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产学研合作创新

2024-08-09

官产学研合作创新（共4篇）

官产学研合作创新篇1

官产学研合作的本质上是政府、产业(企业)部门与高校、科研机构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通过合作以提高创新效率并实现科技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的过程。近年来,关于官产学研合作机制的研究很多,但从治理的视角对它们的合作机制进行研究的并不多。随着以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经济的到来,传统的单边治理机制受到了巨大的挑战,治理机制成为官产学研合作中的最优选择。

一、治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的说法,此后“治理”便迅速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学科领域的关键词之一,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在当前有关治理的众多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颇具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的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治理理论强调一种多元的、民主的、合作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公共行政。从治理理论出发,治理模式应具备以下特征: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也包括多元角色的互动,是一种多中心、民主、参与、合作、非意识形态化的管理模式,治理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家庭、企业甚至公民个人,抛弃了传统管理的垄断性与强制性。二是治理权力的运行向度是一个多元的、上下良性互动的过程,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的利益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它超越了传统管理模式下权力运行向度的单一性和封闭性。三是多元主体间的关系是开放的、平等的。它是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是基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以及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而形成的自主自治的行为者网络,是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而组成的网状管理系统。2

“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3对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实现从统治到掌舵的角色转换;对非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被动排斥到主动参与的转变。这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但不一定是支配性的作用。治理的目标是善治。善治,又称有效治理或良好的治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它更强调政府的责任与回应、公民的参与权利以及民主理念的实现。

二、官产学研合作中引入治理机制的意义与作用

(一)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官产学研合作绩效

产学研合作本质上是一种交易。无论采用哪一种产学研合作模式,都存在一定的交易费用。如在专利或专有技术许可证转让中,由于采用市场价格机制,必然要产生诸如鉴定费、咨询费等交易费用。即使在产学研一体化模式中,在企业内部,企业家的行政协调也需要组织费用。另外,合作者的损人利己行为以及某些专有技术的流失等也会增加内部的交易成本。而在官产学研合作的治理方式中,各方本着合作共赢的思想,通过平等对话、坦诚协商、良好沟通,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这种协作关系实质在各方之间形成了一份隐形的保险合约,各方利益都得到了合约的隐形保护,这使得利益相关者在投入更多专用性资本时,无须担心遭到另一方的敲诈。政府的参与治理也使行政管理费用大大减少,从而能有效地减少交易费用。

在官产学研合作中,学研方为了方便展开合作,通常会通过代理人与企业进行对接,企业对技术的引进和生产也可能会使用代理人进行联系洽谈与组织管理,这样在官产学研合作中,就会产生一定的代理成本。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处在公司外部的学研方很难监控经理人的行为,经理人可能会利用控制权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委托人利益,这样也会产生一定的代理成本。治理机制的引入能充分发挥政府的信息优势和监督功能,能较好地监督经理人的行为,因此,他们参与企业治理能降低代理成本。

总体上,合作本身就是一项试图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安排的顺利达成和有效运作又需要第三方(往往是政府)的合理规制。这里的第三方规制既包括在经济中普遍适用的法律规章,还包括专用于合作的制度机制,有了这种制度机制,合作便更易于形成。因此,在官产学研的合作中,政府的参与治理,如进行组织、协调、规范、激励、引导等必将大大提高官产学研合作的绩效。

(二)减少官产学研合作中的机会主义

在官产学研的合作中,学研方与企业方都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都不愿投入较高的努力水平,都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这样双方博弈的纳什均衡努力水平总是低于帕累托最优努力水平。导致这一项象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代理人努力水平的不可观测。例如学研方代理人不仅受自身努力水平的影响,还受到企业方代理人努力水平的影响。而企业在学研方代理人努力水平给定的条件下,企业方代理人的努力水平越高,学研方代理人的收入也越高。在努力水平难以观测的情况下,学研方代理人有可能降低自己的努力水平,期望企业方代理人能投入较高的努力水平,以增加自己的收入。正是由于代理人的努力水平难以观测与博弈受到平衡预算的约束,导致了代理人的偷懒(shirking)或搭便车(free-riding)的行为,即纳什均衡努力水平小于帕累托最优水平。由于双方都想搭便车,都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都不愿意投入更高的努力水平,合作只能维持较低产出水平,双方陷入“囚徒困境”。4

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知识传递、技术供求不匹配及利益分配的困难。粘滞知识多是附在个人身上,是人力资产的组成部分。转移与应用知识需要具有主动性的人力资产所有者有意愿去使用其资产,即愿意付出一定的努力交流、吸收或传递知识。由于纳什均衡努力总是小于帕累托努力,参与人没有足够的激励去传递社会最优水平的知识量,最终导致总有一部分知识不能有效转移。

因此,在官产学研合作治理中,可设计出两种治理机制:一是引入第三方,向合作双方提供竞争性团体奖励,进而打破平衡预算约束,使原来的囚徒困境博弈转变为协调博弈,帕累托最优状态将作为纳什均衡出现。若第三方最大化净收入,则实施竞争性团体奖励的第三方治理机制是自我实现的。二是引入重复博弈抑制交易者攫取准租的机会主义行为,迫使合作双方选择帕累托最优努力水平,从而走出合作的“囚徒困境”。引入关联博弈,联结产业部门交易域或学术部门交易域,汇总博弈的约束条件,将进一步抑制参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5在具体措施上,作为治理主体之一的政府可以采取两类政策:第一,在市场交易的初期,政府通过实行竞争性团体奖励改变博弈的支付矩阵,激励学研方与企业方选择帕累托最优努力水平。再通过引入重复博弈,将双方的合作关系由短期推广到长期的关系型治理,将促使代理人为自己建立一个良好的声誉,减少其在每一个阶段博弈中的偷懒,此外,通过奖励让市场知道每个参与人的声誉。第二,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政府逐渐从一个奖励提供者转变为一个信息中介组织,专门记录、传播参与人的声誉信息。由于信息使用的规模效应,政府可记录不同交易域内参与人的声誉。在这种信息中介组织存在的条件下,每个参与人害怕未来受到市场上其他参与人的惩罚,都不倾向于选择纳什均衡努力,从而抑制了机会主义行为。6

(三)建立官产学研合作的良好契约关系,实现利益的分享

从现代契约理论的观点来看,经济学中的契约,是一种保护某种合作关系的治理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官产学研合作是一组契约组成的联结体,是在当事人平等、互利、自由的基础上达成的合意协议,契约当事人在一致合意的基础上,通过契约实现各自的利益,是一种期望的“帕累托改进”或“帕累托最优”。在产学研的合作中,学研方通常处于信息劣势地位,无法在生产经营流通中获取最优的信息权配置,并无法得到相应的利益。这就需要一种能够在学研方与企业之间优化信息权的配置、保护学研方利益的契约安排。Oliver·E·Williamson主张求诸一种“注入机制,转移冲突,实现双方共同利益”的制度安排,这种机制就是治理。7

利益相关者的治理作为解决学研方与企业之间的准租金分配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在学研方与企业之间进行信息权的优化配置,形成顺畅的信息流结构,保护学研方利益的一种契约,需要相应的契约执行机制以促进交易双方博弈均衡的稳定。然而,随着交易内容的不断拓展,交易范围在空间上不断扩张,交易主体之间对信息的需求和人的有限理性的矛盾,会使交易面临更严重的机会主义侵害。8对于学研方与企业之间的交易而言,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其交易内容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因此,作为治理交易行为、保护学研方权益的治理契约执行机制也需要相应的“改进”。

这样,治理契约的私人自我执行机制逐渐演化为由中介机构等构成的第三方私人执行机制,在金融中介内部通过设计合同进行监督,能够保证公司契约主体之间信息的流畅,降低相互之间的信息搜寻成本,为资金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提供便捷的交易渠道。Williamson认为,这种非法庭的“仲裁人”是一种契约治理的重要要素,并且能够改善契约关系中的信息结构。第三方私人执行机制需要将一些基本的契约规则在内部达成一致,但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以及信息传递效率的不断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需求成本将不断上升,契约的执行成本会非常高,个人信任和中介机构的集体惩罚机制对治理契约中企业的利益侵占行为的抑制作用可能会失效,学研方无法在资本市场的交易中获取科学的投资决策所需的信息权。这时,就需要一种强制性的契约执行机制,由政府提供统一的制度安排履行治理契约。9这种执行机制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可以避免较高的交易成本,同时还具有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约束契约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政府强制执行的法律制度逐渐成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契约的一个重要机制。

三、官产学研合作治理的机制设计

从治理的角度看,官产学研合作各利益方是一种平等、互动、制衡的关系。这与管理意义上的官产学研合作相比,不仅政府的职能要发生相应的转变,学研方的管理模式也要发生全面变革。治理有效运转的基础是,相互依赖的治理主体通过集体行为的互动,形成一套有效的治理机制,进而实现共同的治理目标。因此,治理意义上的官产学研合作治理应按照同权原则、均占原则、市场原则和边际调整原则,构建以下机制:

(一)法规驱动机制

“法规驱动”是对“行政驱动”的替代,是官产学研合作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官产学研合作是一种政府、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四方共同参与的公共事务,实践证明,“行政驱动”往往使不上力,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实现多方治理的格局。为此,政府要把产学研合作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制定健全有利于产学研合作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和管理办法,使产学研合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规定学研方和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各自的权益、责任和义务,提高各方参与产学研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制定、完善和严格推行知识产权制度、利益分配制度等。通过这些政策法规的建设和严格执行,形成一种各方必须而且乐意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局面。

(二)利益互惠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互惠机制是维系产学研合作良性运转的动力和纽带。在治理模式下,各利益方都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关注产学研合作的效益。政府关心投入是否得到应有回报,是否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企业关心科研成果是否符合生产和发展的需要,技术的专有性和技术的利润率;大学和科研机构则关心技术投入是否“物有所值”,办学环境是否得到改善,自身的办学实力和社会声誉是否得到提升。因此,政府应为产学研合作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财政支持和税收减免政策;学研方要为企业输送“适销对路”的技术,提供职工培训和技术服务,并根据企业用人需要调整实践教学计划,以便在企业最需要的时候安排学生去顶岗实习,解决企业人力资源紧张的燃眉之急;企业则应为高校实践教学提供技术、设备、资金和师资。只有实现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四满意”,官产学研合作才能不断深入。

(三)激励导向机制

激励导向机制的作用在于引导官产学研合作进入良性循环的状态,巩固和发展官产学研合作的成果。激励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权力激励,让企业负责人及有关领导出任高校董事会成员,高校领导或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兼任企业副职或有关车间(部门)副职。二是权益激励,聘请企业技术人员参与高校的科研工作,并给予其一定的权益。三是荣誉激励,对产学研合作较好的企业、兼职教师颁发锦旗或荣誉证书,并利用有关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四是酬劳激励,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对高校的科研创新成果,产学研合作有较大贡献的人员支付一定的报酬,使得他们劳有所得。通过这些激励措施,推动产学研合作向纵深发展。

(四)有效制衡机制

有制衡约束才有规范,有规范才有官产学研合作的健康发展。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治理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以激励代理人为实现委托人的目标而努力,同时对代理人形成有效的约束。在制衡机制的建设中,要注重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包括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两种形式。外部监督主要是指政府和有关社会机构对官产学研双方代理人的行政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内部监督是指通过设置高校和企业内部监督机构、制定监督措施对代理人实施监督。治理意义上的官产学研合作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施舍、帮助和支持,而是通过共同履行责任和义务实现共赢。因此,合作各方必须签订具有法律规范的协议,在协议中明确规定各方的权利、义务以及违约的责任。同时,企业与高校要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强化制度约束的力度,并按照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道德教育,强化道德约束。

(五)科学评估机制

官产学研合作不能搞形式,而要讲究实效。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评估指标体系,并通过分项分析、分类分析和综合分析对合作条件、合作效益、合作结果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估。科学有效的评估既是对高校和企业的一种监督和约束,也是确保官产学研合作步入正常运行轨道的有效机制。为了保证评估的公开性、公正性和权威性,政府可认定和授权第三方(如中介机构或专门的评估组织)实施评估,评估结果定期公布于众,并根据评估结果对合作双方实施奖惩。10

四、官产学研合作治理机制的建议

按照治理理论,官产学研合作的本质是“合作”,政府、高校、企业之间是一种相互包容、相互依存、平等协商的合作伙伴关系,“权力中心”是不存在的。官产学研合作既要承认各方的主体地位和利益诉求,又要防止各利益主体因过分追求自身利益而陷入“囚徒困境”,以寻求正数和的博弈结果。为实现这一目标,官产学研合作机制建设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一)循序渐进地转变政府职能

传统的“行政驱动”不仅消解了企业参与官产学研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削弱了企业的参与意识和合作能力。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势在必行。这并不是只要求政府“放权”,而是强调政府逐步退出官产学研合作的微观层面,以便集中精力进行“元治理”。在官产学研合作中,政府的职能是“只掌舵,不划桨”。因此,在探索构建官产学研合作治理结构的过程中,政府应着眼于长远和大局,按照现代公共治理改革的方向,专注于制度环境建设、市场秩序维护、公共产品提供、宏观层面调控等问题的解决,同时强化依法行政,把自己的行为限定在法律的框架内。为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应循序渐进地采取三种方式转变职能:一是“回收”,将必须由中央或上级政府部门履行的职能回收,如官产学研合作法规的制定和完善、高校问责制的制定与推行、合作办学的环境优化等,政府应该抓住不放。二是“下放”,凡是必须下放给高校和企业的职能应坚决下放,如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专业设置和课程开发等,政府在依法监督的同时尽可能把权力交还给高校和企业,这样一方面为企业参与官产学研合作提供渠道,另一方面可以确保高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专业性。三是“转移”,将一部分不该管或无力管的职能转移给非政府组织及社会中介组织。例如,产学研合作评估,政府只需依据有关标准对合作基础或条件进行评估,而合作效益和结果则可交给代表用人单位或社会需求的中介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原因是由于政府远离高校教育科研和企业生产活动的“现场”,高校或企业自身出于利益考量会对不良信息输出进行屏蔽,政府很难获得关于产学研合作效益和结果的所有真实信息。

(二)改造高校的组织结构

在官产学研合作的情况下,高校和科研机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方面要与政府和社会大系统之间保持密切的资源和信息交换关系;另一方面要与企业发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关系。由于我国高校的产生是教育政策等外力驱动的结果,其大规模发展只有短短十来年的时间,高校没形成具有产学研合作功能的组织结构。但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面对产学研合作的种种要求,这种组织结构越来越表现出功能上的缺陷。例如,面对产学研合作的要求,由于缺少相应的组织机构来实施,高校大都采用临时抽调人马或者由各系分别与企业接触的办法开展工作,往往流于形式,难以深入下去。当前官产学研合作之路之所以难以走深走宽,当然有企业利益和政策法规方面的原因,但与高校现行组织结构的功能缺陷不无关系。因此,无论是从理论层面上讲,还是从实践层面上看,改造高校的组织结构都势在必行。

(三)创建官产学研合作的治理结构

官产学研合作治理可分为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个方面。外部治理由政府设置的专职部门和社会中介组织来实现,内部治理由高校设置的专职部门来实现。关于治理结构的创建,仅提出框架设想,具体有以下三点:第一,政府部门成立官产学研合作办公室,建立由政府牵头、有关职能部门参加的产学研联席会议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各高校成立官产学研合作办公室,负责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实施方案和细则,牵头做好区域产学研基地建设与管理工作,统一组织、领导、协调和监控各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的进展情况,制定绩效考核办法,定期进行检查、评比,对产学研合作工作做得好的高校和企业进行表彰和奖励。各级政府要把开展产学研合作的成绩作为衡量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指标。第二,建立健全产学研合作的中介组织。当前高校在产学研合作中既是发起者,也是组织者、策划者和实施者,还是所遇问题的主要解决者和协调者。在开展产学研合作前,高校要调查市场,找专业对口的合作企业,不仅要了解行业的状况和前景,还要处理与企业和相关行业部门的关系。缺乏企业和相关部门支持的合作无法保证合作关系的稳定发展。因此,应大力建设健全产学研合作的中介组织,一方面履行高校和企业间的“联姻”职责,另一方面参与官产学研合作的有关评估工作。第三,设置产学研合作专职机构。对我国的高校来说,产学研合作是一项全新的系统工程,采用临时抽调人马或由各系“单打独斗”的方法是难有成效的。高校必须设置产学研合作专职机构,全面负责本校的产学研合作工作。11

(责任编辑:清风)

摘要：从治理的角度看,官产学研合作各利益方是一种平等、互动、制衡的关系。官产学研合作中治理机制的引入可以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代理成本;减少官产学研合作中的机会主义;可建立官产学研合作的良好契约关系,实现利益的分享。为实现官产学研合作的有效治理应建立起:法规驱动机制、利益互惠机制、激励导向机制、有效制衡机制、科学评估机制。具体对策上,要转变政府职能;改造高校的组织结构;创建官产学研合作的治理结构。

关键词：学官产学研合作,治理,利益分享

官产学研合作创新篇2

地方高校产学研合作创新的问题与对策

本文分析了地方高校办学功能的`新内涵,论述了地方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进行科技创新的必要性,概述了在产学研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地方高校在产学研合作中应采取的策略.

作者：罗吉文作者单位：徐州工程学院,江苏徐州,221008刊名：科技资讯英文刊名：SCIENCE & TECHNOLOGY INFORMATION年，卷(期)：“”(35)分类号：G64关键词：办学功能产学研合作科技创新策略

官产学研合作创新篇3

在目前我国官产学研合作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 需要特别研究政府主导的官产学研合作模式中政府的自身定位及把握程度问题。针对产业集群官产学研合作模式中政府定位不易把握的问题, 本文以本溪LED光电产品的技术、质量公共服务平台为研究对象, 以LED公共服务平台为主导代替政府为主导来分析产业集群的官产学研合作模式。

一、LED公共服务平台为主导的官产学研合作模式

本文提出将政府的主导作用交给公共服务平台, 政府只在外围起政策指导等宏观作用。集群内各个单位以平台为中心, 发挥平台的主导作用、政府的引导作用、企业的主体作用、学研机构的辅助作用, 相互合作, 达到共同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目标。

1. 政府的引导作用。

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自动地调节产业集群发展, 然而纯粹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 市场的自组织调节也有失灵的时候, 产业集群要发展, 政府的介入是必要的。与此同时, 市场失灵、社会缺位也是政府积极参与产业集群建设的客观需求。但政府的参与不能等同于主导, 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也不宜过大。政府在产业集群成长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发挥什么作用, 这是直到今天都还在争论的问题。产业集群成长过程中, 政府的角色定位无疑应该以满足企业的公共需求为其主要目标, 体现社会性作用。具体包括:加强集群内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和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协调集群内组织之间的关系;制定合理合法的支持政策;制定以提升集群创新能力为目的的产业集群政策;健全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法规;根据集群的阶段性特征, 设计有针对性的集群政策;制定科学合理的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支持共性技术研发, 建立集群信息网络和交流平台。

2. 企业的主体作用。

第一,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 企业的主体属性决定企业的行为并发挥其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采取竞争还是合作的关系是由其自身利益决定的, 是一种主动型的选择。企业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就需要根据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的属性有选择地采取利于自身利益前提下的博弈行为, 这也是企业主体性的发挥。产业集群中多个在相似产业链上的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行为的相互交织与相互作用是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

产业集群中企业主体性的发挥不是没有限制的, 其必须遵循市场规则, 同时需要一定的环境支持。产业集群及其内部企业的发展, 离不开良好的政策环境。而这种环境的建立除了产业集群内企业的支持和遵守, 还需要政府的介入, 特别是在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初期阶段, 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集群内的企业在政府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和正确的市场方向引导下, 发挥其主体性,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达到产业集群发展的效果。

第二,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与企业的研发目的不同, 科研机构的研发注重于技术、指标的先进性。对市场需求和规律也往往缺乏把握, 其研究成果缺乏市场竞争能力。技术创新活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过程, 只有以企业为主体, 才真正可能坚持市场导向, 反映市场需求。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 企业也应该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在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 要使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在技术创新方面, 需有整体的技术创新水平支持, 建立技术创新的良性机制。如果政府增加财政科技投入, 建立公共技术平台等方式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集群内企业就会充分发挥主体积极性进行技术创新, 从而使得集群内整体技术水平提高, 形成规模竞争力。

3. 学研机构的辅助作用。

虽然企业应该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但由于我国多年来科研体制原因, 造成企业整体上创新能力不足, 企业研发机构较少。据统计, 目前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开展科技活动的仅占25%, 研究开发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仅0.56%, 大中型企业仅为0.71%;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而我国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经过多年来的积累, 已经具备了比较充足的技术条件和潜力, 同时有源源不断的原始创新成果涌现出来。因此,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必须整合资源,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学研合作。

4. 平台的主导作用。

平台是整个产业集群的重要节点和上传下达的枢纽, 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单位以平台为中心, 在各自权限内发挥不同作用。政府在保留社会性事务以外的一些原来由政府管理的权限下放给平台, 允许平台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判断。平台内各机构主要以服务企业为主, 同时联系官、学、研机构, 这样在保留政府主导型优点的同时, 可以最大程度避免政府伸手过长问题, 进一步优化产业集群合作模式。

该服务平台的主导原则坚持以LED照明产品技术支持、质量鉴定服务及生产为一体的, 建立创新体系, 加强官产学研合作,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实现产业集群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为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及质量鉴定服务。具体的服务内容包括:掌握LED照明产品质量和发展动态等信息, 对政府发展LED照明产业的规划提供建议、为LED照明产品企业提供产品技术支持、质量鉴定服务;为LED照明产品企业提供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技术支持与咨询服务;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 根据企业的需求开展技术创新、对新产品、新技术进行公关;开展新标准、新技术和质量鉴定的技术培训、推广和交流。

二、平台主导与政府主导官产学研合作模式区别

平台主导型产业集群的官产学研合作模式中, 平台基础建设采用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所共同出资建设, 平台自负盈亏的运行模式。技术支持与咨询中心可以整合集群内企业和集群内外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中介机构, 共同组成技术创新平台, 为集群内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服务;信息及服务中心广泛采集集群内外企业有关信息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为企业发展提供建议;标准及鉴定中心为企业提供公共质量鉴定服务平台, 以LED照明产品为中心, 包括相关材料、器件及应用产品鉴定, 对LED照明产品的相关参数提供质量鉴定、评估、出具报告与咨询查询以及国内外产品数据对比分析等服务, 减少了企业重复建设实验室的费用;研发与企业技术需求紧密结合, 研发成果由出资企业和平台共享, 也可以有偿提供给集群内其他企业。优点就是产业集群发展与政府导向一致且官僚化程度也比政府主导型低;官产学研合作紧密, 研发方向符合市场需求, 成果共享程度高;企业化运行, 工作效率高。公共服务平台主导的官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模型如图1所示。

政府主导的产业集群官产学研合作模式中, 政府作为领导整个产业集群的唯一权利机构, 突出的优点就是可以通过自身的权威高效整合产业集群内外部各种资源。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打破在产学研合作中通过市场经济作用和利益驱动无法打破的资源、人才、创新要素被割裂的情况。也可以将资金、研发、政策等要素集中起来, 有利于集中产业方向。但同时, 其缺点也很明显:政府的决策都由政府确定, 在整个运作过程中不一定与企业进行充分的沟通, 制定的政策不一定与企业想法想一致、企业主动参与积极性不高;存在着官僚作风, 工作效率低, 且有“寻租”现象存在;创新运行机制建设滞后, 决策人员不能准确把握企业的需求, 出现供需脱节现。政府主导的官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模型如图2所示。

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需要注意的问题

1. 找好自身定位。

公共服务平台主导的产业集群官产学研合作模式有其自身的缺点, 建立初期要注意克服一些对产业集群发展不利的因素。平台要行使一些不宜由政府直接行使的权力, 而平台本身并不具备强制力, 这就要求产业集群内各个单元要能相互配合。同时, 平台要理顺好与集群内各单元的关系, 找好自身定位, 既要充当领导者的角色, 又要不断改进, 为集群内各个单元更好的服务。

2. 创新平台的运行机制。

平台作为独立法人单位, 要在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方面不断完善,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激励机制, 实行自负盈亏, 坚持市场化运行。对平台内各部门而言, 新产品技术支持和服务中心要尽可能的去收集最新最全的技术信息, 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信息, 提高自身专业技术水平, 做到更专业、更好的服务于LED照明产品生产企业;质量鉴定平台要提高实验室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素质, 强化管理、完善机制。进一步, 可以成立平台委员会, 邀请行业专家为委员, 以第三方的角度为企业提供可信、权威、公正的鉴定报告。

3. 建立激励机制, 吸引高素质的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

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要建立和完善激励制度, 公平、公正评价机制, 通过提供有保障性的收入和优秀人才施展才能的舞台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一是逐步提高职工待遇、提供有相对公平的收入保障。二是为职工事业发展营造环境、搭建舞台、提供培训机会, 让职工看到自身在公共服务平台内工作可以得到良好的发展前景。三是完善人才选用和激励约束机制, 建立健全人才选用、考评、激励和约束机制,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