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力劳动与劳逸结合

脑力劳动与劳逸结合（精选8篇）

脑力劳动与劳逸结合 篇1

劳动定额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

劳动定额既反映了生产过程的技术规律, 又表现出社会制度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 对于组织生产、经济核算、成本降低、技能考核以及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提高劳动生产率等都有重要作用。

劳动定额具有技术性和群众性。一方面它具有较强的技术性、经济性;另一方面它与企业和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员工既是企业的主人, 又是实施劳动定额工作的主体。所以, 劳动定额工作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其工作的优劣依赖广大员工的积极参与。而思想政治工作是统一员工思想、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政治优势, 是我党克难制胜的法宝。这两项工作的有机结合, 既为思想政治工作发挥能动作用构筑了新的平台, 赋予了新的内容, 又显现了劳动定额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

1. 满足国有企业的特殊任务的需要

国有企业与其它所有制的企业相比, 除具有独立性、盈利性、社会性等特点外, 还担负着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责任。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 正是培养和造就一代“四有”新人, 努力构筑和谐社会。只有把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强烈愿望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机结合;把每个劳动工时的完成、每批产品的完成, 都同祖国的现代化和远大理想的实现有机结合, 才能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 并以此来统一员工思想、激励员工斗志、促进企业各项任务的完成。这正是“精神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体现。

思想政治工作、劳动定额工作都是国有企业管理的组成部分, 管理对象都是企业员工的思想意识和物质劳动。对员工的管理除了要靠相关的规章制度和行政命令外, 还必须对员工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因为企业中的一切工作, 都要通过员工去完成, 而员工的思想会受各种外界因素影响。只有遵循员工的思想活动规律, 引导、教育员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充分认识工作的意义和完成工作的方法、目的与要求, 才能顺利与圆满地完成任务。

在劳动定额标准的贯彻和执行过程中, 由于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和企业整体利益暂时的差异, 往往会引发不同观点、出现矛盾、存在不同的思想反应。这对于贯彻实施劳动定额标准, 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都产生着消极影响。对此, 管理人员需要通过劳动定额专业技术的运用, 通过形式多样、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去解决。

2.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 要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从体制、队伍、工作方法等方面实施一系列的改革, 努力构建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中心、贴近一线生产实际, 关注员工思想动态, 解决“热点”、难点问题, 专、兼职队伍相结合的“大政工”格局。员工进入工作岗位后, 劳动定额是最先与其个人利益发生联系的, 也是最易引发员工思想问题的“热点”。如果这些“热点”问题解决不好并且长久积累、恶性循环, 就会发展为企业的“难点”问题, 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难以估算的阻碍甚至破坏作用。这种恶果在实际工作中并不少见, 这正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真实写照。

劳动定额工作中引发思想问题的原因

劳动定额管理同其他管理工作一样, 都会在员工中产生积极的激励作用或消极的思想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他是有的放矢解决相关问题的前提。

1. 劳动定额工作引发思想问题的表现

在开展劳动定额工作的过程中, 员工的思想反应各具形态。纵观各种表现, 积极方面是主要的, 这是劳动定额工作的群众基础。但是也有与此相悖的消极表现形式。

从思想方法上看, 员工在没有弄清劳动定额标准制定的原委时就妄加评论, 形成一种逆反的心理模式。诸如此类可归结为“逆反型”。

从道德修养上看, 员工缺乏理智, 劳动定额标准不合己意就胡搅蛮缠, 出言不逊, 甚至于“大动干戈”。诸如此类可归结为“非理型”。

从劳动态度上看, 员工单纯把眼光注意在劳动定额的标准上, 以对个人有利与否为标准, 以劳动定额的多少、优劣作为接受工作任务的先决条件。诸如此类可归结为“利己型”。

从思想觉悟上看, 员工对生产任务不尽力, 而是计算着干, 不超额, 别人要超额, 还扯后腿。诸如此类可归结为“算计型”。

从思想品质上看, 员工在执行劳动定额中编造假象骗取信任, 甚至虚报产量, 谎报数据, 作弊徇私。诸如此类可将其归结为“违纪型”。

上述情况尽管发生在极个别员工身上, 但有着严重的消极影响, 危害性不可低估, 对于劳动定额工作的开展有着极大的阻碍作用,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2. 劳动定额工作引发思想问题的原因

劳动定额工作中, 产生思想问题的主要原因, 可以归结为经济利益、管理工作、思想情绪三大方面因素, 而经济利益是产生思想问题的根本原因。

⑴经济利益因素。一部分员工把劳动定额视为劳动报酬的特殊表现形式, 由此滋生出两种不正确的想法:基层单位领导担心“定额标准太高员工难得实惠, 不利于组织生产, 费力不讨好”;员工觉得“劳动定额宽松点儿, 完成任务轻松点儿, 工资奖金多拿点儿”,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 他们都有对劳动定额降低标准的心理要求。

⑵管理工作因素。有的管理人员在组织生产中遇到少数单位或员工, 以劳动定额太紧为由, 不服从生产作业计划安排或不接受任务。此时他们觉得只要员工接受任务, 定额能松就松点儿, 免得工作不好做, 因此他们对劳动定额标准有随着员工欲望而浮动的想法。由于技术设计和工艺的改变、劳动对象的变化、设备运转失常、工作安排不当、劳动组织配备不合理等特殊情况的发生, 也会导致劳动定额在制定时出现偏差, 从而诱发思想问题。

⑶思想情绪因素。日常生活中难免会有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发生, 从而引发员工的情绪波动。这种情绪波动往往被带到工作中, 转嫁为对劳动定额工作的意见。比如有的员工因为家庭不和、邻里纠纷、调资购房不如意, 或对领导有意见, 对同事不满意等问题导致心情不愉快、工作没干劲、任务完不成、指标达不到、薪酬拿不全, 统统发泄到对劳动定额工作的不满上, 似乎劳动定额工作的现状成了一切问题的根源。

3. 劳动定额工作引发思想问题的特点

⑴层次性。劳动定额工作与企业各方面的管理工作相互交织, 关系到基层生产单位和员工的经济利益分配。因此, 有关业务部门、基层单位、管理人员和技能员工都会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 对劳动定额工作产生不同的期望, 所引发的思想问题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⑵复杂性。劳动定额工作中的思想问题往往和企业管理其它方面引发的思想问题纵横交错, 分布在企业管理的不同层面, 错综复杂。

⑶经常性。劳动定额工作贯穿于企业生产和管理的全过程, 只要企业生产在持续, 劳动定额工作就要伴之进行, 旧的问题解决了, 新的问题又会产生, 周而复始。

解决劳动定额工作中思想问题的对策

1.劳动定额人员要有做好思想工作的能力

⑴通过分析问题和提供决策参考意见, 争取到企业领导、基层负责人的支持;通过平等协商和信息互通, 与业务人员协调关系, 与负责人形成共识, 共同围绕“热点”问题做好工作。

⑵通过与班组长、生产骨干和“关键技能带头人”切磋工作方法和操作工艺, 开展技术讲座、建立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正常联系, 以形成关系融洽的合作氛围。

⑶通过观察、分析组织结构与劳动环境对提高劳动效率的影响, 积极提出改进措施, 及时解决生产中的具体问题, 为员工创造良好的生产条件及工作环境, 尽量减少诱发思想问题的外在“因素”。

⑷通过恰当的奖惩方式, 不断强化员工的劳动定额观念, 发挥正向引导作用。

⑸通过各种渠道宣讲劳动定额工作的意义、地位以及编制方法和途径, 增强工作的透明度, 提高相关人员的认识, 引导他们全面理解支持工作。

2.发挥国有企业“大政工”体系的作用, 做好相关思想工作

⑴企业领导的核心作用。各级领导者是工作的关键人物, 对劳动定额工作应着眼于宏观管理, 确保其严肃性和权威性。对员工的思想问题要加强正面教育, 引导其正确对待三者的利益, 不要企图通过放宽劳动定额标准来得到“实惠”。不能随意在具体定额的标准上表态, 强施“长官意志”, 编制“长官定额”。应重视劳动定额工作人员的意见和主张, 避免造成劳动定额管理工作规范的失调和工作上的被动, 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波动。

⑵管理人员的促进作用。其他业务部门管理人员同定额部门工作人员一样, 负责企业某个方面的管理工作。从根本上来说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对涉及劳动定额方面的异议, 要理解对方的工作, 尊重对方的意见, 建立同志式的平等协作关系。通过协商处理具体问题, 主动协助劳动定额人员做好思想工作, 相互补台。要特别重视发挥企业专职政工队伍不可替代的作用, 充分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专业工具, 做好舆论宣传引导, 弘扬企业文化, 提高员工的责任感、使命感, 为劳动定额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条件。

⑶骨干员工的带头作用。党员、班组长作为工作生产和思想工作的骨干, 应成为执行劳动定额的带头人。通过这些骨干员工的表率作用, 积极解决身边员工的思想问题, 带领员工正确理解、认识劳动定额工作, 以主人翁的姿态, 互相帮助、互相激励, 不断开创工作、生产的良好局面。

劳动定额工作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决定了其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依赖性, 决定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 只有二者有机结合, 才能为劳动定额工作铺平道路, 有效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为实现企业的奋斗目标夯实基础。

脑力劳动与劳逸结合 篇2

清理思想，查摆问题，是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关键阶段。为了找准存在的问题，市法院开辟五条通道，广泛开门纳谏。一是对下征求意见，分别给10个基层法院发函，征求对中院班子建设，审判工作，为基层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二是召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廉政监督员座谈会，征求对法院队伍建设，审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三是走访案件当事人，了解审判人员审理是否公正公平，对当事人态度是否文明得体，有无侵害群众利益、不遵守庭审规范，不使用法言法语等情况；四是利用法院网和电子邮箱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五是分别在院机关和信访接待室门口设立意见箱，征求干警及家属对法院全面建设的建议和意见。

在查摆问题时，该院注重紧扣干警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做到四个结合。

一是自我剖析和相互评议、帮助剖析相结合。先由干警个人对照“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五个方面，查是否存在违法乱纪、违法办案，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问题；是否存在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是否存在不注意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问题；是否存在不服从领导和不接受监督的行为。在每名干警写出自我剖析材料的基础上，以支部为单位开展评议，看问题查找是否准确，思想根源分析是否深刻，确保每名干警把问题找准，剖析透彻。

二是做好自查和领导与一般干部、中、基层法院上下帮助查摆相结合。院领导在自查的基础上，分别到所联系的基层法院听取意见和建议，还召开机关中层副科以上干部会，征求对院领导个人的意见，形成上下联动查摆。

脑力劳动与劳逸结合 篇3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原理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教育的基本方针，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义，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对这一原理的认识和实践不断深入。浙江师范大学的楼世洲副校长认为，现在我们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最大的困境是实践教育，由此他从党的教育方针的角度进行分析思考提出了一些想法，有些提法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但他认为有争议正说明有价值，要从是否有利于改革的角度来判断。本文是他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所作，通过回顾和总结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此进行梳理和分析。

楼世洲，1957年生，教授，教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副校长、非洲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史硕士点负责人，山东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全国教育史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浙江省公共管理协会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教育研究》、《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IER）》等通讯评审。其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史、非洲教育、职业教育、教育政策分析。近几年先后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尼日利亚拉格斯大学、美国杨百翰大学、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访学。担任教育史学与文献、中国职业教育史、教育科研方法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主编教材3部，获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级一般项目1项，教育部重点项目3项；出版《尼日利亚高等教育研究》《职业教育与工业化——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江浙沪职业教育考察》《区域教育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等专著5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贫困、教育与发展》译著1部，近五年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教育政策、非洲教育等学术论文30余篇。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高校科研成果三等奖1项。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教育（尤其是劳动者教育）逐渐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过程，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状态：它们既作为两个过程相互独立，又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1]可以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和现代劳动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是改造社会的最有力手段之一，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一个方法，并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类的唯一方法”，把它作为未来共产主义教育的萌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和发展，并把这一原理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方针。

一、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探索与实验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毛泽东教育思想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中心思想之一，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被认为是实现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基本保证。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被认为是确保新中国教育社会主义性质与方向的基础。毛泽东曾经多次就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发表过指导性意见，陆定一1958年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也是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

首先，毛泽东教育思想中的教劳结合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述，并把它上升到教育方针的高度。早在1934年苏维埃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论及“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在什么地方”的问题时，毛泽东认为“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指导根据地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被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在1958年9月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指示》中，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定为党的教育方针，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其次，毛泽东在实践层面上发展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思想，进一步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方式和途径。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专门就“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发表了讲话。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大学视察时指示：“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高等学校应该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对各级各类学校如何贯彻教劳相结合提出了具体建议。1961年7月，毛泽东在《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中，赞扬“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江西共大“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1965年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中提出“理工科学生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还要会做工”，“文科学生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1965年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提出了“大学教育应当改造”，要彻底改变“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的状况。

第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教育思想。周恩来1950年《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就如何体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针问题，提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刘少奇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理论和思想，大力提倡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因此“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批判，是我党教育方针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正确体现。

从认识层面看，中国共产党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高到了教育方针的高度。从实践角度来看，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许多有利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途径和形式，对于改造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旧教育，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教育，对于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有关教劳结合的实践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根据《共同纲领》有关“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的要求，实施工农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的教育；推行工人、农民的业余补习教育；推行识字教育，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扫除文盲；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全国各级学校向工农及其子女开门。[3]

二是调整学制，改革学校课程，加强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1950年周恩来同志《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和教育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都强调教学中既要防止教条主义，又要克服经验主义，强调要“加强教学与实际结合”，要求“有计划地组织学生的实习和参观，并将这种实习和参观，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4]1953年政务院下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与中等技术学校学生生产实习工作的决定》，对高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学生参加生产实习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三是全面实施劳动教育和勤工俭学。新中国成立后各项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尤其是基础教育发展很快，到1957年，一方面是大批的中小学毕业生不能获得升学的机会，必须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另一方面中学出现了片面追求升学忽视生产劳动的现象。面对这种形势，中央对加强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做出了专门的指示。刘少奇同志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提倡在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和开展课余劳动。1958年陆定一总结教育事业取得的成绩时说，学校“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了思想改造；进行了院校调整和教学改革；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在校学生都增加了几倍；扫盲运动和业余的文化技术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学校中开始普遍地实行了勤工俭学”。“党中央曾经提出过在学校里增设生产劳动的课程问题……直到现在，党的主张才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5]

四是全面推行学校办工厂（农场）、企业（公社）办学校、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建立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工作方法（草案）》中非常具体地谈到了各类学校如何开展劳动，实现教育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比如，他要求“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6]刘少奇同志在1957年发表关于毕业生参加劳动问题的讲话和文章以后，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又发表《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1958）、《半工半读，亦工亦农》（1964）等文章，着重探讨了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等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对于普及教育和培养新人的作用。

这一时期有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认识和实践，尽管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得到了新的发展，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为党的教育方针，并纳入国家的宪法中。在实际工作中，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为中心，探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发挥教劳结合的思想教育功能和在生产实践中的促进作用。正如后来江泽民同志所总结的那样，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实行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尽管在贯彻执行中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方向是对头的”，“总的是成功的”，“对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很有好处”。[7]

二、“文革”十年：经验和教训

教育史学界一般都以“十年浩劫”来概括文化大革命对教育事业的破坏。“文革”十年，[8]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认识与实践都发生了很大的偏差，给我们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沉重打击，教训是惨痛的，概括下来，至少有以下两点：

一是在教劳结合的目的上，过于强调生产劳动在改造人们政治思想上的作用，把教劳结合主要作为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工具，忽视了教劳结合对于提高劳动者劳动素质，对于提高社会生产方面的作用。“红”与“专”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各个阶段都有讨论，但“文革”之前和改革开放后，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强调要“又红又专”、两者兼顾；唯有在“文革”一段时间里，强调政治思想上的“红”胜过了理论知识业务能力上的“专”，用俗话说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二是在生产劳动与理论知识学习的关系上，过于强调劳动，用生产劳动代替理论知识的学习，让教育完全融入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去，事实上是取消了现代社会教劳结合的前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且，把生产劳动狭隘地理解为体力劳动，认为劳动形式越原始，劳动条件越艰苦，劳动强度越大，对于改造思想、净化灵魂的作用越大。这种理解偏离了马克思论述教劳结合时所指的主要是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的、以机器为工具的现代劳动。“文革”中，用“三机一泵”替代中学物理，用所谓的“农业”和“工业”课程替代数理化课程，用参加生产劳动替代知识学习，导致基础教育质量全面下滑。在高等教育领域，先是停课闹革命，随后停办所有高等院校，代之在全国大办“职工大学”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此后虽然恢复了大学招生制度，但在教育内容、体系和形式上仍然以生产劳动为主体。

认识上过分强调教劳结合的政治思想教育功能，把知识与生产、理论与实践相对立。实践中完全用生产劳动取代知识教育，结果导致整整十年的人才断层，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文革”期间教劳结合的实践，也提供了一些思考和借鉴：

第一，毛泽东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坚持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获得“完全知识”的唯一途径。实践证明，在教育过程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将知识传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利于丰富人们的实践经验，有利于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也有利于实践能力的培养。

“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螺旋上升，“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指出理性认识来自于感性知识，理性认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阶段，只有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谬误，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不仅如此，他还把认识论的原则用来指导教劳结合的具体实践，提倡学习理论知识要以直接经验为基础，掌握理论以后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1968年，他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编者按”清样中加写的一段话里，明确提出：“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些思想和做法，如果剔除“左倾”思想的消极影响，对于我们今天教劳结合的实践，依然具有启迪作用。

第二，在教育中坚持与生产劳动结合，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有利于培养热爱劳动的感情，也有利于改造世界观和提高政治觉悟。

在阶级社会，劳动往往是被鄙视的，并且由统治阶级强加到被统治阶级身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大多数人认识到是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是“人类的第一需要”，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落后的、腐朽的轻视劳动的思想，不同范围地存在着。如何克服落后思想，如何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除了进行劳动教育，还要不断参与劳动，通过劳动教育和参与劳动来改变劳动观念，培养劳动热情，提高劳动技能。组织学生参加适度的生产劳动，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劳动教育这一理念，直至今天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文革”十年期间，受极左思想的影响，过度强调阶级斗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认识和实践发生了偏差，把教劳结合看作是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文革”前十七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形式和途径，大多被废弃了，教育基本上被生产劳动所取代。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认识和实践，兼有经验和教训两方面的价值，其中教训尤其深刻。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转折、继承与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快速发展，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在改革的大背景下，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的理论体系，以素质教育为主体的基础教育体系和产学研一体化的高等教育教学体系逐渐形成。三十年前，我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跨入了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并经历了一个转折、继承与发展的过程。

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学校秩序的恢复和《教育工作暂行工作条例》的颁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得到了正确的理解和贯彻，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对“教劳结合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展。1978年4月22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非常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改造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这是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新人的根本途径，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措施。”他引用列宁八十年前说过的话，“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他郑重提出“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

小平同志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核心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就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就无法“满足新的历史时期向教育工作提出的艰巨要求”。[9]尽管此次会议前一个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教育方针的表述依然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但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是以“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为根本目标，并把它作为新形势下教劳结合的核心内容来看待。

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实现了教育思想的根本转变，开启了教育学术界对新时期教劳结合的意义、内容、形式、方法等研究的第一次热潮。对什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什么两者要结合，两者结合的基础是什么，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讨论和研究（成有信，1982）。但也有部分学者鉴于“文革”期间“极左”思想影响下教劳结合实践的消极影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提出质疑，甚至也有人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是错误的”（杨又全，1980）。这也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对是否要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教育方针，存在着各种认识。

为了统一思想，中央在一系列的文件中对教育基本方针及教劳结合进行了阐述。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提出来的，这是一条正确的方针，必须坚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是我国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正确道路”（江泽民，1990）。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已经明确写入《纲要》，是我们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的一项基本措施”。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发布后，掀起了这一阶段有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研究的第二次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八五”期间有四项有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点课题获得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正式立项。这些研究项目集中了国内一大批专家学者，对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进行了基础理论、历史研究、比较研究、模式研究、实验研究、案例选编等全方位的研究，出版了系列性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教劳结合问题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基本原理的认识更具学理性，也更全面、深刻和准确了。

随着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教劳结合的实践上也就不断地推进。

首先，恢复和发展了一些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教劳结合形式。1980年颁布的教育工作《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一些传统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形式被重新提出。1983年国务院办公厅还印发了《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暂行工作条例》以规范这项工作。再如，实验教学、生产实习、学生参加适当的劳动都得到了逐渐恢复。

其次，改革教育体制、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1985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教育上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在教育结构上，经济建设大量急需的职业和技术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决定》提出要“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后来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都很好地延续了这一政策。职业教育或者技术教育，是教育为经济服务的重要途径，新时期被确立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形式之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新时期教劳结合实践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三，大中学校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成为新时期教劳结合的重要形式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1987），提出要“积极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90年代后，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了解国情，了解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际的作用不断显现，使得社会实践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成为新时期教劳结合实践的重要形式。

第四，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高等院校的教学、科研和生产的“三结合”是高等教育教劳结合的重要实践形式之一，早在1959年4月3日的《人民日报》《把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的社论中就提出了“高等学校在贯彻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时，必须把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密切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以前，“三结合”曾经取得了累累硕果。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教育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产学研”三结合无论在深度、广度和规模上都是空前的。

第五，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领域，教劳结合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蓬勃开展。学校微观层面上，教学改革层出不穷，比如专业调整、课程设置改革、课程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变革、教育组织形式创新、教学管理改革、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等，都力求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以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从一定程度上讲，所有这些力求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改革，都是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切实举措。

回顾60多年来我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我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逐步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对马克思有关教劳结合思想继承、创新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对教劳结合的理论认识，还是对教劳结合的具体实践，都有过成功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教育之所以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乃是因为劳动，尤其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劳动，总是处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之中，而教育面对生产劳动的发展变化，往往处于被动滞后的境地。因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今天，我们既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更要根据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和新情况，不断探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意义和途径。■

注释：

[1]成有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新探索[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78

[2]孙喜亭.试论毛泽东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特定含义[J].江西教育科研，1996（6）：1

[3][4][5][6][7]王卫国.建国以来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法规文献汇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5：136，15，255，81，8

[8]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R].北京：1981

脑力劳动与劳逸结合 篇4

我国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理论上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和探索。然而, 许多学者只是停留在受教育者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活动这一简单的形式上来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理。

笔者认为, 现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必须是全方位的结合, 特别是进入21世纪, 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 面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 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将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它是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的迫切需要, 也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合格接班人的根本途径。笔者拟从学习观的角度探讨新世纪、新形势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涵。

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及其新内涵

教育与生产劳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 教育首先是在原始人类的劳动过程中产生的, 教育起源于劳动;在现代化大生产和产业结构不断发展的趋势下, 教育又承担起培养劳动者的任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既是现代生产的客观规律, 也是现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涵义在新时期又有了新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科教兴国”战略的必然要求,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要求教育改革和发展要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地相联系, 这既反映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特点, 也反映了教育与经济之间相辅相成的内在规律。当前,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改革和深化的环境下, 教育与经济、科学技术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之间出现了空前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和相互渗透的机制。教育不仅要体现并满足不断发展和变革的社会经济的要求, 而且在促进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同时促进教育体系自身的完善。一方面, 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要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为依据, 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育规模乃至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都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已成为各级各类学校所普遍遵循的办学原则。另一方面, 各级各类学校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不断优化和调整学科专业结构, 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形式更加多元化。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仍要以受教育者为主体, 以学校的各项教育活动为中心, 把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作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是双向的、全方位的结合, 所建立的机制既能达到育人的目的, 又能符合经济效应的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应该而且必须是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而且这种结合越来越趋向于现代化大生产与现代化“大教育”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结合。这对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 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过程中的学习观

(一) 学习目标:面向社会培养创造精神

由于学习目标对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手段等学习体系的其他组成部分都具有决定作用, 所以, 学习目标是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学习过程中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有着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认为, 当从事生产劳动的主体做出进行某项实践活动的决策时, 就要开始制定实际目标。目标不是对现存事物的简单反映, 而是对经过实践改造以后将要出现的东西的提前反映。这种提前反映是以对现存事物的反映为基础的。鉴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理论的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 新时期我国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应该更加强调面向社会培养学生创造精神的目标。即学习目标要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 要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产实践、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培养社会急需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目标的确定不仅包含传授知识、发展能力, 更要能体现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满足当前社会对各种人才的需求, 并且使其具备未来职业发展的各项素质, 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习目标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了真正实现这一目标, 相应的学习内容、学习手段和学习途径等方面也要进行改革, 从而使教育与生产劳动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二) 学习内容:基础性和应用性并重

学习内容取决于学习目标的确定, 有什么样的学习目标, 就有什么样的学习内容与之相适应, 而且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最终是通过学习内容与生产劳动的结合而得以实现的, 即内容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最直接、最具体的表现。如前所述, 面向社会、培养创造精神成为新时期我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强调的学习目标。那么, 相应学习内容的选择也应该体现这两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 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一方面, 现代生产的特性决定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共同点是与现代科学技术而非与简单手工劳动的简单结合;另一方面, 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同样离不开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事实表明, 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越来越多的生产劳动知识、先进的科学技术将被作为学习内容而传授给年轻一代。这些生产劳动知识、先进科学技术在被选择成为学习内容时其本身必须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体现时代的要求, 同时作为学习内容在结构安排上必须基础性与应用性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三) 学习方法:主动积极地参与学习

由于制定的学习目标不同、选择的学习内容不同, 所采用的学习方法也不尽相同。正如前文所述, 新时期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加强调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培养学生创造精神的学习目标。在内容选择上强调体现时代发展需要、基础与应用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构安排合理的生产劳动知识和先进科学技术。因此, 学习方法选择也是各不相同的。人本主义学习论者认为, 促进学生学习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是让学生直接体验到面临实际问题、社会问题、道德伦理问题及各种研究问题等。在学生真正体验、参与的过程中, 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向、学习资源以及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这样的学习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学生所进行的是“有意义”的学习。这种学习方法能最大限度的使学生朝着自我实现、全面发展的方向健康的成长。在这里, 教师的任务不是简单地教学生知识, 也不是教学生怎样学习, 而是为学生提供学习手段, 由学生自己选择和决定如何进行学习。换言之,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下的学习者必须是积极主动的学习者, 他们能够在现代生产实践中体验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实现面向社会、培养创造精神的学习目标。

笔者认为, 以马克思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为出发点, 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历史经验, 讨论新时期教育与生产劳动两者的关系以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的新内涵,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这一理论的不断探索和发掘, 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的深刻内涵, 也将有助于我国教育领域正在进行的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韩忠富.略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质[J].东疆学刊, 1999, (2) :67-69.

[3]徐国綮.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J].教育研究, 1981, (11) :56-61.

[4]吴元训.教育始终是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J].教育研究, 1981, (2) :35.

[5]陈立鹏.高等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几点思考[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4, (3) :120-123.

脑力劳动与劳逸结合 篇5

摘要：南方电网公司深入开展“创先杯”变电站及换流站站内节能劳动竞赛，推动节能降耗和管理提升、技术改进和习惯养成，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贡献。现有开展方式数据的收集、结果计算及汇总统计基本上是通过人工完成，存在周期长、工作量大、效率低等问题。借助信息化手段，研究和探索劳动竞赛全过程自动化需要面对如下挑战：商业智能及数据可视化。

关键词：BI技术;可视化技术;信息化

长期以来，各级工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紧紧围绕企业工作中心，积极组织开展群众性劳动竞赛，有效调动和激发了广大职工投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全国亿万职工以主人翁精神积极参加劳动竞赛，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长盛不衰的劳动竞赛，已成为提高职工素质、推动企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成为工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载体。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为劳动竞赛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又使劳动竞赛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劳动竞赛在一些大型企业或集团公司开展得还不够广泛。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形势下，如何最大限度地把职工群众吸引和组织到竞赛活动中来，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贡献力量，是工会组织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南方电网公司深入开展“创先杯”变电站及换流站站内节能劳动竞赛，推动节能降耗和管理提升、技术改进和习惯养成，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贡献。现有开展方式数据的收集、结果计算及汇总统计基本上是通过人工完成，存在周期长、工作量大、效率低等问题。借助信息化手段，研究和探索劳动竞赛全过程自动化需要面对如下挑战：

商业智能：竞赛中现有的数据进行有效的整合，快速准确的提供报表并提出决策依据，帮助企业做出明智的业务经营决策。

数据可视化：利用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将数据转换成图形或图像在屏幕上显示处理，并进行交互处理;涉及到计算机图形学、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计算机辅助设计等领域。

一、研究内容

（一） BI技术研究与应用

BI（Business Intelligence）即商业智能，它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用来将企业中现有的数据进行有效的整合，快速准确的提供报表并提出决策依据，帮助企业做出明智的业务经营决策[1]。

在劳动竞赛系统中，BI技术主要应用在竞赛数据的处理。劳动竞赛的数据是商业智能的主角，基础数据的有效程度直接对系统分析出来的结果有直接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达到呈几何级别的错误导向，所以，进行分析的数据处理工作非常重要。例如在参赛站点信息模块中，对所有变电站信息按照名称、所属单位、电压等级、站点类型、站点状态进行分类处理。基于BI技术，可对变电站信息的多种数据组合统计分析，实现复杂数据的准实时/实时分析和挖掘。

（二）可视化技术研究与应用

数据可视化主要旨在借助于图形化手段，清晰有效地传达与沟通信息。为了有效地传达思想概念，美学形式与功能需要齐头并进，通过直观地传达关键的方面与特征，从而实现对于相当稀疏而又复杂的数据集的深入洞察[2]。

数据可视化与信息图形、信息可视化、科学可视化以及统计图形密切相关。当前，在研究、教学和开发领域，数据可视化乃是一个极为活跃而又关键的方面 [2]。

在劳动竞赛系统中，可视化技术主要应用在提供直观的竞赛统计分析。基于WEB的数据可视化，在服务端生成描述数据的图形，在客户端使用浏览器展现。例如在竞赛统计模块中，对南方电网公司各分子公司的站用电率积分、节约电量变化率积分、合理化建议积分、创新成果积分提供可视化的报表分析，并提供点击移除/增加小项的高阶功能。结合基于WEB的数据可视化技术，为劳动竞赛系统用户提供了更友好的操作界面及操作方式。

二、系统技术路线

劳动竞赛系统结合BI技术及可视化技术，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和易用性。系统技术路线图如图1所示：

网络环境：提供基础网络支撑，连入以太网，并需要进行网络安全认证，保证网络环境的安全。

基础环境：为保证系统正常、稳定运行，需要提供两台服务器，其中一台为应用服务器，另一台为数据库服务器。同时在两台服务器上安装开源的Linux操作系统及部署JVM虚拟机，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控制层：JDBC提供数据驱动，Spring MVC提供良好的系统架构，Hibernate对数据进行持久化操作，一个实体Bean对应一条数据库中的数据，Spring容器管理所有的实体Bean对象。

业务逻辑层：提供应用权限控制、动态分析组件、报表组件、计划组件、数据采集组件、评价组件以及搜索引擎，支撑系统的业务功能。

展现层：分为渲染界面和交互方式两个部分。渲染界面通过图表控件、JSP、HTML、jQuery、BI技术、可视化技术等实现界面优化展现;交互方式采用AJAX客户端引擎、AU引擎、SERVLET实现业务层与展现层的交互。

三、结语

通过在劳动竞赛系统中使用BI技术、可视化技术，对相关数据进行挖掘分析，提升了系统的易用性和安全性，并且为用户提供了更加良好的操作体验。

参考文献：

[1] 王勇.基于商业智能的并行数据挖掘技术研究[J].通讯世界，2016（2）.

脑力劳动与劳逸结合 篇6

关键词：农业劳动工具,使用性,舒适性

本文从农业美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劳动工具的使用性与舒适性相结合问题。

1 基本概念

农业劳动工具的使用性,指的是农业劳动工具及其各构成部件能够为农业劳动主体所使用、所操作,并通过使用、操作实现作用于、改变于农业劳动对象的目的。农业劳动工具的舒适性,指的则是农业劳动工具及其各构成部件的设计、制造又能以人为本,其长度、宽度、弧度和硬度能够适合人体各部位,特别是直接使用、操作的部位,给人予适合感、舒服感,并且使适合感、舒适感与使用、操作次数和强度成正相关。农业劳动工具的使用性与舒适性相结合,就是农业劳动工具既具有使用性,又具有舒适性。

2 农业劳动工具的使用性与舒适性相结合的可能性

首先,人类对于农业劳动工具既需要使用,也需要舒适。人类的追求是永不止境的,这当然包括在对农业劳动工具的使用上,即不仅仅满足于使用农业劳动工具,发挥其功能,作用于农业劳动对象,使农业劳动对象朝着人们所期望的方向改变,还使农业劳动工具易于操作,适合使用,适手适体,并通过使用获得舒适的感觉。例如拖拉机,座椅既是可坐的,又是适体的、舒服的;方向盘、操作杆既是可把握方向的、可控制速度的,又是方便的、适手的、舒服的。又如喷雾器,器具既是可装农药的、可背起的,又是轻便的、易背的、适体的;摇控柄既是可将农药压喷出来的,又是易于操作的、适手的、有手感的。无疑,这样很好,的确值得人类追求。

人类对自身的要求其实无处不在表现着使用和舒适的统一。人身各器官都具有相应的功能,眼具有视觉功能,鼻具有嗅觉功能,耳具有听觉功能,嘴具有语言和饮食功能,手具有抓拿功能,脚具有行走功能,等等。在生存和发展中,人类在使用着这些器官,发挥着这些器官的作用,用眼来看书,用鼻来嗅东西,用耳来听话,用嘴来吃饭,用手来写字,用脚来行走,等等。同时,人类也在追求着这些器官的舒适。睡觉是人类对人身的舒适的总追求,通过睡觉使使用了一段时间(往往是半天或一天)的各种器官得以休息、放松、恢复、舒适。即使在睡觉时也在表现着对舒适的追求,在侧身睡一段后,觉得左侧身有点疲劳,又转成右侧身睡,右侧身睡一段后觉得右侧身有点疲劳,再转成左侧身睡,整个睡觉过程从左侧身转到右侧身,又转到左侧身,不断反复,直至睡醒,或者可以说,整个睡觉过程是这种不断反复左右侧身的过程,准确地说,整个睡觉过程是追求舒适的过程。至于其他行为就更不用说了。看书看了1 h要休息,听课听了45 min中间要休息10 min,如此等等。

人类对自身各器官使用和舒适相统一的要求既表现在意识上,也表现在无意识里。人类睡觉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是一个有意识休息的行为,是一个追求有意识追求舒适的行为。然而,与睡觉相似的打瞌睡却不同了,它也是一种睡觉,也是一种休息,还是一种追求舒适的行为,但它却是无意识的,是无意识的睡觉,是无意识的休息行为,是无意识追求舒适的行为。的确,打瞌睡是无意的,因为此时此刻人们的有意识行为不是睡觉,而是其他,抑或看书,抑或看电视,抑或其他,但事实却是在有意识看书中或看电视中或其他中打起瞌睡来,打起无意识的瞌睡来,进行无意识的休息来,追求无意识的舒适来。显然,这一无意识的行为的形成、产生完全是由于身体对舒适无意识行为驱动的结果。

人类对自身要求使用与舒适的统一,对作为手脚延伸的农业劳动工具自然也要求使用与舒适的统一了。因为农业劳动工具只有既具有使用性,也具有舒适性,人类使用起来才有可能既具有使用性,也具有舒适性。道理其实很简单,手感只有好,使用起来才舒适,手感都不好,使用起来那有可能舒适。

其次,农业劳动工具可给人以使用,也可给人以舒适。农业劳动工具可给人以使用,这一点已显而易见,不需论述,可给人以舒适也是容易理解的。拖拉机的座椅用木料或铁材来做,坐起来就不够舒适,特别是道路不那么平坦的时候,更是震得要命,但若再加上海绵就舒服了,而在座椅上加上海绵是完全可以做得够的,因此,拖拉机的座椅既可给驾驶员坐,也可给驾驶员以舒服。拖拉机座椅是这样,其他农业劳动工具也应该是这样。事实上,拖拉机座椅几乎都是已加上海绵或其他软绵的东西。也就是,现实的例子已证明了农业劳动工具的使用性与舒适性相结合是完全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拖拉机座椅做到使用性与舒适性相结合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座椅底垫用铁材来做,二是座椅上加上海绵。无疑,这是具体的、表象的东西,透过这一具体的、表象的东西可以看到普遍的、本质的东西:铁材是硬的,做底垫,具有承受能力,从而使座椅可以坐上重量达50~100 kg的驾驶员,实现使用性;海绵是软绵的,铺在底垫上,具有缓冲能力,从而使座椅可给驾驶员带来舒服感,实现舒适性。推而广之,农业劳动工具要实现使用性与舒适性相结合,必须在材料上符合质量要求;在规格上符合功能要求,在造型上符合人体要求,在接触上符合肉体要求。

3 农业劳动工具的使用性与舒适性相结合的原则

舒适性服从使用性的原则。即在农业劳动工具的使用性与舒适性相结合中,舒适性必须服从使用性。这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舒适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使用。拖拉机座椅铺上海绵,给驾驶员以舒适,坐得舒服,减少疲劳,提起精神,驾驶起拖拉机来又好又久,的确通过舒适,实现更好地使用。但若座椅做成卧式,驾驶员躺在那里的确舒服,然而,却不利于驾驶员驾驶,即不但不能实现更好地使用,反而不利于使用,这样的舒适却是不可取的,或者可以说,是违背舒适性服从使用性的原则的。

另一层意思是,当舒适和使用只能选其一时,只能选择使用。假设,有两种座椅供做拖拉机座椅选择,一种是铁材制作的座式座椅,一种是铁材作底垫、上铺海绵的卧式座椅。显然,第一种座椅坐时不大舒服,特别是当拖拉机行走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时,更是震得要命,但坐在其中能够驾驶拖拉机;第二种座椅坐时十分舒服,即使拖拉机行走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坐在其中也很舒服,甚至可以获得网床或摇床的悠闲感觉,不过,坐在这样的座椅是难于驾驶拖拉机的。这时,从舒适性服从使用性的原则出发,就应该选择第一种座椅。

结合性服从效能性的原则。在农业劳动工具的结合性服从效能性中,会出现如下七种情形:一是使用效率和舒服效果都最大;二是使用效率较大,舒服效果较小;三是使用效率较小,舒服效果较大;四是使用效率未达最大,但使用效率和舒服效果都较大;五是舒服效果未达最大,但使用效率和舒服效果都较大;六是舒服效率较小,但使用效率和舒服效果能够同时体现;七是舒服效果较小,但使用效率和舒服效果也能够同时体现。

显然,在追求农业劳动工具效能最大化的时候,应该将第一、二种情形作为目标,即使用效率和舒服效果都最大,以及使用效率较大,舒服效果较小,因为在遵循结合性服从效能性的原则的时候,首先要遵循舒服性服从使用性的原则。事实上,在现实上,要实现第一、二种情形是完全可能的。在制作拖拉机座椅的时候,底垫用铁材来制作,只要铁材的承受力足够大,即承坐驾驶员不但足够,而且稍为有余,这时,上面铺置的海绵又足够厚、足够软,那么,驾驶员坐在其上,既能坐得稳稳的,又能正常地、甚至方便地进行操作,且能几乎没有“硬”的感觉,即使是拖拉机行走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也几乎没有震动的感觉。显然,这样便实现了使用效率和舒服效果都最大这一目的。

4 农业劳动工具的使用性与舒适性相结合的实现

明确使用的目的。即要明确所生产的农业劳动工具使用的目的。如拖拉机座椅的使用目的是供驾驶员坐用,这就无不要求座椅具备如下特点:一是能够坐用,即能够承受驾驶员的重量;二是能够驾驶,即能够使驾驶员坐在其上驾驶拖拉机;三是能够方便,即能够使驾驶员坐在其上方便地驾驶拖拉机;四是能够舒适,即能够使驾驶员坐在其上驾驶拖拉机、甚至方便地驾驶拖拉机的同时,获得舒适的感觉。显然,只有明确这一点,才能使拖拉机座椅生产的目标明确,进而推之,才能使农业劳动工具的使用性与舒适性相结合的实现朝着明确的方向。

了解人体的要求。即了解人体对农业劳动工具的要求。人体对农业劳动工具的要求,从意识的角度来说,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有意识的要求,指的是人们有目的地去争取、去实现的事情,如上面提到的睡觉,无意识的要求,指的则是人们本能潜存的要求,如上面提到的打瞌睡。从满足的目的来说,可分如下三个层次:一是作为手脚的延伸,实现人类的意志,这也就是第一层次;二是适合人体的自然要求,如椅子做成人体的形状,其弧度与人体弧度相吻合,这则是第二层次;三是给人体带来舒适,上面提到的拖拉机座椅铺上海绵就是例子,这则是第三层次。作为完美的农业劳动工具,就应该既满足人体的有意识要求,也满足人体的无意识要求,既满足人体第一层次的要求,也满足人体第二、三层次的要求。

选择工具的材料。即根据使用的目的和人体的需要,选择生产农业劳动工具的材料。明确了使用目的,了解了人体要求,就可以有的放矢地选择生产农业劳动工具的材料。拖拉机的座椅要做成既能承载驾驶员,并方便驾驶员驾驶拖拉机,又能减轻震动影响,并给驾驶员带来舒服的感觉,在选择材料时,就应该考虑这些要素,选择铁材作底垫,选择海绵作铺垫,这样生产出来的座椅,就能既达到使用的目的,又满足人体的需求。

脑力劳动与劳逸结合 篇7

一、基本概念

任何事物都可以定义。反过来, 通过定义又可规定事物。

基于此, 在此先对农业劳动工具的功能性、审美性及其相结合以定义:农业劳动工具的功能性, 指的是农业劳动工具作为农业劳动主体的手脚延伸, 具有作用于、改变于农业劳动对象的实用功能。农业劳动工具的审美性, 指的则是农业劳动工具具有给农业劳动主体、甚至一般人在视觉上带来愉悦感、美感的美学功能。农业劳动工具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相结合, 就是农业劳动工具既要具有实用功能, 又要具有美学功能。

二、农业劳动工具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原则

农业劳动工具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相结合是农业美学对农业劳动工具的要求, 也是农业劳动工具的发展方向。然而, 应该怎样结合却是值得探讨的。无疑, 只有结合得好, 农业劳动工具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坚持如下几项原则:

(一) 审美性服从功能性的原则

即在农业劳动工具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的相结合中, 审美性必须服从功能性。一方面, 农业劳动工具的审美性应从有利于其功能的发挥中凸现。农业劳动工具追求审美, 并不是为了审美而审美, 而是在确保其功能的发挥的前提下追求审美, 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类, 既能作用于农业劳动对象, 又能给人类带来审美的享受。显然, 农业劳动工具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相结合最理想的形式就是, 农业劳动工具通过对审美的追求, 使其功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例如锄头, 锄柄用料质地愈好, 使用起来愈有力, 锄柄表面也愈光亮, 即实现了功能性与审美性的相结合, 实现了功能性与审美性的相统一, 实现了功能增强与审美效果的相和谐。同如锄头, 假若锄柄是塑料做的, 尽管表面可以画上美丽的图案, 可给人们以视觉上的美感———大大胜于木料锄柄的美感, 但只能用来摆设, 甚至用来做玩具, 根本锄不了地, 这就不是功能性与审美性的相结合, 也不是功能性与审美性的相统一, 更不是功能增强与审美效果的相和谐。

另一方面, 农业劳动工具必须从功能性与审美性中选择其一时, 只能选择功能性。农业劳动工具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相结合是农业劳动工具实现完美的需要。然而, 在实践上, 由于原料、技术和经济等原因, 这一完美往往难以实现, 即功能性与审美性往往难以相结合, 只能从中选择其一, 抑或选择功能性, 抑或选择审美性。这时, 只能选择功能性。例如锄头, 假如这时只有两种原料可供选择作锄柄, 一种是材质不太好、且有点弯曲而表面又比较粗糙的木料, 一种是表面画上美丽图案的塑料, 那么, 只能选择第一种原料来作为锄柄的原料。因为只有第一种原料能使锄头实现其锄地的功能, 而第二种原料则根本不能使锄头实现其锄地的功能。在现实中,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锄头的锄柄的确既粗糙又不美观, 合理的解释应该是:锄头的主人找不到更好的木料, 或没钱购买较好的木料, 或有的木料外表虽较美观, 但硬度、韧度不够。

(二) 结合性服从效能性的原则

所谓结合性, 指的是农业劳动工具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特性。所谓效能性, 指的则是农业劳动工具的效能追求最大化的特性。效能最大化包含如下几层意思:一是功能效率和审美效果都最大;二是功能效率较大, 审美效果较小;三是功能效率较小, 审美效果较大;四是功能效率未达最大, 但功能效率和审美效果都较大;五是审美效果未达最大, 但功能效率和审美效果都较大;六是功能效率较小, 但功能效率和审美效果能够同时体现;七是审美效果较小, 但功能效果和审美效果也能够同时体现。显然, 只要农业劳动工具追求功能性与审美性相结合, 就一定出现以上七种情况中之一种, 或者可以说, 不同的结合将会出现不同情况, 这就无不要求农业劳动工具选择结合的方式, 这就是结合性与效能性的关系问题, 也就是结合性是否应该服从效能性和应该怎样服从效能性的问题。

无疑, 农业劳动工具追求效能最大化应选择的是第一、二种情形, 即功能效率和审美效果都最大, 以及功能效率较大, 审美效果较小, 当然, 最理想的是第一种情形, 即功能效率和审美效果都最大。因为农业劳动工具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第一原则是审美性服从功能性。基于此, 在生产农业劳动工具时, 就应该据此来考虑功能性与审美性的结合。

(三) 局部性服从整体性的原则

局部性, 指的是农业劳动工具的局部之功能性与审美性相结合。整体性, 则指的是农业劳动工具的整体之功能性与审美性相结合。众所周知, 农业劳动工具总是由若干部分通过一定的方式组合而成的, 即使是十分简单的扁担也一样。因此, 农业劳动工具就存在局部、整体和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的问题, 其功能性与整体性相结合也存在局部性、整体性和局部性与整体性的关系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 必须遵循局部性服从整体性的原则。理由有四:一是农业劳动工具的局部功能最终必须通过整体功能来表现。农业劳动工具的各构成要素都具有相应的功能, 如拖拉机的各构件就都具有其相应的功能。不过, 应该看到的是, 这些构件的最终功能———犁田耙地或运载物资———则是通过其有机组成的整体———拖拉机———来实现的。二是农业劳动工具的部分局部功能的发挥有赖于整体功能。如拖拉机, 其传动系的传动功能完全依赖于发动机的动力功能, 离开了动力功能, 它既不能进行传动, 更不存在将发动机的动力传递给驱动轮。其作业机具的作业功能———犁田耙地———离开了拖拉机这一整体根本就不能发挥, 或根本就失去。三是农业劳动工具的局部美感最终必须通过整体美感来表现。农业劳动工具的各部分都可以做成有美感的物件, 但当它们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时候, 必须相互协调, 必须在这一整体中相互协调, 才能使这一整体表现出美感, 并使其美感在整体的相互协调中凸现。四是农业劳动工具的部分局部美感的实现有赖于整体美感。就像花朵还需绿叶衬托一样, 部分农业劳动工具的构件也只有放到农业劳动工具这一整体中, 与其他构件一起, 构成农业劳动工具这一整体, 才能凸现其美感来, 或者准确地说, 才能更加充分地、完整地凸现其美感来。

局部性服从整体性, 应把握:一是局部功能服从整体功能。即农业劳动工具的局部功能大小与整体功能的充分发挥所要求的尺度应基本一致, 过大了, 是一种浪费, 过小了, 不能使整体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东风-50拖拉机的充电发电机适合的是12伏、150瓦封闭式F29B型并激直流发电机。使用这种发电机就是局部性服从整体的表现, 若使用大于12伏、150瓦的或小于12伏、150瓦的, 则不能体现出这种服从性。二是局部美感服从整体美感。即农业劳动工具的局部美感应考虑与整体美感相一致, 通过和谐统一来凸现, 当局部美感有损于整体美感时, 则应强调局部美感对整体美感的服从。三是局部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相结合服从整体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相结合。即农业劳动工具的局部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相结合必须在整体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框架下考虑、进行, 否则, 即使结合得再好, 在整体中都是不成功的。

三、农业劳动工具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实现

分析表明, 农业劳动工具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相结合是可能的, 那么, 只要我们遵循上述原则, 采取相应的措施, 就能生产出功能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农业劳动工具。

1.功能的明确。要实现农业劳动工具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相结合, 首先必须明确农业劳动工具的功能, 即所生产的农业劳动工具是用来做什么的, 是犁地的, 还是种植的, 或是收获的。明确了, 就能围绕功能来做文章, 来生产具备相应功能的农业劳动工具。功能是犁地的, 就生产靠畜力拉动的犁或机械力驱动的犁;功能是种植的, 就生产用来插秧的插秧机或用来播种的播种机;功能是收获的, 就生产靠人力收割的镰刀或靠机械力收割的收割机。明确农业劳动工具的功能, 还要明确其各构件的功能, 因为农业劳动工具总是由若干个构件通过一定的形式组合而成的, 并通过各构件的功能发挥来实现其功能的发挥。对锄头来说, 锄柄的功能是运用杠杆原理, 因此, 就要考虑它的长度、粗度、适度和硬度;锄刀的功能是切入、锄碎土壤, 因此, 就要考虑它的硬度、宽度、厚度和弧度。

2.类型的确定。具备同一功能的农业劳动工具往往不止一种, 同一农业劳动工具又往往不止具备一种功能。如都是犁地, 畜力拉动的犁和机械力驱动的犁都能进行, 又如拖拉机, 既可用来犁地, 又可用来运输。这就无不涉及到类型的确定问题, 即确定用什么类型的农业劳动工具来实现这一功能, 以及确定这一类型的农业劳动工具应具备什么类型的功能, 如都是犁地, 是确定用畜力拉动的犁来进行, 还是确定用机械力驱动的犁来进行, 又如拖拉机, 确定的功能除了犁地之工作外还有运输。显然, 确定了, 生产就明了。

3.材料的选择。具备同种功能的同种农业劳动工具可以用不同的材料来制作, 而不同材料制作的同种功能的同种农业劳动工具对其功能的发挥则不同, 这就要求人们在生产农业劳动工具时, 必须考虑材料的选择。无疑, 材料选择的原则应是以是否有利于其功能的发挥。就简单而又传统的锄头来说, 其锄柄用樟木来做就要比用苦楝木来做好得多了, 或者可以说, 更有利于锄地了。当然, 这仅是材料的选择的总原则, 或主要原则。在实际操作上, 还必须考虑的要素是材料来源的可能、经济支持的可能和生产技术的可能, 只有当这三种要素都能满足, 材料的选择才可能实现有利于其功能的发挥。

4.技术的保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农业劳动工具都是人类通过一定的技术实现某种目的的结果, 即使再简单的农业劳动工具也不例外。锄头算是简单了, 但许多人都不会做, 笔者在负责广东省徐闻县广安民俗馆的布展中, 需要修复、陈列土糖寮、竹砻、石砻、石磨、椿臼和石牛等传统的农业劳动工具, 初时找了许多木匠都不会做, 最后找到了两位已70多岁的老木匠才会做, 使它们的修复、陈列得以顺利进行。这说明一个问题, 技术是农业劳动工具的保障, 要生产相应的农业劳动工具必须相应的技术, 简单的需要, 复杂的更需要。

美学的运用。农业劳动工具要实现功能性与审美性的相结合, 美学的运用必不可少。美学的运用应把握于材料的选择和技术的保障两个环节, 把握于各构件的合理及其与整体的和谐、统一。材料的选择应在确保功能发挥的前提下, 考虑材料表面的视觉效果, 用樟木来做锄头就能做到这一点。技术的保障关键取决技术的成熟程度, 技术愈成熟, 生产出来的农业劳动工具质量就愈好, 也愈完美。在工业化的初期, 拖拉机的生产就显得性能不够好, 外观也不雅。现在不同了, 生产拖拉机的技术已很成熟, 型号多, 功能好, 外观美。当然, 进一步的改进还是需要的。各构件的合理及其与整体的和谐统一把握的分寸则在于构件的必要及其大小、轻重、视觉效果恰到好处, 即既利于其功能的发挥, 又与整体和谐、统一。一句话, 通过美学的运用, 使农业劳动工具实现结构上合理, 功能上强化, 使用上舒适, 视觉上愉悦。

摘要：文章从农业美学的角度, 研究农业劳动工具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相结合问题。认为农业劳动工具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相结合, 就是农业劳动工具既要具有实用功能, 又要具有美学功能。它是农业劳动主体、也是人类的需要, 是农业劳动工具实现完美的需要, 在实践上证明是必要的、有意义的。其原则是审美性服从功能性、结合性服从效能性和局部性服从整体性。其的实现关键在于功能的明确、类型的确定、材料的选择、技术的保障和美学的运用。

关键词：农业劳动工具,功能性,审美性

参考文献

[1]罗凯.农业美学初探[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7.

[2]华中农学院, 江苏农学院.农业生产机械化:南方本[M].北京:农业出版社, 1980.

家校结合加强劳动教育 篇8

“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的教育, 历来被有识之士重视。合理的劳动教育, 有利于良好劳动观念和劳动意识的培养, 也有利于塑造学生的美德。当今一些学生浪费财物的坏习惯, 大都因为劳动机会太少。“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谁都会说, 但有切身体会的人却很少。

加强劳动教育需要家校的配合。学生不爱劳动, 主要是家长和老师造成的。有的家长过分宠爱自己的孩子, 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也由父母包办。在学校, 有的老师把劳动作为惩罚学生的一种手段。如有的同学上课说话, 完不成作业等, 老师就令其打扫教室、擦黑板、拣垃圾等, 这样一来, 学生错误地理解为犯错误的同学才劳动, 劳动是不光彩的事情。学生一旦形成这样的观念, 他们就会不自觉地轻视劳动, 进而看不起值得尊重的劳动者。

我们都知道, 劳动创造了世界, 劳动创造了美。但是这种惩罚式的劳动最终只会导致学生对劳动本身的错误认识。另一方面, 这种以罚代教的方式也会使学生拿犯错误不当回事。认为大不了扫扫地、擦擦黑板就是了。这与老师教育的初衷差之千里。

教师应时时教育学生懂得:劳动权利的重要和劳动价值的崇高。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这就是劳动的崇高, 是劳动的无穷魅力和久远意义。劳动是现实的, 更是长远的。可以说劳动创造和正在创造着人类历史, 改变和正在改变着我们生存的环境, 构建和正在构建着我们美好的生活。

学生在学校做的事情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参与劳动, 包括打扫卫生、义务劳动、整理房间等直接参与的劳动和爱护公物、保持校园清洁等间接参与的劳动;二是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或者说更高层次的劳动作必要的准备和积累, 比如劳动习惯的养成、尊重劳动成果的品质形成、劳动技能的培养等, 也就是一种“准劳动”行为, 同样是令人愉快的劳动体验。

劳动教育要使学生既要看重劳动成果带给自己快乐, 又不能忽视对劳动过程的享受;既要珍视自己亲手创造的劳动成果, 又不能忽略他人的劳动成果。也就是说, 做一个快乐的劳动者, 既要在劳动的过程中享受快乐, 也要在享用他人劳动成果时持珍惜、欣赏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