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的另类反思

西学东渐的另类反思（共7篇）

西学东渐的另类反思 篇1

摘要：影视化是传统戏曲文化现代传播的有效手段之一。台湾传统布袋戏依托布袋戏影视作品的创作实现当代影响力的拓展。在台湾电视布袋戏发展史上,昙花一现的节目“阿忠布袋戏”折射出当下传统艺术创新与传播命运:传统艺术只有关注当下,并且保持形式与内容的持续融合与突破,使其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股特别的观照力量,不仅愉悦受众,也针砭时弊,才能够与时俱进,焕发生命力。

关键词：电视布袋戏,传统戏曲,创新,困境

电视布袋戏是传统艺术与现代传播技术结合的典型样态。布袋戏也称掌中戏、手指花,是依靠人的手部动作,特别是手指的精细化操作完成的戏偶表演。我国闽南地区与台湾地区均是重要的布袋戏文化流行区。在台湾,布袋戏与现代传播理念融合得更为充分,节目形态也更多元。

一、“阿忠布袋戏”的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湾电视布袋戏大多以武侠布袋戏影剧为主,普遍采用去戏台化、运用拟实景拍摄,并使用电脑特技进行后制。但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出现的风靡一时的“阿忠布袋戏”,却是以传统布袋戏表演形态为主,演绎具有颇具现代感的幽默电视小品,让布袋戏表演综艺化。

“阿忠”即陈汉忠,台湾人,出生于1975年,自幼拜台湾布袋戏表演大师“西螺新兴阁”的钟任壁为师。学成后,他成立“阿忠艺合团”,开始尝试社区及庙会等常规演出市场之外的舞台,成为台湾第一位常驻酒吧的布袋戏演师。他的戏偶不仅有“人”也有“怪”,不仅有古装扮相也有现代时装,不但能演传统戏码还经常搬演时事名人模仿秀、讲笑话调侃现实生活。他的表演形式开始不被看好,但很快获得酒吧观众认同,从暖场节目变为主秀[1]。其独特表演形式得到台湾著名综艺节目主持人吴宗宪赏识,获邀到台视《综艺旗舰》栏目表演。后适逢纬来电视台开设“电视笑话冠军”竞赛,阿忠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冠军。[2]2001年卫视中文台为其开辟时长30分钟的专栏节目《阿忠布袋戏》,并将原本收视率不俗的《电玩大观园》节目时间后移,让出周日晚间八点的黄金时段。[3]与娱乐节目的合作使得阿忠声名大噪,也坚定了其“娱乐至死”的表演风格。

2003年7月纬来综合台播出《阿忠布袋戏特辑》,创下全省0.9的收视率,名列当时“有线电视前40名排行榜”前茅。于是纬来“趁热打铁”为阿忠开辟带状节目,每日播出30分钟。[4]由于连续播出消耗大量的剧本,阿忠深感吃力,后改为周六、周日的小带状节目,再到后来改周日播出一小时。

2004年8月因为“阿忠工作量太大,编剧也面临突破阶段,他想暂时休息”,纬来的《阿忠布袋戏》停播。但中视的《综艺大哥大》及长荣航空仍保留其节目。[5]不久,《阿忠布袋戏》淡出电视荧幕,而阿忠本人也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较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二、节目特色

台湾电视布袋戏制作注重演出视觉效果,加大戏偶、灯光音效、爆破拟真等元素运用自如,出色的影视后期制作技术更是弥补了传统布袋戏表演的缺陷。缺失这些元素的阿忠布袋戏却通过“综艺化”的尝试获得青睐。

(一)定位:小形制的娱乐脱口秀

“阿忠布袋戏”保留传统布袋戏表演的戏台设计,镜头中多以全景方式展示布偶戏台,演出戏偶“个头”参照传统戏偶,以单人双手操作双偶进行表演。

“阿忠布袋戏”是短节目,与其成名于酒吧不无关系。刚开始它是暖场节目,演出时间短,表演讲究程式与精细技巧的经典布袋戏很难调动观众的热情。出入酒吧的年轻人往往追新求奇,当传统的布袋戏表演和前卫的话题评论碰撞一起,很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夸张的动作混搭了不长不短的笑话,夹杂着对时事、时人的调侃,阿忠布袋戏轻松应和了“全民娱乐”的时代精神。

阿忠对“说”的重视可以说是对传统表演的回归。传统布袋戏演出极为倚重口白,口白不仅直接点明演出主旨、教育民众,更是推动剧情发展重要因素。阿忠布袋戏表演并非传统戏码,而是源于现实题材的生活化“脱口秀”。其节目“笑果”并不全部来自故事自身,也来自故事夸张的讲述方式,时而一惊一乍,时而拟真模仿,包袱频频抖出。与具有强势故事叙述能力的霹雳布袋戏创作团队相比,阿忠的编创团队则以阿忠及其妻子为主,且“阿忠艺和团”的经济实力有限,因此讲“大故事”易捉襟见肘,而“讲笑话”则游刃有余。

(二)叙事:对社会现实的解构

阿忠布袋戏表演看似无厘头,但暗含对社会现实的解构。“解构”源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deconstruction”一词,原意为分解、消解、拆解等,德里达在此基础上补充了“消除”、“反积淀”、“问题化”等意,这也赋予了“解构”以批判的力量。

阿忠布袋戏讲“小故事”要产生“大笑话”的效果,主要使用“戏仿”与“恶搞”的手法。其戏偶模仿形象或声音具有典型特征的名人,如歌手阿吉仔、郭富城等,用夸张的港台腔逗乐观众。阿忠的定制木偶形象搞怪,时政人物也常是他的“掌中偶”,如“陈水扁”、“赖清德”、“郑弘义”等时常“出场”,因为某些不当言论成为被调侃对象。“表演时他操作着‘阿扁’,台词不忘亏扁‘最近代誌很大条’,演到‘菲哥’时,则是提到‘最近股票赔了不少’,演到最后以‘证严法师’开释众人来收尾,他用时事话题串联表演,诙谐的内容加上布袋戏精彩演出,让人看了拍手叫好!”[6]阿忠对严肃的事和人进行“去中心化”的编排,以小人物的解读方式探讨社会问题。沉重的社会话题变得轻松好玩,这种处理方式恰好吻合了消费社会年轻人缺乏价值感和使命感的生存状态。

(三)内容:善于抓住细节制造冲突

“阿忠布袋戏”的戏剧冲突没有宏大背景,而是存在于细碎的生活细节中。节目设计抓住平淡的细节加以放大,以此增强剧情张力。阿忠很清楚本土台湾人的“番薯腔国语”的特殊表现力,因此闽南语与“国语”之间的冲突是其营造戏剧效果的重要元素。

作品《戽斗伯买麦当劳》在语言冲突上极为典型。

资料来源:根据视频材料《戽斗伯买麦当劳》统计整理。

节目为凸显麦当劳不仅“国际化”也“服务乡土”的情怀,让打工仔阿万和尚面对乡下阿伯时大量使用闽南语,并使用少量的普通话介绍产品,以确认其“打工和尚”的身份。而怕被看不起的戽斗伯则大量使用普通话以表明自己“见过世面”。二者之间形成鲜明对比,颇为滑稽。语言的分歧是节目的高潮,在“加蛋”的环节,第一次消费麦当劳的戽斗伯很自然地将普通话的“加蛋”混同于闽南语“这(里)等”,其争强好胜的性格让“加蛋”变得特别“有戏”。闽南语是戽斗伯表达情绪的得力工具,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他不得不使用自己熟悉的闽南语与阿万争辩。处于服务状态的阿万纠结在闽南语与普通话的冲突中转不过弯来,一个“受罪”的角色就在语言的转换冲突中栩栩如生。最后两个人在对方的眼中都成了缺乏逻辑的“疯子”。

阿忠巧妙抓住了语言与场景之间的冲突,将台湾在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中的尴尬巧妙地呈现出来。

(四)文化指向:本土元素的凸显

与其他电视布袋戏不同,阿忠布袋戏表演以普通话为主,闽南语仅使用于特殊需要的场合。阿忠布袋戏的诞生地为都市化程度较高的台北,闽南语不如台湾中南部“通用”,即便使用,也大多被用于情绪宣泄,在语用中被粗俗化了,年轻人对其也产生了“隔离感”。

为了适应语言环境,让更多的人听懂自己的布袋戏,阿忠选择了普通话。但为凸显“台湾特色”,阿忠极为注重“台湾元素”的适时融入。《戽斗伯买“麦当劳”》中阿忠借阿万之口调侃麦当劳用工制度的不合理。

阿万:(闽南语)……上一集我有去一间公司应征,应征没中,现在才来“卖当劳”这里打工,一小时70元(台币)而已,好可怜。自己一个人而已,校长要兼撞钟。边扫便所兼炸薯条。借问一下,(转普通话)你好,先生几位?

“校长兼撞钟”是闽南语俗语,表达的是尽管分身乏术也不得不身兼二职的无奈,同时两个岗位还有着令人诧异的“天壤之别”。应聘到麦当劳的阿万“扫便所兼炸薯条”的繁重工作被形象而夸张地描述出来,同时也暴露了麦当劳低酬劳的问题。对闽南语受众来说,这个笑点是不言而喻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台湾文娱界开始对原本对台湾本土人士的歧视性称呼“台客”转变为对所有粗俗没有水准的台湾人的贬称,提倡摒弃这些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行为。作为新形态的布袋戏,阿忠布袋戏也把这一时期对“台客”的观察纳入创作中。他在《台客之歌》中戏仿当时流行歌曲组合草蜢乐队用竹板快书反讽台客:

阿蜢:……说台客,台客好,台客真是台湾宝,没有台客不得了,台湾一定乱糟糟,维持秩序有一套。身上画龙又画鸟,三本烫头卷毛毛,开口就说你妈好。槟榔槟榔一口咬,香烟一支一支叼,走路摇摆又晃脑。龙套皮带不能少。手戴满天星手表,脖子黄金真大条。衬衫不扣轻飘飘,花花的图案真好笑。重情重义人人好,你有事情摆不了,一通电话服务到。反正台客真是好。没有台客不得了罗,不得了。……

台词中,阿忠使用反讽的手法描述了“台客”低俗、夸张、影响治安等“坏”形象,贴切的细节颇具喜感,对当时视台客为“台湾社会风气之影响者”的人来说很有共鸣。

事实上,也正是媒体中多次出现对台客形象的讽刺,激发了更多台湾人的反省,促成了后来的“新台客运动”,使“台客”一词逐渐去贬抑化,成为一个自我揶揄的中性词。

三、阿忠布袋戏的反思

影视化是传统戏曲文化现代传播的有效手段之一。传统表演艺术的现代转型依托影视化手段已经获得了不少进步。

作为对传统布袋戏表演的创新型演出模式,阿忠布袋戏直接粗暴而且无厘头的搞笑方式高度契合了台湾新生代内心对生活的态度。作为年轻人,陈汉忠了解年轻人的思维逻辑与价值认知,因此,他能够轻松抓住年轻人的心理,用娱乐化的表演、调侃式的语言轻松征服年轻观众。节目中大量碎片化的表达与随意生发的情节更是受思维跳跃的年轻人的欢迎。一种文化产品能够成功地取悦于受众,其根本的原因是受众对它“有所求”,这种“求”来自于文化产品自身所标识的群体从属感以及社会存在感,它对受众生存的态度与方式有着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一旦一个主题通过它的一个亚渠道进入文化活动场所,它就很可能被其他许多渠道所接受,因为这些渠道被跨组织的和个体的社会网络联系起来。传播一个特殊题材的渠道越多,就意识到这个主题的人们的数量而言,无论他们主动还是被动意识到的,那个主题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7]

全面关照阿忠布袋戏的发展,不难发现其叙述能力相对有限,它通过挑战某些社会现象、某个政治人物,进而“挑逗”观众。这种表达的生命力需要有深刻思考能力的维持。虽然陈汉忠有很好的布袋戏表演功底,但是其作品的笑点更多的倾向于“笑话”,或生活笑料,或网络笑话,在资讯获取愈加便利的时代,当“笑话”的拼凑没有更深的批判力,面对愈加“重口味”的观众时就不免流于“浅白”。缺乏深度的语言也会使得原本颇具优势的简单形式转而变成“形式单一”,进而“单调”。用戏偶“讲段子”在与不断推陈出新的娱乐节目混战中难免失利。阿忠布袋戏“淡出江湖”不是他不努力,而是没有一个强大的文化支持团队为其做参谋,单打独斗的勇士总有疲乏的一天,当“智力支持”跟不上时,巨大的创作压力便会很快将他压垮。

在电视屏幕上昙花一现的“阿忠布袋戏”表达的是个体积极促成传统艺术现代转型的努力,但却折射出当下传统艺术创新与传播命运,是传统艺术发展遭遇困境的真实写照:传统艺术的现代传播关键在于能否将传统艺术融合现代文化语汇,并且保持形式与内容的持续融合与突破,使其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股特别的观照力量,不仅愉悦受众,也针砭时弊。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传统艺术才能够与时俱进,焕发生命力。

注释

1[1]阿忠.阿忠布袋戏简介[EB/O L].http://f0043.cyberstage.com.tw/,2013-12-29.

2[2]李韶明.阿忠搞笑布袋戏也疯狂以前家里蹲现在电视开节目演出双声带综艺化收视飙升[N].民生报,2003-08-22(CS04).

3[3]曹竞元.天心母鸡带小鸡《电玩大观园》时段礼让《阿忠布袋戏》[N].中国时报,2001-05-30(26).

4[4]李韶明.阿忠布袋戏收视红不让纬来趁热打铁要开带状节目[N].民生报,2003-07-08(CS03).

5[5]李韶明.阿忠想点子,布袋戏喊停[N].民生报,2004-08-20(CS09).

6[6]中华民国(台湾)侨务委员会.阿忠艺合团魅力无穷[EB/O L].http://www.ocac.gov.tw/Unit_Data/unitmacro_pop.as p?no=50803,2009-06-10.

7[7]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M].赵国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24.

西学东渐的另类反思 篇2

关键词：明清,“西学东渐”,物理书刊

1860年之后, 清政府陆续开办了一些学习“西文”与“西艺”的学校, 物理学也被正式地引进到中国的学校教育之中, 中国近代物理教育开始萌芽。同时由于“洋务运动”以来, 中国陆续兴办了不少与军事工业有关的工厂与企业, 这种社会环境产生了对科技人才的需要, 也为近代物理的传播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随着清政府对西方知识采取较宽松政策之后, 西方科学成就不仅大批地进入中国, 并且开始从士大夫阶层向着普通知识分子阶层下移。近代物理学书刊的引入, 就是这种“西学东渐”的学术形势的具体表现。本文将择其要者, 介绍一批清代传入中国的物理学著作。

一、汤若望的《远镜说》

《远镜说》为1626年日耳曼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和中国钦天监官员李祖白合译的关于望远镜及几何光学原理的著作。此时国际上正是伽利略关于落体的研究到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1687) 的动力学创建的时期, 因此西方科学人士将其视为自然科学最前沿的成果, 来华的传教士也以介绍力学和光学方面的知识为多。《远镜说》的翻译者汤若望来中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 是继利玛窦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汤若望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颇有造诣, 并对望远镜有深厚的兴趣。16岁的汤若望在罗马德意志学院学习时第一次接触到伽利略的望远镜, 并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成年后的汤若望加入了由著名科学家F.切西亲王等于1603年在罗马创立著名的灵采研究院, 对天文学的研究更加专业。1619年7月15日, 汤若望抵达澳门, 于1623年1月25日到达北京, 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呈送朝廷, 又将带来的科学仪器在住所内一一陈列。汤若望预测出了10月8日出现的月食, 又准确地预测了第二年 (1624) 9月的月食, 逐渐受到清朝官员的信赖和重视。

《远镜说》的翻译者李祖白, 是明末清初的天文学家, 李祖白早年即受教于西方传教士汤若望, 供职于钦天监。明朝天启六年 (1626) , 李祖白协助汤若望写出《远镜说》一书。《远镜说》是用中文撰写的第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学术专著, 该书前面有汤若望的自序, 正文分四个部分:望远镜的利用, 按仰观和平视分述;构成望远镜的各透镜的分别利用, 如解决近视和远视患者的苦恼;光学原理;望远镜的制造方法、使用说明和保养说明。《远镜说》从原理、结构功能和使用方法上详细介绍了伽利略式望远镜, 全书浅显易懂又图文并茂, 成为传播光学和望远镜制造技术的奠基性著作。

二、邓玉函的《远西奇器图说》

《远西奇器图说》是1627年德国耶稣会士邓玉函口述、王徵笔录和绘图的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力学和有关机械的科技书籍。邓玉函是天主教耶稣会德国传教士, 也是著名的天文学与机械学家。青年时代就读于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时, 邓玉函在那里与伽利略相识并产生了对天文学的浓厚兴趣。1611年, 由于邓玉函在医学、天文学、植物学等领域学识卓著, 被由贵族费特里考·欠席创建的猞猁科学院吸收为第七位院士, 被誉为“当时第一流科学家方能获得的殊荣”。1619年7月22日邓玉函随金尼阁、汤若望等人携带7000余部欧洲图书和科学器具抵达澳门, 他是明末来华传教士中学识最渊博的。

《远西奇器图说》的翻译者王徵 (1571—1644) 是明代科学家, 任直隶广平府推官、南直隶扬州府推官及山东按察司佥事等职。王徵从政期间留心经世致用之学, 热心于传授西方学术, 被誉为“南徐 (光启) 北王”。王徵在入京赴试期间, 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相遇, 他与教士金尼阁、汤若望、龙华尼、邓玉函交往甚密, 并向传教士们学习拉丁文和测量、计算、比例等数学知识。1627年邓玉函口授, 王徵笔译, 合著完成了《远西奇器图说》的编写和绘图工作。正如王徵在此书序言中所云:“先生 (指邓玉函) 为余指陈, 余习之数日, 颇亦晓其梗概。于是取诸器图说全帙分类而口授焉。余辄信笔疾书不次不文, 总期简明易晓, 以便人人览阅。”

《远西奇器图说》全书3卷, 1627年在北京刊行。《远西奇器图说》卷一“远西奇器图说录丛之力解”, 涉及的主要内容有:各种形状物体重心的计算方法, 稳定与重心的关系, 比重的概念及各种物质的比重, 浮力原理及其巧妙的比例关系。卷二“远西奇器图说录丛之器解”, 叙述各种简单机械的原理与计算, 包括:天平、秤、杠杆、滑轮、轮盘、藤线的原理;卷三“远西奇器图说录丛之诸器图说”, 是各种机械的综合使用部分, 包括起重说、引重说、转重说、取水说、转轮说等十二种力学原理, 绘有五十四幅图。《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在物理学的主体学科———力学方面最早的、有系统的、运用数学解决物理问题的一部专著, 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物理学及机械工程学”。

三、南怀仁的《新制灵台仪象志》

《新制灵台仪象志》是1674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编著的物理学著作。南怀仁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南怀仁1658年来华, 曾任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 是当时国家天文台 (钦天监) 的最高负责人, 也是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者。南怀仁在天文台上任后大力改造观象台, 重造适用于西洋新法的天文仪器, 于康熙十二年 (1673) 用铜铸成六件大型天文仪器, 用这些仪器取代了深仪和简仪等传统仪器, 安装在北京观象台上。在制造和安装观象台新仪器的同时, 南怀仁撰写出《新制灵台仪象志》共十六卷。书中记录了北京天文台中新设计的各种仪器的制造原理、安装和使用方法等, 并配有多种绘图。

南怀仁在《新制灵台仪象志》的序中指出:“历必有理与象之数, 而仪器即所在首重也。夫仪也者, 历之理由此得精焉, 历之法由此得密焉。”“稽历者必以仪为依据, 明历者必以仪为记事录, 失推者必以仪而改下, 算合者必以仪而参互, 较历者非仪无由而信, 从历者非仪无由而启悟。良法得之以见其长, 敞法对之而形其短。甚哉, 仪象之为用大也。”《新制灵台仪象志》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卷一至卷四) 是关于仪器的制作、安装和使用的论述, 介绍新制成的六种仪器的制造原理、安装和使用方法, 其中包含了西方近代早期的许多物理学知识。第二部分 (卷五至卷十四) 是各种天文表格, 为天文测量数据, 即全天星表。书中将星表分为1366颗星, 内容包括星的黄道坐标、赤道坐标和星等。第三部分 (卷十五、十六) 共有117幅图, 都是与仪器有关的各种示意图, 这部分又被称《新制仪象图》或《仪象图》。乾隆年间, 该书被收入《钦定仪象考成》, 后又被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历法典·仪象部》。该书中述及较多的力学与光学知识, 包括材料的强度, 物质的比重, 重心与稳度, 简单机械, 光学方面包括光的折射和色散等知识。

四、艾约瑟的《重学》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的《重学》是中国最早介绍牛顿学说的物理学专著, “重学”是19世纪下半叶“力学”在中国的名称, 如清代王韬《上当路论时务书》有云:“化学、光学、重学、医学、植物之学, 皆有专门名家。”严复在《救亡决论》中亦云:“不讲载力, 重学, 又乌识桥梁营造?”从明末清初中国科学书籍绝大多数把“力学”称为“重学”, 如静重学、动重学、水重学、流质重学、天重学就是现在的静力学、动力学、水力学、流体力学、天体力学等。1858年, 英国的W·胡威立所写的《初等力学教程》由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口述、中国数学家李善兰执笔译成中文, 书名《重学》, 于1859年出版。

艾约瑟为著名汉学家, 是19世纪西学东渐中的重要人物。艾约瑟1848年到上海, 先协助墨海书馆麦都思的工作, 后主持该馆编辑出版工作。艾约瑟与数学家张南坪要好, 通过他结识李善兰。1852至1860年期间, 艾约瑟和李善兰、伟烈亚力、韦廉臣合译《谈天》、《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圆锥曲线说》、《奈瑞数理》、《重学》、《植物学》等书, 都由墨海书馆出版。又与李善兰等合译《格致西学提要》、《光论》、《重学》等书。1880年, 艾约瑟被中国总税务司赫德聘为海关翻译。

《重学》的另一位翻译者李善兰, 是近代著名的数学、天文学、力学和植物学家, 李善兰创立了二次平方根的幂级数展开式, 各种三角函数, 反三角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1852年李善兰在上海结识伟烈亚力、艾约瑟, 开始了与西方传教士共同翻译西方自然科学著作的生涯。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英国天文学家J.F.赫歇耳所著《天文学纲要》一书, 中文书名《谈天》。又与艾约瑟合译了《重学》二十卷。1868年, 李善兰出任同文馆天文算馆总教习。

《重学》中所介绍的物理学知识很全面, 从静力学、动力学, 到刚体力学、流体力学都有, 基本上包括了现代大学本科基础力学教科书的全部内容。静力学方面系统地介绍了合力、分力、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 力矩, 重心求解, 摩擦力、摩擦系数等物理量的计算。还有包括物体的运动等动力学方面的功能及原理等。

除上述重要物理书刊之外, 明清“西学东渐”时期引入到中国的物理书刊还有英国艾约瑟的《光论》 (1853) 、英国伟烈亚力的《谈天》 (1859) 、美国丁韪良的《格物入门》 (1866) 、英国合信的《博物新编》 (1855) 、英国傅兰雅的《热学图学》 (1890) 、美国潘慎文的《格物质学》 (1894) 等。

参考文献

[1]骆炳贤.物理教育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2]戴念祖.古代物理学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3]王春恒.中国古代物理学史[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西学东渐的另类反思 篇3

关键词：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中国,初期传播,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传播是伴随着西洋文明“打” (李大钊语) 进中国来的。明末和清朝西学东渐之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在先行思想方面孕育了不断增长的可能性”[1]123, 而不是一度被贬为“徒传虚语”。西学东渐给中国人带来了新思想、新思维和新观念, 故“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的联系”[2], 这种联系体现西学东渐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的积极意义。

一、形成世界意识

西学东渐之前, 中国人在思想和时空的认识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国人已封闭到不知“南北极上下之浑圆”的地步。西学东渐之后特别是晚清社会现实, 使国人的世界意识逐步形成, 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奠定了世界眼光。

1. 夜郎自大:

必须冲破的樊篱。16世纪末, 中国已临近封建社会末期, 充斥国人想象思维的空间意识乃是中国核心的地域观念, 夜郎自大的心态逐渐固化, 即如梁启超所说:“吾中国自古为大一统国, 环列皆小国, ……其自大也久矣。”[3]237这种挟民族之偏, 以自高而卑人的思维逐步使中国淡出世界历史发展潮流, 阻碍了中国向近代文明的转换, 当然在当时统治阶级眼里或许“与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4]692。可以看出, 基于地域观念、科学技术水平和自身利益需要, 那时的中国人特别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没有形成世界意识, 阻碍了异质文明的交融, 固封自己的空间意识。那么, 改变这种盲目自大心态, 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前史和缘由了。

2. 睁眼看世界:

告别夜郎自大的要求。夜郎自大的世界意识阻碍了中国向前发展, 那么近代的西学东渐为中国人世界意识的形成逐步创造了条件。利玛窦等耶稣人士坚持以传教的方式兜售西方的科技文明, 传播西方的价值理念, 他们传道的最善之法实乃以学术收揽人心, 这对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冲击巨大, 于是在士大夫眼里:外面世界似乎是何所不有, 如若录而存之, 则可见世界风云之变迁, 对近代中国文明进步必定大有裨助。鸦片战争后, 资本主义在中国进一步扩张, 了解“夷情”成为国人立身处世之急, 消灭“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4]114和放弃天朝独尊的世界观念成为中国与域外文明进行对话和交融之前提, 如马克思所说的, “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 开始与外界发生联系”[4]691。至此, 一些先进的中国思想先驱认识到自己国度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 意识到要使中国免于帝国主义的侵略, 就需探求新出路, “必须睁眼看世界, 学习西方的长处和优点”[5]61。这种开放意识的萌芽, 为世界意识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体现了告别夜郎自大的现实要求。尽管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并没有真正让中国人“睁眼看世界”, 但已经为改变中国人的“自我中心”世界观念和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奠定思想基础。

3. 华夷一也:

世界意识确立的彰显。毛泽东说过:“认清中国的国情, 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6]633近代中国, 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 国人逐渐明了自己国度的情势, 逐步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 渐渐地拥有了放眼全球的气魄和胸怀, “华夷一也”的世界意识逐步得以彰显。西学东渐带来了域外文明, 让“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4]276。西方文明的价值在近代中国得以淋漓展现, 国人为追求强盛, 避免受辱, 开始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对待中西文明之长短, 而不以“地下之人与我脚底相对, 疑其有倾倒”而自荣。因为近代的中国历史, 让国人深信世界上仍然有其他文明值得自己学习和效仿, 坚信任何国家和民族只有融入整个文明世界才能获得前进和发展, 就像恩格斯总结的那样:“伟大的阶级, 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 无论从哪方面的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7]432近代中国即是如此。

二、转变价值观念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 在价值导向上趋于“禁欲主义”, 崇尚隆推义务责任;在价值重心上突出纲常伦理, 坚持“家国同构”;在价值目标上立足为“圣王礼乐张本”。西学东渐后, 西方近代的价值观念以不同形式涌入中国, 冲击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价值观念, 为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传播奠定新的价值判断。

1. 秉持礼教至上:

必须挣脱的桎梏。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规范和宗法制度, 反映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基本特征, 即如恩格斯所强调:“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8]435, 而无产阶级终将把个人的“道德”从阶级束缚下解放出来, 从而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开辟道路。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 统治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念反对人的独立意念和锐意进取精神, 注重培养人的群体意识和顺从意识, 如孟德斯鸠所说:“中国人在青年时学习礼仪, 此后又把一生都用来实践礼仪。”[9]325黑格尔亦强调:“在中国人那里, 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 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姐妹间的义务。”[10]125在现实性上, 这种价值观念阻碍了异质文化在中国的有效传播。而西学东渐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价值理念, 改变了中国这种礼教至上的传统, 代之而来的则是现实人的正常需求和利益的满足, 马克思曾说:“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 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4]716这说明, 中国人如果不改变礼教至上的传统观念, 那么中国将被排斥在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 这样的一个帝国终将在与现代文明强国的对抗中死去。

2. 追求凡人幸福:

打破礼教至上的切入点。封建礼教在于维护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 而大多数人利益的实现和满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亦即追求凡人的幸福, 体现了人类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的必然选择, 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的价值追求。人类社会的共性是以凡人的幸福为终极价值目标的社会, 康德认为:“获得幸福, 必然是每个有理性但却有限的存在者的要求, 因而也是他的欲求能力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规定依据。”[11]30而马克思主义把人类幸福的实现作为自己理论的实践目标, 所以强调“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12]7, 这一点与“西学”的价值理念具有重要的契合性。西学东渐带来的价值理念, 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人类文明的传递和扩散规律, 给封建晚期的中国带来了新鲜血液, 冲击着国人已经具有的先验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价值判断标准。当然, 凡人幸福的追求体现了近代中国价值观念的转换, 成为打破礼教至上的切入点。

3. 以异派之长补本身之短:

价值观念转变的范式彰显。岌岌可危的封建晚期社会, 统治阶级已经感到“日之将夕, 悲风骤至” (《龚自珍全集·尊隐》) , 伴之而来的西学东渐让中国人开始接触泰西之学。西方的现代文明在中国的精英中引起强烈的回应。1631年, 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 必先会通”的学习泰西之学价值观念, 史学家万斯同亦坚持“兼通中西之学而折其衷”融汇主张。此后, 林则徐等人率先起来“睁开眼睛看世界”, 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有力批判程朱理学。魏源也强调:“天地气运, 自西北而东南, 将中外一家”[13]71, 且秉持“以中国之伦常为原本, 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4]25的价值理念, 体现出折中调和的价值意蕴。鸦片战争之后,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体现出近代中国价值观念范式转换总趋势, 所以蔡元培先生说:“非徒输入欧化, 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 而必以科学方法, 揭国粹之真相。”[15]66这样看来, 东西价值观念本身各有彻底之觉悟, 如能“以异派之长补本身之短”, 则世界文明方能焕扬光彩, 凡人幸福的实现指日可待, 这也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在合理逻辑理路。

马克主义在中国的有效传播以国人的价值观念转化为条件, “也是社会主义思潮之西学东渐的产物”[1]30。马克思主义价值的实现必然要求异域文化的交融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伴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不断推进、价值观念的深层变革, 体现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礼教观念的日渐式微, 而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却日益彰显。

西学东渐的另类反思 篇4

关键词：“西学东渐”,近代,艺术设计教育,影响

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创造活动, 艺术设计可谓自古有之, 但作为一种专门的人才培养形式, 艺术设计教育却远远滞后于艺术设计。在中国封建社会“德成而上, 艺成而下”思想观念的影响下, 艺术设计教育在中国社会很长时间内得不到官方的认可[1]29。到了近代社会, 受“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 加上洋务运动中工业技术学堂的推动, 中国艺术设计教育才开始为官方所接受, 并在清末“新政”所制定的“癸卯学制”中提出了与艺术设计教育相关的科目, 近代艺术设计教育逐步走上了规范发展之路。

一、传教士:引入了近代艺术设计教育的理念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 传教士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历史角色, 而在我国近代社会的艺术设计教育方面, 传教士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是他们将艺术设计教育的理念引入到了中国。从现有的历史文献资料来看, 早在唐代和元代, 就有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记载。在诸多传教士中, 最早对中国传统艺术设计产生影响的传教士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早在明清之际, 利玛窦就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与后来西方各国以坚船利炮的强硬征伐方式相比, 利玛窦在中国宣传基督教可谓是一种比较“温柔”的征战, 其欲以文化干预的方式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2]106。利玛窦来到中国, 也携带了自鸣钟、望远镜等大量西方工业品, 以及介绍西方美术工艺方面的书籍, 比如在利玛窦献给万历皇帝的贡品中, 就有圣母像、万国图、自鸣钟等美术工艺品。这些蕴含西方科技与美术工艺文化的贡品深得万历皇帝的喜爱, 万历皇帝赏赐利玛窦住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以方便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利玛窦本人也精通西洋各国的机械工艺和美术工艺, 他来到中国不久, 看到中国建筑工艺与美术设计工艺的落后, 还亲自撰写了相关方面的著作。利玛窦在著作中提出, 中国美术工艺远远落后于西方各国, 这源于中国传统造物的思维方式中, 将美术工艺置于十分低下的地位, 整个社会不重视美术工艺人才的培养[3]30。虽然利玛窦没有直接指出当时中国美术文化落后是因为缺乏艺术设计教育, 但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西方艺术设计的理念。

自利玛窦之后, 西方传教士开始大量涌入中国。与利玛窦一样, 他们都肩负着在中国传教的重任, 但他们所带来的西洋制器和建筑、美术工艺方面的书籍, 却直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艺术工艺格局。清朝初年, 钟表和望远镜受到了皇亲贵族的热捧, 清朝宫廷还下令在宫廷内部专门设立生产望远镜镜片的工场, 以方便欧洲传教士在中国制作望远镜。清廷还在宫内设立了造钟处, 专门用于欧洲传教士生产钟表, 钟表因技艺精湛, 深得宫廷欢迎。正所谓“上有所好, 下必所效”, 在宫廷的带动之下, 苏州、广州一带的钟表业也开始发展起来, 以至于有了“苏钟”、“广钟表”之说。更为重要的是, 清政府为了支持传教士们的美术工艺创作, 专门设立了“如意馆”, 包括南怀仁、王至诚、蒋友仁在内的传教士都曾在“如意馆”内进行过美术和工艺创作。后来, 清廷内部的著名工匠和画家也加入了如意馆, 与传教士一起从事创作活动。至此, 西洋的艺术设计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在西洋艺术设计的影响下, 清代的西式建筑和教堂逐渐增多了起来。这充分表明, 西学开始影响中国的造物活动, 在观念上对中国传统的艺术设计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虽然当时中国还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艺术设计教育, 但是这些新的艺术设计和教育理念, 为中国后来的艺术设计教育活动做了有力的铺垫。

二、洋务运动:开启了近代艺术设计教育的序幕

在“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之下, 在19世纪中期, 中国爆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 这场洋务运动不仅仅加快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也开启了我国近代艺术设计教育的序幕。鸦片战争失败以后, 以林则徐、龚自珍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开始觉醒, 在上书道光皇帝的奏折中, 林则徐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倡议, 成为鸦片战争之后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随后不久, 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的撰写, 在该书中, 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林则徐、魏源二人的思想可以说是洋务运动出现的思想基础, 使得当时的国人不得不重新考量“重道轻艺”的传统观点, “一技一艺之流”开始得到洋务派和国人的重视[4]287。林则徐、魏源二人的见解和倡导很快得到了当时清政府当权派的重视, 于是以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领导这场声势浩大的近代教育运动, 以培养当时急需的专业人才。

在洋务运动过程中, 需要大量培养各种洋务人才, 基于此, 清政府设立了工业技术学堂, 本着“变器不变道”的宗旨, 专门培养制器之人。在工业技术学堂, 学生所学习的知识虽然主要是电、声、化、光等反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内容, 但其中也有艺术工艺方面的内容, 比如建筑设计、造船设计等等, 这在无形中对中国近代艺术设计教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众多工业技术学堂中, 福州船政学堂可谓其中的典型代表。福州船政学堂于1866年成立, 并于1867年1月正式开学。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又称之为“法文学堂”, 注重法文学习, 以学习法国先进的造船技术;后学堂又称之为“英文学堂”, 注重英文学习, 以学习英国先进的航海技术。对于近代艺术设计教育而言, 影响较大的是法文学堂。法文学堂设有造船科、设计科、艺圃三个科目, 其中设计科主要任务是培养轮机设计人员, 课程主要包括画图设计、平面几何、数学运算、透视原理等等。1872年, 有30名学生进入设计专业学习, 一年以后, 有22名学生从该专业顺利毕业, 这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培养的第一批专业的工业艺术设计人才。除了设计科, 当时的艺圃科也承担了培养工业艺术设计人才的任务。作为法文学堂三个科目中层次最低的科目, 艺圃科所招收的对象主要是有望成为领班的青年工人, 其课程与设计科基本一致, 在课程结束之时, 要求学生能够完成一部发动机设计。由此可以看出, 在洋务派的积极倡议下, 清政府开始重视工业艺术设计教育, 着手培养工业艺术设计人才, 这犹如一颗楔子, 将西方艺术文化深深地植入中国传统艺术设计文化之中, 给沉寂了数千年的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带来了新的活力。

三、维新变法:奠定了近代艺术设计教育的科目基础

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艺术设计教育的序幕, 为推动中国近代艺术设计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自身阶级的局限, 洋务派没有触及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本症结, 甲午中日战争一役, 中国的溃败, 使得刚刚萌芽的工业艺术设计教育受到沉重打击。当洋务派“变道不变器”的社会变革理想失败之后, 维新派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与洋务派只是学习“西艺”不同, 维新派却主张学习“西体”, 期望以学习西方政体的方式, 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改良。虽然这场在“西学东渐”影响之下的政治变革运动最终仍然以失败告终, 却给近代艺术设计教育带了新的理念和思想, 从而奠定了近代艺术设计教育的思想基础。

康有为、梁启超是维新变法运动的典型代表, 他们在教育领域的核心思想是“变科举, 兴学校”, 其主要目的在于否定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 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 建立资本主义教育制度, 培养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5]90。与洋务运动相比, 此时期对于教育制度的变革更为直接和彻底。虽维新变法在短短百日之内夭折, 却直接促成了清末“新政”的出台, 促使清政府重视像艺术设计教育这样的“实利之学”。1903年, 清政府颁布了“癸卯学制”, 作为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部颁行的学制, 其中对工艺教育作出了明确规定, 指出工艺教育的科目包括染织、土木、机器、漆工、造船、图稿绘画等等。虽然所列出的科目并非全是艺术设计教育的内容, 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科目与艺术设计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在当时社会分工尚不发达的状况下, 如此科目的细分却标志着当时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癸卯学制”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科目———图稿绘画, 这体现出清末时期的艺术设计教育已经突破了传统行业的限制, 创造性地体现出当时社会生产中设计与制作相分离的特征[6]74。虽然“癸卯学制”中的图稿绘画科并非指的就是严格意义的艺术性设计, 其中还包括了工业技术上的设计, 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艺术设计教育科目的发展, 奠定了近代艺术设计教育的科目基础。

总体而言, 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在“西学”不断涌入的文化背景下, 为适应国内社会发展对相关人才的需求而产生和发展的。从本质上来看, 在“西学东渐”思潮盛行的时代氛围里, 中国近代艺术设计教育初期的生成和发展, 既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 同时也是一个主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过程。这启示我们, 在当前艺术设计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 要立足于本土, 着眼于世界, 积极借鉴、消化、吸收域外文化, 来提升本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的层次和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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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姜丹书.我国五十来艺术教育史料之一页[J].美术研究, 195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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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惠芬, 金忠明.中国教育简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西学东渐的另类反思 篇5

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 我们正是通过比较来了解世界上的一切。”比较法, 是指按照事物对立统一规律和人的认识规律, 将复杂多样的自然现象和本质进行分析概括和综合比较的方法。马克思也说过:“极为相似的事情, 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 然后再把他们加以比较, 我们就会很容易的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比较法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教学实践证明, 在教学过程中运用比较法, 有助于学生梳理知识脉络, 全面、深刻的理解现象, 发现和揭示规律, 建构知识体系。

对于历史比较法而言, 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发展的过程, 虽然历史不会重复, 但会惊人的相似, 对于历史的学习, 就应当在不断认识发展的不同而形成自己的历史观。

二、课堂案例

在历史教学中, 对于历史现象的比较, 是学生在学习历史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 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对于沪教版七年级历史第4课《西学东渐》的备课中, 将此课的教学方法着重以比较法为主。共采取了以下几个比较过程:

1、租界地图

由于本校位于杨浦区, 因而在本课中采用了杨浦区杨树浦水厂相关内容作为导入部分, 从学生的身边历史建筑入手。并设置了问题:“英国人因何跑到上海来建造一座水厂?”因此, 在这一环节中, 呈现19世纪末上海租界扩张示意图, 让学生对比当时租界的区域和今日上海市区级行政划分, 大致了解当年租界大概所在的位置和范围。通过比较, 学生很容易第一个结论, 就是杨浦区有一部地区当年曾经是租界的所在范围内。解决了导入问题的一部分。在此环节, 了解上海历史发展的昨天和今天。

2、生活方式

在关于租界是一个中西方交流的窗口这一环节上, 设置了中西方主流生活方式的对比, 从生活中的水、电、炊等方面来让学生进行一个比较, 从中感知时代的前行。在当时西方的主流社会社会生活方式, 照明以电、生活用水以自来水、做饭以煤气, 对比当时清朝照明以蜡、生活用水以河水、做饭以灶台木材为主。由于东西方生活方式的差异, 西方人在租界中建立发电厂、自来水厂、煤气公司等。从中也让当时的国人体验到了西方生活方式的便捷, 并影响整个中国生活方式的转变, 同时回到了导入部分问题的后一部分。

3、传统学校与同文馆

在同文馆这一目中, 重点放于这类新式学校“新”在何处, 对于此问题, 与之与当时清朝传统主流学校相比较, 从教育内容、师资力量、招生条件等几方面进行一个对比。传统主流学校的这些特点, 需要学生回忆在第一学期所学的相关内容, 包括孔子时期、明清科举考试制度等相关内容, 对这一问题进行纵向对比。以此来突出同文馆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其所教授的内容更符合当时时代发展的需要。学生能更好的体会到那一时期社会发展的状况, 了解时代的特点。

4、留洋前后人物外貌

关于出洋留学中断这一历史史实, 其原因也由图片来让学生从中寻找答案。一幅图片是出国留洋后留学生的合照, 另一幅图片是在运动后留学生的合影。通过这两幅图片, 以及教师提醒清朝入关后关于“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的政策, , 通过这两段时期的比较, 学生会很自然的发现, 留学生的发式发生了变化, 这对清政府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辫子代表着对清朝的臣服, 如今留学生的这种入乡随俗的行为激怒了清朝的顽固派, 导致出洋留学被迫中断。

5、今日留洋现状与趋势

列举一组数据2012年《2012中国教育在线出国留学趋势调查报告》由中国教育在线与留学监理服务网联合发布2012年出国留学人数将近40万, 其中公派留学16000人, 自费出国人数约在38万人, 比2011年分别增长了3000人和大约6万人。通过这组数据与清朝时期出洋留学所受到的冷遇,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人们已经认识到文化、科技、教育等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学生也能从历史中走出来, 走进当代的社会发展现状。

三、比较法适用原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 (2011版) 中对于历史学科的教学建议中第五点提到:“特别要注意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同一历史时期的横向联系、历史发展的因果联系、历史现象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

根据以上的教学建议, 本课是一堂非常典型的适用比较法的课目, 在以上5个比较过程中, 就具有不同的比较种类, 1、3、5属于纵向比较, 2、4则属于横向比较。在历史教学中这2种比较方法是最为常用的, 纵向比较:即古今对比, 即主要从时间角度出发, 对同一民族、同一区域、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发展层次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横向比较:即主要从空间角度出发, 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还有概念比较、宏观与微观的比较、承上启下式的比较等等各种方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时代的变革, 王朝的更迭, 新旧时期的不同, 是特别适合比较法的应用的。比如在沪教版初中七年级历史教材中, 《秦帝国的兴亡》、《清末民初的社会与经济》、《国民党统治的危机》等课, 在教学过程中就以比较法为主。

但并非所有课都适用比较法, 在比较法的应用过程中, 我们需要掌握以下几个原则:首先是要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比较主体, 在上面课例中, 5个比较都具有比较的主题, 还有比如在八年级有一经典的比较, 即德国、俄国、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共同点。其次比较的主体要有可比性, 不能不同时期不同方面之间, 否则得出的结论必然有失偏颇。第三、比较需要全面, 从主体角度来说, 主体之间的比较虽能窥历史一貌, 但必未能全面, 在一历史时期中, 比较项目需尽量详实并具有典型性、代表性。

西学东渐对近代英语影响研究 篇6

一、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东渐分析

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具备诸多特点, 其中最主要的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内容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的, 也涉及一些宗教内容;其二, 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的对象主体是一些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其三, 洋务运动时期的传播方式以翻译一些西方书籍为主。总之, 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东渐影响着我国英语教育的方式方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1. 传播内容的分析。

洋务运动时期, 西学传播内容以自然科学为主, 涉及数学、医学、化工、军械诸方面。此外, 也涉及一些物理学方面的内容, 但这些并不是主体, 只能算是附带的内容。所以, 西学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引入自然科学。

那么, 为什么在洋务运动时期, 尤其是初期, 西学会偏向于自然科学呢?归其原因还是与当时人们的认识有关。比如魏源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就认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这也是属于西方“技艺”的范畴。又如冯桂芬主张“算学、重学、视学等, 皆得格物至理”的思想, 其实算学就是西学的基础之一。总之, 从洋务运动前后大约30多年的历史, 人们对于西学的认识, 与冯桂芬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

2. 传播主体的分析。

外国的传教士是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的传播主体。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不少外国的传教士就创立了一些机构, 通过报刊、学堂等方式进行西学的传播。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 更多的传教士涌入中国, 并获得了相对自由的传播权利。为了能够实现更好地传播, 外国的传教士们创办了诸多文化方面的设施。

洋务运动时期, 洋务派也成立了一些机构, 如洋务学堂、翻译馆等。但当时人们对西方文化接触甚少, 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外国传教士被邀请到传播机构担任翻译。因此, 在当时的情况下, 不少传教士都曾独自或者与中国人合作将一些西方书籍进行翻译。比如:比较有名的傅兰雅曾翻译达129种之多, 几乎无人能及, 涉及应用科学、军事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等。此外, 中国学者也曾与外国传教士合作翻译过一定的书籍, 对西学传播也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总体而言, 传教士仍是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的传播主体。

3. 传播途径的分析。

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对一些西方的书籍进行翻译。在洋务运动相当长的时间内, 传播途径采用的都是以“西译中述”为主的方式。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在中国, 翻译方面的人才是相当紧缺的, 一些外国传教士虽然会中文, 但并不精通, 所以大多是与中国学者进行合作对一些西方书籍进行翻译。翻译的流程是:首先由传教士将西方的相关书籍翻译成中文, 但其中文水平并不算高, 所以还需要借助于中国学者对已经生成的中文进行加工润色, 形成最终翻译版。

这样被翻译过来的中文书籍总会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 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 大多数的传教士对于相关专业知识并不精通, 所以他们选择翻译的西方书籍只能局限于一些普通书籍, 并不能完全代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西方科学水平。其次,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 能够实现真正意义的全译是有相当难度的。传教士们只能理通中文的大体意思, 这对于翻译书籍的质量造成了一定影响。

综上, 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 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东渐属于起步阶段, 该时期传入的一些西方文化, 不管是在质量方面, 还是在数量方面都只能算是初级水平。

二、西学东渐对英语教育的影响

从本质上分析, 洋务运动时期的英语教育可以算是我国英语教育的起步阶段, 不但推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发展进程, 也促进了我国英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1. 促进我国英语教育机构的建设。

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的转型是至关重要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差别显著, 但这并不是说两者无法兼容。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 不同文化之间要进行融合的话, 必须存在相关切入点。对中国文化,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核心内容, 这正好与西方文化有一定的交接点。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是“经世致用”, 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正是从这个接入点完成西方与中方文化融合的。

教育与文化之间的关联是必然的, 西学东渐方面的文化影响势必也会与教育方面相联。“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的思想, 直接影响着当时历史条件下洋务派的教育观等。归纳一下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思想内涵是:学习西文, 建立学堂培养人才;转变观念, 废除旧教育体制;通过留学的培育方式直接学习西方文化。

1862年, 我国建立了京师同文馆, 该馆就是我国英语教育的开始。京师同文馆的办学思想以及之后的发展都具备了近代高等教育机构的特征, 是完全属于高等教育范畴的。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我国英语教育也完全遵循“中体西用”的理念, 冲破了中国以往只关注天朝, 不晓得世界的自守观念。从当时我国整个教育情况来分析, 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体系与中国传统的科举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也可以说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英语学堂是适应中国文化发展需求的, 为中国英语教育步入正规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总之, 洋务运动时期的英语教育是我国英语教育的起步, 为我国英语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2. 影响我国英语教育的诸多方面。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笔者发现洋务运动时期的英语教育具备一些特征, 主要表述如下:我国英语教育的目标就是为了培养更多的翻译人才;英语教育方面的教习人员主要由传教士或者其他洋人担任;比较注重语言方面的深入学习;充分考虑到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切入点等。具体探讨如下:

首先, 洋务运动时期注重培养翻译人才, 促进英语对于中国发展的推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 我国的英语教育还是基于社会需求为出发点的, 也非常明确教育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翻译人才。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 当时的洋务派是完全不同于顽固派的。顽固派人员只知道坚守封建文化, 对于西方文化可以借鉴的地方视而不见, 甚至反对学习西方的任何文化。而洋务派却深知不了解西方文化所带来的诸多苦楚。正是基于这样不同的文化观, 统治者意识到英语教育的重要性, 清政府也积极创办了京师同文馆, 并努力从事英语教育, 从而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与语言人才。

其次, 洋务运动时期的英语教育注重技能的培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我国的英语教育并没有统一的教材。比如:京师同文馆虽然是由清政府一手创立的, 但也没有明确的教材供教学使用。其中, 五年制学生的年龄都比较大, 使用的相关教科书都是由京师同文馆内部的师生共同合作完成翻译的, 当然也有很多书籍就是由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合作完成的。而八年制西学课程的教材也不固定, 有时就直接使用一些外文书籍。针对于当时英语教学而言, 《英文举隅》可以算是一本运用比较广泛的英文教材, 而且完全是由中国人编写的。

此外, 洋务运动时期的英语教育, 不但注重英语的语法性、实际操练性, 而且强调英语的知识性。京师同文馆为了规范英语规则, 也逐渐尝试自行编写相关教材。虽然其中一部分教材的英语口语化并不真实, 但对英语教育发展还是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3. 注重西文与西艺结合的英语教育。

针对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学堂, 当时的英语课程体现了当下的办学理念。当然, 课程种类无非就是中学与西学两大门类。京师同文馆的主要课程以英语为主, 该馆由1862年到1867年的创办期间, 可以算是一所纯粹的外国语学校。在创立的开始几年时间, 京师同文馆只是进行英语的教学, 后来才慢慢加入了法文以及俄文方面的课程。虽然当时的清政府明确要求京师同文馆只能进行语言文学的传授, 但为了学习相关的格致之理, 京师同文馆后来还是增加了新的西学课程。

用英语学习相关科学的过程, 正好也是掌握英语知识以及巩固英语知识的过程。进行大考的时候, 学生在进行规定的英语语言考核外, 还需要通过英文进行其他科学课程的考核。比如:总理衙门的综合语言以及科学课程方面的成绩属于评定等第, 如果是优秀, 那么可以授予相关的官职;如果成绩为劣, 则可以进行相关的降级或者留级等处理。可见, 在洋务运动时期, 英语教育还是与西文、西艺有很大的关联性。

总之, 从整个洋务时期的英语教育进行分析, 当时的情况可以用四个字加以概括, 也就是“内忧外患”, 同时又在“西学”势不可挡的影响下, 洋务派创建了京师同文馆之类的英语学习机构, 这是我国正式英语教育的起源。当时的西学东渐不仅为近代英语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也从一定程度上抨击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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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的西学翻译之路 篇7

一、接触了解西学

1840年, 鸦片战争爆发, 帝国主义的疯狂魔爪试图将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殖民深渊。在此民族生死存亡之时, 以严复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开始加入挽救民族危机的滚滚大潮之中, 接触了解西学, 秉持变革思想。少年时, 严复考入洋务派人士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 学习的科目包括英语、数学、化学、天文、物理和航海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 毕业之后又利用在军舰上实习的机会曾经游历过日本、新加坡等地。这些科学技术知识和航海历练生活, 极大地拓展了严复的视野, 为他后期接触西方学说做了良好的铺垫。1877年, 严复获得了一次赴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进修学习的机会, 在英国停留的两年时间里, 他刻苦努力, 学业见长, 每日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著作和社会政治学说, 并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萌生了“言自强于今日, 以开民智为第一义”的启蒙国人智慧、开发国人视野的革新抱负。

学成回国后, 严复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教官, 尽管宦途得志但他却对充斥于清廷官场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 更是对洋务运动仅仅关注于教习技能而忽略思想革新的做法深感忧虑, 并痛切陈言:如果中国再这样不思变革, 甘愿沉沦下去, 则用不了三十年, 国家就会遭到外国列强的吞灭殆尽, 丧国失地。1895年, 甲午战争失败后, 民族危机日趋严重, 此时的严复心系国家的前途发展, 认为非常有必要以一己之力向全国的普通民众敲响警钟。为此, 他先后在多家报纸上发表了主题鲜明、寓意深刻、行文流畅的政论文章, 对于封建顽固派的昏庸谬论进行了猛烈和无情的批驳, 积极倡导和鼓吹“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 二曰聪明智慧之强, 三曰德性义仁之强”, 系统全面地提出了其“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革新主张。

同时, 在深入接触和了解西学之后, 严复对于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也并不完全认同。在多篇的政论文章中, 他将“中学”与“西学”进行了深入而睿智的比较, 认为中国人“最重三纲”, 而西方人“首言平等”;中国人“亲亲”, 而西方人“尚贤”;中国人“以孝治天下”, 而西方人“以公治天下”;中国人“好古而忽今”, 西方人“力今以胜古”。在严复的眼中, 西学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 他主张“中学有中学之体用, 西学有西学之体用, 分之则两立, 合之则两止”的观点, 提倡“以自由为体, 以民主为和”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发展思维, 追求“世道必进, 后胜于今”、“为群伦启其蔽, 为薄海澄其源”的思想理念, 这些都为清末维新改革变法运动等提供了最为强劲和有力的思想武器。

二、翻译介绍西学

为了实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愿望, 严复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 向中国民众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经典著作, 内容涉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 合计包括《天演论》、《原富》、《法意》、《群学肄言》和《穆勒名学》等八种著作, 合称“严译名著八种”。其中, 《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在该书中, 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简练译词精准阐述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 表达了自己救亡图存和自强自立的思想观点。按照严复的理解, 所谓“物竞”, 就是“生物的生存竞争”;所谓“天择”, 就是“自然选择”,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表达的就是生物之间的相互竞争, 只有那些能适应者才能生存下来, 不但表明了自然界生物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 而且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发展历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译词一经发布, 便重挫了顽固派和洋务派保守思想的根基, 在死气沉沉的清末封建深潭中激起了一朵朵浪花与涟漪, 洗涤了民众的心理灵魂, 激发了民众的图强斗志。对此, 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和学者严修曾对严复欣然表示:“弟于公所译本, 若《天演》、《名学》及《原富》初出之三册, 皆常略一涉览, 顾理赜而文奥, 读之辄不能终卷。”

在翻译西学的过程之中, 严复还首倡了“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对我国翻译理论与思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以及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都属于西方古典经济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理论等经典著作, 其用词严谨规范、晦涩难懂, 因此对于译者水准和能力的要求自然是比较高的, 一般缺乏实力的人是不敢贸然翻译的, 但是严复却不畏艰辛, 勇敢地承担了翻译工作, 实际上后来连严复自己都说:“且彼中有数部要书, 非仆为之, 可决三十年中无人可为者”, 对于自己能够完成如此宏伟的翻译工程颇有自信, 并且形成了独特的西语翻译理念。对于严复针对翻译所提出的“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钱钟书经过研究认为, 其应是来自于三国时期支谦所编撰的《法句经序》中的“雅、严、信、达”的说法, 这也间接说明了严复深厚和扎实的翻译学术理论功底。考虑到中国民众对于西方学说的接受能力和认知水平, 在翻译和介绍西方作品的过程中, 严复通常在原著中掺杂和渗透了个人的一些见解看法, 必要时还附加了大量的按语和说明, 甚至对于一些译作直接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适度改编, 因此他的译著在某些方面不但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内容, 而且也区别于斯宾塞的普遍观点, 中西合璧, 自成一体, 目的主要在于试图扩大受众的影响范围。

三、著书传播西学

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之后, 曾经留学欧洲英伦、沐浴欧风美雨的严复将目光逐步转向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以对普通大众着力宣传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这种全新的教育观, 对深受儒家传统教育模式熏陶的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影响很大。面对国势阽危、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严复深感革新教育和造就新才的重要性。

1908年, 清廷学部增设编订名词馆, 严复担任总纂一职, 同时负责编辑《国民必读课本》。按照当时清廷政府的计划, 《国民必读课本》面对的主要对象是那些贫苦少年儿童和年长青壮文盲。严复这个时期担当的工作, 可谓是近代中国首次开展的一次文盲扫除运动, 它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互结合, 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由于民众对知识文化的渴求需要, 当时编纂和审校各种学堂教科书的任务是相当艰难的, 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毅力, 加之许多教科书的内容又直接取材于西方原著, 编写者浅尝辄止、囫囵吞枣, 鱼龙混杂、五花八门的名词术语处处可见, 缺乏准确性和严肃性。在此情形下, 严复深感规范和统一教科书名词术语工作的艰巨性和重要性, 他不辞辛劳, 兢兢业业, 利用自己高超的英文水准, 以忘我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对《国民必读课本》的审核校阅当中, 梳理脉络, 订正校勘, 到1910年, 其已相继编成代数、几何、物理、生物、化学、地理、心理、宪法等项, 并编辑公布了各个学科中外名词对照表。以深邃渊博的知识素养和辛劳无私的奉献精神, 严复顺利完成了《国民必读课本》的编撰审核工作, 对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对于严复在传播西学过程中取得的丰功伟绩, 鲁迅先生曾称其是中国“十九世纪末最敏感的人”, 表达了对严复的钦敬佩服之情。毛泽东也曾对严复作过高度的评价, 他说:“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 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将严复列为清末民初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

参考文献

[1]黄庭月.严复翻译《天演论》在辛亥时期的影响[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社科版) , 2011 (5) .

[2]黄忠廉.适应与选择:严复翻译思想探源[J].翻译, 2009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