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型抢劫罪研究

2024-06-08

转化型抢劫罪研究（共9篇）

转化型抢劫罪研究篇1

摘要：《刑法》第296条规定了转化型抢劫, 而在这个条文出来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了两个司法解释, 其中《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倾向于先行行为无需构成盗窃、诈骗或者抢夺罪也能够转化为抢劫罪, 旨在把这类行为向认定为抢劫罪靠拢。然而, 在最高院2006年颁布了《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据此在行为人的年龄在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区间时却不能构成转化型抢劫, 意味着行为人的先行行为必须构成犯罪才能转化为抢劫罪。该解释违背了刑法原则, 与学界通说以及最高院的《意见》体现的价值取向相抵触, 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倾向, 建议在今后予以废除。

关键词：转化型抢劫,司法解释,数额较大,未成年人

一、转化型抢劫罪的转化前提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 “犯盗窃、诈骗、抢夺罪, 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 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 依照《刑法》第263 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这就是我国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

在这一条款中, 我们可以看到, 要构成转化型抢劫罪必须有两个前提。其一, 是行为人的行为首先必须构成盗窃罪、诈骗罪或者抢夺罪; 其次是在这个基础上要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所以,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我们这里要着重讨论的重点, 构成转化型抢劫之前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必须先构成犯罪, 易言之就是说行为人之前的行为是否应该构成盗窃罪、诈骗罪或者抢夺罪的其中之一, 还是仅仅是有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就够了。

然而, 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否定论者认为, 《刑法》第263 条中的普通抢劫罪在标准意义上没有数额的要求, 而在转化型抢劫罪当中涉及到的三个罪名是有数额较大的限制的, 如果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必须要求数额较大的话, 也即行为人之前的行为必须构成犯罪的话则二者显得不相协调。其次, 广义的抢劫罪既包括典型的抢劫罪, 也应当包括转化型抢劫罪, 他们二者在性质上和危害程度上并无二致, 应统一评价, 不应该要求先行行为必须构成犯罪。 (1) 然而肯定论者则持相反意见, 认为按照罪刑法定的要求, 要构成《刑法》第269 条的转化型抢劫罪必须以行为人的前行为构成特定的三个罪名为前提条件, 如果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数额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 没有构成前提犯罪, 则不能转化成抢劫罪。

在此, 我更支持第一种观点。虽然《刑法》第269 条中已经明确规定了“犯盗窃、诈骗、抢夺罪”, 明确了行为人的先行行为构成此特定的三种犯罪是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必要前提, 当行为人的行为没有达到此三罪的定罪标准而仅有此类的行为时则不能转化为抢劫罪而进行定罪处罚。但是, 2005 年最高院出台了一个《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 以下简称“《意见》”) 的司法解释, 其中规定了在认定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之后, 以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威胁的方法来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 除了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论处以外, 又列举当出现“盗窃、诈骗、抢夺接近‘数额较大’标准”等五种情况时应当按照《刑法》第263 条规定定罪处罚, 这样一来, 就意味着确认了转化型抢劫罪不需要以先行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 只需要有相关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即可。而司法实践中运用法律不单单只是适用《刑法》条文, 而是要联系与之相关的司法解释, 结合司法解释一起来解决案件中出现的问题。所以, 在《意见》出台之后, 转化型抢劫罪就剔除掉了行为人的前行为需要先构成三种犯罪的前提。

此外, 因为《刑法》第269 的条文本来就是属于法律的拟制规定, 这就意味着如果刑法没有作此规定的话则不能转化为抢劫罪定罪处罚。立法者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看到了生活中行为人犯了盗窃、诈骗或者抢夺罪之后通常情况下都会以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方法来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 而这种行为的危害性往往又比单纯的这三种犯罪要高, 与抢劫罪相当, 因此现实情况中出现的这类情况就被拟制成为抢劫罪。有学者认为, 虽然普通的抢劫罪与转化型抢劫罪在具体的构成条件上确实存在不同之处, 但其中的差别仅在于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以及取财的先后顺序上, 并不存在太大的实质上的区别, 转化型抢劫与典型抢劫相比, 其具有一种特殊的构成条件, 但二者都属于抢劫罪, 在社会危害性上具有同一性, (2) 《刑法》第269 条的抢劫罪的转化与否仅与行为人先行行为情节的严重性程度有关, 亦即只要行为人的先行行为具有严重情节, 那么无论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则在所不问, 而《意见》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才对转化型抢劫的转化条件进行了松绑, 解除了先行行为必须构成犯罪的禁锢, 遵循了法律原理。因此, 正是由于法律拟制需要拟制的行为与被拟制的罪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 所以在这里我们已经要求了以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手段来达到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具有一定的严重性, 那么对于转化前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要求就不需要那么严格了, 也正契合与之类比的抢劫罪只需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或者当场实施暴力相胁迫而不需要达到一定的数额标准, 更不需要其他夺取财物的行为达到其他某个犯罪的标准, 换句话说, 也即行为人之前只要有盗窃、诈骗或者抢夺这些行为, 之后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等特定目的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胁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 此时就能够与拟制后抢劫罪的危害性相称, 也因此可以转化为抢劫罪。

其实两高早在1988 年就联合出台了《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153 条的批复》 ( 以下简称“《批复》”) , 根据《批复》的精神, 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数额没有达到“较大”标准, 但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此类特定目的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威胁除了在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情况下不认为是犯罪的之外, 凡是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即可以按照抢劫罪认定。那么在此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行为人的先行行为没有达到“数额较大”标准进而构成盗窃、诈骗或者抢夺犯罪的, 但只要他后面有为窝藏赃物等三种目的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 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的即可转化为抢劫罪, 这也即强调了行为人转化前行为要与转化后抢劫罪的危害性相当, 而前行为不必拘泥于犯罪, 简而言之, 转化型抢劫罪不必以行为人的前行为构成盗窃、诈骗或者抢夺犯罪为前提。 (3)

《意见》与《批复》可谓是一脉相承, 最高院正是由于看到了行为人进行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之后又为了窝藏赃物等目的而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情况与抢劫罪实质上的一致性以及共有的特性才出台了2005 年的《意见》。可以看到, 在《意见》认定行为人可以构成转化型抢劫的五种情节中, 虽然第一项“盗窃、诈骗、抢夺接近‘数额较大’标准的”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最高院是意图在达到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的立罪数额标准, 但是这一“接近”正好解除了对该三罪的数额要求, 只需要行为而无需成立犯罪即可转化, 而且该“接近‘数额较大’标准”也是意图在体现行为人前行为的严重性。此外, 无论第三项的暴力要求抑或是第四项“使用凶器或以凶器相威胁的”等等, 已经都能够看出转化的焦点已经不仅仅在于数额的多少, 不再固守于一个数额标准, 而更多的注重行为人行为的恶性, 而且从第五项中的“其他严重情节”也可以看出, 这些都表明了解释者对转化前行为情况的严重程度的要求, 必须要与转化后的抢劫罪具有相当的严重程度, 也只有要达到了这些严重程度才能进行转化。

纵观《批复》和《意见》, 它们都体现了在转化型抢劫中强调行为人先行行为与典型的抢劫罪在造成的危害性严重程度的相当性上。抢劫罪仅需要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当场实施暴力或者暴力威胁即可构成, 而不以抢到的数额为标准, 那么这样对于其转化前的行为就必须也要与它有实质的相当性, 不需要再关注盗窃、诈骗或者是抢夺是否达到一定的数额, 只需要聚焦在后面的行为有相当的严重性就可以了。那么, 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行为人的先行行为构成盗窃罪等特定三种犯罪不是转化型抢劫的必要前提。

二、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主体

然而, 在《意见》颁布后的次年, 最高院出台了《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以下简称“《解释》”) , 根据《解释》第十条规定, 已满14 周岁不满16 周岁这样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 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的目的, 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的, 分别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定性。这样一来就意味着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不能作为转化型抢劫的主体。

对此, 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司法解释与《意见》的价值取向相悖, 而且在实践中《答复》和《意见》都处于生效状态的情况下, 《解释》的实施在对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能否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问题上形成了直接冲突, 进而引起了在该问题上的司法适用混乱, 最高院作此《解释》考虑欠妥。 (4) 据此, 对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能否构成转化型抢劫就分成了两派。持否定说的观点认为由于相对负刑事责任人不能成为盗窃罪、诈骗罪以及抢夺罪的主体, 而《刑法》第269 条又规定了先行行为构成犯罪是转化型抢劫的必要条件, 所以转化的问题在他们身上也就不可能发生, 因此他们也就不能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 而持肯定说观点的人则坚持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可以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 因为《刑法》第17 条第2 款规定的抢劫罪包含了转化型抢劫罪, 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并非是转化型抢劫罪的必要前提, 只需行为人实施上述种类性质的行为即可。 (5)

当然, 在这里有人认为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在2002 年颁布的《关于已满14 周岁不满16 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 ( 以下简称“《答复意见》”) 认定《刑法》第17 条第2 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指的是行为人具体的犯罪行为而非相应的罪名进而推导出《刑法》第269 条的规定也应该指的是具体的三种行为, 行为人只需有盗窃、诈骗、抢夺的相关行为即可转化为抢劫罪, 最终推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应当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 (6) 对于这种说法我不予赞同。因为在一般情况下, 对于我们通常思维中认定的一个东西只有在有不同于正常情况下的理解时才会去进行特别的说明, 而《刑法》条文中对于将“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理解成具体的罪名这是不证自明的, 如果立法者意图将这句话解释成行为而不是罪名的话, 就应该像法工委的《答复意见》一样, 对这里的这个问题作出特别的解释。以上也已经论述过了, 转化型抢劫的转化前行为无需构成犯罪是通过转化前行为与转化后的抢劫罪具有情节严重的相当性以及在立法方面由最高院2005 年的《意见》来完成的, 而不需要再经过这种解释来论述前行为转化的合理性问题了。

根据《刑法》第17 条第2 款规定,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只需要对特定的八种行为负责, 而不需要对盗窃、诈骗、抢夺负刑事责任。虽然他们不对盗窃、诈骗、抢夺负责, 但是他们应该对抢劫罪负刑事责任, 而转化型抢劫罪也属于抢劫罪的一种, 其与《刑法》第263 条的普通抢劫的差别仅在于取财、暴力的顺序不同而已, 其危害性程度不相上下, 实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在前文已经论述转化型抢劫罪只需盗窃、诈骗或者抢夺行为, 已经不需要先行行为构成犯罪的前提下, 对于这类主体只要满足转化型抢劫规定的条件而不需要先构成盗窃罪、诈骗罪或者抢夺罪就可以转化为抢劫罪, 对他们采取“非身份说”, (7) 那么这样他们也应当对转化型抢劫罪负责。

然而《解释》的出台却否认了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 忽视了转化型抢劫与典型抢劫罪的内在一致性。我国《刑法》承认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能够构成抢劫罪正是因为看到了抢劫罪社会危害性的严重性上, 而把转化型抢劫拟制为抢劫罪也正是由于其与典型抢劫罪具有相当的危害性, 那么对于已满14 周岁不满16 周岁的未成年人这类主体来说, 既然能够对典型的抢劫罪负责, 那为什么却不能对危害性相当的转化型抢劫罪负责呢? 如果说《解释》是从保护未成年人角度出发的话, 其实按照《刑法》第17 条的规定让他们只对特定八种行为负责就已经体现出了对他们的特殊保护了, 而且《意见》中的“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 一般不以犯罪论处”的表述以及刑法第13 条的“但书”同样也能够达到保护未成年人的效果, 所以《解释》是对未成年人权利的重复保护, 不需要再在这里以牺牲法律的协调性来强调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所以《解释》出台显然已经与《意见》相冲突, 有悖于刑法立法精神。

有人认为, 《解释》属于注意规定, 即使没有这个《解释》也应当按照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处理。但是, 这种观点是建立在转化型抢劫必须以先行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上, 进而认为已满14 周岁不满16 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能构成转化型抢劫罪, 对于行为人使用暴力进行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的行为只能按照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但是, 可以看到, 如果没有《解释》, 《刑法》也不能对一个15 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盗窃、诈骗或者抢夺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他继而实施的为了窝藏赃物等特定目的而当场使用暴力的这些行为已经使他的行为变了质了, 与抢劫罪的危害性相当, 而且也符合了关于转化型抢劫的规定, 能够按照转化型抢劫罪处理, 如果再故意伤害他人致人重伤或者死亡, 或者故意杀人的话, 这样的情形也能够纳入抢劫罪在抢劫罪中进行评价, 而无需再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单独定罪处罚。

所以有人认为既然《解释》与《意见》向冲突, 不符合刑法原理, 因此主张《意见》也应该适用于已满14 周岁不满16 周岁的人, 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实施盗窃、诈骗或者抢夺行为, 以当场使用暴力的方式达到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目的的行为应当以抢劫罪来定罪处罚, 我认为这也是不对的。因为《解释》虽然与《意见》格格不入, 但它是最高院正式出台的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 所以在实践中对这类案件的处理还是应当以《解释》为标准, 按照《解释》的规定, 在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在进行了相关行为之时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致人重伤或死亡的, 应当分别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虽然这个《解释》不合理, 但是这是立法层面上的事情, 由立法机关去改善, 而在司法层面, 我们还是应该继续执行这个规定, 保障法律的权威性, 以期日后能够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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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艳红.转化型抢劫罪主体条件的实质解释——以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的刑事责任为视角[J].法商研究, 2008 (01) .

试论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条件篇2

一、携带凶器抢夺型抢劫罪

所谓抢夺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公然夺取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一般表现为趁人不备而突然夺取财物，不会对被害人的人身实施侵害，这是抢夺罪与抢劫罪相区别的关键所在②。现行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从条文可看出，只要是行为人携带了凶器进行抢夺的，不论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表现如何，一律按照抢劫罪来定罪和处罚。如果司法实践只从条文的表面来定罪和处罚，而不分析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表现形式，本人认为确实欠妥。

依据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表现的不同，携带凶器进行抢夺的案件，大致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行为人为了抢夺而携带凶器，其目的是使受害人为此而感到恐惧或者精神强制，不敢进行反抗或不能反抗。如果一旦遇到受害人进行反抗，则持所携带凶器进行威胁。

（2）行为人为了抢夺而携带凶器，在实施抢夺过程中，将所持的凶器故意显露在外，但并不持械威胁。受害人也看见和知道行为人携带了凶器，因而产生了恐惧不敢反抗。

（3）行为人为了搶夺而携带凶器，但在实施抢夺过程中，并没有持械威胁也没有故意将所携带的凶器故意显露在外，受害人根本就不知道行为人是否带有凶器，并没有为此而受到威胁而产生不敢反抗的恐惧感。

（4）行为人因为其它原因而携带了“凶器”，即不是为了抢夺而携带凶器，如因为工作原因携带了可以作为“凶器”的刀具、爆炸物等物品。行为人携带这些物品的目的不是为了抢劫或抢夺，在实施抢夺过程中也并没有故意显露或持所携带的“凶器”进行威胁。

（5）行为人为了抢夺而携带凶器，在实施抢夺过程中并没有持械威胁或故意将所携带的凶器显露在外，只是通过提示或暗示使受害人知道行为人携带了凶器，使受害人产生不敢反抗的恐惧感。

我们知道构成抢夺罪的前提是行为人没有使用暴力或者胁迫的方法公然夺取他人的财物。而抢劫罪的显著特征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使受害人不敢反抗、不能反抗的情况下，公然夺取他人的财物的行为。实施抢夺罪的犯罪行为，要按抢劫罪来定罪处罚，必须具备抢劫罪的特征。从上述第1、2、5种形式可以看出，犯罪行为人主观上是为抢夺而携带凶器，客观上也使受害人处于不敢反抗或不能反抗的状态，符合抢劫罪的特征，以抢劫罪来定罪处罚并无不妥。而第3种形式虽然犯罪行为人主观上是为了抢夺而携带凶器，但在客观上未能使受害人处于不敢反抗或不能反抗的状态，不符合抢劫罪的特征，故不能按抢劫罪来定罪处罚。那么，第4种形式中犯罪行为不但主观上没有为抢夺而携带凶器的故意，而且客观上也未能使受害人处于不敢反抗或不能反抗的状态，当然更加不能按抢劫罪来定罪处罚。因此，对于携带凶器进行抢夺的行为，是否按抢劫罪定罪处罚，应当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表现相结合的原则及行为人携带的凶器所产生的胁迫行为与其抢夺行为顺利进行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够都以抢劫罪来定罪处罚。也许有人会问：如果行为人因为其它原因而携带了“凶器”，但在实施抢夺过程中顺便故意显露或持所携带的“凶器”进行威胁，甚至使用暴力，缺少了主观故意，那该如何处理？那么我会告诉你：那是典型的抢劫罪，是不需要转化的。

关于凶器的范围，根据2000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的规定，携带凶器抢夺，是指行为人随身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进行抢夺或者为了实施犯罪而携带其它器械进行抢夺的行为。根据这一解释规定，“凶器”的范围应包括两部分：一是国家明文禁止携带的器械如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这些器械只要行为人一经携带即属“凶器”；二是为了实施犯罪携带的其它器械。对第二种类型的“凶器”的把握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即使行为人为了实施犯罪而携带了某种物件，这里的“凶器”的范围也应当有所限制，只有那些能对人身构成较严重的暴力性伤害，对人的精神具有较明显和强烈的强制和威慑力的器械才构成“凶器”，否则，即使行为人预谋用之实施犯罪，也不构成此处的“凶器”。第二，行为人携带的器械是为了作为实施抢夺或某种暴力行为的工具或后盾。如果行为人携带这些器械是作为非暴力性犯罪的工具，即使这种器械能对人身造成严重的伤害和精神强制，也不构成此处的“凶器”③。比如，行为人预谋盗窃某户人家，临走前又把一把菜刀携带在身上，打算能盗就盗，盗不成就抢。那么，此处的菜刀就应算作“凶器”。但行为人如果是预谋盗窃某家，带了一把扳手打算用来撬窗户栅栏，在路上碰到一人提着一个包而临时起意，实施了抢夺行为。尽管行为人携带的扳手能致人伤害，行为人也是为了实施犯罪而携带，也不能构成转化型抢劫行为中的“凶器”，行为人的行为只能构成抢夺罪而非抢劫罪。第三，《解释》中的“犯罪”一词该如何把握？由于《解释》用词的笼统而造成了认识上的分歧。有人认为，此处的“犯罪”只包括抢夺罪；有人认为，这里的犯罪是指暴力性的犯罪；也有人认为，“犯罪”泛指一切犯罪，包括暴力性和非暴力性犯罪。本人认为，《解释》之所以将“凶器”分作两类，是因为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器械本来就是国家管制械具，行为人一经非法携带就使之具有“凶器”的属性，故不需要对行为人携带此类器械的主观目的进行规定，可直接确定为“凶器”。而除此以外的器械，如菜刀、斧头，本来就具有两种属性，既可以用于人身伤害，也可以作为生产、生活的工具之用，国家也不禁止公民携带，要确定其“凶器”的性质，就必须给携带者携带的主观目的划定一个范围，本人认为除了抢夺罪以外，将这里的“主观目的”限定在暴力性犯罪范围内是恰当的，因为携带者主观目的的暴力性，就当然赋予所携带器械以“凶器”属性。基于《解释》精神的上述理解，我们认为，这里的“犯罪”不仅是“抢夺罪”，而且应包括一切暴力性犯罪，但不应包括除抢夺罪以外的非暴力性犯罪④。比如，行为人为了伤害某人而携带了一把菜刀，途中见一人携带了大量财物而临时起意对其实施抢夺。此处的菜刀是因为行为人基于伤害他人的目的而携带，则属“凶器”无疑。行为人既然有用之伤害其所欲伤害的对象的主观故意，则完全可能用来伤害抢夺的对象，这和那种在商店买了一把菜刀打算切菜自用，在路途上临时起意实施抢夺的行为不同，对犯罪对象的危害性明显较大。事实上，行为人为了伤害他人而携带某种器械与为了实施抢夺而携带某种器械，就主观目的的非法性和危险性而言，并无本质的区别。因此，将其视作“凶器”完全符合解释的精神⑤。

二、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转化型抢劫罪

根据现行刑法第269条的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从条文可看出，此类转化型抢劫罪的转化需具备三个条件，即前提条件、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下面分别就三个條件进行探讨。

首先，此类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必须是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如果行为人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不构成犯罪，则不具备转化抢劫罪的前提条件，即不可能转化成抢劫罪。对于此前提条件，很多人存在异议，认为此类转化型抢劫罪的转化前提并不一定要求行为人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构成犯罪，其理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88年3月16日在《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153条的批复》中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可按照刑法第153条的规定，依照刑法第150条抢劫罪处罚；从而认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立法原意并不是已经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条文中的“罪”字，仅是立法技术的问题。但本人认为此《批复》是针对旧刑法（指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同）而言的，现行刑法是在《批复》之后颁布实施的，而且明确规定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如果现行刑法肯定《批复》的意见，就不会在条文中明确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应当规定为：犯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由此可见，我国现行刑法的第269条的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非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这也正体现了我国现行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其次，此类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客观条件是行为人在先行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罪后，还必须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这一客观条件可分为行为条件和时空条件，行为条件即实施暴力行为或者以暴力威胁行为，时空条件即这种暴力行为或者暴力威胁行为是“当场”实施的，而非犯罪完成后实施的。

对于“当场”的认识存在多种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现场；第二种观点认为是指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有关的地方；第三种观点认为除行为现场外还包括以犯罪现场为中心与犯罪分子活动有关的一定空间范围，甚至包括犯罪分子尚未摆脱监视者力所能及的范围⑥；第四种观点认为是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现场以及刚一离开该现场就被人及时发觉而立即追捕过程中的场所⑦。

本人认为第四种观点比较符合立法原意及司法实践。因为转化型抢劫罪是由盗窃、诈骗、抢夺等犯罪行为向抢劫罪的转化，其暴力或者暴力威胁行为的实施就要与前行为的时空紧密相联，从法律事实角度来看，实施暴力的场所就是其盗窃、诈骗、抢夺场所的延伸，转化前与转化后的行为之间应具有连续性和关联性，因此我们要注意犯罪场所的延伸情况，对全案进行具体分析，对“当场”进行准确判断。比如，行为人实施盗窃时被人发现而逃跑，在被追捕的途中对人使用暴力，则其实施暴力的场所应视为“当场”。但是，如果行为人不是在实施盗窃时被人发现，而是行为实施完毕后在回家的途中因形迹可疑被警察查询而暴露，行为人对警察使用暴力，则实施暴力的场所不够成“当场”。

最后，此类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主观条件是行为人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目的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在典型的抢劫罪里，行为人对他人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目的不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是要强行非法占有公私财物。如果非出于上述目的而对他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则不可能转化为抢劫罪。例如，盗窃财物得手后，为了灭口当场杀死被害人，应分别定盗窃罪和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不能定为抢劫罪⑧。

窝藏赃物是指行为人把已经非法盗得、骗得、夺得的财物即赃物护住，不让被害人或者其他人制止、追捕者夺回去，而不是指作案得逞以后把赃物放在自己或他人家里隐藏起来⑨。

抗拒抓捕是指盗窃、诈骗、抢夺犯罪行为人拒绝司法人员的强制措施以及一般公民（包括受害人）扭送的行为。

毁灭罪证是指销毁和消灭其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等犯罪行为的痕迹或者其它物证书证，以掩盖其罪行。

如果行为人在盗窃、诈骗、抢夺过程中，被人发现或者遇到了反抗等阻力，不是出于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而是出于临时转变的强行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或其它目的，当场以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来非法夺取财物，这就完全具备了典型抢劫罪所要求的构成要件，直接以抢劫罪论处，而不应按转化型抢劫罪论处。

注释：

①参见王作富著：《刑法论衡》，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②参见冯殿美主编：《刑法学》（下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67页。

③参见孙国祥主编：《刑法学》，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0页。

④参见张明揩、黎宏、周光权著：《刑法新问题探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

⑤参见游伟主编：《刑法理论与司法问题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76页。

⑥参见宣炳昭主编：《刑法各罪的法理与实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⑦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修订本），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485页。

⑧参见黄京平主编：《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8页。

⑨参见高铭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26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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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贾宇主编.《刑法学》.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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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炳寿，向朝阳主编.《刑法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5]周光权著.《刑法各论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浅谈转化型抢劫罪篇3

现行刑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所谓罪行法定原则, 简言之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对此我国《刑法》第三条有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罚。”罪行法定原则有几项基本要求:1.罪行法定化, 即犯罪与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 不允许法官自由擅断;2.罪行实定化, 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 都必须作出实体的法律规定;3.明确化, 即刑法条文必须文字清晰, 意思确切, 不能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从《刑法》第269条看, 该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 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 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的上述规定符合“法定化、实定化、明确化”的要求的, 因而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

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条件: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必须是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 而不能是先犯其他犯罪, 这是适用该条的前提条件。盗窃、诈骗、抢夺的财物均要求在达到期“数额较大”才构成上述三类犯罪, 那么盗窃、诈骗、抢夺财物行为构成转化型抢劫罪是否也要求达到“数额较大”呢?有的认为前提条件是盗窃、诈骗、抢夺的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 才能适用《刑法》第269条的规定;有的认为《刑法》269条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 并非限定财物要达到“数额较大”, 但也不是数额很小的小偷小摸行为;有的认为不应对先行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数额作任何限制, 它既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也不宜排除“数额过小”只要先行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罪行为 (无论是既遂还是未遂) , 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当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 就应当按《刑法》第269条定罪, 而不应定为其他犯罪。认为最后一种观点较为合理, 在解释上既不与立法规定明显违背, 同时也不致于放纵某些行为。只要行为人着手实行盗窃、诈骗、抢夺行为, 不管既遂未遂, 也不论行为人取得财物数额大小, 均存在转化为抢劫罪的可能。

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客观条件是行为人在先行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后, 还必须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这一客观条件可分为行为条件和时空条件, 行为条件即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 时空条件即这种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是“当场”实施的。所谓“当场”, 有的认为是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现场;有的认为是指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有关的地方;有的认为除行为现场外还包括以犯罪现场为中心与犯罪分子活动有关的一定空间范围, 甚至包括犯罪分子尚未摆脱监视者力所能力的范围;有的认为是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现场以及被人追捕的整个过程和现场。最后一种观点比较符合立法原意和司法实践。因为转化型抢劫罪是由盗窃等行为向抢劫的转化, 其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的实施就要与前行为的时空紧密相联, 完全脱离盗窃等行为时空的时间和地点并非本罪所谓的当场;同时也要允许有其先行的侵犯财产行为向后行的侵犯人身行为转化的时空限度, 完全不允许有时空的延展, 就往往不可能有后行的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实施的余地。即本罪的暴力或威胁行为, 与先行的盗窃等行为在时空上具有连续性和关联性。

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主观条件是行为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目的是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窝藏赃物是指保护已非法取得的财产不被夺回;抗拒抓捕是指拒绝司法人员的强制措施以及一般公民的扭送等;毁灭罪证是指销毁和消灭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证据。如果在盗窃、抢劫、抢夺过程并非出于上述目的, 而是出于强行非法占有目的, 则符合一般抢劫罪的构成要件, 直接以抢劫罪论处, 不应按转化型抢劫罪论处。

转化型抢劫罪既遂与未遂标准问题, 有的观点认为转化型抢劫罪是按《刑法》第263条所规定的一般抢劫罪处罚, 其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也应该与一般抢劫罪相同;有的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行为, 转化型抢劫犯罪就是既遂, 换言之, 转化型抢劫罪没有未遂。

认为第一种观点较为合理。转化型抢劫罪与一般抢劫罪是罪质相同的犯罪, 一般抢劫罪把财物取得与否作为既遂未遂的标准, 作为与其罪质相同、危险性和危害性一致的转化型抢劫罪就没有理由采取与此不同的标准。

具体说来, 就是在盗窃、诈骗、抢夺取得财物后, 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时, 以行为人是否最终获得了财物为标准区分既遂和未遂。如果行为人最终取得了财物, 就是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 反之就是未遂。因为行为人出于拒绝交还财物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 那么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了财物就能反映出犯罪得逞与否。但行为人如果是基于避免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如何认定呢?行为人在取得财物后, 出于上述两种特定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客观上也起着保护、控制赃物的作用。因此, 即使行为人是出于避免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 也以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了赃物作为既遂未遂的标准。

区分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是以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财物为标准, 因此在盗窃、诈骗、抢夺没有取得赃物, 出于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这两种特定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的成立转化型抢劫罪的未遂。它抓住了此类犯罪属于贪利型犯罪这一本质特征, 把着重点放在了是否夺取财物上, 而不在于是否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 而不是以是否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决定既遂与未遂的区别。如果对这种情况认定为既遂, 出现的后果是:在普通抢劫的场合, 采用暴力手段而未得到财物, 或者当场被物主夺回了财物, 一般只能是抢劫罪的未遂。事后抢劫的危害性和危险性不至于超过普通抢劫罪, 把普通抢劫当未遂处罚的情形, 在转化型抢劫罪中按既遂处理, 显然有失公允。

参考文献

[1]陈兴良.97刑法丛书, 刑法疏义.

[2]高铭喧.刑法修改建议文案.

转化型抢劫罪研究篇4

关键词：转化型抢劫罪暴力程度刑事责任年龄

[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张某（男，20岁）和吴某（男，15岁）到某卫生院内实施盗窃，二人商定由张某放风，吴某实施盗窃，当吴某刚将一辆摩托车（价值1500元）的点火线剪断时，被在此蹲点守候的便衣民警发现，民警上前亮明身份后将吴某抓获，吴某为逃脱而用力掰民警的手，导致该民警的双手被轻微抓伤。此时，张某也被公安人员控制，张某朝一民警身上猛打一拳，挣脱该民警的控制向卫生院外逃去，但被守候在卫生院门口的民警抓获。公安机关以涉嫌抢劫罪对张某和吴某刑事拘留。

一、司法实务分歧

关于本案如何定性，实务部门产生分歧：

观点一认为，张某和吴某均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理由是张某和吴某在实施盗窃犯罪后，为抗拒抓捕当场对公安人员实施暴力，符合《刑法》第269条之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抢劫罪。

观点二认为，张某构成转化型抢劫罪，但吴某不构成该罪。理由是张某盗窃后为抗拒抓捕当场实施暴力，且暴力程度足以造成公安人员对其失去控制，因而符合转化型抢劫罪犯罪构成。而吴某用力挣脱的行为只是犯罪嫌疑人的自然反应，暴力程度显著轻微，未达到转化型抢劫罪的暴力程度，且其实施盗窃时不满16周岁，未达到盗窃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不符合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主体要求。

观点三认为，张某与吴某均不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理由是与普通抢劫罪相比，转化型抢劫罪犯罪构成在暴力程度上有更为严格的要求，本案中为了抗拒抓捕，张某与吴某虽然当场实施了暴力行为，但都不足以对公安人员的抓捕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即就程度而言，所谓的“暴力行为”远没有达到转化型抢劫罪中的暴力程度要求，因此均不构成转化型抢劫罪。

对比以上观点可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转化型抢劫罪中的暴力及其程度如何认定;二是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后，为抗拒抓捕虽然当场实施了暴力行为，但却未达到盗窃、诈骗、抢夺罪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时，能否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

二、法理分析

（一）转化型抢劫罪中的暴力认定

在我国《刑法》分则中，相当罪名的罪状存在“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描述，但其标准如何把握，立法却少有阐述。以至于不仅理论上学说纷呈，实务中也争议不断。其中尤其是转化型抢劫罪中的暴力如何认定，更是问题重重。概而言之，存在以下诸种观点：

第一，认为转化型抢劫罪中的暴力在程度上与普通抢劫罪相同。原因在于，既然《刑法》第269条已经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司法实务就应在其规定的范围内理解和适用。作为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暴力”或“暴力威胁”在转化型抢劫罪与普通抢劫罪中应为同一概念，坚持同一认定标准，否则就会出现罪名相同但认定标准不同的现象，损害刑法的公平性和统一性。[1]

第二，认为转化型抢劫罪中的暴力在程度上应高于普通抢劫罪。理由在于，作为一种拟制犯罪，转化型抢劫罪行为人的作案动机和主观恶性均轻于普通抢劫罪，其暴力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而普通抢劫罪中暴力的目的是为直接排除被害人反抗以便当场劫取财物，比较而言，后者对被害人的人身危害明显大于前者，因此，在暴力程度的认定上二者应当有所区分。对普通抢劫罪来说，轻微的暴力也构成犯罪，但转化型抢劫罪，只有暴力程度较重的情形下才能发生转化。[2]

第三，认为转化型抢劫罪中的暴力程度应区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该论者将转化型抢劫罪进一步分为正转化型抢劫罪和准转化型抢劫罪，[3]二者以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为区分标准，构成犯罪的为正转化型抢劫罪，未构成犯罪的为准转化型抢劫罪，前者的暴力程度等同于普通抢劫罪，后者的暴力程度则应高于普通抢劫罪。

笔者认为，观点一显然忽视了拟制抢劫罪与普通抢劫罪在社会危害性方面的差异。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不仅取决于行为的客观表现，还应综合行为人的主观动机、目的、人身危险性及行为的时间、地点等因素考察。虽同为抢劫罪，但普通抢劫罪中行为人是为劫财而加害被害人人身，足以反映其严重的人身危险性。而转化型抢劫罪中行为人实施暴力的目的只在于逃避法律追究，其人身危险性明显低于前者，故在法律的规范评价上，应该对二者予以区分，以体现罪刑相适应。但该论者将两者中作为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暴力在程度上等同评价，显然有违罪刑相适应的基本精神。观点二将轻微暴力排除在转化型抢劫罪犯罪构成之外，较好地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和公平性，也维护了犯罪构成理论的稳定性。但相比普通抢劫罪究竟应在多大范围上把握暴力的程度，该说并没有再进一步提出具有建设性的界定标准，因此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观点三对转化抢劫罪中的暴力进一步区分，其探索精神固然可嘉，但似乎又有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嫌疑。因为就转化型抢劫罪而言，作为转化基本前提的盗窃、诈骗、抢夺未必必须构成犯罪早已是基本共识，相关司法解释也都严格贯彻这一观点，所以，无视这一事实的任何构建都似乎显得不太严肃，而且立足其理论主张，也不能将抓、咬等轻微暴力排除在犯罪构成之外，这与《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不符，因此也不科学。

鉴于以上诸说的理论缺陷，在笔者看来，对于转化型抢劫罪中的暴力做如下理解才具科学性：首先，就程度而言，应当重于普通抢劫罪中的暴力，且应以致一人轻伤或类似于轻伤（如三人轻微伤）以上后果为具体标准;其次，单就“暴力威胁”而言，应以使用凶器或以凶器相威胁为具体内容。

基于此，即使行为人实施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构成犯罪，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但只要没有达到上述程度标准，便不能认定成立转化型抢劫罪，只能以已构成的犯罪进行追责。这是因为：其一，如前述，作为一种拟制的犯罪，转化型抢劫罪中行为人的作案动机、主观恶性均轻于普通抢劫罪，基于此其犯罪构成标准必然要高于普通抢劫罪，具体反映到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上，表现之一就是应对二者所要求的暴力在程度上予以区分，且在范围上要略高于普通抢劫罪的暴力程度要求。其二，普通抢劫罪中的暴力或暴力威胁，在内容上是指对被害人身体当场实施暴力或暴力相威胁，使其不敢反抗、不能反抗。既然转化型抢劫罪的暴力程度高于普通抢劫罪，那么在内容上就至少应该达到致使或足以致使被害人受到轻伤害或相当于轻伤害结果的程度，如致多人轻微伤等，惟其如此，才能体现严格犯罪构成的精神。

就本案而言，在实施盗窃行为后，为抗拒抓捕，虽然张某与吴某都实施了所谓的“暴力行为”，但张某只对公安人员打了一拳，吴某也只是将公安人员手部轻微抓伤，其暴力行为既未造成轻伤或类似于轻伤的后果，也不足以使公安人员产生恐惧感或导致抓捕行为中止，因此在程度上远未达到转化型抢劫罪中暴力程度的要求，所以，二人行为均不构成转化型抢劫罪。

（二）转化型抢劫罪中的刑事责任年龄问题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能否构成转化型抢劫罪主体，理论上也存在争议。肯定说认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能享有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豁免权”，[4]可以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构成说）。原因在于：其一，从规范层面看，《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并未对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规定特殊要求，基于规范的文义解释，应当理解为只要符合普通抢劫罪的主体要件亦应可以构成转化型抢劫罪主体，据此，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行为人应当对转化型抢劫罪负刑事责任。其二，从理论层面看，转化型抢劫犯罪与普通抢劫犯罪在实行行为上都表现为侵财行为与暴力或胁迫行为相结合而形成的复合型实行行为，[5]所要求的暴力和胁迫的力度也都是最狭义范畴，即足以抑制对方反抗，但不要求直接对人的身体行使有形力。[6]对于复合型的实行行为，不能将其中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截然分开或简单相加，而应对数个行为在犯罪构成的框架内进行整体评价。因此，对转化型抢劫罪应当与普通抢劫罪同等对待，不能“重此轻彼”。其三，从现实层面看，当前我国社会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未成年人犯罪形势相当严峻，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一味强调宽大和非刑罚化，无异于姑息养奸，不但正义难以伸张，而且也不利于犯罪预防。

否定说认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均不能构成转化型抢劫罪，其后续暴力、胁迫行为构成何罪就定何罪，比如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罪等。理由在于：其一，从法律规范层面看，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属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根据我国《刑法》第26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0条的规定，只有16周岁以上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才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主体，进而在具备《刑法》第269条规定的情形下发生盗窃罪向抢劫罪的转化，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则根本不存在发生转化抢劫罪问题。其二，从刑事政策层面看，我国历来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轻易承认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成为转化型抢劫罪主体，实质上有违我国一贯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政策。

转化型抢劫罪中的刑事责任年龄问题，涉及到刑法基本理论、现行法律规定、刑事政策等诸多因素，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均有失偏颇。肯定说立足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强调转化型抢劫罪与普通抢劫罪的同质性，因此具有相同的犯罪构成要件。但其不仅忽视了两罪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等方面的差异，也过于强调刑法的打击功能，弱化了刑法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功能，不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法律保护。否定说虽然注重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但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人绝对排除出转化型抢劫罪主体范围之外，则又对该类犯罪的实际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不利于打击犯罪及实现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能否构成转化型抢劫罪主体问题，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应当在运用犯罪多元化概念，贯通刑法学基本理论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处理。其一，在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如果其暴力程度显著轻微，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应当认为没有满足转化型抢劫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不构成转化型抢劫罪。其二，如果上述暴力达到致人轻伤或类似于轻伤（如三个轻微伤等）以上后果的，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其三，对于当前两高相互冲突的两个司法解释，应根据双向保护原则，在保护社会利益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之间寻求一个科学的平衡点，重新做出解释，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条件予以细化，这样既能定纷止争，也为司法实务提供明确标准。

三、本案结论

综上，笔者认为：第一，转化型抢劫罪中的暴力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应当以导致轻伤或类似于轻伤（如三个轻微伤等）以上后果为标准。如果行为人只实施了轻微暴力行为，既不足以达到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的目的，也未给追赶、抓捕等人员造成一定伤害，便不符合转化型抢劫罪的暴力程度要求，不构成转化型抢劫罪。本案中张某为抗拒抓捕只是朝民警身上猛打一拳，行为的暴力程度显然未达到这一要求，故不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第二，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能否成为转化型抢劫罪主体，认定的关键也在于其暴力行为是否给追赶或抓捕人员造成轻伤或类似于轻伤以上结果，本案中吴某行为也没有达到这一标准，因此也不构成转化型抢劫罪。

注释：

[1]杜辉：《对未成年人转化型抢劫行为出罪化解释的探讨》，载《南都学坛》2009年第4期。

[2]李兵：《<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具体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06年第4期。

[3]但未丽：《抢劫罪研究概况及评述》，载《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4]杨晓明：《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盗窃时当场使用暴力致人轻伤应如何处理》，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5期。

[5]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转化型抢劫罪研究篇5

关键词：转化型抢劫罪,前提条件,数额较大

根据《刑法》第269条的规定,行为人必须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这是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而我国刑法要求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都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那么成立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中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是否也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呢?对此,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盗窃、诈骗、抢夺的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才能适用《刑法》第269条。理由是:《刑法》第269条规定的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不是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的行为,而按照《刑法》第264条、266条、267条规定: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达到“数额较大”的才能构成犯罪,因此,适用第269条的前提条件也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要求。如果先前的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则属于一般违法行为,不具备转化的条件。

第二种观点认为,《刑法》第269条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并不必须要达到“数额较大”,关键看行为人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情节是否严重。财物的数额虽未达到“较大”,但暴力行为严重,甚至造成严重后果的,应认为具备了转化型抢劫罪的转化条件。但是也不是把数额很小的小偷小摸行为都包括在内,如果先行实施的是小偷小摸的行为,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用暴力相威胁的,不应按第269条定抢劫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从《刑法》第269条的犯罪性质和危害程度出发,从该条的立法原意及与抢劫罪的协调出发,再考虑到执法协调统一和标准明确一致的需要,适用《刑法》第269条定罪时,不应对先行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数额做任何限制,它既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也不宜排除“数额过小”。只要先行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用暴力相威胁,结合全案又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就都可转化为抢劫罪,应当按照《刑法》第269条定罪处罚。

虽然刑法理论界有以上三种观点,但实际上这三种观点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种观点,也就是肯定说与否定说。第一种观点属于肯定说;第二、三种观点属于否定说,虽然二者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排除“数额很小的小偷小摸”的行为,而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排除“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对此,本人赞成第一种观点,也就是肯定说。以下结合一则案例进行笔者观点的说明。

案情介绍:2008年8月的一个上午,魏某在某市新区一带转悠。偶然间他发现一户小楼里没人,心中便起了邪念。由于该房屋已经很久无人居住,魏某只窃得一捆价值人民币39元的电线,但很快被一老太太发现并报了警,魏某吓得赶紧躲进该户二楼房间的床底下。当联防队员王某和杨某闻讯赶来并抓捕魏某时,惊慌不已的魏某从站在门口的老太太手中夺过一把旧菜刀,乱砍一气,将联防队员王某的左前胸砍伤,经鉴定,王某的伤势构成轻微伤。法院审理后认为,尽管魏某盗窃数额较小,但魏某为逃避抓捕当场使用暴力抗捕,其行为已经由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判处其3年有期徒刑。

按照第一种观点,魏某先前的盗窃行为所得财物仅为价值39元的一捆电线,明显未达到“数额较大”,那么应当属于一般违法行为,不具备转化的条件,就不能适用《刑法》第269条的规定。本人赞成第一种观点,但要说明的是对于盗窃罪我仅赞成的是一般的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应当满足“数额较大”的条件才可以转化,而并非所有盗窃行为均应满足“数额较大”的条件才能转化。例如: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等则无需达到“数额较大”的要求,因为根据《刑法》第264条规定的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中,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以及扒窃,并没有“数额较大”的要求,因此在适用转化型抢劫罪时也无需达到“数额较大”的要求。由于本案中魏某属于入户盗窃,构成盗窃罪,满足《刑法》第269条的转化前提,因此应当按照抢劫罪定罪处罚。另外,本人认为转化型的犯罪应当是“罪”与“罪”之间的转化,而不是在“行为”与“罪”之间的转化,如果是行为在还不具备犯罪的情况下后来具备了犯罪的构成要件,那么我认为直接按照行为的性质定罪处罚就可以了,而没有必要以转化犯来定罪处罚。

按照第二种观点,财物的数额虽未达到“较大”,但暴力行为严重,甚至造成严重后果的,应认为具备了转化型抢劫罪的转化条件,若暴力行为未达到严重也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则应当按一般违法行为处理。这种观点是从抢劫罪的客体出发来进行考虑的,抢劫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认为抢劫罪不仅应当保护财产权利,同样也应当保护人身权利。从抢劫罪应当保护双重客体出发来考虑我认为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这种观点在具体案件的实践中是很难把握与操作的。第一,按此观点转化的前提要求暴力行为达到“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那么怎样才算是“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呢?本案中魏某将王某打成轻微伤,这种暴力行为是否能够评价为严重的暴力行为或者造成严重的后果呢?如果不算是“严重”或者“严重后果”,那么按照此观点魏某应当按一般违法行为处理,不构成抢劫罪,这样判决我认为有失罪刑相适应的要求。如果算是“严重”或者“严重后果”,那么按此观点魏某应当按抢劫罪定罪处罚,但是轻微伤就可以算是“严重”或者“严重后果”是否与我们的通常理解有所差别。第二,在此观点中先行为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也就是数额较小也可进行转化,但同时又排除了小偷小摸的行为,那么盗窃数额较小的行为与小偷小摸行为又应当如何区别呢,两者之间的划分标准又是什么呢,这在司法实践中是难以判断的。既然难以判断,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就会出现定罪量刑的不统一,因此我并不赞成这种观点。

按照第三种观点,不要求盗窃等行为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也不排除数额过小的情况,行为人有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故意与行为,则具备了向抢劫罪转化的条件。对于上述案例的判决,本人认为法院采用的是第三种观点。这种观点的确克服了上述第二种观点在实践中定罪量刑不统一的缺陷,比较容易操作。但是,本人也并不赞成此观点,因为如果按这种观点进行判决,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会给行为人过于严厉的惩罚,比如被告人只是偷拿了一个面包后被发现,在被抓捕过程中使用了暴力,造成了伤害,按此种观点应按抢劫罪定罪处罚,可是在一般人的认识中对于这种行为以抢劫罪论处是否过于严苛了,对被告人也是不利的,那么是否也就有失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了呢?因此我认为此观点也有其缺陷。

参考文献

[1]赵秉志.抢劫罪专题整理[M].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2]孙国祥.新刑法学教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陈兴良.案例刑法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4]高铭暄,王作富.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

[5]初炳东.刑法学各论案例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刘明祥.事后抢劫问题比较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3).

浅析转化型抢劫的认定篇6

2010年3月8日14时许, 被告人王某在厦门市湖里区SM城市广场“筷客”餐厅, 拎包盗得被害人李某“绿树叶”牌女式手提包一个 (价值36元) , 内有现金89元及“诺基亚”N95型手机一部、背心两件等财物 (价值2145元) 。其在盗窃行为被发现后, 持刀拒捕, 后被当场抓获。案发后, 被盗物品已全部发还李某。

被告人王某辩称:案发当时其在本市湖里区SM城市广场“筷客”餐厅盗得被害人李某手提包后, 出店时被保安追赶后抓获, 其间并未持刀拒捕, 只是在摔倒后身上携带的弹簧刀掉了出来, 因此其行为只是盗窃, 并非抢劫。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3月8日14时许, 被告人王某与其老乡张某行至厦门市湖里区SM城市广场“筷客”餐厅时, 王某趁正在该餐厅用餐的被害人李某不注意, 将李某置于身旁椅子上的“绿树叶”牌女式手提包一个 (价值36元) 盗走, 内有现金89元及“诺基亚”N95型手机一部、背心两件 (价值共计2145元) 等物。当其正欲逃离时, 被早已在此监视的协警赵某、孙某追及抓获, 在控制住王某后, 赵某又继续追赶张某。当孙某一人控制住被告人王某时, 王某为了逃脱, 遂从口袋内掏出一把弹簧刀对孙某以捅刺威胁, 将孙某逼退, 被告人王某遂脱身逃至某商场内, 孙某则在后追赶并高喊“抓小偷”。该商场的保安员周某听到孙某的喊声后亦追上被告人王某, 王某又持刀向其捅刺, 周某遂当即夺下弹簧刀并将王某按倒在地。案发后, 缴获的上述被盗财物已发还被害人李某, 缴获的作案工具弹簧刀一把现暂扣于厦门市公安局。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王某在实施盗窃行为过程中, 为抗拒抓捕当场使用凶器以暴力相威胁, 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其在实施本案犯罪过程中, 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 系犯罪未遂, 依法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据此, 依照《刑法》之规定, 判决如下:被告人王某犯抢劫罪, 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 并处罚金2000千元。

二、转化型抢劫罪概述

转化型抢劫是指行为人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 因为情况变化, 犯罪性质也转化, 最终要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的情况。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抢劫罪, 刑法理论称为转化型抢劫。行为人在先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 什么条件下转化为抢劫罪, 什么情况下不能转化或者直接认定为抢劫罪存在分歧。下面就转化型抢劫罪成立条件进行分析。

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 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 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条规定的是盗窃、诈骗、抢夺犯罪行为, 因情况发生变化而转化为抢劫罪的情况。这种抢劫与典型的抢劫有所不同, 典型的抢劫是先实施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 后劫取财物。认定某种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不能只从形式上看其是否符合某种犯罪的基本特征, 还必须综合考察各方面的情节来判断其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了应受刑事处罚的犯罪程度。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就属一般违法行为而不构成犯罪。对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也应当如此, 既要考虑到前罪数额的大小, 更要考虑到后罪情节的轻重。前罪必须是第269条规定的盗窃、抢夺、诈骗这三种行为。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

对转化型抢劫罪, 根据立法原意和司法解释, 对所谓“前罪”的理解绝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去分析, 仅仅停留在字面上, 是不能掌握这一法条真正的立法含义的。可以说, 几乎没有一起转化型抢劫犯罪的“前罪”是真正的完整形态, 客观地说, 由于发现及时, 行为人也不可能将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变成既遂, 否则, 就不会出现后面的“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了。

三、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前提条件

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刑法》第269条规定的犯罪情况, 是由盗窃、诈骗、抢夺转化为抢劫性质, 最终要以抢劫罪处理, 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抢劫罪, 这是适用第269条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不同, 我国刑法要求盗窃、诈骗、抢夺“数额较大”, 才能构成犯罪。依照《刑法》第269条的规定, 作为转化型抢劫罪, 行为人必须是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 这是适用该条的前提条件。

有观点认为转化犯只能是罪与罪之间的转化, 违法行为不能转化为犯罪行为。因此从严格罪刑法定主义的立场而言, 对刑法所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 只能理解为是指构成犯罪的情形。如果解释为只要有盗窃、诈骗、抢夺行为, 就有可能构成转化型抢劫罪, 那就是一种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张解释, 显然是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但是, 作上述严格解释, 又有不合理之处。因为典型抢劫罪的成立并无数额限制, 而转化型抢劫罪与典型抢劫罪只是在暴力、胁迫与取财的先后顺序上有差别, 并无实质的不同, 因此在成立犯罪的条件上也不应该有差别。

笔者认为, 从《刑法》第263条典型的抢劫罪与刑法第269条转化型抢劫罪的协调出发, 先前的盗窃、抢夺、诈骗行为应无数额大小之限制。因此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盗窃、抢夺、诈骗行为能否转化成抢劫罪, 还应值得探讨。《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 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对抢劫罪应负刑事责任, 但对盗窃、诈骗、抢夺罪, 不承担刑事责任。从立法原意上看, 立法者在制定《刑法》第269条时的出发点, 是考虑到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抢劫罪转化, 故对这种行为有必要予以严厉惩罚。但理论界对准转化犯成立的条件也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有人主张, 准犯转化的前提是其行为必得构成犯罪, 倘若未构成犯罪或未构成特定之犯罪绝无犯罪转化的可能而言。但多数人却认为这类转化案中不应过分强调先行行为必得成立犯罪, 也就是说, 一般违法行为也可以发生转化的问题。

根据刑法理论, 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 而社会危害程度是由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认定某种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不能只从形式上看其是否符合某种犯罪的基本特征, 还必须综合考察各方面的情节来判断其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了应受刑事处罚的犯罪程度。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就属于一般违法行为而不构成犯罪。对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也应当如此, 既要考虑到前罪数额的大小, 更要考虑到后罪情节的轻重, 另外还应注意到前罪与后罪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之间的内在密切联系综合判断。

对转化型抢劫罪, 根据立法原意和司法解释, 对所谓“前罪”的理解绝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去分析, 仅仅停留在字面上, 是不能掌握这一法条真正的立法含义的。几乎没有转化型抢劫犯罪的“前罪”是真正的完整形态, 由于发现及时, 行为人也不可能将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变成既遂。

四、关于本案转化型抢劫的定性分析

关于被告人王某当庭提出案发当时其并未使用凶器弹簧刀抗拒抓捕的辩解, 经查, 就此节事实, 证人孙某证实, 当其将被告人王某控制住时, 王某从口袋内掏出一把弹簧刀对其先后实施两次捅刺但被其躲过, 王某遂得以逃脱其控制。证人周某证实其在追上被告人王某时, 王某持弹簧刀向其捅刺, 周某当即夺下弹簧刀并将王某制服。同时被告人王某归案后亦两次供认了其被孙某控制之时从自己的口袋内掏出一把弹簧刀作势捅刺、以刀尖威胁逼退孙某, 进而得以脱离孙某控制的事实。因此被告人王某的供述及证人孙某、周某的证言之间可相互印证, 证实了被告人王某在被抓捕之时使用弹簧刀对抓捕人员进行暴力威胁的事实。被告人王某的该辩解与事实不符, 法院不予采纳。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在实施盗窃行为过程中, 为抗拒抓捕当场使用凶器以暴力相威胁, 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王某在实施本案犯罪过程中, 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 系犯罪未遂, 依法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

摘要：抢劫罪是一种性质严重的刑事犯罪, 转化型抢劫罪较典型抢劫罪而言更具复杂性。由于我国法律对其规定不够细致、完善, 因此在司法适用中存在诸多争议。如主体的界定, 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问题, 犯罪形态既遂与未遂的认定等。文章结合案例, 予以评析。

转化型抢劫罪研究篇7

问题:在对本案曾某的行为定性上, 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曾某盗割电缆线的行为属于破坏电力设备的行为, 之后向警察扔炸弹的行为属于妨害公务的行为, 因此对曾某应当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和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另一种观点认为, 对曾某应当以抢劫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种观点的分析思路是, 对于曾某盗割电缆线的行为在定罪上应当以破坏电力设备罪追究刑事责任,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9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 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 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之规定, 转化型抢劫的前提应当是曾某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中的情形才可以适用。在本案中, 曾某盗割电缆线的行为应当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定罪, 故不可以适用转化型抢劫的法律规定, 即对曾某盗割电缆线的行为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定罪处罚, 对曾某后为逃避警察的抓捕而当场投掷炸弹的行为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对该两罪予以并罚。

首先得认可将曾某前后的行为分裂开来单独分析是可以得到第一种观点的结论。但是我们知道, 类似曾某盗割正在使用中的电缆线的行为实际上是同时触犯了破坏电力设备罪和盗窃罪两个罪名, 属于想象竞合犯。第一种观点忽略了对曾某盗割正在使用中的电缆线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定罪, 只是基于处罚的公正考虑, 即不能对同一行为进行重复评价, 从而进行双重处罚。在实务中, 对通常盗割正在使用中的电缆线的行为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定, 是对盗窃罪和破坏电力设备罪择一重罪定罪处罚的结果, 而且对于被盗割的电缆线价值特别巨大或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而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 也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比较合理, 即曾某的行为构成转化型抢劫, 理由如下:

第一, 曾某盗割正在使用中的电缆线的行为不属于纯正的一罪, 而属于实质的一罪, 其一行为同时符合了盗窃罪和破坏电力设备罪两罪的构成要件, 属于想象竞合犯。也有学者认为盗割使用中的电话线、电缆线, 并非法占有的行为应当分为“盗割”和“占有”两个行为, 分别触犯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和盗窃罪, 属于牵连犯, 但对本案的定性分析结果是一样的。[1]因此, 本案中, 曾某的行为同时触犯了盗窃罪和破坏电力设备罪两个罪名。

第二, 在司法实践中, 对盗割使用中的电缆线盗取数额较大的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定罪处罚, 是基于理论上对同一行为不重复评价从而进行双重处罚的考虑, 也是出于处罚公正的考虑, 而并非由于行为人的行为仅仅符合单一罪名的构成要件。

第三, 在本案中, 对曾某盗割使用中的电缆线的行为, 由于涉案数额为27000余元, 数额巨大, 但由于属于既遂的部分仅为5000余元, 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上, 对曾某的盗割行为应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定罪处罚。但是, 由此认为综合本案, 对曾某前后的行为分别考虑, 而定破坏电力设备罪和妨害公务罪, 予以数罪并罚, 是不恰当的。首先, 这种观点割裂了曾某整个犯罪行为的前后联系。其次, 这种先将曾某盗割行为单独定罪, 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定罪, 从而排除盗窃罪的存在余地, 进而再否定适用转化型抢劫的观点, 犯了逻辑倒推的错误。对于本案, 曾某先前的盗割行为和之后的投掷炸弹抗拒抓捕的行为是一个有机整体, 因此在分析曾某盗割行为的时候, 我们需要同时联系曾某的暴力抗拒抓捕行为。由先前所分析, 曾某的盗割行为同时触犯了破坏电力设备罪和盗窃罪, 此时在对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罪定罪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在整体上予以把握。实际上, 曾某先后的行为应同时触犯破坏电力设备罪和抢劫罪两个罪名, 属于牵连犯, 即曾某的转化型抢劫的先行行为———盗割使用中的电缆线的行为, 同时触犯了破坏电力设备罪。因此, 综合本案, 对曾某的行为, 应在破坏电力设备罪和抢劫罪之间择一重罪定罪处罚。本案中, 曾某抢劫的数额价值27000余元, 其中21000余元部分为抢劫未遂, 对该部分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即使如此, 结合本案案情, 对曾某以抢劫罪定罪也要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 而对曾某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定罪则应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此对曾某应当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通过以上案例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转化型抢劫的前提条件, 并非必须先行行为构成纯正的一罪, 即仅触犯盗窃罪、诈骗罪或抢夺罪, 也可以将该三种前提情形包含在非纯正的一罪之中, 即可以包含在竞合犯、牵连犯等之中。类似情形的分析思路,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称《解释》) 中也有所体现。《解释》第五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以外的行为, 如果同时触犯了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罪名, 定罪处罚。”按第一种观点的思路分析, 若十五周岁的人绑架杀害人质, 由于牵连关系及法律规定, 应定绑架, 从而否认杀人行为的存在, 故会陷入十五周岁的人对绑架杀人不承担刑事责任, 而对仅仅杀人的行为却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矛盾思考之中。而根据该《解释》的规定,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绑架杀人行为的, 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 实则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第二种观点的思路分析。

摘要：转化型抢劫的前提是行为人的先行行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但是, 对于“犯盗窃、诈骗、抢夺罪”, 实务中人们的认识不尽一致, 有的认为必须是行为人的先行行为单独被认定为犯上述三罪, 有的认为行为人的先行行为可以是包含在非纯正的一罪之中。笔者试通过具体案例分析, 对转化型抢劫的前提条件作一阐述。

关键词：转化型抢劫,先行行为,竞合犯,牵连犯

参考文献

抢夺转化为抢劫的相关问题分析篇8

一、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条件

(一) 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前提条件

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实施抢夺行为。抢夺转化为抢劫罪仅限于侵犯财产罪的范围内, 犯罪的对象必须是公私财物, 犯罪的目的必须是非法占有。犯抢夺罪的行为人不能因为数额较大或已经既遂认定构成抢夺罪, 而是说明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和故意行为。因此不论是抢夺未遂或既遂, 只要行为人已经着手抢夺, 存在故意抢夺心理, 都可以认定为犯抢夺罪的条件[1]。

(二) 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客观条件

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客观条件有两个, 使用暴力和携带凶器。抢夺转化为抢劫罪必须是行为人当场对公私财物所有人实施暴力或用暴力方式威胁, 实施时间必须在抢劫当场, 实施对象不一定是被抢夺的受害人, 可以是目击行为人犯罪行为和事后追捕的警察、周围群众等。在抢夺转化型抢劫罪中, 行为人对受害者故意伤害、杀害等都是暴力行为, 不再评价为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

(三) 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主观条件

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主观条件是行为人毁灭罪证、抗拒抓捕、窝藏赃物和抢夺时携带凶器。

毁灭罪证是指犯罪行为人为了掩盖罪行, 毁灭被定罪的证据, 如销毁作案现场的遗留痕迹, 湮灭其他书证物证等[2]。抗拒抓捕是指行为人对追捕公民或公安机关人员使用暴力, 从而抗拒抓捕, 特别是对其扭送、抓捕的受害人实施暴力。窝藏赃物是指行为人护住已经非法获得的赃物, 不让其他追捕者或受害人夺回去。

行为人为了达到抢夺目的携带凶器分为三种情况: (1) 行为人在抢夺过程中携带凶器, 但没有对受害者造成伤害, 在行为过程中也没有显露出。虽然行为人没有对受害人造成人身权利伤害, 但其携带凶器实施抢夺的社会危害性较大, 仍以抢劫罪定罪。 (2) 行为人在抢夺过程中携带凶器, 在实施抢夺时凶器已显露, 但对受害人没有造成伤害。当受害人知道行为人携带凶器时, 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已经造成压力, 符合抢劫罪的客体表现, 仍以抢劫罪定罪。 (3) 行为人在抢夺过程中携带凶器, 在实施抢夺时凶器已显露, 对受害者造成伤害, 应以抢劫罪定罪。

二、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立法缺陷和完善

(一) 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立法缺陷

在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立法中, 两者转化界定模糊, 犯罪共犯的认定情节模糊。立法缺陷主要表现在: (1) 当行为人的抢夺行为并未构成抢夺罪, 但已经实施抢夺行为, 这种行为是否能定为转化型抢劫罪。 (2) 抢夺罪中对定罪数额作出限制, 即数额较大, 而抢劫罪中对定罪数额没有明确限制。如果行为人携带凶器实施抢夺时, 定罪数额应当按照抢夺罪定罪, 还是按照抢劫罪定罪。 (3) 如果抢夺行为由三人实施, 行为人甲和乙已经携带赃物逃离现场, 行为人丙被受害人抓住, 对受害者使用暴力后挣脱逃跑。那行为人甲乙丙是否都按照抢劫罪定罪。

(二) 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立法完善

1. 立法应当完善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前提表述。将“犯抢夺罪”作为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前提, 会放纵犯罪分子。有些抢夺行为人被发现后, 为了达到刑法规定的毁灭罪证、抗拒抓捕等目的当场使用暴力, 根据罪刑法定中的原则不能将抢夺转化为抢劫罪。因此, 必须将“毁灭罪证”改成“毁灭证据”, 将“犯抢夺罪”改为“实施抢夺行为”。

2. 立法中应当规定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条件, 即实施抢夺时财物数额必须较大。

3. 细化行为人共犯的认定标准。如果由多名行为人共同实施抢夺, 其中一人毁灭罪证、抗拒抓捕或窝藏赃物, 行为人在抢夺过程中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 其他没有使用暴力和暴力威胁的行为人同意共犯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 则将其他抢夺行为人认定为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共犯;如果没有使用暴力和暴力威胁的行为人在抢夺行为结束后才知道共犯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 则不认定为共犯。能否将未抢夺的行为人和实施抢夺的、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的行为人一同认定为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共犯, 共犯与身份的关系有两种情况, 一是具有特殊身份的行为人能单独认定该种犯罪, 特殊主体和没有特殊身份的行为人共同实施犯罪, 也可认定为共同犯罪;二是身份影响刑法轻重和犯罪性质。

转化型抢劫罪与普通的抢劫罪相比较复杂。在司法实践中, 抢夺罪和抢劫罪之间的转化问题争议较多[3]。本文简单的分析抢夺转化为抢劫的条件和立法缺件, 提出完善立法的几点措施。在抢夺转化为抢劫罪中还存在较多问题, 都需要广大学者深入研究。

摘要：抢夺罪是指乘人不备时公开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夺取数额较大。当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小时, 情节较轻的, 不构成抢夺罪。抢劫罪是指对公私财物的保管人、所有人当场使用暴力等方法, 强行抢走财物的行为。抢夺罪和抢劫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一定的条件下, 抢夺罪可以转化为抢劫罪, 称为转化型抢劫罪。本文主要分析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条件、立法缺陷及完善。

关键词：抢夺罪,抢劫罪,问题分析

参考文献

[1]罗苓宁, 查志刚.试论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标准[J].武警学院学报, 2012 (11) .

[2]林必金.对刑法转化型抢劫罪条文的反思与重构[J].法律适用, 2013 (04) .

转化型抢劫罪研究篇9

当场劫持人质或索取财物以及周围是否存在“近亲属般切身忧虑者”，都不是绑架罪与抢劫罪的界限，只要侵犯了第三人的自决权，就应当以绑架罪定罪。当场劫持人质的法益侵害性要比典型的绑架罪要轻，绑架罪的社会危害性还体现在其所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即群众所产生的恐惧心理。

关键词：绑架罪;抢劫罪;当场;法益侵害

中图分类号： DF624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3002705

一、案例带来的困惑及对通说的质疑

（一）关于“两个当场”说的质疑

案例一：2009年4月30日，商某在北京市某银行内劫持该银行保洁员乔女士，要求银行工作人员拿出14万元人民币，得到赎金后，商某挟持乔女士从银行逃走，随即被公安人员抓获。案例二：2009年7月12日，黎某潜进中国银行，拿出菜刀劫持顾客，要求银行工作人员拿钱，银行只得交付赎金，黎某逃走后被公安人员抓获。对这两起发生在京城的相同案例，却存在着前一案例被认定为抢劫罪，而后一案例被认定为绑架罪的奇怪景象。

对于上述类似的案件，国内有学者从行为人的心理、取财的当场性等方面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更加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并提出了两点理由，其一，在抢劫罪中，被实施暴力胁迫的人和交付财物的人可以是不同的人，如在商场中持枪恐吓保安，命令收银员给钱，应当成立抢劫罪而非绑架罪，这是考虑到被实施暴力胁迫的人和交付财物的人空间距离很近，对于暴力胁迫和财物的交付之间应当作整体评价，符合抢劫罪实施暴力胁迫后“当场”强取财物的构成要件规定。其二，在被实施暴力胁迫的人和交付财产的人是不同的人，但空间距离很近的场合，应当认为行为人只有强取财物的意思，没有控制人质然后勒索财物的意思，从主观方面看，也更符合抢劫罪的故意[1]。

笔者认为，该学者过于拘泥于抢劫罪“两个当场”的表面文章，认为凡是符合“两个当场”的强行劫取财物的行为均构成抢劫罪，而忽略了绑架罪与抢劫罪在法益侵害性及构成要件上的区别，才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景象。

首先，犯罪嫌疑人劫持人质，并向在场第三人索要金钱的行为，亦符合绑架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人完全是利用人质的安危向第三人勒索财物，而非直接使用暴力向他人强行取财，很明显此时侵害的法益既包括人质的人身安全，又包括第三人的自决权。而抢劫罪中的主要法益则是财产所有人的财产权。如果认为此时成立抢劫罪，则会造成法条适用与事实的侵犯客体相分离之情况，因为此时判定为抢劫罪，就意味着行为人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是第三人的财产权，但显而易见的是，此行为中侵犯的主要法益是被劫持者的人身安全，而且对财物也没有形成具体的紧迫的危险，此时评价为抢劫罪，恐怕有本末倒置之嫌。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下应当根据被控制人与其利害关系人的关系的紧密程度，来判断被勒索的利害关系人有没有选择的余地，即“如果被劫持的人与被勒索的利害关系人的关系相当的密切，如父母与子女关系、夫妻关系等，那么，行为人对被劫持者使用暴力，正如对其利害关系人使用暴力一样，可以视为直接对其利害关系人本人当场进行的胁迫，行为人并未给利害关系人留下选择的余地，这种情况应认定为抢劫罪;但是，如果被劫持人与被勒索的利害关系人的关系并不那么紧密，比如某歹徒劫持了一名职员到其老板家中，声称老板若不付赎金就把该职员杀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被勒索的利害关系人尚有一定的选择余地，并不能视为对该利害关系人自身直接的暴力胁迫，因而不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只符合绑架罪的犯罪构成。”[2]本文不赞同这种观点，笔者认为，绑架罪必须向“近亲属般切身忧虑者”[3]提出要求的观点是建立在绑架罪是复行为犯的基础上的。此观点认为：“就绑架罪而言，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仅体现在对人质人身安全的侵害上，更重要的是行为人往往以加害人质相威胁，造成第三人在心理上的恐慌，侵犯了第三人的自决权，从而体现出绑架罪作为恐怖犯罪的实质。因此，根据绑架罪的罪质特征，绑架罪的实行行为无疑应是一种复合行为：其一为绑架行为，使用暴力、胁迫、麻醉等方法将他人控制在自己实力支配之下;其二为以加害人质相威胁，向第三方提出作为或不作为的胁迫要求的行为。”[4]但如今的通说认为，绑架罪是典型的单行为犯，即“绑架罪，是指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以勒索财物或满足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或以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5]行为人只要内心存在以人质勒索财物之目的，便可以成立绑架罪，又何必多此一举的认定所谓的“亲属关系般的第三人”？换言之，只要行为人出于勒索财物之目的绑架了被害者，哪怕并没有向任何人提出要求，行为人也已经成立绑架罪的既遂，何况行为人已经提出了勒索财物之要求。因此，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当地增加了绑架罪的构成要件，缩小了绑架罪的成立范围，延后了绑架罪的既遂时间，不利于保护法益。

其次，空间距离并不是衡量抢劫罪还是绑架罪的标准。有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绑架罪……与抢劫罪的区别在于：……行为手段不尽相同。抢劫罪表现为行为人劫取财物一般应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具有“当场性”;绑架罪表现为行为人以杀害、伤害等方式向被绑架人的亲属或其他人或单位发出威胁，索取赎金或提出其他非法要求，劫取财物一般不具有“当场性”，因此当场提出要求的，应当构成抢劫罪[6]。但是此解释也说明了，绑架罪只是“一般”不具有“当场性”，换言之，绑架罪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具有当场性。如果拘泥于当场性的约束，认为当场提出要求是区分抢劫与绑架的界限，那么在行为人并未索取财物，而是当场提出不法要求时，则会出现难以定罪的现象。但是该学者又认为：当场提出不法要求属于“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亦构成绑架罪。这种解释可以在保护法益上确实具有独到之处，但却难免让人感到疑惑：为什么劫持人质当场索取财物就是抢劫罪，而劫持人质提出不法要求，就变成了绑架罪。而且，当场性的观点将绑架犯罪提出取财的时间限定为“非当场”，实际上就是把事后提出取财的行为视为了绑架罪的构成要件，人为地缩小了绑架罪的成立范围，与通说认为绑架罪是侵害人身法益的观点不符。按照此观点，在行为人劫持一人作为人质后，当场提出了取财要求，并未得到满足，随后行为人将人质带离现场，再次提出了取财要求之时，行为人构成了抢劫罪（未遂）与绑架罪（既遂），应当数罪并罚。但是此时倘若数罪并罚，则对针对人质的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进行了双重评价。endprint

再次，该学者言道：“空间距离很近的场合，应当认为行为人只有强取财物的意思，没有控制人质然后勒索财物的意思，从主观方面看，也更符合抢劫罪的故意。”但是，笔者认为，此时并不能看出行为人主观方面更符合抢劫罪的故意，最多只能认为行为人有取财的故意，但是在许多绑架罪中，行为人也只有取财的故意，而没有伤人的故意，因此，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并不能成为绑架或抢劫的区分标准。定罪应当从客观到主观，即先分析行为人客观上造成了何种法益损害，再分析行为人的主观心理，再来判断能否将客观的法益侵害归责于行为人[7]。我国通说认为：故意的认识内容应当包括：（1）明知自己行为的内容与危害性质;（2）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某种危害结果[8]。笔者认为，此时行为人劫持他人作为人质，很明显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内容与社会危害性，也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的人身安全受到侵害，提出财产要求，也会对第三人的财产权造成威胁。既然行为人主观上有劫持人质的故意及取财的故意，客观上行使了劫持行为及取财的要求，其行为已经完全符合绑架罪的构成要件，如果只以抢劫罪定罪，恐怕有违全面评价原则之嫌疑。

最后，该学者认为实施暴力胁迫的人和交付财物的人空间距离很近，对于暴力胁迫和财物的交付之间应当作整体评价，符合抢劫罪实施暴力胁迫后“当场”强取财物的构成要件规定。但是，如果此时行为人并没有取财的故意，而只有其他不法要求的故意，按照该学者的观点，则行为人不构成犯罪。因为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那么可以说，在行为人没有强取公私财物的目的时，行为人不构成抢劫罪，如果行为人此时只有劫持人质的故意，也没有伤害的故意，也不构成故意伤害罪，而我国又没有强制罪等罪名，故部分情况下，行为人甚至并不构成犯罪，或者只成立非法拘禁罪，但是这显然不合适。试想，如果行为人用刀劫持人质后，面对大量特警强行要求政府释放在押罪犯，却只构成非法拘禁罪，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在此时，有学者便会认为此行为严重侵害了法益，属于“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应当以绑架罪定罪，但是这种观点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劫持他人做人质当场索取财物的，不构成“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而不成立绑架罪;在劫持他人为人质提出非法要求时，又构成“绑架他人作为人质”，而成立绑架罪。换言之，按照当场性的观点，劫持他人当场索取财物时，被劫持者就不是人质，而劫持他人提出其他非法要求时，被劫持者又变成了人质。显而易见，此观点在逻辑上存在自相矛盾。因此，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处罚犯罪的必要性上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值得科处刑罚，在发觉行为人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法益之时，便认为其成立了绑架罪，在发觉有其他罪名可以处罚此类行为之时，便凭借自己主观臆断行为人的心理，给行为人随便安上一个罪名加以处罚，完全忽略了构成要件的定型性，使得其形同虚设。但是，“所谓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而且有责的行为”[9]，只要行为符合了刑法条文的构成要件，又能归责于行为人，便可以认定行为人构成的犯罪。由此看来，此观点有违背罪刑法定之嫌。

综上所述，“两个当场”的要素，并不是抢劫罪与绑架罪的区分标准。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在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对象即被害人与被迫交出财物的人不是同一个人时，由于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还侵害了第三人对财物的处分权，如果认定抢劫罪则不能对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完整的评价，因而认定绑架罪更为科学。因此，对于绑架罪并不要求控制被害人与向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索要财物必须在空间上予以分离。”[10]

（二）关于“支配领域”观点的质疑

还有学者认为：应当从实质的角度加以思考，并提出了‘支配领域的观点，即当行为人采用暴力、胁迫手段压制了被害人反抗时，实际上对于当场的人和财物处于一种直接支配状态，行为人处于这样一个“支配领域”内，可以任意支配其他人和财物，即当场各种法益状态的变化取决于行为人，因此，在这种支配之下，行为人取得了财物，就构成抢劫罪，不论是具体通过什么方式、通过什么人得到的。而在绑架罪中，行为人虽然支配了被行为人，但对被行为人的亲属或者其他相关人的人身和财产并非出于一种直接支配的状态，不存在相应的“支配领域”。在笔者看来，所谓“支配领域说”，只是两个当场的另一种说法，还添加了类似“近亲属般忧虑安危者”的限制，笔者亦不赞同此观点，原因如下：

首先，此时行为人并不必然存在对现场人与财务的直接支配关系。在抢劫行为中，被害人被暴力胁迫威胁，如果不交付财物，暴力行为往往会当场发动，严重威胁被害人的生命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往往在外力压制下被影响而难以做出清晰判断，或极大干扰并压制其以健全理性做出正确判断，在此情况下，方可认为存在直接支配关系。但是，在一些劫持人质事件中，行为人往往不敢伤害被害人，此时交付财物的决定权完全取决于第三人，此时能否认为行为人对现场的人与财务存在直接支配的状态，实在值得商榷。

其次，抢劫罪中，被害人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不得已而交付财物，实属合情合理，因为没有人会认为钱财比生命更重要。但是在他人作为人质的场合中，如果有前述的“近亲属般切身忧虑者”，姑且可以认为对现场的人与财物存在直接支配关系，但是如前述发生在银行中的劫持顾客案件中，现场的人与该顾客素昧平生，为何认定行为人可以直接支配那些素昧平生之人的财物？缺乏理由。

最后，这类“支配领域”是否有必要存在，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如前所述，笔者赞同学界通说，认为绑架罪是典型的短缩的二行为犯，是以实行第二行为为目的的犯罪，但只有第一行为是构成要件，第二行为不是构成要件行为[11]，罪名中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只是主观的超过要素。

二、两罪名的区分标准：侵害法益的不同

有学者认为：当着第三人的面挟持人质，被害人往往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来不及报警），比非当着第三人的面进行挟持的违法性更重，也对人质的生命、身体安全的威胁更具有现实性，因而认定为绑架罪更能准确评价该行为的违法性[12]。endprint

笔者认可该学者的结论，但认为其理由值得商榷。

首先，从行为人的角度而言，此时行为人虽然具有劫持人质的行为，但其并不敢贸然加害人质。德国学者埃里克·沃尔夫通过对犯罪原因的调查研究表明：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前有一种侥幸心理，以为犯罪后不会被发现、可以逃避刑罚处罚，如果行为人没有这种侥幸心理，则不会实施犯罪行为[13]。在当场劫持人质的案件中，行为人必然处于重重包围之中，一旦加害人质，行为人几乎插翅难飞，甚至有被直接击毙的可能。此时的人质可谓行为人的护身符，一旦人质遭到杀害，行为人自己的人身安全反而得不到保障。因此，笔者认为，此时除了极少数丧心病狂的行为人外，绝大多数行为人都不会伤害人质。此时对人质的生命、身体安全并不必然具有现实危险性，人质被害的可能性远远小于普通绑架罪。更加重要的是，当场劫持人质的劫匪，除了极少数亡命之徒或者有精良装备的，大多并没有经过精心策划，他在劫持人质之前，几乎早就想到自己难逃法网，行为人之所以会选择当场劫持人质，大多是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14]，或者被生活所迫而走投无路，铤而走险实行绑架行为[15]，其根本不想杀害或者伤害人质。

其次，从人质的角度而言，被行为人的生命、身体安全其实反而可以得到保障。众所周知，在典型的绑架罪中，绑架与撕票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容易同时发生。首先，即使行为人已经实现不法目的，但行为人因为担心被绑架人通过相貌、声音等识别并告发自己，为了避免刑罚处罚而杀害被绑架人;其次，行为人在没有实现不法目的的情况下，也常常为了证明其先前的胁迫内容而杀害被行为人;最后，此时行为人并没有后顾之忧（如陷入警察的团团包围），对人质的生命有绝对掌握，即便不杀害人质，警方也不会放弃对其的追捕，在如此强大的心理压力下，行为人会抱着“一不做二不休”的想法将人质杀害。而在当场劫持的案件中，行为人此时甚至要想方设法地保住人质的性命，以便作为其不法要求的筹码或者全身而退的资本，如此情况下，人质的性命反而更容易得以保全。而且在当场劫持的过程中，谈判专家有更多的时间与行为人交流，可以迅速有效地稳定、缓和劫持者的心理状态，同时通过有效的沟通来拖延时间，并且唤醒劫持者的求生欲望，消散其犯罪激情，让他从不理智的状态回到理智的状态上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质的人身安全反而更有保障。

再次，从第三人角度而言，非当场劫持人质让第三人几乎完全无法掌握人质的安全状况，因此对其自决权的侵害其实更为严重。当场索取财物之时，对人质的生命、身体安全的威胁更具有现实性固然不假，但正因为此时具有现实性，第三人可以直接观察到行为人的行为，可以更好地了解人质的身体状况，安抚人质，让其不至于做出过激举动激怒劫匪;而在非当场索取财物之时，第三人难以估计到人质的状况，对人质安全的掌握完全取决于行为人给予的信息，甚至在某些时刻，行为人杀害了人质以后，第三人仍然不知道情况。因此，笔者认为，行为人当场索取财物之时，对第三人的威胁反而更小，因为此时第三人可以非常清楚地观察到人质的处境，而行为人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不敢杀害人质;而在非当场取财之时，第三人对人质的情况可谓一无所知，人质处于一种生死未卜的状态，此时对第三人的心理压制可能更甚于当场的威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真实情况可能与前述学者所说的恰恰相反，在当场劫持人质的行为中，对人质的生命、身体安全的威胁虽然具有现实性，会引起第三人及现场群众的担心，但伤害往往不会发生，故当面劫持人质并威胁的行为，无论是对第三人自决权的威胁，及对人质生命身体的侵害，都不及典型绑架罪的类型。

三、结语

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或者威胁法益，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16]。因此，要想分清两罪的界限，必须回到两罪的罪质或者法益上进行考虑。

我国有学者指出：在被害与加害的人际格局方面，绑架罪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双重被害人特征。一方面是被劫持的、失去了人身自由的被行为人，谓之“现实被害人”;另一方面是对被行为人的安危极度担忧的相关人员，谓之“实质被害人”[17]。笔者对此观点深以为然，因为绑架案件发生时，人质的生命身体之安全固然遭受了重大威胁，而相关人员的焦虑、担忧等负面情绪对其内心的煎熬，恐怕一点也不会比人质肉体上遭受的痛苦为少。笔者认为，绑架罪与抢劫罪的区分除了侵犯第三人的自决权以外，还在于绑架罪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即绑架罪对普通民众产生的威慑力。当抢劫罪发生后，只会使得具有相同或者类似经济背景的人群产生恐惧感，而绑架罪一旦公之于众，几乎使得人人自危，可以说，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成为被绑架的潜在对象，连取钱的顾客、银行的职员甚至街边的乞丐也不例外。当今社会，劫持汽车、飞机的事件已经屡见不鲜，从2009年“11·16温州持枪持爆劫持人质案”，到“12·29长春劫持人质案”，再到有国际影响力的“8·23菲律宾马尼拉劫持香港游客案件”，绑架罪因其手段极端、破坏力巨大、社会影响恶劣，形成了对人们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的重大威胁，大大提升了公众的恐惧感，束缚了民众的行动自由。其对社会的危害性，正如美国学者布莱安·詹金斯所指出的：“恐怖主义是个剧场，它的目标不是实际的受害者，而是旁观者。”[18]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将他人作为人质，试图勒索财物或者提出不法要求的行为，更加符合绑架罪的犯罪构成，应当作为绑架罪加以处罚，方能做到罪刑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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