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立法思考

见义勇为立法思考（精选3篇）

见义勇为立法思考 篇1

深圳首开先河立法鼓励和保护救人助人行为, 防止恩将仇报, 救助人适用无错推定原则, 只要救助人尽到通常注意义务的, 不对救助不成功的后果承担责任。据凤凰网2013年2月26日报道, 近日, 利用特区立法权率先探索保护助人行为的立法, 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救助行为的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助人行为保护条例 (草案) 》, 提请深圳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一审。《条例 (草案) 》虽然只有15条千余字, 但拟定了8项规定保护好心人免受诬陷, 而推行“无罪推定原则”、“责任豁免原则”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是其三大核心内容。深圳的这一条例得到广大网民的普遍欢迎。

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 应当认为救助人不是侵权行为人, 而是好心施救人;只要救助人尽到通常注意义务的, 不对救助不成功的后果承担责任。深圳市政府认为, 实践中被救助人遇到的险情的确存在既可能是救助人造成, 也可能不是救助人造成的两种情况。但如果一概规定对救助人适用有过错推定原则, 则显然不利于鼓励人们对遇险人实施救助, 从根本上讲也不利于遇到险情急需得到援救的人的利益保护。因此, 草案参照刑法上无罪推定原则, 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 不能推定救助人是侵权行为人。

为遏制被救助人恩将仇报, 《条例 (草案) 》增加其无理缠诉的成本费用, 并采取必要措施加以惩戒。被救者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投诉或者起诉救助人的, 救助人为应对投诉或者起诉发生的合理费用, 可以要求被救助人承担。被救助人明知其提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或者隐瞒歪曲事实真相, 要求救助人承担责任, 向有关机关投诉的, 有关机关可以依照职权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公开赔礼道歉。构成诈骗但尚未构成犯罪的, 由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见义勇为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美德,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 见义勇为值得全社会大力褒扬。然而, 现实中, 见义勇为者往往“流血又流泪”, 自身权益难以保障, 甚至陷入生存困境。近年来, 公民救人助人反被诬为肇事者的事情时有发生, 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不公遭遇也时见报端, 老人摔倒无人敢扶、路边受伤儿童无人敢救……特别是广东佛山小悦悦被撞后无人救助一事, 更让公众对道德的滑坡感到寒心。见到老人跌倒, 扶还是不扶?遇到有人需要救助, 伸手还是视若无睹?这些曾经不是问题的问题, 如今却让好人为难, “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等官司, 更是让“不敢救”、“救不起”成为多数人的袖手旁观的潜台词。缺乏法律的撑腰, 只能助长诬陷好人的歪风邪气。

在崇尚法治、大力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背景下, 见义勇为也面临由单纯的道德概念向法律概念, 由道德意义上的弘扬美德向强化法律保障的转型, 全面规范见义勇为行为, 构建完善的见义勇为的法律机制势在必行。惟有构建见义勇为的法律保障机制, 才有可能从制度上避免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困境。见义勇为既要作为一种道德风尚来积极提倡, 同时也要作为一种法律行为来规范保障, 通过法律彰显见义勇为的正义力量。

充满道义情怀的“见义勇为”一词, 可以从法律的角度作如是诠释:对正在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发生突发性公共事件时, 为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免遭或者减轻侵害, 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排除、减轻突发性公共事件危害的行为 (特定职务行为除外) 。

目前, 我国现行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已经有一定的规范。例如, 刑法通过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以达到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的目的;《民法通则》也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制度, 使正当防卫人、紧急避险人的防卫行为、避险行为合法化, 不负民事赔偿责任或者只在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时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这样, 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的损害, 可以免除或减轻民事责任, 相应地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民法通则》还规定“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 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 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但是, 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毕竟比较零散, 不够系统, 针对性不强, 有必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来完善见义勇为的法律保障。

从法律的角度, 有必要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实施主体、实施范围、实施方式、实施后果等方面作出更明确科学的界定。见义勇为行为的实施主体除了具有非特定责任特征外, 还应该强调具有法定行为能力特点。也就是说, 未成年人、超过一定年龄的老人、病人、残疾人等, 原则上不应作为见义勇为行为主体来要求和鼓励。尤为重要的是, 要依法建立起一整套见义勇为的国家补偿和社会保障体系, 使见义勇为者不仅得到社会在道德上的赞扬, 还要得到国家提供的补偿和社会提供的物质保障, 使见义勇为的英雄伤有所治、老有所养、生存有保障有优待。

令人欣慰的是, 见义勇为的地方立法比较活跃和成熟, 地方性法规相对比较健全。目前, 全国已有三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权益的相关法规、条例, 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者成为各地地方立法的核心。有必要在总结借鉴各地见义勇为法规经验基础上, 尽快指定统一的权威的科学的全国性见义勇为法律法规, 重点完善对见义勇为者的国家补偿和社会保障制度, 同时规定对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 可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因见义勇为而受伤人员将享受工伤待遇, 用人单位不得随意辞退等, 切实依法保障见义勇为者用鲜血甚至生命换来的权益。

目前,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均已建立了较完善的《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法》。美国就是制定《救助行为保护法》比较早和比较全面的国家, 规定在他人遇到危难的紧急情况下, 无偿提供救助的人给被救助者造成民事损害, 享有承担赔偿责任的豁免权。

加快公民救助行为保护立法势在必行。公民救助行为保护立法必须树立保护见义勇为者和严惩恶意蓄意诬陷者的立法理念。确立助人行为免责的原则, 除非存在重大过失, 救助人提供救助行为时, 对救助行为的后果原则上不承担法律责任。确立有利于救助人的举证规则。被救助人主张救助人在实施救助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 造成救助不成功后果, 或者认为被救助人遭遇的人身伤害是救助人造成, 要求救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 被救助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被救助人主张的事实的, 由被救助人承担不利后果。

对歪曲事实真相诬陷救助人的被救助人, 要规定相应的惩戒措施。对恶意诬陷行为应予严惩。如果被救助人明知其提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或者隐瞒、歪曲事实真相, 要求救助人承担责任的, 要追究相应的责任, 涉嫌犯罪的, 应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要进一步完善立法, 酌情修改有关法律包括刑法, 规定视情节后果轻重依法追究诬陷好人者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除了加强立法, 司法也要给力公民救助行为, 依法支持公民救助行为, 依法追究诬陷好人的小人、恶人的法律责任。必要时, 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案例指导解决现行法律的漏洞问题, 解决见义勇为者举证难, 诬陷者难究责的现实问题。根据现有的法律, 见义勇为反被诬陷, 当事人可以到法院提起名誉权诉讼, 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类案件的举证非常困难:一般人在紧急情况下做好事, 很难事先准备工具固定证据。此外, 诬陷者很难被追究民事责任。即使最后查清真相, 诬陷者也会以种种理由推卸责任, 轻描淡写地道歉了事。

诚然, 法律不是万能的, 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本该属于道德范畴, 法律应当审慎介入。不过, 公民救人助人反被诬陷的事情此起彼伏的严峻形势下, 道德本身已经无法解决“好人难做”的道德困境, 问题的性质已经涉及严重侵犯公民名誉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律问题, 法律的介入是必要的。法律要理直气壮地为救助者撑起保护伞, 呵护救助者的善良和正义。”

我们既要大力弘扬传统道德, 为助人为乐、见义勇为鼓与呼, 同时也要加快见义勇为立法, 强化司法对公民救助行为的保障力度, 理直气壮地为见义勇为的救助人撑起法律的保护伞。从这个意义上将, 深圳立法力挺“见义勇为”防止“恩将仇报”之举值得喝彩和推广。

见义勇为立法思考 篇2

来源： 作者： 日期：2011-03-31 我要评论(0条)找刑事辩护律师

弘善抑恶、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曾记载了许许多多有关见义勇为的事迹。这些事迹千百年来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妇孺皆知，成为指导人们日常行为规范的准则。历代统治者从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立场出发，顺应民意，也先后制定了许多有关见义勇为方面的法令法规，以此来惩恶扬善、弘扬正义，适应社会的发展。但这些法令法规因时代久远和历史的变革，有的早已佚失，有的散见于不同的文献典籍中，十分零乱，迄今尚未见学术界有专文进行研究整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一件憾事。基于此，笔者试图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不妥之处祈求教正。中国古代有关见义勇为方面的法律条款很多，概而言之可分为如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

自公元前21世纪我国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夏朝建立以来，作为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亦随之产生。在此后近四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逐渐发展和完善，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礼法合一”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翻开中国古代的法律古籍，我们会发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这与其对法律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具有两种职能，一种职能是为了维护其专治统治的需要；另一种则是为了惩恶扬善，以保障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这也正如《汉书·刑法志》中所言的“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禁暴卫善正是体现了法律的后一种职能。从这种思想和认识出发，历代统治者大都制定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法规，以保障见义勇为、惩治邪恶势力者的切身利益。在现存的先秦文献中，最早记载有关见义勇为规定的应首推《易经》。《易经·蒙上九》云；“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之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寇贼劫掠行为的人，应受到法律的支持或保护。显然，《易经》中的这条爻辞含有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因素。在近年来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易经·渐·**》爻辞，其文为：“鸿渐于木，或直其寇，毂，无咎。”据从希斌先生研究解释，“直”，《索隐》“古例以直为值，值者当也。”在此引申为“遭遇”之义。“毂”，《说文》：“毂，从上击下也。”这段爻辞的意思是说“与盗寇相遇，击之无咎”。可见当时的法律已有类似后世刑法中正当防卫的含义，即当自身或社会利益受到侵害时，挺身而出，制止不正当侵害是受法律保护和鼓励的。先秦时期有关周代的典制文献《周礼》一书中，也有这方面的法律规定。据《周礼·秋官·朝上》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盗，指盗取人物，贼，泛指杀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上述两种犯罪行为危及乡邑百姓以及自家人的生命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很明显，这则史料既有正当防卫的含义，也有对见义勇为者法律保护的意思。另据《周礼·地官·调人》记载：“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我们可以把其看作是国家法律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的保护条款，即凡被路见不平、见义勇为者杀死的犯罪分子不允许其家人寻求复仇，若要复仇则依法对其处死。由此可见，西周时期对见义勇为的法律规定还是十分完备和具体的，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也体现了法律追求公平正义的立法精神。由于封建法典注重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权利，所以在现存的秦代法律文献中，我们经常会见到古人见义勇为的事例。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所引秦代的爰书“盗马”条记载：“市南街亭求盗才（在）某里曰甲缚诣男子丙，及马一匹，骓牝右剽；缇覆（複）衣，帛里莽缘领褎（袖），及履，告曰：„丙盗此马、衣，今日见亭旁，而捕来诣‟。”

自西汉中期以后，封建正统的法律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德主刑辅、礼律融合的法律体系日趋形成，关于见义勇为方面的规定也更加详细具体。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的法律典籍流传下来的极少，已很难窥其全貌。但从这些零星的记载中我们仍可以找出汉魏南北朝时期对见义勇为者法律保护的痕迹。如汉朝时规定：“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1983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汉简记载：“捕盗贼、罪人，及以告劾逮捕人，所捕格斗而杀伤之，及穷之而自杀也，杀伤者除，其当购赏者，半购赏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追捕盗贼或罪犯，如果盗贼拒捕，双方发生格斗，因此而杀伤盗贼、罪犯，或盗贼、罪犯自杀，追捕者免除刑事责任。若法律规定对于追捕者给予奖赏，“半购赏之，”即给予一半的奖励。从该法律条文的立法意图来看，显然有利于保护捕获盗贼之人，而不利于犯罪分子。晋朝的法典中有盗伤缚守和斗杀伤傍人的条款，由于《晋律》早已佚失，其内容不得而知，笔者推测，应与汉律的精神大体相同。南朝梁武帝时，下诏禁止挟私复仇。据《梁书·武帝纪》记载：“太清元年八月诏：缘边初附诸州郡内百姓，先有负罪流亡，叛逃入北，一皆旷荡，不问往諐，并不得挟以私仇，而相报复。若有犯者，严加裁问。”梁朝禁止罪犯而逃亡，若因私报复，则治以重罪。这里也有对纠举者保护的意思。北周时期，法律规定，“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家者，杀之无罪，若报仇者，告于法自杀之，不坐。”从这些法律规范来看，都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法律保护的思想。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隋唐时期的许多法律规定都直接来源于南北朝，对此，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早有高论，此不多赘。现存的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唐律疏议》一书中，对见义勇为的规定更为详细。据《唐律疏议》卷28“被殴击奸盗捕法”条记载：“诸被人殴击折伤以上，若盗及强奸，虽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即奸同籍内，虽和，听从捕格法。”长孙无忌等对此作了疏议：“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其拒捕，不拒捕，并同上条《捕格》之法。”也就是说，唐律中对于实施犯罪行为的不法之徒不允许其反抗和逃跑，必须束手就擒。若其反抗和逃跑，傍人对其格杀勿论。在《唐律疏议》卷28“捕罪人而罪人持杖拒捍”条更是体现了唐律保护见义勇为者的立法意图：“诸捕罪人而罪人持杖拒捍，其捕者格杀之及走逐而杀（走者，持杖、空手等），迫窘而自杀者，皆勿论。”为了避免滥杀无辜，唐律对于失去抵抗能力而杀死罪犯者也给予了惩罚：“已就拘执及不拒捍而杀，或折伤之，各以断杀伤论；用刃者，从故杀伤法。”可见，唐律中对见义勇者给予了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维护自身及他人的安全。当然，法律也考虑到了为避难滥杀，不利于司法机关审讯，对于不拒捕而杀之者，要追究其刑事责任，维

护了法律的严肃性。

宋代法律制度沿续了唐朝对见义勇为的规定。据《宋刑统》卷28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其拒捕不拒捕，并同上条捕格之法。”

在我国西北少数民族西夏政权制定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3“追赶捕举告盗赏门”中，也有两款是对于见义勇为者保护的内容：其一，规定：“诸人已为盗诈时，畜物主人及喊捕者求别人帮助，于盗人逃后追赶，除先追者外，其他人见其盗追赶者，将盗人射、刺、杖、斫，盗人死伤时，追者不治罪。若盗人自还给，请捕，已入手后，贪人畜物，若以错置无理而杀时，使与第七卷上逃人自还来唤处时，喊捕者被他人杀毁罪状相等判断。所杀盗窃犯应得短期徒刑者，当与杀人从犯相同。其中盗人已捕一部分而一部分未入手，被他人自进时，追赶者□失，使强力而杀伤盗人，当比前有罪状上减一等。”其二，“偷盗物入己手，物主追赶，盗人以强力相向，杀伤物主时，以强盗杀伤人法判断。又他人助赶捕盗以及物主家处他人、住客被盗人杀伤时，当与杀伤物主罪相同。” 宋代以后，许多朝代仍沿袭了以前的规定。如明律规定：“若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杀之。”清朝的法律严格保护追捕盗贼者的人身安全，据《大清律例》卷23“强盗”条记载：“若窃盗临时有拒捕及杀伤人者，皆斩。”“其窃盗事主知觉，弃财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者，自依罪人拒捕律科罪。”“赃犯持杖拒捕，为捕者格杀不问，事主邻佑，俱照律勿论。”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以后一些封建政权在制定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法律条款时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即见义勇为者在同不法分子搏斗时被罪犯伤害，国家拿出一定的资金给予抚恤，以保证伤害者个人及其家属正常的生活需求，鼓励更多的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如在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四十两，三等伤三十两，四等伤二十两，五等伤十两。”“如营汛防守官兵捕贼受伤者，照绿旗阵伤例分别给赏；若被伤身亡者，亦照绿旗阵亡例分别给与身价银两。”其这些规定，说明清代的法律制度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已从单纯的人身安全保护扩展到对其生活的保障，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法律规定更加趋于完善和合理。

二、对见危不救的惩罚措施

中华民族是一个正直、勇敢的民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以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道主义精神千百年来已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然而，也有一些人，从利己主义立场出发．面对邪恶势力及危害社会安全的现象不是挺身而出，而是无动于衷或缩手缩脚。长此下去，势必会导致邪气上升，正气下降，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针对这种情况，许多朝代都专门制定了法律条文，对见危不救、见义不为的行为给予严惩。在我们所见到的材料中，对见危不救者的惩罚最早可上溯到秦朝，或许会更早些时候。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战国未至秦代的墓葬，其中第十一号墓保存子大量的秦代法律竹简。我国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在这部秦代法律文献中，有—篇《法律答问》，其中就记载了对见义不为的法律惩罚措施，法律规定：“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这句话的意思是：有贼入甲家，将甲杀伤，甲向四邻呼救。若四邻、里典、伍老皆外出不在家，没有听到叫喊捉贼的声音，若情况属实，四邻可免于处罚；典、伍虽不在家，仍应治罪。若四邻在家而不前去救助，显然要遭到法律的制裁。又据；“有贼杀伤人冲术，皆旁人不援，百步中此■（野），当赀二甲。”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人在大道上杀伤人，道旁的人不加以援救，凡距离在百步之内者，应罚二甲。汉魏南北朝时期，有关这一阶段的法律文献早已佚失。但在其他的文献中仍有类似的记载。如汉代的《急就篇》中就有：“变斗杀伤捕伍邻。”意思是说，邻居中有打斗之事而杀伤人命，隔壁的伍邻应前去制止而未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于伍邻之人应予论罪。晋朝的法典中有“遭劫不赴救”的条款。程树德先生认为“当时以比附定罪。”晋律对于“遭劫不赴救”的处罚十分严厉。南朝刘宋统治时期，依据“遭劫不赴救”条款，竟然对于盗墓掘冢的行为也比照不救助处罚，据《宋书·沈约自序》记载：“孝武于元嘉中，出镇历阳，沈亮行参军征虏将军事。民有盗发冢者，罪所近村人与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议曰：寻发冢之事，事止窃盗，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严科。夫穿掘之侣，必衔以晦其迹；强劫之党，必喧呼以威其事。故凶赫者易应，潜密者难知。且山原为无人之乡，邱垅非恒途所践，至于防救，不得比之邻郭。督实劾名，理与劫异，则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劫罚之科，虽有同符伍之限，而无远近之断，夫冢无村界，当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则数步之内与十里之外，便应同罹其责。防民之禁，止非之宪，宜当其律。”

及至唐代，对见危不救、见义不为之人的处罚更加详细具体，在《唐律疏议》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法律条款。如该书卷28中曾规定：“诺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势不得助者，谓隔险难及驰驿之类”。此外，在唐律中还有对于诸如发生火灾、水灾等重大险情应及时通知官府或他人救助的法规。《唐律疏议》卷21记载：“见火起，烧公私廨宇、舍宅、财物者，并须告见在及邻近之人共救。若不告不救，减失火罪二等”，即合徒一年。唐律中的这些法律规范，体现了封建法律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功能日趋成熟。在同时期我国西北少数民族藏族建立的吐蕃政权制定的法典中，对于见危不救行为的处罚则适用耻辱刑，即对于怯懦者给予羞辱的刑罚。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败懦者垂狐尾后首示辱，不得列于人。”在敦煌出土的法律文书P、T、1071号《狩猎伤人赔偿律》中也规定：“因而被牦牛伤害致死，对不救者之惩处为：罚银五百两给死者一方。若因未救而致伤，其惩罚为：罚银二百五十两，交与自牦牛身下幸免者。”从该法律文书我们看到，古代藏族对于见危不救的惩罚措施有二：其一是财产处罚，罚银五百两给死者；其二是耻辱刑，为见危不救者挂狐皮，以示其怯懦之意。宋代法律制度中有关见危不救的法律规范与唐律大体相同。如《宋刑统》卷28“被强盗邻里不救助”条云：“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在“将吏追捕罪人”条中载：“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利助者勿论。”卷27中有“见火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的惩罚措施。我国少数民族西夏政权制定的法典也有对见危不救处罚的条款，其中规定：“家主中持拿盗窃者时，邻近家主当立即协助救护。若协助救护不及，不往报告时，城内城外一律所属大人、承旨、行巡、检视等徒一年，迁溜、检校、边管、盈能、溜首领、行监知觉，有位人等徒六个月，此外家主徒三个月。又已与盗相遇，赶及不往报告时，有官罚马一，庶

人十三杖。”

宋以后至明清，许多朝代的法典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元代的法典《大元通制条格》卷19记载：“至元十四年七月，钦奉圣旨立按察司条画内一款节该：守土官常切觉察，毋致盗贼生发，或有贼人起于不意，即时申报上司，并行移邻近官司，并力捕捉。如申报稽迟，并有失察觉，致令滋蔓，结成群党者，纠察。”在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元世祖下圣旨曰：“贼根底民官、军官一处镇压者，贼生发呵，一处拿者，贼根底拿不获呵，罪过他每根前要者。钦此。”大德四年（1300年）九月中书刑部呈：“大都路申，右卫军营见于永清县所辖地面置立，其本县设尉司弓兵即系职掌捕盗，虽是本卫编立牌甲，自行巡捕，止合拘铃军人，终非有司。拟合令永清县于本卫关厢巡捕。本部拟得：古卫关厢如遇火盗生发，既责有司官兵捕限根缉，合依大都路所拟。”上述三条法律条款就有对见危不救施以惩罚的意思。明代的法典《大明律》中也规定：“凡知同伴人欲行谋害他人，不即阻当、救护，及被害之后，不首告者，杖一百。” 清代法律对于见危不救行为的立法规定的十分琐细，其中规定：“强盗行劫，邻佑知而不协拿者，杖八十。”如果前往救助的哨兵不积极救助，反而哄抢财物者，处罚更为严厉，比照江洋大盗例处罚，据《大清律例》卷24“白昼抢夺”条记载：“凡出哨兵弁，如遇商船在洋遭风尚未覆溺，及著浅不致覆溺，不为救护反抢取财物拆毁船只者，照江洋大盗例，不分首从枭示。如遭风覆溺，人尚未死，不速救护，止顾捞抢财物，以致商民淹毙者，将为首之兵丁，照抢夺杀人律，拟斩立决；为从，照伤人律，拟斩监候。所抢财物照追给主。”如果“见船覆溺阻挠不救，以致淹毙人命者，为首阻救之人，照故杀律，拟斩监候；为从，照知人谋害他人不即救

护律，杖一百。”

总之，自秦代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制定了对见义不为者予以严惩的法规。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见危不救、见义不为的行为不但与封建的伦理道德不相合拍，更不利于弘扬正气、惩治邪恶。长此下去，还会造成邪恶势力抬头，社会道德出现沦丧，民众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鉴于此，各朝统治者都制定了相关的法令法规，以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

三、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措施

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为了能在社会中树立一种弘扬正义、惩治邪恶的社会风气，许多朝代的统治者还颁布了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法令，甚至像秦、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还把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措施写入国家的法典之中。秦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较早实施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政权。在新发现的湖北云梦秦简《法律答问》篇中，即有“捕亡，亡人操钱，捕得取钱”的规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凡捉获逃亡的盗贼，逃亡者身上携带钱财，钱物归捕者所有，以奖励捕者。秦律又规定：“所捕的人在耐罪以上可以取钱”，对于取钱的范围作了限制。秦律中对于见义勇为者的奖励办法规定的十分细致，具体表现为：其一，假如罪犯随身没有携带钱财，秦律规定则由国家奖赏。据《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甲告乙贼杀人，非伤■（也），家当购，购几可（何）？当购二两。”这句话的意思是：甲控告乙杀伤人，经讯问乙是杀死了人，并非杀伤，甲应受赏，奖赏多少？应奖赏黄金二两。如“捕亡完城旦，购几可（何）？当购二两。”对于捕获逃跑的罪犯，法律规定亦应由官府奖赏黄金二两。其二，秦律规定了私家奴婢盗窃钱财，亦由国家奖励的措施。“或捕告人奴妾盗百一十钱，问主购之且公购？公购之之。”该条秦简的意思是：私家奴婢盗窃一百一十钱，有人捕获告官，问应由主人给予奖赏还是由官府给予奖赏？法律规定由官府给予奖赏。汉朝继承了秦律的立法精神，法律对于见义勇为，能捕获盗贼者也给予了物质奖励。据《张家山汉墓竹简·捕律》规定：“□（捕）亡人、略妻、略卖人、强奸、伪写印者者弃市罪一人，购金十两。刑城旦舂罪，购金四两。完城□二两。”若数人共捕罪人而当购赏，欲相移者，许之。汉朝法律还规定，对地方小吏能捕获盗贼的行为可以给与职务是的迁升。据《张家山汉墓竹简·盗律》规定：“徼外人来入为盗者，要（腰）斩，吏所兴能捕若斩一人，拜爵一级。不欲拜爵及非吏所兴，购入律。” 见义勇为的行为不仅表现在能捕获盗贼上，有时对于那些敢于捕杀危及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猛兽也可视为见义勇为的行为。两汉时期，许多地方因人烟稀少，猛兽经常出没，危害百姓人身及财产安全，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封建政府经常出台一些奖励措施，鼓励勇为者为民除害。据张鹏一《汉律类纂》（1907年仲秋序）中所列举的《捕律》条记载：“捕豺■购钱百（《说文》引律），虎，购钱三百（《尔雅》郭濮注作三千，清段玉裁曰：沿汉律也），其狗半。” 汉律的条款为晋朝所沿袭，据《太平御览》卷892《兽部四》引《晋令》云：“诸有虎处，皆作槛穽，篱栅皆施饵，捕得大

虎，赏绢三匹，虎子半之。”

隋文帝时期，由于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白日里经常发生抢劫盗窃现象，文帝问群臣禁断之法，未等大臣回答，隋文帝便想出了办法，他下令：“有能纠告者，投贼家业产，以赏纠人。”这种办法果然奏效，一月之间，“内外宁息。”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代政府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给予奖励的法令，具体内容如下：“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计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即官人非因检校而别纠捉，并共盗及知情主人首告者，亦依赏例”。开元时期的这项法令开创了国家对见为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先河。唐代《开元令》中对于为民除害，捕杀猛兽的行为也给予了奖励，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诸处有猛兽之处，听作槛穽、射窩等，得即送官，每一头赏绢四匹；捕杀豹及狼，每一头赏绢一匹。若在监牧内获者，各加一匹。其牧监内获豹，亦每一头赏得绢一匹，子各半之。”

在同时期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吐蕃政权制定的法律中，对于见义勇为的奖励措施十分独特，如在P、T、1071号《狩猎伤人赔偿律》中规定：“若从牦牛身下救人，被救者则以女儿赏之，无女则给妹，无女无妹则给银二百两。” 宋代沿袭了唐玄宗开元时期的规定。《宋刑统》卷28引宋朝《捕亡令》的条款，因与唐代相同，此不重述。宋真宗景枯二年(1035年)，为了从重打击抢劫盗窃犯罪分子，北宋政府特颁布厂奖赏令。“能告群盗 劫杀人者第赏之，及十人者予钱十万。”号召人们起来揭发盗窃杀人的罪犯。康定元年（1040年），又下诏：诸处强恶贼有未获者，“如能巧设方略，亲行斗杀有劳，当超资酬奖。”自宋仁宗以后，奖励告奸之风更盛，其中规定：“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资以赏告人”，囊橐死罪者，“籍其家资之半为赏”。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枢密院又提出，淮南群盗，凡能“获首领赏钱六百千。”其后赏法愈来愈密，赏格也愈来愈高。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七月下诏：“捕获海洋劫盗，除所属保奏推恩外，……捕获海船贼徒每只十人以上，支钱三百贯，二十人以上支钱四百贯，三十人以上支钱五百贯。”提高了赏赐的额度。在这一时期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金代政权中，也有对见义勇为者赏赐的办法。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更定品官及诸人亲获强盗官赏制。” 说明金代亦曾实行过对见义勇为、捕获强盗的行为给予奖励的办法。二十世纪初，在我国西北地区的黑城发现了古代西夏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其中对于能缉捕盗贼之人的赏赐更为详细，具体的规定有：其一，捕盗贼见等赏赐法已明，依条下有，当由盗人出，盗人无有，贫穷无力出，由家门出工仍不足，则由知盗分物、买、抵债、使典当、接状中间人等出，其人亦不能，则由畜物主得偿还物中，二十缗中分成二份，一份当给追捕、首告赏。二十缗以上每十缗当抽出二缗给赏。若畜物主所得赔偿甚少，不足按份给偿数，则当由官赐给。其二，举告强盗赏赐之法，依人数及物量分为两种：盗人多，物甚少，则一人二十缗，十人以上一律二百缗。若人数甚少而物很多，则当于全部二十缗中等分，其数以上每十缗中当出二缗，勿超过二百缗。赐举告赏时，将人数、物量自共比较，当得其高者。其中举告群盗赏亦依强盗法判断。其三，举告偷盗之法，当依前述人数甚少物数甚多法赏赐，当勿超过一百五十缗。其四，捕盗及见盗赏法，见盗赏当在举告赏数上算，应得三分之一。捕赏当于见赏数上算，二分中当赐一份。若盗者强横，设置密谋，自行捕捉，则当在见赏上增利一分。捕、见盗者人多，亦当共同等分之。元朝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在元代的法律典籍《元典章》和《大元通制条格》等文献中，曾有多处记载了官民捕获盗贼，政府给予奖励的条款和事例。早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就颁布过奖赏令：“诸人告或捕获强盗一名赏钞五十贯，窃盗一名二十五贯。应捕人告或捉获强盗赏钞比诸人减半。犯人名下追征，犯人财产不及，官司补支。”以后，元朝许多皇帝都参考了上述规定并付诸实施。如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下令放支捕盗赏钱，“诸人告获强盗，每名官给赏钱至元钞五十贯，窃盗二十五贯，亲获者倍之”。若有获贼起数照勘明白，“无准折争功之人，必合理赏者。令本处就放横取赃罚钱内给付。如不敷，于际留年销支，持钱内补支，相应为此。”元仁宗时，针对地方官府拖欠捕获盗贼赏钱的情况，中书刑部在皇庆元年(1312年)十月下达命令：“捕获强窃盗贼，赃伏已明，许令有司随即赃罚钱内支赏，庶使人肯用

心。”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八月，对有些地方老虎经常伤人，危害地方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情况，元朝中央政府特制定了奖励措施：“议得凡有虎害去处，拟令本处官司严勒官兵及打捕之人多方捕杀，或不系应捕之人自愿设机捕获者，皮肉给付充赏。” 明朝时期，除了对勇于捕获盗贼者给予物质奖励外，还试行了赏官制。在洪武元年(1368年)颁布的《大明令》中规定；“凡常人捕获强盗一名、窃贼二名，各赏银二十两，强盗五名以上，窃盗十名以上，各与一官。名数不及，折算赏银。应捕之人不在此限。”可见，明代对捕获盗贼者的奖赏仅限于常人，也就是说奖励那些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人，鼓励更多的人见义勇为。清代沿袭了前朝的奖赏规定。据《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右、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强盗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者照数给赏”。如见义勇为者在与歹徒搏斗时受伤，清朝法律规定：“受伤者，移送兵部验名等第，照另户及家仆军伤例，将无主马匹等物，变价给赏。其在外者，以各州、县审结无主赃物变给。如营汛防守官兵捕贼受伤者，照绿旗阵伤例，分别给赏。若被伤身亡者，亦照绿旗阵亡例，分别给与身价银两。” 对于海上救护商船及其遇难人员，《大清律例》卷24亦规定了奖励办法：“有能救援商船不取财物者，该督抚亦酌量给赏。”

见义勇为立法思考 篇3

20天走完维权路

2008年11月10日早晨，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庙山镇的一个普通农户家中。

60岁的仇文才吃过早饭，将一圈煎饼放进了那个淡绿色的行李包，这是他未来几天的干粮，包里还放有湖北省襄樊市授予他“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的荣誉证书和残疾证明材料。

12日早晨7时。仇文才来到了济南市新闻大厦对面的泺源大街路口坐下，身前摆放着“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证书和残疾证明材料。另有打印的一首打油诗：“来到贵宝地，乞求非本意。皆因救人难，重伤复致残。丧失劳动力，生活成问题。谁想老母亲，重病缠住身……”

仇文才左手端着一个搪瓷缸伸向来往的人群。

行乞至中午11时左右，仇文才讨得了1.1元钱和一个菜包子。这时一个年轻人来到他的面前询问：“你身前放的荣誉证书和残疾证明是真的吗?”仇文才依然端着搪瓷缸说：“那还能有假，你仔细看看，都是原件。”

年轻人是《济南时报》的实习生盖幸福。他把仇文才带回了报社。11月15日，《济南时报》头版头条刊载消息《六旬英雄乞讨尽孝养老娘》。这篇消息和所配发的图片立即被国内众多网站和报刊转载。

这篇文章的重磅反应首先来自湖北襄樊。

11月17日是星期一，《襄樊晚报》记者上午前往襄樊市综治委核实仇文才在襄樊见义勇为的情况时，向综治委的领导人报告了这一事件在全国媒体上的反响。综治委的负责人迅速向襄樊市政法委、市委、市政府汇报，短短两个小时之内，襄樊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人作出决定：为仇文才解决困难救助金1万元：解决仇文才见义勇为治伤的所有医疗费(约3万元)：为仇文才解决2008年度爱心救助金9600元。湖北襄樊和山东济南、临沂三地媒体迅速联动。将这一消息公布于众。

11月18日，襄樊市派出慰问团前往山东慰问仇文才。并先期送去1万元慰问金。

湖北襄樊的快速反应激起了山东有关部门的反响：首先。山东省民政厅对仇文才申请抚恤一事作出了“特事特办”的批示，并协调各部门尽快解决落实。随后。仇文才在山东省荣军总医院进行伤残鉴定。

12月3日，经过山东省的层层批复。仇文才从郯城县民政局领到了“伤残民兵民工证”和“革命残疾人员抚恤优待金领取证”，同时领到了第一笔2008年11月抚优金590元。

20天特事特办能解决的事情，仇文才却为此整整跑了6年。

6年奔波无结果

仇文才见义勇为事件发生在2002年7月6日凌晨。

湖北省襄樊市综治委的表彰文件这样记载了英雄们血光飞进的一幕：6日晨3时。两名窃贼窜至樊城区清河口代家台社区居委会三组刘某家院内行窃。户主刘某发现院子大门敞开。黑暗中有人影在晃动。刘某大声喝止。听到呼喊声，暂住在刘某家的仇文才(山东人)、韩怀贵(襄阳区峪山人)、李海林(南漳县人)闻声出来帮助户主刘某，最先出来的韩怀贵急忙跑到院子大门口关门，身在门后的歹徒趁其不备，向韩怀贵颈部、背部连刺数刀致韩怀贵倒地。仇文才和李海林见状急忙冲上前与歹徒搏斗，欲抓住歹徒。搏斗中。李海林肚子、手臂被歹徒连刺3刀。浑身是血的李海林死死抱住歹徒的大腿不放，仇文才也在与歹徒的搏斗中背部、小腿和右手被歹徒连刺4刀。3人倒在血泊中。歹徒夺路而逃，韩怀贵因抢救无效而光荣献身。

仇文才伤愈后。法医学鉴定结论为“重伤，伤残等级5级，右手肌肉萎缩，运动瘫痪”。2004年，仇文才、李海林、韩怀贵被襄樊市综治委评为2004年度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仇文才、李海林领到奖金3000元。韩怀贵亲属领到7000元。

2003年秋天。由于受伤的右手已失去肢体功能和劳动能力。仇文才回到了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老家。朋友帮他从网上下载了一份《山东省见义勇为保护条例》，根据这个条例，失去劳动能力的仇文才可以享受山东省见义勇为伤残抚恤。

仇文才写了一份申请伤残抚恤的材料找到郯城县民政局。工作人员答复说：“以前没有办过这一类伤残抚恤，不知道走什么程序。”仇文才又来到临沂市民政局反映情况，工作人员告诉他：“你的情况很特殊，我们也很同情你，但没有办法帮你，因为我们没有文件依据。”

2004年。仇文才找到郯城县政府信访局反映情况，信访局的同志说：“如果你这个情况属实。可以通过县综治办向湖北襄樊市综治委发函核实，再由县综治办出面解决。”

几个月后，仇文才找到县综治办询问，综治办的工作人员说襄樊市综治委没有回函。2005年。仇文才来到湖北襄樊市，希望襄樊综治委给郯城县综治办发一封函，证明他确属见义勇为受伤致残。襄樊市综治委的工作人员拿出2004年12月15日《关于核实仇文才同志见义勇为情况的函》复印件告诉他，这个函件早已发给郯城县综治办了。襄樊综治委看到仇文才生活较困难。又一次给仇文才解决了2500元的困难补助。

2006年，仇文才带着见义勇为全套证明材料和山东省人大出台的《山东省见义勇为保护条例》。到山东省人大反映情况，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给临沂市人大发函，认为仇文才“应得到相应的补助和救济。请协调当地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认真依法办理”。省人大的函件转到郯城县民政局，县民政局的答复是：“查阅相关条例，虽规定应享受生活补助等事项，但没明确以上事务由民政部门办理。而且民政部门也从来没办理过此类事项。”

仇文才的伤残抚恤问题就这样又被搁置下来。在此期间，仇文才来来回回由县到市再到省。再由省到市再到县，各部门的答复基本一样：没有先例，不知道按什么程序申请。

仇文才手里有省人大2001年7月1日起施行的《山东省见义勇为保护条例》，上面第21条、22条、24条明确写道：“因见义勇为负伤或者牺牲的人员，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补助和救济。”“因见义勇为负伤或者牺牲人员的医疗费、误工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和丧葬费等，无工作单位的。从见义勇为资金中支付。”“因见义勇为被确认为残疾人的，参照国家和省有关伤残军人的优待标准给予照顾和优待。”

仇文才是个倔犟的人，有关部门越是拖着不办。越是坚定了他申请伤残抚恤的决心。他不相信，省人大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在地方政府面前会成为一纸空文。

但是，6年过去了，省、市、县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乞讨不是因为贫困

漫长的等待中，仇文才有过焦急，有过气愤，也遭受了很多挫折。仇文才家里只有两亩薄地。见义勇为受伤后，他欠下了3万多元的医疗费用，右手失去了劳动功能。2007年母亲先是得了脑血栓，后又摔断股骨。共欠下上万元债务，仇文才感到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在申报伤残抚恤的过程中，仇文才了解到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全国各地都有保护见义勇为的地方性法规，但多数法规缺乏可操作性。缺乏执行力度。缺乏资金来源和保障。导致相当一部分见义勇为受伤致残或死亡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抚恤和保护。

仇文才还了解到。和他一起见义勇为受伤的李海林生活仍处在极度贫困之中，牺牲的韩怀贵也只得到了7000元的奖励。还有许许多多的见义勇为者流血以后仍在流泪。在全国一些地方。矿难和工伤事故死亡的赔偿已经增加到每人20万元。而在山东因为缺少资金，见义勇为牺牲者的奖励只有3万元。

6年的奔波让仇文才总结出一个道理：要真正保护好见义勇为者，鼓励更多的人见义勇为。国家应该尽快出台一部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法律，让见义勇为者受伤致残后，其医疗费用、伤残抚恤费用、养老医疗费用有资金来源、有制度保障、有承办部门。

2008年，仇文才一直在思考。见义勇为伤残抚恤申报困难已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他想到了更多的见义勇为伤残人员需要政府的立法保护。需要引起社会上更多人的关注，需要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

11月12日，他来到济南新闻大厦对面的泺源大街路口开始乞讨。出乎他意料的是。乞讨引起了轰动性的社会反响；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过去6年没有走通的维权路，在社会各方的关注下，仅用20天就特事特办了。

见义勇为英雄沦为乞丐的新闻引起评论界的热议，人民网、新华网的评论员也参与热议。认为政府和社会不应该让见义勇为的英雄因生活贫困而沦为乞丐。

12月8日，仇文才接受记者专访时首次透露出乞讨的内幕：乞讨不仅仅是因为贫困。

“我的家庭虽然遇到了困难，欠了几万元外债。但还不至于穷困到要上街讨饭行乞的地步。再说，真是要乞讨，就应该在济南商业繁华、人流量多的财富广场、泉城广场等地方乞讨，我为什么要选在济南新闻大厦对面路口乞讨?我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引起更多的人来关注陷入困境的见义勇为者，促使国家尽快立法保护因见义勇为而陷入困境的人们。”

让见义勇为者不再流泪

2008年12月5日，拿到山东省伤残抚恤证件的第三天，他就启程前往湖北襄樊。仇文才1991年失业后从山东到襄樊打工至2002年，他与襄樊有很深的感情，他把襄樊看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仇文才襄樊之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看望和他一起见义勇为的同伴李海林，看望已经牺牲了的韩怀贵的家人。

家徒四壁的李海林夫妻像遇见亲人一样热情招待了仇文才。见义勇为事件发生之后。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韩怀贵虽然已经牺牲多年。其家人也不知去向，但仇文才每次到襄樊，仍然要花精力寻找韩怀贵的亲人。他总想着要给韩怀贵亲人一点力所能及的安慰和帮助。

12月8日，仇文才在襄樊对记者说：“我每年可以拿到8000多元抚恤金，我有一个想法。我想联合媒体的记者到全国各地走一走，做一个调查。看还有多少因伤残而陷入困境的见义勇为英雄，我们把这些英雄的材料整理出来上报到有关部门，为国家立法保护见义勇为伤残人员提供决策参考，为推动国家立法保护见义勇为伤残人员作一点贡献。”

12月10日，从山东省传来的一条消息让仇文才备感振奋和安慰，据山东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长谢少鹏透露：2008年9月份。国家召开了见义勇为立法研讨会，与会的代表认为，见义勇为者的权益仅仅依靠舆论和见义勇为基金会来保护是远远不够的，有的省市缺乏基金来源，非常需要国家立法保障。与会代表对国家级见义勇为立法进程充满期待，而这一法规极有可能在2009年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