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

对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共12篇）

对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 篇1

摘要：聂耳是中国伟大的人民音乐家, 中国革命新音乐的缔造者。他所开创的中国革命新音乐之路及深入人民群众的“大众化”现实主义创作风格, 奠定了他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无可替代地位, 是一位以音乐为武器的忠于祖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关键词：聂耳,中国革命,新音乐

聂耳是中国伟大的人民音乐家, 中国革命新音乐的旗帜。聂耳 (1912--1935) , 原名聂守信, 1912年2月15日出生于云南玉溪一个贫寒的中医家庭。他自幼喜爱花灯、滇剧等民间音乐, 并能演奏多种民族乐器。在中学时就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等活动, 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是冼星海给予聂耳对中国近代音乐做出卓越贡献的高度赞赏。当中华民族面临内外交困, 中国人民备受凌辱和压迫的时候, 如何推进中国音乐的进程, 中国音乐如何绝处逢生?这显然是当时热爱音乐和从事音乐工作者所需要接受的巨大挑战, 也是一份社会责任。聂耳在关键时刻发起了“新兴音乐运动”, 他用音乐所传达的激情鼓舞人民直面压迫, 奋起反抗, 激励中华民族与黑暗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一、开创了新的“大众化”的创作作风和“自由”的创作方法。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 在严峻的民族危机面前, 以反映劳苦大众现实生活的“左翼”音乐运动在“左联”等文化组织的影响下, 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音乐舞台上。“左翼”音乐运动的参与者几乎都是在国内接受音乐教育, 他们既有才华横溢, 又精力充沛, 特别是大多出身于社会底层, 了解民间疾苦, 与上一辈作曲家相比, 具有更为明确的反映无产阶级救亡与要求的意愿, 聂耳就是这一批音乐家中的杰出代表。面对现实, 聂耳开始思索怎样用音乐表现无产阶级革命内容的问题。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 聂耳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创作了《大路歌》、《卖报歌》、《义勇军进行曲》等36首歌曲作品, 开辟了“大众化”歌曲创作的“新音乐”方向, 也正是由于其作品极具现实意义, 不少作品迅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聂耳也如许多有志之士一样, 接收命运带给生命的短暂, 他一生从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技能训练, 音乐创作也因此多了些自由少了些束缚, 因而他的创作能在不需矫揉造作的艺术舞台自由驰骋;聂耳或许没有根深蒂固的民族音乐底蕴, 这对他来说, 更能自然的融合新音乐所带来的清新脱俗, 享受自由的创作, 将他卓尔不群的创造力发挥到极致, 并与当时的时代背景遐迩一体, 达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

二、塑造了众多富有活力的音乐艺术形象, 形成了独有的艺术风格。

歌曲是聂耳在音乐创作中最主要的部分, 他对歌曲音乐的艺术体裁和风格方面进行了极大的扩大, 如在劳动歌曲、进行曲的《码头工人》、《开矿歌》、《前进歌》、《开路先锋》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他的抒情歌曲更为突出, 如《铁蹄下的歌女》、《塞外妇女》、《飞花歌》都赋予了内心最真挚的情感。聂耳以单纯简单而又极富力量的感情描绘了阶级底层的人民和他们那颗赤诚的心, 深入人心的刻画着一个真实窘迫的世界。聂耳歌颂爱情, 赞美劳动人民之间简单纯朴、相濡以沫的爱情, 《采菱歌》、《茶山情歌》等唱出了青年男女的心声。《慰劳歌》充分体现他对叙事体吟诵调写法的探索, 也试图在《扬子江暴风雨》中寻求新型歌剧音乐的创作。

1934年, 影片《新女性》主题歌《新的女性》是聂耳当时首屈一指的创作。身为“新兴音乐运动”的先驱人物, 聂耳自由洒脱的创作赋有创新意识, 他用新的节奏、新的旋律歌颂了新的阶级, 即拥有新品质新思想新内涵的工人阶级。聂耳精心描绘了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新一代女性人物, 他创造性的新曲调、新节奏从不乏平易近人的亲切之感。节拍分明, 每一个字都扎实的融入一个拍, 拍拍震撼, 使每一个字都唱的精准, “女性大众”四个字便是心底的怒号, 一字一拍, 停在弱拍, 其后的强迫作休止, 反应女性在前进道路上步步艰辛而又坚贞不屈的决心, 用这样的风格歌颂伟大劳动人民的聂耳不愧为第一人。

三、整理改编民乐合奏作品谱写了中国民族合奏音乐的新篇章。

聂耳创作的器乐作品很少, 而它改编的新民乐合奏曲至今仍是一些民族乐团的保留曲目, 对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翠湖春晓》聂耳根据云南昆明洞经音乐改编。以聂耳幼年时在昆明三丰湾听过的一首名为《宏仁卦》的曲牌旋律为素材, 采用不同的节拍、节奏、调式、速度、配器的变化对比, 发展成三个段落:首段抒情明朗, 中段柔婉悠扬, 尾段欢快热情, 生动地表现了月映湖面, 银波荡漾, 箫声幽雅, 回音四起的美丽情景, 抒发了游人欢畅愉悦的心情。

1934年, 聂耳以民间器乐曲《倒八板》为题材, 经过修改编制成为新的民族管弦乐——《金蛇狂舞》, 并加入到制作唱片的指挥中, 所以说民族管弦乐《金蛇狂舞》是基于《倒八板》创作的。《金蛇狂舞》运用循环体结构, 锣鼓中节奏激昂, 洋溢着热情与激情, 继而又被改为琵琶独奏, 殷飚改编为吉它曲。《倒八板》来源于民间广为流传的民间器乐曲《老六板》, 之所以称为《倒八板》, 是因为乐曲的开始则是由尾部变化发展而来。《倒八板》又称为《凡忘工》或《绝工板》, 由于第二段转入上四度宫调系统, 将原曲中的“工” (即3) 更换成“凡” (即4) , 情绪铿锵有力。第三段为全曲高潮, 采用了“螺蛳结顶”旅法, 上下句对仗呼应, 句幅由强减弱, 情绪由弱增强。整首曲子慷慨激昂, 伴有锣鼓声渲染的热烈氛围。

聂耳倾其一生为了革命事业而努力, 作为新一代音乐的开创者与领导者, 他艰苦卓绝的学习, 不断提升自己的音乐造诣, 探索着眼于未来而落实于人民群众的新型风格, 他的自由洒脱正是劳动人民内心的真实写照, 他的付出奠定了他日后在中国近代史上坚实的地位, 他音乐中颂扬的出发点和回归点都是出于心系国家心念人民的高尚情怀。作为无产阶级音乐家的聂耳, 音乐是他忠于祖国人民锋利的武器, 因为音乐不朽, 聂耳不倒, 他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冯步龄.中外音乐欣赏[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4.

[2]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

[3]蒲亨建.聂耳歌曲创作成功之道初探[J].中国音乐学出版2003

[4]朱琳.聂耳的创作特色及其伟大功绩[J].保山师专学报2002

对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 篇2

贫困的本质是人的基本发展权利被剥夺。因此贫困不只是收入贫困，还有多种类型的贫困。

20年之后，尽管中国还需继续消除8600多万贫困人口，但是还面临大量的“生态贫困人口”，即生活在那些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自然资源承载能力不足的生态脆弱地区的人们，他们是因不能满足基本生活和生产的条件而被剥夺的贫困人口。保守估计，全国生态贫困人口有2亿人，相当于现有收入贫困人口的两倍之多，并且有重叠之处。

此外，我们也可以把那些饱受雾霾污染的人口界定为“污染贫困人口”，即一年内相当天数处在雾霾污染下或不能满足基本环境质量标准而被剥夺良好空气享有权的“贫困”人口，尽管他们不一定是收入贫困人口。保守估计，相当于全国城市人口的1/4到1/3之间，这是新的贫困人口，是一场直接或间接危及健康的看不见的战争。因此，诚如李克强总理所言：“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这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承诺。

从深层次看，中国社会内部生产力基本矛盾始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这突出反映在人口、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这一基本矛盾上。这也决定了它们始终是中国在长期的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和限制因素之一。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工业生产国、世界最大贸易体，与此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世界最大发电量生产国和消费国、世界最大主要污染物排放国。因此向污染宣战，也就成为中国政府最大的任务之一，也是最艰巨的硬任务。

李克强总理宣布了“向污染宣战”的2014年行动目标和计划：以雾霾频发的特大城市和区域为重点，以细颗粒物（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治理为突破口，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淘汰燃煤小锅炉5万台，推进燃煤电厂脱硫改造1500万千瓦、脱硝改造1.3亿千瓦、除尘改造1.8亿千瓦„„

对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 篇3

1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美术特点

1.1 生活特点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美术，形象地记录了当时各民族的社会生活。许多富有草原游牧民族特色的美术作品上面，有青铜耳环、青玉管，玛瑙、绿松石等组成的项饰，有以动物形象造型的装饰品，如蹲踞的虎、仆伏的蛙和犬、长方形的兽纹图案等。这些作品的取材是同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对客观事物产生的喜好相联系的。北方许多游牧民族多以动物纹作为艺术的特征，如喜好在青铜器皿上用具有个性特征的动物形象作为主要装饰内容，反映了他们在特定社会生活中的审美意识。云南晋宁是秦汉时期古滇族聚居的地方，在那里发现的青铜器，其造型艺术以人为主题，刻画了近300个穿不同民族服饰的人物。人物中有的在杀奴隶、杀牛祭祀铜鼓和铜柱，有的在战争中俘获奴隶，有的在进行祈年式的舞蹈，有的是奴隶在向贵族“献粮”和“进贡”。这些画面反映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一些侧面。

1.2 宗教特点

少数民族美术，是以民族传统的精神文化为基础的。中国的藏族具有独特的信仰与文化传统。他们的卷轴画“唐卡”属于宗教艺术。有单幅“唐卡”和多幅成套的“唐卡”。它的表现形式有固定的程式，其中色彩对表现神像起了强调的作用，如表现神的庄严相貌用黑色，衬以金色背景，称“金色唐卡”。表现神的温和相貌用白色；表现神的愤怒相貌用红色和深蓝色。用色彩强调绘画的艺术效果，在藏族的壁画、工艺美术、建筑艺术中都是一致的，这是藏族画师特有的想象力，构成了藏族美术的独特风格。再如新疆库车地区，古龟兹各族人民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佛教文化，作品以现实生活中的乐舞内容为主，既表现了佛国的境界，却又抹去了佛国的神秘感。形式上，以菩萨画像而论，造型优美，体态婀娜多姿，形象端庄恬静，显得清雅飘逸。尤其是丰富的半裸或全裸的人体艺术，在千变万化的形态与神情中，看出龟兹画家在现实生活中，能够认识和表现青春与老朽的对比规律，通过人体艺术再现自然的节奏与力量。这说明龟兹人民赋有明朗的性格，才得以表现出这样富有生活与浪漫气息的传神艺术。

2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著名画家

2.1 瓌室韦人胡

对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 篇4

1. 齐尔品生平简述。

亚历山大·齐尔品于1899年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的一个音乐世家, 其父母及家人多在不同国家从事音乐和艺术表演, 这样的家庭氛围对齐尔品的国际化、多元化艺术发展道路发挥了深远的影响[1]。齐尔品从小接受家庭音乐熏陶, 并随父亲辗转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国家观看和学习音乐艺术, 使得他的音乐道路更加深刻地烙下了国际化印记。1921年齐尔品跟随父亲来到巴黎, 并在巴黎音乐学院系统学习钢琴演奏和钢琴作曲, 随后为追求“亚欧合璧”的艺术创作理念而周游世界各国, 1934年来到中国, 并迅速为中国博大精深的音乐文化所吸引, 一直到1937年的四年间在中国从事钢琴教育、创作、演奏及出版等工作, 期间不仅为中国音乐发掘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也为中国音乐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齐尔品定居美国, 1977年因病于巴黎逝世。

2. 上世纪初迷茫的中国现代音乐。

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复杂环境之中, 长期的闭关锁国之后, 国内许多仁人志士开始重视西方科学和文化的重要价值, 产生了一股学习西方的思想意识浪潮。中国音乐也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动向, 以“学堂乐歌”为标志的中国现代音乐开始大肆颂扬和学习西洋风格、技巧、工具等等音乐技法和思想, 而视中国传统音乐为糟粕, 就连当时成立的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校“上海国立音乐院”也以西乐为主导, 而忽视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这样盲目向西的音乐发展趋向使得中国传统音乐发展大受挫折, 同时由于西乐自身同东方文化的本质差异, 盲目跟风之下鱼龙混杂, 泥沙俱下, 也并未探寻到突破中国音乐发展瓶颈的真正方法, 反而使中国音乐之路更加迷茫和莫测。

二、拨云见日:齐尔品对中国音乐发展的实践贡献

1934年齐尔品从欧洲来到中国, 短时间内就迅速对多层次、多元化的中国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逐步为其吸引。齐尔品对中国传统音乐和民族音乐尤其情有独钟, 并潜心学习钻研, 学习过琵琶演奏技法和中国皮影戏, 观摩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的表演, 更是拜在评剧大师齐如山先生门下学习评剧, “齐尔品”这一名字即源于齐如山先生。齐尔品在对中国音乐进一步研究后敏感地发现了中国现代音乐发展的症结所在, 认为中国音乐虽然博大精深, 艺术性和欣赏性都颇具水准, 但在现代音乐发展道路上显然遭遇了瓶颈, 无法找到突破方向。为此, 齐尔品对中国音乐进行了一系列颇具导向意义的实践活动, 由此助力中国音乐找到了发展方向并实现了理念选择上的突破, 即由盲目向西转而回归本元, 在此基础上追求东西交融的发展之路[2]。

1. 通过任教直接培养中国音乐人才, 推动中国音乐发展。

齐尔品对中国音乐的发展贡献首先表现在他对中国音乐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上。齐尔品来中国不久就出任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门的音乐教育顾问, 随后被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校长萧友梅先生聘请为名誉教授。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齐尔品的这些头衔并非虚名, 他直接以教授的身份在国立音专开设钢琴演奏和作曲课程, 教授中国学生先进的音乐理论和表演技巧, 包括冼星海、刘雪庵、丁善德等中国音乐大师都曾接受过齐尔品的悉心指导, 他的《五声音阶钢琴教本》被作为该校的教学丛书出版。齐尔品通过直接任教的方式不仅对该校学生的音乐发展起到直接的引导提升作用, 同时也通过其先进的教学实践对中国音乐教育带来了新的理念和新的思考。

2. 通过举办比赛活动推动中国音乐的创新。

1934年6月, 齐尔品举办了一次以“征求有中国风味之钢琴曲”为主题的音乐活动, 对参赛条件的设定是:参赛者必须是中国人, 参赛作品必须要有中国元素, 其他基本不做限制。从这样的参赛要求可以看出, 这次比赛活动的直接目的就是推动中国本土原创音乐的发展。齐尔品在给萧友梅先生的信中更是着重提到这一点:“希望这项比赛最终会产生一首能够让我带往各地去演奏的钢琴曲, 以便我有机会在其他国家介绍中国音乐”。结合前文所述此次活动所处的背景, 就更显示出活动的导向性意义。而这次活动也确实成功使得一批中国音乐人才脱颖而出, 包括如贺绿汀、老志诚、俞便民、陈田鹤等一大批对我国音乐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同时齐尔品也践行了他的诺言, 通过在不同场合演奏本次比赛获奖作品向世界介绍中国原创音乐和中国音乐艺术。

3. 在不同场合演奏和推广包含中国元素风格的音乐作品。

1935年齐尔品在欢送他的音乐会上演奏了贺绿汀的作品《牧童短笛》, 这一看似平常的事件在当时却有两个重要的象征性意义:第一, 这是齐尔品第一次演奏他人创作的音乐作品;第二, 这是第一次外国音乐家公开演奏中国的音乐作品, 这标志着中国现代音乐已经走出了国门。之后齐尔品在他的演奏会中都会编入中国作曲家的作品, 分别在柏林、巴黎、维也纳、纽约、阿姆斯特丹、日内瓦等欧洲音乐殿堂演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 或者演奏带有浓郁中国元素的音乐。那一时期欧美国家对中国音乐的了解和接受, 基本是由齐尔品及其中国籍夫人李献敏女士宣传推广而得。这对当时中国音乐自身的发展以及中国音乐走向世界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方面通过世界范围的媒体报道使得世界音乐界更加了解了中国音乐, 另一方面也促使了中国音乐人的思考和转变, 由盲目学习西方转向寻本溯源, 重新审视中国音乐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在此基础上不断探寻中西结合的中国音乐发展之正确道路。

三、博采众长:齐尔品作品对中国音乐元素的推广

齐尔品在其音乐作品中借鉴和加入了很多中国特色的元素, 由此将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融汇到他的作品中去, 并随着他的钢琴演奏和推广传遍世界各地。据统计, 齐尔品采用中国元素作为素材创作的作品多达15部, 不仅包括《三部钢琴组曲》、《五声音阶钢琴教本》等中西融合的钢琴曲谱, 也包括极具东方风味的《木偶戏》、《古琴》、《敬献与中华》、《七首中国歌曲》等完全以中国元素为灵感和创作题材的作品[3]。

1. 对中国传统乐器的诠释。

齐尔品对中国的传统乐器十分喜爱, 并热心钻研, 如琵琶、古琴、锣鼓等, 如曾师从曹安和大师学习琵琶, 在对中国传统乐器深入了解和学习的基础上, 将之同西洋音乐和钢琴表演相融合, 以钢琴诠释中国传统乐器, 创作出了很多中西合璧的优秀音乐作品。如齐尔品对三国时期的传统古琴名曲《酒狂》的西式演绎, 通过强烈的节奏和高声部的旋律音衬以低声部的大跳音, 完美地用钢琴的手法演绎了原本以古琴所表现出来的古人酒后神魂颠倒、狂放不羁的洒脱状态, 充分展示了齐尔品对中国传统乐器和传统音乐研究的透彻及运用自如。

2. 对中国民歌小调及曲艺艺术的融合。

除了对中国传统乐器有深入研究外, 齐尔品对中国传统的民歌小调及京剧、评剧等艺术形式同样进行了关注和学习, 并将其中的精华部分吸收融合到钢琴曲的创作中去。如齐尔品的《七首中国民歌》, 就是以中国民歌为原型进行的音乐再创作, 在这部作品中, 齐尔品借鉴了新疆的《青春舞曲》、河北的《小放牛》、江苏的《锄头哥》以及青海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多地区不同特色的民族歌曲, 这证明了齐尔品对中国民歌小调及戏曲艺术的喜爱之情和研究建树。

3. 对中国典故传说的吸收。

音乐不仅是空灵飘逸的听觉享受, 更能通过乐曲旋律节奏的万千变化描绘出一幕幕丰富多彩的故事, 展现和传导一种别样的文化特色。齐尔品的音乐作品也是如此, 在其叙事音乐中也同样注重中国元素的吸纳, 立足于众多脍炙人口的中国典故传说中寻找音乐创作的灵感, 并将这些典故传说在其音乐作品中完美展示和升华。如我国耳熟能详、曾以多种艺术形式表现的经典曲目《武松打虎》, 就由齐尔品独创性地通过钢琴完美演绎出来, 通过铜管的低音和休止的运用, 长号、圆号的高亢恢宏结合钢琴的明快和节奏控制主导, 由此一幅幅武松打虎扣人心弦的激烈场景跃然纸上, 引人入胜。

四、余音绕梁:必须要说的结语

即便在齐尔品去世之后, 他心系中国音乐发展的情愫仍在持续发挥影响。1981年齐尔品的夫人李献敏女士遵从齐尔品遗愿, 在纽约成立“齐尔品协会”, 继续帮助和支持中国音乐人才及中国音乐发展。该协会曾出资举办“征求具有中国风格的小提琴曲及大提琴曲”的比赛, 叶小刚、瞿小松、许舒亚等一大批人才就是在这次比赛中初露峥嵘。

齐尔品对中国音乐、中国艺术以及中国文化都有着广泛而细致的研究, 并能通过其深厚的音乐功底进行再创作, 通过“亚欧合璧”的方式将中国音乐和中国艺术引领到一个新的正确发展之路, 并将之推向西方, 使西方更加了解中国音乐, 也提升了中国音乐在世界音乐史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萧友梅.俄国新派作曲家及钢琴师亚历山大略传[J].音乐杂志, 1934 (6) .

[2]周文中.齐尔品在音乐上的贡献[J].音乐艺术, 1982 (4) .

农民对新中国的十大贡献 篇5

蔡建武

在和一些乡村干部接触中，经常有些农村基层干部会对我说：现在国家对农民太好了！表现出疑惑和不大理解。我总会简要地向他们作些解释。主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解决的好坏，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并讲农民对国家和社会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现在，不统筹城乡发展，不改变农村、农业、农民的落后状态，不尽快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地区差别、贫富差别，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就无法继续推进，社会就可能动荡。因此，国家对农民无论多么好都是不为过的。以及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农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开辟农村市场也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道理。

一、对建立新中国所作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带领中国人民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28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回顾28年的战斗历程，农民对新中国的成立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是巨大的。一是我们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在旧中国，农民遭受‚三座大山‛的残酷压榨，他们渴望有自己的土地，能过上‚吃得饱、穿得暖，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口号，使他们认定中国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党，只有跟共产党闹革命，才能翻身得解放。因此中国农民在战争年代，源源不断地补充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仅江西兴国这个仅有20来万人的小县就有8万儿郎当红军，工农红军从江西苏区开始长征时是30万大军，到达陕北时仅余3万人，这中间途经各省时还有不少穷苦农民加入到红军中来，毫不夸张地说，长征途中牺牲的红军官兵在30万人以上。据有关资料显示，建国后全国各级登记有姓名的革命烈士共有176万人，其中建国后登记有姓名的革命烈士兴国县就有二万五千人，整个江西省则有二十五万多人。还有无数无姓名的革命先烈，这些先烈我认为至少有90%是农民，可以说没有千百万革命前辈和无数革命烈士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有新中国。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新中国的建立；二是农民不仅是参军参战，而且积极拥军支前。陈毅元帅曾说过淮海战役胜利是山东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山东沂蒙山区的红嫂用乳汁喂八路军伤员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我这里讲一个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西北战场的令人落泪的真实故事：1947年3月18日晚8时，毛泽东主席率中共首脑机关主动撤离了延安。19日，国民党胡宗南部占领了延安。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以彭德怀为首的西北野战军决定在沙家店伏击国民党军整编36师。为了保障战争的胜利，陕北的贫苦农民倾其全力支援我军作战。民兵封锁道路、埋设地雷、组织担架队，老人、妇女和孩子们把家里能吃的南瓜土豆都拿了出来。担架队有个叫金有发的青年农民，父亲是陕北的老红军，1935年红军东征时战死在黄河边，弟弟刚刚参军，几天前攻击榆林时牺牲在了城墙下。金有发参加担架队上前线，他的妻子把家中藏在山里的十几斤谷子挖出来，连夜推碾子磨米。小米碾好的时候，发现背上的孩子已经饿死了。女人把孩子的尸体埋在草丛中，背着小米循着枪声找到了部队。彭德怀知道后热泪盈眶：‚没有老百姓，哪有中国革命？边区人民对我们恩重如山，咱们要惜民命，再也不能增加人民的负担了！哪怕是杀马杀骡子吃，也要坚决打好这一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写道:‚当我(在延安)问毛泽东对最后胜利是否有任何怀疑时,他的回答甚至连军队也没有提,只是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的好不好.蒋介石肯定要失败,因为他反对农民的土地要求.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一定会胜利’。‛1947年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开幕，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草案经毛泽东修订后，于同年10月10日颁布。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根据《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的1亿多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实现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土改将农民的革命热情象火山爆发一样释放出来，当时解放区流行一段顺口溜：‛最后一把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战场上。‛这充分说明，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是顺应了农民的利益和要求，从而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共产党才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

二、对新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的巨大贡献 建国初，我国工业基本上是一穷二白。为了迅速增强国力，使年青的人民共和国能够站稳脚跟，我们党和政府向苏联学习，采取了通过剥夺农业、农村、农民来聚集资金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由于对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一段话的误解和教条化，使我们党在对待农民问题上，混淆了革命的对象与革命的动力之间的是非界限，把农民当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他认为土地改革后，只破坏了封建所有制，没有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农业合作化便是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他把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全看成是一埸阶级斗争，认为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也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这样农民不仅是改造的对象，而且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农民在集体所有制下，不仅剥夺了经济权利，也被剥夺了民主权利，一切只能依附于集体，依附于各级干部，失去了生产的主动权，也失去了经营的主动权，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统统都没有了。1958年制定的城乡户籍制度，又进一步剥夺了农民的迁移权，逐步形成了我国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社会，使农民沦为二等公民。国家在50年代中期，为了保证国家建设和城市供应，以及出口需要制定的统购统派制度，又使农民没有发展商品生产的空间。它是以损害农民利益、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的，它不仅粗暴地剥夺了几亿农民的产品处臵权，阻断了中国农业向产业化发展的道路，而且切断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使我国农民没有一点发展商品生产的空间。特别是确定统购统派农副产品的数量和价格是强制性的，很少考虑农民和农村的需要，收购价往往低于成本，一年到头白辛苦不说，有的甚至不得不花高价买来产品再低价卖给国家去完成‚派购‛任务。截止1984年，国家向农民实行统购的有粮食、棉花、油料、木材4种，实行派购的农副产品、水产品和中药材达132种之多，基本包括了所有的农副土特产品。还有‚合同定购‛粮食制度，也是一种剥夺农民的制度。农民基本没有发言权，根本体现不出合同的公平协商与互惠性。国家定购粮价一般都低于市场价，而这个差价部分都被国家拿走了，被农民称为‚暗税‛。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分配政策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余才是社员的。到年终结算时，辛辛苦苦干一年，末了还欠集体的钱。我1968年到1979年期间在山东省的新泰县空军部队服役，有农民在山上打石头，到营房向我讨水喝，我问他一天能赚多少工分，他告诉我，一天能赚10个工分，但只值人民币8分钱。他说，‚我辛辛苦苦干一天，还赚不到一包勤俭烟！‛勤俭牌的香烟是当时山东省最便宜的香烟，每包九分钱。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民种点自留地、养个猪、鸡等家庭副业，都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我这里有个数据，1990-2000年，只有10年时间，我国从农民征收的各种税收总额就由87.9亿元增加到465.3亿元，增加了4.5倍。农民人均税赋高达146元，而城镇居民人均税赋只有37元。在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已是农民实际收入的六倍情况下，农民缴纳的税反而是城镇居民的4倍。建国后，虽然农民遭受了这么多的不公平待遇，但纯朴的中国农民仍然相信毛主席、相信共产党、相信人民政府，没有起来造反，而是默默承受着苦难。

由于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导致了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农村、农业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化。2006年，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在《推进新农村建设是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途径》一文中指出，目前，差距最大的地方是农民收入。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3.2：1，据予测，如果这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状况在‚十一五‛时期不能够加以遏制和改变的话，到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可能要扩大到4：1，甚至更大（国际通常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是1.5:1）。其次是基础设施落后。现在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生活质量的差距，集中表现在基础设施方面。长期以来我们城镇的居民，在交通、供电、供水、教育、医疗等方面都是国家财政拿钱修的。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国家投入很少，很大程度上是靠农民自已积累，自已拿钱。我们现在一年8万亿元的投资，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至少有2万多亿元，而农村的基础设施投资有多少呢？一年也就是两三百亿元。第三是公共服务落后。主要是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落后。因此，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农民的贡献和牺牲是巨大的。

三、对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贡献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发端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家庭承包经营集体土地的制度，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一天晚上，小岗村１８位村民秘密签下了分田到户、自主生产的‚生死契约‛。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举动，可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危险。所幸的是，这一改革模式后来得到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高度认可，随之获得中央政府的肯定，并被推向全国。小岗村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分田到户‛刺激了‚大锅饭‛时代农民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在保证国家税收和集体收入不减少的同时，使农民富裕了起来。小岗村的改革，推动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的推广，促使全国农民不断走上富裕的道路。随之而来的是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农村发展的黄金期，农民收入一度超过城市居民。更重要的是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粮食产量不足，需要依赖进口粮食的问题。粮食产量连年增产，基本满足了我国人民的生活和工业生产需要。

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还带动了城市经济改革开放，从此，我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四、对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巨大贡献 2007年,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明确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列为我国的政治体制范畴，深刻论述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性质、本质和核心、主要内容和要求。指出‚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亿万农民的创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使当时的农村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农民在获得土地承包经营的同时，也使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政社合一‛的以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成为无本之木，无法再继续存在下去了。为此，农民积极寻找符合他们利益需求和适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的新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制度，就是这场发生在农村经济领域里的革命，迫使农民在新旧体制磨擦的夹缝中寻求新的制度安排的结果，成为党和政府在新形势下开展农村工作的新的方式。

这种基层民主制度就是果作村的6位生产队长和85户村民找到的村民自治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是由村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通过民主选举，由农民选择自己信任的人主持，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实现对村级经济、资源、村级事务、公益事业等，尤其是对村财收入的民主决策和管理，对村委会工作及村委会干部进行民主监督。

1980年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现为宜州市）三岔公社合寨大队（现为屏南乡合寨村委会）的果作村等6个生产队的85户农民，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果作村村民委员会。当时的合寨大队下辖12个生产小队，由果作、果地等12个自然村组成。韦焕能当时任果作生产小队的队长，是他提出建立村民委员会动议的。他把邻近5位生产队长邀到一块，商议建立村委会的事情。他说‚土地承包到户后，生产队不存在了，大队的人连村里的那一片林子都忙得看守不过来，哪有空管咱们这里的事呢？为了防盗，老乡把牛拉进屋子同住一屋，总不是长久之计吧？春耕在即，伙着用的渠道总该理一理吧？人畜也不能每天趟过村前这条小溪吧？这些事，没有人管只能自己管。但要管这些事总得有一个组织，有个名义，有人牵头去办。那么这个组织叫什么呢？大队叫管委会，我们就叫村委会，城里人叫居民，村里人不就是村民吗，村民委员会这个名字既符合村里的实际，又符合我们的身份。‛韦焕能的这席话得到了其他5位队长的认同。余下的问题就是怎样产生这个组织，怎样确定管事的人。最后他们6人商定：生产队长是大队任命的，现在没人任命了，那就让村民来选。果作村村委会选举产生后，经过6个生产队125户中到会的85户农民讨论同意，按上手印或个人名戳，制定了‚村规民约‛和‚村山公约‛，实现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组织村民修了两座小桥，开辟了一条机耕路，实现了村民的自我服务。在这里已经显示出村委会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的也是‚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原则。

五、对发展乡镇企业的巨大贡献

实行‚分田到户‛后，释放出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些闲臵劳动力往哪里去？这是关乎民生和农村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又是农民在原来的社队企业基础上，使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迅猛发展，成为农村经济和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和支持农业发展，对增加农民收入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和支持农村社会事业，维护农村社会稳定，逐步实现农村城镇化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关资料显示，２００８年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８４１２７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７．９８％；出口商品交货值３５０９２亿元；实缴国家税金８７６５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4.29%,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总体实力。

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有了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减小了农民涌入城市的压力，减弱了给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带来的冲击，是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到２００８年，乡镇企业支付劳动者报酬达１５８３０亿元，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收入１６６６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３４．９９％，大大加快了农民致富奔小康的进程；到２００８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１５４５１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２９．３４％，极大地缓解了就业压力，优化了农村劳动力结构，同时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了条件。

此外，乡镇企业的发展，还带动了为工业生产和职工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人口集聚，形成了小城镇。在很多地方，出现了许多同一行业的乡镇企业，依托专业市场和规模企业，集中建设乡镇企业园区，随着专业市场商品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小城镇建设。

乡镇企业的发展同时加快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一方面，乡镇企业把工业文明导入农村，提高了职工的科学文化、技术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造就了一代新型农民，涌现出一大批农民企业家，现代理念、市场观念正在形成。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在农村兴办了各种公共福利事业，并承担了一部分社会福利费用。乡镇企业还带动了乡村文化、体育事业的展，丰富了农民的文化体育生活。

六、对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的巨大贡献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了推进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在缺少资金和技术的情况下，各地一方面抓招商引资和引进技术来加快发展，同时，不少地方还采取了‚经营城市‛和‚发展房地产‛的方法来积累资金，加快发展。而‚经营城市‛和‚发展房地产‛的实质就是地方政府以发展经济为理由，将城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低价征收，然后高价卖给企业和开发商，其中差价部分就成了地方政府的巨额利润。据有关资料显示，出卖农民土地的收入已占2009年全国地方财政收放入的21%。有的地方，如北京市的一些区已高达财政收入的40-50%。这也是城市房地产价格居高难下的重要原因，因为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已经形成为利益共同体。

七、对打破城乡界限，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巨大贡献

乡镇企业有了发展，但也不能吸纳太多的农村富余的劳动力，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缓慢，或没有发展起来。农村剩余的大量劳动力到哪里去？就剩下外出打工一条路了。从80年代的后期开始形成了‚打工潮‛，实质上是不发达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没有了出路的反映。

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邓鸿勋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国农民有过三次伟大的创造。第一个创造是提出了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创造是发展了乡镇企业，第三次创造就是大量的中国农民工主动进入城市。这三次创造，实际是中国农民自己解放自己。路是农民自己走出来的，不是国家叫他们去搞联产承包的，不是国家叫他们办乡镇企业的，也不是国家叫他们进城的。农民自己创造，自己解放自己。

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打工，打破了工农界限，打破了城乡界限，对实现城乡一体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历史有很大的推动。

千百万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四川、湖南、安徽、江西、湖北、山西、陕西、云南、贵州、广西等中西部贫困落后地区，乘火车、汽车向潮水一样涌向北京、上海和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据有关部门统计，约2亿农民工在城市和发达地区打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缺或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这些城市和地区打工，拿着几百块、最多千余元钱的工资，有时还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干的却是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他们为这些地方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牺牲也是巨大的，如由于城里无法为他们提供必须的生存条件，他们很多人很难和妻儿团聚；对那些夫妻同时外出打工，留守子女的教育培养又成了一大问题；由于没有完备的社会保障，出了工伤事故他们求助无门；到人老体衰后，也只能返回农村苦熬余生。

打工潮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推动了城乡二元体制改革。顺应潮流，中央1992年提出发展劳动力市场，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地区间的流动和有序转移。从2000年开始，中央又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关的制度改革确定了方向。2002年，中央提出对进城的农民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了一个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就业务工管理的通知，通知取消了对农民进城的诸多限制，不应对农民进城歧视，保护就业，保护劳动收益，改善劳动条件，为进城农民提供公共服务。2003年9月，国务院又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发了文件，对农民的转移培训发了文件。2004年中央发了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是重中之重，把解决‚三农‛问题提到了非常重要的议事日程。同时指出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加强转移培训。2008年12月20日 国务院又发出国办发（2008）130号文件，要求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

尽管中央大声疾呼，但直到现在，农民工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认真加以解决。

八、对‚中国制造‛打入国际市场的巨大贡献近来本田罢工和富士康‚跳楼门‛事件，引发了不少地方政府上调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今年2月，江苏省率先执行了新的最低工资标准，4月1日，上海也将月工资最低960元上调至1120元，时薪也从原来的8元提高到9元，涨幅达到了16.7%。目前调整幅度最高的是湖北省，达到了28.9%，最低的是天津市，涨幅也有12.2%。2010年7月1日起江西省也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分五个区域：一类区域720元/月、6.8元/小时;二类区域660元/月、6.2元/小时;三类区域600元/月、5.7元/小时;四类区域550元/月、5.2元/小时;五类区域500元/月、4.7元/小时,一至五类区域最低工资标准和原来比较,分别增加了140元、140元、120元、100元、80元。涨幅为23。6%。从这个新标准中，我们不难看出，长期以来国内，尤其是沿海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与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其创造的价值相比，明显偏低，这是不争的事实。

记得前几年有一位美国人写了一本书，说，美国到处都是中国制造，给美国人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她曾试图在日常生活中不用中国制造的产品，结果感觉无法做到。由于中国制造的产品，价格都很便宜且实用，已经融入了美国人的生活中了。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是低廉的价格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而中国制造产品低廉的价格，是中国工人，主要是农民工低廉的工资使其成本降低所带来的。

九、对维持中国社会稳定的巨大贡献

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使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许多外来加工企业 和外贸出口企业大量停产关闭，据有关资料显示，由于这些企业的停产关闭，导致有二千多万农民工失业。二千多万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是欧洲几个国家的人口总和。这事要是发生在欧美国家，将是罢工、游行示威、社会动荡。而中国这二千多万农民工却默默承受着失业之痛，没有找政府找社会的麻烦，整理行装回乡务农或回乡创业，使我国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没有出现社会动荡，为我国战胜金融危机创造了一个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十、对中国战胜世界金融危机的巨大贡献

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冲击力之强、影响程度之深、涉及范围之广，史所罕见。这场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主要表现在外贸出口和国外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系，支撑了全球经济体系。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为全球经济提供服务。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只有200多亿美元，利用外资基本是空白。30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对外经济呈现加速发展态势。改革开放头1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扩大到1988年的1028亿美元，此后速度不断加快，5年后的1993年发展到近2000亿美元，8年后的2001年增加到5097亿美元，2002年以来，进出口进入高速增长时期，连续6年实现了20%以上的增长，在2004年超过1万亿美元后，仅用三年时间就实现了从1万亿到2万亿的突破。2007年进出口总额21737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04.3倍，年均增长17.4%。其中，出口增长18.1%，进口增长16.7%。外贸对经济的贡献也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提高到2007年的66.8%，提高57.1个百分点。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7%。我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而世界金融危机后，美国和欧洲共同体等西方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外贸产品实行贸易壁垒，大搞所谓的‚反倾销‛，使我国外贸出口受到了很大影响，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危害。

另外，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对华投资也出现大幅度下降。数据显示，日本对华投资下降了26.59%,美国对华投资下降了8.25%,德国对华投资下降了63.69%,荷兰对华投资下降了30.62%。

当前，拉动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三大因素：一是投资，二是外贸出口，三是消费。在投资和出口都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内需、依靠消费来拉动我国经济发展。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61%左右，农村是一个广大的市场。在城市居民消费相对处于饱和状态下，开辟农村市场，促进农民消费才能真正起到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农民参与消费，消费拉动发展就是一句空话。而要农民积极参与消费，必须具备三个个基本条件：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做到通路、通电、通自来水，使工业产品能运得进去，能有条件使用（这本身也在拉动消费）；二是农民口袋里要有钱，购买得起工业产品，甚至能进城购买住房；三是要建立基本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敢花钱。这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任务，而且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使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得到可靠有效的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完备的农村市场，推动农民消费，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在回顾近二十年来，中央关注‚三农‚问题，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完善这三个基本条件还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据测算，农民消费每人增加1000元，全国就能增加内需9000亿元，而增加‚三农‛投入，转化为消费的比例大约为40%。更为具体的测算数字尤其令人振奋：2009年国家计划投入农机具购臵补贴100亿元，可增加农机工业销售产值约635亿元；从90亿元增加到150亿元的‚家电下乡‛补贴，可以拉动内需1000多亿元；在被称为‚超市下乡‛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中，中央财政投入已带动地方财政和社会投资约180亿元，吸纳农村人口就业约110万人，增加农村市场消费近900亿元；从2008年到2010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在3年内向农村投放1100亿元的偿债资金，这笔资金直接增加农村需求1000多亿元，考虑到产生的乘数效应，总共将拉动农村内需4000多亿元。所以国家推行‚家电下乡‛、‚农机下乡‛等开辟农村市场的重大举措确实有了明显效果。据测算，连续四年在全国农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四类农民需求量大的产品实施‚家电下乡‛，可实现家电下乡产品销售近4.8亿台，累计可拉动消费9200亿元。我们看到2010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仍高达11.9%,这充分显示出农民加入消费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高达11.9%的增长率,其中绝大多数是基础设施投资所带来的。有关资料显示,消费所创造的效益仅占整个效益的27%左右,比重是偏低的。要完善农村市场，促进农民消费还要继续加大对‚三农‛问题的投入，积极帮助农民增收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农村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

从农民对新中国的十大贡献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主线，即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什么时候顺应了农民的利益，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反之，就倒退或停滞不前，甚至要丧失政权。当前，我们尤其需要明白，现在的农民，已经不是过去守着一块土地，没有见过世面，没有多少文化，老实巴交害怕见官的农民。现在时代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随着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随着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他们的眼光看见的世界已不再仅是脚下的土地，他们要求改变现状和要求与城里人一样平等地享有权利、尊严的生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们不再是过去那样容易满足、那样训服顺从的‚农民‛啦。我们必须顺应这个变化，坚持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努力缩小城乡差别，加快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否则就会出乱子，这绝不是杞人忧天！

对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 篇6

首先，有必要先强调“文学”的定义。纵观文学理论研究，“文学”的内涵一直是经久不衰的争论话题，但是，对于“文学”的外延，则可以做出明确的辨别。文学，是既包括书写文学，包括口传文学，也包括以电影、电视、网络为媒介所成的文学形式。19世纪,随着电影的诞生,文学的外延相应得到扩充,影视文学成为了文学家族中年轻的、充满现代色彩和科技元素的独特组成。1896年，电影诞生不到半年，便传到了中国。中国电影成为一种有民族特色的独立的艺术形式。现当代中国文学也理应将中国的影视文学包括在内。因此，任何一部影片的贡献，不仅具有电影史方面的意义，而且具有文学史方面的意义。这也是将本文的题目限定于“中国电影文学”上的原因。

1949年是新中国电影的创建时期，和所有的艺术创作一样，电影也在政治大旗下饱含激情地行进。1959年中国电影界的创作高潮与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任务密切相关。1958年11月，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各电影制片厂厂长会议，周扬提出了献礼片“内容好”“风格好”和“声光好”的标准，并要求突破战争题材偏多的不足，离开“革命经”和“战争道”。［1］这也催生了8部优秀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产生，为“难忘的1959年”中国电影增添了亮色。受1959年的影响，1960年，许多艺术家对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投入了更大热情，共拍了11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占当年总量的1/6，为历年之最。这其中就有歌剧改编而成的反映康区社会变革的《柯山红日》［2］。歌剧《柯山红日》在歌剧表演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当时有人对此进行了总结，他们重点强调了导演与演员向传统戏曲学习，创造出新的形式和独特风格。［3］用歌剧形式反映当时的重大事件，紧密配合当时斗争需要，是我国新歌剧运动开始时就树立的风格，也是我国新歌剧的传统。《柯山红日》能够在康巴叛乱之后不久，就把这一事件用歌剧形式反映出来，时人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4］以上引用就分别从内容和形式上给予了影片《柯山红日》高度评介。而这两方面恰好正是对现代中国的影视乃至文学创作不足甚至空白的填补。

第一，是题材的独特，影片将镜头对准了康区这一雪域边地。中国幅员辽阔，但是，却如童庆炳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的说明，“川康边地是被社会和文学遗忘了的”。藏区以它的神秘、独特使人迷恋，藏族文化悠久而璀璨，藏族文学倚凭特有的民族风情和高原色彩成为世界文坛上的奇葩。但是藏族文学或反映藏区的文学在二十世纪却存在创作者和受者都较少的局面。而在这少量的相关藏区的作品中，大部分又都是反映西藏的。藏族内部支系众多，内部文化也是多元一体格局。传统藏区分为三个区域，即“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茹” “下部多康六岗”。藏族文学史的书写上，同样也存在“中心边缘”的划分模式。相关康区的文学在整个藏族文学史中的比重也很少。30年代，汉族作家周文是现代文学史上唯一将川康边地作为创作对象的专业作家；50年代擦珠•阿旺洛桑的《金桥玉带》反映了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顺利通车。在电影史上，30年代孙明经拍摄的一些影像资料曾反映了川康的茶马古道，50年代的青年导演李俊拍过纪录片《康藏公路》。八十年代后，藏区成为很多专家学者争相驻足之地，但是反映藏区的不少，涉及川康边地的作品却仍旧屈指可数。现在通行的现当代教材也很能说明问题。现代文学中几乎没有涉及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文学中也往往只安排一章，且有补充和点缀之嫌。所谓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实际上是“汉语言文学史”。这些都反映了我们认识中华多元文化多样性仍然存在严重的雾障。“拨去雾障，展示中华多元文化的真相”在今天已成为共识，也有很多具体的实践正在行为过程中。但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样的动作就显得尤其珍贵。这也是我们今天看重《柯山红日》的原因所在。

哪怕是现在，对1960年拍摄的《柯山红日》，也有很多观众甚至评论家认为是对西藏的反映。但是电影中明确提到柯山在金沙江畔，“前有天险，后有雪山”，红军曾路过此地的描述，说明影片反映的应为康北地区。影片综合了整个康区的实际情况，对康藏地区地理环境、风土人情较为真实的展示，让人通过银幕形象了解康藏地区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当时复杂的政治势力和社会状况。《柯山红日》很精准地把握住当时的政治大事，是当时记录反映这段历史的重要艺术作品，也成为今天人们了解康区社会变迁的直观材料，对于我们认识、理解20世纪50年代的康区，具有一定的认知价值。

在史料中很容易查找到60年代康区的社会形态：总体上属于封建农奴制，但有三种类型及相应的地区分布：康北地区土司制度较完整；康南地区土司制度已废除，新旧头人共同主事；康东地区土司虽在，但已无权势。因而康区的改革针对康区内部社会政治格局的多元分区域分阶段实施。在康东的丹巴、康定个别区乡作为土地改革试点，康北地区沿康藏公路线的10个县，在改革前先进行废除封建特权和差役；康南地区则派部队帮助地方，加强团结、生产等工作，暂不进行改革。［5］史料虽然真实、清晰，但必竟只受专家学者的青睐，而在银幕的时空中，却能以运动的、音画结合的、逼真的具体形象来艺术地反映社会生活，也可以逼真感、亲近感满足更多的人们更广阔、更真实地感受生活的愿望。《柯山红日》中,既有加洛呷问到“蒋家军及藏军”的去向，也提到“外国人送枪炮，台湾北平送美元，噶厦军队作资源”,土司头人、寺庙上层、国民党官僚交错。这些都真实地说明当时错综复杂的康区形势。而且影片中的 “我柯山不归噶厦管”也都与历史上康区的地位相符。历史上解放军进入康区后，以“团结、生产、治安”为工作重点，团结上层，培养民族干部，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教育，促进各项生产活动。影片中用了一组镜头，反映解放军修学校、用拖拉机耕地、医生看病、修公路等事实。正如阿候土司说到：“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在人民政府管辖下共同建设康藏，不准抓娃子、卖奴隶、杀百姓，不准窝藏匪特、打冤家，解放军要到柯山来建房、修路，工作人员到这里来工作,医生要到这里来治病，你们不得阻碍。”影片中拥护解放军的阿候土司，转变了的洛呷土司，对解放军的无比期盼并热烈欢迎的麦力生等民众。这些也确实如现实中康区的新变化，如部分上层观念发生变化，要求进步。民众期望改变现状。相反，康区仍有一些土司执迷不悟，影片中的柯陆亚德就是其中的代表。影片中他施缓兵之计以聚集力量，暗中准备叛乱，解放军对柯路亚德却是争取转变，杨凡还亲自做工作：“他不叛乱，就不打他，等待他觉悟。”但亚德土司坚持反动立场，并妄图杀害杨凡。为挑起叛乱，特务罗家枪杀了通讯员小李。叛匪企图偷袭三岔河的解放军，但解放军早有准备，彻底消灭了叛匪。这些都是以当时康区民主改革前后的历史事实和进程为基础的。

《柯山红日》应时而出，成为少有的以反映康区社会状况及民主改革的电影作品，以电影这一在当时最具群众性、影响最广的艺术样式来使当时文化生活并不丰富的人们了解到彼时彼地的康区，它独特的选材填补了新中国电影的拍摄盲区，对中国电影甚至文学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则是形式上的多样性探索。影片包容、糅合了歌剧、京剧、川剧和四川民歌、藏族民歌。京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至今已有将近二百年的历史。川剧也早在清代就成形。歌剧则是综合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而以歌唱为主的一种现代戏剧形式，产生于十六世纪末的意大利，后逐渐流行于世界各地。二十世纪初，歌剧传入中国。之前，京剧版、潮剧版及歌剧《柯山红日》，均为电影《柯山红日》的创作奠定了基础。改编自歌剧的电影其基本的表现形式依然以歌剧为主。影片主要的演出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歌剧团担任，演奏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歌剧团乐队担任。其主要演员，如张越男、王淑惠等在多部大型歌剧、秧歌剧及话剧中扮演过不同类型的主要角色。演唱过创作歌曲、民歌、京剧、昆曲、河北梆子、山西梆子等多种不同风格的作品，在歌剧表演中也自觉地向民族声乐艺术学习，不断探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在声乐民族化及中西结合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张越男在《人民音乐》发表了《学习民族唱法的几点体会》，在《民族艺术》上发表了《让美声唱法植根与民族语言的沃土之中》《对当代三种唱法相互依存性的思考》等论文。电影《柯山红日》可以说是这些艺术家们在探索中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又一次呈现。

和普通歌剧一样，影片在开幕时有前奏曲，不过这一前奏具有极其浓厚的藏民族风格。整个影片由相对独立的多个与场景相应的音乐片段连接而成，并连续发展成统一结构。其中，有歌剧中声乐部分的独唱、重唱与合唱。扮演黄英的女高音张越男, 扮演加洛呷的女中音王淑惠, 和扮演麦力生的男低音李冰志的演唱都相当出色。而合唱则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歌舞团承担，他们的共同努力打造了一部红色经典。歌剧演出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显得非常活跃，而《柯山红日》能让人在欣赏歌剧这一舶来品时并不感觉陌生、难以接受，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导演和演员大胆地继承了戏曲传统的表演艺术，运用了藏族和四川的某些民间音乐。 首先《柯山杠日》的演出吸取了戏曲中的一些表演形式, 例如：反动土司柯陆亚德和加洛呷运用了京戏的脸谱、眼神、身段、功架。运用甩袖、背手、瞪眼以及敌意拖长的声调, 显出了统治者的威严，又表现了他们的顽固、凶残，以及在统治地位受到动摇时对解放军的仇视。特务罗家的表演则运用了川剧文丑的某些形式。他一出场的脸谱、行步、念白、对土司的四礼大拜都突出地表现了这个人物内心的阴毒和丑恶。而表现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方面,则配有干净、利落的动作，健美的舞姿, 更突出了他们机智、干练。一切动作都是心理话动的外部呈现，中国传统戏剧往往运用高度精湛的外部技巧和形式来反映角色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塑造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面对着如此丰富的戏曲表演艺术, 《柯山红日》大胆地向传统学习和借鉴。另外，歌剧演员重要的表现手段是演唱，其中，唱曲中也大量地揉合了民族歌曲和传统戏曲,表演者不仅有着娴熟的声乐技巧,掌握了西洋声乐方法，同时他们的演唱也具有民族风味。在电影一开始的乐曲就是典型的藏族音乐，卓玛的演唱几乎都具有藏族特色。《一整夜北风吹》是传唱至今的经典之作。而黄英、杨帆等在唱腔上也运用传统戏曲的腔调，声音及呼吸, 不是一直保持某种状态, 而是依据剧情处理人物变换演唱方式。最后,影片中采用了韵白与打击乐。西洋歌剧一般有朗涌，而影片《柯山红日》则改用念白的办法, 并以打击乐和行弦伴奏，既帮助了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展开，又烘托了气氛，对整个结构也有转承启合的作用。

综上所述，影片在内容上，将镜头对准了康藏这一雪域边地，打破了汉族文化中心观，展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形式上，大胆地实践和探索，将传自西方的歌剧和中国传统的戏曲相结合，并溶入了少数民族音画元素。虽然《柯山红日》充满了汉族对异文化的想象，宣传意图强烈，视觉效果不佳，但就以上两点来说，它的意义已超出了一部普通影片所应负的职责。它独特的选材填补了新中国电影的拍摄盲区，它在形式上的创新至少证明了中国电影能够展示的诸多可能。

注释

［1］饶曙光：《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 第81页。

［2］同时产生的反映藏区人民保卫新生政权和民主改革的《草原风暴》和红军长征过藏区的《红鹰》，与1964年拍摄反映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农奴》一起，影片共同阐述了藏区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韦明：《歌剧表演向传统学习的大胆尝试——看〈柯山红日〉演出后的几点心得》，《中国戏剧》，1960年第1期。

［4］如陈亚丁的《藏族人民的颂歌——评歌剧〈柯山红日〉》，《文艺报》1960年第8期，及金紫光的《藏族人民的凯歌——评歌剧艺术片〈柯山红日〉》，《大众电影》1960年第3期。

对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 篇7

一、梁武帝在围棋方面具有很高造诣, 是一个超级围棋爱好者

五代十国时期内乱频繁, 公元501年, 南朝齐陷入内乱, 雍州刺史萧衍对南朝齐和帝萧宝融极为不满, 带兵攻入了建康, 逼死萧宝融夺取了帝位, 南齐亡后萧衍改国号为梁。萧衍建立梁朝后踌躇满志, 想要有所作为, 对历史颇有研究的萧衍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 朝中之事他躬力亲为, 勤于国事, 重用贤良, 远离奸侫小人。为了吸引人才为梁朝效力, 使人才能发挥作用, 他下令在宫门之外, 挂了两个盒子 (当时叫函) , 谓之为“谤木函”和“肺石函”。“肺石函”投入的是希望得到赏赐和提拔的人才的自荐信, “谤木函”投入的则是普通百姓对朝廷发展提建议, 同时对某个大臣不满也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举报信。萧衍很重视对官吏的任用, 坚持唯才是举, 不搞任人唯亲, 注重用人唯贤, 特别是对地方“一把手”要求更严, 选拔地方“一把手”必须德才兼备、清正廉明。对作出贡献的官吏, 萧衍论功行赏, 一个小县的县令如果政绩突出, 就改任大县县令。大县的县令如果政绩显著, 就提拔到郡做太守。这样的机制, 使梁朝初期的官场风清气正, 政令畅通, 民生明显改善。萧衍还下令颁行新历《大明历》, 此历由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于50年前制定, 比原有使用的历法更精密。由于萧衍的开明, 南梁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 国力迅速增强。在治理国家之余, 萧衍个人喜好的围棋也得到普及, 由于他的大力推广, 使朝廷上下、宫廷内外都形成了围棋热。他对围棋的热衷也被史官记录了下来。

梁武帝特别喜爱下围棋, 棋艺也很高超。史书称他“棋登逸品” (《梁书·武帝本纪》) , 恐怕也不完全是溢美之词。在没登上帝位之时, 每逢闲暇, 他经常约几个棋友, 通宵下围棋。登基之后, 对围棋的爱好更是浓烈。朱异、韦黯、陈庆之、到溉等人, 上朝时是他的大臣, 相约下棋时便是他的棋友。兴趣来时, 梁武帝会深夜召集大臣们进宫与他通宵对弈, 许多大臣身体吃不消, 难以陪同通宵对弈, 但有一人例外, 那就是当时的围棋好手陈庆之。《梁书·陈庆之》是这样记载的, “帝性好棋, 每从夜至旦不辍……等辈皆寐, 唯庆之不寝, 闻呼即至, 甚见亲赏。”陈庆之早年即追随萧衍, 常领兵南征北战, 屡立奇功。他于戎马之余, 常侍奉萧衍弈棋, 度过许多不眠之夜。

史书还记述了另一位大臣陪梁武帝下棋的众多趣事, 那就是曾任御史中丞、中书郎、国子祭酒等职的到溉。到溉为官低调, 为人朴实, 深受萧衍器重和喜爱, 因此常被召唤进宫陪他对弈。某日, 梁武帝在到溉家中下棋时, 见到到溉家中院内有一块很奇特的大石头, 心中颇为喜爱, 想据为己有, 但又拉不下面子, 不好强要, 于是在某次到溉进宫陪他对弈时, 提出如果他输棋给予一部《礼记》到溉, 如果他赢棋就要到溉家中院内那块大石头, 毕竟是君臣之间, 到溉不敢拒绝, 只得同意。作为顶级高手的梁武帝棋艺在到溉之上, 结果自然是他胜出了。但是由于石头巨大, 到溉一时没有想出运送的方法, 数日之后, 萧衍仍未见到大石头, 以为到溉赖账。于是梁武帝在某次下棋之时, 故意对一旁观棋的大臣朱异说:“卿谓到溉所输可以送未?”朱异没有应声, 到溉闻之慌忙下跪作答:“臣既事君, 安敢失礼, 石巨难达而已。”朱异出了一个运输大石头的主意, 采用泼水成冰、架木滑送的方法, 终于将巨石送到宫里。还有一次, 梁武帝又约到溉玩了一个通宵。到溉不能熬夜, 一局未终, 竟低头睡着了。梁武帝见状大笑, 就作诗嘲讽他:“状若丧家狗, 又似悬风槌。”[2]299到溉被唤醒, 颇为尴尬, 及听到梁武帝的诗句, 又放声大笑。君臣尽欢而散。

梁武帝对围棋如醉如痴, 也有因此误事的时候。萧衍手下大臣、大文学家沈约作《俗说》, 记载了一个因萧衍下棋入迷而误杀高僧的奇事。有一个名叫榼头师的和尚, 颇为梁武帝所敬重。一天, 梁武帝召榼头师入宫研讨佛法, 当榼头师入宫的时候, 梁武帝正在和人下棋, 要杀死对方的棋子, 便随口说道:“杀掉!”左右侍从将此话理解错了, 以为梁武帝要杀掉榼头师, 于是几名侍从外出将榼头师斩首。下完棋, 梁武帝才想起榼头师的事, 下令召见, 左右侍从如实回报:“已奉旨将榼头师斩首了。”萧衍听罢, 深感后悔。从此事可以看出, 梁武帝萧衍对围棋的喜好程度了。

二、梁武帝创制六朝的“围棋段位”, 为我们现在实行的棋手九段制奠定了基础

梁武帝不光自己喜欢下围棋, 还十分注重对围棋这项益智运动的推广和普及。“围棋州邑”[3]354本由宋明帝设立, 但梁武帝将这个机构的内涵和外延都大大扩大和加深, 使这个专门围棋机构, 既是棋手们博弈的部门, 也是专门研究棋艺的机构, 由于“围棋州邑”有经费保障, 当时的民间围棋高手纷纷加入, 民间学习围棋之风日盛。“围棋州邑”不光提供了棋手博弈的场所, 而且搜集整理了大量棋谱, 使得前人棋艺的结晶得以保存, 推动了围棋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官方”色彩的“围棋州邑”对当时围棋的发展影响巨大, 意义深远。

梁武帝不仅注重对围棋的研究, 而且还十分重视利用活动来扩大围棋的影响力, 在他的要求下, “围棋州邑”举办了一系列的围棋活动, 将围棋的发展推向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顶峰。史载梁武帝萧衍曾令大棋家柳恽和陆云公主办了一次全国性的围棋大赛, 而且提供了高额的奖金, 吸引了众多民间高手参加, 参赛规模宏大, 有数千人参加, 轰动一时。比赛结束后, 梁武帝萧衍安排柳、陆二人根据比赛成绩来给棋手们定品级。《南史·柳恽传》上记载了当时品级之盛事, 共有二百七十八名棋手评上品级, 可见这次全国性围棋比赛的影响之大。

明人许仲冶在《石室仙机》中记载了当时七级品级之详情:七品斗力, 是指:“受饶五子, 动则必战, 与敌相抗, 不用其智而专斗力。”六品小巧, 是指:“受饶四子, 不务远图, 好施小巧, 这算中下。”五品用智, 是指:“受饶三子, 未能通幽, 战则用智以到其功。”四品通幽, 是指:“受高者两先, 临局之际, 见形阻能善应变, 或战或否, 意在通幽。”三品具体, 是指:“入神饶一先, 临局之际, 造形则悟, 具入神之体而微者也。”二品坐照, 是指:“入神饶半先, 则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 有至虚善应的本领。”一品入神, 是指:“变化不测, 而能先知, 精义入神, 不战而屈人之棋, 无与之敌者, 这算上上。”这种品级制, 是如今实行的棋手九段制品级的雏形。但与今天的段位次序相反, 当今以九段为最高, 而那时以一品为上。位列一、二、三品者为高品。

三、梁武帝的《围棋赋》流传千年, 对于围棋的基本理论和技术战法都产生了极其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梁武帝为推广围棋殚精竭虑, 他亲自动笔, 总结围棋经验, 阐述论说围棋精义, 亲自撰写围棋专著, 著有《围棋品》、《围棋赋》、《棋评》各一卷。只可惜因年代久远, 几乎全部遗失, 今仅存《围棋赋》一篇。

该韵文以天地人世间万物为对照, 将围棋写得格外生动奇妙。如开篇就写围棋的发明受天文、地理启发, 以及那时棋盘棋子的珍贵:“围棋象天, 方局法地, 枰则文羊文犀, 子则白瑶元玉”;以兵家谋略用于围棋, 是该文的最大特色:“建将军, 布将士, 列两阵, 驱双轨……用岔兵而不顾, 亦凭河而必危……今一棋之出手, 思九事而为防, 敌谋断而计屈, 欲侵地而无方, 不失行而致寇, 不助彼而为强, 不让他以增地, 不失子而云亡, 落重围而计穷……”

《围棋赋》中有不少相当精辟的警语, 如“故城有所不攻, 地有所不争……若局势已胜, 不宜过轻, 祸起于所忽, 功坠于垂成”, 已含有深刻的军事辩证法哲理。

该文还列举了当时围棋的几种“玉壶银台、车厢并栏”的定式;其中的“金井栏”定式, 沿用至民国仍盛行不衰, 即使至迟从梁代算起, 起码也传承了一千五百余年。

在梁武帝的推动下, 南朝围棋得到极大发展, 达到历史的第一个高峰, 围棋名手辈出, 如:到溉、朱异、陈庆之等, 他们在中国围棋历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不过事情都有两面性, 在南朝围棋空前繁荣的背后, 却是一个王朝的败落。

由于梁武帝晚年崇扬佛法, 立佛教为梁朝国教, 使朝纲不正, 国事荒废;再加上他沉溺佛事, 为佛事浪费了大量国财, 无力顾及民生, 使民生凋敝, 民心失落, 佞臣侯景顺应民间之意兴兵作乱, 击败了梁武帝组织迎敌的三十万兵马, 梁武帝萧衍成为阶下囚。南朝围棋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萧衍饿死在台城而宣告落下帷幕。

摘要：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围棋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上至皇帝, 下至王公大臣、文人学士都以此为乐。梁武帝萧衍对围棋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梁武帝,围棋,贡献

参考文献

[1]萧衍传[M].魏书 (卷九十八) .

[2]钱钟书.管锥篇 (第四册之一九一) [M].全梁文 (卷一) ,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宋玉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篇8

宋玉开创了赋体文学

赋体文学, 是在屈原之后, 起于宋玉生活的战国晚期而盛于西东两汉的一种文学体裁。它与包括楚辞在内的先秦诗歌不同的基本特征是, 咏物、铺陈、不歌而诵;其结构特点是, 首尾为散体, 中间多为韵文。这样, 在表现形式上就比诗歌更为自由, 在表达内容上也比诗歌更为具体。而这种表现和表达, 正是宋玉开了先河, 并为汉赋奠定了基础。

有人说, 赋体文学之祖是荀子而不是宋玉。其实不然。首先, 从赋作数量上看, 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云:“宋玉 (有) 赋十六篇。”尽管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宋玉的作品只十四五篇, 其中除了王逸《楚辞章句》收的《九辩》《招魂》是属于楚辞而不是赋体之外, 但其余的都是赋体文学作品:即萧统《文选》中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对楚王问》, 《古文苑》中的《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和《舞赋》以及《文选补遗》中的《微咏赋》, 还有新发现的《御赋》。而荀子传世的赋作只有三四篇;荀子实际上是以时论、散文著称的思想家而不是辞赋家。再就质量而言, 荀子的赋作往往质朴乏文, 不大铺张扬厉且文辞较隐晦, 远不如宋玉那绚丽风云的文采。特别是, 荀子作赋的时间比宋玉晚20多年。所以,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 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 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把宋玉列在赋家第一位, 却没有提及荀子。而南朝梁代的大学问家任昉, 在其《文章缘起》中更是明确地说道:“赋, 楚大夫宋玉作。”明清时的鸿儒程廷祚在《骚赋论·上》中也断然写道:“骚作于屈原矣, 赋何始乎?曰:宋玉。”

还有人说, 司马相如的赋作比宋玉强。其实也不然。尽管司马相如和杨雄、班固、张衡并称为“汉赋四大名家”并首屈一指, 但司马相如的赋作流传下来的只有6篇, 仅相当于宋玉的一半。并且, 诚如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所言, 司马相如“创作迟缓”。其文句呆板, 行文不大自然。应该说, 司马相如的作赋, 是以宋玉的赋作为样板的, 比如司马相如的名作《美人赋》就明显地模仿了宋玉的《讽赋》。特别是从对后世的影响而言, 由司马相如的赋作形成的典故只有“长门怨”和“子虚乌有”等两、三个;而由宋玉赋作所流传下来的诸如雄风、高唐、东墙、神女、登徒子、东家之子、巫山云雨、空穴来风、曲高和寡等等都已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意象。所以, 程廷祚在《骚赋论》中总结前人赋作时还明确地指出:“宋玉之赋, 奋其雄夸, 抗衡雅颂, 穷造化之精神, 尽万类之变态……实为赋家之圣”, 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文人!

宋玉奠定了感伤文学

中国感伤文学的永恒主题“伤春”和“悲秋”, 均出自宋玉。汉代郑玄《毛诗笺》曰:“春, 女感阳气而思男;秋, 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 所以悲也。”但这种人类常有的“天人感应”、“物化伤悲”被第一次写进文学作品的, 却是宋玉。比如, 宋玉在《招魂》的“乱辞”中就开创了“伤春”的主题:“目极千里兮, 伤春心。魂兮归来, 哀江南。”

而宋玉在其代表作《九辩》中, 更是全方位地描写了秋色、秋景、秋气、秋风、秋声、秋云、秋雨、秋虫及其引起作者的秋思、秋绪、秋愁、秋悲和秋感。触景生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并且由自然之秋象征楚国国运日衰、气数将尽, 更增添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悲哀!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悲秋”主题并深入细致、具体生动地进行描写, 从而正式确立而影响后世的文学作品。──尽管在此之前, 屈原在《九歌·湘夫人》中也写过“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的诗句, 可惜的是仅仅提到了“愁”、“秋”, 并未能展开述写, 构成不了悲秋主题, 也就不能算作感伤文学作品。

况且, 宋玉《九辩》开篇的第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就立即能够扣人心弦, 把人引入感伤无限的回肠荡气之中。所以, 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九辩〉题解》中连声感叹地盛赞《九辩》的“悲秋”, 是“千秋绝唱”!自宋玉以后, 在历代文人墨客的诗文中, “悲秋”遂成了永恒的情结。

至于在世界文学史上, 宋玉也堪为感伤文学之祖。因为, 直到1768年, 感伤主义文学才在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萌芽。

宋玉成就了艳情文学

艳情文学的突出特点是, 描写男女相恋和性爱以表达一定的主题。本来, 《诗经》中有过诸如“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琚。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等诗句, 但所表达的只是男女爱恋、交换信物的信息, 过于简略, 还算不上一种文学样式。至于屈原, 更是不愿在作品中涉及这类事情的。而男女性爱, 在先秦时代, 不仅文学作品, 就连一般言谈, 也是讳忌莫深的。虽然《孟子·告子上》早就有“食、色, 欲也”的教导, 但实际上在文学作品中描写“性爱”依然是个禁区。然而, 宋玉为了讽谏君王、理服同僚, 还是“第一个吃了螃蟹”, 在作品中真实自然地表现了“性爱”这种人类共同的生理欲望。例如, 在《讽赋》中对房东之女见了美男子时的性饥饿、性挑逗的具体描写;在《招魂》中对“二八侍宿, 射递代些”的性冲动、性发泄的述写等等, 就开创了中国艳情文学的先河。

自宋玉以后, 在作品中直接表现男女相恋和性爱的, 代有人出。至王实甫的《西厢记》、孔尚任的《桃花扇》以及现代的言情小说、当代的电视剧等等, “艳情”这种人类共有的生理欲望几乎成了“中药里的甘草”。而发端者, 盖为楚之宋玉;他使文化的“禁区”变成了“热地”!

宋玉还首启了梦幻文学

梦幻文学的主要含义是, 在作品中表现梦中幻觉所出现的性爱以表达一定的主题。本来,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是人类共同的心理、生理状态;“做梦娶媳妇”更是常有的事。但要在作品中把它表现出来, 还是宋玉第一个拿起了笔。在《高唐赋》中, 宋玉就向楚襄王描述了怀王在高唐梦遇巫山神女、上床云雨作爱的事;在《神女赋》中, 宋玉还描述了襄王在迷蒙之中与含情脉脉的神女相遇欲合的事———勇敢地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给了后世中、外文化以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

荷兰的汉学家高罗佩在其《<高唐赋>解》中指出:“‘云雨’直到今天仍然是‘性交’的标准文言表达。这一观念的本身, 可以上溯到中国远古……它出现在大诗人宋玉的《高唐赋》的序言中。”

是的, 宋玉确定的“云雨”一词, 早已成了文化上的经典意象和语汇象征。文化界所谓的云雨一番、翻云覆雨、雨过云散、巫山云雨、高唐之梦等40多种“性交”的变体表达方式, 皆源于宋玉之首创!

而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回的题目中, 就有“宝玉初试云雨情”一句, 其中就描写了宝玉在梦幻中的初次性体验。

这里, 应当特别说明的是, 宋玉描写男女性爱和性梦, 决非对性动作的自然主义记述, 也非纵欲主义“性解放”的宣扬, 更不是诲盗诲淫的所谓“床头文学”。宋玉的艳情、梦幻文学作品, 都是为了讽谏淫逸无度的楚襄王、规劝他要“思万方, 忧国害;开圣贤, 辅不逮” (《高唐赋》) 的。关于这一点, 历代公正求实的鸿儒巨学皆有公论。比如唐朝文论家李善在《文选注》中就明确地说过:宋玉之《高唐赋》《神女赋》, “皆假设其事, 讽谏淫惑也!”事实上, “打铁先要自身硬”, 宋玉本身的品格也是非常端正高洁的;即使面临着年青貌美的房东之女的性挑逗、性骚扰, 他也能恪守礼义、不乱方寸 (《讽赋》) !所以, 一生严谨的伟大现实主义“诗圣”杜甫, 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二中才由衷地写道:“摇落深知宋玉悲, 风流儒雅亦吾师。”

宋玉独树了女性文学

其一, 描写并塑造了美女。中国最早写到美女的是《诗经·卫风·硕人》。其第二章对卫庄公的夫人庄姜作了生动的描写, 可惜只有28个字。屈原也常用“美人”一词, 具体到《九歌·湘夫人》中要描写这位美貌的仙女时, 可惜只用了“目眇眇兮”四个字。至于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女西施、毛嫱, 也未见具体描写其美的文字, 她们只不过是空洞的美丽符号而已。到了宋玉, 才第一次全方位、多层次、真切而具体地描绘并塑造了众多的、身份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美女, 从而开创了中国女性文学的先河。

在宋玉的作品中, 有民间的个体美女。如《登徒子好色赋》中的那位天然无饰、倾国倾城、魅力四射的“东家之子”, 在中国文学艺术史和中国人体审美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还有宫廷的群体美女。如《招魂》中仪态俊俏、苗条细腰、长袖裙飘的女子歌舞队中的二八美女。更有从天而降的神界仙女。如《神女赋》中的茂矣美矣、神形兼备、光彩熠熠的天帝季女。这些美女的音容姿貌, 嫣然一笑, 服饰质料, 心态情调, 全都栩栩如生、维妙维肖, 给人以美的感受, 发人以深深的思考!

宋玉开了头, 解放了后世文人的思想, 司马相如的《美人赋》、曹植的《洛神赋》等等接踵而出;白居易《长恨歌》中的那位“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形象, 亦祖于宋玉东家之子的眼神。

其二, 描写并塑造了丑女。中国最早的丑女, 据《史记》, 是黄帝之妻嫫母。但如何丑, 只有“貌恶德充”几个字。《庄子》中写了一个丑女“东施”, 也只有捂着胸口、皱着眉头走路的大体姿态。而宋玉在塑造美女的同时, 第一个在作品中多侧面地生动形象地描绘了现实生活中的丑女, 大大地丰富了女性文学的内涵。如《登徒子好色赋》中对登徒子之妻的活灵活现的刻画。

浅析苏轼对中国文人画的贡献 篇9

文人画又称“士夫画”, 是中国国画中山水、花鸟、人物画的一个交集, 是中国独具特色的一个画种。近代人陈衡恪先生指出文人画家有四个必备条件: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情, 乃能完善。因苏轼的提倡和推广, 宋朝中期呈现的文人画雏形, 到了元朝才得以蓬勃发展。而近年来对于“文人画”的评价, 有两个非常流行的说法:一是文人画家大多不是以画为专业, 不过以笔墨陶情, 或者是游戏之作, 所以其画不工, 唯其不工画, 因此强调神似, 反对形似。二是文人画家都是出身于地主士大夫, 因阶级偏见而贬低“画工画”, 其实质就是为士大夫阶级立言。这两个问题在对苏轼的评价中更见突出。事实果真是这样吗?似不尽然, 值得研究。

二

文人画家是否都不工画?他们反对形似, 是否以此之故?这是第一个问题。

产生这样一个看法的原因, 应该考察一下我国的绘画历史, 中国绘画史上, 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立论, 就是“文人画”以北宋苏轼为祖, 因苏轼乃提出“士人画”这个概念的第一人:

观士人画, 如阅天下马, 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 往只取鞭策皮毛, 槽握刍秣, 无一点俊发, 看数尺便倦。 (《东坡集-跋宋汉杰画山》)

所谓“士人画”, 明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和沈灏《画尘》所称的“文人画”。但董其昌说:文人之画, 自王右丞始。王右丞即是苏轼所说“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的唐代中叶的王维。那么董其昌把“文人画”始于苏轼又推前了三四百年。现代日本学者大村西崖, 更把“文人画”的源远溯到:西晋王虞、王羲之、王献之、顾恺之和南朝的谢赫, 宗炳、王微等。把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能画文人, 网罗无遗。实在说我国的绘画史, 确是一部文人绘画的历史, 真正民间的画工, 见于记载的极少。

隋唐以前的“文人画”, 已无真迹流传, 现在所见到的只有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卷》等, 但据考证, 亦都是隋唐以后的摹本, 即如唐王维的《伏生授经图》、《雪溪图》是否真迹, 也有疑问。就算都是摹本, 好像“褚摹”、“冯摹”等的王羲之的《兰亭序》一样, 至少存其大略, 可以看出当对的风格, 面貌于万一。其中王廙、王羲之父子和王维等人, 都不是职业画家, 亦可说他们的画是“文人余兴”。但顾恺之虽作过“散骑常侍”的官, 可是据史载, 他却是以画终其身的。谢赫身世不详, 宗炳、王微都是不愿做官的隐士一类人物, 并非“士大夫”。

宗炳、王微, 谢赫的画迹已不可见, 只有存而不论, 顾恺之的几幅传世的画, 即使是后人摹本, 但都至少不能说它是毫无形似。顾恺之论画, 是第一个提到“以形写神”这个创作方针的, 可是他并不曾没有注重形似, 这是在《女史箴图》等的摹本中完全可以看出来的。王维的人物、山水, 基本上也不曾变形。

问题还是出在公认为“文人画”的倡导者苏轼身上。不管“文人画”创始时代应该不应该上溯到唐王维或顾恺之的晋代, 但苏轼推动宋以来的“文人画”运动, 总是有他的伟大功绩的。

一向为后世传诵的苏轼论画名作《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的两首诗, 尤其第一首开头四句, 更为历来议论中心。认为这是“文人画”宣言。

苏轼在这首诗中, 开门见山地写道:“论画以形似, 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 定非知诗人。”这诗一出, 在当代就引起议论。当然, 在北宋后期那样竟以形似鲜艳为尚的纯粹取象于客观的写实主义画风笼罩下, 在五代以来为帝皇所提倡的画院风格所影响下, 苏轼的论点不易为当代一般人所接受是在意料之中的。可以想象当时社会对苏轼论点的非议或反对也是必然的, 所以他的学生晁以道马上为老师补正说:“画写物外形, 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 贵有画中态。” (《和苏翰林题李甲画雁》) 后来都认为晁以道补充得好;连明代杨慎; (升庵) 这样一位通人。也认为晁诗一出, “其论始为定” (《画品》) 。可见苏诗给当时文艺界的影响确实很大。现在有部分论者正在为苏轼翻这个案。有的认为苏轼并未否定形似, 乃晁以道的误解。有的则认为晁以道与苏轼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都不曾否定形似, 无所谓补正。实际上, 苏轼否定形似倒是肯定的。晁以道亦不是一个肯定形似论者。问题在于形似与非形似的分界线在哪?清代画家邹一桂的《小山画谱》, 认为东坡“论画以形似”一诗:“此论诗则可, 论画则不可, 未有形不似而反得其神者。此老不能工画。故以此自文的。”邹一桂是断定苏轼“不能工画”, 故以这个议论来为他掩饰自己作根据的。

这里又有几个问题可以研究了, 一是什么才叫形似?形似是不是须要反对?二是苏轼是否工画?三是论诗与论画其原则是否相通?

我认为画是造型艺术, 如果抽去了形象性, 就不存在所谓画。自古以来。不问写诗写意, 从来就不存在不成形似的国画。问题的焦点是在于苏轼所反对的是什么样的形似?

关于“形似”原来就有两个不同论点, 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论, 就是画的目的与要求。

虽然说“神似”:来源于“形似”, “神”是“形”的升华, 本无矛盾。可是各人着眼点却有所不同, 唐白居易《画记》以为“画无常工, 以似为工”, 着眼点於“形似’。到北宋, 欧阳修却说:“古画画意不画形。” (《盘车图诗》) 陈简斋诗说:“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这与苏轼《跋范汉杰画山》所谓的“严取其意气所到”的“神似”观点是一样的。那么是否意味着苏轼等人都不要“形似”呢?否。

宋、邓椿《画继》说当时“图画院……一时所尚;专以形似。苟有自得, 不免放逸, 则谓不合法度, 或无师承。所作止众工之事, 不能高也”。唯形似是尚的“图画院”, 不容许画工有一点“放逸”。苏轼所反对的“论画以形似”的形似, 不正是指的“谨于象似”的“翰林图画院”吗?

苏轼敢于矛头直指皇家御用的最高绘画机构的“图画院”, 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 难道不可贵吗?所以苏轼所反对的最高绘画机构的“谨毛失貌”的形似, 我认为反对得好, 反对得对。

其次, 苏轼本人是不是工画?这也是部分绘画理论家用以反对苏轼“论画以形似”一诗的一种口实。

苏轼留到现在的画, 确实不多, 据说那张流去日本的《古木怪石图》倒是一张确确实实“无所藻饰”的标准“文人画”, 用笔草草, 不求形似, 看起来确有以书法入画的味道, 拙笔中锋, 这是一般画家视为畏途的, 甚至也为某些人们所欣赏不了的。所以邹一桂说他“不工画”有他的理由。因为一般看来, 确乎并不美。

当然, “文人画”范围很广, 画法不一, 有秀逸高雅的, 有朴实拙雅的, 有老笔纷披的, 意高笔减的, 更有意气纵横的和荒率丑怪的。总之“文人画”竭力避免甜俗浓艳的宫苑气、脂粉气、富贵气, 同时亦要求人品高, 文学水准高, 书法佳美, 题咏风雅。不要看“文人画”就是这么草率不工, 要够得上“文人画”的条件真不容易。可以说“文入画”就是与“院体画”对着干的一种画境和画风。

苏轼除枯木竹石外, 有没有画别的什么呢?有。照《画史》、《寰继》等著录记载, 苏轼画得最多的是丑石、枯木、墨竹、断山、偃松等, 除此以外, 还有《雪鹊》、《螃蟹》、《乐工》、《应身弥勒》及《自画背面图》, 几乎把“山水”、“人物”、“花鸟”三大画科全包括了。虽然他自云其画“笔迹粗略” (《与蔡景繁书》) , 有时也说自己的画是“游戏之作”, 但我们不能说他不会画。尽管他不能也不愿画“务物必肖”的工笔画。当然, 苏轼因为是“元佑党人”, 手迹曾被大量毁灭, 能留下这一张《古木怪石图》也确实不容易。

再次, 论诗与论画, 原则上是否可通?

苏轼是诗画相通论者, 所以他才说:“诗画本一律, 天工与清新。” (《书鄢陵王主簿折枝》) 又说:“古来画师非俗士, 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 (《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癀言之诗与画本来都是艺术, 这是共性。但画是美术的形象艺术, 空间艺术;诗是文学的感情艺术、时间艺术。这又是他们的个性。苏轼说王维的“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就是把艺术上两种不同个性的诗与画融会一体, 成为一个共性宋、张舜民;《画墁录》就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这也就是画要有诗意, 诗也该有画意了。所以《宣和画谱》明确提出:“绘事之寄兴, 与诗人相表裹也。”诗与画既然可以互为一体, 那么论诗与论画, 在原则上也必然相通。

三

第二个问题“文人画”家是否都属于地主士大夫出身?他们反对“画工画”是否出于阶级偏见和为士大夫阶级立言?

最早提出“士人画” (即文人画) , 与“画工画”作为两种不同的美学觐, 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而成其为对立面的, 要算北宋苏轼吧。他在《跋范汉杰画山》就说“士人画”取其“意气所到”, “画工画”只取“鞭策皮毛。”那么什么叫“士人画”?什么叫“画工画”呢?这问题历来没搞清楚。大概部分论者就因为;“文人画”就是“士人画”, 又叫“士夫画”, 那必然是属于地主士大夫阶级无疑。士大夫阶级对立面是“画工画”, “画工, 那当然是工人阶级了。由于这样一个“想当然”的逻辑, 于是苏轼的菲薄和反对“画工画”, 很自然地归结于出诸“阶级偏见”。这样的论点, 出现在近几年出版的美术、美学论文中, 并不是个别的。

事情固如此的简单吗?我看又未必。

一般讲, 宋代画家可以分成两大部门:一是画院画家, 一是非画院画家。入画院的不论是画院学生还是祗候、待诏, 都属于“伎术官”, 其出身有士大夫, 亦有来自民间的画工。非画院的有部分是官场中人, 亦有非官场中的。所以对个人或许可以用一下阶级分析, 对一群人或一个机关团体那就更不适宜了, 因为其成员往往不是出于一个阶级。苏轼反对的“画工”, 并不出于阶级观念。

宋代的“翰林图画院”, 与其他的书院、琴院、棋院、玉院及百工诸院, 虽不过都是供帝王后妃差遣, 作为娱目赏心的工具。但在诸院中, 画院是比较庞大而突出的。政治地位与待遇, 也比其他各院为高。原因就是仁宗、徽宗、钦宗、高宗等帝皇对绘画特别感兴趣, 像黄筌、黄居寀、马和之等都做到二三品大宫, 有不少画官赐紫金鱼袋与金带。

这样的画苑官僚, 在皇家固然还称其为“画工”“画人”或“众工”。在史籍记载这些“画工”称号时亦含有贬义。但实质上却是颇为煊赫的画官。因此, 文人士大夫对这些技工, 简直与“中官”一样瞧不起的。因此北宋有名画家, 很大一部分不愿作画院中人, 如李成、范宽、董源、郭忠恕、石恪、李公麟、文同、米芾父子、赵昌, 当然也包括苏轼在内。院内和院外成了对立局面。但亦泱不是阶级的对立。

而文人论画, 一在于“忘形得意” (欧阳修语) , 就是画的意境远比形象重要。二要求“诗画一律”。像“神妙独到秋毫颠”的吴道子画, 苏轼对他结论是“吴生虽妙绝, 犹以画工论”。吴道子亦只能称“画工”, 原因即在于他究竟不及王维那样“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所以在苏轼看来, “画工”与非画工之分, 即与在于不只“画形”, 能否“写意”, 不在有形的画, 而在不语的诗。这就是院画与非院画的分野所生。画工与非画工的分野所在。

况且宋元以来的著名文人画家, 的确有不少并非豪富、显官, 一概划入士大夫地主阶级似乎也并不十分妥当。如画无根兰的爱国画家郑所南, 本身不做官, 虽有田三十亩, 但也不能称为人民的敌对者;“元四家”中黄公望虽充当过小吏, 后长期卖卜闲居於松江;吴镇更与官僚豪绅, 绝不往来, 隐居嘉兴魏塘, 以卖卜鬻画度生, 王蒙、倪瓒也都没有做过官。倪瓒虽资雄一乡, 但不事生产, 不涉贵人之门, 后来散财邀游五湖三泖间二十余年, 结果也很贫困。王冕牧牛陇上, 以画换米, 量缯幅短长为得米之差。其余如明代沈周、徐渭、陈洪绶、陈道复, 清代“扬州八怪”中的金农、罗聘、高翔、黄慎等, 直至现代的齐白石、黄宾虹, 都身兼诗、书、画三绝, 有的加入篆刻成为“四通”的有名于世的文人画家, 量其实都以脑力劳动为主, 似也不应该称其为剥削。然而他们亦都反对“画院派”画风, 照他们的题跋、著述、诗文看, 既非为士大夫阶级立言, 更非出于阶级偏见。

四

综上所述, 可见近年在讨论“文人画”中的两种颇为流行的说法, 显然亦是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 抹杀了宋、元以来所新发展的“文人画”对国画的巨大推进作用, 尤其对诗、书、画结合, 熔铸文学艺术于一炉, 造成中国绘画特色的新成就而享誉世界估计不足。

文人画家不是不会画画, 也非否定形似, 他们所反对的不过是像宋画院一类但求毕肖不求神似的形似。他们所要求的乃是比形似更形似的形似升华。达到明王绂《书画传习录》所谓“不似之似”, 与现代齐白石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境地, 绝不是全盘否定了形似。

“文人画家”并非都属于剥削者的“士大夫”之流, 苏轼所反对的“画工画”, 实际是反对宋画院的“画官画”, 苏轼提倡发挥画家主观意气, 把画家情感注入作品, 与阶级偏见无关。

历经时代考验, 苏轼所提倡的“文人画”, 到了元代, 完全压倒了院画。作为第一个比较会面地阐述文人画理论的人。苏轼对文人画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已“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著称的文人画, 也值得我们借鉴、研讨和学习。这就是苏轼在我国绘画史上不可磨灭的功绩和巨大的贡献。

摘要：文人画又称“士夫画”, 是中国国画中山水、花鸟、人物画的一个交集, 是中国独具特色的一个画种。中国绘画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定论, 就是“文人画”以北宋苏轼为祖。作者分析了苏轼对中国文人画的贡献。

论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篇10

1978—2010年, 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飞速发展, 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9727.6亿美元, 其中进口从108.9亿美元增加到13948.3亿美元, 出口从97.5亿美元增加到15779.3亿美元。折算成增长率, 进口年均增长16.37%, 出口年均增长17.23%, 而同期中国GDP年均增长9.9%。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得到了许多文献的证实 (Thirlwall, 1979, 1983, 2003;Feder, 1983;徐长生和庄佳强, 2008;Jeon, 2008) 。林毅夫和李永军 (2003) 还实证研究了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程度, 结果表明, 20世纪90年代, 外贸出口每增长10%, 基本上能够推动GDP增长1%。但是林毅夫和李永军的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存在问题。由于他们的基本模型受到多重共线性的困扰, 他们不得不去掉多个变量, 这可能对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根据Thirlwall的理论, 并使用一种叫做自回归分布滞后—非约束误差纠正模型 (ARDL-UECM) 的方法来测度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这种方法在测度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时非常有效, 且它的一个突出的优点是它允许解释变量都是I (0) 或者I (1) , 或者是二者的混合, 只要被解释变量是I (1) 。此外, 它对于小样本而言, 也相当有效。

二、文献综述

Kaldor (1957) 认为, 出口是需求的一部分, 出口需求的增加倾向于导致更好的供给条件, 如更多的产出将导致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而这将反过来导致更多的出口需求, 因为更高的生产率意味着更多的供给和更好的贸易条件。

Thirlwall (1979) 沿着Kaldor的思路, 提出国际收支平衡约束下的经济增长。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一国经济要想持续增长, 伴随着经济增长的进口需求增长必须由出口增长带来的外汇收入来支持。因此, 一国经济增长受到国际收支平衡的约束, 长期中, 一国经济增长率与出口增长率正相关, 且一国经济要想持续增长, 出口的增长速度必须快于进口的增长速度。

在Thirlwall的理论体系中, 模型来自最基本的收支平衡方程:

其中, P是以本国货币表示的价格水平, X是对本国产品的出口需求, E是用一单位外国货币的本币价格表示的名义汇率, F是以外币表示的净资本流入, Pf是以外币表示的外国价格水平, M是本国的进口需求数量。方程中, F>0表示资本流入, F<0则意味着资本流出。最后定义出口收入占从国外取得的总收入的比例如下:

出口需求函数用常用形式:

其中, Z表示贸易伙伴的实际收入, η和ε表示外国对本国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因此, 如根据标准需求理论, η<0, ε>0。类似地, 进口需求函数表示如下:

其中, Y是国内实际收入, ψ和π分别表示国内对进口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 ψ<0, π>0。

对 (1) 、 (3) 、 (4) 式两边取对数并微分, 并利用方程 (2) 得:

其中小写字母表示以上所定义变量的增长率。

将 (6) 、 (7) 式代入方程 (5) , 并解出y, 可以得到以下等式:

上式中, y加有下标b表示本国收入的增长率受到国际收支平衡的约束。上式中, 等式右边第一项表示外生的国外收入变化通过出口需求的收入弹性对本国产出增长的影响;第二项表示贸易条件变化产生的影响;第三项则表示资本流入变化对国内收入的影响。

为了简化模型, 需要对方程 (8) 做出一些假设。一种假设是假设长期中贸易条件 (或者说国内外的相对物价水平) 保持不变, 那么就有 (p-e-pf) =0和x=εz。于是可得:

(9) 式意味着收支平衡约束下的产出增长率是出口增长率和资本流入增长率的加权平均。

此外, 还可以假设没有资本流入或者资本流入仅占从国外取得的收入的极小一部分, 因而可以忽略不计。此时, θ=1, (8) 式可简化如下: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11》。出口增长率的数据是根据其中的历年出口额计算得来;增长率都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10) 式表明, 国内收入水平增长率由三个因素决定:进口和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长期贸易条件;进口和出口需求的收入弹性。

在方程 (10) 加入长期贸易条件不变的假设, 就可以得到:

根据 (6) , 又可得到:

方程 (12) 就是Thirlwall定律最简单的表达式, 它是在没有资本净流入和长期中贸易条件不变两个假设前提下推导出来的。它表明有收支平衡约束下的长期产出增长率是由出口增长率和进口需求的收入弹性之比决定的, 且如果π为常数, 那么产出增长率就与出口增长率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不过Thirlwall定律也受到较多的批评, 比如, 对长期中贸易条件稳定的假设, 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质疑。还有, 对于方程 (12) 中因果关系的方向, 也有人提出了质疑。不过Thirlwall认为, 长期中相对价格水平不变可能来自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一价定律;二是浮动汇率制度;三是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而对于因果关系, Thirlwall遵循Kaldor的思想, 认为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决定力量, 因此是来自国外的需求拉动本国经济增长, 而不是经济增长促进出口。尽管如此, 对于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方向的争论从未停休。理论上各执一词, 实证结果也大相径庭。所以, 对于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方向, 本文没有必要深入讨论。

许多文献证实了Thirlwall的理论, 其中包括Atesoglu (1993) 用美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Bairam (2001) 对欧洲及北美19个国家数据的检验。

三、模型设定与计量分析

1、模型设定

有必要陈述Thirlwall定律的假设在中国的符合性。第一, 关于贸易条件稳定的假设。这个假设在中国1979—2010年间并不是成立的, 但是这个条件实际上在各国都很难成立, 且文献中也常常忽略这个假定, 本文也采取相同的做法, 不对这一假定做深入追究。第二, 关于没有资本净流入的假定。这一假定在中国基本符合, 因为在中国, 每年的资本净流入相对出口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第三, 关于出口必须快于进口的假定。这一假定在中国也符合。上文已经陈述,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出口年均增长17.23%, 而进口年均增长16.37%。

本文选取全国1980—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如表1所示。为了简化模型, 本文假定进口需求的收入弹性π是一个常数, 在样本期内保持不变。

在这里还需强调的是, Thirlwall定律中所说的收入增长率与出口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长期中的关系, 因此, 如果直接用GDP增长率对出口增长率做二元线性回归, 我们可能无法确定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即使能得到它们之间的回归关系, 结果也极有可能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必须得考虑时间序列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此外, 由于出口增长率的波动性相对GDP增长率的波动性更大, 直觉上我们就可以判断一年的GDP增长率与当年的出口增长率之间并不会有明显的联系。而且, 我们的样本只有31年的数据, 很可能不能解释长期中产出与出口之间的关系。

在检验变量之间长期的关系时, Pesaran等 (2001) 提出一种叫做自回归分布滞后—非约束误差纠正模型 (ARDL—UECM) 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检验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时非常有效, 且它的一个突出的优点是它允许解释变量都是I (0) 或者I (1) , 或者是二者的混合, 只要被解释变量是I (1) 。此外, 它对于小样本而言, 也相当有效。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 y是因变量, △yt是y的一阶差分, xj是各个解释变量, △xj, t-i是各解释变量i期滞后的一阶差分。l和q是滞后期数, 它们并不一定相等。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方程 (13) 。为了检验这些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 需要对方程 (13) 中所有x的滞后项系数都为0这个虚拟假设做检验。即:

用F-检验对参数的总体显著性进行检验。但是这个检验的统计量并不是服从标准的F-分布, 其临界值取决于变量是I (0) 还是I (1) 。不过Pesaran等计算并给出了这个统计量的临界值表。因此, 我们可以方便地查询临界值。

如果虚拟假设被拒绝, 就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那么变量之间的协整系数就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计算:

即长期中, xj对y的影响系数为βj/ (-β1) 。

对于本文所研究的收入增长率与出口增长率之间的长期关系, 使用ARDL-UECM方法, 我们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 y表示GDP增长率, x表示出口增长率。

如上文所述, 还是用OLS估计这个模型, 并检验一下虚拟假设:

如果拒绝虚拟假设, 则表明GDP增长率与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则证明GDP增长率与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的相关关系。

2、对Thirlwall定律的计量检验

上文中已经指出, 使用ARDL-UECM方法, 要求被解释变量是I (1) , 因此, 我们需要首先对GDP增长率做一个简单的单位根检验。检验显示, GDP增长率确实存在单位根, 也就是说是I (1) 。

此外, 我们需要选择合理的滞后项数, 即l和q的值。根据AIC和SIC信息准则, 本文选择l=1和q=2, 即选择如下模型:

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注意到, 表2显示F=4.41。查Pesaran给出的临界值表可知,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 两个临界值分别是6.84和7.84 (临界值表见Pesaran et al.Bounds test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level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May/Jun, 2001, p300.Table CI (iii) 。本模型中, k=1。) , F=4.41落在临界值之外, 因此, 我们可以拒绝虚拟假设, 即拒绝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 结果表明, GDP增长率与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

此外, 根据上文等式 (15) , 可以计算出产出增长率与出口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33/0.756≈0.18。因此, 相关方程可以表示如下:

上式中, 括号中的数字是系数的t值, 这个t值就是表1中变量x (-1) 的系数的t值。t值显示系数0.18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注:括号中的数字表示t值;**和***分别表示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显著。)

以上结果表明, 中国GDP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之间确实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因此, 可以说明, Thirlwall定律在中国适用, 即长期中, 收入增长率与出口增长率正相关, 出口增长10%, 将推动总产出增长1.8%。这个值明显大于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年估计的1%, 这可能表明他们的估计方法存在的缺陷确实对结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林毅夫和李永军的方法所关心的是出口增加通过刺激消费、投资、政府支出来间接地影响我国的GDP的增长, 而没有考虑出口增长—因而产出增长—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这可能就是导致林毅夫和李永军估计的结果偏低的原因。

四、结论

本文通过ARDL-UECM方法分析, 证实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出口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 验证了Thirlwall定律在中国的适用性, 且表明1978—2010年间, 出口增长10%, 收入将增长1.8%, 不止是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年估计的1%。这意味着, 为了维持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继续发挥比较优势, 保持出口的稳定增长意义重大。

摘要：本文使用一种叫做自回归分布滞后—非约束误差纠正模型 (ARDL-UECM) 的方法来检验Thirlwall定律在中国的适用性, 并测度长期中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 长期中, Thirlwall定律在中国成立。1980—2010年间, 出口每增长10%, 将推动GDP增长约1.8%。这个值大于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年估计的1%, 这表明他们的估计方法存在的缺陷可能确实对结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此之大, 所以我国有必要保持外贸的稳定增长。

对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 篇11

香港华侨华人总会会长古宣辉博士在“ 世界华人论坛” 上披露: 据估计, 目前华侨华人企业拥有的资产在1.5 万—2 万亿美元, 海外华侨可以动用的资金估计为3000 亿美元。大批华人企业在制造业、商业、房地产、旅游业、高科技产业以及金融服务业等领域崛起。在东南亚, 华人上市公司占整个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70%, 华人资本是亚洲( 除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以外)10 个股票市场股票价值总额的60%。由此可见, 当今世界华人企业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海外华人资本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回首近现代历史, 海外华人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邓小平同志曾评价说:“ 对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 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 有着独特的机遇, 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 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大贡献。” 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发展, 确实离不开广大海外华人的突出贡献。

推动中国经济改革

海外华侨华人的巨大资源推动了中国政府落实开放政策, 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形式, 推动了中国经济量的发展和质的提高。早在1979 年, 邓小平同志在邀请工商界知名人士谈话中就指出:“ 现在搞建设, 门路要多一点, 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 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我们国内还是全民所有制, 或者集体所有制, 也还可能包括一部分华侨投资, 这部分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 但是绝大多数华侨都是带着爱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愿望来的, 与纯粹的外国投资不同。” 自1979 年起, 隨着海外华资进入大陆, 产生了大量的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 逐渐改善了大陆的所有制结构; 而且随着这些华人企业的成功, 推动了中国进行所有制改革, 增加了中国非国有经济的比例。

自1978 年以来, 海外华资在中国引进外资的总额中达到了60% 以上。从1994 年到2003 年, 外商企业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1.3% 提高到了35.9%。海外华资的直接投资对中国扩大对外贸易作出了突出贡献。1994—2003 年, 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值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从37% 提高到了55.5%。海外华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投资范围从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房地产行业, 到重工业领域与第三产业领域, 再到高科技产业, 华人资本投资的行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海外华侨华人与祖国广泛的经贸联系的直接影响, 就是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 还促使新的制度的产生, 经济特区的设立就是政府及海外资源多方互动之下的结果。海外华侨在经济特区设想的提出、方案的拟定以及在特区的具体运行中都发挥了变革者的角色。厦门在创办经济特区的过程中, 一开始条条框框多, 制度创新不够, 对外资吸引力不大。针对这种状况, 海外华侨华人根据国际惯例与中国实际, 都提供了不少的意见和建议。其中闽南籍华侨李引桐根据巴西、意大利、香港、澳门搞自由港建设的经验, 提出了特区向自由港发展的许多措施, 包括保税、落地签证、货币流通、自由兑换等。李引桐的信件很快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加以研究论证, 后来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还特别提到此事。李引桐所提的许多制度创新被采纳,如允许外资参与市政建设、外资银行进入、设置保税区、简化旅游手续和吸引台资等。

促成中国企业发展模式的转型

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侨乡生活水平的提高, 华人华侨的大部分资金不是用来贴补国内亲眷生活上, 而是更多地流向投资办厂上, 即侨眷侨属创办乡镇企业,或与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合办“ 三来一补” 企业、三资企业。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开办了大量工厂。以几大侨乡为例:1994 年, 福建省晋江县归侨、侨眷兴办的企业有200

多家, 总资金上亿元;1995 年, 浙江省温州市侨属企业有226 家, 总产值3.65 亿元, 出口创汇1.8 亿元;1996 年, 广东省江门市侨属企业有2400 多家, 其总资产大约19亿元, 安排就业16 万人;1998 年,广东省汕头市侨属企业有1.1 万余家, 产值180 余亿元, 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近40%。在1990 年, 全国共有侨属企业35000 多家, 职工近80 万人, 资产总额达13 亿余元。其中一些企业发展很快, 颇具规模,有的年产值上亿元, 产品畅销海内外。大量海外华人企业的存在, 不仅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 而且还在技术和管理方式上对中国企业的经营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华侨华人在华企业有利于新技术和管理的引进, 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侨资企业多由国外聘请管理人员进行现代化企业管理, 有助于中国企业经营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 侨资集中投入外销企业和涉外服务行业, 其产品和管理水平必须有能力在世界市场上竞争, 从而也带动了中国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给中国引进了一批先进技术, 填补了中国一些行业和产业的技术空白, 特别是在光纤光缆、电子、通讯、药品、微机、彩电、电梯、汽车、新型建材、自动化仪表等行业, 外资企业带来的先进技术大大加速了中国技术更新、技术升级的速度, 缩小了同外国先进技术的差距。

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交流呈现空前热络之势。据统计, 中国多个留学生创业园区中, 留学生回国创办的企业近4000 家, 仅在上海创办的高科技企业就达1300 家, 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华侨华人资本的投向以“ 三有利” 为原则, 一是有利于华商自身在居留国( 地区) 的长期生存和发展, 二是有利于居留国( 地区) 的稳定与繁荣, 三是有利于中国大陆的发展。这种密切互动有三个特点: 一是经济合作层次增高, 二是交流探讨专业性增强, 三是前来寻找商机和学习中华文化的华侨华人日益年轻化。特别是, 在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广的大氛围下, 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层次正不断提高, 高科技技术产业领域已逐渐成为合作重点。

华侨投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华侨华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方式主要有四种: 一是华侨、华人直接投资, 参与祖国经济建设, 即直接引进资金。二是华侨、华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的人才、技术、信息资源, 即直接引进其人才、技术、管理经验等。三是华侨华人以捐助、资助的形式兴办教育和公益事业。四是通过海外华侨华人商业网络将中国经济连接在世界经济的整体性分工合作之中。

1979 年, 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 中央政府的侨务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开始欢迎和鼓励港澳台及东南亚等地的华人资本投资大陆, 并在随后的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 华人资本的投资属于外商投资, 享受外资身份。与此同时, 地方政府特别是广东、福建侨乡相继制定一些鼓励投资的政策和法规。80 年代初, 中央决定在深圳等地设立经济特区。这一举措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吸引华人华侨前来投资,这可以从早期进入特区投资的外商资金几乎全是海外华资的事实中得到进一步印证。1984 年, 包括广州、福州等在内的沿海14 个城市及海南岛实行对外开放之后, 东南沿海以经济特区、开放城市为中心, 周边的侨乡地区连片成面,形成全方位的开放格局。随着中国大陆投资环境的改善, 由于同文同种和共同习俗的特征, 加上海外同胞对祖国和家乡的亲情纽带, 海外华资大规模投资大陆尤其是侨乡已经水到渠成。

海外华资投资大陆给地区经济带来了积极影响。以广东省为例。改革开放之前, 广东等侨乡向来缺少政府投资, 其交通、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落后。国家实行引进外资政策后, 华人资本成为侨乡建设资金筹措的重要来源, 大大弥补了经济发展资金的不足。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以海外华资为主体的外商投资占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4% 以上, 相当于全国同类比重的近5 倍。在1997 年, 这一比重达到最高点:29.57%, 但仍然相当于全国同类比重的近3 倍。另外, 广东省的外商投资额与GDP 之比在1994 年为17.93%, 是90 年代以来最高。由此可见, 外商直接投资与广东省的固定资产投资、GDP 的成长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以海外华资为主体的外商投资, 为侨乡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它不仅加快了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步伐, 而且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

GDP 以两位数(13.6%) 的高速增长贡献很大, 形成了良好的资本效应。

对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 篇12

一、典籍的保存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 很难举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对这些历史的重要典籍的收集与保存, 藏书家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应该看到, 在古代的中国藏书不易。一是政治的原因, 数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 历代统治者常视文化典籍为异端, 害怕读书人一旦掌握知识, 会动摇其统治, 故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摧残藏书事业。肇其始者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继之者有隋之焚纬书及两宋时蔡京、秦桧等权臣禁书;至明清时, 文字狱迭起, 藏书家为藏书甚或有性命之虞及灭族之祸;二是由于兵燹战乱, 自汉晋而隋唐五代, 迄至宋之明清, 长期兵祸战乱, 史不乏书;近代由于帝国主义武力入侵, 《永乐大典》蒙受英法联军之劫即是一例, 余皆历历可按。三是私家藏书还要有充足的资金保证, 时常面临家道中落, 后世子孙不能继其业以及天灾人祸、水火灾害等毁灭性打击。可以说, 藏书家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经千辛万苦, 历百难千劫, 矢志不变初衷, 犹如传递接力棒一样出现了一幕幕藏书家购置、传抄、互借、收藏图书的画面, 痴心护藏着中国传统文化。

典籍的保存始现于秦汉时期。综观历代藏书之损毁, 往往皇帝内府藏书要比民间私家藏书的损毁更为惨重, 因为集中性收藏更易遭集中性损毁。私家藏书由于收藏的分散性, 其损失相对来说较小一些。比如, 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 活埋儒生数百人, 取缔私学和采取严厉禁锢政策, 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 使古文化典籍遭受第一次大规模损毁, 而“……《诗》、《书》所以复见者, 多藏人家” (《史记·八国年表》) 。因了民间私人藏书的私密度藏, 将大量禁书藏于夹墙、地窖、山洞等处, 才为古文化典籍的流传保存了至为宝贵的火种。汉武帝时为充实宫廷藏书和政府机构藏书, 广开献书之路, 收罗天下图书, 征集的主要对象, 便是这批民间藏书。“百年之内, 书积如丘山。”正是这批珍贵的先秦遗藏, 奠定了汉王朝国家藏书的基础, 并由此繁衍出以后历代无数的典籍。

再以宋元刻本为例。今天保留下来的数以千百计的宋元刻本, 它们中的每一种每一册都是历经众多有名无名的藏书家之手, 一代又一代藏书家的努力层层递传下来的, 尽管在传递过程中因种种天灾人祸可能损毁惨重, 但这恰恰又说明了藏书保存的极大不易与艰辛。

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宁波天一阁, 可谓单一藏书楼典籍保存的范例。万历十三年范钦谢世, 其长子范大冲继承天一阁藏书, 自此时起确立了“代不分书, 书不出阁”的严格族规, 限制天一阁文献的使用, 开始了一种封闭的家族共同管理的管理制度。这固然遏止了天一阁文献信息的利用, 但客观上却使天一阁藏书, 特别是大量明代地方志、登科录等珍善本比较完整地得以保存下来, 这在当今世界仍是独一无二的孤本。当公元16世纪前后建立的著名藏书楼, 如祁氏澹生堂, 赵氏脉望馆等纷纷衰落后, 天一阁却为时人所重。乾隆三十七年, 清政府设四库全书馆, 向全国各地采访遗书, 开始《四库全书》编篡的浩大工程。天一阁族人范懋柱积极行动, 概然进呈书籍641种, 共5 762卷, 率先在藏书人当中做出了表率, 是私家藏书楼中进呈底本最多的一家。在他的影响下, 进献一百种以上的近十家。如果没有藏书家呕心沥血、日积月累的收管保藏, 就不会在当政府需要时, 能够如此慷慨地应诏进书呈献阁藏, 为《四库全书》的顺利编篡作出巨大贡献, 受到乾隆皇帝的直接关注和褒扬奖励。

清末社会动荡不安, 战乱兵燹不断。《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中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均毁于战火, 唯杭州文澜阁虽遭战乱, 却因丁申、丁丙二位藏书家“不避艰险, 每夕往返数十里, 摭拾文澜阁残编”, 经钱恂、张宗祥等学者抄补缺帙, 终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恢复原貌。现今的南京图书馆就收有丁丙“八千卷楼”的全部藏书。

此外, 为保护藏书的完好, 更多的藏书家还从民间汲取智慧、良方, 采取各种办法保护所藏, 有些方法一直被沿用到今, 如古籍的曝书及中草药防虫等。早在宋代, 藏书家赵元考即采用寒食面与腊月雪水调和粘书, 据说此法可以使书不蠹。明代的天一阁及其他一些书楼则一直采用芸草夹书以防虫。凡此种种, 着实荷载了藏书家太多的辛苦与磨难, 更折射出聚书的不易与艰难。藏书家大多嗜书如命, 出于对书的痴迷和热爱, 也许藏书家苦心收藏的目的是为了“子孙宝之”, 也许是为了自己学术研究和出版图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书籍是宝, 是人们不可或缺之资粮,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书籍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这种共识, 往往是促使藏书家长期坚持藏书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一点, 洪有丰在《清代藏书家考·引言》中有着最好的表述:“各藏书家之经营网罗也, 或费手抄之勤, 或节衣食之费, 得之艰而好之笃, 情壹志专, 珍护逾甚。储藏、装修一切整理、保管之法, 无不加意考察, 力求至善。虽聚散无常, 而楚弓楚得, 苟非绛云之炬, 及裹物代薪之不幸, 其他大抵转相售购, 仍多归于好而有力者之库, 其爱昔保护一如前也……故今日之珍藏, 实幸往昔藏书家, 互相保留, 以迄于今也。”

二、典籍的传播

抄录和刊刻流布, 是中国古代藏书家传播典籍文化的重要手段。

首先, 典籍的借抄、互抄。古代的通讯、交通俱不发达, 历代几乎所有的藏书家都有过借抄史。借抄既是聚书方法, 也是私藏的利用, 很多藏书家都将其藏书借人抄录, 互相借抄之风甚盛。他们或亲自动手, 或雇人代劳, 或抄自官府, 或源自私家。通过许多人的碾转借抄, 一本书不仅可以化作千百本, 而且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四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梁人袁峻“家贫无书, 每从人假借, 必皆抄写, 自课日五十纸, 纸数不登则不止”。北周裴汉“借人异书, 必躬自录本”, 这不仅推动书籍流通, 而且也丰富了公私典藏。

宁波范氏天一阁之藏书最初也是通过借抄方式来保存传播乡邦文化的。天一阁藏书的借抄始于范钦, 其藏书的一大来源便是向其他藏书家借抄。比如他曾向同里丰氏万卷楼借抄, 又与江苏藏书家王世贞订立藏书互抄之约, “以增益之”。据天一阁研究员骆兆平先生《天一阁明抄本闻见录叙》考证, 有据可查的天一阁明抄本有1 147种之多, 其抄本除少量得自故家旧藏外, 主要通过借抄、互抄而得。在范氏族人范光燮任嘉兴府学训导时, 为充实府学藏书而抄录天一阁经部类典籍百余部, 供士子们阅读。能够完成如此数量的传抄活动, 的确反映了藏书家对阁藏文献的使用和传播的慷慨态度。或许借抄的目的是为了丰富自己的著述, 亦或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庋藏, 但藏书家孜孜以求、经年累月地抄写, 其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威力是何等之大!凭无数双抄书的手生产出无数的抄本书, 以至当许多刻本毁灭绝迹时, 唯赖抄本的存在而得再续流传。

其次, 典籍的刊刻、流布。藏书家刻书应该说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特色和好传统, 它对于中国历代典籍的延续与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印刷术发明之前, 所有的书籍均靠手工抄写, 费时又费力, 一种书复本很少。雕版印刷发明之后, 刊刻书籍便也在私家宅塾流行, 历代藏书家中多有热衷于书籍刊刻者, 他们既是藏书巨擘, 又都是出版大户, 利用各自丰厚的藏书, 富足的资财刻印了品种繁多、质量甚佳的图书, 广为流布。

明代一些藏书家, 为了增加收藏、传播典籍文化, 他们利用传统的抄录和编纂, 更多地运用自宋以来印刷术方面的优势, 大量刊刻传播古籍。如胡震亨刊布传播唐诗;臧懋循、赵琦美刊刻传播元杂剧;洪木便刊刻宋元明话本等。值得注意的是, 明代藏书家还大量刊刻了丛书。据统计, 中国历代所刻印的丛书, 总数约在5万种以上, 几占中国古籍的1/2以上。因此, 明代的藏书家刊刻丛书功不可没。再如, 明末藏书家毛晋的汲古阁更是以刻书名闻天下。毛晋三十岁时, 为要经营印书业, 把田地、质库一时尽售去, 以作买书和刻印书籍的资本, 陆续买进的珍本书达84 000册之多, 建汲古阁、目耕楼以储之, 为日后校勘书籍之用。他“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地勤奋工作, 直到“头颅如雪、目睛如雾, 尚忙忙不休”。其刻书流布活动昭示着汲古阁藏书之丰富, 所校刻《十三经》、《十七史》、《群芳清玩》、《津逮秘书》、《宋名家词六十一种》等, 多以“汲古阁”名义刊行, 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者, “于是缥囊缃帙, 毛氏之书走天下”。

清代的黄俞邰、周雪客为使珍籍得到广泛传播, 在自己无力刊刻的情况下, 精心挑选了家藏中罕见流传的珍秘之书96种编成书目, 联合向社会公告征求刊刻者, 表示愿无偿提供家藏珍本为刊刻底本, 有意者可任意选刻一种、数种或数十种, “各随所好, 共集大成, 不但表彰前贤, 抑或嘉惠来者。”这就是著名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的由来。该书目自发布后, 响应者众多, 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取其22种经书刊行, 鲍延博《知不足斋丛书》也选其9种珍本刻之, 甚至连皇家英武殿聚珍版丛书也慕名前往, 按书目选取了不少史子类珍籍刊刻。确实, 在许多的藏书家心目中, 刊刻古籍是流布藏书的最佳形式, 也是服务社会、流芳百世的至高境界。

三、典籍的完美

为了一种古籍的完美, 许多藏书家往往需要埋首故纸, 昏天黑地耗费数年的光阴, 正是对典籍负责, 对子孙负责的崇高的使命感支撑着无数藏书家默默无闻地沉浸于陈编烂简中, 从事着这种“为人作嫁”的苦差。明代赵用贤为校五卷本的《洛阳伽蓝记》, 先后用了八年的时间, 以五种不同本子的校雠, 共改正误讹增补遗漏860余字, 方使这本不算太厚的书成为完本, 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藏书家的心血汗水。同样为了一种残缺不全的图书能够配成完书, 藏书家往往不辞劳苦, 遍访各家、书肆, 或于杂书中拾遗补缺, 或从面铺、街头抢救出被当作废纸的断简残编, 使无数珍本能够破镜重圆, 完美再现。这种搜访集全、拾残惜书的精神同样值得称道。

四、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

历代藏书家在藏用结合, 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上有着明显的成效, 这主要表现为藏学家在治学探索的基础上, 以著述、选集、汇编等形式创造出新的典籍, 为民族文化增添新的内容, 提供更多积累。仅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史学方面, 魏晋两代私家写史成风。魏史私作, 除陈寿《三国志》外, 尚有郭颁《魏晋世语》, 孔衍《汉魏春秋》、《魏尚书》、王隐《蜀记》、环济《吴记》、阴澹《魏记》, 孙盛《魏氏春秋》等七种。晋史更多有十几种。著述方面, 南北朝的藏书家, 利用私藏编纂了颇有影响的巨编大著, 像南齐藏书家萧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 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 (《南史》卷四四《萧子良传》) 。梁昭明太子萧统“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 名才并集, 文学之盛, 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 (《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 , 特别是《文选》一书, 这是一部推重文华、精选流别、在中国文学史上深有影响、基本概括了唐以前诗文精华的文学选集, 成为百千年来士人必读的文学范本, 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除以上类书、选集外, 像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郦道元的《水经注》、刘勰的《文心雕龙》、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学术名著, 也都是藏书家利用藏书的显著成果。

五、典籍的捐公

中国封建社会, 私家藏书风气推崇个人私藏和藏家世守。在近代中国, 随着近代藏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传统的守藏观逐渐为藏书家所舍弃, 尤其在公共藏书成为近代藏书文化发展的主流时, 一些藏书家以出售、捐献或寄存等方法将私人所藏转归公藏。特别是进入现代, 以范氏天一阁、刘氏嘉业堂、孙氏玉海楼、黄氏五桂楼等数以百计的私家藏书乃至自家藏书楼的百川归流, 说明着中国藏书家钟爱典籍, 化私为公的恢弘文化胸怀。

建国之初, 范氏后裔公推范若其、范盈笙代表范氏家族将天一阁藏书和房地产捐献给国家, 宁波市人民政府接受这一文化宝库, 并成立天一阁文物保护所, 配备专职人员加强管理。如今的天一阁是一家藏书和学术研究单位, 其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民间藏书楼, 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而成为研究的对象。

1950年整整一年, 是中国私家藏书捐献最为踊跃的时期。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藏书传人瞿济苍、瞿旭初遵其先父瞿启甲遗志, 先后将其家藏宋、元、明善本书籍72种、近2 000册, 通过文化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浙江杭州余翼将其父余绍宋所遗寒柯堂遗书和碑贴13 000余册捐赠浙江省图书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将其在杭州的存书1 944册, 捐赠浙江大学图书馆, 其中包括稿本、抄本和明刻本90余种;许广平将位于北京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的鲁迅故居及宅内所藏书籍5 195册、拓本4 030件和其他文献274件全部捐献, 后由文物局接受。

此外, 像胡朴安、叶景葵、徐行可、李子廉、李文汉、蔡敬襄等人的藏书分别捐入了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和江西省图书馆等。当然, 这只是众多藏书家中的光荣代表, 藏书家以自己慷慨无私的壮举为中国私家藏书的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六、结语

藏书家的历史作为是一种客观存在, 对中国藏书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 是中国文化光辉灿烂的一部分, 也是世界文明的结晶。如果没有私人藏书家的无私奉献, 近代以来各类型图书馆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 今天各图书馆引以为荣的古籍善本几乎全部来自私人藏书家的收藏。如若不是私人藏书家的历史贡献, 我们又谈何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如果没有历代藏书家的劳绩, 丰富的典籍文化绝有可能与时俱灭, 那么人类就有可能在黑暗中不知要摸索多少年!我们祖国拥有的古籍之多, 举世第一, 而这些典籍端赖藏书家千辛万苦的护藏而后加以传播, 才使中国历史不断, 文明始得延续。这也是中国区别于其他文明古国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这里, 引用程焕文教授在“铁琴铜剑楼与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现存藏书楼联谊会”中的发言词作结语也许最为合适:“历史上的藏书家是中华文化的真正守护者, 没有藏书家的世代相守和薪火相传, 中国文化与藏书想要传承到今天是绝无可能的……因此, 我们应对私人藏书家表示崇高的敬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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