不经济现象发生。

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一项关键的工作是制定城市自身适用的、专门针对城市房屋拆迁评估的房屋拆迁评估技术标准(规范、细则等)。只有确立了针对本地实际的适用拆迁的评估技术标准,才能在技术上把握好拆迁评估这一影响大、政策性强、要求高的工作,评估工作在技术上才有据可依,才能真正适应市场化拆迁评估要求。

2.4 权威的专家鉴定机构

建立拆迁评估专家委员会是落实和完善市场化拆迁评估的重要工作,在市场化拆迁模式下,使拆迁评估专家委员会成为权威的专家鉴定机构和技术指导机构是十分必要的。市场化拆迁模式下,采用“市场定价”方式评估确定拆迁补偿金额,政府由“政府定价”的一线角色转到二线。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动态性、复杂性和个别性,出现评估争议和纠纷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问题是现在无法像过去那样以政府红头文件规定的标准为准,新的标准是市场。这样市场化拆迁评估不仅技术含量更高,而且有关当事人对市场变化情况的认识也难于一致,如果当事人围绕市场评估结果争执不休,不仅影响市场化拆迁评估的顺利运作,更对城市建设房屋拆迁工作的推进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很有必要建立一个权威的、客观的、独立的评估争议仲裁和评估技术指导机构。

2.5 配套的管理制度建设

市场化运作必须有相应的制度规则相配套。同样,规范的管理制度是市场化拆迁评估能够顺利开展的前提和保障。拆迁补偿金额是拆迁当事人各方利益博弈的焦点,关系到城市居民的切身利益。市场化拆迁评估增大了拆迁评估机构的责任,也提出了对拆迁评估机构规范管理和运作的迫切要求。技术上可以制定“城市房屋拆迁评估技术规范(细则)”来约束规范,管理上同样需要明确的规章制度。例如,从安庆市的实践情况看,为配套市场化拆迁评估模式的正常运作,保障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拆迁评估行为,制定了相应的配套规章制度,如《安庆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

摘要：本文对征地拆迁评估中涉及到的各方面的问题进行相关分析，同时结合安庆市征地拆迁评估的实践，对如何完善当前征地拆迁评估，提出了几点建议。

农村征地拆迁中的政府角色定位篇11

关键词：政府角色；征地拆迁；个人利益；公共利益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5）02-0017-04

城市的扩张、城镇化的推进对土地有着持续的需求，这是生产力发展决定的。政府的责任在于通过法律和制度满足这种需求，推动生产力发展。土地用途的变更，释放了土地的潜在价值，实现了土地的最优利用，进而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农村的征地拆迁。政府是征地拆迁行为的发出方，一方面，政府代表国家需执行相关政策措施；另一方面，政府代表国家需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意味着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且易陷入“两难”处境。同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做后盾，征地拆迁对政府和群众双方都具有深刻影響。

一、政府角色之应然

政府角色是对政府所承担职能和作用的人格化表达。社会契约论和儒家思想中，对政府角色的定位都进行了阐述，在东西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社会契约论中的民权政府

社会契约论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生活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享有绝对的权利和平等自由——但这并非可持续的状态——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使人类进入“战争状态”。这就需要一种力量来维护代表着人类趋利避害本性的自然法之存续，进而保障人们的自然权利：政府便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人与人达成契约而结合，让渡其自然权利的一部分，形成公权赋予政府，“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护卫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1]。”所以，社会契约论在塑造一个民权政府：政府是公权让渡的指向对象，是公权的承担者和代表者，而非公权的所有者。政府需保障人民权益和自由平等，并抑制那些对其行使自然权利构成危害的行为。

（二）儒家思想中的德性政府

儒家试图通过美好的德行“仁”，来维护一种有差等的“礼”的社会，使得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阶层中都有恰当的地位和行为方式。“家国同构”要求为政者治理国家应格外注重道德教化，赢得百姓拥戴。为政者作为社会精英，需品行良好，能够推行公义，普爱百姓。《论语》中有：“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孟子》中有：“以德行仁者王。”意指讲究德行者才能做百姓的首领。所以，儒家在塑造一个德性政府：政府是公平正义的承担者和道德推行者，政府需体现士大夫对百姓权益的尊重和维护。尤其对为政者的个人道德品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同时，政府官员的地位则高于百姓。

二、政府角色之实然

理想和真理的作用在于它给现实社会树立了完美精妙的标杆，能够让人去丈量和思考真实的存在。社会契约论和儒家思想对政府角色的塑造，给人类勾勒出完美的政府形象。而现实中的政府，往往会因为具体的事件影响政府良好角色的塑造——农村的征地拆迁易使政府陷入角色混乱错位，伤害政府形象，衍生后果不可小觑。

（一）政府角色两难：法理“侵权”与法理护权

在政府的征地拆迁中，其角色并不像社会契约论和儒家思想中描述的那样理想和单一，政府角色陷入了既要“侵权”，又要护权的两难角色：

其一，法理侵权。在城市扩张过程中，产生了旺盛的土地需求，需要将农村的集体土地改变性质为国有土地，交由国家经营，挖掘土地的潜在价值，使土地得到最优利用。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予以补偿。”我国《土地管理法》中对土地性质变更所涉及的各个方面都做了明确详细的规定。这意味着，政府作为农村征地拆迁的主体，以行政命令方式从农民集体手中取得土地所有权，集体必须服从，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但这一过程附有严格法律约束，其目的只能是为了公共利益且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必须对被征收人以公平合理的补偿。

这便出现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对峙。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基本的法律精神：政府基于重大的正当理由，可以不依照契约精神去严格保护每位公民私有财产，甚至可以依靠强有力的公权去迫使私权的妥协——这样做的目的，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但是，政府的行为和公民个人的意志都需受契约的严格限制，双方绝非是为所欲为的。所以，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在征地拆迁时，政府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量，以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落脚点，有权力“侵犯”农民个人合法权益——这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这符合社会契约论中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实现者的角色；政府给相对人一定的补偿，这亦符合儒家思想中政府是公平正义的推行者的角色。但是，政府基于一定目的，可以扮演“侵害”公民权益的角色——这和社会契约论的描述大相径庭，政府本身是抑制危害公民自然权利的一方，现在却成为了“侵害”公民自然权利的一方。这就意味着，没有不受限制的私权，法理上公权可以迫使私权妥协，公权可以借助某种形式撼动公民的自然权利。

其二，法理护权。在国家拥有权力得以征地拆迁时，农民的合法权益依旧是有效的，其个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和人身自由并没有被剥夺。这些权利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征地拆迁中，突出表现为农民附着在土地上的财产权和发展权，我国《物权法》、《土地管理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对农民权益维护和后续发展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在征地拆迁中，农民是核心的利益攸关方，他们能否顺利放弃其权利是公共利益能否实现的关键；农民本身并未触犯相关法律法规，但受征地拆迁的影响，农民改变了传统的生活和发展形式，这就更需政府对农民的财产权和发展权予以保护。农民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处于绝对弱势，他们基于对公共利益的尊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实现公共利益的扩大化，就更需要国家法律赋予的相关权利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也就是说，政府不仅要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而且能够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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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政府在征收农民土地时，不仅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实现者，更是农民个人权益的保障者和维护者，这也更好体现了社会契约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双方实力的严重不对等，使得政府更应该格外尊重农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其生命健康权、财产权和发展的权利。在征地拆迁中，注重对公民基本生活的保障，不盲目借助于暴力的强制权，注重道德的说教和软方式的运用，亦更好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德性政府的角色定位。

（二）征地拆迁中政府角色的偏差

然而，在部分地方农村征地拆迁中，存在一些与法律和政策规定不一致甚至相悖的情况，这不仅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有的还通过媒体的放大效应，消解了政府的公信力，伤害了政府形象，其长远影响堪忧。在一些情况下，部分地方的征地拆迁中，农民本身的弱势地位，使得农民的物权和土地使用权之外的其他合法权利也受到了侵害。这对于农民自身和部分征地拆迁行为而言，是属“双输”。

2010年，湖北武汉农民杨某抵制土地征收和房屋强拆，外出时被躲在树丛里的一伙人按住殴打，受伤严重。2012年，四川省崇州市某镇在晚上将某村耕地和良田骤然夷为平地，后村民代表万某因请愿被殴打，受伤严重。2013年，云南省巧家县因征地多次发生暴力事件，丁某因抵制拆迁被殴致死。此类极端案件，虽然不是征地拆迁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但作为个案，通过当地群众的传播和媒体的报道，产生了放大效应，一定程度上，易以一种“以偏概全”的方式，伤害了法律的权威，消解了政府的公信力，变为政府应有角色的“短板”，成为了政府的硬伤。

这些事件导致当地政府角色产生了极大的扭曲，过度重视法理侵权，却忽视法理护权，和理想中政府角色严重偏离。一些地方采取方式不当，致使产生激烈对立，本应是维持秩序的角色，却因为对立陷入失序的“战争状态”；本应是德行教化的角色，却因为暴力相向陷入野蛮的对抗斗殴。一方面，对农民自身的土地权及附着在土地上的发展权没有做到较好的尊重与维护，忽视农民诉求；另一方面，采取较为极端的方式，甚至侵害了农民的生命健康权这样最基本的权利，为民权政府和德性政府角色的塑造抹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三、政府角色之纠偏

征地拆迁中发生的此类极端事件，使得一些地方政府角色成为：

1.强权暴力者——农民面对征地拆迁的相关方，是属绝对弱势群体。政府在征地和拆迁过程中，对农民的尊重是法律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对农民生命健康权的保护是基础性的。然而，一些地方在执行征地拆迁过程中，由于过于注重强制权的使用，而忽视强制权之外的其他“软方式”（如谈判交流等），在说服工作不够充分时，就采取强制的手段，难以做到绿色和谐拆迁。这种急于求成的做法，往往会消减出于公共利益的利好优势，反而出现较为激烈的对立。并且，一些地方面对农民权益被侵害，采取行动较为滞后，没有通过妥当的方式尊重和保障农民的基本合法权益。征地中，合法是必须坚守的底线，暴力是不可触碰的红线[2]。当一些地方以暴力解决了一时的问题，但后续衍生问题却时有发生：相对人可能会产生报复社会的扭曲心理，成为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了社会成本。农民因土地强制征收补偿不当进行的上访约占农民上访总量的65%以上，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3]。同时，采用暴力的方式，虽然是个案，也会导致此类负面效应被放大，政府公信力减损。

这需要一些地方强化对“软方式”的运用，做好长线准备，切忌贪大求快，贸然行事；要和农民交流谈心，入户走访，了解农民真实的想法和利益关切。在现实的操作中，一些地方借助威望较高的当地农民去做说服教育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对失地农民做出妥善的职业培训和就业安排，给农民较好的发展后路，也取得了积极效果。这不仅实现了公共利益，维护了政府形象，还保障了农民的发展，尊重了农村的社会现实和农民的利益关切，取得了“双赢”。

2.利益攸关方——政府在征地拆迁中，不只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也是有着自身利益的攸关方，是属“谋取价差利润的经济人角色”[4]。近20年来，农民被征地约1亿亩，获得的征地补偿费与市场价的差价约为2万亿元[5]。部分地方的财政收入以土地出让为主，就使得这些地方颇为注重征地拆迁。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一些地方，土地直接税收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资料显示，农村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是：地方政府占20%-30%；而农民拿到的补偿款只占5%-10%。与此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一些地方和农民交流不够深入，相关信息没有全面准确地传达给农民，出现了一些农民漫天要价，“一棵树要出一片森林”的极端行为，这也印证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但是有些地方努力在做的，的確是尽力压低补偿价格，以便获得更多收益。而此时，漫天要价的农民处在一种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其利益诉求难免会夸大。更多的则是认为补偿太低，农民发展后路没有保障。

一方面，这需要一些地方注重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尊重并保障农民在土地用途变更之后的收益分配权。在现实的操作中，一些较为发达地区允许农民以土地作为资本入股参与盈利分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另一方面，要做好相关信息公开和政策宣导，让农民真正了解土地用途变更后的收益情况和地方对收益的使用情况，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农民漫天要价的不合理行为；合理制定征地拆迁的补偿价格标准并做好宣讲说明，避免因为价格弹性过大，导致当地农民认为：“只要坚持说不，地价就会上涨”。

3.公共利益界定者——政府能够合法地“侵犯”农民的个人权益，其法理依据的核心是基于公共利益。然而政府不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还成为了公共利益的界定者和诠释者。以公共利益作为价值取向和行为目标已毋庸置疑，但在政策实践中政策产品经常会偏离公共利益的指针，为某些特殊利益群体或部分精英所操纵，从而以多数人之名侵占少数人的利益空间，甚至使公共政策成为少数人获利的工具[7]。一些地方政府不仅是裁判员又成为了运动员：在现实中，一些地方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收了农民土地；但实际上，这些土地确有一部分用作了仅是惠及少数人的商业开发，将公共利益排除在外。公共利益的模糊规定似乎就成了一些地方自由发挥的余地。政府既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同时还是界定者，这就导致政府权力范围放大；相应的，个人的权利便缩小了，也难以获得保障。

这需要国家强化对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说明，对公共利益做好明确清晰的界定，使地方有法可依；也要严肃各级政府对土地开发利用的审批标准。在这一过程中，做好监督监管，避免土地开发沦为少数人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同时，对土地用途变更和开发的综合政策做好宣讲，使当地群众切实参与到土地的开发利用当中，将农民视为土地开发中的有机部分，这就能为土地的后续开发注入源源活水。

总而言之，有些地方在农村征地拆迁中，实际扮演的角色与农民本身所期望的还有一定差距；与法律规定的角色亦有背离；与理想中的政府角色还相差甚远。在农村征地和拆迁中，一些地方不要图一时之快，更要注重方法的运用，维护好政府的形象。一次暴力，伤害的不仅是一地政府，更是群众的向心力。征地拆迁应向着实现公共利益和保障农民权益的“双赢”发展。政府自我革命需要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政府角色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政权的稳定直接相关，必须严肃对待。

参考文献：

[1]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19.

[2]刘志权.征地须守住“非暴力”底线[N].人民日报，2013-

05-16（05）.

[3]杜鹰.关于新时期“三农”工作的几个问题[J].宏观经济

管理，2013（3）：4-10.

[4]曾国平，许峻桦.政府在城市拆迁中的角色定位[J].云南

行政学院学报，2004（3）：46-48.

[5]纪漫云.从“地人钱”看现代农业发展[J].江苏农村经济，

2012（1）：63-6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86.

[7]张宇.公共利益：谁来界定？如何整合？——基于公共政策

制定视角的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2012（4）：13-16.

（责任编辑：陈爱军）

征地拆迁中的政府诚信建设篇12

关键词：征地拆迁,诚信建设,诚信缺失,问题成因与对策

诚信意味着做事要真心诚意、遵守规矩,对待他人的事情就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在当代社会,诚信不仅是做人的道德要求,也是政府依法办事的法律要求。政府的诚信建设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是政府能否赢得可信度与公信力的重大工程。征地拆迁是缘于我国在济济发展中必然要加大土地开发的需要。然而实践中频频发生暴力反抗强制拆迁的流血事件,导致政府的诚信危机。如何使得政府在征地拆迁工作中取信于民,提高威信度与公信力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

一、政府在征地拆迁工作中诚信缺失的主要体现

(一)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方面

1.征用土地审批程序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四十五条规定,征收农用地或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有严格的审批程序,享有审批权的是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但在实践中,征地时大量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有的少批多征,有的越权审批,有的隐瞒被征用土地的性质,有的改变征用土地的用途,这样的行为无视法律的存在,属于滥用权力的表现。

2.实施主体和公告程序违法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有权做出征地决定的只能是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市、县级人民政府,而负责实施的主体只能是该政府下设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但在现实的征地拆迁工作中,很多都是由政府随便成立一个临时机构,有的甚至违规委托乡镇一级人民政府实施。另外公告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也很多。征用土地必须进行公告,以公示补偿、安置方案,这是征用土地的法定要求。但在实践中,未予进行公告、公告内容短缺、方案未通过审批就提前公告等等。这些行为的性质其实是漠视和侵犯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

3.补偿方式违法

《征用土地公告办法》中规定,征地补偿对象应当包括地上附着物和青苗。但实践中,补偿方式非常单一,没有考虑农民的将来生存与发展,多数是一次性支付一定的货币,至于农民们如何谋生在所不问。这种简单的补偿方法,使政府简化了工作方法,减少了工作麻烦。却使只会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失去生存的基础。如果没有政府的正确引导和帮助,这些被拆迁户钱花光后就可能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负担。

(二)在国有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方面

第一、补偿数额偏低,没有对被拆迁人的实际损失给予很好救济。2011 年1 月21 日颁布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明确规定了拆迁后的补偿标准。但在实践中,政府不顾法律规定,不体谅被拆迁户的现实状况,补偿数额往往与被拆迁房屋的实际市场价值相差很大。有的地方政府以财政较困难为借口,通过行政权力干预评估活动,甚至授意评估机构降低评估标准,直接干预评估活动,不但直接损害被拆迁人的经济利益,而且容易引起群情激奋,增加人们对政府机关的不满意和不信任。

第二、补偿不全面,对被拆迁户的应有利益视若无睹。应该对“二次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价格”是《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中的明确规定。有些拆迁部门“遗漏”了被拆迁房屋的室内装修装饰和附属物的评估和补偿,不顾被拆迁户的要求,不进行全面补偿即强制拆除被拆迁房屋,从而引发本可避免的暴力抗拆事件。

第三、评估人员评估程序不合法。按照《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的规定,拆迁时估价人员应当对被拆迁房屋进行实地查勘,应进行实地记录和拍摄。而且估价人员、拆迁人、被拆迁人应共同在实地查勘记录上签字。实践中,有的评估人员不去实地进行查勘并形成记录,只根据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证登记的情况或测绘公司的数据进行评估,也不通知被拆迁人到场并对房屋价值进行共同确认,评估程序严重违法。

二、政府诚信建设出现问题的成因

第一、政府工作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情况严重。目前我国的各个领域的法律制定的都比较完备,已形成有法可依的良好局面。在征地拆迁方面,立法也较全面,基本形成较完备的立法体系,比如《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和许多地方性法规等。虽说立法具有滞后性,任何法律都有不完善的地方,但这些法律基本能够对征地拆迁工作的原则、方法、责任等方面做出明确、详细的规定,也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但实践中,某些政府工作人员置法律于不顾,或曲解法律意思,任性执法,脱离了法律设定的目标,损坏了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

第二、政府工作人员以权力操控者自居,滥用权力。某些政府工作人员仍然固守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厘不清在行政工作中、在执法工作中政府的角色与定位,以权力的操纵者、中心者自居,颐指气使、滥用权力,没有树立当代行政工作者的服务意识,扩大权力边界,颠倒法律关系,轻视广大平民群众的权利,知法犯法,践踏法律的威严,工作方法带有暴力色彩,直接导致人民大众对政府怨气加大,增加了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这从多地发生的政府暴力强拆,事主或者强力对抗不惜失去生命,或者在不知情中所有财产毁损怠尽的事件中窥其一斑。

第三、政府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差、职责意识不强。征地拆迁工作是涉及到被拆迁人最根本的财产利益的工作,牵涉到群众能否安心生活、信赖国家。做好了社会安稳,政府公信力大增。所以这个工作必然要求工作人员熟悉相关法律的规定,了解工作性质、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但实践中某些政府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差,工作懈怠,不积极学习,责任心又不强,在征地拆迁工作中采取了错误的应对方法,造成违法执法,侵犯了群众的利益,也给政府抹了黑。

三、加强政府诚信建设的对策

(一)加大执法力度,增强执法监督

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是否高大,群众是否信赖政府,主要在于政府工作人员在执法工作中能否严格依法办事,注重程序合法。合理、正当是合法的前提,为此政府工作人员要加强法律宣传,耐心听取被拆迁主体的利益诉求,理解相对人的困难,尽量满足相对人的合理要求。执法不严必然导致工作失序。所以政府要加强执法监督,派出专门工作组对执法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考评,对违反法律、制度、职业道德的人员给予应有的惩罚,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

(二)重视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

由于实践中强制拆迁、暴力抵抗的事件很多,使群众对政府的信赖度直线下降,如何使得合法的征地拆迁工作得到被拆迁人的理解和配合,这就对执法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政府应加强对执法人员这方面的培训。通过上课、听讲座、写心得、实地指导的方式让执法人员及时了解相关的法律规范的内容、扎实掌握本职工作的规章制度,通过学习和实践熟悉工作内容和程序,熟练掌握工作方法,多多体会被拆迁人的苦楚和利益,从而提高思想境界和职业道德。执法人员是政府的形象代表,他们的工作方法和态度直接代表着政府的诚信和威信。

(三)转换角色定位,制定民主决策,限制权力膨胀

要想在征地拆迁工作中提高政府形象、还信于民,必须摆正政府与群众的位置,政府工作人员要真正树立服务于民的意识,抛弃官大于民、权力无限的传统的错误观念。要想把征地拆迁工作真正做到实处,政府真正走进群众的心里,决策方式一定要民主化、科学化。要提供机会和渠道,鼓励群众参与到政府决策中来,认真、耐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尤其一些重大的征地拆迁项目,更要注重决策民主、程序合法。思想指导行动,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有重新准确定位权力的性质与地位,改正错误思想,改进工作方法,必能使得征地拆迁工作有序进行,政府的诚信度、公信力必将得到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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