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依据（精选12篇）
理论依据 篇1
语文体验阅读的的研究, 如果不从理论上确定学生在阅读中的地位、价值、作用及其与文本之间的动态构成, 就无法从根本上把握阅读的规律, 从而实现教学中教与学的对接, 更好地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其理论依据, 究其精要来说主要有二:一是建构主义理论;一是接受美学理论。
建构主义重视学习的主动性, 情境性, 社会性。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建构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 人不是被动地学习和记录输入的信息, 总是要选择一些信息, 忽略一些信息, 建构对输入的信息的解释, 生成对所知觉的信息的意义;建构一方面是对新信息的意义的建构, 另一方面是对已有经验的改造和重组。建构主义认为, 随机通达教学才适合高级领域学习的教学。认为既要提供建构理解所需的知识基础, 又要给学生预留广阔的建构空间, 让他们针对具体情境采取适当的策略。我们不能通过对已有知识的简单提取来解决问题, 而必须根据具体情境的特点, 以原有知识为基础, 建构用于解决问题的图式, 这是通过大量概念以及经验背景的相互作用实现的。建构主义提倡在教师指导下,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 也就是说, 即强调学习者的认知主体作用, 又不忽视教师的指导作用。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 促进者, 而不是知识的传输者和被灌输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 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者。学生要成为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就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用观察、探索、发现的方法, 去建构知识的意义, 在意义建构过程中, 引导学生主动去收集, 分析相关的信息, 让生命焕发出个性的光彩。
依据建构主义的学习观和建构主义的教学观的理论, 语文阅读教学应该怎样实施教学呢?我认为其途径是:在体验中学习, 在体验中建构。体验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建构活动, 学生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 而是知识的积极建构者。学生的阅读学习过程, 也是他们选择、加工、处理和建构意义的过程。在体验式教学过程中, 教师不再是教学活动中的唯一主角, 他们可以是, 辅助者、设计者和维持者。老师被要求促使学生个包容开放的心胸、圆融的沟通、高超的教学技巧来协助学生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概念, 将自己的体验告诉学生, 与他们交流、讨论, 帮助他们成长。
“接受美学”是一种新兴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方法, 又称“接受理论”和“接受研究”, 诞生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 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接受美学高度重视读者的能动作用。接受美学理论的创始人姚斯认为:“作品的价值和历史地位是创作意识和接受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读者的1[1][4]他把读者放到一个重要的地位。读者的阅读过程不是被动地接受, 而是一种能动的参与, 积极地创造的过程。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人生经验, 这就必然带来理解艺术的主观性、参与性和能动性。“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 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 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2[2][5]他认为, 文学作品并非既定不变的客观认识对象, 而是具有“动态生成的特点”, 它只有在读者能动的阅读活动中才能获得现实的生命。换句话说, 作品的意义于价值并非只是作者赋予作品的, 其中也包含着读者的丰富与创造。
另外接受美学强调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另一位接受美学的奠基人伊瑟尔。他提出“召唤结构”这个概念, 他认为文本于现实存在不一致性, 使文学作品产生某种“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 这种“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将由读者在阅读和接受中得到填补与实现, 促使读者去探寻作品的意义, 并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经验。“召唤结构”理论, 使读者不仅是艺术作品的欣赏者, 创造者, 更是文学作品的最高仲裁人。
接受美学理论启示我们, 在语文学习过程中, 不能一味地接受、传递、再接受、再传递, 如若这样, 知识只能在数量上有所变化, 却不能有所发展, 有所创造, 只有在学习过程中重视学习主体的作用, 积极探究文本中出现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 使新的知识和原有的经验储备相互融合, 才能真正达到教育的目的。另外, 高中语文教材选入的作品, 不论哪种文体都具有建构性, 都存在空白和不确定因素, 都从一个角度对读者提出理解建构的要求, 都是有待读者参与填补和丰富的。当文本的未确定领域以某种形式展现给读者的时候, 必然要求读者调动自己的经验、情感、和思想去联想、去补充, 获得对文本意义的独特理解和建构。这种召唤结构的存在, 强调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探究性和创造性, 通过学生对文本的解读、感受、建构, 培养学生的独特思维和批判意识。
理论依据 篇2
1.“最近发展区”理论 维果斯基主张，人的高级心理机能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受社会规律的制约，儿童的认知发展更多地依赖与周围人们的帮助，儿童的知识、思想、态度、价值观都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发展的，儿童的发展情况取决于他们的学习方式和内容。在教学与发展的问题上，提出了“最近发展区”理论，维果斯基认为，儿童的发展有两种水平，一种是儿童现有的发展水平，另一种是指在有指导的情况下借助成人帮助可以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这两者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由此他还提出了“教学最佳期”的概念，并指出，传统的教学处于教学的最低界限，好的教学应处于教学最佳期，即最低教学界限和最高教学界限之间的期限，而教学最佳期是由最近发展区决定的。最近发展区教学为学生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教学应当走在儿童发展水平的前面，教学可以促进儿童发展。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强调了教学在儿童发展中的主导性、决定性作用，揭示了教学的本质不在于训练、强化业已形成的内部心理机能，而在于激发目前还不存在的心理机能，为了促进儿童的发展，教育工作者必须清楚的了解儿童现有的发展水平及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是自己能独立解决的，还是需要成人帮助的，只有这样，教学才能超前于发展并应到发展。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为核心竞争力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持，使培养儿童的核心竞争力成为可能。儿童是一个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个体，但这种发展的可能性要变为现实依赖于良好的环境和教育，核心竞争力是一种复杂的能力，是学生多种能力的整合，培养学生的核心竞争力，是核心竞争力教育的最高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调整现有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教育内容、教育组织形式，形成适合儿童核心竞争力发展的氛围，在教育过程中，必须充分了解学生原有发展水平，不断为他们创造最近发展区，并根据学生的最近发展区，给他们提供指导和帮助，只要遵循儿童发展的规律，教育目标就有可能实现。维果茨基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揭示了儿童发展的现实可塑性，而且指出了教学作用于儿童发展的明确途径：教学不能只是适应学生的现有发展水平，而应积极地创造最近发展水平，让学生经过紧张的努力，将那些正在或将要成熟的心理机能的形成不断推向前进。
2.多元智能理论：这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提出的，与传统的智力理论相比，加德纳不仅提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智能体系，而且提出了新颖实用的智能概念，他把智能定义为：在时间生活中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出并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对自己所属文化提供具有价值的创造和服务的能力。加德纳经过多年对心理学、生理学教育学、艺术教育的研究，证明了人类思维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多元的，他认为，人类至少有八种以上的智能，即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关系智能、自我认识智能、自然观察智能。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在某种程度上拥有这八种以上的智力潜能，每个人的能力是八种智能的结合，但每个人在这八种智能的拥有量上不同，因而每个人也显示出不同的认知方式。每种智能都能用于创造发明，但大部分人只在某个特定的领域展现创意，因此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社会做贡献。每个人的智能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不同的人在智能不同方面的发展水平不一样，即使是同一个人在智能的各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水平。因而在现实中，每个人表现出来的能力优势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种优势能力，也存在水平高低的不同。因此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必然表现出质和量的差异，在教育过程中必须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了解学生的能力优势，帮助他们根据自身的特点，将各方面的能力有机整合，形成每个人的核心专长和独特优势。
3.布鲁姆的目标教学理论：布鲁姆所建树的理论业绩——教育目标分类学，在理论上克服了教育界长期以来只能笼统地提“掌握该门学科的基本内容”之类的模糊不清的教学要求或其他同样难于实际测量的概念，以具体的行为和方式确定教育目标，实际地贯彻、评价，为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广泛地应用提供有效的依据。布鲁姆特别强调形成性评价，对老师来讲，通过这样测验可以了解每个学生在某章达到了何种程度，以及未能达到目标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而且可以超越每个学生达成类型的不同，发现其共同的学习难点，为教师采取补救措施，为课程、教材的编写、修订提供了依据。对学生则：
（一）从形成性测验的结果可以确认自己目标达成的状况。
（二）从外部确认学习成果的强化作用。对已达到目标的学生会产生出成功的满足感，因而可以期待他们更积极地参加下单元的学习。
（三）诊断学习上的问题，获得纠正学习的“处方笺”。
4.“因材施教”理论： “因材施教”就是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个性差异进行不同的教育，或采取不同的措施，使他们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毛主席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选二卷522页)孔子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他的反动政治立场，是应当受到批判与否定的；但是他在两千年前总结了前人的教育经验，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采用或提出了某些合理的教育做法，是值得珍视的。比如，他曾经分析与评论他的学生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意思是说：“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太卤莽”)。有一次，仲由问：“听到了就去干吗?”孔子说：“不能”。冉求也问：“听到了就去干吗?”孔子说：“干吧!”公西华有些疑惑，便问孔子：“两个人的问题相同，而你的答复相反。我有点糊涂，想来请教一下”。孔于回答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意思是说：“冉求平日做事退缩，所以我给他壮胆；仲由好胜、胆大勇为，所以我要压阻他”)。可见孔子很了解自己学生的个性，并且善于区别对待。孔子认为“天生德”、“上智与下愚不移”，这是一种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但是他承认个性的差异，主张“因材施教”，则又是一种不回避矛盾与讲求实际的见解。以上理论的提出都是建立在个体差异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层”的概念。
4、分层次教学适应新课标准。新《标准》突出了“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其核心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差异的统一。
5、从学生的角度看 学生个体之间明显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现在整体素质不齐，学习基础和认知水平不一，如果不实行分层教学，搞大家齐步走，无论怎样，学生的发展都会受到局限。
6、从教育实践来看
首先，学校“教育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要面向全体学生，就是说学校要为每个学生的发展创造条件，使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应有的教育，获得相应的知识，形成相应的能力。
其次，学校教育要“注重学生的个体特征，使每个受教育者受到应有教育，从而体现出教育教学的平等性”。只有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个体需求的教育，才是公正、平等的教育。
再次，同一层次内学生的基础和水平较为整齐，从而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
而事实证明，如果对不同基础的学生实施同样的教育教学，对多数学生来说，势必拔苗助长，这不但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心灵也易于受到伤害。
7、教师的教要适应学生的学。学生是有差异的，因此教也要有差异。
8、教师要促进全体学生的发展。教学要以人为本，包括学习困难的学生在内每一个学生都是有充分的发展潜能的。在教学中尤其在课堂教学中要促使全体学生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不能以牺牲一部分学生的发展为代价来求得另一部分学生的发展。因此，在教学中要形成一种促进每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较好发展的机制。
9、学生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可供开发利用的资源，为了利用这种教学资源，要在课堂上努力创造一种合作学习的氛围。
10、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
理论依据 篇3
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存在五大缺陷
凯恩斯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全面批判了萨伊定律，认为经济危机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决定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共同作用引起投资需求不足。由于经济中存在着工资刚性等制度约束、工会和其他垄断力量，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市场机制自发调整在短期甚至在长期都无法发挥作用，即经济无法自动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因此政府就不能仅限于“守夜人”角色，而应采取相机处置的需求管理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促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实行预算赤字政策来减少总需求;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应实行预算盈余政策来减少总需求。
凯恩斯理论存在如下五大缺陷：一是过分强调需求侧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作用，相对忽视供给的作用。而实际上经济发展是供给与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这里的供给不是狭隘的产品供给，而是经济发展的“供给侧”力量，包括主体培育、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结构优化、制度变革等。许多人分析宏观经济动不动就是“三驾马车”，我们不能说它完全不对，但存在明显的缺陷。
二是过分强调短期分析，相对忽视中长期分析。但实际上经济发展是短、中、长期相结合的，短期趋势是建立在中长期趋势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将中长期的发展趋势看清楚了，则不必太在意短期的趋势，“管你短期东南西北风，我自气定神闲”。而如果只关注短期数据，我们就会随着波浪起舞，其结果是晕头转向，不知东西。
三是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相对忽视市场的作用。凯恩斯理论有一个暗含的假设前提，那就是政府是理性的，总能代表全社会的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故特别相信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实际上政府并不总是理性的，政府也有自身的利益，政府官员也会受任期的限制而追求短期政绩，而相对忽视全社会的中长期利益。
四是过分强调宏观总量分析，相对忽视微观行为分析和结构分析。而实际上经济发展往往是宏微观相融合的，宏观总量是建立在微观行为基础之上的。宏观总量是个体的总和，只有看清了大多数个体的行为状态，才能科学把握宏观态势。同时，现实中很多问题并非都是宏观总量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凯恩斯理论对解决结构性问题并不适用。
五是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分析，相对忽视非经济因素的分析。而实际上经济社会发展往往是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仅运用经济学是不够的，还需要发挥其他学科的作用。
需求管理理论和政策被过度重用的原因
在凯恩斯理论出现后，人们对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在研究经济增长（如GDP增长）时，“三驾马车”成为主要的分析工具，而供给侧因素或供给侧力量则较少考虑。其原因在于：一是需求管理理论契合了政府的需要。需求管理理论论证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干预工具，因而为各国政府所喜爱。而且，需求管理政策不仅为使用者带来了权力，也带来了直接利益，故一旦用上就很容易上瘾，难以摆脱。
二是需求数据容易获得，较方便做研究。出口、投资、消费三大需求的内涵和外延都比较清晰，衡量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明确，统计数据较容易获得，为政府和研究者所喜爱。而供给侧因素则相反，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晰，争议也较大，评价指标体系不明确，统计数据难以获得，因而被很多人所忽视。
三是教科书上的供给定义限制了人们的思维。既然供给是指生产者的商品供给，那么在短缺经济时代结束、企业产能常常过剩的情况下，增加供给似乎已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只要考虑需求拉动就可以了。而实际上，商品供给只是广义供给因素发挥作用的一种结果形态，远不能代表供给侧因素本身，新需求是要靠新供给来创造的，供给才是原动力。
供给侧改革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由于供给侧即生产侧，劳动、资本、土地、资源、技术、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是生产侧的重要内容，下面仅从生产要素这一个角度（供给侧还有生产主体、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存量调整、增量培育等角度）来看看其丰富的经济学理论支撑。
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理论绝非始自“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而是与整个经济学的成长相伴随，供给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如重农学派（Physiocrates，18世纪后半叶）就反对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性;斯密（Smith，A.，1776）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萨伊（J.B.Say，1803）论证了供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而供给因素主要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力;李嘉图（D.Ricardo，1817）强调了有限土地及其所导致的报酬递减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李斯特（F.List，1841）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罗雪尔（W.Roscher，1843、1854）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并强调了“生产性劳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马克思（1883）论证了劳动对创造价值的核心作用等;马歇尔（A.Marshall，1890）在《经济学原理》中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发展经济学基本是从供给侧来分析经济发展的。如柯林·克拉克（C.Clark，1940）将技术知识的增进和规模报酬递增看做是决定经济进步（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模型（1946、1948）论证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张培刚（1949）将经济发展视为工业化过程，而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为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生产技术、（有利的）社会制度，限制因素为资源或物力、人口、（不利的）社会制度;索洛（Solow，1956）、斯旺（Swan，1956）、米德（Meade，1960）等论证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舒尔茨（T.W.Schultz，1961、1981）等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意义;丹尼森（E.Denison，1962、）、肯德里克（J.W.Kendrick，1961）、乔根森（D.Jorgenson，1967）等人循着索洛的思路，通过经验实证分析发现“余值增长”（theresidualgrowth）是由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罗默（Romer.P.，1986）论证了专业化知识（知识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卢卡斯（Lucas.R.，1988）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论证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等。
以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在论证供给管理政策方面做出了贡献。其主要观点：提高税率虽从短期看可提高税收收入，但由于抑制了纳税者的生产积极性，从中长期看反而导致税收收入下降;在资源稀缺世界中，所谓商品过剩只是适销不对路的“劣等货”过剩，其根源并非需求不足，而是能引致新需求的创造性供给不足;企业并不只是被动适应市场需求而提供商品的生产单位，而是在创造需求方面发挥着能动性作用;经济增长源自供给者的创造能力和生产率的提高，战后美国等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其说是由凯恩斯需求政策所带来的，不如说是由于凯恩斯政策“阴差阳错”带来的实际供给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机制所带来的。
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调动企业积极性;削减政府开支，放松政府管制，减少政府干预，赋予企业经济自由;稳定货币增长。我们可以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归纳为“四减四促”：其中，“四减”是指减税（含减支，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甚至主张恢复金本位制），旨在调动积极性，促进生产供给;“四促”是指促进私有化、促进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和智力资本投资。
新制度经济学和改革经济学也多是从供给侧研究制度问题的。其实原因很简单：需求侧主要强调发挥政府政策的调控作用，强调解决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问题，而供给侧则强调发挥制度的作用，强调解决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制度经济学家或改革经济学家总是考虑如何改革制度，来优化各主体的权利配置，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心理脉象理论依据浅释 篇4
1生理上
1 .1血化神 《素问·脉要精微论》中云“夫脉者,血之府也”,雍遏营气,令无所避,为气血之先。《素问· 调经论》中云:“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而”。《灵枢·营卫生会》中记载:“血者,神气也”。人之气血充盛,机体得到血之濡养,才能精力充沛,神志清晰,感觉灵敏,思维敏捷,情志舒畅。气血为人身之根本,脉象是人体状态之反映,包括心理层面,若人体气血调畅,则脉象亦为之平和[3]。人之情志、心理活动皆以血之化神、濡养之功密切相关。
1.2脉舍神 《素问·天元纪大论》中云:“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提出了 “五脏神”的观点。 将神、魂、魄、意、志这五种主要精神活动分别归属五脏。《素问·灵兰秘典》中记载:“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主藏神。《灵枢 · 本神》指出:“心藏脉,脉舍神”。故脉中可体现出心理活动及脏腑功能之变动。神寄于脉中,使脉中蕴含了丰富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的信息。病脉反映疾病造成的病理信息,而心理脉象则能反映人体心理活动和心理状态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疾病发病机制 [ 4 ] 。
1.3气调神 《素问·八正神明论》中云:“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气血是产生心神的物质基础,气机条畅、气血调和是情志活动的前提。《灵枢·平人绝谷》中云:“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气机畅达与五脏功能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肝主疏泄功能尤为重要。 《柳州医话》云:“七情之病,必由肝起”,肝可以通过其疏泄功能调畅气机,可协助心调节情志活动。调畅气机,可达调畅情志的目的。肝气疏泄,气机调畅,气血和利,则心理活动与所处之境相协调[5] 。
2病理上
2.1情致失调 《灵枢·口问》中记载:“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素问 · 疏五过论》说: “离绝莞结,忧恐喜怒,五脏空虚,血气离守”。情致失调,可伤及不同脏腑,导致气血失调,脉象的信息内涵变化,形成不同的心理脉象[6]。《医学入门》中称:“喜则伤心脉必虚,思传脾脉结中居,因忧伤肺脉必涩,怒气伤肝脉定濡,恐伤于肾脉沉是”。《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提出 :“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不同情致失调、心理活动变化可伤及相应脏腑,导致机体内气机失调,表现心理层面的病变以及外在躯体化的症状,若单独运用症候脉象,单独重视躯体化症状的治疗,忽视其内在心理层面的根本原因,治疗方案则会难以奏效。且心理脉象之独立性表现为其从实质内涵到指感特征都和普通症候脉象有所不同,可直接感受到患者目前的心理状态,可立刻做出明确的诊断,及时用药调整。
2.2气血失和 《内经》云:“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气血失和又与情志失调密切相关,《素问·举痛论》中云:“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 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 不同的情志活动可导致不同脏腑气机变化,而影响血的运行,并由此导致脉象信息的变化。气机调畅,升降出入协调有序,各项生理功能才可能得以充分发挥,脏腑气血间的功能活动才能保持协调稳定。气血调和, 才能保持心理活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状态。气血失和,长久以来又可导致机体 气机失调,作用于情志,表现为某一时段内特殊的心理状态。脉诊可察觉其长久以来情绪状态,从而有的放矢,对症用药。
3典型案例
患者,女,56岁。2014年10月2日初诊。1月前因家庭变故,情绪低落而出现持续性头昏沉,自觉思路不清晰,不伴视物旋转及恶心呕吐。自行服用养血清脑颗粒、敏使朗等药物治疗,效不显,遂来就诊。现症见:持续性头昏沉,自觉思路不清晰,走路踩棉感,午后为重,不伴视物旋转及恶心、呕吐。每于情绪低落时头昏沉加重,活动转移注意力后可稍有好转。平素情绪低落,悲伤欲哭,心中压抑,兴趣、动力减退,心中紧张、 惴惴不安。纳差,眠可。二便调。舌暗红,苔薄白。脉诊时手下产生了酸麻不适的感觉,左关部尤为明显,在其左寸脉上有隐约麻豆样感觉,其产生的酸麻不适感, 延手指前臂向上传道。此即心理脉象中的肝郁脉象,如同手握着时候在玻璃上滑动,产生的酸麻感觉。患者因家庭变故,导致情绪低落,终日闷闷不乐,导致肝气郁结,心中压抑,在脉象上产生了这种振动感觉。治疗上以疏肝解郁为主,方以柴胡疏肝 散加减,收效甚佳[7]。
4结语
小组合作学习的理论依据 篇5
1、教学互动理论
所谓互动，基本上有三种互动的方式，即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和师师互动。合作学习理论认为课堂是一种复合型的教学活动，有单向型、双向型、多向型和成员型（是一种视教学为师生平等的互动关系的教学活动），这是合作学习对“教学是一种双边活动”这种教学观的拓展。有关专家认为：仅仅持“教学是一种双边活动”这一观点来认识教学过程是不够的，过于简单化。“互动”是合作学习教学思想的最主要思想。通过对合作学习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积极互赖，即指积极的相互依存关系，个人与集体息息相关，只有集体成功自己才成功，因此，这种互动是一种积极的相互依赖的活动。
2、主体性教育理论
主体教育理论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掀起的教育学理论。它认为人的主体性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最本质的特征。培养和发展人的主体性，说到底就是要通过启发、引导受教育者的教育需求，创造和谐、宽松、民主的教育环境，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规范各种教育活动，从而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自主地、能动地、创造性地进行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社会主体。
3、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生是认知的主体，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学习不是一个被动吸收、反复练习和强化记忆的过程。首先，学习是以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通过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同化和顺应）而实现的意义建构过程；其次，事物的意义不能独立于主体而存在，新知识必须经过学生自己的思考、理解和应用，然后纳入他的现有的知识结构中生成新的知识结构；建构主义还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是学生意义建构的帮助者而非知识的灌输者，教师要构建有效的、平等的师生对话和生生对话的课堂氛围，实行协作学习开发学生差异资源，改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实现学生在最近发展区内个性的发展和对知识的主动意义建构。
4、合作学习理论
理论依据 篇6
一、引言
1992年，我国颁布了《企业财务通则》（以下简称“旧《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两则”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企业财务与会计领域的改革正式拉开了序幕。之后的十几年里，以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与完善为基调，我国企业制度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之相伴，我国的商法体系也在不断修订之中得以完善成熟，一批具有重大意义的法律法规陆续出台，如《公司法》（2005）、《证券法》（2005）、《所得税法》（2006）等；与此同时，具有标志性的财务、会计、审计法规体系出台实施。其中，以《企业会计准则》（2006）《企业财务通则》（2006）（以下简称“新《通则》”）、《审计准则》最为令人瞩目。
笔者在这里主要讨论《企业财务通则》的逻辑，涉及以下议题：第一，《通则》的理论依据及其逻辑体系是什么？第二，分析《通则》融入了当今世界哪些主流的财务管理意识；第三，对新旧《通则》进行分析比较。
二、新《通则》的理论依据及体现
2007年1月1日实施的新《通则》，是除金融企业以外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都应执行的一部财经法规。它的出台，适应了我国加入WTO以及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有利于企业明晰产权、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明确企业财务管理者的财务责任，包括：制定财务战略，并从资金筹集、资产营运、成本控制、收益分配、重组清算和信息管理等各方面，回归财务管理活动的本质属性，以适应现代企业财务制度发展的要求；有利于通过强化企业财务管理、规范企业财务行为、控制财务风险，从而保护企业及其相关方的合法权益。可见，它的实施对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是中国企业产权制度沿革下的产物，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主要体现为：（1）国家是国有企业的大股东；（2）国家以大股东身份，有权行使其剩余控制权，包括公司财务战略在内的重大决策事项具有审批和审议权等；（3）更重要的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国家有权以出资者身份对其进行增资、并要求其分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要求）。国有及国有控制企业的存在，是新《通则》颁布实施的核心依据。
从理论角度，财政部所颁布的新《通则》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通过多年的理论探索，人们已经对财务管理内容体系有了深刻的了解，主要体现在：（1）明确财务管理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司价值增值，价值增值应成为一切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财务管理体系应体现“财务”的特性，即以财务或价值的标准来讨论与分析公司管理中的融资、投资、分配、日常运营及并购重组等重大决策事项、管理内涵；（3）财务管理要体现组织的“管理”属性，即以组织战略为导向、以公司治理为背景框架，以流程梳理和内部控制程序为依托等。
但是，由于中国企业特有的制度背景，政府在企业财务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从来没有削弱过。突出表现在：（1）政府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出资者；（2）政府（尤其是财政部门）充当着公共行政管理的职能，参与并推动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开展，成为财务管理活动的管制者；（3）有时，政府会直接参与企业各项财务管理的决策，如投融资审批、政府补贴等，并对企业日常财务规范提出相应的要求，如企业各项费用的开支标准和折旧制度等。1992年的《企业财务通则》，无时无处不反映出政府在企业财务管理的这些角色。笔者认为，当时，在我国商法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确实需要一部规范其财务行为的规则体系，以便正常开展各项财务活动，如资产负债的定义、收入确认、费用开支标准等，这是其一；其二，在没有理清政府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角色定位之前，在我国商法体系没有真正建立并发挥作用之前，为维护市场秩序和经济健康发展，政府还必须从政府行为、企业规范角度来行使其对所有企业（而不单单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制度规范权。然而，随着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人们逐渐意识到，企业作为一个法人，有其自身的管理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其受托的经理人阶层；同时，产权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也不再成为所有企业的“股东”；更重要的是，政府自身职能的转变，要求其企业中的角色由原来的“两职合一”，转化为两职的分离——即要明确出资者与行政管理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而对企业的管理有着两种不同的体系、思想与方法。看来，规范企业财务管理行为，首先要从规范政府行为开始。公司财务管理应当依据于“法人”这一主体的治理框架进行分层决策、管理，回归于公司财务管理的本质。新《通则》正是遵循这样的逻辑框架，并建立在这些理论基础上的。
三、新《通则》融合了哪些主流财务管理意识
（一）财务分层管理思想
对政府在财务管理中的双层角色的讨论，首先来自于理论界对我国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深层思考。20世纪80年代末，郭复初教授（1991）提出“国家财务”的概念，试图将“国家财务”从“国家财政”中分离出来，以明确政府的双层角色：国有资本所有者角色和公共行政事务管理者角色，并指出国有资产管理应是国有资本所有者的职能，它不属于政府财政预算的管理范畴。应该说，这是理论界在当时对财务管理本质认识的一大突破。其后，干胜道博士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有者财务”的概念，进一步指出了所有者财务有别于公司财务的概念（1995）。
而将问题引向公司内部且基于法人治理结构框架，并对公司财务进行系统化的讨论则属谢志华、汤谷良、王斌三位教授所提出的财务分层管理思想。谢志华（1997，2001）全面提出了“出资者财务”的概念，从理论上分析了出资者财务的概念、内涵与实质；汤谷良（1997）则从公司经营者的财务责任这一本源出发，提出了经营者在公司财务中的责任定位；王斌（1997）则从公司内部财务经理的角色，重新定位了财务部门管理重点是现金流量管理。其后，王斌教授则从现代企业财务制度建立的角度，在梳理了上述出资者、经营者和财务经理三者财务职责的基础上，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提出了财务分层管理这一理论概念和现代企业财务制度这一制度框架（王斌，1998）。
财务分层管理思想及其财务管理主体安排，是与以两权分离为典型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和股份公司制密不可分的，它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来看待公司财务主体及相关责任问题。表1就是对这种分层管理思想的简单勾勒（王斌，1998）。
事实上，在新《通则》中可以看出，政府职能转变及企业财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使得政府双层角色的定位、分离越来越明了，其管理职责在逻辑与理论体系上也越来越清晰。
1.政府的行政管理角色——服务。政府部门在企业财务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职责并不会随着政府职能转变而消失，而是由原来的直接政府干预到提供间接服务。在新《通则》中，可以看到其职能，如：参与审核属于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机构出资的企业重要改革、改制方案；根据企业财务管理的需要提供必要的帮助、服务。所有这些，都可以看成是政府作为行政管理者在企业财务中的角色定位。
2.政府的投资者角色及财务管理职
责——决策与监督。出资者所拥有的权利、责任与义务是通过民商法体系（如《公司法》）来体现和规范的。但是，在中国特有的产权制度背景下，国家作为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主要出资者，如何规范政府的行为，则需要通过其他的法律法规形式来进行规范。对此，新《通则》进一步明确了国家作为出资者，其应履行的职权，包括国有资本金的筹集和投资、资产运营、资本收益及分配、产权转让收入的取得以及重组清算等活动等权利，其财务职责包括：审议批准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企业财务战略、财务规划和财务预算；决定企业的筹资、投资、担保、捐赠、重组、经营者报酬、利润分配等重大财务事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监督执行企业财务规章制度，按照财务关系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内部财务制度等。
不难看出，政府作为出资者的权利，在新《通则》中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规范。
3.经营者的财务管理职责——执行。新《通则》强化了经营者的财务职责，这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要求。从逻辑上，经营者作为公司资产责任的受托人，应当在出资者的授权范围内，行使其财务执行权和部分财务决策权。为此，新《通则》明确，经营者财务管理职责主要包括：拟订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财务战略、财务规划，编制财务预算；组织实施企业筹资、投资、担保、捐赠、重组和利润分配等财务方案，诚信履行企业偿债义务等工作。
（二）激励约束机制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企业所面临的财务管理问题越来越多，企业风险也越来越大。突出表现在：
1.财务决策程序化、内部流程及管理控制等方面不严所导致的企业风险（在委托代理成本中，此类风险所造成的损失可被归为“剩余损失residual losses”）；
2.企业在日常运营过程中，没有有效预警体系来保证经营者对企业财务运营质量、财务风险的评估与控制；
3.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来促使经营者尽职尽责，从而使其目标函数偏离股东意愿等等。
应该说，上述所涉及的这些问题都不是中国特色的，它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的共性。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企业在改革深化中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而且是国外公司在治理与管理中普遍急待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一系列管理问题，国外主流的财务管理意识是什么？归纳起来也只有两点：
第一，激励机制。从激励设计上看，笔者认为，它应当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组织的授权激励。经营者如果没有良好的被授权，没有赋予其必要的权责，显然是不足以期望他（她）对决策、管理过程和结果负责的，在这一点上，授权与其说是一种管理措施，倒不如说是一种组织激励。二是报酬计划激励，国外流行的“工资+奖金+长期股权激励（如期权）”等模式，所追求的就是让管理者与投资者目标一致，目标在于减轻由于代理矛盾而产生的代理成本。在这一点上，报酬计划设计的重点不是报酬数量的多少，而是在组织范围内其报酬结构是否合理、是否达到公平激励的目的。在过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经营者，无论是在组织授权激励上还是报酬计划激励上，都没有达到让其对资产经营负责的应有程度，因此，代理问题非常严重，而且代理成本巨大（如投资决策失误、渎职）、发生方式非常隐蔽（成本转移、在职消费等）。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由其自由放任发展，倒不如规范其激励机制，充分尊重经营者的管理业绩。在这一点上，新《通则》中的一大亮点是，首次从法规上提出了经营者激励机制的指导意见，《通则》要求“以回购股份对经营者及其他职工实施股权激励的，在拟订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当预留回购股份所需利润”。
第二，约束机制。从约束与行为规范角度，笔者认为，规范与约束经营者行为是投资者的根本责任。规范与约束经营者的管理行为，不可能完全依据于其过程监督（在这一点上，内部审计监督的直接报告主体不应当是经营者，而应当是董事会或股东会），但可以通过制度形式来规范经营者的行为过程。为此，人们不仅需要对财务结果进行监督（如股东会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进行审计监督），还需要过程中的内部审计监督。而更重要的监督机制，可能是依靠一套有效的管理体系来规范经营者决策行为的规则，使经营者在决策、管理过程中，依据这样一套流程导向（process-oriented）制度体系来进行自律，这套内部流程的自律体系即为内部控制程序。同时，为保证这一内部控制的自律程序能发挥其真正的效力，需要经营者对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在这一点上，美国安然事件后的SOX法案（尤其是其中的404条款、302条款），代表着当今世界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中的主流管理意识。从新《通则》中不难发现，这一主流管理意识对我国企业财务制度的影响。在新《通则》中，无处不体现这样的流程与内部控制的精神，如：建立财务风险管理制度，明确经营者、投资者及其他相关人员的管理权限和责任，按照风险与收益均衡、不相容职务分离等原则，控制财务风险；建立内部资金调度控制制度；建立合同的财务审核制度；建立交易报告制度；建立财务预警机制；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监督制度等。
（三）实施全面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起源于政府，但完善于现代企业。20世纪初，伴随着科学管理思潮的影响，“标准成本”、“预算控制”和“差异分析”等这些与科学管理直接相联系的技术方法开始分别引进到管理会计中来，从而促使了企业预算管理理论的发展。随着经济转型的逐步进行，企业预算管理控制系统对实现发展战略的作用在增强，尤其是对于大型国有企业，实施预算管理是实现集团整合的有效途径，有利于保证企业集团整体目标的实现。新《通则》在第二章“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第十一条中明确规定“对资金筹集、资产营运、成本控制、收益分配、重组清算等财务活动，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并且在投资者财务管理职责和经营者的财务管理职责中都有相关内容。全面预算管理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集团企业的管理水平，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可见，新《通则》融合了我国财务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完善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梳理财务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新旧《企业财务通则》的比较分析：创新之处
（一）新《通则》与相关法律法规及准则趋同
在新的《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相继颁布和陆续施行的情况下，为了在新环境下适应上述法律法规及准则的变化，新《通则》也在很大程度上作了相应调整，其中的很多规定也实现了与新法规及准则的趋同。如：对投资者出资形式，允许有包括货币资金、实物、无形资产、股权、特定债权等形式的出资，这与《公司法》中第27条的规定是一致的；新《通则》中有关职工薪酬、即期奖励以及股权激励的规定及处理方法，与《公司法》第143条的规定相一致，而且也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第5条和第6条的相关规定。新《通则》的这些变化不仅实现了与《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及会计准则的对接，也为新《通则》在实际中的运用铺平了道路。
（二）新、旧《通则》章、条的变化
旧《通则》全文共12章、46条；新《通则》共10章、78条。与旧《通则》相比，新《通则》虽然少了“外币业务”、“财务报告与财务评价”，但新增了第二章“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第八章“信息管理”和第九章“财务监督”，而且第四章“资产运营”是对旧《通则》3、4、5、6章的合并，可见从涉及的范围和内容来看，新《通则》都增加了不少。
在新《通则》新增的章节中，第二章“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强调实行财务分层管理，明确了投资者、经营者的财务管理职能；建立财务决策回避制度；建立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第八章“信息管理”明确指出要构建财务信息管理制度，对财务信息制度的建立、财务信息的管理、财务信息的披露、经济运行监控制度以及财务评价体系等内容都做了规定。第九章“财务监督”从主管财政机关、投资者和企业经营者三个层次构建企业财务监督体系，明确监督内容以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些都是在新《通则》中增加的内容。
（三）新、旧《通则》的内涵分析
1.从通则制定的目的上看，旧《通则》是“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规范企业财务行为，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加强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制定本通则”。而新《通则》则是“为了加强企业财务管理，规范企业财务行为，保护企业及其相关方的合法权益，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通则”。新《通则》与旧《通则》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明确了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并且将其定位为从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这样的规定既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阐明了当通则与法律法规相冲突时，应当服从于相关法律法规。
2.从通则针对的对象看，旧《通则》是“设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财务活动必须遵循的原则和规范”。而新《通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具备法人资格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适用本通则。金融企业除外。其他企业参照执行。”从这一变化来看，新《通则》更侧重于对国有企业而非所有企业的财务行为的规范和指导。从中也折射出政府对企业财务行为管理思路的转变：即对于非国有企业，企业的财务行为应当由企业自主决定，政府不干预其财务管理活动；对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由于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存在着诸如“所有者缺位”、监管不到位等问题，急需通过制定通则的形式来对其财务行为进行指导、管理和监督。
3.从通则的执行方式上看，旧《通则》是由国家直接管理企业具体的财务事项。而新《通则》是由各级财政部门来对企业财务活动进行指导、管理和监督，主要职责包括：监督执行企业财务规章制度，按照财务关系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内部财务制度；建立健全企业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制度，检查企业财务会计报告质量；实施企业财务评价，监测企业财务运行状况等。新《通则》还明确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机构出资的企业，其财务关系隶属于同级财政机关。避免出现各级政府、财政部门权责不明以及“自己监督自己”等混乱局面。
4.从通则涉及的内容来看，旧《通则》包括了资金筹集、企业清算、财务评价以及对有关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内容，可谓是对“财务”和“会计”的“大杂烩”；新《通则》主要包括资金筹集、资产营运、成本控制、收益分配、信息管理、财务监督等六大财务管理要素，并结合财务管理的其他方面，对财务管理方法和政策要求做出了规范，真正实现了专门针对财务行为的管理和规范。
5.从财务管理的指导思想上看，旧《通则》主要从“建立健全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做好财务管理基础工作，如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依法计算和缴纳国家税收”方面来进行管理和指导；而新《通则》的指导思想则是“以现金流为核心，按照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等财务目标的要求，对资金筹集、资产营运、成本控制、收益分配、重组清算等财务活动，实施全面预算管理。”通则的指导思想决定了财务行为的发展方向。新《通则》明确指出企业财务活动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以“现金为王”的观念为核心，遵循风险收益对等原则，强调风险控制，建立科学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这样的指导思想更符合市场经济下现代企业的管理思路。
6.从企业财务管理层级上看，新《通则》从政府宏观财务、投资者财务和经营者财务（包括财务经理财务）三个层次构建资本权属清晰、财务关系明确、符合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要求的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并规定“企业应当依法接受主管财政机关的财务监督和国家审计机关的财务审计。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违反本通则有关规定的，投资者可以依法追究经营者的责任。”而这些在旧《通则》中都没有提及。
7.从可操作性上看，旧《通则》全文都只是停留在一个介绍性的层面上，而且更像是对会计科目、要素的概述，并没有多少真正能指导企业财务活动的内容，对规范企业财务活动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在具体操作上也很难得到实施。新《通则》明确了作为投资者、经营者的职能，从整个财务管理体制的构建、资金筹集的方式及审批管理流程、建立内部资金调度控制制度、建立成本控制系统、收益分配顺序、进行“三流”整合、建立健全企业财务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监督制度等全方位、多层面地对企业财务行为进行了规范和指导。虽然有些方面仍存在操作上的困难，但较之旧《通则》确实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8.从保护对象上看，旧《通则》主要是为了保证投资者权益不受侵犯和保障国家税收；新《通则》主要强调保护企业及其相关方的合法权益。明确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如：审议批准企业财务战略、财务规划和财务预算、决定企业的筹资、投资、利润分配等重要事项；经营者的职能，如：拟订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财务战略，组织实施企业筹资、投资、利润分配等财务方案等权利；加强了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如：明确指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或者听取职工、相关组织意见的财务事项，依照其规定执行，执行国家有关职工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的规定，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等；对风险控制的强调，如：建立财务风险管理制度、按照风险与收益均衡、不相容职务分离等原则，控制财务风险，保护了包括债权人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些都较旧《通则》有了很大进步。
总结起来，新《通则》与旧《通则》在内涵上的差异如表2所示。
五、简要小结
以上只是简要地讨论了新《通则》中所涉及的相关财务管理问题，并比较和分析了新、旧《通则》。需要指出的是，《通则》作为指导企业财务管理行为的规范，对所有企业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银行资金进入股市理论依据研究 篇7
一、混业经营理论
1999年金融业分业经营的代表性国家——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这一法案正式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正式确立了银行、证券与保险业之间的参股和业务渗透的合法性, 从而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 揭开了金融业走向混业经营的新纪元。随着加入世贸后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对外开放, 全球金融混业经营的潮流将对分业经营体制下的中国金融业构成巨大的挑战。分业经营限制金融业跨行业并购以组建金融集团, 因而阻碍了中国金融业规模的扩大、分割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为了与国际金融混业经营模式接轨, 迎接外资全能金融机构的挑战, 混业经营必将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大趋势。
(一) 金融业资产的专用性低使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成为可能
不同行业对生产要素的品质、特征和结构等有不同的要求, 即资产具有专用性。资产的专用性越强, 资产在不同行业和业务之间进行转移的成本越高, 生产要素就会被锁定 (占据) 在相应的行业。反之, 就可以通过资源转移的方式在更广阔的经济领域内同时经营不同行业的业务。现代金融业, 其生产要素不外乎资本、信息、企业家才能三种形式。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讲, 各种金融业务的生产要素专用性程度都很低, 这使混业经营成为可能。
首先, 金融机构资本要素的专用性低。在资本要素方面, 金融企业的生产要素可以细分为非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非人力资本主要表现为:从M0到M4之间的各种货币、有价证券, 以及各种抵押票据等多种形式的“货币”。对于金融工具来讲, 资产流动性越强, 其专用性越低。金融机构的其他固定资产, 如办公场所、计算机设备、通讯线路、甚至交易平台等在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通用性很强。从金融机构的人力资本来看, 由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服务对象是类似的, 而两种金融业务所面临的金融资产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此, 两类金融服务人员的知识积累也必然是趋同或者高度相关的。
其次, 信息要素的资产专用性低。金融业务是一种与信息具有最密切关系的经济活动。从金融机构的信息来源看, 不外乎宏观信息、行业和市场信息、企业信息和个人信息等。由于商业银行业与投资银行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行业环境, 以及企业客户和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 可以认为两种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趋向, 以及与经济有关的各种非经济变动等方面的信息的获取和处理都是类似的。尽管由于业务操作程序的不同, 不同金融机构在信息利用上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 但是这并不构成严重的信息专用性问题。
最后, 金融企业家才能要素的一致性。商业银行是一个注重创新的行业, 早期的商业银行创新主要围绕资产负债表展开, 后来的创新则突破了资产负债表的限制, 发展到表外业务的创新上。商业银行创新使得商业银行的资产专用性更为降低, 从而形成商业银行家和投资银行家的“经营才能”不仅没有专用性, 反而有更强的互补性。对我国而言,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金融市场将在几年内全面对外开放, 金融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我国商业银行只有采取多元化经营的战略选择才不会被历史抛弃。
(二) 我国实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分析
首先, 从国际大环境看, 美国《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案》正式生效标志着美国在世纪之交放弃分业经营模式进入混业经营的新纪元, 这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制度变迁产生深远影响。
其次, 加入WTO以后, 中国经济和金融将融入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渠道, 因而必须按照WTO制定的游戏规则进行经济和金融活动。金融机构也一定要按照国际成熟市场的经验, 打破分业经营的限制, 逐步实现混业经营。
再次, 从国内商业银行近几年来的情况来看, 其业务空间越来越小。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 好的企业更加热衷于直接融资, 而一些效益更差的企业才愿意从银行间接融资。这使商业银行的业务对象质量普遍下降, 难免造成信贷资产质量下降, 势必加大中国金融业的风险。
最后, 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大力发展极大的侵蚀了我国银行场传统的业务空间, 而混业经营则可以拓宽商业银行的业务空间, 为商业银行提高资产质量降低风险提供更多的选择。
(三) 混业经营产生能产生种种益处
首先, 混业金融机构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机构网点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和金融交易成本, 实现资金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 有效地促进竞争, 提高金融体制的效率, 混业后的金融企业资金实力、竞争实力都更加雄厚。
其次, 有利于优化金融资产结构, 降低风险。实行混业经营, 可以实现金融资产的多元化和资产风险的分散化, 降低非系统性风险, 使金融资产具有更大的整体稳定性。
再次, 实行金融业混业经营有利于我国金融企业扩大资金运用形式, 积极应对外国金融企业的竞争。
最后, 实行混业经营有利于实现金融服务的全面化、综合化。
二、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理论
货币市场一般指的是期限在1年之内的短期资金市场, 主要职能是满足经济体系的短期货币需求。资本市场一般指的是期限在一年以上的长期资金市场, 主要职能是满足经济体系长期资金需求。在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区分是相对的, 两个市场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主要表现在有大量相同的金融工具, 有大量相同的市场参与者, 资金经常互相流动。随着全球经济的融合化发展变得愈加明显, 资金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转移性流动更加频繁。
(一) 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割裂
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长期以来基本处于割裂状态,
首先, 在法规上的割裂。表现在1995年出台的《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在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1996年出台的《贷款通则》第20条“不得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 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不得用贷款在有价证券、期货等方面从事投机经营”等。
其次, 在市场组织上的割裂。表现在债券市场内部的割裂:两大债券交易市场的区别。一是市场参与主体不同;二是两交易系统所采用的报价方式不同;三是两交易系统依托的交易网络不同;四是两交易系统的债券开户、托管和结算方式不同;五是交易品种和方式不同。
(二) 货币和资本市场需要协调发展
1. 资金的多渠道运用
目前, 我国银行体系积淀着大量的存贷差, 由于没有找到的合适的投资利用渠道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大量的货币资金沉淀在运作艰难的银行体系, 造成了极大的金融风险。资金大量沉淀在银行体系不仅对银行是负担, 而且也无法使储户得到满意的收益回报, 更无法为急需资本支出的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我国金融结构调整的重要思路就是要将传统货币市场、存贷款市场中的货币疏导到其他更有效率, 风险更小的市场上去, 从而降低整个经济的金融风险。
2. 资本市场发展需要引入资金
我国资本市场之外最大的金融市场为货币市场, 因而从货币市场引入合规资金成为首选。我国资本市场需要的资金是多方面的: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购买股票和债券等证券需要资金;证券经营机构扩充证券投资和经纪业务需要资金;上市公司发行证券、进行兼并收购等业务需要资金。资本市场需要通过机构安排、产品创新、制度安排等从货币市场引入更多的资金, 才能发展壮大。
3.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连通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连通是将短期资金转化为长期资本的重要渠道, 货币市场是短期资金的融通场所, 资本市场为长期资本服务, 两市场之间有顺畅的连通, 才能使短期资金与长期资本之间顺利转化,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如果连通渠道不畅通, 就会造成市场的隔裂、长短期利率的扭曲, 最终导致储蓄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 损害经济的持续增长。整个经济体有时需要短期资金转化为长期资本, 增加投资的投入, 但有时整个金融体系则需要更多的流动性, 长期投资需要变现进行流动。因此, 两个市场的连通作用是双向的, 对于双方都是必要的。连接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沟通的渠道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金融中介同时参与两种市场而产生直接联通;二是通过企业资产运用的调整而出现间接联通;三是通过居民储蓄存款向股市转移投资而出现金融非中介化。
4. 资本逐利的本性要求没有流动障碍
银行业和证券业都是经营资金的专门机构, 一个是间接融资, 一个是直接融资。从本质上看, 银行业和证券业经营的资金没有根本区别, 资金是同质的, 都是在运动中追求资金的保值和增值。这在任何市场上都是一样的。因此, 资金必然会在市场上寻求任何获利机会。人为阻止资金的运动是不可能的, 只要资金的本性不改, 资金就会在不同的市场上不停的寻求增值, 而不管是货币市场, 还是资本市场。银行业和证券业经营资金的同质性必然会要求两个市场融合。
5. 长、短期资金的人为划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传统观点认为, 货币市场是经营短期资金的, 资本市场是经营长期资金的。这种划分只是表面的, 也不能真正把资金截然划分开来。资金为了增值必然会不停的运动, 哪里有获利机会, 就往哪里流动, 而不会静止不动。
三、风险分散理论
风险分散, 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篮子里”。从理论上讲, 商业银行的“鸡蛋”就是资金, “篮子”就是可供商业银行选择的各种资产。风险分散理论认为, 在各种投资品种相关性不大的情况下, 增加投资的种类可以降低非系统性风险。根据风险分散的原理, 商业银行不要把所有的资金集中于某一种或两种资产上, 而应分散于多种资产上。当其中某种资产发生损失时, 商业银行不致蒙受太大的损失。对于我国银行来讲, 大多数银行的资产主要集中在信贷资产上, 在证券类资产的选择上很少, 这很明显违反了风险分散原则。资产结构多元化分布与稳健经营, 已构成了银行业基本的经营准则。就我国目前以贷款为主的单一型资产结构而言, 其风险无论用何种办法也是无法有效规避的。在以贷款为绝对主要资产的单一型资产结构下, 企业一旦不能按期偿还贷款, 商业银行就没有办法及时收回债权及收益, 陷入束手无策的困境。倘若是多元化的资产结构, 由于风险分散, 不但可以使风险小得多, 而且可以通过其它形式的资产收益来抵减信贷资产风险上的损失。因此, 与以贷款为主的单一型资产结构相比, 多元化的资产结构在分散风险、确保资产安全性上有着绝对的优势。
四、流动性理论
资产流动性是指银行资产在不发生损失的情况下迅速变现的能力。各种银行资产由于其自身的固有特性, 其流动性有强弱之分:固定资产不具有流动性;贷款和投资是主要盈利资产, 其流动性也很有限, 或者不能马上变现, 或者变现要承受较大的损失;股票有较高的流动性, 其变现速度较快, 在市场正常的情况下损失也小;而现金资产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商业银行要保持足够的资产流动性, 从存量角度考虑, 必须要有一定的现金或其他易变现的股票债券等资产。为使银行资产能够灵活周转, 必须使各种流动性资产保持较好的流动性, 合理安排资产规模和结构, 以随时满足客户的提款或贷款需求, 防止经营风险发生。商业银行保持资产流动性有利于其偿还负债、完善自身功能、提高信任度, 更有利于提高银行的经营效益。因此, 保持资产的流动性是银行的生命线, 是规避各种风险的主要手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在当前我国银行资金有进入股市的必要性, 有充分的理论支持。当然也存在许多问题和风险, 这需要我们加强风险控制。
参考文献
[1]倪浩嫣.混业经营的理论分析和路径选择[J].经济科技, 2001, (3) :16-17.
[2]托马斯·梅耶.货币、银行与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3]蔡秀平.我国股票市场股权政策回顾及法律考察[J.]福建金融, 2004, (3) :4-5.
[4]于昆.论混业经营与分业经营[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05, (7) 3:4-37.
论双语词典释义的理论依据 篇8
双语词典释义研究的对象是词汇单位语义系统的对应释义, 涉及双语词典学、语言学、翻译学、心理学以及文化对比研究等诸多领域, 具有鲜明的对边缘学科特征, 而这种跨学科的特殊性则决定了他需要特殊的多元研究理据, 也就是说, 我们要研究双语词典释义, 不能只局限于双语词典学本体研究的狭隘视野, 应该放眼相关研究领域的多元理论。本文从语义学、词典学、翻译研究和用户反应四个方面对双语词典的释义进行探讨, 提出对双语词典释义的研究应该考量多方面的因素, 才能使其研究真正具有价值。
二、双语词典释义的研究综述
双语词典的释义研究在国内外都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以前人们曾把双语词典的释义问题理解得过于简单化, 认为双语词典就是对单语词典的翻译, 双语词典不存在释义研究的必要性。而如今人们越发意识到了双语词典的释义本质是给源语词目提供等值的目的语词汇:即选用与词条相对应的目的语词汇解释其意义。一些学者重点探讨了词典等值词的性质、种类、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针对人们长期以来将“等值”视为一种静止不变的概念看法。哈特曼 (Hartmannl986:117) 指出:“等值概念不是固定、单一的对应关系, 而是基于一些代码转换策略的变动的、双向的过程。这些策略取决于语篇的特点、译者或词典编纂者的双语能力以及所追求的目的”。在国内, 魏向清 (2005) 专门讨论了双语词典译义的系统建构、原型特征等问题。还有许多学者试图突破词典学的框架.从整个语言学的高度审视词典释义, 对释义理论进行外部的研究。章宜华 (2002) 运用综合语义分析理论、句法理论、家族相似性理论和原型理论, 提出了“多维释义”的概念。在孟琼主编的《动词用法词典》之中, 编者把汉语名词与动词的格关系细分为14类 (受事、结果、对象、工具、方式、处所、时问、目的、原因、致使、施事、网源、等同、杂类) , 并将其运用到词典释义之中。
三、双语词典释义的理论依据
双语词典释义研究的首要理据是语义研究理据。“词义是词典编纂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因为词典编纂者多有的裁夺, 几乎都与在词典中如何处理词义有直接、间接的关系……”慈古斯塔的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语义研究在词典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同样, 在双语词典的释义研究中, 词义的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由于双语词典涉及到两种不同的语言及其负载的文化, 词义的描述自然变得较单语词典的单纯释义要复杂得多。要研究词汇的语义, 我们自然要从语言学中的语义学理论分支汲取养分, 比如哲学的、语言学的、自然科学的等等。对词典学研究者来说, “应该密切注意语义学领域的一切研究工作, 因为关于词的语义性质懂得越多, 工作就做得越好” (慈古斯塔:1983) 。
双语词典释义研究的第二大理论依据是双语词典学研究理据。双语词典的释义研究不同于单语词典的释义研究, 有着很大的特殊性。只有充分把握双语词典学的研究理据, 才能研究好释义的具体问题, 找出适合双语词典编纂的释义工作的特殊规律来。因此, 要研究释义问题, 必须立足双语词典编纂的研究视野, 否则便很容易发生偏离, 缺乏针对性。
双语词典释义研究的第三大理据是翻译研究理据。双语词典学理论应该是从双语词典翻译的特殊文本形式特征出发, 充分考虑到双语词典文本区别于文学文本或其他非文学文本的个性;充分考虑到双语词典是工具性与权威性, 具体地有针对性地研究双语词典翻译的实际问题。双语词典的翻译首先要立足于翻译实践活动本身, 要遵循翻译实践的一些基本或普遍的规律, 如语际转换的规律要符合翻译实践活动的普遍标准, 忠实有效地传达原语语言的信息以及植根于原语语言中的丰富的人文内涵, 即文化的信息。正如王正、孙东云指出, 双语词典可以为译者找到准确的翻译对等词, 并给出优秀的例证译文, 帮助学习者了解特定词汇在语境中的不同译法。前一点得到了辞书界的普遍认同, 但后一点却长期以来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词典编纂界“普遍存在着双语词典释义中给出的对应词与例句中出现的对应词互相脱节的现象”, 这是一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其实优秀的双语词典例证翻译可以为翻译实践提供参考, 帮助学习者培养翻译转换技巧, 避免欧化汉语, 促进文体对等, 增进文化沟通。
双语词典释义研究的第四大理据是接受反应论理据。这也由双语词典的使用者, 也是双语词典释义文本的最终接受者——外语学习者来决定的。双语词典编纂的目的就是为光大的外语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过程服务的, 双语词典释义的研究也必然应该围绕其接受者之语言学习特点和需要的中心, 否则研究无的放矢, 也就失去了合理性和实际意义, 没有任何价值了。
四、结语
通过对当代词典释义研究的成果梳理我们发现, 词典学在释义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要全面了解双语词典释义, 就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的信息, 从不同角度, 依据不同理论的指导, 才能使双语词典的释义做到更加完善, 才能使双语词典编纂工作做的更加有意义。
参考文献
[1]章宜华.学习词典释义结构与义方法初探.外国语, 1999 (3)
[2]章宜华.语言学理论对词典释的影响.现代外语, 2000 (1)
正五边形作图方法的理论依据 篇9
数学课本以及有关制图教材正五边形作图方法如下:
一、作图步骤
(a) 作半径OB的等分点P;
(b) 以P为圆心, PC为半径画弧交于对称线于H, 则CH即为五边形边长;
(c) 以长度CH分圆周为五等分;
(d) 顺序连接各分点即成正五边形.
二、正五边形的画法
由作图可知, P为OB中点, undefined;CE为五边形边长等于a.
1.从作图角度看这种做法所得的边长与外接圆半径的关系
undefined
即undefined
2.从数学角度看看正五边形的边长与外接圆半径的关系
如图示圆内接正五边形半径OA=R、边长undefined
我们先算∠AOC =36°的正弦值:
cos54°=sin36°
⇒cos (3×18°) =sin (2×18°)
⇒4cos318°-3 cos18°=2sin18°cos18°
(利用三倍角公式cos32=4cos3α-3cosα)
⇒4cos218°-3=2sin18°
⇒4 (1-sin218°) -3=2sin18°
⇒4-4sin218°-3=2sin18°
⇒4sin218°+2sin18°-1=0.
解一元二次方程得:
undefined
三、结 论
论PBL教学模式的理论依据 篇10
通常情况下, 在教育学等人文学科领域, 任何新方法的出现都与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紧密相连。PBL模式肇始于1960年代的欧美国家, 当时最具活力的哲学话语当属西方马克思主义、胡塞尔创建于20世纪之初的现象学, 以及后现代主义等。在这种情形下, 笔者将从PBL模式的构成要素, 即内容、组织和结果等入手, 探讨诸要素的主要特征与产生PBL模式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思想理论资源之间的关系, 以期梳理并厘清这一教学方法的理论依据。
一、PBL内容设置与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驳斥
PBL模式的教学内容通常被表述为“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现实生活和真实情境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复杂的、非预测性的、多学科知识交叉的问题”[1]。可见, 该教学模式强调对具体的“现实生活和真实情境”的把握, 这与传统的以抽象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的教学理念具有明显分歧。那么如何理解这一分歧?如上文所述, 教育学的发展与社会思想的变迁有关, 或者说, 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催生了教育方法的变革。
当代西方各个哲学流派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对形而上学的拒斥, 因为自卡尔·马克思开始, 形而上学的价值便从一种理论工具转化为新的理论的批判对象。其原因则在于该学说自身存在的不可弥补的诸多缺陷。一般的认识是, 黑格尔是西方思想史上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 在其著作《精神现象学》中, 黑格尔总结了形而上学的作用与意义。在他看来, 我们所面对的具体的事物都是现象, 哲学家所做的是从理性出发, 发现和把握这些现象背后的概念, 即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定, 这样的本质规定便是人们一直所追求的“永恒真理”。对此, 马克思率先对黑格尔的“理性至上”论加以批判, 他指出, 理性所辖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 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 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 没有发展”[2]。这段话的核心是, 形而上学的理性思维不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并以此指导社会生活, 因为理性思维恰恰是从社会生活中生产出来的。在马克思身后, 尼采、海德格尔等人也陆续对形而上学的其他弊端提出批判。正是在这样的持续不断声讨声中, 形而上学渐成明日黄花, 最终在西方思想界乃至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中走向消亡。
据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PBL模式与传统的以抽象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的教学理念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所谓“抽象理论”, 不过是形而上学理性思维的产物, 既然书本上的理论产生于社会生活, 那么理论就不应当凌驾于生活之上。进一步说, PBL模式强调以“现实生活和真实情境”作为学习内容, 这本身不但包含了对理论的学习, 而且还具有在教学中对理论构成原因的学理性探寻的作用。也就是说, 这一教学模式不但可以教会学生知识, 还能够让学生知道这样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
二、PBL组织方式与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理论
PBL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要求学生以小组的组织方式展开学习。在这一模式下, 学生的学习不再是个体而是集体行为, 面对教师提出的具有一定复杂性的问题, 每一个学生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大家各有分工, 人尽其用, 同心同德地去解决他们所共同面对的难题。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学习方式的变革, 换句话说, 传统的“个体式”学习方式为何会朝向“集体式”变化呢?
长期以来我们坚持认为, 学生在课堂以外的学习活动必须独立进行, 无论是知识的记忆还是课外作业的解答, 学生必须独立自主地完成。这样一来, 不具交互能力的知识或者题目必然成为学生学习行为的对象 (或可称之为客体) , 而具有选择、分析、判断等思辨能力的学生则成为这一学习过程的主体。主客二分法是西方传统哲学中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笛卡尔“我思”的主体到康德的先验主体, 再到黑格尔的“绝对”主体, 在当代以前, 西方思想界对于个人的主体地位的追求始终热情不减。然而, 进入20世纪以后人们发现, 这种将“我”置于主体的位置来观察、思考、对待作为客体的物和“他者”的思维方式给世界造成了不可补救的灾难。胡塞尔、哈贝马斯、伽达默尔等哲学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旗帜鲜明地反对主体性观念。其原因在于, “二分法”不可避免地在社会意识形态中产生“唯我论”, 其结果是导致一系列不公平与非正义事件的发生, 诸如美洲大陆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二战中犹太人惨遭屠戮、西方对于东方的野蛮殖民……基于这一理论预判, 我们重新审视学生自学活动就会发现, 在“单兵作战”式的学习过程中, 上文所说的“主体”意识将潜移默化地植根于学生的思想观念之中。一方面, 作为学习的对象而存在的知识, 本身就具有客体性的特征。更重要的是, 被排斥在学习活动之外的“我”的同学将成为学习活动的“他者”, 依据思维的惯性 (或者惰性) 特征, 对于同学身份的这种定位很容易持续到学习活动结束以后。这样一来, 自我的主体意识将进一步把同学与学习对象等同起来, 即也把他人看成客体, 而这种观念正是当今西方思想界所反对并警惕的。
回到PBL模式的小组学习这一环节中, 分工协作的解题方式并不是为了降低学习的强度, 而是要化解自学环节中学生产生的主体意识, 并让学生学会有效的交流与合作。这一做法与胡塞尔所提出的主体间性的思想暗合。按照胡塞尔的观点, 在终止了自然的态度而面向事物本身时, “我”将知觉到其他的“我”, 并意识到另一个“我”不只是与其他物体一样的三维空间存在物, 而是和“自我”一样具有先验构成能力的“他我”。“我”与“他我”是具有先天联系的同类, 二者之间既有相关性, 又有统一性。也就是说, 具有主体性的自我所面对的其他人并不是客体, 而是与自我处于同一层面的另一主体。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主客对立的矛盾便不复存在了。在PBL模式中, 学生不但在协作过程中可以体验并理解上述互主关系, 即便是面对自己所承担的那部分“本职工作”, 依然会不断意识到另一个 (些) 主体的存在, 其原因在于, 他 (她) 的学习成果最终将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被纳入到小组的成果整体当中, 而该组成部分必须与成果整体保持协调统一并被所有组员所理解与认同。
三、PBL学习结果与后现代主义知识观
PBL模式要求教师所设计的问题具有复杂性、现实性与最终得出结论的不确定性, 这就决定了该教学模式的研究成果是开放式的、多元化的。也就是说, 对于PBL的问题而言, 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 研究方法是否合理可行、研究过程与最终结论是否在逻辑上相互联系是评价学生学习结果优劣的主要标准。这好比莎士比亚的那句名言, 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 PBL为什么要放弃传统教育所设定的一元化的认知方式, 以可能性与合理性代替被传统观念所认定的具有确定性质的知识呢?
作为西方当代最具吸引力的哲学话语与社会生活方式, 后现代理论及其文化实践既不相信客观的知识, 也不承认知识的确定性。在米歇尔·福柯看来, 我们所接受的知识非但不意味着是客观的, 甚至其生产过程的客观性都值得怀疑。他认为:“知识与权力总是融合在一道, 知识是一层薄薄的面具覆盖在统治的结构上面, 这种统治总是意味着压迫、监禁等等”[3]。关于知识的内部隐藏着权力结构这一观点, 虽然表面来看过于武断, 但细想却不无道理。人类知识的生产者只能是人类本身, 而作为后现代理论的一个共识, 每一个人都存在于各种权力关系当中并时刻都受到权力关系的制约, 这就决定了知识的生产过程必然同权力运作联系在一起。福柯的观点可以从1600年教会烧死支持“日心说”的布鲁诺这一历史事件中得到证明。关于知识的确定性问题, 布鲁尔则提出:“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的人类知识, 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 都是当做调查研究的对象。所有这些信念都是相对的, 是由社会决定的, 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的人们进行协商的结果。因此, 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群体, 不同民族之中的人们, 会基于不同的‘社会意象’而形成不同的信念, 因而拥有各种不同的知识”[4]。
参考文献
[1]刘景福, 钟志贤.基于项目的学习 (PBL) 模式研究[J].外国教育研究, 2002, (11) .
[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72-73.
[3]包亚明等.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146.
理论依据 篇11
关键词：农业保险；政府介入；道德风险；逆向选择
农业保险作为一项解决农业风险问题的社会制度安排，其分配的一部分是公共资源。增加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其实施运行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各国的农业保险实践表明，政府的合理介入是保持农业保险制度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和基础。但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仍处于较低发展水平，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农业保险体系中的政府介入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理论依据
1、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农业风险具有风险单位大特征，一次风险事故涉及面广，小则一县一市，大则一区一省。特别是洪涝灾害、干旱灾害等风险一旦发生，则涉及千千万万农户、上亿公顷的农地。这使得保险公司难以通过集中大量风险单位来分摊损失，其承保的农户越多，面积越大，风险反而越集中，风险损失会越大。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就越大；此外，农业风险的广泛伴生性，使得农业保险损失容易扩大，而且由于这种损失是多种风险事故的综合结果，很难区分各种风险事故各自的损失后果，为保险公司的经营制造了技术上的难题；农业风险的发生频率高、损失规模大，严重的自然灾害可能使几个省区连片受损，甚至使作物绝产，这样大规模的损失足以使经营稳健的保险公司，在承保了一定规模的农险保标的后，因一次巨灾发生而濒临倒闭。农业风险的特殊性不符合传统的理想可保风险的准则，导致其不能通过市场化方式有效分散，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2、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品性质。农业保险是一种准公共品，其在取得和消费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从需求看，对于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由于私人购买了也不能独享其效用，不能排除不花钱购买的人享受该产品，造成“搭便车”效应，导致“需求不足”。在农业保险市场上，表现为私人购买力不足。从供给看。公共产品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特性和自然垄断的倾向，产量越大，消费者越多，其效用越大，效率越高；私人市场的竞争非但不会提高效率，反而会降低效率，这也正是需要政府介入的依据之一。作为准公共品的农业保险供给应当有政府的参与，因为市场机制所提供的数量会大大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此外。农业保险具有外部性。农业保险的“消费”不仅给投保农民本人带来效用，而且对全体社会成员带来“好的”影响，这表现在：一方面，农业保险可以在灾害事故发生时使农民获得最低保障收入，进而保证农业生产及国民经济发展的正常化；另一方面，农业保险可以降低农业投资者的风险预期，提高其进行农业投资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农业的产业化程度。此外。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以及农业与国民经济各部门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农业保险对农业及农民的保障作用，会演变为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利的乘数效应。具有正外部性的农业保险，其社会边际收益高于私人边际收益，而私人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因此，其市场供给和需求均不足，需要政府的介入。通过非市场的方式予以解决。
3、农业保险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逆选择在农业保险中表现比较突出。面对种类不同的农民总体。处于信息弱势一方的保险人，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在提供农业保险时，或者对承保对象进行选择。把低风险农户吸纳投保。而把高风险农户排除在外。出现保险人的“撇油”行为：或者提高均衡保费。而提高保费又使那些低风险者退出保险，如此造成保费不断提高的恶性循环。结果是只有为数较少的高风险农户才会参保，出现“劣等客户驱逐优等客户”的情况。参保人少，风险基金规模小，使农业保险依据大数法则分散风险的功能难以发挥，最终导致保险市场萎缩甚至垮掉。逆向选择是典型的市场失灵。有赖于政府的多种干预或诱导机制从中发挥作用。
道德风险是农业保险面临的又一难题。农业保险合同的签订本身可能会改变投保者的动机和行为，即投保后，投保者会放松对风险的警惕和控制努力，从而改变事故发生的概率和规模。尽管农业生产者无力影响大自然的状况，但他可以通过努力影响许多风险事故发生的规模和概率。从而影响保险公司的收益。因此。道德风险使农业保险人面临高监督成本和高赔付损失的两难选择，无论如何，都提高了保险经营成本，破坏了保险筹集资金的功能。如果道德风险所产生的成本过高，保险人就会减少甚至不提供农业保险的供给，最终导致市场的萎缩和社会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而政府的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解决此问题。
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农业保险的准公共品属性及外部性所造成的供求不足、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所引发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都是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体现。这都产生了政府介入的内在需求。对多数国家而言，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保险的社会效益必须首先予以考虑。当农业保险的社会效益目标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得以实现时，政府就必须用其他手段实现这一目标。以上为政府介入农业保险提供了有力、必要的理论支撑。
二、中国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基本内容
1、确定责任限度是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基本前提。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责任限度，是指由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农民提供农业保险的广度和深度。“广度”是指农业保险所覆盖的保障范围，“深度”是指政府负责的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从理论上说，农业保险应该覆盖全部种植业和养殖业；不仅为农民提供灾害损失的基本补偿。同时提供收入保障。但从西方国家农业保险发展的经验来看，农业保险的发展有针对性，开始往往只覆盖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作物和畜牧产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验的累积。再逐步扩大范围，提高保障程度和金额。无论是其深度。还是广度都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承担能力以及社会、文化、制度沿革相适宜。当前中国处于经济发展阶段，政府的财政力量有限，要整体对种养两业提供农业保险，或对部分农民提供高保障水平的服务，在现阶段条件尚不成熟。政府应现实地将其介入农业保险体系的“广度”界定为重点扶持的地区和农作物，在经济条件允许时，再逐步扩大其保障范围；“深度”界定为提供基本保险保障。而不是更高层次的“收入保险”，但政府应当寻求更加符合市场规律有效率的方式解决基本保障水平以上的保障，要区分不同层次中各级政府的责任。
浅析实践教学模式建立的理论依据 篇12
关键词：实践教学,模式,理论依据
进入21世纪, “复合型人才”和“实用性人才”的需求日益凸显。强化教学实践性已成为我国人才培养的主流模式。
一、强化教学实践性的理论意义
1.体现人的全面发展观。
人的全面发展首先包括人的社会关系的日益丰富和发展, 社会化应是人们获得个性和学习社会或群体各种习惯的过程。同时, 人的个性的发展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社会越是向前发展, 就越是要求社会成员发展多样的个性和能力, 不拘一格造就各方面人才。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新中国成立以后, 毛泽东也十分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号召人民群众要能文能武、亦工亦农;号召广大青少年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提倡党的干部、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 体验和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提倡教师和学生要走出课堂, 走入社会, 走入生活。改革开放后, 邓小平则提出:要努力使我们的青少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
2.实现知行统一观。
知行统一观就是强调实践活动在教育中的作用。陶行知先生提出生活教育理论, 主张社会即学校, 生活即教育, 教学做合一。马克思主义也一贯强调知行统一的思想, 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发展动力、目的和归宿, 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强调实践, 认识, 再实践, 再认识, 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 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提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实践是人类把握物质世界的重要环节, 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
3.满足以市场需要为导向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该观点认为传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以知识传授为中心, 质量控制通过招生选拔、办学资格审批、专业培养安排、教学计划要求等环节实现, 高等教育质量实际上就等于教学质量。它对学校活动结果的评价是:只要完成国家规定的教学任务, 质量就是合格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习任务, 就是合格人才。这种教育质量认定方式, 突出了学生掌握多少书本知识和掌握的知识系统性如何, 忽略了对课程和知识是否是社会必须和学生未来发展需要的关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 市场经济对人才的规格要求则是建立在工作岗位不断变动的基础上。新的人才观要求人才必须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实用性”, 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毕业生才能称为人才, 检验的标准就是是否胜任工作岗位的要求。在人才认定上从传统的知识本位转向能力本位, 理论知识不再作为唯一的考核模式, 实践能力的考核地位越来越高。
二、实践教学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
1.教育生长论。
主张教育即生长、教育即发展、教育即生活。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 人的生长表现为物质与心理两个方面, 二者的发展“相辅而行”。他提出了以活动教学代替课堂讲授、以儿童亲身经历代替书本知识、以学生的主动活动代替教师主导的现代教育新的“三中心”, 明确提出:“从做中学要比从听中学更是一种较好的方法。”他主张教学应当遵循“真实情境—发现问题—占有资料—提出假设—检验想法”五个步骤, 强调要善于利用日常生活创设教育情境, 在情境活动中促使学生主动发现问题, 给学生提供主动的作业, 不仅增加经验的意义, 而且对学生的“一切建造、操作、积极的行动和制造的冲动给予运用和满足的机会”, 可以培养和发展他们的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实际操作的能力。
2.行为导向教育理论。
行为导向的教育思想, 主要源于人们对现实及未来社会对职业人才新要求的思考以及对教育和学习概念的重新认识。以往对学习过程最传统的认识是:动机、接受、理解、记忆, 而今人们更强调“交流”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将“教育是有组织地和持续不断地传授知识的工作”改为“教育被认为是导致学习的、有组织的及持续的交流”。在此, 学习是指个人在行为、信息、知识、理解力、态度、价值观或技能方面的任何进步与提高, “交流”是涉及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信息转移关系。德国教育专家杜霖认为, 学习的核心是“呼吸”, 伴随着思考和分析, 把记忆的东西进行融合、转化成实际问题和任务, 然后去解决问题。完整的学习过程至少应该包括思考、记忆、表达、传递以及行动。而“呼吸”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实践, 即学生可在教室、实验室、工厂、车间等实际操作环境中进行“手脑并用”的学习。
3.知识和认知能力分类说。
人类知识原本是整体的、相互关联的, 但为了方便传授与学习, 人类知识被有系统地分门别类。柏拉图把人类知识分类成臆测、信念、了解、纯理性。亚里士多德则修正了柏拉图的理念论, 将知识分为理论性知识、实用性知识、生产性知识三大类。20世纪60年代, 美国教授陶尔士等人从本质及实用价值角度, 将人类知识分类为四类:描述性知识, 以追求及建立现象或事件的事实为目的的知识, 如物理、化学、生物等;规范性知识, 是判断现象或事件好坏、美丑的知识, 以追求现象或事件的的价值与信念为目的, 如哲学、文学、美术、音乐等;实践性知识, 是对现象或事件采取相应行动, 追求有效的应用行动, 如医疗、新闻、工程、设计和教育等, 技能教育就属此;形式性知识, 是统整所有知识和人类思维方式的知识, 如数学、语言及逻辑等。因此, 知识分类说将教学过程中所要传授学习的知识分为三个范畴:事实之知、技能之知、规范之知。当今教育中教学目标的拟订也应分为知识教学目标、技能教学目标、情意教学目标, 分别呼应事实之知、技能之知与规范之知的知识传授与学习。
4.协作学习理论。
协作学习就是在教学上运用小组, 使学生共同活动以最大程度地促进自己及他人的学习。它有五个构成要素:积极互赖、面对面的促进性交互作用、个人责任、社交技能和小组自加工。这是一种为了促进高效率学习、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而开展的教学组织活动。在学习中, 学习者共享信息与资源, 突出主体地位, 培养主动参与的意识, 激发创造潜能。协作小组基本由志趣相同的学生自愿组成, 研究的课题、方案、途径与手段以及结果呈现方式, 都由小组成员共同讨论决定, 赋于全体学生充分的参与机会与权利, 个体的学习结果为小组成果的一部分。教师对学习过程的干预和控制大大降低, 更多的是给予引导和激励。实现这种优势互补、功能整合要注意三个原则:组员个性差异互补;组内交流、组际竞争;考核评价方式多维交叉、有机结合。
5.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本来是源自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 由于个体的认知发展与学习过程密切相关, 因此利用建构主义可以比较好地说明人类学习过程的认知规律。其主要观点:一是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 而是学习者在一定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 获取其他人的帮助, 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 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学习环境的四大要素是:情境、协作、会话、意义建构。二是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法。要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体现创新精神;让学生有多种机会在不同的情境下去应用所学的知识;要让学生能根据自身行动的反馈信息来形成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三是强调“情境”对意义建构的重要作用。认为在实际“情境”下的学习, 可使学习者利用自己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有关经验去同化和索引当前学习的新知识, 赋予新知识以某种意义。四是强调利用各种信息资源来支持“学”。主张为了支持学习者的主动探索和完成意义建构, 在学习过程中要为学习者提供各种信息资源。五是提出了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可以采用的教学方法, 如支架法、抛锚法和随机进入法等。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以学生为中心, 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建构主义所要求的学习环境得到了当代社会信息爆炸、知识传播途径多元化网络化现象的支持, 也得到教育界的认可, 并日益与广大教师的教学实践普遍结合起来, 成为深化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扬弃”传统教育思想与教学观念的重要武器之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