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解读（共12篇）
另类解读 篇1
值此岁末之际, 放眼望去这个生活了一年的城市, 有格外的感触
2013是颇值得回味的一年, 这一年房价再创新高, 普通民众谈“房”色变;这一年雾霾似乎到了极致, 苏子的山间之清风和江上之明月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里;这一年, 人们惊奇的发现原来有人可以在下水道里生活, 而且一呆就是三十年;这一年, 似乎还有些血腥, 城管用秤砣打死了小贩, 而一个曾经杀死城管的小贩也被判了死刑。也是这一年, 政府出台了很多新的规划, 比如以前的城市化不再被提起, 取而代之的是城乡一体化。
值此岁末之际, 放眼望去这个生活了一年的城市, 有格外的感触。
整齐划一的街道, 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 便捷的交通, 鳞次栉比的商场, 琳琅满目的商品等等构成了现代城市最亮丽的风景线。城市是如此的诱人, 以致于让常年生活在农村的人们背井离乡;城市化又是如此的重要, 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程度往往反映了这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高低。
的确, 城市真的可以让生活更美好。
2010年, 历时半年的世博会刚刚落幕, 上海静安区一幢高层住宅楼便遭遇大火, 多个生命与巨额财产被火舌无情吞噬。2013年春季, 北京四环发生百余辆汽车追尾事故, 北京交警出动300多人, 光情理事故现场就用了整整一天。2013年11月22日凌晨3点, 位于黄岛区秦皇岛路与斋堂岛路交汇处, 中石化输油储运公司潍坊分公司输油管线破裂进而引发大爆炸, , 斋堂岛约1000平方米路面被原油污染, 部分原油沿着雨水管线进入胶州湾, 海面过油面积约3000平方米。此次事故共造成62人遇难, 医院共收治伤员136人。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各大城市雾霾严重, 清风明月蓝天白云成为奢望。
城市是如此的诱人, 以致于让常年生活在农村的人们背井离乡;城市化又是如此的重要, 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程度往往反映了这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高低
城市化进程在中国被畸形解读, 大家都在更多地关注城市化的积极面, 而忽视城市化的消极面, 导致“城市病”持续恶化。一些城市经营者、城市迷恋者, 一直将摩天大楼的流光溢彩, 当成经济繁荣和社会文明的标志来炫耀。如此, 不仅使城市越来越不宜居住, 而且使广大农村衰败越来越严重。故此, 中国应当也能够探索出一条超越西方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文明发展的道路, 而不应在现在的城市化歧途上越走越远。
城市化是一个被修饰与被美化的名词
《现代汉语词典》中载:城市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 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根据联合国确立的国际通行标准, 把人口在2万以上的居民集中的地区称为城市。中国人口庞大, 诸多国际城市若依照“中国标准”, 只能被界定为小镇。城市已有数千年历史, 但是近现代城市化过程被打上了工业化的深刻烙印, 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工业文明的产物。所谓城市化, 学界广泛引用日本学者的界定, 是指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 人口、资源不断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 与此同时, 城市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不断向外扩散和渗透的过程。
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具有明显优势:一是能够有效地利用土地等各项资源;二是能够较好克服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 拥有更好的教育、卫生和社会设施, 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三是单位面积能够承受大量的人口,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因此, 城市如同一块巨大的磁铁, 吸引着人口、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据统计, 20世纪50年代以来,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下降了约20%-30%。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统计, 2008年全球城市人口达到33亿, 首次超过世界人口总数的一半, 预计到2030年全球城市人口数量将达到50亿, 其中80%的居民将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因此呼吁全世界都必须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作好准备。
城市化同样是一个社会矛盾积聚与激化的过程。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将理想城市的人口规模限定为, 一个演说者的声音能覆盖的市民总数。这显示出人文主义者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使居民能倾听到彼此的呼吸。古代城市与工业革命后的近现代城市的性质显著不同:在古代社会, 农村中清晰的地缘、血缘关系以及简单的小农经济关系, 在整个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 同时也影响着城市生产与生活。然而, 在近现代城市, 社会原有的基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 带有小农经济烙印的社会关系日益瓦解, 取而代之的是基于职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代表商品经济价值观的新型社会关系。然而, 经济的纽带远比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薄弱, 现代城市的经济冲突、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所以, 现代城市不仅是现代文明的源头, 也是腐败、犯罪和堕落的温床。
一两个世纪之前, 人文主义者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城市中的罪恶:破败不堪的房屋、血汗工厂、童工等一切肮脏的东西, 如查尔斯·狄更斯笔下伦敦的贫民窟, 维克多·雨果小说中描述的巴黎底层人民的生活, 以及美国记者雅各布·里斯笔下和镜头里“另一半美国人的生活”。这些阴暗的现实并没有成为人们遥远的记忆, 它依然是现在许多城市生活的生动写照。
近代以来, 经济的发展使得“效率、金钱”逐渐压倒一切, 功利主义超越人文主义。在他们眼中, 农村成为落后的代名词。然而, 功利主义者虚伪之处在于, 他们一方面赞美城市, 宣扬“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另一方面, 他们却纷纷选择在城郊居住, 或于繁华的闹市区占据大片绿地, 将自己的居所隐藏在花园或丛荫之中, 而且一有闲暇就去享受悠闲的乡村生活。
因而, 城市化本不应该被修饰, 也就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要吸取精华, 摈弃糟粕, 建立真正的宜居城市。
西方的城市化道路
所有的鲜花中, 论及受欢迎程度莫过于玫瑰了, 它代表爱情, 一束玫瑰仿佛一个承诺, 给人以憧憬, 给人以希望, 然而玫瑰却是多刺的。手捧玫瑰, 稍有不慎往往会鲜血淋漓。现代哲学也告诉人们, 任何一个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比如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令人口与资源集中, 由此可以形成巨大的生产力, 但也会生成巨大的破坏力。城市化之后, 不复鸟语花香, 没有清澈透明, 过渡的车水马龙总给人一种内心深处的压抑。然而, 长期以来, 在功利主义者的不断宣扬之下, 人们关注注得更多的是城市的有利方面, 而忽视城市的不利影响。
马克思认为:“城市本身体现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景象, 是资源的孤立和分散。”西方城市在规模不断扩张中, 终于恶化到“大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由此导致日趋严重的“城市病”, 形成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对立, 更为严重的是形成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立。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 引起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 形成了所谓的“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
城市化之后, 不复鸟语花香, 没有清澈透明, 过渡的车水马龙总给人一种内心深处的压抑
城乡“二元”对立与博弈的结局是, 农村城市化, 农民市民化, 城市不断向外拓展地盘, 向内席卷资源, 蚕食农村, 消灭农民。与此同时, 城市与市民在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的洪流中, 被冲刷、打磨成为一个异质社会, 即城市各种族、各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彼此隔离的状态, 这种状态在美国被称为“种族马赛克”。具体地说, 各种族、民族以同质形式居住在特定的街区, 彼此间以“拼图”形式存在。
在“马赛克”或曰“拼图”城市中, 最不忍看到的就是“城市伤疤”——贫民窟的出现与扩散。在美国, 贫穷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地涌进城市, 引起了后来的种族骚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危机”。黑人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 城市病日益严重, 从而使城市越来越不适宜居住, 生活优裕的白人不断从中心城区迁走, 由此出现了城市郊区化, 或逆城市化现象。到20世纪70年代, 美国的纽约、底特律、克利夫兰、芝加哥、波士顿等诸多城市 (尤其是老市区)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落现象。
城市越大, 人均负担就越重, 如此一来令政府不堪重负。1981-1982年, 纽约市区人均负担为2732美元, 而郊区则仅为1547美元。拥有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较之拥有10万-25万人口的城市和2.5万之下人口的小镇, 其人均负担分别高出50%-100%。由此, 政府开支巨大, 入不敷出, 只好靠举债度日。上世纪70年代, 纽约市因债务太多宣布财政破产, 现如今, 作为汽车之都的匹兹堡也陷入了相同的窘境。此刻, 美国地方政府总负债高达2万亿美元, 2014年可能有50-100个城市宣告破产, 地方市政债券违约情况将会大量出现, 涉及金额可能高达上千亿美元, 并对总规模近3万亿美元的市政债券市场造成冲击。
在那些紧步发达国家后尘的发展中国家 (如印度、巴西与南非等) 中, 贫民窟已经成为诸多城市的顽疾, 生活环境脏乱差, 黄赌毒应有尽有。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的人口约占全市总人口的25%。在诸多非洲与拉美国家, 城市建成区的70%-80%都是贫民窟。美国记者约翰.兰开斯特在走访孟买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后这样写道:“达拉维出现在我们面前, 就像一个巨大的废物堆。”兰开斯特的结论是:“这里是城市中的地狱!”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世界发展年报中称, 新加坡是全球消除贫民窟最成功的国家, 然而新加坡只是“弹丸之国”, 其经验没有多大推广价值。因此, 对于诸多效法西方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城市化基本上是失败的。
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200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显然, 对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来说, 这更多是一个愿景。据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报道, 目前全球有近10亿人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的贫民窟中, 相当于世界总人口的1/6, 全球城市人口的1/3, 预计到2020年居住在城市的贫民窟中的人数将增至14亿。
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同步推进的, 为了给企业提供充裕的劳动力, 通过土地兼并 (最为野蛮的就是“圈地运动”) , 将农民驱赶到城市, 或通过人为拉大城乡发展差距, 将农民吸引到城市, 在城市中形成廉价劳动力“蓄水池”——贫民窟, 众多的“无业游民”由此成为任由资本宰割的羔羊。但是, 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完全依照统治者、资本所设计的路径发展, 城市的社会矛盾尖锐, 动荡加剧, 1789年法国大革命正是在这一经济与社会基础上发生的。如今, 发达国家早已实现了城市化, 进入后工业社会。但是历史积淀下来的社会矛盾, 一直在周期性潜滋暗长。在法国巴黎, 大规模骚乱在2005年11月和2007年11月发生。发起骚乱的群体多为穆斯林后裔, 失业和贫困如幽灵一般长期困扰着这一社会阶层。
西方的城市化模式, 在发达国家的实践并不成功,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则不断落入失败。美国环境政治学创始人之一、旧金山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约埃尔.卡西奥拉博士指出, “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社会秩序都建立在对经济增长无限追求的基础上, 但是, 无限追求经济增长的后果却是非常危险的;从生态学角度来讲, 无限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 其短期内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长期来讲对地球上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和非人类都会是非常严重的”。从环境角度看, 西方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基础是行不通的。如果全世界现有的63亿人——未来25年将达到80亿至100亿人——都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 那么经济增长的末日将更快到来。
中国城市化歧途——经营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市化进程也拉开大幕。2000年, 中共第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正式采用“城镇化”一词。之后, 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而且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中国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4%提高到2009年的46.6%, 城市人口由1.7亿增加到6.22亿。超过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已有118座。按照现有的增长速度, 到2013年, 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超过50%, 真正迎来“城市中国”时代。
在西方, 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 这当中更多的出于“自发”、“市场化”的原因, 实现城市化用了三四百年, 矛盾逐渐积累, 也渐次释放。但是, 中国城市化“人为”因素异常突出, 城市化不只是一般地规划出来的、建设出来的, 更多的是“经营”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经营城市”, 城市化在“大道理”层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 城市经济增长就是城市发展, 而在“小算盘”方面则成为地方政府、利益集团的生财捷径。
为了经营好一个城市, 首先要制定一套能够站得住脚的理论与思想, 比如宣称“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 简单将“城市化”理解为, 把“农村人”转化为“城市人”, 农民变为市民, 如此就表明中国实现了现代化。这种论断与表述非常浅薄, 经不起推敲。因为, 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 任何民族既立足在自己的经济实力里, 更立足在自己独有的文化中。首先代表所谓现代文明的西方, 正在“逆城市化”, 城市郊区化, 在发达国家、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 有关城市化失败的例子举不胜举。与此同时, 日本的“一村一品”显示出农村的巨大生机与活力;法国的葡萄酒与香水产业的繁荣表明农业同样是高附加值产业, 是永不凋谢的朝阳产业。法国农业加工业是法国工业体系中最大的行业, 加工后的农产品一般增值1-2倍, 高的达十几倍。法国以不足30万平方公里的农业土地, 创造了世界第七的农业总产值。截止到2005年, 法国农业劳动力只有92万人, 仅占全国劳动就业人口的4%, 但其农业产出却占到欧盟的23%, 占到全球粮食产量的4%, 占到全球牛肉产量的4%、猪肉产量的3%、禽蛋产量的5%、牛奶产量的6%、葡萄酒产量的21%。自由发展, 没有人为的经营特色才是真正的城市化, 才能体现出宜居的特点。
在欧洲历史上, 城市多数时间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甚至整个国家就是城邦国家, 城市兴则国家兴, 城市衰则国家衰, 城市亡则国家亡。两千多年前,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居住在城市, 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人们躲避战乱、瘟疫 (如黑死病) 、灾害往往是逃往城市, 而不是乡村, 这与中国恰恰相反。
在欧洲历史上, 城市多数时间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甚至整个国家就是城邦国家, 城市兴则国家兴, 城市衰则国家衰, 城市亡则国家亡
西方的乡村以及相关产业 (农业) 并非是落后的标志, 与之相对应, 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古国, 中国的乡村更应如此。中国有数千年灿烂而辉煌的农业文明史, 乡村一直以来就是这一文明最重要的载体。数千年来, 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城, 商业经济中心在市, 军事国防中心在镇, 而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秩序维护的基础在农村。当城市被外族与反叛力量侵占时, 国家并不会灭亡, 因为农业支撑着国家命脉, 在农村潜藏着最庞大的力量, 是农民革命推动朝代更替变革。近代以来, 在城市与农村的“博弈”中, 农村并不处于劣势。农民进城往往将传统的宗法观念、风俗习惯、大家庭的生活方式, 以及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交往方式带入城市, 而近代城市中的市民意识、商品意识、法治意识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却未能传播到乡村。直到新民主主义时期, “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政权”被证明是成功道路。所以, 在当今中国, 用本来就被反复证明为不成功的西方城市化理念与政策, 来指导中国城市化、农村现代化的实践, 注定要碰壁、要失败。
近现代以来, 农业文明即便被那些幼稚浅薄之辈百般诋毁,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 直至今天, 乡村所积淀与承载的传统文明, 无论是硬件 (各类建筑、历史与自然文化遗产) 还是软体 (淳朴民风、地缘血缘网络等) , 依旧远远高于当今中国的“四不像”城市文明。同样, 即便在功利主义者所竭尽颂扬的现代都市中, 农业文明、乡村文明的遗迹如北国的长城, 西南边陲的茶马古道;广州的陈家祠, 漳州的土楼, 苏州的周庄;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 浙江兰溪诸葛八卦村等, 依旧受到城市居民与人文学者的钟爱。
其实, 经营城市的理论思想能不能成立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这种理论下出台的政策, 也就是如何经营好土地, 实现相关政府与集团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因为“土生金”, 所以就有“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 新规划不仅是“纸上画画, 墙上挂挂”, 而是直接关系级差地租的产生, 关系土地增值收益的流向。新规划不管好坏, 建筑不管优劣, 也不管是否“吃祖宗饭, 断子孙路”, 只要产生级差地租, 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就行。
2001-2003年, 全国土地出让金达9100多亿元, 约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9年达到1.5万亿元, 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在很多县市, 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财政收入比重超过50%, 有些甚至占80%以上。实际上, 土地出让后, 地方政府还能获取包括建筑业、房地产业等营业税为主的财政预算收入, 这些收入全部归地方支配。因此“土地财政”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土地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 更是一些官员谋取私利的“终南捷径”。在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后, 地方“事多钱少”, 因而地方政府与相关利益集团“同流合污”的事实也被中央长期默许。“土地财政”直接导致楼价不断攀升, 中产阶层愈发望楼兴叹, “看来只有中彩票才能买得起房子了”。
正是本着要经营城市的理念, 在利润最大化目标驱使下, 经营者往往不顾一切要把城市“做大做强”。目前全国有655个城市提出要“走向世界”, 183个城市要兴建“国际大都市”, 有三五十个城市提出要建设中央商务区 (CBD) , 有十多个城市瞄准要建成国际或地区性的金融中心。雄心勃勃的规划背后, 其实都有一个简单的“谋利”动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果没有市场需求, 最终的级差地租与土地增值都将无法实现。于是, “城市经营者”不断地编制故事——“城市梦”, “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 引诱着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广大乡村青年、高校毕业生来到城市, 成为房地产的需求者——购买者或租赁者。
城市经营者的基本套路是, 首先用各种方式从农民手中获得廉价的土地, 截止到2009年, 失地农民多达4000万。然后, 通过廉价、放量供应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价格往往只有市场价格的1/5-1/3, 甚至更低) , 吸引各类资金尤其是外资, 为“城市梦”的追寻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与此同时, 通过控制住房建设用地规模, 采用招拍挂的形式 (一些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通过关联交易哄抬地价) , 推高房地产与住房价格, 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如此, 中国的城市化被不断异化为房地产化, 异化为利益集团掠夺城市潜在中产阶层的过程。
歧途的城市化, 让矛盾更突出
前车之辙, 后车之鉴。后来者可以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 因而具有某种“后发优势”。但是, 中国的城市化不仅重蹈了西方的覆辙, 而且步入了利益集团铺就的歧途。
“城市病”集中爆发, 病情愈发严重。依据西方的经验, 城市发展不当势必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经济活力降低, 商务成本上升, 进而导致城市竞争力的丧失。中国因承袭西方城市化发展模式, 自然不能摆脱这一困境。国内媒体报道, 中国城市发展有“四大怪”, 即:千城一面;规划混乱;好大喜功;伪造古董。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把中国城市化过程的缺陷归结为:宜居土地和水资源稀缺, 人地矛盾尖锐;“候鸟式”农民工迁移规模巨大, 流向分布失调;能源存量结构失衡, 建筑能耗过快增长;机动化与城市化同步发生, 城市蔓延趋势初显;城市化推动力失调, 污染排放失控;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受到破坏, 城市风貌类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社会冲突增加和城市区域化加速来临, 城市间恶性竞争加剧。2010年10月,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了《2006-2010中国城市价值报告》, 认为六大“城市病”——人口无序集聚、能源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严重、房价居高不下、安全形势严峻——给中国城市的和谐、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
中国城市面貌越来越洋, 本土灵魂越来越少。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 美国人简?雅各布斯坚信, 城市应该是自发生长起来的社区集合, 而不应该是一个纯粹的人工规划的工程。挪威建筑理论家诺博格·舒尔茨透视, 西方建筑“都是特定时期宗教和哲学主导思想的物质表现, 并因此成为表达和传载 (西方) 人对世界和自己的存在意义之理解的象征形式”。中国城市化的实质是照搬西方, 没有内涵, 缺乏自己传统底蕴。设计者与建筑师们挖空心思, 用“大尺度街区”设计与光怪陆离的“视觉震撼”感来修饰冷冰冰的混凝土丛林, 用万丈豪情矗立起一座座摩天高楼, 但是最终无法掩饰一个城市的内在的贫乏, 而贻笑大方, 见笑后人。
大众所关注到的“城市病”——噪音污染、光污染以及废弃物污染, 热岛效应, 交通堵塞等, 其实只是城市化的生理疾病, 是一种“皮肤病”。在“城市病”早已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时, 中国的城市经营者认为, 城市有点“病”是正常的。但是, 中国的城市似乎越来越“病入膏肓”, 甚至可能导致“偏瘫”。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 大多数垃圾只能被简易填埋, 北京、广州等地一度出现“垃圾围城”现象。作为“首堵”的北京, 交通拥堵时间已经从2008年的每天平均3.5小时增加到2010年的5小时, 汽车平均时速仅为15公里。以生长在“皇城根下”为傲的北京市民, 每天吸入的有害气体量相当于抽2-3支香烟产生的废气量。每个工作日, 应和着上班潮而出现的小汽车“潮汐”运动, 使这个古老而现代的都市近乎陷入瘫痪。
除了生理疾病外, 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患有越来越严重的心理疾病, 抑或精神病。在城市中, 尽管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缩短了, 但是心理距离却拉大了。人们正在成为行走于混凝土的丛林之中的苟且营生的经济动物。人心涣散, 社区解体。欺诈、偷盗、抢劫等等违法犯罪行为猖獗, 不道德行为时有发生。对立不仅存在于个体之间, 而且存在于群体之间, 即市民与农民工之间, 不同阶层市民之间。人心不古, 世风日下, 早已成为广大市民的慨叹。。对越来越多的市民来说, 城市生活像极了“鸡肋”。
忽视、侵蚀、毁灭乡村与农业文明。西方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它表达一种对时间的敬意与敬畏。但是, 太多的中国城市是在几年间建成。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造城运动中, 相关地方政府部门、银行与开发商结成的利益集团, 将古老的“五行说”之中的“土生金” (也就是土地的价值) 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没有什么法律、道义的力量能够阻拦利益集团的推土机。原来推土机只是推平城市郊区的耕地、林地;时下, 推土机已经驶入农村, 推平农民的宅基地。在安徽、山东等多个省份兴起的“灭村运动”, 将农民“请上楼”, 将农民人为升格为无就业途径、无收入来源、无基本保障的“三无”市民。
实际上, 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一直是在牺牲农村、农业、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的。30年前如此, 30年后亦然。户籍制度人为地垒砌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将共和国的公民分割成市民与村民。然后, 再采用各种手段 (机制化、政策化甚至法律化) , 将农村各种资源人为地调集到城市, 供市民廉价甚至免费享用。很多农民工选择城市其实多半是一种无奈——他们只是希望生活不要变得更糟糕。这是因为, 政府对农村发展 (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 学校、医院等基本保障) 的长期漠视, 人为拉大城乡发展差距, 将广大农村青年、知识分子 (精英阶层) 以及闲置资金等诸多资源吸引、驱赶到城市。
农村投资的严重不足与城市投资的严重过剩交相辉映。经营城市的一个“杰出硕果”就是拉链工程层出不穷, “废物市民” (无所事事醉心于声色犬马、养猫遛狗族) 比比皆是。
加剧人与人、城与乡的对立。城市经营者实施的“土地财政”的收取和使用严重透支了未来收益。地方政府出让的用于各种用途的土地的使用年限在40-70年不等, 土地出让时, 对按照年限累计的地租实行一次性收缴, 用于当期城市“形象工程”等各类支出, 表面上增加了当下财政收入, 实质上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收益, “寅吃卯粮”势必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 造成现人与后人的对立。
中国的城市化的一个意外收获, 就是改变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 而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三元经济”与“三元社会”, 即在市民与农民之间, 诞生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 据国家统计局对31个省 (市区) 调查资料统计, 2009年中国农民工已达2.3亿人, 其中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约为1.5亿人。在城市中, 集中从事低工资、低待遇的脏活、累活、单调活或危险活。他们“候鸟式”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 既非工非农, 非城非乡;又亦工亦农, 亦城亦乡。中国学者高明, 称之为“半城市化”或“准城市化”。说“半”仿佛是一个人一只脚迈出了门槛, 另一只脚仍然停留在门内。抑或处于“城市留不下”, 又“乡村回不得”的尴尬境地。
多年来, 一度无比骄傲与荣耀的市民, 被城市病折腾得越来越没有了脾气。但是, 无论如何, 相对于广大农村、农民, 中国的市民在骨子里依然还存在一丝优越感。他们可以随时在马路边找一个农民工来教育自己的子女, 要好好读书, 出人头地, 否则“这个人就是明天的你”。
在西方以及后来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 “贫民窟”的出现非常普遍。多年来, 中国则为自己没有这一“城市伤疤”而感到自豪。尽管没有贫民窟, 但是中国有棚户区, 有“城中村”, 有“胶囊公寓”, 有拥挤不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城市居住群体逐渐分流成三个层次, 即“天上人间”的富贵层、地表的普通市民层, 以及地下的农民工层。在诸多光鲜大楼的背后隐藏着“城中村”与“棚户小屋”。在被视为“城市毒瘤”的“城中村”里, 违法建筑私搭乱建、治安恶化、环境脏乱、消防安全存在隐患等问题比比皆是, 不少村子成了黄赌毒的温床。
中国城市化没有产生“贫民窟”, 除了有强大、无坚不摧的“城市管理”力量外,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 中国农民工在农村有田地, 就业生活仍有很大伸缩性, 在城市失业可以回到农村, 拿起锄头, 重操旧业。农村的那一小块田地不仅是农民工眷恋的故土, 更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最后防线。2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讲述了“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 农业真危险”的真实状况。这种令人焦虑的状况, 在2006年农业税被全面取消后尽管有所改善, 但是“三农”的“苦、穷、险”并没有得到根本逆转。
如今已是2013年末, 城乡一体化已经悄然开始。然而, 随着畸形城市化不断推进, 资本下乡, 土地流转, 城市扩张, 农民纷纷失地, 赖以安身立命的小块土地逐一丧失。衰落的乡村、裂变的社区、游走城乡的农民工、日趋严重的“城市病”……, 都在指向一个目标:新的2014, 新的城乡一体化策略下, 中国的城市化歧途还能走多远?
前车之辙, 后车之鉴。后来者可以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 因而具有某种“后发优势”。但是, 中国的城市化不仅重蹈了西方的覆辙, 而且步入了利益集团铺就的歧途
另类解读 篇2
曾经有朋友问我：“哥们，我怎么才能走出童年的自卑？”
我反问：“你的童年怎么啦？”
朋友：“小时候很苦，爸妈经常吵架，把我放在爷爷奶奶家，由于环境不好，所以我成绩不好，还老生病，后来因为爸妈离婚，爸爸找了继母，我就更自卑，后来爸爸生意失败，我感觉我的人生更糟了……总之，我的童年很黑暗，导致我现在做什么事都很自卑……”
我又问：“可是，现在的你还生活在大人的吵骂、继母的白眼、小伙伴的嘲讽中吗？”
朋友：“现在我是大人了，现在当然没有！不过，过去对我影响太巨大了！”
我说：“你看，这些年来，成长的是你的身体；没成长的，是你的心灵。你的身体长大了几十岁，你的心智却还停在几岁十几岁……”
很多朋友的自卑源于这种错位。他（她）的经历没能很好地成为改变命运的动力，而是用来时常沉湎其中的痛苦和障碍力！这类朋友往往还有一种固执的心智模式：我的过去不好，所以我的现在才好不到那里去。“我就是衰人啊，所以才衰命啊！因为我衰命啊，所以才不如人啊！”他们时常把童年与过去背在身上，挂在嘴上，用以平衡“为什么现在还会失败”的沮丧，还有就是用来‘我失败是因为我自卑，我自卑是因为我的过去造成的’自欺式慰藉。
后面这句，前半句或许有些关联——“我失败是因为我自卑”；但后半句“我自卑是因为我的过去造成的”却可以通过成长和重新认识而改变。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黄阳光的事迹，他没有双手，但他却用双脚画出了美丽的画卷，他可以用脚来穿针引线，他的脚可以创造出比常人用手创造的更多的财富，一个没了双手的人尚且如此坚强，正常人又有什么自卑的理由呢？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回忆自己获得成功的理由时说：
我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上天的眷顾，他赐给我三个恩惠，让我受益无穷。
第一个恩惠，我家里很穷，穷到连饭都快吃不上了。托贫穷的福，我从小就尝到了擦皮鞋、卖报纸等辛苦劳动的滋味，并以此得到了宝贵的人生经验。
第二个恩惠，从一出生，我的身体就非常孱弱，托孱弱的.福，我得到了锻炼身体的机会，这使得我到老年也能保持健康的身体。
最后一个恩惠，就是我文化水平低，因为我连小学都没毕业。托文化水平低的福，我向世上所有的人请教，从未怠慢过学习。
所以，你看，问题本身不是问题，如何看待问题才是问题。同样是不堪的童年，有人视它为“自卑的理由”；有人却视它为“上天的恩惠”。
汉奸的另类解读 篇3
而有趣的是，后来成为汉奸的人更爱骂别人是汉奸。
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时，有一个叫梅思平的小子，表现得很积极，积极的原因无非是被烧的房主曹汝霖被骂作汉奸。后来，小日本打进中国，这个积极骂汉奸的梅思平，自己倒做了名副其实的汉奸。
要说汉奸谁也没有汪精卫有名，但他投降日本没有王克敏、梁鸿志的资格老。王、梁投降时，汪大骂他们是汉奸、卖国贼。可当汪自己投降日本后，就开始肉麻地吹捧他们：“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因军事失败，先后放弃北平、南京等处，政纲解纽，民无所依，王叔鲁（王克敏）梁众异（梁鸿志）诸先生挺身乱离之际，得所喘息，苦心孤诣，世所共见。”
抗战开始后，张自忠受宋哲元之命留守北平。北平的民众视张自忠为汉奸，随即张自忠被全国各大报刊撰文猛烈抨击，诸如《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等。一周后，张自忠登报宣布辞去所有职务，而后历尽艰险逃离北京，经天津到达山东。抵达济南时，韩复榘态度冷淡（韩本人后因阵前逃跑被枪毙），不仅没有派人迎接，还扯着嗓门冷冷地说：“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来见我干啥？”就在张自忠南下的路上，国民政府下达命令，以“放弃责任，迭失守地”为由，将其撤职查办。1937年12月7日，在宋哲元的斡旋下，更是在五十九军将士的强烈呼吁下，张自忠终于被批准以军政部部附名义暂代五十九军军长。在五十九军军部，张自忠与大家见面，他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后来，这个曾被骂为汉奸的人，成了死于战场的最高级别的抗日英雄。
可见，被骂为汉奸的未必真就卖国，骂人是汉奸的自己未必不当汉奸。看一个人不用看他外表怎样激烈，还是要看他真实的作为如何。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EMBA的另类解读 篇4
成功人士热衷EMBA
EMBA教育是一种立足商业实际、针对高端商务人士的能力提升课程。商界大佬们求学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希望增加知识储备，学习一些商企管理知识，使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目前中国200多家商学院中，具备EMBA办学资质的已超过60家，而各家学费也因名气、师资、生源等各有不同。如中国最著名的EMBA班是两所商学院——长江和中欧。这里更多的是商界大佬排排坐，富豪们在工作之余为自己充电，如最近老是出名的王石所读的长江商学院，“校友”便有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马云、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中欧商学院EMBA班的“学生”则包括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中国中化集团总裁刘德树、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张兴、青岛啤酒董事长金志国、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潘刚等，毕业时都能拿到国家承认的“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位。
相关资料显示，国内EMBA学费大致在十几万元至60万元之间，并且逐年水涨船高。如长江商学院EMBA学费从2010年的58.8万元涨到2012年65.8万元;中欧商学院2011级EMBA课程的学费为45.8万元，2012级EMBA课程的学费为53.8万元;上海交大2012年春季EMBA也由去年秋季的45.8万元涨至53.8万元。虽然国内EMBA项目10年来遍地开花，而且花费不菲，但仍然供不应求。有调查机构估计，内地EMBA招生规模在每年1.5万人左右。截至今年，中国EMBA教育已累计培训6万余名各行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除了商界大佬，更多的是商界高级管理人士，他们求学的目的似乎更明确，就是通过深造，来实现加薪晋级。根据《2012年EMBA排名》，全球93%的EMBA学生表示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依旧会念原来的EMBA课程。据统计，EMBA学员毕业3年后的薪资都有所提升：凯洛格-香港科大的毕业生薪资增幅42%，排名第四的清华INSEAD(欧洲工商管理学院)EMBA增幅57%，排名第七的中欧国际EMBA增幅74%，沃顿学员的上升幅度是60%。
社交也是生产力
俗话说，林子大了，啥鸟都有。在EMBA求学大军中，“别有用心”的人也大有人在，这些人读EMBA不是为学历，而是为了进入上层圈子，为自己搭建一个社交平台。业内人士曾做过一个估计，真正单纯为了学习知识去的不到30%，50%是奔着文凭去的，20%是奔着人脉关系去的。从入学“资格”看，什么样的人在“混”这个圈子，已经不言而喻。2010年，《福布斯》首次对中国商学院的EMBA项目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就读EMBA的学员中高级管理人员占总人数的75%，企业主的比例为16.7%，政府官员的比例为8.3%。可以说，EMBA班是商人、政客、明星齐聚地，是权力、地位、荣誉的中心，这里混迹着行踪诡秘的政府官员、脑满肠肥的商人与大红大紫的明星大腕，很多人都看好的是EMBA班的人脉，因为人脉也可以转换成生产力。有媒体报道，长江商学院中草根民营企业主占到学员总数的70%，来的同学也不好好学习，有的是听不懂，一天到晚就是吃饭、喝酒、拉关系、找人脉，拓展人际关系和业务关系，在他们眼里，人脉比学习更重要。商学院似乎已经脱离教育本质, 变成一个社交平台。
事实上, 几乎每个EMBA班都会想方设法成立一个融资平台。有一些是大圈子, 还有一些是小圈子。读EMBA的同学, 社会地位比较相似, 都有各自不同的资源, 而且他们在投资理念、合作方式、资源整合的观念等方面更容易达成共识, 很容易有商业融合、实践的机会。在东部某大学EMBA项目班, 有一个几乎众所周知的“案例”:某楼盘开发商在该校读EMBA时, 把其中一个楼盘中的36套房子卖给了同学。这批房源推出之时, 单价已达到3万元/平方米。据传, 200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后, 蒙牛深陷被外资收购的危机, 正在长江商学院读EMBA的原蒙牛董事长牛根生给同学们写信求救, 立刻得到了众多国内重量级企业家的支持和援助。柳传志连夜召开联想控股董事会, 将2亿元打到了牛根生基金会的账户上。俞敏洪二话没说, 火速送来5000万元。江南春也毫不犹豫拿出5000万元救急。田溯宁、马云、郭广昌、虞峰、王玉锁等都打来电话, 表示随时随地可以伸手援助。牛根生一封信换来近10亿元人民币的支援。人脉立马变成生产力。
求知与“钓龟”内外兼修
近日, 有媒体报道, 范冰冰有意下一学年入读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消息披露后, 原本已经入读长江商学院的企业家纷纷主动要求留级, 以便和范同学同班。而在此之前, 地产大佬王石与80后女演员田朴珺在长江商学院认识后, 两人产生恋情, 王石已在年内办妥离婚手续, 并传说“净身出户”。在此次大亨+女星的绯闻中, 最有戏剧性的莫过于两人被爆相识于精英汇聚的商学院。事件女主角、演员田朴珺本是商学院求学大军的一员, 在那里她不仅收获了知识, 还收获了爱情。随后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也被网友踢爆婚外情, 对象为长江商学院EMBA学员俞扬。同是地产界大佬的任志强也没能幸免, 他被爆料的婚外情对象是长江商学院第九期学员白煜。美女读商学院可以嫁大款模式在圈内已是公开的秘密, 在一次调查中, 64.71%的人认为EMBA课堂最易钓金龟婿。不少媒体调侃:商学院才是真正的好红娘, 它用事实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知识改变命运”。由此看来优秀的、独身的女青年要想嫁个好夫婿, 不但要相信爱情还要上过商学院。
与这些传闻遥相呼应的是木子美的一篇名为《EMBA的房卡故事》的专栏, 这位同样声名远播的女士一度想知道成功人士在哪里找到那种配得上他们身份的艳遇, 答案似乎是各种EMBA班。木子美分析在EMBA班的“女同学”由两种人构成, “一类是难觅意中人的企业女高管, 把EMBA当做高端社交场所, 顺便找到合作伙伴兼老公;一类则是时尚圈和娱乐圈美女, 上EMBA为钓‘金龟婿’, 哪个班贵就上哪个。”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EMBA班有“收房卡”的传统:“就是女同学在附近开好房, 领两张房卡, 塞一张给他。意即, 我住在某某酒店几号房, 欢迎光临。今天没空就明天再来。”看上谁, 就给谁塞房卡, 在某些EMBA班里已经形成风气。当然, 女明星想把自己好好嫁出去, 也无可厚非,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更何况这些女明星 (主要是三线女星) 拍戏又累又辛苦, 想成为一线女星, 既要靠演技也要靠机遇, 如果任由时光蹉跎, 青春就很容易失去, 还不如趁着红颜在, 凭借如花美貌, 通过豪华艳遇掳获富豪的心, 从此走上荣华富贵之路, 无疑是是女演员上位的最佳路径。
四个求职故事的另类解读 篇5
故事一：只因为我接听了一个电话
讲述人：闻小姐
失败经历：准备面试时，因接听电话而错过招聘方交代的相关事项而被拒绝。
那家著名的日化公司来我们学校搞交流活动时，就把我吸引住了。于是我就在线提交了一份简历。在多数提交者被筛掉以后，我幸运地进入了第二关――面试。星期日早八点，我来到这家公司招聘处。在大厅里，有十多人在等待面试。和他们简单地聊了几句后，我发现他们有的没有贸易专业背景，有的来自地方高校，我不由得增添了几分必胜的信心：名牌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参与过多家企业的社会实践活动、容貌也还算出众......正当自我陶醉时，手机响了，是男朋友打过来的，叮嘱我面试时应注意的问题。而与此同时，一位先生来到大厅，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表格，然后讲面试步骤。我想把电话关掉，可又不忍拂男友的好意，便走到大厅的一角继续接听。等我回来时，那位先生已经讲完了。我只知道我们都被编了号，我是1号。这时，我做了一件至今都后悔的事情：走过去问那位先生：“面试步骤是什么呀，我没听清，麻烦你能再说一遍吗?”那位先生看了我一眼，面无表情地说：“你刚才怎么去接电话呢?”“我......因为那个电话很重要。再说，我也没耽误多长时间。”我小心翼翼地辩解(我再次犯错)。“那好吧，你就最后一个面试吧。你问一下别人是什么步骤。”说完，这位先生头也不回地走了。
启示：
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听别人讲话时，应该全神贯注，必要时进行目光交流。应聘者心不在焉，接听手机，固然不是礼貌行为。而我们招聘人员如何把握好“尊重”的度?有时，是不是太过敏感?
故事二：只因为我剩了点儿饭菜
讲述人：吕小姐
失败经历：吃自助餐时因剩饭菜被招聘方认为缺少计划而遭淘汰。
我在大学里学的文秘专业，从大一开始，就一直做学生干部：文体委员、生活部长、文学社社长......几乎每一类学生工作我都尝试过。所以，当我去应聘一家公司的总经理秘书一职时，可以说有十拿九稳地把握。但是最终却因为一次简单的吃饭而让我“噎着了”。
那天在公司面试时，我和另外两位女生顺利进入了复试。中午，公司主管邀我们一起在食堂吃自助餐。也许是饭菜丰盛，也许是我确实很饿，夹菜时，我盛了满满一盘。正当我细嚼慢回时，发现别人都已经吃完了。众目睽睽之下，我哪好意思，我哪好意思再吃下去，便赶紧吃了几口听后放下筷子。当然，没有像别人一样，盘子那么干干净净。
下午的复试时间很短，老总只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后便让我回去等通知。
一个星期后，当我拨通公司主管的电话时，主管告诉我：“那天吃自助餐时你就已经被淘汰了。你连自己的饭量都不了解，剩下了这么多菜，如果以后让你去招待客户，我们能放心吗。”
我的脸一下子烧了起来，尽管旁边一个人也没有......
启示：
面试，是每个应聘者展示自己形象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招聘人员如何把那些综合素质高的人区分、挑选出来?仅仅是因为对方吃饭时剩了点饭，而推断她做任何事情都没有计划，似有不妥。
故事三：只因为我讲课太投入
讲述人：陆小姐
失败经历：试讲时只重自我发挥忽视学生情绪而被校方拒绝。
我从小就喜欢外语，老师说我对语言有天生的敏感，所以我考大学时报的全是外语院校，毕业时，看到同寝室姐妹出出进进地找工作，我也开始“广泛撒网，重点捕捞”。一天，我接到一家外语学校的电话，通知我本周六去面试。估计凭借自己的专业水平，应聘这样的一家培训学校，应该没有问题。
周六一大早，我简单梳理一番后，便来到这家学校。我一口标准的“伦敦”音和一沓各种证书让校长频频点头。半小时的谈话中，我已经认为这份薪水不低的教师职位非我莫属了。
“丁零零......”第二节上课铃响了，校长给我一本教材，把我带到一间教室，让我给学生随便讲一节课。“唏，小菜一碟。”我心想。站到讲台上，我颇为自信，稍作停顿，便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地讲起课来。不料，正当我讲得眉飞色舞的时候，坐在教室后面的校长却示意我停下了。
回到办公室，校长告诉我说：“我很欣赏你的专业水平，也知道你在大学里是个优秀学生，你来我学校任教应该是绰绰有余，可是你对我们学校并不了解。我们主要是培养学生地英语的兴趣，让学生树立起学习的信心，而你刚才的讲课却达不到这种效果，学生们听得昏昏欲睡，有的甚至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你先回去吧，等我们讨论后再给你通知。”
我知道，这个通知不会再给我了。
启示：
2011.另生情愫,另类解读 篇6
叶伟信的选择则是尽力致敬，他十分聪明地在每一站的宣传中都反复强调“不比较，不超越，只想真心拍一部好电影。”他回忆起年轻时坐在电影院，看到银幕上张国荣与王祖贤缠绵悱恻的画面，甚至保留了87版摄影黄岳泰、武术指导马玉成、服装设计吴宝玲等老班底，那段年代久远的电子合成器旋律带出的《倩女幽魂》主题曲，也在影片的最初就响起。在颠覆了整个故事情节之后，他以余少群那张颇有张国荣意韵的脸收尾，随即字幕“永远怀念张国荣先生”出现，“人生路，美梦似路长”歌声传来，却不见他以此为噱头博宣传。在尊重前辈张国荣方面，叶伟信赚了不少分数，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他对故事的颠覆，以及他选择的演员。有人刻薄评论，“这部戏有人在背台词，有人在装傻，有人在卖萌，只有古天乐一人苦撑，想来这也是他最后哭得那么伤心的原因。”1987版《倩女幽魂》，大概是横亘在叶伟信面前无法超越的经典了。
即便如此叶伟信也要拍《倩女幽魂》， “现在内地电影发展蓬勃，翻拍不是大问题，好题材用现在的技术，好的演员再重现一次，也不错。从时间上来说，一部经典过了二三十年都会被重拍一次，这是很正常的。”《叶问》已经证明了他重拍经典的能力，1987版《倩女幽魂》则给了他改编的线索：“老版中有一个情节，燕赤霞要保护小倩不被阳光照到，不然她会灰飞烟灭。当时我就胡思乱想，是不是燕赤霞也默默爱着小倩呢？而作为猎妖师的燕赤霞，遇到小倩的可能性比宁采臣更大，被诱惑时也很难过这美人关。”
只不过，他不愿意称三位主角的关系为“三角恋”：“是以现代人的角度去看一个过去的故事。燕赤霞知道自己不能爱聂小倩，但放不下，就展开了一系列缠绵悱恻的故事。”正如叶伟信所说，新版《倩女幽魂》是拍给80后看的，在这个感情动荡的年代，叶伟信的重拍，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击中了人心—自然，亦是《聂小倩》故事本身，给予他新的空间。
必须承认，1987版《倩女幽魂》在当下被人当做经典怀念，其中，一定有张国荣的因素。余少群很幸运，在张国荣之后重塑宁采臣，余少群也很不幸，他必须接受人们对张国荣的怀念，还有在这怀念背后的苛刻标准。
对话余少群
FAMOUS：对1987版《倩女幽魂》有什么印象？张国荣对你这次出演宁采臣有什么影响？
余少群：读小学还是初中那会儿就看了这部电影，电视里老播，现在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哥哥忧郁的神情，王祖贤的千娇百媚，以及那段生死离别的场景。能出演哥哥的经典角色，幸运也兴奋，他表演的精彩处是说不完的，记忆最深是当“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干”的音乐响起，哥哥缓缓走进镜头，镜头拉近，他精致的面容也越发清晰。
FAMOUS：你扮演的宁采臣有点“呆呆的”，对这个角色如何理解？
余少群：新版中宁采臣遇到了小倩后才有了初恋，看起来“呆呆的”，是他不会处理和女生之间感情的一种表现，青涩又纯真。无论是谁，在面对爱情时都会紧张，宁采臣也不例外，但他在面对生死，却有一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
FAMOUS：影片的结尾，小倩与燕赤霞一同留在兰若寺；最后一个镜头，宁采臣听到身后有小倩的声音在喊他的名字。给观众留下悬念：小倩到底爱谁？你如何理解？
余少群：小倩的感情有两段，但都是初恋，所以对她来说都同样重要。最初我也会想“小倩到底爱谁”，但真正拍起来的时候，慢慢和宁采臣这个角色融为一体，也会越来越深刻的感觉到宁采臣和小倩、燕赤霞之间的关系，还有这段刻骨铭心的爱。
FAMOUS：你觉得是什么使这个故事成为经典？
另类解读 篇7
另外, 一些文章家和教学参考书对屈原投江赴死的原因分析归结为“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这一主流观点, 认为是因于楚国腐败, 奸臣排挤迫害等, 屈原自杀是以死抗争, 决绝于世俗, 不愿同流合污。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就是“伏清白以死直”。这种说法固然有其合理因素, 但问题是, 中国古代社会环境比当时楚国艰难的比比皆是, 忠臣良臣被排挤打压贬官流放甚至迫害至死的更是多若牛毛, 而为什么屈原做了文人自杀的第一人?
下面从人格社会学角度对屈原之死进行分析探究, 希望能够为广大高中语文教师提供一个另类的教材解读。
一.屈原人格形成的基础
人格是社会学术语。社会学这样对人格进行定义:人格, 即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的统合模式, 这个独特模式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
人格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卑俗式人格, 保守式人格, 创造式人格。卑俗式人格, 即人格缺乏高尚的道德情操, 人格表现为低劣庸俗。如东方朔、元稹、纪晓岚等人。保守式人格, 其人格二元化表现明显, 有一定的志节, 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 但缺乏直面矛盾的勇气和主动解决问题的进取精神, 在矛盾激化时以回避冲突、逃避现实、洁身自好为首要选择。如庄子、陶渊明、王维等。创造式人格, 这是一种伟大的人格, 富有想象力, 有独到见解, 对传统敢于怀疑, 有大无畏精神。如屈原、李白、辛弃疾、关汉卿、龚自珍等。
屈原的人格因素中, 有这样几个元素:美政, 执着, 自我实现, 不妥协。事实也证明, 屈原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 其美政之执着、其爱国之忠贞, 无时不彰显着伟大的创造式人格。
性而需, 需而求, 求而哲, 哲而格, 格而行, 行而习, 习而性。人性结构决定人性需求, 人性需求决定人生追求, 人生追求决定人生哲学, 人生哲学决定人的性格。古语云:“积行成习, 积习成性, 积性成命”, 即同此道理。追根溯源, 屈原这种创造式人格源于他独具的先天禀赋以及崇高的内美追求。
《离骚》开篇即说“帝高阳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屈原在《离骚》开篇如此看重自己的血统和出身, 他不是以先祖的高贵出身和丰功伟绩作为炫耀的资本, 而是以此来明确自己人生的重大责任:勤修能、行美政、统天下。
这种责任感甚至于表现在给他的起名中。《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 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 字余曰灵均。”“平”是平正之意, “正则”就是公正而可以法则, “原”是广平博大之意。屈原名如此, 实是要求屈原以天、地为效法对象, 追求社会的公正和协调。
基于此, 我们就不难解释, 屈原早年为何如此好奇服, 爱花草, 甚至有些异端表现。屈原以此喻指优秀品质的培养, 是以此来表明自己独立不迁、深固难徙、廓其无求、俗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的高尚人格。
由此, 我们也就不难解释, 为什么屈原一生忠君爱国, 上下求索, 九死未悔!屈原在《离骚》中所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这些内美和背负的厚望成为了屈原伟大人格理想形成的内在原因, 这也正是屈原一生独好修为、完善人格, 勤美政、勇敢无畏的强大动力, 使他立下了推行美政、振兴楚国的政治理想。于是, 他为自己规划了人生轨迹:勤修能、行美政、统天下。由此, 屈原的创造式人格发展就有了两条线:一是追求美政、竭忠尽智、独立无群的自我人格;二是执着无畏、以死殉道、九死无悔的政治人格。
西方有名言:“播下一种性格, 收获一种命运。”屈原的这两种人格决定了屈原的一生命运!
二.屈原的自我人格:勤政尽职, 独立无群
屈原的这种求美政、忠职守的自我人格决定了他人生理想追求的执着与不放弃, 也决定了他人格上“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独立无群。
首先, 我们有必要来看看屈原的仕途经历。可用三个词语来概括:竭忠尽智, 忠贞报国, 独立无群。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襄王三个时期, 早时得楚怀王信任, 任左徒、三闾大夫, 常与怀王商论国事, 参与法律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 共同抗衡秦国, 同时主持外交事务。因性格耿直, 遭到群小的谗言与排挤, 渐被怀王疏远。后来, 怀王两度向秦出兵, 均惨败, 屈原不计嫌隙, 危难中出使齐国, 以一己之力重修齐楚旧好。而怀王目光短浅, 轻于防范, 竟欲与虎狼无信的秦国结为昆弟之国, 屈原高瞻远瞩, 坚决反对, 再被楚王嫌弃, 疏出郢都, 流落汉北。但屈原初衷不改, 作《离骚》明志。怀王27年, 秦召怀王武关会盟, 屈原看透秦国阴谋, 卧辙死谏, 但怀王不听, 结果被秦扣留, 次年客死秦国。楚襄王即位后实施亲秦的投降政策, 屈原又为国谏言, 被逐出郢都, 流放江南荒地十多年, 但屈原爱国痴心不改。楚襄王21年, 秦攻破郢都, 楚国灭亡, 屈原在绝望与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用一生的奔走操劳和鞠躬尽瘁, 向后人诠释了其人格美的本质内涵。不仅如此, 在追求美政的政治生涯中, 屈原的人格始终保持着独立和尊严。
面对楚王, 屈原不是盲目地去为君主效“犬马之劳”, 而是要以其“独清”、“独醒”的人格优势为君主“导夫先路”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价值。在屈原“受命诏以昭”时, 他之所以“忽奔走以先后”, 是希望怀王能“及前王之踵武”以防“皇舆之败绩”。但当楚王为群小所围, 听不进屈原的忠言而“怒”并“远迁”他时, 他不是选择“屈心抑志”、投君主之所好而调整自己的自我人格, 而是坚守自己的信念:“伏清白以死直兮, 固前圣之所厚”。为此, 屈原不惜自疏汉北。
面对楚国, 屈原更是表现出了赤子般的炽热情怀和宏阔的政治追求, 我们可以在诗句中感触到诗人不懈追求政治理想的热情与崇高人格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离骚》中说:“忽奔走以先后兮, 及前王之踵武”, 为了楚国的强盛, 诗人奔走操劳, 希望君王能赶上前代圣君的脚步;《涉江》中说, “余幼好此奇服兮, 年既老而不衰。……世溷浊而莫余知兮, 吾方高驰而不顾……”, 屈原在“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 顷襄王怒而迁之”, 仕途已陷入山穷水尽的窘境, 这时尚不忘“修身”;《哀郢》中说, “羌灵魂之欲归兮, 何须臾之忘反”、“冀壹反之何时”, 即使楚国已经四面楚歌, 屈原年老体弱, 但他还时刻不忘返回郢都为国效力。
就是面对奸佞是非, 在其独立人格与现实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的情势下, 屈原也没有调整自身的人格去寻求安身立命之所, 而是更加认同并坚守了自己的独立人格, 决不妥协:“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鸷鸟之不群兮, 自前世而固然”,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 长顑颔亦何伤”, “苟余心其端直兮, 虽僻远之何伤”。在险恶政治环境的重压下, 他不是去调整自己的独立人格以适应楚王君臣, 也不是牺牲自己的价值观去进行世俗的追逐, 而是“凝滞于物”, 拒不“与世推移”, “安能以身之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最后以“托彭咸之所居”的壮举保全了自己完美的人格。
即使被打击, 人格依然高洁;即使被流放, 但屈原的爱国情怀和政治追求不变。诗人反复表示:“岂余身之惮殃兮, 恐皇舆之败绩”, “路曼曼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求美政, 忠职守, 社稷至上, 这种人生追求是屈原伟大人格的核心;独立不迁, 百折不挠, 这种不妥协是其人格尊严的具体体现。只有这样的人格才有这种信念, 只有这种信念才有这样的追求, 才具有了伟大、崇高等审美价值。对此, 史学家司马迁的评价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这种竭忠尽智、勤政尽职的美好的自我人格, 也造就了屈原以死殉道、九死无悔的政治人格!
三.屈原的政治人格:以死殉道, 九死无悔
政治人格是政治主体在政治文化和现实政治环境的双重影响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持久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高尚的的政治人格会产生出一种令人崇敬的人格魅力, 从而产出巨大的凝聚力、感召力和折服力。但遗憾的是,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 因为政治文化和现实政治环境的普遍非理想化, 这种高尚的政治人格常常演变成社会悲剧。
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杜尔凯姆研究归纳了自杀三因素, 其中之一是“利他型”。自杀者出于高尚的信念, 如为宗教信仰或义无反顾的政治忠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利他型自杀有一个重要原因:政治人格与社会政治环境的不调适。即社会政治环境给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狭窄, 造成知识分子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一般的紧张和冲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 理想与现实有巨大差别, 个人充满了对现实的极度失望。
很显然, 屈原之死是源于高洁的人格、高尚的美政追求和义无反顾的政治忠诚不被社会的污俗所容, 屈原的自我人格和政治人格无法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调适。
有三组不可调适的矛盾无法被屈原的政治人格所容忍, 这也导致屈原最终选择了“以死殉道, 九死无悔”。
一是智和昏。这是屈原和楚王之间的矛盾, 是屈原的美政理想与楚王的昏庸短见之间的矛盾。楚怀王昏庸、短见, 对外亲齐亲秦摇摆不定, 盲目信任虎狼之秦;对内则宠任奸佞, 听信谗言, 疏远贤能。屈原虽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才能, 但不被重用, 反而被疏远。“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反信谗而齌怒”, 屈原修德立行, 忠心耿耿, 原想导君于尧舜之治, 可是怀王竟然不识, 反而信谗疏远, 屈原心中有怨;对楚王的昏庸, 《离骚》中“世溷浊而嫉贤兮, 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 哲王又不悟”一句, 正深刻地反映了楚国政治环境;看着楚国一天天地倒向秦国, 屈原在《抽思》中说“悲秋风之动容兮, 何回极之浮浮”, “昔君与我诚言兮, 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 反既有此他志”, 屈原责备怀王太叫他失望。
屈原理想的君主政治人格, 是希望楚王能像三王五伯那样做自己整顿吏制、救济民生、实现“美政”理想的坚强后盾。然而现实的楚王与屈原理想的君主政治人格之间相差太远。他寄予厚望的楚怀王却是“交不忠”、“期不信”、“曰黄昏以为期”而“中道改路”、“后悔遁而有他”的一个为“君子所鄙”的人。可以说, 楚怀王的昏庸阻断了屈原实现美政理想的道路, 给屈原的人生命运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灰色。但屈原的追求不能让他以智从庸!
二是正和邪。这是屈原和楚国奸小之间的矛盾, 是屈原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环境发生的尖锐对立与严重冲突。这种矛盾不可调和。
当时, 楚国的贵族政治日趋腐化, 楚国王室“专淫逸侈靡, 不顾国政”, 权贵们沆瀣一气, 党同伐异, 出现了“众踥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的局面。上官大夫、郑袖等人嫉贤妒能, 频繁搬弄是非, 使屈原被疏远, 被放逐。屈原处在奸党的围攻之中, 四面受敌, 势单力薄, 处境艰难。但他并没有低头屈服, 屈原愤怒控诉了贵族当权派的无耻:“燕雀乌鹊, 巢堂坛兮, 露申辛夷, 死林薄兮。腥臊并御, 芳不得薄兮。阴阳易位, 时不当兮”,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 凭不厌乎求索”。他痛斥他们黑白不分, 是非颠倒:“玄文幽处兮, 蒙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 瞽以为无明。变白而为黑兮, 倒上以为下;凤皇在兮, 鸡雉翔舞。”他指斥他们将要把国家弄到濒于危亡的地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 路幽昧以险隘。”
可以说, 楚国奸小的无耻阻碍了屈原美政理想的步伐, 给屈原的人生命运又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但屈原的独立人格让他无法以正屈邪!
三是希望与绝望。这是屈原一生政治理想和楚国终极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直接导致了屈原对楚国的绝望, 以及政治理想的彻底破灭。
如果还原历史, 当时的情形应该是这样的:楚顷襄王二十一年 (公元前278年) 夏历五月五日, 进人垂暮之年的屈原, 颜色憔悴, 形容枯槁, 披头散发, 在汨罗江畔的长堤上行吟, 嘴里叨念着:举世皆浊啊, 而我独清;众人皆醉啊, 而我独醒。这时, 一群逃难百姓涌来, 难民伏地哀哭:秦兵挥师直逼郢都城下。楚国君臣仓皇逃走, 将士纷纷奔城而去。秦军冲入郢都, 已将秦国国旗高高插在郢都城楼。听此消息, 屈原他顿足捶胸, 大呼羞对先公, 愧对后人。屈原的心碎了, 他疯狂地跑到一座颓废的楚王庙里, 把一个个木偶神像掼在地上。然后神志恍惚, 并咬牙切齿地诅咒着:楚虽三户, 亡秦必楚!跑到沉沙港口一株树下, 他抱起一块岩石, 纵身一跃跳进了汨罗江。
屈原的人格追求依赖于他的美政追求, 而美政追求又依赖于楚国的存在, 即使楚国千疮百孔, 即使楚国岌岌可危, 他也不离不弃。可刚烈的屈原遇到了昏庸的楚王, 正直的屈原遇到了嫉贤妒能的楚国肖小。如果前两组矛盾还不足以毁灭屈原, 可如今楚国灭亡了, 屈原的人格追求和美政理想彻底失去了价值实现的载体。人格的独立与不屈, 无法让他选择苟且地活着;理想的破灭, 让他觉得生命也失去了意义。此时, 早已不堪重负的心灵终于在刹那间轰然碎裂, 带着撕心裂肺的痛, 屈原选择了投江。这一刻, 屈原选择的也许是让自己的美政理想和高尚人格成为永远的定格而不是放弃!
歌德在其《歌德谈话录》中说:“在艺术和诗里, 人格就是一切。”从根本而言, 屈原投江, 不是为君尽忠, 也不是以死抗恶, 而是“殉道”!这个“道”, 是国家!是理想!是人格!
所以, 屈原之殇, 不是“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的愤恨, 也不是“伏清白以死直”的愚忠, 而是对现实政治环境的彻底失望, 是对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痛彻心肺。屈原的悲剧, 不是个体的悲剧, 而是当时楚国政治环境的悲剧, 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悲剧!
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另类解读 篇8
关键词：奥林匹克,另类,解读
1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西方化是最大的不公正
今天的奥林匹克运动凭借着庞大的媒介传播着西方体育的价值观念,呈现出一种欧美中心主义倾向,对世界各地的体育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遴选制度、举办城市的选择、在内容和项目上的设置、比赛的规则等都存在着严重的排他利己性,这种帝国式的侵略已经深深地影响着奥林匹克运动自身的发展。据有关研究结果显示:到2008年29届北京奥运会为止,有3届因战争未举行,其中有15届在欧洲举行,6届在美洲举行,2届在澳洲举行,在亚洲才举行3届,这意味着有23届是在西方国家举行,占92%;在悉尼奥运会上所设28个大项300个小项中,东方特色项目可谓凤毛麟角,仅有柔道、跆拳道等极个别的项目外,其余均为西方运动项目;参与奥运会的10651名运动员中,其中近一半的运动员来自欧洲(49.6%),发展中国家实际参与状况远不能令人满意;奥林匹克决策层由西方人士主导,在国际奥委会当前的123名委员中,52.6%的委员来自欧美国家;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成员中,只有极少数人来自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数据只说明了一个问题,体育全球化只是单纯意义上的西方体育全球化,东方体育项目如果要进入奥运会,必须经过西方主义改良,经过西方认同,能否进入奥运会还不能最终确定,我们中国武术没有进入奥运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现阶段奥委会的西方化现状是奥林匹克运动最大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已引起国际奥委会的高度重视。为了消除这种不公正,认同和团结世界各民族文化,奥林匹克发展的主要目标便是融合和吸纳多元文化。在2000年的论坛上讨论这一问题时,论坛呼吁国际奥委会防止文化的单一化。随后,旨在推动改革的“国际奥委会2000委员会”更是强调指出:“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对普遍性的推崇绝不意味着标准化和现代化,或文化的单一化,更非欧洲化和西方化。”在考虑文化的多样性时,吸纳和融合东方文化应成为历史的必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使以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奥林匹克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强化,那就必然要使奥林匹克文化多元化,东、西方文化大融合。然而,这一思想得到多年的论证后,最终验证:这只是某些学者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就连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并经过西方化的竞技武术的入奥之路也布满荆棘,充满坎坷,入奥问题遥遥无期。
2 奥林匹克运动的竞技性带给人终生的痛
在当今,竞技体育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竞赛水平日益精彩,我们不断地取得进步,不断地打破世界记录,人们不断地喝彩,我们被眼前的繁荣景象所迷惑,我们被奥林匹克运动所吸引。然而,在这种表象之下,你是否知道人们为此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这种代价正在蚕食着竞技体育发展的生命线。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功,对理性的推崇又具体演化为对科学的迷信并进而演化为对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迷信。表现出理性化、职业化、量化、记录化、参与机会平等、自由、科学化等现代性特征的奥林匹克运动,也以势不可挡的潮流成为世界体育的主体。在体育比赛中,运动员跑得越来越快,跳得越来越高,动作越来越难,最直接的导致便是退赛的越来越多,伤痛越来越多,不幸猝死的和终身瘫痪的也越来越多。
奥林匹克运动带给了运动员因竞技致伤致残永远的痛。飞人刘翔因不堪“阿喀琉斯之踵”的重负而伤别红色冠军跑道;桑兰等因竞技体操而落下终身轮椅;特殊项目对运动员的特殊要求致使许多运动员男性女性化或女性男性化的现象普遍存在,而在他们退役之后将伴随他们终身;又或某某球员又因绿茵场经抢救无效而猝死等等。一个又一个不幸的报道总是时不时的出现,给竞技体育的发展蒙上了阴影。试问在远离投掷狩猎、茹毛饮血古代的今天,全球究竟有几人在为金牌而天天掷链球、练举重或投标枪等等而把自己的身体养的肥肥壮壮的,又有多少人为了竞技体育而保持瘦小体型因此挨饿呢?这些项目都是对身体的极度摧残,它违背了人体自然的生长发育规律,为了某一特定的竞技项目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为代价,从而获得与竞技项目而相适应的身体条件。奥林匹克运动能否让运动员们自然生息,能否回归“公平竞争”、“人人平等”、“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在于参与”的最为核心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呢?这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理想中最为朴素的思想之一,更是实现人的本质和尊严权利的途径之一。
3 奥林匹克运动的商业化给奥运会的公平、公正、合理等思想体系蒙上了阴影
当人类在竞技赛场上不断实现着光荣与梦想的同时,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和事件却总是纠缠着奥林匹克运动,如战争、宗教的毁灭与破坏、政治的阻扰、权力的斗争以及特权和腐败等都侵蚀着奥林匹克运动。同时,运动员在巨额的经济利益面前,兴奋剂和假球、黑哨,是体育运动竞技本质的异化,它给奥运会的公平、公正、合理等思想体系蒙上了阴影。
3.1 奥林匹克运动的兴奋剂是屡禁不止的丑闻
奥林匹克宪章中规定:“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其思想内核是体现美、公平、公正、拚搏、团结、和谐与尊严的道德理念。“奥林匹克主义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的生活方式。”然而,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最前沿最尖端的科学技术被应用于赛场的奥林匹克竞技场,它能辅助运动员一次次突破人体的极限,最终站到最高的领奖台。因此,运动员在道德、健康和金钱、名誉的天平上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兴奋剂,兴奋剂是商业化刺激的副产品,是攀附在奥运会上的一大毒瘤,是体育运动竞技本质的异化。兴奋剂的滥用,我们且不说它长期服药使得许多运动员在退役后饱受后遗症的折磨,其中大多数都患有肝脏和肾脏感染、生育障碍以及慢性疼痛;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公平性,蚕食了奥林匹克运动安身立命的基石。
充斥着兴奋剂的奥林匹克比赛,只有运动成绩的提高,而无体育运动的发展,必将使体育陷入无发展的虚假繁荣的泥坑,使奥林匹克运动运面临着毁灭。虽然各国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加大了对兴奋剂的监测力度,但是,人类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在科技进步的掩护下,兴奋剂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伤害着人们的心灵,冲击着公平、公正、拚搏的道德伦理,追求一种虚伪、人性沦落、急功近利的人生价值,越来越多运动员在这种功利主义色彩十分浓厚的价值取向影响下,迷失自我,道德失范,奥林匹克运动正面临着灵与肉的博弈。兴奋剂问题使奥林匹克运动已经出现被异化的危险,如果人类无法控制兴奋剂这个恶魔,奥林匹克精神将被抛弃,奥林匹克运动将重蹈覆辙,走向衰败。这正如王岗教授所说的:兴奋剂不仅异化了服用者的肉体,更加麻木了他们的精神,它是一株妍丽的、有毒的花草,我们被它吸引了视线,我们迷失了自己,也最终辜负了体育。
3.2 腐败、黑哨、假球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隐性阻力
但随着奥林匹克商业化的过度发展,奥林匹克更像是个诱人的大蛋糕,成为一个谋取利益的工具。虽然,仍有许多人痴心不改地致力于奥林匹克理想的追求和世界良好秩序的建构,但更多的人转向了对奥林匹克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的探求。奥林匹克运动上至国际奥委会,下至运动员,腐败问题都在侵蚀着奥林匹克事业。在著名的盐湖城丑闻中,涉嫌受贿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有24名之多。而詹宁斯在他的《五环贵族》一书中记载了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活动,他指责一些委员“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收礼和乘飞机周游世界,他们夏季想去哪里度假,就把选票投到哪里”。他还指责某些委员在投票表决奥运会举办城市时,“明目张胆地受贿和搞欺诈”。此外,裁判员受贿的恶劣行径也在流行,导致一些素质不高、道德低下的裁判员“打黑分”的现象愈演愈烈,奥运赛场上假球、黑哨、赌球早已老生常谈。体育赛场上屡屡出现的违反体育道德的事情,无一不与过度的商业化和经济利益有关,它影响的不仅仅是几场比赛和几个人,而是对奥林匹克精神和理想的玷污、亵渎和背叛,是对奥林匹克事业的致命打击。这些腐败行为不仅玷污了崇高的奥林匹克精神,而且严重损害了奥林匹克运动的魅力和形象,限制了运动自身的发展。
奥林匹克运动作为复归人类本真状态的一种方式曾如此地为人们所推崇,以至于人们将它作为高于社会现实的一种理想而孜孜以求。它纯洁、神圣、崇高的目标曾给人以期许—————奥林匹克要使人在存在论意义上成为其本身,并进而推动社会与人类的共同发展。但是,奥林匹克在其发展过程中,它运用一种商业或者就是商业化的方式来处理它的奥林匹克“财产”,他们把奥林匹克主义“出卖”给了媒介和商业利益。奥林匹克的过度商业化使奥运会这个人类的理想之舟有可能失去控制,从而成为了奥林匹克发展的隐性阻力,同时也因背离它的理想而失去它的纯洁性。如果这样,它存在的价值将引起人们的怀疑。
4 结语
诞生于西方文化襁褓中的竞技体育已经成为了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文化体系,它表达了人们通过竞技运动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世界和平和各民族间的互相理解的渴望,对团结的向往,对体育道德的推崇。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人们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不公正和它的负面影响因素认识的同时,也被越来越多的被穿上了商业化的外衣,在科技理性的牵引下离人性渐行渐远。我们今天需要重新评估它的价值,重新阐释它对体育的影响,从而使体育更加贴近人性,更能表现出人类最原始、最本质的力量,人类自身的价值与尊严。通过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的另类阐释为人类大众提供一种崭新的生活信念,回归体育本来的价值与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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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解读 篇9
一
影片叙事方式打乱以往好莱坞线形叙事模式, 而采用闪回以及碎片式的片段组合将撒切尔夫人的11年英国首相生涯以及对丈夫的爱恋在这短短的1小时44分钟中细致入微地展现出来。例如耄耋之年的撒切尔夫人在为自己的自传签名时, 她的脑海浮现出自己的少年时光, 影片开始切入自己的青年时代, 因自己是“开杂货铺的女儿”所以经常受外人的讥笑,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并努力考取了牛津大学等情节, 使观众开始随着撒切尔夫人历历在目的往事慢慢认识这位骨子里就透露着倔强、不服输气质的女人, 也为以后在她要改变自己政党和国家的伟大政治抱负做了铺垫。幻觉时时刻刻缠绕着年老的撒切尔夫人, 她一直觉得早已故亡的丈夫仍然活在自己身边, 无论是在吃早餐还是在看报纸, 撒切尔夫人都与丈夫丹尼斯在一起, 他们交谈着, 甚至还在一起跳舞, 撒切尔的一举一动都能够表现其对丈夫无尽的相思和亏欠之情, 由于年轻时只顾自己的政治理想, 撒切尔夫人舍弃了“小家”而顾全了“大家”, 没有时间为家人做精致的早餐等女人应该做的家务活, 在家人眼中她是个十足冷漠自私没有尽到应尽职责的母亲、妻子, 她把自己有限的经历都奉献给这个国家, 她把自己的信仰定位在维护英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和提高英国的国际地位, 外人看来她是风光无限、刚直不阿的铁娘子, 或许是老年的孤单寂寞撒切尔夫人反思自己的人生发现自己对家人的亏欠太多, 她陷入深深的自责中无法自拔以至于后半生残弱不堪。诚然, 撒切尔夫人作为一个妻子, 一位母亲并没有恪尽职守, 但她却成就了英国辉煌的历史, 那一时期国家经济复苏, 文化繁荣, 国际地位提高。但有谁能了解到现在的现实生活中退出政坛后的那个女人呢?现在的她丝毫看不出其从政时的威严, 像普通老太太一样脆弱得不堪一击, 患有轻度老年痴呆症的她甚至要靠幻觉来度过余生。上天给了她最好的人生, 实现了她的终极梦想, 成为创造了蝉联三届, 任期长达11年之久以及在英国自丘吉尔之后最具影响力的女首相。谁也没有想到能与美国总统里根一同改变世界冷战格局的人物, 却给了她最坏的结局, 孤苦伶仃, 形单影只, 据英国媒体报道她过生日只收到几张贺卡。
如果说影片的叙事方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那么叙事结构的巧妙编织则更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铁娘子》大体上分为少年时代、中年时代、老年时代三个板块, 少年时代属于“过去”视角, 老年时代属于“现代”视角, 中年时代则既承担着“过去”视角, 又体现着“现在”视角, 而整部影片是老年、少年、中年交错的叙事结构, 体现出撒切尔夫人复杂纷繁的漫长人生之路, 保证了内容的充实与平衡。这些板块之间的跳切由剪辑点的巧妙连接, 使时空的转换跳切不会太突然而造成观众欣赏的障碍, 如影片中现在的撒切尔夫人在看到因恐怖分析袭击而造成的人员伤亡心痛不已时, 于是决定参与政客们晚餐的讨论会, 她此时握住门把手打开门后这一动作剪辑点却成了少年时代的玛格丽特, 那是他第一次参加这种正式晚宴, 面对摆在面前种种礼节的困惑正是丹尼斯帮她消解了尴尬场面, 后玛格丽特在宴席中大胆说出自己的看法, 也让他们萌生爱意。
还有, 影片从女性视角来看当时的英国政坛, 使影片无不体现出女权批判意识的理念。以撒切尔夫人的主观镜头对英国政坛的种种事件带有感情化、个人化色彩。在工党与保守党的激烈争夺中她没有被工党咄咄逼人的指责低头, 当时身为教育大臣的撒切尔夫人勇于面对这些指责和非难, 毫不怯懦地提出自己的改革方式, 完全忘记自己是个女人。一个女人不仅要在男人的世界里生存, 而且还要得到他们的信服和尊敬谈何容易。所以我们看出, 撒切尔夫人, 点燃了多少少女的生命之光——寻找自我, 做自己想做的, 走自己的路, 正如影片中的台词“如果你想改变一个政党, 领到它;如果你想改变一个国家, 领到它。”让我们对撒切尔夫人的伟大信仰产生由衷的敬佩。
二
影片中正是叙事策略上的革新而引起电影语言上的变革, 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一致。
长镜头在《铁娘子》中的使用使影片抒情意味极其浓郁, 让我们细细品味撒切尔夫人事业上的辉煌和生活中的忧郁之间强烈反差对其造成的巨大冲击力。如影片开头撒切尔夫人打开衣柜抖落丹尼斯套装上的灰尘, 细心珍藏丈夫的遗物并按其生前的摆设保存着, 仿佛在等待丈夫的归来再为他重新穿戴整齐, 长镜头真实再现了这一场景, 把撒切尔夫人对丈夫无比感激包含歉意的爱情完整的呈现在大家面前, 平静的长镜头下蕴藏着撒切尔矛盾动荡的心情。还有一处长镜头的使用, 那就是在少女时代初涉政坛的玛格丽特失去议员一职后, 失落地坐在大厅中, 这时丹尼斯来安慰她, 他们围坐在一个圆桌上促膝长谈, 突然丹尼斯向她求婚, 玛格丽特面对这突来的爱情欣然接受了他的请求。这也是一种真实记录的方式, 在节奏缓慢的镜头中潜藏着两人真挚热烈的爱情, 颇富张力。
《铁娘子》中声画对列手法的巧妙使用赋予了影片浓重的主观性和诗意色彩。老年撒切尔夫人听到自己的行程安排中有一场美国著名音乐家的音乐会而且节目非常精彩, 此时撒切尔夫人站在窗前紧闭双眼陶醉在她与丹尼斯第一次听音乐会的音乐中, 伴着他们爱情的乐章撒切尔夫人手舞足蹈地跳起来。这是撒切尔夫人感情细腻重视爱情的真实写照, 也突出晚年生活是如此的寂寞与孤单。
总之, 《铁娘子》以撒切尔夫人的视角为切入点, 用另类叙事策略和精致的视听语言, 一改往日我们印象中雷厉风行的“铁娘子”形象, 更多地展现撒切尔夫人作为一个普通女人温情悲苦的一面, 从更人性化的角度展现给我们一个可触可感真实的铁娘子。
摘要：本文主要从用另类叙事策略和精致的视听语言方面出发, 展现撒切尔夫人作为一个普通女人温情悲苦的一面, 从更人性化的角度展现给我们一个可触可感真实的铁娘子。
另类解读 篇10
《地震中的父与子》讲述的是, 1989年, 美国洛杉矶发生大地震, 一位年轻的父亲安顿好受伤的妻子后, 冲向他七岁儿子的学校, 坚持不懈地对倒塌的房屋进行挖掘, 历经38小时后, 终于营救出了自己的儿子及他的同学。
查阅对此文的解读的资料, 基本上都把主题解读为“亲情”或者“父爱”, 因为“亲情”“父爱”, 所以让年轻的父亲能坚持不懈, 成功营救自己的孩子及其他的孩子, 颂扬“亲情”“父爱”之伟大。
如果据此解读, 让人感到难堪的是, 最后有14位孩子在里面, 被一并解救出来。那么, 其他13位孩子的父亲就没有亲情, 没有父爱?从逻辑的角度来说, 父爱是一个集合性概念, 是所有雄性所具有的一种附带着强烈责任的情感, 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的责任, 在两代人相互交流过程中所形成的无利益交换的情感, 这个概念适用于一个群体。
我们看看其他父母的表现:“就在他清理挖掘时, 不断有孩子的父母急匆匆地赶来。看到这片废墟, 他们痛哭并大喊:‘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哭喊过后, 便绝望地离开了。”这里面有一个词“绝望”, 这些父母是在绝望的情况下离开的, 并不是没有父爱或者没有亲情。可是, 我们把文本解读为父爱时, 指向的是“年轻的父亲”, 因为在文中, 他是成功者, 成功地发现了还有14名孩子活着。这样, 在逻辑上就存在着一个悖论, “年轻的父亲”是一个个体, 即逻辑上的“特指”, 用一个特指来肯定性地论证集合概念“父爱”时, 文中还存在着一个小的群体──13名其他孩子的父亲, 这13名孩子的父亲在当时没坚持挖掘, 让人感觉“年轻的父亲”比这13个孩子的父亲伟大, 即作为“特指”否定“泛指”, 通俗点就是“年轻的父亲”有着“父爱”, 其他的父亲没有;同理, 也不能在13位孩子的父亲缺席的情况下来用个例来证明集合性概念“父爱”的伟大。
用“父爱”或者“亲情”来解读文本, 则会陷入这样一种境地:面对这伟大的父爱或亲情, 救火队长是无情的, 警察是无情的, “人们都摇头叹息着走开了”中的“人们”是无情的。这里的“人们”在这场灾难中, 更多地表现为“人道主义精神”, 这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互相救助的一种无私的情感。“人道主义精神”, 在社会学上来说, 更具有社会属性, 更值得我们去弘扬, 特别是在危难之际, 人类需要那种超越亲情、超越种族、超越国界的援助。我们在生活中, 如果遇到落水儿童被父亲救起, 旁人只会感到庆幸与心安, 而被旁人救起, 则会受到民众的普遍赞扬。在肯定“亲情”或者“父爱”时, 让人们感觉在进行无偿援助时所显示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伟大, 显然不妥。
那本文的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再细细读文本:“他猛地想起自己常对儿子说的一句话:‘不论发生了什么, 我总会跟你在一起!’”这里清晰地表达了年轻的父亲之所以展开营救, 是因为对儿子作出过承诺, 也正因为这个承诺, “他坚定地站起身”。同时, 文中有这样一句:“然而这位父亲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儿子在等着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因为他知道儿子对他的期待, 这种期待是建立在父亲对儿子的许诺之上的。在儿子被发现后, 儿子说:“不!爸爸。先让我的同学出去吧!我知道你会跟我在一起, 我不怕。不论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你总会跟我在一起。”儿子不怕, 他相信父亲会守候在他身边, 儿子对父亲的信任源于平时父亲对承诺的兑现。因此, 笔者个人认为, 应该把“承诺”作为本文思想内涵的教学目标, 用一句时髦的话“不抛弃, 不放弃”, 用一句我们的俗语“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用本文中的话“无论发生什么, 我总会跟你在一起”, 这样解读, 笔者认为, 就不会有前面的感情和逻辑的冲突。
“承诺”, 是以口头形式对他人应承某个事务, 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它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 可以是丈夫对妻子的承诺, 可以是朋友对朋友的承诺, 也可以是父亲对儿子的承诺……而“亲情”, 特别是“父爱”“母爱”, 这是整个动物界都具备的, 或许上帝是为了让每个种族得以延续而存在于基因之中, 正如我们的课本中有《麻雀》《母爱》, 也有《斑羚飞渡》, 都讲述的是在动物身上展示的上一代对下一代无私的奉献。与“人道主义精神”相似, “承诺”也具备着社会属性, 是人在后天中不断受到教化与熏陶才形成的, 是一种责任, 在道德上具备一定的约束力。在《地震中的父与子》的教学中, 对学生进行“承诺”教育, 让学生懂得履行“承诺”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会赢得他人的信任, 这份信任在关键之时会闪烁奇迹的光芒。
希腊债务危机的另类解读 篇11
《新闻报》评论：“贿赂根植于希腊社会。”2009年，该国用于行贿的“黑金”数额超过了150亿欧元，占当年GDP的4.43％人均1355欧元。
而恰恰是这么一个国民“富裕”到可以拿出1820的收入去行贿的国家，自己却负债累累。2009年10月初，雅典政府突然宣布，2009年度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预计分别将达12.7％和113％，远远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而此时该国的负债总额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3000亿欧元，其中70％是外债。如果不能在2010年内筹集到540亿欧元以上的资金，希腊就将陷入彻底的国家破产。
雅典政局动荡，政府拍着胸脯保证一年内可以减少145亿美元的赤字，借此兜售其新一期国债，指望借新债来还老债。欧元在希腊的拖累下一路走低，德法等欧盟主要国家却不敢下定决心立即营救希腊，因为政府赤字占GDP的10.75％的爱尔兰、占10％的西班牙也坐在火山口上……
主权国家因负债过多宣布财政破产，过去似乎只会发生在奥斯曼土耳其(1875年)、多米尼加(1905年)之类“政制不良”的国家身上。但最近十余年来，先有阿根廷事实上的国家破产(2001年)，后有全国银行大破产、民众公投拒绝偿债的冰岛(2008年)，最新这一出还是发生在希腊，在大半个西方世界的精神故园、文艺复兴以来全部现代精神的发源地……
信用(Credit)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的支柱、进而带动起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显然是纸币产生之后的事，更准确地说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事。冯克利先生考证说，信用涉及对未来的管理。到了启蒙之后，“神权还俗”，现代人自己站起来了，才开始大起胆子扳动信用杠杆，以尚未兑现的预期收益(未来)作抵押，换取当前的消费与投资。特别是在洛克的《政府论》之后，自由世界已经没有人担心政府会赖账了——政府本身似乎只是摄行民权的工具，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于是自下而上，大肆举债，信心满满地拿未来做赌本。
直到怀疑论巨擘休谟在名篇《论公债》中点出“国家破产”的可能性：发行公债必然引起粮食和劳动价格的上升，举借公债要支付利息从而加重国民的负担，同时还使得债券持有人坐享其利、养成以利息维持生活的惰性。而作为发行公债的最终基础，人的信用或者说以理性掌控未来的能力基本上是起伏不定的，作为拟人化存在的国家甚至可以借“主动破产”来逃避偿付公债，让自由在无序中重生。所以，“国家如果不消灭公债，公债必然消灭国家”。
欧洲货币联盟(EMU)让希腊享受几乎与德国相同的借贷成本，该国能够以远低于正常水平的利率借债。但雅典政府不是利用这一契机清偿债务或重新调整经济，取而代之的却是浪费和更加不负责任的财政行为，甚至在经济繁荣的波峰还在用高达GDP5％的惊人财政赤字运作。小民敢每年拿出1355欧元的收入去行贿，国家就敢欠着3000亿欧元的巨债还继续借新债。
霍布斯说现代政制是“人造之人”，自然会染上现代人目空一切的毛病。至于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人性贪婪”，则不免失之粗鄙。窃以为只怕还需要点古人的节制精神。“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一致性和协调”(《理想国》)，它全然不同于任意扳动信用杠杆的那类“豪情”。
引一段本文作者最喜欢的卡尔·施米特：“更为确切的说法是，政治始终是一个谜；经济则是个政治物，并且由此才成为一个谜。因此，认为用经济权衡的手段来获得的政治地位在本质上是非斗争性的，肯定错了。”信用泡沫破裂，首先是以政客乃至政治制度本身的自我膨胀和对未来的期待过高为渊源的，这就需要重新评估何谓“全体的最大幸福”，即政制目标。
另类解读 篇12
一、教师权威的内涵界定
雅斯贝尔斯在他的《生存哲学》一书中给权威下了一个描述性的定义:“权威是这样一种真理形态, 在这种形态中, 真理既不仅仅是普遍知识, 也不仅仅是外来的命令和要求, 也不仅仅是关于一个整体的概念, 而倒同时是它们三者。而且因此, 权威固然是外面来的要求和强制, 但它同时又是从内心里说的话。”[1]他强调, 权威是与真理相关联着的, 是通向真理的康庄大道, 而且在他看来, 权威的真实意义在于个人内在的精神力量, 而不仅仅是一个人所掌握的知识的多寡, 抑或是来自外部的强制力量。正像他在《什么是教育》中说的那样:“真正的权威来自于内在的精神力量, 一旦这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消失, 外在的权威也随之逝去。”[2]雅斯贝尔斯不仅注重的是权威的精神性、内在性, 而且把权威置于人类生存的历史性当中去体认。他饱含哲理地说:“权威是随着历史而成长起来的。权威并不是有意而为之的事情, 它只能从传承的深度去发现和更新自己的形象, 只能从当下的本源中去重新认识其不断变化的内容。”[2]权威具有历史性, 它有一个传承的过程。人们只有沉入历史性当中去, 在人类创造的优秀伟大而又经久不衰的文化遗产中陶冶自己、认识自己、改变自己。
在这种前提下, 教师的权威是不与专制、强权挂钩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教师的权威就是社会赋予教师管理、支配学生的一种正当的权力, 更不能滥用此权力去试图控制学生的思想与行为, 使学生像温顺的羔羊一般绝对服从自己的意志和安排。雅斯贝尔斯在《生存哲学》中谈道:“当我只做到了不假思考的服从而不是对权威深深敬佩时, 它就成了假的。”[1]然则赫尔巴特认为, 学生的身心发展完全依赖于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精心组织和对教学方式的精心选择, 教师应该在教学中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 在学生心目中享有崇高的权威, 这是一个不需论证的教育前提。实际上,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教师本位主义异化的表现。荀况更甚, 他把教师提到与天地、祖宗并列的地位。在教师与学生之间, 他片面强调学生对教师的服从, 主张“师云亦云” (《荀子·修身》) , 甚至认为:“言而不称师, 谓之畔;教而不称师, 谓之倍。倍畔之人, 明君不内, 朝士大夫遇诸途不与言。” (《荀子·大略》)
赫尔巴特与荀况都犯了绝对化的毛病, 完全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和独创性, 教师高高在上, 学生只是教师的附庸, 没有任何独立与自由。师生之间存在着等级制度带来的严重裂痕, 因而也就无法达到心灵的交流与对话。显然, 这不是雅斯贝尔斯所倡导的“灵魂”之教育。
二、教师权威必要性的体认
雅斯贝尔斯没有直接论证教师权威存在的必要性, 但他以其独特的哲学视角向我们阐释了权威存在的必然性。他说, “没有权威, 团体生活、共同的精神、国民教育、军事秩序、国家与法律效用都是不可能的。因此, 权威的产生是必然的, 丧失权威就将导致人的贬值, 以及通过残酷的暴政实行强制秩序。”[2]人生于世, 必定处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群体生活中, 为了人们正常生活的顺利有序进行, 必有一个大家都认可并自愿服从的社会准则或团体纪律, 这些准则和纪律已经赢得了人心, 人们无条件地自觉遵从, 把它们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标杆。这些就是雅氏所讲的权威, 它不带有强迫性, 也不是强行限制人们的自由;相反, 人们在这些权威中自由地抉择, 自由地生活。因此他指出:“人不可能孤立地生活在世界上, 但是在团体中必有一个连系团体、大家所公认的权威存在, 单个人会无意识地追随权威, 却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自由。”[2]它给人们的生活以真实性和绝对性的意义和价值。一旦脱离了权威, 或者超然于权威之外, 人们只能立足于虚无之境。“人只有选择自己所意愿的某种权威的自由, 也就是说, 他拥有选择其生活基础内涵的自由。”[2]
简而言之, 权威是客观存在的,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权威当中, “权威就像人们所呼吸的空气, 不可缺少”。[2]然而具体到学校教育场域中, 教师权威存在的必要性又如何理解呢?
从宏观角度看, 教师权威是学校教学秩序得以保证的关键因素, 集中体现了学校教育的权威。学校作为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未来人的社会机构, 其所进行的这一特殊活动主要发生在师生之间。而教师权威的缺席会在师生之间无形地划出一道鸿沟, 使得教育教学的过程难以顺利进行, 教育教学的目的也难以圆满完成。按照雅斯贝尔斯的权威理论, 师生以学校为基地过着一种团体的教育生活, 在这种团体生活中, 必然会存在着某种权威以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反之, 缺少这个权威就无法构成学校的团体生活, 更别谈教书育人了。这个权威正是集中体现学校教育权威的教师权威。而涂尔干所强调的教师权威主要是针对儿童教育, 而且其范围仅仅局限于道德教育。但从他的理论至少可以看出教师权威在基础教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我国教师权威的弱化主要也就表现在基础教育领域, 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们的警醒与重视。
从微观角度看, 教师作为课堂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必然借由一定的权威来实施教学, 且此权威不但不会影响学生主体性的发挥, 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学生的主体性的合理、全面的发挥。雅斯贝尔斯认为, 真正的权威在人的内心里, 是渗透到灵魂深处的。学生作为一个个体人, 其生命历程总是始于他们“生存的有限性”, 如若将这一有限性扩而大之、充而盈之, 则必须借助教师权威的力量。没有教师的细心引导、耐心讲解, 即便再勤勉聪颖的学生在其学业道路上也只能步履维艰, 事倍功半。这是由权威的历史性和传承性决定的, 每一个体都必须尊重这一规律和要求。
在当下如火如荼的教育改革中, 教师的权威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人们对教师权威的认识和理解也是众说纷纭。雅斯贝尔斯立足于存在主义哲学基础提出的权威观或许能给那些迷茫的人们以醍醐灌顶般的启示:本真的教师权威存在于学生的内心中。它与民主、自由相关, 而不意味着强权与专制;它具有历史生成性;它是维持正常教学秩序, 保证学校教育质量, 促进学生自由发展的必要手段。一句话, 中小学教师的权威不可丢, 而应加以保护和倡导。
参考文献
[1][4]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36,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