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内涵

思想内涵（精选12篇）

思想内涵 篇1

关健词:贾谊;《新书》;思想

作为汉初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和文学家, 贾谊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汉王朝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具有强烈的时代危机感。贾谊以其文、赋创作见长, 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作品, 尤其是他的散文集《新书》, 被誉为“西汉鸿文”, 成为汉初文风的卓越代表。今版《新书》存有贾谊的五十八篇文章, 内容涉猎广泛, 且思想深邃, 文笔犀利, 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风。

一、贾谊《新书》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1. 社会政治方面

(1) “削藩”以巩固封建政权

鉴于汉朝初年诸候王反叛迭起, 严重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现实, 贾谊在《数宁》中作了深刻的描述:“臣窃惟事势可为痛惜者一, 可为流涕者二, 可为长大息者六, 若其他倍理而伤道者, 难遍以疏举”。强调现在国家的形势就如“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 并进一步疾呼如任这种形势发展下去, 则国家危急矣, 针对这种形势, 他在《五美》和《藩强》中分别提出“割地定制”和“众建诸候而少其力”的主张。其理由是:“力少则易使以义, 国小则无邪心”。采取“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 建以为国, 空而置之, 须其子孙生者, 举使君之”的措施。 (《五美》) 贾谊的削藩思想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 体现当时社会处于郡国并行制到单一郡县制过渡时期的色彩。贾谊这一思想针对诸侯国的特点, 分析了大诸侯国的整体实力, 建议划分为更多的小诸侯国, 使地方诸侯势力变小, 这样又不引起诸侯王的剧烈反抗, 使诸侯国在事实上与郡县无异, 转化为单一的郡县制, 解除地方分裂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贾谊的这一主张由于当时权贵的百般阻扰无法实施, 但在他死后却得以执行。贾谊的削藩思想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 因而其思想内核实质为后人所继承, 晁错的“削藩策”、主父偃的“推恩令”都是对贾谊这一主张的继承和发展, 对解决诸侯王问题起到极大的作用。

(2) “抚边”以抵御外侮, 安定边境

除了中央政府与地方诸候王之间的矛盾外, 汉初社会还有另一个突出的矛盾, 这便是汉帝国与边境少数民族匈奴之间的矛盾。汉初匈奴不断崛起, 且多次侵扰汉朝边疆, 杀虏边民, 而汉朝对此多采取“和亲”和“献帛”的绥靖政策, 对于这种做法, 贾谊极为反对, 他在《匈奴》《势卑》《解县》《威不信》等篇中专门就匈奴问题阐述了他的基本主张, 在《铸钱》《铜布》等篇中, 他也提出了一些解决匈奴问题的主张、建议。“三表五饵“集中体现他的“抚边”策略。“三表”是向匈奴臣民宣传汉王朝的信、爱、好等伦理道德观念, 在匈奴民众中树立汉天子的权威。“五饵”是运用盛服、丰食、声色、美室和礼遇等五种优裕的物质精神生活条件引诱匈奴归附, 瓦解匈奴内部的统治, 它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攻心策略, 通过“牵其耳, 牵其目, 牵其口, 牵其腹”, 最终实现“引其心”。一旦“单于无臣之使, 无民之守”, 怎么能不“系颈顿颡, 请归陛下之义哉?”。在贾谊看来, 只有妥善解决了匈奴问题, 才能使汉王朝彻底摆脱“数十万之众, 积于北方, 天下安得食而馈之”的困境。

由此可见, 贾谊将对匈奴的管理和利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贾谊儒家和法家思想的集中体现。这种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以“抚”为主, 同时配合以军事行动的策略, 体现了政策上极大程度的灵活性, 是贾谊在民族政策上的探索, 对汉朝抵御外侮, 安定边境有其积极的意义。

(3) “以民为本”与“施行仁政”

《大政》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贾谊的民本思想。“闻之于政也, 民无不为本也。故国以民为安危, 君以民为威侮, 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因此贾谊向汉初统治者提出警告:“夫民者, 万事之本也。”这是贾谊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贾谊的“民本”思想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体现:首先, 贾谊指出人民是物质生产的主体。离开了人民的劳动生产, 上自君主、官吏下至工商业者都失去了生活来源。“一夫不耕, 或受之饥;一妇不织, 或受之寒。”其次, 贾谊认为人多力量大, 人民群众无疑人口数量最多, 因而力量也最大, 这种力量, 不但表现在推翻政权, 而且表现在巩固政权, 保卫国家的安全上。“故夫战之胜也, 民欲胜也;攻之得也, 民欲得也;守之存也, 民欲存也。”所以, 率民而守, 民不想守, 那是守不住的;率民而攻, 民不想攻, 那是攻不克的;率民而战, 民不想战, 那是战不胜的。最后, 贾谊论断人民是立国的基础, 君主可以改制, 官吏必须变动, 人民却不能变易。“王者有易政而无易国, 有易吏而无易民”。他说:“为人君者敬士爱民, 以终其身, 此道之要也。”强调为君之道, 重点在敬士爱民。“夫士民之志, 不可不要也”。怎样才能做到敬士爱民呢?贾谊给出的答案是:“君子之贵也, 与民以福”, “君子之富也, 与民以财。”可以说, 后来唐太宗反复引用的“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 水亦覆舟”, 其实也是对贾谊民本思想的继承。

贾谊非常重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 但是他也认为民是愚蠢无知的, 是听从统治者的教化、安排的, 他在《新书·大政》中说:“夫民之为言也, 瞑也;萌之为言也, 盲也。故曰民萌哉, 直言其意而为之名也。……故民者积愚也”。这就从另一方面表明贾谊的“民本”思想从根本上说是极端卑视人民, 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

2. 经济方面 (1) 重农抑商

贾谊经济思想的第一个方面:农本思想。“重本”就是“重农”;“抑末”就是打击工商奴隶主势力。贾谊认为要做到蓄积足, 财有余, 首先必须发展农业生产。“一夫不耕, 或受之饥;一女不织, 或受之寒”。因此, 必须“驱民归之农, 皆著于本”, 让“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 这样“蓄积足而人乐其所”, 便可达到“为富安天下”的目的。贾谊的这种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贾谊经济思想的第二个方面:国家以法令保障从事农战的人对土地和财物的所有权。“从壹孔而得官爵”“大小谬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 复其身”。要堵塞农战以外一切可以获得名利的手段,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 举以为收擎”。对不利于农业的活动施予以多方面的政治限制, 其中包括:禁止声色娱乐、自由迁移、实施重刑连坐等。

贾谊重农抑商的实行, 在当时能促进农业的发展, 有利于保障人民的生活,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无可否认, 其人为割裂农、工、商之间的联系, 不利于商业发展, 手工业的发展也受到限制。

(2) 制定货币政策, 稳定国家经济秩序

贾谊主张应由中央政府来垄断币财, 控制市场, 抑制富商大贾, 平衡物价, 调剂有无。不许地方分散经营, 不许民间私铸, 则“黔罪不积”。为了制止“钱文大乱”, 稳定市场, 调剂供求, 贾谊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确立“法钱”的概念, 这是符合当时经济发展要求的先进思想。

贾谊在货币问题上的各种建议, 当时虽然未被汉文帝采纳, 但为后来汉武帝的统一铸钱作了重要舆论准备, 对我国货币思想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3. 思想教化方面

贾谊一生曾先后任长沙王和梁怀王太傅, 这样的经历必然使他在思想教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我们今天来研究他应仍有积极现实意义。贾谊在思想教化方面观点, 主要在《胎教》《傅职》《辅佐》《保傅》《容经》《劝学》等篇中进行阐述。贾谊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礼治国, 他的礼治思想包括:尊君尚贤、爱民、亲友、建立制度等, 礼之用就是建立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 使每个人都在礼的范围内、在自己的职分中行事。因此, 礼教和道德教育自然也就成了贾谊在任太傅期间教育太子的中心内容。他说,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 非礼不备;纷争辩讼, 非礼不决;君臣上下, 父子兄弟, 非礼不定;……礼所以固国家, 定社稷, 使君无失其民者也”。在贾谊看来, 道德仁义由礼产生, 礼可以纯正社会风俗, 礼可以解决诉讼纠纷, 礼可以安定社会秩序, 所以, 礼可以使国家安定, 民心归附。总之, 礼是社会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 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 君王要学习它, 运用它, 臣下及人民要遵守它。

4. 哲学思想

贾谊的思想融合儒、道、法各家, 但更偏向于儒家。如果以时间来分, 则以他召为博士、入仕朝廷为界限, 前期是唯心主义, 后期则向唯物主义发展。这大概与他入仕后更多地接触社会现实有关。

贾谊早期接受《老子》一派的观点, 认为“道”是无形神灵的本体。他在《道德说》里提到:“道者无形, 平和而神”。天地万物即由“道”所产生。他说“道德造物”“物所道始谓之道”。道德的神灵集中成为“气”。他说:“物有形而道德之神专而为一气, ……气皆集焉, 故谓之性。性, 神气之所会也”。人、生物的本性都正是集中了道德的神气才形成的。

在他看来, 道德具有“六理” (指道、德、性、神、明、命六者) 。“德之理尽施于人”“外遂六术, 故谓之六行”, “六理”在人表现为“仁、义、礼、智、信、乐”六行, “然而人虽有六行, 微细难识”, “人弗能自至”。所以“先王为天下设教, 因人所有, 以之为训”。这实际上是贾谊对孟子“仁义礼智”思想的发展, 这就促进贾谊早期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

后期, 贾谊接受了荀子等人天地生成万物的观点, 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他在《鵩鸟赋》中指出:“天地为炉兮, 造化为工, 阴阳为炭兮, 万物为铜”。认为天地及其阳气的作用, 变化造成万物。世界, 包括万物和人都是“形气转续兮, 变化而嬗”。万物和人都由“气” (阴阳) “合”聚成形。“精气”既是物质, 又具有精神, 所以人、生物成形后又具有生命和精神。万物包括人毁灭了, 又都“散”归为“气”。他说:“万物变化兮, 固亡休息。斡流而迁兮, 或推而还”。他认为世界就是这样不停息地变化着, 运动不止。

对于万物和人, 怎样由天地、阴阳气的变化、作用而成?贾谊无法具体说明, 他形容人的形成是“忽然为人”。“气”的聚散变化也无规律可寻, “合散消息兮, 安有常则?”在他看来, 世界及其变化是不可预测的。他说:“天不可与虑兮, 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兮, 乌识其时?”他把这种不可捉摸的状况归结为“命”, 强调人要“委命”, 听从命运的安排, “知命不忧”。这就走向宿命论。贾谊这种观点和后来王充的偶然、命定论是很接近的。都反映了他们所受时代和自然科学水平的限制和其自身哲学思想的局限性, 他的这种思想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二、贾谊思想渊源

1.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秦汉之际, 诸子百家思想已逐渐形成融合统一的趋势。贾谊积极吸收诸家思想之精华, 但始终没有离开儒家思想这一核心。纵观《新书》五十八篇, 他积极提倡“人君顺阴阳明教化”, 时时“留意于仁义之际”, 提倡“以礼为治”的治国之道, 对先秦儒家的核心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吸收与拓展。

根据《汉书·贾谊传》记载:贾谊十八岁时被吴公“召置门下, 甚幸爱”。吴公“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而李斯又是荀子的弟子。 (荀子__李斯__吴公__贾谊) 同时, 唐人陆德明所撰《经典释文·序录》在谈到《左氏传》的源流时指出:“左丘明作《传》以授申。申传卫人吴起, 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 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 苍传洛阳贾谊”。 (荀子__张苍__贾谊) 这段话很好地论证了贾谊是荀子的再传弟子。我们知道, 荀子是战国末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从上所述:贾谊的儒家思想是源于荀子的, 是儒家正统文化的衣钵传人。

总之, 贾谊思想的核心仍不出儒学范围, 其极力推崇仁义, 强调以“礼”治国。当然, 贾谊在其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次拓展和深化。

2. 受法家思想的熏陶

贾谊不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而且还受过法家思想的熏陶。司马迁就曾指出:“贾生、晁错明申、商”贾谊在此被司马迁明确归入法家。究其原因, 首先, 贾谊的第一位恩师河南守吴公, 乃号称“治平为天下第一”, 后吴公被文帝任为廷尉, 吴廷尉“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贾谊师吴、吴师李斯, 李斯和韩非都是当时叱咤风云的法家代表人物, 贾谊曾在吴廷尉门下从学四年。贾谊尚法的思想在史书上也可得到验证。当然, 贾谊虽然具有法家思想, 但并未系统学习法家为政的具体措施, 而是深刻的把握法家思想的内涵。他反对立法于一尊, 强调礼法结合。

3. 受道家思想的洗礼

汉代初年, 黄老思想一直受到当时朝廷的尊崇。此时的贾谊也不免受到道家黄老之学的影响。《道德说》《道术》《六术》都集中体现了贾谊的这种道家思想。此外, 《史记·日者列传》也记载了贾谊受道家学派思想影响的一个过程。该篇记述了时为博士的贾谊和中大夫宋忠一起造访长安卜者司马季主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双方对于“天地之终始, 日月星辰之纪, 差次仁义之际, 列吉凶之符”。多有交锋。但最后宋、贾二人为卜者司马季主的说理所折服, 以致“宋忠、贾谊忽而自失, 芒乎无色, 怅然噤口不能言。于是攝衣而起, 再拜而辞”。态度甚是谦恭。反思三日后“瞿然而悟”, 叹曰:“道高益安, 势高益危。居赫赫之势, 失身且有日矣”。可见, 司马季主的一席话对宋、贾二人的影响之大, 有可能此后贾谊更加潜心钻研道家黄老之说, 并颇有心得。这从《汉书·贾谊传》中可以得到印证:贾谊被谪傅长沙一年多后, 因“文帝思之, 征之”。但“至, 入见, 上方受釐, 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 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以然之故。”以致帝曰“吾久不见贾生, 自以为过之, 今不及也”。

三、贾谊思想的时代意义

贾谊的一些重要政见, 虽然在其生前未能实现, 但在其死后却大都实现了。例如, 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 后来在武帝时通过主父偃建议的“推恩令”而得以落实。关于这一点, 王夫之作过深刻的分析。他说:“分藩国、推恩封王之子弟为列侯, 决于主父偃, 而始于贾谊。谊之说至是而始售, 时为之也”。据《汉书·贾谊传》记载:“后四岁, 齐文王薨, 亡子, 文帝思贾生之言, 乃分齐为六国, 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 而分淮南为三国, 尽立历王三子以王之”。程颢在其《河南程氏遗书》中也说:“贾谊有五饵之说, 当时笑其迂疏, 今日朝廷正使著, 故得许多时宁安”。贾谊的削藩主张因时机不成熟而无法实现, 但作为一个思想家, 应该是一个先觉者。贾谊正是这样一个先觉者, 他能够站在时代的最前列, 总揽全局, 及时察觉和揭露那些潜藏着的或刚刚露头的社会矛盾, 指出其发展趋势及危害性, 从而唤起当政者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警觉, 这就是他们对时代的最大贡献。

摘要：贾谊作为两千多年前的政治家、思想家, 他的思想及其主张, 不仅对当时社会政治取向发生重要影响, 而且对以后封建社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在前人和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对贾谊及其《新书》的思想内涵、思想渊源和贾谊思想的时代意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贾谊,《新书》,思想

参考文献

[1]王兴国.贾谊评传[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

[2]阎振益.钟夏著.新书校注.[M]中华书局, 2000年版.

[3]周桂钿.如何评论贾谊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06期.

[4]李书玮.贾谊《新书》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5]张江洪.论贾谊的思想.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6]何广华.贾谊《新书》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思想内涵 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荣辱观 “八荣八耻” 思想内涵

胡锦涛精辟概括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传统荣辱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深刻总结。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与有机统一,高度概括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涵盖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鲜明价值导向,回答了当前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注和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明确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大是非问题,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很强的时代气息。

一、“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础,是对爱国主义传统美德与民族精神的本质概括,是社会主义公民必须坚持的根本立场

中国传统思想中蕴涵着丰富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之不存,何以家为”“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经典名言为千秋传唱,为万代记诵。知荣辱之大者,乃是以国家之荣为荣,以国家之耻为耻。千百年来,爱国主义被中华民族始终奉为道德传统的至高原则,熔铸在中华儿女的思想深处,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并成为衡量人们是否真正爱国的道德评判标准。可以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爱国史。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范畴,爱国主义的内涵与主题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所不同,却始终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涵。这就是:对祖国真挚的热爱之情和耻于危害祖国的强烈愿望。在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新时期热爱祖国的时代主题。“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的荣辱观是与这一时代主题紧密相连的。围绕这一主题,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要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p3)。

二、“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核心问题,是对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大力弘扬。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

“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中的最高价值,是统领社会主义道德所有准则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建党的根本宗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p.262)这就从根本上既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各种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划清了界限,也与封建统治阶级所鼓吹的“民本思想”区别开来。毛泽东曾经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p857)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3](p1094)。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服务人民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及每一个社会组织都应当努力遵循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行为准则。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否服务人民、是否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是判别不同个人、团体和政党先进与落后的根本标准,也是一切社会势力在历史潮流中荣辱进退的分水岭。”[4]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推动力量。这就决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就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句话,“服务人民”,就要以人民为基本价值主体,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客观的价值标准;就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等作为制定和检验各项改革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客观尺度,把人民的利益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判断荣辱问题的基本标准;就要始终做到相信、信任、尊重并依靠人民群众;就要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系,情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是衡量一个政党、一个集团或个人是真心实意服务人民还是背离人民的根本标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也是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三、“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主旋律和基本要求,是每个公民都应承担的道德责任,体现了我国社会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道德价值取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每个公民对待科学的态度从根本上决定着这个国家、民族和个人的盛衰与命运。科学不仅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获得物质财富的重要武器,也是人们认识和改造社会,实现精神解放的重要杠杆。崇尚科学,就是要弘扬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应用科学方法,学会科学思维。最根本的,就是要顺应规律的要求,按客观规律办事。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是逐步摆脱盲目落后和愚昧无知走向现代文明的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巨大杠杆。当前,树立和坚持崇尚科学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5](p25);就是要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浓厚的科学氛围,尤其是要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出“学科学、懂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社会风尚;就是要真正“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6](p41)“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正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四、“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观的核心精神和本质要求,回答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究竟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劳动观和荣辱观的问题

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以辛勤劳动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和最高准则,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道德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优秀民族,素有热爱劳动的传统美德。“懒惰乃罪恶之根,勤劳乃幸福之源”,[7](p61-63)道出了劳动对于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真正价值。劳动是实现崇高理想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毛泽东语)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手段,也是获取和享有财富的前提,劳动者是最光荣的,剥削者是最可耻的。树立和坚持“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勤劳精神的弘扬,也是对好逸恶劳思想的有力鞭挞。它要求人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劳动和从事劳动,发挥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为社会多作贡献;要尊重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不断激活和增强全社会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以造福于社会和人民。正如江泽民所强调指出的那样,“要在全党和全社会大力提倡高尚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8](p2278-2279);要通过制度和体制约束,在全社会形成一个支持、鼓励和保护人人干事业、人人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五、“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所应遵循的集体主义思想的揭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古人就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敬业乐群”,强调社会的团结与和谐。团结互助是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高度概括,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可靠保障,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力量源泉。崇尚集体主义,褒奖团结互助,贬斥损人利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法则。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人们应该大力发扬集体主义精神,讲究邻里团结,注重和衷共济,相互之间应讲究相互关爱、和睦相处。“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旗帜鲜明地倡导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观念,批判损人利己、自私自利的不道德行为,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团结互助的良好道德风尚,规范和约束那些违背社会公共道德的思想和行为,抵制并减少损人利己的言行,构筑良好的人际关系与和谐美好的社会关系,有利于13亿中国人民的紧密团结、互相帮助,形成中华民族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凝聚力。

六、“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对社会主义诚信道德的基本原则的概括与总结

诚实乃为人之本,守信乃行事之道。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诚实守信被珍视为“立身之本”、“处事之道”、“齐家之要”、“治国之宝”。孔子倡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9](p36);“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9](p42)“民无信不立”[9](p106)。自古以来,那种见利忘义、言而无信、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种种不道德行为均为世人深恶痛绝。在当代中国,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道德支撑,是维系人们之间相互信任关系的道德基石。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和利益驱动的消极影响,诚信失范、见利忘义的现象和行为明显增多。“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对于在新时期弘扬社会正气,整肃和打击失信毁约和见利忘义的不道德行为,构建现代诚信体系和道德支撑,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七、“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公民所应具备的法制观念和守法意识的集中概括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公民树立良好的守法意识和健全的法制观念对于保障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再加上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取向和行为模式等正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之中,迫切需要建立起统一协调的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以使人们有所遵循。“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从社会主义荣辱观和道德观高度增强人们的道德自律意识,从荣辱的自我评判上划清荣与耻的界限,自觉扬荣抑耻,进而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有利于培育和养成公民的现代法制观念和守法意识,从而保证国家法律和纪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

八、“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概括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是强国固基所不可限量的强大道德力量

艰苦奋斗是人类克服一切困难,创造辉煌业绩的宝贵精神品质。中华民族历来以勤劳勇敢、不畏艰险著称于世。我国古人就留有“艰难困苦,玉钕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优良传统美德。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民族的兴衰存亡、国家的长治久安乃至政党的兴旺发达都离不开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靠着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的种种消极负面影响,江泽民特别强调“要在全党和全社会大力提倡高尚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10](p245)“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有利于动员和鼓励我们在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面前更加自觉地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拼搏开拓,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有利于驱除在一部分人中存在的骄奢淫逸不良作风所产生的不谐之虞,冲破一切人间障碍,创造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辉煌;有利于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而共同奋斗。○

注 释:

马克思正义思想内涵 篇3

关键词：正义；唯物史观；剥削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启蒙运动时代的产儿，他们与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都相信：对社会制度的理性思考是任何自由或真正的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对马克思来说：如何建立一个自由人的共同体，并且使所有人在这个共同体中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成了马克思的最高理想诉求，至于如何实现，这才是马克思区别于其他哲学家之根本所在，所以社会的美好理想都有，只不过使用的方法、走的路径不同而已。马克思从‘商品’出发，通过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得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是不同于自由主义者从‘天赋人权’出发得出社会的最好制度，这正体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的伟大意义。很多人因此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下的正义思想理解为是马克思的正义思想，进而认为马克思同时认可资本主义，我认为是不恰当的。马克思在个别文本中确实谈到资本主义是“正义的”，但这里的“正义”是片面的，正如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正义并不能说明其经济制度的正义，资本主义流通领域的正义性不能代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正义，马克思谈论唯物史观下的正义思想，主要是在结合生产方式阐述正义这一范畴的嬗变根源。当代政治哲学学者罗尔斯也指出：唯物史观下的正义思想并不能算作是对于资本主义正义概念所做的一种解释…他只是在说明司法概念意义上的正义是如何操作的以及它有时如何被塑造成资本家和工人所共同持有的信念。①综上，唯物史观下的正义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正义思想，它只是马克思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武器。他强调唯物史观并非是要消解掉正义理想，他所反对的只是将正义、平等这样的道义规范看作是脱离于历史条件之外的抽象规定，在他看来任何想用正义、平等、博爱和自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的人都应该受到指责，因为这些道德说教不仅是对无产阶级运动的误导，而且还会将无产阶级革命的运动引向堕落，所以他才把这些‘正义’斥为陈词滥调，这也就是马克思严厉批判小资产经济学家诸如蒲鲁东、拉萨尔、杜林等人的理由所在，因为他们皆把正义看作是永恒的、绝对的范畴，在这也体现了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批判旧哲学的科学武器。其实，马克思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正义的批判与他本人所具有的正义信念之间并不矛盾，唯物史观是马克思阐述正义思想的重要方法，而真正的正义应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与其他自由主义者所不同在于，这一理想的实现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科学推进的，所以我认为唯物史观仅是对价值规范的一种系统论证罢了。其实当我们在解读马克思的著作时也会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范畴：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并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客观的描述，也是马克思探寻人类社会最好生活方式、对最广泛的正义的一种揭示，所以人们才理所当然的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正义的分析，而把共产主义社会看做是真正的正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区别于旧哲学的新哲学，其立足点在于人类社会，这也正是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立足点，相较于其他自由主义者宣扬的正义理论，如密尔功利主义的正义思想、罗尔斯民主平等的正义思想，马克思正义思想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并把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视为解决不正义的理论目标。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马克思为什么将自己的整个理论立足于人类社会？换句话而言，人类社会在马克思那里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很显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的理解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人类社会这一概念正如在《提纲》中所提到的，它是相对于市民社会之一概念提出的，实际上，马克思是把人类社会视为比社会社会更宽广的领域范畴来使用的。市民社会并不是黑格尔所认为的是‘绝对理念’运动的某一阶段，马克思认为它在本质上是私人所有的总和，其突出特点在于排他性，即每个私人所有者都按照满足自己的私欲而行动，因而市民社会中所宣扬的人的自由只是市民阶层的自由，人权也仅是公民的特权罢了，它把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排除在外。马克思从不赞成将这样的解放看做是真正的解放，马克思指出真正的解放是人类应该超越政治解放的限制，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仅仅停留于市民社会的正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正义，唯有更宽广意义上的人类社会才把大多数无产阶级囊括进来，因此，真正的正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人类解放是一种价值诉求，但更表现为一种现实的运动，恰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的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②”实现这一运动，是以具备现实的条件为前提的，比如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普遍交往、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等等。

要实现真正的正义，这里关涉一个重要问题，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不正义？只有弄清楚这些原因，我们才有实现它的可能性。一般来说，引起社会不正义的原因大致包括两方面：自然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由自然禀赋引起的不正义 如天赋等；由社会文化因素引起的不正义突出表现在由社会地位引发经济分配的不正义等，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引发的不正义是不可避免的，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讲道：劳动这一尺度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的特权，所以它像一切其他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这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③所以马克思主张是以不平等来实现平等的。在这我们应该区别于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在马克思那里，按劳分配依然是动物式的生存法则，仍然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权利，这样一种分配方式应被“按需分配”来取代。但在马克思的观点中似乎更注重由社会文化因素引起的不正义，在他看来，分配是依附于生产方式而存在的，所以罗尔斯的观点在他看来，仅仅是一种表象的理解，深层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剥削才是真正的平等正义。

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解读，我们不能将正义仅仅理解为诸如政治正义、法律正义、伦理的正义或分配的正义等，而是应该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理解，因为局部表面的正义不是马克思正义思想，其立足点在于社会化的人类同时局部的正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对的正义问题。而从经济领域入手，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正义，回归从人的角度来理解正义问题，最终实现所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建立一个自由人的共同体——这正是马克思的正义理论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注解

①约翰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367-368页

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第3版﹐第62页

③《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杨通进，李丽丽，李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

[2]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论儒家和谐思想的内涵 篇4

关键词：儒家,和谐思想,内涵

儒家思想作为积淀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凝聚,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和谐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理论精髓, 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内核。从内涵来看, 儒家和谐思想主要有仁者爱人、为国以礼和中庸之道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仁者爱人

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中儒家强调要关心他人, 即“仁者爱人”。“仁”是孔子确定的最高道德准则, 核心是“爱人”, 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 我们甚至把孔子的学说称作“仁学”。在《论语》中, 孔子多次从不同角度给“仁”下了定义。仁, 包括恭、宽、信、敬、惠、智、勇、忠、恕、孝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 但又都以“爱人”为其根本立场。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 主张“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爱人不仅仅要做到爱自己和爱自己的亲人, 还要做到: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能做到这一步, 就可以收到“爱人者人恒爱之”的回报。孟子主张“仁者爱人”, 要在“仁政”上体现出来, 并认为“民贵君轻”, 赞扬重视百姓利益, 以仁义治天下的“王道”。

二、为国以礼

如果说“仁”是儒家和谐思想的本体论概念, 或者说以今天的说法叫总的指导思想基本理念的话, 那么, 儒家的“礼”则可以说是“仁”在具体社会生活实践中的操作运用。那什么是礼呢?《礼记·曲礼上》指出:“夫礼者, 所以定亲疏, 决嫌疑, 别异同, 明是非也。”所谓“礼”的就是用来区分、确认并维护古代社会中的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等社会关系的规范。

儒家主张“为国以礼”。 (《论语·先进》) “礼”是最重要的治国工具, “治国不以礼, 犹无耜而耕也。” (《礼记·礼运》) 因此, “礼治”是儒家理想的治国模式。

在儒家看来, 通过“礼治”, 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 使人们对礼的高度认同, 养成了守礼、约礼、行礼、为礼的自觉意识和以礼自律的能力, 社会就会步入和谐、稳定、有序的良性循环, “礼”正是统治者和百姓共同维护社会关系与和谐秩序的最有效的工具。

三、中庸之道

中庸在儒家思想里既是德行, 又是方法。

在儒家看来, 中庸之道既是天地之道, 又是为人行事之道。此命题后由其再传弟子子思加以发挥, 并著《中庸》, 形成完备的思想体系。

中庸思想对传统中国民众的个人修养, 精神生活和为人处世之道及对中国的国民性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的中庸思想来源于中国原始社会的尚中思想。在长期生产实践中, 先民逐渐认识到一切事物的运动发展有一个从弱到强再到衰老, 死亡的过程, 所谓“月满则缺”“水满则溢”, 表明事物的发展有一个度的问题, 只有把握住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最佳合适的时候采取行动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 这个最佳合适的时候就是“中”。

中庸也是儒家处理问题的最恰当的方法。孔子认为, 尧舜治国有高超的智慧, 不过激, 不偏执, 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具有中庸思想方法的管理者就能做到:“在上位, 不陵下;在下位, 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 则无怨。上不怨天, 下不尤人。” (《中庸》) 孔子还说:“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 小人而无忌惮也。” (《中庸》) 孔子认为, 中庸的方法本身不是拘泥不化的, “中”的标准要因时因势而移之, 无论社会诸事有何变迁, 而衡量是非的标准总是中, 总要保持中, 即“中”的原则永远不变, 但具体“中”是“时中”、“事中”, 要时时做到“中”, 事事做到“中”。这是孔子中庸思想的真谛。

结语

儒家和谐思想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宝库, 它将不断地为人类提供生活的智慧。儒家和谐思想既属于中国, 也属于世界。在上千年的历史演进中, 儒学对中华民族的心理、习俗、价值、制度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至今仍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我国改革发展、社会转型时期, 我们充分发掘、吸收和运用儒家的和谐思想, 对拓展和丰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上海:三联书店, 2005年版

[2]于春梅.儒家和谐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现代意义[J].理论探讨, 2007 (03)

[3]论中国古代儒家社会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01)

[4]郑杭生.社会和谐——战略机遇期中国社会的主调[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06)

[5]王力.儒家社会和谐思想及其时代价值[D];吉林大学;2006年

思想内涵 篇5

思想内涵

实现途径

“中国梦”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中国梦”彰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宏伟愿景,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实现伟大“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全国各族人民要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两会决策部署,脚踏实地,精诚团结,求真务实,敢于开拓,勇于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全部力量.“中国梦”具有最大限度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凝聚人心的伟力，无论面对多少挑战、多大困难，始终以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智慧为底蕴，给人以希望、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中国梦”的目的是人民幸福。以民生为本，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凝聚民智，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这样的国家富强才有精神寄托，这样的民族复兴才有根本希望。“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竭动力，牵引着中国砥砺前行的脚步。“中国梦”为探索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道路开辟了更加光明的前景。成就“中国梦”，既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也是中国人民开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历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可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的。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4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陈云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篇6

陈云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 迟爱萍

本文从九个方面提炼和概括了陈云党建思想中最主要的观点。这些思想观点，许多已被人们熟知。重温这些已被党和国家历史反复证明是正确的真理性认识，对于我们今天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陈云；党的建设；思想观点

陈云一生历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三个历史时期，曾担任中央组织部长近七年，担任中央纪委书记近九年。这种长期独当一面的党务工作领导实践，使陈云形成了系统丰富的党建思想。他的许多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深刻总结了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规律，对我们今天搞好执政党的建设有着重要启示。陈云党建思想概括起来有以下九个方面：

一、中国共产党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民生活幸福。陈云在1939年5月30日发表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指出：“我党是以彻底解放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全中华民族，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为职志的政党。”他在党的七大发言中说：中国共产党要对人民高度负责，“党的工作好坏，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命运。”[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恢复与发展经济的任务提上日程。陈云告诫做财经工作的党员，要有群众观点和政治观点，其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党领导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建设更是如此。“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2]有没有办法解决人民群众生活问题，这是政治问题。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建设是不稳固的，民心是不稳固的，政权自然难以巩固。改革开放后，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使一些党员和干部出现信仰危机。陈云敏锐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利用各种党的会议的公开场合，坚定指出：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陈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人民幸福的政治保障，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共产主义奋斗目标。

二、确立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是党的理论建设的核心内容。陈云一贯重视党的理论建设。他认为：“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3]在理论学习中，陈云强调最多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曾在党的历史发展的几个关键时期，号召全党要学哲学，确立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他认为这对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尤为重要。“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4]

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融汇到领导和工作方法中，是陈云的理论素养，也是其领导作风的突出特点。1940年他撰写的《学会领导方法》总结了十二条领导和工作方法：1.领导干部要有对政治路线的正确了解，也要有对具体情况的切实了解。2.领导机关决定计划、执行计划、检查工作，都必须主客观相一致。3.主观计划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4.新发展要从旧阵地出发。5.工作要抓住中心，照顾其他，全局与局部要一致。6.开展工作要大刀阔斧与精雕细刻相结合。7.检查工作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考察、补充和修正决议。8.对基层组织工作的检查，要抓一两个典型，总结经验。9.领导方式的中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上级的基本态度是帮助下级，下级要尊重上级。10.领导机关要区分命令和建议。必须有命令，但在某些问题上允许下级根据实际情况处置。11.领导要具备区别主要和次要工作的能力。12.分清中心与经常工作，防止事务主义和乱无头绪。除这十二条外，陈云还多次提出：一切工作方法，必须随每个地方不同情形决定，一般原则和方法可参考党中央各种决议，同时要审慎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形，灵活运用各种工作方法。

上述这些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作原则都是陈云在解放战争前提出的，可以说是陈云历炼为成熟革命家的记录和总结，并在他以后的领导生涯中发扬光大。晚年，陈云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了对全党都具有启发意义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十五字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没有高素质干部队伍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陈云认为，干部在党的事业中处于重要地位。“干部不同于一般党员，是党的骨干”；“对于党的事业负有重大的责任，应该成为一般党员和群众的模范。”[5]为建设好党的干部队伍，陈云在当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七年中，对干部的提拔、使用、培养提出了系统观点：挑选干部的标准。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与群众有密切联系；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守纪律。挑选干部的标准，同时也是干部自查的标准。提拔干部的原则。“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坚持人、事两宜的原则”。[6]晚年，陈云又提出“提拔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并总结说：“五湖四海，再加一个德才兼备，这是我们提拔干部的大方针。”“德才兼备，才干固然要有，但德还是第一。”[7]在干部提拔上，陈云特别强调两项政策：一是干部不能越级提拔，二是干部队伍要保持梯形结构。使用干部的方法。陈云提出了著名的十二字（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用人之道”和量才使用的原则。陈云认为，这只是党使用干部原则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也是主要方面，要服从党的事业需要。“只看重个人，不顾及党的利益的观点，是错误的、片面的，实际上是不了解干部政策。”[8]这两个方面之和，才是党的全面的干部政策。培训干部的思路。陈云尤为重视干部的实践锻炼：“革命基本理论和实际工作教育要一致起来。”“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如果不到工作中取得实际经验，单靠听讲看书，甚至饱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想在政治上真正开展是不可能的。”[9]

四、严肃党纪是保障党的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陈云长期负责全党的组织和纪检工作，对执行党的纪律有过许多精辟论述。他强调：“全党严守党纪是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是保证政治上组织上统一的武器”。“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共产党员“行为的好坏就立刻影响到人民对共产党的观感”。[10]一个有着严格组织纪律的党，在人民群众中才能树立起威信。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有鲜明的特点。遵守纪律不在口头，而在实际行动。“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是遵守党纪的实际表现。“纪律是自觉的，又是强制的。”“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在党纪面前，无特殊人物，无特殊组织。但严格党的“纪律并不妨碍党员、党组织应有的权利。党内有发表意见的自由”。[11]

用党内的制度，约束党员的行为，是党的纪律建设方面的重要内容。1954年陈云提出，党的巩固要靠党的制度。1979年，在中央纪委恢复时，陈云进一步指出，中央纪委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12]。鉴于“文化大革命”对党内生活的严重破坏及造成的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现象，陈云领导中央纪委拟订了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法规文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保障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康和有序开展提供了制度和纪律的保证。

五、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保障党的决策正确和活力的前提。1947年，针对辽东党内存在的组织生活不健全的状态，陈云提出了处理党内生活的三条原则：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党内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每个党员都有在党内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权利，但又必须有服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这三条切中了保证党内生活正常化的要害。党取得全国政权后，由于种种原因，民主集中制贯彻不力，在重大决策上出现失误，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造成危害国家全局的错误。痛定思痛，陈云深刻指出：“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13]为了汲取历史教训，1980年陈云提出：书记处应该采取办公会议的集体领导方式，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只有党内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才能体现好政治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和优势。

贯彻民主集中制，包括发扬党内民主和维护中央权威两个方面。陈云认为，发扬党内民主是正确决策的必要条件。“一个人看问题总是有局限性的。集体讨论、大家交换意见，是达到全面认识的重要方法。”“相互辩论，也是一种比较，可以看出哪种意见是对的，哪种意见是不对的，然后取得一致看法。”[14]领导干部要善于听取反面意见，这有益于活跃党内民主生活。陈云说：“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思考，避免片面性，少犯错误。这和同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15]陈云也反复强调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在所在党支部、或所在机关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这样，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就会兴旺发达，大有希望。为畅通党内言路，陈云特别强调，要使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化。“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16]

六、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延安，当我们党还只是拥有一个根据地政权的党时，陈云即意识到权力将会给党的建设带来的问题。他说：“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并因此被群众“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17]所以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我们党执政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环境的变化使党风建设的任务更加紧迫。陈云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提出“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尤其是提高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素质”等重要观点。陈云还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执政党要有好的党风。”[18]把搞好党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联系的观点，是陈云党风建设思想的特点。

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是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我们党没有取得政权之前，陈云就反复强调，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是党组织巩固的条件。“没有一个脱离群众的党组织是巩固的。”“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党组织的巩固程度的标准之一。”[19]陈云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廉洁自律，切勿居功自傲。他在党的七大发言中提出的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尤为值得回味。陈云说：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我说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中国共产党里有好多这样的例子，觉得个人作用大得很，超过人民，超过党，最后跌下爬不起来。”[20]

在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方面，陈云论述比较多的是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他说：“共产党是做事业的党，共产党员是做事业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没有错误。”犯了错误必然会危害到党和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所以，共产党“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21]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22]

七、执政党必须具备“灵巧的工作方法”和“艺术的领导方式”。陈云认为，党的领导方式极其重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而是行动的指南，要想“把正确的决议运用到群众中去，成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还必须经过一种灵巧的工作方法和艺术的领导方式”[23]。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对党的执政能力从方法上有许多总结。最主要、具有全局意义、值得今天大力倡导的有以下几点：

调查研究是决策的基础。陈云认为，实事求是是保证决策正确的根本条件。“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24]这就决定了调查研究在正确决策中的重要位置。“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陈云特别推崇两种调查研究的方法：一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另一种是高中级领导干部要交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经常了解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

重视总结经验。陈云说：“随时总结经验，这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25]“总结经验就可以把过去做对了的和做错了的加以分析，使我们头脑清醒，把工作提高一步。”特别是在工作转变关头，要改变过去的旧办法，建立一套新办法，必须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把各地和中央部门总结的经验集中到一起，加以分析、综合、提高，包括参考以往经验和外国的经验，进而改进工作。

领导干部要具备战略思维。自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陈云曾多次对做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说：“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人，他们是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26]我们的经济工作部门也要有这样的战略家。党的干部“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拟定的国家发展规划越具有战略性、长远性，就越利于国家的持续发展。在经济工作中，兼顾“七分经济，三分政治”[27]的全局视野，是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最基本的战略思维。

扎实务实的作风。这是陈云一贯倡导，亦身体力行的。“工作要抓实”[28]。有好的方针、政策后，落实就成了关键。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病急乱投医，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凡是看准了的确实有效的办法，就要集中统一，全力以赴。

八、党员质量重于数量是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方针。“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是陈云关于党员队伍建设的总要求。党员数量的多少标志着党的存在和发展的范围、规模，而党员质量的好坏体现着党的性质。“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党的建设上的一个根本问题。”[29]怎样提高党员队伍的质量呢？陈云重视思想建党，主张严格按照党员标准吸收党员。他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将党员标准概括为六条：第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第二，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第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第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议。第五，群众模范。第六，学习。这六条标准，是党的历史文献中关于党员标准问题的第一次比较完整的论述。

陈云特别注意党员教育问题。他提出，党员教育应包括党员自我教育和党组织教育。党员自我教育是党员自我修养，内含党员自省和自律。党组织教育是外力促进，主要有党性教育、基层实际锻炼、党的纪律教育三个方面。在党员自我教育方面，陈云十分重视学习问题，提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强调党的干部，特别是青年党员，要注意学习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加强对党员的组织管理，是保证党员队伍质量的重要组织措施。陈云强调，必须经常有系统地调剂党员成分，严格入党手续，做好候补党员的管理教育和转正工作，对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人员要慎重处理。这四个方面的措施是陈云在延安时，针对增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提出的，从方法来说，为后来党员的组织发展和管理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框架，至今仍然是保持党员先进性的重要手段。

九、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有益于增强党的社会动员力和整合力。陈云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思想观点主要集中于1939年他撰写的《支部》中，其中论述十分精辟的是基层党支部的地位和功能。他认为：党的基层“支部是党的最下层的组织，也是党的最基本的组织”，“党的支部按最低级的行政单位组织起来”。基层党支部的核心堡垒作用主要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组织”，“征收党员的机关”，“教育党员的学校”，“领导党、政、军、民、学各项工作”。[30]政党的社会动员力，主要体现在基层党支部号召、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方面。“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支部在周围群众中间工作的好坏是测量支部工作好坏的尺度”。[31]党的一切口号、主张、政策，要依靠支部在群众中的日常宣传组织工作，落实到实际中去。党的组织要反对行动中的关门主义，广泛发动、团结、深入群众，在革命实践中努力赢得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

群众工作千头万绪，基层支部如何通过恰当有效的方法，实现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的社会动员呢？陈云认为：“领导的艺术在于了解群众的心理。”从“维护群众自己的利益出发”，“注意群众的切身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是发动群众的关键。”[32]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云把依靠群众，提到与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说：“因为思想方法不对头，所以经验提不高。这一点，对于任何工作岗位的同志，对于解决任何问题，都是最重要的。此外，还要解决依靠群众的问题。”“没有这一条，不能算马克思主义者”。[33]陈云还反复强调，在发动群众的同时要坚持党对群众的领导。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与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这种领导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党的领导是否得以实现，最具体的就是基层党支部能否有效实现所在单位群众的社会动员。

[1][3][5][6][8][9][10][11][17][19][20][21][23][27] [30][31][32] 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8、297.142.211.214. 215、124-125.216、251. 196、139、213、196、128.126、197、128、197.173.165、156.293、295.268、183、296.24.377、45.145、146、148、149、151、152.162、148. 23、164、172.

[26] 陈云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4.

[2][4][7][12][13][14][15][16][18][22][24][25][28][29][33] 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360.359.240.274. 46、47.188、361.380、359.273、363、348.187.188、46、34.108.376.5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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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28X(2012)05-0015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先秦墨家思想的核心内涵 篇7

一、墨家思想发展历程浅析

哲学思想存在着交流和影响, 孔子的仁爱观直接影响着墨子的兼爱观。其中潜在的因素源自于墨子早年“学儒者之业, 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 在其阐述自己理论时, 常会出现儒家学说惯用的词汇, 可见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墨子的思想虽然继承孔子的思想, 但是其有着独创性理念的体现, 在某些方面的阐述和儒家学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化表象[1]。

下面探讨墨家兼爱观和儒家仁爱观的联系, 墨子在孔子的理论中演化出墨家的学术派别。兼爱观中的“兼相爱”里阐述出群体性中仁爱的概念延伸, 进而阐述为“爱人, 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 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 因为不爱人矣” (《墨子·小取》) 。其爱的体现具有一般性的原则, 不是主观意图的展现, 而是建立在无私的基础上无差别的爱别人, 帮助别人, 其才是爱的真正体现和表达。若是“不周爱”其不是“兼爱”的表现。爱是非常广博的词汇, 具有无限的延伸含义。不同的学派对其的释义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化体现。儒家和墨家对于爱的理解差异化表现体现在孝悌的阐述中。儒家认为孝悌是产生爱的根源, 而墨家认为, 因为有爱的存在, 才具有孝悌的含义出现。如果一个人具备爱天下人的思想境界, 自然也就能够爱自身, 爱家庭, 其中的孝悌含义出现。如果这种爱有局限性的体现, 其也是会带来相反的作用。墨子反对舍弃别人或别国的利益而满足自身或本国的利益。从这个观点出发, 如果由孝悌而产生的爱只体现在家人范围内, 以社会的角度分析客观上会起到阻碍的作用。“今诸侯独知爱其国, 不爱人之国, 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 而不爱人之家, 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 不爱人之身, 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 (《兼爱中》) 。墨子认为周朝的亲戚任用制度也是有失偏颇的, 主张“不义不亲, ”《尚贤上》, “不党父兄” (《尚贤中》) [2]。

二、墨家兼爱思想中正当原则的体现

兼爱观中隐含着诸多深层次的含义, 其中的代表思想体现在正当的原则, 其释义为, 应该广泛而明确地推行爱人助人行动, 并制止与之相违背的行为。

下面对“正当”这一词汇进行分析, 在西方哲学领域中, 正当是常见的术语, 主要应用到政治析学以及道德析学之中。从理论上分析和我国古代哲学思维逻辑判断以及伦理中的是非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日常的生活中, 其概念更趋向于实际的用途, 基本上已经变成行为的某种规范, 譬如规则的遵守, 或者义务的履行等。在古代行为判断中, 道德直觉体现在很多方面, 墨子的思想具备这样的现实内涵, 其“正当原则”的核心体现在“不可坑人害人, 应该爱人助人。”现在的理解可以这样认为,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都应该享受到应有的权利, 并且不允许其受到不法侵害。

墨家思想体系中的兼爱不仅是强调“应该爱人助人”, 同时把其概念进行深化研究和分析, 强调着“兼相爱, 交相利”, “爱人利人”的思想内涵。并且将爱的概念无限扩大, 深入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之中。在探讨爱的同时, 分析其对立面“恶”, 譬如“恶人贼人”以及“别相恶, 交相贼”等, 这又与墨子兼爱思想体系中的“不可坑人害人”相映衬, 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初提出“义”理概念的哲学流派。

兼爱和公义是有着密切的联系, 兼爱营造公义的道德氛围, 约束人们的行为趋向公义, 同时公义也具备着威严性以及权威的效果。墨子认为公义是“天志”的体现, 而天是中国古代思想境界里的最高象征[3]。所以墨子在强调兼爱的同时, 既是对个人行为的一种导向, 同时要让其成为社会性的行为。在倡导“爱”的同时, 也强调着对“恶”的抵制, 这两个概念是反义词, 在某种情况下会产生相互抵制的作用和效果。故“天之行广而无私, 其施厚而不德, 其明久而不衰, 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 动作有为, 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 天所不欲则。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 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 (《法仪》) , 墨子在分析的过程中有一种无上权威力对恶进行探讨, 或者是遏制, 进而更好地促进“爱”的概念延伸。“爱人利人者, 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 天必祸之” (《法仪》) 。“顺天意者, 兼相爱, 交相利, 必得赏;反天意者, 别相恶, 交相贼, 必得罚” (《天志上》) , 均表示出墨子的兼爱思想观。

通过上述的了解可以得知, 墨家的兼爱观里存在着博爱的思想, 同时也对“恶”提出遏制的观点, 其对我国现阶段的文化发展仍然具备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也是哲学领域中的优秀思想体现, 可以引导人们的行为, 规范其趋向于“爱”, 这与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深刻地批判了西方发达国家所倡导的人权思想, 人权强调着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但是在其理念中存在着利己的思想, 进而影响着整体利益的维护。墨子的兼爱思想与西方的人权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 进而可以用其作为批判西方人权思想的哲学手段。

三、墨家兼爱思想中平等原则的表现

下面分析墨子兼爱观思想里还有另一层思想境界需要分析, 即是“不可坑人害人, 应该爱人助人。”可以把其看作兼爱观正当原则中的现实意义的体现。

墨子的兼爱是博爱, 无差别的爱。这与儒家思想中所强调的爱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同时也是被儒家学者所诟病的理论。因为儒家学者批判墨子观点中“要求人们对别人的爱与对父母的爱没有差别”。如果从历史哲学观的角度出发, 可以看出儒家学者的指责实际上是对墨家思想的刻意曲解和误读, 介于派别争斗和相应学派发展的因素。因为墨子所说的兼爱是含纳家庭中的“孝”, 而在进行兼爱的推广中, 强调着父子之间的慈爱以及君臣之间的“慧忠”, 墨子并没有否定儒家学说中倡导的仁爱, 而是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发展演变的, 但是却遭到儒家学派的抵制。实际上墨子的兼爱体现出其概念中“平等”的理念。他既痛斥其所在时代里出现的“强必执弱, 富必侮贫, 贵必傲贱, 诈必欺愚”的真实境况, 同时也表达出其“天下之人皆相爱, 强不执弱, 众不劫寡, 富不侮贫, 贵不傲贱, 诈不欺愚”的积极理论 (《兼爱中》) [4]。

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 存在着绝对的权威表现力, 其是最高境界中的精神因素的体现, 也是兼爱能够实现以及公义能够保障的前提, 这就是其所谓的“天”以及“天志”。在墨子的文章中多次对“天”进行分析以及对其效力进行研究。譬如“人无幼长贵贱, 皆天之巨也’ (《法仪》) , “天亦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 (《尚贤中》) 等。天作为墨子哲学思想里精神的集大成体现, 是有着神秘性和权威性的体现, 若有不公平的现象出现, 皆可归纳于天的影响力。除此之外, 众生平等, 这种平等的概念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 体现在兼爱的思想里。虽然具体的人是有着差异化的体现, 贫富贵贱, 关系远近, 但是抛却前面的范畴,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其具备着共性的体现, 这也是兼爱思想表现的重要体现。在充分地推扬兼爱的理论时, 也重点强调对于“恶”的抑制以及规范, 或者从精神理念中消除恶的存在, 进而达到理想状态下的兼爱理念, 这也是墨子所追求的最高的思想境界。“分名乎天下, 恶人而贼人者, 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 (《兼爱下》) , 墨子认为在当时的世界中, 之所以会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譬如诸侯国之间的背信弃义以及攻伐相争, 家里出现骨肉相残以及人与人之间感情淡漠, 没有道义和公理的出现, 其本源的原因则均来自于“家主独知爱其家, 而不爱人之家”、“诸侯独知爱其国, 不爱人之国”、“人独知爱其身, 不爱人之身”等。简单地分析则是因为“爱有别”, 所以在这样的观念的引导下, 势必会出现问题, 并且问题将会一直向着负面的效应发展着。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根源处着手分析[5]。

如果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则理论的研究将会变得空泛而乏力。墨子兼爱的思想表现如下, 对待他人的国家就像对待自己的国家, 对待别人的家庭就像对待自己的家庭, 对待他人就像对待自己一样。如果可以做到, 则各诸侯国之间将会没有战争, 家庭将会变得非常和谐, 人与人能够坦诚相待互相尊重, 君于臣之间和谐相处, 父与子之间孝悌慈爱, 兄弟之间会友善相处。墨子兼爱观是建立在无差别的基础上, 并不强调务必要像对待自己亲人那样对待他人。或者这种“平等”的概念是无上虚泛的, 只是头脑中的一种理论假象。其理论产生的现实基础正是为了解决现实世界里出现的问题, 典型的表现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以强凌弱”, 其二就是“坑人害人”。所以, 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 只有建立在无差别爱的基础上, 才能够构建出真正的和谐, 保障人民的正当权益不受损害, 其对于现今也深具指导意义。墨子的学说本身是具备发展的潜力, 对其研究同时也能够更好地了解我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发展, 对弘扬民族文化起到积极的意义。

墨家学说是我国古代的重要哲学流派之一, 也是前秦时期我国宝贵的思想财富。墨家思想最核心的内容体现在兼爱观中, 包括“兼相爱, 交相利”以及严厉抵制“别相恶, 交相贼”。墨子希望能够通过解决现实中“恶”的根源进而达到大善的最高思想境界。但从西汉尊儒之后, 墨家学说日渐衰弱, 渐变成我国古代的小宗哲学, 但不可否认的是, 墨家的思想, 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以及思想文化影响仍具有深远的意义, 不容忽视。墨子也是世界史上最早提出“公义”的哲学家, 主张平等、民主、兼爱的思想, 不可坑人害人, 应该爱人助人。这些理论仍可作为现今人们生活行为的规范以及思想的指导。

摘要：墨家思想源于我国先秦的战国时代, 是百家争鸣时期的重要思想代表, 墨家哲学体系中兼爱观成为其代表性理论内容。主要不能够有害人的想法以及行为, 应该尽力去帮助别人。

关键词：墨家,兼爱观,核心内涵,历程

参考文献

[1]薛柏成.论墨家思想对李贽思想形成的影响[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2008 (2) .

[2]薛柏成.秦汉以后的墨家思想及其影响[J].齐鲁学刊, 2003 (3) .

[3]薛柏成.墨家思想与《诗》的关系[J].齐鲁学刊, 2006 (1) .

[4]张银娜.墨子哲学思想与儒家哲学思想之比较[J].十堰职技学院学报, 2006 (4) .

解读荀子礼治思想的内涵 篇8

一、礼与个人的关系

礼是修生之法, 思想言行的标准, 荀子说:“礼者, 所以正身也。”[1]33因为人性恶, 所以必须以礼来修身, 以变化气质, 在荀子看来, 人有九种特性是必须用“礼”来调节的。[2]下面分述如下:

(一) 人血气刚强, 则柔之调和:一个人的个性好强, 便是有偏, 必须加以柔化, 使之刚柔相济, 那么应该如何调和呢?当然是以礼来调和, 礼义法度之用, 在矫饰人之惰性而正之, [1]25人之惰性, 有礼则正。

(二) 知虑渐深, 则一之以易良:一个人之所以异于动物, 乃是因为有知虑之心, 但是若知虑过深, 很容易流于阴险, 所以必须以礼来摄化人之惰性以导之[1]5。因此, “凡用血气、志意、知虑, 由礼则治通, 不由礼则勃乱提僈。”由礼来调和知虑之心, 使之率宜、善良。

(三) 勇胆猛戾, 则辅之以道顺:有些人生性猛烈, 暴戾又胆大, 必须用礼顺着他本身的性质来引导他循规蹈矩。

(四) 齐给便利, 则节之以动止:对于行为容易轻率的人, 就用“礼”是他沉稳。

(五) 狭隘偏小, 则廓之以广大:对于心胸狭窄的人就扩大它的胸襟。

(六) 卑湿重迟贪利, 则抗之以高志:对于思想卑下, 迟钝、贪小利的人, 就激发他高昂的意志。

(七) 庸众驽散, 则劫之以师友:对庸碌散漫的人, 就用良师益友来改造他。荀子说:“蓬生麻中, 不扶而直, 白沙在涅, 与之俱黑。[1]5”因此, 一定要择良友而友之, 则良师而事之。[1]449

(八) 怠慢僄弃, 则照之以祸灾:对懒散放荡、自暴自弃的人, 就晓以灾祸使他警醒。

(九) 愚款端悫, 则合之以礼乐:对于单纯朴实、忠厚诚实的人, 就会促使他言行和礼乐的节奏, 启迪他的思考。

在荀子的思想中, 修身养性乃是“礼”的实践, 人唯有透过“礼”才有合宜的言行和思想, 必不可弃礼而治。

二、礼与社会的关系

礼在社会方面涵盖很多, 如“礼仪”、“规范”和人际关系, 社会等级的界限等, 人从出生到死亡, 所有事务皆需要由礼来规定而行事, “礼仪”包括养生、送死、祭祀、军旅等, 荀子言:“礼者, 谨于治生死者。生, 人之始也, 死, 人之绝也。始终俱善, 人道毕矣。”[1]358礼作为社会“规范”首先是维系社会人伦安定的基础, 荀子说:“夫贵为天子, 富有天下, 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后使榖禄多少厚薄之称, 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1]人伦有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之别, 贵贱之等, 长幼之差, 所以以礼来使其区分而和安, 能以礼义事亲谓之孝, 能以礼义事兄谓之弟, 能以和义事上谓之顺, 能以礼义使之谓之君, 所以荀子认为礼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群而不乱的社会, 使与个人皆在其中得以养生、养财、养安、养情, 各载其事, 各得其宜, 人君以礼施政, 人臣以礼事君, 人父有礼而宽, 人子有礼而敬, 兄则有礼而友, 弟则有礼而不苟, 夫有礼而辨, 妻有礼而柔从, 所以荀子总论社会规范以礼定之, 故曰:“礼者节之准也, 礼以定伦。”[1]262他主张用礼来实现“至平”的社会, 每个人可以坚守自己的角色扮演, 理想的社会是有差等的社会, 因为礼可以调和, 管理这个有差等的社会, 是曰:“礼者, 贵贱有等, 长幼有差, 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1]178

三、礼和国家的关系

就礼与国家而言, 荀子认为礼为治国之要, 无论用人、刑罚或议兵, 皆须参之以礼, 以礼为变, 如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进而王天下。他说:“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 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 犹绳墨之于曲直也, 犹规矩之于方圆也, 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切也。”[1]所以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 有了礼则必可获天下, 无礼则如何能治国和取得天下。在荀子看来, 国家形成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他以土地、人民、道法为国家构成的三要素。荀子说:“国者, 天下之利用也, 人主者, 天下之利势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势也, 然而不能自安也, 安之者必将道也。”[1]202荀子施政以礼义为道, 道与礼义对荀子来说具有相同的意义, “道即礼义”[3]140。

荀子政治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以礼义的强制力量创造有秩序的政治社会, 以肯定礼义的价值, 因此不行礼义则国家大威, 但是必须由人去施行, 此人即是君主。荀子说:“隆礼贵义者其国治, 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 乱者弱, 是强弱之本也。”[1]270所以, 国家治乱与否, 要看君主能否实行礼义之统。治者, 民心所向, 乱者, 民心背离。因此, “礼义之道”不仅是人君治国的准则, 也是人君权势的准据, 因为在荀子以礼治国主张中, 并非以政治的力量来主宰人事, 而是透过国家以礼义之统来安排社会之事, 协助人民获得和安的生活, 因此, 荀子是言:“从道不从君。”[1]250

荀子倡导的礼治思想, 是本儒家之传, 欲借礼义之统, 将“内圣”化为“外王”, 坚守儒家的政治理想, 又切合战国末期的时代情势, 强调“外王”, 专注于建构以“礼”为核心的社会政治秩序。荀子的“政治哲学”源于“忧患意识”, 面临礼崩乐坏的社会, 他的思想重心在于如何建立一套政治理想制度, 拟定具体可行的社会理论, 使社会能理性的持续发展。

摘要：荀子礼治思想是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荀子礼治思想寄托了儒家的社会理想, 本文着重分析荀子礼治思想的内涵, 阐述荀子礼与个人、社会、国家的关系, 以突出其荀子的政治哲学观。

关键词：荀子,礼治思想,儒家思想文化

参考文献

[1] (清)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 1988.

[2]陈修武.人性的批判[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 1998.

浅谈现代林业的思想内涵 篇9

一、世界各国林业建设观念的转变

现代世界各国林业经营思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具体的经营目标和重点上, 虽然千差万别, 但总体思路和发展方向基本一致, 都在不断重视生态环境的转变, 兼顾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其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有奥地利的“森林经营新模式”, 其目的是实现不破坏生态平衡的环境保护与经营;瑞典的“立地特点林业”;德国的“正确林业”;加拿大的“模式森林计划”;日本的“森林·林业流域管理系统”, 则从日本国情出发, 把森林作为“绿色和水”的源泉, 按照流域来进行经营管理。林业不再只是一个经济部门, 而是环境建设的主体, 是人类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基础产业———这已是大家的共识。

二、“现代林业”的定义

国内较早的现代林业定义是:即在现代科学认识基础上, 用现代技术装备武装和现代工艺方法生产以及用现代科学方法管理的, 并可持续发展的林业。后来, 进一步发展, 定义为:现代林业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 全社会广泛参与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 高效发挥森林的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 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需求的林业。

因此, 现代林业可以归纳表述为“和谐林业”: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 研究并协调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 实现社会高度文明, 生物圈永久稳定和繁荣, 人类共同幸福与进步。

只有通过科学高效的手段, 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使这些关系和谐协调, 才能迅速克服日益突出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显然, 这种定义克服了传统的割裂“社会”与“生态”的观点的弊端, 强调了“关系”的重要性, 突出了“关系协调与和谐”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三、“现代林业”的内涵

现代林业是随着森林生态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全球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 由传统的以开发利用木材为主的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的必然产物, 它是以现代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 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及先进科学技术成就, 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 通过生态与经济良性循环, 在促进森林产品发展的同时, 为人类生存与发展创造最佳状态的环境, 也就是同步发挥森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它是实现林业经济与生态功能高效、协调、持续发展的现代林业经营模式。其本质特征是人工森林生态系统与自然的生态平衡。总之, 现代林业是充分利用现代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原理, 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及先进的科技成就, 对人工林生态系统、农林复合生态系统、林业生态工程以及人为经营的天然林生态系统进行合理的设计和经营管理, 以极大地发挥其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森林经营思想的转变, 其研究的重点是各种人工或天然的森林或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城市现代林业的实质就是发展城市森林, 它包括建城区、近郊区、远郊区的林带林网、散生木、人工片林、天然林或次生林以及农林复合生态系统。

现代林业的经营对象是森林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最大生态系统, 具有其他生态系统所具有的结构特征。就现代林业而言, 就是要按照森林生态系统的演替规律, 开展森林经营活动, 通过各种措施, 减少对于林地的养分耗损, 增加林地养分补充, 增加对系统的投入, 建立新的高效的生态链, 形成高级有序循环, 促进林业系统向高级有序态进化。

(二) 经营目标

现代林业的经营目标是森林利用达到“零废弃物”, 实现“清洁生产”。实现林业“清洁生产”, 就是通过改进森林资源经营利用手段, 达到削减和控制CO2排放, 加强废弃物循环利用, 少或不产生生产性垃圾和生活垃圾。通过对有限森林资源的节约、节制和循环使用, 创造健康有序的森林资源使用机制, 实现和谐发展的循环性社会。

(三) 经营原则

在目前矿物燃料日渐枯竭、人口压力加大和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 现代林业的经营原则应该坚持:1) 开发短轮伐期速生丰产林;2) 营造高产能源林, 解决农村燃料短缺状况, 加快“绿色能源”替代矿物能源的步伐;3) 促进区域社会能源自给化、多元化, 最终达到区域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4) 有效利用荒山荒漠资源, 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力。

(四) 经营之路

除了坚强生态建设之外, 就目前而言, 我国的林业发展有必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行业建设:加强林业能力建设, 逐步把我国的林业建设成大生态产业, 实现林业的和谐发展。

加强林业意识建设:加强生态安全和生态关系知识宣传教育, 强化领导林业意识, 提高全民林业观念, 倡导清洁生活方式和勤俭生活方式, 合理分配资源, 按需生产, 实行清洁生产和节约生产。

加强林业行政能力建设:加强林业组织建设, 提高林业行政能力;加强林业质量建设, 提高林业工程质量;加强林业制度建设, 完善林业法律法规体系和林业行政体制;加强林业工程同其他工程建设的联系, 使它们有机结合, 实现整体与局部同步健康发展。

四、结束语

总之, 城市现代林业建设已成为新世纪城市生态建设的主要途径, 发展城市现代林业是当今社会的主流。世界各国都把发展城市林业生态体系作为增强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手段, 作为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的城市现代林业建设正当起步, 落后于其他国家。因此, 要赶超发达国家, 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必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加大力度发展城市现代林业, 增强环境意识, 更新发展观念, 建立起有利于环境、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城市现代林业体系, 改善城市自然环境, 努力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江泽慧.现代林业[M].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0.

[2]张国庆.从林业系统的自组织探讨生态林业设计[J].华东森林经理, 1990.

[3]张国庆.论和谐发展与生态建设[J].安徽农业, 2003.

《父母的心》中的思想内涵 篇10

《父母的心》是川端的一篇小小说, 讲述了一个穷人家庭送孩子给没有孩子的财主家庭, 其中经历了两次换孩子的过程, 最后穷人家的父母还是没有将自己的孩子送出去, 一家团圆的故事。关于这篇文章的主题, 《语文教学参考书》如是说:“作者怀着淡淡的哀怨, 描写了在一艘轮船上发生的至亲至爱的故事, 优越的条件, 割不断父母对子女的情愫, 动人肺腑的亲子之爱正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精粹……”很显然, 教参认为“父母”的“心”的含义只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我个人认为,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川端构思写作这样一篇文章, 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恐怕不仅限于此。我觉得“父母”的“心”的含义至少包含以下三层意思: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心;对长辈的孝心;对晚辈的爱心。

一.责任心

小说中, 第一次送走孩子的是父亲, 送的是长子。在我们看来, 尤其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眼光来审视, 这是极其不合常理的。因为, 一般来说, 将孩子送人, 应该是母亲的行为, 而且送的对象绝不会是长子。而川端却偏偏作这样的安排, 是川端对日本文化的误解所致还是另有用意?

日本文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日本的民族心理和中国的民族心理十分相似。生于日本, 长于日本的川端对本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应该有深刻的领悟, 况且川端曾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中国生活了近8个月。因此, 我可以断定, 这样的情节安排肯定是川端的匠心别具。

川端经历过日本决定性的败仗———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心中十分清楚, 日本要复兴, 必须要有进取精神、生产力和劳动力。作为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川端来讲, 他别无它法, 只有靠写作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以沉稳的笔致呼吁:为了新的日本, 必须维护一些古老日本的美与个性。因此, 在第一次送走孩子的情节中, 川端首先让父亲出场。无论是从中国的民族心理还是日本的传统文化来看, 父亲总是代表着整个家庭, 父亲的出场意味着“正式”与“责任”。

当女佣提出“东家”想向穷人要一个孩子时, “到了他家的孩子, 不仅能够过好日子, 而且可以继承财主的家业。另外, 我家太太还要赠送你们一百元, 作为酬谢”, 三个优厚的条件一清二楚, 这对于“衣衫褴褛, 那副寒酸相也引人注目”的穷人来说, 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呀!但这位父亲的表情“却十分犹豫”, 说要与孩子的妈妈“商量之后才能决定”。“犹豫”的究竟是什么, 川端在此处没有直接写明, 但我们读者不难读出, “犹豫”的焦点在于送哪个孩子。首先是性别, 其次是大小。因为对方是“财主”, 需要一个孩子继承家业, 所以夫妻商定之后, 决定将大儿子送走。这一决定完全是为对方着想的:性别上选择男性, 年龄上选择大的。也就是给对方要“有用”。川端在此处要表达的就是这位“父亲”对“财主”家庭的责任心。

当把大儿子送走后, 那位父亲因为思念大儿子而彻夜未眠, 于是“第二天早晨”, “那位父亲领着5岁的二儿子的手, 无精打采地走进那位财主夫人的舱房”要求用二儿子把大儿子换回去, 理由是“大儿子嘛……是我们家的接班人哪!”话虽简短朴素, 却掷地有声, 充分体现了父亲对于整个家族的责任感。不妨再来看一下文章第10小节, 川端写道:“‘当然行!’财主夫人高高兴兴地同意了。”川端在此借财主夫人, 表达了对这种“责任心”的高度认可与赞许。

第11小节写道:“……就像把婆婆扔了一样不好受, 再说也对不起我们当家的。”也写出了母亲对于当家的一种忠诚, 对当家的高度负责一种的责任心。

二.孝心

在第二次换孩子的情节中, 出场的人物是母亲, 就在用二儿子换回大儿子的当天傍晚, 她就带着三岁的女儿去换二儿子了。川端为什么要安排母亲出场呢?川端在此究竟想表达什么呢?

当母亲用三岁的女儿来换次子的时候, 说道:“今天早晨给你送来的二儿子, 从眉眼长相到说话的嗓子, 都和我那去世的婆婆一模一样。”这个理由表面上似乎很可笑, 实质上却是孝顺父母的问题。而孝顺父母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日本有这样的谚语:父恩比山高, 母恩比海深。

表达孝心难道就一定要母亲出场吗?父亲出场难道就不可以表达孝心吗?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更为深层的话题———婆媳关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 婆媳关系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川端在此想用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人物———母亲来为天下的媳妇作表率, 用无声的文字反映社会的价值取向, 藉此来展现古老日本的美———孝心无价。我想这就是川端安排母亲出场的理由了。

三.爱心

在第三次要回孩子的情节中, 出场的人物是父亲和母亲, 可见两口子的思想是一致的, 这次来见财主夫人, 非同寻常。“他们一见财主夫人什么也说不出来, 竟然痛哭失声”, 先声夺人, 以哭感人, 真是“未成曲调先有情”。财主的太太莫名其妙, 两口子边哭边诉衷肠, 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盘托出, 语言平淡却感人至深。“把那么个无知的孩子给人家, 连我自己都觉得这当爹的冷酷无情。……与其舍掉一个孩子, 还不如……”这是一个父亲的肺腑之言, 也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声。苏霍姆林斯基就曾说过“爱孩子———这是作为能够影响他人精神世界的教育者的灵魂”。至此, 对晚辈的爱心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但川端觉得还不够, 于是他又通过财主夫人从侧面作了有力的烘托, 文章最后一小节写道:“有钱的妇人听了这番话, 不由得跟着悲伤起来, 她含着眼泪说:‘是我不对, 老实说, 我虽然没有孩子, 但你们当爹妈的心我完全理解, 而且也羡慕你们。孩子还给你们, 钱呢, 就算做你们教给我懂得父母之心的酬谢吧。’”由此可见, 财主夫人也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人, 这说明对晚辈的爱心是人类共同的情感。

再来看看川端的经历:2岁, 父亲病逝, 迁至母亲娘家;3岁, 母亲仙驾, 与祖父母相濡以沫;7岁, 祖母离世, 与盲祖父相依为命;15岁, 祖父辞世, 成为彻底的孤儿。川端的童年经历培育出一种“孤儿的感情”, 影响了他一生的文学创作。川端曾在《十六岁的日记》中写道:“我自己太不幸, 天地将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他的孤儿体验, 因失去祖父而达到了极点。童年没有幸福, 没有欢乐, 没有人间的温暖。父母的爱, 亲人的爱, 对他来说只是“幼稚的朦胧的”愿望。在第三次要回孩子的情节中, 川端让父亲和母亲同时出场, 正是这一愿望的强烈表达。

内涵的发掘需要有思想的园长 篇11

在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我园以省“十二五”立项课题——《幼儿绘本阅读与美感培育的实践研究》为载体，依托“美语融合”的教学特色，努力营造出“悦读”的校园氛围。

（一）理论支撑——“叩响悦读之门聆听潺声细语”是我园“悦读”特色中提出的一种文化精神。孩子的阅读是肤浅的、表面的，其阅读的意义不在于“量”的多少，而是“阅读兴趣”的培养。《指南》中根据3-6岁儿童阅读的研究，提出了两方面的目标要求：阅读兴趣习惯的目标要求和初步阅读理解能力的目标要求。可见，“快乐阅读”是孩子阅读的基要目标。我园以此为理念：轻轻叩响孩子“悦读”的大门，方能听到孩子们那细小而稚嫩的声音。这一理念在我们的园标中也得以充分体现。

（二）环境创设——在“悦读”理念的引领下，我园利用一切可用的空间为孩子提供“悦读”的环境。如“悦读”绘本墙，上有中外著名的绘本推荐，让孩子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绘本的存在，遨游在“绘本书海”之中；设立“绘本漂流站”，这里有我园教师精心挑选的优秀绘本图书，孩子、家长、老师都能从这里借走他们所需的绘本书；还有“悦读书屋”“心灵氧吧”“书香一角”等空间的创设，都为孩子们提供了自由的“悦读”空间。

（三）课程探索——在课程的安排上，我园以综合课程为主教材，将绘本课程融入综合课程中，每班每周一节绘本教学，同时两周一次绘本教研活动，有教学探讨、绘本沙龙、绘本推荐等，每学期一次以“绘本”为专题的亲子交流活动，并逐步形成我们的园本教材。通过我们的“悦读”，许多家长也都踊跃参加到我们的活动之中，捐书、授课、讲故事，也实现了家园的良好互动。

由校园文化的定位而引发了我对当园长的一些思考：

（一）内涵的发展，需要有思想的园长

曾记得陶行知先生根据他丰富的学校教育与管理经验指出：“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他的校长。”

我园多年来一直在稳中求发展，也在努力寻找一条具有内涵特色与长远发展之路，打造“书香”校园，让孩子在飘满书香的校园里快乐成长，是我们校园文化的核心，也是教育之源。因此，更需对校园的内涵发展有一深层次的思考。如果园长们能够以教育家的精神办学，用专家的眼光去审视教育，用科学的观点去研究教育，用先进的理念去经营教育，用务实的行动去发展教育，那么园长才是一个“好”园长——一个有文化思想的园长。

要成为有思想的园长，其品性特征是什么呢？

第一是立德。用陶行知先生的话就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有思想的园长应该是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应该是人性丰富、人格完善、品德高尚、充满人性关怀的。

第二是立志。就是要有对教育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办好教育、办好学校、立德树人为终生目标，矢志不渝；仰望星空，就要有宽广的胸怀、开阔的视野、远大的理想。园长要在理想的引领下，不懈地上下求索，在心中筑起一块精神的高地。

第三是立行。就是必须率先垂范，长期坚持教育教学实践，具有丰富的教育教学工作经验，并且不断学习和超越自身。

第四是立言。作为有思想的园长，要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知识背景，能升华教育经验，形成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完整而富有创见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石中英教授曾呼吁“教育哲学应当成为教师成长和实施教育行为的一个重要精神资源”，那么，作为教师精神领袖的园长就更要有自己的教育哲学。

第五是立功。有思想的园长必须始终站在教育改革第一线，勇于创新，与时俱进，带领学校师生按教育规律践行教育思想主张，并卓有建树。

学校内涵发展更需要有思想的园长！在学习教育家品性特征的同时，我园提出了我们幼师应具备的文化品性：“真”“情”“雅”“趣”，即真——真诚、真心、真挚；情——动情、用情、专情；雅——高雅、优雅、博雅；趣——童趣、情趣、乐趣，以此修炼素养，成为一个有特质品性的教育人。

（二）文化，是有思想的园长的必然选择

众所周知，一个组织，表层的竞争是质量的竞争，中层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深层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之中。文化的力量，对一个国家的民族如此，对于一个学校的发展也同样如此。

文化作为学校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充分体现了园长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理念，是学校凝聚力和活力的源泉，是学校内涵发展的灵魂所在，也是学校内涵发展成果的充分体现。园长的使命既是育人，也是创造文化。有思想的园长就是要用文化办学，用文化育人。

清华大学园长顾秉林说过，“学校是一个独特的文化机构，不同学校之间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学校精神、文化氛围和底蕴是一所学校的灵魂。一流学校应该营造一种向上的学校文化和精神氛围，进而对师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启迪和教化作用。

教育家办学，有的是用人格办学，有的是用思想办学，有的是用规律办学，有的是用智慧办学。我以为，归根结底还是用文化办学，是通过文化、用文化的方式办学。人格办学、思想办学、智慧办学的过程就是用文化的方式办学的过程。从简单意义上理解，我认为，文就是一种人格、一种思想、一种智慧、一种精神；化就是一个过程、一种结合、一种认同。人格也好，思想也好，智慧也好，精神也好，只有融入学校办学实践，得到广大师生的广泛认同，才能转化成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才能推动学校发展。

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园长，关注文化，用文化办学，用文化育人，将学校文化建设作为学校内涵发展、办好学校的突破口，事所必至，理所当然。因为，只有文化，才能让教育消除功利，走向卓越的崇高。只有文化，才是有思想的园长的必然选择！

试论《礼记》伦理思想的内涵体现 篇12

一、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

《礼记》中所体现的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 是传统伦理的核心思想。《礼记》记录了孔子对“孝”的看法:“睦于父母之党, 可谓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1]借助家庭间亲睦之情可以联合宗亲, 维系宗法制度下与人之间的关系, 最终达到“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的和谐境界。[3]

1、孝的涵义

《礼记·坊记》中孔子认为“从命不忿, 微谏不倦, 劳而不倦, 可谓孝矣。”[1]而孔子的高徒曾子作为孝道伦理最忠诚的实践者和继承者, 认为“君子之所谓孝者, 先意承志, 渝父母于道。”[1]《礼记·祭统》则还说明了“生则养, 没则丧, 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 丧则观其衰也, 祭则观其敬而时也, 尽此三道者, 孝子之行也。”[1]

2、孝的分类

《礼记·祭记》中曾子将孝分为三类:上等是尊敬父母, 次等是不使父母羞辱, 下等是只能赡养父母。“小孝用力, 忠孝用劳, 大孝不匮。”[1]思念父母的慈爱, 因而忘掉自己的劳苦, 就可以算是用力;能尊尚仁德, 安然地按照正道行事, 为父母争光就可以算是用劳;如果德泽普施天下, 使天下万物丰盛, 以此来祭祀父母, 那便是不匮。

3、孝的规定

《礼记》在具体的孝举上, 作了详细严格的规定, 为如何履行孝道提供了依据和范例。提供衣食赡养父母是孝顺父母的最基本的孝道, 善待父母需从每日小事做起。“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礼记·曲礼上》) ”[1]子女听从父母的教导和命令, 尊重父母的心思和意愿, 令父母身心愉悦。孔子认为小人和君子在孝顺方面的区别不在于能否供养双亲, 而在于能否尊敬双亲。[3]

精神呵护才是对父母尊敬和关心的更高层次, 为人子女“居不主奥, 坐不中席, 行不中道, 立不中门。”[1]在父母公婆面前, 进退周旋的态度要严重庄重, 孝顺奉养父母的关键在于能否令父母身心愉悦。《礼记·檀弓下》中子路向孔子抱怨因为贫穷无法尽孝, 孔子曰:“啜菽饮水尽齐欢, 斯之谓孝。”[11]认为奉养父母要注重父母精神层次的需要。服侍父母, 父母如果有过失, 应该委婉的劝谏, 不可犯颜指责, 正所谓“父母怨, 不说, 而挞之流血, 不敢疾怨, 起敬起孝。 (《礼记·内则》) ”[1]

二、以“中庸”为伦理尺度的价值实现

《中庸》作为《礼记》中的一篇继承发扬了孔子的中庸思想, 并将其理论化、系统化, 是对先秦以来中庸思想的总结。

1、中庸的核心理念

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中庸”, 这一概念的核心理念是“中”。《中庸》孔子曰:“道之不行也, 我知之矣:知者过之, 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 我知之矣:贤者过之, 不肖者不及也。”[1]这就是孔子所认为的人对道德规范的遵守。“中”就是让人恰当地遵守社会规范以确保德行的完善, 使得伦理价值得以实现。《中庸》描述了天下圣人所应具备的条件:宽广充裕, 温和柔顺, 足以容纳一切;奋发坚强, 刚毅果断, 足以决断天下大事;恭敬庄重, 中和公正, 足以令人敬畏;文章条理, 精细明察, 足以辨别是非。这是涉及到仁、义、礼、智、信等人格价值的完美人格境界。要达到这一境界使人格均衡发展是有困难的, 中庸恰恰是统一人格构成, 完成人格价值的构成和实现伦理道德价值的标尺。

2、中庸的伦理运用

执中的恰到好处。《中庸》中写道:“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1]强调“中”是天下的根本。人要按照天性去作为, 所要执守的便是“中”, 既不能过度, 也不能不及, 而是要做到恰到好处。儒家这样强调是避免偏向, 使人们不走极端, 为人处事恰到好处。不偏不倚, 信守中庸, 这才是儒家中庸思想的精髓。适度、过犹不及, 执守道德标尺正是儒家伦理的智慧所在。

时中的因时而变。《礼记·中庸》仲尼曰:“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时中。”[1]因此, 中庸的伦理运用是因事物有所不同, 具有相对动态性, 不是固定不变的。中庸必须因时因地而不同,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否则也是达不到善的目的。

中和的价值统一。中庸伦理思想运用所要追求的理想状态是中和, 中和执善和谐的状态, 万事万物因和而存在和发展。执中即是执守正道、善德、宣扬治理国家中要以德治国, 处事的善德, 扬善的团结, 追求一种和谐。[16]更是中庸思想中伦理价值的体现和统一。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 《礼记》中的思想也有时代阶级的局限性, 不可避免地存在弊端和糟粕, 但是应该辩证地看待和分析。总体而言, 《礼记》中的孝道对中国“孝”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对中国家庭、社会礼教和人伦关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中庸之道是儒家对至善至美的价值追求, 也是道德规范伦理价值的体现。中庸的恰到好处, 因时而变更是人格精神的价值统一。

摘要：《礼记》作为儒家思想精神的重要典籍, 以一种全面的视角敞开了儒家所包蕴的伦理世界, 以“孝”为主的道德规范和中庸思想对透析儒家人格精神境界和伦理道德价值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礼记》,孝,中庸

参考文献

[1][2][4][5][6][7][8][10][12][13][14][15]钱玄, 钱兴起注译.礼记[M].长沙:岳麓书院, 2002.

[3][9]吴蕴慧.《礼记》孝道思想解读[J].兰台世界, 2010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