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判断标准

价值判断标准（精选12篇）

价值判断标准 篇1

财经新闻已经成为中国当下新闻报道的当家栏目, 不仅有大量的财经类日报、周报, 而且凡是综合性日报也必定有财经专版。因为财经报道关系到国计民生, 越来越多的受众关注财经新闻, 越来越多的媒体把触角伸向财经领域。目前财经媒体可以分为专业性财经媒体和综合性财经媒体。前者主要围绕特定的投资工具和投资市场做文章, 如《证券报》、《房地产报》、《保险报》、《期货报》等, 后者则基本涵盖所有投资市场和财经领域, 如《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和《中国经营报》等。

那么什么是财经新闻?狭义的财经新闻, 主要指金融新闻, 以投资者为核心受众、以投入产出为主线, 通常重点关注资本市场、金融市场以及与投资相关的要素, 并用金融资本市场的视角看中国经济生活。但广义的财经新闻不仅包含金融新闻, 还包括社经新闻、产经新闻和政经新闻, 覆盖了全部社会经济生活和与经济有关的领域, 包括从生产到消费、从城市到农村、从宏观到微观、从安全生产到服务质量、从经济工作到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相关领域。其中社经新闻包括消费市场新闻, 也包含民间理财、创业故事等社会新闻, 甚至还涵盖了财富心理、消费习惯、消费文化等极其宽泛的内容。产经新闻以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为主要内容。政经新闻则往往涉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安全和政治经济大局, 通常事件已上升为政治问题, 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东南亚金融危机、世界石油变局、美国次贷危机等等。

本文所指的财经新闻是广义的财经新闻, 它与国际新闻、社会新闻、文体新闻等各类新闻一样, 应具备新闻共有的价值因素。众所周知, 新闻价值是指事实所包含的足以构成新闻的种种特殊素质的总和。这种特殊素质就是新闻价值的要素, 这些要素都具有引起受众的共同兴趣、普遍关注的共同特征, 包括五大要素: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

但是, 财经新闻关注对象本身的特殊性及行业的专业性, 又决定了财经新闻有着不同于其他新闻的特性, 如果仅从五大新闻要素出发判断财经新闻价值, 具体到日常工作中有不小的操作难度, 本文将从五大基本新闻价值要素出发, 讨论十项具体可操作的价值判断标准, 以指导日常报道思路。

第一, 以财经事件发生的多少为标准。“物以稀为贵”。这个标准很好理解, 在财经新闻操作中, 新闻事件发生的概率越小、频率越少便越有价值, 甚至有时候偏离常规的事件反而是该新闻吸引人的魅力之一。2008年9月15日, 新华网国际频道发布了一则新闻———“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 该新闻描述了纽约时间14日晚上, 纽约曼哈顿人流熙攘依旧, 但在第七大道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总部门口, 不断走出抱着箱子、拖着行李的员次收购提供保证, 包括美国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等潜在收购者14日相继退出谈判, 雷曼兄弟面临破产。在此之前很难有人能预料到, 前后仅半年时间, 华尔街排名前五名的投资银行竟然垮掉了三家。所以该新闻价值最大之处就在于它是非常态的, 因为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 金融危机第一枚骨牌倒下, 全球经济开始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

第二, 以发现事件的早晚为标准。其实该标准与新闻价值五要素中的“时新性”是一致的, 但在财经报道中, 率先报道某事件, 则更能体现该新闻的价值。比如去年发生的“VISA封堵银联境外通道”事件, 最早是《北京晨报》2010年5月28日报道的。报道前一天银行业人士向《北京晨报》报料称, VISA国际组织近日向全球会员银行发函要求, 从2010年8月1日起, 凡是在中国大陆境外受理带VISA标志的双币种信用卡时, 不论是刷卡消费还是ATM取现, 都不得走中国银联的清算通道, 否则VISA将重罚收单银行, 第一次将罚款5万美元。如果收单行为再犯, 每月将罚款2.5万美元。这则新闻本身因为涉及刷卡人利益, 影响面广泛, 再加上是两大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之争, 毫无疑问具有财经新闻价值。但在该则新闻发生后, 各大财经媒体的反应普遍滞后, 大多6月份才陆续跟进, 《北京晨报》的“VISA封堵银联, 刷双币卡时选银联要重罚银行”一文被广泛转载, 因此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事件并作出报道的新闻相对更有价值。

第三, 以事件的影响力大小为标准。事件的影响力越大, 影响面越广, 越能立即产生影响力, 越具有新闻价值。理解这一点, 就是要跟社会的热点相称。《浙江日报》2010年6月25日刊发的“义乌国资重树大旗引领地方经济发展”一则新闻, 从个体角度来讲的确很重要, 因为义乌解决了县域国有经济在高开放、高民营化、高市场化条件下难以实现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发展壮大的难题, 已经探索出一条新的国资改革路子, 非常值得其他县级城市学习与借鉴。但该新闻却没有引起国内众多财经媒体的关注, 究其原因是因为义乌的特例性, 其他地区难以取经, 也就是影响面不够广泛。

但三鹿奶粉事件报道却因为影响力大, 几乎全国所有媒体都在重要版面予以报道。2008年9月11日, 上海《东方早报》刊发了“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首次曝光了三鹿奶粉事件, 对致甘肃14名婴儿患病的罪魁祸首三鹿奶粉进行了点名。之后, 关于三鹿奶粉的报道成了各媒体的重点稿件, 与此同时, 国家质监总局也迅速采取了行动, 短短数天之内, 一场奶粉行业质量检查风暴就席卷全国。

第四, 以事件发展的不确定性为标准。不确定性这一点比影响力标准更有价值, 因为信息就是不确定性的排除, 在财经新闻报道中, 假如事实和状态的不确定性越大, 那么能“VISA与银联之争”的各类报道中, 每篇新闻都报道了双方之间的纠纷, 因为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 但读者更想了解的是双方如果一直“打”下去会有什么结果, 到底双方谁占上风, 涉及用户会不会多交钱, 能够对这些不确定的信息作出分析的报道将更有价值。

第五, 以事件本身的矛盾冲突大小为标准。财经事件大多涉及企业运营, 因此事件中含有冲突因素越大的事实越具有新闻价值。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去年的“国美事件”。2010年5月11日, 国美电器在香港召开股东周年大会, 创始人黄光裕与董事局前主席陈晓之间的矛盾浮出水面, 在黄光裕一方的眼里, 陈晓像是一个背叛者、一个篡位的逆臣, 他利用黄光裕案发形成的权力真空, 引入贝恩作为自己的外援, 利用期权激励方案收买国美旧部, 他可能与资本合谋控制这家黄光裕一手带大的公司。而按照陈晓的说法, 黄光裕的一系列动作也将会把国美带入绝境。

这则新闻涉及两位行业名人的矛盾, 涉及一家上市公司的发展前途, 各大财经媒体开始跟踪该事件, 并大多着重处理。由此可见, 该事件的最大新闻价值在于黄光裕与陈晓之间的决裂, 并影响到企业运营, 此后双方的举动都成了第二天的头条新闻, 甚至双方和解后的后续报道也占据了大幅版面。

第六, 以与受众利益关联度高低为标准。事实的发生与受众的利益越相关, 越具有新闻价值。现在很多财经新闻, 本身也很重要, 但是它跟大众的利益关联度不是很高, 因此新闻价值就会相对降低。以《浙江日报》2010年6月25日刊发的“义乌国资重树大旗引领地方经济发展”为例, 这则新闻题目概念非常好, 从政策的角度、经济内涵的角度, 新闻价值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作为一个向大众传播的题目, 新闻价值就差一点, 因为它和大众利益的关联度太低。

还是以《东方早报》刊发的“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稿件来对比, 由于婴幼儿奶粉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 特别是较知名品牌奶粉如果有质量问题, 对消费者的伤害是巨大的, 也就是与受众关联度高。而《东方早报》的该则新闻通过报道推动了事件真相化, 因此还荣获了第十九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其新闻价值得到了充分肯定。当然由于其新闻的重大意义, 其价值表现并不仅仅靠“与受众利益关联度高低”来评判, 只是相对突出。

第七, 以与受众的心理距离远近为标准。新闻事实与接受者的心理距离越近, 包括兴趣、地域、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专业、经济收入、民族和宗教心理距离, 就越有新闻价值。从“VISA与银联之争”来说, 其新闻价值对于农民和白领来说肯定是差异非常大的。该新闻事件中不确定的信息主要是境外刷卡消费要不要多付钱的问题, 因此城市白领, 特别是有出境消费的白领对该则新闻就会更加关注, 而对没有这方面经历的读者来说, 其新闻价值就很低。因此在判断财经新闻价值时要时刻从定位的受众出发。

第八, 以事件中相关因素的知名度为标准。知名度标准就是看事件是否和著名人物、著名地点相关, 因为这些事件更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媒体的传播过程, 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资源的经营过程, 资源好, 有知名度, 那么新闻价值自然就普作家方舟子一连发出21条微博, 把矛头指向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著名的“打工皇帝”唐骏。在这一系列微博中, 方舟子从唐骏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中透露的其个人学位、求学及工作经历中, 提出了多个质疑, 并出示了部分查证证据, 提出“唐骏的‘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是假的”, 而后唐骏回应, 双方你来我往, 始终被财经媒体关注。唐骏的假学历事件, 假如不是因为唐骏本人在财经界的知名度, 则该事件就难以成为一条有价值的财经新闻, 但因为该事件的男主角是唐骏, 所以使得该事件不仅占据了财经媒体版面, 还被广泛讨论。

第九, 以传播知识的实用性为标准。有相当一部分财经新闻的读者对价值的诉求非常明确, 就是能从财经新闻中获知有价值的信息, 并指导自己的经济行为, 比如投资理财, 也就是说对该类读者来说最有价值的应该是信息量和实用性, 能够帮助读者正确地认识投资环境, 并作出正确的抉择。《现代金报》2008年1月30日的一则新闻“春节7天如何理财:通知存款收益远超活期储蓄”能较好地说明该标准的使用。通常我们说到银行业务, 非专业人士了解得很少, 但其实这其中不同的业务能带来的投资收益相差很大, 一段不长的时间里该如何理财呢?比如把股市里的资金抽出来了, 放在哪里比较稳妥, 同时又能获得较好的收益呢?该新闻不仅明确指出了可选择的业务, 并且详细分析了收益不同, 非常有实用性。另外, 传播知识的实用性还要注重财经信息的知识化。比如一则新闻, 只就事说事, 即使说得再透彻也不如把财经事件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生动呈现出来的新闻有价值, 因为后者不仅让读者了解了知识, 而且可以从中思考, 甚至可以培养财商。

第十, 以报道中人物情感表现丰富为标准。在财经新闻选择中, 通常能碰到一些事件性并不强的事件, 要不要选择?这种情况下, 新闻的价值更多地来自对事件主角的刻画。比如对某企业家的报道, 即使该企业家早已是公众人物, 近期并没有事件性新闻发生, 但如果能通过访谈的方式让公众从多个角度认识他, 着力表现其真实的情感, 也具有新闻价值。在对人的报道中, 特别要注意仅有财经视角是不够的, 必须重视对人性的洞悉, 对人物情感表现越深刻, 对社会把握越深刻, 新闻的价值就越大。因为不管是财经新闻、体育新闻, 还是文娱新闻, 它最终的价值都是诉诸人性, 让人得到真正的价值。有一些财经报道在重视财经数字上有极端现象, 堆砌数字报表, 反而忽视了对新闻人物的刻画, 这其实是偏离财经新闻价值的。

由于财经新闻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财经新闻工作者必须不断提高自己对新闻价值的判断, 为读者服务, 这同时也是财经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在具体的工作操作中, 对能够符合上文所提出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的事件应该多加关注, 符合标准越多的其财经新闻价值自然就越高。但财经新闻工作者始终要记住, 新闻第一重要的永远是事实, 任何价值标准都是从事实出发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新闻敏感, 有较高新闻敏感的媒体人对价值判断标准把握得会更敏锐。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8级硕士生)

价值判断标准 篇2

信息来源：china-hab 更新时间：2004-6-19 14:44:00

有害赤潮生物判断指标及基准

指标基准值各论

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H）<1邹景忠，1997

浮游植物均匀度（J）<0.2邹景忠，1997

叶绿素a(mg/dm3)>10邹景忠，1983；张水浸，1994赤潮生物量（个/dm3）

体长<10μm者>107

体长10~29μm者>106按安达六郎（1973）提出的判断基准值

体长30~99μm者>3×105

体长100~299μm者>105

体长300~1000μm者>104

主要赤潮生物形成赤潮时的细胞基准密度

赤潮生物种类基准密度（>个/dm3）

赤潮异弯藻(Heterosigma akashiwo)>5×107

海链藻(Thalassiosira spp.)>107

裸甲藻(Gymnodinium spp.)>5×106

多甲藻(Peridinium spp.)>5×106

骨条藻(Skeletonema costatum)>5×106

根管藻(Rhizosolenia spp.)>5×106

硅鞭藻(Dietyocha spp.)>5×106

海洋卡盾藻(Chattonella marina)>105

环沟藻(Gyrodinium spp.)>5×105

拟菱形藻(Pseudonitzschia spp.)>5×105

原甲藻(Prorocentrum spp.)>5×105

星杆藻(Asterionella spp.)>5×105

中缢虫(Mesodinium rubrum)>5×105

学术编辑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篇3

关键词：学术编辑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853(2011)05－0025－04

价值判断即关于价值的判断，是指某一特定的客体对特定的主体有无价值、有什么价值、有多大价值的判断。简言之，就是人们对特定事物能否满足主体需要以及满足程度作出的判断。学术编辑的价值判断就是指编辑对自己的劳动对象——作品有无价值、有什么价值、有多大价值的判断。

1、学术编辑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辩证关系

学术编辑的价值判断不同于普通人的价值判断，这是由学术编辑特殊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普通人的价值判断因人而异，不同的人会因不同的价值观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其特点更多表现出的是个性。学术编辑的价值判断虽因个体差异表现出微小的不同，但由于其社会地位和劳动对象以及劳动产品需要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因此其价值判断呈现趋同性，更多表现出的是共性。

学术编辑的价值选择与普通人的价值选择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诸多差异。之所以有相同之处，是因为学术编辑的价值选择与普通人一样，都是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之所以有诸多差异，也可说是本质上的差异，是因为学术编辑的价值选择具有“替人选择”的性质，更多地承担着社会责任。如果脱离了社会责任，学术编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价值判断是学术编辑价值选择的基础，价值选择反过来又是其价值判断的体现。这种关系循环往复，使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接近或达到正确目标。需要强调的是，学术编辑的价值判断是一个个学术编辑个体对一篇篇学术论文能否满足读者需要以及满足程度的判断，学术编辑的价值选择正是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学术编辑的价值判断是对稿件承载的信息与读者需要的关系作出的判断，这种对“关系”的判断必然需要考虑发生关系双方的因素，即一方面要考虑稿件这一客观事物的性质，另一方面又要考虑读者的需要。因此，学术编辑的价值判断既具客观性又具主观性。学术编辑价值判断的结论一般不会是惟一的，但这并不排除其价值判断有正误之分。衡量学术编辑价值判断正误的标准，是看它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致。学术编辑价值判断不同于学术事实判断，学术事实判断是对稿件学术价值自身性质的认识，一般不涉及编辑的需要、喜好等主观因素，而且往往是要排除编辑的主观因素干扰才能得出的比较客观的结论，一般是惟一的。衡量事实判断正误的标准，是看学术编辑的认识与稿件学术价值是否相符合。

2、学术编辑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正确性

学术编辑的价值判断有正误之分。正确的价值判断能够使学术编辑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编辑的社会功用，使编辑的劳动产品最大限度地产生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错误的价值判断会使学术编辑作出错误的价值选择，其后果不但使编辑的社会功用难以发挥，使编辑的劳动产品成为垃圾，而且严重的错误还会使其劳动产品成为危害社会的毒瘤。因此，学术编辑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正确性是编辑的生命所在。

2.1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要求学术编辑必须自觉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人类社会是客观物质世界的部分，其发展具有规律性。社会发展规律是在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人的能动性、选择性体现为能动地认识世界并能动而有效地改造世界。人们只有认识并尊重客观规律，选择正确的道路和方法，才能获得行动上的自由。学术编辑作为社会中人，必然要求自觉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自觉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学术编辑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正确性才能有所保证。这是因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作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上的具体体现。当学术编辑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符合客观规律时，其价值判断与选择就是正确的。当学术编辑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与客观规律不相符合时，其价值判断与选择很可能是错误的。

学术编辑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正确性要求，在尊重社会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学术编辑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是指导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正确性的前提与基础。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就必须坚持真理。坚持真理是编辑思想的应然要求，是编辑人格的意志品质，是编辑精神的具体体现，是编辑作風的组成部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于学术编辑而言就是坚持正确的文化方向，创造和积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和倡导文化精神。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价值原则。文化是社会的灵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学术编辑从事的是文化工作，倡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学术事业站好岗、把好关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正确的价值决断与价值选择是必需的。

2.2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要求学术编辑必须具有社会历史眼光

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具有社会历史性。随着时空的转移和条件的改变，一定事物的价值以及人们关于它的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变化，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会因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不同。因此，这就要求学术编辑在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以独到的社会历史眼光去发现价值，进行深邃的理性思辨，增强价值判断的正确性，达到正确的价值选择。

学术价值有时候会像金子一样被埋在沙子里面，不容易被人们发现。人们对某一学术价值的认识，大多要经过发掘、清理、关注、观察、分析、评估、确认的认识过程。不同的人对其会有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认识。达尔文的进化论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1858年夏天，达尔文收到学者华莱士的一篇关于自然选择理论方面的论文，征求达尔文的意见。达尔文看完论文后很震撼，因为这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在这之前关于自然选择理论达尔文已有二十多年的研究积累，在朋友赖尔和虎克的建议下，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压缩成篇论文和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发表在林奈学会的学报上，但当时未有多大反响，直到后来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自然进化理论才闻名于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学者对进化论表示了怀疑。对于自然进化理论，人们无论赞许也好，怀疑也好，都无法遮掩其光芒四射的学术价值，我们不得不叹服当时学术编辑超凡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历史目光。

学术编辑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有助于正确评价历史和现实中的各种价值观念，防止简单化

和片面化倾向：有助于编辑价值观念与时俱进，作出符合历史发展的正确的价值判断，达到正确的价值选择。学术编辑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社会历史性，是其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2.3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要求学术编辑必须自觉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出版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这是我国的出版原则之一，而要在实践中贯彻这条原则，就必须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出版方针相结合。这就要求学术编辑必须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作出符合社会主义出版方针和原则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因为，学术编辑所从事的学术出版事业是文化事业，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代社会，从不同的阶层看，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需求不同，作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就不同；从不同的个体看，由于人们认识事物的角度不同，对其价值的评价也会因人而异，也就是说人们对同事物作出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存在差异。基于此，能否真正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能否真正为我国学术理论发展把好关就成为衡量学术编辑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正确性的尺度。学术编辑不同于普通大众，主要在于其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是为了满足广大学术理论者的需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理论，传播和积累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有益于经济和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其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就本质而言，具有为社会服务的性质。所以，学术编辑个体必须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只有在这种价值观的统领下，才能保证其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正确性。

3、学术编辑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正确性的实现

学术编辑的劳动价值是在浩如烟海的稿件中发现有真正学术价值的观点和理论，然后通过编辑加工过程，最终将之推向社会，使之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这一过程中，从创造的角度看，是学术编辑劳动价值的实现过程；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只有学术编辑个人劳动与社会需要相统一，才能实现编辑的劳动价值。总的来说，编辑劳动价值的实现是建立在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基础之上的，如果离开了正确的价值判断与选择，一切将无从谈起。

3.1学术编辑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正确性在劳动中实现

编辑勞动是种极其复杂的特殊劳动，具有从属性、创造性和非重复性的特点。编辑劳动依附于劳动产品之中，劳动对象大都是作者已经完成的作品，如果离开作品而谈编辑劳动，则毫无意义。学术繁荣离不开编辑的劳动，编辑劳动价值的体现更离不开学术繁荣，这就是编辑劳动的从属性。编辑劳动的创造性既有原创的成分又有再创造的成分。原创表现在编辑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发现社会的学术理论需求，设计、策划学术理论选题，开拓和发展学术理论的新领域：再创造表现在编辑根据自己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选择、优化具体的学术作品，或者把优秀的学术作品组合起来，创造学术作品整体效应。社会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化之中，编辑的劳动对象学术作品更是千差万别，学术编辑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必然随之改变，才可能保持其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保持其正确性，这就是编辑劳动的非重复性。从属性、创造性和非重复性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编辑劳动特点，正确的编辑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始终贯穿在这些特点之中。

3.2学术编辑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正确性在与社会核心价值观和人民利益的统一中实现

学术编辑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只有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相一致，才能确保其正确性。学术编辑价值观主导下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是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相一致是判断其正确性的惟一标准。在当代，学术编辑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学术编辑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契合是其正确性的前提和基础。在实践过程中，学术编辑面对各种学术作品及其所包含的学术观点时，在坚持“双百”方针的同时，其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必须置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统领之下，惟有如此，才能在编辑实践中确保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正确性。

学术编辑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只有同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相一致，才能确保其正确性。学术编辑在工作过程中，基于编辑素养形成的编辑风格干差万别，对同一学术问题的认识也可能困人而异，因此，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也可能有所不同。这会直接影响学术作品能否出版问世，也必然涉及作者、读者和编辑自己的利益。如果学术编辑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是正确的，符合读者需求的优秀学术作品必然会顺利出版。这对作者而言。其创作目的将会实现，并会因此而获得个人劳动价值的实现；对学术编辑而言，其内化于作品中的编辑劳动会使编辑个体得到心灵和精神的满足：对读者而言，学术作品中蕴含的学术观点，会丰富他们的理论知识，启发人生的智慧，使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更加成功，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对社会来说，学术作品的问世，不但丰富了学术文化的内容，还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反之，如果学术编辑作出了错误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对作者而言，其作品或困无法发表而达不到研究目的，或发表后因观点不正确遭受质疑，进而给作者带去难以承受的烦恼，使作者处于焦虑与迷茫之中：对读者而言，编辑在错误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下产生的劳动产品，只能给他们带去错误的信息和消极的影响；对社会来说，不但损害学术文化，还可能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学术编辑只有将此意识内化于自己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之中，才能实现其正确性。

3.3学术编辑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正确性在自我砥砺中实现

学术编辑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作为价值观的具体反映，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识活动，有一个逐步深入、逐步成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除客观因素外，主观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学术编辑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离不开社会和他人提供的各种物质条件和知识成果，更离不开自己在工作实践中砥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学术编辑社会责任的承担与劳动价值的实现是在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基础上形成的，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只能来自于实践，来自于实践中不断的学习、总结，来自于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和年复一年的成功、失败，来自于精益求精的意志品质和锲而不舍的文化追求。

价值判断标准 篇4

大数据(Big Data)也称“巨量资料”,指的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 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 麦肯锡称: “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 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 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 不只是生产与消费,“大数据”自2008年首次提出以来, 得到了各行各业广泛的重视, 已在多个领域崭露头角, 势头方兴未艾。

“大数据” 在卫生领域, 尤其是卫生数据方面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数据量的累积,数据类型的丰富,以及数据分析要求的提高,着眼于海量数据处理的“大数据”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正引起人们的重视。

2大数据4V特点在卫生数据领域的应用

大数据的4V特点,分别是Volume(大量)、Variety (多样)、Velocity(高速)和Value(价值)。 其中 “价值”特点是4V的核心, 体现出的是大数据运用的意义所在———数据产生价值,“大量”、“多样”和“高速”围绕“价值”特点服务。

“大量”代表了巨大的数据体量,它保证数据不会因为存储容量的原因成为影响数据价值的瓶颈。 从电子化数据存储初期以b、KB、MB级别的计量单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演变到GB、TB,甚至是PB、EB、ZB级别, 存储容量的提升是大数据时代的物质基础,使卫生数据得到质的飞跃。 2008年全球数据量仅为0.49ZB,在金融危机笼罩下的2009年, 数据量也较2008年增长了63% , 达到0.8ZB;2010年增至1.2ZB;2011年高达1.82ZB;2012年则达到2.7ZB,相比于2011年的数据量增长了48%。 若以如此快的速度增长,2015年的全球数据量将会升至7.9ZB,到2020年则高达35.2ZB,是2015年数据量的4.45倍之多。

“多样”是指数据种类繁多,数据来源广泛。 在卫生领域,卫生数据可以与其他学科的数据,产生良好的交互作用,引发前所未有的分析融合,提升数据价值。 例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中心主任马长生,正承担“北京市心血管疾病防控大数据平台建设”工作,在该研究中采用了大数据手段研究环境和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 他使用大数据的手段,主要收集每日不同站点PM2.5浓度, 探究其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并在研究中发现,股票波动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甚至都可以得到预测。 该研究的结果即是环境和金融数据与卫生数据结合,通过多学科间的交互取得的。

“高速”中的“秒级定律”是大数据分析的主要要求之一。 即一般要在秒级时间范围内给出分析结果,时间太长就失去价值了, 这个速度要求也是大数据处理技术和传统的数据挖掘技术最大的区别。 由于网络的飞速发展,基于海量数据高速分析传输的功能已可以实现, 建立各方数据能够实时交互的“公共数据库”也将成为可能。

产生“价值”是大数据的核心更是最终目的。 不同于传统的数据利用方式,在大数据中由海量数据产生的不仅仅是实时价值,更是高质量数据存储于公共数据库以便必要时起用的存储价值, 以及由存储价值形成的,多行业、多学科、多领域、多类别的海量数据揉合后产生的联合价值。

以传统方法为例。 一项医学研究所收集到的数据在分析结束后,由于存储量的限制和缺少与其他研究数据关联的方式,这些数据会成为“已用数据”被弃置。 而进入大数据时代, 建立了方便于资源共享的公共数据库, 存储方式得到统一,每一项产生的数据都会按属性分门别类纳入到公共数据库中, 在其他研究需要该项数据时,可以从公共数据库中直接调取使用,方便迅速,降低了时间与物质资源的损耗。 大数据是企业决策的基础, 但是单纯的数据量的积累不会对企业产生任何益处,只有建立适当的分析模型,并运用相应的技术手段,对大量的数据进行有效地深加工,发现隐含在大量数据中的信息并加以利用,进而指导企业做出相关决策,才能将大数据的真正效用发挥到极致。 卫生领域也是如此。 公共数据库中的数据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存储后,还可引发 “数据质变”,即由海量数据引发的,通过恰当的分析方法自发揭示其新的内在联系和相互规律的过程。

3卫生数据价值判断标准

卫生数据具有数据种类较单一(主要为文本型数据和数字型数据)、 数据库规模庞大、 数据分析复杂程度高、分析精度要求高以及数据时效性强的特性。 分析难点是:数据量大,精确度高,时效性强,即要求在对卫生数据分析的过程中, 应当严格把控对海量数据精确、快速分析的原则,保证数据价值的最大化。

不同于传统“先质后量”的数据存储模式,“大数据” 反其道而行之,讲求“数据量变引发数据质变”。 随着卫生统计进入大数据时代, 海量数据被纳入公共数据库, 每份数据的质量必然良莠不齐。 而较低“价值密度”的数据参与分析, 不仅有可能扩大置信区间降低论证强度, 甚至取得相反结果得出错误结论。 因此,如何通过强大的机器算法更迅速地完成数据的价值“提纯”,是大数据时代亟待解决的难题。

在卫生数据分析时,可先通过“逻辑除杂”的方式, 去除“噪音数据”。 尽管一份研究的第一手数据是通过调查收集取得的,但是在这些数据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逻辑关系,在对收集到的原始数据整理入库的过程中,可以善用这些逻辑关系找出某些不合逻辑的数据,起到对数据的去伪除杂作用,例如身份证信息判断手动录入的年龄数值、年龄判断婚姻状况等。 虽然无法完全剔除“噪音数据”, 但是作为数据质量的第一重保障可大幅减少逻辑错误数据进入数据库,而对于计算机操作而言,人为设定逻辑规则,简便易行,可谓“简单、方便、效果好”的去伪方法之一。

再进行“数据预处理”操作。 数据的预处理包括数据清理、集成和变换、规约以及概念分层。 经过预处理后的数据可从三个指数来判断数据价值的大小: 正确指数、 完整指数和时效指数。

3.1正确指数(Correction Index)

“正确指数” 用以衡量正确项对整份数据价值的影响程度。 经过预处理后的数据,并不能保证完全无差错, 可用“抽样判断”的方式,通过样本正确率来估算总体正确率。

“抽样判断”方法:(1)根据总体大小来计算需要抽取的样本数量;(2) 使用随机数字表对总体抽样, 抽选 “判断样本”;(3)根据选中的 “判断样本”数据项重复调查,取得样本数据资料;(4)比对样本数据资料和总体内该样本的同一资料,计算正确率;(5)依照“正确率”计算其“正确指数”。

纳入数据库中的数据应是正确的,也只有正确的数据才有统计和分析的价值, 否则不仅无法表达真实结果,甚至还会引发“链式反应”,已存储于数据库内的错误信息,会影响使用该信息的其他研究项目,得出更多失真结论。 正确指数不仅来源于数据正确率,还需综合考虑“噪音数据”在该份数据中对结果影响的重要程度而设定,例如在计算BMI时,身高和体重,对BMI结果有重大影响的数据是“关键数据”,其影响因子较高;而姓名、性别、序号、出生年月等对结果影响微乎其微的数据是“普通数据”,其影响因子也较低。 综合数据的正确率和影响因子,得出该份数据的“正确指数”,有助于更科学合理地评价数据质量好坏。

3.2完整指数(Integrity Index)

“完整指数”用以衡量非 “空白数据”对整份数据价值的影响程度。

数据也应是完整的。 正确而不完整的数据固然也有分析和统计的价值,但是数据的论证强度,会受到影响, 其置信区间会随着样本数量减少而扩大,因此数据的完整性越差,论证强度也就越弱,并且数据的完整性对数据价值的表现为非线性,单一的“空白数据”对整份数据价值的影响不明显,但是随着数据库内“空白数据”比例增加,数据价值将随稳定性锐减。 “完整指数”来源于数据的完整率,在计算“完整指数”时可套用“正确指数”的计算方法,同样也需考虑“空白数据”在该份数据中对结果影响的重要程度。 与计算“正确指数”不同的是,“空白数据”难以隐藏,易于发现,因此无需样本估算操作。

3.3时效指数(Effectiveness Index)

“时效指数” 用以衡量效用对整份数据价值的影响程度。

最后, 从首次取得数据到该次使用数据得出结论, 相隔时间越短,数据时效性越强,越具有效用,其价值也就越大。 “时效指数”因此提出,“数据变异程度”和“相隔时间长短”是计算“时效指数”的影响因素。 变异程度越低、相隔时间越短的数据“时效指数”越大,例如“受教育程度” 是随时间变异非常大的数据类型,2005年 “全国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为11.04%,但仅6年时间,到2011年因国家教育新政策实施,这一比例锐减到5.21%。 因此用变异程度大的数据来做统计推算是不合适的,同理时间间隔越长,数据效用越差的可能性越大。 “时效指数”的设定,有助于分析既往数据的当前效用。

在使用“公共数据库”中的数据时,应充分考虑该份数据的“正确指数”、“完整指数”和“时效指数”,并通过三个指数,计算数据的“CIE指数”。 “CIE指数”可客观地整体评价数据的真实价值,并且可作为多份数据间价值大小比较的依据。

4结束语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的思维方法在卫生领域的广泛应用, 越来越多的研究数据被再次深度挖掘。 一份高质量的数据,对结果能够真实表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收集、整理这样一份数据,需要的不仅仅是工作人员的耐心细致,更要从数据处理着手,从根本上缩小与真实值的差异。 提出“CIE指数”卫生数据价值判断法,另辟蹊径,将从新的角度解读数据价值,为制定数据价值标准并通过该标准比较数据间价值大小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

本文对卫生数据的探究,仅仅是冰山一角,还有如 “秒级定律” 在卫生数据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通过 “CIE指数”计算卫生数据价值的方法探讨以及建立卫生数据共享和使用秩序的规则探索等引申出的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相信随着研究地不断深入,这些问题将从全新角度解读数据规则,挖掘卫生数据背后的价值。

摘要：“大数据”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全新的巨大体量的数据资产,更是一种对如何处理海量数据的思维方式、分析方法的探索;将大数据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引入卫生数据,以期获得的也不仅仅是一份包罗万象的表格、数据,更是如何通过数据加工实现“数据增值”。然而,对于大数据下的卫生数据价值判定,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价值有无和价值大小仍在用个人主观方法判断,结果因人而异。因此,论文在阅读相关文献和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卫生数据的特性,结合自身对大数据的理解,阐述了大数据4V特点的见解,提出了通过“CIE指数”判断卫生数据价值大小的观点,进一步明确了设立价值判断标准的重要性,并为未来卫生数据如何规范、统一地进入“大数据”时代做出了设想。

关键词：大数据,卫生数据,数据增值,价值判断标准

参考文献

[1]柏秋云.大数据的价值与挑战[J].科技信息,2013,(17):479.

[2]焦飞,王娟,马颖,于媛等.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医学思考——转化医学新趋势前瞻[J].医学与哲学,2014,35(512):1-9.

[3]Gantz J,Reinsel D.Extracting.Value from Chaos[R].Framingham: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2011.

[4]李惠先,封二英.大数据时代医学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计算机光盘软件与应用,2014,(23):138-139.

[5]李永宏.大数据与云计算[J].统计与管理,2013(06):114.

[6]宗威,吴锋.大数据时代下数据质量的挑战[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3(05):39-43.

[7]陈冠诚.大数据的价值密度[J].程序员,2014(05):14.

[8]朱建平,章贵军,刘晓葳.大数据时代下数据分析理念的辨析[J].统计研究,2014(02).

[9]刘莉,徐玉生,马志新.数据挖掘中数据预处理技术综述[J].甘肃科学学报,2003(01).

[10]2006-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1]Jiawei Han,Micheling Kamber,Jian Pei.Data Mining Concepts and Techniques Third Edition[M].USA:Morgan Kaufmann,2011.

判断心理成熟的四大标准 篇5

专家指出婚姻关系成熟标准是：理性地考虑并选择婚姻对象，并开始准备成家过独立的家庭生活;在行为上能够扮演适当的性别角色。实际点来说，就是用从容和自然的态度，在面对异性时既不太在意对方对自己的看法，也不会矫枉过正地轻视或厌恶对方。

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可能在见到异性时面红耳赤、手足无措，这是因为少男少女对异性没有深入全面的了解，因此充满了好奇心、神秘感。另外，还有些人虽然不会失态，但会特别注意自己仪表和举止，下意识地表现自己以获取异性关注，这表明其过于重视异性的认可，同时也可能在爱情关系中，把吸引力、激情等不稳定因素置于亲密感、承诺等稳定因素之上。还有些人，一口一个“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或“女人就是一架生育机器”，可能是因为说话者心里有没愈合好的“暗伤”。这些都是不够成熟的表现。

标准二、否定自己。

接纳自己的身体和容貌;不过分炫耀自己的优点，也不过分掩饰自己的缺点，发挥最大潜能。从青少年开始，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迅速觉醒、发展壮大，这时候就可能出现自我中心的倾向。到16岁左右，那种认为自己最独特最重要的想法也逐渐减少，但有些人到了二三十岁仍受其困扰，比如，与朋友发生争执时明明错了也“死鸭子嘴硬”，与伴侣吵架时打死也不愿意让步，遇到挫折就怪运气不好世道不公，就是不找自己的原因。

标准三、学会宽容。

能在日常生活中与同龄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包括同性朋友和异性朋友在内。谚语说“关公放了曹丞相，丈夫要有容人量”，所以虽然“疾恶如仇”、“尽善尽美”都是褒义词，但对缺陷和不完美的宽容更象征着心理成熟。宽容指的是对人性缺陷的包容和理解，指明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得饶人处且饶人”。

标准四、重视简单。

试析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 篇6

关键词：无效合同；判断标准

《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虽然属于引致条款，但较之于其所要引致的内容，是清晰明确的，即严格限定了法官应当援引的条款的范围。依据该规定，一些公法规范进入合同领域，从而影响合同的效力。但这就带来了问题，即究竟哪些公法规范可以进入私法进而影响合同的效力？如果对公法的范围不加限制，一律认为对其的违反都导致合同无效，就会损害私法的完整性，损害私法自治和合同自由。尤其是如果法官可以随意援引公法规范来判断私法上的合同的效力，必然导致大量的有效合同被宣告无效，这不仅不符合鼓励交易的合同法基本原则，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相背离，而且也会造成财富的损失和浪费。所以，该条将公法规范限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严格限制引致条款的范围，本身就是合同法一个重大的进步，也是合同法鼓励交易原则的具体体现。依据该规定，判断合同无效，应根据如下标准来进行：

1以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范为依据

《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但由于对法律的定义没有做出严格的限制，因此在实践中常常对此做出扩大解释，即从广义上理解法的概念，不仅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包含在内，还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政府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都作为判断合同效力的依据，甚至把有些地方的土政策都作为合同效力的判断依据。这就导致了许多本应有效的合同被确认为无效，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损失与浪费，与《合同法》确定的鼓励交易原则相背离。有鉴于此，《合同法》把判断合同效力的依据限制在法律和行政法规上，从而严格限制了无效合同的范围。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其中，“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并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是指国务院制定并颁布的行政规范。只有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才有可能导致合同的无效。

2以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为依据

《合同法》与以往的合同立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规定必须是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才导致合同无效。而此前的一些法律中对此并未加以明确[4]。强制性规范在法律用语上多采用“应当”、“必须”、“不得”、“禁止”等表述，一般认为，《合同法》之所以要增加强行性规定这一限制，目的是要严格区分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所谓强制性规范，是指法律要求法律当事人必须遵循的，且不能允许其通过自己的约定加以改变或者排除适用的规范，其也常常被称为取缔性规范。任意性规范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意思自治，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做出约定，对任意性规范由当事人通过约定加以排除是合法的。但强制性规范，是指当事人不得约定进行排除的规范。如果合同的约定违反强制性规范，则有可能被宣告无效。尽管《合同法》主要是任意法，但《合同法》中仍然具有诸多强性规范。

按照拉伦茨的看法，强制规范包括如下几类：一是规定私法自治以及私法自治行使的要件的规范，例如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生效的要件以及合法的行为类型（限于对行为类型有强制规定的情况）；二是保障交易稳定、保护第三人之信赖的规范；三是为避免产生严重的不公平后果或为满足社会要求而对私法自治予以限制的规范。严格地说，因强制性规范的类型较多，并不仅仅限于禁止当事人的行为，因此采用取缔性规范的表述更为合适。《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要求以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为依据。强制性规范的主要功能就在于限制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从而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公益。

3以强制性规定中的效力性规范为依据

《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要求以强制性规定为判断合同效力的标准，极大的完善了合同法的效力制度。但是，强制性规定仍然是一个范围极为宽泛的概念，尤其是就公法规范而言，多为强制性规范，如果对此不作详细具体的限定，必然导致大量公法上的强制性规定成为合同效力的评价标准。

为保证无效合同裁判的确定性和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对判断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范可采取几种模式加以处理：一是通过类型化的方式，将强制性规定概括归纳为几种形态，分别确定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二是以公序良俗对强制性规范进行检验，因为不同的强制性规定在规范、政策上的目的不同，所体现的公法强制程度不同，所蕴涵的社会公益的大小也不同，从而违反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的判断结果也必然不同。三是进一步区分强制性规范，并对其进行限缩性解释，以确定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在我国合同法颁布之后，有不少学者主张在判断合同效力时，应当限制强制性规范的范围。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2009年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2009年7月7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这一规定实际上将强制性规范区分为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定，并以此为基础对强制性规范进行了限缩性解释。所谓限缩解释，也称为缩小解释，是指法律规定的文义过于宽泛，应当将其所适用的范围加以限制，缩小其适用的范围。通过限缩法律条文的文义，使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有所缩小，从而得以针对特定的法律关系。此外，由于国家强制性规定的概念过于宽泛，如果不作限缩解释，当事人就可以选择性主张合同是否无效，对其有利时主张合同有效，对其不利时主张合同无效，这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所以，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有利于鼓励交易和维护经济秩序。

参考文献：

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探讨 篇7

一、无效合同的定义

无效合同与有效合同相对, 是不符合法律规定或强制性的合同, 违反了合同生效的要件, 不具法律效力, 是无效合同的主要特点[1]。无效合同不受法律的保护, 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合同内容是无效的。针对合同的相关问题, 我国出台了其专项法律《合同法》, 对无效合同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和阐述, 对无效合同的认定、判断标准都有所体现。无效合同是已经成立或签订的合同, 是不符合有效的生效条件, 进而不具法律约束力, 若保证无效合同内容不变, 合同是无法转变为有效合同的。无效合同分为全部无效和部分无效, 其取决于合同的内容是否合法和有效。

二、无效合同的判定标准

(一) 以法律与行政法规规范为判定标准

针对无效合同, 我国诸多法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在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之规定中:“违法法律或者设计公共利益的”合同视为无效合同[2], 其中未对无效合同进行具体、明确的解析与规定, 导致有关无效合同的内容并未严格进行限制, 扩大对法律条文的解释范围, 对《民法通则》中的规定理解趋于广义。针对无效合同问题的不断出现, 在《合同法》中进行了严格的界定, 将法律与行政法规规范作为判断依据, 促使无效合同的判定范围更具体、详细。所谓的法律就是全国人代会协同常务委员会共同制定的法律, 而行政法规则是由国务院来颁布的。合同一旦出现违反上述两项法律的其中之一, 则可视为无效合同。

另外, 应严格杜绝将当地的土政策、部门规章制度等的影响, 不可作为无效合同判定标准, 以免对合同出现误判而将有效合同判定为无效合同, 进而造成一定的损失。由于县级以下的有关部门对法律的了解不够全面, 认知度不高, 极易导致将错误的法律知识运用其中, 法律的专业技术不过关, 容易出现错判、误判的现象。

(二) 以强制性规范为判定标准

针对无效合同问题, 我国出台的《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给予具体的约束和规范, 强调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规范的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 视为无效合同。通过不断的修订和完善, 《合同法》得到了完善与升级, 在法律条文中加入了强制性规范的相关标准, 一旦无效合同违反了强制性规范标准则视为无效, 不受法律的保护。在法律条文规定中, “应该”、“必须”、“禁止”等词语都是强制性规范的代表[3], 若未不严格遵循法律而肆意规定和要求是不合法的, 属于强制性规范的一种。强制性规范性又称之为取缔性规范, 相较于任意性规范性更具严格性和与约束力, 是在法律的规定下, 不可动摇、不可改变的规范, 是评定无效合同的另一个重要标准。

(三) 以效力规范为判定标准

无效合同不具法律效力, 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失去合同的订立价值和存在价值。效力性规范是隶属于强制性规范的重要部分, 在《合同法》中对强制性规范有明显的规定, 但是其多确定的范围相对宽泛, 并未给予具体、严格的判定标准, 由于日常生活中的强制性规范发生的种类的繁多, 情况相对复杂, 无疑为无效合同的判定有增添了阻碍。为了将强制性规范发挥极致, 应对其法律效力规范作出明确的规定和限制, 分别从类型化、公序良俗、限缩解释等方面着手, 对强制性规范进行细分, 以保证合同效力的确定性和全面性, 为进一步对无效合同进行鉴别提供依据和条件。由此, 针对效力问题提出了严格的规定, 对违反效力相关规定者, 其法律行为会失去效力, 先界定强制性规范的范围, 来对合同的法律效力进行判断, 实现对无效合同的准确判定。

三、结语

综上所述, 了解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 能帮助人们区别有效合同与无效合同, 将判断标准作为依据, 以提高人们的警惕性和分辨能力, 以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损失。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可从内涵和外延两个部分着手, 对无效合同的形成进行具体的分析, 认识到无效合同的具体判断标准, 加强对无效合同的警惕和分辨, 以避免诈骗现象的出现。

摘要：合同的制定是受法律保护的, 一旦成立就具备法律效力, 存在于各个行业中, 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约束性。无效合同与有效合同是对立存在的, 若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无法产生法律效率的合同被称之为无效合同。针对无效合同, 我国在出台的《合同法》中也有了明确的规定, 将无效合同的相关细则罗列出来。为了对无效合同进行更为清晰的了解, 本文就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进行了分析与讨论。

关键词：无效合同,判断标准,法律

参考文献

[1]王利明.论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J].法律适用, 2012, 07:2-8.

[2]兰先锋.浅谈“自然人买卖公司”合同的无效性——兼谈合同效力性规范的判断标准[J].法制与经济 (下旬) , 2014, 04:12-13.

判断云计算的三条参考标准 篇8

第一条:用户所需的主要资源不在客户端而来自网络。这是云计算的根本理念所在, 即通过网络提供用户所需的计算力、存储空间、软件功能和信息服务等。

第二条:服务能力具有优于分钟级的伸缩能力。网络流量具有不可预期性。为了应对尖峰时间的流量, 往往需要超配服务器资源, 而导致IT设施在平时的低利用率。典型云计算平台都应具有动态伸缩能力, 当用户租用的服务能力不够时, 就需要平台在一分钟或几分钟之内, 自动地增加服务节点的数量, 从而应对突发的增量流量。云计算平台具有规模化运作和多租户特征, 不同租户间的流量峰值是不重合的, 就可以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某些应用的尖峰流量, 哪怕是突然出现了迈克尔·杰克逊去世这样的突发事件或“贾君鹏”这样炒作起来的热点。过了一阵子, 流量下来了, 服务节点的数量再随着流量的减少而减少。现在有的传统IDC自称也能提供伸缩能力, 但需要多个小时之后才能提供给用户。问题是网络流量是不可预期的, 不可能等那么久。

第三条:具有较之传统模式5倍以上的性能价格比优势。看了上面一条, 有些人在想, 没关系, 多配一些机器, 流量再大也应付得了——但这不符合云计算的理念, 因为我们还有个性能价格比指标。云计算之所以是一种划时代的技术, 就是因为它将数量庞大的廉价计算机放进资源池中, 通过软件容错方法来降低硬件成本, 通过将云计算设施部署在寒冷和电力资源丰富的地区来节省电力成本, 通过规模化的共享使用来提高资源利用率。国外代表性云计算平台提供商达到了惊人的10~40倍的性能价格比提升。国内由于技术、规模和统一电价等问题, 暂时难以达到同等的性能价格比, 我们暂时将这个指标定为5倍。拥有256个节点的中国移动研究院的云计算平台已经达到了5~7倍的性能价格比提升, 其性能价格比随着规模和利用率的提升还有提升空间。

这三条标准相当于三张滤网, 可以一层层地滤掉那些不属于云计算范畴的东西。让我们来试试灵不灵——来看看下面这些是不是云计算。

PC系统:第一关过不了, 因用户所需的资源都在客户端, 所以不属于云计算范畴。

i Phone应用软件:如果下载到i Phone上就能独立运行, 与外界只是通信关系, 则过不了第一关;如果是依托于网络平台运行, 计算和数据资源来自网络, i Phone端只是个访问界面, 则i Phone在此可以算是云计算终端。

传统Web网站:过得了第一关。但一般Web网站是单一应用系统, 没有更多计算资源来提供动态可伸缩性, 因而难过第二关。

上网本:能过第一关, 但它本身只是个终端, 如果只是用于上网, 则在传统范畴, 如果用于与云计算设施交互, 则可以算云计算终端。

广告联盟:难过第二关。将不同网站的广告组织在一起, 就构成了广告联盟。发布一个广告, 可以出现在众多的网站上。不过, 广告联盟在服务能力上没有太多的可伸缩性 (事实上也不太需要) , 因此算不上云计算。

超级计算中心:如果规模够大, 勉强能过第二关, 但性价比不好, 过不了第三关。超级计算机都是很昂贵的, 在性价比上没有优势。我们认为不是云。

在线Office:规模化运作后容易达到云计算的要求。例如, 今天大家看到的百汇Office, 还有Google的Docs也是。

在线CRM:规模化运作后容易达到云计算的要求。提供给用户一个月使用成本是几十块钱, 优于传统模式, 是云。

Iaa S:像亚马逊租用机器的服务, 租用一个虚拟机1小时只要0.1美元, 性价比非常好, 也是云。

Paa S:如微软的Azure, 可免费提供25GB的存储空间, 必定有非常好的性价比, 也是云。

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判断标准 篇9

一、房地产业的产业性质与功能

1. 房地产业的产业性质定位

在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中, 房地产业在性质上属于典型的服务业, 在产业层次上属于第三产业的范畴。服务业有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之分, 房地产业作为服务业也不例外。可以认为, 为提供商业房地产开发、提供工商业住宅房地产服务的行业可被称为生产性房地产服务业;为居民住房消费提供服务的行业可被称为生活性房地产服务业。既然是服务业, 一般而言, 房地产业应该作为一种被动性产业对待。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要依据区域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和居民生活的实际需要来规划。这个结论至少适用于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国家或地区。脱离这种服务性需求的支撑, 盲目发展房地产业不仅不利于宏观经济持续成长, 最终也会损害房地产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 房地产业的产业功能定位

作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普通的服务业, 房地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主要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不断地满足现代工商业发展对房地产服务不断变化和日益增加的需求。即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 房地产业要根据现代工商业发展的实际需要, 适时地提供大量非住宅房地产开发服务、工业厂房服务和商业办公设施出租服务以及物业管理服务等。二是要不断地满足城乡居民日益提高的居住服务需求。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居民对居住品质和居住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 房地产业的未来发展必须着眼于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居住服务需求, 如物业管理服务需求等。这要求房地产业要根据社会需求的调整和发展趋势不断调整其内部行业结构。

二、房地产业发展健康性的评价标准

基于房地产业的产业性质和产业功能定位, 从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及房地产业内部各部门协调发展的角度考察, 本文认为, 从宏观层次上判断房地产业发展是否健康的标准大致有以下三个。

1. 产出角度: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是否协调增长

要想正确度量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 首先应当选择合理的总量指标。毫无疑问, 正如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衡量宏观经济总量的最佳指标一样, 房地产业增加值 (即房地产业的GDP) 也是衡量房地产业产出的最理想指标。只有弄清楚房地产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 才能对房地产业发展与宏观经济发展是否协调做出正确判断。

本文认为, 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是否协调发展, 关键是要看房地产业产出比重的提高是否相应地带动了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一般而言, 如果随着房地产业产出比重的增加, 宏观经济也获得了持续增长, 说明房地产业发展至少在考察期内对宏观经济而言是健康的, 反之则亦反。

以中国香港为例, 利用1980—2005年香港经济数据 (见表1) , 可以计算香港房地产业产出比重和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 大约为-0.192, 相关性不太显著。但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结果做出明确判断, 尽管香港是一个高度依赖房地产业的经济体 (房地产业对香港经济的平均贡献率接近20%) , 但房地产业产出比重的提升并未刺激香港经济的增长, 这体现了房地产业发展与香港宏观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性。从这个意义上讲, 香港房地产业发展是不健康的。

再以中国内地为例, 将1978—2008年30年的经济增长率和房地产业增加值比重数据列入表2中。可见, 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 我国房地产业获得了持续发展, 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逐渐提高。为了正确判断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可以计算出房地产业增加值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利用表2中的数据, 计算得到的房地产业产出比重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01115。相关系数虽然是负值, 但相关性极不显著, 说明两者之间几乎没有相关关系。这也说明, 从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上看, 作为第三产业领域的一个重要服务业部门, 房地产业的发展仍然处于低级阶段。

2. 投入角度:房地产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否协调增长

虽然房地产投资不是衡量房地产业贡献率的理想指标 (理想指标是房地产业增加值) , 但由于房地产投资与房地产业增加值通常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我们可以根据房地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来间接地观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房地产业发展是否健康。其背后的基本逻辑是, 如果房地产投资比重过大、增长过快, 房地产投资将会不可避免地挤出其他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投资, 进而对实体经济和整体经济造成损害, 这是房地产业不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资料来源:房地产业产出比重, 1980-1998年数据出自冯邦彦《香港地产业百年》, 东方出版社, 2007年版;1999-2000年数据系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香港统计年刊 (2005) 》, 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到;2001-2005年数据出自香港政府统计处《香港统计数字一览》, 2007年2月。香港经济增长率数据来源于香港政府统计处

鉴于数据易得性, 仍以中国内地为例进行检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全国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逐渐增大, 尤其是在2003年以后, 逐渐逼近20% (见表3) , 这一比例体现了房地产业确实已经成为我国“投资支柱产业”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房地产投资的依赖程度正在逐渐加深。从理论上推断, 如果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推动效应, 那么, 房地产投资比重应当与宏观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利用表3提供的1986—2008年的统计数据, 可以计算出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和宏观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177011, 远未达到临界值 (约为0.3598) , 说明两者之间几乎没有相关性, 即房地产投资比重的提高并没有显著推动宏观经济的增长。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因房地产投资比例过大、增长过快挤出了用于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投资, 实体经济的增长受到抑制, 因而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个结果也间接地说明, 中国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协调性仍然不够。

数据来源:1978—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7》;1986—2006年数据来源于牛凤瑞等的《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NO.2—NO.4》;2007年、2008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78—2006年房地产业产出比重 (即房地产业增加值除以国内生产总值) 数据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到;2007年数据系根据中经专网提供的房地产业增加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GDP数据计算得到

计算全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707367, 正相关性显著 (当第二自由度为20时, 在α=0.001的水平上, 相关系数临界值为0.6524) 。这个结论则表明, 房地产投资增长的确与宏观经济增长率具有高度正相关性, 即房地产投资增长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但必须明确,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能完全归功于房地产业一个产业。因为, 如前文所述, 衡量一个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理想指标应当是该产业的增加值占经济总量 (GDP) 的比重。然而, 与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相比, 房地产业的产出贡献率目前仍然较小, 大多数年份房地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没有超过5% (参考表2) 。

数据来源:1986—2006年经济增长率、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和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数据来源于牛凤瑞等《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NO.2—NO.4》;2007年、2008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综上可见, 房地产投资增长确实有助于宏观经济增长, 但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过大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种贡献。如果房地产投资规模超过宏观经济增长所要求的最优规模, 则是房地产业不健康发展的重要表现, 理应引起政府部门高度关注。

3. 财政收入角度:房地产业相关财政收入与财政总收入关系是否协调

财政收入应根据各个产业对国民收入的实际贡献来分配。如果政府课取自某一个产业的财政收入过多, 反映出财政收入对这个产业的依赖程度过高, 便很容易采取不当的手段干预这个市场, 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收入过分依赖房地产财政收入, 政府就应当高度关注其房地产业是否开始步入不健康发展的轨道。

数据来源:1998/1999—2004/2005财政年度的土地交易收入数据来源于香港政府统计处《香港年报》1999—2005;其他年度数据转引自冯邦彦《香港地产业百年》, 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此处仅以香港为例进行简要说明。有关研究表明,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制造业的快速衰退和房地产业的急速发展导致香港经济开始进入房地产业主导的时代, 房地产相关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快速提高则是房地产业成为香港支柱产业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表4提供的统计数据, 1971/1972财政年度以来, 香港政府从土地交易中取得的收入平均占到财政总收入的11.53%, 最高年度 (1980/1981财政年度) 曾经一度达到35.6%。即使不考虑涉及房地产业的有关租税收入, 由房地产开发所引起的土地财政收入已经构成了香港地区长期以来的财政支柱。如果再加上房地产业相关的租税收入 (参考表5) , 房地产业无疑早已成为香港政府的财政支柱产业, 并且年度数据反映出香港政府对房地产业财政的依赖程度呈逐渐加深之势。

数据来源:财政收入数据来源于香港政府库务局《香港统计年刊》 (2001—2006年) , 比例数据系作者计算得到

从逻辑上看, 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业税收收入过度依赖便会激励政府部门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房地产业财政支柱产业的地位, 通过不适当地干预房地产市场、特别是土地市场以维持房地产业的持续繁荣。这种不当干预不仅扭曲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 也损害了产业之间的正常竞争秩序, 破坏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实践证明, 香港房地产业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财政支柱产业, 是与其制造业迅速衰退并退出支柱产业序列以及香港整体经济的持续低迷相伴生的, 以房地产业为财政支柱产业事实上已经拖累了香港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这是香港房地产业不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结论

如果一个地区房地产业产出比重提高没有同步推动地区经济的增长、房地产投资比重增加没有显著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以及房地产业相关财政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比重过高 (财政依赖程度过高) , 则说明该地区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协调性较差, 预示着其房地产业发展是不健康的, 应当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

参考文献

[1].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检察建议的法律价值判断 篇10

①兴起阶段:检察建议是中国检察制度中特有的一项制度, 一般认为检察建议是在20世纪50年代, 参照苏联的经验, 并在中国检察实践发展起来的。当时最高检察院和各地检察院为了更好地履行各项检察职能, 创立了检察建议书、提请书和抗议书等法律文书。由此看来, 检察建议在诞生阶段便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

②衰弱阶段:1967年, 受文化大革命和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 检察机关被取消, 检察建议也随之被束之高阁。

③发展阶段: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 检察建议又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并赋予了新的法律价值功能。1982年12月6日, 黄火青检察长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 明确提出检察机关针对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漏洞, 运用“检察建议”帮助健全制度, 预防违法犯罪。1992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加强贪污贿赂犯罪预防工作的通知》和1999年1月29日《关于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化并具体规定了适用检察建议的情形。各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预防违法犯罪功能, 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由此检察建议便具有了社会综合治理的功能。2011年3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会签文件《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 (试行) 》, 对民事行政方面适应检察建议做出明确细致的规定。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推进, 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不断提高, 其价值功能也随着检察实践不断丰富发展, 其作为法律监督价值功能和参与社会综合管理的成效也逐渐凸显。检察建议的价值功能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与社会综合治理的一种重要法律形式。近年来, 检察机关以检察建议为载体, 创新开展检察监督工作,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 法律监督功能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 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权。检察建议法律监督功能主要体现在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 针对公安机关、审判机关违反程序法、实体法等方面问题, 依法提出检察建议, 实行法律监督。法律监督层面的检察建议, 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刑事检察建议, 即主要针对公安、法院在刑事侦查、审判活动中, 存在违反法律规定, 提出的检察建议。这方面的检察建议弥补了法律法规在刑事法律运行中的漏洞。当然,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因为还有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其他可用的法律文书, 所以这一类的检察建议的数量不是很多。二是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对于民事行政方面的检察建议, 2011年两高联合会签文件《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 (试行) 》做出了明确规定, 规定了检察建议的提出条件、提出程序以及回复期限。这两类检察建议有效矫正了国家法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弥补了法律法规不明确、不到位的缺点, 同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也得到了充分发挥。

(二) 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功能现代的社会管理, 早已突破了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 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个机关、团体均可以成为社会的管理者, 形成了“大社会、小政府”的管理模式。因此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之下, 检察机关不仅肩负着法律监督职能, 还肩负着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功能。检察机关通过预防和防范违法犯罪, 宣传法律, 引导相关单位和个人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 培养社会公民对法律的信仰等方面来参与社会管理。其他法律文书又无法全面承担其这一职能, 而检察建议以非强制力的“建议”行为, 恰恰有效弥补了传统的强制检察行为的效果空白, 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 成了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综合管理的一个有效载体。近年来, 由于检察建议的法律价值判断日趋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国政府对检察建议的法律价值判断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强, 有关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日臻完善, 但关检察建议的法律价值判断的基础理论研究却相对薄弱、滞后, 尤其是经常处理检察建议的法律价值判断构成理论几乎没有研究。要坚持检察建议的法律价值判断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 要明确在权益的归属, 没有再征收其他的任何费用, 坚决抵征收额外的费用, 要严格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 让他们能够真正做当家作主。只有把权利落实好后, 才能对检察建议的法律价值判断制度进行有效地完善。

检察机关结合所办理的案件, 针对案发单位在管理方面违反法律规定, 或者在财务制度、安全保卫等监督管理体制、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和漏洞等, 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预防、防范犯罪建议。同时通过对案发单位的督促整改, 案发当事人的教育宣传, 一方面使可能再次引发违法犯罪的隐患、缺陷或苗头性问题得到及时排除, 强化案发单位自身的有效管理;另一方面引导相关单位正确执法, 自觉守法, 维护法律尊严, 唤起他们的亡羊补牢意识和防患未然意识,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实践证明, 检察建议有其存在的价值功能, 并在司法实践中广泛运用。但是目前涉及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不高, 法规不统一, 处于各自造法的局面, 因此应该立法完善并进一步发挥检察建议的优势。

参考文献

[1]李青春.董必武的人民司法观与司法解决纠纷机制在农村社会中的现实困境及运作进路——以民事司法为基点[A].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 (第七辑) [C].2011年.

[2]王宏玉.构建和谐社会, 加强非监禁刑理念研究——非监禁刑的理念:矛盾冲突中的选择[A].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十五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辑) [C].2011年.

非商业性价值判断 篇11

并不是所有的劳动价值都是以商业性价值判断为标准的。比如， “村民影像计划”的劳动成果。

这些村民拍摄的“纪录片” (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他们所拍摄的影像，几乎颠覆了我们对纪录片的概念的理解)，价值何在?如果按照商业价值来判断，这些纪录片既不会被电视台收购，更没有机会进入商业院线创造票房。但是，它的价值，表现在哪里?或者说它究竟好在哪里呢?为什么能让观看者激动不已呢?

解读村民拍摄的纪录片，有三个关键词：权利、碎片、时间。

首先，村民拿起DV拍摄，让村民有了表达自己声音的权利，这里的权利是有别于“权力”的，因为，这种权利只是表现在村民可以自由地对自己以及周围村民的生活的一种记录，这种记录不会对某些事件产生太多的干预。正是这种宝贵的权利，能让村民有了一种方式能与外来“拍摄者”进行“对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捍卫，而不再永远成为被拍摄的对象。有了这种权利，村民可以拥有自己想记录的影像记忆。这种权利应该是每个参与“村民影像计划”的人全力保护的，如果停止了拍摄就等于放弃了这个权利，使自己重新回到几千年来的沉默中去。

在北方农村，在棉布非常紧张的年代有巧妇用各种碎布头拼缝出来的炕被，虽然没有任何图案，但是却也很漂亮，因为，每一块碎布头几乎都有出处，都与生活的记忆息息相关。村民拍摄的纪录片中，没有主人公，没有故事，没有事件，几乎都是生活片段的摘取，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因为这些影像片段来自于“自己人”，没有造作，没有虚假，当这些片段大量的组合在一起时，就像是那些被连缀起来的碎布头，生动的生活记忆就在其中。

当然，这些纪录片还要有一个元素支撑，那就是时间。村民影像计划开始于2005年年末，《我的村子2006》是三位村民在2006年拍摄的几十甚至上百个小时的素材中的剪辑，通过影片我们分别看到了山东、陕西、北京郊区农村一年四季春种秋收的生活；看到了冬雪夏雨的自然更替的景色；看到了年过古稀的老人和呀呀学语儿童；看到了村子里人们田间地头的嬉笑怒骂；也看到了村中的婚丧嫁娶。除了村民自己，没有谁能够如此全面如此长时间地将镜头对准乡亲。试想10年之后，古稀老人已经作古、青年已经渐衰、儿童已经长成……有哪一部纪录片可以展现出这个有关“生命”的宏大主题呢?更何况这种记录还在继续，还将有《我的村子007》、《我的村子008》……

试论设计审美的价值判断 篇12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及标准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着。作为设计工作者, 我们所设计的大部分产品都置于公共空间, 与人们朝夕相处, 不知不觉地就会对人们的审美意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设计者对设计审美的价值取向不仅体现在装饰城市、改善环境、彰显精神文明面貌和创造文化氛围诸方面, 而且也体现在陶冶人民的情操、提高大众素质等方面。所以, 对设计审美价值的研讨, 也就成为了当今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要讨论所谓“设计审美”, 有必要先将“审美”和“设计”分别阐释。审美设计与设计审美是客观见诸主观的感性活动, 也是由感性到理性的创造活动[1]。所谓“设计”, 引用第十五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设计是进行某种创造时, 计划、方案的展开过程, 即头脑中的构思。一般指用图样、模型表现的实体, 一般指计划和方案”, 它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独创性。其次作为设计一定要做到“合理”。设计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和市场而存在, 它必须符合价值的一般规律。如果设计出的产品不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价值, 那么这就是一个失败的设计, 或者更严格地说, 这不能被称为设计。自然, 设计审美也必须遵循人类基本的审美意趣, 因为设计是无处不在的审美形式。设计是以实物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 它利用工业技术手段按照功用规律和审美的规律进行创造, 在当今工业化社会中渗入到了生活的全部领域, 小到日常生活中的餐巾纸, 大到汽车, 甚至到整个城市都是设计的物化形式。设计表现出来的魅力使美学这个学科更加广泛、更加密切地和我们的生活接轨。鲍列夫在《美学》中指出:“迪扎因在一定意义上说, 是实用艺术无限扩展其范围, 在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结果, 是美学渗透到技术, 艺术家深入到生产中去的结果。”由此可见, 设计是包含了物质方面、精神方面和其他诸多文化方面的综合审美形式。

从定义上看, 设计是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物质创造, 其审美特征是艺术创造的显著标志。设计活动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 就伴随着人类意识的一次次觉醒和升华, 并始终与时代的技术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设计其实就是用视觉因素来沟通、融汇的造型活动。在设计的学习过程中, 培养对造型美的感受能力是个起步。先学会感受“美”, 才能对“美”的因素进行安排。回归设计的要素有三大部分:第一, 造型美的感受能力以及由此所开拓的技术。第二, 事、物、情的感受能力以及由此所开拓的技术。第三, 美感与诗意的结合能力及由此所开拓的技术[2]。也许很多设计美学的初学者和爱好者们觉得要同时做到这三点很难, 然而这里必须强调, 实际上, 美是具有普世性的。尽管在不同的文化底蕴、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地理区域、不同的民族的审美认识外延和内涵上有差异, 某些矛盾甚至是很突出的, 但美是永远普遍存在的。也只有普遍性的美存在, 我们的审美才具有存在的意义。在当代中国, 传统美学受到了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为了适应变幻莫测的市场, 设计者确实可以非常自由地宣扬个性, 真善美的标准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是艺术创作的主流并没有偏离真善美的主线。

笔者认为, 所谓设计审美的价值判断, 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审美价值

提到设计审美, 首先考虑到的自然是产品的视觉效果。因为人们的视觉比其他感觉器官都要发达, 对于来自生存环境中的信息大部分都要通过视觉和听觉来获得。由此可以看出视觉在现代设计美学中的重要作用。

一件优秀的设计品, 它给人们的第一感觉应该是能够带来审美愉悦。设计作为一种开放空间的艺术创作, 一种面向市场的行为活动, 它就必须先成为一种重要的视觉艺术形式, 它首先给人们带来的应该是视觉美感。其实,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人们会习惯性地依靠视觉感受对一个人做出判断, 通过评价他或她的外貌, 对一个人的品质做出道德上的评判, 不管结论理性与否、明智与否、正确与否。在看见一个不修边幅、毛发脏乱、浑身散发着恶臭, 而且穿着脏兮兮的乞丐时, 我们很快会对他做出一项判断。即便这种判断可能是不准确的、缺乏根据和过于草率的, 但是如果我们凭视觉认为他不值得一看的时候, 那么即使他有再多的优点, 也很难引起关注。同样, 我们设计产品也是如此。无论哪一行业设计出的产品, 视觉上的美观应该是首先要考虑到的问题, 在这个人心浮躁的商业时代, 外表美观但缺乏实际使用价值的产品, 往往要比那些实用性强但外型设计毫无亮点的产品更加容易为市场所接受。说实话, 人们在评价一件设计品时, 往往会甚至于只会看它的外表是否具有美感。而产品的视觉效果是否能适合市场的需求, 则要看设计者对市场是否做了充分的调研及其本身对视觉美的理解和把握。

设计出具有良好视觉效果的产品固然很好, 但审美价值并不仅仅等同与视觉效果。产品能否适应市场激烈的竞争, 是否能受到消费者的信赖与推崇, 还要看其有没有独特的创造性和优秀的实用性。我们设计出的产品, 无论是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用于艺术欣赏, 说到底, 它必须要有足够的实用价值。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的产品是完全不能适应当今市场发展需求的。设计美学内容很丰富, 无法逐一举例。很明显, 产品的使用价值对人们、对社会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到底是优先形式还是优先功能, 这是多少年来一直困扰着广大设计者的一个难题。在这里, 我们就不得不谈到产品的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取舍关系问题。无须提及世界观与方法论这样抽象的话题, 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取舍, 实际上就是一个方式方法的问题, 一个从哪里入手的问题。不必去考虑形式是不是需要完全等同于功能, 也不需要形式高于功能。因为不同的设计需求往往都有着各自的侧重点, 而作为设计者本身所需要做到的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设计原则。如果设计的是工艺纪念品, 那么我们在考虑它独特的纪念和代表意义之前, 就要先考虑到它的外型是否能够被人们所欣赏和接受;而在设计工业机械类产品的时候, 其大部分功能体现于无法被直接用视觉感受的内部, 那么内部设计的形式则可以相对自由很多。只要能够抱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 本着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原则, 那么无论是形式与功能, 还是美观与实用的问题都可以得到相对合理的解决方案。

二、社会价值

设计一种产品最终目的虽然是为了使其得到市场的接受和认可, 但它确实也表现设计者内在的思想情感与价值取向, 让人们在对产品使用和欣赏的过程中同受感染, 产生美的共鸣与自身感情上的陶冶与升华。在这个时代里, 我们的设计一方面需要迎合流行时尚, 人们的确切需要以及市场的审美倾向, 一方面又要把握住设计本身的价值取向。或许每个设计者的设计手法和价值观都会有所不同, 但设计出的产品必须表达出真善美的主题。在注重产品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同时, 我们同样不能忽略它的社会价值。

设计出的产品, 无论处于实用或非实用的状态, 它的社会价值都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来体现:

l.带来审美愉悦。如上所述, 设计作为一种开放空间的艺术创作, 一种重要的视觉艺术形式, 它首先带给人们的是视觉美感, 给人带来审美愉悦。

2. 培养审美能力。 (1) 培养审美感知力。设计作为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艺术形式, 更利于人们把其产品作为情感对象进行感知和把握, 在审美能力的培养方面具有其他艺术不能替代的积极作用。 (2) 培养审美创造力。设计美学体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人们在与其产品不断的接触中会经常受到来自公共艺术造型方面的影响, 逐步形成一种艺术造型能力, 从而提高情感造型即审美创造力。

3. 提升审美境界。审美境界是我们自身文化修养的提高, 审美能力的培养, 逐渐提高到一定水准, 最终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设计艺术可以使我们在生活中欣赏美, 评价美, 获得审美的乐趣, 把自身的情感融入审美的形式之中, 通过理性的规范、疏导、净化, 引向审美的最高境界, 使我们得到审美的熏陶, 构建自身的审美境界。设计美学就是把设计产品和设计活动中技术的规定性与创造的自由度巧妙地结合起来, 为物质成果的审美创造、审美鉴赏提供理论支持、实践途径和方法论的指导[1]。这种境界的创造会使公众培养审美的人生态度, 并最终使自身不断得到审美的陶冶。

简而言之, 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 必须把握好产品对社会或使用者可能产生的影响, 从而保证自己设计的产品体现出积极、健康、进取的精神, 这是每一个设计者应该铭记与心的信条。

三、使用价值

作为设计出的产品, 无论其处于实用状态 (如机械、服装、建筑等) 还是处于非实用状态 (园艺、雕刻、美术等) , 都有其必然存在的使用价值。关于使用价值的性质, 古典学派把使用价值定义为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客观属性。马克思延用了这个古典学派的观念, 他认为,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所以我们认为, 使用价值从内容上看是物品满足人的需要的客观属性, 从形式上看是人消费物品时的主观感受, 从本质上看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 我们都被价值所具有的复杂的外表所迷惑, 不知道它们在本质上的统一性和通约性。大多数人都看不到使用价值之间隐藏的链带关系, 因此没办法进行统一衡量。然而对设计者来说, 我们只需要通过自己对产品、客户及市场需求的理解和把握, 做出相应有用的设计即可。马克思说过:“商品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它的使用价值上。”只要能够多接触生活中的人和事, 多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和商业活动, 对产品使用价值的把握以及使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社会价值关系的协调, 都可以做到得心应手。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 对于设计审美的价值判断, 承载了更多的功能和使命:我们设计出的产品将充满整个市场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们不仅装点城市、美化环境、展示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而且更重要的是传播美, 对我们这些欣赏美的人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提高我们的审美欣赏能力, 从而提高全民的整体素质, 通过审美判断获取了最大的价值。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 努力提高设计产品的审美品格, 把握设计审美的价值判断, 推动民族艺术的振兴与发展, 对于我们设计者而言确实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3]李超德.设计美学.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 2004.5页.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