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想

文学理想（精选4篇）

文学理想 篇1

莎士比亚说:“如果人类的感情能区分等级, 那么爱情是属于最高的一级。”是的, 爱情曾被看成是一种最令人心颤神动的情感, 是人类生命旅途中一道最美丽的景致, 是平凡的日子里一个最欢乐的节日, 也是支撑着人们向往诗意生活的一个基本信念, 于是有了世界文学宝库中那些动人的爱情篇章, 有了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说。但我们却很难再从当代小说中读到爱情的感人的力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金布老虎”悬赏百万征集可歌可泣的浪漫爱情却一直不得;青年评论家谢有顺本来是为“找一些真正有力量的爱情故事”而选编了一套《爱情档案》丛书, 但没想到情况正好相反, 入编的四位作家所揭示出来的都是病态的、尴尬的、荒唐的当代爱情, 《爱情档案》实际上成了“爱情病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中国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呈现出日益世俗化、物质化、粗鄙化、情欲化和商业化的潮流, 许多作家竞相淡化了浪漫主义情怀, 摒弃了爱情的诗性想象本质, 甚至认为爱情本来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觉、一个漂浮空洞的能指、“一个美丽而有害的谎言”。读者读到的多是“不谈爱情”、“懒得离婚”、“爱又如何”、“欲望的旗帜”等, 已很难从当代小说中读到爱情的感人力量。

然而, 失去了爱情的人类, 还能在哪里互相取暖呢?人毕竟是需要爱和被爱的特殊生物, 无论你多么反叛, 在失意和受挫时, 第一需要的肯定是爱的慰藉。可是, 从什么时候起, 作家们丧失了追求爱情的勇气?

人, 只要活着, 就永远不可能完全放弃对意义的追寻, 放弃对家园的冥想与渴望, 作为人学的文学, 没有从根本上对意义的追寻, 便没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吸引读者。在普遍疲乏的时代里, 人们需要心灵的震撼, 需要感人的力量, 需要文学来为人们出示生活表像背后那终极的精神向度。

就连存在主义小说家加缪也说:“这没有爱情的世界就好像是个没有生命的世界, 但总会有这么一个时刻, 人们将对监狱、工作、勇气之类的东西感到厌倦, 而去寻找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1]一个缺乏爱情的时代是没有指望的, 令人不安的;对于普通人来说, 在爱情的意义得到确立以前, 人存在的意义不可能提前实现。是爱, 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希望;是爱, 为今天的人类挽回了尊严, 使之不至于像动物那样活着。

同样是对爱情本质的探查和追问, 史铁生和王安忆、北村、格非等人的结论却不一样, 《务虚笔记》虽然也为悖论笼罩, 也有着无尽诘疑, 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走向爱的否定和虚无, 而依然“眺望乐园”, 保持一种积极追寻的姿态。他在后来的《病隙碎笔》中写道:“爱情本来就是一种心愿, 不能到街上看看就说没有。”他依然相信在看得见的现实之外, 还有着另外一种看不见的真实———爱情便在这里存在, 爱的愿望便在这里存在。他始终认为爱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人之为人的基本要素, “一个没有了爱的权利的人还会有什么权利呢?他应该怎样呢?一个丧失了爱的领空、领海、领土的人他应该到哪儿去 (安居) 呢?”[2]他发现爱的真正形而上的本质就在于对爱的追寻, “那永恒的爱的疑问便是爱的答案, 那永恒的爱的追寻便是爱的归宿, 那永恒的爱的欲望正均匀地在这宇宙中漫展, 无处不在……人的处境是隔离, 人的愿望是沟通”。[3]不能因为处境的隔离就放弃沟通的愿望, 或者说惟有隔离才更要沟通, 正是因为人的孤独和隔离, 沟通和爱才是每一个人最根本最真切的需要, 尽管有时这需要被掩饰得晦暗不明。

是啊, 当人从母体脱蒂诞生以后, 一方面不断成长, 增强自身实力, 日趋自由和“个人化”, 另一方面, 个人成长的客观必然又使人因不断切断与周围环境缔结的原始纽带而逐渐失去安全感、相互感, 滋生了无法摆脱的孤独感。所以人又必然要去寻求对孤独的超越、寻求与世界新的关联。人这种对超越的追求, 正是爱、宗教及艺术产生的源泉之一。而所谓对“关联”的需求, 指的是人渴望与他人建立一种联系, 即同他人结合起来的需求。弗罗姆认为人与人的结合有三条途径:一是臣服于比自己强大的某人或某物, 从而与世界成为一体;二是通过主宰世界, 使他人成为自己的附庸, 而使自己与世界成为一体。选择这两种途径的人都丢掉了自身的完整性和自由。只有第三种途径既能满足人与世界成为一体的需要, 同时又不失去个人的完整与独立意识, 这就是爱。爱作为一种共享与参与的体验, 使人的内心活动充分展现出来, 在爱的行动中, 我与万物合一, 但我仍然是一个不可取代的独立的人。

神话中说人之初本是男女同体, 自从天神把两性对半分开以后, 他和她时刻都在寻求着自己的另一半, 盼望相遇相拥, 重新成为一体, 由此便产生了人间的爱情。

“爱, 是人类一切生存问题唯一满意的答案”。埃·弗罗姆认为爱情是人对分离的克服, 对融合愿望的实现, “祈求与他人融为一体, 这是人身上最有力的冲动, 最沉重的激情”;爱意味着给予而非获取, “给予意味着他人又成为给予者, 双方均分享着他们所唤起的东西所给予他们的欢乐;给予既为予者也为受者造就了新的人生, 双方均蒙受新生的福祉”。[4]爱是一种能产生爱的力量, 爱是克服孤独、解除隔离, 了解他人、了解世界的唯一办法, 也正是在爱的行为中, 在我把我自己的一切给予他人的行为中, 在深入了解对方的行为中, 我找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 发现了我们俩并从而发现了人类, 并且正是在相爱和结合中生命才得以再生和延续。孤独拒斥的态度不但使他人成为地狱, 而且使自己变成了自己的地狱。所以我们必须有爱, 惟有爱的态度才能使我们从地狱中得到拯救, 没有爱人类就不能生存。

正如悲剧容易传世, 喜剧则容易流于肤浅一样, 要写出爱的力量肯定也要比写出恶和绝望的力量困难得多。我们在卷帙浩繁的当代小说中寻找这种爱的力量, 总是难以如愿。其实自卡夫卡以降, 几乎整个世界的20世纪文学都像感染了一场精神疾患, 人类的爱、善好像就从作家笔下悄悄地退场了, 到处弥漫着冷漠、晦暗、绝望的精神图景, 恶———不是法律意义上所理解的恶, 而是哲学意义上所理解的———阴冷、无力、黑暗的绝望状态———反而成了作家们关注的基本现实。甚至可以说, 恶是20世纪文学最重要的精神母题。而与恶的母题相伴而生的, 是罪、阴冷、恐惧、变异、绝望、死亡……是它们最终勾销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希望。我们所看到的是文字所传达出来的彻骨寒冷。这种绝望主义的写作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文学中得到热烈的响应, 生命被无数作家描述成荒凉、阴暗、没有希望的存在, 活着似乎只是为绝望作证, 这证明作品没有给出爱。失爱是现代人 (包括作家) 普遍的精神困境, 正如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所说:“恶是人生在世的基本问题。”“无处不在的恶勾销了人反抗恶的能力, 迫使人要么对恶袖手旁观, 要么成为恶的造作的参与者或受害者。随之, 人被迫漂流于无意义的生与死之间, 没有任何现世力量可以接济人进入纯净的世界……”卡夫卡终其一生都在试图寻找一种力量来对抗恶, 但他最后也没有找到。人类真的面临末世, 人根本没有力量把恶赶出这个世界?其实弗罗姆说得好:“爱, 是人类一切生存问题唯一满意的答案。”卡夫卡的绝望正源于他对人完全失去了信心, 对爱的力量的怀疑、忽略和轻视, 而这种失信来源于他无法抑制的内心不断增长的恐惧与不安, 他也无法规避自己落在一种社会与权力机器的制约之中。他不但无法在写作中肯定一种被照亮的生存, 而且无法判断自己的写作究竟到达了哪一个领域 (他没有想到他的作品会在死后获得如此崇高的声誉) , 甚至就个人生活而言, 他在奔赴与爱人的约会时都是犹疑不定的。

人类在20世纪遭受了一系列的耻辱和幻灭之后, 人的神话早已破产。特别是人类经历了哥白尼、马克思、达尔文、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解释后, 似乎在文学、哲学、生物学、精神分析学、经济学、物理学等方面都遭遇到了根本性的瓦解, 先是宣布神死了, 继而人也被消解成了零。人已经死了, 为什么还活着?人究竟为什么而活着, 什么才是人活着最坚实的依据?爱如何才可能得以诞生和再生?这是困扰着许多哲人、作家的难题, 当代作家亦需要作出认真的思考和回答。是的, 我们生活在有泥污甚至有丑恶的地上, 但我们的头顶上也必得有一个日月朗照、群星闪烁的高远天空。只有相信有一个更高的世界在另一维存在着, 并努力去达到, 人类的存在才不会陷入虚无。

爱情不只是被爱的问题, 而首先是是否愿意去爱人, 以及自己有无爱人的能力的问题;爱与其说是一种单纯的情感, 不如说是一种信心、能力和态度。人的激情来自人的自信, 爱的激情源于对爱的信心, 当代小说在质疑和否定爱情时恰恰忘记了这关键的一点。

8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小说的爱情描写要么是乐于与卑微的油盐酱醋结盟, 爱情的意义被过度的日常性蛀空, 写作失去了对现实的批判精神, 要么是把写作当成了性爱经验和肉身感受的单一展示和庸俗宣泄, 导致了写作经验彻底的私秘化和性爱化, 迷失在身体的乌托邦, 丧失了写作基本的尊严和理想, 也丧失了对生命的基本信念, 由此出现了众多滥情的身体故事、闺房秘史, 文学应有的对现实的关怀让位于个人肉体经验的过度书写。更有甚者是对爱情本质的质疑和否定, 认为爱情本来就是一个幻觉, 爱情不可能被包含于生活之中。是的, 相对于生离死别这样的风云突变, 也许鸡毛蒜皮的日常生活对爱情的磨损和伤害远为严重和酷烈。我们可以思考爱情在进入物化阶段以后, 如何经受柴米油盐的折磨与考验, 却不该放弃对爱的信心和盼望。不知是幸与不幸, 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为爱情准备的早已不是被冰山撞沉的泰坦尼克号, 不是麦迪逊镇披满夕晖的廊桥, 不是逼迫梁祝双双化为彩蝶的封建专制, 而是摆满电器的套间、修剪整齐的公园、琳琅满目的超市、招惹是非的手机和互联网……社会发展了, 我们的生活空前便利, 我们的爱情却四面楚歌。对此, 我想要呼吁:让我们的小说重塑爱情理想, 重新寻觅爱情。

客观地说, 这现实世间也并非处处是爱情的坟墓, 在渴望温暖的人们心中仍有爱情的长春藤勃生。文学何以不能用自己的触角去探寻这样的天地?退一步说, 即便现实生活中真正完美的爱情珍稀得很, 文学除了忙着发掘不那么美好的现存世界, 忙着发现现实中的爱情大多是怎样的庸常, 是不是也不应忽视“这世界究竟应该怎样, 美好的爱情可能怎样”的问题。文学毕竟有着诗性想像和精神超越性的特质。不是都说商品社会人情淡漠吗?就让爱情为淡漠了的人间增添一份真挚、一份温柔、一份炽热、一份和谐吧。文学倘若对爱情理想的失落没有觉察、警醒, 文学便要真正与亘古的爱情主题失恋了。

古希腊人以“日神冲动”美化了痛苦人生, 奥林匹斯山上众神的爱情故事缓释了人类多少苦痛与绝望。人是不能没有爱的动物, 为了使现代人不致成为灵魂无家可归的“孤魂”, 我希望当代作家们在创作中重新思考:我们为什么要爱?如何将爱进行下去?爱情的障碍在哪里?是哪一些黑暗的力量在粉碎爱情?重新扬起古今中外诸多文学家曾高扬过的神圣的爱情之旗, 让爱情恢复到它应有的空间里被抒写, 重新找回它的神圣光芒, 进而慰藉这个时代里失爱的心灵。

摘要：当今的文学作品, 对爱情的描写日益世俗化、物质化、粗鄙化、情欲化和商品化, 在当代小说中很难读到爱情的感人力量。爱情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需, 当代作家理应思考爱的本质, 慰藉这个时代里失爱的心灵。

关键词：爱,当代文学,爱情本质

参考文献

[1][法]阿尔贝·加缪.鼠疫.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2]史铁生.务虚笔记.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572.

[3]史铁生.病中碎笔.花城, 1999, 4.

[4][美]弗罗姆著.李建鸣译.爱的艺术.商务印书馆, 1995:21.

文学理想 篇2

可是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一些作家却存在着对理想主义的“放弃”现象。这里所说的理想主义,自然包括文学创作中的诗意美。在当下的许多文学作品中,不仅小说、散文、戏剧中没有诗，即使是许多诗歌中也没有了“诗”。作家和诗人们或是满足于平静地叙说事实，或是满足于貌似深沉地探究世间哲理，或是满足于极为浅白地惩恶扬善，而对文学之所以成为艺术的关键因素——意蕴却重视不够，致使这类文学呈现出一种放逐诗意的态势。

这种现象是全球性的商品经济对纯正的文学艺术挤压的必然结果，正在融进世界经济大格局中的中国社会以及与整个世界文化同步发展的中国文学，不可能不受到其冲击。但是承认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接受这一事实, 我们前进的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遵循这一方向，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所采用的必要措施就是不断用先进的思想引导人，用向上的精神鼓舞人，用优美的艺术陶冶人。在商业化的时代里，最需要的是作家应意识到整个社会对自己的要求和期待，要进行内在的自我调整，不仅具有拒斥金钱力量的诱惑能力，更要具有鞭笞朽恶的社会观念和社会现象的义愤，让自己成为整个社会的良知。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固然需求文化快餐，寻求阅读的`轻松和兴趣上的刺激，但同时并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因为理想主义作为一种美的情愫和美的境界，它本身就有一定的感化力量。当社会上很多人都重视物质消费和现世享乐的时候，理想主义的诗意力量无疑会起到影响并改善人的过分世俗化灵魂的作用，作家应该真正意识到文学在引导国民灵魂方面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理想主义的复归也能改善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使文学重新走到广大读者中去。不可否认，近些年读者对时下的文学是疏远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肯定与作家把作品写得越来越“自然主义”和越来越“后现代主义”有直接关系。读者一旦在作品中体验不到和作家的情感共鸣，一旦得不到自己对生活疑问的理想解答，他也就不再去看你的作品了。电视剧《闯关东》的成功,就在于它塑造了一个走南闯北的“硬汉”形象，弘扬了伟大的爱国主义民族激情，表现了理想主义的文学情怀。由此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商品社会和消费文化中，只要坚持理想主义情怀，给人以向上的精神鼓动，就能在普通俗众的日常忙碌和生活压力下发现美，创造美，使自己的作品发散出幽幽的诗意美的芳香。

（原载《光明日报》.10）

6．对本文所提的“理想主义”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是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一种正面的、积极向上的、促人奋发的精神力量。

B．是作家的一种悲天悯人的社会情怀，是对现实的介入，对现实客观、平静地描述。

C．是文学作品中作家对深层意蕴的追求，文学作品中散发的令人回味深思的诗意美。

D．是文学作品中必不可少的精神血脉，作家创作过程中应该坚守的道德追求。

7．对作者认为必须坚持理想主义的原因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这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全面融合的格局中，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必将与世界文化的发展同步。

B．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要求作家必须用优美的艺术陶治人，用先进的思想引导人。

C．可以削弱商品大潮中人们对物质消费的过分追求，用美的力量影响并感化人，促进社会的和谐。

D．促进文学与读者关系的回归，拉近文学与读者的距离，让文学真正地走向民众，焕发文学作品的生命力。

8．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作家要进行内在的自我反省，意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成为整个社会的良知。

B．作家应该让自己的作品能与读者产生情感的共鸣，引导读者思考，真正发挥文学引导国民灵魂的重要作用。

C．作家的创作，要给人以向上的精神鼓动，向往理想与崇高，引导国民精神前途，让读者从作品中找到生活中疑问的答案。

D．作家要在普通俗众的日常忙碌和生活压力下，发现创作点，摒弃“自然主义”与“后现实主义”的思潮。

试题答案：

6.B (错在“对现实客观、平静地描述”。)

7.A（陈述中国社会及文化现状，并非必须坚持理想主义的理由。）

想象一种乡绅的文学理想 篇3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叙事中，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曾一度主宰。彼时，乡村的原始蛮荒，人民的粗犷愚昧，以及启蒙主义者笔下所当然具有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态势都蔚为大观。而在寻根文学的乡村叙事中，于穷乡僻壤之中发现值得记取的传统文化根基一时流行，写作者也致力发掘乡村的原始野性，以及令现代人相形见绌的蓬勃生命力。在当下的小说世界里，讲述乡村的荒朽与破败，展现政治运动所造成的戕害与混乱，以及改革年代意义流失的荒野景观，早已成为令人压抑的社会现实的重要表现。在他们笔下，革命的“风暴”过后，乡村一片疮痍，改革时代的来临却带来更为无情的资本戕害，这些都被想象为乡村之恶的重要来源。因而在革命与改革之外，回到传统中国的宗族礼法、庙宇人伦、乡约鬼神，便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重塑当代乡村主体性的“救命稻草”。在此，乡绅，这个曾经辉煌无比却终被无情碾压的阶层，抑或它的衍生物——乡贤，或乡愿，便带着他们虚妄的欲念回来了。

关仁山的《日头》被冠以“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小说通过“金权汪杜”四大家族几代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图谱，描写了冀东平原日头村近半个世纪波谲云诡的历史巨变。小说为人称道的地方在于，终究显示了当下作家对于现实的敏锐观察和批判的勇气。面对当前农村田园荒芜、生态失衡、空巢老人、留守儿童、道德沦丧、城镇化的强拆等社会现象，小说不啻为历史的记录与社会批判的宣言书，但在小说的现实主义笔墨之外，作者也不忘以传统文化符号来建构文本的深层意涵。《日头》总在刻意追求一种显而易见的象征性，小说用十二律结构全篇，并与二十八星宿相衔接，在象征的意义上也显示出小说形式的巨大抱负。而故事中的古钟、魁星阁和状元槐，这些都是日头村“文脉”的象征物，它们被认为是乡村文明的标识，作者为它们的消逝而忧心忡忡。这种贯穿小说始终的可辨识的象征符号，使小说的意义变得过于明显。阅读这部《日头》，总让人想起阎连科饱受争议的小说《炸裂志》。其中的问题在于，小说寓言的演绎显得太过粗略，而细节的编织似乎缺乏耐心，大的象征有时不免轻巧，这些都影响到小说的叙事态度。

《极花》中的乡村之恶让人触目惊心，但贾平凹却出人意料地以挽歌的笔调书写乡村的沦陷之中值得记取的神性维度，其中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老老爷这位乡村价值的坚守者。对于乡村这片哀恸与沉沦之地，小说的目的当然是从老老爷这一代人对于乡村伦理及其信仰世界的坚守，到新一代的村长及一干村民的丑态，见证乡村沦陷的惊人现实。然而，这位神秘的星象师，他以神的名义出场，刻意突显某种超拔的力量，但其透露的“天机”却是让遭遇不幸的胡蝶安然认命。尽管这种安慰人心的方式，避免了女主人公以酷烈的方式自我毁弃，却终究无力救其于水火，尽管解救行动对于老老爷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极花》里的“老老爷”不禁让人想起《老生》中的“唱师”。《老生》讲述故事的视角非常独特，它以“唱师”这个贯穿性的人物为中心，在他将死之际，通过聆听《山海经》获得一丝人性的启发，进而回顾自己一生的见证，叙述人类“在饱闻怪事中逐渐走向无惊的成长史”。“作为唱师，我不唱的时候在阳间，唱的时候在阴间，阳间阴间里往来着，这是我干的也是我能干的事情。”小说在此虚设了唱师这个“确实是有些妖”的人物，他虚无缥缈、影影绰绰的形象，贯穿了整个故事的始终。他鬼魅般亘古不变的容颜令人心惊，那些阴阳五行、奇门遁甲的小伎俩，正是他得以示人的拿手好戏。唱师见证了无数的死亡，作为神职人员，他一辈子与死者打交道，往来于阴阳两界之间，没人知道他多大年纪，但关于他的传说，却玄乎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知道过去未来，预测吉凶祸福，见证生死繁华，歌唱逝者亡灵，“他活成精了，他是人精呀！”这当然只是作者故弄玄虚的笔法，却包含着深刻的用意。唱师的出现，使得小说似乎获得了一种貌似公允客观的叙事视角，并以民间性的方式见证历史。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他是“妖孽”，但对于民间话语来说，他又具有某种神性的维度。他就介乎神与妖之间的位置，作为一位间离的入戏者而存在。

当然在《老生》中，将历史简化为无聊的阴谋与血腥、荒诞的暴力和杀戮，并不是贾平凹的独特发明，但将历史讲述为神神鬼鬼的巫言却是这部小说的惊人之举。对于以小说写史而言，其中的问题显而易见。在此，唱师只是一个无所用心的叙述者，他只能叙述那些琐碎庸常的历史事件，将历史简单地道德化，抽象为善与恶，或是将历史描述为绝对的暴力再现，而对于暴力本身缺乏必要的分析。如果说在《古炉》中，历史写作的具体性（写实性）堕落为日常生活的拼凑，那么在《老生》里，野史、笔记，无从考证的乡野传说，以及神秘莫测的奇闻轶事，则无情填充了革命本该具有的模样。唱师运用他看似高明的姿态俯瞰芸芸众生，他如巫师，如神鬼，如佛陀一般，却从不参与历史的实践，他只是永远见证，永远游离。他见证世间一切暴力与痛苦，却只是以犬儒式的冷漠打量着，并且放任自流。他就这样将自己从苦难的历史与现实中“超拔”出来，获得一种缥缈的神性，以此建构一种乡村守望者虚伪的文学理想。

除此之外，最近赵兰振在《夜长梦多》里的尝试无疑也值得关注。为了抵抗“虚无性”的焦虑，他拼命捕捉乡村的神性，以此建构残存的价值与意义。因而我们也得以在小说中见证那些原始的蛮荒、灵性的大地上游荡的神神鬼鬼，以及“泛灵论”的世界里遍布的悲苦与奇迹。在此，确定的意义在于某种抽象的根的意识和暧昧的家园情结，以及有关母亲，有关大地的虚妄想象。而这些，对于如何在全球化的历史格局中重新锁定当代中国的主体性，于传统价值伦理中追索过往岁月的理想与荣光，都具有一种难得的现实意义。

然而，也就像评论者侯虹斌在批评《极花》时所说的，“中国根本不存在那种淳朴、美好的传统乡村，从来没有过；我们的史学家、文学家们顶多也只写到富豪乡绅这一级别，巨大的贫苦被遮蔽了。”在此需要补充的是，不仅现实的贫困被遮蔽了，历史的丰富层面也被极大限制。或者确切地说，基于一种乡绅的文学理想，那些有关历史认知与评价的段落，势必向着某种单一的方向滑落：在当代小说中，“十七年”或“文革”所提供的丰富的写作资源，让那些或残酷或荒诞的林林总总，那些事关政治讽喻的诸多情节，总在合适的关头竞相呈现，令人目不暇接。聪明的作者，总会在魔幻与写实的杂糅之中，虚构出种种蕴含批判与反讽的“中国故事”。它们以时间为序，大致包含以下焦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批斗封资修等，由人性的荒诞到血腥的杀戮，不一而足。在这个意义上，写作就是复仇，毕竟，历史的“伤痕”需要得到彻底清算。带着这样的情绪来郑重其事地生产那些连绵不绝的“伤痕”故事，是一代作家至死不渝的写作伦理。事实上，他们也不遗余力地在这条道路上前赴后继，陈陈相因。

面对历史，他们总是在巨大的写作惯性的主导下慵懒地滑行，以虚构的名义，继续“编造”那些耸人听闻的历史“谎言”。被知识建构起来的历史“遗民”，悲怆地活在他人肆意编制的纸上王国里，总是令人无比同情。在此，任何意义上的执着坚守，都会被人认作狭隘的偏见，但不识时务的“英雄们”，却借此获得自己悲情的资本。无论如何，我们已然厌倦那些没完没了的“伤痕”故事。这并不是说，历史的一页就真的翻了过去，事实上，那些清算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展开。但我们厌倦的原因在于，这种写作并没能提供一种鲜活的现实感，它与今天日新月异的世界，以及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们，总有几分刻骨的隔膜。

责任编辑 吴佳燕

浅议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形成与发展 篇4

沈从文“美在生命”的文学理想在他童年和青年时期就已经埋下伏笔。沈从文出生在一个新旧交替、激烈变革的时代, 动荡的年代使他一生命途多舛。童年时代的逃学生活使沈从文在基本知识的积累上有欠缺, 但却使他对他所生长的地方非常熟悉, 养成他对自然亲近的习惯, 同时自然赋予了他自然洒脱、灵动不拘的性格。童年时与玩伴流连忘返于家乡的山水之间, 陶醉在对山水的联想中, “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 一派清波给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 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 “我认识美, 学会思索, 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1]自然“这本大书”给沈从文的不只是一个小孩子童年的欢乐, 还对他后来的创作有非常大的帮助, 使他对自然的美好有很深刻而且很独特的感悟, 从而使他在走上文学道路后在回忆这种美好的山水人情中确立了“美在生命”的文学理想。

之后的辛亥革命、行伍生活, 使沈从文看到更多的杀戮与流血, 自己大病和几个好朋友的猝死, 刺激他开始思索现实和否定现实, 追问人生的意义。目睹刘云亭、幺妹以及卖豆腐男子的生死后, 沈从文似乎更走进了人生的深层。“他感到世俗观念与这实在人生深层存在的距离。他所接触的这些人生现象, 全是‘黑暗’与‘罪恶’。可是在这罪恶背后, 却隐蔽着作为‘人’的东西。穿过‘黑暗’, 那里面却有着炫目的光明。”[2]这为沈从文后来文学理想的形成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他相信即使生命背后有沉重和黑暗, 但是其背后的“炫目的光明”依然是人生的主线, 这才是沈从文湘西世界表层黑暗下面深层的本质。

沈从文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创作的作品中饱含对湘西原始美好人性的眷恋之情。这是他满怀憧憬与希望来到北京, 却发现这里并不是他所想象的“炫目的光明”的所在, 甚至连腐陋和罪恶的湘西都还不如时, 对伤害他的都市宣泄愤懑和不满, 同时也是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的一种手段。于是他有了在人的头脑中构造一个“完美世界”的愿望。这一时期, “人性”在他作品中经常出现, “城市——乡村”对立的文学世界已经基本定型, 并在作品中展露无遗。

二、完美理想与残酷现实交锋——《边城》的产生

经过了萌芽和探索之后, 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已经逐步发展成熟, 进入完美的时期。金介甫说:“到了三十年代, 沈从文的理想主义已不仅仅停留在小说中提倡进步人生观的意义上了。他眼望高处, 攀登一种哲学的, 或可以被称作‘抽象’的理想境界。”[3]

本来在想象中应该完美的故乡世界, 在沈从文的回乡之旅中渐渐现出“原形”。他魂牵梦绕的心中美好的湘西在他看来又成了另一番模样。“人民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 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 为自己, 为儿女, 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 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 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我们用甚么方法, 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对‘明天’的‘惶恐’, 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 重新来一股劲儿, 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这些人在娱乐上的狂热, 就证明这种狂热能换个方向, 就可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 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不过有甚么方法, 可以改造这些人的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 可是个费思索的问题。”[4]

这里可以明显的看出, 此时的沈从文对湘西已经从赞美变为忧虑了, 见识过了大都市的文明与丑恶, 受到新思想的洗礼, 他已经不再是用怀念的视角来看待故土, 而是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湘西的落后与停滞。湘西人民的确庄严而自在地生活, 乐天知命, 可同时他们也对自然妥协顺从, 无比自足却又无比悲哀。他隐约觉得, 这种“自在”的原始的待开发的人性, 与社会走向现代的发展趋势格格不入。这种矛盾的思考使沈从文回到北京, 继续未完成的《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感受到真实的湘西与想象和回忆的湘西的巨大反差后, 对自己笔下的文学世界的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反思。《边城》已经跟之前的作品很不一样了, 具有了由神性、人性美的文学理想向现实回归的过渡意义。“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 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 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 形体虽小而不纤巧, 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5]《边城》历来被人看作是代表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这一文学理想的最高成就, 对湘西古老淳朴而又生机勃勃的自然状态的人性的赞颂, 延续了“人性”的主题。同时, 《边城》又不是完全脱离了整体社会而存在。这个在阻碍翠翠爱情的两个原因上可以得到证明, 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阻隔, 第二个是金钱价值观念在人们思想上的渗透。由当地的人们知道有人为了要傩送当女婿而把碾坊当嫁妆时称羡的评论, 可以看出当时金钱价值观已经严重渗入了人们的思想。

沈从文所创造的这个理想世界是如此美丽, 他也正需要这个美丽得不存在的“理想世界”来填补丑恶、虚伪、狡诈的都市世界带给他的空虚与恐惧。

三、理想与现实再度交锋——《长河》的产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整个中国卷入战争, 沈从文南下躲避战火, 自北向南的撤离中, 沈从文对于战争有了深刻的理解。1938年沈从文再次路经湘西, 亲身感受到了战争给湘西带来的影响比文明对传统的缓慢侵袭更为猛烈, 湘西已经失去了山城特有的宁静。此时沈从文在创作思想、文学理想上都有了转变, 他开始关注人事, 由对民族精神的再造转向对湘西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反思。湘西的走向成为沈从文思考的重点, 《长河》因此而诞生, 它揭示出湘西地方民族对外的爱国热情与他们自内遭遇压迫欺辱的矛盾, 而后者是与沈从文一直思考的湘西民族问题相联系的。这一矛盾不仅影响到湘西地方的安定, 也对中国抗战的命运构成致命的威胁。沈从文以他对社会和湘西民族历史的深刻了解, 发现这个根本矛盾, 显示出一种特有的清醒。

《长河》只完成了第一卷, 按原定计划, 《长河》全篇共四卷, 沈从文的本意是打算写到苗族起义军接受改编, 蒋介石将苗军送上抗日前线, 企图假日军之手消灭苗族生力为止, 完成大时代变动中苗民和湘西地方悲剧命运的描写。这个未完成的作品, 不再像《边城》那般唯美, 夭夭依旧如翠翠般“乖巧而谦虚, 心性天真而柔和”, 但是现实因素也多了, 有了保安队队长、排长、师爷、税务主任、督察等。“小说的主人公就是‘长河’, 人物只是长河中的风景”。[6]“长河”指代湘西历史的长河, 长河的流动不息象征着湘西历史长河的变迁。沈从文关注的不是单个人的命运, 而是整体湘西“人”的命运。

《长河》中沈从文对人性的思考更趋于理性化, 一方面肯定了湘西古朴的人性美, 另一方面也对在现代文明包围下湘西人民缺少应变能力的性格显示出忧虑。沈从文忧虑的是一个被都市文明侵蚀后的乡村世界面貌的问题。他在《长河·题记》中说:“问题在分析现实, 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 心中不免痛苦, 唯恐作品和读者对面, 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 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 取得人事上的调和”。是这样一种心态, 《长河》便构成了一个既有都市丑恶又有乡村牧歌的二元世界, 《长河》是在写一个“过程”, 不是如《边城》一样, 写乡村的过去, 也不是在写乡村被破坏后的样子, 因此, 老水手满满颇具象征意味的说:“新生活快要来了”, 可是新生活是什么呢?它会来吗?或者这个新生活并不仅仅代表着宋美龄所提倡的“新生活”, 却是代表着某种社会意义吧。而这种颇具象征意义的东西, 却被沈从文敏锐的抓住了, 于是《长河》就像一条流动的河流, 充满动态感。

小结:

总观沈从文的文学创作, 可以看出他的文学理想经历了从最初的“美在生命”到逐步向现实因素过渡的过程, 小说《边城》表现出来的主题是一种美好得不存在的“完美世界”, 里面的人情事物都是含蓄、美丽的, 甚至故事的悲剧与悲剧发生的原因都是美丽的, 可是, 不可否认的是小说的文本中隐形出现了城市的因素, 出现了金钱崇拜的思想, 现实的因素已经沁入作品。而《长河》已经不是一部虚幻的美好的作品, 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已经转向了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已经转向了对湘西未来命运的思索。

沈从文是现代化的反思者, 是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坚守人格底线、抗争恶劣文学生态环境, 执着追求个体审美理想、生命理想和人类共同美好生活远景的理想主义者, 理解与梳理沈从文的文学理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具有永恒的文学价值。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从文自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12月版, 第10页

[2]凌宇:《沈从文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3年版, 第128页

[3]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 虞建华, 邵华强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第74页

[4]沈从文:《湘行散记》, 《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12月版, 第148、174一175页。

[5]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五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6月第一版, 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