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问题(共12篇)
渔业问题 篇1
近些年, 景洪市景讷乡党委、政府坚持渔业发展方针, 重视和支持渔业发展, 推动了当地渔业发展,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 山区渔业也受到诸多不利因素的制约, 使得养殖规模难以扩大、养殖模式处在小农经济层面, 导致渔业发展和山区人们生活需求及当地经济发展相脱节。本文以景洪市景讷乡渔业发展状况为例, 就当地渔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同时提出对策建议, 以期对山区乡镇渔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1 景讷乡渔业发展优势分析
1.1 景讷乡具有适宜鱼类生长的光热资源。景讷乡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景洪市西北部, 属南亚热带气候向北亚热带气候过度地带, 高温多雨, 有良好的光热条件, 年日照时数达1357.7h, 年平均温度20.4℃, 且无霜期较长, 有利于水生动植物和鱼类的繁衍生长。
1.2 景讷乡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山区乡镇, 水产养殖历史悠久, 现有鱼类资源丰富, 且优质品种在不断增加。同时, 人们对水产品的需求, 特别是夜市、餐馆等对水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 使得景讷乡发展渔业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1.3 景讷乡位于景洪市西北部, 距市政府78km, 东接普文镇和大渡岗乡, 南连勐养镇, 北与普洱市思茅区六顺镇相邻, 西以澜沧江为界与勐海县隔江相望, 全乡交通、通讯发达, 区位优势明显, 可作为水产品供应基地;同时, 山区森林生态体系建设相对完善, 水资源未受到工业污染, 水质优良, 可生产无公害的绿色水产品, 加之旅游资源丰富, 为实施一村一品或一乡一品的特色渔业和休闲观光渔业提供了有利基础。
2 景讷乡渔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2.1 生产成本高, 水产养殖品种单一, 市场竞争力低。山区渔业生产者在获取渔药、苗种和渔需物资时, 所承担的运输时间、运输费用和由此引发成活率降低的成本相对发达地区要高, 阻碍了规模养殖的扩大。同时, 渔业基础设施薄弱, 体现在渔技推广服务体系尚未普及, 良种繁殖培育配套体系落后, 鱼类病害防治体系不完善, 渔政执法装备不健全, 鱼药、苗种和饲料供应无法满足生产需求。
2.2 水产业资金投入力度不够, 水面资源有限, 经营分散, 渔业难以长足发展。水产技术推广经费为纳入财政年度预算, 渔业执法人员的经费无法得到保障, 同时, 山区渔业水域存在形式主要是池塘和水库, 水域面积有限, 缺乏利于渔业发展的水域资源条件, 并且养殖观念传统, 养殖品种以罗非鱼、四大家鱼 (青、草、鲢、鳙) 为主, 且多以家庭为生产单位, 缺少渔业企业, 未形成规模化生产经营, 难以提高养殖效益。
2.3 水产专业人才不足, 渔业资源保护工作有待加强。景讷乡当前水产专业挂靠畜牧兽医站, 无单独成立机构, 技术人员数量少, 长期无新的人才血液注入, 并且现有工作人员从事行政性事务工作, 无法满足现代渔业发展需求。山区乡镇渔业技术推广队伍的不足严重影响了渔技推广效率。同时, 渔民养殖水平有待提高, 渔业科技知识缺乏, 部分渔民“电、炸、毒鱼”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导致渔业资源逐步衰竭, 加之部分池塘受到香蕉地农药、生活污水及农田碱性水的流入而遭受污染, 致使鱼产量和鱼类品种减少。
3 景讷乡渔业发展对策建议
3.1加强渔业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水产养殖品种结构, 增强市场竞争力。加大同水产养殖相关的基础设施改造和配套建设, 开发渔业物资和技术的网络在线服务, 搭建渔技推广电子商务平台, 旨在为渔药和渔需物资的代购提供便捷服务, 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并且结合景讷乡气候、水质和市场需求等情况, 引进名特优水产品苗种, 建立名特优水产品种苗繁殖中心, 提高名特优水产品的所占比例, 加强市场竞争力。
3.2加大金融扶持力度, 将水产技术推广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提高渔业执法人员福利待遇, 对于引进新技术和新品种的从业者, 给予经费补助。加大招商引资, 拓宽融资渠道, 保障水产技术推广的顺利开展。同时, 改变传统养殖模式, 调整产业结构, 构建龙头企业, 建立健全适应山区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水产技术推广体系;创建水产苗种生产基地, 全面推进农业科技进村入户, 实行“专家组+渔技指导员+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户”的技术服务模式。通过专家+指导员入户、现场指导示范户, 示范户带动辐射户, 大力提高基层渔业技术体系公共服务能力, 提高了水产养殖户健康养殖水平, 调动示范户水产养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真正做到渔业增收、增效。
3.3 认真贯彻执行《渔业法》和省、州、市有关文件指示精神, 加强对渔业生态环境与资源的繁殖保护, 在群众来往较多的交叉路口、河流沿岸村庄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加强渔业资源保护》宣传牌, 告之群众严禁从事电鱼、毒鱼、炸鱼等违法捕捞行为及其危害性、禁渔期时间以及举报电话。同时定期举办渔业新型农民培训会, 宣传池塘清理、饲料投喂、增氧机的使用以及稻田养鱼、养殖安全用药与鱼病防治等有关知识以及, 提升景讷乡水产养殖户的养殖技能水平和应对自然市场变化的能力。
渔业问题 篇2
一、渔业基本情况
**省分属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流域,渔业资源比较丰富,2003年,全省渔业总水面683万亩,其中可利用养殖面积370万亩,可利用种植水生经济植物水面150万亩。共有池塘堰坝40.5万个,水面180万亩,占全省可养鱼水面的48.6%;水库2338座,渔业可养殖水面164万亩,占全省可养水面的44.3%;湖泊111个,水面6.5万亩,占全省可养水面的1.8%。宜渔沿黄沿淮背河洼地及农村“三荒两废”面积200多万亩,宜渔稻田300多万亩。全省鱼类有129种,60余种为经济鱼类,水生动物近400种,主要水生经济动物有16种。全省水产品产量达到了39万吨,利用水面300万亩,渔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805元,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高25%。我省渔业的发展特点和标志是:
(一)各级领导重视
改革开放以后,各级政府和领导非常重视水产业的发展。自1985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先后下发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的意见》(省委[1985]41号),《关于大力发展水产业的通知》(豫政[1992]37号),《关于**省水产业“八五”后三年和“九五”规划调整意见的通知》(豫政[1993]88号)等文件,对我省水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93年省政府专题研究我省水产业发展问题,以省政府名义召开了全省水产工作会议,副省长同志亲自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确定每两年召开一次省政府全省水产工作会议。多年来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经常看水产、问水产、抓水产,给我省水产业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二)水产养殖面积不断扩大,水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水产品种丰富,渔民收入逐年增长,渔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20多年来,我省较丰富的水域、滩涂和低洼宜涝荒废地得到了有效的开发利用,在利用世界粮农组织援建的2814项目、世界银行贷款、韩国贷款在沿黄低洼易涝荒废地开发建设连片商品鱼基地的带领下,全省新开挖鱼池50多万亩,使沉睡多年的荒滩废地变废为宝成了高产鱼池。水库网箱养鱼发展方兴未艾,全省网箱养鱼超过10万只,其中丹江口水库1万只,鸭河口水库近3万只,鲇鱼山水库2万只。莲藕种植和鱼莲共养面积20余万亩。2003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39万吨,人均水产品占有量4公斤,渔业人口达到62万,20多年增加了50万。养殖品种日益丰富,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以养殖四大家鱼为主,发展到目前的近40个增养殖品种,尤其是名特优新水产品种发展十分迅速,2003年全省名特优新养殖面积达到135万亩,名特优水产品产量、产值占总产量、总产值的比值已达到40%和50%。2003年全省水产行业总产值达到52.4亿元,如果加上水生植
物种植、水产流通领域、休闲渔业等方面的实际收益,全省水产行业总产值将达到90多亿元。在20多年的渔业改革和发展中,广大渔农民群众得到了很大实惠,2003年全省渔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805元,比改革开放初期增加2000多元,渔农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近20万户、60多万农民通过发展渔业摆脱了贫困,走上致富之路,并涌现出一批渔业专业村。现在,渔业已发展成为大农业中最具生机、最富活力的产业之一。
(三)渔业科技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科技含量进一步提高
目前,全省各级渔业科研、技术推广机构550个,人员1500多人。多年来,各级科研、技术推广机构紧紧围绕全省渔业发展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水产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在基础理论和新技术领域等方面取得较大突破,黄河鲤鱼的人工选育已成功进行到第七代,罗氏沼虾人工繁育取得成功,中草药防治草鱼“三病”药物的研究取得新进展,三文鳟养殖、美国大口胭脂鱼繁殖、俄罗斯鲟鱼工厂化养殖、多种罗非鱼集约化养殖以及以色列杂交条纹鲈引进和养殖等技术在我省都得到成功应用和大面积推广。1989年至2000年,连续10多年实施了农业部渔业“丰收计划”项目12项,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20多年来,全省共开展水产科研课题和技术推广项目200多个,获得省部级奖励50多项。渔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使养殖单产大幅度增加,沿黄大面积集约化养殖鲤鱼平均亩产1吨以上,全国首屈一指。
(四)水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步伐加快
多年来,我省着力抓好水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建设大型骨干水产品批发交易市场;以渔业主产区为重点,建设专业批发交易市场;以渔业重点县为依托,建立遍布城乡的水产集贸市场。据统计,全省共建有各类水产品批发交易市场51个,初步形成了省市县三级水产品市场销售网络。**市亚宏水产品批发市场(海鲜冷冻)和**市柳林水产品批发市场(淡水鱼),都是国家级水产品大型批发交易市场,水产品年交易量分别为50万吨和10余万吨,年交易额分别为12亿元和4亿元。水产品市场体系的快速发展,带起了一大批相关行业和从业人员,据统计,仅**市郊就有105家“拉鱼队”,活鱼运输车238辆,有力地促进了水产品流通和农民增收。
(五)渔业二三产业逐步壮大
一是渔用饲料行业,目前全省渔用饲料厂家已发展到75家,年生产能力达110万吨,年产值近20亿元;二是渔药产业初具规模,渔用药物生产厂家已有6家,年生产量1000吨,渔药品种达33个,年产值1亿多元;三是水产品加工业不断发展。全省已有水产加工企业22家,大多分布在渔业主产区**市,生产的鱼类软包装、鱼縻制品、烤制品、熏制品、休闲食品等水产加工制品22种,投
放市场,供不应求。据统计,目前全省水产加工制品年生产量1200吨,产值5000万元。四是积极与生态旅游、观光相结合,休闲渔业健康发展。目前全省已建成各类规模的休闲垂钓场150家,仅**市就有大型专业垂钓场18家。**市每年举办“大闸蟹美食节”,往年游乐人数日最高曾达到3万人,年收入上千万元。利用黄河故道开展渔业生态旅游,年产值达到800多万元,城湖实行垂钓与举办商务会议、大型体育赛事、旅游观光等活动相结合,年收益达500万元。渔业二三产业的不断壮大,为全省渔业的全面发展展示了良好的前景。
(六)水产品出口创汇能力不断提高
2003年,平顶山市向日本、韩国、香港等国家出口银鱼300吨,创汇210万美元;信阳光大水产公司出口克氏鳌虾、螺蛳、银鱼、青虾等水产品,创汇109万美元;**丁店水库向韩国销售鲜活彭泽鲫鱼30吨,创汇2万美元;濮阳范县泥鳅向日本、韩国出口500吨,创汇31万美元;安阳的美蛙(蛙肉、蛙皮)出口俄罗斯、日本、韩国,创汇27万美元;民权河蟹养殖基地与韩国达成了出口意向。2003年全省水产品累计出口1100吨,创汇420万美元。
(七)建立了以《渔业法》为基干的渔业法律体系,依法治渔、以法兴渔的观念逐步形成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颁布实施后,我省地方性渔业法规建设也取得很大进展,先后颁布实施了《**省〈渔业法〉实施办法》、《**省渔业捕捞许可证管理实施办法》、《**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省〈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实施细则》、《**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目前全省已组建各级各类渔政监督管理机构102个,渔政执法人员1050人。各级渔政管理机构强化渔业法规宣传和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破坏渔业生产的违法行为,有力地维护了渔业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渔业管理机构不适应渔业发展的需要。在全国内陆省份中我省渔业资源属较丰富的省份,但在行政机构设臵上,与兄弟省相比,省级机构设臵规格明显偏低,而且人员编制少,任务重。在市县级水产行政机构设臵上,由于机构改革的原因,设臵比较混乱,严重影响了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在渔业行政执法机构设臵上也存在较多问题,18个省辖市渔政管理机构有11个为事业编制,其中还有3个为差额补贴单位。县级渔政管理机构有103个为事业单位,其中还有25个为差额补贴单位,31个为自收自支单位,工资无保障,更谈不上办案经费。而且渔政执法装备简陋,执法手段落后,严重影响渔政执法的开展。水产技术推广机构不健全,特别是县、乡基层水产服务体系薄弱,大多无机构、无人员,造成渔业技术棚架。
二是经多年的引导和资金重点扶持,我省的水产苗种体系建设虽有较大发展,但还远远不能满足我省渔业快速发展的实际需要,市场前景好、具有地方特色的名优水产苗种更是供不应求;渔业结构调整缺乏有效的手段和措施,渔业效益提高和渔农民增收面临较大的难度。
三是渔业基础设施脆弱,特别是配套设施严重缺乏,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遇到旱、涝自然灾害,渔业损失严重。
四是我省渔业产业化经营程度较低。特色突出、辐射力强的大型水产龙头企业和拳头品种少,规模优势和效益优势没有发挥出来。
五是有些地方领导重视不够,渔业作为一个行业但还没有真正被提升到一个产业的位臵。长期以来,渔业发展资金一直没有增加,渔业科研、技术推广经费缺乏,重点课题项目不多,技术储备不足,对今后渔业的发展影响较大。
三、渔业发展思路
我省水产业的发展思路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加大渔业结构调整力度,抓好优势产业带建设和特色渔业发展,发挥水库渔业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稻田养鱼、莲鱼共养,狠抓渔业综合开发,实施放心鱼工程,加强无公害水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培植和扶持龙头企业,增加出口创汇能力,实施科技兴渔和依法治渔,力争水产品产量2005年达到45万吨,2010年达到70万吨,优质水产品达到一半以上,水产行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
1、加大渔业结构调整力度,促进渔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抓好产品结构调整,以提高水产品质量为重点,提升特种水产养殖业,推广生态健康养殖模式,不断扩大规模。重点扩大黄河鲤鱼、淇河鲫鱼、武昌鱼、河蟹、美国鱼回鱼、青虾、南美白对虾、甲鱼、泥鳅养殖等,使其形成产业化规模化生产;由目前产量占总产量的30%左右,2010年达到50%以上。着力打造黄河鲤鱼、淇河鲫鱼我省的这两个拳头品牌,争取占领省内市场,进军全国市场。二是抓好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发展二三产业。积极发展水产品加工业、休闲渔业和观赏鱼养殖;认真开展淡水产品加工课题研究,积极开展水产熟食品加工、方便速食的半成品和小风味食品加工,提高水产品的附加值;大力推进和扶持都市渔业、休闲渔业和观赏鱼养殖,与旅游业、餐饮业相结合,不断提高渔业综合效益,使目前渔业二三产业的产值不足总产值的20%,到2010年达到40%以上。
2、积极培植龙头企业和创汇企业
一是加快发展龙头企业。到2010年力争催生5~10个产值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二是加大扶持力度。到2010年出口创汇力争达到3~5亿元。三是以渔农民得利为目的,完善利益机制。
3、进一步加强渔业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要抓好苗种体系建设。抓好农业部批准立项的**省黄河鲤鱼良种基地、**省光山青虾繁育基地及**省水产良种基地三个项目的建设,争创一流工程,使之真正成为全省渔业“种子工程”的龙头;强化省级苗种基地及市、县重点水产苗种繁育场的建设与管理,使我省优良苗种自给率达到75%以上。二是加强渔业信息体系建设。重点加强政策、市场、价格、品种和技术等信息的发布,引导渔农民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调整渔业结构。三是加强水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形成以大型水产批发市场为中心、以集中产区专业市场为骨干、以遍布城乡的集贸市场为基础的覆盖全省、辐射全国的水产品流通网络。四是加强渔业质量安全监测体系建设。
4、认真抓好优势产业带建设,大力发展特色渔业
沿黄地区,池塘标准高,生产条件好,配套设施齐全,适宜于集约化单品种的高产养殖。重点发展黄河鲤鱼、武昌鱼、美国鱼回、加州鲈鱼集约化养殖。沿淮地区,信阳、南阳、驻马店三市,坑塘众多,主要为农村自然坑塘,生产条件较差,适宜于发展生态养鱼。如渔农结合、渔菜结合、渔牧结合、种草养鱼等,重点发展以草鱼、武昌鱼、黄鱼桑鱼等为主的多品种混养模式。豫北地区,重点发展淇河鲫鱼养殖,尤其是安阳、鹤壁为淇河鲫鱼的原产地,尽快形成规模。我省的特色渔业近年来有所发展,虽然规模较小,但活力很强,今后要加强引导,扩大影响,尽快形成规模,富民一方。
5、开展水库渔业资源调查,大力发展水库渔业
我省水库养殖面积占全省养殖面积的近一半,而产量仅占养殖总产量的15%,其资源优势远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一是组织开展水库渔业资源调查,主要是针对大中型水库,要摸家底,制定科学合理的增殖、养殖、管理技术方案和生产规划。二是因地制宜地开展移植、增殖和放养,在移植中重点推广价格高、市场好的银鱼、池沼公鱼和香鱼,加强对原有经济鱼类的保护,划定禁渔区,制订禁渔期,合理放养花、白鲢和草鱼等人工养殖鱼类,对凶猛鱼类加强捕捞强度,提高放养效益。三是积极引导“三网”养鱼。四是对在建和将建的大、中型水库如盘石头水库、燕山水库等,配合水利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水产配套设施的建设和规划工作。
6、大力发展稻田养鱼和水生种植业
我省有稻田800多万亩,适宜于稻田养鱼的有300万亩。稻田养鱼,互惠互利,水稻提高了产量和品质,养鱼增加了效益。规划2010年发展到20万亩以上。近年来,全省各地因地制宜以莲藕为主的水生种植业发展迅速,全省已达20余万亩。计划2010年水生种植作物达到50万亩,年产值可达15亿元。
7、实施放心鱼工程,大力发展无公害水产品
一是广泛宣传贯彻农业部颁布的《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全面建立“五项制度”即生产日志制度、科学用药制度、水产品加工企业原料监控制度、水域环境监控制度和产品标签制度。二是加强监督管理。从渔用水源水质、鱼苗质量、鱼药、饲料、病害检疫等,严把各个关口,严禁劣质水产品流入市场。三是大力推动水产品无公害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对无公害基地建设给予支持和扶持,力争2010年无公害水产品养殖面积达到90%以上。
8、开展黄河渔业资源调查,保护和恢复名贵鱼类资源
一是组织开展黄河渔业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的状况调查。二是重点调查小浪底水库建成后,黄河鲤鱼产卵场变化情况。三是开展黄河鲤鱼、黄河鱼同鱼、开封鱼危、刀鱼齐等名贵鱼类放流的尝试。四是在水库加强渔政管理,设立禁渔期和禁渔区。
9、大力发展科技,提高渔业技术含量
一是抓好“科技攻关”、“自然科学基金”等渔业重点科研项目的开展,开发、储备一批先进实用的渔业新成果、新技术,为渔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二是对渔业技术推广机制进行调整,广泛开展渔业科技下乡活动,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加快渔业新技术的有效应用和实用技术的普及。三是抓好渔业科研、推广、生产相结合,使科研成果通过现有的技术推广手段,尽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四是进一步搞好渔农民的培训和教育,创新培训机制,提高培训质量。五是要打破自我封闭,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扩大渔业对外开放,开展国内外渔业科技的合作与交流,加快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与转化。
10、加强渔业法制建设,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
渔业问题 篇3
关键词:渔业船员;培训;质量管理;考试发证
引言
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飞速发展,海洋渔业呈现出新的活力。据统计,我国现有渔船106 万艘,约占世界总数的1/4,其中海洋渔船总数达31.61万艘,是名副其实的渔船大国[1]。然而,渔业行业生产区域广阔,作业环境恶劣,劳动强度高,不确定因素多,风险性大。据中国渔业互保协会统计,近几年渔业行业人员死亡率高出煤炭行业24%,是建筑行业的35倍,属于公认的高危险行业[2]。究其原因,人的因素首当其冲,提高渔业船员素质刻不容缓。我国渔业船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渔业船员应按规定接受培训,经考试或考核合格,取得相应的渔业船员证书后,方可在渔业船舶上工作。因此,提高培训质量对于提升渔业船员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我国海洋渔业船员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培训管理法规缺乏系统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4年第4号)已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4号令对渔业船员的任职和发证、船员配员和职责、船员培训和服务、船员职业管理和保障、监督管理和罚则等方面作出了相关规定,是我国渔业船员管理方面的重大进步。然而,与之相配套的法规和细则却并未及时出台,因而缺乏整体系统性。而4号令未细化的内容,若仍然沿用旧的法规,则难免有矛盾之处。例如,就培训机构的资质而言,4号令是按照新的渔业职务船员证书等级来划分,而目前仍然在实施的《关于开展海洋渔业船员培训机构资质认定工作的通知》(国渔政船[2010]26号)对于培训机构的权限仍沿用原来的等级划分。
1.2 考试与发证体系尚未健全,渔业船员市场混乱
目前,我国渔业船员的考试仍然采用传统的纸质考试,且并未形成全国性的统考制度,因此在考试的信度和效度方面存在着诸多弊端。同时,从发证的角度也相对落后,无论是证书的签发还是船员服务资历的记录,都未能实现联网,因此,难免有不法分子以假证谋取暴利的现象,这是导致当前渔业船员市场混乱的重要因素之一。混乱的市场状况,也直接影响到船员培训的正规化发展。
1.3 培训与考试缺乏统一标准
根据调研,渔业船员培训目前在培训与考试方面缺乏全国性统一标准。从考试的角度,目前国内并未形成全国统一性的考试大纲,国家级题库也一直未能建立。这种局面反映到培训这个层面上,从培训大纲、教材乃至培训内容方面也就难以统一,各地在具体开展培训时随意性太强。甚至于同一地区、同一培训机构,在培训内容和培训时间方面都不一致。这种状况,必然会影响到考试发证的公平性和严肃性。此外,针对培训与考试方面,还存在重理论、轻实操的问题,培训与考试内容与海上实践结合不够紧密,不利于渔业船员素质的真正提高。
1.4 培训机构成分复杂,缺乏规范化管理
国渔政船[2010]26号文自2010年底开始实施,借鉴了目前相对成熟的海船船员培训管理规则,从教学人员和场地、设施与设备等方面对培训机构进行认定。从政策角度而言,鼓励院校参与到渔业船员培训中,真正实现培训与考试、发证分离,表明从国家层面上已经开始重视培训机构在提高渔业船员素质方面的作用。然而,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培训机构的组成复杂,涵盖院校、企业、行业协会等机构。一方面,从软硬件设施而言,企业、行业协会乃至一些新兴学校,其实力根本无法与老牌的水产、航海院校相比。另一方面,个别基层主管机关借助行业协会等名义,利用职权在一无师资二无设备的情况下获得培训资质,在业内产生恶劣影响,也不利于培训机构管理的规范化。
2 海洋渔业船员培训改革的建议
我国渔业船员培训起步较晚,组织管理等方面相对薄弱,因此应充分学习其他行业成功的培养和管理模式,尤其是海船船员培训,因其在职业特点等方面因具有较高的相似性,而且较早地与国际接轨,各方面已经相对健全和完善,可以作为有效的借鉴。
2.1 进一步细化完善管理法规
建议主管机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为根本,进一步细化并完善我国渔业船员培训与考试管理法规,对各方面作出细则性和系统性的规定。针对渔业船员培训方面,建议至少建立健全图1所示的几方面法规细则。
2.2 加强渔业船员管理,严格落实渔业船员准入机制
4号令第四条明确规定“渔业船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船员需接受培训,经考试或考核合格,取得相应证书后,方可在渔船上工作。农业部《关于促进远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农渔发[2012]30号)也要求“严格执行远洋渔业船员培训、考试、发证和执证上岗制度,按规定配备作业渔船船员”。严格落实船员准入与培训机制,才能确保持证船员在知识水平方面达到要求,从而提高船员的综合素质。同时,严把入口关,也可以让船员重视培训和学习。
2.3 科学分工、合理定位,多方共管提高培训质量
当前培训机构成分复杂,主要原因还是利益问题,各方都想从中分一杯羹,甚至于由此引发恶性竞争或不正当竞争,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促进我国渔业船员素质的提高。因此,如何科学分工、合理定位,显得尤为重要。在“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大环境下,建议各方科学合理地定位,形成由培训机构负责培训、主管机关负责培训监督检查、行业协会等第三方负责培训与考试质量的评价,各方面真正着眼于提高我国渔业船员素质的大局,形成管控合力,促进我国渔业船员培训与考试工作健康发展。
2.4 引入培训质量管理理念,提升船员培训、考试与发证管理
nlc202309061545
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海事主管机关为全面履行国际公约,率先在海船船员培训与考试发证领域开展基于ISO9000族标准的船员教育和培训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和认证工作,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相对健全和完善,而且对于促进我国船员培养水平和船员素质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建议渔业船员培训引入质量管理理念,由主管机关牵头,以PDCA循环理论,从培训、考试和发证全过程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图2是针对培训教学过程的程序简例。
2.5 加大培训投入,建设高层次标准化培训机构
培训机构的软硬件设施对于提高渔业船员培训质量至关重要,也是提高培训机构自身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必备条件。一方面,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层面上应对培训机构给予政策方面的支持和引导,通过建立市级、省级渔业船员培训基地(中心)等方式,对培训机构进行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从宏观角度指导和支持培训机构的建设。另一方面,培训机构应将培养合格的渔业船员摆在首位[3]。
2.5.1 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力量是决定培训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培训机构应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师资队伍建设并非简单地聘用几个船长、轮机长,一名合格的教师既要有丰富的水产和航海理论知识以及高超的实践技能,还应具备相应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方法。因此,培训机构应在引进人才的同时,通过岗前培训、在职进修、合作交流等方式,提高教师的素质能力。
2.5.2 增加投入,注重实践教学 培训机构应重视设施设备的投入,加强实训教学,不能仅仅为了获取效益而盲目节省培训成本。对于传统的工艺项目,应合理地分配耗材,在不浪费的前提下尽量增加训练时间,网具、索具、消防与救生器材等配置方面应与海上工作实际中的用具相同。另一方面,紧跟航海和水产科技前沿,适时引入航海模拟器、渔业捕捞模拟器等先进设备,加强仿真性训练,提高学员的业务技能。
3 结束语
我国渔业船员培训目前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刻,如何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应是引起主管机关和培训机构共同重视的课题。在健全的培训管理法规下,科学理顺主管机关、培训机构以及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合理调配资源,努力提高培训质量,才能确保我国渔业船员的综合素质真正意义上的提高,实现渔业船员培训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沙峰,徐晓亚.加强老旧渔船检验 保障渔船生产安全[J].中国水产,2014(1):33-35
[2] 邹伟红,唐议,刘金红.我国海洋渔业安全生产状况分析[J].上海水产大学学报,2007(6):609-612
[3] 彭志英.提高渔业船员培训质量的研究[J].价值工程,2014(7):283-284
(收稿日期:2015-02-28)
渔业问题 篇4
近年来, 在江西省委, 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 江西省渔业认真贯彻“以养为主, 养殖、捕捞、加工并举, 因地制宜, 各有侧重”的渔业发展方针, 规模不断扩大, 质量不断提高, 现已成为大农业中的支柱产业, 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和农产品出口的主导产业。[2]我省渔业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 发展中若干制约性问题依然存在, 包括渔业环境资源、产业结构、水产品质量及产业竞争力等多个方面, 这些问题都直接制约着我省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迅速地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可行的发展对策, 使我省渔业及时摆脱当前的发展困境, 这亟待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1 江西渔业发展中若干存在问题
1.1 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渔业资源衰退现象日趋严重
近年来, 由于工业及生活污水排放量呈逐年增加趋势, 江河湖泊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污染致使水生生物的主要产卵场和索饵育肥场功能退化, 水域生产力急剧下降。据统计, 1962年鄱阳湖捕捞总产量曾达到4.2万吨, 1985年下降到2.7万吨。1983年凤尾鱼产量约110万公斤, 1988年下降到55万公斤;银鱼的历史最高产量曾达20万公斤, 现已形不成渔汛。此外, 由于环境的恶化, 捕捞强度的增高, 以及人类活动破坏, 我省渔业资源也明显得呈现衰退现象。生物种类的多样性指数下降, 白鳍豚、白鲟、鲥鱼等珍稀水生生物物种已难觅踪迹, 江豚种群数量也正以每年7%的速度减少, 一些物种正处于极度濒危或灭绝的境地。在捕捞所得渔获物中明显以鲤、鲫、鲶、黄颡鱼等湖泊定居性鱼类为主, 比例超过90%, 青、草、鲢、鳙等洄游和半洄游性鱼类的比例极低, 中华绒螯蟹、暗纹东方豚、刀鲚鱼、银鱼已难成渔汛, 渔获物严重小型化、低龄化和低质化。[2]
1.2 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科技含量水平相对较低
我省渔业产业结构呈“一大两小”这样的一个模式, 就是以第一产业 (包括养殖业和捕捞业) 为主, 而第二产业 (水产品深加工及渔船、渔机、渔具、渔药、饵料等生产制造业) 和第三产业 (物流、营销及休闲渔业等其他服务产业) 发展却相对滞后。[3]在水产养殖中, 我省多以个体分散生产经营为主, 而大集团、大企业的集团控股养殖却非常少, 目前只有江西鄱阳湖四海水产 (集团) 有限公司等少数几家公司企业有从事水产养殖工作, 这就制约了我水产养殖的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与此同时, 养殖模式老套单一, 还多以粗放式养殖生产为主, 而产业化、工业化、高精密度养殖较少, 这就导致我省渔业生产对环境资源的利用率相对较低, 同时还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资金以及资源的浪费;水产品加工方面, 加工企业的规模小, 产业化程度低, 而且加工工艺相对比较落后, 目前, 我省在水产品加工方面只有鳗鱼的加工相对比较有优势, 而其他很多水产品加工业的产业竞争力都很薄弱;在第三产业方面, 我省还仅仅只是刚刚起步, 所以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1.3 不法捕捞现象严重。渔政执法力度不强
目前, 我省许多地区还存在着偷、毒、炸鱼等不法的捕捞行为, 而且屡禁不止。这种不法捕捞, 不仅造成了我省渔业资源的极度浪费, 还污染了水域生态环境, 给渔业生产和公私财产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而造成这种现象频发的原有又恰恰是因为我省渔业执法部门的执法和监管不力。目前, 我省渔业执法机构主要由渔政、渔监和船检这三支队伍组成, 由于我省水域辽阔、分布广泛、环境多样等复杂情况导致渔业执法部门无法进行全面的监管, 所以就给了个别不法分子予可乘之机。同时也有我省渔业执法部门行政执法能力的不足以及对违法犯罪的惩戒力度不够等方面的原因。
1.4 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现在的渔业提倡的是健康养殖, 对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我省由于很多渔民的在用药方面不科学, 不规范, 从而导致我省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 如近几年发生的氯霉素、甲醛、恩诺沙星和孔雀石绿残留等事件。[2]这些事件极大地打击了我省渔业的生产和市场贸易, 同时也暴露出了我们在水产品养殖生产以及质量安全检查等方面的问题。分析原因发现, 我省水产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我省渔业养殖方式不断朝着产业化, 规模化和高精密度养殖方式发展, 很多渔民在养殖生产和管理上的不科学 (如用药不合理, 不规范, 疾病防治工作没做到位等) 造成有疾病和有毒物质残留的一些有质量安全问题的水产品流入市场, 同时, 另一方也因为我省水产品种类复杂, 市场集中化程度低, 导致我省食品安全检测部门无法进行全面监管以及监管力度不够所致。
1.5 渔业灾害频发, 渔民权益难以保障
渔业是一个高危产业, 尤其是水产养殖业。我省每年都有大量的渔业灾害事故的发生, 如干旱, 洪涝, 暴雨以及病害等, 这些灾害给我省渔业生产和渔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2011年, 我省先是经历了5月的干旱天气, 而后六月又是连续的强降雨带来的洪涝, 这次事故给我省鄱阳湖渔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4.14亿元。[4]“平安渔业”是建设现代渔业的的重要内容,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所以如何保护渔业安全, 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尤为重要。而我省由于渔业基础建设薄弱, 防灾减灾的应急措施不完善以及渔业风险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原因, 导致我省渔民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安全保障。
1.6 产业资金投入少, 发展竞争力不足
我省渔业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和资源优势, 但是由于整个产业的资金投入少, 从而直接制约了我省渔业的发展, 导致产业竞争力不足。分析原因发现, 这主要是因为我省渔业多以个体经营为主, 资金分散, 无法进行有规模的投资, 而且投资渠道又少, 虽然近年来在我省各地方政府的不懈努力下, 渔业产业投资形式有所好转, 但根本性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渔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如养殖设施的改建, 优良品种的选育和引进, 养殖方式的改良, 水产品加工产业的扩大以及休闲渔业的建设等。可以说没有资金, 我省渔业就会举步维艰, 这将直接导致我省渔业综合产业竞争力的急剧下降。
2 江西渔业发展对策研究
2.1 积极保护渔业生态环境, 恢复渔业资源
1)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认真贯彻《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 加强渔业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的同时, 做好渔业水域环境的检测和保护工作。建立健全覆盖全省的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网, 及时掌握并定期公布渔业环境状况;积极参与涉渔工程的环境评估, 对渔业水域生态环境有影响的污染源要加强监视力度, 严防污染事故的发生;把渔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渔业生产, 加工等产业进行整合规划, 将环境保护措施更加规范化、系统化。
2) 严格按照《关于实行长江禁渔期制度的通知》对我省全面实行禁渔期制度, 增强全社会保护渔业资源、保护水域生态环境的意识;实行渔业资源限额捕捞, 坚持执行渔船强制报废制度, 逐步缩减捕捞渔船数量和捕捞数量, 实现渔业资源的永续利用;[5]对渔业资源实行资产化管理, 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使用必须是有偿的, 让有关渔业管理部门有效地代表省地方政府行使管理渔业资源的权利, 以实现资源的最有效利用, 尽量避免资源浪费。
3) 设立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种质资源保护区和救护中心, 对我省优质渔业资源进行科学合理保护, 严厉打击非法经营利用水生野生动物行为, 并对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经营利用、捕捉、运输等活动实行特许制度。这对于加快恢复渔业资源和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 以及提高全社会保护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2.2 调整产业结构, 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1) 巩固和加强水产养殖业, 坚持“健康养殖”的生产经营模式。水产养殖业是渔业产业的支柱产业, 我省应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不断优化养殖产业机构, 巩固和完善养殖水面的承包经营制度, 推行渔业合作社的规模化养殖, 并应大力推广名优特色水产养殖;同时对广大渔民大力普及科学知识, 鼓励有学历、有知识的人从事渔业生产活动, 改善养殖模式, 改进生产经营方式, 提高我省渔业水产养殖业的科技含量水平。
2) 稳步推进第二、第三产业。加快发展水产品加工业, 现在消费者对水产品的消费水平不再仅仅只局限于鲜活水产品上, 而是更多地倾向于经过高深精加工的水产品, 因此我们要将发展水产品加工业作为一项战略措施, 一项重点工作来对待;大力发展休闲渔业及附属服务业的发展, 不断扩大产业规模, 并提高服务消费标准, 努力打造具有江西特色的高品位的度假休闲渔业体系, 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6]
2.3 严惩违法捕捞作业, 加强渔政监督管理工作
建立健全渔政法制管理体系, 坚持“以法治渔”。对违法从事渔业生产经营的个人或集体, 一经查处就应给与严厉的惩罚, 以达到震慑违法犯罪的效果;同时, 渔业执法部门要加强监管执法力度, 将各地区, 各层面的监管执法工作落实到个人, 提高执法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 对监管不力的个人或部门进行处罚;坚决按照国际渔业规则和新《渔业法》的规定, 坚持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纠正不顾国家全局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 为我省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2.4 科学规范水产品安全生产, 加强水产品食品安全监察工作
1) 积极推进渔业产业标准化生产。要解决水产品安全问题就得从源头抓起, 首先要科学规范水产品养殖生产过程, 这就需要尽快建立起一套符合我省渔业现状的标准来进行规范, 这可以大力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标准的尺度来进行指定。[3]其次要将标准如实到位, 各地方渔业管理部门要加强科学、规范生产养殖技术的推广工作, 同时对养殖生产上的不科学, 不合理的现象进行及时的上报和改正, 切实将这一标准落实到实处, 提升我省水产品生产安全水平。
2) 健全我省渔业质量监测体系。在原有的省、市质监部门的基础之上, 建立健全纵横结合, 功能完善的水产品质量认证、监督检测和培新体系, 为全面提高我省水产品质量和安全性提供有力的科学保障。
3) 加大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管理力度。水产品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因此对水产品的安全监管工作万万不可忽视。我省渔业监管部门应加大对水产品质量监督检测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支出, 在种苗生产、养殖、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的监管, 做到从“鱼苗到餐桌”的全过程质量管理, 保障水产品的质量安全, 切实做好我们广大消费者的“安全卫士”。[2]
2.5 建立健全渔业防灾害措施, 完善渔民权益保护制度
1) 做好渔业灾害、疾病防治工作。由于渔业灾害频发, 因此我省渔业管理部门应切实做好渔业灾害前的预防工作, 对干旱、暴雨、洪涝等自然灾害要尽早提前预告, 给渔民尽量多的时间来应对灾害, 尽可能的减少渔民的财产, 并及时组织人力进行抗灾, 减灾工作。当有规模渔业疾病暴发时, 应及时组织科技人员给予对渔民行防治疾病的科学技术支持, 始终坚持把渔民的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改善渔业基础建设。我省渔业基础建设薄弱, 这也是造成我省渔业低于灾害能力不足的关键所在, 所以政府一定要加大资金投入, 改善渔业基础建设, 修建改善防洪堤坝和水库, 建立健全渔业疾病防治服务站, 为我省“平安渔业”的推行打好坚实的基础。
3) 建立渔业风险保障机制、完善渔民权益保护制度。首先尽快建立一个渔业风险保障机制, 按照市场指引, 市场运作, 渔民资源的原则, 建立和完善渔业保险制度, 帮助渔民分担风险。其次要完善对渔民财产拥有权和使用权的法律法规制度, 对侵害他们财产安全的人和行为进行严厉查处, 优先保障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7]
2.6 积极拓宽渔业产业投资渠道, 发展高效、优质、健康渔业, 提升产业竞争力
1) 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渔业投资机制。建立一个以国家和政府投入为导向, 以个体和集体投资为主体, 以社会性投资、招商引资和省 (境) 外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投资机制。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有效资金来加大对我省渔业的投资力度, 从而加快渔业资源开发、渔业产业规模扩建、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力量推广和水产品加工、营销、流通体系建设等。
2) 坚持发展高效、优质、健康渔业。在现代渔业经济中, 传统的旧渔业发展模式早已落伍, 要想提升我省渔业产业竞争力, 发展高效、优质、健康渔业是必然的选择。先要从渔业发展中的关键和薄弱环节抓起, 尽快建立以第一产业为支撑, 第二、三产业为辅助的核心产业体系, 扩大渔业产业规模, 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同时积极做好环境和资源保护。大力发展具有江西特色的高效、优质、健康渔业, 全面提升我省渔业的整体产业竞争力, 促进我省渔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摘要:江西是我国淡水渔业大省, 本文通过对江西渔业发展历程和现状的分析发现, 在我省渔业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渔业资源环境恶化、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渔政执法力度不强、水产品质量安全堪忧、渔民权益难以保障及产业竞争力不足等若干重大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深入解析后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及建议, 认为我省应积极保护渔业资源环境, 加快渔业产业结构调整, 加强渔政监督管理工作, 加强水产品食品安全监察工作, 建立健全渔业防灾害措施, 完善渔民权益保护制度, 积极拓宽渔业产业投资渠道, 发展高效、优质、健康渔业, 提升产业竞争力, 以实现江西渔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关键词:江西,淡水渔业,存在问题,发展对策
参考文献
[1]江西水产资源和渔业现状[J].企业经济, 1982 (10) :54.
[2]官少飞.江西渔业发展三十年[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3]乐家华.对发展现代渔业的几点思考[J].中国渔业经济.2010 (04) :18-23.
[4]中国农业网.江西鄱阳湖渔业受灾损失将达4.14亿元.[EB/OL (]2011-06-29) 5-6 http://www.zgny.com.cn/ifm/consultation/2011-06-29/198326.shtml.
[5]郑广, 赵建华.中国渔业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J].河北渔业, 2006 (03) :5/60.
[6]李振龙.访江西省水产局局长官少飞[J].中国水产.2005 (12) 5-6.
渔业问题 篇5
2013-05-09 16:21:00 来源:渔保协会
阅读:2106(基本内容根据2008年以前在船检工作时的讲话稿整理)
王朝华
推进现代渔业建设,实现中国海洋强国梦,需要我们加强对渔业以及与渔业关联性问题的研究。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这两段精彩的话对于我们研究和认识渔业、渔民以及渔船管理工作具有特别的指导意义。
第一部分 对渔业、渔民、渔船的认识
一、渔业的属性
渔业是人类利用水域中生物的物质转化功能,通过捕捞、养殖和加工,以取得水产品的社会产业部门,属于大农业的范畴。我国是渔业大国,水产品总产量世界第一,人均水产品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出口位居全球水产品出口首位和我国农产品出口首位,是大农业中唯一出口顺差的产业,渔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渔业具有以下特点:
(一)独特功能性 1.政治特性
渔业具有很强的政治特性。渔业是大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装备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是国家维护海权的重要力量„„今天,海洋争端已成为全球性难题,海洋问题已关乎到民族的生存。我国渔船航行作业在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是对国家主权——海洋领土、海洋权益、海洋资源和海上通道的维护。悬挂五星红旗的渔船是我国的流动国土;国际渔业纠纷实际上就是渔业外交,不仅涉及海洋权益和渔民利益的保护问题,还可能引发我国与邻国间的武装冲突。
2.国际特性
渔业具有很强的国际特性。渔船在“过渡水域”作业,必须遵守双边渔业协定;在公海作业,要遵守国际公约;在他国水域作业,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在外国港口停泊,要遵守港口国管理制度(PSC)。如果不能遵守有关国际公约、他国法律法规规则或双边渔业协定,则很容易被扣押甚至引发国际争端。另外,远洋渔船到他国捕鱼要在海外建立基地,不仅密切了我国与国际间的交流合作,也为世界渔业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多重交叉性 1.工业与农业交叉
从行业性质看,按照马克思分工理论,海洋捕捞行为更接近采掘工业,西方社会也多将渔业尤其是海洋渔业归入工业范畴,养殖渔业则具有鲜明的农业特征,因此渔业兼有农业和工业(采掘业)的双重性质。从主体身份看,从事渔业的大量渔民本身就是农民,他们居住在农村,沿袭着农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渔业的生产过程又体现了工业化和社会化协作的产业特性,渔业的捕捞、养殖、加工、运输、销售过程呈现了工业一体化格局。从生产方式看,渔业对生产工具有特殊的要求,对高科技有严重的依赖。渔民吃的是商品粮,对市场的依存度较高。
2.城市与乡村交叉
我国渔业经济的组织模式基本呈现为商业化公司制的产业经营型和家庭或合伙制的糊口生存型两种模式。前者主要集中在城镇,工(商)业特性突出,而后者基本集中于农村,农业特性突出。捕捞、养殖、加工、运输、销售等所形成的渔业产业链,使得渔业成为农业中的优势产业。
3.传统作业方式和现代作业方式交叉
我国渔船的技术装备虽然在不断提升,并拥有了一支相对现代化的远洋船队,但近90%的渔船还是12m左右的木质渔船,因而传统作业方式和现代作业方式将长期并存。另外,我国水产加工业也呈现着手工作坊和现代企业共存的特点。
4.商业渔业与群众渔业交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渔船所有制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的为了谋生的群众渔业逐渐被以商业经济活动为目的,获取最大经济利润,实现资本增值与积累的商业渔业所取代,呈现出商业性和群众性共存共生的双重特点。传统渔业,特别是传统海洋渔业与农村现实情况有着及其相似的地方,即老人、妇女渔业,仍沿袭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使用落后的生产工具,被称之为“糊口”渔业。
(三)复杂性 1.作业地域复杂
渔民是一个特殊群体,从事海洋捕捞业的渔民,没有明晰的海洋使用权,他们追逐鱼群,作业地域不仅远离陆地,还要在国际水域作业,主要收入来源依赖于渔业资源和渔船这个比较复杂的生产工具。流动作业的渔船造成渔业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特性,变化莫测的海域状况使得渔民的生产活动充满了风险。
2.渔民成分复杂
目前,我国既有以劳动投入为主的捕捞渔民、养殖渔民、半农半渔的兼业渔民、渔业雇佣工人,又有以资本投入为主的船东、渔业投资人等,渔业人口的成分很难进行清晰的界定。近些年,渔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打工者”流动性很强,很难统计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3.渔业产业链条长
渔业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产业。渔产品既可以作为食品加工产业中的原料进入工业环节,也可以不经过加工直接作为最终消费品。渔业产业链长,各环节之间不仅环环相扣,还可以实现行业的跨越,并形成闭合的回路,包括渔业生产(捕捞、养殖、加工)、渔业科研、渔业装备制造、渔港设施建设、渔需物资供应、水产品的冷冻储藏、运输和销售、渔业金融保险服务等众多产业,涉及面非常广泛。
(四)高风险性
渔业被世界公认为风险最大、死亡率最高的产业之一,尤其是海洋捕捞业,发生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可能性远远高于陆地其他产业。
1.自然风险。一方面,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对渔业影响显著。很多其他行业事故往往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只要安全设备完好齐全,不违背操作规程,一般不会发生事故。而渔业则不然,即使渔船回到避风港,有时也躲避不了强台风的袭击破坏,“桑美”台风和“3.4”风暴潮就是例证。据统计,2012年,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渔业灾害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89亿元。另一方面,渔业受气候变化影响日趋严重。有研究表明,全球变暖以及温暖化所引起的海平面上升、水体溶氧量降低、海水淡化和海洋酸性,以及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等气候现象,已对世界渔业资源产生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传统渔场的消失(如我国舟山渔场因温度持续升高造成各种经济鱼类向外海和高纬度地区迁徙)、鱼类的繁衍受到影响和海洋生态系统的恶化。
2.人为风险。目前,大量内陆农民工上船打工,由于他们文化程度较低且缺少海上作业经验,加之船舶技术的不断进步,使海洋捕捞作业中存在大量的人为风险。因不熟悉复杂的渔业机械容易造成伤残事故;因瞭望疏忽、操作失误等人为原因容易造成船舶碰撞等水上交通事故。此外,渔民为抢夺渔业资源而进行的械斗、生产中被海盗袭击以及外国军警抓扣事件也时有发生。由于海上作业时间长,渔民远离家庭和人群,也极易造成人性的扭曲,给渔业安全生产带来不良影响。3.经济风险。捕捞、养殖渔业相比农业中的其他产业科技含量相对较高、投入相对较大。建造一艘高技术含量的渔船,少则成百上千万,高则上亿元。渔民个体很难承受,往往需要通过集资和银行贷款(有些渔民因得不到银行贷款的支持转向高利息的民间借贷)等方式筹资造船。如果捕不到鱼,高额投入将得不到回报,势必会引发严重的经济问题,甚至金融**。
4.市场风险。渔业产品销售高度依赖市场。市场价格和社会购买力波动给渔民收入增长带来隐性风险。发生在2006年底的“多宝鱼事件”,由于新闻媒体药检超标的消息报道,使得一些省 “多宝鱼”产业链受到很大冲击。我国渔业组织化程度比较低,渔民的抗风险能力不容乐观。
[注:造成渔船安全事故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1)海上作业环境恶劣,大多数渔船技术状况不好,船龄老化,船东重视生产效益而不重视渔船安全状况导致维修改造投入少,安全设备配备也不到位(通信导航、灯号、避碰设备、救生设备以及示位标等);(2)渔业经济组织弱小,渔船渔民各自为政,难以形成规模和合力(由于对生产资料掌握程度的不同,导致了分配的“不公”,使得渔民不愿意合作),渔船高度分散,管理难度大;(3)资源衰退,渔民捕鱼挣钱难,为追求经济效益,安全意识淡漠,超航区、超风力作业现象普遍;(4)渔船船工素质低,特别是现在上船渔工很多是内陆打工的农民,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相对较低,渔船普通船员整体素质呈下降趋势;(5)对新型渔船技术性能和新作业海区海情不够熟悉,如上海两条玻璃钢渔船在斐济作业时因搁浅和碰撞造成破损事故,除渔船建造质量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不熟悉玻璃钢船的性能和对斐济海域水文情况不熟等人为因素所致(FRP渔船靠码头、靠帮与钢制渔船不同;搁浅后的拖拉,造成船体破裂;FRP渔船的生命力在其船体的强度,需要在建造规范、施工工艺和使用上有严格的要求);(6)渔港还不能满足避风的要求,海上救助手段落后,渔船安全管理措施及渔船检验工作还不完全到位;(7)除极端天候气象、人为因素、技术因素外,造成海难事故的更多原因是近海船舶数量过多,管理无序,船员的责任心不强。]
二、渔业的功能
30多年的时间,渔业在大农业中率先走向市场、迈出国门,实现了快速发展,成为农业中的优势产业,我国连续23年保持了世界第一渔业、渔船大国的荣誉和光环。
(一)渔业是大农业重要组成部分
渔业为国家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直接贡献,也有间接贡献。这些贡献表现在,一是渔业在保障国内的水产品有效供给、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确保动物蛋白供应、提升国民健康水平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是渔业为我国经济发展做贡献,渔业产值占大农业产值的10%,水产品贸易额占全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的1/4。虽然10%的总量并不大,但是由此产生的效应是很多其他产业不能替代的;三是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渔业对实现社会就业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全国渔业向社会提供了2000多万个就业岗位。
(二)渔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领域
农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渔区的和谐事关农村社会的稳定。改革开放后,我国加强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渔区和谐社会建设既是中国农村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课题,不仅关系中国渔(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也关系着国家稳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大局。保渔业生产、保渔民增收,事关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三)渔业是维护海权的重要力量
渔业问题不仅关系国民经济发展,也是捍卫国家海权的重要力量,海洋渔业不仅关乎国家海洋国土问题,还事关海洋国家的人口问题,是现代海权的重要内涵。海权国家的领土范围“绝非泛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面积”,而是指“国家可用以发展海洋事业”而形成的领土结构。海权国家的人口,“并非仅仅指全国人口总数,而且是指从事于海洋事业的人口总数,或者至少能够迅速为航海业所使用且从事海洋物质生产的人口总数”。一直以来,我们对于海权的认识有一个误区,中国习惯讲历史,而外国则讲实际存在。从这个视角出发,和平时期渔船体现的就是存在。在中国海,如果没有中国渔船的存在,如何彰显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渔船作为民船,既是生产工具,也是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时期,渔船和商船都可视为“第二海军”,可以担负侦察、运输、搜救、探测(航道)、布雷、扫雷、武装攻击甚至反潜等任务。远的历史不讲,仅看1974年收复西沙之战和2009年驱赶美军间谍船“无瑕”号中,渔民和渔船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渔政执法船队及人员在维权护渔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美济礁守礁近20年、在黄岩岛和钓鱼岛捍卫主权„„
三、渔业和农业、渔民和农民的不同
(一)渔业和农业的不同
渔业是大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渔业同农业(种养业)相比又有其特殊性,体现在:
1.产品需求度不同。一方面,农产品(粮食)属于刚性需求,缺一点也不行,而水产品属于弹性需求,特别是目前我国还没有把水产品作为国民汲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水产品的短缺还不至于引发社会问题,因而渔业不似农业受到的关注高(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饮食结构的不断改善,有限的渔业天然资源不一定能满足人们高品质生活的要求。西方国家,鱼肉是仅次于牛肉及禽肉的蛋白质来源);另一方面,粮食属于战略物资,而水产品由于储备要素的制约,还达不到农业战略物资的重要程度。
2.产业发展目标不同。农业是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而海洋捕捞业因资源所限则是必须加以控制的产业。
3.生产方式不同。农民赖以生存的是土地,生产方式相对简单,投入相对较少,经济风险也较小。而渔民、特别是从事海洋捕捞业的渔民,以海洋自然资源、管理配额指标以及高投入、高科技的生产工具获取产品。由于海上生产的风险大,加之环境污染和资源衰退严重,渔业和农业相比,投入与产出的效费比不确定因素较大。渔船在海上作业,必须追风头抢风尾,还要受到外国军警的威胁,生产安全上存在更大的风险性,海上作业环境也更为艰苦和恶劣。
4.补贴政策不同。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直补力度,农产品可以享受最低保护价,而水产品则完全依赖市场,虽然国家对渔业机械和柴油也实施了补贴,但是,渔民和农民在受益程度上却不尽相同,渔业补贴的受益者主要是船东而不是渔民。农民拥有使用权相对稳定而且明确的土地,粮食补贴与土地和产量挂钩;而渔民、特别是传统捕捞作业渔民,由于没有明晰的海洋使用权,捕捞指标只是与渔船挂钩,很难享受到政府的直接补贴。
5.社会生存环境不同。农民以土地种植为生,生活在大陆上,生产生活环境基本固定,与社会联系密切。而渔民以捕捞和养殖为生,颠簸在海洋与江河湖泊上(内陆很多渔民举家生活在渔船上),具有高流动性和高分散性,与社会联系严重不足,社会和政治地位较低。
6.灾害影响程度不同。渔(农)业是靠天吃饭的产业,受自然风险因素影响大,农民一旦受灾对产出有影响,而渔民受灾不仅对产出有影响,对财产甚至生命都有影响。
7.发展稳定性不同。农业依靠良种培育等技术,可以提高产出比,而捕捞渔业由于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水域污染事件频发、水利设施及围海新工业区的建设、生产资料价格上扬、国际入渔准入等因素,使得渔民生产生活成本不断增加,虽然我国渔业产量位居世界首位,但海洋渔业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大。
(二)渔民和农民的不同
虽然在传统上将渔民与农民相提并论,认为渔民是农民的一部分,但渔民与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1.有无土地保障。土地在充当农业家庭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的同时,也成为包括从事非农业活动人口在内的全体农村居民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主要依托,更是发展农业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状况来决定在土地上的劳动方法和劳动强度,老年农民也可以在土地上多少获得一些收成来养活自己。只要有土地,农民就能维持基本生活,既不存在失业的问题,也不存在退休的问题。而渔民则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保障,渔民没有土地,他们的生产资料就是渔船,一旦渔民离开渔船、或因意外事故导致渔船灭失、或按照国家政策规定报废,渔民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生活的基本条件。
2.有无退休年龄界线。渔民有着比较分明的退休(或者称为是上岸)的年龄,而农民则没有明显的退休年龄。农民有土地,农民在土地上的作业和收成,可以根据农民自己的身体状况加以调整,因此,对大多数农民而言,他们是没有退休年龄的。渔民受到年龄、体力、反应能力的局限,到了一定年纪的老年渔民是不适合、也不应该在海上继续劳作的,渔民普遍存在着退休机制的问题,这是不以渔民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渔民自己可以选择的。退下来的渔民没有土地维持其最基本的生活水平,从目前情况看,他们完全依靠以往的积蓄、子女的赡养和集体的补助来生活。
3.生产资料的成本差距很大。农民获得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的使用权,是不需要成本的,而作为渔民必需的生产要素——渔船、渔具,则是渔民自己筹资打造或购买的。一般说来,渔民个人或几个人合伙购买一艘渔船,就已将他们的一生积蓄,或者今后很长时间的收入用尽,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建造渔船而花掉了将来养老的积蓄。除了渔船以外的其他渔业生产的必需品,也比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生产工具昂贵,渔民要支出更多的费用才能开展渔业生产。更为严重的是,同样是生产要素,农民的生产要素的灭失风险远远小于渔民,再加上渔船是有一定的使用年限的,还要受国家政策的影响,需要及时更新,这些费用负担,都是任何一个农民家庭所无法比拟的。
4.渔民所承受的作业危险远远高于农民。相对于渔民而言,农民几乎不存在作业危险。渔民在海上作业时所承担的风险是农民在土地上所无法想象的,也是不可能遇到的。在渔村,只要是遇到渔汛期,渔民家属既是欢喜又是担心,欢喜的是出海一次可以收获更多的渔获物,家庭生活会得到维系与改善;担心的是每出一次海都是一次危险,渔民自称是“提着脑袋干活的人”,充分说明了渔业的危险和风险性,渔民家属总是要等到出海渔船靠岸,才能放下心来。这是在很多沿海的风景区,都会有一些“望夫崖”、“望夫石”景点的原因。
5.渔民的失业危机比农民严重得多。随着渔业资源的衰退,中日、中韩、中越海域的重新划定,捕捞渔民可作业的海域范围越来越小,大批的渔船根据国家政策被报废或裁减,渔民面临转产转业的严峻形势;即使仍然在海上作业的渔民,也面临着油价上涨、渔获物减少等状况,大量的渔民仅仅靠传统的捕捞已经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相对渔民,农民的失业问题比较隐性,一块土地由一个人耕作或由几个人耕作,严格讲也算是一种失业,但毕竟还有土地可以耕作,只是收入减少而已。而渔民失海即意味着失去谋生的手段,必须重新寻找谋生的出路。现实中,农民可以转产转业,是因为农民还有土地,而渔民只能转产而不敢转业,是因为渔民没有退路。由于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渔民下海捕不到鱼,上岸没有土地,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更多社会和高层的重视。
6.遇到灾害的后果不同。由于渔民与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不同,渔、农民在救灾和重建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一般说来,渔民遇到灾难往往意味着家破人亡的结局。2001年春节前,一艘舟山籍渔船在回家过年的途中,突遇大风被颠覆,船上无一人生还。该船是以家族形式组成的(这也是现在渔村中主要的合伙形式),船上遇难者的关系分别是兄弟、舅甥、姑侄等,五个渔民家庭的青壮年劳动力同时消失,生产资料、劳动力全部被大海吞噬,家中仅剩一些老、弱、妇、幼和巨额的债务,可以说,对这个家族来说是灭顶之灾。而实际情况还是这几户渔民家庭一直是在依靠政府的救济和补助维持生活。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发生在农民身上的可能性很小。
7.对收入的计算方法不同。渔民和农民的收入不能简单类比。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工资和利润随劳动和资本的用途不同而不同”一文中指出,劳动工资随工作的容易或困难、清洁或肮脏、光荣和不光荣而有所不同,不论是从生产环境还是从工作难易程度看,渔民收入理应高于农民,海洋渔民捕捞作业要面临“生与死”的考验,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拿命挣钱”;面对高额渔船等生产资料的投入,长期以来渔民在计算收入时,习惯上都不扣除渔船网具等的折旧,而是将应计入年度生产成本的折旧费当作收入分掉。由于渔民投入在渔船网具上的资金数目巨大、甚至可能是多年的积蓄,更有渔民是负债购买的渔船网具,需要用以后几年的收入还债,这种劳均收入计算中的习惯性偏差,将对渔民的实际年收入造成明显影响。如更新一条250马力钢质渔船,加上配齐网具等生产工具,至少一次性投入要80—100万元,按15年折旧,每年是5.3—6.7万元,一艘船按10个渔民计算,年度劳均收入中就会虚增5300—6700元(按人均计算约虚增1500—1970元)。如果把这一虚增成分扣除,则渔民人均收入只略高于农民5%,但渔民是靠购买商品粮维持生活的,开销比农民大得多,因此,渔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已低于农民。以地处僻远海角和海岛的捕捞渔民为例,除鱼获物之外,包括粮食、蔬菜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渔民都得用比农民、甚至比城镇居民高得多的价钱购买。据测算,渔民至少需要比农民高出大约10%左右的收入,才能维持与农民同等的生活水平。
综上,渔民与农民相比,渔民更加弱势。
四、渔业船舶
根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渔业船舶,系指从事渔业生产的船舶,以及属于水产系统为渔业生产服务的船舶,包括捕捞船、养殖船、水产运销船、冷藏加工船、油船、供应船、渔业指导船、科研调查船、教学实习船、渔港工程船、拖轮、交通船、驳船、渔政船和渔监船等。
(一)渔船结构性能复杂
从材料上看,既有钢质渔船、木质渔船、水泥渔船,又有玻璃钢船等;从作业方式看,既有拖网渔船、鱿鱼钓船、超低温金枪鱼延绳钓船、冷海水延绳钓船,又有鲜销渔船、辅助渔船等。复杂、多样的渔船功能体现为渔业船网工具的复杂性和作业方式的多样性。
(二)渔船装备是装备制造业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把生产工具称之为“机械的劳动资料”,他认为和其他一切生产资料相比,生产工具是具有决定作用的。渔船的技术含量和造价充分证明了它是一个特殊的生产资料。渔业水上安全,重在渔船技术状况和高素质的渔业生产者。渔用船舶设备的使用和技术更新,可以带动国家装备制造业、国家海洋科研、海洋发展战略、材料工业、装备制造业以及高新技术的发展。单就捕捞渔船讲,船上机械种类多而且复杂,有动力设备、捕捞设备、保鲜和加工设备、助渔和导航设备等,含有较高的技术含量,渔船及船用设备的技术进步会带动相关产业科技水平的提升。
(三)渔船和商船的不同
作为海上生产作业的工具,渔船和商船也有不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作业方式和管理难度不同。商船的航行既是作业,有固定的航线和航程,可以实施严格的航线和船籍港管理。而渔船则是以航行为手段,以生产为目的的船舶,没有固定的航线和航程,往往只能实现船籍港登记,而很难实现船籍港管理,海上管理的难度更大,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渔船)出海满天星,回港难集中。
2.渔船与商船的设计、修造单位的技术水平和经济规模有所不同。商船设计、修造单位一般比较规范,技术力量雄厚,而渔船设计、修造单位的规模相对较小,技术力量相对薄弱,技术人员流动性比较大,质量保证体系不够完善。但渔船的技术要求在某些方面比商船更为特殊,比如,渔船海上作业时间长,大洋性渔船连续作业时间往往达到几百天;渔船相对较小,又要配备很多捕捞、加工设备,因生产作业的需要,必须追风逐浪,在设计建造时就要考虑作业环境以及渔具外力对稳性的特殊要求;还有,渔业船舶是一个船型功能各异、技术高低不齐的系统概念。从价格看,有几百元的小舢板,也有几千万元到上亿元的金枪鱼延绳钓、专业鱿鱼钓、金枪鱼围网以及大型拖网冷冻加工船等;从材质看,有木制、钢制、玻璃钢等;从功能看,有拖网类、围网类、钓渔具类、冷冻加工类等等;从船用设备看,有些船使用传统技术即可,有些船则必须配备高新技术设备。因此,在对渔船的设计、建造、维修的管理以及监督检验上,渔业船舶检验人员要花费更多的精力。3.渔船与商船的经济组织形式以及承受风险的能力不同。商船的所有者基本上是大型公司,而渔船的所有者则多是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分散的个体船东和渔民,目前仍属于面对风险难以自救的弱势群体。随着经济组织形式的变革,渔船的所有者大多由集体转变为个人或合伙,造船经费是靠集中了几户乃至几十户渔民的全部资产和贷款,以合同订购、资金预付的方式建造的,是典型的个人负债经营。如果在生产作业中出了问题,不仅渔民要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也极易形成渔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4.国家对渔船和商船等其它船舶的产业政策不同,渔船与商船检验任务量也不同。国家对商船没有数量和主机功率的控制,而为保护渔业资源,对捕捞渔船则要实行数量和主机功率的双指标控制。交通部及船级社管辖的船舶虽然吨位比较大,但数量比渔船少得多。目前交通部门(含船级社)有验船师4213人,管辖的船舶数量为27.59万艘,其中海洋船舶只有1.24万艘(我国船级社CCS入级船舶只有1万多艘;远洋船舶1706艘,其中非五星红旗的船只占到34.5%以上)。而渔业船舶检验部门验船师数量为6000余人,其中取得验船资格的人员只有50%(专职人员1800余人),但我国渔业船舶的数量有106万多艘,其中海洋机动渔船就达29万多艘。
第二部分 对渔业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工作的认识
海洋渔业的核心是渔船,因为有渔船才有渔民,有渔船、渔民才有渔业经济和国家海权。渔业局有关同志也讲,海洋渔业管理的核心是渔船管理。目前,渔船管理职能分别由渔政、港监、船检三个职能部门负责,渔政主要负责渔船的准造证以及捕捞证的审核和发放,港监主要负责渔船的登记以及进出港安全管理,船检主要负责渔船和船用产品的标准、检验及监督管理。就船检工作而言,渔业船舶检验是渔业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渔业生产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渔业的资源保护和健康发展,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做好渔业船舶检验工作,对新时期提高渔业生产力水平和渔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渔业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工作的性质
准确定位一个行为的属性,需要考察启动这个行为的性质、来源和执行这个行为的主体。渔业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工作,是渔业安全生产的基础,是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所在。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及其验船师是代表国家按照国家法律、法令、技术法规和经我国批准、接受的国际公约、协定和规则等,通过法定检验和监督管理的形式和手段来履行保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防止水域环境污染的神圣使命,是渔业行政执法、促进渔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渔业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的本质是一种公共行政,是政府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渔业资源和水域环境所实施的一种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船舶检验是国际通则,从公共行政的角度看,罗森布鲁姆所著的《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一书写到,对于管制行政(公共行政)的起源,最早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当时,联邦政府成立了“轮船检验局”(Steambot Inspection Service)。
我们知道,海洋运输秩序及安全管理需要海事、港务和船检部门的整体合力,海洋渔业生产秩序及安全管理则需要渔政、港监和船检部门的整体合力,由于海洋事务具有国际特性,因此,渔政、港监、渔船检验对外需要加挂“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监督管理局、渔港监督管理局、渔业船舶检验局”的名称。这是政府行为,涉及到国家主权问题。有些小国虽然没有24米以上渔船,但却要加入国际渔船安全公约,其目的就是要行使国家主权——港口国监督滞留(PSC)权利。港口国监督组织已呈全球化趋势。
渔业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行为的启动是基于法律的规定,来源于国家的行政权。原因有四,一是渔业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工作的性质是法定检验。法定检验,是渔业船舶检验机构依据我国的法律、行政法规、技术规章及我国政府批准、接受、承认或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议定书、规则等,对渔业船舶及其有关航行、作业和人身财产安全以及防止环境污染的重要设备、部件和材料实施的强制性检验,是政府管理公共事物的职能所在,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二是渔业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工作的权力来源是国家法律的授权。《渔业法》规定,“制造、更新改造、购置、进口的从事捕捞作业的船舶必须经渔业船舶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下水作业”。《渔业船舶检验条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局行使渔业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职能”,“国家对渔业船舶实施强制检验制度”。三是执行这个行为的主体是代表国家实施法定检验的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及其授权的验船师。因此,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行为是以监督检验为手段,以国家法律强制实施为保障,由验船师对船旗国所管辖的渔业船舶实施的质量技术监督行为(技术执法)。四是《行政许可法》、《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也都明确了渔业船舶检验工作的性质。因此,渔业船舶检验工作是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责任重大。从行政法的角度看,船舶法定检验在法律属性上属于行政行为,对船舶执行法定检验属于行政行为中行政许可的一种形式。
二、船检工作的特殊性
在我国,商船和渔船是分类管理的,其检验机构和管理方式均有所区别。对于商船检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是我国实施商船及相关船用产品检验的主管机构。海事局对其直属的船舶检验机构实行垂直管理,对中国船级社关于非入级船舶的法定检验实行业务领导,对入级船舶的法定检验是授权与被授权、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中国船级社(CCS)是国际船级协会(IACS)的正式会员,是我国目前唯一从事船舶入级检验业务的专业性机构,主要承办国内外船舶、海上设施、集装箱的入级检验、鉴证检验、公正检验业务;经主管机关授权,可代行法定检验。
对于渔船检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渔业船舶检验局作为主管机构我对渔业船舶实行强制检验制度。渔业船舶法定检验作为船舶检验工作的一类,具有其独有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渔民、渔船以及渔船检验及其管理体制的特殊性。过去渔船管理职能在交通部,后来归建农业部,就是因为其海洋渔业、渔民和渔船的特殊性需要行业主管部门管理更为合适。
二是鉴于渔业船舶的特性,IMO专门就渔业船舶制定了《国际渔船安全公约》及其《1993年托雷莫利诺斯议定书》。2010年5月,IMO海事安全分委会又制订《船长小于12米有甲板渔船和任意尺度无甲板渔船安全建议》。如何应对并积极参与国际渔船安全事务,如何在新形势下管好渔船,需要大家深入思考。应对国际规则,应该有两个基本认识。一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较长时期内仍将处于弱势地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也要看到,我国渔船的技术状况和管理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之中;二是我们是否需要在尊重我国渔船现状的基础上,为维护国家和渔民利益,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修订,并借助外力来推进我国渔船的技术进步和管理?我们还要看到,国际规则的修订及完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技术进步的使然,更是人类关怀的追求。保障海上安全和防止环境污染,是全球海事管理的共同使命,也是我们的基本责任。完全排斥不是理性的态度,封闭不能带来进步。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是开放的结果。我国是渔船大国,为保障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防止水域环境污染,我们理应积极参与渔船的国际事务。所以,在涉及渔船的国际事务中,我们必须熟悉和了解国际规则的发展变化,应该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应该提倡双向开放——既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修订),在参与中维护我国的利益;又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借助外力推进我国渔船管理的进步。
三是在我国,渔业船舶不搞入级检验。渔业船舶是以捕捞水生生物资源为其主要目标的生产或生产辅助船,不像商船那样关注旅客运输、货物运输和租赁保险等商业利益以及相互之间的利益竞争,因此,国际上对渔业船舶基本不搞入级检验。这里所指渔业船舶检验,即渔业船舶法定检验。(目前一些国家的军船已开始施行入级检验,我国远洋渔船是否也可进行入级检验的探索——将入级检验、渔船保险、渔业安全管理有机整合起来?)
四是由于对渔业船舶实施的是法定检验,因此,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既不同于专门从事入级检验的船级社,也有别于面向社会提供技术鉴定的中介检验服务机构,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是代表国家对渔业船舶实施法定检验的行政执法机构。船级社可以说是“富人俱乐部”,面向的是具备一定经济承受能力大型航运企业,其检验的船舶主要是大型、现代化、高附加值的商船,按照市场和国际规则进行检验,检验成本和收费都较高,验船师收入也很高;而渔船检验的受众是渔船和渔民,由于渔民的经济承受力不高,渔船检验的收费也相对低廉,体现的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如果让船级社(或其他中介)提供公益性的渔船检验工作,他们将难以为继。
五是根据我国《渔业法》第26条的规定,体现国家强制管理权的法定检验行为,由渔业船舶检验机构专属行使(专属权力),其他部门和机构均不得为之。
工作中,我们需要把渔船检验、商船检验和国际通行做法综合起来确立渔业船舶检验思路、标准和制度框架,不可非此即彼。
三、船检工作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我国渔船数量庞大和技术水平落后的问题十分突出。目前,我国木质材料的渔船占了绝大比重,就连一些船长30米左右的渔船也大多都是木质渔船,大吨位、大功率的钢制渔船数量还比较少,(目前,我国24米及以上的机动渔船有近4万艘,虽然在我国百万艘渔船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在世界渔船行列中已属“天文数字”),大多数中小型木制渔船的技术状况较差,特别是由于一些渔船的船龄老化,渔民经济实力有限,很难按要求配备高技术、高价格的船用设备,按现行检验规则,很多渔船很难达到要求。不仅数量众多的渔船仍在使用传统的技术和作业方式,即便是新开发的几类大洋性渔船,也基本上是第一代船型,与世界上一些渔业发达国家相比,几乎差了两代船型。
另外,对渔船在管理上还缺乏科学分类,一些小型渔船、养殖船、半农半渔船属于乡镇管理,没有或不在渔检部门管辖之内,有些还在交通、边防检查部门管辖。特别是渔港少,渔船分布散,一些小船根本就没有技术档案,也没有纳入船检部门的管理,渔业经济组织不具规模,管理难度大,检验率相对也比较低,2012年仅有56%的渔船纳入农业部管理;未纳入监管的渔船共性是吨位小、船龄老、手续不全或没有,未经法定检验就投入运营,加之渔民安全和法制意识薄弱,不少人是半渔半农或非渔业劳动力,甚至是农民打工者,有鱼就卖,有岸就靠,驶到哪儿停在哪儿,为渔船管理和安全生产带来严重隐患,也给社会带来一定的不稳定因素。有业内人士形容没有得到良好监管的50万艘渔船,艘艘是“炸弹”。据中国渔业互保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参保渔船发生受损赔案6095起,其中全损180艘;渔民意外伤害赔案8118起,其中死亡836人。
当前,渔业船舶检验工作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行政管理体制和制度层面的存在缺陷
1.我们是一个条块结合,重叠管理的体制,编制不统一,事权不明晰,财政体制的分灶吃饭,很容易造成政令不通。2.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交叉错位,职能与能力不对称,造成职责不清,主体缺位。有些事很多部门抢着管,有些事压在头上也不干。有些部门或单位有职能,没能力;有些部门或单位有能力则没职权。特别是一些事业单位行使政府职能,不仅名不正言不顺,法律也不能允许。
3.财政体制和制度不合理,事业单位经费渠道五花八门。有参照公务员管理的、有全额拨款的、有差额拨款的、有自收自支的、还有按企业管理的。特别是有些事业单位是多种体制共存,几种职能兼有,由于需要自己“挣钱”,何来执法的公平与正义?
4.法律相对滞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对滞后性以及权威性和可操作性不够强,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检验力量严重不足,队伍整体素质还不高
我国是一个渔业大国,也是一个渔船大国,据2012年渔业年鉴统计,我国渔业船舶总数为106.96万艘,其中机动渔船69.62万艘。渔业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工作不仅局限于对渔船的检验,它还包括对船用产品的检验以及渔船设计、修造单位资格认定的管理,是一个覆盖渔船渔机整个行业的工作。但目前,现有的6000余名检验人员(50%兼职)与近百万艘新老大小不齐的渔业船舶在比例上显然失调,检验力量严重不足。这就在检验力量的投入和关注力度上造成了大船与小船、海洋渔船与内陆渔船、机动渔船与非机动渔船在检验质量和受检率上的“两极分化”。
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对政府官员——公务员专业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交通部海事局是行政管理部门,但非常强调专业性,其干部配备,不仅所学专业必须是船舶院校毕业的高才生(而且大多都在瑞典海事大学进修过),而且还要有海上使用船舶的经历,很多处长都有当过几年船长的经历。现在行政管理越来越离不开专业技能,专业技能和行政管理能力必须融合,否则就不可能胜任本职工作。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应该是公共事务管理,但必须有技术作为支撑,这也是我们强调专业技能和行政管理能力同步提升的根本出发点所在。
由于受编制和工资待遇的制约以及责任的压力,重点船舶院校(现在很多船舶院校已取消了渔船专业)的专业人才很难充实到市、县渔业船舶检验部门来,就是部、省两级渔船检验部门也存在检验人员流失现象。现有人员的专业素质与交通部门(特别是船级社)相比差距较大,大专学历以上人员不到60%,所学专业与船舶技术相关的比例大概只有30—40%左右。专业技术水平不高不仅造成与检验规则和国际公约的要求出现差距,检验人员也无法承受《安全生产法》和《渔业船舶检验条例》所赋予的法律责任的压力。有些验船人员思想观念还比较陈旧、工作思路还不够明晰、业务素质还不很精湛、法律责任意识还相对淡漠;工作中缺乏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在船舶及船用产品检验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能严格按照检验条例和检验规则实施检验的问题,不仅存在着不严格审核就签发检验证书的现象,在产品检验中,还存在着用个别检验替代日常监督检验的现象,特别是捕捞渔船船用柴油机虚标功率问题还十分严重,这些问题严重违背了检验条例和检验规则的基本要求,违背了国家产业政策,验船师的专业素质、法律修养和责任意识亟待提升。
(三)经费不足,装备落后,缺少技术支撑
我们没有交通部那样的体制机制(海事局和船级社那种管理与技术的良好互动),缺乏坚实的技术支撑。
渔业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工作,具有技术性、政策性和国际性(我国是国际海事组织IMO的A类理事国,我们不仅要遵循我国所有与船舶相关的法律法规,还要遵循业经我国批准、加入、承认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远洋渔船更要接受作业水域国家的监督检验)等特性,是技术检验与监督管理的统一。这些特性决定了,第一,验船人员必须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较强的法律意识以及必要的装备(车、船、通信、计算机以及可依托的检验检测部门等)对工作的支撑;第二,由于渔船数量大、分布散,技术水平高低不一,检验成本相对较高,特别是对小船的检验,经常是几条船的检验费还抵不上差旅费的支出。由于经费不足,特别在县一级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基本上是自收自支,致使工作难以完全到位。靠收费开展工作不仅造成工作难度增大,也很难做到公正和廉洁,与执政为民的要求和行政许可法的宗旨相悖。第三,船检局不是农业部预算执行单位,没有项目,不能给地方以经费、项目的支持。
(四)船检工作受到外界环境(与主体相对应的存在)的很大制约
一是渔船检验工作受渔船发展战略、渔业政策、渔民经济实力、渔民的传统作业习惯、渔业经济的组织形式、船检体制和能力等客体因素的制约,很多事情不是仅船检部门就能说了算;二是渔船检验受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制约,包括检验发证、安全设备配备、船龄核定和主机功率问题等;三是渔船检验受地方政府发展渔业经济的制约,既要促进经济发展,又要保证安全,既要当“警察”又要当“菩萨”。
(五)对船检工作的认识和把握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政府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但我们对后两项职能还缺乏认识。船检工作是一种社会管理,更是一种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是使用了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的社会生产过程。公共服务一定是公民所需的,能够使公民的某种直接需求得到满足的,使公民受益的和得到享受的。公共服务的对象是公民及其组织。公共服务满足的是公民及其组织的基本的直接需求。公共服务的实现形式——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必须有政府介入,但却并不一定须由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实现形式与手段是多样的,其所依托的组织机构也是多种形式的。譬如,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可以是公共行政机构,即正式的政府机构,可以是专门的公共服务机构,也可以是具有公共性的民间服务组织。这里,我们还需明白,公共服务不同于公共行政,但却属于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是有政府行为介入的一种服务机制,而公共行政则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一种权力机制。
四、正确认识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不足
1.从部局与省局关系看,渔业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工作,是一个条块结合、分级分类、按辖区和业务能力开展工作的体制和机制。所谓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特指农业部渔业船舶检验局及其授权的地方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所谓分级分类管理,说的是渔业船舶要按航区、船长和主机功率,船用产品要分进口和国产来实施分级分类检验和监督管理;所谓按辖区和能力管理,是根据检验机构的业务能力对渔业船舶、生产厂家(船舶及船用产品)实施属地管理。
这种体制保障了我们工作的开展,但也造成了权力、责任、利益上的不清。部局与省局的事权划分还不尽合理,一是部局行政许可权过于集中,事务性工作过多,工作效率还不高;二是地方机构没有专门的部门从事法律法规的研究,地方的积极性不能很好发挥,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因此,我们必须按照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的规定以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要求,对各级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实施严格的业务核定,明确事权和责任,科学整合力量资源,处理好与地方的关系。
同时,我们还要积极探索体制机制的创新。目前,船检体制五花八门,从横向讲,有船检独立设置的,有船检、港监合一的,有船检、港监、渔政合一的,还有船检、港监、渔政、海监合一的;从纵向讲,有省(市)与县两级管理的,更多的则是省市县三级管理的。为争检验费,出现很多矛盾;从经费渠道看,有公务员全额拨款的,有差额拨款的,还有自收自支的。如此一来,很难步调一致,同样的规则和检验标准执行起来差距很大,也造成了本省的船异地建造异地检验。需要注意的是,下一轮财政体制的改革,可能对我们现行体制产生极大冲击。
2.从渔业系统内部职能关系看,做好渔业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工作,绝不是船检部门一家的事,比如,渔船准造证、渔船登记证、渔船检验证,还有捕捞证的发放就是由渔政、渔港监督、渔船检验三个部门来操作的,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船网工具指标就得不到有效控制,渔业资源就得不到有效保护,渔船安全就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必须加强渔政、渔港监督和渔船检验三支队伍的密切配合,使之能对渔船制造、更新改造、购置、进口以及报废的各个环节实施全程监管,切实把准造证、检验证、登记证、捕捞证的发放,形成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的链条和闭合回路,让不同部门之间形成整体的合力。
另外,渔船管理与渔船检验管理是什么关系,我国渔船船型的开发研制需要什么发展思路,由谁来做这件事更顺畅?还有,渔船、渔港、渔政之间的内在工作机制怎样才能更协调更顺当?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理顺。
3.从与有关部委业务关系看,船舶及船用产品检验、船舶及船用产品进口,海上执法,船舶设计及船厂管理,船舶产业政策、国家补贴政策等工作都涉及到交通部海事局和船级社以及海洋局、质检总局、海关、财政部、发改委、国防科工委、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因此,必须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和配合。
4.从专业性和财政体制看,面对的是渔民这个特殊群体及渔船这个特别的生产工具(既要航行又要生产),有着很强的特殊性。船舶工业的主管部门是国防科工委(工信部),渔业船舶的主管部门是农业部,但农业部不是船舶工业部门,船检工作与部内其它专业相比,差异性比较大。另外,船检局由于不是行政司局,在政策和项目上缺少回旋空间和能动性,对自身以及基层检验机构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解决的办法不多。
五、正确认识技术法规体系存在的不足
为了对船舶实施法定检验,世界各国均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船舶的技术法规(Technical Regulation)。船舶检验技术法规是船舶检验的依据,其研究和制定,是船舶检验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整个船舶检验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志。
船舶检验技术法规具有专业性、政策性、强制性、适用性、国际性、动态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最重要的是动态性强,需要跟踪船舶技术的提升变化和国际公约及我国船舶技术法规的变化而随时修订。同时,制定技术法规还需从安全性、经济型、适用性、国际性和时效性等方面考虑:
(1)安全性是规范研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为船舶在特定水域航行提供可靠的安全和防止污染的技术保证是规范研究的中心任务和根本目的,离开了安全性,规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2)经济性也是规范研究必须考虑的问题。在保证安全的同时,规范要为船舶提供达到同等安全水平的最佳方案,以便使有限的资金投入达到最佳的安全效果;
(3)适用性就是要求规范确定的安全标准,要同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对安全重视程度相适应,即不能滞后,又不能过于超前,否则都将制约航运的发展。我国各地经济和航运发展很不平衡,在确定安全标准的时候还要兼顾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4)国际性就是我国的规范要满足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而且国际公约的发展、变化要及时反应到我国的规范中,当然这里主要是指国际航行船舶,但国内航行船舶也要及时吸收国际公约中合理和适用的部分;
(5)时效性就是要求规范要及时跟上造船和航运事业发展的要求,在船舶技术方面的新技术、新成果、新要求要能及时反映到规范当中,为此,需要建立规范研究和修订的快速反应机制。
由于船舶检验规范的上述特点和要求,规范研究需要有足够的投入,不仅要有专门的规范研究力量,要动员社会更多的人员参与此项工作。否则规范研究工作不仅不能为船舶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证,很可能会制约造船和航运事业的发展。俄罗斯要求内河登记局每年将全部检验费的7%用于规范研究(我国全部法定检验收费的7%大约是2500万左右,近年来数值可能有所上升),每年同社会有关部门合作开展的研究项目达40多个。
我国渔船检验技术法规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我们的法规体系,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在技术法规建设中还有很多问题,如,法规的老龄化、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之间不够统一、法规滞后、法规的可操作性还不强、适用性存在问题、技术法规的法律地位(法律—人大;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农业部;技术法规应该属于部门规章,但因技术性较强,部务会很难讨论通过)还不够明确、缺乏专门机构、人员和资金保障等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1.对立法工作的认识还不够到位,立法工作还缺少制度保障。一是局内在立法分工上还不够明确,程序不够规范,有些职能不够集中,存在各自为战的现象;二是法规处专业力量不配套,对外对下缺少渠道,信息不畅;三是局内的专业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一些专业人才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四是省局没有专门的处室,没有编制,没有专门从事法规研究人员;五是对法律法规的研究、评估还不完全到位,还不能严格依照立法要求和法定职能来制定法规或规范性文件。
2.立法质量还不高,法规的体例、结构不够严谨,专业术语表述不够统一。
3.供给跟不上需求。交通部、船级社有专门的船舶规范研究机构,有很强的技术力量和资金投入,有关船舶检验的技术法规每年都在修订。而渔船检验缺乏专门的机构和力量,缺少资金保障。一些技术法规已经几年不变,一些急需出台的法规或规范性文件没有列入立法的重点,法规的供给滞后。既满足不了现实需要,更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制定(修订)技术法规,我们应当注意这样几个问题:(1)在游戏规则层面上要积极跟进、学习、研究和参与国际公约、规范、标准的制定;要关注、跟踪、学习和研究交通部、国际海事组织、国际船级社协会新制定(修订)的船舶技术法规和条款,特别是与渔船有关的新要求新规定;(2)在制定(修订)技术法规时,既要积极又要慎重。积极,就是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及时纠正我们的不足。因为只有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我们才能解决问题。慎重,就是要防止负效应,也就是说,既要知其一,更要知其二。知其一,只是知道了问题的所在,知其二,才能明白导致问题的原因,才能知道怎么办。我们既要处理好我国渔业生产力的现时水平与执行新规则规定的矛盾,还要注意处理好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要学会在悖论和矛盾中寻求缺陷相对最小;(3)要加大对新规则、新规定的宣传、引导的力度,随着国家进入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环境、健康、安全等问题直接威胁到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同时社会福利和人权保护思潮不断高涨。这些因素推动着涉及大众健康、职业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社会性管制进一步加强。要让大家知道“管制”也是服务,如果我们不能遵守国际新规则,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企业和渔民;(4)要开放式地制定修订技术法规,要加强定期进行不同层级的国际交流对建设世界造船强国至关重要,特别是高层要有目的、有策略地加强与欧、日、韩造船界的交流,求同存异、竞争合作。
4.技术法规的适用性还存在一些问题。各地渔业船舶在船型、结构、材料、作业习惯以及检验能力等方面差异性很大,如何保障法律法规的统一性、严肃性和局部地区的特殊性、适用性还是一个难题;
我国渔船现状与国家和国际公约及标准存在差距。这里有两个背景,一是我国船舶工业发展迅猛,商船的建造规范和检验标准不断提升,对渔业船舶的建造规范和检验规则是一个压力;二是我国虽然早已成为国际海事组织的A类理事国,但目前的渔船在执行国家和国际标准中,还有很多矛盾。一方面我们要保证渔业船舶的安全质量,同时跟踪渔船技术发展的大趋势,努力提升我国渔船的技术水平和检验质量,一方面我们还要考虑我国渔船及船员的实际现状,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渔船船员培训问题属于港监职能;我国渔船普通船员农民工的比例越来越大,现在可能达到90%以上)
5.行政管理与技术管理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渔业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是一项公共管理工作,既需要很强的行政管理能力,但更需要有很强的技术支撑,从某种意义上讲,行政管理是通过技术管理来实现的。与此同时,行政管理和技术管理也有所区别。例如,在渔船节能减排工作的问题上,政府不需要直接进行技术的研究和更新,这是科研部门和生产企业的职能。而渔业行政管理部门则需要在政府的定位上下功夫:做好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新技术的认定和培训以及执法监管等工作。政府职能的定位很重要,例如,节能减排,从技术进步角度讲,属于科研部门和生产单位;但在立法、政策、技术推广、新技术培训以及监督管理上,则属于政府。在渔船检验技术法规的立法过程中,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科学构架,突出重点;立足当前,逐步完善;立改结合,稳步推进”的总体思路,构建并完善以《渔业法》、《渔业船舶检验条例》和地方性法规及规章为法律依据、以渔业船舶检验技术法规为主干、以规范性文件为支撑的渔业船舶检验法律法规体系框架,我们首先需要遵循立法工作的原则:一是要遵循合法性原则,即要认真学习、深刻理解、严格遵循立法法(包括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行政许可法、渔业法和渔业船舶检验条例以及业经我国批准、承认、加入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的规定;二是法制统一原则,要与相关法律法规相衔接,防止“法规打架”现象的发生;三是科学适用原则,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渔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海洋、内陆,机动、非机动,生产、辅助船的技术状况差别很大,要增强渔业船舶检验技术法规的可操作性,使其在实践中能切实发挥作用;四是立法要和重要政策的出台相结合的原则,上位法(包括行政法规)以及国家重要渔业政策实施后,要及时、主动对有关规章进行清理和调整。
切实做好渔业船舶检验立法工作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发展渔区经济和构建“现代渔业、平安渔业、和谐渔业”的关系,要把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和资源统一起来;二是提升渔船修造质量和安全设备配备水平与渔民承受能力及传统作业习惯的关系,通过船员培训、政府适当补贴、企业技术进步、船东投资、职能部门加强监管以及构建渔业政策性保险制度等办法,切实保障渔业生产的安全;三是技术监督与行政管理的关系,要把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与技术监督统一起来;四是分工与协作关系,要明确分工,密切配合,加强论证,确保立法质量。
六、正确认识法律执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1.对法律法规的理解把握上存在差异。其原因:一是地域差异原因,即各地渔船在船型、结构、材料、作业习惯和检验能力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技术法规的普遍性要求还不能完全适应地方的特殊性现状;二是验船人员素质原因,很多验船人员不是船舶及船用产品专业出身,即使船舶专业出身,也缺乏检验的实际经验,对技术法规的理解和把握上差距还比较大,还不能严格按照技术法规要求开展工作;三是地方利益保护,出于发展渔业经济的考虑,往往疏于对法律法规的执行。
2.“严”与“宽”的尺度不好把握。目前,我们在执行法律法规中还存在一些“悖论”现象,比如,尊重企业(渔民)意见与遵守国家和国际法律法规以及标准;推进技术进步与正视企业(渔民)经济实力和生产习惯;既要促进经济发展,又要保证安全,既要当“警察”又要当“菩萨”„„如果严格按检验规则检验,很多船达不到标准,不能出海作业,渔民和政府不高兴。如果降低标准,出了事故,又要追究验船师责任。3.个别行政领导对渔业船舶检验工作的专业特性不够熟悉,习惯于用纯行政工作的方式来要求检验工作;只强调我们的职能,但不了解我们履行职能的能力和行业规则。
4.渔业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工作在责任、权力、能力方面不对称的问题还十分突出,检验力量(验船师数量和素质、检验装备)严重不足;对纳入管理的渔船,还不能完全做到登船检验;渔船检验质量和受检率还存在差距。
5.各级检验机构的事权划分还不够科学合理,行政许可权限集中,权责不够统一,效率还不高。
同时,在执行法律法规中还需要把握以下问题: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必须遵守职权法定、越权无效、法律优先、责权统一等依法行政原则,做到法无明确规定的行为不得行使;法律规定的行政行为,不仅要做到符合实体法,而且要符合程序法,要按照法定的程序、步骤履行职责。
七、正确认识国际海事标准变化对我国船舶工业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产业分工的细化、世界贸易的增加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海事标准领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标准的提高、严格以及国际化是大势所趋,这对于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船舶工业而言,更是意义重大。
目前,我们需要关注的国际规则主要有IOM压载水管理公约、国际劳工组织《海事劳工公约》等,这些规则在未来可能对我们产生作用。
(一)压载水管理公约(BWM)
为解决船舶压载水传播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对环境造成的危害,IMO于2004年2月通过了《国际船舶压载水及沉积物控制和管理公约》,公约将在合计吨位占全球商船吨位35%的30个国家批准后12个月生效。2011年蒙古及帕劳共和国加入该公约后,已满足了30个国家批准的条件(截至2012年3月31日,共有33个国家加入),会员国家的商船合计吨位已占全球的26.46%。
《船舶压载水公约》最终目的是要求船舶实施压载水处理以满足基于存活生物和微生物浓度的压载水排放标准(第D-2条),但公约通过时,没有任何成熟的船舶压载水处理技术可以借鉴。从公约通过至今,一些发达国家一直在研发相关产品,但由于投资风险大、技术难度大、批准和认可试验的程序严格等要求,仅有少数国家的压载水处理技术得到IMO的基本认可。能否制造出达到压载水公约要求的船舶压载水处理系统已经成为船舶压载水公约能否真正实施的制约条件。
虽然“压载水公约”尚未达到生效条件,但澳大利亚、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已通过国内立法,明确要求进入这些国家水域的船舶压载水必须符合压载水管理的有关要求,并通过PSC进行监督检查。目前我国拥有远洋船舶约1000艘,如果没有自己的船舶压载水处理装置,将会面临付高昂费用购买国外设备来满足压载水要求的局面。压载水公约通过后,我国一些单位不断在探索压载水处理技术,但受到缺少资金、缺少技术信息等因素的制约,船舶压载水处理技术开发研究进展较慢。目前通过我国型式认可证书的压载水管理系统有中远“蓝海盾压载水管理系统”、蓝天集团“BSKYTM压载水管理系统”和青岛双瑞“BalClor压载水管理系统”。
(二)国际劳工组织《海事劳工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ILO)于2006年2月第94届大会通过了《海事劳工公约》。新公约将现有ILO 60多个涉及海事的公约及有关建议书合并成一个综合文本,预计将在2011年生效,其规定不仅将适用于国际航行海船同时还将适用于国内航行海船。
新公约中规定了对不同类型、不同总吨位海船的船员舱室布置和生活设施配备的要求,在实施对船员的健康保护、安全和防止事故的措施中,还将考虑船上工作场所和船上起居舱室中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如噪音影响、振动影响等,旨在确保海员在船上有体面的生活和工作的条件。这些要求,都将对船舶设计和建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外,IACS正在开展的钢板负公差方面的研究,早期预报系统(EWS)对船舶工业的影响,以及IACS正在制定、完善的极地船舶标准、柴油机统一要求等,以及接下来的两年,IMO将通过加强对责任公约的实施来进一步强化政府对船舶污染海洋事故的责任,进一步加强与其它组织的互动与合作以协调采取共同措施,对船舶结构特征的重大改建的解释,强制实施船舶事故调查规则,修改MOSU规则,推进渔船安全公约生效,对比研究船舶事故与PSC检查之间的联系,制订船上人体(机)工程学导则,测定船舶CO2排放指数的机制等以推动GBS的实施。这些公约、规则的制订都将对我国船舶设计和制造业产生巨大影响。
八、把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推进船检工作
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管理从产生意义上讲是公共组织的一种职能,包括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和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非政府组织(NGO)为实现公共利益,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美国政治学家和现代公共行政学者德怀特•沃尔多指出:不论未来如何,公共行政仍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公共行政汇集两股力量:政府和行政技术。公共行政一直是人类文明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除非人类文明消逝、衰退或毁灭,或者转为一种新的境地,否则公共行政将永远长存。
公共行政就是国家行政机构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活动。公共行政乃是运用管理、政治以及法律的理论和过程来实现立法、行政以及司法部门的指令,为整个社会或者社会的局部提供所需的管制与服务的功能。公共行政首先是一种活动,这一活动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构,即通常所说的政府或者行政当局,不包括立法和司法机构,其客体是社会公共事务,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相应的必然是具有社会公共权威的机构,而这一机构在现代社会中非政府莫属。作为一种活动,公共行政必须依法举行,而且必须是有效的,即有效性和效率。
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务以合作为基础,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强调公民的权利。
把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推进船检工作,需要对政府职能有清楚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货币经济学的领头人)讲到,政府职能是:第一,保护本国公民的自由,抵御外敌侵略以及来自国内竞争者的侵犯(保证国家安全,防止来自国内和国外的侵犯);第二,维持法律和秩序,保证私人契约的履行(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员);第三,建设并维护公共事业、公共设施(反对垄断和矫正外部效应);第四,保护那些“不能对自己负责”的社会成员(政府有责任保护那些被认为不能“负责的”社会成员)。亚当•斯密对国家的作用与政府的动机表示极大的怀疑,与其“自私的动机,私有的企业,竞争的市场”这个自由制度的三要素之上,他规定了国家的三个任务:(1)提高分工程度;(2)增加资本数量;(3)改善资本用途。其认为不断增加社会财富的最好办法就是给经济活动以完全的自由,无需政府进行干预;进而对政府的义务做了三点限制:(1)保护社会,使之不受侵犯(国防;维护主权比财富更重要);(2)保护社会的每一个个体,使之不受侵犯(维护正义);(3)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政府成为守夜人(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
现在大家都在讲建立小政府,或称有限政府,因为“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但是政府的大与小,无限职能与有限职能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不能简单地以政府工作人员的数量来衡量。美国政府雇员和从政府领取工资的人数约为2000万,约为总人口的7.3%,远高于我国的3%。但从另一方面看,美国政府职能部门实施的是垂直管理,而我们则是条块分割,因此,我们公务员的数量总额尽管不少,却是“分散、重叠”配置的,因而构不成量与质的良性互动。我们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最推崇自由主义经济的国家,但也是政府干预经济最有力度的国家。美国自建国以来,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美国政府在经济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可以提醒大家,在工业化发展、市场化起步阶段,转变政府职能,不能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不能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造成政府的缺位。早在10多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过严厉的批判。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规律的使然,但目前我国市场的完善还需要时间和过程,市场主体的成熟和理性也需要时间和过程,因此,政府在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对履行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和责任不能有丝毫的懈怠。美国学者戴维•H•罗森布鲁姆/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合著的《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一书中有这样两段话:“公共行政,既是管理问题、政治问题、又是宪政问题。我们只有把三种认知整合起来,才能理解公共行政问题,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行政的现实问题”。“由于人们认识到有害的行为及其副产品不是他人的问题,因此人们要求公共行政管理者对公共利益责任的承担并非仅着眼于特定问题的范围,而是应遍及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也是人们认同‘公共行政并非一项专业技能,而是一种实践社会道德的形式’这一观点的原因之一”。我想这两段话对我们如何履行政府职能会有一定的启示的。
其实,管制与服务实际上是互为一体的,服务可以变成限制或管制,管制行动在增进公共利益的同时,同样提供服务。比如执业执照审批制度可以确保公民安心地享受医生、理发师以及其他职业人员的服务,但对其从业人员而言却是一种管制;驾驶执照和机动车检查制度能提高公路安全,但它同时也规制着人们对公路的应用。所以,我们应把管制与服务有机统一起来,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改善行政,一方面要做到不滥用行政权力,另一方面要用好行政权力,把该管的事管住管好。
第三部分 当前渔业发展面临的一些矛盾、问题和挑战
一、渔业科研院校与教学
水产院校的更名导致了渔业专业的弱化;不仅渔船工程专业被取消,捕捞专业也不见了踪影,势必造成渔业专业人才的后继无人。
二、渔船船型
目前,我国不但要发展不同作业方式的生产船舶,还要发展综合补给类船舶以保证油、淡水、食物的补给,此外还需要有运输类船舶和工程类船舶,渔船的船型要配套,使之形成一个科学的系统。(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建立起的第一批远洋渔船,绝大部分是从外国购置的二手船,船龄长、船况差,基本已达到或接近报废年限,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船舶寿命有其自然规律,主要取决于材料和设备的磨损状况,但也取决于保养和维修水平,美国衣阿华级战列舰是二战期间设计建造的,由于其严格的维护保养及适时地技术更新,直到海湾战争结束后,才正式退役。)
单就生产类船舶讲,渔船船型的选择首先要根据渔业资源,渔业资源决定作业方式,作业方式又决定船型;船型的设计还要遵循安全、经济(效费比)、环保、维权、舒适(在这方面,联合国粮农组织、劳工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对渔船都有要求)等原则,还要尊重渔民的传统作业习惯;渔船船型的研发,必须要有技术储备,必须要有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强烈意识。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人类的负责。需要强调的是,渔船改造不能闭门造车,要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渔业厅局、船检局、科研部门、大专院校、渔业企业和渔民群众的力量统一起来。我们还应知道,茫茫大海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捕到渔,远洋渔业同样要受到渔业资源和国际准入的制约,盲目发展带给我们的只能是灾难。
此外,还要注意保护群众渔业这个群体,从发展经济的角度看要发展大船渔业,而从资源保护的角度看则要发展小船渔业。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能为了发展渔业经济而伤害群众渔业。
三、柴油补贴政策
以柴油为代表的生产资料价格的飞速上涨,增大了渔民和渔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仅柴油价格就占了生产成本的70%以上。为了保障渔业的正常生产,国家开始实施柴油补贴。从实效来看,柴油补贴保障了渔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保障了渔业经济的发展,保障了渔业劳动力的就业,保障了渔区社会的稳定,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这是为渔民做的好事,我们应该坚持。一项好的政策出台带来的不全都是正效应,柴油补贴政策也不可避免带来了一些实际问题:
一是“有船的不出海,坐吃柴油补贴,想出海的没有船,受双控制度制约”,商业渔业没有特产税;不出海,仅凭捕捞证就可以获取柴油补贴,解决方案是凭借市场来优胜劣汰,但是还要保护群众渔业。
二是“渔业补贴给了谁?”,生产者没有享受到财政的阳光,但是如果没有船老板,渔业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制约。我们应该关注和研究的是,经济组织形式变迁的背后是所有制形式的变革,它直接影响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我们过去过于注重生产关系而忽视了生产力,但现在我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又忽视了生产关系。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船东与船工的关系已经是雇佣关系,这里确实存在着分配的“公平”和公正问题。作为政府,我们应该给渔民提供更多的公共品支持;二是渔业投资人在渔业领域的投资,吸纳了就业,给国民提供了高质量的水产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本身就是贡献。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书中指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劳动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的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这种劳动也可以转给经理)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马恩全集》第26卷第3分册550--551页)。所以,我们既不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但也需要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特别是要履行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关键是要解决好具体操作的问题。三是“应不应该有柴油补贴”。没有柴油补贴,渔业产业肯定“会死”,但是柴油补贴也存在严重的问题,生产者没有直接受益,有柴油补贴的即使不出海也可以过得很好,扼杀了渔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一个例子是,2013年3月中国渔政44608船在黄岩岛执勤护渔18天没有看到一条中国渔船;还有一个问题是海外渔场的开发和利用,有些国家有着很丰富的渔业资源而我们却不知利用,尽管国际入渔有很多制约因素,但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并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当然这里既有渔民的问题,更有政府的问题。
我们要正视历史,很多政策在当时可能都是最不坏的选择,人类就是在悖论中生存,我们要学会用悖论的方法认识问题,适应悖论,不能轻易否定过去,不能非此即彼,只能与时俱进。
四、双控制度
“双控制度”是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而设计的一个制度。但在执行中,我们就遇到了矛盾,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造成了渔船主机功率“大机小标”的现象。由于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柴油价格的飞速上涨,柴油补贴政策的实施等因素,在渔船船用主机功率管理上呈现着一些牵扯着多方的矛盾:为了规避收费和推销产品,船东和厂家联手“大机小标”;为了获取补贴,船东又“小机大标”;渔民为了生存,只能走向远海,造大船、使用大功率的船用主机就成为一种选择;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有些渔民开始将吃“细粮”的柴油机更换成吃“粗粮”的柴油机;有些干部为了给渔民“造福”,也在积极争取功率指标,甚至为“大机小标”开着绿灯„„这个问题确实到了必须深入研究和解决的时候了。
(一)“大机小标”产生的原因
“双控制度”是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而设计的一个制度。但是,由于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柴油价格的飞速上涨,柴油补贴政策的实施等因素,在渔船船用主机功率管理上呈现着一些牵扯着多方的矛盾:为了规避收费和推销产品,船东和厂家联手“大机小标”;为了获取补贴,船东又“小机大标”;渔民为了生存,只能走向远海,造大船、使用大功率的船用主机就成为一种选择;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有些渔民开始将吃“细粮”的柴油机更换成吃“粗粮”的柴油机;有些干部为了给渔民“造福”,也在积极争取功率指标,甚至为“大机小标”开着绿灯„„这些现象,不仅严重冲击了国家的“双控制度”,对安全生产和防污染以及依法行政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策及生产环境方面,一是涉及渔船的收费几乎都与主机功率挂钩,导致渔民为少交规费就与经销商和厂家联手利用“大机小标”作假;二是近海渔业资源衰退,捕捞效益普遍下降,迫使渔民选择大功率主机提高渔船适航能力,以利于开发外海,提高捕捞效果,提高生产竞争能力;三是功率指标分配与控制的监督机制不健全,为防止突破本地的功率指标和获取大功率渔船的检验权,加之基层工作经费不足,导致“59”马力现象,一些地方不是按照下达的指标选用主机,而是根据下达的指标贴花;四是柴油机的特性因素,柴油机面对不同用途,同一机型功率标示有一定的幅度,同时作为捕捞渔船,不仅需要一定的推力,还需要一定的拖力,特别是双拖渔船改为单拖渔船,如果增加功率,其指标谁来核定;五是小型渔船数量众多,且分布散,长期难以纳入渔业部门管理。从事小型渔船作业的渔民生活比较艰难,很多是没有办理检验、登记、捕捞许可,属于不得不“违法”才能生存的群体,即使要办证,现在也没有马力指标,实际上这些小型渔船的马力指标管理是失控的;六是部分渔船因主机老化淘汰,擅自更新比原主机功率大的柴油机,或擅自增加边机,造成实际装机与证书不符;七是发达地区要更新渔船,而欠发达地区没有能力造新船,就只能买进旧船,为规避双控指标的控制,加之渔船买卖市场的不规范,也造成了渔船的非法买卖,并通过与经销商、厂家联手变通,采取“大机小标”的方式,蒙混过关。
管理方面,一是由于各省政策不一,给买卖渔船准造证、捕捞许可证以有隙可乘。如浙江省三年不许造船(渔船),渔民为谋生增收,就从外省买取准造证和捕捞证,这些情况不在省里的监控下,使得渔船数量和功率指标失控。目前,利用外省指标,到外省造船是规避双控的一个“有效”手段;二是检测手段有限,一线验船人员很难在登船检验时发现和纠正功率不实的问题。即使配备了功率检测仪,有限的检验力量也无法面对数量众多的“大机小标”的违规渔船。即使查出了“大机小标”的违规渔船,面对“木已成舟”、“机已装船”的情况,要责令拆解,重新更换一台与许可证书相符的主机,渔民要损失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以上,处罚的难度很大;三是检验工作的内外部协调不够,如审图、产品检验、船舶检验环节对功率指标的监督不足;渔政、渔监和船检的衔接机制不健全。按规定,渔船发证程序应该是按准造证、检验证、登记证、捕捞证的顺序签发,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按制度办事。四是没有处罚依据以及执法中的两难状况。为了渔民生活生存,行政主管部门要求船检部门发证。五是检验人员不能认真履行职能;六是功率指标也是权力,有权力就有寻租的空间。
技术方面,一是柴油机特性复杂,同一机型的柴油机本身就具有功率宽泛的特性,在功率范围内任意标定一点都是合理的。同时,不同作业方式,不同船型需要不同的功率。世界所有的柴油机型谱在功率的标示上都有一个幅度,根据不同转数输出功率有很大差别。例如潍柴生产的X6170ZC,标定转数在1000—1500转时,标定功率为257—456KW;这种情况并不是某一家柴油机厂家所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柴油机厂家如美国、德国、奥地利、瑞典、日本等国的柴油机型谱也是如此。柴油机在功率的设计上为什么会有一定的幅度,主要还是根据不同用途,为获取更大的经济性而为(适用性—不同用途;经济性—耗油量和柴油机的使用寿命;作业方式——需要不同的扭矩)。另外,国家船舶行业标准及有关教材对功率的标定已有明确规定,我们是否有权力自己再做一个规定?因此,从我们自身讲,只能按照图纸设计进行功率核准——做到船机浆匹配。二是功率的定义(概念)也是宽泛的。三是超强度捕捞不完全取决功率的大小。犹如西方经济学中讲到的拉弗曲线:税率提高,国家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国家收入减少。船舶的设计理念是安全、经济、环保、健康。船用主机功率的选择,必须遵循这些原则。大功率必然提高生产成本,特别是在柴油价格飞速上涨的情况下;作业方式和作业工具的不同,对功率要求也不一样。渔民不会不考虑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不会不考虑效费比(性价比),大功率主机与生产效益并不完全成正比。四是主机功率“大机小标”现象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涉及渔船收费的标准在下降,甚至下降的幅度比较大,人们不会因为主机功率的大小再顾及收费问题;渔船转产转业、渔船报废,国家实施补贴;“过洋性”渔船的审批(功率不够不审批);双拖渔船变单拖渔船也要增加功率;还有燃油税及柴油补贴等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也会促使人们去“增大”功率。目前,有很多渔民又在要求将自己使用的柴油机按额定功率标定,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予以考虑。五是柴油机型谱的制定权在企业。无论是世界名牌还是本土化生产的柴油机(基本上是持生产许可证的本土化生产),我们都无权规定型谱。
(二)对策建议
真正实现对捕捞强度的有效控制,必须做到政策层面、法律层面、技术层面与人的统一。从经济学、法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的角度看,“虚标功率”不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船检部门一家所能控制的。之所以屡禁不止,乃是经济利益驱动、执法不严以及政策缺陷所至。另外,对功率超标如何处理,船检证、准造证和捕捞证如何做到统一?清理出来的马力数怎么办?这些问题需要配套的政策应对之。为了保证“双控制度”的严肃性和可行性,我们是否可以探讨运用这样几种方法:一是我们需要加强对渔业经济深刻变化的认识和研究,适时修订已经过时或存在缺陷的政策制度。二是可以借鉴日本的农林马力实行两个功率指标的办法。三是管住网具。四是在条件成熟时,加装渔获物监控设备,如ArgoNet(渔货量—品种数量监控)监控系统对渔船安全和捕捞强度实施监控的办法。随着各种收费的降低和减免,我们应该有能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一是从政策和制度上解决,借鉴日本的农林马力做法,探讨对渔船主机设定两个功率——即柴油机的最大额定功率和渔船捕捞作业功率。最大额定功率作为“补贴功率”,既可以维护柴油机产品的品牌(我们不能干预国际柴油机的型谱,国内市场上的著名柴油机基本是持生产许可证的本土化生产,用的是国际厂家的型谱),又可按照实际功率给渔民以一定的柴油补贴;渔船捕捞作业功率即给不同船型(不同作业方式)的渔船主机一定的“作业储备”功率(即最大额定功率乘以一个百分比。因为渔船与商船的不同就在于,渔船不仅要航行,还要生产作业,不同作业方式对其主机功率的要求有所不同),作为“收费功率”,这样既可减轻渔民负担,也便于管理,又可得到厂家、船东和执法部门的认可,最终达到规范主机功率管理的目标。难点在于一是需要渔业局的认可,二是需要对不同船型、不同作业方式、不同排水量渔船分别确定一个系数,比较复杂。
二是改变思路,从舱容、网具、监控设备以及信用评估等方面对捕捞量进行控制。具体方法包括:(1)如采用Arcos(船位监控。与GPS并用)和ArgoNet(渔货量—品种数量监控)监控系统对渔船安全和捕捞强度实施监控的办法。如果CLS公司能够把成本降下来(我国也应积极研发该类产品),我应考虑采取政府补贴方式,对从事国内生产的机动渔船实行强制配备、强制检验,以保护近海渔业资源。(2)对渔网进行强制认定,用捕捞限额予以控制。(3)用船长、吨位、舱容核定收取资源费。(4)对从事捕捞生产的单位开展信用等级评估等。
三是继续推进渔船船型标准化工作。
四是加强执法监督管理,密切渔业执法合作。仅从船检角度,我们可做以下一些努力:密切配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积极探索制定科学有效的渔船管理制度,修订和完善法律法规和技术法规。产品检验、图纸审核、船舶检验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规范柴油机检验管理的各个环节。
五是加强对渔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渔业生产者的法律意识、技术能力和信用素养。六是推进渔业经济组织形式——专业合作社的建设。
五、综合执法和专业执法
为防止在执法上出现多头执法、重复收费的现象,大家开始考虑综合执法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是执法与执罚是不同的概念,执罚只是执法的一个环节,不能将执罚替代执法;二是综合执法,不能简单地将有关执法部门合并,因为,部门合设,矛盾内部化,部门分设,矛盾外部化。矛盾没有灭失,只是位移。我们既要尊重专业分工,还要强调协同作战。因为,分工可以发挥专业优势,可以提高效率;整合力量,可以使1+1大于2。三是执行法律法规必须将执行条款与弘扬法的精神统一起来。四是综合执法必须专业配套,不懂专业何能对专业性很强的事务执法?工业化的突出特点就是要有分工和协作,在古希腊时期,色诺芬就提出了分工的理念——“一个人不可能做好所有的事”;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专门论述过分工问题。但是,分工必须协作,犹如现代战争,必须是多军兵种的联合作战。综合执法要解决具体的操作问题。要明确责任主体,要明白执法与执罚的概念,要将处罚的设定权和执行权分离,要建立不同专业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核心问题是要在不同部门之间建立“共同认可价值体系”,强化协作意识,并有制度予以保障。
六、节能减排
关于节能减排工作思路,我们应该在政府的职能定位上下功夫:一是要摸清渔船在节能减排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制定政策,如果船用主机需要更换,就需要有补贴政策予以支持,更换下来的柴油机还需要翻修并给予出路;三是新技术推广和新技术培训;四是依法监督管理。
节能减排工作是个系统工程,技术问题是科研部门和企业的职责(中国没有原创技术,基本是国外先进技术在中国的本土化生产),还需要船检、港监等部门的联合作战。此外,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外力来推进此项工作,如PSC(港口国滞留制度)制度来推进我国渔港对污物回收及处理的建设。
七、“三农”问题
小农经济社会,给予我们的是小农经济的思维,不懂得也感知不到“多米诺效应”。我们只讲现代化、工业化,只看到正效应、正能量,但很少看到负效应、负能量,往往是在弘扬一种正义的同时,牺牲了更多的正义。现代化、工业化带给我们的负效应、负能量不仅是环境污染、资源衰退,还有商业消费主义——市侩主义下的文化危机——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低俗文化、庸俗文化、反智文化,必然导致教育危机、精神危机和人的危机,这必然带来社会的危机、政治的危机,这在西方国家已有大量论著;在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三农”问题不仅中国有,美国也有,只是不如我们这么突出和尖锐。《粮食战争》一书中讲到,自杀人群最多的是农民,包括美国在内(债务)。
我们对中国“三农”问题的认识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农业属于经济问题,需要遵循科学精神;农村属于社会问题,需要遵从差别原则;农民属于政治问题,需要遵从自由平等原则,需要解决和保障农民的政治权益和人的尊严。
参考材料
渔业问题 篇6
一、当前渔业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发达国家渔业生产呈现高度专业化和规模化,从水产品原料供应、生产、收购、运输及销售等各环节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产量和市场需求都比较容易预测。而我国渔业生产分散、专业化程度低,生产规模难以估量,政府部门与专业机构难以掌握产销动态,养殖户就更无法对产销进行有效把控。并且水产品价格波动比较频繁,市场信息易失真,有时容易误导养殖户调整生产经营方向,从而导致同质化竞争、产品季节性、地区性过剩等问题。而且,有时很多非市场信息,如地方政府的盲目引导和不法商贩的错误信息也会对渔业生产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强迫或诱导养殖户误入歧途,这些都是信息化建设滞后惹的“祸”。当前我国渔业信息化建设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渔业信息的适用性急待提高
对于基层养殖户来说,当前渔业信息化建设更多地处于“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境地。比如,目前从国家到省、市、县各地都建设有渔业专业网站,但这些网站大篇幅提供的都是一些领导调研、各级会议等纯政务性的信息,并且随时更新,而养殖技术、病害防治、市场供求等方面的信息少之又少,并且久不更新,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些网站仅仅是服务于政务工作的,这显然是本末倒置,违背了“服务渔业、服务渔民”的初衷。
2. 渔业信息化基础相当薄弱
从总体情况来看,我国渔业信息化建设的基础呈现上下不平衡的状态,在国家及省级基础比较好,在市、县、乡村信息化基础设施仍显薄弱,有的根本没有配置电脑等设备。
3. 渔业信息化规划水平低
当前渔业信息化建设中政府规划滞后,政府与部门、部门与部门间的统筹协调不够,缺乏宏观发展规划,缺乏统一的综合设计,降低了信息化资源的利用率。同时,当前渔业信息化工作侧重于电子政务的推进和涉农信息的传播,而疏于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渔业和服务“三农”。在渔业系统中缺少既懂信息技术又精通渔业科技和经济的复合型人才,在基层渔民中能真正掌握信息化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人才更少,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信息技术的普及推广。
4. 渔业信息资源开发共享机制亟待建立
目前渔业信息从国家到省、市、县乃至乡镇存在各行其是、各显其能的分散状态,就像渔业网站一样,只建几个链接,根本没有考虑信息资源的统筹开发与共享,加上渔业信息化标准尚未建立,导致信息难以互通共享,为广大养殖户提供的信息服务经常出现重复、差异和滞后等现象,有的还引起信息混乱导致决策错误。如果能从上到下,既注重全国信息的集中,又突出地方各自的特色信息,建设共同开发信息资源、共同享受信息资源的联动机制,让广大养殖户一看即知全国的产销态势,又懂得各地的生产形势,从而指导生产和销售,就能真正让信息化建设惠及千万渔民和养殖单位。
二、渔业信息化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1. 强化政府指导和管理,是促进渔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前提
渔业信息化建设是一个综合性强、涉及面广且需跨地区和行业的系统工程,从国家到省、市到县、乡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在各级政府的领导和管理下,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作用,统一规划,分工合作,才能顺利实施。因此,政府在渔业信息化建设中应当处于主导地位,政府及部门要充分利用国家政策,争取投入到解决电子政务和生产示范建设中来,同时注意整合各类社会资源,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电子商务等渔业信息化建设,积极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投入与运行机制,逐步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新格局。政府要集中各方面的支农资金强化市、县、乡基层渔业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并出台诸如贴息或低息、减免税收等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个人、集体、企业(包括通信网络运营商)等各类社会资金积极投入到渔业信息化建设中来。
2. 坚持资源开发和共享,是提升渔业信息服务水平的必由之路
随着我国从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迈进,整个产业体系也必将融入到全球化、信息化的大潮之中,拥有信息资源的多寡决定着现代渔业发展的进程,坚持资源开发和共享是提升渔业信息服务水平的有效途径。首先要加强对国内外渔业信息资源的开发。渔业信息资源的建设包括信息的开发、采集、整合以及系统化的过程,坚持信息资源开发就是要建立宽泛的信息采集渠道,依市场发展及管理需要,合理布设信息采集监测点,建立统一的数据库,广泛涉猎国内外重要渔业信息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来指导产销。其次要建立起各层次、行业间的交流共享机制。要通过共享机制规范信息标准,统一发布制度,逐步推进渔业信息系统、网站、信息资源的集成和整合,实现所有涉及渔业公共数据的兼容与共享。同时要加强对渔业信息的采集和加工,提高渔业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和适用性,保障渔业信息网络能够提供符合渔业和渔民需要的信息资源,使政府、渔民和企业获得充分有效的渔业信息。比如国家级信息系统或网站就要及时公布和更新全国的渔业各类信息,各省、市、县依托各自的特色,及时公布和更新本地的渔业各类信息,使广大养殖单位既能了解全国渔业动向及产销形势,又能掌握本地渔业发展特色,因地制宜,调整产销,达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3. 加强队伍培养和建设,是搞好渔业信息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渔业信息化的关键在于应用,而应用的关键在于人才。目前的现状是大多数渔民的文化水平不高,对现代通讯信息技术知之甚少,这就需要培养一大批优秀的渔业信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人才。一是要加强对渔民的培训。现代渔业的发展需要培养现代化的渔民,要通过各类培训,全面提高渔民的素质,普及渔业信息教育,不断提高他们认识信息、利用信息的能力。二是要发展壮大渔业信息服务队伍。要充分利用省、市、县、乡水产技术推广、公益性服务体系的作用,加强建立涉及各级渔业管理部门、渔业龙头企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养殖大户的渔业信息服务队伍,培养一大批既懂生产经营又通晓信息网络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通过他们的传帮带作用使渔业信息化服务深入到千家万户,为渔业信息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4. 推进重点建设和示范,是加快渔业信息化步伐的有效途径
一是要建立健全渔业生产运行监控系统。在健康养殖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建立和完善渔业专家系统、水质在线监测系统、病害防控系统、渔业资源环境监测系统、气象预报系统等渔业生产、捕捞方面的监控系统,加强对养殖捕捞区域的全程监控与精准管理,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确保渔业安全。二是要坚持信息技术与传统媒体相结合。既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渔技推广方式,即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3G技术、传感器、互联网等,快捷高效地推广渔业实用技术;又要重视传统媒体的现实作用,因为在很多渔村信息网络技术还不十分普及,主要依靠的还是电视、广播等。三是要加快创建水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加强投入品管理和控制,推进健康养殖和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切实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四是积极打造渔业综合性服务平台,着力构建县、乡、村一体化的渔业信息服务体系。做好与移动、联通、电信、铁通等电信运营商的合作,加强渔业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组建水产专家队伍,积极开发信息资源,建立健全集政策法规、养殖技术、市场流通于一体的全方位服务体系。五是加快建立水产品电子交易系统,搞好大型水产品批发市场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升级,完善全国水产品批发市场信息网络和渔业供求信息系统,引导和鼓励龙头企业大力搭建电子商务平台。六是要积极推进渔业信息化试点示范,积极发展生态渔业、精品渔业,不断引进新品种、新技术,不断开发多功能、智能化的漁业装备、设备,切实增强对渔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渔业专业合作组织及广大渔民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现代渔业快速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王文彬 英山县水产局办公室主任,长期从事水产行政和技术推广工作,已先后发表渔业科普文章数十篇。联系地址:湖北省英山县水产局 邮编:438700。
渔业问题 篇7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渔业经济日益融入国际环境,但渔业生产风险也日渐增大。我国渔业、渔船和渔民的安全保障机制长期严重缺失,至今尚未形成稳定和健全的制度性保障。日前,我国渔业生产国家政策导向是“高产、高效、优质”持续发展。但“高产、高效、优质”渔业对应着高投入与高风险。那么,如何在“高产、高效、优质”的渔业发展理念下,弱化渔业生产风险,就成为当下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渔业保险一般指渔业经营者按合同约定向保险法人交纳规定的保险费用,保险法人按合约规定对投保人的损失进行补偿的互助合作行业。
我国的渔业保险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保险形式是商业性渔业保险和渔船船东互保。截至2013年,我国渔业保险累计承保渔民101万人,承保渔船7.33万艘、养殖水域面积13.33万hm2,保费收入已达16.02亿,保险深度为0.8%,保险密度为202.88人。
就渔业保险的承保组织而言,大致有三种形式:
一是以渔业从事人员自愿组成的社会团体,如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原中国渔船船东互保协会)。截至2013年底,中国渔业互保协会累计承保渔民819.79万人,承保渔船保费补贴55万次,提供风险保障金额累计达9638亿元。渔业互保协会承保额达渔业保险市场份额的90%,表明其经济补偿职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二是以商业市场力量为主导成立的商业保险公司。但相关资料显示,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的渔业保险业务,其业务量占全国渔业保险业务的份额较小;且在提供渔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中提供的保险业务一般都仅限于渔船船东雇主责任险和大型渔船的渔船保险,渔业保险方面的险种明显不足。其原因在于:由政府投资经营的中国再保险公司对国内部分保险公司的再保需求难以满足,这导致原承担渔业生产经营保险的经营者容易陷入超能力承险的境地。基本可以说,当前,完善的商业渔业保险经营体系在我国尚未形成。
三是政策性的保险组织机构——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其代表有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政策性的渔业保险相较于其他类型的保险组织机构而言,它具有非盈利性的特征,主要是以渔民利益为中心,在国家的帮扶下为渔民群体的生产、经营提供较好的风险保障,目前它被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是解决渔业保险现存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
由上可知,历经30余年发展,我国的渔业保险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但是,基于政府、保险机构、和渔民群体这三大渔业保险经营主体之间的稳定的渔业保险体系尚未形成。限制了渔业保险的进一步发展险,未能有效分散渔业生产经营风。表现在:经营渔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比例偏小,且多数为国家主导,产权制度不健全;同时政策性的渔业保险机制不完善。
2 我国渔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渔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2.1 投保率低,业务面窄,渔业保险发展与我国渔业生产快速发展不相适应
从水产养殖业发展看,水产养殖产出已超过我国渔业总产出的60%,但在现行的渔业保障制度中,对水产养殖方面的养殖险久未出台,在一些地方,甚至因为商业性保险机构无法承担过高的养殖险赔付率而相继停办其业务,致使相关的业务短缺。从渔业互保协会的方面来说,我国各地的渔船互保体系缺少联系,互保组织之间相互独立。此外,渔业互保体制的发展缓慢,很难继续适应我国渔业的进一步发展。其提供的保险的种类相对单一,同时全国各省份地区间,保险体系的覆盖程度存在差异。
2.2 渔民群体缺少保险意识,渔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
由于渔民存在投机心理、保险意识淡薄、保险索赔手续比较繁琐和遭到保险公司拒赔等原因,渔民对保险公司的可信度不高。而对于一部分希望参保的渔民的来说,因为实际收入偏低,使得其实际支付能力受到限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对渔业保险的需求。
2.3 保费补贴缺位,渔业保险业务的发展规模受限
国家财政补贴更多的是支持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很少将经营渔业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机构考虑在补贴范围内,这样一方面会打击商业性保险提供相关业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得渔业互保协会对财政补贴过度依赖,一旦遇到财政补贴难以到位的情况,较高的赔付率将可能使互保协会面临较大的压力。市场上,商业保险退出倾向逐渐加大,而政策性的渔业保险体系还未完善。我们国家现有的社会救济制度、保险服务尚未能对受灾的渔业工作者、参与人员造成的损失提供足够的补偿。对于渔民来说,他们的收入增长潜力远低于农民,转产转业难度大;近年来随着渔业行业经营成本的不断高涨,渔民面对的经济和人身风险也越来越大。同时,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海洋渔业的国际化以及近几年我国进行的围海造田运动,使得渔民的传统生产空间受到挤压,普通渔民不得不离开他们熟悉的渔业作业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行动也在加大渔业生产的风险。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不太愿涉足渔业保险的市场,从而导致了我国渔业保险市场的萎缩。
2.4 相关的法律法规尚未完善,各级政府对渔业保险的支持力度仍显不足
当前,我国仍缺乏一整套适应国际规则的渔业保险法律法规和相对健全的渔业保险体系,渔民的利益难有法律层面的切实保障。
据中国渔业2012年统计,全年由于渔业灾情造成水产品受灾养殖面积108.7 8万hm2,水产品产量损失138.54万t,受灾沉船874艘,死亡、失踪和重伤人数164人,直接经济损失237.39亿元。这表明在我国,每一起海难事故都会给渔民群体、地方政府和渔业管理机构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和负担,这也是沿海渔区最大的不稳定要素。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层面的缺失,导致渔民的利益难以在法律层面得到有效保障。
2.5 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缺失,决定了渔业保险的商业投入不足,政策层面的扶持力度有待加强
渔业生产发生巨灾风险的概率相当大,这就使得许多渔户容易因为遭遇一次巨灾而蒙受重大损失,生活渐入贫困,同时,一些渔业保险经营机构也因此受到很大打击,难以维持经营。相对其他的一些产业来说虽然渔业产业经济效益较高,但由于渔业产业本身经营风险较大,商业性以及互助性的渔业保险机制难以仅凭自己的力量独立支撑市场运行。而政府在渔业保险方面的投入力度仍有待加强,同时对渔业保险的险种的针对性补贴需要适当加强,像在水产养殖业就鲜有相对应的足够的补贴资金支持,同时也相对更需要若干特殊的政策保护。在渔业资源情况日益严峻的当下,更应该对合法合理从事渔业生产的群体给予支持,这就要求政府对商业渔业保险做出更多政策优惠。
3 推进渔业保险发展的一些建议
3.1 完善受损渔民的权益救济保障机制建设,推进互助保险法律法规建设,完善顶层设计
国家应当尽快建立“失海”渔民利益补偿机制以及相关的法律救助机制。同时,应当健全渔业互保协会方面相关的的法律法规,渔业互助保险的组织建设是整个渔业保险体系理性运行的重要基础,因此必须以国家法律或法规的形式明确其制度形式。渔业行业可以通过先择试点对渔业行业制定有关互助保险以及政策性保险等方面的管理办法,可同时试行颁布相应部门规章,之后再逐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条例。同时,对于我国各地的渔船互保体系缺少一种全国性,互保组织之间相互独立的现象,应当加以新的组织模式尝试,加强相互之间的联动。
3.2 普及有关渔业保险知识,完善对保险公司等的监查系统,开辟渔民意见反馈渠道,让渔民对渔业保险有更多的了解和信任
在实际生活中,道德风险事件的频发也延缓了渔业保险经营机构拓展和完善保险服务的进度。渔业保险由于其特殊性,在一些风险发生后,保险责任难以明确界定,而其所受的损失程度更是难以核实。因此,要通过宣传,普遍提高渔户的风险防范意识,提高渔户们理性选择渔业保险的能力,加强监督、诚信投保,要求渔户在投保时必须提供保险标的真实信息。
3.3 要积极推动渔业保险各方面业务的拓展,切实提升渔业保险队伍的素质
目前社会上,保险业方面的人才短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考虑聘用有良好职业技能以及职业精神的当地渔民组织成员进行当地渔业保险业务的管理,也可以考虑在地方成立与全国渔业互保组织联动的地方事务处理机制。此外,应将渔民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确定下来,使其适应渔业活动区的经济发展,这样可以让渔民也共享海洋经济增长成果;同时要加大对渔民职业技能以及专业知识的教育培训,提升农村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使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调整对我国渔业产业的补贴方法,使政策的优惠落到实处,使之真正能让底层的渔业工作者也能享受到改革福利,而不仅仅让少数“船老大”等占据大部分利益。
3.4 调整商业渔业保险体系,引入商业再保险的模式
渔业保险对比于其他产业,更具风险大、赔付率高的特性,也因此,许多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不太愿意涉足渔业保险的市场。同时我国财政补贴更大方面面向渔船互保组织,对商业性保险公司补贴力度不足。加之我国集体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必然会导致渔民内部的分化。目前,可以适当给予推行渔业保险业务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一定政策性补贴,同时努力规避渔业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此外,商业保险公司应当保持充足且适量的储备金,尽可能的避免无法及时偿付的现象发生。在此,国家应当发挥其作用,着力解决渔业保险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促进其业务的顺利开展。同时,可以尝试将商业保险和再保险引入到政策性保险中。面对渔业的高风险性和高赔付率的现状,单靠渔业互助保险协会来承担是不够的,可以通过商业性再保险的方式,将一部分保险的责任转分、再转分,这样可以尽可能的化解巨大风险引致的财务冲击。
3.5 加大国家财政在渔业保险方面的支持力度
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投入的财政补贴,着力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通过保费补贴的方式,从一定程度上减少渔民因为缺乏资金问题而无法投保的现象;二是通过管理费补贴的方式,针对性解决渔业保险经营成本过高的问题;三是通过采取再保险保费补贴的方式或对应建立渔业巨灾风险准备基金,以此达到分散一部分渔业巨灾风险的效果。据统计,从2008年我国沿海七省启动渔业互助保险中央财政补贴试点项目至今,中央投入财政资金已达1000万元,成功调动地方投入资金8000万元。辽宁、江苏、山东、福建、浙江和海南地区,入保渔船的数量同比提高了35%,入保渔民人均保额同比提高了38%。与此同时,应将创新、完善渔业风险保障体系及其制度建设纳入我国渔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尽快建立适应我国渔业发展情况的风险保障体系和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健全的渔业保险体系是控制渔业风险保障的基本手段,更是推动现代渔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摘要:渔业保险对生产风险较大的渔业生产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通过对渔业保险在我国的发展模式、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梳理,提出一定针对性建议以促进渔业保险在我国的更好发展,以期为我国渔业经济发展提供一定助力。
关键词:渔业保险,政策型渔业保险,发展措施
参考文献
[1]张聪,姜启军.我国渔业保险存在的问题与建议[J].江苏农业科学,2010(3):477-479.
[2]曾省存,刘飞,刘明波.中国渔业保险现状分析和发展模式探索[J].中国渔业经济,2011,29(3):36-47.
[3]李连恒,黄常娥.广西北海市渔业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8(28):317-318.
浙江省渔业发展现状、问题与方向 篇8
浙江渔场是我国渔业资源最好,生产力最高的海域,在全国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地位,区域内有海水鱼类428种、虾类67种、头足类18种以及众多的蟹类、贝类和藻类,世界三大渔场之一的舟山渔场坐落于舟山群岛,著名的嵊山渔场、中街山渔场、大陈渔场以及沈家门渔港、嵊山渔港、石浦渔港等一大批渔业基础设施,水产养殖、水产品流通和贸易企业,水产品加工能力和利用率在全国领先,历史上曾形成过嵊山渔场带鱼汛、岱巨洋大黄鱼汛、中街山墨鱼汛等重要渔汛,盛产小黄鱼、带鱼、鲳鱼和鳗鱼等各种经济鱼类以及曼氏无针乌贼、三疣梭子蟹、沙虾、滑皮虾、海蜇和紫菜等海水产品。
浙江海岸蜿蜒曲折,众多岛屿礁群簇拥着辽阔的浅海和滩涂,全省可用于养殖的浅海和滩涂面积约为9万多hm2,生物种类繁多,有潮间带动物602种,浮游植物280种,浮游动物254种,底栖动物373种,游泳生物201种,大型海藻169种,乐清的“蛏子”、宁海的“牡蛎”、奉化的“奉蚶”、三门的“锯缘青蟹”和舟山的“泥螺”等闻名遐迩。
浙江江河湖泊众多,历有“鱼米之乡”美称。全省可用于水产养殖的江河湖泊和水库面积约为20.5万hm2,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甬江、瓯江和千岛湖等水系和湖泊交叉,适合发展名特优、高产高效和出口创汇品种,采用精养、混养以及“稻鱼共生”等生态循环养殖模式,慈溪的“鳗鱼”、青田的“田鱼”、千岛湖的“淳牌有机鱼”、余杭的“黑鱼”和杭州的“西湖之春甲鱼”等特色品牌走销世界和全国。
1.2 浙江渔业发展现状
2009年浙江省共有渔业乡镇91个,渔业村767个,渔业户34.7万户,渔业人口118.2万人,分别占全国总量的9.9%、8.1%、5.7%、6.7%和5.7%。其中,渔业从业人员80.5万人,渔业专业从业人员51.7万人,从事海洋捕捞渔民为17.6万人,分别占全国总量的5.8%、6.1%和14.9%,拥有各类渔港208个,其中,国家级中心渔港10个,国家一级渔港18个,渔区主要分布在舟山市、宁波市、台州市和温州市等沿海及杭嘉湖平原等内陆地区。
2009年浙江省拥有各类机动渔船5.12万艘,234.7万总t,440.1万kW,分别占全国总量的7.7%、27.3%和21.4%。其中,海洋捕捞生产渔船年末拥有量为3.6万艘、199.1万总t和369.8万kW,分别占全国总量的8.4%、29.0%和22.5%;从渔船功率看,60马力以下渔船1.0万艘,60~599马力渔船1.6万艘,600马力以上渔船217艘,分别占全国总量的7.0%、22.8%和13.8%。远洋渔业企业25家,分布在三大洋的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域,拥有各类远洋渔船249艘,比2008年增加14.7%,占全国远洋渔船总量的17.1%,居全国第1位。
2009年浙江省渔业产量440.3万t,渔业产值1 195.2亿元,分别比2008年增长5.1%和减少6.2%。其中,海洋捕捞产量、产值分别为266.6万t和215.1亿元,比2008年增长13.8%和2.2%;远洋渔业产量、产值分别为10.7万t和11.2亿元,比2008年减少33.3%和30.6%;淡水捕捞产量、产值分别为9.0万t和7.7亿元,比2008年增长1.5%和2.7%;主要捕捞品种以经济鱼类、甲壳类、头足类和其它鱼类为主。
2009年浙江省水产养殖面积、产量和产值分别为31.4万hm2、154.0万t和212.6亿元,比2008年增加1.9%、减少1.4%和增加3.6%。其中,海水养殖面积、产量和产值分别为9.4万hm2、76.5万t和89.6亿元,比2008年减少1.7%、7.9%和增加3.0%;海水养殖主要品种有大黄鱼、梭子蟹、青蟹、南美白对虾、日本对虾、贻贝和紫菜等,并形成杭州湾、舟山和大陆海岸三大南美白对虾产业带,舟甬(舟山市和宁波市)梭子蟹、甬台(温州市和台州市)沿海青蟹养殖和温州鳌江口青蟹养殖三大产业带。2009年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产量和产值分别为3.0万hm2、10.4万t、25.0亿元,蟹类养殖面积、产量和产值分别为2.9万hm2、5.1万t和24.0亿元,与2008年基本持平。淡水养殖面积、产量和产值分别为21.9万hm2、86.5万t和123.0亿元,分别比2008年减少1.7%、增加3.5%和4.1%;淡水养殖主要品种有龟鳖、鲢鱼、草鱼、鳙鱼、鲫鱼以及珍珠等,已形成杭嘉湖(杭州市、嘉兴市和湖州市)、绍金(绍兴市和金华市)产业区两大龟鳖(乌龟中华鳖)养殖产业带,绍金(绍兴市和金华市)和杭嘉湖淡水珍珠养殖两大产业带。龟鳖池塘养殖面积8 333 hm2、温室养殖面积586万m2,产量11万t,产值42.0亿元;淡水珍珠养殖面积、产量和产值分别为1.8万hm2、1 432 t和20.0亿元,是产值最高的两大淡水养殖品种。
现有水产加工企业2 133个,水产品加工能力245.7万t。2009年水产品年加工量、产值分别为200.9万t和377.2亿元,比2008年减少0.4%和21.8%;其中,海水产品加工量为188.2万t,占全国加工总量15.1%,占浙江省海水产品总量53.2%,加工利用率相对较高。水产流通产值275.5亿元,比2008年增长8.9%;水产品专业交易市场75个,年交易量和交易额分别为333万t和380亿元;规模休闲渔业企业1 259家,产值10.6亿元,比2008年分别增长12.4%和23.3%;人均水产品占有量85.0 kg,超过全国人均占有量的2.22倍[1]。
1.3 浙江渔业在全国的地位
长期以来,浙江渔业担负着京津沪等全国主要城市水产品供应的重任,为丰富居民菜篮子和提供蛋白质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渔业作为大农业的重要产业之一,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在促进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渔农民收入、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优质食物和劳动力就业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利用国际资源和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客观检视浙江省在全国渔业中的地位,从渔业总产量、渔业总产值、渔民人均收入、水产品出口额和进口额等总体经济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1.3.1 渔业各项经济指标 从渔业总产量来看,浙江省渔业总产量居全国第5位,占全国渔业总量的8.6%,与其它省份相比渔业总量虽有所下降,但在海洋渔业特别是近外海生产方面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其近外海捕捞产量居全国第1位,占全国近外海捕捞总量的1/5以上,可见其为全国提供海洋经济鱼类的能力优于其它省份;远洋渔业受资源、海况等因素的影响,2009年比2008年减少53.0%,占全国远洋减产总量的89.4%,由全国第1位跌至第4位;海水养殖产量占全国总量的5.4%,居全国第5位;淡水渔业产量占全国总量的3.6%,居全国第10位;水产品年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13.6%,居全国第三位,虽低于山东和福建两省(来进料加工贸易量相对较多),但自捕海水产品加工比例较高。
从渔业经济总产值看,浙江渔业总产值占全国总量的10.4%,为全国第3大渔业经济体。渔业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产值450.1亿元,占全国总量的7.6%,居第5位;第二产业产值443.4亿元,占全国总量的16.5%,居第2位;第三产业产值301.7亿元,占全国总量的22.2%,居第3位。浙江渔业三次产业构成比为37.7∶37.1∶25.2,其第一、第二产业构成比基本相同,第三产业相对较低,而同年全国渔业产业的构成比为51.9∶23.4∶24.7,第一产业构成比相对较高。与全国前两位渔业经济体相比,第1位山东省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所占比例虽分别比浙江省低0.3个和2.0个百分点,但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却要比浙江省高2.3个百分点,优于浙江的渔业产业结构;第2位广东省的渔业产业发展不够平衡,第一产业所占比例过高,第二产业过低,分别比浙江省高9.3个和低17.4个百分点,但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却比浙江省高8.1个百分点,可见其流通和服务业相对比较发达。虽然浙江省渔业产业结构总体上相对合理,第一、第二产业发展比较平衡,但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比例不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成为渔业经济新的增长点。
从渔民人均纯收入看,2009年浙江省渔民人均纯收入为12 022元,居全国第3位,超过全国渔民人均纯收入的47.2%,但与渔民人均纯收入前两位中的上海和天津两市相比,分别净减1 313元和1 167元,相差9.8%和8.8%;与全国人均纯收入前6位中的后3位(江苏省、山东省和广东省)相比,分别净增2 150元、2 457元和2 610元,超出21.8%、25.6%和27.7%。
从水产品出口额看,浙江省拥有丰沛的海洋生物、水产加工资源和地理优势,近年来在巩固传统出口市场的同时,不断开拓东南亚等新兴市场。2009年出口额为12.8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2.0%,居全国第5位,但与沿海省份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同期山东、广东、辽宁和福建4省所占比例分别为33.7%、16.9%、15.7%和15.3%);水产品出口平均吨价为3 054.9美元,低于全国出口平均吨价的16%,仅为最高省份出口水产品平均吨价的2/3,说明其出口品种结构不够合理,附加价值相对偏低。渔业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来进料加工贸易所占比例较低,出口品种以鲜活、冷冻水产品为主,养殖产品、精深加工产品和加工产品数量较少,附加价值较低,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水产品进口额看,2009年水产品进口额为1.6亿美元,比2008年减少35.5%,占全国进口总额的3.0%,居全国第7位,而同期进口前5位占进口总额的83.9%(山东、辽宁、广东、福建和上海所占比例分别为36.5%、20.3%、12.9%、8.7%和5.5%),大大高于浙江省。说明浙江利用其自身渔业资源和海洋捕捞能力的优势,继续提供水产品服务全国和长三角地区外,不足部分由进口予以弥补,且以中低档水产品为主(见表1)。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中国渔业统计年鉴和国家海关总署网站。
通过比较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浙江省渔业发展的差距和优势。浙江渔业总产量、总产值虽然从全国第1位分别下滑到第4位和第2位,水产品出口量多额低,附加价值相对不高,但近外海和远洋渔业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海水产品加工率相对较高,渔民人均纯收入相对较高,渔业综合生产能力在全国名列前茅。
进入21世纪以来,浙江省渔业围绕“强基础、上水平”的发展战略,坚持“统筹兼顾、重点推进”的工作目标,合理调整渔业产业结构,强化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大力推进渔港标准化、鱼塘标准化和渔船标准化的“三化工程”及渔船安全生产系统建设,努力实现渔业经济的稳步增长。
2 浙江渔业发展的难点
人多地少、资源短缺是浙江的省情,民资实力厚、产业基础好、浙商资源多、加工业发达、劳力成本高、单位产值高、消费能力强是浙江省的又一特点,而渔业是浙江大农业中,产业基础较好、经济效益显著、市场开发最早的产业,尤其是其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和优良的渔业劳力素质,为渔业生产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浙江渔业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虽然渔业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发展,渔民收入稳步增加,在渔业资源和沿海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为渔业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渔业生存和发展空间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挤压,既有渔业资源日益衰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空间挤压,也有传统渔场缩减、浅海滩涂大量占用等外部压力,渔业资源、生态环境和养殖面积锐减成为制约浙江渔业持续发展的瓶颈。
2.1 渔业资源日益衰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空间挤压问题
一方面,近年来海域滩涂围垦、港口船舶工程、通讯电力设施、临港化学工业等涉渔建设项目的大量增加,对渔业生产和资源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另一方面,海域、湖泊等水域环境污染事件频发,将原因归罪于渔业生产,对水产业发展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浙江沿海和沿江污染源的大量排放,石油和柴油等化学燃料以及重金属的大量流入,导致入海排污口及周边海域底质沙漠化严重,底栖生物种群结构退化,1/3海域出现无底栖生物现象;沿海大面积浅海滩涂和湖泊围垦建设,导致生物和鱼贝类生息繁衍场所减少,水产生物种类尤其是经济性种类大幅减少或灭绝;海域和湖泊富营养化导致赤潮灾害频发,持续时间长,危害程度加重,生态环境恶化日趋严重,沿海海域多数处于不健康和亚健康状态,近岸海域中度和严重海洋污染面积达2万多km2。
2.2 传统渔场缩减、浅海滩涂大量占用等外部压力问题
随着中日、中韩渔业协定的实施,以及涉海建设项目的逐年增加,渔业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在渔场利用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浙江渔民目前利用的外海渔场面积约40%将永久性丧失,约40%将作为中日共同管理海域,捕捞生产将受到严格限制,迫使外海生产渔船拥挤在狭小的传统渔场,渔场饱和度和水产资源量均进入临界点,成为制约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特别是舟山海域大量企业用海、国防用海、通讯用海和锚地用海,使得海区渔场作业面积累计减少近1万km2。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和海运业的发达,使浙江海域的航道利用日益频繁,商船日益增多,特别是穿越舟山海域渔船作业海区、通往五大洲四大洋的各类货轮日均通过量为2 000余艘[2],造成商船与渔船碰撞事故频发,给渔民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损害。
长期以来在海域和湖泊的使用权问题上,一些地方开发无序,使用无偿,利用无度,甚至出现了海洋和江湖的“圈地运动”,围堤造地速度快、范围广、面积大,乱占滥用海岸线、海域和江湖资源,造成渔民“失海、失水”现象严重,渔民得不到合理赔偿,基本生活环境受到严重侵害,不仅造成渔业资源生存环境的破坏和空间的巨大浪费,而且严重影响海洋生态环境,降低开发的综合经济效益。另外,非渔劳力和其它资本相继进入,从事捕捞、养殖等相关行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海洋捕捞业中非渔资本的投入和劳动力的增加,加剧了渔业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3]。在浅海滩涂和湖泊利用方面,养殖水海域被征占用和被污染现象突出,养殖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近年来,水产养殖面积不断缩减,全省海水养殖面积约减少4万hm2,淡水养殖面积约减少1.5万hm2,不仅造成渔民生计出路等社会问题,而且影响水产品的安全和有效供给。
未来浙江省在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如何加大保护力度,完善相关政策,尽快建立渔业生态损害补偿机制,实现资源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良性循环,刻不容缓。
3 浙江渔业的发展方向
在宏观发展层面,浙江渔业发展需要围绕“保障市场供给、促进渔民增收”这一主题,加快渔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现代渔业建设。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国内外市场的水产品需求量将持续增长,国家和浙江省提出把“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新时期推进渔村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为现代渔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浙江渔业的发展区域、资本实力和市场消费优势明显,扎实的产业基础,对发展现代渔业,增加渔民收入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微观发展层面,浙江渔业发展需要围绕“以现代信息工程技术为主导的海洋捕捞业、以现代生物技术为先导的水产养殖业、以现代市场体系为导向的加工流通业、以海洋生物资源为依托的休闲渔业”的发展战略,按照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重点发展设施渔业、生态渔业、数字渔业和品牌渔业,建设与渔业资源、生态环境、社会需求和渔民致富相协调的和谐渔业,实现渔业生产从单纯的数量追求型向质量安全型和生态环境型的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和谐共赢。
3.1 以现代信息工程技术为主导的海洋捕捞业
一是大力发展“节能、高效、生态、精准”渔业,加快渔业安全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管理体系建设,加强渔船“双控”管理,实行“渔船渔机”的标准化管理,重点加强渔船主机“大机小标”的治理,逐步建立渔具渔法的准入制度。
二是加大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力度,积极倡导完善(延长时间、扩大作业、错时休渔)伏季休渔制度,带头执行伏季休渔制度,加强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建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加大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力度,加快海洋牧场建设。
三是大力调整海洋渔业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和扶持远洋渔业,加快远洋渔船更新改造,稳步发展大型远洋围网渔船,建设国家级现代远洋渔业基地;改进海洋捕捞作业方式,推广海上保活保鲜与海上加工母船工程,积极推进渔船节能减排和渔船卫生改造工程,改进海洋捕捞作业方式。
四是强化渔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继续推进标准渔港建设,完善渔船安全实时监控系统;进一步落实“转产转业”政策,妥善安置转产转业渔民;建立渔船交易与渔民劳务市场,进一步完善渔业柴油返回款使用政策(与渔业依法管理相结合、与渔业转型升级相结合、与现代渔业建设相结合);探索建立渔业捕捞权制度,以及渔政执法管理体制的改革。
3.2 以现代生物技术为先导的水产养殖业
一是以现代渔业示范园区建设为契机,积极发展“高效、高产、精养、生态、安全”的养殖模式,合理调整和优化养殖品种结构,大力发展生态养殖、设施养殖和循环养殖,重点发展名、特、优和出口创汇新品种,通过集约化生产提高单位养殖产量,通过组织化经营提高养殖规模效益,通过标准化运作提高养殖产品质量,增加养殖户收入。
二是在现有南美白对虾和青蟹养殖产业带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提高潮上带养殖,大力发展潮间带养殖,重点突破浅深海养殖,主攻海水鱼类、拓展蟹类贝类、扩大虾类、提高藻类养殖,突破深水网箱养殖,探索海珍产品养殖,开发海水立体养殖,发展工厂化养殖。
三是在现有淡水珍珠和龟鳖养殖产业带的基础上,全面推行水产健康养殖,大力发展设施养殖和生态养殖,加强产前苗种繁育、产中质量管理、产后流通贸易,积极推进洁水保水渔业。
四是加快标准鱼塘改造和苗种基地建设,推广生物养殖技术,扩大养殖规模,发展低碳和循环渔业,保护生态环境。
3.3 以现代市场体系为导向的加工流通业
一是探索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产业技术创新机制,突破水产加工产业共性和关键技术,培育水产品加工产业技术及产品创新的产业集群体(现代加工园区),促进产业升级和发展,提高水产品出口竞争力。
二是以精深加工和品牌战略为核心,积极开发新产品、新品种,形成一批有核心竞争力的精深加工产品,大力培育流通贸易龙头企业,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
三是鼓励加工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和科研投入,加快水产交易市场经营机制改革,建立水产品市场准入机制,加快水产品质量安全预警机制建设,积极应对贸易壁垒。
四是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大力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促进水产加工业与服务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推进水产电子商务建设,促进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3.4 以海洋生物资源为依托的休闲渔业
一是充分利用沿海沿江和湖泊优势,以优化渔业资源利用和保护为目标,突出休闲渔业的生态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和经济功能,发挥渔业、渔村和渔民特色,构建多层次、多功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休闲渔业品牌体系,培育渔业经济新的增长点。
二是充分发挥浙江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实力雄厚、区位条件优越和立体交通发达的综合优势,发挥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海洋文化、海洋环境、山海景观和渔民风俗习惯的优势,利用沿海大小岛屿和海洋自然保护区,大力发展海洋游钓业和海洋观光旅游业,并结合渔区和渔民“转产转业”,打造一批具有海上特色的休闲度假区。
三是积极发展以海岛、滨海、滨湖和山地为依托的海岛休闲、渔村休闲、鱼文化休闲等产品,拉长休闲渔业产业链,重点开发海钓、游艇、渔业博物馆等“鱼”字系列产品,形成不同地域、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的品牌体系,从面向国内消费者、“渔家宴”“渔家乐”等方式为主,转向国内外消费者兼顾、渔业资源利用为主的发展格局,进一步提升和发展休闲渔业的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1]国家农业部渔业局.2010年度渔业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2]李健华.新中国渔业的历史性巨变[N].中国渔业报,2009-09-28(1).
渔业问题 篇9
关键词:渔业,科技,成果,转化,对策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渔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 不但成功解决了水产品有效供给问题, 而且走出了一条“以养为主”的渔业发展道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渔业生产大国、水产品出口大国和主要远洋渔业国家, 创造了世界渔业发展史上的奇迹。我国渔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 得益于确立的“以养为主”方针为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 科技进步在产业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我国渔业产业发展每上一个新台阶, 都离不开重大科技创新的支撑。可以说, 重大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和产业化应用是推动渔业产业转型升级和大发展的不竭动力。
当前, 我国渔业正由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加速转变, 渔业经济发展进入到必须更加依靠科技进步驱动发展的历史新阶段。但是, 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阻碍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制度性问题还未完全破除,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市场环境还需进一步优化。
2012年7月, 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进一步优化创新环境, 完善和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政策措施, 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如何在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过程中, 寻求加快渔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新途径、新对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渔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课题。
1 我国渔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
长期以来, 我国渔业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比较薄弱, 许多新成果、新技术由于种种原因未在生产中得到开发应用, 或开发应用程度较低, 不能充分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据研究分析, 我国每年通过验收或鉴定的渔业科技成果, 真正能应用到渔业生产中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不到50%, 远低于日本、挪威等渔业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科技成果转化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现代渔业发展的重要瓶颈。
目前, 我国渔业科技成果转化已经初步建立了包含政府、成果供应主体 (科研机构、高校等) 、成果需求主体 (生产企业、渔民等) 、中介服务机构、技术推广机构等功能主体在内的多元化渔业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其中, 政府发挥着重要的宏观调控作用, 通过制定和实施科技政策、产业政策, 引导、支持其他成果转化功能主体的发展,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成果供应主体 (科研机构、高校等) 接受政府资助开展科技成果的研发, 并将科技成果向需求主体进行转化, 向中介机构和技术推广机构进行技术转移;中介机构采取市场化手段实现供需双方的有偿对接, 是科技成果进入市场的重要渠道;推广机构根据产业发展需求, 将科技成果无偿向需求主体进行转化;成果需求主体 (生产企业、渔民等) 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并向其他功能主体反馈信息。我国渔业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如图1所示。
2 制约我国渔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因素
诚然, 我国多元化渔业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已经初步建立, 但成果转化的功能主体之间仍然存在衔接不畅、供求不平衡、各功能主体自身缺乏有效的动力机制等问题。初步分析制约我国渔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
2.1 经费投入不足
我国渔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经费投入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财政资金, 包括科技部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和“星火计划”资金、农业部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国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和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等, 这类资金虽然金额不大, 但稳定性强, 是推动渔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二是信贷资金;三是项目单位自有资金。
在财政资金争取方面, 由于我国渔业科技成果转化未设立专项, 渔业与其他行业竞争处于相对劣势, 支持力度明显不足;在争取金融信贷资金支持方面, 受渔业生产不稳定、风险高, 惠渔政策少等因素影响, 争取资金难度很大;在自有资金支持方面, 由于渔业单位自身经济实力普遍较弱, 能够用于成果转化的资金投入较少。以上三方面的综合影响, 使得我国渔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经费投入与需求差距明显。一般而言, 科技成果的研发、转化、产业化三个阶段所需的经费投入比为1∶10∶100。当前我国这三个阶段所投入的经费比例大约为1∶0.5∶100。可见, 成果转化资金的严重缺乏是制约渔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重要因素。
2.2 体制机制不活
考评机制不完善。作为渔业科技成果的供应主体的科研机构、高校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 重学术轻应用的思想, 这导致科研人员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提高科研论文水平和追逐科研成果获奖上, 而忽视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人员在年终考核、职称评审、职务晋升方面长期处于不利地位, 经常出现成果转化成绩再突出也不如一篇论文的现象。
激励机制不健全。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利益分配规定过于原则, 缺乏可操作性, 而科研机构和高校受事业单位有关政策限制, 没有建立有效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 成果转化利益分配失衡, 只注重对科研人员的奖励, 而忽视对成果转化者、管理者的奖励, 严重影响了科技人员从事成果转化工作的积极性。
2.3 转化渠道不畅
我国渔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技术市场发育不完善, 成果供应主体和需求主体之间无法通过市场手段自发实现有效对接。现实中常常存在这样的情况:一方面, 成果供应主体未能寻求到合适途径促进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 导致大批科技成果闲置浪费。另一方面, 成果需求主体缺乏有效的信息渠道获取所需科技成果, 找不到自己渴求的科技成果。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渠道不健全, 包括中介服务机构、成果转化示范基地、网络公共平台等在内的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建设的相对滞后, 致使科技成果的传递、扩散与交流无法顺利进行。可以说, 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环节。
2.4 成果质量不高
渔业科技成果质量的高低是决定其是否能够转化的重要因素。受科研导向的影响, 我国科技成果供应主体的科研立项与产业结合不够紧密, 研发出的科技成果针对性、实用性不强, 真正适宜转化应用、契合市场需求的成果并不多, 无法满足现实生产的需要。造成农业科技成果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其一, 农业科技人员成果转化意识不强, 科研项目选题的初衷并非面向产业需求和经济建设;其二, 科研项目与研发需求不匹配, 项目支持的不连续和不稳定, 导致产出周期长的渔业科技成果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例如, 水产优良品种选育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攻关;其三, 研究与开发实力不强, 达不到产业技术需求。
3 促进渔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对策
加快我国渔业科技成果转化是促进我国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加速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 是实现科技与产业经济加速融合的重要途径。面对这项涉及面广、环节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多措并举, 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促进功能主体的有效衔接。笔者认为, 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措施加快推进渔业科技成果转化。
3.1 构建多元化资金投入体系
创新政府资金投入方式。综合运用无偿资助、贷款贴息、后期补贴等方式, 推进政府投资方式改革和创新, 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 带动民间资本开展科技成果转化。
深入推进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完善科技企业与银行信贷、科技保险和资本市场之间的市场联动机制。在渔业行业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试点, 实行科技贷款补贴、科技保险补贴专项, 支持通过担保融资、信用贷款、引入风险资金等多种方式进行渔业科技成果转化, 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与金融资本的有效对接。
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制定企业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投入的税费优惠政策, 激励企业增加科技投入, 发挥企业资金的主体作用, 促进企业主体性资金投入的持续增长。
3.2 健全成果转化考评激励机制
完善考评机制。按照分类评价的原则, 把握成果转化工作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制定考核指标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从业人员考核办法, 完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考评机制, 确保成果转化人员在考核评价中获得公正、合理的对待。
完善激励机制。建立公平、有效的成果收益分配机制, 提高科技人员参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按照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 探索建立适合成果转化的科技人员职称评聘制度, 逐步扭转转化人员在职称评聘中处于劣势的状况;在科技奖励和其他各种奖励中设置转化推广类别, 专项奖励在成果转化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 增强成果转化人员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3.3 推进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建设
建立科技成果信息服务平台。搭建开放式的科技成果信息服务平台, 及时传递成果供应主体和需求主体的相关信息, 包括水产新品种、新技术和装备、专利等科技成果向全社会的宣传推介, 科技成果供给和需求信息要实时发布和有效对接, 努力畅通渔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网络渠道。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建设。有效整合各类科技资源, 引导成果供应主体、需求主体高标准建设一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基地,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的典型示范, 以点带面, 形成强大的辐射带动效应。
培育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培育和建立成果转化服务机构, 包括科技产业园、技术转移中心、工程技术中心、科技服务经纪机构等, 实现技术转化与技术转移同步推进, 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组合, 构建成果转化的立体网络。
3.4 密切产学研合作
树立“研以致用”导向。推动建立“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产学研联合协作机制, 完善科研项目申报和立项机制, 引导科技人员从产业需求角度寻求科研立项。充分发挥科研机构、高校等成果供应主体的科技和人才资源优势, 重点围绕地方渔业发展和企业需求积极开展合作。
加强产学研交流互动。鼓励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的科研人员携带科技成果进入企业, 按照企业需求搞好跟踪服务和后续研发。探索以项目合作、联合攻关、课题招标等方式开展产学研合作。
创新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以产学研合作形式培养技术人才, 推动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资源共享共用, 包括联合培养研究生、科研机构和高校在企业设立实习基地、在大型企业合作建设博士后工作站。支持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之间技术人才的双向流动, 深入推进产学研的紧密结合。
4 结语
渔业科技成果转化是将渔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具体过程, 是实现渔业现代化和渔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必要途径, 促进和加强渔业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文中虽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对策, 然而在渔业科技成果转化中, 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成果转化的功能主体, 如何调动功能主体的积极性, 实现各功能主体之间的高效衔接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关键。
渔业问题 篇10
1 渔业生产存在的问题
1.1 渔业基础设施较弱, 安全监督管理、渔港建设不健全
大多数渔业专用塘设施老化失修、养殖水体缩小、生产能力降低、防御灾害的能力不强。石屏县渔业发展历史悠久, 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 但没有规范的水产品批发市场, 水产品流通受阻, 只能自产自销。同时, 石屏县未建立渔业病害防治、渔业水域环境监测、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水产品防疫检疫体系以及水生动植物保护体系。乡镇水产站办公用房简陋, 无仪器设备, 缺乏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和手段。渔业基础设施、渔业安全监督管理、渔港建设等不健全, 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渔业发展需要。
1.2 渔业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产业化程度低, 生产组织形式落后, 缺乏龙头企业
大产业、小格局、低投入是制约石屏县渔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 多年来, 水产行业在融资渠道上存在面窄、量少的现象, 地方财政投入资金很少, 远远适应不了渔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产业联动面不大, 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差;没有深加工龙头企业, 水产品的加工微不足道, 多为初级产品, 附加值较低;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不相适应的矛盾依然存在。在熟食品加工方面, 全县有13家注册煎鱼自产自销店, 但都是独立分散经营, 没有联动性, 各自打各自品牌, 不能形成品牌效应。
1.3 渔业推广机构不健全, 服务体系建设落后
各乡镇虽已设立水产站, 但工作人员大多不是专业学校毕业, 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异龙镇是全县的渔业大镇, 在职人员10人, 专业学校毕业的只有3人;坝心镇也是全县的主要渔业区, 水产站有职工4人, 但专业人员只有1人, 这样的人员配备较大程度地限制了渔业科技的推广。异龙镇是石屏县的主要渔业区, 但渔业服务体系建设起步晚, 基础差, 财政困难, 连最基本的专业服务设施如显微镜、化学仪器、水质监测器等都未配备, 作为最基层的一级技术服务站, 差旅费、办公费也难以解决, 致使很多工作无法顺利开展。
2 渔业生产持续发展对策
2.1 立足实际, 转变思路, 明确渔业生产发展的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 石屏县渔业首先实现了量的突破, 随着产量的增加和市场的变化, 渔业内部结构显现出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 渔业结构性矛盾开始制约渔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及时调整渔业发展思路, 明确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确立走科技、高效渔业的发展路子, 才能迅速调整生产结构, 按照“稳定池塘养鱼, 发展稻田养鱼, 扩大名特乌鱼, 建立观赏鱼基地”的战略措施, 优化结构, 提高产品质量, 推动渔业经济的发展由数量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根据石屏县渔业生产特点、开发潜力和资源优势, 按照“稳定池塘渔业, 合理开发大、中水域渔业资源, 大力发展稻田养鱼, 严格控制资源捕捞”的发展思路, 突出池塘养殖这个主体, 充分发挥大水面和稻田养殖在渔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不断提高渔业综合生产能力[3]。
2.2 加大地方财政投入, 促进新品种引进和基础设施改善
新品种的引进是扩大渔业养殖规模的有效途径, 是改善养殖品种单一的有效方法。石屏县名特优水产品养殖面积只有100 hm2之余, 养殖种类只有大闸蟹、乌鱼、金鲫、锦鲤、罗非鱼、青鱼、蛙类等, 且形成一定养殖规模的只有锦鲤和大闸蟹。石屏县气候温和、水资源丰富, 适宜多种鱼类生长, 在养殖现有品种的基础上, 应开发利用本地土著经济鱼类、经济价值含量高的水产品, 这样不仅能满足市场对特种水产品的需求, 而且还能保护物种的延续, 恢复异龙湖特有的“本色”。基础设施是渔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是加快渔业发展的动力, 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石[4]。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应做好以下4个方面:一是加强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在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基础上继续开挖鱼池, 改造原有鱼池建设商品鱼基地, 扩大外延生产能力[5]。二是建设水产品批发交易市场, 促进水产品流通。三是建设渔业发展支撑体系。四是加强渔政基础设施建设。
2.3 政府引导、扶持培植龙头企业, 推进渔业产业化
石屏县渔业经营分散、规模小、资金积累不足, 限制了现代渔业的发展。政府要从大局出发, 放眼长远利益, 扶持龙头企业, 改变渔民的传统经营观念, 树立“引外龙、扶强龙、兴小龙、育新龙”的发展观念, 这样才能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辐射作用。在水产品加工中, 对石屏县宝秀镇的传统煎鱼进行专业化生产、系列化加工、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 使该县渔业生产, 逐步形成种养加、科工贸一体化生产经营体系, 让石屏县渔业走上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调节的良性发展轨道。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 创建一批服务领域宽、组织程度高、经营机制灵活、活动能力强的农民专业合作协会, 提高市场化组织的程度, 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6,7]。
2.4 依托资源, 优化布局, 调整渔业区域结构
资源是渔业结构调整的基础, 实行合理布局, 发挥区域资源优势, 优化资源的配置, 提高渔业的组合效应, 是渔业区域结构调整的关键。根据渔业资源的分布特点, 石屏县要突出抓好“三大区域”特色渔业的发展:一是异龙湖湖区渔业资源丰富、基础好, 以发展名特优水产品、池塘养鱼、稻田养鱼为主, 立足于上规模、增效益;二是山区宜以渔资源开发为重点, 拓展渔业发展空间, 发展稻田养鱼, 促进农民脱贫增收;三是城市郊区和旅游区根据城市消费特点, 调整品种结构, 改革养殖制度, 发展以休闲渔业、观赏鱼为主的服务性渔业, 提高渔业综合效益。
2.5 抓好水产品质量安全, 确保渔业健康发展
水产品的质量安全是保障国家社会经济安全的基础因素之一, 提高水产品质量, 也是渔业持续发展, 提高效益的关键环节。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广大城乡居民对保障水产品等食品质量安全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提高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对调整渔业产业结构进而增加渔业效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控制在政府行政以至整个国家公共事物管理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的完善对适应市场竞争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 渔业部门要突出抓好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和管理, 大力推广健康养殖模式, 做好水产品的防疫检疫工作, 为社会提供放心的水产品, 促进渔业增质增效、健康发展。
3 结语
总之, 促进渔业生产发展关系到渔业生产实现现代化以及市场对水产品的需求, 调整渔业养殖结构和渔业生产发展要依靠党和国家的政策;在当地政府和渔民的共同努力下, 通过发展渔业生产, 促进地方财政增长、农民增收, 使渔业产业得到全面长足健康发展, 最终把渔业发展成为石屏县集旅游、休闲、娱乐、高效益的一大特色产业, 实现由渔业大县向渔业强县转变。
摘要:根据石屏县渔业生产现状分析其当前存在的问题, 阐明了渔业经济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单纯的传统养殖模式已远远不能适应市场需求。提出渔业生产的发展对策, 包括:立足实际, 转变思路, 明确渔业生产发展方向;加大地方财政投入, 促进新品种引进和基础设施改善;政府引导、扶持培植龙头产业, 推进渔业产业化;依托资源, 优化布局, 调整渔业区域结构;抓好水产品质量安全, 确保渔业健康发展等内容。
关键词:渔业生产,问题,对策,云南石屏
参考文献
[1]省水产技术推广站.云南水产[M].昆明:省农业厅, 2004:2-7.
[2]云南省农业学校.渔业经济与管理学[M].昆明:省农业厅, 1990:7-8.
[3]弋贤平.科学养鱼富民强业[J].科学养鱼, 2004 (1) :1-2.
[4]居礼.中国水产[M].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05:24-25.
[5]赖于民.农村实用技术[M].昆明:云南省科学技术厅, 2005:36-38.
[6]北京科技大干部局.创造学及其应用[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8:164-165.
渔业问题 篇11
全面提高水产品质量,发展无公害水产饲料的生产和无公害水产品养殖,为市场提供符合国际标准、安全可靠的水产食品,实现水产品从水里到餐桌全程质量控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目前情况下,水产品市场将出现以下几种潜在需求以及发展趋势:
1.水产养殖业中长期形成的高密度、高产量速成式养殖将向低密度、高效益自然状态养殖发展。过去的池塘养殖、网箱养殖、工厂化养殖追求的重点是高密度养殖,是单位水面的高产量。以产品产量为中心必然带来一系列负面后果,比如水质的严重恶化,鱼病频繁发生以致于药物残留超标;性激素在饲料中的滥用,导致产品毒性增加;单位产量的扩大,导致对虾的壳越来越薄,薄如蝉翼,河蟹的个头越来越小,将成为豆蟹。
我们所提倡的水产养殖的低密度,并不是恢复过去的粗放式养殖模式,而是在低密度中取得高效益。这也是科学,更是今后水产科研需要大力攻关的重点项目。因为低密度养殖更接近于自然,成鱼活动范围大,发病率低,可以少用或不用药,鱼肉品质及口味自然更好。
2.水产养殖的热点将从过去热衷于养殖品种的标新立异向注重养殖方式的更新换代发展。让水充分、自由地动起来,大范围地增加鱼类运动量将成为水产养殖追逐的新热点。近两年由于人们更加关注环境保护与水产品安全,利用原有湖泊、河流、渠道、滩涂、山泉等自然水域开展围网、网箱等养殖已蔚然成风。大面积自然水面网箱养殖虽然解决了水的流动,但仍未解决鱼的游动。由于高密度养殖,反而使网箱养殖的鱼群活动范围更加减少,降低了鱼的品质。近几年,在闽浙一带经常发生的养殖黄鱼和养殖鲈鱼大面积压塘,其原因正在于此。因为网箱养鱼造成鱼体沉积脂肪越来越多。由于活动量减少,鱼体肉质愈益松散,口味下降。在此意义上,仿野生环境、仿自然养殖比野生与自然方式下的人工养殖优点更多,效果更好。今后,梯田养鱼,仿山泉、仿流水养鱼,冲浪式、瀑布式养殖将取代原有的工厂化循环养殖;人工渠道式、仿河流式养鱼将取代鱼池式、坑塘式养鱼。设施渔业将从平面设施向立体、楼房设施发展。单纯的设施渔业将向复合式景观渔业发展。立体式、楼房式渔业养殖,由人工设置的瀑布效果与冲浪效应所产生的巨大的水的落差,不仅大大增加了水中含氧量,更加促进鱼的游动,而且将成为非常吸引人的特殊景观。由此,渔场也会增加门票、观光、休闲等附加效益。
3. 水产业中的科研、捕捞、养殖、加工等全部环节,将从过去的如何养好鱼、加工好鱼向如何卖好鱼转变。换句话说:水产业的发展方向,必须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变到以市场为中心上来。从市场出发,从消费者出发来安排科研、捕捞、养殖、加工的规划、计划、科研项目、投资项目、各类决策。过去,人们习惯于有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就养殖什么样的品种;有什么样的进口设备或现成配方,就加工什么样的产品。类似的观念其实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日益成型的今天,任何项目、任何投资、任何生产计划都不能以生产为导向,不能以科研为导向,也不能以现有人才、设备、技术为导向,只能,而且必须是以市场为导向,这是我国水产业发展的根本方向。
当前市场,特别是消费者所迫切需要的,是现有水产品品质的提高,口感的改变,肉质的改善。为了满足市场的这一要求,必须进行一系列技术开发,比如:水产品除腥技术的研发,鱼体除刺技术的研发,鱼品的保鲜技术,冷冻鱼的化冻技术(微波除外),冷冻鱼包装技术,贝类商品的除沙技术等。
4. 随着健康食品日益深入人心,水产品将以它低脂肪、低胆固醇和高蛋白、高营养的特性,在副食品市场中占据更多市场份额。
渔业问题 篇12
1 安徽省小型湖泊渔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1 种质质量污染问题
安徽省水产养殖鱼种通常采用天然群体与人工繁育异源群体放流或逃逸进行杂交, 存在比较严重的种质混交现象, 给天然基因库带来了基因污染的潜在威胁, 甚至可造成纯度及优良性状不可逆转的破坏。此外, 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 逐渐造成种质紊乱, 导致优良性状退化加快。
1.2 水体污染问题
养殖水体的污染除了外源污染物方面的原因, 养殖业本身对养殖水域生态环境的污染也比较严重, 如动物性种类养殖过程中人工残饵及代谢产物的排放、植物性种类有机质的溶出[3]。某些养殖区, 养殖业本身对水体造成的污染程度非常严重, 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 对养殖水体进行开发利用, 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
1.3 饲料污染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 鱼虾蟹类养殖饵料系数平均为2~3, 即每养成1 kg鱼需用2~3 kg饲料, 饲料污染问题也同样不可忽视。在实际养殖过程中, 投入的饲料通常出现大量的残饵、碎屑, 加上鱼的粪便直接进入水体, 或直接分解产生氮磷溶入水体产生富营养化, 或沉积覆盖缓慢分解产生大量的氮磷营养物质, 水体生态系统的能量物质循环系统被破坏, 加剧了水域环境的恶化[4,5]。
1.4 药物污染问题
渔业养殖过程中通常通过使用药物来进行消毒或防治病害, 但不科学地使用, 如滥用大量抗生素、盲目增加药物使用剂量等, 导致水体遭受残留药物污染, 导致重金属离子富集于鱼体内, 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
2 安徽省小型湖泊渔业发展对策
要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走健康生态高效养殖的路子, 应加强理论与技术研究, 通过示范推广应用, 使人们接受这一新的水产发展模式。
2.1 开发优良品种
优良品种是健康生态高效养殖的基础。为了降低养殖风险, 增加养殖经济效益, 应积极开展良种引种、选育、自育、自繁和提纯复壮工作, 选育能够抵御不良环境及对病害有较强抗性的养殖品种。同时, 选育优良品种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滥用药物对水体造成的污染以及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2.2 选择健康养殖模式
养殖品种搭配、放养密度、投入产出水平等诸多方面共同构成养殖模式, 目前, 我国大多数水产养殖者均以产量和经济效益作为出发点, 在盲目追求产量和经济效益的前提下, 养殖品种搭配不够合理, 采取的生产养殖方式也较为单一, 其结果不但不能达到高产高效的目的, 对自身养殖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健康生态高效养殖模式提倡合理搭配品种结构, 将渔业与种植业、养殖业进行有机结合, 最大程度地利用养殖系统内部的各种资源, 使废弃物的产生得到遏制, 在实现理想经济效益的同时, 达到最佳的环境生态效益。
2.3 科学合理使用养殖投入品, 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微生物制剂可以消除养殖水体中的氨氮、COD和各种有机物, 起到净水、养水、调节养殖水体中的微生态平衡的作用, 使健康养殖成为可能和现实, 应合理投入使用[6,7]。水产品本身是否带有病菌、病毒并非养殖病害发生的唯一条件, 养殖水体受到污染, 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水产品抗病害能力下降等也有可能造成养殖病害的发生。因此, 保证水体环境适应水产品的生长是水产养殖的基础和根本, 也是健康生态高效养殖新理念、新模式的技术基础。
参考文献
[1]刘国友.健康生态养殖是水产养殖业发展的必由之路[J].中国渔业经济, 2009 (1) :18-20.
[2]金刚, 俞振华, 徐朝辉.水产健康生态养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渔业致富指南, 2007 (11) :14-17.
[3]赵世养.关于宁波水产业与健康生态养殖之路的探讨[J].广西水产科技, 2003 (1) :109-112.
[4]金刚, 郑龙颂, 王海英.水产健康生态养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水产科技, 2010 (4) :34-36.
[5]周全福.发展健康生态养殖提高水产品质量[J].成都水利, 2003 (4) :47-48.
[6]申玉春, 叶富良, 梁国潘, 等.虾-鱼-贝-藻多池循环水生态养殖模式的研究[J].湛江海洋大学学报, 2004 (4) :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