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产学研用协同（精选9篇）
政产学研用协同 篇1
熊·彼特指出:创新是推动一国经济发展、进步的原动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单线式创新已不能适应当今的复杂环境,唯有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创新模式才是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2011年,胡锦涛在清华百年校庆重要讲话中提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2012年,教育部、财政部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积极推动高校、科研机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使“政产学研”创新成为国家创新的重要部分及提高科技创新的重要战略选择。2015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孟庆国教授等人提出创新2.0十大研究热点,重点强调面向知识社会创新2.0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生态建构,将“用户”更深入地纳入协同创新体系,发挥用户的作用、特别是领先用户的作用,推动政、用、产、学、研合作,从过去的“产学研”、“政产学研”逐步迈向面向知识社会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生态。
Metcalfe(2000)指出,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协同创新模式将取代个体创新模式,各创新主体在研发创新过程中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这种开放与分散有利于提高技术创新的学习效应和扩散效应。Etzkowita(2008)在《三重螺旋》中指出产学合作是大学除了教学和研究之外的“第三使命”,“大学-产业-政府”三方在积极互动的前提下发挥各自独特作用,可以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绩效。许庆瑞、谢章澍(2004)将企业的协同创新划分为三种类型:技术创新主导型、制度创新主导型以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共同主导型,并且分析了协同创新模式的演化。何郁冰(2012)针对“战略-知识-组织”提出了三重互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指出加强产学研合作的战略协同,提升战略性伙伴关系,提高技术创新层次。孔祥浩、许赞等(2012)提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四轮驱动”结构,其核心要素包括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它们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相互联系,通过机制保障实现协同发展。吴姮、于丽英(2013)提出“官产学研用”五重螺旋模型,通过构建完善的“官产学研用”集群,使五方协同发展。
目前,关于协同创新的研究大多以“产学研”或“政产学研”为主体研究对象,鲜有从“政产学研用”角度出发,将“用户”纳入协同创新体系;协同创新从最初的“产学研”三位一体协同创新模式,发展到“政产学研”四位一体的协同创新模式,最后再将用户纳入到创新体系中,演化成“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协同创新模式。因此,企业要想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在市场环境中取得竞争地位,就需要不断丰富自身相对稀缺的创新资源,依靠企业外部不同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和协同发展,走一条结合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用户的“政产学研用”创新道路。
一、“政产学研用”创新主体分析
(一)政府。政府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中,应做好总揽全局,统筹兼顾,对重点行业以及重点领域的共性和关键技术进行规划,全力配合企业同高校、科研院所一起开展技术创新研究。政府要对“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进行引导和扶持,同时要加强创新环境的建设,出台明确的法律政策来确保“政产学研用”各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知识产权归属等重要问题,同时也要制定财政、税收、金融等多项政策来鼓励“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快速高效的发展。
(二)产业。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想取得竞争优势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不断更新产品,在产品或技术上进行创新。然而,单个企业要进行创新,可能面临技术跟不上、创新不到位、资金不足等困难重重,因此企业必须要联合政府、高校、科研机构、用户等各创新主体,共同进行创新,弥补单个企业在资源、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缺陷。同时,企业要不断收集市场用户的反馈信息,整理出创新需求,因此企业既是“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组织者,也是面向市场需求的创新资源整合者。
(三)高校。高校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校要不断培养高效人才,同时也积极对社会的前沿领域进行研究,提供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服务。面对“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高校人员在进行科研工作时,要充分重视市场的需求,使创新成果能够更接近生产实际,能够被企业充分吸收和转化。因此,高校要鼓励开展不同层次的科研和技术创新活动,不断加强知识、信息的交流,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同时高校要不断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输送,使得在知识领域更加专业,见解更加独特。
(四)科研机构。科研机构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中主要扮演着技术引领的角色,主要做一些应用研究,与高校一样,为协同创新方向提供指导,同时也是主要的知识贡献者。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可以经常举办一些技术与知识的交流,使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科研机构一些学术研究前沿,达成合作统一战线,形成协同创新发展战略。企业可以从科研机构处获取最新的研究方向,提供创新技术支持,也可以直接获取科技研究成果,再将科研成果付诸于实际应用,实现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直接面向市场消费者,达到双赢的局面。
(五)用户。用户代表市场,市场代表需求,是创新成果最终的检验者。“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必须从用户的角度考虑,结合用户的需求信息,用户提供的创新方向才是整个行业的创新方向。用户中的领先用户可以预测市场上大部分人的未来需求,并且拥有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能够做出新产品概念和原型设计,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所以,企业经常与用户进行技术、知识、信息等方面的交流,可以使企业了解到创新的最新方向,促进“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不断完善。
二、协同创新模式演化
(一)“产学研”三位一体协同创新模式。产学研模式是美国赫尔曼·施耐德在1906年首次提出并倡导的,企业要充分利用学校和科研机构的优势资源,实现科技研究成果向实际生产力的转化。“产学研”协同创新通常是由企业牵头,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其中,结合社会的需求,开展系统的创新性研究工作,共同探讨,从而实现协同创新的目的。企业需要高校与科研机构提供实际的产品创新方向以及具体的设计方案,而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也必须依靠企业得以实现转化,在这种组织模式中,各创新主体以共同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达到共赢的局面。“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现了科学、技术、经济一体化,是提高我国产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新思考,也是对科技进步与产业创新的新探索。
(二)“政产学研”四位一体协同创新模式。“政产学研”一体化是指企业联合政府、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由政府提供政策平台,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技术供给方,共同实现技术创新。“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相比,将政府也纳入了协同创新体系,这就决定了政府在整个协同创新环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它的独特性质,它可以颁发政策法规,调控科技资源,推进科技创新的发展,因此政府可以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来吸引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协同创新发展,也可以通过资金投入和基础公共平台建设为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有机结合提供保障,为协同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推进“政产学研”一体化,对国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快建立技术创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比较有代表性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主要是建立国家大学科技园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三)“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协同创新模式。“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是指结合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及用户等创新主体,在科技创新、产品创新、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各自具有的资源优势,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整能力,以及利用用户的市场导向作用,来提升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安排。用户代表的是市场,市场代表的是需求,是“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最终目的。所以,“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明确市场需求变化,从用户层面促使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在创新思维上实现转变,这样才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市场是科技创新的源动力,是“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必须遵循的原则,更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不可或缺的规律。重视用户的信息反馈,加强企业与用户的协同,不仅可以帮助企业识别出产品发展的市场需求,还能帮助企业准确地判断出市场的最新趋势,针对一些创新成果能够提供出具体的改进方案,促进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应用。
三、加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建议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地位,加强协同创新网络的构建。政府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中主要扮演的是协调、管理以及支持等角色。因此,政府应起到引导和鼓励的作用,注重改善协同创新环境,出台各项政策引导和鼓励协同创新,促进“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网络的形成。政府可定期组织举办“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座谈会以及学术沙龙等,邀请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及领先用户等各创新主体共同研讨学术前沿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另外,政府可以适当地提升资金扶持力度,建设健全的金融体系,推动协同创新的高效发展。
(二)注重领先用户的培养和邀请。领先用户走在市场的前沿,对新产品的需求常常是与众不同,当他们对一个产品发现了新的需求时,往往这个产品的制造商并不能满足他们的新需求,这就可能导致领先用户参与这个产品的创新,自己设计出创新方案。然而,领先用户并不是那么普遍,不能完全满足企业的创新需求,因此企业倾向于提供一定的奖励,来激励用户积极参与产品的创新,逐渐培养出领先用户,并邀请他们参与产品创新。这样,企业可以从领先用户那里获得创新性产品的思路、灵感和技术。
(三)建立人才互动机制。高校与企业应该建立人才互动机制,为社会培养出全面综合型人才。高校为企业培养出技术和管理人才,同时企业为高校提供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社会实践机会。高校可以邀请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专家担任学校的客座教授,举办学术专题讲座,高校也可以到企业进行实地的学习,检验学生的理论知识能否在实际中很好地运用,企业可以收获高校的改善建议,从用户的角度提出产品创新的方向等。
(四)发展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增加协同创新网络节点。协同创新发展要以网络为支撑,形成协同创新网络,才能达到真正的信息与资源共享。金融机构拥有信息处理、风险分散等功能,可以为项目筹集融资,为技术创新提供不同形式的资金支持。中介机构包括技术中介、行业协会等,为企业提供信息交流、咨询服务、知识整合等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是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与市场之间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的重要桥梁。因此,可以考虑将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纳入到协同创新体系,增加协同创新网络的节点。
摘要：本文以“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主体为研究对象,分析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用户在协同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探讨协同创新模式从最初的“产学研”三位一体,发展到“政产学研”四位一体,最后再演化成“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协同创新模式。最后提出加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对策建议,以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产学研,政产学研,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参考文献
[1]Metcalfe.J.Stanley.Innovation systems in the ser-vice economy measurement and case study[M].Analysis Boston:Kluwer Academic,2000.
[2]许庆瑞,谢章澍.企业创新协同及其演化模型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4.3.
[3]何郁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模式[J].科学学研究,2012.2.
[4]吴姮,于丽英.基于多重螺旋理论探索“官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途径[J].科技和产业,2013.3.
政产学研用协同 篇2
杨宏丽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深圳518055)
摘要：高等教育大力推行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计划，为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注入了新的内涵。高职教育应突破传统模式，大力加强协同育人机制建设，从专业定位、知识架构、能力培养及人文素质几个层面上开展校企深度融合的培养模式。
关键词：协同育人;校企合作;产学研用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研究项目―“高职院校医疗电子工程专业校企合作与国际合作的课程体系开发”
一、“协同育人”的研究基础
1. 政策背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在经历了211工程、985工程之后，于5月7日正式启动“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中又一项重大战略举措。“2011计划”中提出，“以机制体制改革引领协同创新，以协同创新引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其核心任务是提升“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认为，“2011计划通过瞄准更深层次的产学研深度合作来设计，它涉及到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找到深度契合点，转化成生产力”。按照“2011计划”的设计，高校要充分发挥自身学科全面、功能广泛的优势，吸收行业企业的科技创新力量，建立一批新的协同创新平台，逐步构建“多元、融合、动态、持续”的协同创新新模式。该计划重在推动高校内外各种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发展，通过高校的机制体制改革，建立协同创新模式。
2.现状与机遇。“2011计划”出台后，教育界与相关部门在产学研用的协作创新方面进行了一定研究。分析发现[1]，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科研开发和知识增值的领域，而具体到“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可操作办法等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事实上，“协同育人”理应是高校“协同创新”概念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来说，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如何体现产学研用，如何引入有效的协同创新机制，显然是更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二、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培养的人才类型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强调“实用型、应用型”。多年来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从开始提出的“技术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到后来的“实用型人才”、“高技能人才”，其本质都是高级专业型人才，其工作内涵是将成熟的技术和管理规范转变为实际的生产和服务，其工作岗位是生产第一线。因此，高职教育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定位与办学模式就必须依托行业、企业，确立产学研用“协同育人”的思路。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医疗电子工程专业在多年的人才培养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基于校企深度合作的协同育人理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面加以简单介绍。1.专业特色与定位。医疗电子工程专业源于本科教育专业目录下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是电子信息类学科与生物医学学科的交叉结合学科，各个学科的交叉结合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而且也反映在技术方法上的融合，其目的是电子信息等工程学科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具体应用。在高职教育背景下，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医疗电子工程专业更多地与医疗器械产业、医院设备维护管理部分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医疗电子工程专业坚持立足应用、服务地方的办学原则，结合国内医疗器械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目标岗位为企业的产品注册检测、医院的医疗设备定期维护与购置，其人才培养目标确立为：适应21世纪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培养医学、电子学、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基础理论与工程技术相结合的科学研究能力，能够从事与医疗器械有关的研究开发、系统调试、维护与检测管理的宽口径、复合型高级专门技术人才。学生核心工作岗位定位在医疗器械企业急需，同时又适合高职类大专层次的中高级技术岗位。
2.校企合作思路。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是完善学校教育功能的有效模式之一，它不仅有利于学生知识的转化与发展，更有利于学生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培养。医疗电子工程专业若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出在医学高科技背景下所需要的实用型人才，与医疗器械开发企业、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等多渠道合作办学，进行深入融合的教学模式与课程内容改革，探求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环节，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不失为提高医疗电子实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
三、“协同育人”校企深度融合的基本模式
“协同育人”的校企合作是指高职院校与行业协会、相关企业相互合作，共同参与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以及具体的教学活动环节，双方在生产、教学、科研等领域进行深入合作，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使学校培养的人才符合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达到学校、企业、行业、学生、社会等多赢的效果[2]。企业需要人才，渴望学校培养的人才“称心如意”，行业可以整合多数相关企业的诉求，参与完善整合学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学生在学习期间能够接触企业知识、了解行业及社会需求，对其自身今后个人发展有积极意义;社会和政府主管部门可以引导和协调上述各方，实现不同目标下的利益共通。因此，“育人”是多赢的基础，只要参与合作的.多方在这点上达成共识，“协同育人”的机制才能够长期有效地贯彻执行下去。
校企深度融合是“协同育人”的根本，丰富合作内涵是“协同育人”的精髓，结合专业特点，学校与企业在“协同育人”培养机制中要注重以下几个层面：
1.岗位需求层面。本着高职教育“立足应用、服务地方”的专业定位模式，分析所属学科自身的优劣势，聘请企业人士指导专业建设，成立由行业、企业、政府部门等人员组成的“产学研用教学指导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研讨，探究本专业的岗位能力需求。依据“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双赢合作为目标”的方针，确立对应行业中的职业岗位，以达到学科链对接产业链，专业链对接职业链，并能顺应产业发展方向，不断调整专业内涵，以满足职业岗位群及典型工作任务的需求。
就目前而言，医疗电子工程专业的学生就业岗位集中在企业的生产车间、检测部门、客服部门、临床医院设备科等，学校可以与这些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挂牌确立“实训基地”。专业教师在“实习基地”的就业岗位中，通过工作实践法分析岗位工作任务和学生胜任能力的调研，采用问卷调查、事件访谈、客户专访等手段，获取学生胜任能力的有关信息。通过梳理上述信息，形成专业岗位群典型工作任务的讨论文档。在“产学研用教学指导委员会”中根据“实践专家挑选标准”，选择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召开实践专家论证会，讨论分析论证专业的职业面向，得出专业岗位及其典型工作任务的系统化工作过程。对典型工作任务排序、归纳形成职业的行动领域，包括工作任务描述、工作过程及方法、对象、工具、劳动组织和要求等内容，涵盖岗位群工作任务所对应的全部技能、知识和能力。
2.知识架构层面。以课程建设为核心，“产学研用教学指导委员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集中讨论专业定位、课程设置、用人需求等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教师与行业协会成员、企业一线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共同进行课程分析，通过融入职业元素的形式来制定教学大纲、完成教学宏观与微观设计、制定质量标准和考核办法，确立基于校企合作平台共同开发专业学习领域课程体系标准的新思路。结合专业特点，完成工学结合专业课程的系统化、标准化，形成专业课程的体系标准，专业教师参照校企合作课程开发标准，融合课程特点，展开面向工作岗位和工作过程的课程设计，从构建学习情境、制定学习目标与内容、筹划工作任务、探讨教学方法、确定课时安排和成绩考核计划等方面，逐项落实课程的校企合作开发内容，最终形成课程大纲和教学资料。
学校可对照各类专业课程开发标准进行标准化管理，从政策、管理层面协助专业教师与企业跟进课程开发进程。专业教师自身应积极主动与该类企业沟通，参照课程开发标准，完成课程各阶段开发任务并收集课程教学资料。
3.能力培养层面。职业能力发展要经过“从初学者到专家”的五个阶段，在校企合作的实训环节中，进一步与“实训基地”的相关岗位管理人员探讨，通过分析专业行动领域的典型工作任务，对职业能力进行归纳与提取，确立包括专业能力、社会能力和方法能力的职业能力培养目标，规划专业培养过程中的实训环节，使之与企业的用人需求进行全方位对接。
4.人文素质层面。参与“协同育人”的各主体要素除了在课程建设、实训配套等实现合作开发与资源共享外，校企文化建设等软资源的互补和共享更应该值得重视。以素质培养为目标，搭建学校、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文化育人课堂，让学生不仅有专业建树的科学追求，同时也要有文化成人的人文理想。
四、“协同育人”的成效
深度融合的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培养模式，能够达到学校、学生、企业和社会的多赢。经由“产学研用教学指导委员会”多方研讨而确立的面向职业岗位的专业定位、基于典型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建设，以及明确的专业素质与人文素质的能力培养导向，让学校在专业办学和培养人才方面更加具有竞争力。教师与社会密切接触，能够及时跟踪技术发展趋势，师资力量加强。“协同育人”培养模式下的“人”是最大的受益者，学生在校期间就提前接触社会、行业，增加了今后就业的个人竞争力，实践能力和综合职业素质的训练，也将使其工作更易得到企业认可。有些学生能够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有些学生在技术中成为企业的骨干力量，都是学生个人价值在企业中的体现。与学校建立的长效“协同育人”机制，有效解决了企业发展中的人才瓶颈，订单式的人才培养为企业节约了大量的用人成本和培训成本。
提升高职院校的办学质量、推动高职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加强建设校企合作的“协同育人”模式的深层内涵。探讨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等职业教育模式和运行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实践和摸索。
参考文献：
[1]徐平利。试论高职教育“协同育人”的价值理念[J].职教论坛，，(01)。
政产学研用协同 篇3
与时俱进夯实“双元”师资团队建设
近年来,面对不断发展的新形势,尤其是“省级示范高职院校”提出的师资队伍建设新要求,学院审时度势,通过加强政产学研合作交流,打造“双元”师资团队。即,在政府、产业界、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之间,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以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为技术供给方,由政府提供政策平台,进行合作、交流。其实质是通过合理配置政产学研各方资源,促进技术创新所需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从而打造一支“双元”师资团队。“一元”为“知识实践型”师资团队建设,就是校内“门到门”学术型教师向实践型教师方向培养;另“一元”是“实践知识型”师资团队建设,就是企业实践型能工巧匠向知识型教师方向培养,让他们学会培养在校学生。
推进师资培养基地建设 为了加强“双元”师资团队建设,学院将中德中心、服务外包人才培养基地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10倍,完善并发展原有政产学共建的师资培养团队基地。例如,生物医药“双元”师资培养基地:由太仓科技局、生物医药协会、龙头企业中美冠科公司和昭衍医药公司等与学院共建;光伏产业“双元”师资培养基地:由太仓经信委、科技局、生物医药协会、龙头太阳能企业奥特斯维公司、昊晨公司、协鑫公司等与学院共建等。
加强“双元”兼职师资队伍建设 学院十分重视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以建立兼职教师资源库为抓手,通过多种途径选聘周边地区知名高校60多位教授组成兼职教师专家库,聘请周边相关企事业单位中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社会上的能工巧匠近300人成立专业技能人才库,制定了《兼职教师管理办法》,使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从聘任到管理都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
注重“双元”师资专业梯队建设 学院重视专业队伍的打造,在积极实施江苏省“青蓝工程”的基础上,建立并健全了院专业带头人和青年骨干教师的选拔和培养机制,通过考核和奖励措施,激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到目前为止,选拔了院级专业带头人11人、青年骨干教师17人,3人入选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1人入选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较合理的教学和科研骨干教师梯队正在形成。
建立“双元”师资继续教育制度 建立起新教师岗前培训制度。针对新进校教师,做好校本培训和江苏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工作;继续实施以老带新的“新老结对工程”, 发挥老教师的导师作用,做好青年教师的传、帮、带,使新教师缩短角色转换的时间,尽快适应高职院校教师的岗位要求。建立了学历培训和业务进修制度。学院鼓励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对于签订培养协议并按时取得学位的教师,学院给予教学工作量减免以及经费支持等政策。学院有计划地选送中青年教师到国内外学习交流与培训。还积极安排专业课教师从事生产实践活动,鼓励教师参加与本职工作相关的各类专业会议和院内的各种业务培训,积极参与学院和企业的科研活动。学院采取了种种举措,以拓展教师的视野,提高教师的专业开发和课程开发能力及实践能力,培养双师素质教师,提高双师素质教师比例。
实施“名师工程”塑造专业带头人
“十二五”期间,学院各教学单位在大胆选拔德才兼备和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骨干教师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专业带头人培养步伐。以新一轮专业带头人的选拔为契机,要选拔招聘一批师德高尚、事业心强、善于创新、治学严谨的教师,让他们担任教学团队的带头人,带领教学团队成员及时追踪国内外本专业在行业企业中的发展前沿,组织进行专业建设和改革,负责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和课程教学改革,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关心和指导青年教师健康成长,加强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探索产学研结合的新思路、新途径。
同时学院要加强对专业带头人的考核、培养,形成滚动筛选机制,切实落实专业带头人政策,保证建设和培养经费,积极创造条件和机会让专业带头人出国出境进行短期进修或做访问学者,下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或管理支持,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开展专业技术研究和交流活动。使他们始终站在本专业技术领域的发展前沿,熟悉行业企业最新技术动态,把握专业技术改革方向。以此来建设紧跟专业技术发展的专业,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十二五”末,要实现每个专业有1~2名专业教学带头人的目标,每个专业具有2~3名优秀骨干教师,力争培养1~2名省级教学名师。
实施“团队工程”建设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
实践中,学院重点启动院级优秀教学团队建设工作。所有的专业都要以专业或教学项目组为建设单位建立教学团队,要积极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发课程,要根据专业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群)的能力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重构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教学内容,建立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规范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创新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提高课程教学质量。通过团队的建设,进一步发挥专业带头人与骨干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加强青年教师双师素质的培养,加强专业的交叉融合,系统地推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进一步推进教学改革经验的交流共享。
通过以上措施的大力实施,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在政产学研融合中围绕“知识水平、专业技能、职业素养”等培养目标,形成了三支“双元”师资团队:一是形成了具有知识传授能力的“双元”师资团队,注重使学生获得相应学历的知识水平和自主学习等能力;二是形成具有实践创新能力的“双元”师资团队,使学生获得从事并发展职业活动的本领和解决问题能力、实践创新能力的“双元”师资团队,能解决学生就业“最后几公里”问题的师资团队;三是形成了具有职业素养教育能力的“双元”师资团队,将辅导员、政治课老师、基础文化课教师、心理导师、关工委老师等集聚在其中,全方位开展职业素养培育。
政产学研用协同 篇4
德国是世界经济和科技强国,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率先走上经济复苏之路,在应对欧债危机中更是成为欧元区的坚强堡垒和欧洲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德国经济的良好表现与其领先世界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是分不开的。而德国科技能长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是因为它有一套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科技创新体系。
1 德国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科技创新体系
1.1 政府——科技创新的领导者和推动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迅速推进,国际竞争变得日益激烈。为了在竞争中赢得优势,世界各国纷纷转向了科技创新。英国政府1993年即把创新列为基本国策;1995年日本提出“科技创新立国”;1997年韩国政府颁布实施《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1999年法国政府颁布实施《技术创新和科研法》;2004年巴西总统批准出台《科技创新法》;2005年美国出台《国家创新法案》,成立总统创新委员会。可见,在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一种国家行为,政府的作用正变得日益不可或缺,德国也不例外。
德国的科技管理机构是德国联邦教研部(BMBF),负责制定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战略,管理科研经费,对国家的科技发展和创新活动进行引导和调控[1]。2010年7月,德国政府通过了联邦教研部提出《思路·创新·增长——德国高技术战略2020》,明确了未来10年德国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为德国科技创新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德国科技研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和企业,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研发投入占研发总投入的三分之一[1]。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和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打击,德国的财政状况也一度紧张,但是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却持续增加,政府资金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分别进入高等院校、非营利性研究组织和企业的研究机构。2006年以来,德国政府通过“卓越大学计划”、“中小企业核心创新计划”等形式加大了对高等院校、企业和各类研究机构的资助力度,以鼓励创新和提升创新能力。
1.2 企业——德国科技创新的主体
企业是德国科技创新的主体。在德国,科技研发投入的三分之二来自企业,科研人员的70%在企业界,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开展研发活动,许多企业都有自己的实验室[2]。
大企业在技术研发和创新方面作用突出。在工业企业中,80%以上的大企业有自己的研究机构。企业根据市场和自身发展目标制定技术开发目标,每年从销售收入中拿出5%～10%以上用于研究和开发。除了建立自己的研究机构从事科技研发,德国企业还作为项目委托方或资助方与大学或其它研究机构建立联系,参与科技研发。
中小企业是德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创造了德国71%的就业机会、57%的德国总产值和47%的经济净增值[3]。相对于机构复杂的大企业,中小企业更加灵活,对市场动态反映更灵敏,因而更具创新意识和创新需求。但是由于受到自身规模、资金和人才的制约,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中面临诸多难题。为了降低技术研发成本和高新技术的研发风险,德国中小型企业成立了各种行业或跨行业的联合研究机构,共同研究、资源共享。德国政府也通过提供资助等方式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联合起来开展研究开发工作,以提高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目前德国有100多个行业或跨行业合作研究机构,参与研究合作的科研机构有800多家,拥有中小企业会员5万多家[1]。这些研究机构由合作企业共同出资,政府给予部分资助,主要从事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和服务。
1.3 高校——科技人才的摇篮和科研的中坚力量
德国有300多所大学和各类专科院校。德国高校奉行教学与科研统一的办学原则,既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和输送科技人才的重任,同时也是德国科研智力的中坚力量,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国家重大项目的研究中承担重要角色。
在人才培养方面,德国高校在教学中非常重视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学校一般都有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仪器设备,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科研或实验。教授会带领自己的研究生组成科研小组,研究科学课题,学校给予教授和科研小组较高的学术权力,并在资源、设备和人员上给与帮助,保护教授和学生的学术自由,为研究性人才和科研后备力量的孕育及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高校还是德国的科研支柱。德国法律规定,德国政府和各州政府都有义务支持高校的科研工作。德国高校的科研经费主要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德国政府研发经费的三分之一是用来支持高校的科研工作的,政府的一些重要研究项目由大学的专家教授们承担。作为德国高技术发展战略的一部分,2006年,德国政府在高等院校实施“卓越大学计划”,以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建的形式,斥巨资加大对大学科研的整体投入,以打造德国高校一流的研究能力,加强德国的国际竞争力[2]。德国还鼓励和支持大学与产业界联系,高校会接受企业的委托从事一些应用课题的研发,并接受来自工业研究协会、合作企业和一些社会基金的经费和资助。
1.4 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德国科技创新的专业力量
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是德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专业力量,其经费主要来源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拨款,但在法律上独立于政府,实行公司制管理,在经费使用、项目审批等方面拥有很大的自主权。赫尔姆霍茨协会(HGF)、马普学会(MPG)、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FHG)、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WGL)是德国最重要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4]。
马普学会拥有80个研究所、700多位科学家,主要从事自然科学、生命科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基础研究;赫尔姆霍茨协会拥有16个研究中心、10 000多名科学家和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从事能源、地球与环境、生命科学、关键技术、物质结构、交通与航天等对人类生存环境有重大影响的领域方面的研究;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拥有86个研究所、6 500位科学家,主要在经济学、空间与生命科学、人类与社会科学、数学、自然与工程科学以及环境等领域开展战略性研究;弗劳恩霍夫协会拥有57个研究所、7 000多位科学家,是德国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也接受来自政府或欧盟的一些科研项目,在环保、能源、健康等对人类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的领域开展战略性研究。各研究所承担来自企业和其他方面的研究任务,以合同科研的方式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协助企业解决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5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技术扩散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主要职能是为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联系架构桥梁,为科技成果找市场、为企业找技术,通过技术交流、技术交易、技术转让实现科技成果的推广、扩散,最终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史太白经济促进基金会(STW)是德国最著名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下设520个技术转移中心遍布德国和世界各地,形成完整的技术转移扩散网络[5]。这一网络架设了科研资源与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之间联系的桥梁。一方面,企业可以了解技术信息,找到自己需要的技术,满足对新技术的需求;另一方面,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交易和转让实现产业化,转化为经济效益。企业还可以与研究机构共同开发和确立研究项目,合作研发。研究机构可以获得企业的资金支持和接近市场前沿的研究项目,企业可以分享研究机构的专业研发资源,并能通过参与研发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
2 德国科技创新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2006年,就在德国制定它的第一个国家高技术创新战略的时候,中国政府也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简称《纲要》),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纲要》实施5年成果显著,我国创新能力得到增强。但是,《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显示,我国科技创新总体上还是跟踪模仿,说明我们现在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足。《纲要》提出要在2020年使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向着这一目标迈进,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德国成熟的科技创新模式、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可以为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2.1 政府要在科技创新中起到主导作用
在德国的科技创新中,政府的作用是无处不在的。政府制定详细的科技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的目标和重点领域;德国大学长期实行免费教育(2010年开始收费,但费用很低),对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实行零利率,政府对大学、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从事科研活动进行直接的投入或补贴。在德国,政府的研发投入占研发总投入的三分之一。此外,政府还通过政府采购诱导技术创新,通过制定标准和保护知识产权对创新成果与创新活动进行认证及保护,通过实施“卓越大学计划”等对科技创新进行有力的政策干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科技创新工作关乎中国的发展前途,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初期,更应当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实证研究表明,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呈正相关性,投入越多,产出越多。在R&D经费来源方面,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大都经历了一个由政府主导到政府和企业双主导再到企业主导的转变过程。在国家的R&D投入强度(R&D投入与GDP之比)达到1.5～2.5之前,经费投入基本都是政府主导型[6]。在自主创新的初期和前期,政府的R&D投入是国家走向自主创新的启动力量,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表1显示的是我国R&D投入强度和结构状况,图1和图2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国际比较。我们看到,虽然我国研发投入持续增长,但投入强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如图1)。从投入结构看,1999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还不到1.0,在投入方面政府已经退出了主导地位,从2000年到2009年,政府投入的占比逐年下降(如表1)。在研发总投入中,我国政府的财政投入一直低于美、英、法、德等国家(如图2)。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和计算得到
政府研发投入低使政府对企业研发创新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导致我国R&D投入整体水平低,制约了我国的科技创新。政府研发投入低还造成了我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薄弱,影响我国科技的长远发展和稳定提升。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增加政府投入是对自主创新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政府应该大幅度提高研发投入,使R&D经费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用政府投入带动企业、社会投入,激发全社会的创造热情,推动科技战略的实施和创新目标的实现;也通过增加政府投入使我国的基础研究得到增强,为企业的研发提供基础,促进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
2.2 要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企业的发展要求是科技创新的源动力。在德国,三分之二的研发资金来自企业,三分之二的科研人员分布在企业,80%的大企业有独立的研发机构,三分之一以上的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企业是真正的创新主体。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可以使科技研发与产业需求密切联系在一起,又为企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的提升提供了坚强的技术支撑,保证了德国经济的稳定性及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造就了闻名世界的“德国制造”。
2010年,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73.4%;从科技人员的分布看,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占全国的73.4%[7]。从研发投入和人员布局看,我国已经形成了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相似的结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体。但是这种合理的结构却可能是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
从研发投入看,如前所述,发达国家大多是在研发投入强度超过1.5～2.5以后企业才取代政府成为投入主体的,而我国企业成为研发投入主体时,我国的研发投入强度只有0.9,到2010年也才刚刚达到1.76。由于研发投入整体水平很低,即便是企业投入在研发总投入中占比很高,也并不意味着企业研发投入的数量大。事实上,虽然现在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研发投入的主体,但对企业来说,研发投入不足仍然是一个大问题。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称为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是衡量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要指标,也是决定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国际共识是,强度小于1%,企业难以生存;达到2%,企业可以勉强维持;达到5%,企业才有竞争力[7]。从表2我们看到,我国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一直低于1%(德国达到5%～10%),自身投入不足是制约企业创新能力形成的首要因素。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
从人员情况看,2010年我国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占全国的73.4%,但企业研究人员[7]。另有数据显示,2009年企业R&D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全社会R&D科学家和工程师比重为49.6%。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尽管我国企业在R&D人员的规模上十分可观,但真正能进行科技创新的高层次研发人员还比较缺乏,企业R&D队伍的层次有待提升。
此外,第二次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资源清查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开展研发活动的工业企业只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8.5%。这些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资料显示,我国企业研究人员人均三方专利在有数据的38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36位[8]。因为缺乏创新能力,中国大多数企业从事科技含量很低的加工制造业,这是“中国制造”与“德国制造”的根本差距;也因为缺乏创新能力,我国企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高,需要购买外国专利,降低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所以,从研发投入和人才队伍的分布看,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研发活动的主体,当前我们要做的已经不是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而是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要从加大研发投入、建设高层次人才队伍等方面着手,为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创造条件;要通过科技奖励、资源配置、公共服务等政策工具,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流动和集聚;要推进创新型企业建设,打造一批充满活力的创新型企业群体。
2.3 要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培养创新型人才
德国大学奉行教学与研究的统一,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大学是德国科技创新的人才基地,也是德国基础研究的重要力量。
我国现在有各类高等院校2 305所,是我国最大的基础研究活动部门,基础研究活动规模超过全国半数[9],大学在校生的数量居世界第一。但是中国大学的教育观念亟待更新,教育体制亟需改革。要增加实验课程和研究性教学,给学生多一些实验机会、动手机会、独立思考的机会,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导师应该带领学生组成研究团队,或者吸收学生加入自己的项目小组,让他们承担项目的部分研究工作,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培养创新型人才。
2.4 要发展非营利性研究机构
德国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科技力量强大、规模覆盖全国、运作模式成熟,在德国的科技创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基础研究、公益性或共性应用技术研究方面为德国科技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国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是社会公益型科研机构分类改革的产物。2000年,原中央政府部门所属的社会公益型科研机构有265家,2001年,国家对这类科研院所启动改革,有面向市场能力的向企业化转制,难以获得经济回报、确需政府支持的按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管理和运行,改革后形成了102家非营利性研究机构[10]。这些研究机构主要从事社会公益性科学研究、技术咨询和服务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在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学、工程技术、人文社科等领域承担国家重要的公益类科研项目。由于还处在起步阶段,我国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经费不足、人才流失(资料显示,2004年以来,我国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科研人员的数量虽然在增加,但在全国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等问题。借鉴德国的经验,我国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也可以在全国建立分支机构,这样既能带动全国的科技创新,各分支院所又能立足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进行科技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增强研究机构自身的力量和服务国家、造福社会的能力。
2.5 要为科技成果转化打造科技中介服务网络
科技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应用。长期以来,中国的科学研究和产业需求存在“两张皮”现象,一方面,企业发展缺乏技术支撑,另一方面,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很低,很多的科研成果停留在奖杯、证书或者样品、展品阶段,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没能有效发挥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技中介机构没有发展起来。德国科技创新的经验表明,科技成果的扩散和产业化是影响科技创新成败的关键因子,而发达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架设了科技成果和产业需求之间的桥梁,是科技成果扩散和转化的纽带,是科技创新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构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我们也必须建立和完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这类中介机构要以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转移技术为服务主题,选择在企业集中尤其是科技中小企业集中的地域建立,把这一地域建设成科技成果的集散地,以带动区域创新活力和能力的提升。
2.6 科技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协同努力
科技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等各创新主体的协同努力。在德国的科技创新中,政府负责制定科技政策、投入资金、组织协调;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负责研究、开发;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为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服务和条件。从制定科技政策到实施科技创新、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各种社会力量都被调动起来参与创新,分工明确而又协调一致,政府通过经费、评估、奖励等途径参与到科技创新的各个环节,推动国家创新目标的实现。这种完善的创新体系保证了德国科技创新的高效和成功。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整理绘制
图3显示了我国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在R&D活动中的合作状况。可以看到,大学、企业和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的科研项目绝大部分是靠自己独立完成,相互之间的合作很有限,存在着条块分割、资源分散、重复建设、各自为政等问题,影响着我国科技创新效率的提高。建设创新型国家,各创新主体要有相对明确的分工,使创新任务能分层次落实到各创新主体;更要建立创新主体的联系和互动,以形成各创新环节的衔接与协同创新的合力。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源动员和组织协调方面的制度优势,通过设置课题、管理经费、配置资源、项目评审、科研奖励等途径对各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进行管理和推动,以保证国家科技战略的实施和国家目标的实现。
摘要：德国科技能长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是因为它有一套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科技创新体系。德国成熟的科技创新模式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发展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为科技成果的转化打造中介服务网络,并且加强创新主体间的联系和互动,形成协同创新的合力。
关键词：科技创新,德国,启示
参考文献
[1]李健民,叶继涛.德国科研机构布局体系研究及启示[J].科技政策与管理,2005(11):27-30
[2]李鹏,刘彦.德国科研体系的发展及对我国创新基地建设的启示[J].科学管理研究,2011(2):55-56
[3]徐清.后危机时代德国发展高新科技的战略及对我国的启示[J].科技与经济,2011(2):46
[4]孙殿义.政府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德国创新体系建设对我国的若干启示[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0(2):191
[5]曾刚,丰志勇.德国巴登—符腾堡地区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对创新型区域建设的影响[J].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2006(10):29
[6]谢兰云.我国R&D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13,115
[7]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报告2010[D/OL].(2012-03-21).http://www.most.gov.cn/kj-fz/kjxz/2010/201203/p020120321558133124363.pdf
[8]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2008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状况分析[D/OL].(2010-03-16).http://www.most.gov.cn/kjtj/tjbg/201003/p020100316386691314647.pdf
[9]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二次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第四号)[D/OL].(2010-11-22).http://www.stats.gov.cn/tjgb/rd-pcgb/qgrdp-cgb/t20101122_402684881.htm
政产学研用协同 篇5
关键词：产学研用；科技翻译；协同创新
一、引言
浙江做为一个外向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大省，全球科技信息、商业信息的掌握情况在企事业单位发展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科技翻译人才协同创新促进科技企业更好的吸收利用全球信息资源，快速形成自身的核心科技竞争力，创造强势品质、品牌，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各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事业单位员工外语水平普遍提高，但高素质、复合型的能够服务于协同创新的应用型科技翻译人才依然十分短缺。因此，将协同创新思想引入科技翻译领域，对于我国科技翻译人才的水平提升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从科技翻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的角度。例如，方梦之（1992）指出，科技翻译的理论研究植根于我国译论的整体研究的土壤之中，是在我国译论的总体框架内展开的，它必然涉及到方方面面。范武邱（2007）研究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科技翻译研究基本走过了以下历程：确立多学科的研究思路——研究译文的功能目的——强调交际功能和翻译策略。耿智（2000）依据文献计量学的原理和方法，对1990至1999年间发表在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科技翻译上的528篇科技翻译理论研究文章进行了分析研究，10年来科技翻译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宏观翻译学理论的探讨、微观翻译技巧的探讨和特定专业文献的译法探讨。从科技翻译人才培养的角度来探讨的。徐莉林（2005）结合笔者在工作中的体会， 提出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实施因材施教，加强外语专业科技翻译训练，不断推进科技翻译人才可持续的培养和实践，是为国家输送合格科技翻译人才，促进科技交流和经济发展的有效办法和途径。石 雪（2012）通过分析市场的多元化需求导向，剖析目前科技英语翻译教学现状，探索适合我国高校的科技英语人才培养模式。
三、科技翻译人才协同创新能力提高的必要性
当今，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技术变革的速度空前加快，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涌现出大量复杂性、综合性的问题， 而解决这些问题往往需要多方面的知识背景， 必须打破学科之间藩篱， 促进跨学科协同创新。协同创新这个词最早是在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胡总书记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 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积极贡献”， 协同创新成为继创新后国内又一热点词语。
关于翻译工作协同创新方面的研究，在2012年“四校两部委”的“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与传播协同创新中心”相继揭牌成立，中心围绕“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维护我国国际话语权、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这一宗旨，抓住“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央文献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学科交叉研究”三项根本任务，中心侧重于“走出去”，侧重于国家更高层面。这必将导致各行各业对科技翻译人才协同创新能力提升与实践中协同创新能力欠缺矛盾的加剧。科技翻译人才为协同创新提供语言服务，要在多学科知识的交融基础上形成新的知识，进而迸发出新的思维方法和综合能力，以达到对原有知识与能力的超越，即要求其能用全新的思维方法来思考各种实际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科技翻译人才需要发挥自身在外语的优势，提升科技翻译水平，增强在科技各个领域的语言服务能力，致力推进协同创新，旨在为科技翻译领域的产学结合探索出一条新路。大力推进产学研用是科技翻译人才协同创新能力提升的终级目标，也是科技翻译人才提升翻译能力，将语言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最好选择之一。
四、结论
当今科技翻译人才是否真的在多学科知识交融的基础上，以实际的语言应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增强科技翻译人才在科技各个领域的语言服务能力，提升科技翻译人才协同创新能力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使之有利于提升科技翻译人才协同创新能力，又能有利于促进产业经济发展，既如何在科技翻译人才翻译水平和服务协同创新之间取得平衡。在产学研用的背景下利用科技翻译人才协同创新能力提升来协调，缓冲客观存在的科技翻譯人才翻译水平对企业加快技术、品质创新的影响，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伍锋. “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 [ J]. 中国科技翻译， 2005 ， （ 4）.
[2] 李海军、彭劲松.“专业知识：科技翻译的瓶颈” [ J]. 中国科技翻译2006.3
[3] 范武邱. “科技翻译研究：困境和对策” [ J]. 中国科技翻译2007.1
[4] 杨路. 校企协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实践路径[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1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演化博弈分析 篇6
关键词：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政府监管,演化博弈
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要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 ‘新常态’,关键也要依靠科技创新来转换发展动力”[1]。科技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引导作用日益显著,国家科技部副部长王志刚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加快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最大限度地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着力形成我国发展的新动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与协同创新[2]。协同创新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产学研合作,基于协同创新的产学研合作方式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创新模式[3]。协同创新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是创新要素与资源的有效集聚,通过突破协同创新主体间的合作鸿沟,充分释放创新主体间资金、人才、知识、技术专利等创新要素活力,从而实现深度合作。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将有利于促进公共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并推动科学研究面向产业创新需求,形成科技发展与产业发展共同进步的局面[4]。因而,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否成功,对于提升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推动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者们围绕产学研协同创新稳定性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效。Pek - Hooi等[5]研究指出技术重组可以加强企业与学研方的关系,维持产学研合作稳定的重点是企业依据协同主旨转换研发焦点。Liew等[6]认为产学研合作的稳定性需要有一个项目的专门负责人来管理产学研合作并保持双方持续的关系联系,同时在合作过程中不断监控与调整发展指标与研究计划。Holmstrom[7]提出可以采用 “打破预算平衡”的集体惩罚方法来进行约束,进而提高联盟合作的稳定性。Anderhub[8]研究在声誉模型下不完全信息的重复信任博弈,通过引入学习机制来分析博弈均衡时机会主义行为与利他主义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为研究产学研协同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近期兴起的演化博弈为研究产学研协同创新又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李高扬等[9]构建了合理的额外收益分配与成本分摊比例、建立有效的激励与惩罚机制、提升协同创新价值与抑制投机行为以及定位政府的角色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韦文雯[10]通过分析不同策略下产学研双方的行为及收益,得出在演化博弈过程中,双方应充分考虑额外收益、合作成本等因素,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权衡合作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的利弊,避免短视。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完善产学研合作理论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遗憾的是,现有研究主要囿于将企业与学研方进行博弈。在中国的现实中,产学研合作往往是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的,同时政府也是协同创新的直接受益者,例如获取税收以及地方教育与经济的发展,现有研究很少将政府作为第三方博弈群体纳入博弈模型中,显然对现实的理解是不全面的。政府监管行为对创新资源共享的生成、演化等内在机理如何? 影响产学研合作稳定性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现有研究难以找寻到现成的答案。为此,本文引入政府监管成本、政府财政收益等变量,构建企业、学研方、政府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在综合考虑双方积极合作长期收益、机会主义行为发生时对另一方投入成本与收益的侵占、政府监管下的惩罚以及政府收益等变量的基础上,分析政府的引导与监管对于产学研合作稳定性的关键影响因素,以期为地方政府促进产学研联盟稳定性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1 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中政府、企业、学研方之间的关系是灵活的,彼此联合进行研发合作与商业化进程需要三方合作并付出一定成本,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政产学研合作过程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政府、企业与学研方之间反复博弈、不断演化的过程。因而,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企业、学研方以及政府之间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的策略选择是科学合理的。演化博弈理论是考虑博弈方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博弈方反复进行博弈,最终趋于某个稳定策略(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ESS)[11]。
假设1: 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合作主体只考虑政府、企业以及学研方。{ 积极合作,消极合作} 是企业的策略集合; 其中积极合作的含义是企业给学研方给予充分的物质支持,例如R&D资金、人才等研发投入要素。消极合作则是指企业没有给予学研方充分的创新资源支持,企业与学研方合作仅仅只是为获得政府的财政扶持与政策优惠。
学研方的策略集合是{ 积极合作,消极合作} ;其中积极合作是学研方在产学研联盟中提供资本、技术知识等研发要素; 消极合作则是指学研方在联盟中仅维持最低的创新水平。
在中国,政府是协同创新的积极缔造者,同时也是一个监管部门,它的策略集合是{ 实施监管,不监管} 。
假设2: π1、π2分别表示企业与学研方合作形成后的初始收益。π3,π4分别表示企业与学研方积极合作所获得的长期收益。k1表示学研方选择积极合作时而企业存在 “搭便车”行为时,企业对学研方投入成本与收益的侵占; 同理,k2表示企业积极合作而学研方有 “搭便车”行为时,学研方对企业投入成本与收益的侵占。综上,可以得出 π3> k1,π4> k2这样的大小关系。c1与c2分别表示企业与学研方为产学研联盟提供积极合作时的合作成本。
假设3: f1与f2分别表示政府在监管的情况下对企业与学研方采取消极合作时的惩罚。在政府监管的情形下,η1与 η2分别表示企业与学研方在政产学研合作中采取积极合作时政府给予资金支持或其他优惠政策。π 表示当产学研联盟中企业与学研方都采取积极合作时政府所获得的收益,例如增加的税收等; Δπ 表示政府在只有企业选择积极合作时的收益,Δπ'表示政府在只有学研方选择积极合作时的收益; 企业与学研方都采取消极合作时,政府的收益为0。c0表示政府选择监管时所付出的监管成本。
基于上述假设和参数可得到政产学研的八种策略组合得益矩阵,如表1 所示。
2 创新主体演化博弈均衡性分析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假定企业选择积极合作策略的比例是x,选择消极合作策略的比例为1- x; 学研方群体采用积极合作策略的比例为y,采用消极合作策略的比例是1 - y,政府实施严格监管策略的比例为z,实施不监管策略的比例为1 - z。
在政府、企业与学研方的三方博弈中,各方获得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显然,上述支付矩阵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解。但通过对概率x、y、z的调整,即有可得到混合意义下的均衡解。信息的不对称性,决定了博弈方只能通过历史经验推测各方的策略,即动态的调整x、y、z,其表现形态就是演化博弈理论所阐述的动态复制[12],这是对演化博弈的一种直接表述。
为求出企业、学研方与政府三方博弈中的复制动态过程,令表示企业、学研方以及政府的平均期望收益。根据表1 可以求得企业的平均期望收益:
其中:
u11表示企业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中采取积极合作策略下的期望收益。
u12表示企业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中采取消极合作策略下的期望收益。
同理有:
表示学研方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平均期望收益。
表示政府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平均期望收益
其中:
u21表示学研方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中选择积极合作策略时的期望收益。
u22表示学研方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中采取消极合作时的期望收益。
u31表示政府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中采取监管时的期望收益。
u32表示政府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中采取消极监管时的期望收益。
2. 1 企业采取积极合作比例的复制动态方程
演化博弈理论采用的是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进而求得演化稳定点的策略,引理如下:
定理:设有微分方程,若存在某个区域,使得微分方程的解x(t)满足,则认为该点x0是稳定的平衡点。
通过判断的正负,确定出最佳稳定点:当时,则x0为复制动态方程的演化稳定点。若,则x0不是演化稳定点。
企业采取积极合作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一)若,则,可知此时企业任何比例的“积极合作”群体均是稳定策略,即该策略比例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如相位图1中的(a)所示。
(二)若,令U1(x)=0,得到x=0,x=1两个准演化稳定点。对U1(x)求导得到:
显然,此时η1+f1>0,π3-k1>0,但z(η1+f1)+y(π3-k1)-c1的大小无法确定,故此时分为如下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1)当y(π3-k1)>c1或者z(η1+f1)>c1或者z(η1+f1)+y(π3-k1)>c1时,有,时,x=1是稳定策略。说明当(企业采取积极合作时获得的长期收益π3-机会主义获得的收益k1)>积极合作时所投入的成本c1,或者(政府罚金f1+奖励η1)>投入成本c1时,或者(政府奖惩η1、f1+企业获得的长期收益π3-机会主义的收益k1)>企业投入成本c1时,企业群体将倾向于在产学研合作中选择积极合作策略。如相位图1中的(b)所示。
(2)当z(η1+f1)+y(π3-k1)<c1时,可判断,x=0是稳定策略。由此得到(政府奖惩η1、f1+企业获得的长期收益π3-机会主义的收益k1)<企业投入成本时c1,企业群体将选择在产学研联盟中采取消极合作的方式。如相位图1中的(c)所示。
基于前面的分析与讨论,可以得出:
结论1:企业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采取积极合作策略受两组参数的影响:一是积极合作的长期收益与消极合作的机会主义收益之差与资源共享所付出的成本之间的大小,二是政府部门的奖惩力度与资源共享成本的大小。企业采取消极合作的影响因素是合作所获得的收益之和与投入成本之间的比较。
由结论1知,在协同创新共享资源的过程中,要保障企业在共享资源中所获得的利益,此外,鼓励政府成为企业与学研方合作的枢纽,降低企业在协同创新中的投入成本与风险。
2.2学研方采取积极合作比例的复制动态方程
学研方采取积极合作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一)若时,则,可知此时学研方群体中任何比例的“积极合作策略”均是稳定策略,即策略比例不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动。相位图如图2中的(a)所示。
(二)若时,令U2(Y)=0,得到y=0,y=1两个准演化稳定点。对U2(Y)求导得到:
显然,此时η2+f2>0,π4-k2>0,但z(η2+f2)+x(π4-k2)-c2无法确定其大小,故此时分为如下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1)当x(π4-k2)>c2或者z(η2+f2)>c2或者z(η2+f2)+x(π4-k2)>c2时,有时,y=1是稳定策略。于是得到当(学研方采取积极合作时获得的长期收益π4-机会主义获得的收益k2)>积极合作时所投入的成本c2,或者(政府罚金f2+奖励η2)>投入成本c2时,或者(政府奖惩、学研方获得的长期收益机会主义的收益)学研方投入成本时,学研方群体将倾向于选择在产学研联盟中采取积极合作。相位图如图2中的(b)所示。
(2)当z(η2+f2)+x(π4-k2)<c2时,可判断,y=0是稳定策略。说明当(政府奖惩f2、η2+学研方获得的长期收益π4-机会主义的收益k2)<学研方投入成本c2时,学研方群体将选择在产学研联盟中采取消极合作的方式。如相位图2中的(c)所示。
基于前面的分析与讨论,可以得出:
结论2:学研方在协同创新中采取积极合作策略受两组参数值因素的影响:一是积极合作的长期收益与消极合作的机会主义收益之差与资源共享所付出的成本之间的大小,二是政府部门的奖惩力度与资源共享投入成本的大小。学研方采取消极合作的影响因素是其所获得的收益之和与投入成本之间的比较,涉及的参数较多。
由结论2可知,政府为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一方面通过加大对消极合作的学研方的惩罚力度,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学研方共享资源时投入的成本,进而提高学研方选择积极合作策略的概率。
2.3政府采取监管比例的复制动态方程
政府群体监管决策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一)若时,则,可知此时政府群体选择任何比例的“监管策略”均是稳定策略,即策略比例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如相位图3中的(a)所示)。
(二)若时,令U3(z)=0,得到z=0,z=1两个准稳定点。对U3(z)求导得到:
一般而言,政府的罚金应大于所付出的监管成本,即f1>c0、f2>c0。而(η1-f1)+(-η2-f2)y+(f1+f2-c0)的大小不确定,需分两种情况讨论:
(1)若(-η1-f1)x+(-η2-f2)y+(f1+f2-c0)<0时,x=1,y=1,得f1+f2-c0<0即,z=0是唯一稳定策略。可以得出:政府所收取的罚金小于监管监督成本时,政府群体将倾向于选择不监管策略。相位图如图3中的b所示。
(2)若(-η1-f1)x+(-η2-f2)y+(f1+f2-c0)>0时,x=0,y=0,得f1+f2-c0>0则有,是唯一稳定策略。由此可得:在政府收取的罚金足够大的情形下,大于所支付的监管成本时,政府将倾向于选择监管。如相位图3中的(b)所示。
政府群体选择监管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的分析中可以得出:
结论3:政府是否选择监管取决于(监管成本、罚金)这一组参数值的比较。因此,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政府应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发挥引导与监管作用,而不应只考虑自身经济收益与监管成本的大小。
分析该非对称三方博弈主体演化博弈可以得到不同的稳定状态(设相位图1中(b)以曲面s1为分界面,将正方体分成上下两部分分别记为v1和v2;相位图2中的(b)以曲面s2为分界面,将正方体分成上下两部分别记为v3和v4;图3中的(a)以曲面s3为分界面,将正方体分成上下两部分立方体分别记为v5和v6):
①当初始状态在v1与v3交集内的空间时,即当x=1,y=1时,(-η1-f1)x+(-η2-f2)y+(f1+f2-c0)=-η1-η2-c0)<0,该博弈收敛于平衡点x=1,y=1,z=0,即(积极合作、积极合作、不监管)是政产学研三方博弈群体中所有参与者的必然选择。
②当初始状态落在v2与v4交集内的空间时,即当x=0,y=0时,(-η1-f1)x+(-η2-f2)y+(f1+f2-c0)=f1+f2-c0>0,该博弈收敛于x=0,y=0,z=1,即(消极合作、消极合作、监管)是政产学研三方博弈群体中所有参与者的必然选择。
③当初始状态落在v1与v4交集内的空间时,即当x=1,y=0时,(-η1-f1)x+(-η2-f2)y+(f1+f2-c0)=f2+η2-c0,f2、η2、c0这三个参数的大小无法确定,因而该博弈既可能收敛于x=1,y=0,z=1,也有可能收敛于x=1,y=0,z=0。(1,0,1)与点(1,0,0)为鞍点,同理,可以证明点(0,1,1)、(0,1,0)、(0,0,1)与(0,0,0)这四个点也为鞍点。
①、②两种均衡状态均不具有对微小扰动的稳健性(③中可以看出:如①中对学研方采取消极合作策略的微小扰动不具有稳健性,②中对企业采取消极合作策略的微小扰动不具有稳健性),该三方博弈没有演化稳定策略。因而,可以得到:
结论4:政府作为经济主体纳入到政产学研博弈模型中,政府考虑收益从而降低了协同创新合作的稳健性。
3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政府、企业与学研方在协同创新过程中三者选择何种策略的演化博弈模型,比较不同的稳定状态,得出如下结论:
(1)企业与学研方是否选择积极合作取决于(积极合作的长期收益、消极合作的机会主义行为收益侵占、积极合作的投入成本)与(政府罚金、政府奖励、投入成本)这两组参数值大小的比较。当(积极合作的长期收益-消极合作的机会主义获得的收益)>积极合作的投入成本或(政府罚金+奖励)>积极合作的投入成本时,企业与学研方群体将倾向于选择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采取积极合作。
(2)企业与学研方在(政府奖惩+积极合作的长期收益-消极合作的机会主义收益)<积极合作的投入成本时,选择消极合作,企业与学研方选择消极合作受多个参数的影响。
(3)当政府对消极合作的一方的罚金大于付出的监管成本时,政府将有足够的动力选择监管;当政府对消极合作的一方的罚金小于付出的监管成本时,政府选择不监管。
(4)政府作为经济主体纳入到政产学研博弈模型中,政府考虑收益从而降低了协同创新合作的稳健性。
基于以上结论,为了推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稳定性,提出如下建议:
(1)制定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与完善过程反馈机制。产学研协同双方进行合作的直接推动力是利益,利益分配机制直接影响着创新主体的努力程度,企业与学研方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利益最大化是选择策略的主要依据,而其中投入成本、机会主义的侵占收益与合作长期收益是协同双方考虑的主要因素。协同双方加大协同创新的合作力度,建立健全合作反馈机制,并及时进行过程反馈,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对另一方的利益侵占,从而增加产学研合作的长期收益;有效的促进协同创新双方采取积极合作。同时,协同双方可以协商建立互利互惠的利益分配机制,并且能从制度上规避利益纠纷。
(2)政府应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发挥引导与监管作用,而不应只考虑自身经济收益与监管成本。政府是推进科技创新、合作配置科技资源的主要载体,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政府不应将监管成本放在首位考虑,作为公共服务机构的政府更应考虑产学研双方的监管力度与惩罚力度上,严惩消极合作的一方,防止投机行为的发生,切实维护积极合作一方的利益,增强产学研联盟合作的动力,促使博弈系统趋向良性稳定。
(3)政府提供专项补贴机制,提供减税与科研基金政策优惠。政府应充分发挥调控与监管作用,制定出相关的政策法规为协同双方提供良性的合作环境;创建专项科研资金与政策优惠,对产学研双方进行成本补贴,减小企业与学研方的创新投入成本。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上海要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N].新华社,2015-03-05
[2]王志刚.勇立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潮头[J].求是,2015(1):26-28
[3]陈劲,阳银娟.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内涵[J].科学学研究,2012,30(2):161-164
[4]何郁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模式[J].科学学研究,2012,30(2):165-174
[5]PEK H,SUBRAMANIAN A M.When do firms benefit from university-industry R&D collaborations?The implication of firm R&D focus 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recombination[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14,29(6):807-821
[6]LIEW M S,TENGKU SHAHADAN T N,LIM E S.Strategic and Tactical Approaches on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2,58(8):405-409
[7]HOLMSTROM B.Moral hazard in team[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82(13):324-340
[8]ANDERHUB V,ENGEL D,GUTH W.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repeated trust game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J].Journal of Econom Behavior&Organization,2002(48):197-216
[9]李高杨,刘明广.产学研创新的演化博弈模型及策略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4(3):197-203
[10]韦文雯.基于演化博弈模型的产学研联盟合作稳定性分析[J].科技管理究,2014(13):66-69
[1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政产学研用协同 篇7
协同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新模式, 为产学研合作带来新的理念和机遇。协同创新强调创新主体协同配合, 对各类创新要素系统化高效组织和有机融合, 是一个转变发展方式、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 是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活动的新趋势和创新理论研究的焦点。
四结合谋划, 突出创新引领
(一) 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坚持把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协同创新体系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突出“政府引导, 市场主导”。在建设机制上, 采取“共同投入”模式, 政府主要投入引导资金、提供研发用房, 高校院所投入技术、人才、品牌、专利等无形资产, 企业推进科研成果产业化, 做到对等投入、优势互补。在管理机制上, 推行“理事会治理”模式;在运行机制上, 实行“企业化运作”模式, 政府回归公共服务本位, 让高校和企业按照市场化规则对接, 逐渐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以及其他创新要素配置的主导作用。
(二) 协同创新拓展延伸产业价值链条。以满足模具产业升级需求、能够与企业有效进行技术对接为基本前提, 有选择性地引进高校的优势科技资源, 同步整合与科技创新紧密相关的创意咨询、产权交易、创业孵化、金融服务等要素资源, 建立覆盖模具全产业链的平台体系, 涵盖模具制造装备、模具设计、制造工艺、材料应用、检测与生产等产业链环的技术研发环节, 协同为产业链升级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和服务支撑。
(三) 以协同创新促进产城融合。适时推出“产城联动”战略, 有意识把实施协同创新、优化产业资源配置的过程, 拓展为促进城镇空间整合、产业与城市功能融合的过程, 面向协同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现实需求, 主动调整、优化公共基础设施布局和产业基础设施布局, 引领土地资源整合、“三旧”改造实施和城镇面貌提升, 实现产城统筹发展、统筹联动。
(四) 以协同创新助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化途径, 在协同创新中心集成各类创业服务资源, 提供线上服务平台、线下孵化载体、创新创业辅导体系, 以及技术与资本支撑等要素, 以满足创业者不同的需求。
四层面联动, 强化组织协同
(一) 发挥政府的先导和引领作用。政府在协同创新中心的组建和运营中, 始终发挥着牵头引领和服务保障的作用。一是在理念上率先突破, 主动对接上海交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高校, 为引入高校创新资源、实施协同创新奠定组织基础。二是在资金上侧重扶持, 投入2.05 亿元支持协同创新中心建设。镇财政每年又安排1000 万元配套资金, 鼓励企业科技创新。三是在资源上优先配置, 选取了镇内地理位置最优越的区域, 整合3100 平方米办公楼无偿提供给协同创新中心使用。目前正抓紧将面积2.5万平方米的镇文化大楼改建为“横沥镇协同创新中心大楼”, 并预留了60 亩建设用地用于保障协同创新中心未来扩张。
(二) 发挥高校的研发核心作用。通过每季度举办一期的“校企合作”推介会及上门推介等方式, 引导扶持高校与企业紧密对接, 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撑和科研服务, 积极发挥高校的研发核心作用。以前企业有技术难题, 只能自己找专家解决, 对接效果差。如今由政府出面将高校资源集中整合, 与企业需求对接, 在高校与企业之间搭起了一条直通连廊, 解决了实际问题。
(三) 发挥协会桥梁纽带的作用。引进东莞3D打印技术产业联盟落户协同创新中心, 首批会员企业近30 家;成立了东莞市机械模具协会, 会员企业100 多家;引入了广东省机械模具科技促进协会, 发展会员企业200多家;支持上海交大成立“横沥模具工程师俱乐部”, 截至目前已发展会员700 人。几年来, 在各个协会组织安排下, 协同创新中心开展了多次交流活动, 动员企业300 多家, 参加的企业科研、管理人员多达2000 余人次, 成为了促进企业交流的纽带、协同创新的纽带、产业协作的纽带。
(四) 发挥了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近年来, 共有500 多家模具企业通过协同创新中心获得科研支持或咨询服务, 达成合作项目35 项。依托协同创新中心, 企业真正成为了科研成果项目决策、项目投入和组织实施的主体, 也成为了直接受益者。
四要素融合, 激发创新活力
(一) 加快推进产业与科技融合
组织开展“专利提升”和高新技术企业“育苗造林”工程, 2012 年以来, 协助企业建立了2 个“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的实验室”、2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0 家, 总数达到36 家。2014 年全镇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469 项, 比2011 年增长46%, 专利授权量386 项, 比2011 年增长88%。
(二) 加快推进产业、科技与金融融合
与多家银行共建“金融综合服务一体化平台”, 针对模具企业融资需求的特点, 协调银信机构推出订单贷、设备抵押贷、链式快贷、联保贷款、产业集群贷等具有行业特色的“模具专业贷”, 2013 年以来累计协助340 多家企业融资, 融资总金额超过10 亿元。去年底, 开展专业镇金融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由政府、银行、协会、企业四方联动共建小微融资平台, 建立首期规模各1000 万元的两个“风险资金池”, 配套企业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企业信用评级系统, 构建多维度的融资增信体系, 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积极扶持企业上市融资, 中泰模具和台一盈拓上市资料获证监会受理, 正在等待IPO审批;引导和支持4家企业到新三板挂牌上市, 其中顺林模型已完成股份制改革, 预计今年底挂牌。
(三) 加快科技与创新人才融合
2012 年以来横沥镇经协同创新中心引进的科研团队达到25 个, 其中包括华中科技大学的热压成型装备科研团队, 重庆汽车研究院的汽车轻量化装备科研团队, 上海交大的材料成型科研团队, 武汉纺织大学的高分子材料科研团队等。
(四) 加快推进产业与应用人才融合
依托落户横沥的东莞职教城, 筹办了“模具技术培训学院”, 实施按需定制教学, 计划每年培训2500 名学员。与东莞职教城、上海二工大合作, 共建“东莞职业教育人才培训 (引进) 中心”, 以解决模具产业应用性人才短缺问题, 促进产业与技能人才融合。
四平台支撑, 保障创新发展
(一) 创新创业平台
一是技能培训平台。横沥镇财政每年拨出150 万元作为培训经费, 选取30 多家企业作为模具产业人才培训基地, 成功开办了8 期“百名模具师傅”培训班, 培养本地模具技术人才近千名。已有十多名学员开办了模具企业。二是创业服务平台。在协同创新中心设立模具设计、模具检测、电子商务等多个工作室, 开展创业辅导服务, 提供创业政策的知识培训、融资、法律等方面协助。
(二) 空间承载平台
科学合理布局, 规划建设了模具科技产业园、汇英国际模具城、模具创新设计园、模具产业配套服务园、模具产业总部大楼、创业产业园、模具科技企业孵化器等一大批产业载体。
(三) 市场拓展平台
着重抓了四个方面工作。一是壮大“模具城”。着力提升汇英 (国际) 模具城集交易展示、技术交流、物流仓储、电子商务、国际贸易的功能, 改善营商软硬环境, 打造华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机械模具商贸交易平台, 目前模具城每年的营业额近20 亿元。二是提升“模具展”。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了八届模具展, 去年就吸引参展企业1300 多家次, 入场观众近21.3 万人次, 现场成交额累计2 亿元, 意向成交额累计9.2 亿元。三是建设“模具网”电子商务平台。与镇电子商务协会联姻, 在协同创新中心网的基础上建设具有完善的商家企业站、供求信息、产品销售信息、资讯发布和管理等功能的“模具网”电子商务平台。四是积极打造“横沥模具”品牌。不断加大集群品牌的宣传力度, 着力提高“横沥模具”品牌在业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四) 政府服务平台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镇委书记、镇长为正副组长的“模具强镇工作领导小组”。二是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横沥建设模具强镇发展规划》, 明确目标和方向, 出台系列的模具产业扶持政策, 引导和扶持模具产业有序发展。三是加强行政服务。实施“4 个50”重点优质企业培育计划, 按照“一个企业, 一位领导挂点, 一个团队服务”的要求, 建立领导挂点服务优质企业工作制度, 成立19 个挂点小组, 配套建立“问题认领、工作例会、工作督办、问题销号、走访报告、检查考核”等六个制度, 营造良好政务服务环境, 不断打造产业生态圈。
实践的启示
(一) 传统制造业通过协同创新转型升级大有可为
转型升级不仅仅是淘汰传统产业, 转而发展新兴产业;不仅仅是一哄而上追逐新兴产业, 固然发展新兴产业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但不是唯一途径。产业转型升级, 是产业结构高级化, 在保持稳增长的同时, 向更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调整结构。抓住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技术进步, 同之前纯引进先进技术再消化吸收不同, 整合国内高校资源和优势学科资源, 与企业一起加以研究、改进、创新、消化, 让高新技术在接地气的基础上协同创新发展, 建立起属于产业、行业、企业自身的技术、人才、金融体系。
( 二) 专业镇作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战场奋发有为
立足和聚焦专业镇主导优势产业, 政府牵头行政法规指导以及资金、政策支持, 奋发推进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组织创新、集群创新、要素资源集约配置创新, 在产业层面推进高校、协会、风险投资机构的高度市场化合作, 在企业层面推进人才、技术、金融的深度商业化融合, 共同打造和运营政产学研合作的协同创新服务平台, 建立产业、科技、金融、人才、成果、市场的快速孵化成长机制, 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端发展, 探索走出了一条面向传统模具产业集群实施协同创新的新路子。
( 三) 打破机构和体制壁垒积极作为
政产学研用协同 篇8
上海作为国际性的大都市, 其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剖析其转型中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情况, 对上海和其它地区均有重要意义。
1 上海转型发展历程
从上海转型发展历程来看, 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从1985年到1990年, 为转型的起步阶段, 以1985年中央批转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为起点, 拉开了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序幕, 开始进入有计划、有步骤的调整阶段, 逐步摆脱工业依赖模式, 上海从工业中心向多功能中心过渡。第二阶段, 从1990年到2002年, 为转型的拓展阶段, 标志性的事件为1990年浦东开发, 上海在长三角和全国的发展定位进一步明确, 经济、金融和港口贸易加强, 通过上海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建设, 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时至1999年底, 上海市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成为上海支柱产业 (如图1) , 产业转型成果逐步显现。第三阶段, 从2002年到现在, 为转型深化阶段。伴随中国加入WTO,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稳步推进, 上海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 科技、信息、创新对经济的作用逐步加强,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13], 制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方针, 加速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逐步实现发展动力、经济形态、城市布局、发展路径以及发展理念的转变。
注:数据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2013》
2 上海政产学研协同分析
2.1 合作模式及运行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上海已经形成多种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 如科技开发区-科技园、大学科技园、科技孵化器、联合开发、联合研发中心、联合培养和专利、技术转让等 (如表1) , 在不同的模式中, 政产学研的角色存在一定差异, 分别产生了政府主导、企业主导和学研主导类型。目前, 上海已经建成9个国家级园区和多个地方科技园区, 市内11所高校建立了国家级大学科技园, 搭建科技企业孵化培育机构2 000多家, 政府、企业和学研联系日益紧密。
注:根据《上海科技年鉴》、《上海统计年鉴》、上海市政府网站以及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网站数据整理所得
不同模式的运行过程中, 政产学研角色各有不同。对政府而言, 主要通过政策引导、积极扶持来把持上海的转型升级。纵观转型历程, 处处隐含政府身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政府将高技术产业确立为上海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 出台了《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关于加大企业技术创新力度, 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意见》、《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等文件, 实现区域转型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并加大资金和人才培养投入, 地方财政的科技投入由1990年的2.44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202.03亿元, 20年中增加了近82.8倍;出台“上海高校跨世纪人才培养基金”等系列人才扶持计划, 吸引和培养高端人才[14]。此外, 政府积极参与创新平台和中介机构建设。
企业主要根据市场和自身技术诉求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联系, 获取技术资源和人才支撑。企业一般通过攻关项目、技术购买等获取高校智力与技术支撑;高校和科研机构则通过“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化、技术协作、联合攻关”等途径将科研成果转移到企业。如上海交大与上汽股份、上海文广、上海电气、上海华普、沪东造船等大型企业在项目工程方面进行合作;同济大学等7所上海高校与上海汽车工业 (集团) 总公司共同建立了17个校友企业的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与上海石化公司进行技术合作等。同时, 高校还积极参与地方中小企业的技术服务, 担任中小企业的专家顾问、帮助攻关技术难题和前沿技术研发等。更为重要的是, 高校和科研院所承担了人才培养重任, 为企业和政府源源不断输入创新人才。
2.2 政产学研成效
上海市政产学研合作始上世纪80年代, 经过30多年的发展, 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科技成果数量从1981年的559项上升到2012年的2 415项, 科技成果转化率目前已高达80%以上;专利申请数量呈现快速上升态势, 1985年以来年增幅达到19.4%, 截至2012年底申请专利数已达82 682件;科技合同数和成交额均呈现快速上升, 其中科技合同成交额从1995年的23.04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588.52亿元, 17年来增长了25.5倍。此外, 高校和科研机构还在科技论文和人才培养上取得了重要进步, 研究生数量从1981年的1 553人上升到2012年的33 189人, 科技论文总量增长11倍多。以上这些共同推进了上海的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 直接带动上海高科技工业产业发展, 高科技工业产值已从2000年的1 435.48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6 824.99亿元, 13年增长了近5倍, 每均年增长率达到15.6%左右 (见表2) 。
注:数据来源于《光辉的六十载———上海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1949—2009) 、《上海市统计年鉴 (2011-2013) 》
2.3 政产学研存在的问题
虽然政产学研在上海的区域转型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同时也存在一定问题, 亟待优化。
首先是政产学研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纽带和支撑平台。与欧美、日本等国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相比, 上海的政府、企业、科研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缺少有效的中介服务机构, 目前拥有的一些中介机构多隐含政府的身影, 政府成为协同创新中介的组织者和实施者。然而, 政府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其不能为协作各方提供有效的价值评估、风险分析、市场调研以及后续服务, 严重影响到政产学研的协同创新, 从而阻碍政产学研系统的功能发挥, 出现政策不能完全执行、专利不能有效转化、企业技术难以提高等困境, 制约了政府、企业、科研合作的效率。
其次是政府职能过强。在转型发展中, 政府拥有大量的资源配置权力, 相关政策和措施将会影响到不同大小、不同类型的产业转型;同时, 政策导向和评价机制也对产业转型产生一定影响, 且在产权保护制度、市场运行制度、法律法规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和缺失。这样一来, 政府成了转型发展的双刃剑, 在推动转型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延滞了区域发展。
再次是科研机构与高校研究成果难以与市场需求匹配。目前, 上海市企业主要是通过技术引进和企业内部创新实现转型升级, 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的科技研发数量相对有限。这一结果与高校的科研情况紧密相连:教师追求科研论文胜过科技成果转化, 企业与高校未能形成协同整体, 处于各自为政的研发状态, 高校虽然专利项目数量庞大, 但实际转化数量偏低, 能够产业化的则更低;同时, 高校研究定位不够明晰, 造成应用研究成果难以适应企业需求, 而企业需要的基础研究又难以有效提供的尴尬局面。此外, 部分科研机构在实施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形成角色错位, 约束了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
最后是企业的创新略显不足。企业是发展转型的内核, 是区域转型成败的关键。据统计, 目前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开展科技活动的仅占25%, 研发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56%, 大中型企业仅占0.71%, 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15]。可以看出, 企业内部研发对技术创新的贡献较小, 难以实现发展转型。因此, 完全依托企业内部、高校和科研机构实现产业转型具有一定困难, 必须在引进吸收外来技术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创新, 走先模仿后创新的路径, 逐步改变对外技术依赖, 走出技术创新“引进———淘汰———再引进———再淘汰———继续引进”恶性循环, 达到创新技术的本土化和高端化。此外, 市场体系尚不够健全, 法律、金融和产权保护等软环境也有待完善。
3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措施
政产学研是区域发展转型系统中的重要驱动因子, 决定了区域转型发展的效能和结果, 然而, 目前政产学研各主体之间存在一定隔阂, 限制了其协同功能发挥, 必须增强政产学研主体功能, 完善协同机制, 提升各主体之间的协同绩效。
3.1 建全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平台的概念源自工程学, 创新平台则是美国竞争力委员会[16]于1999年在《走向全球:美国创新新形势》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 包括创新基础设施以及创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如人才、前沿研究成果、法规、资本等。政产学研创新平台则是以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为内核, 通过人才、制度、资金、技术、法律等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环境、研究开发运行、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信息生产、交流与扩散的共享平台, 达到政府-企业-学研协调互动 (见图2) , 从而推动区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
平台的搭建必须借助政产学研主体和社会力量, 逐步增强各级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 实现协同创新。
首先, 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平台。政府应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目标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出发, 逐步完善法律法规, 以法律和制度保障创新主体、创新过程、创新推广和产业化, 这是发达国家的共同做法, 如日本的《产业技术能力强化法》、《促进大学等向民间转移有关技术的研究成果之法律》等[17]。因此, 政府要基于区域社会经济需求, 制定促进技术升级、技术创新、技术保护、技术推广、技术运用等相关法律、法规, 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提供法律基础, 有效保护和激励创新, 推动区域转型升级。
其次, 构建企研共享平台。企业和科研院所、高校之间要形成良好的合作创新机制, 利用各自优势形成设备共享平台、人才平台和成果共享平台。利用设备、人才和技术平台强化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联系, 根据实际情况, 可以采取政府主导、企业主导、高校与科研院所主导和共同主导等方式, 联合研发和技术创新, 实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环节的系统整合, 提升企研的协同功能。
再次, 搭建社会系统协作平台。政产学研的协同创新离不开社会支持, 必须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政产学研, 如风险投资企业、融资公司、成果转化公司等;同时相关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测度, 海量信息的搜集、分析, 各协作主体之间的协调等, 均需要相关公共服务平台, 因此, 融资平台、信息平台、技术转换平台等的建设非常重要。
3.2 规范政府服务职能
政府是区域转型的大脑, 必须用好政府有限职权, 做好区域转型的调节、监管和服务。政府必须顺应需求、创新管理, 科学制定区域发展目标与路径, 合理利用公共资本和政策性资源, 调动社会力量推进区域技术创新和转型发展。上海要充分利用本地区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资本优势和区位优势, 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目标, 完善法律体系和科技管理体系,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保障合作各方的利益, 为产学研协同创新奠定良好基础。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 利用政策进行有效监管, 引导产业合理转型, 逐步淘汰产能落后企业。同时, 政府要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原则, 实时更新保障经济转型的政策措施, 避免过度干涉市场, 干扰甚至破坏有序的科技创投机制, 如上海出台的系列人才计划、科技计划的成效还需进一步提升, 因此, 政府要合理行使管理职权, 简政放权, 培育市场联系平台, 发挥市场功能, 促使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形成互利合作的协同创新机制。
此外, 政府在对企业扶持和服务中要保持公正和公平。如国有大企业资金富余, 而中小民营企业则危机四伏, 政府要给予不同企业统一的国民待遇, 既要扶持大企业发挥技术引领和带动作用, 也要关注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技术创新企业的成长帮扶, 对于产能落后的企业则应该实行市场机制合理淘汰。由于技术的公共性和投资的风险性, 要求政府加大技术研发投入, 在要求企业投资占到企业销售额1%的前提下, 政府对公共技术和基础研究的投入也应该保持恰当比例, 以促进公共技术升级和基础研究进步。
3.3 激发企业的创新效能
企业作为转型发展的主体, 同时也是区域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企业必须从引领消费市场与技术市场视角出发, 主动进行产品更新和产业升级, 不能依托外来技术将自己锁定在生产加工领域, 应该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同时加大内部研发创新, 逐步摆脱技术依赖, 提升其产业链和价值链位置。不同企业应该根据自身性质、特点和能力选择差异化的技术创新路径:对大企业来说, 需加大研发投入, 建立和健全企业内部的研发体系, 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充分利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智库功能、充分利用各种联系平台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同时要增加人力资本投入, 加强科技人员的引进和培训。对小企业来说, 应该发挥小企业的优势, 通过技术输入和内部创新相结合, 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支持, 逐步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重要的是, 在创新过程中要注重品牌塑造, 逐步向品牌化和高端化延伸。
3.4 增强学研知识转化
高校和科研机构要发挥自身的人才优势, 一方面要成为政府的智库, 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撑, 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 应逐步加强基础研究, 为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等提供相应的人才。同时, 发挥大学科技园、联合开发等模式, 充分利用校企双方的实验平台加强技术研发, 与企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既可以合作攻关, 又可以承担企业的研发任务。此外,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孵化、转化和产业化, 在高校和科研机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发展科技产业, 实现技术就地转化、孵化, 培育新型产业。
摘要：分析上海转型发展过程与政产学研模式、效果和存在问题。发现上海政产学研模式多样, 科技带动作用较强, 但由于企业、政府和学研自身的欠缺以及协同平台不健全等限制了政产学研功能的发挥。提出在健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基础上形成政府引领、企业主导、高校和科研机构积极参与的创新格局, 激发政产学研各级主体的创新动力, 达到政企协同、企研协同、政研协同, 实现技术创新和发展转型。
政产学研用协同 篇9
面对全球软件外包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软件服务外包产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必须能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尤其是软件服务外包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协同发展的过程,是多方参与的跨地区、跨时区的行为,而任何一个企业不可能具有自身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也不可能在所有的资源中都占有优势,因此,在软件服务外包产业,需要实现资源的共享和互补,而公共服务平台能很好实现这个问题,使软件服务外包产业能专注自己的核心业务,降低运行成本,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
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是国家政策性强、知识密集型产业,需要政府和产业共同投入、大学和科研机构技术支撑,因此,搭建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政产学研协同创新,通过跨组织合作获得优势资源,实现政府政策资源集聚、企业资产和市场资源集聚、大学和科研机构知识和技术资源集聚,形成协同效应,才能给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带来持续的创新能力。
1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动因分析
公共服务平台是一种面向公众的,利用现代信息和技术,向公共提供服务的载体。软件服务外包公共服务平台指为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提供人力资源、公共技术、投融资、法律、生活娱乐等服务的体系。
(1)搭建公共服务平台降低软件服务外包产业运行成本。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当一项交易活动需要投入高度专业化的技能时,公司内部组织交易活动的成本远大于可能获得的效益。倘若从外部市场购进,交易效益会增加,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交易量较小等原因,交易成本又过高,且大于相应的交易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种无限期的、半永久性的层级性关系,或者说通过将资源结合起来形成像企业那样的组织,可以减少在市场中转包某些投入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说明合作比不合作更能节约交易成本,从而形成规模效应。
公共服务平台主要解决企业间的技术和信息共享问题。公共服务平台模式能很好解决企业信息化需要的技术和资金,消除企业购买平台软件及平台运营所需要的基础设备需求,节省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资金投入;同时平台运营商提供专业化的技术服务,解决企业生产所需要的技术问题。因此,公共服务平台消除企业的信息和技术壁垒,提升企业的信息和技术水平[1]。
在现代社会,即使是技术力量雄厚的大企业尚不可能在所有研究领域都领先,也不可能精通业务所涉及的所有范畴,因此,企业需要与各种资源互补,使得企业专注于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尤其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是高度专业化的技能性产业,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使其能专注自己的核心业务,能有效降低产业运行成本。
(2)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提高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它所具备的战略资源的数量、质量及其使用效率。具有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不仅是稀缺的,而且是难以模仿的,一些因模仿障碍而难以获得的关键资源,只有通过合作的方式去共享和应用。竞争优势理论说明资源共享与互补可以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并且产生更多的合作收益。
知识经济在为企业展示无限创新机遇的同时,也对其创新速度、质量、成本和抗风险性等核心能力提出了更高挑战;同时,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决定了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具备、也不必内化发展所需的全部资源,企业的竞争优势依赖于其资源外取的能力,只有通过组织间协调开展非一体化下的分工整合,企业才能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获得发展所需的互补性资源[2]。
软件产业知识属性更加强化了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知识创新的重要性。公共服务平台可以使企业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开展更大范围内的学科间和产业间的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和专业化水平,实现合作各方资源优势的共享和互补。由于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知识密集特征、依赖国家产业政策特点,需要政府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大学、科研机构不断地给予技术支持,所以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可以提高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竞争优势。
(3)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提升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持续创新能力。
熊彼特提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和最根本的源泉在于企业的创新活动;企业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达韦尼认为在动态环境下,企业通过持续创新,扬弃其既有竞争优势,创造和开发新的市场机会,由此获取一连串新的、更强大的竞争优势,进而形成企业在整个发展期内的持续竞争优势[3]。协同创新是协调某一范围内各类组织、制度和社会环境间相互协调、互动和反馈关系的整体机制,它能把特定范围内的多种参与主体整合成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并使整体创新能力大于个体创新能力之和[2]。协同创新理论说明相互协调、互动使企业产生持续创新能力,并且扩大创新的绩效。最简练的协同概念就是1+1>2。基于协同创新所需知识源的分散性,企业必须借助自身的关系网络平台才能实现跨时空、跨主体的知识重构、整合和优化。知识的缄默性决定了隐性知识的传播只能通过强关系间的传播和学习才能实现,单凭正式的公务关系根本无法实现隐性知识的有效集成、互补和共享,因此,获取隐性知识才是企业与各种外部主体开展协同的本质目的[2]。软件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一方面可以从企业内部现有的知识中开发出新能力,另一方面就是学习和吸收外部知识。因此,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是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持续创新必由之路。
2 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功能分析
软件产业对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有较高和较紧迫的需求,对技术创新也有着较高和较快的需求;同时,由于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高风险、高投资,使得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对人才、技术、法律、投融资、生活娱乐等都有较高的需求,而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具有处理所有这些业务的能力,也不可能同时做好这些业务,因此,需要搭建一个公共服务平台,为软件外包服务企业提供人力资源、技术创新和法律援助、投融资、生活娱乐等方面资源的共享、互补及支持服务,以降低软件外包服务企业的运行成本,提高企业竞争优势,创造企业持续创新能力。
(1)高端人才引进与培养公共服务平台。
软件外包服务产业需要的人才具有自身的特点。软件外包服务产业的高端人才是掌握专业知识和语言交流技能,具有国际化背景的外向型、复合型人才,掌握外包软件开发、设计、测试和项目管理的专业技能,对操作系统、应用程序、网络管理和行业知识都具有广泛的了解;由于服务的客户来自国外,对外语水平和交流沟通能力具有较高的要求;还要熟悉和遵守国际外包行业标准和流程规范,具有大型软件项目团队协作精神和职业态度;理解、尊重国外客户在文化、传统、习俗、思维和时差等方面的不同[4]。高端人才引进与培养公共服务平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才引进、培养。利用平台多方资源优势,加快软件开发和外包专业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第二,人才培训。在充分的市场调查基础上,制定适应企业要求和职工成长的人才培训计划。第三,人才的创新和激励机制。制定政策和规章制度,充分调动软件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第四,人才孵化机制。培育创新创业人才,孵化高技术企业家。第五,人力资源服务。提供政府公告、人事通知、网上企业注册、广告服务。第六,招聘平台服务。网上招聘、岗位信息、个人求职、人才推荐、举办招聘会。
(2)公共技术公共服务平台。
软件服务外包是指企业选择合适的外包服务伙伴,将软件项目中的全部或部分工作发包给外包服务提供商,由其来完成相关的业务活动,其内容包括软件的需求分析、业务流程设计、开发、定制、测试、安装、维护、数据加工等软件服务工作。为实现软件服务外包企业技术资源的共享和互补,软件外包服务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由知识管理系统和项目管理系统及管理咨询服务平台组成。
知识管理系统由软件外包知识、软件外包知识管理组成。软件外包知识包括共性技术研发、开发测试工具库、构件库、开放源代码库等。软件外包知识管理有知识上传下载、热点知识、知识检索等功能;项目管理系统包括组建项目组、立项、任务分配、任务修改、进度更新、项目过程管理、项目总览、系统设置等功能;管理咨询服务平台负责对系统各项资源、参与人员进行管理等。
(3)投融资公共服务平台。
资金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其存在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尤其对高风险、高投资的软件外包业尤为重要。通过融资可为软件企业获得充沛的现金支持,为软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品牌推广、市场推广、销售等提供有力资金保障[5]。
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投融资公共服务平台应建立企业信用数据库,为企业提供信用评级,向融资机构推荐;建立金融业务数据库,了解银行等情况,向企业推荐;建立企业融资需求数据库,进行融资调查,向企业提供融资建议;协助企业申报国家专项基金,拓宽融资渠道,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4)配套生活、娱乐设施公共服务平台。
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是一个多方合作、协同生产的产业,产业的产品品种、专业知识、人才来源、工作流程,甚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的特点,因此需要搭建一个配套生活、娱乐设施公共服务平台,为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人员提供文化娱乐、体育设施服务,提供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提供商业、金融及软件服务外包相关知识及技术用品服务,提供教育设施服务,等等,以提高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人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5)法律公共服务平台。
软件是以编码形式表现的知识,因此,软件产业是知识产业。软件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专利所有人的权益、信息安全、保守商业秘密等,使得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法律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成为促进和制约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平台为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提供法律咨询,帮助产业制定规章制度,根据平台建设的原则和相关法律来修订、制定和发布一些管理办法、条例、规定等行政命令,协助产业制定标准、规则、规范,等等,使企业依法管理、依法经营,维护企业和员工的合法权益。
3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公共服务平台路径
公共服务平台是指由政府主导建设的、面向社会大众的,以提供公共信息或服务为目标的公共服务产品,因此说,政府在软件服务外包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中将起到主导、组织和协调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参与公共平台的建设,才能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资源配置作用,为企业不断创新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由于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是一个高知识、高技术的产业,这个平台的建设需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智力及技术支撑,尤其大学还肩负着培养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专业人才的职能。因此,软件服务外包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必将是一个政产学研四方协同创新的建设路径。
(1)加强政府主导作用,形成政府政策资源集聚。
由于国家对软件产业采取了“政策引导,多方投资”的产业发展模式,因此优惠的产业政策很重要。政府通过政策为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和健全的政策、法制环境,还可以给软件人才教育培养与培训提供相关条件和优惠;政府可以从科技成果申报、项目立项等方面扶持软件企业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共用技术的开发,为软件服务外包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创造良好条件;政府可以减免软件企业的一些税费以及软件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费用,放宽软件企业贷款的条件等,为软件服务外包公共投融资服务平台提供优惠政策;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定本地产品规格标准,影响到客户的需求状态,通过采购的方式把自己的软件外包业务承包给本土企业,给本土软件外包业提供市场环境;政府可以通过运用金融市场规范、反盗版和知识产权等政策工具影响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等,使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各项工作有一个协调资源的共享平台,有效降低企业服务成本,提高软件服务外包企业运行的效率。
(2)发挥大学与科研机构的作用,形成大学与科研机构知识和技术资源集聚。
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大量高端人才和高新技术的支持。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新的工业体系不断涌现,生产设备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科学技术不断交叉融合,从业岗位对员工综合知识与技能的要求日益提高,这些都要求高校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创新[6]。大学、科研机构和产业联合培养人才,根据软件服务外包产业需要,充分利用大学与企业、科研机构等多种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以及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各自优势,把以课堂传授间接知识为主的学校教育与直接获取实际经验和工作能力为主的生产、科研实践有机结合于学生的培养过程之中,为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提供优秀人才。
通过多学科综合与合作、通过大型仪器装备及科技创新资源的共享,大学的教师、学生和科研机构的技术人员与企业的工程技术人一起解决企业急需的难题和科技开发项目,大学、科研机构和产业联合开展科技攻关,通过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
(3)发挥企业能动性,形成企业资产和市场资源集聚。
企业通常在生产技术、工艺流程、技术设备、技术应用推广和市场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为降低创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加速知识的获取、积累、整合和创造,企业必须放眼于外,广泛开展组织内及组织间学习与合作,构建起长期稳定、优势互补的创新网络[2]。
企业利用国家优惠政策,不断开发和拓展自身的外部环境。随着粗放经济向集约经济的转化,企业资本和资源的竞争更多地转化为知识和人才的竞争,企业利用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先进技术力量开发新技术,或是直接从大学、科研机构引进新技术,尤其是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高知识和高技术性以及高政策性,使得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日益成为企业充分利用外界丰富的知识、技术资源,从外部寻求技术以弥补内部资源的不足,将内部资源(技术)进行整合,以创造新的资源(新产品和新服务)的重要途径[7]。软件服务外包产业通过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充分利用多方资源,使得自身的优势最大化,降低运行成本,提升竞争优势,并形成持续的创新能力。
摘要：研究认为软件服务外包产业要提高核心竞争力、降低运行成本,需要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同时,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是国家政策性强、知识密集型产业,行业本身也是多方合作的结果。因此,政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实现资源共享和互补,使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专注核心业务,提高竞争优势,形成持续创新能力。从高端人才引进与培养、公共技术、投融资、配套生活娱乐设施、法律服务五个方面构建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并给出建设路径。
关键词：公共服务平台,政产学研,协同创新,路径
参考文献
[1]陈静.面向业务关联的多产业链协作网络和公共服务平台关键技术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1:7
[2]吴青熹.变革型领导、社会资本与协同创新:组织学习的视角[D].南京:南京大学,2011:31,53,55,57
[3]孟琦.战略联盟竞争优势获取的协同机制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2007:27
[4]王德双.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企业人才战略[D].北京:北京邮电大学,2007:18
[5]原毅军.软件服务外包与软件企业成长[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205
[6]葛继平.高校特色化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发展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1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