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交流合作

对外交流合作（通用12篇）

对外交流合作 篇1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福建省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迅速发展, 成功实施了一大批对外科技合作项目, 与世界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关系。据统计, 从1996年以来, 福建省共组织实施了75项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 涉及瑞典、匈牙利、秘鲁、白俄罗斯、墨西哥、欧共体、前南联盟、波兰、捷克、越南、巴西、法国、俄罗斯、芬兰等19个国家或国际组织;1998年开始设立闽台科技合作项目, 并且不断增加支持力度, 2007—2009年就共立项支持闽台科技合作项目47项, 资助金额达567.8万元。对外科技合作领域涉及电子信息、光电子、中医药、现代农业、计算机技术、新材料等, 引进、消化、吸收了一批全省国民经济建设中急需的技术, 部分合作项目填补了国内空白, 一些合作项目已实现了产业化, 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和兴起;同时, 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正处于关键期,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使两岸交流合作站在了新的起点上。面对新的形势, 福建必须根据新要求, 开拓新思路, 以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为建设海峡西岸创新型省份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完成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从目前海西经济区建设现状来看, 福建省在对外科技交流方面既有一定的基础, 也存在较多的制约因素。

福建深入开展对外科技合作的基础

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与侨乡优势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 是我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两个省份之一;福建又是我国著名的侨乡, 祖籍福建的海外华侨华人有1000多万, 遍布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侨乡优势极大地推动了全省对外开放步伐, 全省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同时, 福建还是海峡西岸经济区主体, 具有对台科技交流合作“五缘”优势, 截至2009年9月, 福建累积批准台资项目9933项, 合同台资208.83亿美元, 实际到资157.21亿美元, 居全国第三位。

经济实力和科技投入进一步提高

2009年, 福建生产总值11950亿元, 增长12%;财政总收入1694亿元, 增长11.7%。全省科研与开发经费的投入随着增长, 2009年全社会R&D经费占GDP比重首度超过1%, 达到1.06%。政府部门、高校、科研单位、企业都加强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投入, 2009年我省获得国家科技计划项目600多项, 经费5.9亿元, 实施福建省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48项, 项目资助总金额为650万元。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 福建科技事业迅速发展, 科研条件明显改善,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2009年, 全省新增3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2个国家级企业重点实验室, 新增16个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国家级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新建成19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31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7个省行业技术开发基地等省级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据科技部监测, 2009年福建省综合科技进步水平居全国第11位, 省域科技竞争力居第9位, 其中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居第5位、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居第6位, 知识产权竞争力居第9位。在新一轮全国科技进步考核中, 全省73个市、县 (区) 通过考核, 35个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市、县。

研究队伍不断扩大

“十一五”期间, 福建省继续围绕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总目标, 通过结构调整、人才分流, 保持了一支相对精干的科研队伍。至2007年底, 全省共有科技活动机构1215个, 从事科技活动人员44994人, 比2006年增长14.58%, 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优势科技资源, 在电子信息、新材料、农业和医药等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在纳米材料、有机光电子复合材料、高效光催化剂、生物技术育种、抗肿瘤活性物质、艾滋病病毒以及化学发光理论与应用研究等多个技术前沿取得了一批水平较高和应用价值较大的科技成果。这些优势为开展对外科技合作尤其是技术输出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2007年福建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有科技活动人员72126人, 占全省科技活动人员的63.97%;全省科研经费内部支出总额中, 大中型工业企业支出104.05亿元, 占60.22%, 比2006年增加16.83%。2009年福建新增4家国家级创新型企业、9家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 目前我省共有国家级创新型企业7家, 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15家, 省级创新型企业62家, 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181家;新认定576家高新技术企业, 新认定312个自主创新产品、评选52项优秀新产品奖;全省企业共获得国家创新基金立项资助183项, 资助金额1.3亿元, 立项数和资助金额比上年分别增加128项和1亿元;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比上年分别增长79.11%和88.03%。

对外科技交流合作的基础仍待夯实

对外交流合作的经济基础还相对较弱

福建是改革开放的两个先行省份之一, 30多年来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但却始终难以摆脱各种“先天”条件的制约, 经济总量、竞争力水平等与沿海其它省市比较还有相当距离, 区域竞争力相对薄弱, 影响着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在沿海7省市中, 福建人均GDP明显低于广东、浙江、江苏及上海, 区域竞争力和综合科技进步水平也落后于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 位居第六, 仅高于广西省。2009年, 福建GDP虽然突破了万亿元, 但仍然和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开放省份差距甚大, 甚至和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份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2009年, 河南省GDP为19724.73亿元, 湖北省为12566.05亿元, 湖南省为12299.85亿元) 。2 0 0 9年福建省R&D占G D P比例为1.06%, 虽然增长了0.12个百分点, 但与全国平均1.62%的水平仍有较大的差距。

企业对高科技合作的能力和动力仍显不足

目前, 福建全省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科技企业占了80%以上, 且仍然集中在传统产业领域, 普遍存在技术落后、资金缺乏、人才不足、技术创新能力低、产品市场竞争力弱和占有率低等问题, 严重影响到企业对外科技合作的能力。福建不少企业以对低成本生产要素的追求, 替代了对能带来高附加值的高技术的追求, 科技合作的意识不强, 科技合作欲望偏低。2009年福建企业获得授权专利有4402件, 仅占全国企业授权专利数的2%, 其中发明专利仅219件, 虽然当年增幅高达87%, 但占全国的比重仅为0.68% (2008年我省企业发明专利117件, 占全国发明专利的0.52%, 省市排名第19位) 。由于专利的产出和占有能力弱, 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仅占全国的3.48%。所以, 福建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总体上还比较薄弱, 在发展对外科技交流合作中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先进的科技成果。

对外科技交流合作配套机制仍需完善

福建省对外科技交流合作正处于科技成果产业化、科技创新体制整合化、知识产权国际化的阶段。在产业配套上, 福建产业轻型化特征较为突出, 整体素质不高, 产业集群化程度较低, 尚未形成具有较强辐射和带动能力的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有些企业虽然在省内是大型企业, 但与全国同行业相比并不具备规模优势。在科技创新机制配套上, 福建省还缺乏具有影响力的对外科技交流合作平台, 科技基础条件和持续创新能力也还较薄弱, 2009年区域创新能力指数为29.86, 位居全国第12位, 在华东六省中处于末位, 技术创新环境与管理综合指标值为27.79, 位居全国第12位, 这限制了福建对外科技交流合作的吸引力。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上, 福建省知识产权制度仍不够完善, 知识产权战略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这对核心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的转移形成一定的阻碍。

科技人才资源仍不能满足需要

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深入开展, 福建对科技人才的需求量大增, 但目前福建科技人才仍然短缺, 特别是新兴和前沿学科及领域的高层次学科、学术带头人更为匮乏, 这成为福建深入开展对外科技交流合作的一大瓶颈。

目前来看, 福建科技人才总量偏小。2007年, 福建省每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为282.46人, 居全国第13位;万人研发科学家与工程师数8.46人,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13%。科技人员队伍增长速度相对较低。一般来说, 科技人才队伍的成长与经济发展速度呈正相关的关系, 福建省从2002年到2007年的GDP总额平均年增长率为12.5%, 科技人员队伍的数量应以约13%的速度增长, 而实际上2000年到2007年间, 福建省科技人员的平均增长速度仅为8.2%。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科技人员、特别是高层次科技人才严重不足。就软件行业而言, 2007年福建省信息产业厅的调查结果显示, 福建软件业从业人员队伍中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员仅占3.74%。科技人员的科技活动产出不高, 2007年福建省万R&D科技活动人员论文数为1832.84篇,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要低32%。从技术成果交易额来看:万人技术成果交易额为40.51万元, 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3。技术中介组织和科技经纪人较匮乏。

深化福建对外科技交流合作新思路

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不断加快建设, 福建省不断出台各项积极措施, 中央与相关部委对海西的支持和政策倾斜越来越大, 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等政策。因此, 福建省要抓住机遇, 整合优势科技资源, 着力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 促进对外科技交流合作深入发展。

发挥区位优势, 加强闽台科技交流合作

发挥自身优势, 拓展对台科技交流合作渠道是深入开展对台科技交流合作的重要途径。福建地处海峡西岸, 与台湾科技交流合作密切且成果显著,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实施后, 海西经济区担负起“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的历史使命, 福建应该紧紧抓住ECFA签署的重大历史机遇, 以闽台科技交流合作为重点, 拓展对外科技交流合作渠道。

福建可通过组建闽台科技合作论坛、建设闽台科技交流合作中心、强化海西科技论坛功能等途径, 重点构建起闽台科技交流合作的常态机制;加强闽台科技合作基地建设和台湾文献信息中心等的建设, 构建闽台科技交流合作示范平台和信息平台;全力建设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合作基地, 推动闽台科技产业深度对接;扶持台资企业升级转型, 重点支持闽台电子信息、现代农业、中药材、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等多个领域的科技合作, 实施闽台重大项目。

加大科技经费投入, 实施对外科技合作大项目带动战略

加大科技经费投入, 提升科技竞争力是深入开展对外科技交流合作的内在要求。要尽快建立起多渠道、多层次的科技投入机制, 形成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银行贷款为支撑、社会集资和引进外资为补充、优惠政策作扶持的全社会科技投入体系。

福建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关键期, 政府要坚决贯彻落实《科学技术进步法》,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增加研发经费投入, 这将是今后福建研发经费大幅度增加的主渠道。但目前福建的财政收入及企业的实力还不是很强, 因此合理、有效地配置现有资源是关键问题。福建科技管理部门应该实施对外科技合作计划重大项目, 要通过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 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对外科技合作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集中投入, 并利用政府资金投入引导企业增加对市场竞争能力强的高新技术产品研发项目, 特别是对核心技术项目的投入。

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增强对外科技合作能力和动力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 也是开展对外科技交流合作的主体, 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深化对外科技交流合作的客观要求。福建要加快推进技术创新工程, 综合运用政策、投入、金融、服务等多元化的支持方式, 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 提升企业对外科技交流合作的能力和动力。

福建应进一步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配套政策及其实施细则等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相关政策, 支持企业更多地承担国家及地方重大科技项目, 鼓励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面向企业开放共享科技资源。继续推进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 培育更多的省级创新型企业进入国家级行列。建设一批面向企业的自主创新服务平台和一批产业自主创新战略联盟, 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在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等基地, 鼓励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共建各类研究开发机构, 支持企业研发能力建设。持续深化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百千万”行动, 组织和动员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技人员深入企业开展多元化的创新创业服务。

加强平台建设, 建立对外科技交流合作长效机制

科技交流合作平台是深化对外科技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 要通过平台建设建立起对外科技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

整合中国北京科技产业博览会、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厦门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深圳中国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东盟博览会等会展项目建设工作, 提高科技项目交流合作成效;制定实施配套优惠政策,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建设和留学人员创业园建设, 发挥基地和园区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强科技外交官论坛等对外科技合作论坛建设, 发挥“科技外交官服务行动”的作用, 使得国内外科技交流合作常态化;发挥福建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福建省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协会等组织的作用, 多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开展对外科技交流合作, 以形成全面的对外科技交流合作局面。

实施人才和知识产权战略, 形成对外科技交流合作的科技高地

科技人才是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提高科技合作吸引力的决定性因素, 知识产权保护是深化对外科技交流合作的重要保障。福建应该花大力气实施人才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 形成对外科技交流合作的科技高地, 吸引更多高新技术交流合作。

全力实施《福建省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暂行办法》、《海西产业人才高地建设实施办法》和《海西创业英才培养实施办法》, 在未来十年间, 引进300名左右来自海外和一大批来自国内的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 要认真落实各项人才政策, 为高端人才提供“保姆式”全程服务。认真组织实施《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实施意见》, 强化基本制度建设, 逐步形成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深化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 增强运用知识产权的效果。进一步健全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使企业运用知识产权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明显提升, 形成一批熟练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优势企业;营造浓厚的知识产权文化和意识, 形成良好的对外科技交流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对外交流合作 篇2

2011年1月11日下午，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系主任袁铭辉教授，赵汝恒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可持续能源发展中心主任赵天寿教授等一行三人到北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访问。院长丁水汀教授，党委书记王强教授，副院长徐国强教授，副院长李秋实教授，院长助理闫晓军教授等在院办216会议室与来访的香港科技大学学者在科研与教学合作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北航物理学院太阳能技术团队的王聪教授和张俊英教授也应邀参加了本次交流讨论。会后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们参观了动力学院旋转换热传热传质实验室和理学院太阳能薄膜制备实验室。

基于历史的原因，长久以来，香港一直是一个中西文化汇聚的焦点，并在亚太地区成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国际化城?及高效的国际金融中心。在这样一个高度国际化及商业化的环境里，香港科技大学是一所中国人创办的、高度国际化的国际知名研究型大学，其师资及校园文化与国际紧密接轨。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进程中，香港科技大学在国际化方面的成功经验必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系主任袁铭辉教授曾经任职香港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在与动力学院领导教师的会谈过程中，对香港科大机械系与北航动力学院在科研与教学方面的全方位合作充满信心。香港科大机械系在基础领域具有很强的研究实力，而北航动力学院在应用领域具有很强的研究实力，两个院系在科研与教学领域进行深入交流与合作，实现强强联合，促进共同发展，共创美好未来。

我军对外交流日渐活跃 篇3

联合军演频频出台

４月２６日?熏共有１８个国家参加的大型海军演习在新加坡开始举行。这次演习的重点在于对付对亚太海上航道构成的威胁。中国海军参加了这次演习。

此前，３月１６日，中国和法国海军各两艘战舰在黄海海域进行了持续八个小时的联合军事演习。这是我军首次与西方大国的海上军演。

说到我军与外军的联合演习，近两年来还真颇具声色。２００２年秋季，我军与吉尔吉斯斯坦军队，在中吉边境举行了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联合反恐演习。

２００３年８月６日至１２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军队，先后在哈萨克斯坦和我国新疆伊犁地区，举行了“联合—２００３”反恐演习。这是我军首次参加的多边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２日，中国和巴基斯坦海军在中国上海长江水域，举行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这是中国海军首度与外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１１月１４日，在同一水域，中国海军与印度海军举行了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这两次演习是我军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国际合作迈出的重要一步。

与此同时，我军还多次派出军事观察员观摩其他国家的军事演习，同时也邀请外国军事观察员观摩我军的军事演习。２００３年５月，我军军官以观察员身份，观摩了美国、泰国和新加坡联合举行的“金色眼镜蛇”演习。８月下旬，我军派出观察员观摩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举行的以反恐为主要课目的首长司令部演习。８月２５日，我军邀请１５国军事观察员观摩了北京军区“北剑０３０８”装甲旅纵深突击作战演习。

对外交流呈现全方位发展态势

舆论注意到，我军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并且呈现出全方位发展的态势。首先，与军事强国建立了高层互访和磋商机制。根据中俄两国元首达成的协议，我军与俄罗斯军队建立了总参谋部协商机制，两军最高将领的互访与磋商已纳入机制轨道。今年３月俄军第一副总参谋长访华，便是履约进行第八次总参谋部协商事宜。中、俄两国国防部长会晤，早已成为定期惯例。中、美两军高层将领互访早年已经达成协议并付诸实施，因撞机事件而中止。最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访华，我国国防部长访美，标志着中、美两军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业已恢复。

其次，军官培训的规模急剧扩大。由于历史因素的制约，在上世纪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军军官与外军军官不能实现互相委托培训。到上世纪８０年代，这种状况开始得到扭转。仅以我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为例，截至目前，该校已为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军队培训中级军官达数千人之多；常年培训的外军军官便涉及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军队。我军多年来向外派出的学习、研究军官，纷纷进入了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军队的院校及研究机构，学习、研究期短则几个月，长则达数年之久。再者，部队成建制出访范围扩大。这主要是指海军编队的出访。随着我海军实力的增强，一批国产主力战舰具有了远洋航行能力。２０多年来，我海军主力战舰编队驶遍了除北冰洋以外的各大洋，对五大洲的许多国家进行了访问。与此同时，我海军迎来了世界上各军事大国的海军编队。我军对外交流的这种广泛性、全面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空前的。

一笔巨大的无形的军事财富

展示我军风貌 几年前，我国产新型导弹驱逐舰访问美国，从美国内地以及加拿大闻讯而来的华侨、华裔登上战舰抚今追昔，感慨万分，无不为祖国海军的强大而自豪。登舰的美国友人也震惊不已，因为他们知道，５０年前这个国家连一艘炮艇也造不出来，如今却能造出仅次于世界最先进水平的主力战舰，实在是一个奇迹。出国留学、讲学和进行客座研究的中国军官，全面素养尤其是专业素养的水平之高，常常令外军同行们吃惊。通过频繁而又广泛的对外军事交流，我军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的风貌已经显现在国际社会的面前。

增强互相信任 改革开放之前，除少数邻国的军队外，我军与外军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军事交流，西方国家乃至许多邻国对我军抱有疑惑感、恐惧感，其中除了有政治、外交原因外，我军与外军缺乏了解、缺乏互信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军打开对外交流的大门后，逐渐与世界大国和周边邻国的军队建立了多种形式的联系，人员互访、学生互培、联合军演等趋于频繁，这就为双方或多方军队加深了解、增进信任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当今世界还存在着不少热点地区，大多数热点地区位于亚洲，其中的相当部分又在我国的周边。增进我军与相关国家军队的互信程度，对于缓解直至消除热点地区的紧张因素，无疑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我国又是一个核国家，核力量虽然比不上核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国，但毕竟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威慑与实战能力。加强与核国家军队的联系，提高互信程度，对于避免核意外事件，遏制核战争的爆发，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意义。

实现跨越发展 我军的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晚，程度不高，与军事强国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坚持自力更生主导原则的前提下，也必须向外军学习，把一切有用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经过越来越广泛的对外交流，我军学到了军事强国许多先进的军事理论与观点，学到了军队建设方面许多管用的经验，这对加快我军现代化建设步伐是大有裨益的。与此同时，交流是双向性的，外军对我军的优长同样也十分感兴趣。鉴于我国在航天工程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去年欧盟主动邀请我国参与“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的研发工作，双方已签署正式协议，我方为此还注入２．５亿欧元。这是双方互相学习、互相协作的一个典范。

提高协同能力 现今，恐怖主义已成为人类的一大公害。遏制和铲除恐怖主义势力，单靠一国一地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必须依靠国际合作。通过联合军演，密切两军或多方军队的协作关系，提高联合反恐的作战能力，这是国际反恐大局之所需。除了反恐作战之外，为了对付日益猖獗的海盗集团，各种形式的贩毒、走私集团，以及实施各种灾难事件的救援工作，都需要跨国界的军事合作。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切实有效的军事交流活动。

职业院校对外合作与交流探析 篇4

目前, 关于职业院校对外合作与交流的研究相对较少, 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国内合作办学上, 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方面, 中德职业教育合作因时间长、效果好被研究者列为首选。 不管是交流还是合作, 双方都存在利益上的诉求, 在双方都能受益的前提下进行交流与合作。 在职业院校开展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中, 学校领导之间可以采取互访的形式, 可以派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也可以建立合作办学模式等, 共享资源, 进行开发项目研究。

职业教育实行对外合作与交流, 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是中国产业化升级的必然要求, 是教育服务贸易化的良好契机, 是国际化教育的外在需求, 是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 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由之路。 笔者拟着力探讨职业教育在对外合作与交流方面的成功经验, 希望能更好地促进职业教育的更长久发展,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面向世界, 更好地培养全球化形势下所需要的高技能人才。

二、问题的探究

(一) 职业教育对外合作战略目标的探究

1.树立职业教育对外合作的办学意识, 改革管理体制

职业教育必须与全球接轨, 树立全球化意识, 寻找更多的发展空间, 扩大职业教育对外合作的新领域, 树立职业教育对外合作的办学意识。 要充分认清职业教育的发展形势, 创新办学理念, 强化对外合作意识,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形成现代化的国际开放办学理念, 政府要采取宏观调控的方式, 把握大方向即可, 要将自主权留给职业院校。 要建立现代化的学校制度, 使学校具备真正的办学自主权, 能够独立自主地实行对外合作办学模式, 科学办学, 民主管理, 促进职业院校的管理模式与国际化标准接轨。

2.增强职业教育的整体办学实力, 优化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

职业教育的办学实力包括多个方面, 其中师资力量是关键, 要培养“双师型”教师, 扩大教师的国际视野, 培养国际化教师。 管理水平是办学的保障, 要提高管理水平, 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增强学校的实力。 教学设备是办学的基础, 要加大设备投入, 及时更新教学设施, 与社会、企业同步。 同时要借鉴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管理经验, 改革教学方法, 促进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教学, 让数字化、网络化成为职业教育的主流教学手段, 大大地提高职业教育的整体质量。 要进一步改革和优化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 适应经济方式的转变, 更好地完成产业化升级, 改革教学结构及课程体系, 建立合理的高技能人才培养结构。

(二) 职业教育对外合作发展阶段及影响因素探究

职业教育对外合作由于各学校、各地区的不同, 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 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 目前, 职业教育对外合作的发展阶段可以分为起步阶段、交流阶段、参与阶段、合作阶段及主导阶段, 并形成梯形的发展趋势 (见图1) 。

职业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有的受到外部影响较多, 有的受到内部影响较多, 有的同时受到内外部因素影响。 外部因素包括职业院校地区的限制、地方政府扶持力度的限制、政策与法规的限制等;内部因素包括职业院校自身水平及经费的限制、专业结构的限制、领导观念及管理能力的限制、 师资队伍的限制等。 其中自身因素最重要, 职业院校想要更好地走向国际化, 必须提升自身能力, 同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也能更好地促进自身能力的提升。 国际交流与合作与职业院校自身能力提升的关系如图2所示。

(三) 职业教育对外合作模式探究

1.职业教育对外合作模式一: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一直坚持的方针, 职业院校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发展, 学生的发展也离不开企业, 三者之间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互惠互利, 学校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让毕业生顺利走向市场。 职业院校采取开放的策略, 借助企业的有利资源, 与企业共同培养技能人才, 可缩短就业适应期, 促进企业更好地发展, 让职业教育面向市场。

2.职业教育对外合作模式二:校际合作

校际合作是职业院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双方以共同发展为合作前提, 培养目标高度一致。 双方在师资方面可以互通, 在资源上可以共享, 为校际合作共同培养人才的模式提供了坚实的硬件基础。 在校际合作前彼此要充分了解, 明确合作目标, 双方互通有无, 共同进步, 优势互补。 在合作目标明确后, 校际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在进行审核后立即实施, 开创双赢的新局面。

校际合作应互相学习, 更要注重实效。 学校要对派出人员进行严格审查, 要派出优秀的人才, 对派出人员的学习情况要进行实时跟踪与考核。 基于学习的目的, 职业院校对回国人员在工作上要提出具体要求, 设立并完善人员派遣考核管理制度, 注重实效的校际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合作目标。

3.职业教育对外合作模式三: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与多个国家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了相应的交流与合作, 与德国的合作更是上了一层楼。 这个项目更新了传统的职业教育理念, 改革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中国还与澳大利亚建立了中澳职业院校交流与合作平台, 相继推出了中国与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合作项目;中国与美、英、法等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的多个领域也有很多交流与合作, 同时, 中国、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在职业教育领域也推出了广泛而具体的交流与合作项目。

积极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可以开发高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的绿色项目, 建立高水平的国际合作院校, 培养高技能人才, 以满足国际劳动力市场的需要。 促进国际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可使职业教育在多个领域都得到充分具体的发展, 积极开拓国际国内教育市场, 大力推进汉语方面的教学工作, 鼓励教师出国任教和进修学习, 将中国的文化带出去, 把外国的精华引进来。

三、职业教育对外合作模式的实践效果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在校企合作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与中航工业天津航空机电、浙江求是科教设备、天津松正电子、费斯托 (中国) 公司、欧姆龙自动化 (中国) 公司等多家企业开展合作,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学校与企业开展有效的合作, 是职业院校不同于普通教育院校的特色之处, 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最直接的途径。 为紧跟时代和行业的前沿, 更好地追求技术水平的提高, 应该寻找机会与跨国企业合作。 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是欧洲A320系列飞机的技能人才培养的测试中心, 同时也是德国GTZ项目的中心站, 还是西班牙FAGOR公司的培训基地。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与美国合作建立了FAUNC GE自动化方向的实验室, 使职业院校获得了最先进的设施和技术支持, 也有助于推广GE Faunc技术, 实现了校企互惠共赢。

在校际合作中,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与北京电影学院合作建立了山东省电影职业学院, 与北京大学联合创办了北京大学远程教育学院。 广东省旅游商务职业技术学校校长率领学校领导班子、任课教师到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参观, 开展校际合作交流, 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作为教育部的第一个国外援助教育基地, 学校的教师培训模式得到了国内外的充分认可。近五年来, 学校派出教师131人次到埃塞俄比亚、 坦桑尼亚以及其他非洲国家的职业学校任教, 协助非洲国家的职业院校培养国际化技能人才, 并将具有学校特色的双证书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带进非洲, 在斯亚贝巴、阿瓦萨、马克雷三所大学建立了汉语教学中心, 在埃塞俄比亚还建立了孔子学院, 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 同时接收非洲的研究生, 与非洲联合培养国际化人才, 制定特设的培养方案。 英语与汉语同时教学, 开展小班授课, 安排非洲留学生学习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方面的专业课, 增加实训操作课, 使其通过理论考核和技能测试, 在中国导师的指导下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 最后获得硕士学位证书和中国的中级职业资格证书。中国与非洲职业院校联合, 成功地培养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证书硕士研究生, 促进了国际职业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经济的全球化要求职业院校的教师必须具备全球化的视野, 掌握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 目前, 国家和地方都大力支持教师之间开展国际交流。 近年来, 我国职业院校派出的访问学者日渐增多, 一方面可学习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先进技术, 另一方面可促进我国各地区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各校对外交流合作的情况如表1所示。

在培养模式方面, 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目前, 澳大利亚已形成了一个由一百多个培训机构组成的全国培训网络;日本在职业教育方面力求人才培养的个性化和体制的系统化;美国职业教育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案和教学方法上努力保持与新技术发展同步。 其他可以引进的国外先进职业教育模式有北美的CBE模式、德国的“双元制”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英国的BTEC模式等等。 我国的职业教育应跟上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步伐, 研究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制定出适合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划, 使中国的职业教育可持续地高效发展。 如广东省职业技术学院与英国开展合作课程项目, 将英国的BTEC的教育模式带进了中国课堂, 使中英职业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有了更好的平台, 倡导“学生是学习中心”的教学理念, 在改革课程体系、考评方式、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在引进国际职业资格证书方面,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大胆创新, 对8个专业按照国际化标准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引进国际职业资格证书课程, 在国内开展国际职业资格培训, 取得了良好效果。 上海电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引进国外原版教材, 实施双语教学, 强化了学生的外语水平, 使学生增加了更多的到外资高薪技术企业就业的机会, 同时增强了学生的国际竞争能力。

在园区建设方面, 天津市建立了海河职业教育园区, 已形成了职业教育的优势, 具备了对外合作的潜在能力, 借鉴国外职业教育园区的建设经验, 引进先进的国际办学理念, 建设出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园区, 使海河教育园区成为国内外一流的现代化职业教育园区。 同时, 引进国外先进的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标准, 使国内的职业教育符合国际标准, 得到世界认可, 全面实现了人才培养的全球化和人才标准的国际化, 与国际接轨, 提高了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职业教育实行对外交流与合作, 对职业院校有着更多的现实意义, 可加强职业院校对外部世界的了解, 提高职业院校的世界声誉, 加快职业院校的国际化进程, 促进职业院校的内部机制和课程体系改革, 在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引进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 开展职业教育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有助于地区经济的高效发展, 有助于职业教育自身的长远发展, 有助于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的师资队伍, 有助于培养具备国际劳动力市场就业能力的高技能人才。

要加快职业教育的对外合作, 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策略。 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将职业教育作为战略重点, 借以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 提高我国在国际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 要坚持在合作中求生存, 在交流中求发展, 增强竞争意识和国际化意识。 职业教育培养出的人才要符合外向型经济的标准, 符合国际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使职业教育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 职业教育发展必须坚持交流合作, 不仅要对内交流合作, 也要对外交流合作。 要建立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新概念, 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培养在国内外职业市场具有竞争力的人才, 提高中国职业教育对外合作的整体水平, 创办具有中国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职业教育, 为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做出贡献。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产业化的全面升级, 职业教育应该与国际接轨, 面向全国, 放眼世界, 实行合作与交流的政策。不仅要与国内院校合作, 与企业合作, 也要与国外院校合作, 实施“引进来、走出去”的开放战略, 树立“输入”意识和“输出”意识, 塑造对外交流的国内国际品牌, 同时树立风险意识、竞争意识, 坚持在合作中求生存, 在交流中求发展, 保留本土特色和资源优势,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的新格局。

关键词：职业院校,校企合作,校际合作,国际合作,竞争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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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庆发.中国职业教育研究新进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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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生龙.我国高职院校对外交流与合作有效途径思考[D].济南:山东大学, 2008.

[5]秦虹.适应职业市场国际化发展加快职业教育对外开放[J].职教论坛, 2007 (6月上) :53-56.

[6]赵明威.澳大利亚职业教育[J].机械职业教育, 2009 (7) :55-57.

对外合作经济扶持政策 篇5

来源：商务部合作司发布日期：2006-05-22 14:27:00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商务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商务局，各驻外经济商务机构，各中央管理企业：

为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落实《财政部、商务部关于印发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企[2005]255号，以下简称《办法》）的有关精神，中央财政对我国企业从事境外投资，境外农、林和渔业合作，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境外高新技术研发平台，对外设计咨询等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予以支持。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办法》所称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具体包括的内容

（一）境外投资是指我国企业通过新设（独资、合资、合作等）、收购、兼并、参股、注资、股权置换等方式在境外设立企业或取得既有企业所有权、管理权或产品支配权等权益的经济活动。

（二）境外农业合作是指我国企业通过开办企业、购买或租赁土地等方式在境外开展的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销售等方面的经营活动；境外林业合作是指我国企业通过签订合同（协议）、购买林权或采伐许可证、兴办企业等方式在境外开展的林木种植、采伐、更新及木材加工等方面的经营活动；境外渔业合作是指我国企业通过签署合同（协议）、购买捕捞许可、开办企业、派出渔船等方式，在境外从事的渔业捕捞、养殖、加工、销售及相关产业的开发等方面的经营活动。

（三）对外承包工程是指我国企业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承揽、实施境外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设备材料采购、安装调试和工程管理等经营活动。

（四）对外劳务合作是指经商务部核准具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我国企业在境外开展的劳务合作活动。

（五）境外高新技术研发平台是指我国企业以各种方式在境外设立、购并的从事基础研究、产品应用研究和高科技研究等研发活动的研究开发和实验发展机构。

（六）对外设计咨询是指我国企业在境外承担地形地貌测绘，地质资源普查与勘探，建设区域规划，工程设计、生产工艺、技术资料和工程技术咨询，工程项目的前期环保评估、可行性考察、研究和评估，工程融资方案招投标模式的制定，工程监理，技术指导，项目管理，运营维护评估，项目后评估，设施管理及境外企业建立方案的制定等经营活动。

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的支持方式

（一）直接补助。

1.企业从事境外投资，境外农、林和渔业合作，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境外高新技术研发平台，对外设计咨询业务发生的前期费用；

2.企业从事对外劳务合作，境外高新技术研发平台，对外设计咨询业务发生的运营费用。

（二）贴息。

企业从事境外投资及境外农、林和渔业合作业务发生的贷款利息。

三、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的支持内容

（一）直接补助。

1.前期费用是指我国企业为从事境外投资、境外农、林和渔业合作、境外高新技术研发

平台业务，在项目所在国注册（登记）、购买资源权证之前，或对外承包工程、对外设计咨询和对外劳务合作项目签订合同（协议）之前，为获得项目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包括聘请第三方的法律、技术及商务咨询服务费，勘测、调查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购买规范性文件和标书等资料费，规范性文件和标书的翻译费用等。

2.运营费用包括：

（1）对外劳务合作。

——境外企业（机构）办公场所租赁、购置费。

（2）境外高新技术研发平台。

——境外企业（机构）办公场所租赁、购置费；

——境外实验室、实验设备等租赁、购置费；

——境外高新技术信息资料收集费。

（3）对外设计咨询。

——境外企业（机构）办公场所租赁、购置费；

——开展设计咨询业务所必需的设备租赁、购置费；

——境外设计软件等信息资料收集费。

（4）境外突发事件处理费。

包括相关企业赴境外处理突发事件工作人员的护照、签证、国际旅费和临时出国费用（包括住宿、伙食、公杂和出国人员国外零用费）。

境外突发事件指从事境外投资，境外农、林和渔业合作，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境外高新技术研发平台，对外设计咨询业务的企业派出的人员因恐怖、战争、政局动荡、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发生伤亡等紧急事件。

（二）给予贴息的银行贷款是指我国企业从事境外投资及境外农、林和渔业合作业务而从境内银行取得，用于项目建设及运营的一年以上（含一年）的中长期贷款。

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的支持范围

（一）直接补助支持项目的注册（登记）或项目签约时间在2003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期间；

（二）贴息支持的项目，在2003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期间项目合同及贷款合同有效，并在此期间支付的贷款利息。

五、申请企业除应具备《办法》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具备的条件

（一）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对外设计咨询、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的企业应具有经商务部门核准的对外承包工程或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

（二）按照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和《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对外设计咨询业务统计制度》的规定报送统计资料；

（三）接受国家有关部门、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参处（室）的指导和有关商（协）会的协调。

六、申请项目应符合《办法》中所规定的条件。其中，对外劳务合作项目当年在一国（地区）累计合同额原则上不低于50万美元（或等值货币）。

七、申请专项资金除报送《办法》规定的申报材料外还应报送的材料

（一）申请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境外企业注册文件复印件或合作项目合同副本；

（三）申请前期费用企业须提供外汇核准文件和资金汇出证明（在当地或第三国融资、企业内部从第三国调动资金等方式的，可不提供外汇核准文件和资金汇出证明，但须提供相关证明）、项目所在国有关机构的验资证明、以设备等实物投资的须提供海关报关单复印件、前期费用支出情况说明、前期费用支付凭证、记帐凭证及费用支付合同复印件；

（四）申请运营费用的企业须提供运营费用支出情况说明、运营费用支付凭证、记帐凭证及费用支付合同复印件。境外突发事件处理费用还须提供我驻外使领馆或经商机构、有关政府部门或商（协）会要求处理境外突发事件的书面意见、我驻外经商机构对突发事件及处理情况的说明（需列明赴境外处理突发事件工作人员名单）、相关工作人员护照、签证复印件；

（五）申请贴息企业须提供项目基本情况及银行贷款付息一览表（详见附件3），银行贷款合同副本和贷款银行的书面说明（包括贷款的起止日期、用途、金额等），银行贷款、支付利息及归还贷款的结算凭证复印件。

八、2003－2005年已经获得过前期费用支持的资源类境外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项目，以及已经获得过中央财政贴息的境外投资及境外农、林和渔业合作项目，不予重复支持。

九、赴境外处理突发事件人员的国际旅费和临时出国费用资助标准不超过《财政部、外交部关于印发<临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的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01]73号）的规定，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十、项目申报及资金拨付程序

（一）地方企业于2006年7月15日前将申请材料报送至注册地省级财政、商务部门，各地省级财政和商务部门应按照《办法》及本通知规定对申请材料进行认真审核，并于2006年7月31日前将符合条件的申请资料联合向财政部、商务部申报；

（二）中央企业将申请材料于2006年7月31日前报送财政部、商务部；

（三）中央企业由财政部根据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将资金拨付到企业；地方企业由财政部将资金拨付地方财政部门，再由地方财政部门根据有关规定拨付到企业。

十一、企业于收到专项资金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填写专项资金收入回执（详见附件4），并报送至财政部、商务部，地方企业同时抄送所在地省级财政、商务主管部门。

十二、本通知由财政部、商务部负责解释。

附件:

1.企业申报说明

2.驻经济商务参赞处（室）意见

3.境外投资及境外农、林和渔合作项目基本情况及2003年至2005年银行贷款付息一览表

4.专项资金收入回执.doc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出版对外合作步伐正在加快 篇6

重视图书版权输出推动中国文化走向国际

《出版参考》，年度输出版、引进版优秀图书评选活动已经举办六届了，本届我们荣幸邀请到了您担任我们的评委。作为行业对外交流的管理者，同时作为评选活动的评委，您如何评价这项评选活动?

谢爱伟：这是我第一次担任输出版、引进版优秀图书评选活动的评委，感触很深，活动办得非常好。前几届我虽然没有参加，但一直十分关注这项活动。此次作为评委，对这项活动有了切身感受。版权输出是出版业国际交流的最重要方式之一，这项评审活动对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意义重大，我对这项活动所做出的成绩感到振奋。

评审会组织得非常好，工作细致，所聘请的各位评审专家的工作也很到位，可以看出专家对中国图书“走出去”的重视。中国图书“走出去”，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统计、分析和评选“走出去”的优秀图书，是对一年中输出图书工作的总结和检验，符合新闻出版总署对中国图书“走出去”系列措施的安排，做好中国图书“走出去”图书的梳理，是为了夯实中国出版走向国际的脚印，同时可以避免输出图书的重复出版、未授权出版，是深入保护我国图书知识产权所采取的一个有效措施。

《出版参考》：感谢您对我们这项活动的肯定和鼓励。我们自知在活动的组织、评审、宣传等各方面还有许多不足之处，请您给一些具体的指导。

谢爱伟指导谈不上，建议还是有的。我提以下三点建议，供参考：一是希望评奖活动能够进一步突出输出版图书，促进、刺激图书版权输出，缩小版权贸易逆差。对引进的图书要严格一些，在范围上和内容上要认真考核，对引进图书评审，应多关注科技类作品；二是建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努力把这项活动纳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作为其中的一项年度活动；三是搞一个年度输出版图书全目和榜单，不要落下任何一本已输出的优秀图书，要分类表彰；四是加大活动的宣传力度。比如把这项活动的评比情况和结果在《中国新闻出版报》设专栏，在权威媒体发布消息，在BIBF会场突出醒目的位置放宣传板，在多媒体荧幕上滚动播出输出版评选结果。另外，还可以在国际出版论坛和中外出版界交流会场宣传和展示。

“八大政策”鼓励“走出去”

《出版参考》从本届活动参选的图书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去年我国图书版权输出有了很大改进，从品种上上看，往年是历史、中医学等为主，品种比较单一，今年宗教、文学、科技、人物传记等各门类几乎都有，且图书内容质量有明显提高。请问，总署在推动“走出去”方面有什么新思路?

谢爱伟：总的思路，一是尽量为出版物进出口企业争取更好的政策环境，在版权贸易、实物出口、重点国际书展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进一步加大对出版物出口企业的扶持力度，同时在税收政策方面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让“走出去”做得好的企业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二是加大对非法经营进出口业务行为的打击力度，进一步引导相关企业在进出口经营中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使更多中国出版物走进国际市场，走向国际主流社会。

《出版参考》今年3月，国务院新闻办和新闻出版总署共同出台了鼓励“走出去”的“八大政策”，5个多月以来，效果如何?

谢爱伟这八项优惠政策，是柳斌杰署长(时任副署长)在今年3月份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这八个方面包括：对列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或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出版项目所需要的书号不限量；支持重点出版企业申办出口权；支持出版单位创办外向型外语期刊；制定“鼓励和扶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的配套文件；协调国内金融机构提供外向型出版企业、工程项目加快发展的信贷支持；全力办好国际书展，提供更多的政府资金，打造中国图书推广的平台；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继续提供资金支持；适时表彰奖励图书“走出去”取得成绩的出版集团和出版社。

再好的政策，也要有一个时间过程才能体现出它的作用。这八项政策的实施情况，总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比如对列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或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出版项目所需要的书号不限量，解决了出版社输出图书的瓶颈。其他政策，正在逐步落实中。目前来看，翻译人才的欠缺还是制约出版“走出去”的重要因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翻译人才库已初步建立，与中国翻译家协会已经达成合作。

政策落实是双向的，政府制订政策，传达和实施政策，出版单位也应该积极地配合，勇于和善于贯彻和运用政策，上下呼应，才能使政策发挥出好的效果。

中国出版越来越受国际关注

《出版参考》新一届BIBF开幕了。作为我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图书展会，在促进出版国际交流方面，有哪些特点?

谢爱伟BIBF是中国出版国际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平台，已经名列全球四大书展之一，集中反映了我国出版业的发展情况和国际化进程，反映出中国出版越来越受国际关注。今年的BIBF海外参展的国家和地区达到57个，海外展台600个，海外参展商920家，国内展台863个，国内参展商530家，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BIBF的国际化程度。

再看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今年的北京国际出版论坛是第四届，一开始做这项论坛是为了打造BIBF国际化，作为一项品牌论坛来推广，但最初只有中国听众，现在，外国出版商也来参加，去年近百名出版商参与了论坛，今年的出版论坛国际影响会更大。被邀请的国外演讲嘉宾都认为很荣幸，参加的积极性都很高。

《出版参考》今年的北京国际出版论坛有哪些新亮点?

谢爱伟：有三个亮点：1、主题特色鲜明，切合国际出版的发展。今年的主题是“阅读新趋势与出版业的发展”，有利于各界出版人士开阔思路，具有现实的指导与借鉴意义。全球信息化和网络化进程加快，新媒体、新技术开创了—个新的阅读时代，传统出版业要如何发展、如何应对这一变化?2007北京国际出版论坛及时提供了一个互换意见、交流思想的平台。2、与会人士均为海内外出版界精英，他们来自亚马逊公司、新闻集团、贝塔斯曼集团、励德爱思维尔公司、当那利公司、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等国际著名出版集团以及北大方正、中国移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国内著名数字企业和科研机构。3、在今年的论坛上将有一名北大学生作为读者代表登上论坛进行演讲。

谢爱伟简介。

女，1955年生人。1982年1月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198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EMBA研究生课程，1995年至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系研究生，2007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对外交流合作 篇7

一、俄语的特点与发展

(一) 俄语专业知识强

首先, 俄语专业知识很强, 它的主要特点是口语化、专业化和较强的针对性, 总的来说实用性是俄语的最大特点。在跨文化交流中以管理、营销、金融、公关等方面内容为主, 实质就是语言与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其次, 俄语在某种程度上是包含在文化概念中的, 俄语中包含着很多的外来成分, 它的词汇组成很复杂, 习语和成语比较多, 同义词特别多, 因此学习时有一定的难度。

(二) 发展速度快、使用广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俄罗斯成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和科技强国, 很快俄语成了国际上经济和科技活动中通用的语言交际工具。新中国成立之后, 俄语成了当时我国外语教学中的唯一语种, 20世纪90年代, 由于俄国经济体制的影响, 在我国兴起了俄语的教学和研究热潮。20世纪初期开始, 欧洲有很多讲俄语的移民。在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国家使用俄语的社区一共有三百万人。在我国, 使用俄语的人们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的额尔古纳、满洲里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城、阿勒泰伊犁等俄罗斯族集聚地。

二、俄语在中俄交流中的作用及现状

(一) 俄语在中俄交流中, 是促进两国贸易活动的纽带和桥梁

20世纪末, 中俄两国确立了战略协作的伙伴关系, 两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目前, 中俄两国的经济贸易合作相对于两国的政治关系来说还处于滞后状态。所以, 需要通过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来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交流。而俄语是中俄文化交流的载体, 因此说俄语是促进中俄两国贸易活动的纽带和桥梁。

(二) 缺乏多元化俄语教学的人才

根据现阶段社会发展对人才提出的要求和中俄文化交流发展趋势来看, 我国俄语教育中存在着缺乏多元化俄语教学才人的问题。我国现阶段的俄语教学, 使用的主要还是传统的俄语教学方式, 俄语课程只是简单的要求学生语言能力、水平的提高, 而不是向学生传授其文化、工作心理和企业管理理念, 这种教学方式, 已经不能满足贸易、科技、外语教育和留学咨询等行业对俄语人才的需要了。这导致现阶段, 中俄文化交流中俄语的专业人才缺口很大。

(三) 交流主体年轻化

现阶段, 中俄交流的主体, 主要是一些年轻人, 他们在交流时忽视了文化深层次的交流, 在进行文化交流时还只是停留在表面。在引进俄罗斯的先进技术成果时, 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深层次的东西, 这导致我国俄语人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 难以适应现阶段与俄罗斯交流、合作的需要。

三、提高俄语在文化交流中作用的措施

(一) 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底蕴

随着科技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我们应该从文化的角度来反思我们的教育体制, 完善培养俄语人才的方式。现阶段我国与俄罗斯交界的一些省份, 出现了不学俄语或轻视俄语的现象。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建立合理机制, 通过政策导向, 给俄语人才培养及俄语教学和使用以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加大对俄语教学的投资, 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群众的俄语文化素养和文化底蕴, 扩大民间交往的社会基础。

(二) 根据交流的需要培养专业的俄语人才

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 对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变化, 对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俄语教学中, 首先应该明白俄语的教学目标, 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导入应该本着实用性的原则, 适度、适时、适量地传授给学生。要根据文化交流的需要, 使学生在学习俄语过程中, 更多的接触俄罗斯文化, 了解其价值观、思维方式、地域风情、风俗习惯、政治历史等方面的内容, 使学生更好的理解并灵活的运用俄语, 完成语言的交际功能。

(三) 正确认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 要提高俄语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首先需要正确的认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要认识到俄语不仅是俄国文化的载体, 而且是俄国历史文化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文化对语言的形成有制约作用, 它是语言的基本内容, 是语言的内涵。学习俄语, 如果不了解俄罗斯的文化习俗、历史背景, 就难以与俄语进行交流。只有在正确了解、认识的前提下, 才可以根据中俄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况, 来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

(四) 改变俄语“小语种”地位

目前, 在中国, 应该对俄语教育采取扶持性政策, 鼓励中小学校开办俄语课, 在更多高校设立俄语系, 让更多人学习俄语;同时, 在我国的职称、职务、职业资格等外语考试时, 也应该把俄语考虑进去。此外, 需要加强两国之间民间往来, 只有不断进行交流和沟通, 消除误解, 才能减少跨国交际中不必要的摩擦和矛盾。

结束语

在知识经济初现端倪的21世纪, 俄语作为重要的功能变体之一, 正逐渐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在这种趋势之下, 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俄语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这样有利于我们解决使用俄语交流时出现的问题, 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俄语人才, 提高我们使用俄语交流的能力, 进而促进两国友好交往合作。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 中国同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在我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曾受到俄国的经济体制和文化的影响较大, 随着历史的发展, 俄语在对外文化交流合作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简单分析了俄语的特点和发展过程, 阐述了俄语在中外交流中的作用及现状, 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俄语在文化交流中作用的几点措施。

关键词：文化交流,俄语,作用,思考,现状,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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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春兰.论中国当代文学生成中的“苏联影响”[D].福建师范大学,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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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流合作 篇8

关键词：一带一路,教育前沿,人才支撑,创新合作

1 研究背景

习近平出访中亚国家期间, 2013年9月7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指出:“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1]他详细阐述了中国与欧亚各国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政治主张。

习近平出访东南亚国家期间, 2013年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 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 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他详细阐述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坚持讲信俢盟、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的政治理念。

习近平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 简称“一带一路”, 是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 也是实现与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重大战略举措, 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并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与支持。

2015年3月28日, 经国务院授权,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了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云南必须充分发挥非常独特的区位优势, 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 着力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 把云南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65个, 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近30亿, 市场情景非常广阔, 发展潜力得天独厚。因此,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不仅不能被动缺席, 而且必须主动参与, 积极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重筑南方丝绸之路, 推进互联互通, 从而实现云南的跨越式发展。

2 文献综述

习近平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以后, 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从宏观上阐述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中国积极行动、共创美好未来[2]。

同时, 国内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纷纷围绕“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了深入研究,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例如, 陈坤、袁洋、马金书撰写的论文《“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对外直接投资优化策略———基于经济增长效应视角》, 以区位优势较为明显、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云南省为例, 基于经济增长效应视角, 结合云南省2002-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 运用国际投资收益分配模型、协整检验、ECM模型等分析云南省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及其经济增长效应, 指出云南省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据此从云南面临的新机遇、对外直接投资体制、财政税收政策、国际投资环境及企业自身五个方面提出云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化策略, 为云南省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方向指引、理论支持和政策指导[3]。吕娜撰写的论文《“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和东盟知识产权保护与合作的法律协调研究》, 指出知识产权及其权利的创建、保护和综合开发利用已经成为企业、国家经济发展的显著比较优势资源, 既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器;东盟在经济全球化和实现东盟经济一体化的情势下, 需要一个长远的政策和稳定的模式促进知识产权法制一体化;中国-东盟在知识产权领域保护与合作领域进行法律协调, 一是提升东盟竞争力, 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纵深发展的战略要求, 二是加快实现“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和“一带一路”的最终目标[4]。和颖、张晓霞撰写的论文《云南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 指出“一带一路”是新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东南亚南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 推进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当前, 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如何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找准定位, 共建共享, 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立足云南对外开放的现状, 阐述和分析云南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并提出云南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的对策建议[5]。周谷平、阚阅撰写的论文《“一带一路”战略的人才支撑与教育路径》, 指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党中央、国务院洞察全球形势深刻变化,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一带一路”战略既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产业合作等硬实力, 也涉及政策、文化、人才等软实力;在某种意义上, 软实力的发挥远胜于硬实力的比拼;人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和关键;“一带一路”愿景与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创新创业人才、国际组织人才、非通用语言人才、华人华侨人才、海外高端人才以及急需领域专业人才等各类人才的支撑和保障;面对需求与挑战,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部门应根据“一带一路”战略的要求, 以“内生”和“外延”为路径, 更新观念, 完善制度, 优化办学, 创新实践, 切实担负起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6]。

以上文献从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视角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了非常精准的研究和思考, 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虽然这些文献对教育问题有所涉及, 但由于研究方向、研究条件和研究需求不同, 没有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3 国内外相关经验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大战略决策, 是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做好周边外交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交流, 而且在教育、文化、科技、卫生、医疗、能源、交通、环境保护及其他领域进行深入的合作交流, 维护和保障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推动建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思想要变成现实, 既需要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产业合作等硬实力作为坚强的后盾, 又需要政策、文化、人才等软实力作为有力的支点。事在人为, 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人去做的, 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激烈竞争最终都取决于人才的竞争, 而人才的培养必须依靠教育, 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基础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目标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性和联动性的经济合作交流和共同发展, 从而增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相互理解, 实现经济合作交流可持续发展。因此, “一带一路”建设客观上要求从全局上, 包括经济、政治与教育、文化、科技、卫生、医疗、能源、交通、环境保护及其他领域的合作交流上, 全盘考虑如何为“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积极创造条件。“一带一路”建设既为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又要求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必须为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宏伟蓝图服务, 作出积极的贡献, 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此, 云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应该不仅为中国, 而且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尽力培养各级各类的千千万万的创新创业人才、国际组织人才、语言人才特别是非通用语言人才 (小语种人才, 如越语、泰语、缅甸语人才等) 、华人华侨人才、海外高端人才、急需领域专业人才。这样, 云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才能适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 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相对于省外东部沿海地区来说, 云南是一个贫穷、落后的边疆内陆省份。要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必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 大力发展生产力, 发展经济,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开放性和联动性的经济合作交流和共同发展。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滇王与汉使者盲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 各自以为一州主, 不知汉广大。使者还, 因盛言滇大国, 足事亲附。”[7]云南的贫穷、落后由此可见一斑。云南的贫穷、落后是历史上千百年来长期形成的, 要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内消灭云南贫穷和落后的状态也是不可能的。

不仅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人才, 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加迫切需要人才, 人才问题是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瓶颈”。根据2015年7月14日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发布的《“一带一路”中国企业路线图》, 截至2014年底, 国资委监管的110余家央企中已有107家在境外共设立8515家分支机构, 分布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80多家央企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8]这组数据资料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央企“走出去”的发展现状, 大多数央企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设, 同时说明了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急需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本国情参差不齐, 投资项目的最终结果直接取决于“走出去”的80多家央企有没有高端人才, 这些高端人才既要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本国情, 同时又要了解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策, 高端人才成了“稀缺资源”, 其紧迫性甚至超过了对资金和技术的客观需求。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培养是短期内无法完成的, 需要假以时日, 这是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

世界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的调查表明, 88%的企业高管认为, 海外并购或投资失败的首要原因是缺乏人才。[9]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人才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人才因素直接决定着海外并购或投资的成败。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莱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演讲中指出:“人才因素是‘一带一路’建设成功的关键。东盟国家拥有大量的青年群体, 他们的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思维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优势。”[10]这同样说明在人才的关键性的作用问题上,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观点和看法是根本一致的, 尽管表达的方式因各国的用语习惯不同而略有差异。

为了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的主题应该是在“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目标的引领下, 云南教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进行深入的合作交流, 云南高等院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院校积极开展合作交流, 建立友好校际联系, 通过“2+2”、“2+3”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方式, 联合培养本科学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 云南高等院校常年聘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和任教, 同时由云南高等院校资助的专家、学者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学校访问、进修或进行学术交流, 促进云南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师学术水平的提高, 促使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逐步转型升级, 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的合作交流中不断深化改革与发展, 从而在对外合作交流和对内改革发展上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发展战略。

因此,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应该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起来, 既要从整体战略层面进行宏观的研究, 又要从国家或地区到区域连接和互动层面进行中观的研究, 还要从分类的、更为具体的计划和运作层面进行微观的研究。

对外开放是中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邓小平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 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 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11]这是对中国发展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闭关锁国,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注定要失败的, 不仅会束缚自己的手脚, 而且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 在“一带一路”等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 不断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持续发展。

有鉴于此,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必须大规模“引进来”, 通过专业合作交流活动, 积极推进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就云南高等院校而言, 扩大招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到云南来留学的研究生规模,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院校开展师生互换和科研合作、学术交流, 进行重要的专业合作交流活动, 从而推进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到云南来留学的研究生是“一带一路”建设成功的领军人才, 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研究的生力军, 对开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院校的科研合作、学术交流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中介和桥梁作用。

同时,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又必须大踏步“走出去”, 云南高等院校可以鼓励云南青年学生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院校联合办学或者创办分校, 招收当地的青年学生, 因地制宜进行教育教学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 既可以大大节省当地青年学生高昂的出国留学费用, 减轻其沉重的经济负担, 又可以将教育教学科研活动及其成果与当地的实际需求直接结合起来, 理论联系实际, 有针对性地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遇到的实际难题。

从地缘关系方面考量, 云南西部与缅甸接壤, 南部和老挝、越南毗邻, 远的漂洋过海够不着, 近的翻山越岭比较实际。因此,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应该重点进行与东南亚国家特别是缅甸、老挝和越南三个国家的合作交流, 充分利用已经建立的科研合作、学术交流关系, 有针对性地进行国别教育研究和区域教育研究, 提高研究需求和研究条件之间的契合度, 充分发挥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的区位优势,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更多的各级各类人才。

中国政府对“一带一路”建设高度重视,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国家重大战略的调整, 为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为了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对人才的客观需求,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应该扩大招收留学生规模 (包括云南省内青年学生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学生到云南留学) , 注重开发并提供教育服务产品, 加强留学生教育与管理, 加强外文授课、专业教育和学历教育, 增强留学生的专业技能训练, 学以致用, 讲求实效。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不仅可以缓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学生的就业压力, 而且可以减轻中国巨大的就业压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学生的失业问题日益严重, 培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 将有效缓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学生的就业压力,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青年学生更好地实现就业提供多样性的选择。

同时, 中国有13亿多人口,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 云南省总人口4596万, 占全国人口的3.35%, 在全国人口排名中居第十二位。根据联合国标准, 中国还有1.28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要让这1.28亿人脱贫致富, 从而使全国人民都过上富裕的日子, 确实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据统计, 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071万, 云南是全国贫困人口超过500万人的6个省份之一 (另外5个省份是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 。云南全省有561万贫困人口, 占全省人口的12.21%, 在全国居第二位, 而且居住在边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深度贫困人口就有120万人, 占全省贫困人口的21.39%。

目前, 中国的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下岗职工近1000万, 社会失业人员约570万, 每年新增劳动力达800万人, 农村剩余劳动力达1亿多人, 就业压力十分巨大, 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 从18岁至60岁的有效劳动力急剧减少, 改革开放带来的人口红利面临拐点, 许多工作岗位找不到适合的劳动力;另一方面, 国家推行“二胎”生育政策, 但是一个人从出生、成长、接受教育到成为劳动力的时间非常漫长, 至少需要18年, 在这18年中可能还有许多预想不到的变故, 劳动力成本将会越来越昂贵。

因此, 培养中国青年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 把中国自身的发展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对接起来, 能够起到减轻中国巨大的就业压力的作用, 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就业、推进工业化、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4 结论与启示

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都是各国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智慧的结晶, 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必须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明的平等交流, 坚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明, 用对话交流代替冲突对抗, 倡导不同社会制度互容、不同文化文明互鉴、不同发展模式互惠。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倒逼云南教育体制改革, 深化云南教育教学改革, 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的课程教学内容, 不仅进行传统的汉语、中国文化教育教学以及各学科的专业知识教育教学, 而且进行“一带一路”建设背景、实施重点、合作机制、规则标准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民族宗教等知识的教育教学。

因此,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必须放眼看世界, 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包括借鉴和吸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在经济、政治、法律、教育、文化、科技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 创造了世界性的优秀文明成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 在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资金、设备和管理经验的同时, 必须大胆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 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 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12]

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 并不是一切都落后, 在许多方面还是相当先进的, 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一些国家在技术上管理上先进, 并不是一切都先进, 在许多方面还是非常落后的, 处于世界落伍水平。因此, 云南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研究必须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推动中国文明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明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紧缺的工程、建筑、金融、医学、法学、会计、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 截至2016年5月30日, 在教育部公布的2016年正规大学名单中, 云南普通高等院校共计72所, 这72所高等院校应该依据相关领域专业教育质量的国际标准和基本要求, 进一步深化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改革, 人才市场根本不需要的专业就必须停止招生或者隔年招生, 该废止的课程就必须停课, 而人才市场急需的专业就必须新设或者扩大, 该新增的课程就必须增加, 加大教学经费投入, 增加基本教学设施设备, 不断改善教学条件, 从而促使云南高等院校和相关专业、课程内容及其体系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色和无可替代的优势。

在深化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建设的改革中, 必须从本院校的实际情况出发, 切忌“跟风”设置专业, 忽而见到会计人才紧缺了, 所有的高等院校都争相设置会计专业、招收学生, 又忽而见到法学人才紧缺了, 于是乎所有的高等院校都争相设置法学专业、招收学生, 这样“换汤不换药”的恶性竞争, 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是“万金油式”的学生, 什么工作都可以干, 但却什么工作都干不好, “万金油式”的学生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才, 充其量只能算是“人口”, 连“人手”都算不上。

对外交流合作 篇9

1、增加了扶贫开发投入总量。据不完全统计,省扶贫和移民办引进、实施和管理的外资扶贫项目共计逾6837万元,增加了项目区的投资强度。

2、引进推广了新理念、新思路。中德合作的扶贫监测评价项目建立完善了扶贫监测评价体系,它不仅从经济角度,而且还首次从政治、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对扶贫成果和影响进行了监测评价,深化了扶贫监测评价的理念,拓展了扶贫工作的思路和领域,全方位地对扶贫监测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研究,初步建成了一套系统全面的扶贫监测评价体系,为在全国示范和推广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村级扶贫规划项目,探索了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执行整村推进扶贫计划的可行性,研究了扶贫系统如何转变政府职能,提高了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提高了扶贫资源的使用效率。

3、积累了项目经验。外资扶贫项目在设计、实施、监测和管理等多个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对提高江西省扶贫开发项目的管理水平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在江西省初步建立的一套科学完善的扶贫监测评价体系,已在我们的扶贫开发工作中开始运用。参与式村级规划在全省得到推广,参与式理念、方法和工具在各级扶贫办得到了广泛应用。同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参与式理念、方法等的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扶贫系统的横向协调能力。

4、提高了发展能力。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始终注重动员目标群体广泛参与,全程强化贫困人口的主体意识,不断提高贫困人口和社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尽可能使项目社区获得摆脱困境的核心能力。同时,通过准备项目、实施管理项目等具体活动,江西省扶贫系统也逐渐培养了一支熟悉外资扶贫项目,懂业务、会管理、高素质的对外交流与合作队伍,为江西省贫困地区的开发积累了最宝贵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财富。

石油企业对外合作人才的培养 篇10

一、石油企业对外合作人才培养的现状

随着与国际经济的接轨和国际化公司建设的发展, 石油企业近年来也相应的加强了对外合作人才的培养,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受传统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影响, 石油企业在对外合作人才培养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仍然没有确立科学的对外合作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缺乏科学合理的对外合作人才培养机制等等。

1. 对外合作人才培养理念落后。

认识不到位, 没有认识到对外合作人才的培养是一种可以获得丰厚回报的投资。有些企业领导尽管知道对外合作人才培训的重要性但在惧怕因人才流动使企业培训变为“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思想指导下而不愿给予足够重视。

缺乏科学地引进对外合作人才的理念。仍然把对外合作人才人力资源仅仅视作是成本, 并且把减少人力投资作为降低成本的重要举措之一, 没有一个科学地引进人才理念做指导。

缺乏科学的对外合作人才使用理念。在对对外合作人员的管理上有时过分强调人适应工作, 重事不重人, 在一定程度上把人看成被管理和控制的工具, 对对外合作人员的管理多为事中和事后的被动反应型管理, 表现为一个操作式的管理模式。把对对外合作人员的培训、考核、调动、退休等人为隔开, 孤立的进行管理, 造成各环节相脱节,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合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2. 缺乏科学合理的对外合作人才培养机制。

目前, 石油企业缺乏科学合理的对外合作人力资源考核机制。许多企业对对外合作人员培训既无科学、系统的计划, 又缺乏针对性的培训方式内容, 随意性大, 故难以取得理想的培训和开发效果。企业没有长远的人才培训规划, 因此或即使开展了培训开发工作, 也往往因为缺乏系统规划, 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与前瞻性, 形式单一陈旧, 难以使员工获得完整的知识结构和工作技能。另外相对于对外合作业务的快速发展, 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人才总量不足, 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 素质还不能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需要;对外合作人才的不合理流动和流失比较严重, 部分经过培训又具有实践经验的对外合作人才不是流向其他工作岗位就是国外石油公司;对外合作人才管理工作力量分散, 科学的人才工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对对外合作人才工作的投入偏低;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够, 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尚未消除, 等等。因此, 在日趋激烈的全球性人才竞争中, 我国石油企业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二、石油企业对外合作人才培养的方法

1. 转变石油企业对外合作人才培养的理念。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我国实现了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同样我国石油企业在这30年里也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用一代人的时间, 完成了别国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增长, 为了保障这种发展势头、保证可持续发展, 加强对外合作人才的培养是关键。石油企业进行对外合作人才管理创新的关键在于思想的创新。制定长远的对外合作人才培训规划。

从事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的石油企业, 是资金、人才和技术密集型企业, 要保证其持续健康发展必须破除“一日成才, 终身受用”的观念, 在技术人才的教育培训中确立持续培训、终身培训的观念。

第一, 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牢固树立人的主体地位。打破传统的劳动人事管理约束, 不再把人当成任何形式的工具或手段, 而是当作有价值的特殊资源来刻意挖掘, 为他们提供、创造各种条件, 使其主观能动性和自身的劳动潜力得以充分地发挥。第二, 树立科学的人才使用和成长理念, 合理使用和培养企业人才。优秀的人才不一定是最合适的人才。在引进人才的过程中, 不仅要看其学历、职称, 更要考察其思想品德, 为油田引进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应建立油田企业内部公平竞争机制, 创造竞争上岗的机制环境。确立人才衡量标准体系, 在人才的招录、使用、培养、考评、奖惩、淘汰等方面建立一套科学的、量化的制度和标准。在具体使用人员时, 还要考虑油田生产一线工作环境艰苦、劳动强度大等因素, 使用人才上不光要注意人才的个体差异, 也要注意岗位的差异, 因人录用, 知人善任, 让职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 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使职工个体努力目标都得到实现。此外, 还要重视人才培养, 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满足人才成长、发展的需要。

2. 明确石油企业对外合作人才培养

的目的。石油企业人力资源主管部门要在分析预测企业内外环境变化趋向的基础上, 预测对外合作人才队伍在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等方面的需求走向, 依据各类人才在不同时期的成长特点, 制定相应的教育培训规划, 并采取单位与个人相结合的方法形成终身培训计划。企业要大力宣传持续教育、终身教育的重要性, 利用继续教育培训的高回报性和“双赢”的特点, 逐步营造学习型企业的良好氛围。以满足生产需要开展对外合作人员培训。石油企业在不同发展时期, 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是有区别的。在制定继续教育培训计划时要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 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适时安排人员培训相关知识, 确保按需培训以提高针对性。

在油田勘探开发程度提高且寻找新石油储量难度加大的时期, 要选派关键岗位的技术骨干进行复合专业知识培训, 选送他们到石油院校或地质矿产院校进行地质复合物探、采油复合地质、钻井复合地质和测井复合物探等知识培训以拓宽其专业知识覆盖面、促进思维创新和技术进步。还要组织他们学习国际商务和国际石油市场惯例方面的知识, 组织强化外语培训, 为企业跨出国门参与国外石油勘探开发提供人才保证。

3. 实施石油企业对外合作人才培养的方法。

石油企业技术人才是在生产科研实践中锻炼成长的, 其成才过程有一定的规律性, 因此要在分析研究人才队伍现状、弄清各层次人员培训需求的基础上, 实行分层次培训。

对第一层次的技术工人来说, 他们是引进设备的直接使用者, 他们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引进设备的使用及引进的技术消化和吸收。对员工众多的第一层次, 培养目标是学用一致, 结合企业实际需要开展教学、培训工作。可由企业内部的继续教育机构承担, 教师可以在内部找, 也可以从外面请, 还可以和高校联合办班。

对第二层次的技术干部来说, 他们在企业中起的作用主要是解决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对引进的设备和技术消化、吸收、总结, 为企业的技术自主开发打下基础。对他们的培训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 参加行业学会举办的一些短训班、研究班, 加强与同行业的技术交流。第二, 由于生产和跨学科发展的需要, 技术人员经常需要增补跨学科的知识, 此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安排。如果是对某一专业领域出现的新技术、新知识而组织的培训, 可以在企业内部安排一周或数周的短训班。如果企业要进行从一个技术领域转到另一个技术领域, 可以安排长期进修, 时间三个月至一年、两年, 在选定的大学和较大的培训中心进行。如果技术干部因需担任更高一级职务而需要补充知识, 可以参加普及培训, 时间为一、两年, 主要是按企业需要委托大学代培。

对第三层次研究开发人员来说, 他们在企业中承担的主要任务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制和开发, 工作目标就是尽快将进口的外国石油石化产品国有化。他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进口石油石化产品国有化进程。对他们的创新培训可以采用两种方法:

第一, 和国内一流高校及科研机构密切合作, 将企业研究开发人员派到高校及科研机构集中学习工作一段时间。第二, 将国内一流高校和一流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请到企业研究机构来, 和企业的研究开发人员一起工作。这样有助于企业获得技术创新的有关信息, 有助于整体提高研究开发人员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

对第四层次前瞻性人才来说, 他们在企业的主要作用是跟踪本行业的世界先进水平, 对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预测, 研制出世界一流的技术, 使我国的石油行业彻底摆脱受制于人的境地, 能够真正在国际市场上与国外同行竞争, 抢占国际市场份额, 最终占领行业未来技术的制高点。对他们创新能力的培养, 可以采用在国外设立研究机构的方法, 聘请世界一流的研究专家, 让前瞻性人才与他们一起工作;还可以送他们去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去学习工作。

4. 创新石油企业对外合作人才培养

的机制。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核心是充分调动和发挥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而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为此, 要加强对油田企业激励机制的创新, 首先, 要改革分配制度。目前油田企业引人才的关键还是薪金, 而现行的工资水平与企业的经济效益不能同升同降, 普遍缺乏市场竞争, 应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其次, 需要健全人才培训、考核、使用相结合并与待遇相联系的激励机制, 建立以市场形成价格为参照的薪金标准。使员工的工资随经济效益的好坏上下浮动, 个人的岗效工资随个人的劳动贡献而变化, 从而打破了现行岗位技能工资“大锅饭”的分配现状, 体现了职工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自主分配的现代企业收人分配制度的基本特征, 有利于调动单位和职工个人的积极性。再其次, 还要建立利益共享机制, 鼓励经营者和员工持股, 采取技术入股、股权认购、奖励期股期权等方式, 以经济纽带把人才与油田结成利益命运共同体。最后, 重视对员工的培训激励。在开展员工培训时要做好培训需求分析、科学确定培训内容、根据培训内容确定培训方式以及培训效果反馈四个环节, 以确保培训工作有的放矢, 提高员工培训质量和效果。此外, 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过程中, 要结合员工技能鉴定和评价考核结果, 严格实行“三岗”制度, 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局面。并结合分配制度改革, 拉开简单劳动岗位与较高技术含量岗位分配差距, 让能力与岗位薪酬挂钩, 为用人和职工晋升提资提供依据, 加强员工培训的激励性。

在知识经济时代, 企业之间的竞争, 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对人力资源的最大限度利用, 成为企业管理者提高管理水平, 实现企业目标的必然选择。加强对油田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是实现油田企业长期发展, 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为此, 油田企业要努力树立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创新企业的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 充分挖掘人力资源的潜力和创造力,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对外交流合作 篇11

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挑战。从加入东盟开始，越南先后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有效提升了越南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争取到了大量的外资、援助、游客和巨大的出口市场，为其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越南已摆脱其边缘国家的地位，成功地融入世界体系。

在越南的经济外交中，与大国、特别是与经济大国的经济外交被置于优先地位。越南要继续革新开放，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就必须要融入国际社会，以获得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支持。其中，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等是越南经济外交战略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经济技术合作伙伴。2010年越南的重要贸易伙伴排序依次为中国、东盟、美国、欧盟和日本。其中，在单个国家中，中美日三国近年来一直位列越南最大贸易伙伴前三甲。

中 越

自1999年中越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越两国的经济关系也在快速、稳定地向前发展。2000年中越双边贸易额不足25亿美元，但2009年一举突破210亿美元，2012年更达到412亿美元。从2004年至今，中国一直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而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顺利建成，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越“两廊一圈” （即“昆明—河内—海防”、“南宁—河内—海防”两个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建设）、“一轴两翼”（ 南宁—新加坡經济走廊一个中轴和泛北部湾区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两翼）等战略合作下，中越经贸合作日益紧密，中国对越直接投资（FDI）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从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至2013年3月，中国对越投资项目共有899个，注册资金总额达47亿多美元，在对越投资的94个国家和地区排行榜上排名13位。

中国对越投资早期主要集中在加工、装配等制造业，而今中国对越的直接投资领域日益广泛，涉及制造业、采矿业、商务服务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房地产业等。近几年来，中国对越提供的优惠信贷资金也不断增加，至今，中国已向越南提供16亿美元的优惠信贷资金，主要集中于工业、矿业、铁路、能源、纺织、化工等。此外，中国政府还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资金。

越 美

发展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是越南推行其平衡大国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美国重返亚太，美国对深化美越双边关系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从2000年越美签订《越美贸易协定》以来，双边经济合作逐渐增速。2006年美国给予越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越美双边关系实现“全面正常化”。2007年，越南正式成为WTO第150个成员，越美双边经贸合作由此迈入新阶段，这一年两国双边贸易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超过120亿美元。此外， 越南积极同美国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进行协商，终于在2010年加入TPP谈判进程，此后，两国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仅2010～2012两年，双边贸易额便增长约27%，2012年达到246亿美元。

目前，美国已成为越南第一大出口市场、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地，大量的贸易顺差为越南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和拉动国内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1988～2010年间，美国对越直接投资（FDI）累计金额为174亿美元。美国对越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工业、服务业和农业领域，目前，美国正大力推动向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医疗、生物学技术和银行服务等领域进行投资。

在越南的经济外交中，与大国、特别是与经济大国的经济外交被置于优先地位。

越 日

一直以来，日本都是越南对外贸易、投资、政府开发援助（ODA）方面的最重要伙伴之一。日本企业看中越南在东南亚地区相对便宜的工资成本及地理位置靠近中国的区位优势，其对越直接投资一直处于外国对越南投资的前列，1988～2010年期间，日本对越直接投资累计达194亿美元。日本对越投资领域从原来集中于基础设施、房地产、旅游为主转向以城市开发、工业园区建设、电力开发为主。越日两国在稀土开发、核电站建设和高铁建设计划中的合作，也成为越日两国“战略关系的象征”。

此外，在日本与越南双边关系中，政府开发援助（ODA）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日本外务省2004年发布的《日本对越南国家援助计划》的“理念与目标”部分有如此直白的表述：“日本对越援助，不仅有利于日越双边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日本与东盟的区域关系”、“与中国接壤的越南，在日本对华外交的各种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截至2011年底，日本向越南提供的ODA总额累计达105亿美元，其中优惠贷款占总额的98%，其余是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越南将日本提供的ODA资金用于展开多方面、多领域的项目，尤其是改善基础设施，使越南经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在多次的会谈中，越日两国领导人都多次表示要进一步扩大、强化两国关系。事实上，以物质为基础的经济关系使越日两国的政治关系也更趋紧密发展。

经济“大国外交”的瓶颈

正是得益于与中、美、日等大国关系的不断改善和深化，越南目前已成为东盟国家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最具活力的国家。近年来，越南国民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7%，在亚洲仅次于中国。2001年，越南GDP为329亿美元，人均GDP为415美元。2012年GDP高达1361亿美元，人均GDP也达到1540美元。

尽管越南在经济外交中实行“大国外交”取得了骄人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以西方大国为主要对象的经济外交仍然面临一些问题。越南总体经济实力薄弱，导致贸易商品结构层次低，高附加值产品少，和大国相比缺乏竞争优势。加之，越南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和国内基础设施的落后，极大地制约了其对外经济合作的顺利开展。此外，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的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涌入越南。这对有别于西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越南来说，潜藏了无法估量的政治风险。

对外交流合作 篇12

一、新疆、广东和福建高校与周边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已拥有一定的基础,在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大势中都有更高的愿景

笔者在新疆调研期间,深入3所高等学校和两所中小学,组织了4场座谈交流会,有关机构领导、教学与研究人员以及内地援疆干部等80余人参加。在广东、福建两省,我们深入5所高校和1个教育科研机构,先后组织6场座谈交流会,包括海外留学生在内120余人参加。

新疆、广东和福建高等学校充分利用所处地缘优势,以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为重点,积极开展教育双边、多边和区域交流与合作。它们通过举办孔子学院、对外汉语教学、互派教师、教育互访、学术交流等多种方式扩大教育开放及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自身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教育交流合作,着力凸显各自教育的区位优势。针对中亚地区5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新疆大学和新疆师范大学在研究人员、语种人才、学术传统、文献资料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样,针对东南亚地区各国,广东、福建高等院校在教育研究、教育交流合作等方面也积淀了一定的基础和不同程度的优势。

(一)新疆高等学校与中亚地区教育交流合作已有基础和进一步规划

目前,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大学均建立了面向中亚地区和国家的研究机构,初步形成了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研究队伍,研究领域涉及中亚地区和国家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法律、语言、教育、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拥有了一些研究水平较高的成果,已为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提供了有关的重要决策咨询。两校在中亚地区开办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和孔子学院教学点,成为新疆与中亚地区教育交流合作的主要形式,受到所在国的欢迎。与此同时,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大学与中亚各国的师生互访、短期互访、学术交流活动也比较丰富。

新疆师范大学早在2009年7月就成立了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学院设有对外汉语系、汉语言系、语言文化教学中心、留学生信息中心、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等部门,开展汉语国际硕士生培养和短期语言生交流。该学院的中亚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中心初步建成了中亚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科研、案例)数据库,成立了翻译中心,培育了俄语、英语两支专业翻译队伍,翻译、整理了大量研究资料。2013年,新疆师范大学又成立了中亚研究院,整合原有的研究机构,力图建立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实力雄厚的人文社科学科群,目前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截至2015年9月,新疆大学已与国外38所大学和教育机构签署了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协议。学校同国外大学开展教师互派、学生互换、联合培养、科研合作、共同举办国际会议、设立海外奖学金等教育交流与合作项目;不断扩大留学生规模、提升留学生教育层次和教学质量,积极开展汉语国际推广和境外孔子学院建设。学校现已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区域项目学校、教育部中俄大学校长、亚洲大学、东亚大学校长论坛项目学校和中国政府奖学金自主招生学校、孔子学院奖学金、丝绸之路奖学金项目学校。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成立于2002年,2012年清华大学与新疆大学又共同组建了新疆大学—清华大学中亚发展研究中心,重点开展“中国与中亚合作、发展”的研究,具体涉及对中亚及周边国家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安全等领域的研究。

此外,新疆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新疆教育学院)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学教师培养培训的基地和中心,学校拥有较高比例的“双语”教师,是“自治区‘双语’教师培训基地”。虽然目前对外交流合作活动较少,但在学校的未来发展中也规划利用自己的优势在中亚地区创办孔子学院,为与中亚各国的交流合作提供语言和文化学习上的支持。

在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大好形势下,新疆高等学校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和已有基础,积极规划与中亚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对未来的相关研究与实践也有着较高的愿景,提出了发展规划。

新疆师范大学每年投入100万元加强中亚研究院建设,并设定了建设目标:力争3～5年培养出一批区内外知名的学术专家,推出一批对学科建设和自治区乃至国家决策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科研成果,使中亚研究真正成为该校理论探索和学科建设的聚焦点、创新点和立足点。经过5～10年的建设,力争将中亚研究机构打造成为服务自治区乃至国家发展战略的跨学科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人才培养中心、信息中心、咨询服务中心,努力将其办成自治区领先、中亚知名、国内有影响的中亚问题综合研究机构,使新疆师范大学成为自治区乃至国家中亚问题研究和周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中心的“思想库”与“智囊团”。新疆师范大学还进一步加大了中亚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中心科研经费的资助和投入。同时,学校也谋划拟成立中亚教育研究中心,凸显教育学科在新疆高等学校中的优势。

新疆大学提出了“西部先进、中亚一流、国际知名”的建设目标,以中亚研究院(新疆大学—清华大学中亚发展研究中心)为平台,进一步发挥新疆大学在中亚研究领域中的学科特色和优势,以建设多学科、高水平、开放式的研究基地为目标,力争经过5～10年时间的努力,把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新疆大学—清华大学中亚发展研究中心)建设成为世界知名、国内领先水平的中亚问题综合研究机构,培养出一批具有国内外影响的学术专家及学术团队,积极服务于国家、自治区重大问题决策,努力成为国家中亚问题研究的智囊团和思想库。在此基础上,新疆大学拟计划建立丝路学院,发挥学校学科齐全、在新疆高校中综合办学实力强的优势。

新疆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新疆教育学院)也正在积极争取在中亚设立孔子学院,利用学校在语言语种方面的优势,规划设立语言学院,争取在与中亚地区教育交流合作方面取得突破。

(二)广东、福建高等院校与东南亚地区教育交流合作已有基础与进一步规划

由于地处沿海,广东、福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尤其是广东、福建都是著名的侨乡,两省高等院校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与东南亚国家高等院校开展了多种层次和多种方式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福建师范大学从1984年开始接收外国留学生,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工作,1992年成为国家面向东南亚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四大基地之一,2001年被国家汉办指定为国家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10所重点大学之一,相继开展了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汉语教师本土化学历教育(2+2,3+1)项目。30年来,福建师范大学先后接收了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土耳其等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来校学习汉语,并为东南亚和周边国家培训了大量的汉语教师。2010年,福建师范大学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合作创建了菲律宾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印度尼西亚阿拉扎大学孔子学院。2012年,“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正式落户福建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早在1981年7月便成立了“中山大学汉语培训中心”,2009年5月成立“国际汉语学院”,承担学校外国留学生的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生培养和相关的涉外教育合作项目。2009年5月,中山大学正式成立了国际汉语教材研发与培训基地,是国家汉办汉语国际推广基地之一。据统计,截至2012年11月,中山大学共有来自113个国家和地区的在校留学生1,666人、进修生769人。[1]2006年以来,中山大学与海外高校先后合作共建了5所孔子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早在1986年就成立了“华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化中心”,2004年1月成立国际文化学院。2010年4月,与印度尼西亚亚洲国际友好学院签订“2+2本科生培养合作项目”,授予文学学士学位。2014年4月,学院与泰国拉卡邦先皇科技大学行政学院签约,合办中文系,共同培养本科生、研究生。至2015年12月,华南师范大学共招收来自57个国家的留学生1,655人次,其中研究生39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生34人、学科与教学论专业硕士生5人,本科学历生201人,在校语言生近800人。[2]华南师范大学还在海外举办3所孔子学院。

暨南大学与南非罗德斯大学合作成立了孔子学院。1993年6月成立了华文学院,先后成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华文教育基地”、教育部“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基地”、“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重点院校”。据统计,2012年有3,300余名国际学生在学院就读,来自世界92个国家和地区。[3]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自2002年起还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英国等国家开展海外函授本科学历教育。截至2014年6月,已开设了近30个海外函授教学点,成功培养了800多名函授本科毕业生。其中,仅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国家,就设有20个面授教学点,培养学生700多名。[4]2015年4月39名菲律宾函授本科生毕业,获得教育学学士学位。[5]暨南大学还于2001年6月成立了国际学院,培养知华、友华并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来华留学专业人才;与印度合作开展内科、外科六年制临床医学学士学位留学生班项目。

泉州师范学院也积极利用侨乡资源与海外华侨合作开展国际汉语教师培训,每年为菲律宾一所教育机构定向委培6～8名幼儿园教师,开办夏令营、秋令营,每年接收约200名(数据由泉州师范学院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华裔青少年。

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战略发布后,福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广东则定位”一带一路”的战略枢纽,两省高校积极开展先行先试,创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教育合作的前沿平台,进一步拓展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交流合作。

暨南大学2014年11月正式成立了“21世纪丝绸之路研究院”;2015年,华南师范大学成立了“甘地研究中心”,积极推动中印高校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中山大学创建了“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2015年7月举办了“一带一路与广东”主题论坛,并正式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院;2015年1月7日福建师范大学成立了福建自贸区综合研究院,9月研究院发布《自贸区大时代——从福建自贸试验区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报告。这些机构举办论坛,开展研究,发挥智库作用,相继为政府提供了《发挥华侨华人作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广东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咨询报告。

在“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教育研究方面,福建、广东高等学校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华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是我国研究东南亚教育的一个中心,具有比较强的研究力量,对东南亚国家的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及职业教育等均有研究,先后承担了“东南亚国家教育决策模式研究”、“东南亚国家学校德育研究”等多个国家及省部级课题。中山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也对东南亚国家教育有一定研究。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对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教育有比较系统的研究,还创办有《华文教学与研究》学术期刊。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先后承担了“东南亚国家汉语教师培训教材研究”、“马来西亚、菲律宾汉语教师立体培训项目”等多个国家汉办科研项目。

二、新疆与福建、广东高等院校在对外教育交流合作中存在的不足和困难

虽然新疆高等院校与福建、广东高等院校在对外教育交流合作中重点针对的地区不同,但它们在对外教育交流合作中面临的问题与不足,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一)我国在对外教育合作中以非学历教育为主,学历高等教育机构明显欠缺,甚至为空白,教育影响力和吸引力极其有限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面向世界“走出去”的国家发展战略,这对我国教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和新任务。教育也需要主动面向世界,配合“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探索高校海外办学。世界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高校海外办学。“截至2015年10月14日,世界上共有230所大学海外分校在运行中,24个在筹建中;共有32个大学海外分校输出国,75个输入国。输出大学海外分校较多的为美国(81个)、英国(37个)、俄罗斯(20个)、澳大利亚(15个)。”[6]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也积极推进海外办学,在中东、东欧等地开办了海外分校。高等学校海外办学不仅是一个教育国际化的发展问题,也不仅仅是国际人才培养的问题,而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国家战略问题。相比较而言,我国对高等学校海外办学的重视还不够,相关政策比较滞后,高校也缺少主动“走出去”的意识。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海外办学的一个特色是开办孔子学院,办学模式比较单一,由于孔子学院不属于正规学历高等教育,其作用与进行正规学历教育的高等院校海外分校显然不同。从调研的高等院校来看,除孔子学院外,目前开展其他形式海外办学的有华南师范大学,与泰国拉卡邦先皇科技大学行政学院合办了中文系;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开设了海外华文函授教育机构。我国高校海外办学的层次、规模及影响力亟待提高。

例如在中亚,虽然我国(主要是新疆地区)与中亚国家拥有充分的地缘优势,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在这里开设一所高等学历教育机构。相反,已有不少国家在中亚建立了海外高等学校,目前已近20所。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1所大学;英国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各建立了1所大学;日本在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1所大学;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各建立了1所大学,在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4所大学;土耳其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各建立了两所大学,还在土库曼斯坦建立了1所大学;新加坡在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1所大学。[7]相比较,我国在与中亚地区国家合作办学方面已处于劣势。

(二)新疆高等教育整体实力不强,福建和广东高校也存在来华留学生教育特色专业欠缺问题,对周边国家学生来华留学的吸引力不够

从新疆大学和新疆师范大学来看,来这里学习的中亚地区国家学生,主要是短期的语言交流生,接受学历教育的人数很有限,在有限的学历教育留学生中,主体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生,自费生较少。如,在新疆大学500多名留学生中,主要以中亚地区国家留学生为主,且这500多名留学生,一半以上都是政府奖学金资助学生,自费生较少。新疆师范大学的留学生基本都是政府奖学金项目生。目前,中亚五国学生留学目的国主要是欧美国家,或者说首选是欧美国家。

虽然福建、广东高校相比较而言,实力较强,但从笔者调研来看,广东、福建高等学校对接东南亚国家人才需求的特色专业比较欠缺,相比欧美高等学校在东南亚海外分校所开设的旅游管理、房地产经营、市场营销、金融、国际证券投资、国际商务、会计、人力资源管理、工程技术、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生物医学、多媒体设计等多种专业,目前我国高校所开设的有关学位项目更多还是在语言、文学和医学等领域,国际人才培养类型比较单一,远远不能满足“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各类人才需求。如何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充分利用福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以及广东战略枢纽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机遇,整合高校教育资源,创设面向东南亚国家实际需求的特色专业,需要高校对此进行深入谋划。

(三)高等院校之间、高等院校内部机构之间在“一带一路”研究方面欠缺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离不开高端智库的思想支撑。无论是新疆高校,还是福建、广东高校,其智库与研究基地的研究国际合作机制还比较薄弱,人员构成单一,研究更多地局限于本校平台,缺乏学校与学校、学校与企业的合作,更缺乏与沿线国家智库及专家的交流与合作,从而限制了智库功能与作用的发挥。虽然新疆与福建、广东高校分别对中亚地区国家、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教育研究拥有一定基础,但缺乏以“一带一路”战略思维进行系统规划,研究显得零散、碎片化。如福建、广东高校现有国别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印度,而对于东南亚其他国家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研究极为欠缺。与此同时,各高校内部研究机构和面向中亚、东南亚开展教学的学院之间也缺少有效沟通和交流,欠缺合作机制。

(四)新疆高等院校面临中亚教育研究专业人才短缺和教育合作实践中的困难

从笔者调研的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新疆教育学院)3所学校来看,并不缺少可以和中亚地区国家开展交流的语言人才,但缺少专业领域的研究人才。如在教育研究领域占有优势的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对中亚地区教育研究的专业人员几乎空白,有些研究主要是通过英文二手文献进行的。形成新疆高校有关中亚教育研究相对薄弱的境况也有现实的原因。一方面,长期以来,对中亚地区的关注,重点要素在中亚各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处于边缘地带;在相关的教育研究中,语言教学是研究的重点,对于教育制度、教育政策、教育发展情况研究不多。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也还存在困惑。中亚五国的教育总体上并不发达,多数国家教育水平、教育质量都不高,而传统上对外研究的取向是借鉴先进经验,如何转换研究方法与思路也是研究人员需要面对的新任务。另外,中亚五国的国情、政治、宗教、教育发展水平,以及与我国的外交关系,都对新疆高校开展与它们的教育合作交流构成挑战。

(五)高校在中亚、东南亚开办的孔子学院在师资及教材方面存在一定的“水土不服”问题

在教材编写上,一些孔子学院对外汉语教材没有考虑当地文化习惯,出现“水土不服”问题;在师资方面,汉语教学师资明显不够,特别是师资外派存在一定困难。这既有师资数量不够的原因,也有教师待遇、专业发展及个人家庭方面的因素。而汉语教学志愿者外派的问题还面临一些签证难题。国际汉语师资的培养也远远不能满足国际汉语的师资需求。

(六)新疆中小学对外教育交流合作还很贫乏

调研期间,笔者专门走访了乌鲁木齐市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分别是乌鲁木齐市第73中学和新疆教育学院实验小学,两所学校都是当地知名学校。乌鲁木齐市第73中学作为学生人数近3,000人的较大规模的民汉合校,承担着学校周边地区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重任,在民族团结、文化理解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新疆教育学院实验小学办学理念先进,教师队伍质量过硬,硬件设施齐备,处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小学教育的领头羊位置。两所学校均表示,在对外教育交流合作方面还非常欠缺,作为自治区首府的知名学校,这与我国深化教育开放、积极推进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形成巨大的差距。学校对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抱有很大的期待。

三、进一步增强新疆与中亚地区、福建和广东与东南亚地区教育交流合作实力和影响力的建议

调研中,笔者与参加座谈的专家学者就如何改进新疆与中亚地区、福建和广东与东南亚地区教育交流合作的不足、克服存在的困难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学者为进一步增强这些省份对外教育交流合作的实力和影响力,更好地促进民心相通、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了许多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和部门协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有序、高效开展

由于“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家重大开放发展战略,所以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各部门、各省份以及不同单位都积极抢抓发展机遇,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抢占资源、争抢项目等问题,甚至造成无序竞争,浪费资源。为有效整合各部门、各地区的资源配置和项目设置,形成良性的跨部门、跨地区协同机制,建议国家层面要努力做好统筹协调工作,形成各方面优势合力。

首先,在现有“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框架内,下设教育交流合作管理中心,负责顶层设计、战略规划和统筹协调。整合、协调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有关工作,着力建设交流平台,拓展沟通渠道,提供支持服务,搭建部门与部门、地区与地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平台与网络,保证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

其次,面向中亚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应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平台与机制,积极拓展来华留学教育与国际合作。中国在规划和实施陆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面向中亚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有效的国家间组织与机制,即上海合作组织。在教育领域,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大学,项目院校由5个成员国的74所院校组成。中国有20所成员校,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都是成员校。[8]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共有7个专业方向,人才培养层次涵盖硕士研究生、本科生教育。除常规的教育、教学、科研全方位合作外,上海合作组织大学还定期举办“教育周”及“大学校长论坛”等。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新疆高等学校的发展规划应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发展框架和运行机制,与现有成员院校积极开展合作,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发展来华留学教育,创新国际合作办学模式。

在与东南亚国家的教育合作交流中,可充分利用“中国-东盟教育周”合作机制,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人才需求,加强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切实落实中国与东盟十国高校的“双十万学生留学计划”,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学历学分互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二)加强开展与中亚国家、东南亚国家的学历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合作,积极促进我国在中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高等教育海外办学

国家应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我国高校海外办学的重要战略意义,积极进行教育输出布点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搭建合作平台,鼓励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走出去”,开展试点工作,鼓励和支持新疆、福建和广东高校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办学。

当前,中亚地区国家有比较强烈的国际合作办学意愿与需求,如哈萨克斯坦提出《加快工业创新发展国家纲要》,挑选了10所高校和11所中等专业学校同国外知名院校、职业技术学校开展合作,加强经济建设领域人才联合培养。[9]新疆地区普通高校可依托其地缘、文化与语言优势积极推进在中亚地区的海外办学。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新疆高校的优势,同时集合内地重点高校、特色职业院校的优势,形成合力,到中亚办学。这方面工作可从以下3个层面逐步推进。

首先,积极与中亚五国的高校合作开展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学历教育,就中亚国家急需的专业人才推出“2+2”“3+1”“2+1”的联合培养项目;积极开展与中亚五国的职业技术人才联合培养,以具体项目方式开展海外办学。

其次,在中亚五国高校中选择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高校,联合或独立创设专门学院,以点突破,开展海外办学。

再次,与中亚国家积极沟通、协商,择时、择地联合或独立创办中国—中亚大学。

福建、广东高校可以充分发挥爱国华侨在经济方面的实力和在当地的影响力,积极拓展海外办学渠道和空间。2016年2月22日,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迎来首批177名新生,生源主要来自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统考生;分校在4月还招收了200名至300名预科生;9月将在中国及东南亚国家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300人至500人,这是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第一个政府层面合作的海外分校。[10]2016年5月,福建省提出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学联盟”,积极举办“国际大学校长论坛”和“中小学校长国际论坛”,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与交流。高校应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制定校本计划,积极寻求海外办学机会,拓展我国高等学校国际发展空间,通过教育融合,促进各国人民的文化认同,民心相通,培养出一大批知华、友华、爱华的高素质人才。

(三)主动与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相对接,把脉人才需求,不断提升高等院校办学实力和专业吸引力,增强对中亚、东南亚地区留学生的吸引力

新疆高校与福建、广东高校要积极配合丝绸之路核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及经贸中心战略定位和发展规划,加强与企业合作,不断提高办学实力,着力于“一带一路”战略需求的专业建设,与沿线国家高校形成优势互补或强强联合,使高校人才培养为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提供支撑。

国家应将职业技术院校纳入来华留学示范基地建设计划,积极推动中国与中亚、东南亚地区的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实施《留学中国计划》,教育部提出到2020年将分期分批建设100个来华留学示范基地,使之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和较高知名度的国际教育品牌,带动全国来华留学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目前,全国已入选示范基地的院校中没有一所职业院校。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国与中亚五国以及东南亚地区国家有许多经济及产业合作项目,如哈萨克斯坦和中国正在落实的52个合作项目涉及矿山冶金、化工、汽车制造和电梯生产等多个领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也在农业、信息产业、制造业人力资源开发等11个重点领域有项目合作,中国和中亚、东南亚国家都急需相应的专业技术人才。国家应该选择广东、福建等内地及新疆的职业技术院校开展与中亚、东南亚国家职业技术院校合作,并将高水平的职业技术院校纳入来华留学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培养面向中亚、东南亚地区各专业领域、多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

新疆要充分利用国家支持新疆教育发展的政策优势,抓住重点高校对口支援新疆高校发展的机遇,创新教育合作模式,加快做强新疆教育,协同开创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新途径、新局面。目前,对口高校不仅帮扶新疆高校学科发展、科学研究、师资培训,而且还开展了学生联合培养,创造了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包括“2+2”模式,即在本校学习两年,再到支援高校学习2年;“2+1.5+0.5”模式,即本校学习2年,去支援高校学习1.5年,再去企业实习半年等。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可以将这种学生联合培养模式与新疆高校的来华留学教育结合起来,创新新疆来华留学生教育,尤其是中亚来华留学生学历教育的培养模式。有重点地选择中亚国家急需领域的专业方向,依托新疆高校和内地名校的优势,联合开设面向中亚留学生本科及硕士、博士“2+2”“3+1”“2+1”等学位项目,大力发展中亚来华留学生学历教育。

高校自身要加强整体规划,统筹建设。在智库建设方面,完善外籍专家聘任机制,优化智库人才结构的国际化,积极开展与中亚、东南亚国家智库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专项课题的国际合作研究,提高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加强校内教学及研究机构的合作,积极拓展对中亚、东南亚教育的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和专题研究,为我国高等学校与中亚、东南亚国家教育合作提供理论及政策支持。

(四)继续扩大中亚、东南亚地区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覆盖面,拓展孔子学院的功能

孔子学院是我国开展对外汉语交流的重要渠道,在促进民心相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深化我国与中亚、东南亚国家教育交流合作中,应继续扩大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覆盖面。但是,在中亚、东南亚地区建立和发展孔子学院,不能仅停留在教汉语、剪窗花、打太极的阶段,应积极拓展孔子学院的功能,开办一些适应本地实际需求的专业化孔子学院,加强孔子学院办学的本土化。

根据所在国的需求,在孔子学院原有的语言和文化教育之外,增补一些当地所需的技术教育,将专业化技术教育确定为孔子学院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南京农业大学在与非洲肯尼亚埃格顿大学携手合作中,探索创办了全球首个农业特色孔子学院,在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同时,推广中国农业科技,为推动肯尼亚农业发展和解决粮食安全作出了贡献,受到所在国的欢迎。在中亚地区,应哈萨克斯坦的要求,中国将在哈萨克斯坦农业技术大学开设一所以教授农业技术为主的孔子学院,为哈萨克斯坦培养既懂中文、又掌握农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这种开展专业技术教育的孔子学院非常有助于中国与合作国家未来在相应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并且将中国文化、语言教育与专业技术教育结合起来,使中国文化与语言的传播扎根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获得更好的文化传播效果。

要加强孔子学院师资的本土化培养,为此,我国应设立国际汉语教师专项奖学金,积极培养中亚、东南亚地区国际汉语教师。过去建立孔子学院,我们更多地是从国内大学选配教师、招募汉语教学志愿者,但目前已无法满足国际汉语教学需求,孔子学院的师资数量短缺与质量问题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新疆与福建、广东等一些高校都已开设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为此建议国家可设立中亚、东南亚国际汉语教师专项奖学金,加快培养中亚、东南亚地区国际汉语教师,为中亚、东南亚孔子学院提供更多优秀的汉语教师。

关于孔子学院教材问题,建议国家可设立教材建设专项课题,开展中外专家的国际合作,共同编写孔子学院教材,解决教材“水土不服”问题。对于我国外派的孔子学院教师,要建立外派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应制度,将海外教学纳入职称评定考核内容。与此同时,举办孔子学院高校也应拓展汉语教学师资来源,除大学生志愿者外,可考虑开拓其他有效途径,吸引其他行业人员参与海外汉语教学,也要充分利用函授、远程教育和Mooc等形式,开展更加灵活的国际汉语教师培养。

(五)借鉴高等学校对口支援模式,对新疆中小学开展“地区对地区”“学校对学校”的教育援建,提升新疆中小学的办学实力,促进面向中亚地区国家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借鉴高校对口支援的模式,可加强开展内地中小学对新疆中小学“地区对地区”“学校对学校”的对口教育支援,着力加强新疆校长、教师与内地的交流与学习以及学生短期互访等活动,积极改善新疆中小学的办学条件,提升其教育质量,促进民族交融与团结。建议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加强规划,积极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创设国际交流项目,充分利用新疆与内地资源,联合开展面向中亚的中小学生国际夏令营活动以及姊妹校建设,促进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

参考文献

[1]留学生教育.http://www.sysu.cn/2012/cn/jyjx03/index.htm.2016-06-10.

[2]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http://www.hygjky.cn/yxtj/detal/7125.html.2016-06-05.

[3]暨南大学华文学院.http://www.wenku.baidu.com/view/a5973b5e6flaff00bf61e of.html.2016-05-28.

[4]2014暨大华文教育函授本科生举行毕业典礼.http://www.gz.house.163.com/14/1013/13/A8EIDL6A00873L40.html.2014-10-13.

[5]菲律宾华教中心首届华文教育专业本科函授班结业[N].福建侨报.2015-05-04.

[6]薛卫洋.境外大学海外分校发展的特点分析及谈经验借鉴EJ].高等教育管理,2016,10(4):85.

[7]杨恕.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教育文化合作的战略思考[J].比较教育研究,2015,(6):5-6.

[8]上海合作组织大学.http://balk.sogou.com.2016-05-28.

[9]哈投资发展部部长解读:“加快工业创新发展国家纲要”.商务部网站.http://www.newshexun.com/2015-04-10/174854610.html.2015-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