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共11篇）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篇1
熊·彼特指出:创新是推动一国经济发展、进步的原动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单线式创新已不能适应当今的复杂环境,唯有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创新模式才是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2011年,胡锦涛在清华百年校庆重要讲话中提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2012年,教育部、财政部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积极推动高校、科研机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使“政产学研”创新成为国家创新的重要部分及提高科技创新的重要战略选择。2015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孟庆国教授等人提出创新2.0十大研究热点,重点强调面向知识社会创新2.0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生态建构,将“用户”更深入地纳入协同创新体系,发挥用户的作用、特别是领先用户的作用,推动政、用、产、学、研合作,从过去的“产学研”、“政产学研”逐步迈向面向知识社会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生态。
Metcalfe(2000)指出,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协同创新模式将取代个体创新模式,各创新主体在研发创新过程中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这种开放与分散有利于提高技术创新的学习效应和扩散效应。Etzkowita(2008)在《三重螺旋》中指出产学合作是大学除了教学和研究之外的“第三使命”,“大学-产业-政府”三方在积极互动的前提下发挥各自独特作用,可以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绩效。许庆瑞、谢章澍(2004)将企业的协同创新划分为三种类型:技术创新主导型、制度创新主导型以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共同主导型,并且分析了协同创新模式的演化。何郁冰(2012)针对“战略-知识-组织”提出了三重互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指出加强产学研合作的战略协同,提升战略性伙伴关系,提高技术创新层次。孔祥浩、许赞等(2012)提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四轮驱动”结构,其核心要素包括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它们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相互联系,通过机制保障实现协同发展。吴姮、于丽英(2013)提出“官产学研用”五重螺旋模型,通过构建完善的“官产学研用”集群,使五方协同发展。
目前,关于协同创新的研究大多以“产学研”或“政产学研”为主体研究对象,鲜有从“政产学研用”角度出发,将“用户”纳入协同创新体系;协同创新从最初的“产学研”三位一体协同创新模式,发展到“政产学研”四位一体的协同创新模式,最后再将用户纳入到创新体系中,演化成“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协同创新模式。因此,企业要想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在市场环境中取得竞争地位,就需要不断丰富自身相对稀缺的创新资源,依靠企业外部不同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和协同发展,走一条结合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用户的“政产学研用”创新道路。
一、“政产学研用”创新主体分析
(一)政府。政府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中,应做好总揽全局,统筹兼顾,对重点行业以及重点领域的共性和关键技术进行规划,全力配合企业同高校、科研院所一起开展技术创新研究。政府要对“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进行引导和扶持,同时要加强创新环境的建设,出台明确的法律政策来确保“政产学研用”各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知识产权归属等重要问题,同时也要制定财政、税收、金融等多项政策来鼓励“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快速高效的发展。
(二)产业。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想取得竞争优势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不断更新产品,在产品或技术上进行创新。然而,单个企业要进行创新,可能面临技术跟不上、创新不到位、资金不足等困难重重,因此企业必须要联合政府、高校、科研机构、用户等各创新主体,共同进行创新,弥补单个企业在资源、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缺陷。同时,企业要不断收集市场用户的反馈信息,整理出创新需求,因此企业既是“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组织者,也是面向市场需求的创新资源整合者。
(三)高校。高校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校要不断培养高效人才,同时也积极对社会的前沿领域进行研究,提供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服务。面对“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高校人员在进行科研工作时,要充分重视市场的需求,使创新成果能够更接近生产实际,能够被企业充分吸收和转化。因此,高校要鼓励开展不同层次的科研和技术创新活动,不断加强知识、信息的交流,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同时高校要不断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输送,使得在知识领域更加专业,见解更加独特。
(四)科研机构。科研机构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中主要扮演着技术引领的角色,主要做一些应用研究,与高校一样,为协同创新方向提供指导,同时也是主要的知识贡献者。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可以经常举办一些技术与知识的交流,使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科研机构一些学术研究前沿,达成合作统一战线,形成协同创新发展战略。企业可以从科研机构处获取最新的研究方向,提供创新技术支持,也可以直接获取科技研究成果,再将科研成果付诸于实际应用,实现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直接面向市场消费者,达到双赢的局面。
(五)用户。用户代表市场,市场代表需求,是创新成果最终的检验者。“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必须从用户的角度考虑,结合用户的需求信息,用户提供的创新方向才是整个行业的创新方向。用户中的领先用户可以预测市场上大部分人的未来需求,并且拥有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能够做出新产品概念和原型设计,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所以,企业经常与用户进行技术、知识、信息等方面的交流,可以使企业了解到创新的最新方向,促进“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不断完善。
二、协同创新模式演化
(一)“产学研”三位一体协同创新模式。产学研模式是美国赫尔曼·施耐德在1906年首次提出并倡导的,企业要充分利用学校和科研机构的优势资源,实现科技研究成果向实际生产力的转化。“产学研”协同创新通常是由企业牵头,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其中,结合社会的需求,开展系统的创新性研究工作,共同探讨,从而实现协同创新的目的。企业需要高校与科研机构提供实际的产品创新方向以及具体的设计方案,而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也必须依靠企业得以实现转化,在这种组织模式中,各创新主体以共同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达到共赢的局面。“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现了科学、技术、经济一体化,是提高我国产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新思考,也是对科技进步与产业创新的新探索。
(二)“政产学研”四位一体协同创新模式。“政产学研”一体化是指企业联合政府、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由政府提供政策平台,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技术供给方,共同实现技术创新。“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相比,将政府也纳入了协同创新体系,这就决定了政府在整个协同创新环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它的独特性质,它可以颁发政策法规,调控科技资源,推进科技创新的发展,因此政府可以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来吸引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协同创新发展,也可以通过资金投入和基础公共平台建设为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有机结合提供保障,为协同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推进“政产学研”一体化,对国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快建立技术创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比较有代表性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主要是建立国家大学科技园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三)“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协同创新模式。“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是指结合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及用户等创新主体,在科技创新、产品创新、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各自具有的资源优势,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整能力,以及利用用户的市场导向作用,来提升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安排。用户代表的是市场,市场代表的是需求,是“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最终目的。所以,“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明确市场需求变化,从用户层面促使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在创新思维上实现转变,这样才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市场是科技创新的源动力,是“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必须遵循的原则,更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不可或缺的规律。重视用户的信息反馈,加强企业与用户的协同,不仅可以帮助企业识别出产品发展的市场需求,还能帮助企业准确地判断出市场的最新趋势,针对一些创新成果能够提供出具体的改进方案,促进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应用。
三、加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建议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地位,加强协同创新网络的构建。政府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中主要扮演的是协调、管理以及支持等角色。因此,政府应起到引导和鼓励的作用,注重改善协同创新环境,出台各项政策引导和鼓励协同创新,促进“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网络的形成。政府可定期组织举办“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座谈会以及学术沙龙等,邀请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及领先用户等各创新主体共同研讨学术前沿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另外,政府可以适当地提升资金扶持力度,建设健全的金融体系,推动协同创新的高效发展。
(二)注重领先用户的培养和邀请。领先用户走在市场的前沿,对新产品的需求常常是与众不同,当他们对一个产品发现了新的需求时,往往这个产品的制造商并不能满足他们的新需求,这就可能导致领先用户参与这个产品的创新,自己设计出创新方案。然而,领先用户并不是那么普遍,不能完全满足企业的创新需求,因此企业倾向于提供一定的奖励,来激励用户积极参与产品的创新,逐渐培养出领先用户,并邀请他们参与产品创新。这样,企业可以从领先用户那里获得创新性产品的思路、灵感和技术。
(三)建立人才互动机制。高校与企业应该建立人才互动机制,为社会培养出全面综合型人才。高校为企业培养出技术和管理人才,同时企业为高校提供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社会实践机会。高校可以邀请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专家担任学校的客座教授,举办学术专题讲座,高校也可以到企业进行实地的学习,检验学生的理论知识能否在实际中很好地运用,企业可以收获高校的改善建议,从用户的角度提出产品创新的方向等。
(四)发展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增加协同创新网络节点。协同创新发展要以网络为支撑,形成协同创新网络,才能达到真正的信息与资源共享。金融机构拥有信息处理、风险分散等功能,可以为项目筹集融资,为技术创新提供不同形式的资金支持。中介机构包括技术中介、行业协会等,为企业提供信息交流、咨询服务、知识整合等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是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与市场之间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的重要桥梁。因此,可以考虑将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纳入到协同创新体系,增加协同创新网络的节点。
摘要：本文以“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主体为研究对象,分析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用户在协同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探讨协同创新模式从最初的“产学研”三位一体,发展到“政产学研”四位一体,最后再演化成“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协同创新模式。最后提出加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对策建议,以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产学研,政产学研,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参考文献
[1]Metcalfe.J.Stanley.Innovation systems in the ser-vice economy measurement and case study[M].Analysis Boston:Kluwer Academic,2000.
[2]许庆瑞,谢章澍.企业创新协同及其演化模型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4.3.
[3]何郁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模式[J].科学学研究,2012.2.
[4]吴姮,于丽英.基于多重螺旋理论探索“官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途径[J].科技和产业,2013.3.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篇2
摘 要 积极推动教师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当前国内高校正在进行的新探索。本文总结了高校教师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及不足，提炼了发达国家与地区成功的经验与启示，以供国内高校借鉴。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阶段，通过创新提供发展的内生动力已变得越来越紧迫。推动协同创新的创新发展，是增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然而，原始创新能力较为薄弱，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相对匮乏等，严重制约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进一步发展。高校是知识创新系统的执行主体，在技术创新系统、制度创新系统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协同创新作为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科研成果转变成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如何与国家和区域的市场经济“嫁接”？如何紧密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提高创新能力，是摆在高校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教育部、财政部提出的代号“2011计划”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是继“211工程”、“985工程”之后，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三个重要国家战略，相应的也对改革高校内部的治理模式，对进一步发挥高校教师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近20多年以来，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大量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进行了研究。学者们既关注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的理论问题，也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加关注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实践中的问题，包括协同创新的内涵、机理及本质，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创新等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加强高校教师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分析目前我国高校在协同创新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解决高校教师在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的机制创新方面的问题。
一、当前高校教师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及不足
影响高校教师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高校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模式，即所在高校是否把教学科研与当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联系在一起。二是教师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即有没有形成制度化的措施，给予在岗的高校科研人员必须得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一定的压力，如何进行评价，对积极参与者有无适当的激励机制等等。三是高校教师构成的社会化，即高校是否愿意吸纳产学研合作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到自身高校从事兼职教学活动，甚至参与决策过程，对学校的教学科研活动提供另一个层面的意见建议等等。四是政府层面的制度安排，有无指导性的制度，对高校及教师参与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积极性进行调动。
不足方面主要是高校教师的科研学习与市场脱节，一是一些高校对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解比较肤浅，停留在多建立几个实习或实训基地的层次上，缺乏全方位、深层次、长时间的合作与交流，效果尚不明显；二是对高校科研人员的评价，往往更看重承担研究课题、发表论文的级别，重视科研的学术性，而对成果的转化推广重视不够，使许多成果止于通过评审、论文发表，科研人员缺乏与企业合作进一步研究开发使成果转化的动力。三是教师专业技术岗位的使用效力为得到充分挖掘，产学研协同创新视野下的专业实践能力培养常规化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同样的，企业具备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进入高校的渠道仍不够宽。
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借鉴
在产学研合作方面，欧美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以及亚洲先进国家如日本、新加坡，在产学合作过程中如何发挥教师的作用，有着值得我国高校总结、借鉴的经验。
（一）教师社会化是强化产学合作的重要途径。
教师社会化包含二层意思，一是鼓励学校的教师走出学校，到企业界、产业界交流进修，二是鼓励学校吸纳合作单位的人员到学校担任教学工作。
教师走出学校的形式比较多样，有英国的联合教授、日本的教师休制、德国的顾问合作制和美国的创办企业等等。大学和企业共同设立“联合教授”的职位，在行政上向大学和有关公司双方负责，其薪俸及其他费用则根据用在各方的时间比例分由双方分担。日本大学教师休职制鼓励大学教师脱产到国内大学、研究所、大公司进行“内地留学”，到技术孵化中心担任股东。德国的“顾问合作制”，即学校要求教师要尽可能担任各行各业的顾问，特别是工科教师，要求必须担任工厂顾问，企业一般都把企业的顾问权授予高等工业大学的教授。美国硅谷的斯坦福大学一直是崇尚创新的，坚持鼓励教师走出校门，到公司兼职，从事研究开发甚至创办企业，在硅谷的很多公司正是大学师生创办。
在吸纳合作单位的人员到学校担任教学工作方面，加拿大的高校提供了很好参考。如加拿大安大略省阿尔冈昆社区学院的1 800名教师均来自于企业和商业界。其主要任务是代表企业和商业与学校的重要决策，并对学校的教学工作予以指导。这为强化企业与学校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纽带，进而加强了产、学、研合作的紧密性。日本大学从民间企业等接受现职技术人员或研究人员作为委托研究员，并对其进行研究生水平的研究指导，使其得以进一步提高。日本文部省在部分大学设立“共同研究中心”，中心的设备供专职教授和兼职教授共用，其中兼职教授很多都是来自企业界。在全球约200名德国西门子公司雇员在大学里讲授课程。
通过教师社会化，在合作中培养了一批了解企业情况、具有一定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教师，大大提高了大学师资服务产业界的能力和水平，同时促进了大学周边科技园区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大学产学研结合和科研水平的提升。
（二）教师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创新。
在技术转让体制方面，美国高校设立的“大学——工业研究中心”（VICRC）是近十几年来兴起的，为了促进企业与大学的联合而设立的专门机构，该机构将基础知识、应用知识以及高科技人才的供应方——大学与需求方——企业紧密的联系了起来。1997 年日本的产学研合作创新：共同研究的场所延伸到了企业；放宽了对国立、公立大学教师（根据日本法律，国立、公立大学教师属国家公务员）到企业兼职的法律限制；鉴于现行的退休金金额计算方法对暂离职参加合作研究的大学人员相当不利，日本国会1996年4月通过了《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的部分修正案，并于同年10 月开始实施，通过破除法律屏障促进人员的相互交流。日本的尖端科学技术孵化中心主要从事大学技术转让业务，包括搜集发明、申请专利、转让交涉等，由大学教师担任股东，有经验的企业经营者负责经营，以会员制方式进行。在评价体制方面，台湾地区鼓励教师积极参加产学合作充分利用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各大学纷纷出台一些办法并调整评审标准，增加产学合作绩优教师的奖励和晋升机会，如建立产学合作研发成果技术转移制度，提高收益分配比例，教师赴产业界进修可折算为国际学术进修等。在风险机制方面，日本政府制定“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和“强化产业技术力量法”积极鼓励教师应用自己的独创性科研成果设立风险企业。在资金设备优惠体制方面，从1993年开始，韩国很多政府研发成果都是低价转让的，成果的受让方只需支付成果开发费用的50%，另外50%由政府支付。除此之外，对于官产学合作的研究活动，政府优先提供研究经费、研究设施和信息等方面的支持。印度产学合作中特别强调人才的培养和培训以及技术转移。印度企业资助大学，建立培训体系，参与课程设计和课程讲解。
（三）教师参与协同创新的中介服务体系健全。
发达国家的产学合作过程中，中介服务机构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知识、技术流动以及科技成功转化、产业化的系列组织机构、服务以及市场等，与各类创新主体和要素市场建立紧密联系，主要体现在分工细致而专业的为产学合作提供了优质的服务支持，显著的提高产学合作的工作效率，是产学研合作的助推器和孵化器。1973年，剑桥大学成立沃夫森产业联络办公室，主要负责协调和服务各院系和个人建立同产业界的合作，并且从技术咨询、市场分析、牵线搭桥到代拟具体的合同条款等各个方面提供服务，因而产生了大量的高科技企业的衍生。剑桥大学还成立了“剑桥大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主要职能是代表剑桥大学同产业界进行贸易洽谈、签订协议，并以剑桥大学的知识产权作为投资形式。这一系列的校企联络机构的成立使得高校及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更加灵活多样，同时也提高了高校及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效率。我国台湾地区新竹科技园的中介服务机构通过长期的市场化运作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体制。中介组织中的台湾科学工业园区科学同业公会设有四个委员会，涉及规划管理、进出口作业、金融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培训与分享等各方面。此外，还有专为集成电路企业服务的电力电子制造商协会及其类似中介组织，为园区开拓海外市场竞争力的贸易协会和产品发展委员会。中介服务组织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专业的法律、财会等方面的服务，使得部分分工细化和专业化，降低了企业自己从事这些业务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整合各种生产要素，实现信息、人才等资源的交流与共享，使得产学研发展更加有效率。新加坡科技服务机构发展异常活跃，拥有50多所孵化器、150多家风险公司。这些服务机构的发展，提升了新加坡科技成果向商品化转化的速度和比率。2003 年，标准、生产力与创新局与国际企业发展局联合推出了以新加坡为基地的“企业促进计划”，拨出1000万新元用以支持在新加坡境内以扶持和孵化为使命的服务机构，“启奥生物医药研究园”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科技服务机构之一。该园区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建设园区的先进理念和经验，科学布局，形成从上游研究到下游开发的完整链接，密切了研究、开发、产业化各个阶段的联系，缩短了科研成果向商品化转化的周期，强化了科研成果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启示与结论
要进一步加强高校教师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工作力度，取得良好的效果，一是学校要积极贯彻2011计划的要求和部署，创造浓郁的创新创业氛围，形成鼓励教师积极尝试、宽容创业失败的文化。二是要建立和完善教师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要为教师创办企业、科研成果转化、完善校内规章等方面创造良好的保障，同时创新教师聘任和校内工作评价体制机制，激励教师主动积极投身协同创新；三是要为教师参与协同创新提供良好的中介服务，整合政府提供的协同创新中介服务网络，为教师提供风险投资、成果转化、金融支持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支持。
基金项目：2012年广东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重点项目“面向协同创新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研究”、2012年广东省“质量工程”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2012137）、广东工业大学高教研究项目（2011YZ04）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篇3
关键词：产学研用协同培养应用型人才
产学研中的“产”指企业，“学”指高等院校，“研”指科研机构。一个国家和地区技术创新的本质特征是技术与经济的结合，其技术创新体系的主要构成为：企业、高等院校、科研结构、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等。其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该系统的核心部门，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在科研、成果、育人、信息等方面有着明显优势。产学研相结合，是科研、教育、生产不同社会分工在功能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化，是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的对接与耦合[1]。所以，三者之间的相互结合的创新模式日益促进着科技与经济的发展。随着技术发展和创新形态演变，用户、用人单位在创新进程中的特殊地位进一步凸显。知识经济和社会下的创新形态正推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从“产学研相结合”向“产学研用协同发展”转变。
“产学研用”是系统工程，是生产部门、学校、科学研究、实践运用的系统合作。从高校层面讲，产学研用协同培养人才就是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科研单位和用人单位等多种不同教学环境和教学资源以及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各自优势，把以课堂传授知识为主的学校教育与直接获取实际经验、实践能力为主的生产、科研实践有机结合的教育形式。“产学研”和“产学研用”，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后者进一步强调了应用，突出了产学研结合必须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培养人才以服务用人单位为基础。“用”是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人单位直接参与人才培养，更能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结合。
一、“产学研用协同”对于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作用
“产学研用协同”对于培养创新人才的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一，“产学研用协同”可以让产、学、研、用共同承担生产、教育与科研任务，有效地改变原有师资队伍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第二，“产学研用协同”可以更好地培养和开发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有利于将生产、科研中出现的新技术、新成果及社会经济发展前沿和热点问题纳入人才培养计划，可以使学生更多地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沿态势，有助于学生形成有力的知识体系及创新思维[2]。第三，“产学研用协同”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分析及创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学生不仅要学有所成，而且要学以致用，实践创新，为将来毕业在用人单位开展更高层次的开发与创新打下坚实基础。
二、高校“产学研用”协同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模式
（一）“产学研用”协同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主流模式
1.校内实践基地模式
该模式共有两种运作方式：一是学校根据教学需要建立校内实训中心，一般以教学科研为主，采用目标管理的方式较多，由教师专职或实验员管理，学生以完成教学计划的实训内容为宗旨并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生产实践及技能训练。淮阴工学院建立了机电实训中心，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工科专业的本科生必须进行机电技能的实训，明显地提高了工科毕业生的动手能力。二是企业和用人单位和高校合作，在高校联合共建实践中心，师生和企业技术人员可以在其中实习、定岗或参与生产劳动，而不是实验，该方式注重校内外教师和技术人员共同指导学生，使得教学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应多赢。比如淮阴工学院依据地方特色盐化工产业，联合多家化工企业在校内共建江苏省盐化工新材料工程实践教育中心，通过“产学研用协同”培养应用型化工人才。
2.校外实习基地模式
相比于校内实践基地模式，校外实习基地模式的运作方式更加灵活。一是建立临时性基地，这些基地大多依靠教师个人关系或已经毕业学生的社会关系而建立，可以安排进行学生的认识实习和生产实习；二是建立相对固定的基地，这种基地建立的基础是企业和高校具有良好的合作关系，高校在派遣教师指导企业生产的同时，安排学生到企业接受教学。比如淮阴工学院生化学院的农学和园艺专业在江苏省农垦集团下属多个国有农场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安排植物生产类学生进行生产实习和综合实习。
3.技术创新和成果推广模式
该模式是指高校充分发挥科技、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在科教结合和产教结合的基础上，以面向市场、培养创新型高技能人才为中心，以科学研究和科研成果的技术推广或开发为两翼的产学研用协同培养人才模式。淮阴工学院通过和多家企业联合申报科技项目以及承担企业委托项目，在项目技术研发和推广过程中吸收学生参与进来，从而让学生接触科技和生产的前沿内容，将科学的思维方法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订单式培养模式
订单培养是指高校根据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招生并制定教学方案，定向为企业培养人才的模式。订单培养整合了学校教育资源和企业的文化与实践资源，可以使学生准确定位学习目标，明确就业方向，缩短就业过渡期。比如淮阴工学院为淮钢集团订单培养“淮钢班”， 钢铁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制订，参与实践技能培养全过程。
5.服务区域经济或行业的定向培养模式
高校以校址所在地域或其他区域的产业园区内各个产业作为试点或突破口，培养行业特色鲜明、就业方向和去向明确的定向服务人才，该模式有助于强化学生对行业和产业集群的了解，增强专业教学与地方经济和产业集群想结合的紧密程度，培养针对性强的专门人才。比如淮阴工学院和江苏农垦集团合作，为江苏农垦集团定向培养植物生产类应用型人才，为其下属各农场培养了大量留得住且发挥作用的基层农业人才，取得了明显成效。
（二）“产学研用”协同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新模式
随着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产学研用协同”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出现了一些新的模式。
1.大学科技园或科教产业园模式
大学科技园或科教产业园是以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大学或科研机构为依托，将大学或科研机构的综合智力资源优势与其它社会优势资源和资金相结合，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和集聚、产学研用相结合提供支撑的平台和服务的机构。高校可以依托大学科技园或科教产业园，强化产学研用合作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淮阴工学院和淮安市政府联合建立了淮安市大学科技园，以此为依托，进行产学研用深度合作联合培养设计艺术类应用型本科人才，并取得了明显效果。
2.双导师制模式
双导师制是指学生除了接受校内导师的指导外，还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到校外导师单位接受实践教学指导和生产专业训练。这种“产学研用”合作产生的双导制为大学生创造了较好的专业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学生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可以学到课本中学不到的东西，进而在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中找到自身差距，了解到用人单位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激发自身学习的动力，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专业素养得到显著提升。
3.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平台模式
政府和学校积极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平台，鼓励和引导在校大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国家级、省级大赛和各种科研创新活动，通过参赛把指导教师的科研、学生科研与企业产品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比如淮安市科技局联合驻淮的五所高校搭建了淮安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平台，每年度举行一次比赛，通过各高校的层层选拔，调动了广大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热情，获得大赛一等奖的学生还可以无偿获得十万元的创新创业引导资金资助。通过这一模式，学生在参与创新创业大赛的过程中找到了自身与社会、企业和自身发展的结合点，进一步明确了成才目标。
三、进一步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对策
1.政府搭桥，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和用人单位唱戏，健全“产学研用协同”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制度。一是明晰“产学研用”合作所产生的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寻求学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平衡。二是在制度中明确学生参与“产学研用”的优惠政策，在学分获得、荣誉奖励、经济资助等方面给学生以充分的优先权，提高学生参与科研的积极性。三是“产学研用协同”培养创新人才进程中学生日常管理制度的完善，要严格管理赴企业接受教育的学生。四是要建立科学的学生评价机制，科学合理地评价与考核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学生业绩，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产学研用”、提高创新能力[2]。
2.“产学研用”在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协同程度”上需要加深。目前不少高校和企业、科研单位和用人单位联合培养人才仅停留在学生实习等低层次层面上，合作的低层次决定了培养出的人才创新素质并未得到显著提高。因此，要深化“产学研用”深度合作，在“协同”上做文章，建立健全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高校和企业等单位各司其责，确保培养出高素质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参考文献：
[1]王东旭.研究生校企产学研联动培养机制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9）：44-46.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篇4
德国是世界经济和科技强国,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率先走上经济复苏之路,在应对欧债危机中更是成为欧元区的坚强堡垒和欧洲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德国经济的良好表现与其领先世界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是分不开的。而德国科技能长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是因为它有一套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科技创新体系。
1 德国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科技创新体系
1.1 政府——科技创新的领导者和推动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迅速推进,国际竞争变得日益激烈。为了在竞争中赢得优势,世界各国纷纷转向了科技创新。英国政府1993年即把创新列为基本国策;1995年日本提出“科技创新立国”;1997年韩国政府颁布实施《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1999年法国政府颁布实施《技术创新和科研法》;2004年巴西总统批准出台《科技创新法》;2005年美国出台《国家创新法案》,成立总统创新委员会。可见,在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一种国家行为,政府的作用正变得日益不可或缺,德国也不例外。
德国的科技管理机构是德国联邦教研部(BMBF),负责制定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战略,管理科研经费,对国家的科技发展和创新活动进行引导和调控[1]。2010年7月,德国政府通过了联邦教研部提出《思路·创新·增长——德国高技术战略2020》,明确了未来10年德国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为德国科技创新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德国科技研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和企业,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研发投入占研发总投入的三分之一[1]。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和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打击,德国的财政状况也一度紧张,但是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却持续增加,政府资金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分别进入高等院校、非营利性研究组织和企业的研究机构。2006年以来,德国政府通过“卓越大学计划”、“中小企业核心创新计划”等形式加大了对高等院校、企业和各类研究机构的资助力度,以鼓励创新和提升创新能力。
1.2 企业——德国科技创新的主体
企业是德国科技创新的主体。在德国,科技研发投入的三分之二来自企业,科研人员的70%在企业界,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开展研发活动,许多企业都有自己的实验室[2]。
大企业在技术研发和创新方面作用突出。在工业企业中,80%以上的大企业有自己的研究机构。企业根据市场和自身发展目标制定技术开发目标,每年从销售收入中拿出5%～10%以上用于研究和开发。除了建立自己的研究机构从事科技研发,德国企业还作为项目委托方或资助方与大学或其它研究机构建立联系,参与科技研发。
中小企业是德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创造了德国71%的就业机会、57%的德国总产值和47%的经济净增值[3]。相对于机构复杂的大企业,中小企业更加灵活,对市场动态反映更灵敏,因而更具创新意识和创新需求。但是由于受到自身规模、资金和人才的制约,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中面临诸多难题。为了降低技术研发成本和高新技术的研发风险,德国中小型企业成立了各种行业或跨行业的联合研究机构,共同研究、资源共享。德国政府也通过提供资助等方式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联合起来开展研究开发工作,以提高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目前德国有100多个行业或跨行业合作研究机构,参与研究合作的科研机构有800多家,拥有中小企业会员5万多家[1]。这些研究机构由合作企业共同出资,政府给予部分资助,主要从事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和服务。
1.3 高校——科技人才的摇篮和科研的中坚力量
德国有300多所大学和各类专科院校。德国高校奉行教学与科研统一的办学原则,既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和输送科技人才的重任,同时也是德国科研智力的中坚力量,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国家重大项目的研究中承担重要角色。
在人才培养方面,德国高校在教学中非常重视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学校一般都有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仪器设备,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科研或实验。教授会带领自己的研究生组成科研小组,研究科学课题,学校给予教授和科研小组较高的学术权力,并在资源、设备和人员上给与帮助,保护教授和学生的学术自由,为研究性人才和科研后备力量的孕育及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高校还是德国的科研支柱。德国法律规定,德国政府和各州政府都有义务支持高校的科研工作。德国高校的科研经费主要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德国政府研发经费的三分之一是用来支持高校的科研工作的,政府的一些重要研究项目由大学的专家教授们承担。作为德国高技术发展战略的一部分,2006年,德国政府在高等院校实施“卓越大学计划”,以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建的形式,斥巨资加大对大学科研的整体投入,以打造德国高校一流的研究能力,加强德国的国际竞争力[2]。德国还鼓励和支持大学与产业界联系,高校会接受企业的委托从事一些应用课题的研发,并接受来自工业研究协会、合作企业和一些社会基金的经费和资助。
1.4 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德国科技创新的专业力量
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是德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专业力量,其经费主要来源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拨款,但在法律上独立于政府,实行公司制管理,在经费使用、项目审批等方面拥有很大的自主权。赫尔姆霍茨协会(HGF)、马普学会(MPG)、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FHG)、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WGL)是德国最重要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4]。
马普学会拥有80个研究所、700多位科学家,主要从事自然科学、生命科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基础研究;赫尔姆霍茨协会拥有16个研究中心、10 000多名科学家和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从事能源、地球与环境、生命科学、关键技术、物质结构、交通与航天等对人类生存环境有重大影响的领域方面的研究;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拥有86个研究所、6 500位科学家,主要在经济学、空间与生命科学、人类与社会科学、数学、自然与工程科学以及环境等领域开展战略性研究;弗劳恩霍夫协会拥有57个研究所、7 000多位科学家,是德国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也接受来自政府或欧盟的一些科研项目,在环保、能源、健康等对人类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的领域开展战略性研究。各研究所承担来自企业和其他方面的研究任务,以合同科研的方式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协助企业解决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5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技术扩散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主要职能是为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联系架构桥梁,为科技成果找市场、为企业找技术,通过技术交流、技术交易、技术转让实现科技成果的推广、扩散,最终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史太白经济促进基金会(STW)是德国最著名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下设520个技术转移中心遍布德国和世界各地,形成完整的技术转移扩散网络[5]。这一网络架设了科研资源与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之间联系的桥梁。一方面,企业可以了解技术信息,找到自己需要的技术,满足对新技术的需求;另一方面,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交易和转让实现产业化,转化为经济效益。企业还可以与研究机构共同开发和确立研究项目,合作研发。研究机构可以获得企业的资金支持和接近市场前沿的研究项目,企业可以分享研究机构的专业研发资源,并能通过参与研发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
2 德国科技创新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2006年,就在德国制定它的第一个国家高技术创新战略的时候,中国政府也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简称《纲要》),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纲要》实施5年成果显著,我国创新能力得到增强。但是,《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显示,我国科技创新总体上还是跟踪模仿,说明我们现在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足。《纲要》提出要在2020年使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向着这一目标迈进,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德国成熟的科技创新模式、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可以为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2.1 政府要在科技创新中起到主导作用
在德国的科技创新中,政府的作用是无处不在的。政府制定详细的科技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的目标和重点领域;德国大学长期实行免费教育(2010年开始收费,但费用很低),对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实行零利率,政府对大学、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从事科研活动进行直接的投入或补贴。在德国,政府的研发投入占研发总投入的三分之一。此外,政府还通过政府采购诱导技术创新,通过制定标准和保护知识产权对创新成果与创新活动进行认证及保护,通过实施“卓越大学计划”等对科技创新进行有力的政策干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科技创新工作关乎中国的发展前途,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初期,更应当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实证研究表明,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呈正相关性,投入越多,产出越多。在R&D经费来源方面,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大都经历了一个由政府主导到政府和企业双主导再到企业主导的转变过程。在国家的R&D投入强度(R&D投入与GDP之比)达到1.5～2.5之前,经费投入基本都是政府主导型[6]。在自主创新的初期和前期,政府的R&D投入是国家走向自主创新的启动力量,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表1显示的是我国R&D投入强度和结构状况,图1和图2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国际比较。我们看到,虽然我国研发投入持续增长,但投入强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如图1)。从投入结构看,1999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还不到1.0,在投入方面政府已经退出了主导地位,从2000年到2009年,政府投入的占比逐年下降(如表1)。在研发总投入中,我国政府的财政投入一直低于美、英、法、德等国家(如图2)。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和计算得到
政府研发投入低使政府对企业研发创新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导致我国R&D投入整体水平低,制约了我国的科技创新。政府研发投入低还造成了我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薄弱,影响我国科技的长远发展和稳定提升。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增加政府投入是对自主创新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政府应该大幅度提高研发投入,使R&D经费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用政府投入带动企业、社会投入,激发全社会的创造热情,推动科技战略的实施和创新目标的实现;也通过增加政府投入使我国的基础研究得到增强,为企业的研发提供基础,促进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
2.2 要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企业的发展要求是科技创新的源动力。在德国,三分之二的研发资金来自企业,三分之二的科研人员分布在企业,80%的大企业有独立的研发机构,三分之一以上的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企业是真正的创新主体。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可以使科技研发与产业需求密切联系在一起,又为企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的提升提供了坚强的技术支撑,保证了德国经济的稳定性及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造就了闻名世界的“德国制造”。
2010年,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73.4%;从科技人员的分布看,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占全国的73.4%[7]。从研发投入和人员布局看,我国已经形成了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相似的结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体。但是这种合理的结构却可能是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
从研发投入看,如前所述,发达国家大多是在研发投入强度超过1.5～2.5以后企业才取代政府成为投入主体的,而我国企业成为研发投入主体时,我国的研发投入强度只有0.9,到2010年也才刚刚达到1.76。由于研发投入整体水平很低,即便是企业投入在研发总投入中占比很高,也并不意味着企业研发投入的数量大。事实上,虽然现在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研发投入的主体,但对企业来说,研发投入不足仍然是一个大问题。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称为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是衡量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要指标,也是决定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国际共识是,强度小于1%,企业难以生存;达到2%,企业可以勉强维持;达到5%,企业才有竞争力[7]。从表2我们看到,我国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一直低于1%(德国达到5%～10%),自身投入不足是制约企业创新能力形成的首要因素。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
从人员情况看,2010年我国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占全国的73.4%,但企业研究人员[7]。另有数据显示,2009年企业R&D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全社会R&D科学家和工程师比重为49.6%。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尽管我国企业在R&D人员的规模上十分可观,但真正能进行科技创新的高层次研发人员还比较缺乏,企业R&D队伍的层次有待提升。
此外,第二次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资源清查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开展研发活动的工业企业只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8.5%。这些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资料显示,我国企业研究人员人均三方专利在有数据的38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36位[8]。因为缺乏创新能力,中国大多数企业从事科技含量很低的加工制造业,这是“中国制造”与“德国制造”的根本差距;也因为缺乏创新能力,我国企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高,需要购买外国专利,降低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所以,从研发投入和人才队伍的分布看,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研发活动的主体,当前我们要做的已经不是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而是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要从加大研发投入、建设高层次人才队伍等方面着手,为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创造条件;要通过科技奖励、资源配置、公共服务等政策工具,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流动和集聚;要推进创新型企业建设,打造一批充满活力的创新型企业群体。
2.3 要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培养创新型人才
德国大学奉行教学与研究的统一,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大学是德国科技创新的人才基地,也是德国基础研究的重要力量。
我国现在有各类高等院校2 305所,是我国最大的基础研究活动部门,基础研究活动规模超过全国半数[9],大学在校生的数量居世界第一。但是中国大学的教育观念亟待更新,教育体制亟需改革。要增加实验课程和研究性教学,给学生多一些实验机会、动手机会、独立思考的机会,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导师应该带领学生组成研究团队,或者吸收学生加入自己的项目小组,让他们承担项目的部分研究工作,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培养创新型人才。
2.4 要发展非营利性研究机构
德国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科技力量强大、规模覆盖全国、运作模式成熟,在德国的科技创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基础研究、公益性或共性应用技术研究方面为德国科技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国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是社会公益型科研机构分类改革的产物。2000年,原中央政府部门所属的社会公益型科研机构有265家,2001年,国家对这类科研院所启动改革,有面向市场能力的向企业化转制,难以获得经济回报、确需政府支持的按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管理和运行,改革后形成了102家非营利性研究机构[10]。这些研究机构主要从事社会公益性科学研究、技术咨询和服务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在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学、工程技术、人文社科等领域承担国家重要的公益类科研项目。由于还处在起步阶段,我国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经费不足、人才流失(资料显示,2004年以来,我国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科研人员的数量虽然在增加,但在全国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等问题。借鉴德国的经验,我国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也可以在全国建立分支机构,这样既能带动全国的科技创新,各分支院所又能立足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进行科技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增强研究机构自身的力量和服务国家、造福社会的能力。
2.5 要为科技成果转化打造科技中介服务网络
科技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应用。长期以来,中国的科学研究和产业需求存在“两张皮”现象,一方面,企业发展缺乏技术支撑,另一方面,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很低,很多的科研成果停留在奖杯、证书或者样品、展品阶段,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没能有效发挥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技中介机构没有发展起来。德国科技创新的经验表明,科技成果的扩散和产业化是影响科技创新成败的关键因子,而发达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架设了科技成果和产业需求之间的桥梁,是科技成果扩散和转化的纽带,是科技创新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构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我们也必须建立和完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这类中介机构要以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转移技术为服务主题,选择在企业集中尤其是科技中小企业集中的地域建立,把这一地域建设成科技成果的集散地,以带动区域创新活力和能力的提升。
2.6 科技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协同努力
科技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等各创新主体的协同努力。在德国的科技创新中,政府负责制定科技政策、投入资金、组织协调;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负责研究、开发;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为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服务和条件。从制定科技政策到实施科技创新、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各种社会力量都被调动起来参与创新,分工明确而又协调一致,政府通过经费、评估、奖励等途径参与到科技创新的各个环节,推动国家创新目标的实现。这种完善的创新体系保证了德国科技创新的高效和成功。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整理绘制
图3显示了我国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在R&D活动中的合作状况。可以看到,大学、企业和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的科研项目绝大部分是靠自己独立完成,相互之间的合作很有限,存在着条块分割、资源分散、重复建设、各自为政等问题,影响着我国科技创新效率的提高。建设创新型国家,各创新主体要有相对明确的分工,使创新任务能分层次落实到各创新主体;更要建立创新主体的联系和互动,以形成各创新环节的衔接与协同创新的合力。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源动员和组织协调方面的制度优势,通过设置课题、管理经费、配置资源、项目评审、科研奖励等途径对各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进行管理和推动,以保证国家科技战略的实施和国家目标的实现。
摘要：德国科技能长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是因为它有一套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科技创新体系。德国成熟的科技创新模式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发展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为科技成果的转化打造中介服务网络,并且加强创新主体间的联系和互动,形成协同创新的合力。
关键词：科技创新,德国,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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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报告2010[D/OL].(2012-03-21).http://www.most.gov.cn/kj-fz/kjxz/2010/201203/p020120321558133124363.pdf
[8]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2008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状况分析[D/OL].(2010-03-16).http://www.most.gov.cn/kjtj/tjbg/201003/p020100316386691314647.pdf
[9]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二次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第四号)[D/OL].(2010-11-22).http://www.stats.gov.cn/tjgb/rd-pcgb/qgrdp-cgb/t20101122_402684881.htm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篇5
关键词：区域创新环境；协同创新；复合系统；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6-0084-005
如何有效地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一项知识生产活动，产学研协同创新不仅需要内部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协作配合，良好的外部创新环境也是促进其顺利开展的必要条件。其中，创新环境包含能够协调创新主体行为的实践系统、制度、规则等，它是以促进创新为目的，因而其对区域创新活动能够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1]也有学者认为，创新环境的质量和优势对区域吸引并留住各种资源的黏性具有决定性作用。[2]本文将通过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并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考察区域创新环境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效应。
一、模型构建与指标设计
（一）模型构建
为了实证研究区域创新环境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的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为：
synit=αit+∑βjenvjit+ηi+μt+εit（1）
式（1）中，t表示截面数，i为时期数，syn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即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协同度，α表示常数项，env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集，即本文所选取的区域创新环境变量，β为其系数，η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μ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固定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本文选取2004—2014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由于西藏部分年份数据不全，暂不予考虑），并根据洪银兴（2014）对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定义[3]，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同时选取相应的序参量指标，以此对产学研协同创新进行衡量。
（二）产学研协同创新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的构建
参考孟庆松等（2000）、陶长琪等（2007）、王宏起和徐玉莲（2012）的研究[4][5][6]，根据协同学理论，产学研协同状态的形成离不开系统外部参量的驱动作用，这些影响系统向有序结构转变的关键因素被称为序参量，在系统演化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并起决定性作用。基于此，定义θj=（θj1，θj2，……，θjn）为主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演变的序参量，j表示以上各子系统。假定序参量θj1，θj2，……，θjl1为快弛预变量，其值与子系统的有序程度呈正向关系，而序参量[θjl +1][1]，[θjl +1][2]，……，θjn为慢弛预变量，其值与子系统的有序程度呈反向关系。为了避免在实际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若干θji值过大或过小等问题，将其取值区间[nji，mji]进行不断调整，并满足：
（三）产学研协同创新复合系统序参量指标体系
从本质上来说，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一种知识生产过程，知识生产过程又包含着知识投入、知识创造和知识运用三个阶段，直接决定了知识的转换效率和技术创新生产的能力。基于此，本文将立足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三个子系统（依据其在协同创新活动中的重要性，本研究分别将以上三个子系统在产学研协同创新复合系统中的权重赋为0.400、0.300和0.300），从知识投入、知识创造和知识运用三个方面构建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的序参量体系，并考虑实际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了相应的二级指标，使用客观赋权法中的CRITIC法对各项指标的权重进行确定。
对于企业子系统来说，根据企业子系统参与协同创新的特征，本文选取其知识投入序参量的二级指标为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和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知识创造序参量的二级指标为企业的专利申请授权数，而知识运用序参量的二级指标分别为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和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根据CRITIC法，以上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分别为0.220、0.176、0.221、0.232和0.151。对于高校子系统来说，高校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主要承担着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的双重功能，本文选取高校子系统知识投入序参量的二级指标分别为高校R&D人员全时当量和高校R&D经费内部支出，选取其知识创造序参量二级指标为高校课题数，而高校知识运用序参量二级指标分别选取高校毕业生人数和高校专利申请授权数进行衡量。以上各指标的权重值分别为0.222、0.199、0.202、0.187和0.190。对于科研机构子系统来说，本文所选取的科研机构子系统知识投入序参量的二级指标分别为研发机构R&D人员全时当量和研发机构R&D经费内部支出，选取知识创造序参量的二级指标为研究与开发机构课题申请数，其知识运用序参量的二级指标则为研究与开发机构的专利申请授权数。以上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分别为0.150、0.226、0.408和0.216。
（四）区域创新环境变量的选取
区域创新环境的具体衡量指标，在参考白俊红等（2011）学者研究的基础上[7]，选取了经济发展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对外开放环境、人力资本环境和制度环境五个变量作为衡量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区域创新环境指标。
第一，经济发展环境。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往往拥有更加雄厚的资金，这有利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的开展。基于此，本文选取考察期内各省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环境的指标（gdp）。第二，基础设施环境。基础设施不仅可以作为创新活动的支撑和保障系统，也可以为从事创新活动的企业提供产业链上的支持。因此，本文选取基础设施环境的衡量指标为各省区每平方千米内长途光缆线路长度（inv）。第三，对外开放环境。地区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地区创新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地区内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也能够获得外部主体的知识溢出。同时外资的进入能够加剧国内创新活动的竞争，激发产学研协同创新各主体的积极性，本文选取考察期内各省区单位外商投资企业实际投资总额来衡量对外开放环境（fdi）。第四，人力资本环境。由于创新生产作为一项知识密集型活动，大批高素质人才的存在能够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要素支撑，这有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本文选取考察期内各省区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作为人力资本的考察指标（hum）。第五，制度环境。一个地区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越清晰、知识产权保护越有效、产权关系越明晰，说明该地区的制度环境越好，这也越有利于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和积极性，本文选取单位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资产总额来对其进行衡量（mar）。
二、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情况
在测算之前，本文将采用均值-标准差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参考刘志迎和谭敏（2012）的研究[8]，将序变量的上限值和下限值分别取2003—2014年标准化数据最大值和最小值的110%（1），根据式（2），计算得出各子系统序变量的有序度。（2）在此基础上，根据公式（3）计算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三个子系统的有序度，并以2003年为基期，利用式（4）计算得出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的有序度。表1报告了2004—2014年我国各省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协同度均值。
由表1可以看出，考察期内我国产学研协同度虽然在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程度较低。各省区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协同度差异较大，其中，广东、辽宁、陕西、山东、江苏、天津、北京和上海等省市的协同度水平较高，属于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但是，河北、山西、福建、黑龙江、甘肃、宁夏、安徽、青海和湖北等省区的产学研协同度较低，呈现为负值，属于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较差的地区，这可能是这些省区的企业子系统、高校子系统和科研机构子系统中至少有一个系统是向无序的方向演进和发展的，因而导致整个系统呈现非协同的状态。研究还发现，东部地区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这种水平差异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异格局较为吻合。
（二）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stata12.0软件对式（1）所示的面板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了估计，表2分别报告了其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由表2可知，区域创新环境变量中，经济发展环境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这与白俊红和卞元超（2015）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9]本文研究发现，基础设施环境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效应是不显著的，这可能是因为考察期内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为滞后，特别是长途光缆等仍然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创新需求，导致了基础设施环境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无法产生显著影响。对外开放环境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正相关，说明良好的对外开放有利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的开展，外资进入使各主体能够较为便利地获得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资金，而来自于国外资本的竞争也进一步激发了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各主体开展协同创新的积极性，这都能够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环境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亦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目前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高素质的应用性人才长期缺乏，这也导致了我国技术创新活动处于低层次状态，从而使得人力资本环境无法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以地区单位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衡量的制度环境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地区国有企业越发达，越不利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的开展，国有企业往往存在着预算软约束、组织冗余、裙带关系复杂、产权模糊、寻租空间大等诸多问题，而且国有企业长期占据了大量的创新资源，这可能会抑制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主体开展协同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产学研协同度的提升。
（三）分地区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区域创新环境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地区差异，进而提高研究结果的精确性，本文分别对东、中、西部样本进行了回归。限于篇幅，表3仅报告了东、中、西部地区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表3所示的分地区估计结果中，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环境对产学研协同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全国估计结果一致。但是，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环境能够显著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开展，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仍然是不显著的。我国东部地区一直以来具有较好的基础设施配套，针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相关服务也较为齐全，这都有利于产学研协同度的提升。就对外开放环境来说，东部地区的估计结果与全国较为一致，即良好的对外开放环境能够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产生促进作用，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为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中部和西部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较为滞后，引进外资的层次和结构也较低，这都无法显著地促进技术创新活动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开展。虽然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环境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仍不显著，但东部地区凭借其相对丰富的人才资源，形成了较好的人力资本环境，从而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产生促进作用。最后，与全国估计结果一致，东、中、西部的制度环境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仍显著为负，即无论在哪个地区，国有企业及其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均不利于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考察期内，结果显示经济发展环境对产学研协同创新复合系统协同度的提升均具有正向作用，即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有利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的开展。东部地区凭借其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服务，显著地促进了产学研协同创新，但全国范围、中部和西部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发现对外开放环境亦能够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产生促进作用，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较为滞后，其对外开放环境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效应是不显著的。就人力资本环境来说，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规模较大，质量较高，有利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开展，但全国范围、中部和西部的回归结果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以地区单位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衡量的制度环境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即国有资产占比越大，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制度环境越差，也越不利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的开展。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我们认为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重点工作。
1.构建相对健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仍然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工作的重点之一。特别是对落后省区来说，创新驱动战略是其增强后发优势、实现赶超的重要路径，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根据自身区域与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和能力来落实创新驱动战略，通过与外部发达地区的创新主体，以及本区域内部主体之间相互协作，鼓励各主体之间开展形式多样的协同创新活动，以此构建多元化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和协同创新中心，不断激励各主体之间的协同和配合，增进其互动，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度的提高。
2.以科技创新园区建设为依托，促进面向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当前中国的现实环境来说，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逐渐成为各地区“促增长”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在财政分权改革后，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的地方政府竞争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努力。[10]然而，这种以生产性项目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会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产生“挤出”效应，政府把更多地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非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不断完善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为导向的基础设施建设，围绕科技创新园区开展综合配套服务的优化改革，重点加强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保障。
3.优化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鼓励在岗职业技能培训。一方面，需要不断优化目前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紧密结合创新型人才的特点以及协同创新过程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综合研究的不同需求，构建多层次、宽领域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另一方面，进一步鼓励和支持在岗职业技能培训，激励在岗职工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开展不同形式的科技创新活动，培养更多具有职业技能和创新技能的科技人才队伍。
4.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亦需要科学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认为，政府也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11]如果政府对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管得过宽、过死，都可能会引发协同创新的市场扭曲。因此，就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来说，仍然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伙伴选择、模式设计、成果转化等不同阶段中引入价格、竞争和供求等机制。在此基础上，发挥政府的服务职能，通过完善税收、信贷优惠等机制，构建多元化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政府服务体系，从而也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的开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注释：
（1）根据式（4），测算2004—2014年复合系统的协同度需要以前一年为基期，即2003年。
（2）限于篇幅，这里未直接报告各省区2003—2014年各子系统序变量的有序度，如有需要，请与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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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篇6
制造业是一国家的强国之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全球制造业生产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先进制造业发展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河南省是人口大省,也是制造业大省,一直重视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14年河南省政府已经发布了《先进制造业大省建设行动计划》,提出了全省制造业主营业收入超过8万亿元的目标。但是,不可否认,河南制造业整体产业层次低、创新能力弱、高附加值产品少。2015年5月,我国适时推出《中国制造2025》,被视为我国制造业创新发展的路线图,为各个省制造业在新时期的发展指明方向。河南省如何在此背景下抓住机遇,实现制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突破,迅速步入先进制造业大省行列,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的基本研究现状
国外对“产学研用”和“政产学研用”的研究展开较早,自美国学者提出产学研协同模式后,许多学者进行了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并总结出许多关于产学研结合的经典理论。较为集中的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产学研用对生产企业的影响。Motohashi kazuyuki(2006)发现企业成长过程的不同阶段,对产学研合作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企业在成长初期或小企业往往对技术的需求远远大于大型企业。麦克.杰戈瑞(2005)认为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更加需要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发技术,迫切需要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发技术与自己生产需求的协同。第二,研究产学研用对高校或科研院所创新成果转化的作用。托尼.库洛斯(2005)提出加速实现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向产品转化需要依赖现代化络平台,通过网络平台的联络可以迅速实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斯密伯.杰恩斯等(2005)认为应鼓励大学教授与生产企业展开合作,教授参与企业生产或持有股份的多少恰恰反映出给教授所有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程度,已经教授科研方向与企业生产实际结合的程度,因此,鼓励更多的教授与生产企业合作实施成果转化,实现双赢。第三,研究产学研用中各主体的整体协同创新。Doutriaux等(2003)通过系统的研究加拿大各地政产学研展开过程和发展态势,肯定其比较成功的模式,认为在此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发挥了巨大作用,高校和科研院所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需要进一步推进知识生产方的作用。
国内学者对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自20世纪90年代始,国内学者在结合国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我国的实际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主要从合作模式、合作机制以及合作中的问题与对策进行探究。第一,从合作模式方面展开。王文等(2008)对产学研合作模式进行梳理分类,并提出了据此分类的依据。张朋柱等从创新的角度,提出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不连续性,是分阶段的,在不同的阶段,产学研合作模式表现为不同的模型。第二,从运行机制角度展开。段瑞春(2008)提出了产学研结合创新中的技术成果移转机制,认为应该加强企业组织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推进形成一个各个创新资源向生产企业聚集的机制,从而实现资源整合和持续创新。蔡兵(2008)提出产学研结合中政府的引导和凝结作用,在中国现实背景下政府的功能在于组织和服务,以实现产学研的融合。第三,关于政产学研用合作联盟的研究。汪馥郁等认为有必要对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及其互动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来促进政产学研的合作联盟的成立。建立好学科集群和产业集群是实现政产学研用合作联盟发挥最大效益的基础和关键。
“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与产学研用创新模式的内在关联
“中国制造2025”被视为中国版的工业4.0,是我国未来10年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和行动纲领。智能制造是其核心内容,成为引领我国新一轮制造业发展的方向。而在智能制造的研发和推进过程中,必然要建设和形成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政产学研用结合模式便是已经验证的较好的选择,在此模式下能够较好的实现区位要素、市场要素、技术要素、人才要素和产业链配套的融合。
(一)中国制造创新驱动需要政府的宏观布局、微观引导和服务
中国制造2025强调以智能制造为引领,需要知识的不断生产、分享、传递,需要智能生产,即以智能工厂为核心,将人、机、法、料、环连接起来,多维度融合;需要智能装备来强化基础能力,并由此生产智能产品来满足市场化需求,实现供给侧改革,同时,需要智能服务予以配合协调。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设计和政策供给来推动。而对于每个区域、不同行业和不同的生产企业,则需要政府的微观引导,达成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对接和融合。进行网络服务平台的搭建或实务孵化器的培育则是政府提供的智能服务的组成部分。因此,政府应该积极做好制度规划和政策引导的工作。
(二)中国制造的实施需发挥生产企业的主体作用
制造业的兴衰取决于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员工工匠精神。生产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也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最了解市场需求,最有条件捕捉创新需求和市场信号。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的最大化发挥则需要产学研合作机制的联动和耦合。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大蓬勃发展之际,企业只有抓住智能制造这一契机,重视智力投资和生产创新,利用和发挥互联网+和大数据、云计算的优势,乘势而上才能此次工业革命中占领制高点。
(三)中国制造2025需要科技创新的生产与转化
在产学研的合作模式中,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知识或科技成果的生产者。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换代需要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发动机”功能。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研专业户的云集地,他们走在科技发展的最前沿,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困境的破解者,也是将最新科技成果和发明创造转化为民服务的开拓者。中国制造的实施需要他们的新技术、新知识和新工艺。
(四)中国制造2025应以用户为导向
制造业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新技术的应用可以减少劳役、解放生产过程中的困扰、增加和丰富人们的物质需求、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只有明确市场的需求,中国制造才有意义。产学研合作增添用户的导向功能,表达了科技生产、经济生产和社会生产的统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提出了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和人才为本的方针。
河南制造业产学研用协同实施的成就与不足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河南制造业取得了较大的进步,逐渐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生产体系。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轨道交通、智能电气、风电等高端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如汽车,家用电气制造如手机、冰箱,以及日常消费品如女裤、火腿、速冻水饺等等,都取得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吸引了大批的就业,丰富了市场的供应。为河南省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不可否认,河南制造业整体竞争力还不强,创新能力还不足。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制造的深入影响,河南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的重任。
为此,河南省“十二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为制造业产学研用协同实施指明方向。在规划的指导下,河南省政府、制造业界和高校科研院所的共同努力,积极探索和实践产学研用合作模式,取得了一定效果。
(一)支持产学研用的政策法制环境不断优化
为了鼓励制造业技术创新,推进高校与产业的协同联动,河南省政府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和法规。如《河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暂行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创新机制全方位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的若干意见》、《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意见》、《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产业集聚区提质转型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河南省专利保护条例》、《先进制造业大省建设行动计划》、《河南省重点产业2016年度行动计划》等等。通过密集发布的政策和法规规章指引,河南省制造企业的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在不断增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产出量、专利申请量在逐年提升。先后建立了郑州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含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郑州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含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郑州航空港区、郑州上街装备产业集聚区,以及各市县的产业集聚区达180个。这些政策和行动计划,进一步释放了制造业创新的活力,优化了创新创业的环境,激发了科技人才的研发潜力,形成了健康的产学研合作氛围。
(二)产学研合作的模式在不断创新
河南省制造业产学研用的不断实践,结合形式也在不断创新,形成了特色鲜明、丰富多样的合作模式。第一,以企业、高校为主体组建产业技术战略联盟。产业技术战略联盟围绕产业技术创新的关键问题,开展技术合作,加速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运用,培育产业技术创新领军人才和优秀科研团队。河南省自2009年组建首个风电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来,已在涉及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农作物新品种等十几个优势产业领域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有力地促进了相关产业升级和持续竞争力的形成。截至2015年12月,河南省省级以上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将达到72家,其中包括4家国家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其成员单位涵盖了980多个省内外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其中企业770余家,高等院校70余家,科研机构130余家。通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将进一步构建和完善以市场为导向、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产学研合作新机制,不断推动我省产学研合作模式由短期零散式合作向战略长期合作转变,由单纯项目对接向多维平台合作转变,由单一技术合作向技术、人才、标准多层次合作转变。第二,实施科技开放合作工程项目。科研团队、平台与省外(含国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合作开展的科技研发或成果转化项目,并形成一定的现实效果。这类合作项目必须符合产业、技术政策,属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急需的关键技术领域。项目技术先进,其实施对我省相关领域关键技术突破、产业技术升级、高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意义重大,能够显著提高相关领域的创新能力。项目产业化前景广阔,预期有比较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双方合作项目特色鲜明、并已签署合作协议、知识产权划分明晰。
(三)产学研用合作成为高校和制造企业的自觉需求
近年来,随着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区的建设发展,中原大地涌现出一些新兴制造企业。新兴制造企业开始自觉运用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来提供生产的智能化水平。但是,单靠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往往难以有效的运用一些现代化智能技术和工艺,寻求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取得理论和技术指导成为这类企业的首要任务。同时,面对国际和国内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特别是沿海地带生产企业向内地专业带来竞争的压力,省内传统生产企业为了生存发展也日益重视加强与学界合作,也开始注重从用户的角度设计生产产品。而在面对国家在宏观政策层面提出要发展绿色制造,节能减排,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并实施对产业政策进行调整的背景下,我省一些依靠生产要素和自然资源要素投入的制造企业更是倍感压力。寻求突破,创新生产模式,与科研单位展开合作成了其内在需求。我省一些理工类大学和院校对于企业合作转化其拥有的智力成果或专利热切期待。几年来,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已与多个企业和政府签订了研发和成果转化协议。
(四)河南省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实施的不足
尽管河南省制造业、政府和高校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为制造业的发展带来活力,为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了渠道。但是,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还面临着诸多不足。第一,合作的深度和动力不足。现代制造业的竞争是全球性的竞争,产业技术需要重大的创新和突破。只有如此,才能居于产业链的高端,获得更大利润。重大技术创新则是一项系统的复杂工程,往往需要多个研发机构和多个产业实施跨界合作。而我省高校和科研院所相对于发达地区来说总体量少,创新能力有限。本土展开的产学研合作只是在少数领域能够完成创新重任。寻求与域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展开合作成为发展方向。同时,由于重大产业技术创新需要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我省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资金积累不足,风险承受能力弱,多数也不愿意参与到高风险和周期长的研发之中,喜欢一些短期合作的项目。因此,产学研用合作整体比较松散,动力不足。第二,政府相关部门在合作中的引导和服务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产学研用协同对国家层面来讲是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路径之一,旨在促进各主体的创新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这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积极组织和推动。尽管我国的政府部门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实践表明:关于产学研合作的政策保障机制、评价激励机制以及政府的服务水平还需要完善或提高。就我省而言,虽然在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将产学研用协同合作作为科技发展的政策方向,但是具体制度产学研用合作的实施细则或行动计划一直没有完成。产学研用合作过程所需要的环境、人力和金融支持还没有可供落实的依据。一些政府部门往往也只是在书面的政策文件方面下功夫,在汇报材料上下功夫,没有能够真正建立起链接各创新主体的服务平台,没有肩负起协调、组织、引导和服务的功能。而在政产学研合作项目中的评价机制也没有完善,导致对合作评价停留在形式上,起不到推进作用。第三,产学研合作中的利益配置和保障机制不健全。产学研用合作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过程的资助配置以及合作所取得的科技成果利益分享,都需要制定合理的分配方案,已取得最好的激励和合作效果。如果共同投入、成果分享和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对其中的责、权、利界定不清,没有形成很好的规范机制,必然出现合作松散、有形无实、科研人员积极性不高、合作动力不足等现象,进而影响合作预期目标的实现。
推进河南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策略
产学研用本身是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复合体,这种复合体的紧密度离不开协调联动的科学组织和管理。河南省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对策制定需考虑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要针对当前产学研用协同实施的不足进行补正和完善,克服不利因素,打破依赖惯性,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实施的健康发展。二是要依据国务院“中国制造2025”规划纲要,以制造业的智能制造为引领方向,制定符合我省产业实际的智能制造生态圈,将我省的优势产业、智力资源和用户需求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精心配制,规划好制造业发展方向。
(一)以政府为主导的组织监督机制。一直以来,在我国整体的市场经济建立和推动过程中,政府表现出强大的号召力和建构能力。产学研用合作的形成和优化同样也需要政府的主导作用。当然,在产学研用协同中政府的主导并不是强化其行政意识和专断思维,而是发挥其指导功能、服务功能和信用功效。首先,建立起制造业产学研用合作创新的领导机构,由行政主管领导挂帅,设置办公室。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协调有力、监督及时,切实保证产学研用合作政策的落实。其次,政策供给及时到位。产学研用合作虽然已经在实践中展开,但是很明显,还有很多合作上的政策阻碍。比如,制定协助产学研合作的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制定引导产学研用合作的规划纲要,推进合作走向深入,走向产业链布局。政府的政策供给及时到位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产学研用合作的顺利进行。最后,建立完善的制造业合作创新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有效的评价和激励机制是组织合作的动力源泉。应该建立面向市场、面向用户的产品开发评价机制和建立推进科技人员科研开发的激励机制。
(二)制造业创新者权益保护机制
一般认为,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就是对创新者的良好保护,专利法就是鼓励人们的创新活动专门制度。但是,专利制度的演化实践越来越来背离其初衷。其市场竞争的工具性价值正在被放大和滥用,很多情形下,大公司将其异化为谋取市场话语权和支配权的手段。对一些新兴中小制造业公司,技术开发和创新则可能意味着巨额的知识产权维护和诉讼费用。还有一些组织,利用我国的专利政策,申请一大堆及其宽泛的专利,以堵死竞争对手的发展道路或者换取更多的政府补贴。实践中出现的“专利丛林”、“专利怪兽”等正在限制和扼杀创新。因此,有必要重构专利保护制度。面对日益兴起的创新活动,及其带来的权益关系的变化。可以考虑制定《创新者权利保护法》,作为科技基础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设定创新者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国家和各级科技行政部门推进创新的职责,合理分配创新权益,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促进创新成果转化,解放和激发社会创新潜能,回应创新对法律的冲击,解决既有法律理论与实务无法应对现实的不足,构建新型的科技管理关系、科技协作关系、科技权益关系,推动制造业发展。
(三)建立产学研用协同的风险分担与利益共享机制
尽管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在理论上是一个较为完善的组织系统,但是创新过程本身蕴含着研发失败的风险,这种创新风险是任何一个主体都难以独自承受,对于中小制造业而言创新是做大做强可持续发展的唯一路径,而遭遇研发失败,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还会带来整个生产企业内在动力的重创。同时,如果在协同合作过程中各方主体利益配置失当,特别是不能很好的刺激研发者的利用分配,则导致协同创新目标无法完成。为此,首先,建立产学研用合作创新的风险分担机制。分担机制意味着各主体在合作过程中的责任担当。为了减轻可能承受的风险,在分担机制中可以合理引入风险分散策略,必然建立创新风险基金、购买创新风险保险等。其次,建立和完善产学研协同各方的利益共享机制。特别是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规范科技成果评价和奖励制度,保证各方利益的平衡。
(四)建立产学研合作的多元投资和融资机制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篇7
关键词：中国制造2025,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现状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要制定《“中国制造2025”规划纲要》,这是我国针对制造业发展首次提到的全新概念。“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是在国内外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大背景、大趋势下产生的,对指导我国制造业实现技术创新、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有重要促进作用[1]。河南省作为我国中原地区的农业大省,也是重要的制造业大省,紧跟我国发展政策,贯彻和实施“中国制造2025”是快速推动河南制造业由大变强的重要契机。
产学研用主要指的是产业、学校、科研机构相互配合,通过在合作过程中发挥各自优势,使其形成较为系统的集研究、开发、生产为一体的综合体系。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的主要内容是以优势互补、风险共存、利益共享、共同发展为目标,企业集团、高等学校、科研机构通过市场化生产抓住机遇,不断创新从而提升自身综合实力的过程。实践证明,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是加强技术改革、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一个重要方式[2]。河南要实现制造业强省这一目标,充分发挥产学研用一体化、构建协同创新机制是必由之路。河南虽地处中原,但作为新型经济产业的后发地区,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机制建设中还存在着种种不足,河南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还存在一些问题,制约着创新型河南的发展。本文拟从河南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现状分析入手,找到制约河南发展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从而为有效提升河南省产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推进教育、科技、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和打造创新型河南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1河南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合作模式的必要性
1.1河南作为中原大省,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
21世纪初的前10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攻坚阶段。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布局将做重大调整,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及工农业大省的河南省地处中原,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河南省丰富的劳动力、土地、交通条件和部分传统工业的优势,是河南省在全面完成“九五”计划之后,获得的一个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河南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预计经过10年的拼搏努力,能够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合作模式,全面升级产业结构,显著提高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提升社会生产力、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的水平,为实现制造业强国开创新局面。
1.2河南实施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后,河南省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发展虽然已有了飞速发展,但与我国沿海先进省市的经济、科技相比,基础还很薄弱。河南的经济发展还处于资源利用率低下和传统低产能产业,缺乏高新技术人才和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缺乏自主的技术创新能力,缺乏技术核心竞争力等等。
河南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结合现状还很不乐观,不少高校虽然进行校企“联姻”,但校企合作的时间还较短,双方还没有探索出研发合作的有效结合途径;多数高校的校办产业缺乏高科技核心产品,对市场预测、调研、分析不够,造成不适应实际市场经济的发展机制。因此,河南要实现新一轮的经济腾飞,就要下大力气构建21世纪初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合作机制,尽快改变经济的发展受制于人、落后于人的现状,解决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新模式的突出问题,积极推动企业、政府、行业与高等院校主体的密切合作,促进自身成为知识创新和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基地,这种趋势势在必行[3]。
2河南省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现状
2.1河南省社会各方力量高度重视
目前,河南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结合已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政府、高校、企业等社会各方面参与进来,河南省校企合作的项目明显增多;获得国家批准的产学研合作专利逐年提高;高新技术研发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不断得到培养和提高;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资金投入逐渐得到保证。例如十二五期间,河南省明确提出要把产业集聚区建设作为拉动增长、优化结构、增强竞争力的战略举措,发挥产业聚集区的区域协同创新作用,充分调动区域内不同创新主体、创新资源所有者之间的融合和合作,从而推动完整高效的协同创新;2012年10月,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正式挂牌成立;2012年11月,河南省政府还出台了《关于实施河南省高等学校协同创新计划的意见》,为推进河南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结合提供了政策的引导和支持[4]。此后,高校与企业进行产学研用协同的结合和研究成为主流,为中原崛起注入新鲜动力。
2.2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系列举措发展迅速
在河南省各方力量高度重视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后,一系列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举措得以推行,例如,河南省的多所高校、高新企业紧密合作,严格遵循市场导向,纷纷整合优势资源,兴起了一批促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合作的中介中心,建立国家级和省级的高新科技研发中心等,促进河南省的经济发展和建设。例如,河南省的郑州大学利用重点学科的科研优势,加强与国内外的企业、研究中心等协同合作,先后培育组建了14个校级协同创新体;又如,河南大学通过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合作,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如河南煤化、中国移动),与企业进行技术转让,加大科研转变为生产的力度,组建了大量重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形成一大批推动经济发展的科研成果;另外,河南省其他一些高校也都争先恐后的积极探索和创新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促进中原崛起的中坚力量。
3河南省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产业的不断发展,河南省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成绩不断被刷新,但是,与南方沿海省份和周边科技强省进行对比,差距依旧很大,究其原因有:
3.1政府管理作用发挥不够
河南省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结合现状虽然已经引起各方力量的高度重视,但是政府的主导、引导和管理作用发挥不够,还需进一步加强。首先,省财政投入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结合的科技资金力度比较大,但这些资金对产学研用主体的激励作用和创新活力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其次,省政府对高校、科研机构、高新企业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结合的鼓励不够,缺乏行之有效的政策引导,缺乏跨行业、跨领域集成创新的开展,缺乏针对市场和产业需求项目的创新设计;再次,省政府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导致一些技术创新成果在研发、中试、转化、推广和应用等环节不能顺利进行,科技成果的转化水平较低。
3.2科研组织管理不协同
目前,河南省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科研协调管理组织机构和制度,致使一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主体侧重方向不协同,例如,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比较注重理论科研问题的研究,以及理论技术创新成果的获得,在合作中“价值”评价体系停留在对研究项目、专利、论文、获奖等科技成果的获得,忽视和影响了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而高新技术企业则更多注重的是如何把科学研究的技术创新转化成生产力,能将科研成果较快地投入实际生产为企业创造利润,这就造成在实际合作中,企业往往格外注重自身的科技研究,导致不能将受让的科技成果继续深入,不愿意花时间培养一批高新技术人才将一些技术研究成果进行转化和二次创新,让许多受让的科技成果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管理过程中急需建立管理组织机构和制度,以协调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主体的信息流通,使得协同创新更好地适应企业和市场的需求[5]。
3.3中介机构服务建设欠缺
所谓中介机构,是指在科技成果的供应方和需求方在科技成果的转化中起桥梁作用的机构和组织。近几年,随着河南省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飞速发展,河南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也随之发展起来,但总体来讲,河南的中介服务机构在科技成果的产权交易、专利服务、咨询服务、技术转移、生产力转化等方面,多数存在功能单一、业务不精、信息不畅和服务不到位等问题。这些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将导致河南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主体在结合和技术成果转化中,耽误了许多科技成果的合作、转化、投入和应用,影响了河南省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结合的有效发挥。因此,河南省的中介机构的服务和质量有待提升和建设。
3.4省内产学研用融资渠道不畅
目前,河南省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融资渠道不畅,开发资金匮乏是企业孵化园区的瓶颈,也是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合作过程中遇到的又一个问题。河南的高校科研资金和高新企业用于研发的有效资金运用不足,缺乏技术研究和中试实验基地;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在高新技术人员配备不足的情况下,缺乏政府支持和投入的基础科技与开发资金,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自筹,导致在产学研用方面可使用的资金更少,问题更为显著。尽管河南的许多高新企业能够在民间得到充足集资资金,但高投资风险的压力使得企业面临着融资支撑、中介服务等短板因素长期存在,制约了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的发展。因此,河南省拓宽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项目的资金来源和合理分配使用资金是有待解决的问题[6]。
4河南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对策建议
作为中原大省,河南省在“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实施和落实中有着重要使命。目前,河南省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河南实施“中国制造2025”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优化,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作为河南的协同创新主体,政府、高校、制造企业、科研机构等都应积极参与,从制度建设、管理协调、科研转化和创新研发方面进行整体运作。
4.1应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协调引导作用
政府应创建有利于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发展的环境,提供包括财政、法律法规等各种政策法规的引导支持等。
4.2应加强河南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作用
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河南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过程中,处于产学研合作中的“技术链”环节。为此,高校和科研院所应充分利用本身的智力优势,努力推动科研成果的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的应用转化。
4.3提高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研发能力
制造业企业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主体,是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执行载体,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结合过程中起着中间转换的枢纽作用。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快构建促进制造业发展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结合的投融资体系,完善制造业高新技术引进、培育和留住的人才培育体系,完善中小制造业企业的政策扶持体系等,提升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4.4增强河南省科技中介机构的内在驱动力
促进产学研用合作的中介机构,能够提供信息交流、咨询服务、政府沟通和成果转化等的服务,实际上发挥着为高校和制造企业搭建桥梁的作用,是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主体之间紧密合作的“催化剂”。因此务必加强科技中介机构的自身建设,真正起到推动河南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作用,从而为实现我国“中国制造2025”的宏伟目标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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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制度逻辑 篇8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我国落实创新驱动战略、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根据协同学理论,产学研协同创新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复合系统,而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则可以被视为其子系统,各子系统内部也包含了多种要素。这些子系统之间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通过交互作用,以自组织的方式形成一种有序结构,该有序结构能够涌现出“1 + 1 + 1> 3”的整体协同效应［1］。它更加注重创新过程的系统性和互动性,要求各参与主体在同一个协同创新平台上进行共同研发,并将各自功能的发挥落实到创新过程的每一个环节［2］。因此,产学研协同创新已经成为我国促进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之间协作互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制度安排。那么,产学研协同创新这种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它又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将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认识和理解。
事实上,从制度的角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多数学者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探讨了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动力机制,其中,刘力认为降低交易成本是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根本动力［3］; Veugelers和Cassiman,石书玲的研究也发现产学研合作能够约束交易主体的行为,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从而可以有效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交易成本［4-5］; 祖廷勋等基于外部和内部两个角度,认为市场因素的诱导和政府政策的强制是产学研合作的外部动力,而其内部动力则来自于通过建立合作组织,将市场交易的成本内部化,并取得规模收益,保持竞争优势［6］。第二,还有部分学者探讨了高校在进行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制度问题,并就其中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7-8］、制约因素［9］等问题展开了论述。但是,正如Perkmann和Walsh,杨东升和张永安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产学研合作创新是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以技术契约为基础,通过在创新要素方面的优势互补,合作进行技术创新的活动［10-11］,这与本文研究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二者在制度安排及其内在逻辑上亦是不同的。不仅如此,在技术创新过程逐渐复杂、创新要素日益紧缺、市场竞争不断激烈的环境下,产学研协同创新所产生的整体协同效应更能够降低创新主体的成本、提高创新成功的可能性,进而也有助于促进创新收益和创新主体竞争力的提升。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来说,还鲜有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在逻辑等问题,尽管俞大军等和张学文的研究开始涉及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制度问题［12-13］,但其研究思路仍未突破合作创新的线性思路,显然,这与本文所要研究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尚存在较大区别。而缺乏对产学研协同创新制度逻辑的研究,亦不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考察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演化与发展。
基于此,本文将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探讨产学研协同创新演化发展的制度逻辑,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考察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动力机制,并基于产权理论探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关键问题。不仅如此,我们亦将研究政府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1 交易成本: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动力机制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瓦尔拉斯范式认为所有的行动权利被隐含地假定为自由的、简单的和不受限制的,而且拍卖商和监督人的行动都被假定为不花费任何费用的［14］,即假定了市场交易中不存在交易成本。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交易成本是普遍存在的。基于此,新制度经济学采用制度分析批判了新古典模型的不足之处,它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 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其中,交易成本理论是指交易中搜寻信息的成本、对欺诈行为的监督成本和执行契约所形成的成本等; 产权理论主要探讨了对财产的使用、从财产中获取收入以及让渡资产或资源的一系列权利。对于产权的清晰界定和保护是交易行为有序开展的前提和基础,而这也需要具有强制力的国家,它能够通过提供一个产权结构规定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降低交易成本。因此,本文将基于交易成本理论,通过比较产学研合作创新和产学研协同创新在交易成本方面的区别,以此探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动力机制,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则在后面两部分进行研究。
交易成本也称交易费用,其最早是由Coase提出,他认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方式( 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 ,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分工的费用［15］。一方面,企业可以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了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摩擦,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场。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低。而如果将交易成本理论引入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中,由于产学研合作创新是一种契约化行为,技术是交易的产品,企业是需求者,高校和科研机构则是技术的供给者,因此,相对于产学研合作创新,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产学研协同创新具有更低的信息搜寻成本。由于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属于不同性质的创新主体,在产学研合作创新中,各主体需要不断搜寻合作伙伴。比如,企业要想研发一种新的工艺或产品,需要去寻找合适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由于企业自身搜寻能力的主观限制,以及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对于某些信息的客观保留,这种合作关系通常会随着交易关系结束而结束,因而是短暂的,这都使得企业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费用去寻找合适的伙伴。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主体是在一个共同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上开展创新活动,而协同创新平台是一种具有稳定和长期建制的组织机构,其拥有较为完善的内部结构和外在规范,这个平台能够有效地汇总和发布各参与主体的相关信息,因而各主体在创新过程中可以降低搜寻信息的成本。
第二,产学研协同创新具有更低的谈判成本。正如前文所说,产学研合作创新是一种契约关系,因而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主体之间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会在达成契约关系之前进行讨价还价,这种讨价还价行为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而会提高合作关系的谈判成本。而对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来说,由于这种稳定的协同创新平台能够为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参与主体提供有效的交流和沟通平台,而且长期的协同关系能够保证各主体之间保持彼此透明,因而它们之间就具有较低的动力去进行讨价还价,这就可以降低各主体之间的谈判费用,因而也减少了相关的交易成本。
第三,产学研协同创新具有更低的监督成本。由于在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上,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之间彼此相互了解,加之完善的制度规范,使得各主体缺乏动力去进行“败德”行为,这都能降低协同创新的监督成本。而在产学研合作创新中,由于彼此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合作关系的不稳定性和暂时性,使得各主体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金钱去监督合作伙伴的行动,以防“败德”行为的发生。所以相对于产学研合作创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监督成本较低。
因此,产学研协同创新比产学研合作创新具有更低的交易成本,这成为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主体参与协同创新、开展协同互动的动力所在。不仅如此,从理论上来说,产学研协同创新强调了各创新主体之间关系的系统性特征,它认为企业子系统、高校子系统和科研机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效应是通过一种自组织的形式所形成的,而这种自组织形式体现了各子系统之间的自我演化和发展,因此这种自组织形式无需更多的外在干预,这亦能够说明产学研协同创新具有更低的交易成本。
2 产权理论: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关键
根据Coase的观点,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都是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安排实质上是一种人们之间行使一定行为的权力。因而经济分析的首要任务也就是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即清晰界定产权,然后通过对权力或产权进行交易达成社会总产品的最大化。事实上,Coase产权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交易成本的概念拓展至社会成本问题,而社会成本问题研究的核心又在于外部性问题,因为外部性的存在,使得模糊产权所造成的混乱和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果产权界定不明确,由外部性带来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 只有明确产权,才能消除或降低这种外部性所带来的损失和伤害［16］。在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的关系中,对于创新成果产权的清晰界定,成为有效维持以上各主体之间关系的关键。根据Ar-row的研究,对于创新活动的投资可以产生新的知识［17］,但是知识产品能够较为轻易地通过人员流动、产品流通等渠道被其他主体获取,这种外部性会容易产生“模仿式”创新和“搭便车”行为,从而降低了创新主体投资的激励和动力。而且由于知识溢出通常高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使得社会收益率高于知识生产者的私人收益率,这也会造成知识创造的后续动力不足［18］。
具体地,在产学研合作创新中,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主体属于不同性质的组织,其中,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而高校和科研机构则属于公共部门,这种合作关系的维持是通过技术契约来进行的,即企业是技术的需求方,高校和科研机构是技术的供给方。因此,知识和技术往往掌握在高校和科研机构手中,企业则向高校和科研机构发布技术需求信息,因而在一项契约关系达成之后,企业支付给高校和科研机构一定的费用,而高校和科研机构则向企业转交技术产品。在产学研合作创新中,技术产品流动会引发知识溢出,即所谓的“外部性”,这就可能会导致高校和科研机构不愿意采用核心的知识去进行研发,这不仅会使得企业获得的技术不具有先进性,也会降低知识和技术成果的转化率。因此,从表面上看,产学研合作创新中对于最终成果具有清晰的产权界定,即企业拥有最终产品的支配权和使用权。但是,在产学研合作创新中忽视了知识产品的外部性特征,进而造成创新成果的“耗散”。
产学研协同创新可以较好的降低这种外部性及其所产生的“耗散”。因为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在一个共同的协同创新平台上进行创新,每个主体需要参与到创新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即企业需要参与到知识和技术的研发过程,而高校和科研机构也需要涉及市场信息搜集和成果产业化的阶段,它们之间是一种利益共同体的关系［2］,任何一个环节的问题都会影响到所有参与主体的利益。从外部性的角度来说,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够降低创新成果的外部性,这是因为协同创新平台是一个新的组织,其知识是共享的,它在本质上是将知识的外部性进行内部化,使得知识溢出依然是在整个协同创新平台的范围内进行,溢出的部分也均被协同创新参与主体进行吸收,在总体上并没有产生损失。而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的产权问题,由于创新主体都参与了产品研发的每一个环节,将产权赋予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产权赋予整个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则是有效的。因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是一个独立的规范性组织,将产权赋予协同创新平台,产权的交易则是通过这个平台来进行,任何一个参与主体要想获得知识产品的使用权和支配权,必须通过与协同创新平台进行接洽和交易。此时,吸引和激励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协同创新活动的动力则是来自于对获取产权的优先选择和优惠政策等。
3 国家理论: 政府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将国家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框架,考察其对经济运行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是一个具有福利或效用最大化行为的“理性人”,它具有以下特征: 即国家为公民提供保护与公正,而公民则需要向国家交纳税收; 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国家会对不同的公民集团设计不同的制度,即国家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 国家面临着其他国家或国内其他集团的竞争。基于此,国家的基本目的也包括: 第一,国家通过界定产权和产权结构,使统治者租金实现最大化; 第二,国家需要降低交易费用,最大化社会产出,从而增加国家收入。没有国家权力的介入,产权就无法得到有效界定、实施和保护,交易费用也无法得到降低。
因此,作为一种新的组织方式,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干预。基于国家的基本目的,政府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介入和干预主要包括界定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的产权,并进一步降低各创新主体之间协同互动的交易成本。其主要的方式则包括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来扶持和规范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也可以采用资助的方式来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具体可以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政策介入产学研协同创新。政府可以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构建,由政府作为牵头人可以降低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的信息搜寻成本。政府通过立法的方式,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此规范和监督各协同创新主体的行为,可以减少各参与主体“败德”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政府通过制定相关制度对协同创新活动的利益分配机制进行完善,并对创新成果的产权进行界定,降低创新成果的外部性及其所产生的“耗散”。政府对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制度规范,亦可以为协同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各主体产生制度激励作用。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资助的方式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由于创新成果的外部性,使得创新主体缺乏对创新活动进行投资的激励,此时,如果政府不进行资助和支持,将会产生创新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因此,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政府都会对创新活动进行资助,产学研协同创新亦是资助对象之一。政府的资助方式主要包括: R&D经费补贴、R&D税收优惠返还、R&D信贷优惠等。政府的资助不仅可以弥补产学研协同创新资金的不足,直接增加协同创新的资金规模,而且政府的资助具有“引导”的功能,它通过引导产学研部门的技术创新朝着战略性更高、效益更好的方向发展,从而吸引产学研协同创新主体自身更大的研发投入,也会吸引民间资本、金融资本以及境外资本,从而可以间接缓解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的资金紧张的局面,降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对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介入和干预亦可能产生某些负面影响。第一,政府对于创新活动的资金支持可能会替代创新主体自身的创新投资［19］,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如果政府对产学研协同创新进行资金支持,这可能会使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协同创新主体利用政府的资金来替代原本可以由自己完成的投资,即政府的资金支持可能具有“挤出效应”,因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整体资金不一定会得到提高。第二,政府的资金支持也可能会增加市场对创新要素的需求,使得创新要素的市场价格上升,从而提高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成本。第三,在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中,过多的政府干预将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同样,对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来说,政府的行政性干预可能会干扰创新主体的决策,并引发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问题,从而导致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阻碍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健康发展。因此,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如何有效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角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4 总结与启示
产学研协同创新可有效降低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监督成本等,因而它相对于产学研合作创新来说也具有更低的交易成本,这也构成其内在的动力机制。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关键在于通过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降低因为外部性问题所产生的资源“耗散”,并提高创新生产的整体收益和效率。不仅如此,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政府需要加强对产学研协同创新干预和支持,其主要方式则包括建立相关的制度和直接资助等。
就当前我国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来说,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无疑是一项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工程。首先,要进一步落实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建设,降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交易成本。其次,要不断加强政府对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协同创新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创新成果的产权界定,加强制度激励,并减少不必要的“耗散”。再次,建立多角度、全方面的政府资助体系,加强政府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资助。最后,合理定位政府和市场的相互角色,发挥市场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则要适度、适量的干预产学研协同创新,重点发挥其服务职能。
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新范式,产学研协同创新拥有其独特的制度逻辑。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比较分析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和产学研合作创新在交易成本方面的异同,以此阐释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动力机制,并基于外部性理论探讨了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的产权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家理论,考察了政府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关系。这对于更加全面地认识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篇9
进入21世纪,文化所蕴含的经济功能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作为当今社会的“朝阳产业”之一,文化产业更是因其具有高技术、高智能、高效益以及低消耗、低污染的特点[1],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主流,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将其作为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海洋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已被确定为“十二五”规划重要目标的大背景下,伴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海洋文化产业在人们的文化消费中正以一个全新的概念和面貌得以呈现。新时期大力发展海洋文化产业,以此带动区域经济高速发展、提升沿海城市文化形象和吸引力,早已成为沿海城市的共识。基于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在国内外其他文化产业的成功运用,我国海洋文化产业同样可以借此途径实现繁荣和发展。
2 文献综述
2.1 海洋文化及海洋文化产业概念界定及研究综述
所谓的海洋文化是与陆地文化相对而言的一种文化。有学者从文化创造主体角度认为,世代生活在沿海地区的滨海地域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依傍海洋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并构筑了具有海洋特性的思想道德、民族精神、文化艺术及教育科技,海洋文化由此产生[2]。也有学者将海洋文化定义为人类与海洋有关的创造,认为从海船、航海、海洋科学等器物制度到有关海洋的神话和风俗等精神创造都是海洋文化[3]。曲金良将海洋文化定义为和海洋有关的文化,指出海洋文化是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缘于海洋而创造出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是海洋文化的本质[4]。张开城同样认为“海洋文化是人海互动及其产物和结果,是人类文化中具有涉海性的部分。”学术界对海洋文化的概念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普遍一致的观点是海洋文化强调人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其中的文化概念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精神财富也包括物质财富。
关于海洋文化产业,张开城将其定义为“从事涉海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涉海文化服务的行业”[5],并认为海洋文化产业的内容包括滨海旅游业、涉海休闲渔业和体育业、涉海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业等八大产业[6]。徐舒静和于慎澄[7]同样将其定义为“从事海洋文化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加工、销售和其他相关经济活动的产业”。而卞崇道则从哲学层面提出了海洋文化产业研究要处理好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市场竞争以及国际合作等问题[8]。叶云飞[9]、郑贵斌[10]、韩兴勇等则是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研究了舟山群岛、山东省及上海市的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本研究采用张开城的定义作为理解海洋文化产业最基本的出发点。
2.2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概念界定及研究综述
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的定义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中心(MIT Sloan's Center for Collective Intelligence)研究员彼得·葛洛(Peter Gloor)给出,认为协同创新是指由自我激励并具有集体愿景的人员组成的网络小组,借助网络交流观点、信息及工作状况,通过合作实现共同目标[11]。我国学者陈劲、阳银娟[12]认为协同创新以知识增值为核心,是企业、政府、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熊励[13]等根据协同创新实现途径的不同,将协同创新分为内部创新和外部创新。内部协同创新的主体是组织本身,依赖企业内部核心要素(技术和市场)及支撑要素(战略、文化、制度、管理等)之间的互动得以实现。外部协同创新又分为横向协同创新与纵向协同创新。纵向协同创新主要是指同一功能链不同环节上的产业主体(如供应商、制造商、销售商、客户等)间的协同;横向协同创新则指同一大类产业中细分产业主体间的协同,即企业、大学、科研机构间协同。
本文关注的对象正是围绕市场(即用户)需求的企业外部横向协同创新过程,其核心就是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国外已有的成功经验表明,在市场机制下,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通过国家意志的引导和机制安排,有效整合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优势资源,促进产学研三方协调配合、互为支撑、共同发展,实现优势互补,形成“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是推进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必然选择,也是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我国海洋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同样可以将“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应用其中。
3 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政产学研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1.8万公里的海岸线、200海里的海洋专属经济区以及6500多个500平方米以上的大小岛屿[14]。经过漫长的发展演进历程,我国临海区域形成了独特的海洋文化,为我国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进入21世纪,海洋文化产业逐渐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我国海洋文化产业发展同样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来讲,我国海洋文化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不少问题。
3.1 政府统筹管理不到位、配套政策不完善
海洋文化产业是新兴产业,相关政府部门对该产业的发展支持力度还有待加强。首先,目前国内文化产业管理服务部门主要业务范围是陆地,对于海洋文化产业缺少统筹管理。而且在我国海洋管理体制形式分散,实行统一管理与部门管理相结合的方式,部门之间的管理服务协调机制欠缺,造成海洋文化经营企业无所适从。其次,政府还没有制定完整完善的配套政策。有关企业市场准入、竞争和退出的程序没有形成定式,外贸、资金、税收、信贷等方面的政策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等问题仍然存在于海洋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现行的政策法规一部分套用文娱产业管理办法,一部分采用综合性管理办法,政府出台的关于海洋文化产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偏少,且多数提法原则性强,缺乏可操作性,难以落到实处。
另外,政府在海洋文化建设方面缺乏全国性的统筹规划,资金、人员的投入力度不够。在海洋文化建设过程中,政府应该起到主导作用,当前来看,政府对这一庞大的社会工程的重视不够,没有很好地承担起资金支持和人力资源供给方面的重任。
3.2 产业发展滞后、结构不合理
相比于陆地文化,海洋文化虽然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但由于长期处于重陆轻海的文化氛围,且海洋文化受众有限,其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就目前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已经呈现出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海洋文化产业具有明显低端同质化特征,区域主导产业选择趋同。海洋文化旅游是当前大多数省市海洋文化产业的主导方向,大批中小企业集中于这样的传统文化产业,经营饮食、休闲度假业务。由于这些企业经营中较少运用现代科技、经营业态相似,激烈的市场竞争不可避免。二是海洋文化产业还没有形成龙头企业的态势。由于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时间还很短,各区域又对海洋文化产业有诸多制约因素,因此产业的市场化、集约化程度还不高,整体规模偏小,还没有形成能带动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各地区海洋文化产业的企业还是以小规模的旅行社为主,具有品牌知名度的企业数量还在少数。海洋文化产业整体实力不强,总产值占比偏小。三是海洋文化产业对海洋环境已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有些海滨文化旅游项目、亲水文化休闲项目通过填海的方式获得土地,破坏了海岸线自然状态原貌,虽带来了经济效益,同时也为滨海生态系统带来负面影响。为满足海洋饮食文化发展,很多海域近海渔业资源逐渐枯竭。
3.3 海洋文化挖掘不够、产业统计受忽视
我国海洋文明历史悠久,但与西方国家对海洋历史的研究相比,我国海洋文化史研究相对较少,属于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中薄弱环节。中国传统海洋文化涵盖多种领域,包括海防文化、海商文化、妈祖文化等,国内对各领域研究还不够深入,很多珍贵的海洋文化资料已经流失,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存在困难。几千年的海洋文化发展进程中,祖先们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等,海上交通留下的丰富水下遗产遗址也还有待系统研究、开发利用。目前国内对海洋文化发掘整理工作还不够,尚不能有效地转化为产业,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想法。大量海洋文化资源还需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被挖掘、包装,转化为能满足消费者物质文化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使海洋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另外,海洋文化产业统计数据资料还未受到足够重视。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标准中,并未提及海洋字样。这就意味着单独的海洋文化产业数据统计资料很难获得,其产业发展状况也难以被客观真实展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成制约。
3.4 国民海洋文化意识相对薄弱、群众参与度不高
海洋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群众即最终消费者的参与,而目前来看海洋文化事业的发展并没有引起广泛重视,没有吸引广大民众参与海洋文化的弘扬,在社会各界中的宣传力度并不够大,缺乏群众感召力。据国内媒体报道,中国某大城市90%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版图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域国土面积,而不知道300多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也是国土的组成部分[15]。我国的文学影视作品中,反映海洋历史文化的作品也远远少于以大陆农业历史文化作为题材的作品。这些都体现了我国国民海洋文化意识相对薄弱,群众参与性不够。
4 利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策略
随着海洋世纪的到来,海洋资源开发在全球范围内进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海洋文化产业作为与人们意识形态最为紧密相关的海洋经济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拉动居民消费、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其重要性正日益凸显。鉴于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在国内外其他文化产业的成功应用,海洋文化产业发展同样可以运用此模式,充分整合资源,发挥政府机构、企业集团、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目标用户各自优势。
4.1 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实践经验表明政府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整合与规划离不开政府的指导与监督,政府的扶持是海洋文化产业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一方面可以体现在强化对海洋文化产业的服务管理职能,包括建立协调统一的海洋文化产业服务管理体系、培育和壮大海洋文化市场主体、制定并完善海洋文化产业服务管理法律法规体系以及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职能等。另一方面,政府还应该在产业政策上加强支持力度,海洋文化产业相关财税、金融、投资、市场准入、土地、工商管理、知识产权等一系列产业政策还有待建立完善。
此外,政府在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方面应做出贡献,加快推进能形成产业拉动作用、引起重大示范效应的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加大资金、技术、人才以及宣传方面的投入。
4.2 实现企业及产业的主导作用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企业和产业单位。沿海区域应积极建设海洋文化产业集群,打造海洋文化龙头企业。各地可借海洋经济高速发展的契机,统筹规划建设海洋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海洋文化产业群;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动跨区域、跨行业联合或重组,着力打造具有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的海洋文化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在资源整合、产业链、资金、人才、技术、项目开发、市场拓展等方面都具有较强优势,可涉足海洋文化产业多个领域,在产业发展中起到带领作用。另外,海洋文化产业链中相关企业应注重海洋生态保护,强化海洋生态文明意识,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合理使用海洋资源、自觉维护海洋生态平衡。海洋文化资源很多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海洋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对这方面问题应予以关注,企业经营应尽早树立产权意识,创建独特的海洋文化品牌。
4.3 学研紧密结合
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是技术创新的两大知识来源,是知识库的主要贡献者。此外高等院校还有为社会和企业培养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的重要功能。而技术和人才正是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两支核心力量,没有技术和人才的支撑,海洋文化产业发展将举步维艰。首先,海洋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尤其需要高新技术支持。海洋文化产业需要不断吸纳高新技术成果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产业,实现海洋文化产业高科技含量、高文化附加值和高服务水平的特点,形成竞争力强、规模大、素质高的蓝色文化产业体系。其次,海洋文化产业兴起时间尚短,人力资源相对匮乏,日趋激烈的人才竞争将成为夺取海洋文化产业未来制高点的决胜因素,当前正需要结合培养、引进等多种途径充实国内海洋文化产业方面的人才队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是技术和人才这两支力量的主要供给者,二者紧密结合为企业输送技术和人才是海洋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4.4 以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篇10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协同创新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C-（2014）11-0005-04
一、“协同创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涵义解读
“协同创新”的最早定义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中心的研究员彼得·凯莱（Peter Gloor）提出的，他认为，“协同创新”是企业、政府、知识生产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等）、中介机构和用户实现重大科技创新和融合，开展大跨度创新的理想组织模式，通过有效引导和制度安排，促进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融合，以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资源和优势互补，加快技术的产业化推广和应用，是当今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归趋。[1]
2006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科技规划纲要》）提出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自主创新，就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2]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特别强调，我国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要在积极提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同时，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推动协同创新。“协同创新”的概念也第一次从国家战略高度被明确提出。由此可知，“协同创新”实质上是一种管理模式的创新，是要打破部门、领域、行业、区域甚至国别的界限，实现地区性及全球性的合作，构建起庞大的创新网络，实现创新要素最大限度的整合。[3]从某种意义上理解，协同创新就是打破封闭的科技创新实体间界限、整合分散的科技资源的重要手段，是继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后的第四类创新。
国家创新体系是由政府主导、市场配置资源，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网络作用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科技规划纲要》的提出，彰显了这一阶段我国科技创新的几个重要方向：一是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二是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三是建设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四是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五是建设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国家创新体系包括上述五个子体系。随着《科技规划纲要》的实施，部门、地区加强了内部创新活动，但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政府之间创新资源的互补、结合进展仍不够明显。因此，建设以高校为主导的高校、政府、企业以及科研院所协同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新要求，也应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新进展。
我国“协同创新”的最早实践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倡行的“产学研合作”。1992年4月，原国家经贸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开展了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广泛参与的联合开发工程，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如今，“产学研合作”这个概念在中国已经被广泛认可和采用，也获得了产学研联合、产学研一体化及产学研结合等不同特征与途径的拓展。从狭义上说，产学研联合就是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合作交流原则；从广义上说，是指教育与生产劳动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上的充分结合。
另一方面，还可从“协同”与“联合”的区别来认识“协同创新”和“产学研联合”之间的差异。“联合”是共同行动、共同完成的行为和过程。与“联合”相比，“协同”明确规定了行动的方式、动机，主体间目标和行为方向的一致性，资源和要素的匹配程度，以及合作所实现的结果。[4]因此，高校、科研院所及从事各行业生产的企业、当地政府间的“协同创新”是产学研联合这一模式的发展与继承。在协同创新的理论和实践中，应充分汲取原有的产学研联合的经验成果，但也要加以甄别，不能将两者简单地混为一谈。
二、“协同创新”对高等
职业教育产学研模式的驱动
教育部在2006年11月颁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中首次把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随后，高等职业教育开展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行了基于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开发，重点实施了对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和国家骨干高职院校的专项建设计划，取得了突出成就。这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独立发展以来的重要转型，也是高等职业教育强化社会功能的显著转变。
但是，高等职业教育长期以来受“以专业为导向”的办学思想、教育模式、发展模式所禁锢，学界对高职教育的“唯学科论”的发展思路也久有诟病，主要表现如下。
（一）培养模式上的“学科本位”
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安排上，仍然沿用传统学科本位的做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社会需求等因素，但客观上还是强调知识结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也就是平常学者说的“重理论轻技能”。这严重与行业企业的实际要求相脱离，也就形成了高职院校专业教学不能与产业、行业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局面。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后，这种状况虽然得到了很大改观，但总体而言，我国高职院校的培养思维仍然照搬普通本科院校的培养模式，学科本位意识一时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仍然存在学术定向的教育思维。久之，则造成了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科研工作与应用服务等方面的矛盾。
（二）师资队伍上的“学历本位”
师资队伍是构成高职院校协同创新能力的关键要素。打造一支知识与技能结构合理、既懂理论又擅实践、既能教学又会科研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是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也是高职院校实施面向行业产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创新的客观基础。随着社会的进步和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近年来我国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的学历结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专任教师队伍仍然是一支适应普通教育教学的学科型教师队伍，整体结构与实践能力与“双师型”的要求仍相差甚远。尤其是一些由中等专业学校合并升格的高职院校，因为种种原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师资来源单一、师资结构不合理的现象，这也导致了教师知识结构单一、知识水平落后、技术水平不高，特别是科研能力不强、创新意识不够等突出问题，所以很难承担行业企业的技术攻关、技术研发等协同创新工作。
（三）体制机制上的“固守思维”
高职院校是承载高等职业教育的高等学校，同普通高校一样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三大任务。实际上，高职院校应该把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要与企业、政府以“产学研用”的方式紧密结合推动教学与科研的融合，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与办学水平，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因为高职院校培养目标的职业定向性与培养方式的实践性赋予了其科研工作更为突出的“应用性”特征，并由此决定了其与普通高校不尽相同的协同创新定位。但是，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对要不要搞科学与技术研究仍然争议不断，不少高职院校的办学理念仍停留在过去的中等专业学校的教育思维上，机制体制片面强调教师的教育教学职责，忽视了高等教育的功能，以及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及人才培养之间的互动关系，严重制约了学校应用性科研工作的广泛开展，也难以催生广大师生积极参与协同创新的内生动力。
三、“协同创新”对高等
职业教育产学研路径的拓展
高职院校“协同创新”的基本立足点就是应对世界职业教育、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以深化“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探索与实践为突破口，充分彰显“协同创新”对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路径的拓展效应，加快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化改革，尽快实现由“专业本位”向“能力本位”的嬗变。
（一）明确“定位”与“方向”，协同创新，奠定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的厚重根基
高等职业教育必须坚持服务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一办学根本宗旨，在转变教育教学观念、创新办学理念与人才培养模式上，必须紧紧围绕当前人的全面发展对高职教育的时代要求，紧紧围绕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发展需求，形成稳定的人才培养、教学发展与科学研究的互动机制。在教学上，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这个根本，以社会和行业企业的需求为导向，贯彻“政校行企四方联动、产学研用立体推进”的行动方针，优化专业素养与能力结构，大力倡导科研支撑、项目引导、自主学习、研教互动的教育教学方式，努力锻造学生的融专业技术能力、职业变迁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为一体的复合式职业能力，力求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复合式创新型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培养之路。
（二）完善“催生”与“保障”，协同创新，建构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的长效机制
1.把握关键着力点。高职院校“协同创新”的关键着力点就是要把协同创新与教育教学理念的改革有机统一起来，做好顶层设计，坚持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学研究的一体化设计思路，促进自主创新要素的有效融合和协同创新的长效发展。要以强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为基础，以引进与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专业领军人才为中心，组建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科研创新团队，大幅提升科研创新能力，积极打造行业领先、技术先进、多方参与、资源共享的协同创新平台，努力产生一大批标志性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成果。
2.明确根本关注点。高职院校“协同创新”的根本关注点应是聚焦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进行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发，成为行业发展的“中试基地”，技术成果孵化的“桥头堡”，与社会资源长效合作，共同建立起技术中心或工程转化媒介，成为行业及社会的技术创新的“源头活水”。大多数高职院校在某一区域或行业中具有其特有的文化积淀。对于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率不理想的现实状况，高职院校应发挥自身文化优势，为高端研究机构和广阔市场拓展渠道，当好“二传手”，有效地促进科技成果在生产力与市场行为之间的转化率；兴建政府下设的战略政策咨询中心，勇于承担当地政府决策的智囊。
3.奠实最终落脚点。高职院校“协同创新”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要建立以产学研任务为中心的调配运行机制，建立创新机构，在新的管理体系下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运行机制由“点对点联系”向“链对链结合”转变。鉴于以往校企间围绕某个技术应用而展开的点对点合作不能解决行业产业发展中共性、关键的难题，在协同创新中，高职院校要围绕产业技术创新的战略要求，以众多相关专业所组成的专业群的形态出现，满足产业集群的企业及社会需求，建立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牵头、行业企业（行业协会专家）参与、高职院校为主的协同组织机制，开展对本地区人才需求的预判、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调研、协同创新的组织等。
4.谋划未来着眼点。高职院校“协同创新”的未来着眼点是建立体现以“创新价值”衡量的分配激励制度。高职院校中科学与技术人员的价值定位与价值认同虽然一直在高校中处于前列，但体现协同创新需求的价值评估体系还未广泛确立，现有分配系统还不能有效地激发创新主体全身心地投入到产学研的各环节活动中。未来迫切需要建立以利于协同创新，出成果、出人才为最高准则的评价激励体系，如建立突出贡献奖制度，对协同创新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团队给予适当奖励，还可建立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机制，保障创新人员全力投入创新活动。
（三）搭建“平台”与“桥梁”，协同创新，搞好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的软硬件建设
1.建立协同创新的“集散平台”。整合分布在不同专业和领域的创新资源。在协同创新中，学校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仅来自外部，更在于第一资源的整合与协同。针对本地区、本领域面临的共同问题，建设一批协同创新的集散中心。
2.建设协同创新的“人才技术高地”。加大国内外优秀人才的凝聚力，建立协同创新的领军人才和团队的吸引力，推动高职院校、科研机构、企业之间人才的双向流动，探索促进协同创新的人事管理制度。建立企业科技特派员制度，从高职院校选派一批科技骨干作为企业科技特派员，进驻科技型企业，促进高职院校、科研院所的创新资源向企业流动，帮助企业解决技术研发和生产中的问题。并逐步完善管理制度，建立多个跨区域、跨部门、多学科、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人才和技术资源信息平台，加快大型设备和大型协作网络建设等，以提高人才与技术资源的共享。
3.打造协同创新的“人才培养重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是提升协同创新能力、实现产学研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根本目的。应该广泛吸纳学生参与协同创新研究，参加产学研的工作团队，在“教研结合”、“产学兼顾”的原则下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建立健全以技术研究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为主要评价指标的人才培养模式，给予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更大的发展空间。实践证明，协同创新与产学研的根本意义不仅在于重大科研项目、重大成果的取得，更在于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的诞生。
4.架设协同创新的“输出输入桥梁”。高职院校应积极地“走出去”与“引进来”，运用国内外创新力丰富资源，以自身特色优势聚集世界一流的专家和学者参与本校、本地区、本行业的协同创新，推动与国内外同类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等实质性合作，涵育协同创新的馥郁文化，协同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创新人才，选择优质的教育资源进行资源的有效输出，加快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参考文献：
[1]陈劲，阳银娟.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内涵[J].科学学研究，2012（2）.
[2]张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战略意义和政策走向[J].教育研究，2011（7）.
[3]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4-25（2）.
[4]李辉.论协同型政府[D].长春：吉林大学，2010.
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制度保障 篇11
关键词：产学研,创新,制度保障
科学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 科技创新促进民族的进步。在我国, 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由于合作主体的不同, 其合作类型也大不相同。有政府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 也有以高校和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基础性研究模式、应用型研究模式、合作开发研究模式这三种模式则是根据合作内容进行划分;还有根据组织模式进行划分的校企合作模式、董事会合作模式等。我国产学研协同创理念的提出比较晚, 其各项运行机制还不够完善, 造成了在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因此, 要保证产学研协同创新建设活动的有效开展, 关键在于完善其制度体系。
一、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现状和问题
1.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现状
第一, 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这类型主要以自然科学为主要创新内容。其组织模式以高校合作、科研所和学术机构合作为主。其合作内容主要有量子物质、量子信息、量子科技、生物治疗、化学化工。其目标是建立世界一流的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 为我国培养更多科学研究人才。
第二, 面向文化传承的协同创新中心。这类型主要以哲学类的社会科学为主要创新内容。其组织模式主要有高校合作、科研所合作、政府部门合作、行业产业和学术机构的合作。根据其组织模式的划分, 我国目前主要有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以及关于司法文明的协同创新中心。其主要目标是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三, 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这类型主要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要创新内容。其组织模式主要有高校合作、科研所合作、企业合作。其主要合作内容有宇航科学技术、先进航空发动机技术、轨道交通安全技术、有色金属的结构材料技术以及制造技术。其目的是为了改造我国的传统产业, 培育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
第四, 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这类型主要以地方政府为主, 其目的是为了服务该区域经济的发展, 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其组织模式主要有省内高校和当地重点企业相结合模式, 还有省外高校和当地重点企业的联姻模式。目前, 以此形式发展起来的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有以粮食作物为主的河南协同创新中心、以制药为主的长三角协同创新中心, 以及以纳米科技和先进生物、化学为主的江苏协同创新中心。
2. 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一, 创新成果传播不快。协同创新的关键在于知识的传播。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市场能够接受甚至喜爱这些创新成果, 成果能够得到有效利用。然而, 在我国, 创新成果的传播周期非常长, 其原因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 是因为在进行创新成果宣传时, 其传播手段依然是传统的直接传播方式, 信息网络技术在传播过程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而使得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知识扩散路径单一和不畅通。另一方面, 是因为我国的信息产业基础还比较薄弱。没有有效整合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内外部资源, 从而导致其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对于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人际关系、政策支持等外部信息, 也没有进行有效的融合, 从而导致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创新成果传播渠道不畅。
第二, 创新竞争力不足。协同创新要想产生巨大的创新成果, 就需要协同创新竞争力的融入。然而, 在我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合作中, 对于合作中的问题和困难, 各个合作主体都是站在自身的立场来考虑问题的:高校和科研所希望能从企业手中获得更多的资金来源, 以便更好地进行科技创新;而企业基于自身的考虑, 主要关心的是公司盈利情况, 以期能够用最短的时间和成本, 得到最大化的经济效益。所以, 相较于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找合作高校、合作研究所, 企业更愿意直接购买已经研发成功的技术或者产品。这样做的结果是生产周期短, 而且产品已经被市场所接受, 市场前景更加广阔。但是这样做就容易造成创新动力不足, 整个合作模式向着市场化发展, 违背了其合作理念, 使得合作停留在表面, 而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第三, 合作主体间的知识共享机制不健全。只有在利益共享的前提下, 才能真正实现知识的共享。一旦知识共享不充分, 合作主体对科技项目的选择就会产生错误的判断, 在项目研究上也会产生错误的思维。产学研之所以存在并且得到发展, 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出来的科研成果具有创新意义。然而, 企业往往选择直接购买技术成果。这一做法使得具有创新意义的科研项目得不到开发和研究。另外, 共享科研成果, 实际上也是在进行显性知识的传播。企业常常对那些市场应用性强, 且短时间内就能被市场接受和喜爱的产品感兴趣, 这种类型的产品常常会促进企业与高校的合作。但是, 多数情况下, 科技创新产品不仅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进行发明创造, 而且在投放市场后, 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才能被市场所接受。如果这些科研项目不能有效吸引企业, 其流转信息就得不到扩散, 从而不能进行有效的知识共享。
第四, 合作主体间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首先, 在政策上, 政府对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的制定政策相对宽松。政府为了发展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 通过税收和财政支持的方式引导合作, 吸引人才。但是这些激励政策同时也容易造成一些机构和人员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将已经完成的科研项目进行局部的修改, 重新起一个新的科研标题, 或者直接谎报科研项目和经费, 造成项目的重复研究, 不利于协同创新的发展。其次, 在协同创新合作中, 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和监管机制。但契约的履行多是依赖合作主体双方的自律以及道德约束才能实现。
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制度保障
1. 完善政策法规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顺利运行, 离不开相关政策法规的保障。国家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时, 要从整体层面进行考虑, 不仅要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政策法规与其他政策法规相互补充, 还要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政策法规与其他政策法规相协调;同时, 从地方层面来说, 各级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 在制定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政策法规时, 要根据本地情况综合考虑, 结合地方法规, 制定出真正有效且既符合当地情况、又能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发展的政策法规。此外, 许多城市为了吸引企业和人才, 往往会出台税收优惠政策以及财政补贴。但是这些政策要并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其有效实施。因此, 政府更多的还是需要注重细节, 更好地完善政策法规。
2. 建立评价制度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有效开展关键在于参与主体要积极发挥自身的作用, 因此, 建立完善的评价制度有利于参与主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一个完善的评价制度应该具有激励机制、共享机制和运行机制。
激励机制主要用来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主要考查的方面有技术创新机制、风险承担程度、利益分配机制。对于激励机制来说, 主要评价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激励或约束的具体实施情况、利益分配依据的明确程度、参与主体对利益分配的满意程度。共享机制主要用来提升其创新扩散度, 主要考核主体的优势互补程度、主体是否有明确的学习规则、人员的学习意愿、内部成员权责利一致程度, 共享机制主要从以上四个方面来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运行状况进行评价和判断。而运行机制主要是基于交易成本而建立的, 其主要评价指标有伙伴的选择费用、内部的协调费用、利润的年平均增长率、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总收益。
3. 强化监督制度建设
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顺利运行, 同样离不开有效的监督。通过制定相关规定, 规范其行为, 检查相关人员是否按照规定规范执行, 从而确保机制的有效运行。同时监督制度主要从三方面进行有效的监督:第一, 来自自身的监督;第二, 来自上级主管部分对下属的监督;第三, 同事之间的平级监督。
首先,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中建立一个决策机构, 该机构应该具备民主性和科学性的特点, 使其更好地发挥自我监督的作用。在决策机构中, 成员组成既可以是正式团体中的领导者, 也可以由非正式团体中的领导者组成。在决策机构构建完成后, 机构中的成员就要到基层中去进行调查研究, 收集基层群众的意见, 然后分析讨论从基层群众中反馈回来的信息, 以改进产学研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不足。同时, 决策机构的成员还要考虑群众的想法, 让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运行能维护工作人员的利益, 也让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运行符合国家政策以及党的路线。
其次, 决策的贯彻和实施, 需要产学研协同创新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因此,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中, 要充分发挥同事之间的平级监督作用。如果在实施过程中情况发生了变化, 该项目的领导者可以向其他领导询问意见, 被询问的人也要如实回答, 这样做有利于增进同事间的互相了解, 熟悉情况, 从而做出正确的决定。
最后, 上级主管对下属的监督是最基本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有效促进下级工作人员更加高效地完成任务, 有利于上级了解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实际运行情况, 还能够促进上下级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提高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运行效率。
总而言之, 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有效运行, 还需要参与主体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构建完善、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体系, 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 建立高效的评价制度, 强化监督管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饶燕婷.“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涵、要求与政策构想[J].高教探索, 2012, (4) :2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