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居民家庭

城镇居民家庭（精选12篇）

城镇居民家庭 篇1

一、理论研究背景及相关文献评述

(一) 国外研究综述

随着家庭理财理财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金融产品日趋丰富, 家庭资产组合选择问题开始进入了学术视野。在2006年的美国金融年会上, Compbell曾经提出了一个独立的新研究方向, 即家庭金融。与传统的金融研究方向资产定价, 公司金融相比, 家庭金融已经成为目前金融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与基于投资者的资产组合理论相比, 家庭资产组合理论研究引入了经济特征, 生命周期, 人口统计特征等因素对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Yoo (1994) 是有SCF的三个独立年份的界面数据分析资产配良种的年龄效应, 年轻和年老的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概率更低。Guiiso等 (1996) 使用意大利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较高的工资收入风险与较低的风险资产持有有关。

Heaton和Lucas (2000) 在研究中引入工资机制, 分析发现家庭的工资收入与股票收益之间呈现出高度相关, 一般具有高背景风险的家庭对于风险资产的持有比较少。Shum和Aig (2006) 在研究中考虑了人口统计特征, 分析发现性别, 婚姻状况以及受教育程度都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Guiso, Sapienza (2004) 研究发现家庭对外界社会, 金融机构的信任度越高, 那么他们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也就越高。

(二) 国内研究综述

到目前为止, 关于我国居民投资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样本选择以及有效样本数据的获取是主要难点。有部分学者对居民的资产结构进行了考察, 如史代敏、宋艳 (2005) , 利用四川省统计局在2002年四川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财产的抽样调查数据, 分别考虑了年龄、收入、财富规模、受教育程度、住房所有权五方面的因素建立线性模型, 考察各因素对家庭金融资产总量, 以及储蓄存款和股票在金融资产中所占比例的影响。吴晓求等 (1999) 利用证券持有的增加量统计出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增量结构, 并重点分析了影响该结构的因素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资本化趋势。另外汪红驹、张慧莲 (2006) 以最优资产选择模型为基础探讨了通货膨胀、股市收益波动、消费者风险偏好对消费者储蓄需求的影响。

近期, 出现的一些有关于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文献有:邢大伟 (2009) 基于江苏扬州的调查, 对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选择结构的实证研究, 文章分析了性别, 年龄, 学历等方面对金融资产结构和实物资产结构的影响。陈国进, 姚佳 (2009) 的基于美国SCF数据库的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为样本, 建立回归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卢家昌, 顾金宏 (2009) 基于江苏南京的调查, 对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主要分析了家庭金融资产在货币类产品, 证券类产品, 保障类产品三个方面投资影响因素。

二、调查研究方案设计

(一) 研究假设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归纳, 并结合中国的国情, 提出以下可能对中国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投资产生影响的因素:

1. 家庭财富和人口统计特征。

Alessie和Soest曾经对荷兰家庭1993~1998的数据进行分析, 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和选择模型发现, 年龄较大的户主和比较富裕的户主持有相对较高比例的风险性金融资产, 同时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 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例也会增加。

2. 住房投资。

在我国, 住房问题是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家庭都很关注的问题, 房价的波动对中国家庭的投资行为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且由于房产具有消费与投资的双重性质, 还可能使中国家庭的投资呈现出随生命周期变化的特征。

3. 劳动收入。

在中国, 劳动收入是大多数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 也是家庭可支配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增加家庭的劳动收入, 那么一定程度上能提升家庭承担金融投资风险的愿望。

4. 投资偏好及预期。

中国家庭的投资行为不仅会受到对宏观经济预期的影响, 投资偏好近年来作为行为金融研究的一部分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因素。

(二) 问卷的设计

问卷的概念量表在设计时, 先是参照了已有的“个体投资者问卷调查”的成熟量表, 然后根据研究假设中所提到的影响因素进行调整修改。问卷调查主要分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于家庭结构的调查, 包括人口统计特征以及家庭人口的基本情况, 如:户主的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以及职业;其次是关于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和结构的调查, 如:家庭金融资产, 人均收入, 存款等。同时, 问卷还设置了“验证题”来帮助剔除无效问卷。

(三)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调查采用随机抽样调查, 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各区街口商区, 单位门口进行发放, 调查对象覆盖了个体户, 金融从业者, 公务员, 医生, 教师等人群, 筛选主要是删除通过问卷中设置的“验证题”来删除明显胡乱填写的无效问卷以及存在异常值的问卷。而对于问卷中存在的数据缺失的情况, 则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修改:对于第二部分数据缺失或缺失数据超过2项的, 直接视为无效问卷;而对于缺失数据在两项以内的, 则采用众数填补的法则进行数据完善。最后, 通过汇总统计, 可以得到下列数据;实际发放问卷数为500份, 回收得到292份, 回收率为58.4%, 最后被认定的有效样本数为224份, 回收有效率为76.7%。

(四) 样本的收集和检验

本文的抽样调查样本来源于城镇家庭, 以江苏无锡的抽样调查结果作为实证的数据来源。由于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较发达地区, 因此抽样结果更具代表性和合理性。经过SPSS16.0对抽样数据的处理, 得到如下对有效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通过表一的样本描述性统计不难看出, 家庭中户主的性别为男性的比例要高于女性, 也就是说男性参与风险投资决策的比例要高于女性, 而且户主年龄在35~60岁之间的比例较高。本户主学历为专科和本科的占到了将近90%, 此外, 从家庭财富规模的角度来看, 家庭拥有金融资产总额在10万到100万之间的占了绝大多数。因此, 总体看来, 这样的抽样结果基本服从正态分布, 这样的结构大体上也是合理的。

三、实证研究分析

(一) 主要变量的选取及描述

本文研究主要是分析人口统计特征, 家庭财富, 背景风险等方面因素对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选择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其中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户主的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以及职业;背景风险包括劳动收入, 房产投资, 其余变量还包括投资偏好, 投资预期。

(二) 实证模型的选择

1. 模型一:

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首先对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是否持有产生影响的因素的作用程度以及显著性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为“1”, 而未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为“0”。在借鉴同类文献结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假设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受到家庭财富, 户主的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以及职业, 劳动收入, 房产投资, 投资偏好, 投资预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即Y=φ (x1, x2, ……xi) +ε。Y表示的是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选择行为, xi是影响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不适用, 无法进行合理的假设检验。所以, 本文选用Logistic回归模型来进行实证研究。Logistic回归模型是对二元因变量的概率建模, 即当因变量是一个二元变量, 只取0与1两个值时, 因变量取1的概率p就是要研究的对象。这里我们假设家庭参与投资风险性金融产品的概率为P, P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 将P做logit变换, 可以得到Logistic回归模型:

然后, 通过极大似然估计的迭代方法, 可以找到系数的“最可能”的估计, 并采用Wald检验对参数进行检验, 当Wald值大者 (或Sig值小者, 小于0.05) 显著性高。

2. 模型二:

Tobit回归模型。本文还将从微观角度建立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的模型。由于单个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可能为零, 也就是存在某个家庭不投资风险性金融产品, 即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为零, 而已它作为被解释变量时, 显然经典的线性模型已经不再适用。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得知, 在存在截断数据的情况下, Tobit模型是较为有效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根据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是否为零, 可以将样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含有不为零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第二类是仅很有不为零的自变量, 而因变量为零。这样, 我们可以把变量间线性关系表示为:Yi’=βXi+εt。

实际在性质上, 截断的观测值与未截断的观测值是存在显著差异的, 这是因为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为0, 表示该家庭不投资于风险性金融产品, 因此即使解释变量变化很明显, 这些家庭投资与风险性金融产品的比重仍为, 不会有任何变化。这样, 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在性质上类似于离散型的虚拟变量。因此, 我们通过建立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的Tobit模型, 来刻画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影响。

根据经济学理论背景, 我们初步建立风险性金融资产比重的Tobit模型如下:

模型的设计基于理论与数据相结合的思路, 一方面我们考虑到经济理论背景来选择变量;另一方面我们又考虑了调查所得样本中获得的信息。

我们在估计模型时将采用国外相关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最小二乘估计, 这也是人们所探索出的适用于估计Tobit模型的主要方法, 其参数检验的适用方法为t检验, Sig值小者 (小于0.05) 显著性高。

四、结论

本文运用对江苏省无锡地区的实地抽样调查数据, 通过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Tobit回归模型研究家庭财富, 人口统计特征, 背景风险以及投资预期和偏好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重要的结论:首先, 中国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投资的财富效应十分显著, 随着家庭财富的不断增加, 家庭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不断增加, 投资于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例也不断提高。其次, 背景风险对中国家庭投资风险性金融产品的有较明显的影响:中国家庭住房投资对参与风险性金融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随着住房投资的增加, 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投资的概率以及投资比例都有所下降;此外, 随着人均劳动收入的增加, 家庭投资风险金融产品的比例就越高。第三, 人口统计特征对中国家庭投资风险性金融产品的影响比较显著:风险性金融投资的参与率随着学历的增加而增加, 与年龄呈一条凸曲线, 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参与率较低, 中年家庭参与率较高。从投资比例来看, 高学历的家庭投资比例较高, 而自主经营会对投资比例有挤出效应。第四, 家庭的投资预期向好会对风险性金融投资比例产生正的影响, 而投资偏好风险性资产则会对风险性金融投资的参与率产生积极的影响。

摘要：与传统的金融研究方向资产定价, 公司金融相比, 家庭金融已经成为目前金融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在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 归纳出影响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一些因素, 并基于在江苏无锡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 充分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Tobit回归模型分析对中国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 揭示出各个影响因素的特征规律, 并在对美两国居民家庭风险性金融投资行为的比较中, 以及资产选择去向存在差异的基础上, 提出了几条优化中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建议。

关键词：家庭金融资产,风险性投资,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陈国进, 姚佳.中国居民就爱听金融资产组合研究【J】.西部金融, 2008 (8) , 20-22.

[2]史代敏, 宋艳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那个研究【J】.统计研究, 2005 (10) , 45-50.

[3]3.刘洪玉, 郑思齐.住宅资产:居民家庭资产组合中的重要角色【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3 (4) , 38-4.

城镇居民家庭 篇2

廉租住房制度是让城镇最低收入家庭有房住的有力保障。最近，建设部、民政部制订印发了《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申请、审核及退出管理办法》（简称《办法》），记者请建设部有关负责人就此进行了解读。

具备5种条件可申请

《办法》规定，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家庭就可以申请廉租住房：第一，申请家庭人均收入符合当地廉租住房政策确定的收入标准；第二，申请家庭人均现住房面积符合当地廉租住房政策确定的面积标准；第三，申请家庭成员中至少有1人为当地非农业常住户口；第四，申请家庭成员之间有法定的赡养、扶养或者抚养关系；第五，符合当地廉租住房政策规定的其他标准。

申请人应由申请家庭的户主来担任。如果户主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申请家庭可推举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其他家庭成员来担任申请人。

书面提出申请，提供3种材料

《办法》规定，申请人应当向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受理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受理机关应当及时签署意见并将全部申请资料移交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除了书面申请，申请人还需提供3种材料：一是民政部门出具的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证明或政府认定有关部门或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二是申请家庭成员所在单位或居住地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现住房证明；三是申请家庭成员身份证和户口簿。此外，还有地方政府或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

如果申请人为非户主，还应出具其他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共同签名的书面委托书。

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5日内告知是否受理

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收到廉租住房申请材料后，应及时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凭证。申请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5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在接到受理机关移交的申请资料后，应当会同民政等部门组成审核小组予以审核。在通过查档取证、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调查后，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5日内向申请人出具审核决定。

如果经过审核申请家庭符合条件，将在申请人的户口所在地、居住地或工作单位予以15日的公示。通过公示后，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就会将申请登记。已登记的家庭，无论是申请租赁住房补贴还是申请实物配租的，都要按照规定条件排队轮候。

6种情况下取消享受廉租住房资格

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最低收入家庭应当按向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如实申报家庭收入、人口及住房变动情况。

《办法》规定，在几种情况下要取消当事人享受廉租住房的资格。一是未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家庭人口及住房状况的；二是家庭人均收入连续一年以上超出当地廉租住房政策确定的收入标准的；三是因家庭人数减少或住房面积增加，人

城镇居民收入区域差距 篇3

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对全国31省（区、市）城镇居民调查显示，多数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上年有大幅增长。反映居民收入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为0.32，与2001年基本持平，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总体水平保持平稳，目前呈现以下四大区域走势特征：

（1）东、中、西部收入差距缩小——2002年东、中、西部人均收入分别为9186元、6334元和6517元，三者之比为1.45：1：1.03，比上年的1.50：1：1.06明显减小。

（2）省、区、市间的收入差距缩小——调查表明，居民收入最高的与收入最低的省市人均收入之比，从2001年的2.45：1（上海：河南）下降到2002年的2.23：1（上海：贵州）。位居前五位省（市）的人均收入平均数与名列后五位省（区）的人均收入平均数之比从上年的2.03：1下降到1.92：1。

（3）大中城市间的收入差距缩小——2002年35个大中城市的收入增长明显，年人均收入为9422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719元。位居前五位城市的人均收入平均数与名列后五位城市的人均收入平均数之比从上年的2.37：1下降到2.19：1。前十位省区市居民收入高在何处

分析左上表排名前十位的省（区、市）城镇居民收入走高的原因，首先是政策性因素。表现在2001年国家两次大幅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和离退休人员工资的翘尾影响，及部分省（区、市）上年底实行双薪，由原来的四项基础工资这一范围扩大为应发工资总额范围，这部分收入有相当部分单位跨年度兑现，使国有职工收入大幅增长，此其一；其二是部分效益好的企业参照公务员加薪标准提高职工工资标准，使集体职工收入和其他职工收入亦大幅增长。另外部分地区加大了社会保障的力度，不同程度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障标准，也促进了居民的收入增加。

其次是经济形势好于预期。城镇居民收入排名前10位的省（区、市）均有相当部分企业效益改观，加快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从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这四大类收入构成看，拉动十省（区、市）收入增长的主要是工薪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工薪收入构成中，其他经济类型单位职工和国有经济类型单位职工收入最高，离退休就业者和国有职工收入增幅最大。收入中有69.2％来自工薪收入，25.6％来自转移性收入，而在转移性收入中，有76.8％是养老金或离退休金收入，养老金或离退休金是仅次于工薪收入的第二收入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云南和广西两个西部省（区）跻身于收入排名前10位，表明这两个地区在经济发展加快的同时，特别注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先看广西，2002年全面实施富民兴桂新跨越战略，整体经济形势是“九五”以来最好的年份。2002年居民收入增长走高，一是由于受机关、事业单位增资政策的影响，同时部分市县机关、事业单位逐步兑现了生活补贴和发放补贴。此外，部分企业实行改制后，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生产、经营明显好转，经济效益回升，企业职工也增加了工资；二是离退休人员的收入明显提高。2002年人均离退休金为1075.0元，同比增长39.7％，增幅居各项收入渠道之首；三是随着各项优惠政策的出台，广开就业门路，鼓励发展联营、私营和个体经济，为下岗、待业和失业人员提供了再就业机会，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354.6元，同比增长34.9％。再看云南，尽管2002年GDP增长率排位并不靠前，但全省人均年收入突破万元户的比重，由上年的10％上升到20％。有20％的城镇高收入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突破万元达到14040.72元，比上年增长23.5％，高收入户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全省平均水平11.3个百分点。高收入家庭的就业人员构成是：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占85.2％，比全省平均水平的73.1％高12.1个百分点，表明高收入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有经济单位职工的工薪收入。东西互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从左上表排名来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位居前十位的省（区、市）中有三个仍在全国平均线7703元以下。再看2001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位居前10位省（区、市）的GDP，是全国GDP总值的51％，前7个省（市）的GDP则占全国GDP总值的近40％。这说明我国的地域差异还很大，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东部地区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城镇居民家庭 篇4

一、住房支付能力的概念及评价指标

住房支付能力是指某一家庭购买或租赁一套住房的交易能力,是从收入角度反映某一家庭对相应住房支付能力的指标。主要评价指标如下:

(一)买房支付能力指标及判断标准

1. 房价收入比。

按照国际惯例,房价收入比的合理区间是3~6倍。房价收入比越高,居民的购房支付能力越弱。

2. 家庭月房产支出收入比。

月房产支出收入比是银行在审查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资格时常用的一个指标,按银行规定,借款人住房贷款的月还款收入比例应控制在50%以下(含50%)。比例越低,说明居民的购房支付能力越强。

3. 月房产消费结余。

月房产消费结余是指家庭月收入扣除月还款支出后的余额,该余额越大,则居民的购房支付能力越强。

(二)租房支付能力指标及判断标准

相比于居民购房支付能力,针对居民租房支付能力的研究较少。曾有文献提到过的衡量租房支付能力的指标是房租收入比。此外,本文参照月房产消费节余指标,补充月租房消费结余指标。

1.房租收入比。

房租收入比计算公式为:

国内对于房租收入比衡量标准的研究很少见。国外也只有Michael Oxley与Jacqueline Smith在研究英国的住房政策时指出1991年若租户房租支出超过其收入的20%以上,则该租金水平是不可支付的。该比例是否适用于北京市的实际情况还有待考证。

2. 月租房消费结余。

根据《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有关问题的通知》,租房家庭可以提取其公积金账户内的余额用于缴纳房租,提取总额不得超过实际发生的房租支出。鉴于公积金可用来支付房租,月租房消费结余可定义为家庭月收入与每月用于支付房租的住房公积金之和再扣除月房租后的余额,该余额越大,则居民的购房支付能力越强。

二、北京市不同收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分析

根据北京市现有的住房供应体系,本文采用月还款支出收入比、月房产消费结余和月租房消费结余等指标分别衡量不同收入阶层的住房支付能力。本文中的各收入阶层当前收入水平及家庭人口数量是根据2000—2010年北京统计年鉴各阶层收入及人口推算得出的。在计算时,假设各收入阶层家庭中获得工资收入的家庭成员都满足北京住房公积金贷款办法中规定的贷款对象的条件,且在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是以家庭为单位共同申请,忽略个人信用评估因素对公积金贷款上限的影响。

(一)低收入家庭

根据北京市现行住房分层供应体系,低收入家庭通过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解决住房问题,同时通过资格审核尚在轮候的家庭也可申请公共租赁房。因此,考察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时要分别衡量对应三类住房的支付能力。

1. 廉租房。

根据《北京市城市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城市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保障方式以发放租赁住房补贴为主,实物配租为辅。本文分别计算两种保障方式下的低收入家庭廉租房支付能力。

(1)实物配租方式。实物配租方式,是指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提供廉租住房,并按照一定标准收取一定数量的租金。

承租家庭实缴月租金计算公式如下:

家庭实缴月租金=月租金标准×配租房屋建筑面积×(1-补贴系数)+(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保收入线)×负担系数×标准配租人口(1)

根据相关文件,(1)式中补贴系数现规定为0.95,负担系数为0.1;(1)本市城市低保标准为家庭人均月收入480元,标准配租人口为一居室2人、二居室3人;城六区居民申请廉租住房家庭收入准入标准为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960元(含960元)。(2)(2)式中月标准租金按照折旧费、维修费、管理费、利息等因素并参照同类地段类似房屋市场租金水平确定,(3)实际为市场租金的70%~80%,调节系数依居室朝向、楼层及有无电梯等不同条件而各有不同,平均下来为0。

根据历年北京市低收入户均人口统计,确定配租人口为3;配租房屋面积按照两居室平均套型标准为40平方米计算;(4)中心城集中建设用地布局保障性住房布局主要选择中心城中心地区以外区域,重点是定福庄、南苑、丰台、石景山等区域,目前同地段同类型住房市场租金水平约为每月45.21元/平方米。(5)按照北京市低保标准计算,三口之家的家庭月收入至少为1 440元才能保障最基本的生活开支。

首先,计算低保家庭的廉租房月租房消费结余。经计算得出租赁廉租房的北京市低保家庭实缴月租金为67.82元,按照2000—2010年北京市统计年鉴中的低收入家庭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推算,低保家庭的月工资性收入为1 071.5元,低于现行每月最低工资标准1 160元,按照规定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个人可以不用缴纳公积金,但其所在单位公积金月存缴额不变,为每月128.58元。这样算来,北京市低保家庭每月可以用67.82的公积金来支付房租而不必花费实际家庭收入,其月住房消费结余为其全部家庭月收入1 440元。

其次,计算其他低收入家庭的月租房消费结余。在计算其他低收入家庭租住廉租房的支付能力时,采用低保家庭收入线与廉租房家庭收入准入线的平均数720元作为其他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月收入。经计算,北京市其他低收入家庭实缴月租金为139.82元,推算其他低收入家庭的月工资性收入为1 607.25元,每月公积金存缴额至少为192.87元,足够支付家庭月租金,这样算来,北京市低保家庭以外的低收入家庭每月可以用139.82的公积金来支付房租而不必花费实际家庭收入,其家庭月住房消费结余为2 160元。

(2)发放租赁住房补贴。发放租赁住房补贴方式,是指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向符合条件的低收入申请家庭,按照规定的标准发放住房租金补贴,由其到市场上租赁住房。

北京城六区廉租房保障家庭租房补贴金额按下列公式计算:

低保家庭月租房补贴数额=每平方米月补贴额×(人均住房保障面积标准-人均现住房使用面积)×配租家庭人口

其他低收入家庭月租房补贴数额=每平方米月补贴额×(人均住房保障面积标准-人均现住房使用面积)×配租家庭人口-(家庭人均月收入-北京市城市低保标准)×配租家庭人口

目前北京市城六区人均住房保障面积标准为10平方米,廉租房租房补贴标准统一为每平方米使用面积每月40元,城八区廉租家庭月租房补贴最低限额为550元,月租房补贴最高限额为1 500元。

根据历年北京市房地产年鉴房屋租赁市场分居室交易情况以及搜房网相关数据整理,目前北京市商品房市场租金水平为55.39元/平方米·月,套均面积为85.25平方米。低收入家庭由于收入有限,不会租住80多平方米的住房,就以廉租房标准面积40平方米计算,则月租金水平为2 215.6元。根据城六区公布的符合廉租房准入标准的名单,计算得出廉租房申请家庭的人均现住房使用面积为0.44平方米。

按家庭人口数为3计算,北京市低保家庭月租房补贴数额为1 147.2元,其家庭月收入为1 440元,每年最多领取公积金1 542.96元,即每月128.58元,在每月领取住房租赁补贴及公积金之后,其月住房消费结余最多为500.18元。

采用低保家庭收入线与廉租房家庭收入准入线的平均数作为其他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月收入。经计算,其他低收入家庭月租房补贴数额为427.2元,其家庭月收入为2 160元,每年最多领取公积金4 628.88元,即每月385.74元,其月住房消费结余最多为757.34元。

2. 经济适用房。

经济适用住房是向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出售的保障性住房。居民在公积金贷款不足以满足住房需求时,还可以申请组合贷款,因此必要时,要分两种贷款情况考察低收入家庭对经济适用房的支付能力。除此之外,本文还分别计算了二十年和三十年贷款期限的经济适用住房支付能力。

首先考察低收入家庭采用30年公积金贷款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支付能力。北京市经济适用房的平均套型标准为60平方米,(6)目前均价为4 331.16元/平方米。(7)根据北京市居民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家庭收入准入标准,三口之家家庭年收入应为45 300元及以下,(8)即人均月收入为1 258.33元及以下,又因廉租房收入准入标准为人均月收入低于960元(含960元),取960元和1 258.33元的平均数作为申请经适房的家庭人均月收入,即1 109.17元。首付比例最低为20%,按照贷款成数计算的公积金贷款总额为207 895.68元。经计算,申请经适房的低收入家庭公积金最高可贷款额度为231 037.41元,(1)所以经济适用房公积金贷款为207 895.68元,即首付为51 973.92元。按照月均还款法计算的每月等额还本付息额为1 078.23元,月房产支出收入比为32.4%,符合50%的公积金贷款审批标准,可以获得公积金贷款,月房产消费结余为2 249.28元。

其次,考察低收入家庭采用二十年公积金贷款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支付能力。经计算,申请经适房的低收入家庭公积金最高可贷款额度为186 194.25元,低于按贷款成数计算的贷款额,所以经济适用房公积金贷款为186 194.25元,即首付为73 675.35元。按照月均还款法计算的每月等额还本付息额为1 198.15元,月房产支出收入比为34.85%,符合50%的公积金贷款审批标准,可以获得公积金贷款,月房产消费结余为2 129.36元。

最后,考察低收入家庭采用二十年组合贷款方式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支付能力。按照首付比例20%、公积金贷款186 194.25元计算,商业贷款金额为21 701.43元。根据现行商贷年利率计算,低收入家庭每月商贷等额还本付息额为168.9元,月总还款额为1 367.05元,月房产支出收入比为41.08%,符合50%的贷款审批标准,可以获得组合贷款,月房产消费结余为1 960.46元。

3. 公共租赁房。

公共租赁住房的供应对象为本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包括已通过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资格审核尚在轮候的家庭以及其他住房困难家庭。(2)本文分别计算廉租房和经济适用住房轮候家庭对公租房的支付能力。

根据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公共租赁住房户型以小户型为主,即建筑面积在40平方米左右,(3)重点建设于朝阳、丰台、石景山、通州等区域,同区域同类型商品房月租金约为45.21元/平方米。(4)市住建委表示,公租房租金标准比同区域商品房的租金低20%左右,即公租房月租金约为36.17元/平方米。

首先,考察廉租房轮候家庭对公共租赁房的支付能力。在加上每年公积金提取额的月平均之后,低保家庭租赁公共租赁房的月住房消费结余最多为121.78元;其他低收入家庭租赁公共租赁房的月住房消费结余最多为1 098.94元。

其次,考察经济适用房轮候家庭对公共租赁房的支付能力。经推算,经济适用房轮候家庭的人均月工资性收入是825.32元,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按照规定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个人可以不用缴纳公积金,但其所在单位公积金月存缴额不变,为每月99.04元,家庭人口数为3,以家庭为单位,每年承租公共租赁房的低收入家庭最多提取公积金3 565.42元用于缴纳公共租赁房房租,按照公式计算,经济适用房轮候家庭租赁公共租赁房的月住房消费结余为2 177.83元。

(二)中低收入家庭

根据2010年北京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北京市中低收入家庭年收入水平已超过经济适用房的准入标准。依照相关规定,中低收入家庭主要是通过公共租赁房来解决住房问题,同时中低收入家庭也满足限价商品房的准入标准,因此,考察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问题要分别衡量其对两类住房的支付能力。

1. 公共租赁房。

根据2000—2010年北京市中低收入家庭每人年可支配收入以及家庭人口数推算,目前中低收入家庭月可支配收入为5 797.45元,中低收入家庭每人月工资性收入为1 717.15元,则单位及个人月公积金存缴总额为412.12元,家庭人口为3,每年家庭可提取用于支付租金的公积金限额为14 836.32元。按照公式计算得出中低收入家庭租赁公租房的月住房消费结余为5 587.01元。

2. 限价商品房。

限价商品住房,是指政府提出限制销售价格、住房套型面积和销售对象等要求,定向销售的普通商品住房。价格由市发展改革、国土资源、建设、财政、规划、监察等部门研究确定,城六区申请购买限价商品住房家庭年收入要求家庭人口3人以下的家庭年收入8.8万元及以下。

首先,考察中低收入家庭采用三十年公积金贷款方式购买限价房的支付能力。根据相关规定,北京市限价房平均套型标准为80平方米,(5)目前限价房均价为6 705.35元/平方米。(6)按照最低20%首付比例计算的公积金贷款总额为429 142.4元,而申请经适房的中低收入家庭公积金最高可贷款额度高于按照贷款成数计算的公积金贷款总额,因此限价房公积金贷款为429 142.4元,首付款为107 285.6元,按照月均还款法计算的每月等额还本付息额为2 225.69元。北京市中低收入家庭月均可支配收入为5 797.45元,则月房产支出收入比为38.39%,符合低于50%的贷款审批标准,能够获得公积金贷款,家庭月房产消费结余为3 571.76元。

其次,考察中低收入家庭采用二十年公积金贷款方式购买限价房的支付能力。若其余条件不变,按照月均还款法计算的每月等额还本付息额为2 761.51元,则月房产支出收入比为47.63%,符合低于50%的贷款审批标准,能够获得公积金贷款,家庭月房产消费结余为3 035.94元。

(三)中等收入家庭

根据相关规定,北京市中等收入住房困难的城镇居民家庭主要通过限价房(7)和商品房来解决住房问题,同时,满足限价房准入标准的中等收入家庭也有资格租赁公租房。所以,考察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问题要分别衡量三类住房的支付能力。

1. 公共租赁房。

根据2000—2010年北京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推算,北京市中等收入家庭每人月工资性收入为1 854.89元,则单位及个人月公积金存缴总额为445.17元,家庭人口数为2.8,每年家庭可提取用于支付租金的公积金限额为14 957.83元。根据2000—2010年北京市中等收入家庭每人年可支配收入以及家庭人口数推算,目前中等收入家庭月可支配收入为6 775.28元,按照公式计算得出中等收入家庭租赁公租房的月住房消费结余为6 574.97元。

2. 限价商品房。

首先,考察中等收入家庭采用三十年公积金贷款方式购买限价房的支付能力。按照最低20%首付比例计算的公积金贷款总额为429 142.4元,而申请经适房的中低收入家庭公积金最高可贷款额度高于按照贷款成数计算的公积金贷款总额,因此限价房公积金贷款为429 142.40元,首付款为107 285.6元,按照月均还款法计算的每月等额还本付息额为2 225.69元。北京市中等收入家庭月可支配收入为6 775.28元,则中等收入家庭购买限价房的月房产支出收入比为32.85%,符合低于50%的贷款审批标准,能够获得公积金贷款,家庭月房产消费结余为4 549.59元。其次,考察中等收入家庭采用二十年公积金贷款方式购买限价房的支付能力。若其余条件不变,按照月均还款法计算的每月等额还本付息额为2 761.51元,则月房产支出收入比为40.76%,符合低于50%的贷款审批标准,能够获得公积金贷款,家庭月房产消费结余为4 013.77元。

3. 商品房。

(1)租赁商品房。根据历年北京市房地产年鉴房屋租赁市场分居室交易情况以及搜房网相关数据整理,目前北京市商品房市场租金水平为55.39元/平米·月,套均面积为85.25平方米。经计算,北京市中等收入家庭租住商品房的月住房消费结余为3 299.77元。(2)购买商品房。首先考察中等收入家庭采用三十年公积金贷款方式购买商品房的支付能力。目前商品房价水平为18 071.48元/平方米,套均面积为104.62平方米,(1)按照最低30%的首付比例计算的公积金贷款总额为1 323 446.77元,超过公积金单笔贷款上限80万元,而中等收入家庭公积金最高可贷款额度也超过公积金单笔贷款上限,因此中等收入家庭购买商品房的公积金贷款为公积金单笔贷款最高限额800 000元,首付款为1 090 638.24元,按照月均还款法计算的每月等额还本付息额为4 149.1元。北京市中等收入家庭月可支配收入为6 775.28元,则月房产支出收入比为61.24%,超过50%的公积金贷款审批标准,无法可以获得80万元公积金贷款。若按照最高50%的月房产支出收入比标准计算,公积金贷款最高为653 180.3元,首付款至少为1 237 457.94元,中等收入家庭购买商品房的月房产消费结余为3 387.64元。其次,考察中等收入家庭采用二十年公积金贷款方式购买商品房的支付能力。经计算,中等收入家庭公积金最高可贷款额度为693 604.43元,低于按贷款成数计算的贷款额及规定的公积金单笔最高贷款额,因此中等收入家庭购买商品房的公积金贷款为693 604.43元,首付款为1 197 033.81元,按照月均还款法计算的每月等额还本付息额为4 463.32元,月房产支出收入比为65.88%,超过50%的公积金贷款审批标准,无法可以获得693 604.43万元公积金贷款。若按照最高50%的月房产支出收入比标准计算,公积金贷款最高为526 442.97元,首付款至少为1 364 159.27元,中等收入家庭购买商品房的月房产消费结余为3 387.64元。

(四)中高收入家庭

由于北京市中高收入家庭总收入水平已超过限价房准入标准,因此中高收入家庭只能通过从市场上购租商品房来解决住房问题。分别考察中高收入家庭租赁和购买商品房的支付能力。

1. 租赁商品房。

根据2000—2010年北京市中高收入家庭每人年可支配收入以及家庭人口数推算,家庭人口数为2.7,目前中高收入家庭月可支配收入为8 212.28元。根据2000—2010年北京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推算,北京市中高收入家庭每人月工资性收入为2 362.09元,则单位及个人月公积金存缴总额为566.90元,每年家庭可提取用于支付租金的公积金限额为18 367.56元。计算得出中高收入家庭租赁商品房的月住房消费结余为5 020.91元。

2. 购买商品房。

首先,考察中高收入家庭采用三十年公积金贷款方式购买商品房的支付能力。按照最低30%的首付比例计算的公积金贷款总额为1 323 446.77元,超过公积金单笔贷款上限80万元,而中高收入家庭公积金最高可贷款额度也超过公积金单笔贷款上限,因此中高收入家庭购买商品房的公积金贷款为800 000元,首付款为1 090 638.24元。按照月均还款法计算的每月等额还本付息额为4 149.1元,北京市中高收入家庭月可支配收入为8 212.28元,则月房产支出收入比为50.52%,超过50%的公积金贷款审批标准,无法可以获得80万元公积金贷款。若按照最高50%的月房产支出收入比标准计算,公积金贷款最高为791 716.29元,首付款至少为1 098 921.95元,家庭月房产消费结余为4 106.14元。其次,考察中高收入家庭采用二十年公积金贷款方式购买商品房的支付能力。这种贷款方式下的中高收入家庭公积金最高可贷款额度超过公积金单笔贷款上限80万元,因此中高收入家庭购买商品房的公积金贷款为公积金单笔贷款最高限额800 000元,首付款为1 090 638.24元。按照月均还款法计算的每月等额还本付息额为5 147.97元,月房产支出收入比为62.69%,超过50%的公积金贷款审批标准,无法可以获得80万元公积金贷款。若按照最高50%的月房产支出收入比标准计算,首付款至少为1 252 539.58元,家庭月房产消费结余为4 106.14元。

(五)高收入家庭

高收入家庭的住房选择与中高收入家庭类似,都是从市场上购租商品房。分别考察高收入家庭租赁和购买商品房的支付能力。

1. 租赁商品房。

根据2000—2010年北京市高收入家庭每人年可支配收入以及家庭人口数推算,家庭人口数为2.5,目前高收入家庭月可支配收入为12 702.54元。根据2000—2010年北京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推算,北京市高收入家庭每人月工资性收入为3 855.64元,则单位及个人月公积金存缴总额为925.35元,每年家庭可提取用于支付租金的公积金限额为27 760.61元,计算得出高收入家庭租赁商品房的月住房消费结余为10 293.93元。

2. 购买商品房。

首先,考察高收入家庭采用30年公积金贷款方式购买商品房的支付能力。按照最低30%的首付比例计算的公积金贷款总额为1 323 446.77元,超过规定的公积金单笔贷款上限80万元,而高收入家庭公积金最高可贷款额度也超过公积金单笔贷款上限,因此高收入家庭购买商品房的公积金贷款为800 000元,首付款为1 090 638.24元。按照月均还款法计算的每月等额还本付息额为4 149.1元,北京市高收入家庭月可支配收入为12 702.54元,则月房产支出收入比为32.66%,家庭月房产消费结余为8 553.44元。其次,考察高收入家庭采用三十年组合贷款方式购买商品房的支付能力。按照首付比例30%、公积金贷款80万元计算,则商业贷款金额为523 446.77元。每月商贷等额还本付息额为3 500.1元,月总还款额为7 649.2元,月房产支出收入比为60.22%,已超过50%的贷款审批标准。若高收入家庭希望申请组合贷款,则商贷金额最高为329 338.87元,这种情况下的首付金额为761 299.37元,高收入家庭购买商品房的月房产消费结余为6 351.27元。再次考察高收入家庭采用二十年公积金贷款方式购买商品房的支付能力。经计算,高收入家庭公积金最高可贷款额度为1 436 440.78元,因此高收入家庭购买商品房的公积金贷款为公积金单笔贷款最高限额800 000元,首付款为1 090 638.24元,按照月均还款法计算的每月等额还本付息额为5 147.97元,月房产支出收入比为40.53%,高收入家庭购买商品房的家庭月房产消费结余为7 554.57元。最后考察高收入家庭采用二十年组合贷款方式购买商品房的支付能力。按照首付比例30%、公积金贷款80万元计算,则商业贷款金额为523 446.77元,每月商贷等额还本付息额为4 074元,月总还款额为9 221.97元,月房产支出收入比为72.60%,已超过50%的贷款审批标准。若高收入家庭希望申请组合贷款,则商贷金额最高为154 605.59元,这种情况下的首付金额为936 032.65元,高收入家庭购买商品房的月房产消费结余为6 351.27元。

三、结论

(一)廉租房居民支付能力分析

在实物配租情况下,由于可以定期提取住房公积金来支付房屋租金,低保家庭的月住房消费结余就等于其家庭收入,刚好等于低保水平,说明北京市租住廉租房的低保家庭负担得起廉租房;其他低收入家庭的月住房消费结余大于1 440元,说明租住廉租房的其他低收入家庭在每月支付房租后还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具备廉租房支付能力。

在住房租赁补贴情况下,由于市场租金水平与低收入家庭的月收入水平差距过大,即使在领取租金补贴并提取公积金以后,低收入家庭的月住房消费结余仍低于北京市低保水平,说明低收入家庭在领取补贴之后仍不具备商品房屋的租赁能力。

(二)经济适用房居民支付能力分析

对于家庭总资产在5万元以上的低收入家庭,在二十年和三十年公积金贷款和组合贷款情况下,其对于经济适用房都是具有支付能力的,低收入家庭的月房产消费结余均高于低保水平,在每月支付房贷后仍有足够收入维持其基本生活消费。

(三)公共租赁房居民支付能力分析

廉租房轮候家庭在定期领取住房公积金之后每月的住房消费结余仍低于北京市低保水平,低收入家庭不具备公共租赁房的支付能力。

从经济适用房轮候家庭到中等收入家庭租住公共租赁房的月住房消费结余来看,三类家庭对公共租赁房的支付能力依次增强,中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的月住房消费结余分别是经济适用房轮候家庭月住房消费结余的2.3倍和2.8倍。

(四)限价房居民支付能力分析

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限价房月房产消费结余都高于北京市低保水平,说明两类家庭对限价房都具有支付能力。

(五)商品房居民支付能力分析

家庭收入高于限价房准入标准的北京市中等收入家庭、中高收入家庭及高收入家庭的月住房(房产)消费结余都明显高于北京市低保家庭收入水平,说明三类家庭均有能力在市场上租赁、购买商品房。

摘要：以居民家庭住房支付能力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因素、评价指标及判断标准,并运用月房产支出收入比、月房产消费结余和月租房消费结余等指标衡量北京市城镇居民各收入阶层的住房支付能力。

关键词：北京市,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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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北京市2010年暨“十一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Z],2011-02-21.

城镇居民报销细则 篇5

参保居民就诊时,应凭“南京市民卡”到社区医院或专科定点医院就诊。需要到三级综合医院看病的,应先到社区医院凭“南京市民卡”办理转诊手续后,再凭“南京市民卡”到三级医院就诊。16周岁以下(含16周岁)学生儿童还可直接凭“南京市民卡”到市儿童医院、南医大二附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南京同仁医院和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或本人参保时选择的一家设有儿童专科的综合医院就诊。

注意:居民未经转诊直接到三级综合医院发生的医疗费用或不持“南京市民卡”发生的医疗费用全部由本人自行承担,不享受医保相关待遇。

9、如何办理转诊?

参保居民因病情需要到三级综合医院就诊的,应凭“南京市民卡”在社区医院通过医保系统办理转诊手续后,再凭“南京市民卡”到三级综合医院就诊,转诊时限一般为1个月,若参保居民在此期间因病情需要到市内其他三级综合医院就诊的,须到原办理转诊手续的社区医院注销原转诊记录后,重新办理转诊手续。

10、居民看病或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如何结算?

参保居民看病或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凭“南京市民卡”直接与医院结算。个人只需结清自付自理费用,统筹基金支付部分不需个人垫付,由市社保中心与医院结算。

注意:居民在非医保定点医院或未刷“南京市民卡”发生的医疗费用以及医保范围外的医疗费用均由个人自理。

11、参保居民长期在外地居住,发生医疗费用如何结算?

(1)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居民参保后长期在外地居住的,应携带居住地的《暂住证》或学籍证明,到户籍地所在的街道劳动保障所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并在暂住地选择一家当地医保定点医院作为本人的定点医院。

(2)医疗费用结算。长期驻外人员发生的住院、门诊大病(应先办理相关准入手续)医疗费用,由本人先行垫付,治疗结束后,凭“南京市民卡”、身份证以及医疗费用发票原件、明细清单、出院小结等到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劳动保障所办理零星报销。

注意:未按规定办理长期驻外登记备案手续发生的医疗费用均由参保人员个人自理。

12、参保居民转外地医院治疗,发生医疗费用如何结算?

(1)办理登记备案。因病情确需转往外地医院就诊(限北京、上海)的,须由本市三级医院主任医师会诊,并填写《转外地就诊申请表》,经医院医保办审核盖章后,到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劳动保障所办理登记备案手续。

(2)医疗费用结算。转外地就医发生的住院费用,由本人先行垫付,治疗结束后,凭“南京市民卡”、身份证以及医疗费用发票原件、明细清单、出院小结等到街道劳动保障所办理零星报销。

注意:未办理登记备案自行到外地医院就诊,发生的医疗费用由参保人员个人自理。

13、哪些情况可以办理医疗费用零星报销?

(1)长期驻外人员在外地定点医院发生的门诊大病和住院医疗费。

(2)转往外地(限北京、上海)住院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

(3)本地因急症抢救并转住院或死亡发生的门诊抢救医疗费。

14、如何办理零星报销?

(1)办理地点。符合零星报销的参保居民可到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劳动保障所办理。

(2)办理时需携带的材料。“南京市民卡”、身份证以及医疗费票据原件,报销住院费用还需携带出院小结、医疗费用明细清单。报销门诊大病、抢救费用还需携带门诊病历。转往外地住院的还需《携带转外地就诊申请表回执》。

注意:以上报销材料请自留复印件,办理报销前请开通市民卡银行卡功能。

15、参保居民能享受哪些医保待遇?

(1)普通门诊。

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居民”看门诊200元以内的费用由个人承担,200-900元之间的费用,在社区医院就诊基金支付60%,在其他医院就诊基金支付50%;80周岁以上居民,在社区医院就诊基金支付65%,在其他医院就诊基金支付55%,900元以上的费用由个人承担。“学生儿童”看门诊0-300元的医疗费用,在社区医院就诊的基金支付60%;在其他医院就诊的基金支付50%,300元以上的费用个人承担。

注意:参保居民在外地就诊发生的门诊费用由个人承担,基金不予补助。

(2)门诊大病。

病种:“居民”包括恶性肿瘤放化疗(仅指放化疗,一般为6个月)、重症尿毒症的血液透析(含腹膜透析)治疗、器官移植手术后的抗排异治疗和精神病(指精神分裂症、中重度抑郁症、狂躁症、强迫症、精神发育迟缓伴发精神障碍、癫痫伴发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病等七种类型)共四种门诊大病。“学生儿童”还包括再生障碍性贫血、系统性红斑狼疮、血友病共七种门诊大病。

申请:患有门诊大病的参保居民,需携带本市三级定点医院或专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和医院医保办盖章、主任医师签字同意的《门诊大病审批表》以及相关资料,到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办理门诊大病准入手续。

待遇:在门诊进行门诊大病病种专项治疗的,免起付标准,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居民”基金支付80%;“学生儿童”基金支付85%。

(3)“居民”血友病。

待遇:按照轻、中、重分型,基金支付限额分别为1万、5万和10万,限额内基金支付比例为70%。

(4)特药。

支付范围:甲磺酸伊马替尼片(格列卫)的限定支付范围是:限慢性髓性白血病、不能切除和/或发生转移的恶性胃肠道间质肿瘤,且无使用禁忌症的患者使用。尼洛替尼胶囊(达希纳)的限定支付范围是:限既往治疗(包括伊马替尼)耐药或不耐受的费城染色体阳性的慢性随性白血病慢性期或加速期成人患者,且无使用禁忌症的患者使用。注射用曲妥珠单抗(赫赛汀)的限定支付范围:HER2阳性乳腺癌。

申请:符合特药待遇规定的居民,办理门诊大病申请后,到指定医院就诊申请,填写《特药使用申请表》并经指定医院医保办审核,审核后持《申请表》及相关资料到市社保中心医保服务大厅办理准入手续。

待遇:包括基金支付待遇和按规定获得的无偿供药待遇。

1、医保基金支付待遇(医保支付期):参保患者在一个医疗年度内,按规定发生的特药费用按照医保结算价,基金支付比例为70%。

2、无偿供药待遇(无偿供药期):参保患者按规定获得的由慈善机构或药品生产企业无偿提供的特药,医保基金和个人均不再支付特药费用。

(5)住院。医保范围内的医疗费用中,起付标准以内的由参保人员个人承担,起付标准以上的由基金按比例支付。“居民”起付标准三、二、一级医院分别为900、500、300元,基金支付比例分别为65%、85%、90%;“学生儿童”起付标准三、二、一级医院分别为500、400、300元,基金支付比例分别为80%、90%、95%。

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多次住院的,起付标准逐次降低,第二次及以上住院按规定住院起付标准的50%计算,但最低不低于150元。

因门诊大病病种住院治疗的,免收住院起付标准。

(6)意外伤害。“学生儿童”因意外伤害发生的门诊医疗费用,按照住院基金支付比例支付,凭相关医疗费用票据到街道劳动保障所办理零星报销。

(7)生育。符合生育规定的参保居民,应凭“南京市民卡”、结婚证、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符合计划生育的相关证明,先到户籍地所在的街道劳动保障所办理生育登记手续。就诊时须出示“南京市民卡”,发生的产前检查和分娩费用直接与医院结算。产前检查费用基金按40%支付,最高支付300元;住院分娩费用起付标准同普通疾病住院,起付标准以上符合生育保险支付范围和标准的费用在三级、二级、和一级医院基金支付比例分别为75%、85%和90%。

(8)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与个人缴费年限挂钩。参保缴费第1年,其住院、门诊大病、门诊和生育医疗费用,基金累计最高支付限额29万元,连续缴费每增加1年,最高支付限额增加1万,最高可增加到36万元。中断缴费再次参保的,基金最高支付限额按第一年重新计算。

江西城镇居民消费比较研究 篇6

[关键词] 城镇居民 消费 比较研究

一、江西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比较

1.江西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较大但绝对额较低

1992年江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30元，比全国城镇居民低498元，以江西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全国、安徽、湖南则分别为1.33、1.18和1.34；2005年，江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8620元，除安徽略低于江西外，全国和湖南的均高于江西。以江西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则2005年全国、安徽和湖南分别为1.22：0.98：1.10；从江西在全国人均收入的排位情况看，1992年江西在全国30个省市中位居倒数第；到2005年，江西处于第20位，并且高于安徽；从收入增幅看，1992年到2005年，江西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4.7%，全国年均增长13.9%，安徽和湖南分别是12.8%和12.5%。

2.江西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偏低

1992年江西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全国城镇居民的1671元低416元，与全国、安徽和湖南的消费支出比为1：1.33：1.21：1.32，与1992年相应的收入之比大体上相一致，但是从在全国的位次看，1992 年江西城镇居民收入位居倒数第二，而消费支出居倒数第一；2005年江西的消费支出是6109元，与全国、安徽和湖南消费支出之比是1：1.18：1.04：1.23，与1992年相比，消费支出相对上升。

3.江西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偏低

江西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1992年的0.820下降到2005年的0.709，下降趋势十分明显；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1992年是0.825，2005年下降到0.756。整体上看，从1992年到2005年，江西、全国、安徽和湖南平均消费倾向下降趋势比较明显，并且全国、安徽和湖南各年的平均消费倾向基本上都高于江西的。

通过比较可知，江西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还比较低，这不仅表现在收入水平低，而且表现在收入比江西低的安徽省其消费支出也比江西的高。

二、江西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比较研究

1.江西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水平最低，而恩格尔系数却低于安徽

1992年江西、全国、安徽和湖南的食品消费支出额分别是723元、883元、873元和835元，江西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额明显低于全国、安徽和湖南，到2005年江西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额为2494元，依然最少；从恩格尔系数看，1992年江西、全国、安徽和湖南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56.5%、52.9%、57.5%、50.5%，2005年江西恩格尔系数下降到40.8%，全国、安徽和湖南则分别下降到36.7%、43.7%、35.8%。从恩格尔系数整体变化趋势看，随着收入的提高，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并且江西的恩格尔系数一直低于全国和湖南而高于安徽。

不同省市恩格尔系数变化比较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江西恩格尔系数明显高于湖南和全国城镇居民，说明江西消费结构还不合理；二是江西恩格尔系数稍低于安徽城镇居民，这是否就意味着江西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比安徽合理，消费水平比安徽高？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要从食品消费支出额以及食品消费结构等各方面来考察。从食品支出额看，安徽一直高于江西；从食品消费结构看，1992年到2005年间安徽在肉禽及制品、蛋类、水产品、和奶及奶制品的人均消费支出均一直高于江西；同时，从近几年外出就餐消费额来看，安徽比江西的也要高。可见，虽然江西恩格尔系数稍低于安徽城镇居民，但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江西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要稍逊于安徽城镇居民。

2.江西城镇居民居住消费支出较高，但增长后劲不足

1992年江西居住消费支出额虽然低于全国、安徽和湖南，但居住消费比重却高于全国（5.96%）、安徽（5.47%）和湖南（6.22%）。到2005年居住消费额比同期全国和湖南的808元和771元要低，但却高于安徽590元。从2005年居住消费比重看，全国、安徽和湖南依次是10.2%、9.3%和10.3%，均比江西的10.6%要低。这说明江西城镇居民虽然衣着朴素，但居住却相对大方。

3.江西城镇居民服务消费支出一直落后于其他省市

全国、安徽和湖南的服务消费支出和江西一样，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呈现稳步增加趋势。1992年全国、安徽和湖南的服务消费支出比重依次是13.8%、12.3%和14.9%，而江西则为13.5%，比全国和湖南低，稍高于安徽；到2005年江西的服务消费支出增加到1699元，远低于全国和湖南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而略高于安徽（1584元）。从服务消费比重看，2005年全国、安徽和湖南分别为33.9%、24.9%和33.9%，江西为27.8%，依然是低于全国和湖南而高于安徽。

从江西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比较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江西虽然和其他省市一样，由以“吃穿”为主的温饱型转向以“吃住用行”为主的小康型，但是江西居民无论是从消费支出额来看，还是从消费结构内部层次来看，都低于以上相应的省市，说明江西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三、讨论和建议

1.采取适当措施，增加城镇居民收入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知道江西城镇居民消费总体水平之所以偏低，主要原因是其收入偏低。目前，江西城镇居民收入不仅总体偏低，而且收入增长速度缓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居民收入增长的步伐。因此，必须采取以下适当措施，增加城镇居民收入：一是加快经济增长，进一步提高国民收入。这就要求江西各级政府应重新认识江西的资源禀赋优势，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职工工资；二是进一步提高就业率。各级政府要想方设法增加投资，增加工作岗位，创造就业机会。要达到此目的，政府就应该扩大吸引外资规模和增强吸引外资的能力，同时还要运用优惠政策引导启动民间投资。

2.转变居民消费观念

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收入比江西低的安徽省其消费支出也比江西的高。可见，影响消费的不仅仅是收入因素，还有居民消费观念等其他的原因。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江西城镇居民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着贫穷时期的“量入为出、勤俭持家”以及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万事不求人”的消费观念，这使得居民更加注重远期消费而忽视现期消费。这种消费观念不符合现代消费潮流，不仅降低了居民生活质量，而且还阻碍了江西经济的增长。因此，必须转变居民落后的消费观念，培养科学合理的可持续消费观，这就有必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宣传适度的科学消费观，让广大居民认识到适度消费不仅能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而且还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使他们明白，自己在消费的同时，也在为国家经济发展做贡献；二是大力引导居民文明消费，反对不健康、不文明、不正当的消费。

3.完善消费信贷改革

江西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不仅受到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还受到消费环境如消费信贷的影响。目前，我国消费信贷改革明显滞后，主要表现在：一是信贷品种少，信贷形式单一，消费信贷还只是在住房、汽车、家用电器等品种上，而在旅游和教育文化娱乐方面还没有真正普及；二是消费者资产和诚信制度还没有建立，使得银行面临消费信贷违约风险，不得不进行“惜贷”；三是消费信贷手续繁杂，即所谓的“一门多步”，这不仅耗费消费者很多时间和精力，而且從消费者内心深处挫伤了贷款消费的积极性；四是进行信贷消费的消费者范围窄，选择信贷消费的大多是中等收入户，而很少有低收入居民。由此可见，必须完善消费信贷改革，促进居民消费信贷的发展：首先，江西应在《个人消费信贷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借鉴消费信贷业务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制定和实施适合本省省情的法律法规；其次，拓宽消费信贷范围，不仅要满足中等收入户的信贷需求，而且还要适当刺激和满足低收入群体的信贷需求，同时还要大力发展教育信贷和旅游信贷，使住房、教育和旅游消费尽快“热”起来；第三，要加强对消费者诚信教育，为消费者个人建立资产和诚信档案，降低银行信贷的违约风险；第四，要大力简化消费信贷的手续，必要时要作到上门服务，真正为信贷消费者着想，让消费者满意。

参考文献：

[1]徐伍达:西藏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分析[J].西藏研究，2006.02

[2]近十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研究[J].管理科学，2003.4

[3]娆勇董利: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分析[J].统计研究，2003.4

城镇居民家庭 篇7

自Campbell在2006年美国金融学年会上首次提出将家庭金融作为一个独立的金融研究方向以来, 家庭金融理论研究逐步兴起, 有关家庭金融选择与投资的理论也不断增多。于蓉 (2006) 、何秀红、戴光辉 (2007) 、骆祚炎 (2008) 等从宏观和微观等不同角度论证了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 并给出了相关建议。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方面, 仅从第三者角度针对居民进行资产选择做出了方向性指导, 而针对居民金融投资的切身性实践方法选择方面的研究鲜有所见。本文在采用扬州市城镇居民金融投资实践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方法探索,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金融产品的日益丰富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家庭投资理财意识日益增强, 家庭金融实践得到了快速发展。据统计, 2012年扬州市城镇居民人均金融资产8.21万元;储蓄存款占比32.56%, 有价证券23.84%, 保险24.38%。2013年扬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 690元, 其中有37.8%用于储蓄和投资。居民在进行消费与储蓄决策的同时, 也日益面临着金融资产的投资选择问题。面对股票、基金、债券、金融理财产品等繁多的选择时, 如果缺少科学的实践方法, 投资者很难做出真正符合自己意愿的选择。在收益率、风险性、流动性这个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当中, 很难用绝对定量的方式进行描述, 为了避免决策的盲目性和定性分析的主观性, 层次分析法提供了一条很好的将半定量、半定性问题转化为定量问题的解决方法, 有效帮助居民理清思维逻辑, 做出合理选择。

二、金融资产投资选择分析

通过调查统计, 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扬州市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进行一般性分析。针对个体投资者, 可根据个人接受的准则进行模型构建, 得出个性投资方案。

(一) 数据来源与基本描述。

通过问卷调查形式获得扬州市参考数据, 问卷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尽可能获得不同特征城镇人群的资产选择状况。共发198份问卷, 实际收回有效问卷184份。问卷基本采用YAAPH软件自动生成格式, 内容均为双因素比较评分题, 按1~9比例标度赋值打分, 标度1, 3, 5, 7, 9对应于两因素相比为同等重要、略为重要、比较重要、非常重要和绝对重要, 而2, 4, 6, 8表示两判断之间的中间状态对应的标度值。本文模型采用的是相同条件下出现频率最高的赋值分 (频率相同的取中间值) 。 (表1)

由表1可见, 调查对象中性别比例基本持平, 男性占51%, 女性占49%;各年龄段人数基本协调, 26~35岁的青年全体占32%, 36~55岁的中年群体占35%, 56~75岁的老年群体占33%。问卷覆盖范围广, 具有代表性。87%的人倾向于低风险投资, 68%的人倾向于强流动性投资, 86%的人倾向于高收益性投资。其中, 低风险投资者中, 老年群体占比最高, 为36%;强流动性投资中, 青年群体占比最高, 为41%;高收益性投资者中, 中年群体占比最高, 为35%。青年男性最注重资产的流动性和收益性, 中年男性最注重资产的收益性, 老年男性最注重资产的安全性;青年女性最注重资产的收益性, 中年和老年女性最注重资产的安全性。

注:来自于调查问卷数据

分析可得, 扬州市城镇居民更倾向于风险小、流动性强、收益率高的投资选择组合, 其中不同年龄和性别群体也显示出不同的投资偏好。青年群体倾向于高风险、高收益、高流动性的“三高”投资, 而老年群体更注重于资产的安全性, 中年群体则注重资产的稳定收益性。男性较女性而言具有更大的风险承受能力, 更强的流动性需求, 女性投资显得更加稳健。

(二) 准则确立。

金融资产投资需要综合考虑投资风险、收益和流动性。一般来说, 高风险会带来高收益, 收益高则会导致弱流动性和低安全性。单方面考虑任何一个要素所做出的决策都是片面的, 各种经济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这也就导致了家庭之间由于偏好的不同而产生投资准则和结果不同。由表1分析可得, 大部分居民倾向于风险性小、流动性强、收益率高的组合, 这也大致代表了扬州市城镇居民的一般性投资偏好。所以模型准则层确定为三个:风险性小、流动性强、收益率高。

(三) 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根据“风险性小、流动性强、收益率高”准则, 以及“银行储蓄、股票和基金、债券、金融理财产品”四个主要投资方案, 建立AHP模型。 (图1)

(四) 根据因素的重要性比较构造判断矩阵

(五) 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采用和法计算权重) 。

(表2) 由表2可知, 所有的单排序CR<0.1, 即每个判断矩阵的一致性都是可以接受的。

(六) 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B层次总排序为:

CR都小于0.1, 一致性通过。

A层次总排序为:

CR小于0.1, 一致性通过。因此, 总体一致性通过。

(七) 结果及原因分析。

分析上述结果可见, 对于B层的3个要素, 风险性小的权重最大 (0.7644) , 且远超过流动性强 (0.0698) 和收益率高 (0.1659) 的比重, 说明家庭投资者最为看重的是资产的安全性, 其次为资产的收益性, 流动性方面的考虑是最少的, 属于比较稳健的投资群体。

从层次单排序来看, 在考虑风险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 投资者最偏好的选择是银行储蓄, 在考虑收益性的基础上, 投资者较为看好股票基金和金融理财产品。无论是从单排序还是总排序, 投资者最不看好的是债券投资。

银行储蓄由于具有高安全性、高流动性与便捷性, 同时也受历史观念影响, 是我国居民最长使用的一种投资方式, 但收益率低, 资产保值增值能力差。金融理财产品凭借选择组合丰富、短期险、高收益、进入门槛低、安全性稳定, 近年来受到居民热捧, 居民储蓄不断向金融理财产品迁移, 形成全民投资的热潮。相较于低收益的债券, 股票、基金市场的高收益刺激了居民投资, 但由于股市参与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 且风险较大, 信息不对称严重。近年来受金融危机影响, 股票市场不景气, 居民投资热情有所下降。虽然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场外交易为主, 场内交易为辅的债券市场体系, 但仍然存在结构单一、流动性不足、市场分割等问题。机构投资者相对于居民个人而言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 居民进入门槛比较高, 导致了我国债券市场的交易倾斜, 扭曲发展。另外, 我国债券市场产品结构单一, 以国债为主体, 企业债券发展滞后, 且绝大多数企业债券无法顺畅流通和转让, 加上我国不健全的企业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制, 抑制了居民参与市场投资的积极性。

从上述方案总排序结果看, 扬州市城镇居民进行金融资产投资时优先顺序为:银行存款、金融理财产品、股票和基金债券, 该投资顺序也符合扬州市现有的金融资产投资规模与现状, 居民可根据自身的投资偏好设立模型准则, 从而找出自己的金融资产投资顺序。 (表3)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 简要结论。

就扬州城镇居民来说, 总体倾向于低风险性、强流动性、高收益率的投资组合, 其中青年群体最注重资产的流动性, 中年群体最注重资产的稳定收益性, 老年群体最注重资产的安全性。男性居民相对于女性居民具有更大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的流动性需求和更高的收益率要求。因此, 符合扬州市居民金融资产投资意愿的理性选择顺序应该是银行存款金融理财产品股票和基金债券。

(二) 政策建议

1、投资者在进行金融资产投资时, 应尽量避免盲目性、主观性, 不断增强金融投资知识, 有效甄别信息, 慎重决策。

根据个人实际情况确定自身的投资偏好准则, 有效协调风险、收益与流动性三要素, 增强风险意识, 提高风险识别能力。金融资产配置需要进一步多元化, 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储蓄资产向其他金融资产的转移, 优化配置结构, 提高资产的投资增值效率。

2、金融机构应顺应金融市场改革趋势, 调整优化经营模式, 创新驱动发展。

通过加快金融产品创新, 根据居民需求创造多样化的金融产品, 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充分发挥金融服务优势, 针对不同年龄, 不同性别特征的人群提供不同的投资建议与理财产品, 引导居民做出合理投资。通过个性化服务与专业化指导, 降低居民金融市场进入门槛, 提高居民金融市场参与度。

3、健全资本市场, 营造沟通顺畅、投资多元、进出有序、监管到位的金融投资环境。

有序透明的金融投资市场是居民参与投资活动的保障和前提, 因此应该加强资本市场监管, 建立统一的监管体系, 提高信息透明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切实发挥好信用评级作用, 为投资者提供准确的投资信息, 减少居民参与金融市场投资的风险性。加快证券市场, 尤其是债券市场发展, 加快完善二级市场体系建设, 增强金融体系发展的平衡性。

摘要：随着扬州市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家庭财富的增加, 居民参与金融市场投资的实践也越来越多, 对金融决策分析方法的需求也日益迫切。本文在统计收集扬州市城镇居民数据基础上, 基于层次分析法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进行研究, 给出投资选择顺序等相关建议。

关键词：金融资产,投资,选择,扬州

参考文献

[1]卢家昌, 顾金宏.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0.

[2]窦婷婷.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3.

城镇居民家庭 篇8

1 乌鲁木齐市房地产市场发展概况

乌鲁木齐市位于新疆的中北部, 是全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是新疆的核心城市, 承担着辐射全疆、带动全疆发展的使命。乌市正在着力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城市, 不断地扩大城市规模和容量, 进行“北延”和“西扩”。乌鲁木齐市独特的区域优势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 吸引了大量疆内外人口来此落户定居, 拉动了乌市房地产市场的需求, 带动了房价的上涨。

2005年前, 乌鲁木齐市房地产开发规模不大, 住宅投资额增长率为负。2005~2008年, 全市的房地产投资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 全市房地产住宅投资由26.36亿元增长到90.96亿元, 增长了245.07%。2009年, 受“7?5”打砸抢暴力事件的影响, 乌鲁木齐市房地产行业受到重创, 投资额下降9.85%。2010年起又恢复了高增长态势。

2003~2012年, 全市住宅竣工面积基本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其中2005、2007和2012年住宅竣工面积均有较快的增长。2003~2012年, 住宅竣工面积从318.33万m2增长到536.72万m2, 增长了68.60%;全市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变化较大, 呈现曲折上升趋势, 其中2004、2005、2008、2010、2012年均出现增长率为负的情况, 2003~2012年, 商品房屋销售面积从306.18万m2增长到389.84万m2, 增长了27.32%。2003~2012年乌鲁木齐市房地产市场情况如图1所示。

从乌鲁木齐市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上来看, 2003~2012年呈上升趋势, 2004年出现负增长, 随后开始呈现正增长态势, 从2007年进入高速增长期, 2008、2009年增长速度减缓, 随后又恢复高速增长的趋势, 2010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趋势, 并且增长率也达到了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2011、2012年增长速度有所放缓。2012年平均房价增长到5255.04元/m2, 相比2003年增幅高达181.92%。通过比较我国28个省会城市、4个直辖市及5个计划单列市共37个城市 (其中拉萨和台北无法获取数据) 2008~2012年的住宅商品房平均价格后可以发现, 乌鲁木齐市房价的增长幅度在这37个城市中排名第八, 为73.38%, 增长幅度超过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通过上述分析, 可以看出房价的高速上涨, 更加重了居民的住房负担。2003~2012年乌鲁木齐市住宅商品房价格情况如图2所示。

2 乌鲁木齐市城镇居民收入状况分析

从人口增长情况看, 乌鲁木齐市的总人口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 截至2012年底, 全市总人口为2578033人, 其中城镇人口1860618人, 占总人口的72%, 乌鲁木齐市总户数857508户, 比上年增长了1.37个百分点。乌鲁木齐全市家庭平均人口规模从2001年的3.35人下降到2012年的3.01人, 因此可以看出家庭规模越来越趋向于小型化。随着城市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 并且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的趋势下, 可以预见乌鲁木齐市城镇居民对住房的需求未来仍会保持稳定的增长趋势。

乌鲁木齐市家庭人均总收入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2006~2012年从11494元增加到21293元, 增长了85.25%, 居民家庭收入的稳定增长为城镇居民改善居住条件奠定了非常深厚的基础。2012年, 乌鲁木齐市居民人均工薪收入为15081元, 比上年增长了12.23%, 占家庭总收入的70.83%, 由此可以看出工薪收入仍然是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转移性收入是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第二大来源, 2012年乌鲁木齐市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4439元, 比上年增长13.15%, 占人均总收入的20.85%。

个人可支配收入一向被认为是消费开支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 人们常用它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城市中居民的生活水平变化情况。通常来说,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居民的生活水平成正比, 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 居民的生活水平则越高。因此人均可支配收入直接影响着城镇房地产市场的需求, 同时也是城市居民购买力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2003~2012年, 乌鲁木齐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从8126元增长到18385元, 增长了126.25%。并且2012年增速最大, 高达13.90%。如图3所示。

3 乌鲁木齐市城镇居民住房负担能力的PIR模型分析

本文运用PIR模型, 对乌鲁木齐市城镇居民的住房负担能力进行测算, 采用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设房价收入比为PIR, 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为P, 家庭有效购买力为Y, 住宅销售单位面积价格为A, 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为S, 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R, 家庭平均人口数为N。因此,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P) 可以表示为:住宅销售单位面积价格 (A) 、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S) 与家庭平均人口数 (N) 三者的乘积, 家庭有效购买力 (Y) 可以表示为: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R) 和家庭平均人口数 (N) 的乘积。

本文通过采集乌鲁木齐及其同类典型城市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中数据, 运用PIR模型对乌鲁木齐市城镇居民的住房负担能力分别从纵向和横向来进行分析。

3.1 城镇居民房价收入比纵向分析

2003~2012年, 乌鲁木齐市房价收入比基本呈现上升趋势, 其中2004、2006和2012年的房价收入比有下降趋势。根据房价收入比的合理范围为8~10的评判标准, 近年来乌鲁木齐市房价收入比都没有超过10, 都在合理可控的范围内。因此, 虽然近几年乌鲁木齐市房价上涨过高过快, 但还没有超出理论范畴, 商品住宅价格变动趋势在理论上是合理的。如图4所示。

根据房价收入比的计算模型, 2003~2006年房价收入比在4~6之间, 是由于居民收入的增速超过了住房价格的增速, 在此期间, 房价的上涨对于居民住房的负担能力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但是并没有超出居民的承受范围。在随后的五年内, 房价收入比在6~9之间, 房价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9.95%, 可支配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14%, 二者相差超过10个百分点, 由于住房价格的迅猛上涨, 收入的增长速度缓慢, 并且远远落后于住房价格的增速, 因此在此期间房价收入比明显出现上升趋势, 居民住房负担能力低的问题日益凸显。但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 2012年住房价格的增速有所放缓, 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高于商品住宅平均价格增长率8.16个百分点, 因此房价收入比开始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3.2 城镇居民房价收入比横向分析

由于我国区域之间的收入和房价等差距较大, 因此各省市之间城镇居民住房负担能力的差距也比较明显。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从我国B类 (大型) 城市中选择了4个有代表性的省会城市, 分别是西安市、沈阳市、郑州市和杭州市, 与乌鲁木齐市进行比较, 这些城市与乌鲁木齐的经济发展状况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图5显示了上述不同城市居民家庭房价收入比的变化趋势。

这6年间, 乌鲁木齐、西安、沈阳、郑州的PIR值基本都保持在5~9之间, 在理论值的合理范围10以内, 说明这4个城市的居民家庭住房负担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而乌鲁木齐市的PIR值仅次于杭州市, 说明其居民家庭住房负担处于偏高水平。

在这几个典型城市当中, 乌鲁木齐的住宅商品房平均价格相对最低, 2012年为5255.04元/m2, 2007年以来, 增长了107.83%, 虽然房价的绝对额相对最低, 但增长幅度是5个典型城市中最大的。2007~2012年, 杭州的住宅商品房平均价格最高, 达到13447.38元/m2, 其增长率为76.58%, 也低于乌鲁木齐市房价的增长速度。

在调查的几个城市中, 乌鲁木齐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最低, 2012年为18385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城市是杭州, 在2012年达到了37511元, 其次是西安、沈阳、郑州。从增长速度来看, 西安作为西部城市, 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2007~2012年增长速度高达15.40%, 乌鲁木齐居于第二位, 达到了13.90%, 乌鲁木齐市尽管收入水平增速较快, 但是收入的基数偏低。

通过对比这几个典型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中可以发现:乌鲁木齐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在这几个典型城市当中处于偏低水平, 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 房价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居民收入增速, 从而造成了乌鲁木齐房价收入比偏高的现象。

4 提高乌鲁木齐城镇居民住房负担能力的对策及建议

4.1 强化对土地一级市场的调控, 完善土地供应机制

土地价格的高低与房价的高低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此, 乌鲁木齐市政府应当在现行的市场状况和政策条件下, 不断加强对土地价格的宏观调控, 逐渐加大对闲置土地的管理力度, 减少浪费建设用地的现象。通过完善土地“招、拍、挂”制度, 并且定期公布基准地价, 来更加合理地引导土地的价格水平。严格禁止建设用地的炒买炒卖行为, 不断降低住宅的建设成本。除此之外, 要优先保证中小套型的经济适用房、普通商品住房和廉租房的土地供应。

4.2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不断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居民住房消费的信心主要来自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因此要想提高居民的住房购买力, 就需要不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近几年, 乌鲁木齐市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保持着稳定增长的态势, 但在物价日益高涨的背景下, 收入的增速远落后于房价的增速, 居住消费对大部分居民来说仍是比较沉重的负担。

4.3 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保障性住房带有社会救助性质, 主要着眼于满足在住房方面处于劣势地位群体的基本居住要求, 以缓解住房价值量大与低收入家庭支付能力不足的矛盾。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 大力推进廉租房建设、棚户区改造, 这是改善城镇居民住房环境和条件的有效举措。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 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住房价格更是一路飙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 城镇居民是否具有对住房的负担能力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分析了乌鲁木齐市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城镇居民收入状况, 通过房价收入比模型, 对乌鲁木齐市城镇居民家庭住房的负担能力进行测算, 并采用对比分析, 将其他经济发展状况类似的城市与乌鲁木齐市的房价收入比进行对比分析。

关键词：住房负担能力,房价收入比,乌鲁木齐市

参考文献

[1]陈杰, 郝前进, 郑麓绮.动态房价收入比—判断中国居民住房可支付能力的新思路[J].房地产市场, 2008 (l) :25-28.

[2]苏多永, 张祖国.房价收入比研究的发展改进[J].中国房地产, 2009 (4) :14-15.

城镇居民家庭 篇9

公共教育支出又称为公共教育财政投入, 是我国教育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教育支出是决定一个国家教育事业能否正常、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 也关系到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教育公平的实现。目前, 我国学者对公共教育支出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教育支出的绩效研究。如申玲 (2009) [1]、从树海和周炜 (2007) [2]对我国公共教育支出绩效的研究。二是公共教育支出的公平性研究, 如邱伟华 (2008) [3]对我国公共教育支出的不公平的分析;杜晓利和沈百福 (2010) [4]对公共教育经费三级教育分配的研究等。

家庭教育支出是居民家庭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代表着居民对教育的需求和支付能力。学者们对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研究也很多, 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比较不同支出主体之间的差异性, 如张锦华 (2008) [5]对城乡之间、农村的不同发展地区之间的教育支出的差距研究、魏新和邱黎强 (1998) [6]对城镇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差距的研究。二是对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如刘社建 (2003) [7]对教育消费水平的收入弹性的研究、丁小浩和薛海平 (2005) [8]对城镇居民家庭在选择性教育支出差异的研究。三是对教育支出负担的关注。郑翠霞 (2006) [9]对贫困地区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研究、张艳梅和赵桂梅 (2006) [10]对内蒙古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增长的研究等。另外, 关于家庭教育支出的效益研究也日渐丰富, 成为解释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重要分析维度。

根据已有研究文献可以看出, 公共教育投入和居民家庭教育支出作为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两大教育经费来源, 在学术领域分别形成了各自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然而, 学者们却少有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公共教育支出作为宏观因素, 理论上会对居民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明晰, 很可能造成家庭教育支出的浪费和公共教育投入的盲目性, 不利于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 本文以公共教育投入与家庭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 利用1992~2010年相关统计数据, 对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变化趋势、家庭教育支出倾向和弹性系数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试图解析公共教育投入与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之间的相互关系。

目前, 学者们对家庭教育支出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秦宛顺等人 (1992) [11]认为, 家庭智力投资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家庭智力投资指家庭用于提高家庭成员文化教育水平的支出, 即除了购买课本、讲义、文具、书报杂志的支出和学费之外, 还包括购买文化娱乐用品和文娱费支出, 简称为家庭文化教育支出。狭义的家庭智力投资指家庭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 简称为家庭教育支出,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家庭直接教育费支出, 包括纸张文具、书报杂志和学杂费;二是家庭教育集资;三是家庭教育税费。基于数据收集的准确性和便利性, 笔者将《中国统计年鉴》中所列教育娱乐文化支出定义为广义教育支出, 将其中的家庭教育支出定义为狭义教育支出, 需要说明的是,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 只将城镇居民的狭义教育支出予以单列, 农村家庭则没有。本文中的家庭教育支出是指城镇居民家庭狭义教育支出。

二、公共教育支出

从教育经费的供给和需求来说, 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教育经费的根本来源[3]。在教育经费总量中, 预算内教育经费和学费是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中, 预算内教育经费来源于财政支出。1992~2010年, 我国教育总经费和预算内教育经费每年都在增长, 人均教育总经费由62元提高到1094元;人均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由46元增长到1006元。但是, 二者相对量的变化却存在明显差异。首先, 我国教育总经费占GDP的比例呈缓慢的波动增长状态, 虽然总体处于上升趋势, 但仍有6个年份出现下降, 这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并不匹配, 表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对教育资源的配置并不充分。其次, 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处于波动状态, 波动区间为13.17%~15.47%, 其中, 1994~1996年和2007~2008年处于波峰阶段, 2000年是波谷阶段, 表明我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受政府的财政预算和相关政策因素影响较大。

三、家庭教育支出

1992~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和教育支出每年都在增长。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从1618元增长到13471元, 增长了7.3倍;人均教育支出由64元增长到661元, 增长了9.3倍。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反映了家庭对教育的需求,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倾向和家庭教育的需求弹性是反映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人均总支出、人均收入、学费等关系的重要指标。沈亚芳等人曾经对我国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倾向[12]、楚红丽也曾经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13]进行过分析。这里, 我们将对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倾向和家庭教育支出的总支出弹性、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进行分析。

(一) 城镇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倾向

1.平均教育支出倾向

经济学上, 平均消费倾向是指居民平均消费支出占平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因此, 平均教育支出倾向就是指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即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的份额。通过对1992~2010年度数据分析发现, 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教育支出倾向1992年为0.032, 2002年最高的时候为0.064, 此后一路下行, 到2010年为0.035。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 我们认为, 可能是1992~2002年, 随着高等教育收费改革和扩招, 居民对教育的需求量大增, 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较快增长, 使原来被体制压抑下的教育需求得以释放, 导致平均教育支出倾向上升。2002年之后, 随着城镇居民基本教育需求的满足, 平均教育支出倾向则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

2.边际教育支出倾向

边际教育支出倾向是指增加教育支出与增加的收入的比值, 反映了家庭收入增加对教育支出增加的影响。

分析表明, 我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教育支出倾向, 1993年为0.056, 1998年达到最高0.14, 此后一路波动下行, 2010年仅为0.008。对于边际教育支出倾向的“倒U”型趋势的原因, 我们认同沈亚芳等人的看法, 是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变化和边际消费递减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数据分析表明, 我国城镇居民边际教育支出倾向的变化, 符合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 随着收入的增加, 消费并不按比例增加, 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的比例是递减的。

我们也可以用函数模型:Y=a+b X来计算边际教育支出倾向。其中Y代表人均教育支出, a是截距, b是教育支出倾向, X是人均收入。用模型计算1992~2010年边际教育支出倾向为也是倒U型, 从0.0737~0.0871, 然后逐步下降为0.0163。

(二) 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弹性系数

经济学认为, 弹性是指当两个变量存在函数关系式用来表示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反映敏感程度的一个指标, 用数学公式表示为:弹性系数=因变量变动的百分比/自变量变动的百分比[13]。具体地说, 弹性系数告诉我们当自变量发生1%的变动时, 它引起的因变量变动的百分比。家庭教育支出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 下面主要从教育需求的总支出弹性、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来分析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与相关指标的关系。其中, 本文利用双对数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其斜率就是弹性系数。

1.教育需求的总支出弹性

家庭教育需求的总支出弹性是指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率与家庭消费性支出增长率之间的比率关系, 能够反映家庭教育支出对家庭消费性支出的敏感程度。通过对1992~2010年城镇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消费总支出的相关分析发现, 二者存在极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9227。据此, 我们将人均消费支出看作自变量X, 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看作因变量Y, 进行双对数回归可得:Ln Y=1.173Ln X-4.3, 拟合优度R2=0.917。由此可以看出, 1992~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需求的总支出弹性系数为1.173, 说明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总体增长速度快于家庭消费总支出的增长速度。

城镇居民教育需求总支出弹性的历年变化趋势, 我们可以看出, 家庭教育需求的总支出弹性经历大幅波动后走向平稳, 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4~2002年, 总支出弹性系数总体大于1, 表明城镇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快于家庭消费性支出, 并受家庭消费性支出的影响较大;第二阶段为2003~2010年, 总支出弹性系数总体小于1, 走势趋向平稳, 表明城镇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慢于家庭消费性支出。

分析2010年我国31个省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消费总支出的横截面数据可以得出, 二者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8492。我们可以将人均教育支出看作因变量Y, 将人均消费总支出看做X, 由此建立双对数回归模型可得:Ln Y=1.3201 Ln X-6.1074, R2=0.62, 模型计算的总支出弹性系数为1.3201。这说明, 我国不同省份城镇居民家庭之间的教育支出存在差距。人均总支出高的地区, 人均教育支出也高, 并且其增长速度, 高过总支出的增长速度。

2.教育需求的收入弹性

家庭教育需求的收入弹性, 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因家庭收入变动而引起的教育支出变动率, 即教育支出对家庭收入变动的反应程度, 其弹性系数等于家庭教育支出变动百分比除以收入变动百分比。根据相关分析, 我国1992~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9094。由此, 建立双对数回归模型可得:Ln Y=1.081 Ln X-3.78, 其中, Y表示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 X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R2=0.91。模型表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为1.081 (小于总支出弹性) , 即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 其教育支出相应增加1.081个百分点。弹性系数大于1, 表明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而增加, 且增长速度快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分析表明, 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并非一直大于1, 而是经历波动起伏后趋向平稳, 其波动周期与总支出弹性一致, 但波动幅度相对较小。1994~2002年, 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大于1, 即收入水平上升时, 对教育支出的增幅高于收入增幅。2002年以后, 收入弹性系数处于0~1之间, 即当收入水平继续上升时, 家庭教育支出增幅小于收入的增幅。

对2010年我国31省份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相关分析发现, 二者存在极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8443, 据此建立双对数回归模型如下:Ln Y=1.217 Ln X-5.56, R2=0.5543。由于地区差异的存在, 横截面分析模型所得教育支出相对人均收入的弹性系数高于时序数据的计算结果。

3.教育需求的价格弹性

学费是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 学费来源于家庭教育支出, 由于学费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教育的价格, 我们据此可以计算家庭教育需求的价格弹性, 即家庭教育支出变动的百分比与学费变动百分比的比值。分析表明, 1992~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学费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人均学费占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比例也一路上升, 从6.25%提高到34.04%。

1992~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与人均学费存在极为密切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为0.9177, 我们将人均学费看作自变量X, 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看作因变量Y, 进行双对数回归可得:Ln Y=0.6031Ln X+3.46, 其中R2=0.97。据此我们得出, 1992~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价格弹性系数为0.6031, 即人均学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 人均教育支出增长0.603个百分点。表明,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幅度低于学费的增长幅度。

2010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也表明,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与人均学费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8547。根据横截面数据可得双对数模型:Ln Y=0.6613 Ln X+2.8411, R2=0.78, 其中, Y表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 X表示人均学费。模型表明, 家庭教育需求的价格弹性系数为0.6613。

从以上三组弹性系数可以看出, 时序数据与横截面数据的计算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横截面数据可以扣除物价上涨和时间因素的影响, 因此, 笔者认为, 运用横截面数据计算出的弹性系数更客观。

四、公共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我国国民经济总量的各组成部分分别通过不同的途径投向教育, 转化为教育总经费。我们认为, 家庭教育支出受到四个层次因素的影响:第一层次是家庭收支状况, 也是最为直接的影响因素;第二层次是教育政策的影响, 如学费政策和预算内教育经费等;第三层次是公共财政支出水平;第四个层次是宏观经济发展水平。根据上述思路, 在确定这些影响因素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时, 我们把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作为因变量Y, 分别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 (X1) 、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 (X2) 、人均财政支出 (X3) 和人均GDP (X4) 等4个指标对其进行解释。

在假定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分别拟合Y对X1、X2、X3、X4的一元时序回归, 结果如下。

为了进一步了解各解释变量对家庭教育支出的综合影响, 我们利用SPSS软件, 对解释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 建立模型如下:

根据表6的统计结果可得模型:Y=5.661X1-4.767X4, R2=0.972。该模型表示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对家庭教育支出影响显著。从“已排除的变量”可以看出, 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人均财政支出并未进入模型, 说明公共教育支出和公共财政支出并非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最主要的线性因素。但是, 如果我们将4个自变量取对数, 建立逐步回归模型, 则被排除的指标是X1和X4。

对31个省份的4个指标进行逐步回归, 我们发现回归结果只剩下收入X1, 其他三个都剔除了。我们认为, 从全国来看, 这些年GDP的增长对教育支出是有影响的, 但是各地看, 人均GDP的差异, 不是影响教育支出的重要因素。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根据国民经济总量与教育经费之间的关系, 建立了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认为城镇居民教育支出, 在逻辑上受到4个层次的因素影响, 但是最紧密的因素也是第一层次的因素, 即家庭收支。

本文分析了1992~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教育支出倾向和边际教育支出倾向的变动趋势, 发现城镇居民的平均教育支出倾向趋势的变化关键点在2002年, 之前是上升阶段, 此后是下降阶段。城镇居民的边际教育支出倾向趋势的变化也是先上升, 后下降, 正在逼近0。

本文还分析了1992~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总支出弹性、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 发现:根据双对数模型, 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总支出弹性、收入弹性都大于1。就是说, 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增长快于家庭消费总支出的增长和家庭收入的增长。对2010年31个省份的横截面数据的分析, 也得出上述结论。但是, 1992~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价格弹性, 根据双对数模型分析, 是小于1的。表明: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增长慢于人均学费的增长。对2010年31个省份的横截面数据的分析, 也是同样结论。

本文根据逻辑分析, 选取了可能影响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4个指标, 分别是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家庭人均收入, 拟建立逐步回归模型。在1992~2010年的时序模型运行过程中, 剔除了人均财政支出、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两个指标, 留下了人均GDP和家庭人均收入;表明这两个指标是影响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重要指标, 而公共教育支出因素, 至少不是重要的线性影响因素。对2010年31个省份数据的横截面数据作相同的逐步回归过程中, 剔除了3个因素, 仅留下家庭人均收入作为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因素。

上述分析表明, 虽然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许多因素在理论上是存在的, 但是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仅仅家庭收入是能到证实的重要因素。

摘要：公共教育支出和家庭教育支出作为不同类别的两大经费来源, 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19922010年全国31省市城镇居民的相关调查数据, 对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倾向和弹性系数进行了分析, 并进一步分析了GDP、家庭收入及公共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最后对相关结论进行了讨论。

城镇居民家庭 篇10

一、文献综述

(一) 自我药疗的概念与特征

自我药疗 (self-medication) 是指人们为了自身 (个人和家庭) 健康利益, 增进健康、预防疾病医治疾病, 在没有医生或其他医务工作人员指导的情况下, 自我发现、自我认识、自我保护、自我护理恰当地使用非处方 (OTC) 药, 用于缓解轻度和短期的症状或不适, 或者用于治疗轻微的疾病;或辅助医生、医师、药师自我治疗的一类保健方式。现在, “大病去医院, 小病进药店”的消费理念和健康保健意识日益得到认同并趋向主流。自我药疗主要特征:自行判断病症、医生确诊后依医嘱用药控制复发症、医生确诊后自行控制慢性病。

二、研究设计

(一) 方案设计

以无锡市城镇居民为调查对象, 在城区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和实地调查, 通过对城镇居民的调查情况做出具体判断, 有目的地了解影响城镇居民自我药疗的因素及用药时存在的健康安全隐患。

(二) 研究假设

在文献阅读中发现:性别不同, 对自我药疗的意识不同, 女士比男士更加有自我药疗的意识, 她们更懂得保护自己;不同年龄层的人, 对自我药疗也有一定的区别, 老年人会比中青年人更加多的自我药疗。受教育程度并不是影响自我药疗的显著因素, 但与自我药疗安全有一定的关联。

(三) 研究工具

通过以问卷调查法为主, 实地调查法、文献调查法为辅的调查研究方法。调查内容有关于基本信息调查, 自我诊断行为调查, 购药行为调查, 用药行为调查, 自我药疗的认知程度、态度调查。从不同的年龄段, 不同的性别, 不同的收入, 不同的医疗基础, 调查城镇居民对自我药疗的了解, 对这些情况的影响因素作出分析, 对其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作出分析, 同时对安全隐患提出建议。

三、实证分析

(一) 调查对象及抽样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年龄在18周岁及以上的无锡市城镇居民。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 在无锡市主要城区发放问卷, 共发出250份问卷, 回收223份, 其中有效问卷208份。

(二) 数据分析及研究结果

1. 基本情况调查

在208份问卷中, 有过自我药疗历史的是100%。这说明在现代医药行业飞速发展, 人们多多少少都有着自我药疗的意识。

(1) 年龄差异:经X2检验 (见表2) , 年龄差异在节约费用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而在患过类似病、病情较轻、购药方便、节省时间这四个方面不同年龄段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45到59岁中年人中有34.6%主要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而采取自我药疗。

(2) 受教育程度差异:经X2检验 (见表3) , 不同受教育程度在患过类似疾病、病情较轻、购药方便、节省时间原因方面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在节约费用方面教育程度稍有关联 (P<0.05) 。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群中有25.7%因经济原因选择自我药疗, 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群中只有9.4%因经济原因选择自我药疗。

(3) 月收入差异:经X2检验, 不同月收入差异在节约费用发面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低收入人群比高收入人群更多会因为经济原因而选择自我药疗。不同月收入居民在患过类似疾病、病情较轻、购药方便、节省时间的自我药疗原因上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4) 性别、医保差异:经X2检验, 男女性别和不同医疗保障差异在自我药疗原因方面均没有关联。

2. 购药行为调查

调查显示, 城镇居民对于病症较轻的病通常是凭借个人经验进行自我诊断。 (见图1)

(1) 受教育程度差异:经卡方检验,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居民在依据个人经验、书籍杂志网络、药品说明书进行自我诊断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受教育程度相对低的居民更多的根据个人经验和药品说明书进行自我诊断, 受教育程度高的居民相对要比受教育程度低的居民更多的依据书籍、杂志、网络进行自我诊断。

(2) 年龄差异:经卡方检验, 差异在个人经验、咨询药店人员发面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老年人比青年人更多地依据个人经验进行自我诊断, 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多地依据药店工作人员进行自我诊断。

居民在购买药物时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医保定点药店, 在选择药店时考虑的外部因素33%的的居民选择了药店规模, 54%选择了药店知名度, 17%居民选择了药店距离。

从图2和图3结合可以看出居民在了解药品信息和选择药物时医生和药店人员是个很大的影响因素, 加强药店人员专业化培训很有必要。居民在选择药品时医保和药品疗效也是一个关注度很高的选项, 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好, 医疗保险的普及, 药品的价格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另外在购药时15%的人不会看药品的有效期和生产日期。34%的人不会去注意药品是否附带说明书。众所周知过期食物吃了生病, 过期的药品同样是, 轻的会没有疗效, 重则引起其他副作用, 危害可大可小。药品说明书上写了药品的适应症、用法用量、禁忌症、注意事项等, 说明书在我们自我用药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注意药品有效期、说明书及说明书内容都是引起我们在自我药疗过程中风险的主要因素。

3. 用药行为调查

23%的居民有时会阅读说明书上的用法用量、不良反应、禁忌及注意事项;1%的居民从未阅读过说明书。15%的居民在服药是从未注意饮食禁忌。不阅读说明书很可能会犯了禁忌, 有些药物和一些慢性病或者其他严重病症相冲, 服药后只会适得其反, 对身体造成更大的损害, 不注意饮食禁忌只会拖慢病症的痊愈。

经卡方检验 (见表6) , 读懂说明书的程度与年龄、受教育程度有关联 (P<0.05) , 年龄大的人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难读懂说明书。

4. 自我药疗知识、态度调查

37%的居民认为中 (成) 药没有毒副作用, 13%的居民认为多种药物的合用不存在风险, 44%的居民认为贵药比便宜的好, 22%的居民曾经因为药品广告的误导而选择了不对症的药品。所谓是药三分毒, 中 (成) 药的毒副作用只能说是比西药小一些, 中药温和起效慢, 西药猛烈见效快, 选择是要看病下药, 对于急性病还是要选择西药为好。药物合用要注意, 要认真阅读说明书, 咨询药店专业人员, 如抗生素大多不能合用, 特别是抗菌剂和抑菌剂。7%的居民曾有过由于对自身症状诊断错误而延误了疾病的治疗的经历。

(三) 讨论与结论

医药行业的不断完善, 使人们自我药疗意识不断的加强, 人们自我药疗的意识加强的同时, 自我药疗存在的安全隐患就随之出现了, 虽说意识是加强了, 但是人们还是很少去关注说明书, 关注药物的禁忌症, 对于病症也只是自己估摸和揣测, 并未及时去医院就医。去药店买药, 许多人都是看了广告了解了药物的用途然后实行自我药疗的这么一个过程, 并未与专业的认识探讨自己的病情后去购买, 去对症制药, 这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严重时会影响到人的生命, 不可儿戏, 大多数人在选择药物的过程中, 一味认为新药贵药就比那些便宜药管用, 盲目地购药, 却不了解自身的情况, 所以在自我药疗发生的同时, 最好也可以规避那些安全隐患。

参考文献

[1]刘立藏, 刘国恩, 徐菲.我国城乡居民自我药疗现状及对策分析[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09, 29 (4) :294.

实现城镇居民老有所养 篇11

专家指出，建立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的重大举措，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情况，我们深感中国政府普惠于民的制度设计；解析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有关政策，让人们“老有所养”的民本观念深得民心——

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1997年统一了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到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2005年进一步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2009年在全国开展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试点，建立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农保制度，今年将覆盖到4亿农村居民，标志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第一次突破城镇局限向广大农村发展。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颁布，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我国社会保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1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十二五”规划纲要，也要求“完善实施城镇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开展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核心在于改善民生

目前，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以及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退休养老制度。2009年开展的新农保试点，将在近年内覆盖未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适龄居民。但是，城镇中未就业人员以及就业不稳定无法纳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居民缺乏制度性养老保障，成为我国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的最后一个“缺项”。特别是新农保试点开展以来，试点地区农村适龄居民积极参保，符合条件的农村老年居民按月领取养老金，社会各界广泛呼吁尽快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解决城镇居民老有所养问题。

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可谓是众望所归。其核心在于更好地改善民生。中共中央宣传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关于印发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宣传提纲的通知》中，对开展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的重要意义，阐述了三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决策。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的最后一项空白，制度所覆盖的城镇非从业居民这个群体，成分构成多样，其中一部分青壮年多是残疾人或劳动能力不强，常常在就业和无业之间反复，收入低或无收入；而老年人的生活来源没有可靠制度保障，相当一部分是城镇中的困难群体。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展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正是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通过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改善这些困难群众的老年生活状况和未来预期，使得改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更多的群众。

第二，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步骤。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由于社会利益群体日益多元化，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容易导致社会矛盾凸显和不稳定。当前特别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被称为社会的稳定器和安全网。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完善，人民是不是生活得有尊严、有希望、有幸福感，反映出一个国家文明和进步的程度。“民安邦固”，人民安定国家才会稳定。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管理的制度创新，有利于发挥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调节功能，改善低收入群眾的生活质量，建立起缩小收入差距的长效机制，更公平地分配公共服务资源，这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起着积极作用。同时，城镇居民养老保险采取与新农保相同的制度模式，普惠公平、城乡统筹，有助于培育和引导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促进社会和谐。

第三，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是建立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强调“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现在，基本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在制度上基本实现了城乡全覆盖。在养老保险领域，城镇职工和农村居民已经有了制度安排，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标志着我国养老保险城乡全覆盖的制度体系最终形成，全体国民都纳入了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从而实现几千年来中国人“老有所养”的愿望。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已达13.26%，近几年平均每年提高0.5个百分点，老龄化趋势明显。将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扩大到了全体城乡居民，对于应对我国老龄化挑战，保障老年居民的基本生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首批试点覆盖面为60%

中央对开展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原则是十分明确的。这也是各地开展工作的指针。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的目标任务是，建立个人缴费、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与家庭养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保障城镇居民老年基本生活。2011年7月1日启动试点工作，首批试点覆盖面为60%，2012年基本实现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这样的力度和广度，反映了中央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决心，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的基本原则是“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这一原则与中央确定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总方针是一致的，同时根据城镇居民的特点，强调了“有弹性”。一是从城镇居民的实际情况出发，低水平起步，筹资标准和待遇标准要与经济发展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二是个人（家庭）和政府合理分担责任，权利与义务相对应；三是政府主导和居民自愿相结合，引导城镇居民普遍参保；四是中央确定基本原则和主要政策，地方制订具体办法，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实行属地管理。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新农保基本一致

今年7月1日起启动试点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与2009年启动试点的新农保，在制度模式和政策框架等方面基本保持一致，即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筹资方式是个人（家庭）缴费与政府补贴相结合，待遇支付结构是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中央的考虑是：首先，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所覆盖的城镇居民，没有单位给他们缴费，只能依靠自己缴费和政府补贴，这与农村居民有共性，而与职工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宜采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其次，社会保险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实施”，二者模式一致，有利于制度衔接融合，将来还可以整合成统一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第三，已有部分地区按照这一模式开展了先行探索，得到群众认可，取得了初步实践经验。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的主要政策

《指导意见》规定，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符合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的城镇非从业居民，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对灵活就业人员，应鼓励他们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确有困难的，可以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主要由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构成。按规定，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缴费的最低标准为每年每人100元（与新农保一样），让收入较低的居民也有能力缴费参保；对城镇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地方人民政府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考虑到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和缴费能力普遍高于农村居民，为体现多缴多得，因此规定缴费标准从100元至1000元设10档（新农保为100元至500元5档）；统一合并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險制度的地区，可以不分城乡，由参保人在多档中选择，有利于适应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的需求；地方政府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这为各地因地制宜留出了空间。

地方政府对城镇居民参保缴费的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目前为每人每月55元，中央财政按此标准对中西部地区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补助一半。

与新农保制度相比，城镇居民没有集体经济组织，因此没有规定“集体补助”的筹资渠道，但是保留“鼓励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作为国家提倡的辅助渠道。

对于个人账户的管理，其政策是比较灵活的：城镇居民的个人缴费、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及其他来源的缴费资助，全部记入个人账户，实账管理。参保人员死亡，个人账户中的资金余额，除政府补贴外，可以依法继承；政府补贴余额用于继续支付其他参保人的养老金。个人账户储存额目前每年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计息。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核算，按有关规定实现保值增值。

那么，养老金待遇如何？其领取条件有哪些？《指导意见》规定，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年龄，无论男女都是60周岁。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目前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对长期缴费的参保城镇居民，可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提高和加发部分的资金由地方政府支出。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139（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及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相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养老待遇的，不用缴费，可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距领取年龄不足15年的，应按年缴费，也允许补缴，累计缴费不超过15年；距领取年龄超过15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15年。要引导城镇居民积极参保、长期缴费，长缴多得；引导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的子女按规定参保缴费。

中央在实施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上，十分注重与已有政策的衔接。《指导意见》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应与新农保合并实施。其他地方应积极创造条件将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关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其他养老保险制度、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优抚等政策制度的配套衔接办法，国务院有关部门将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按照城镇居民利益不受损、待遇标准不降低的原则，妥善做好制度衔接工作。

中央财政对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补助水平和办法与新农保一致

中央财政对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补助水平和办法与新农保一致，即国务院确定的基础养老金目前为每月55元，中央财政按此标准对中西部地区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补助一半。这样，一是在中央政策层面不扩大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别，体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二是符合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趋势，有利于两项制度合并实施；三是便于操作，在实现制度全覆盖后，适时统一提高全国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水平。各地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城乡统筹兼顾的原则，确定本地适当的基础养老金标准。

南京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研究 篇12

一、南京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分析

纵观2002年以来南京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 我们发现, 他呈现了以下特点:

(一) 文化消费在消费结构中比例偏低

1、文化消费系数1呈上升态势, 但在消费结构中比例偏低。

数据显示, 2002年以来, 南京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系数呈直线上升态势, 由2002年的13.2%, 上升为2003年的14.6%, 2005年的16.3%, 2006年的17.8%和2007年的19%。虽然文化消费系数在不断上升, 但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仍然偏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当人均GDP达到1600美元, 文化消费系数应达20%;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 文化消费系数应达23%。2002年, 南京人均GDP已达2760美元, 但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系数仅为13.2%;2003年, 人均GDP已达3300美元, 文化消费系数仅为14.6%, 远低于国际上23%的水平;2007年, 人均GDP已达6157美元, 文化消费系数仅为19%, 尚不到国际上人均GDP1600美元时的水平;2008年, 受金融危机影响, 南京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系数下降为16.9%。这也验证了“当消费因收入落差而被抑制的时候, 最先从消费者账单上消失的往往是高弹性的文化消费”的理论。

2、文化消费支出增速高于消费性支出增速和可支配收入幅速, 在副省级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

2002年以来, 南京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发展势头迅猛, 文化消费支出增幅除2004年低于可支配收入增幅和消费支出增幅外, 其余年份均高于两者。如2003年, 南京的文化消费支出幅度为16.5%, 分别比两者高了5.2和11个百分点;2005年, 分别比两者高了16.4和17.5个百分点;2006年, 分别比两者高了6.7和9.4个百分点;2007年, 分别比两者高了2.1和8.7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 绝大多数副省级城市则呈现了文化消费支出增幅低于两者的状态, 部分城市的文化消费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如2007年青岛的文化消费支出增速为-4.5%、西安为-12%、杭州为-16%。

(二) 文化消费内部结构不协调

1、家庭教育经费支出在文化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过大。

统计数据显示, 为应对日益增强的知识需求和社会竞争压力, 家庭文教娱乐支出中很大比例的经费被投入到了教育行列。如2007年副省级城市城镇家庭居民教育经费支出占文教娱乐支出比重平均值为42.1%;南京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占文娱乐支出比相对较低, 但也高达33.8%。研究还发现, 目前家庭教育已从单一性转向多元性, 家庭教育投入已经从子女扩大到所有成员, 从某一种教育形式转向多样性的组合教育投资模式。2007年, 南京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中成人教育费支出60元, 比2002年增长了1.27倍, 5年来年平均增长17.8%2, 但与183.2元的择校费等跨代教育费用支出相比, 成人自身的教育经费还是相对为小。

2、文化消费层次较低, 形式单调。

有研究表明, 虽然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在日常生活开支中占据了重要部分, 但目前基本上还处在改善生活环境、休闲减压的初级阶段。除上网、旅游属于新兴热点文化消费项目外, 电视、报纸这类传统媒体形式仍是市民最主要的文化消费产品, 逛公园、打麻将等传统的休闲消遣性文化娱乐活动仍是居民文化消费的主要内容, 这些活动的消费范围和环境局限性大, 消费层次偏低。而且, 在享受型文化消费中, 娱乐消费不断升温, 出现了大众消费文化的低俗化现象, 而高雅文化、传统艺术等高层次的精神消费内容却鲜有问津。

(三) 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不足挤压了群众的其他文化消费

居民的文化消费还包含了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虽然近年来南京在公共文化上进行了大量的投入, 但总体看来, 南京的公共文化投入不足, 挤压了群众的文化消费。以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为例, 据测算, 2007年南京平均34.3万人才拥有一个图书馆, 平均41.1万人才拥有一个文化馆。这一发展型的文化教育设施不仅远低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图书馆与人口比例为1:300的标准, 也与老百姓需求差距较大。但城市的舞厅、歌厅、卡拉OK厅、夜总会的发展速度则远超过发达国家几十年的历史。

总之, 目前南京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呈现了文化消费在消费结构中比例偏低, 文化消费内部结构不合理, 政府对公共文化投入不足等特点, 这不是南京的特例, 而是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的一个普遍真实写照。

二、南京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偏低原因探析

文化消费是一种个性消费, 是一种生活方式, 他既受制于消费习惯等消费主体自身的行为因素, 也受制于对未来收入与支出不确定性等外部环境因素;既受制于收入水平等自身的经济因素, 也受制于政府对公共文化投入等外部政策因素;既受制于文化修养等自身的素质因素, 也受制于文化产品价格等外部市场因素, 具体而言:

首先, 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影响文化消费数量和质量的首要因素。居民的收入水平, 特别是可支配收入水平, 决定了文化消费能力的大小。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21世纪以来, 南京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其收入主要来自薪金, 如2007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69.6%是工资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仅占1.8%。而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国家、企业收入比重在上升, 居民的收入比重在下降, 数据显示, 1997~2007年, 我国GDP增长234%, 财政收入增长490%, 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仅增长167%。3这种分配关系, 显然不利于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 这是文化市场潜在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消费的重要原因。

其次, 传统消费习惯是抑制即期文化消费的重要因素。一方面, “以满足生存消费为主要内容的提倡节俭、量入为出”传统消费习惯和“注重下一代、敷衍自身的”跨代型消费文化, 使人们的文化消费被禁锢, 形成了“注重物质消费、轻视文化消费”, “注重存款、不敢轻易超前消费”的特性。另一方面, 政府包办文化事业的文化消费习惯限制了居民主动进行文化消费的意愿。这使文化消费被作为一种“软需求”而长期受到冷落。

第三, 过高的文化产品价格是影响文化需求的重要要素。有研究表明, 过高的价格使文化产品脱离了群众的真正需求, 抑制了文化消费。《人们日报》和《人民论坛》杂志于2008年进行的“中国居民文化消费倾向千人问卷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 61.4%的受访者认为“生活压力大, 文化消费过于昂贵”是阻碍自身“进行文化产品消费的主要因素”。5

第四, 文化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是影响居民文化消费需求释放的重要因子。在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既定的情况下, 文化消费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供给。从目前文化产品供给方面情况看, 一方面, 文化产品市场主体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与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和期待之间存在严重脱节;另一方面, 较低水平的公共文化投入使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总量过少, 不能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如2007年, 南京文化事业投入2.34亿元, 仅占财政收入的0.37%, 低于一般国家文化事业费占其全部支出1%以上水平的惯例。

第五, 对未来不确定性是影响文化消费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特定经济体制转型时期, 原来由国家统包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 逐步改革为由国家与个人共同负担;与此同时, 体制改革、机制转换等结构调整中的岗位变动、失业等不利因素导致居民收入预期越来越不确定, 使得群众对未来预期缺乏信心, 促使居民谨慎消费, 消费倾向降低, 6文化消费等非基本生活所需的消费被压缩。如南京的平均消费倾向由2004年的72.0%、下降为2005年的71.4%、2006年的69.8%、2007年的65.4%和2008年的65.5%。

三、南京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文化消费是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历史趋势和必然选择。笔者以为, 要提升南京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应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 深化分配体制改革, 提高居民现期收入水平, 增强即期文化消费能力。

在当前内需不足、国家要刺激消费需求的背景下, 利益分配机制应注重国民收入分配向劳动者倾斜, 使劳动-收入-消费分配功能增强, 切实提升居民收入水平, 重点提升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逐步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使之成为文化消费的中间力量。

(二)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稳定预期收入, 增加即期文化消费信心。

如各级政府部门与财政部门应及时研究建立与消费价格指数相关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降低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提高住房、教育、养老、医疗、保险等改革措施的透明度, 加大宣传力度, 增加居民对未来的信心, 增加当前商品劳动的购买数额。

(三) 引导培育不同文化消费群体, 培养居民成熟的文化消费习惯, 形成多元文化消费结构。

首先, 教育、引导居民文化消费意识, 培育文化消费群体。如借鉴英国、香港模式, 电视台、电台应争取每天抽出30~90秒钟的时间进行免费文化消费公益广告宣传;把文化消费教育纳入普通国民教育和成人教育体系, 全面推动全民文化消费教育。其次, 采取区分重点消费群体的方式, 实行多元化的文化消费模式。如针对高收入支持的“先导型”消费群, 实行高档次的精品消费模式和个性化消费模式;针对中等收入支持的“升级型”消费群和低收入支持的“培育型”消费群, 实行大众消费和精品消费的协调发展模式。

(四) 加大公共文化服务投入, 优化文化消费环境, 使文化成果共享于民。

首先, 通过法律法规等形式, 提高政府财力在公共文化方面的投入。如明确规定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不得低于2.5%, 以实现对教育的基本保证。其次, 改革公共文化服务投资体制, 优化公共文化财力投入结构。如通过立法、税收等调节手段, 促使各类社会资本和生产要素向公共文化领域流动, 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公益文化发展新格局;设立公共文化建设基金, 培育一些介于政府与民众的文化公益组织。

(五) 改善文化消费市场环境, 繁荣文化市场, 解决供求矛盾。

首先,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给文化消费开“绿灯”, 为消费者创造一个更加经济的消费市场。其次, 系统制定与协调文化消费政策, 完善文化消费市场环境。如建立健全文化消费舆论监督和经济监管的法律体系, 制裁低劣的文化产品和消费行为的出现, 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参考文献

[1]江苏省统计局网.消费热点变化对南京消费品市场影响分析.

[2]刘国光.被排挤的居民消费需求[J].经济展望, 2009, (6) :138.

[3]河南文化产业发展研究课题组.河南省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与相关发展对策[J].中州学刊, 2006, (4) :117.

[4]河南文化产业发展研究课题组.河南省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与相关发展对策[J].中州学刊, 2006, (4) :117.

[5]孙墨笛, 杨暄.逾六成受访者认为文化消费昂贵[N].人民日报, 2009-08-31.

[6]张晓明, 胡惠林, 章建刚.走进“十一五”: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综合与新视野.中国社科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