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困惑（共4篇）
道德困惑 篇1
关于德育课堂有效教学的相关论述, 汗牛充栋。现仅结合日常的工作经验, 谈谈自己在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方面的一些体验和感受。这些体验和感受可能偏狭、易逝、甚至是细枝末节, 不具有普遍性和主流性, 但我觉得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因此, 不鄙浅陋地讲出来, 与各位同仁一起探讨, 抛砖引玉, 共同推动我校课堂教学改革。
1 德育教师的困惑及其成因分析
德育教师总有以下诸种困惑:为什么同样一节课在不同的班级, 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或者是满堂喝彩, 或者是死气沉沉?为什么同样一节课, 领导听课、教务检查时, 每位同学 (哪怕平时最调皮的) 都会努力配合, 展现自己最优秀的一面;而一旦关门上课, 师生处于自由状态时, 要么一片沉寂, 要么大呼小叫 (一般都是呼吁授课教师脱离课本内容, 补充新鲜、有趣、刺激的课外知识) ?为什么同样一节课, 领导听课或教研示范, 素以严格、高标准著称的学校教务、督导部门的专家, 或对同一门课程有着独到研究的同行, 能给出较高的评价;而直接的受众———最需要汲取知识的同学, 却不以为然, 甚至评价极低, 一无是处?为什么同样一节课, 同一课堂中的同学, 有些人听的笑意盎然、津津有味, 有些人却愁眉苦脸, 味同嚼蜡?为什么任课教师在讲台上, 旁征博引、眉飞色舞、滔滔不绝, 而在座的很多同学却云里雾里、迷迷糊糊, 曲高而和寡?出现这些情况, 原因是多方面的, 德育专家们也已给出了很多的分析和解答。但有两个深层次的原因, 似乎被我们普遍忽视了。
其一, 是否真正了解任教的每一个班级, 甚至班级中的每一个学生。心理学认为,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于他人的独立人格, 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知识学习, 每一个人也都有不同于他人的知识学习品格, 以此类推, 每一个班都有不同于他班的知识学习品格。如果德育教师的每一堂课, 都作具有针对性的备课, 针对每个班级、甚至每个活灵活现、变动不居的个人:研究不同班级、不同个人的知识现状, 学习态度, 对什么知识感兴趣, 同一知识感兴趣的是什么方面、何种层次, 同一知识怎样的教学方法更易为他们所接受, 同一知识辅以各自什么样的材料更便于讲解和传授等等。那么, 课堂有效性, 课堂的教学质量就会出现一个质的飞跃。简而言之, 提高课堂质量的关键在于任课教师需要真正的理解、读懂每一个任课班级, 每一个学生, 这是解决一切难题的前提和基础。
其二, 任课教师的每一堂德育课, 服务的对象是否真正的是学生?是优秀的学生, 落后的学生, 还是中等程度的学生?是现实的学生还是臆想的学生?事实上, 出现两种评判的巨大落差———专家满意、学生抵制, 恐怕是任课教师在所谓的“示范课”、“公开课”、“受查课”上, 将课堂服务的对象变成了检查的领导和听课的教师, 忽视了真正的主角——学生的需要、感受和情趣, 这实际上是一种不顾观众的扭曲表演, 意义不大。至于第二个问题似乎早已有了定论:一堂职业院校的以就业为导向的公共德育课, 既要关涉“吃不饱”的又要兼顾“吃不了”的, 但主要服务对象是中等程度的学生。但我们的任课教师要么对这一结论置若罔闻, 要么在课堂上动情讲解、潇洒发挥时, 将它置于脑后, 忘个干净。这个误区很多教师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涉足:只讲简易, 不作提升;只解课本, 鲜有拓展;以讲为主, 不求互动。提出第三个问题, 是因为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飞速发展, 各级各类学校的德育教师实际水平、正式学历都比较高, 硕士研究生进入职中、普高早已不是稀奇的事件。这些年轻的高学历德育教师因为在高校待的时间过长, 浸染了大学的风格和精神, 他们在给中职生或五年制高职生授课过程中往往使用高等学校的授课模式:一课通讲, 随意发挥, 没有互动, 不顾听者;同时不顾授课对象的心理、智力、品德发展状况, 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能力和水平, 作了很多无效的讲解:要么过深, 要么过偏, 要么严重脱离这类学生实际, 要么主观地拔高学生的能力、素养, 提出一些艰深的问题。诸如此类, 自以为高明, 实际效果平平, 甚至适得其反、误人子弟。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共识:每一堂德育课真正服务的对象只能是学生, 是具体人员不断变化的中等程度的学生, 他们是客观现实的, 不容授课者主观设定。
2 德育课堂危机及其化解
教师授课是一门立体的艺术, 如同演员在表演。既然是表演, 就需要任课教师既兴奋又洒脱, 既要精神饱满、富有激情又要自然而不做作。常常听到有老师说:这堂课怎么也找不到感觉;在某某班上课就是没有感觉。这里的“感觉”实际上就是任课教师授课时的状态或情绪。毋庸置疑, 一堂德育课教师情绪控制适当, 则可能思如泉涌、挥洒自如, 对于课堂效率的提升自然意义非凡;相反, 如果教师在课堂上情绪失控, 找不到感觉, 则可能异常憋屈, 思维不畅, 课堂讲授断断续续, 课堂质量当然无从谈起。这里不打算讨论如何有效控制教师的课堂情绪, 只想谈谈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学生对于任课教师不良情绪滋生的影响。因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德育教师, 上课之前必然会作充分的备课, 包括个人课堂情绪的备课, 总是带着与本堂课相适宜的情绪去为同学们授课的。课堂情绪失控, 多是因为学生的影响。职业院校, 学生干扰教师授课情绪, 是德育课常见的课堂危机之一。学生影响老师的情趣, 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有善意为之也有恶意为之。
先看善意影响。学生上课善意影响老师的情绪, 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归根结底可以概括为一点:教师的论述得不到学生的共鸣, 引不起学生的兴趣, 学生不愿意听讲。因而要么以沉默抗议之, 要么讲话、吵闹、做与本课无关的事, 要么有人直接站出来打断老师的讲课, 严厉斥责。这些情况当然会影响教师的情绪, 不过也是一种有益的影响, 犹如给任课教师当头一棒, 鞭策其进步, 促使其提高课堂质量, 尽最大可能地寻找、找准听众的兴趣点之所在。事实上经验丰富的教师也有办法化解这种尴尬, 维护自己在学生中的形象:立即停止这部分内容的讲授, 有的放矢的讲一点肯定可以引起学生兴趣而且自己最拿手的东西, 哪怕与本课内容毫无关系。重新获得听众的注意、认可, 再有意识地、隐隐约约地回归书本知识点。总之, 课堂上丢掉学生是可怕的, 牢牢地掌握学生才是硬道理。
最难处理的要数这样一种情况:有些内容是重点, 教师必须精细讲授, 但学生甚至绝大部分学生却不愿接受。此时, 个别学生, 可能恶意破坏课堂纪律, 影响授课教师情绪。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确实是一个难题。除了需要改善讲授技巧外, 真还得从长计议, 课堂外下功夫:通过长期的努力, 建立良性的师生关系, 形成自己的独特的个人魅力、个人风格, 学识上、品质上使学生佩服你, 从心底里喜欢上你。如此, 再遇到上述所列之情况, 个别学生自然会有所顾忌, 其他同学会也力挺授课老师, 努力使自己适应教师的这种授课方式, 容不得有人破坏课堂纪律, 干扰教师授课进程与授课情绪。
3 结论
德育课堂有效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 值得研究的地方很多。但无论是具体的个案研究还是抽象的宏观探讨, 无论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还是社会科学的分析路径, 都得落实到两点:
(1) 任课教师需要真正地了解我们的每一个听众———学生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
(2) 一切的授课工作需要真正服务于每一位现实的同学。这两点的完美契合, 需要教师高超的驾驭课堂、化解危机的能力。
摘要：德育教师面临诸种困惑:同一节课, 不同班级效果迥异;相同内容, 专家评议与学生反映截然相反;精彩讲演却曲高和寡。造成这些现象的关键原因是德育教师未能真正地了解与真诚地服务于每一个班级、每一个学生。因而, 必然造成德育课堂危机, 学生影响教师授课情绪和授课心态。
关键词：道德教育,困惑,危机
道德困惑 篇2
义利观:当代青年的道德困惑与选择
义利观问题是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中的根本问题,也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必须面对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引起了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新变化.义利关系,不仅是个人私利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同时也是伦理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当代青年树立社会主义的利益观,有利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作 者：张志祥 张涛 作者单位：河西学院,甘肃,张掖,734000刊 名：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DONG COLLEGE OF YOUNG CADRES年，卷(期)：15(3)分类号：B018关键词：当代青年 知识分子 道德困惑 功利主义 价值观
道德困惑 篇3
关键词：道德人；经济人；扶贫制度；扶贫行为；制度安排；扶贫绩效评估制度；扶贫参与制度；扶贫权力约束制度
中图分类号：F20；C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l(2011)02－0007－05
一、引言
扶贫是提升公共福利和公共利益的重要举措，是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但是，政府的实际行为往往偏离其职能内容。因此，不能因为扶贫职能的高度道德性，就简单地判断在扶贫过程中不可能出现违反道德的现象，更不能想当然地把承担扶贫职能的个体预设为道德的化身。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扶贫政策和扶贫活动几乎完全是依据这种不科学和不现实的想象和假设而展开的，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通常也以“道德人”的形象来履行其职能。改革开放之后，经过多年的探索和试验，完全“道德人”的人性预设已经有所松动。如国家的扶贫方式已经从单纯的“输血”式扶贫转变为以“造血”式扶贫为主。三项财政扶贫资金中，以工代赈资金和贴息贷款都属于“造血”式，带有无偿性质的“输血”式扶贫资金——财政资金也从无偿救济转变为通过项目申请。但是，从“道德人”假设出发制定扶贫政策和开展扶贫活动在扶贫领域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
在人性判断上，“经济人”与“道德人”是一对矛盾，统一于现实中的个体存在。“经济人”假设本来是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而公共选择理论出现之后，运用“经济人”假设来研究政治领域中的政府行为已屡见不鲜。虽然以谋求公共福利和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己任的政府及其行为，能否以“经济人”为逻辑起点来开展研究，尚存在很多争论。但是，在扶贫领域存在的诸如挪用公款、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在扶贫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地方政府与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利益博弈等现象都使得引入“经济人”人性假设成为可能，也非常需要(许源源等，2010)。本文通过分析“道德人”人性假设在现阶段扶贫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来论证引入“经济人”假设的必要性，進而提出限制具有“经济人”特征的政府行为的几种制度安排。
二、扶贫制度：基于“道德人”假设的必然性和具体表现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1998年中文版)指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就是所谓的“道德人”。一般来说，“道德人”具有如下特征(吴育林等，2004)：第一，利他性。在面临利益选择时，道德人会有意识地回避个人的利益，而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或者优先考虑他人的利益。第二，社会性。道德人的行为一般是依据社会和集体的价值标准而发生，其行为的社会认同度较高。第三，社会价值性。道德人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他一切行为的指向是公共福利的增长和公共利益的最大满足。
以“道德人”为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国家扶贫制度安排的必然选择。从国家性质上来说，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根本宗旨。政府公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对他们的基本要求。“道德人”特征从任何一个个体進入公共部门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他。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共同富裕，从而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依据。从经济体制上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要求有集体主义的支撑，在极端情况下，它还排除任何的个人私利存在的可能性。简言之，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传统文化决定了扶贫制度必然是以“道德人”为基点的。以“道德人”为基点而存在的扶贫制度安排有如下表现：
其一，扶贫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缺少民主性。“道德人”的人性假设会给扶贫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一个心理暗示，即政策的接受者是不会质疑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道德水平的。因为所有拥有政策制定和执行权力的主体都是具有较高道德水准的值得信任的公职人员，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私利而做出有损其“道德”标准的事。正是在这种“道德幻想”下，有权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有了“父母官”和“道德至上者”的情结。这样，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执行都可能不太会考虑接受者的感受。
其二，扶贫形式侧重于“输血”而非“造血”。现在，一般来说，扶贫方式有“产业选择、市场培育、对口扶贫、援助、税费减免、项目注入、低息贷款、以工代赈、基本设施、社会保障、提高能力素质、政策支持”等形式。每一种扶贫方式都离不开政府的主导。这些扶贫方式中，“对口扶贫、援助、税费减免、社会保障”等是彻底的“输血”形式，其他诸如“项目注入、低息贷款、基本设施、政策支持”等形式也存在部分的“输血”功能。虽然现在这些“输血”方式在某些地方已经不再占主导地位，但还是被很多扶贫工作者津津乐道，被许多贫困人口心悦诚服地接受。在“道德人”假设支配下，扶贫政策和扶贫活动往往被戴上“道德”的光环，似乎“产业选择、以工代赈、提高能力素质”等“造血”形式就是“不道德”。在八七扶贫攻坚刚开始的几年，某些贫困地区出现的“等、靠、要”现象就是证明。
其三，扶贫资金的使用缺少监督。现阶段，我国政府的扶贫资金主要分为三种：财政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和扶贫贷款。正如前所述，三种扶贫资金中，财政资金和扶贫贷款都带有部分的无偿性质，属于“输血”形式。扶贫资金的使用权归属于政府。在“道德人”的人性假设条件下，因为道德人本身的利他性和社会价值性，公共权力部门对于公共资源的使用和分配将会被认为是绝对公平和科学的。从而，就不会有人对扶贫资金的使用進行监督。被赋有“道德人”人性特征的公共权力者，也会把自己想象成真正的“道德人”，从而不接受别人的监督。
其四，扶贫方式以政府为主导，具有“经济人”属性的企业等市场组织参与机会较少。在市场领域，市场活动主体往往是依“经济人”本性来开展活动的。具有“经济人”属性的企业等市场组织，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存在的目的。如果它们承担了扶贫职能或者参与了扶贫，除了不符合其“经济人”本性外，还有可能被误解为通过扶贫追求利润。其结果是，一方面企业等组织的扶贫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导致政府的扶贫压力过大，扶贫绩效不高。
三、扶贫领域中市场经济对“道德人”观念的冲击：“经济人”假设引入的必要性
在“道德人”的人性假设支撑之下，我国一直以来都是采取政府主导式扶贫的模式。这种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有学者很早就尖锐地指出，“一系列局部调查显示，目标明确的扶贫行动对于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作用，扶贫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市场化改革及其带的全面经济增长”(康晓光，1995)。虽然还没有足够的数据准确说明市场化对我国扶贫成效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但是，从我国扶贫开发的四个阶段来看，扶贫效果的取得的确与市场化改革导致的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
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1978—1985年)。其主要措施是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营制度改革，采取了农产品价格逐步放开、发展乡镇企业等多项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土地产出率。
第二阶段是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年)。为進一步加大扶贫力度，政府自1986年起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安排专项资金，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自此，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和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我国的扶贫工作進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第三阶段是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年)。1994年公布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提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第四个阶段是脱贫致富阶段(2001--2010年)。2001年出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指出，要集中力量，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進程，把我国扶贫开发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从以上四个阶段的主要提法来看，市场经济对扶贫定位上“道德人”的影响表现在：首先是扶贫的每一个时段都与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发展相关。1978年是改革开放刚刚起步；1986年正是“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开始，是“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僵化体制，开始转向适应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要求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的关键时期；1994年是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蓝图后，進一步深化改革的第一年；2001年是“十五规划”的第一年。其次是具体的扶贫方式也在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比如：开发式扶贫占主导，改变了单纯的救济式扶贫；坚持政府主导、动员全社会参与等。固然有这些宏观的因素，但是引入“经济人”假设的最重要原因还是在于政府在扶贫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违背“道德人”特质的现象：
1、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
地方政府的逐利性在扶贫过程中屡见不鲜：
一是通过控制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设租。现在的扶贫资金一般是通过项目形式发放的，项目的审批权控制在政府手中。部分政府官员和政府部门在逐利思想的影响下，把用于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的资金变成了谋私的资本。“仅以广西为例，2004年1月至2005年2月，广西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挪用和私分救灾款、扶贫款和移民安置款等职务犯罪案件48件，涉案人员56人，占广西检察机关反贪系统立案总数的4％，涉案金额达1100多万元”(常颖，2005)。
二是通过制定有利于实现其政绩的扶贫政策来攫取政治资本。在压力型政府体制之下，政府为寻求政绩，往往做出一些“短平快”的政绩工程，有些地方甚至选择一些非扶贫对象的村给检查者造成感观上的错觉，如在主要干道两边修建实际可能并不存在的扶贫基地等。
三是通过滥用或者虚报扶贫资金来为个人或部门谋取私利。挪用扶贫款、贪污扶贫款等就是证明。
2、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
扶贫需要有合作，也只有合作才有可能实现扶贫目标。但是，在实际的扶贫过程中，有着不同利益需求的主体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不当博弈。主要体现在：
首先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特别是与县一级政府，在理解扶贫目标上有明显的差别。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减少贫困人口，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而县一级则往往把县级财政收入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张保民，1998)。
其次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除了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之间为争取或争取更多的扶贫款和扶贫项目而展开竞争外，还包括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与非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资源竞争。再次是参与扶贫的各部门之间的博弈。参与扶贫的各个部门中，既有专门的扶贫部门，也有中央要求的对口扶贫部门。因部门利益的存在使政府反贫困行动难以协调，可能出现削弱甚至抵消工作成果的情况(廖富州，2004)。
最后是地方政府与农民及企业的博弈。政府在扶持公司的同时，往往过多地介入企业的微观管理，甚至直接参与经营，而当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出现矛盾时，往往是牺牲一定的社会效益，以达到和企业的妥协(卢淑华，1999)。存在利益博弈并不奇怪，但是因为利益博弈而损害扶贫绩效则不能说正确。利用扶贫谋取个人利益或者部门利益则更不能容忍。
3、扶贫目标瞄准对象出现严重偏差
其一，不了解贫困人口的真正需要。政府的资金往往投入到能够带来重大(或较好)经济效益的产业上，却忽视了农村最需要解决的农业项目。这样做既可能缺乏严密的论证，又可能造成重复建设等系列问题。
其二，扶贫目标瞄准对象出现偏差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当前我国，扶贫瞄准对象出现偏差很多情况下都是非规范操作的。比如，有钱的农户为了得到扶贫项目和扶贫贷款，通过寻租行为可以得到，没有经济和政治资源的农户则不可能得到或者说很少得到；而政府也在有意地扶持那些能够在短时间内利用扶贫款迅速改善生产和生活状况的农户。双方一拍即合，腐败也就此产生。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扶贫监测报告显示：2007年，“贫困户中只有19.5％的农户得到项目，低收入户中只有20％的农户得到项目，分别比其他农户低1.3和0.8个百分点；贫困户中得到扶贫资金的农户占15.8％，低收入户中得到扶贫资金的农户占16，5％，分别比其他农户低1.3和0.6个百分点；在参加项目的农户中，贫困户的户均资金691元，低收入户为880元，其他农户为978元。可见，无论是户均资金额还是参加项目机会，其他农户都高于贫困和低收入户，贫困及低收入农户没有在分配扶贫资金时得到优先照顾”(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9)。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存在着违背“道德人”本性的事实，而体现出“经济人”的特性。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所谓“经济人”是指理性的利益最大化者。它有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自利性。“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以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为目标。这里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等一切利益。二是有限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要受到它所处的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影响，故而是在有限范围内的利益最满意，不是绝对的最大化。三是范围广泛。“经济人”不仅仅指人，还包括拥有权力的组织，政府正是其中之一。至此可知，政府的上述表现充分体现了“经济人”的特征，因而从“经济人”视角研究政府扶贫行为就成为必然，也必需要做的工作。
四、通过制度安排限制具有“经济人”特征的政府的扶贫行为
通过制度安排消除政府“经济人”特性的负面影响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内容。就扶贫领域来说，有必要建立或者完善以下几种制度：
1、扶贫绩效评估制度
扶贫绩效评估的目的是要科学和客观地反映出扶贫项目的实施情况，進而做出保持或调整扶贫政策和扶贫制度的决策，有效的绩效评估是扶贫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扶贫绩效评估制度首先要确定扶贫绩效评估主体及其组织架构。扶贫绩效的高低既受制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水准、政策实施中的环境因素，也取决于政策制定和执行者的道德境界。而对扶贫绩效最有发言权的是政策针对对象，评估主体相应的应该从这些方面产生。具体来说，应该是政府财政(金融)部门、统计部门和扶贫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组成一个官方的评估组织，社会组织(包括国内和国外的社会组织)和学术研究团体(或个人)组织一个评估组织，贫困农民组织一个评估组织；然后三个组织合并，以后两个评估组织为中心来开展评估工作。这样既可以避免政府部门评估的形式主义，又可以有效调动全社会参与评估的积极性，获得真实的资料和数据。不同的组织進行绩效评估，其方式和标准就可能不同。通过以上的主体及组织架构的确定，可以有效减少压力型体制之下地方政府追求单一的经济增长目标，進而更科学地确定评估方式和评估指标。一般来说，扶贫绩效评估要做到科学和客观的第一步是要合理选择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第二步是利用各种方式收集真实的资料和数据，第三步是对资料和数据進行理性的分析和整理，第四步是公开经过科学分析和论证的结论。评估的客观和科学还取决于指标的确定是否合理。因为各个地区贫困的程度和造成贫困的原因不同，扶贫政策也有不同的运用方法，产生的效果也不尽相同，所以对于评估主体来说，指标是否具有针对性是他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确定了评估主体和评估方式及指标后，还必须要求评估主体严格按照既定方针开展评估，对评估的监督由此产生，而监督评估离不开扶贫参与制度与权力约束制度。
2、扶贫参与制度
虽然《中国农村扶贫纲要》等文件都把“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参与扶贫”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内容，但是我国扶贫参与的范围主要还是局限于政府内部的参与。社会组织(包括营利性组织)尤其是贫困农户缺少参与的机会和参与的激励。建立完善的扶贫参与制度应该从提供参与的机会和激励开始。参与扶贫是社会的责任也是社会的权利，但要获得这种机会并产生激励还必须做到几件事情：一是公开扶贫工作的各个环节，使社会组织和贫困农户熟悉参与扶贫的信息。二是宣传扶贫的目的和意义，强调社会组织和贫困农户参与的重要性。三是政府权力部门在制定和落实扶贫政策时积极与社会组织和贫困农户沟通和协商，主动要求它们参与。四是为社会组织和贫困农户参与扶贫提供制度保障，使它们能够全心投入。五是给予参与者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激励。总之，可以把扶贫参与者看作一个“经济人”角色，通过为它们提供机会和激励来满足其必要的利益追求。当然，扶贫参与制度的建立，更主要的是要通过扩大参与范围，尤其是增加社会组织和贫困农户参与的数量和程度，来约束公共权力部门的扶贫行为，规范扶贫政策。
3、扶贫权力约束制度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掌握了扶贫资金和扶贫政策的政府扶贫部门，也会出现腐败行为，呈现出“经济人”的特性。要避免和减少腐败现象的产生，必须构建规范权力正当运行的制度。一是扶贫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制度。我国有专门的《国家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现在要做的是落实。首先是落实扶贫资金的发放对象，使真正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得到扶贫资金；其次是落实扶贫资金的使用，让扶贫资金真正用于农业、农村和农民身上；再次是落实扶贫资金的监督，对每一笔扶贫资金都要進行严格的审计；最后是落实扶贫资金的管理，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扶贫部门和贫困地区政府的考核制度。考核是指挥棒，它的指向不同，政府部门的努力方向就不同。对贫困地区政府和扶贫部门的考核应该从单纯的经济发展水平转向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和发展能力方面。通过这种做法，使官员和部门的行为从追求经济效益转向追求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常颖，2005，“救命钱”屡遭“洗劫”扶贫怎能先扶己?[EB／OL]，央视国际，[2011-03-10]，http：／／www.cctv.com／news／china／20051208／1001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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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生态道德教育的困惑与出路 篇4
生态道德教育是一种新的德育活动, 是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道德观转化为个体道德品质的过程, 学校生态道德教育具有基础性作用, 因而加强学校生态道德教育的研究, 提升学生生态道德意识, 践行生态道德, 显得非常紧迫且意义重大。
一、生态道德教育的困惑
1. 生态道德教育内容迷失
在人与自然矛盾尚不突出之时, 德育的核心是正确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 通过调节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的关系, 使人的行为符合集体和社会的规范,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当人与生态的矛盾日益尖锐之后, 历史就赋予德育以新的使命, 即把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从社会领域扩展到生态领域, 指导人们科学地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及人在生物圈中的正确地位。在全球生态日益严峻的背景下, 当前学校德育内容相对忽略了如何处理人与生态、当代人发展与未来人发展的关系, 对生态系统和人类未来发展承担责任的教育较少。这种对生态道德教育方向的迷失, 使学生难以形成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取向, 甚至导致价值观与生态道德要求背道而驰, 形成非可持续的发展观。
2. 生态道德教育的制度需要规范
1996年国家环保总局、中宣部、国家教委联合制定和颁布了《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 (1996~2010) 》, 它是我国生态宣传教育跨世纪的指导性文件, 标志着我国的生态教育正式进入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发展时期。2001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宣部和教育部颁布的《2001~2005年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中, 进一步提出了各级各类学校要重视生态教育。但是这些规定多是纲领性的, 对生态道德教育的工作制度、管理制度、评估制度等方面并没有细化, 导致其操作性不强, 原则性和弹性条款较多, 致使生态道德教育受到制度缺乏的困扰。
3. 生态道德教育内容单薄
目前, 学校生态道德教育的主渠道是思想政治课, 虽然在其课程中已经蕴含了生态道德教育内容, 但是它们的内容比重较小, 是作为其他相关内容的补充来安排的, 如有的将生态道德内容作为爱国主义的一项内容来安排, 有的是在做人与自然界的辩证关系中来设计生态教育。可见, 全面覆盖学生的生态道德教育还包含在思想政治教育中, 其内容缺乏全面性、直接性, 未能形成上下贯通的体系, 且教育内容散乱。可见, 生态道德教育内容单薄已严重制约着学校生态道德教育的深入开展。
4. 生态道德教育方式单一
在当前学校生态道德教育的过程中, 教师往往满足于单纯的特定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的传递, 停留在生态道德知识的宣讲上, 忽视了学生对生态的情感体验和判断。不仅没有体现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而且教学方式单一, 没有把多媒体等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充分利用起来, 学生无法真切地体验到现代媒体技术提供的绚丽多彩的图片、悦耳动听的音乐、活泼生动的视频动画, 不能使学生的多种感官同时感知学习, 导致学生对生态道德教育缺乏深刻的认识, 当然也就没有兴趣积极地参与到生态道德实践活动中。
5. 生态道德教育资源匮乏
目前, 生态道德教育还没有统一的教材和教学大纲, 虽然一些教材增加了自然教育的内容, 但是仍显不足。少数学校确定的教材, 过于注重知识性、理论性、系统性, 在趣味性、实用性和指导性方面显得不足。近年来, 我国少有以生态为主题的作品出版, 能获奖的作品更是少见。教育资源的匮乏使生态道德教育成为无源之水, 从源头上困扰着生态道德教育的开展。
二、加强生态道德教育的对策
1. 构建学校生态道德教育的体系
生态道德涉及诸多社会领域和社会关系, 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 生态道德教育建设是一项内涵广泛的系统工程。要解决生态道德教育面临的困境, 就必须从全局谋划, 从高处布局, 从长远打算, 对道德教育体系进行重新构建。
(1) 生态道德教育的目标体系。以学生为受众群体, 强化国情生态教育, 普及生态保护知识, 树立正确的生态道德意识, 形成保护资源与生态的价值观。一是认识目标, 熟悉我国的生态状况、人口和资源, 掌握资源、生态保护的一般法规政策, 了解生态学、生态道德和环保的基本科学知识。二是态度目标, 具备资源的忧患意识和生态的危机意识, 树立保护生态资源光荣破坏生态资源可耻的价值观念, 了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三是行为目标, 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保护生态资源的自觉习惯, 主动向亲属、朋友等宣传保护生态资源的重要意义和知识, 积极监督, 勇于揭露破坏生态资源的行为。
(2) 生态道德教育的内容体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态平等观教育。即要尊重生命, 树立万物与人类平等的观念。将伦理的范畴逐渐自人类扩展至生物体, 即对自然界的生物体给予道德考虑。二是生态义务观教育。即养成主动、自觉的对社会和生态的责任感。三是生态良心观教育。即树立爱惜生态、保护生态的善良观念。反思人类对生态造成的危害, 唤醒人类热爱生态的道德感、理智感, 选择适合生态道德的行为, 保护生态。四是生态善恶观教育。即形成对社会和生态善与恶的观念。生态善恶观的确立, 能帮助学生以生态的真、善、美为标准, 并努力追求真、善、美的行为。五是生态正义观教育。即树立维护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正义原则, 它要求社会生产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坚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统一的原则, 实现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
2. 充分挖掘和拓宽教育资源
(1) 编写实用有效的教材。生态道德具有综合性和跨学科性的特性, 应根据教育对象的学习背景、道德水平差异等不同特点, 编写相应的生态教育课程。对于广大中小学生, 则进行普及性、基础性的生态道德教育, 涵盖多学科综合性的基础知识, 内容明白易懂, 具有警示性。近年来发生的生态灾难事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如冰雪灾害、地震、泥石流等, 可作为专题教育素材挖掘。
(2) 形成一支骨干教师队伍。学生生态意识的形成和培养, 依赖于讲授者的生态道德意识, 所以师资是影响教育实效的关键因素之一, 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教师的生态道德教育, 最终形成一支具有生态科学素养和道德素养的骨干教师队伍。
(3) 建立专门的校园生态道德网站。互联网的发展, 为学校的生态道德教育带来了机遇。学校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与学生的密切关系, 通过建立内容丰富、有特色的生态道德教育网站, 吸引学生浏览该网站, 使网站成为学校生态道德教育的第二课堂。
3. 积极实践和实施舆论监督
(1) 绿色消费方式。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学生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存在一些超前消费、盲目攀比、铺张浪费等行为, 缺乏正确的消费观念指引。因此学生的消费观念急需引导, 确立绿色的消费方式显得非常必要。这种绿色消费方式表现为在消费上, 追求基本需要和适度的消费是必要的、是道德的, 过度消费是应坚决制止的。
(2) 开展丰富的生态道德实践活动。当代学生成长于经济全球化时代, 具有务实、求新、求变、求异的精神, 但也缺乏生活的磨练, 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 因而须加强生态道德教育的实践环节, 促使他们树立并坚定正确的生态道德观念。诸如生态调查、野外生存体验、公益劳动、参观和旅游、环保签名、志愿者宣传等活动, 让学生感受大自然、热爱大自然, 进而增强生态伦理意识, 使他们肩负起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
(3) 加大舆论引导, 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生态文化能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改变学生对于自然和资源的看法, 以“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看待自然、接近自然、改造自然、爱护自然, 改变当前的生态现状, 这是塑造新型公民的必然要求。学生可持续生态文化的确立, 离不开学校舆论氛围的支持。学校应通过板报、广播、图片等形式, 对在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方面作出积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进行宣传和表彰, 同时设立曝光台, 实施监督, 使学生自觉从自身做起, 从小事做起, 形成保护环境光荣, 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可耻的舆论氛围, 从而使道德自律和他律有机地结合起来。
4. 采用多种途径和方式进行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