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贸易

外包贸易（精选5篇）

外包贸易 篇1

当前在我国发展服务外包、服务贸易过程中, 经常出现一些概念模糊、关系混乱现象。本文以全新视角剖析概念、拓展内涵、考察关系, 旨在实践中正确认识和处理服务外包与服务贸易的关系, 促其健康快速发展。

一、当前对“服务外包”、“服务贸易”概念及其关系存在模糊认识

近年来, 我国服务外包、服务贸易得到快速发展, “服务外包”、“服务贸易”等词汇频频出现在各种场合, 但某些发言、会议、文件、法规、文献、媒体等对其表述尚存在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现象, 一定程度上造成混乱, 给我国发展服务外包、服务贸易带来不便, 更对我国服务业国际化以及长期、稳定、快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例如:服务外包是企业、单位将业务外包的一种作用行为, 是一种业务作用活动的处理方式;国际服务贸易是一种根据业务涉及范围是否是国内或国际间的一种服务贸易的划分类型:国内服务贸易中, 可以采用服务外包方式, 国际服务贸易中, 也可以采用业务 (服务) 外包的方式;服务外包属于国际服务贸易, 它是国际贸易的一部分;服务贸易又称劳务贸易, 指国与国之间互相提供服务的经济交换活动, 等等。

诸如上述有关服务外包、服务贸易的认识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此外,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二者本身也在不断发展。这就迫切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澄清、总结和创新, 在实践中加以纠正、发展和完善, 并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间的关系。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服务外包”与“服务贸易”关系

1. 服务外包、服务贸易同服务业内在联系。

服务是通过提供必要的手段和方法, 满足接受服务之对象需求“过程”的一种活动, 从事服务的行业称为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是在工业化高度发展阶段产生的, 主要依托电子信息等高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而发展起来的服务部门, 侧重于指在新技术革命浪潮推动下产生或有较大发展的服务行业。具有“三新” (新技术、新业态、新方式) 和“三高” (高人力资本含量、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 特征。服务业还同第三产业既区别又联系:第三产业的界定采用的是剩余法, 即把第一、二产业以外的所有经济活动统称为第三产业, 而服务业的范围是以生产或提供服务来确定的。第三产业是供给分类, 它与第一、二产业间是单向依存关系;服务业同农业、制造业的划分, 是以经济体系的需求分类为基础的, 它同农业、制造业之间是相互依存关系。第三产业的经济结构含义主要是相对于国内经济的, 服务业的经济结构含义则是面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正确理解服务业同第三产业划分上的区别与联系, 对于正确把握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间的关系及其同服务业的内在联系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 服务外包是作为生产经营者的业主将服务流程以商业形式发包给本企业以外的服务提供者的经济活动, 实际上是通过购买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或产品来完成原来由企业内部完成的工作。随着服务外包在全球范围快速发展, 其内涵和外延需要相应拓展, 主要体现在: (1) 根据服务的交易对象不同分为:为生活 (消费) 提供服务的服务外包和为生产提供服务的服务外包。仅仅把服务外包理解成为生活 (消费) 提供服务的外包是片面的。事实上, 为生产提供服务的服务外包将在未来服务外包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2) 根据外包领域不同, 可分为制造业外包和服务业外包。前者通常是指对生产制造活动的外包, 即是将产品的某个或某几个非关键性的零部件、环节交由其他企业来完成的外包方式。服务业外包则是指除了制造业外包之外其他一切外包活动。 (3) 按外包范围的工作性质可分为“蓝领外包”和“白领外包”。前者指产品制造过程外包, 后者指技术开发、支持以及其他服务活动的外包。 (4) 按业务性质可分为信息技术外包IT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 和业务流程外包BPO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前者包括产品支持与专业服务的组合, 用于向客户提供IT基础设施、或企业应用服务、或同时提供这两方面的服务;后者指企业在核查业务流程以及相应的职能部门后, 将部分流程或职能外包给供应商, 并由供应商对这些流程进行加工和重组。 (5) 按发包方和承包方所在国家的不同可分为在岸服务外包和离岸服务外包。前者指发包方和承包方同处于一个国家之内, 其特征是外包处于一个经济体内, 职位在公司之间转移;后者指公司将其业务交给其他国家的企业经营, 即发包方和承包方处在不同的国家里, 其特征是职位在国家之间转移。 (6) 按服务外包的级别由低到高依次可分为基础技术外包、商业应用程序外包、业务流程外包和业务改造外包等。企业服务外包级别越高, 则越具备战略价值。上述分类中, 最常用和最重要的分类是第四种和第五种分类, 而作如此分类, 是科学划分服务外包与服务贸易内容以及把握二者关系的必要环节。但是, 外包活动本身并不存在截然不同的分类, 而是交叉进行, 即某项外包可能既包括制造业外包和服务业外包, 也可包括在岸外包和离岸外包, 还可能包括“蓝领外包”和“白领外包”, 等等。

根据1993年底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 服务贸易是一国劳动者向另一国或多国消费者提供服务并获得外汇的交易过程, 既包括有形劳动力的输入输出, 又包括提供者与被提供者未实体接触情况下服务的国际间有偿输入输出。其内容十分广泛, 服务贸易涉及150多项, 20多个领域。显然,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一种。仅将其理解为劳务贸易, 以及将其理解为“国内服务贸易”等都是错误的。

由以上可见, 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都以服务业为基础, 服务业又以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为重要发展形式。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是一个国家/地区服务业快速发展及其国际化的重要途径。但是, 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其他形式, 不能认为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发展的仅有形式。此外, 人类进入信息时代, 服务业已经成为产业进步的标志, 服务业的知识密集型特征已经使其成为代表一个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对制造业和农业的渗透作用也越来越强, 直接关系着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2. 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在内容上有交集部分。

服务外包中的离岸外包可全部归为服务贸易, 服务外包中的在岸外包则不属于服务贸易;服务贸易有更多内容。事实上, 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 服务贸易既包括上述所说的第三产业, 还包括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 其内涵和范围比我们对服务业的传统理解要大得多。那种认为“服务外包是服务贸易一部分 (或一种) ”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是相互独立而又密切联系的两个概念。“服务外包包含于服务贸易”这种“被包含与包含关系”的命题更是不成立的, 正确的表述应为:服务外包中的离岸外包是服务贸易的一部分。如下图所示:

同时, 必须注意到, 服务外包不仅仅包括为服务业提供的服务外包, 而且也包括为其他行业部分制造过程、部分业务流程等提供的服务外包, 那种将服务外包单纯理解为是服务业一家的事情, 显然也是片面的, 不符合服务外包发展史以及服务外包快速发展实际的。“服务外包≠服务业外包;服务外包=服务活动的外包”。对服务外包的这一理解, 不仅拓展了服务外包的内涵与外延, 而且也扩大了服务贸易的范围。

此外, 主张将“服务外包”重新表述为“外包服务”, 也是不必要更是不可取的;认为“服务外包”“影响服务贸易双方主动者与被动者的关系, 影响我国在国际服务贸易的客观地位。”的说法也是错误的。这可以从服务外包构成要素得到说明。“服务外包”实际上包含以下要素:一是形式。发包方和承包方以合同的形式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一个成功的服务外包案例必须既有发包方, 又有接包方。二是内容。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逐渐转为以服务业为主。三是目的。主要体现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保持优势和加强核心竞争力等。这里的关键是正确理解服务外包所包含的内容以及对其科学的分类。由上述, 服务外包本身就有发包方和接包方, 例如, “我国企业承接美国企业外包业务”, 就很清楚地说明, 我国企业是接包方, 而美国企业是发包方。

3. 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在统计上存在交叉, 且互为依存。

内容上的交叉可能带来统计上的重复。仅以2009年为例:一方面, 我国当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868亿美元, 其中进口1582亿美元, 出口1286亿美元。试分析这里有多少来自离岸外包, 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统计数字, 当然就离岸外包自身也有“进出口”即“承包和发包”问题。另一方面, 我国2009年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合同执行金额超过100亿美元, 这里是否可以说, 100亿美元是2009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口额1582亿美元的有机构成部分。此外, 2009年并没有对我国发包业务合同执行金额作出统计, 更没有对我国在岸外包业务作出统计, 因而就不能得到我国全年服务外包总额。但可以肯定的是, 服务外包、服务贸易存在着交叉重复统计现象, 这需要统计工作者做深入分析, 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至少应在统计数字上分别说明服务贸易构成和服务外包构成, 从而有助于人们对服务贸易、服务外包的理解以及对其相互关系的把握。

4. 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都以发达国家为主体。

离岸外包主要是发达国家为节省成本、提高效率、加强核心竞争力而将业务外包出去, 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同时, 发达国家也是服务贸易的主体。据统计, 2003年服务贸易出口前8位都是发达国家, 依次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日本和荷兰。这8个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的51.2%, 服务贸易进口前10位中有9个也是发达国家;2007年服务贸易出口前10位中有9位是发达国家, 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爱尔兰 (中国作为唯一发展中国家排在第7位) , 这9个国家服务贸易出口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的49%, 几近一半, 服务贸易进口前10位中也有9个是发达国家。

5. 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在发展速度上都表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 且呈相互关联、相互促进态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国际分工深入发展, 国际服务贸易异军突起, 发展速度超过货物贸易, 成为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之一。1980年服务贸易总额为3800亿美元, 1990年为19951亿美元, 2000年为28150亿美元, 2003年达到29060亿美元, 年平均增长速度达6%。2008年, 仅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为3.7万亿美元, 同上年相比增长11%。离岸外包本身就是服务贸易的一部分, 离岸外包的快速发展无疑促进了服务贸易额迅速增长, 同时, 服务贸易的急剧发展, 也必将带动更多的服务进入离岸外包。而作为推动全球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 服务外包对形成新的服务贸易以至世界贸易和生产格局、推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 都具有重大作用。

对于我国, 通过大力发展服务外包, 可以产生若干联动积极效应, 例如, 可以促进产业转移和结构优化、减少服务贸易逆差、改善贸易结构、突破贸易壁垒、改善国际收支、促进劳动力就业、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 从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贸易得到很大发展, 已跻身贸易大国行列。但在贸易结构中, 货物贸易长期呈顺差, 引起众多贸易纠纷和贸易摩擦, 而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 2004年逆差达108亿美元;2009年, 逆差达296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1.6倍, 主要逆差行业为运输、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服务和旅游等。服务出口贸易额占贸易总体出口额的比重也较低, 2004年仅为9%;2009年我国服务出口贸易额为1286美元, 居世界第五, 但占我国贸易总体出口额的比重也只有10.7%, 虽比2004年略有提高, 但都明显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 且服务贸易优势部门主要集中在海运、旅游等比较传统的领域, 而金融、保险、计算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低。因此, 必须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服务业, 逐步形成新一轮出口增长, 真正实现出口“主战场”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延伸, 为实现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奠定扎实基础, 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同时, 随着贸易结构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国服务业整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 也必将出现一个高速发展的新时期。印度和爱尔兰作为通过发展服务外包扩大出口、提升服务贸易、促进服务业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带动经济发展的典型, 其经验值得借鉴。

6. 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日益显现出技术、知识密集化的趋势。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服务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 技术、知识、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迅速发展, 金融、银行、保险、法律、租赁、咨询快速进入服务贸易的范畴。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呈现以高新技术为核心、以技术进步为动力、在世界范围内整体上升趋势。而服务外包中的离岸外包就是以技术、知识尤其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迅速发展起来的, 一开始就体现其高技术、高技能的特征。

7. 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在风险防范与控制机制上联动。

可以通过发展服务外包风险防范与控制机制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风险防范机制。在货物贸易中我国企业大多处在制造链条的下游, 频频落入贸易保护等陷阱。在突破贸易壁垒、处理贸易保护争端过程中, 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我国发展服务外包的同时, 由于大多数企业仍处于服务外包的价值链的低端, 加之外包企业的不规范竞争, 也难免出现国外反“服务倾销”及服务贸易摩擦问题。为此, 可以适当借鉴我国货物贸易风险防范机制的部分经验并吸取必要的教训, 认真研究制定发展服务外包的风险识别与控制管理机制, 切实防范服务外包企业内部和外部风险, 建立国际服务贸易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 包括健全价格形成、监控与处理机制等。

最后, 党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扩大金融、物流等服务业对外开放, 发展服务外包, 稳步开放教育、医疗、体育等领域, 引进优质资源, 提高服务业国际化水平。”这对我国“十二五”期间利用外资、发展服务外包、扩大服务贸易、促进服务业国际化等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并提出更高的要求。面对新的发展形势, 应当在理论和实践中正确把握服务外包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及其同服务业的内在联系, 扎实推进其又好又快发展。

外包贸易 篇2

（商办财函[2010]1439号）

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湖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主管部门；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天津、沈阳、南京、济南、武汉、广州、成都分行，总行营业管理部、重庆营业管理部，呼和浩特、长春、哈尔滨、杭州、福州、南宁、海口、昆明、拉萨、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

2010年6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10]186号），文件指出“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企业，可以按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9]第10号）以人民币进行进口货物贸易、跨境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结算。”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服务外包企业更多地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充分发挥人民币结算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促进作用，服务外包企业从事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可适用银发[2010]186号文件以人民币结算，并可纳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统计，享受国家鼓励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商务部办公厅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外包贸易 篇3

本文将通过丹麦已有的服务外包数据与贸易出口相关数据结合起来研究，通过建立模型探究服务外包选址与国家对外出口方向类别的关系，并且将该模型用于预测2016年中国的服务外包行业情况，为我国服务外包企业提出事宜的意见。

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逐渐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一大趋势，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能够提高承接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资本流入质量，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并推动服务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很多跨国公司都把自己非核心的业务外包给其他企业。而且，国际服务外包还有低污染、低消耗、高技术、高附加值等特点【2】。

近年来，随着国际市场越发开放，市场分工趋势逐渐加大，而行业间的交叉也越来越复杂，企业间的竞争越发剧烈。企业欲保持自己在市场上的一席之地，把握自身优势，则必先守住自身核心业务的行业优势【3】，即核心竞争力。因此如何将核心业务包装推向市场则是决定其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这些包装业务包括了客户联系、后期服务等，正如波士顿学习曲线（图一）所示，若自营非核心业务，确实长期来看会比外包成本低，但由于非核心业务较多，当把这些业务加总来看，其学习曲线就不再是图中的L了，而是在更高的位置L1，由于成本高，时间长，其必然耽误核心业务的进步，最终得不偿失，而服务外包业务由此应运而生，以更加专业团队以较低的成本处理企业核心业务。这也同时体现了社会大分工的趋势。

从发包国来看，美国、日本、欧洲是主要的发包方，提供了全球服务外包业务的绝大多数份额【4】。美国占了全球市场的64%，欧洲占了18，日本占了10%，留给其他国家的还不到10%。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严重依赖于美日欧，使产业格局呈现出一种“中心-外围”的发展格局。

而从承接国来看，服务外包承接国数量激增，但是发展的层次是不一样的。从发达国家来看，服务外包承接大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加拿大等国国内服务外包行业成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和发展优势，但是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人力资源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其在最近几年的发展中明显落后。许多国家已经跌出2010年Gartner IT排行榜的前30强【5】。

由此可见，对服务外包行业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在外包业务所需要考虑的因素中，服务外包地点是服务外包从策划落实到现实的衔接关键点，因此，本文将以先前文章为基础，以丹麦为例，研究离岸外包选址与跨国贸易之间的关系。

本文将援引Peter D. ?rberg Jensen文中的部分数据【6】，将其处理为相对值，另外同样将丹麦进出口贸易进行相对值处理以研究离岸外包选址与国家贸易之间的联系，并借spss modler生成经过训练的模型对中国未来的服务外包趋势进行预测。

服务外包选址与贸易出口类别关系探究

前提假设。21世纪的亚洲一直作为最大的服务外包承包地区，从一开始的低端生产服务外包逐步走到现在开始从事较高端的IT服务外包，其中中国和印度做出了不少贡献中国、印度、菲律宾承接了全球服务外包60%以上的份额【7】，而中国在IT服务外包行业方面位居亚洲第二（如图二，将中国香港包括在内）【8】， 那么是否中国在电脑等方面出口也处于领先优势呢？

事实上，2000年1月至2007年1月，中国的出口繁荣期间，个人电脑的全球出货量增长105%，笔记本电脑占47个百分点的增长。2009年，便携式电脑第一次估值占大多数的电脑发货量。同时，中国大陆成为笔记本电脑的最大生产国，超过台湾，曾在2002年10月占到了全球笔记本电脑生产的64%，图三描述了这一时期美国笔记本电脑的主要进口国，由图可见，中国大陆的进口量逐年递增，并且占据美国笔记本电脑主要进口市场。

于是，本文做出本文最根本的假设：

服务外包的选址与该行业对应的出口类型方向相关。

数据分析。本文主要考察了服务外包种类与出口种类之间的关系，因此类似公司规模、先进程度等无关因素应尽可能对所研究内容不产生影响，借助丹麦数据制成外包选址因素相关系数矩阵，由矩阵可知这些因素对本文研究内容影响并不大（相关系数集中在0值左右），因此服务外包种类之间可经过处理形成相对偏好值矩阵。

由偏好矩阵看出IT行业服务外包无论在哪个地区都是最受欢迎的，之后对商品贸易进行处理，在此为了能够反映出确定的服务外包行业对应相应的商品，本文选择了如下对应方式：

同上处理成相对偏好矩阵（假设以出口金额代表偏好）后将几张相对偏好表结合分析建立模型，其中manufacture、IT、back—office三项使用相对值表示，所使用数据皆来自于2012年数据，经过数据填补，极端值排除后，使用三种模型（C5.0模型、类神经网络模型、SVM模型）进行预测训练，在置信度达74%情况下，将所得模型使用于中国出口贸易所得2016年预测结果如下：

模型显示，前三项（有机化工、船舶生产、人造纤维的出口）对生产、IT、后台工作管理服务外包影响最小，三个模型计算出的相关系数平均值分别为0.078、-0.021、0.134，而计算机、软件业出口相关系数则分别达到0.828、0.671，管理人才流动为0.544。

表中有机化工品、船舶生产等数据为“世界对中国的出口额”，即中国的总进口额，后面三项manufacture、IT、back—office为国际市场发包给中国的相对偏好程度模型预测值。由于该值为相对值，其大小并不影响其最终结果，由表中数据可知，目前来说对中国进行IT服务外包实际上是最好的选择。

经过数据处理，就管理人才流动、计算机和软件业出口三项与IT服务外包、后台工作管理服务外包的相关关系较高，而关于生产服务外包关系并不是很明朗。由所得数据建立模型对中国2016年承包情况进行预测得到最终结果为世界市场对中国IT服务外包的预期相对偏好值远远高于另外两项。其中由IT服务外包和后台工作管理服务外包的相关数据可验证本文最开始的假设的正确性：服务外包的选址与该行业对应的出口类型方向相关。

IT行业目前在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随着“云计划”、“大数据”的逐渐展开，中国社会对IT行业人才需求也越发强烈，大量IT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建立，使之前分散的IT行业逐渐走上产业化、标准化发展的路线，也就是说在政府政策倾向作用下，中国的IT服务外包环境得到了保障这是其他国家越发偏好于选择将发包目的地设定在中国的原因之一【1】。

同时由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系数较大的几个因素（计算机、软件业出口、管理人才流动）中，计算机出口与IT服务外包数据相关性最为紧密，这正好解释了发达国家将相关商品生产外包到中国之后由中国制造出厂后再发回这些国家的本土市场的生产流程【1】，借此以提高核心竞争力：新产品的开发。

由波特菱形理论可知，各企业应借服务外包为平台，发挥自己的本土优势，如我国企业在未来应逐步发展自己的IT能力以赶上时代潮流；而国家之间也借此以形成自身的相对优势，中国可以借本次科技革命的潮流推动，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中获取更高的主导权。

然而，本文的依然存在一些限制，首先注重于对出口的讨论，忽略了进口和净出口的影响。

其次，由于数据类型有限，本文所有数据都是通过相对值进行处理，在把数据转换为相对值时，存在一定误差。综合考虑以上多方面因素，为保障数据可靠性，结果可验证性，更多的数据处理和资料调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本文得到的结论和数据处理方法仍有很大参考价值和创新意义。

外包贸易 篇4

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一)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模型设立

目前主流经济学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主要是在索洛余值法的基础上, 通过适当的函数形式表示出经济体的投入产出关系, 并根据要素投入、生产率增长与产出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来推算出TFP。其计算的基本思路是:寻找一个合适的生产函数形式 (C-D生产函数等总量生产函数形式) , 利用样本数据进行回归, 估算出总量生产函数的具体参数, 得到具体的生产函数, 将产出增长率扣除各种投入要素增长率后的残差, 作为TFP的增长。本文也采用这种方法。假定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符合Arrow (1962) “边干边学”经济增长模型, 即:社会资本存量越高, 技术进步越快。舒元 (2002) 采用Jones (1995) 实证检验新增长理论的方法, 针对各类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特征, 实证分析了1952—1998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结果发现这些典型事实明显地拒绝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R&D类型增长理论, 相对而言, 比较支持AK类型增长理论。基于上述认识, 设定Arrow“边干边学”经济增长模型。

在既定技术水平下进行生产, 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技术进步是技术存量和产出总量的函数:

其中, Yj为总产出, K、L分别是资本和劳动的投入, A表示为全要素生产率。

于是得到:Y=A0Kα+γLβ+γ (3)

由 (3) 式得到:lnY=lnA0+ (α+γ) lnK+ (β+γ) lnL

(4)

用 (4) 式通过索洛余值法就可以估算出A0、α+γ和β+γ的值, 不访设:

由 (2) 式可得:ln A=lnA0+γlnK+γlnL (7)

由 (6) (7) 式, 可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对数时间序列。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TFP)

TFP=exp (lnA0+γlnK+γlnL) (8)

(二) 全要素生产率估算计量模型数据说明及结果

产出数据:一般而言, 衡量国民经济整体产出使用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基本指标, 基础数据取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并按198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

资本存量指标:本文所用1981-2001年中国资本存量数据直接来自该研究者, 数据已经按1952年不变价格进行了折算, 其它年份本文用王小鲁和樊纲 (2000) 的方法计算得到。

劳动力投入指标:中国由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 收入分配体制不尽合理和市场调节机制不够完善, 而且我国目前尚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因此, 本文采用历年社会劳动者人数作为历年劳动投入量指标。

lnY对lnK和lnL进行OLS线性回归, 结果如下:

则得到回归方程:

把γ、lnL、lnK及lnA0代入 (8) 式, 得到TEP的时间序列。

二、外包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实证检验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的现象, 在本研究中首先利用Dickey&Fuller (1981) 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法, 检验变量的平稳性, 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本文将采用Johansen提出的协整检验 (JJ检验) 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得出协整检验的结果以后, 我们将进一步利用格朗杰因果关系检验法 (Granger Causality Test) 判断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最优滞后期数的确定是按Schwarz评价标准 (SC) 确定的。本文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81-2007年)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

(一) 单位根检验

本研究利用Eviews5.0软件, 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外包贸易的进出口数据可以从统计年鉴上直接得到, 包括进口和出口。发现1982年数据异常, 用插值法将其修正。统计年鉴上对外贸易的数据是用美元计价的, 所以应该按当年汇率中间价转化成以人民币计价。由于没有对外贸易价格指数数据, 考虑到外贸主要是商品零售, 所以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将其转成1952年不变价。再对转化过来的外包贸易进口和出口取对数, 分别用LNIP和LNEP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用LNTFP表示。通过检验发现LNIP、LNEP和LNTFP均为非平稳变量。对于非平稳变量的处理采用差分法, 结果见表2。其中ΔLNIP、ΔLNEP和ΔLNTFP分别表示对相关变量取一阶差分值。从表2可以看出经过处理后所有数据序列在1%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 同时也都是一阶单整的

注:**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

(二) 协整检验

由于上述变量都是单整的, 因此, 可以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并进一步确定相关变量之间的符号关系。由单位根检验我们可以知道, LNTFP、LNIP和LNEP和时间序列均含常数项, 相应地协整方程也应该包含常数项 (Johansen, 1994;赵华、潘长凤, 2004) 。而Jo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 在检验之前, 必须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根据SC准则可以确定LNTFP与外包贸易LNIP和LNEP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数为3;同时, 我们利用Q统计量检验、怀特检验和JB检验进一步检验滞后期数为3的VAR模型, 发现其拟合优度很好, 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 的确是最优模型。在此基础上, 可以得到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注:**表示在1%显著水平拒绝零假设。

表3协整检验第一行说明在1981-2008年期间, LNTFP与LNIP、LNEP有着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第二行迹统计量在1%显著水平拒绝零假设, 说明协整向量的个数多于1。协整检验第三行迹统计量在5%显著水平接收零假设。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得到均衡向量如下:

β′= (1.000000, -1.152115, 0.908034, -6.599640)

则其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为:

方程 (1) 表明了在1981—2008年上述4个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 外包贸易进口与TFP存在正向作用关系, 而外包贸易的出口分别与TFP是负向作用关系。这说明外包贸易进口的提高, 有利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外包贸易的出口的提高, 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显然是不利的因素。

(三) 格朗杰因果检验

在确定了相关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以后, 利用格朗杰因果检验考察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由表4可知, 在最优滞后期时, 在置信度为5%条件下, 外包贸易进口的增加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格朗杰原因。说明外包贸易的进口促进了我国生产效率的提高。在置信度为10%条件下,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也是外包贸易进口增加的格朗杰原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能加大我国外包贸易的进口。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 促使我国外包贸易进口更为先进的技术, 从而使得我国外包贸易进口的增加。在置信度为10%条件下, 外包贸易出口的增加不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格朗杰原因, 但是在置信度为1%条件下,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外包贸易出口增加的格朗杰原因。说明外包贸易的出口并不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原因, 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定推动外包贸易的出口。

由于格朗杰因果检验证实了外包贸易进口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原因, 因此, 可以利用Sims (1980) 提出的向量自回归 (VAR) 技术进行冲击-反应 (impulse-response) 分析和方差分解 (variance decomposition) , 以进一步细化探索外包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图2显示的是外包贸易进出口与全要素生产率对相关单一冲击的标准差 (±SD) 的动态反应, 从中可以发现: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自身条件的改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效应逐步减弱;外包贸易进口的正向冲击短期会使全要素生产率恶化, 在滞后2期这种负面效应达到顶点, 然而滞后3期以后, 这种冲击将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改善, 滞后5期对全要素生产率正向冲击最大;外包贸易出口的正向冲击短期会使TFP提高, 但滞后3期以后这样冲击就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效应, 到5、6期时, 这种负面冲击达到极值;全要素生产率对外包贸易进出口都是正向作用, 都是在滞后2期的冲击达到最大。

表5列出了LNTFP的VAR模型的滞后10期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到:全要素生产率对其自身的贡献率一直在下降, 由滞后2期的83.89%逐步下降到滞后10期的73.55%。外包贸易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先上升, 在滞后3期时达到最高值17.18%后下降, 下降到滞后7期的9.31%, 最后又上升, 达到滞后10期的14.02%。外包贸易出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也是先上升但出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上升的速度要慢得多, 到滞后7期才达到极值, 而后又下降。

三、结论

本文首先是采用舒元 (2002) 的研究结果确定我国的经济增长适用的模型, 运用索罗剩余法测度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从1981—2008年一直都在增加。外包贸易进口的增加是直接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格朗杰原因, 外包贸易的进口促进了我国生产效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也是导致外包贸易进口增加的格朗杰原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能加大我国外包贸易的进口, 因为技术的进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 促使我国外包贸易进口更为先进的技术, 从而使得我国外包贸易进口的增加。外包贸易出口的增加不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格朗杰原因, 但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外包贸易出口增加的格朗杰原因。说明外包贸易的出口并不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原因, 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定推动外包贸易的出口外包贸易使我国的劳动者在“边干边学”中增长了技能, 为下一步创新自主知识产权积累必要的知识储备, 从而推动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提高技术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 我国更应该加强外包贸易的深化。培养大量合格的技术人才为高水平的产业转移作必要的人才储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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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舒元, 徐现祥.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设定:1952—1998[J].经济研究, 2002 (11)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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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贸易 篇5

近年来,无锡抢抓服务全球化机遇,提出“打造中国的班加罗尔,成为中国的小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实现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壮大。

站在“十三五”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无锡服务外包产业应围绕建设“强富美高”新无锡,加紧谋划,转变思路,着力培育竞争新优势,推动服务外包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发展成为“中国服务外包高地、世界服务外包基地”。

迈入新阶段

无锡服务外包产业起步于2007年,自2009年被确定为首批“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以来,持续探索建立了行之有效的管理服务促进体系,发展进入快车道。无锡服务外包产业逐渐汇集了国际国内优质资源,特色鲜明,亮点纷呈。

一是引入一批优秀企业,全球服务外包100强、国内服务外包50强中已有30家来锡投资设立区域性总部或业务交付中心,国内十大领军型服务外包企业已有9家落户发展。

二是培育一批特色园区,形成以无锡(国家)软件园(iPark)为代表的“Park”园区重点布局。

三是人才培养培训能力不断强化,引进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NIIT)等国内外优质教学资源,突出大学生服务外包实训环节,每年培训及实训服务外包人才超万人。

四是打造由教育部、商务部和无锡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级赛事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已连续七年成功举办,在全国高校与服务外包行业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在无锡的努力下,“十二五”期间无锡服务外包产业年均增长35%以上,主要业务指标连续多年位于全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前列。

据统计,2015年无锡服务外包产业规模达到152.5亿美元,其中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81.5亿美元,主要业务指标连续多年位于全国各示范城市前列,发展迈入新阶段。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生物医药研发、产品技术研发、IC设计、工业设计、检验检测、医药研发、动漫设计等知识流程外包(KPO)业务占服务外包产业比重提高至近30%。国际市场由日本迅速向美国、香港、韩国等97个国家和地区拓展。从业人员稳步扩大,已超过17.2万人,其中大学(含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比超过70%。

发展新定位

“十三五”时期,无锡提出要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无锡,从而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积极探索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新形势下,无锡提出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未来5年,无锡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核心战略、产业强市主导战略、全面开放战略、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民生共建共享战略等一系列战略计划,并制定了制造业转型发展规划。这些都为无锡服务外包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机,同时也对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服务外包正是科技进步、生产力水平提升的结果。从实践上看,服务外包是跨国公司在定单制造发展过程中,公司服务职能日益细分从而催生的业务模式。事实上,无锡服务外包产业过去十年的发展也正是得益于此。

从行业领域来看,服务外包最开始是信息技术(IT)领域的在岸外包,这主要是由于ICT技术使生产和相关的服务具有了可分离性的新特征。此后,服务外包迅速向离岸发展,这主要是得益于承接地(主要是亚洲等地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的信息通信(ICT)产业、语言文化优势、低成本劳动力。随着服务业日益细分,服务外包业务领域迅速由信息技术(IT)服务和业务流程领域向知识流程业务拓展。

目前,服务外包已经成为跨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横向产业,对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支撑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转变外经贸发展方式等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无锡服务外包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务必要契合建设“强富美高”新无锡的新要求。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促进无锡加快形成产业结构合理、产业发展集聚、产业竞争优势明显的现代产业发展新高地。充分发挥服务外包吸纳就业,特别是大学生就业能力强,环境污染小等特点,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发展新思路

面对新形势,无锡制定了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新规划,争取到2020年服务外包业务总额达到300亿美元以上,占全国服务外包业务总额10%左右,努力发展成为“中国服务外包高地、世界服务外包基地”。

要实现这一目标,无锡服务外包在积极巩固和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更要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区域经济发展,着力挖掘在岸业务市场潜力,在业务质量、服务水平、核心技术、标准制定、品牌塑造等方面持续强化,推动服务外包转型发展。

一是持续强化全球市场开拓。大力开拓国际市场,鼓励支持服务外包企业“走出去”,巩固美国、日本、韩国等传统市场。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开展国际资质认证等,促进企业不断提升专业服务质量和水平,提高业务谈判中的议价能力。积极开拓“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培育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发展的新增长点。

二是瞄准制造业转型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机遇,加快服务外包发展。“十二五”期末,无锡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是1.6:49.3:49.1,这表明无锡仍是以工业为主体的城市。为此,无锡专门制定了“十三五”时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专项规划,致力于发展成为立足全球视野的领先技术开拓者、面向国内外市场的智能制造引领者、支撑区域发展的服务经济先行者、改善地区环境的绿色发展践行者。无锡制造业转型发展,将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带来巨大商机。同时,无锡服务经济也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十二五”期间无锡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提升了6.3个百分点,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正当其时。

三是要立足区域发展趋势,融入区域产业发展体系。长三角城市群是服务于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重要支点,无锡位于长三角城市群的中间地带,是苏锡常都市圈的中心城市之一,将全面强化与上海的功能对接与互动,加快推进锡常泰跨江融合发展,致力于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与此同时,将推进开发区城市功能改造,加快生态空间修复和城镇空间重塑。率先建成智慧城市群是长三角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无锡作为云计算示范城市、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化设计基地,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占据优势,有助于促进高技术、高附加值服务外包业务发展。

四是围绕重点领域,寻求重点突破。依托产业基础、区域发展和城市经济等综合优势,无锡服务外包产业重点发展软件开发服务、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服务、云计算及数据分析服务、工业设计服务、生物医药研发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服务、文化创意服务、新能源技术研发服务、环保技术研发服务。围绕重点领域,着力在提升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专业服务能力、引进和培养中高端人才引进和培养、培育壮大本地领军型服务外包企业等方面取得突破。

转型发展新对策

新形势下,无锡实现服务外包产业转型发展,就要以建设服务外包强市为统领,以做强服务外包市场主体为核心,以培育“无锡外包”品牌为抓手,加快培育形成竞争新优势,提升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水平。

推进服务外包强市建设。新常态下,积极推进离岸在岸并举、接包发包并举、规模效益并举是无锡服务外包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选择,有助于加快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动力转换和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制订服务外包中长期规划,大力推动重点服务外包领域发展,积极优化国内外市场布局,探索创新促进政策体系,更好发挥公共政策功能,着力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和市场活力,尽快提升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水平。

加快培育服务外包市场主体。抓紧推进“服务外包竞争力提升”工程。加快培育若干师资力量雄厚、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化服务外包培训机构,打造可持续服务外包人才供应链。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加强服务外包各类人才培养培训,着力引进和培养一批中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和国际型人才。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集成服务水平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龙头企业,支持一批“专、精、特、新”的中小型服务外包企业,形成互补协调、互利共赢的产业组织结构。依托颇具特色的“Park”经济,加快做强一批主导产业突出、创新能力强、体制执行先行先试的服务外包产业聚集区。

全力打造“无锡外包”品牌。按照城市品牌建设和推广的基本要求,结合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积极建立服务外包品牌促进工作机制。加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建立服务外包企业信用记录和信用评价体系,促进产业发展和规范经营行为。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提高服务和促进水平,加强行业自律。按照国际通行规则,依托行业组织,加强服务外包产业国际交流合作和海内外营销。将“无锡外包”打造成“无锡服务”的先导和“无锡制造”的强大助推器,由传统的“制造无锡”向以智力投入为基础的“智造无锡”成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