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现象（精选11篇）
认知现象 篇1
日常语言在表述时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一段文字中几部分的语义表面上并无关联, 分属于不同的逻辑系统, 但它们却可以形成连贯的语篇, 表达意义, 这种现象被称为逻辑分裂现象, 在汉语诗歌中很常见。如“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由于名词并置, 词语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没有明显体现。“古道”“西风”“瘦马”的空间关系, 也没有明确表示。类似的还有“鸡声茅店月, 人迹板桥霜”, 也是名词并置, 表示位置关系的介词均被省略。在逻辑上, 这些名词之间是断裂的。那么对于这些逻辑上断裂的话语, 读者是怎样进行认知加工理解其意义的呢?
结合关联理论以及语用推理逻辑模式, 本文认为, 在理解这样的话语时, 读者或听话人自发地运用缺省逻辑进行缺省预设, 从而找到最佳关联性语境, 理解话语含义, 实现交际。
Sperber&Wilson (1986/1995) 的关联理论认为听话人会自动进行语用推理, 语用推理主要依据逻辑、百科和词汇信息。即根据双方的共知信息和文化背景对话语进行推理。因此, 读者或听话人在对逻辑断裂的话语进行话语理解时就不断地对语境进行选择和调整以寻找最佳关联。听话人首先进行关联性语境假设, 这种假设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推理实现的。缺省推理由Reiter.R于1980年首次提出。其表达式为:Default logics A (x) ([P (x) &M (Q (x) ) ]→Q (x) ) //conditionally assume Q (x) //P (a) /known fact//---DL//Q (a) /assumed consistent fact。
其中, P通过中介M直接推出Q。这种推理是缺损性质的, 缺少的不是大前提, 就是小前提。例如狗 (旺旺) :狗 (会叫) 会叫 (旺旺) , 由于不存在与其冲突的信息, 就可以缺省地推出结论γ:会叫 (旺旺) 。但是, 如果增加了一条新信息旺旺是一只喉咙受伤的狗, 旺旺会叫的结论就会被取消。
也就是说, 缺省推理可以通过明示语境, 即根据言语刺激、逻辑信息、词汇信息和百科知识进行缺省预设, 将模糊的、不完全的语言符号补充完整, 找到最佳关联语境, 进行话语理解。
例如, 读者对于“古道西风瘦马”一句的缺省逻辑推理是这样的:
古道 (a) :M (有一条古道)
--------DL
有一条古道 (a)
西风 (a) :M (古道上吹来一阵西风)
--------DL
古道上吹来一阵西风 (a)
瘦马 (a) :M (有一匹瘦马立在西风中)
--------DL
有一匹瘦马立在西风中 (a)
此外, 由于话语理解是大脑自发地进行推导性加工的过程, 个体M的体现有主观性, 因此就给话语意义构建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甚至同一个体在不同时间也会有不同构建, 这也说明了语用推理具有非线性特征。
例如上面的例子也可以如此推理:
古道 (a) :M (有一条凄凉的古道)
--------DL
有一条凄凉的古道 (a)
西风 (a) :M (西风很萧瑟)
--------DL
西风很萧瑟 (a)
瘦马 (a) :M (瘦马形单影只)
--------DL
瘦马形单影只 (a)
非线性的语用推理使得诗歌的意境更为深远。因此“古道西风瘦马”可以被理解成“在一条凄凉的古道上, 阵阵西风吹过, 让人倍感萧瑟, 只见一匹瘦骨嶙峋的马孤独地立在路上, 望着远方, 形单影只”。
综上所述, 读者或听者之所以能够理解逻辑断裂的话语、名词并致诗歌意境得以延伸, 是因为人脑认知机制中自发的缺省逻辑。读者或听者在进行语用推理时决定关联性最佳的信息, 进而进行话语理解, 完成交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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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perber D & 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 1986/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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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苗兴伟.关联理论对语篇连贯的解释力[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9 (3) .
[8]高海龙.试论语用推理中的缺省逻辑因素[J].山东外语教学, 2008 (6) .
认知现象 篇2
关键词：广告语篇；互文性；认知机制
Abstract： Intertextuality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intertextuality in advertising discourse， with a view to highlighting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subject’s part。 This paper deals with intertextuality from the level of word， sentence， and discourse。 With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applied， this paper arrives a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activating of mental spaces makes it possible to understand discourse with intertextuality as a coherent one。
Key words： advertising discourse； intertextuality； cognitive mechnism
一 引言
互文性的概念来自于文学领域，它历来是文学理论家们研究的对象。近年来，这个概念被引入到语言学领域。语言学家们用“互文性”的概念来分析语篇中各种杂揉的现象。
二 语篇分析与互文性
定状位异位现象及其认知解释 篇3
关键词:定状位异位 认知框架 背景信息 前景信息 篇章
一、引言
现代汉语有“NP1+A状+VP+NP2”和“NP1+VP+A定+NP2”两种结构,句中的状态形容词(本文暂只考虑状态形容词)可以处在状语位和定语位,我们把这两种结构中状语位置的A状和定语位置的A定的句法异位称为“定状位异位”。
(1)爸爸满满地斟了一杯酒
爸爸斟了满满的一杯酒
(2)小张深深地挖了一个坑。
小张挖了一个深深的坑。
(3)昨天厚厚的下了一场雪。
昨天下了一场厚厚的雪。
(4)宋庆龄用笔粗粗地划了两条线。
宋庆龄用笔划了两条粗粗的线。
对于这种语言现象,多数学者从状位形容词的语义指向进行了分析,如张力军(1990)、董金环(1991)、陆俭明(1997)等人,但对状定异位结构的研究还比较零散。郑贵友(2000)突破了原有的“语义指向”理论的局限,提出并运用“系”的理论、方法,对现代汉语状位形容词以及与之相关的句法、语义问题进行了研究,部分地揭示了A状、A定易位时所受到的句法语义限制。张国宪(2006)对句法异位的语用动机、话语建构及其语义指向的理解作了说明,认为词语的异位是说话人试图表达某种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而采用的句法手段,是一种带有明显语用动机的“明示”行为,某词语句法位置的遴选是说话人表白交际意图的心智过程。我们认为定状位句法异位有一定的限制,并非所有的状语和定语都能进行句法异位。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状态形容词在状语位置和定语位置上的差别,从认知角度概括出定状位状态形容词句法异位的条件,并简单描述了其在篇章中的表现。
二、定状位异位结构异位的条件
从认知的角度看,句式是人们认识世界、表达世界的一种方式。功能语法认为句法是一个不自足的体系,它与人的认知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汉语中有“NP1+A状+VP+NP2”和“NP1+VP+A定+NP2”两种结构,人们选用状位还是定位结构进行表达,是人们的认知在句法上的反映,但这两种结构中的状位和定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进行异位,异位的条件就是动作的情状和事物的性状必须在同一个认知框架内。
沈家煊(1999)认为“认知框架”是人根据经验建立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对固定的关联模式,对人来说,各种认知框架是“自然的”经验类型。按照Langacker(1987/1991)的观点,体词代表的是事物,谓词代表的是关系。“事物”(thing)是部分,“关系”(relation)是整体,“事物”是“关系”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一个动作概念总是包含相关的事物概念在内,不可能想象一个动作而不同时联想到跟动作有关的事物;相反,事物可以在概念上独立,完全可以想象一个事物而不联想到动作。一个动作的发出总是会伴随一定的情状,因为动作总是会涉及事物(施事或受事),所以,这种表示动作的情状多数情况也会关联事物的性状(以往所说的语义指向专指动词的情况,我们这里暂不考虑),即处于状位表达动作情状的词语同时能够激活事物的性状,如“酽酽地沏了壶茶”中处于状位表示情状的“酽酽”能够激活“事物”(茶)的性状。上面论说的关系我们用图示表示如下:
(情状)动作(性状)事物
下面结合具体事例从认知上来分析定状位结构的异位情况。
a b
(5)端来一碗浓浓的鸡汤*浓浓的端来一碗鸡汤
(6)端来一碗热热的鸡汤*热热的端来一碗鸡汤
(7)熬了一碗香香的鸡汤香香地熬了一碗鸡汤
(8)熬了一碗浓浓的鸡汤浓浓地熬了一碗鸡汤
(9)喝了一碗热热的鸡汤热热地喝了一碗鸡汤
(10)*喝了一碗美美的鸡汤美美地喝了一碗鸡汤
(11)喝了一碗辣辣的鸡汤辣辣地喝了一碗鸡汤
(12)盛了一碗满满的鸡汤满满地盛了一碗鸡汤
(13)盛了一碗香香的鸡汤*香香地盛了一碗鸡汤
(14)盛了一碗热热的鸡汤*热热地盛了一碗鸡汤
例(5)、(6)、(10)、(13)、(14)中定状位不能够进行异位,例(7)、(8)、(9)、(11)、(12)中能够进行异位。例(5)、(6)、(13)、(14)不能异位的原因就在于a中的“浓浓的”“热热的”“香香的”与“鸡汤”之间的关系可以纳入“性状—事物”的认知框架中。b中虽然“浓浓的”“热热的”“香香的”与“鸡汤”的关系可以纳入“性状—事物”的认知框架,但“浓浓的”“热热的”“香香的”与“端”“盛”的关系不能纳入“情状—动作”的认知框架。b式中的状位句存在一个“复合认知框架”,由两个子框架构成,一个子框架是“情状—动作”,一个子框架是“性状—事物”,表示事物(鸡汤)性状的“浓浓的”“热热的”不能激活表动作(端、盛)的情状,事物的性状和动作的情状不在一个认知框架内。所以例(5)a、(6)a、(13)a、(14)a中定位上的“浓浓的”“热热的”“香香的”不能异位到例(5)b、(6)b、(13)b、(14)b中的状位上。例(10)b中处于状位的“美美的”与动作“喝”之间的关系可以纳入“情状—动作”的认知框架,但状位的“美美的”与事物“鸡汤”之间的关系不能纳入“性状—事物”的认知框架,也就是例(10)b中的“美美的”只能表示动作“喝”的情状,不能激活事物“鸡汤”的性状,二者不在一个认知框架内,所以状位的“美美的”不能异位到例(10)a中的定位上。
a b
(15)奶奶稠稠地熬了锅粥。奶奶熬了锅稠稠的粥。
(16)*奶奶焦焦地熬了锅粥。奶奶熬了锅焦焦的粥。
例(16)中,a句和b句的合法度差异说明动作可以有一个预定的目标,而事件的发生一般不会有一个预定的目标。换句话说,为了预定的目标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去做某件事,而不会为某一预定的目标有意识地发生某件事。a句的“焦焦地”位于动词之前,是动作的目标,表示奶奶主观期望达成的状态,但句子里的这种“消极”状态通常是人们不愿意发生的,用这种人们不愿企及的状态作为目标违背认知常理,所以句子接受度低。而b句的“焦焦的”位于动词之后,只是事件客观发生的自然状态,它可以是如意状态也可以是不如意状态,因为事件的发生具有非控制性和非意志性,所以句子合法度高。
例(15)、(16)两句,同样符合上文关于定状位异位的条件的解释,这里不再赘述。
三、定位结构和状位结构两种不同的句式在篇章中的表现
(一)语言的功能就是传递人与人之间的信息,语言的结构就是为信息交流的具体需要而不断自我调适的结果。选用什么样的语言结构进行交流,体现了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作为可以相互异位的定位结构和状位结构,尽管变换前后的基本语义相同,但在语用功能上却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张国宪(2006)指出,定状位句法异位的语用动机是恒久与临时、有意与无意、主观与客观。但下列事例似乎不太符合这一说法。
(17)头发湿淋淋地往下滴水。
湿淋淋的头发往下滴水。
(18)她的眼角细细地出现了几条皱纹。
她的眼角出现了细细的几条皱纹。
(19)昨天夜里厚厚地下了一场雪。
昨天夜里下了一场厚厚的雪。
(20)桌子上厚厚地落了一层土。
桌子上落了厚厚的一层土。
(21)地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陷阱。
地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陷阱。
(22)正自胡猜,只见黑魆魆的进来一个人。
正自胡猜,只见进来黑魆魆的一个人。
(23)路旁的杉木上湿漉漉地长出许多咖啡色菌子,是木耳。
路旁的杉木上长出许多湿漉漉的咖啡色菌子,是木耳。
(二)定位结构和状位结构在篇章中的表现
我们认为应该把定状位结构置于动态的篇章平面进行研究,在篇章中,有的句式常作为事件发生的环境或条件出现,有的句式则贯穿了整个叙述过程的主线,并推动着事件进一步发展。与其说是句式的不同形式负载着它们各自所表现的信息功能,还不如说是由于篇章的需要使得不同信息要用不同形式来表达,因为句法现象背后更深刻的动因是篇章功能。
在实际语篇中,尤其是在叙述性语体中,有些句法单位直接描述人物的动作行为结果或某一事件,而另一些句法单位是对事件进行铺排或衬托。前者被称作话语中的前景(fore-ground)信息,后者叫背景(background)信息。前景信息是贯穿叙述事件的主线。
(24)瑞娥在灶前点柴烧水,烧了几个红枣,给老师沏了一壶酽酽的冬儿茶。
(25)有个头痛脑热的,打二两酒,或是酽酽地冲一碗白糖水,喝下去就好了。
虽然例(24)、(25)两句都是叙述主线,但例(24)中状态形容词在定语位,突显的是事物的性状,例(25)中状态形容词在状语位,突显了动作的整个完成过程,传递新信息。例(25)中宾语名词“白糖水”的受动性或可操纵性更强,因为后面出现的句子跟它的关系很紧密,所以,它所显示出的信息的前景性更强。
状位结构的句子也能传递背景信息:
(26)在胡哨声停下来的同时,“呼啦”一下,围上来一大群马弁。每个马弁都明晃晃地拿着一把刀。
(27)新迁过的草场上稀稀疏疏地游动着一群羊,草场是比原来的更平坦、更宽广了,只是草片比原来的要低一些。
例(26)、(27)两句中的状位句不是叙事的主线,只能作背景信息,例(26)是对叙述主体作补充性描写,例(27)是成段地对环境进行描写。
在篇章中从前景信息和背景信息角度分析定位结构和状位结构,还只是个尝试,对于状位结构在什么条件下传递前景信息,什么条件下传递背景信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力军.论“NP1+A+VP+NP2”格式中A的语义指向[J].烟台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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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贵友.现代汉语状位形容词和“系”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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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国宪.性状的语义指向规则及句法异位的语用动机[J].中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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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国宪.现代汉语形容词功能与认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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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朱亚军.凸显:一条极其重要的语用规律[J].外语学刊,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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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知角度分析英语句法歧义现象 篇4
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产生于20世纪,是在反对以乔姆斯基TG语言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语言学派。王寅(2006)将认知语言学定义为: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做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
认知语言学坚决否定语言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认为语言是后天习得的,与生活捆绑在一起,“现实—认知—语言”这一主线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说明语言是建立在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体认互动与感知加工的基础上,深受社会环境与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而形成的。它是一种全新的解释语言现象的方法,认为语言结构形式是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和内在认知机制的反映,与人的身体经验密不可分,因此,坚持从体验和认知的角度解释语言,并以语义为研究中心,这也是其成为一种新理论的基础。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心理学基础是基于身体经验的心智主义、建构论。
二、英语句法歧义现象分析
语言在表达上会或多或少出现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现象,这种现象很可能会产生歧义。这种歧义现象通常表现在语音、词汇、句法、语义、语用等各个层面。英语中的句法歧义现象指的是由于句法构造的组合具有多样性,对句意从不同角度理解而产生的歧义。这种英语句子结构层面引起的歧义是英语中一种常见的歧义现象。下面,笔者选取几类常见的句法结构歧义现象作简要分析。
(一)并列结构易引起歧义现象
由并列连接词构成的某些短语存在因形容词修饰不明而造成的歧义,如“The old men and women left.”既可以表示“这些老人和女士们离开了”,又可以表示“这些年纪大的男男女女们离开了”。
(二)动名词与现在分词界限不明会引起歧义现象
同为V-ing形式,动名词与现在分词在很多语境中会出现混淆现象,如“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的句意为“飞行中的飞机是危险的”,或“驾驶飞机可能是危险的”。
(三)指示代词指称不明会引起歧义现象
如“The bee landed on the flower because it had pollen.”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蜜蜂落在花上,因为它有花粉”,二是“蜜蜂落在花上,因为它要花粉”。
(四)介词短语置于句末充当状语或定语,由于归属不清引起歧义
如“The mother found the boy in the study.”这句话既可以指“母亲在书房里找到这个男孩”,又可以表示为“母亲找到了在书房里的这个男孩”。“I saw the man with a telescope.”这句话同样揭示了由介词短语修饰的界限不清而产生的句法歧义现象。
(五)比较结构的省略常会引起歧义现象
在英语中,比较结构经常出现省去从句后面的谓语动词等现象,如“I like my roommate as well as Nancy.”这句话就是由省略引起的比较结构歧义,既可理解为“我和南希一样喜欢我的舍友”,又可理解为“我喜欢我的舍友和南希”。
三、消解英语句法歧义的认知策略
英语中的句法歧义是一种多见又复杂的现象,成为语言交际的障碍。如何消除歧义现象成为许多学者主要研究的内容之一。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把语言看作一个自足的系统,主张在语言内部研究语言;句法也是独立的模块,主张采用“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或IC),把句子看成是由若干独立复合形式构成,并用括弧表示,以此来分析并消除句法歧义现象(程工1998)。而转换生成语言学派认为所有句子都有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提出了“树形图法”(tree-diagram),从深层结构入手,找出其中的语义关系,再根据这些语义关系将深层结构转换成清晰明了的表层结构,分析英语中的歧义句。认知语言学前沿理论为英语句法结构歧义现象的解析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并丰富了结构歧义的研究范围。本文将以认知语言学几个主要的理论为基点,对以上结构歧义例句进行分析。
(一)原型范畴理论
最初,在认知心理学中,“原型”被解释为“一个范畴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或几个成员”“认知的参照点”。王寅(2006)在《认知语言学》一书中这样定义范畴化(categorization):范畴化是一种基于体验,以主客体互动为出发点,对外界事体(事物、事件、现象等)进行主观概括和类属划分的心智过程,是一种赋予世界以一定结构,并使其从无序转向有序的理性活动,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手段。简言之,范畴化即人们为客观外界归类的心理过程。认知范畴(cognitive category)是范畴化的产物。原型范畴(prototype),顾名思义,就是指范畴中的典型代表。
原型范畴现象无论在非语言范畴还是语言范畴的认知中都是广泛存在的,原型范畴理论可用来分析语言的许多特殊现象,尤其是英语句法的歧义现象。比如:
例1:The old men and women left.
这一歧义句存在两种认知模型:这些老人和女士们;这些年纪大的男男女女。根据原型范畴理论,我们轻而易举地选择第二个认知模型作为原型范畴,因为,一般情况下,年纪大的男人和年纪大的女人走在一起。
例2: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
在这一歧义句中,flying究竟充当动名词还是现在分词是消除歧义的关键所在。温世仁(2005)对“V原形+ing”这一构式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认为“V原形+ing”是兼有动词和名词一部分性质的非谓语动词,不随主语的人称和数的变化而变化;后面若带有宾语时,则有动词的特征,充当动名词,并可被副词修饰。根据这一解释,flying后带有宾语planes,此时具有较大部分动词的特征,充当动名词,在V-ing中属于比较典型的成员,因而大多时候理解为“驾驶飞机可能是危险的”。
例3:The bee landed on the flower because it had pollen.
这句是指称歧义,it既可指主语the bee,又可指宾语the flower。根据it后面的成分,人们趋向于将it与前面的the flower联系,因为根据原型范畴理论,花才会“有(had)”花粉,蜜蜂只能“想要(wanted)”花粉。
(二)突显观
Ungerer&Schmid(2008)提出了当今认知语言学的三大表征方法———经验观(experiential view)、突显观(prominence view)和注意观(attentional view)。突显观认为语言结构中的信息排列与选择是由信息的突出来决定的,主要讨论的是图形—背景理论(figure-ground theory)。图形—背景分离的观点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个基本模式,它是由丹麦心理学家Rubin于20世纪初首创的,后由格式塔心理学流派借鉴来研究知觉。他们认为,知觉场分为图形与背景两个部分。图形是有高度结构的、完整的、显著的那一部分知觉场,而背景相对于图形,属于不完整的、零散的、模糊的那一部分知觉场。人们在观看某一事物时,总是在未分化的背景中分离混乱的事物,从而看到突显的图形,这符合该理论的核心,即在背景中突出主体。图形—背景理论不仅可以用来分析图片,也可以用来分析英语中的一些结构存在歧义的句子。王寅(2006)在《认知语法概论》中谈到: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认知上的图形与背景之别反映在语句表达中,主要靠主语和非主语加以区别。主语往往是优势部分,在同等条件下,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知觉范围中占优势的、突出的事体作为分句的语法主语,而不把不突出的事体选作语法主语,主语相对于图形,其他成分即是背景。根据这一理论分析下面三个歧义句:
例4:The mother found the boy in the study.
在这一歧义句中,虽然介词短语in the study既可以被视为修饰名词短语the boy的后置定语,又可以被视为状语修饰动词found,但是本句的主语是母亲,是将母亲作为描述重点的,也就是把母亲看作是图形,而把孩子看作是背景,介词短语in the study是用来对主语,即图形部分进行补充说明。因此,这句话应该理解为“母亲在书房里找到这个男孩”较为恰当。
例5:I saw the man with a telescope.
虽然这句话中的介词短语with a telescope既可以作定语修饰the man,又可以作状语修饰I saw,但本句的主语I应被视为描述的中心,即图形,则with a telescope是对图形I的补充说明,这样,就可以理解为“我用望远镜看到了那个人”,而不是“我看到了带着望远镜的那个人”。主语和宾语就是图形和背景的对立。
例6:I like my roommate as well as Nancy.
在语言表达中,突显的办法通常是将选中突出表达的成分放在主语位置,此句的主语I是图形,是描述的重点,宾语是背景,谓语动词like用来说明图形和背景之间的关系。因此,本句趋向于强调“我喜欢”,roommate与Nancy一并作为背景,对图形进行补充说明。这个句子理解为“我喜欢我的舍友和南希”较为恰当。
语言是认知的高级阶段,认知语言学理论强调从人的角度审视语言,力图寻找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策略,并通过人类知识和认知策略对语言做出统一的解释。邵军航、余素清(2006)将各种语言现象与人的认知体验相结合是认知语言学的一大特点,也拓展了歧义研究的思路。
结束语
认知语言学以体验哲学为理论基础,通过人们对世界的感知体验,以语义分析为基本出发点,分析、理解各种语法构造,真正从人的视角审视语言,这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本文讨论了原型范畴理论和突显观在英语句法歧义中的应用,将现实世界、认知构建和语言表达三者结合起来,旨在为英语句法歧义现象的解释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程工.1998.从对歧义句的分析看20世纪的句法学[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3).
邵军航,余素清.2006.认知语言学的经验观、突显观、注意观及其一致性[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
王寅.2006.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王寅.2006.认知语法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温世仁.2005.动画语法4[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认知现象 篇5
关键词： 网络语言、语码转换、认知理据
基金项目： 2015年湖南省益阳市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新闻报道语码转换研究” 项目编号：2015YS16
网络是继报纸、广播及电视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兴交际媒体，这种新的交际方式因其快捷、方便、自由、经济而广受人们欢迎。而网络语言是当今信息时代人们互相交流沟通的语言新形式，其简洁幽默、形象生动的特点从诞生时起就备受人们关注，并催生出一门新兴学科---“网络语言学”。网络语言学是一门介于信息技术与语言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网络将过去人们面对面的交流通过互联网、利用数字化电子媒体转变成为非直面的人际交流，极大地增加了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可能性，因此相较于报纸、电视等媒体语言，语码转换现象在网络语言中更为常见。研究网络语言中的汉英语码转换现象，分析网络语言中人们使用语码转换现象的内在动机，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网络语言语码转换的类型多样性及生成的深层动机。
一、网络语言学
网络语言学是一门网络语言学是一门介于信息技术与语言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是二十一世纪的一门新兴学科。周海中（2000）对网络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属性及定位等方面作了详细的阐述，引起了国际语言学界的关注。克里斯特尔（2011）分析了网络语言的演化现象、实际案例及网络语言学中备受关注的问题。网络语言学是网络技术和语言科学的有机融合，研究者们的前期研究偏重于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二、语码转换研究
语码是指一种语言或语言的任何一种变体。语码转换是指说话人在同一交际片段中交替使用兩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语言现象。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语码转换这一概念进行了许多研究。社会语言学侧重研究语言和社会的问题，研究对象包括语言变异、如何运用语言进行交际、交际中出现的语言问题、不同社会、社团语言使用的差异。心理语言学家主要从言语的产生和理解的心理过程角度研究语码转换，以帮助理解人们在做出语码转换行为时的大脑活动状态[1]。
三、网络语言汉英语码转换研究
网络语言的语码转换有与一般文体语码转换的特性，也有其独特的特点，简约性、视觉性和游戏性。网络语言是用语交际的键盘语言，快捷、简便、字母化是网络语言语码转换现象的重要基础。网络语言中英语码转换的类型可分为在以中文为主的语言中使用个别英语、用英语字母或数字来实现语码转换。
3.1 英汉语码转换
通常情况下，中英语码转换是以汉语为主体语言，使用少数的英语语码来实现语码转换，如：“我好happy”，“有事call我”。
3.2 英语字母语码转换
以英文的首字母或英文单词中某两三个重要字母构成的一些缩略语，不仅经常出现在电视、报纸等媒体中，也常常出现在网络语言中，如：“btw：by the way”，“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
3.3 数字语码转换
数字语码转换主要表现为数字通常是英文单词的谐音，如：B2B （Business to business），F2F （face to face）。
四、语码转换的心理动机
人的语言能力不是一种独立的能力，它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部分，与人的认知能力密切相连。语言作为人类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它也是社会社会规则、文化、经验等因素下的产物，属于认知体系。
言语交际者在交际活动中会在现有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内在心境，对信息进行感知、编码和变换，采用适当的策略完成交际任务[4]。在言语交际活动中，言语者并不是简单地表达语言或符号的意义，而是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活动，衡量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定位合适的交际方式和表达形式，而言语交际的接受则者需要根据语言环境和自己的心理判断去理解言语者的真实意思，因此言语交际中的语码转换必定带有明确的心理动机。言语交际者在交际活动中使用语码转换，以达到亲近或疏远对方的目的，以语言靠拢为内在动机的语码转换有利于语言趋同，反之，以语言背离为心理依据的语码转换就会产生语言趋异。在网络语言中，交际者使用语言认同度高的英语表达可以达到使交际气氛更融洽和拉近与交际对象关系的目的[4]。
五、结语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的途径，而不同种族文化人们之间的交流又推动网络语言向更加的丰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网络语言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还需人们进一步的研究探索。研究以网络语言中经常出现的汉英语码转换现象为切入点，分析网络语言中人们使用语码转换的内在动机，有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归纳网络语言的类型多样性及生成的深层动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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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吕黛蓉，从功能语言学 角度看语码转换[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2）.
认知现象 篇6
一、英语多义词形成的机制
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 尤其是认知语言学的兴起, 人们逐渐认识到词汇语义是有系统的, 多义词的义项构成语义网络, 其义项之间通过隐喻、转喻、概括化、意象图式转换等认知原则而相互联系。认知语言学强调词义是动态的, 而非静止的。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交际范围的扩展以及交际需求的增长, 词汇从最初一个词只对应一个意义发展到一个词对应着好几个意义, 于是就出现了多义词。从中可以看出, 多义词是人类认知能力发展的结果, 它客观地反映了语言经济性原则和认知经济性原则。
认知语言学认为, 多义词主要是通过隐喻和转喻这两种人类认知方式达到意义的拓展, 即由一个词的原型意义或基本意义向其他意义即边缘意义或比喻意义延伸的过程。一般来说, 多义词的原型意义或基本意义是具体的、是人类最初认识事物的意义;而边缘意义或比喻意义是从基本意义派生出来的义项。因此, 多义词的各个义项在语义范畴中的地位不同, 但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而非杂乱无章或毫无关系的。Taylor提出连锁型, 即多义词各义项就像英文字母A、B、C、D……一样呈锁链状, 后一个义项以前一个义项为基础。Lakoff则用辐射范畴来描述多义词语义的隐喻性延伸, 他认为, 多义词的派生意义即边缘意义或比喻意义就像光芒一样从基本意义向四周辐射, 各派生意义相对独立。根据以上所述, 多义词形成的过程是在人类认知的基础上产生的, 多义词生成机制的方式以及途径均是人类认知手段, 因此, 多义词意义的延伸与扩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类文化的影响。
二、文化与多义词意义的拓展
正如认知语言学家所认为的, 多义词主要是通过隐喻和转喻这两种人类认知方式达到意义的拓展。由于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与途径具有相似性, 因此, 英语多义词会出现与汉语对应词语义重合的现象。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差异性, 不同民族的词汇也必然具有差异性。因此, 在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作用下就会产生附加在词汇本身概念之上的不同的联想意义, 也就出现了英语多义词某些意义在汉语对应词中缺失以及意义不对等的现象。
1. 英汉多义词语义重合的现象
英汉多义词语义重合的现象是指英汉多义词的基本意义相同, 比喻意义即涉及的文化内涵也基本一致。下面以英语单词“heart”与汉语“心”为例。两者的基本意义完全相等均表示心脏即“高等动物身体内推动血液循环的重要器官, 其内部是储血的空腔, 体积与本人的拳头”。两者的外延即它们的比喻意义基本上相似, 例如, 汉语“用心学习”中的“心”与英语“learn sth.by heart”中的“heart”语义基本一致, 表示人类的心智与思维。还有汉语的“伤心”与英语“break one’s heart”均表示人们的情感。再以汉语中的“头”和英语中“head”为例, 它们的语义从最初的基本意义 (即脑袋, 人身体上的最上部分或动物身体的最前的部分) 扩展到其他许多比喻意义或联想意义。“钉子头”中的“头”和“the head of a tail”中的“head”均表示物体的一端。它们都可以表示头脑, 脑筋;表示某个机构或组织的负责人。英汉多义词语义重合的现象可以帮助学习者习得多义词的各个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词汇习得是较为轻松的。
2. 英汉多义词语义缺失现象
当不同民族用其特有的词汇去反映其特异性的文化, 即文化缺项时, 就会出现有些词只在一种文化中存在, 在另一文化中并不存在的文化现象, 这种文化现象被称为词汇缺项。英汉多义词语义缺失现象是指多义词的基本意义相同, 但比喻意义在一种文化里存在, 在另一种文化里却没有的现象, 通常这类型的比喻意义具有鲜明的文化特点。例如, 汉语中的“竹”与英语中的“bamboo”都指植物松树, 但在汉语中除了这基本意义还有更为丰富的比喻意义, 即正直、坚贞以及廉洁。英语中的“hot”一词, 可以表示热还可以表示酷、辣等意思。然而, 在汉语中, “热”这个词只能表示温度高, 而没有英语中酷和辣的意思。英汉词汇语义扩展同样受到了文学作品的影响, 如《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Hamlet (哈姆雷特) , 由于他在为父复仇的问题上表现出优柔寡断、犹豫不决, 因此, 英语中用Hamlet来形容这一类人或这一类事。
3. 英汉多义词语义错位现象
英汉多义词语义错位现象是指由于文化内涵的不同, 多义词语义出现不同甚至是相对立的现象。众所周知, 各个民族在认知心理上的差异会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 这种影响来自社会环境、历史传统、风俗习惯、道德信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因素因此,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 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人类认知差异的影响。那么在不同语言中, 词汇在语义拓展与延伸的过程中也就出现了文章中所要探讨的多义词语义错位现象。以英汉颜色词为例, 颜色词属于文化限定词, 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颜色观。在不同民族文化中, 同一种颜色表达不同的文化心理, 引起不同的联想, 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例如, 汉语中的“红”与英语中的“red”它们的基本意义是以通过能量来激发观察者的可见光谱中长波末端的颜色, 波长大约为630到750纳米, 类似于新鲜血液的颜色, 是三原色和心里原色之一, 而两者的比喻意义则大相径庭。汉语中的“红”总是与喜庆、吉祥、祝福相联系, 例如, 大红喜字、红盖头、红色的中国结等寓意着和和美美。在喜庆与吉祥比喻意的基础上, 红的语义进一步延伸拓展, 象征着顺利、成功、得势, 正义与进步之意, 相关的表达有红红火火红运当头、红人、红旗、红色政权等。正如以上所说, 多义词各义项是相互联系的, 但又相互独立的, 因此, 汉语中“红”还表达了嫉妒、羡慕的意义如红眼病, 眼红。而英语中的“red”却与暴力、血腥、杀戮、恐怖相联系的, 相关的表达有red-handed (当场被捕的) 、red alert (空袭紧急警报) , in the red (亏损) 。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应注重提高对学生隐喻意识和隐喻能力的培养, 在教学实践中把概念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手段, 而不仅仅是修辞手段, 鼓励学生在语言输出中尽可能恰当地使用隐喻性表达等。同时, 文化在多义词语义拓展中的影响与作用要求学习多义词关键在于要进行汉语和英语各个义项的对比, 既要了解其内涵又要理解其外延, 尤其是各个意义所表现的文化内涵。但是现今文化因素虽然已经被大多数外语教师列为教学内容, 但是文化教学由于缺乏系统性、完整性, 并与语言教学脱节, 所以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取得预期效果。因此, 在外语教学中尤其是英语多义词的教学与习得过程中, 应给予文化足够的重视, 要注意文化差异, 进行文化对比。但是母语和母语文化在二语习得中并不完全是负作用, 其也可以成为学习者语言学习的一种交际策略或一种资源。
通过对文化在多义词多义网络中的作用以及影响的分析, 我们可以“了解相关的语言社团, 且在对比中加强我们的跨文化研究, 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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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戴炜栋, 张红玲.英语交际中的文化迁移及其对外语教改的启示.外语界, 2000 (2) .
认知现象 篇7
关键词：认知角度,“cake (蛋糕) ”,一词多义现象
一、引言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认为语言形式与其所指的实体间没有任何的对应关系, 音义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但随着社会, 文化的发展变化, 人们在以知词汇的基础上认识新事物, 造成了符号无意义的拓展或延伸, 即产生了一词多义现象。多义现象是自然语言的普遍现象, 但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 还是一种认知现象, 来源于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思维。隐喻和转喻作为重要的认知方式在词义的变化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根据认知语义学对多义现象的分析, 描述变化多端的真实世界的语言是以隐喻的形式体现的, 各种意义之间是系统的, 自然的关系, 即后一个义项是以前一个义项为基础的:A→B→C→D等。 (Taylor, 2001:106—115) Leech (2000:318) 认为词义延伸主要是通过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方式实现的。但隐喻和转喻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它们在词义扩展和延伸中各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人们在构造词汇新的意义时认知结构是怎样的?英汉的词义延伸是否完全一致?本文从对“cake”一词从转喻到隐喻的意义变化, 探讨和回答以上问题。
二、隐喻和转喻的认知观
隐喻和转喻作为人们的重要认知方式, 对人们认知事物和事物概念的形成, 语言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Lakoff和Johnson认为, 隐喻是“从一个认知域投射到另一个认知域”, 这个投射过程以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的联想为基础, 即本体和喻体之间具有相似性关系特征。所以隐喻也可以说是用一种人们所熟悉的具体的概念表达另一种新的抽象的, 不易感知的概念。例如, 空间是具体可感的, 而时间则是抽象的, 不易感知的, 于是, 我们就借空间的语言表达形式描述时间, 如“时间很长”、“下个月”等。而转喻的本体和喻体是在同一域中进行的。两者是一种替代关系, 即通过某个认知上的显著部分或特征, 或有特殊关系的临近事物理解整个事物。例如, 我们用“头脑” (head) 转喻首领、头脑、智力、天赋等。正如隐喻靠的是相似性联想一样, 转喻离不开相关性联想。
在认知语言学领域, 隐喻研究一直都备受关注。而近年来, 转喻研究也逐渐开始受到中外认知学者的重视。实质上, 转喻更具有本源性, 即在很多情况下转喻是隐喻映射的基础, 但它们之间并非截然分开, Johnson曾说:“相似性是被增添到邻近性上的, 因此任何转喻都带有一点隐喻的色彩, 任何隐喻也都带有转喻的痕迹。” (Goossens, 2002:351)
三、cake的义项分析
词汇的义项大致包括本义和引申意。再次对事物进行范畴化或概念化的过程, 即词义的引申过程。它是指从单义词的一个中心结构变为多义词的中心结构。cake的概念的改变是从两方面进行的, 一是从本义的邻近性关系考虑在本概念内进行拓展, 这从认知角度来看属于转喻。二是从本义的相似性关系考虑, 向不同概念域映射、拓展, 即不仅把蛋糕看成一个由鸡蛋、面粉加糖和油制成的松软的糕, 意义单一, 而且把它看成与它形状相似的块状物, 这从认知的角度来说, 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隐喻的思维结构。当“蛋糕”被重新概念化后, 它所涵盖的事物更为广阔, 不仅包括外部特征的相似性, 而且包括事物内在的重要性, 如“好的东西”。
词汇包括简单词、合成词和习语。因此, 我们在分析cake的义项时, 主要从简单词和习语的意义两方面出发。为了更清楚地描述“蛋糕”由转喻到隐喻的意义转变过程, 我们将“cake”的义项分为以下几项。
(1) a soft food made by baking a sweet mixture of flour, eggs, sugar, etc. (糕、饼、蛋糕) 。
(2) a flat shaped piece of something, esp food. (饼状物, 尤指食物) 。
(3) shaped or hardened mass of a substance. (块状物) 。
(4) the total amount, esp, of money or goods, that is to be shared among everyone. (人人均有份的钱或货物的总数、总量、总额) 。
(5) (sell) like hot cakes: (to be sold) very quickly (销路很好) 。
(6) Have one’s cake and eat it (too) :to have the advantages of something without the disadvantages that go with it (非正式, 得其利而无其害) 。
根据词典对义项的标示, 义项 (1) 最早使用, 是cake的本意, 这个义项包括了cake的具体和典型性特征, 即“由鸡蛋、面粉加糖和油制成的松软的糕”, 如“a chocolate cake, to bake a cake, a birthday cake”等, 而其他的几个义项都可被看成后来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出来的意思。根据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观点, cake在最初用来表“蛋糕”这个概念时, 音和义之间没有认知理据, 是任意性的结果。而义项 (2) 就带有转喻的认知特征。蛋糕是食物中的一种, 且其形状与各种饼类相近, 因此把蛋糕转喻为“饼状物, 尤指食物”, 如“a potato cake, a fish cake”等。这就是利用了两者之间在“食物”上的相关性, 即邻近性, 在同一“域”内, 以部分代整体, 这就是转喻的思维模式之一。义项 (3) 用蛋糕表示“块状物”, 很形象。因为我们在吃蛋糕时一般都是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所以在表达“a cake of soap”时, 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蛋糕一块块的样子。在这里, 人们不再把蛋糕看成食物的一种, 而是看作一个与蛋糕形状相似的块状物。随着转喻成分的减小, 隐喻的成分增大了, 但暗含的转喻基础仍在。在义项 (4) 中, 由于一个整的蛋糕经常被几个人分成几小份来吃, 蛋糕的意思在此是人人均有份的钱或货物的总数、总量、总额, 所以看到这个意思我们就会想到分蛋糕, 英语中有“Cake Division by Majority Decision”和“How to cut a cake almost fairly” (Google网) , 汉语中也是如此, 如“1.9万亿元的大蛋糕怎么切?解析2006年中央财政资金五大流向”, “谁在切分医疗蛋糕”。蛋糕也可以被看成货物的一种, 在这里分蛋糕就代表分货物或资金的总量。根据分析该义项既可看成隐喻又可看成转喻, 属于两者的交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 各种花色的“蛋糕”纷纷出炉, “春运蛋糕”“手机蛋糕”“年底市场蛋糕”“假日旅游蛋糕”“求职经济大蛋糕”“被冷落的蛋糕——农村市场”, 等等, 不一而足。这里的“蛋糕”都具有“市场”的意思。义项 (5) 中的“销路很好”也是指代市场这个意思。这时表达的意思已经从具体的食品域“蛋糕”跳到抽象的经济域, 由于两者所处的域不同, 即从一个域映射到另一个域, 因此用“蛋糕”代替“市场”可以被看作隐喻的思维方式。“蛋糕”的“市场”义开始只是临时的, 但随着大众媒体的广泛使用, “蛋糕”的新义逐渐被人们接受、认可, 广泛地应用于教育、卫生、金融等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蛋糕”的“市场”义已经固定下来了。但“蛋糕”的变脸并未停止, 由于“蛋糕”的词义特点, 它一般指好的, 预期能给人们带来利润的市场, 一般来说, 好的市场就能带来利润, 所以“蛋糕”又转指利润、利益等。如“经济全球化既非‘蛋糕’亦非‘陷阱’” (《经济参考报》, 1998年2月20日) “海尔认为, 要想在受机市场上取得突破, 必须做一块蛋糕独享” (人民网, 2003年1月23日) 。义项 (6) 中的“cake”也是指利益、利润的意思。如“Internet life no piece of cake for smaller newspapers, weeklies”, “Sustainability, Hamilto-nian value, and NNP in a Cake-Eating Economy” (Google) , “Privacy:Internet users want to have cake and eat it shock”, (By Grant Gross, IDG news service) 。另外, 无论如何, 利益当然是越多越好, 于是就出现了许多像“做大2800亿投资做大奥运蛋糕, 基础设施投资是亮点”, “把舞蹈市场的蛋糕做大”这样的句子。“做大……蛋糕”便成为颇为流行的经济用语。随之而来的词语还有“做精”“做实”“做优”“做活”“做火”等。义项 (5) 、 (6) , 以及“做……”都与本义具有相似性特征, 从认知角度来说, 属于隐喻性思维模式, 因为这些义项中的各实体引起了“蛋糕”向不同域映射。这些义项都是与第一个义项, 即本义有相似性特征。这正符合了认知语言学中的“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的体验哲学思想。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得知: (1) 在这六个义项中, 义项 (1) 是本义;义项 (2) 是转喻;义项 (3) 、 (4) 是转喻与隐喻的交叉;义项 (5) 、 (6) , 以及“做大……”都属于隐喻的认知思维。隐喻性义项多于转喻性义项, 但由于人的思维的复杂性, 不可能一下子截然分开两种思维方式, 因此就会出现转喻和隐喻的交叉现象。转喻性思维是在邻近性基础上产生的联想, 而隐喻性思维是在相似性基础上产生的联想, 语义范围更广阔, 所以在词义延伸中隐喻的作用大于转喻。但我们千万不能忽视了转喻的基础性作用。 (2) 从以上汉语中和英语中关于“蛋糕”义项的分析及举例, 我们可以看出, 由于人类对世界万物认知基础的相似性, “蛋糕”在汉语和英语中的意思都大同小异。但是又由于汉语和英语语言的不同特征, 有些意思又难免会存在细微的差别。
四、结语
本文通过从认知角度对“cake”一词多义现象的分析, 表达了多义词延伸的认知思维结构和呈现方式。词义延伸主要是通过转喻的邻近性思维特征和隐喻的相似性思维特征进行的。在词汇意义的延伸中, 隐喻的认知思维方式的作用要大于转喻的认知思维方式, 但转喻是隐喻的基础, 且两者具有交叉现象。由于人类认知结构的基本相同, 英语和汉语在词义延伸方面大体相同, 但是又由于英汉语言的不同特征又难免会有所差异。“蛋糕”为何会产生如此多的新义?从词汇学角度来说, 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表达的需要, 因此就会创造一些新的语言成分, 即通过创造新词或通过词义延伸的方式表达他义。“蛋糕”带来的新词语丰富了语言词汇, 使词汇花园更加生机勃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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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认知现象 篇8
一、当前涉农乱收费现象的表现
近年来, 各地区按照国家关于治理涉农乱收费问题的指示要求, 制定专项清理方案, 开展相关整治活动, 特别是在“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方面收到了一些成效。然而, 在治理过程中, 一些问题仍未得到有效根除, 新的形式又在不断呈现
(一) 侥幸违法屡禁不止
侥幸心理, 通常是指试图运用偶然的行为, 实现自己预期的效果。具体至涉农乱收费领域, 是指涉农部门或单位知规违规, 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农民进行乱收费, 具有一定的心理主观性和行为驱使性。近年来, 我国着力实施政治体制改革, 加大政府职能转变, 积极打造服务型政府, 在深化改革进程中, 一些涉农单位明知故犯, 侥幸违法问题屡禁不止[1]。比如, 在中央取消农业税、“三提留”、“五统筹”的情况下, 一些建管、农经、计生、水利、劳动等部门, 未完全落实上级关于惠农的相关要求, 尤其在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兴办村级公益事业问题上, 擅自违规操作, 一些费用超出了国家明文规定的标准, 仍然变换收费路径, 自立项目收费, 导致旧的问题尚未解决, 新的问题不断呈现。
(二) 变换手法不断翻新
当前, 在我国全面推进税费改革进程中, 一些基层农村管理部门, 片面将不合理收费合理化, 不断更新乱收费的名目, 变换征收的路径和方法, 对已经明令取消的乱集资、摊派文件敏感性不强, 凭借侥幸心理, 冒险试用, 致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及“新瓶装老酒”等屡禁不止。比如, 搭车收费问题, 虽然各级均在重点纠治, 但到目前, 在一些农村地区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有的农村中小学, 为规避检查, 巧立名目, 将一些不合理项目和金额化整为零, 在开学注册报名时看似正规, 但在学生上学期间, 收取试卷费、补课费等。有的防疫、检疫部门, 未完全按照国家关于畜禽产品检疫标准降低30%的要求执行, 无形中加重了农民的负担[2]。
(三) 隐蔽收费客观存在
近年来, 国家在严禁涉农乱收费问题上, 逐步规范农业部门工作秩序, 不断健全规章制度, 持续完善行政措施, 并以清理涉农乱收费专项活动为载体, 眼睛向下, 深度治理, 始终保持着高压态势, 使一些涉农部门不能乱收费, 不敢乱收费, 公然乱收费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然而, 一些部门、单位以合法的“外衣”遮盖乱收费行为, 将不合理的收费由公开转向隐蔽。比如, 在开展涉农乱收费专项整治活动中, 发现一些基层农村虽然在村委会显眼位置, 设立公务告知栏, 将涉农价格挂在嘴上, 贴在墙上, 写在本上, 但内容却为大多民众不熟知的项目, 存在着张贴内容与实际收费不一致的问题。
二、涉农乱收费现象产生的根源
客观上讲, 涉农乱收费问题的产生, 既受财政体系、绩效评比、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影响, 也与财政分权改革不到位、乡镇经济发展不充分和收费单位利益的驱动等问题紧密相联。从当前涉农乱收费新问题新表现分析, 其根本原因可归结为思想认识不到位、经济体制需优化、法治行为待强化等三个方面。
(一) 思想认识不到位
在2015 年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 针对近年来出现的涉农乱收费新问题, 对健全涉农管理组织、完善收费管控措施、加强基础设施审核等方面进行了重点强调。在落实《意见》过程中, 一些涉农部门执行意识不强, 要么以文件落实文件, 以会议落实会议, 以传达落实传达, 在上级要求与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农村发展上结合不够;要么存在“农民的事情农民办”的片面认识, 对自身执行行为监管不力, 仍然存在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的问题。究其原因, 一方面农民用法护己意识淡薄, 对上级文件精神了解不多, 掌握不透;一方面涉农部门对乱收费危害性认识不到位, 对于上级工作部署执行力较弱, 导致政策文件在落实过程中务了虚功, 挂了空档。
(二) 经济体制需优化
“三农”问题, 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在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 齐心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 一些基层农村单位好高骛远、急功近利, 试图通过“捷径”实现所谓的经济发展目标。比如, 擅自改变征收费用的路径和手段, 扩充乱收费的范畴, 通过非正常、非正规手段弥补财政的不足, 加之“空壳”村的客观存在, 农村基层单位要确保工作正常运行, 将收费的触角伸向农民。另外, 我国农村“二元制”结构客观存在, 农村义务教育、基础设施等建设刚需性较强, 在国家减少行政事业经费的情况下, 由于财政分权改革不到位、乡镇经济发展不充分, 有的省、市对基层农村帮扶“断奶”, 加剧了县、乡两级财政困难, 导致“节流”难以做小问题[3]。
(三) 法治行为需强化
十八大以来, 我国将法律作为治国的重器, 着力打造法治政府, 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部署。“三农”作为我国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将依法治国的理念融入农村建设进程, 逐步规范涉农部门、单位的运行秩序。针对当前一些涉农部门自己不收、请人代收, 以及改变性质变相收费的现象, 反思问题存在的原因, 一方面行政性事业收费的规章制度与农村发展实际结合不够紧密, 尤其在涉农组织管理体系上还不够健全, 在开展专项治理整治中, 对于落实上级要求变形走样问题熟视无睹, 造成检查难、整改难问题。另一方面, 目前我国在出台治理涉农乱收费文件上, 宏观性较强, 一些省、市尤其县、乡层面, 没有将中央的规定进行细化分解, 造成什么问题突出、什么现象普遍存在就治理什么的问题。
三、整改涉农问题的有效措施
(一) 强化服务理念
涉农部门或单位, 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是应尽的职责和义务。为此, 要坚持以人为本, 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重点, 真正把人民群众的挠头事、痛苦事、烦心事挂在心上, 从内心深处摆正服务的态度, 切实解决好政府部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要增强对上级关于治理涉农收乱费规定和要求的执行意识, 尤其对于2015 年中央下发的《意见》, 要强化重点落实的思维理念, 把为农民减负作为一种习惯, 融于日常工作, 纳入整体规划, 同时采取“一岗双责”的做法, 在自身做好不乱收费的基础上, 加强相互之间督查和监管, 进一步浓厚上下相联、左右互通的监管氛围, 强化为民服务的理念。
(二) 健全服务机制
针对当前一些涉农部门或单位擅自扩充征收费用、财政开支“节流”不畅等问题, 要完善农村经费保障制度, 着力探索设置乡镇涉农保障基金, 可由县、乡两级负责, 在省、市备案, 并按照分级管理、逐级负责、责任到人的思路, 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实际状况, 拉开档次, 分清层次, 具体确定保障基金的上限与下限, 进而规避“断供”问题。要按照兜底原则, 明确涉农价费标准, 细化涉农经费内容, 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宏观的规划实在化。如监察、法制、物价、建设等单位, 在加强涉农费用监管的基础上, 强化责任分工, 明确各部门的具体工作内容, 切实加强对建房保证金的管控。通过以上农村经费保障及协调负责机制的建立, 进一步规范涉农业收费清单制度, 减少乱收费后基层农村的“阵痛”。
(三) 规范服务秩序
法治, 是确保社会规范运行、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基本保障。针对当前隐蔽收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 涉农部门要强化依法运行的理念, 尤其在“开源“”节流”的基础上, 进一步做好规范性工作。比如, 将纪检部门纳入自查、互查机制, 通过群众查、涉农部门查、本级及上级纪检单位查, 有效梳理不规范的涉农项目、收费标准、征收内容, 切实找准不规范、不合理的乱收费问题, 对一些模棱两可的现象进行准确定位, 同时要加强对问题的研究, 探讨建立规范服务的体系, 进而确保涉农部门各项工作有序运行。另外, 要着力推进当前基层农村“碎片化”服务模式, 向“整体化”供给体系的转变, 通过完善涉农工作制度, 规范服务方式, 促使上级关于治理涉农乱收费的相关要求在基层末端得到有效落实, 有效解决政策落地不实、涉农乱收费屡禁不止等问题。
参考文献
[1]陈波, 郑淼松, 杨广步.关于乡镇涉农乱收费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调查与思考, 2015. (6) .
[2]孙景雷.乐陵涉农收费监督员“专盯”涉农乱收费[J].中国价格监督与反垄断, 2014. (2) .
认知现象 篇9
一内容
现象学由胡塞尔奠基,同时也包含了舍勒、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以及舒茨等人作出的不同解释与发展。意图积极介入认知科学研究的自然化现象学实质也是这场现象学运动的构成部分,也是对现象学的一种解释与发展。认同自然化现象学主张的加拉格尔与扎哈维等认为,现象学两个方面的理论内核对于现象学积极介入认知科学至为关键:一是消除任何理论预设而回归主观体验本身的这一现象学基本主张;二是现象学对主观体验的描述与分析方法可以视为一种主体间性的客观方法。对现象学内容与方法两个方面的这种解释可以称为自然化现象学的理论基点。
“回归事实本身”是现象学运动的起点。在扎哈维、加拉格尔等人看来,现象学的固有内核之一就是悬隔二元论、还原主义、消除主义等各种理论预设,从而回归真正实在的主体体验本身。以视知觉研究来说,现象学要求对内在心灵、大脑活动或者外部刺激主导等传统视知觉理论预设加以悬隔,从而回归主观体验本身来揭示视知觉现象。同时,意识活动的意向性就是主观体验的基本结构,即体验可以描述为所有意识(知觉、记忆、想象、判断等)都是关于某物的一种原初关系。这样,诸如知觉、记忆和想象等意识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处于各种情境之中的体验活动,就是处于各种物理、社会环境甚至虚拟文化对象之中的体验活动。正是基于不同的情境,视知觉等意识活动也就相应展现了一种丰富性。加拉格尔如此描述:“知觉意向性就是异常丰富的。就对街上汽车的视知觉而言,知觉不仅仅是接收信息,相反,知觉涉及一种理解,这种理解经常随着环境而改变。……现象学家将会主张,知觉体验嵌入于实用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场景中,并且大多数语义活动(知觉内容的形成)源自于我所遭遇的对象、安排和事件。在某一特殊场合,我可以将对象视为一种我用来达到某地的实践工具。在另一个场合,我可以将同一对象视为我必须清洁、必须出售或者出现某种故障的对象。我对汽车的视知觉方式将依赖某种处境背景,这可以通过现象学加以探究。将我的汽车视为驾驶的对象,就是将汽车视为我能爬进去的对象,就是将汽车视为能够实现运动功能定位的对象。我的知觉体验最终是由身体能力和拥有的技巧诱发的。我们已经习惯于说知觉具有表征或概念内容。但是,这种谈论方式没有能充分说明知觉体验的处境性本质。不是说我将这部汽车表征为可以驾驶的,更好的说法是,假定汽车设计、我的身体形状与行动能力以及环境状况的条件下,汽车是可以驾驶的,并且我将知觉到汽车是可以驾驶的。”[2]7-8
现象学并不否认大脑活动与外部环境产生知觉活动的因果机制,不过,现象学并不试图提出一种对意识活动的自然主义解释,现象学所根本关注的是能够理解和正确描述我们精神/涉身生活的体验结构。在加拉格尔与扎哈维看来,正是现象学所揭示的主观体验可以成为认知科学等自然主义解释的基础。他们说:“我们现在已经逐渐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清楚地认识我们想要表述什么,那么我们就不能深入地了解对于意识和大脑关系的科学解释。换句话说,任何对于将意识还原为神经元结构可能性的评估,任何对意识的自然化是否可能的评估,都将要求一种对意识体验层面的详细分析和描述。”[2]9
二方法
尽管不少认知科学家与哲学家意识到现象学与心理学等实证研究是相关的,并且现象学揭示的体验结构有助于认知科学研究,但是,现象学与认知科学使用方法的明显不同始终是实现二者结合的最大障碍。一般认为,现象学采用了第一人称路径的研究方法,现象学通过主体体验来理解知觉,对于知觉活动的理解根本不关涉大脑活动。而认知科学等则采取了第三人称的路径,即研究者作为外部观察者而非体验主体,立足大脑状态及其功能机制等客观层面来理解知觉。
可见,两种传统的对立更多源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路径的方法论区分,正是这种区分造成了“意识难问题”及其解释的鸿沟。不过,如果人们坚持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路径的严格区分,坚持不能用第三人称术语来解释第一人称的事情,坚持科学的客观性要求对观察对象的第三人称视角,那么,这就将导致根本不存在任何关于意识现象的科学研究。这样,如果我们要对意识活动进行科学研究,这就需要对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路径进行再认识,或者说对现象学方法加以再认识。
实现现象学对认知科学的建设性介入,要求对第一人称路径与第三人称路径的重新认识。第一人称视角的现象学分析仅仅是一种对于主观体验描述结果的“客观”编写,不应当将其理解为一个给定主体自身完全封闭和私人的“主观”体验。同样,第三人称路径的科学解释也并不是完全“客观的”,不是可以独立于第一人称视角的,相信存在纯粹第三人称视角等于陷入一种客观主义的幻觉。
在加拉格尔和扎哈维看来,现象学方法并不是第一人称的“主观”方法,它也是一种“客观性”的方法,或者说,现象学能够使主观体验以“客观的”形式呈现出来。现象学对于主观体验结构的揭示由四个基本方面构成:一是现象学方法要求对各种理论立场的自然主义态度加以悬隔;二是要求对体验对象和体验自身共联的意向性结构加以现象学还原;三是要求对意向性结构加以共时与历时的本质直观;四是要求对意向性结构本质进行一种主体间的确证(intersubjective corroboration),由此实现现象学对体验描述的“客观性”呈现[2]28。这样一来,现象学的第一人称视角既是“主观的”,因为任何一种获知方式都是主观性的,同时,现象学的第一人称视角也是“客观的”,因为,现象学分析主张自我与他人具有相同的获知对象方式。所谓的第三人称视角来自于至少两个第一人称视角的相遇,这最终导致的是一种对于对象的主体间性获知。
总之,现象学可以提供一种对于意识的可控制研究,现象学方法就像科学方法一样,其目的也是为了避免偏见性和主观性的解释。现象学方法并不是一种对体验的主观性解释,它是一种对主观体验的解释;同时,现象学方法是一种对主观体验的客观解释,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否定主观体验,或者说我们能够通过将主观体验转化为第三人称方法考察的对象来理解主观体验。这样,对于现象学方法的再认识,就为现象学积极介入认知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本质
自然化现象学就是一种立足现象学的任务与方法、实现现象学与实证科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在加拉格尔和扎哈维看来,自然化不是指立足自然或者说只能通过客观的自然科学来进行关于心灵的研究,如此理解的自然化现象学只是一种非技术的使用。现象学的非技术使用就是将现象学体验等同于神经生物学过程,扎哈维也将其称为一种激进的现象学自然化。自然化现象学关注的是现象学的技术性使用,或者说一种温和的现象学自然化,即对体验这一自然构成部分进行现象学与科学的研究。加拉格尔指出,技术性的现象学自然化意味着,“一种自然化的现象学应当承认,它所研究的现象就是自然的构成部分,并且由此是对实证研究是开放的。”[2]30温和的现象学自然化主张在现象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互动,同时维护各自的相对独立性。扎哈维这样说明两者的关系,“正如现象学也许在发展新的实验范例时提供帮助一样,现象学能够对经验性科学作出的基本理论假定发问并进行说明。经验性科学可以给现象学提供它不能简单忽略而必须能够调和的具体的研究结果,以及也许会促使现象学提炼或修改它自己的分析的证据。”[3]
将基于体验的现象学与实证科学研究相结合的自然化现象学,区别于其他一些对认知与心灵的现象学研究。
自然化现象学不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詹姆士在心理学研究所指的内省方法。在当代认知科学研究中,一些人将运用于实验科学的内省方法等同于现象学的方法。在加拉格尔和扎哈维看来,内省的方法不同于现象学方法。第一,内省的方法并不是一种客观的方法。例如若两个实验个体的内省资料出现矛盾,那么我们将没有办法解决这种矛盾,或者说不会产生认识上的主体间共识。第二,内省的方法是一种基于笛卡尔主义的方法。内省不是揭示体验的根本方法,其实质是对原本体验的一种笛卡尔意义的“我思”或者自我反思。现象学传统关注的对自身体验的觉知,不是反思意义的觉知,而是一种在我们运用精确内省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觉知自我的体验。例如,我们在看见灯光的同时,我们就在觉知我们看见灯光这件事情。这种觉知意识不是基于对我们体验的反思性或者内省性的注意,相反,觉知意识就是我们体验的本质构成,并且觉知意识明确将我们的体验限定为意识的体验[2]15。
自然化现象学也不同于丹尼特提出的异质现象学(heterophenomenology)。异质现象学主张,现象学家通过与主体交谈并且记录其言语和其他行为表现,然后给这些发现提供一个意向性解释,如果获得的资料模糊,现象学家还可以进一步通过主体得到澄清,通过这个过程,现象学家最终能够完整地得到主体意识体验的报告。不过,异质现象学在人们是否真正具有主观体验的问题上却持有中立性的立场。丹尼特指出,人们相信他们具有体验,并且这些事实——人们相信和表达事情的事实——是任何对心灵作科学研究必须解释的现象。但是,从人们相信他们具有体验的事实,我们不能得出结论,即他们事实上真的具有体验[4]。在丹尼特看来,由于异质现象学在人们是否具有体验的问题上是中立的,因此,我们就不需预先判断主体到底是一个撒谎者、一个僵尸、一台计算机、一个身着服饰的学舌者抑或一个真的有意识的存在,或者说,就异质现象学而言,僵尸与有意识的人之间就不存在区别[4]95。在加拉格尔等人看来,异质现象学的方法本质上不关涉主体体验,异质现象学关注的是从第三人称视角来研究被试主体的言语和行为的最初表现,或者说,这是一种第三人称版本的现象学方法(a third-person version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在加拉格尔等人看来,异质现象学自身也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意识或心灵研究中,科学不可能摆脱第一人称视角或者完全实现中立化。
四途径
自然化现象学的理念能否有效,关键在于能否提出和设计一些体现这一理念的有效的具体途径。加拉格尔等人尝试将下面三种方式看做自然化现象学的具体实施途径。
一是形式化的途径。形式化途径就是将现象学分析的结果翻译成科学能够清晰理解的数学语言。加拉格尔等人认为,一种充分复杂的数学能够使现象学和自然科学资料良好地转化为一种共同语言,诸如动力系统数学就能够应用于心灵,从而提供一种整合现象学第一人称资料和实验科学第三人称资料的形式化解释框架[2]32。
二是神经现象学(neurophenomenology)途径。瓦雷拉最早提出了神经现象学进路,这种做法试图将三个因素整合起来:对体验的现象学分析、动态系统理论以及对生物系统的实证实验[5]。如果说现象学的形式化着眼于科学模型,那么神经现象学则力图使现象学可以直接应用于科学实验。加拉格尔这样描述一些神经现象学研究,即实验主体在实验中不依赖任何强加的理论范畴来描述自身的体验,这些现象学报告中描述的不同主体性参数,联结着先于刺激的各种动态神经符号,并且这些动态神经符号随着对刺激的行为和神经反应的不同而不同。这样,在神经现象学做法中,现象学体验、动态系统理论以及生物学实验就可以被整合起来说明认知活动。
三是预装现象学(front-loaded phenomenology)途径。这种路径的基本思想是,将源于胡塞尔、梅洛-庞蒂或者神经现象学的现象学洞察用于指导(即所谓预装)实验设计。不过,预装现象学的方法并不是简单地接受胡塞尔、梅洛-庞蒂或者神经现象学等给出的结论,这种途径还包括在实验设计中对上述结论的检验活动。总之,这种途径整合了先前预装的理论洞察和为了特定实验而阐述或者扩展上述洞察之间的一种动态运动。
五效应
自然化现象学具有双重的效应:一是现象学的介入推动了认知科学与心灵哲学的发展,二是这种介入反过来也推动着现象学自身的发展。
自然化现象学区别于内省与异质现象学,因为它能够为认知与心灵研究提供富有解释力的哲学方法论工具,从而避免采取还原主义等方法来建构对于丰富科学经验材料的理解。自然化现象学还能够提供用于认知与心灵研究的理论范畴。例如,加拉格尔在《身体如何型塑心灵》一书中专门讨论了现象学提供的用于解释涉身认知的身体意象(body image)与身体图式(body schema)两个重要范畴。他指出,如果要完整地解释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生,就需要将属于一个与身体相关的知觉、态度和信念系统的身体意象与属于在没有觉知控制下发生作用的感官-运动能力系统的身体图式整合起来,由此所形成的一种整体涉身性(holistic embodiment)思想就能够成为涉身认知科学研究的建设性理论框架[6]。
自然化现象学还能够推动我们对于认知与心灵活动的深刻理解。例如,现象学提供了一种清晰的高级意识理论并且能够推动对发展心理学、动物行为学、精神病学等经验科学的解释;现象学详细分析了体验的内在时间性本质,这是对我们大脑-身体-环境系统动态本性的现象学补充;与各种表征主义的知觉模型不同,现象学维护了一种强调涉身、生成和处境特征的非笛卡尔主义知觉观;现象学提供了一种强调心灵与世界共同突现并且取代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非此即彼立场的意向性解释;现象学提供了一种涉身和处境的认知观,通过鲜活身体与客观身体的区别表明了生物学研究等对于理解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性;结合发展心理学与神经系统科学研究,现象学提供了一种关于主体间性和社会认知的心灵理论,等等。
自然化现象学具有双重效应,也就是说,现象学还能够在认知科学的发展中获益。例如,加拉格尔说:“时间意识、身体觉知、主体间性、意向性等现象学研究,不仅能够直接受益于精神病理学或神经病理学、婴儿社会互动、知觉、记忆和情感等经验研究提供的洞见,而且能够间接地受益于这些经验科学中提出问题的方式。”[2]220
六小结
作为现象学积极介入认知科学与心灵哲学的一种理论路径,自然化现象学为弥合现象学与分析哲学传统的对立提供了有益的尝试。自然化现象学对于回归主观体验和主体间性的“客观性”现象学思想的阐释,不失为可能打开现象学积极介入认知科学与心灵哲学的一种有效途径。此外,自然化现象学所尝试的一些具体路径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能丰富认知科学与现象学的研究。
但是,加拉格尔等人倡导的自然化现象学做法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第一,自然化现象学如何在现象学运动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需要澄清的基础问题。或者说,自然化现象学如何与胡塞尔的反自然主义思想衔接起来,这是一个需要阐述的根本问题。第二,就异质现象学与自然化现象学的关系而言,自然化现象学认为异质现象学不可能在体验问题上保持中立性,因此,自然化现象学区别于异质现象学。但在我们看来,自然化现象学与异质现象学的区别并非像加拉格尔等人所描绘得那样明显。因为,承认中立性与否可能未必影响自然化现象学与异质现象学的研究结果。第三,自然化现象学主张,现象学所关注的现象应当得到科学知识的说明,相反,科学知识的说明同样应当得到现象学的印证。我们对体验的最佳解释应当涉及现象学与科学的整合。尽管加拉格尔等人概括了诸如形式化、神经现象学等一些实现这一整合的途径,但是,正如加拉格尔和扎哈维所分析的,如何切实地实现这一整合,这仍然并不十分清楚[2]30。第四,自然化现象学的做法在更大层面上涉及了对于笛卡尔主义形而上学和计算主义认知观的批判,因此,自然化现象学的研究更需要得到哲学和科学两个层面上的有利支持,否则,它就很难应对来自“正统”现象学家和自然主义认知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双重挑战。
摘要：自然化现象学是一种现象学介入认知科学研究的建设性理论路径。自然化现象学在内容上坚持回归主观体验本身,在方法上则倡导主体间性的客观方法。自然化现象学不是激进地主张将现象学自然化,而是主张在现象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建立有效互动的同时保持各自的相对独立性。自然化现象学的理念已经产生了一些具体实施途径,同时自然化现象学业已展现了其双重的效应。自然化现象学仍然存在一些有待澄清和发展的问题。
关键词：自然化现象学,内容与方法,本质与途径,双重效应
参考文献
[1]Gallagher S.Philosophical Antecedents to Situated Cognition[C]//Robbins P,Aydede M.Cambridge Handbook of Situ-ated Cogn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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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丹.扎哈维.自然化的现象学[J].符鸽,译.求是学刊,2010(5):5-12.
[4]Dennett D C.Consciousness Explained[M].New York:Lit-tle Brown and Co,1991:366.
[5]Varela F.Neurophenomenology:a Methodological Remedy tothe Hard Problem[J].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1996(3):330-350.
认知现象 篇10
【关键词】军语；体育；泛化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128(2011)02-0049-01
1 引言
军语是表述军事概念的词语。研究军语能促进人们对军语产生、发展、理解和规范等方面的认识。本文拟借助认知语言学概念隐喻理论，分析军语在其它领域尤其是体育领域中泛化现象的产生机制。
2 概念隐喻理论及其对军语研究的作用
Lakoff & Johnson (1980:7) 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作为始源域的事物通常是具体的、人们熟悉的东西，而目标域事物往往是抽象的、人们陌生的东西。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建立起映射的基础就是两类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概念隐喻理论为军事词汇的产生、使用、泛化和阐释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认知理论（梁晓波 2010:5）。
3 “体育即战争”结构隐喻的映射层面分析
军事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综合的社会现象，在人类历时上长时期持续地对包括语言现象在内的其它社会现象发生着影响（李苏鸣 1992:129）。由于军事生活与某些社会生活在行为方式上，实现目的的手段、条件、性质、形式等方面存在极大地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构成了产生隐喻的直接条件（周大军 2008:68）。体育竞赛由于其对抗性和竞争性最能体现军事行动的特点。体育语言中对比赛的认识、理解、谈论大部分都是在结构隐喻“体育即战争”的思维机制下创造出来的。
3.1 战略战术:要赢得比赛胜利就要像军事行动一样重视战略战术，因此人们对军事行动概念的认识很大部分来自于战略战术方面的内容并将其映射到体育领域中，如 “进攻”、“防守”、“突围”、“偷袭”、“筑起防线”等。
(1)第69分钟，纳瓦斯右路突破后低传，海廷加解围出现漏球，后门柱埋伏的比利亚在距离球门近在咫尺的情况下推射。
相同的认知基础决定了以英语和汉语为母语的人都能通过结构隐喻“体育即战争”的思维机制去创造、理解体育领域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体育英语中同样有strategy, attack, defend, offend, break through, resistance等有关战略战术的军语。如：
(2)Known as an offensive juggernaut in years past, the Suns are now winning with defense. The Jazz managed just 32 percent shooting in the final two quarters and committed 14 turnovers for the game.
3.2 军事单位及活动区域:体育比赛中每个位置让人们自然联想到军事活动中的各个兵种，他们的综合作用决定了军事活动或体育比赛的成败。因此，“将”、“锋”、“军团”、“野战军”、“阵地”等很自然的延伸到体育语言中。英语中的forward, striker, midfielder, defender, battlefield等都是借助人们对兵种的理解所产生的隐喻。如：
(3)AFC Player of the Year Mehdi Mahdavakia and striker Ali Daei are to spearhead Iran’s challenge at the Asian Cup 2004 finals in China, which begins this weekend.
3.3 军事活动的类型:人们常会对某场体育比赛的性质加以归类，而通过对军事活动类型的认知使人们理解到两者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因此军事活动的类型会以隐喻的形式出现在体育语言中，如汉语中的“战役”、“拉锯战”、“狙击战”、“持久战”等，英语中的campaign, fight, battle等。
(4)A tough battle was expected between McDowell and Kaymer, but both the veterans disappointed on the first day.
3.4 军事对抗性及其胜负结果:军事对抗的双方处于对立状态并有胜负结果。同样，体育比赛中选手之间的竞争丝毫不逊于战场上的较量，并且比赛的结果也是有胜者和败者。因此，军事对抗性及其胜负结果概念常被映射到体育比赛中去，如“对手”、“告捷”、“击败”、“俯首称臣”等以及英语中beat, victory, champion, defeat,等。如：
(5)On the speed skating track, the rivalry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will highlight the rink. Without Olympic champion Wang, the Chinese will face a stiff battle.
3.5 武器装备:人们利用武器装备军语和非军事领域语言的特征相似性，将其由军事集团内部泛化至包括体育领域在内的亚文化集团。如“枪”、“炮弹”、“轰炸机”、 “航空母舰”，rifle, gun, bomb, ammunition等。
(6)Neal has developed into the three-point bomber that the Spurs featured in their title-winning days.
4 结语
军语在体育领域中泛化现象是在概念隐喻“体育即战争”的思维机制下创造出来的。军事生活与社会生活存在着许多相似性，人们的认知思维中不仅会产生“体育即战争”这样的概念隐喻，还会产生“爱情即战争”、“商业即战争”等隐喻概念，体现在语言中就是军语词汇向社会各领域的泛化，这些都是我们今后探索和研究的对象。
参考文献
[1]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 李苏鸣, 1992. 试论战争对语言变异的影响[J]. 河北学刊(增刊).
[3] 梁晓波, 谭桔玲, 2010. 简论军事语言研究的主要领域[J]. 军事语言研究(4).
[4] 周大军. 军语泛化中的隐喻渐变[J]. 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综合版).2008(3).
认知现象 篇11
一直以来, 我们从艺术作品和儿童文学的许多故事中就可以看到“儿童假想”现象的影子, 尤其在一些想象力比较丰富的作品中, 经常有小主人公与想象中的伙伴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和心灵上的安慰, 有的甚至是和家乡伙伴做游戏。现实生活中孩子也经常有拿玩具熊和小兔子当玩伴的现象, 这些玩具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产生着重大影响。社会学家就这一现象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20世纪早期和中期以前, 人们只注重这一现象的理论研究, 而且比较零散, 更多的是描述性地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20世纪末, 人们对家乡伙伴现象的知识的认知逐渐加强, 研究对象也从局部的个别明显现象转向了众多正常儿童, 而这种局势的转变自然离不开父母与儿童的密切配合。在大量的问卷调查和统计数据面前, 人们对这一现象的认知也大大加强。
二、“假想伙伴”现象的出现对孩子的教育意义
(一) 假想伙伴对其自主意识培养的辅助
20世纪60年代以前很多人对于“儿童假想”现象的认知很少, 认为孩子出现假想伙伴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有害, 这种恐慌的心理主要表现在怀疑孩子是否出现了问题, 担心对孩子的智力发育有负面影响等。但随着对这一现象的逐渐认识和相关研究表明, 这种假想伙伴现象是孩子成长中出现的正常现象, 而大人应该接受这一现象, 在日常生活中把孩子的假想伙伴当成是家庭成员中的一员, 邀请其参加家庭活动。孩子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深刻地感觉到自己被尊重, 也让他的个人家庭价值得以体现, 可以很好地培养孩子的自我意识。
(二) 假想伙伴对孩子交往能力的培养
随着中国国策“计划生育”的实施, 现代大多数年轻的家庭中只有一个孩子, 另外加上快节奏的城市生活, 很多孩子都没有可以交往的同龄朋友。而在这一时刻, 假想伙伴充当起了这一角色。大多数孩子在和假想伙伴在一起时就没有了孤独感, 假想伙伴不仅弥补了现实交往的不足, 而且很大程度上让孩子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而与假想伙伴的交往, 同样可以让孩子学习并拥有交往的能力, 也让孩子可以站在伙伴对立面上进行思考。比如一个拿泰迪熊作为假想伙伴的孩子, 在生活中受了委屈而难以排遣这种情绪的时候, 大人可以拿泰迪熊来安慰孩子, 告诉孩子:“你的朋友在这呢, 如果你难过了, 你的朋友就会同样难过。”这样孩子可能会因为伙伴的存在而放下很大一部分怨气。
(三) 假想伙伴对孩子语言能力的正作用
如果某一天你看到你的孩子抱着一只小白兔自言自语时, 请你千万不要大惊小怪, 因为很有可能她在给“她”讲故事呢。很多孩子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而在一个故事孩子自己能讲下来的时候, 他就会抱着自己的假想伙伴学着妈妈的样子给自己的假想伙伴讲故事, 这种现象既是孩子的一种天性母性的体现, 也是孩子对自己所学知识的一个巩固, 更是对孩子语言组织能力的一个考验。
三、如何让假想伙伴作为正能量存在
(一) 假想伙伴通常会起到心理暗示作用
在孩子对假想伙伴产生依赖之后, 我们可以利用这中关系让假想伙伴起到一个心理暗示的正作用。比如, 当孩子不愿意听话不吃饭的时候, 大人可以告诉孩子:“你的好朋友小白正在旁边看着你呢, 你怎么可以不吃饭让他在旁边笑话呢?小白喜欢身体健康的朋友的, 不吃饭的孩子就长不高, 也没力量去和它玩。”在这种情况下, 大人可以示意一个眼神, 让孩子看看在旁边的小兔子, 而这时这个假想的伙伴就能给孩子起到一个心理暗示作用, 好像是真的在看着他的样子, 于是便很听话地拿起筷子吃饭了。而这种心理暗示作用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细节中, 让孩子有一个一直在他旁边, 鼓励他做一个完美、健康、活泼的孩子的“好朋友”。
(二) 假想伙伴的模范作用
假想伙伴作为辅助教育的一把利器, 还可以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 我们可以运用孩子对假想伙伴的依赖, 促使假想伙伴对孩子产生正能量的作用。比如晓明的假想伙伴是一个只小鸭子, 每天无论在干什么事情几乎总是捏在手里。当他不想洗澡时, 我们可以和他说:“你看看小鸭子, 是不是每天都在水里游来游去啊, 他是不是很爱干净啊, 它每天都洗澡, 洗得干干净净的!所以你也一样要爱干净喔!不然, 他说你臭臭, 不想和你玩。”适时运用假想玩伴作为楷模, 以幽默的方式引发宝宝表现好行为的动机, 其效果是非常好的。
(三) 假想伙伴的“替罪羊”作用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发现, 孩子幼小的心灵很容易受伤, 而直白的指责孩子会让其自尊心受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在教育的过程中把责任放置在孩子很关心的一个假想伙伴身上, 以“指桑骂槐”的方法对孩子的过错做纠正。比如, 孩子在奔跑的过程中不小心打碎了爸爸很喜欢的一个茶杯 (这类事情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 我们发现后可以问孩子:“是不是小白 (孩子的假想伙伴, 一只兔子) 打翻了茶杯?”这时候孩子多半会说是的, 于是我们可以批评小白在不该追逐的地方奔跑是不合适的, 这样既保全了孩子的自尊心, 也让孩子起到了教育作用。只要假想伙伴的替罪羊作用运用得当, 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四、如何做好由假想伙伴到真朋友的转变
现代的孩子之所以会出现家乡伙伴, 很多情况下是因为生活中缺少可以对话、玩耍的玩伴, 为此, 家人或教师要设法为宝宝开发真实的友伴关系。当宝宝接触到年龄相近的小伙伴时, 他对自己的假想玩伴需求度也会随之降低, 而这个过程当然离不开大人的配合。家长可以在其他小朋友来家做客吃饭的时候, 告诉孩子“因为板凳不够, 是不是可以让小白 (假想伙伴) 去床上躺一会, 不然你最好的朋友微微就没地方坐了”。孩子这个时候当然会担当一个主人翁的角色, 主动让座给真实的朋友, 而在吃饭的过程中, 假想伙伴很快就被忘记在另外一个房间了。在以后的生活中, 只要大人多给孩子和真实朋友接触的时间,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交范围的扩大, 假想伙伴就会很自然地消失了。
正确地认识假想伙伴这一现象, 并以科学有效的方法去引导其作为孩子培养的正能量存在, 不仅仅是父母的责任, 也是教师的责任。作为大人, 我们应该多和孩子交流, 认真对待孩子的假想伙伴。对于个别假想伙伴比较奇特的时候, 我们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了解并解决它。
参考文献
[1]蒋秋蓉.儿童的假想伙伴现象及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科教文汇:中旬刊, 2008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