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金融市场（共8篇）
制度变迁金融市场 篇1
长期以来, 地处内陆的贵州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人民生活水平低下, 工业、农业都发展缓慢, 金融业的发展更是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以及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 关注贵州金融发展, 推动贵州经济增长成为当前学者们研究思考的一大热点。金融制度是一个国家通过法律、规章制度和货币政策等形式所确定的金融体系结构, 以及组成这一体系的各要素之间的职责分工、相互关系及其各自的行为规则。根据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定义, “金融制度是指有关金融交易的规则、惯例和组织安排。”
一、制度变迁理论概述
(一) 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马克思主张的制度变迁应该是渐进式与革命式相结合, 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能够推动制度变迁的, 只能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兴的革命的阶级, 而在多元的国家形态结构中, 这个阶级就不仅仅指代的是工人阶级, 甚至还包括了资本家阶级。更进一步, 国家也是某种为了社会发展、历史进步而推动制度变迁的阶级力量。
(二)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理论基于“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潜在利润”的基本假设, 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激励个人和团体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以及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映的意识形态理论。这是一种“滞后供给”模型, 即制度创新滞后于潜在利润的出现。该理论还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的问题。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在发展过程中有时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三) 林毅夫的制度变迁理论
林毅夫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其中,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新制度安排的创造, 它由个人或一群 (个) 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多数强制性变迁是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其特点表现为变迁主体为国家;拥有较大规模经济、比较优势, 同时耗费较低组织成本、实施成本。
二、金融制度变迁
(一) 金融制度变迁的含义
效益更高的金融制度对原有金融制度的替代过程。金融制度变迁是一种历史性进步, 金融制度变迁是延续不断的。根据金融形态由中介金融、信用金融、资本金融到产业金融阶段的发展历程, 可以相应地抽象出金融制度变迁的如下规律:自主发生→一般市场→混合市场→全能市场→超市场。
(二) 金融制度变迁的类型
本文参照林毅夫的理论, 将金融制度变迁的类型界定为诱致性金融制度变迁和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两类。
如前所述, 诱致性金融制度变迁是一种市场自发的制度变迁, 其发生条件是制度变迁的成本小于预期收益。诱致性金融制度变迁的特点是创造大量“组织、工具”和完善交易规则;通过边际储蓄报酬率和边际投资收益率递增促进经济增长;强化金融市场功能, 市场机制得以充分运行;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分散和转嫁金融交易风险。诱致性金融制度变迁通过组织、工具创新降低风险和转嫁风险, 从而直接保障金融稳定;但大多数诱致性变迁不能直接作用于金融市场使之达到均衡, 只能逐步完善和增强市场的调控功能, 间接保障金融稳定;同时,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金融制度可能危害金融稳定和金融中介效率。
相应地, 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其作用机理在于诱致性金融制度变迁中无法解决的制度供求缺口可由政府行为弥补, 并直接保障金融稳定, 但市场机制的实施和市场主体的配合也是政府实施改革政策必不可少的。值得注意的是, 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存在所谓的“政府缺陷”, 包括由于政策操作失当造成的运行型缺陷以及由于官员制度引起的低效率、自我扩张和权利寻租造成的制度型缺陷。
根据上述对两种金融制度变迁类型的概念介绍、作用机理阐述及特点分析可知, 高效可行的金融制度变迁依赖于两种变迁类型的有机结合, 通过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相互配合相互补充进行的制度创新保障金融稳定。
三、贵州金融发展现状
由熊彼特、戈德史密斯、麦金农和肖等人开创的金融发展理论认为, 金融发展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量, 一为金融的总量扩张;二为金融结构的优化和质量的提高。
(一) 金融发展水平的度量
根据金融发展理论以及与金融相关的统计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采用如下指标, 并同全国以及金融发展较为发达的上海相比较, 直观而立体地观察贵州的金融发展水平。
1. 规模指标。
根据戈德史密斯的研究, 最常用来衡量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是金融相关比率 (FIR) , 它反映一国或地区的经济金融化水平, 随着金融的发展, 金融相关比率上升。根据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 本文对金融相关比率的计算采取如下公式:
金融相关比率 (FIR)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之和/地区生产总值
中国、贵州、上海的金融相关比率 (FIR) 分别如表1、图1所示, 其中贵州的FIR与全国水平基本相当, 但远低于上海, 有的甚至不及上海的半数, 表明贵州的金融规模与当地的GDP规模相适应, 但是还有很大的提升和发展空间。
除了FIR外, 本文还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相对比例 (如存贷款占全国的比例、人均存贷款余额等) 测度金融发展的规模。如图2、图3所示。
根据图2, 贵州存贷款余额占全国的比例仅为上海存贷款余额占全国比例的12%左右, 自2006年开始, 这一比例有所上升, 但至2011年, 该比例也仅为16%左右, 可见贵州存贷款余额在全国范围内仅占非常微小的比重。由图3, 贵州的人均存贷款余额与全国水平相差不大, 且都保持了相同的上升趋势, 但仍与发达城市上海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综合上述两组数据, 贵州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仍处于极少的水平, 表明贵州的金融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 尚未形成较完善的规模。
2. 结构指标。
本文在测度金融发展的结构水平时采用了股票筹资额和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额的比率 (FSR) 来描述。根据刘得胜 (2010) 的研究, 股票筹资额与实际GDP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 说明股票市场的聚敛功能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因此可用股票筹资额衡量金融发展的结构水平。同时, 银行通过贷款的方式将所集中的货币和货币资金投放出去, 可以满足社会扩大再生产对补充资金的需要, 促进经济的发展。通过新增贷款的额度可以看出经济运行趋势与政府的货币政策导向。因此, 境内股票筹资额与银行贷款增加额的比率可以反映一国或地区直接融资市场的发达程度。该比率越高, 表明该国或地区的直接融资市场越发达。贵州、中国及上海的FSR水平如表2、图4所示。
可以看出, 无论从全国、上海还是贵州来看, 股票筹资额与银行贷款增加额的比率都较低, 尤其是全国几乎常年处于10%以内水平, 与西方国家超过100%的比率相比, 我国的FSR还很低, 证券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另一方面, 虽然贵州的FSR相对保持在较高水平, 是由于股票筹资额及银行贷款增加额都较低的原因造成, 并不能据此判断贵州的证券市场发展良好。
3. 效率指标。
本文中采用存贷比 (LSR) 衡量金融发展的效率, 该指标描述的是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 属于金融中介效率。其不仅可以反映银行盈利水平、市场经济情况、指导国家政策走向, 对于地方经济而言, 可以指导地方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从银行盈利的角度讲, 存贷比越高越好, 存贷比越高, 则银行利润就越多。但另一方面, 从银行抵抗风险的角度讲, 存贷比例不宜过高, 如存贷比过高, 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就会不足, 导致银行的支付危机, 如支付危机扩散, 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 对地区或国家经济的危害极大。存贷比 (LSR) 用公式表示如下:
存贷比 (LSR)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之比。
贵州、全国、上海的存贷比如表3、图5所示。
从上述数据可知, 全国的存贷比高于贵州、上海的水平, 贵州与全国水平保持同向的增长趋势, 相反, 上海一直处于稳步下降趋势中, 表明上海的贷款余额占存款余额的比重连年下降, 说明上海的存款数额在不断增加中。相应地, 贵州的存贷比常年居于较高水平, 且不断在上升中, 表明贵州一段时期以来经济政策处于宽松状态, 当前市场过冷, 居民的购买欲望不高, 市场产品等供给不足, 生产力水平低下。
(二) 贵州金融发展水平的结论
根据上述规模、结构及效率三个方面的数据分析来看, 贵州目前金融发展水平仍较低。从规模上看, 贵州经济的金融化水平与全国水平基本持平, 但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这是因为贵州金融资产的构成仍是以传统的银行存款、贷款等由金融机构发行的货币及各种金融工具为主, 不仅种类组成上较为单一, 数量上也比较低, 贵州目前资金投入远远低于满足其经济发展所需的理想水平。
从结构上看, 贵州的股票筹资额和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额的比率远高于全国及上海水平, 但并不能说明贵州目前的直接融资能力。贵州非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资产仍然局限于企业股票和债券, 且数量较少,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就证券市场而言, 到2012年, 上海上市公司954家, 几乎占全国上市公司总数2492家的40%, 而贵州上市公司为21家, 仅占全国的0.84%, 说明贵州的资本市场发展极为滞后, 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对于贵州经济的贡献相当微弱。
从效率上看, 贵州的金融中介效率与全国相比处于较高水平, 说明贵州的储蓄资源得到了较为优化的配置, 但另一方面, 较高的金融效率却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宜, 这说明不仅要在投资效率上努力, 更需协调好投资结构。贵州整体经济水平低下, 资金的边际利润率低于东部地区乃至全国水平, 金融资产的实际价格并没有真正反映资金供求状况, 这种情况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贵州的资金外流现象。
四、贵州金融制度变迁的思考
我国金融市场机制发育不全, 原有的金融制度具有高集权性、高抑制性、强稳固性, 想要进行一蹴而就的金融制度改革并非易事。同时, 我国强有力的政府是打破旧有利益格局的唯一保证。政府与社会大众的力量对比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我国的金融改革必须采取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 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政府需求路径或诱致性微观金融企业需求路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国家, 政府拥有很高的经济职权, 在金融改革、制度变迁等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 因此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是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唯一选择。相应地, 贵州作为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状况都较为薄弱的欠发达地区, 在进行金融制度改革, 发展金融以拉动经济增长时也必然只能跟随国家政府的步伐, 采取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路径。
(一) 制度环境的构建
金融制度的变迁并不是独立完成的, 需要依赖于制度环境的构建, 而稳定、有序的制度环境则与相应的信用制度、法律制度、监管制度密不可分, 金融制度变迁的连锁效应促使我们要进行配套的制度改革。对于贵州当前的金融制度体系建设而言, 由于与金融制度配套的信用制度不明确、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使得贵州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低下、经营成本高企和金融风险隐患较多。因此, 实现贵州金融制度的发展创新, 首先要建立明确的信用制度, 目前人行的征信系统已经开始启用, 对于具有不守信用、恶意拖欠金融债务等行为的企业和个人都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相应的信用评估和信用登记等制度, 为有效防范信用风险提供了保障。其次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对于不合规的金融行为, 要通过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给予惩治, 增加违约成本, 打击那些在金融交易过程中恶意增加金融风险的行为。最后要完善相应的监管制度, 在执行国家监管制度的同时, 结合贵州地区的实际, 制定出配套可行的监管制度, 为金融制度变迁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 金融体系的完善
通过对贵州金融发展水平的分析, 贵州的直接融资渠道单一、金融体系发展缓慢, 不利于贵州的现代企业发展及地区经济增长。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主要还是来源于银行, 单一的企业融资渠道限制了企业融资的种类和规模, 导致企业发展滞后从而地区经济也增长缓慢。因此, 地方政府有必要完善地方金融机构, 为地方经济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在全国金融市场改革的大背景下, 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得到放低, 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适当引入新型金融机构, 如小额信贷、民间借贷等形式, 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也应当积极发展资本市场, 帮助本土优势企业上市, 增加资本市场融资规模。
(三) 农村金融的深化
对于城镇化程度非常低下的贵州, 立足自身实际, 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经济是提升贵州实力的一条有力途径。由于天然的地理条件, 贵州农业基础十分薄弱, 农村经济体系脆弱, 农民信用意识淡薄, 资金运作效率低下, 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都处在较低的水平, 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在农村金融发展上多进行引导和扶持, 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机构中的支农部门发展, 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区域扶贫开发等方面给予金融保障, 拉动民间资本、商业性资本及其他金融形式对于三农发展的支持, 提高投资效率, 发展农村经济。
摘要：依托国发2号文件的出台及中国金融改革的发展, 贵州的经济发展也与金融支持密不可分。本文结合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 在选取较为详细的金融发展指标对贵州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并与全国和发达地区相比较的基础上, 尝试探讨对于贵州金融发展有效的制度变迁路径和措施。
关键词：贵州,金融发展,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金融市场 篇2
关键词：宁夏 农村金融 制度变迁
从目前情况来看，宁夏农村金融制度仍然是由正式金融机构一统天下。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西部大开发新十年战略的实施，宁夏农村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此时，原有的农村金融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宁夏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正式金融制度供给不足
正式金融制度是指具有官方或者半官方性质的金融制度安排。从宁夏农村经济主体的贷款需求特征看，正式金融部门很难满足他们的贷款需求，其中的原因既有微观上的市场失灵，又有宏观上的政策歧视。从微观角度来讲，导致宁夏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之上的信用，就此而言，宁夏正式金融制度为农户提供贷款面临的是高于东部的信息成本。从宏观层面上看，由于宁夏总体经济比较落后，各地采取侧重于城市工业化的发展战略，相对忽视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
（一）国有商业银行金融供给不足
近年来，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入，国有商业银行在降低不良资产率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因其采取了逐步撤并分支机构、上收信贷管理权限等改革措施，事实上造成了县域金融的萎缩，直接导致县域资金的巨额外流。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撤并机构，纷纷退出农村市场。
（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金融的供给不足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其成立的目的就是承担农业政策性贷款，支持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从其他农业发达国家来看，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也是普遍做法。但由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存在诸如资金来源渠道单
一、业务范围狭窄等问题，不但农业发展银行自身经营状况不佳，经营风险不断加大，也使其扶持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的作用大打折扣。作为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按规定应主要来源于财政无偿拨款，也可以其他形式的有偿措施作为补充。但由于财政拨付资金有限，且常常不能按时到位，农业发展银行实际上不得不主要通过向中央银行借款的方式筹集资金，目前农业发展银行资金来源中约90%是中央银行的再贷款，筹资成本较高。这种资金来源的高成本与农业发展银行面向农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形成了利差缺口，这就使农业发展银行举步维艰。宁夏作为欠发达地区，已失宠于国有商业银行，因而更需要政策性银行的投入与支持，但是据我们所调查的宁夏中宁县、同心县及盐池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均未提供足够的政策性金融服务，制约了当地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农村信用社金融供给不足
农户贷款难问题能否得到解决，解决的具体程度和效果如何，关键在于农村信用社。当前农村信用社比较普遍的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信贷资产质量低下，拖欠率和风险贷款率高，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二是多数信用社处于亏损状态，财务风险高。另外，在宁夏还普遍存在农村信用社占有人民银行数额不小的再贷款问题。以上这些突出问题形成了一种“吸收存款-贷款沉淀和亏损及耗费占用-再吸储和人行再贷款补充”的恶性循环。
从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来看，农村信用社自身经营管理中的许多问题，直接导致了农户贷款难问题。一是贷款手续太烦琐，办理贷款时间过长。无论贷款数额大小，均需层层负责
联兴棋牌官网 lxq 人审批后农户才能获得贷款，程序过于复杂。而且往往是同一贷款人多次贷款就得多次重复上述手续和程序，这无疑增加了每次只需一千或者几百元贷款用于购买种子、种苗、肥料等农户的负担，无形中影响了农户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由于手续烦琐有些农户干脆不贷，许多农户宁可碍着面子向亲戚朋友借款甚至是高息民间贷款，也不愿意向农村信用社申请贷款。二是农村信用社“官商”作风还未得到根除，不及时调整经营理念和思路。“官僚主义”的风气很严重，并且对贷款发放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必要的透明度，在贷款利息外加重了农户的各种负担，增加了农户贷款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三是客观上农村信用社人员偏少，与广大贷款需求面严重失衡。大多数农村信贷员平均要面对成百上千的农户，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平均每个信贷员对应的农户达到1662户，信贷员只能对农户贷款进行“粗放式”管理。这些主客观原因，直接导致了农村信用社金融供给不足。
正式金融制度供给的趋同性
宁夏农村正式金融的供给不仅在量上存在着明显的缺口，而且在质上也存在着严重的趋同性。这导致了宁夏地区农村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需求，同时也增加了同一地区内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从而形成了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主要表现在：一是金融机构在空间上配置十分均衡，几乎每个县域内都设置了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农业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它们的设立几乎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达程度无关，这严重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金融产品在横向服务上基本同质，宁夏农村正式金融机构的主营业务均是存贷款业务和中间业务两类，金融产品的同质性较强，无法满足宁夏弱质农业的多元化需要。从金融需求角度来看，宁夏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金融需求具有鲜明的层次性特征。然而，不同的需求应该由不同的金融组织和不同形式的金融供给来满足。如贫困农户，其生产和生活资金均较短缺，其作为金融机构放款的承贷主体时是不健全的，贷款风险较大，虽然其对贷款也产生需求，但是被排斥在正式金融组织的贷款供给范围之外，只能以较为特殊的方式满足资金需求，如政策性金融的优惠贷款资金、民间渠道的小额贷款、政府财政性扶贫资金，都是贫困农户满足资金需求的重要方式；市场型农户由于从事专业化技能型生产，对于贷款资金的需求大于一般农户，但其缺乏有效的承贷机制，缺乏商业贷款供给所要求的抵押担保品，因而难以从银行申请到贷款。目前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主要开展的是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业务单一，大多饱受不良贷款之苦，金融效率低下。这种农户、企业需求的多层次性与农村金融供给的趋同性形成了矛盾。
非正式金融的兴盛
非正式金融制度是相对于官方正式金融制度而言的，民间借贷属于非正式金融制度。西北地区农户面临着正式金融制度的缺口和金融产品单一的问题，其对正式金融制度的多样化需求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些潜在的需求因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满足。而在现实中这种需求又确实存在，无奈之下，只好转而寻求非正式金融制度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金融制度就自发成长、壮大起来，并对西北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它的兴起对宁夏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也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据调查统计，仅2010年宁夏中宁县农村地区的民间借贷比例已经高达65%，农村民间的高利贷借贷金额，就约占了农村信用社发放农业贷款金额的14.55%，约占农村资金需求总量的45.76%。从经济学上来说，游离于官方监管之外的民间借贷，实质上是一种处于国家货币政策宏观调控和规范金融市场之外，由民间自发推出的，进行中、短期投资或投机的个人金融行为。作为一种借贷资本形式，民间借贷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
诚然，非正式金融的发展解决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部分资金需求，但同时也要注意到非正式金融的发展给农村金融的安全带了不小的隐患，如：高利率与资金流向的失调、组织不规范性与运营中的高风险、活动的隐蔽性与政府监管的困难等。
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安排
就目前而言，宁夏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无非两条路径：一是对现有的正式农村金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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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式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应该回归和强化
正式农村金融机构在成立之初，其宗旨是服务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转轨，这些机构的功能也在悄悄的发生着变化，由最初的“输血”功能演变为后来的“抽血”功能，给农村特别是宁夏农村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鉴于此，为了促进宁夏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有效解决宁夏“三农”问题，不仅必须使正式农村金融组织回归到服务农村的功能上来，而且还要对这一功能进行强化。改变其主营存贷款的单一功能，使它们的功能逐渐扩展到现代金融领域，比如，结算、同业往来、信息咨询以及信用卡服务等。让正式农村金融组织具有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的特点，以便满足农村经济的多样化需求。
（二）赋予非正式金融组织合法的地位
正式农村金融组织的功能回归和强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只是对其功能扭曲的一种纠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变迁。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制度变迁能否实现，取决于选择的路径是否改变了既有的制度结构，是否开拓了制度选择的集合以及制度的空间。因为一种创新的制度安排，只能从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集合中挑选出来。制度选择的集合越大，制度变迁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宁夏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如果只在现有的农村金融框架和利益结构中进行选择，那最多是做些“技术性的改进”而已。
金融制度结构反映了金融资源的各种配置关系，金融制度运行本身并不仅仅依赖于某些有形的经济部门（如银行等），而且还依赖于很多经济部门（包括家庭、企业等）之间的市场联系与资金交易关系的确立。因此，宁夏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是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关系。显然，这意味着我们在选择宁夏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路径时，就要在现存制度框架之外去寻找答案，即赋予非正式金融组织合法的地位。从理论上讲，宁夏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需要多种金融产权形式的并存。因为，制度变迁的本身就是不同的产权之间进行竞争与重新界定产权边界的过程。在只有一种金融产权（正式农村金融产权）的情况下，不管人们作何努力，都不会出现令人满意的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结果。在此情况下，宁夏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最多是在现存的制度结构和利益框架内进行一些修补，而不会从根本上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变迁。允许和鼓励非正式农村金融组织发展，是宁夏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要害之处。因为作为一种制度选择的一个增量，它具有完整的、明晰的和可交易的产权。而且它还是“轻装”上阵，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制度创新的余地大。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金融制度的实质是金融运行的规则，金融运行的规则又内生于金融产权交易，金融产权交易本身又是不同金融产权主体之间“私人利益”的冲突过程。
因此，发展非正式金融组织并鼓励其产权交易对于确立宁夏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在完善的正式农村金融制度迟迟不能够建立的时候，非正式农村金融制度的确立能够有效地弥补正式金融制度所留下的空白点。其次，当非正式农村金融组织以合法化的身份进入到农村金融领域参与竞争时，对正式金融的功能回归和强化有着促进作用。最后，非正式农村金融制度的合法化，能把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控制之下的农村金融供求的强制性均衡转变为在市场机制调节下的自发均衡，从而降低农村金融交易的成本和费用，提高西北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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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 篇3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为了打击当时农村盛行的高利贷活动, 促进农村经济、金融的稳定和发展,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众多的农村信用合作社 (以下简称农信社) 组织。此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以农信社变迁为主线, 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农信社归人民公社管理阶段;农业银行成立及农信社成为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阶段;农业发展银行成立及农信社与农业银行“脱钩”阶段。上述农村金融制度的历史变迁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特征:
1.农村金融制度的每次变迁均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行为, 而非自下而上的诱发性政府行为, 更不是农村经济主体自主性行为。
2.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路径相悖。首先, 1979年以来农村经济制度的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 都采取了自下而上的诱发性变迁方式。其次, 农村经济制度的上述两次变革, 都使农村经济主体的产权关系进一步明晰, 而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则使农村金融组织的产权关系更加模糊不清 (这一点后面再作分析) 。
二、现行农村金融制度的不足
现行农村金融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却暴露出诸多理论与实践上的缺陷。
1. 农村金融组织产权不清状况依然存在
1996年农信社从农业银行“脱钩”后, 恢复了合作金融组织地位, 农民可以通过入股成为社员, 产权归社员所有, 这里产权关系应是明晰的。但我国绝大多数农信社不是新建的, 而是以几经历史变迁的原有农信社为基础。那么原有农信社的所有者权益事实上仍然很难加以界定。
农业银行作为国家独资银行, 在产权上的突出问题是产权主体虚化, 法人地位残缺。现行的委托——代理制度下, 国家与银行的财产权益缺乏真正的利益关联, 银行经营者缺乏追逐利润的内在动机, 政府对经营者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
2. 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主体和竞争机制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虽然存在着多种形式金融组织, 但这些金融组织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竞争机制。农业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 市场定位发生了重大变化, 业务范围已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无异, 竞争的视角也从农村转向城市, 从农业转向工商业;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属非正规金融部门, 不受政府政策上的鼓励与保护, 且具有较高的金融交易成本;于是农信社几乎成了农村金融市场上唯一的正规金融组织。农信社作为合作金融组织, 经营活动有着明显的地域限制, 其经营绩效也主要取决于区位优势。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少有经营效果好的农信社, 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 即便经营不善的农信社也有较大的盈利可能。
3. 政府对农村金融组织管理混乱.
虽然农业银行1995年就被界定为商业银行, 但至今仍肩负着一定的政策性业务, 政府对农业银行的人事、财务、业务等方面仍有许多行政干预, 地方政府的干预贷款也仍然占有一定比例, 等等;农信社虽然按合作金融要求建立了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制度, 但是形同虚设。政府在农信社管理中仍居主导地位。
三、对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思考
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制度变迁起始于制度创新, 正如经济制度创新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一样, 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可以提高农村金融效率, 优化资源配置, 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笔者认为, 目前极有必要通过推动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来提高农村金融效率, 为此首先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 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供需矛盾实质问题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 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有着巨大的客观需求, 其中缘由除了上述制度本身的缺陷外, 还包括: (1)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农村经济组织的产权结构、组织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实现了多元化和市场化, 农村金融组织单一的不规范的合作制已无法与之相适应。 (2) 农村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 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上升, 个体私人企业得到较快发展, 农业的资金投入量和科技含量不断增强。 (3) 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 农民已越来越不满足于单一的储蓄存款方式, 从分散风险角度, 农民也希望能投资于多样化的金融资产, 以获取收益的最大化。 (4) 农民群众有着将民间借贷合法化、规范化的强烈愿望。
与旺盛的农村金融制度创新需求相比, 供给明显不足, 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1) 制度创新供给主体缺乏。 (2) 制度创新成本过高。政府之外的其他经济主体进行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成本, 除了新旧制度更替可能带来的冲击和损失外, 还包括可能被政府查禁、其他利益集团“搭便车”等成本。
解决上述矛盾的有效途径是进行金融深化, 增大制度创新供给。具体可采取以下方法: (1) 放宽对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限制, 增加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主体和创新主体。 (2) 建立激励机制, 从制度方面保证经济主体进行金融创新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报偿或好处, 使经济主体对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 (3) 重视并限制“搭便车”现象。在制度经济学文献中, “搭便车”被解释为坐享别人的创新成果, 与创新者相比, “搭便车”者收益相同, 成本却几乎为零。因此“搭便车”现象若不克服, 经济主体便难有创新积极性。
2. 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方式问题
(1) 这种方式下, 新制度推出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政府对制度创新需求判断是否正确。二是政府利益与其他经济主体利益是否一致。只有这两者均是肯定的, 新的金融制度才是有效的, 否则将是低效或无效的。如在农信社并入人民公社期间, 农信社资金被公社或生产队大量挪用, 经营活动接近瘫痪。再如, 在决策者看来, 合作金融组织形式更有利于政府实现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目标, 于是便在全国一刀切地被采用, 尽管在许多地方其效率并不理想, 等等。
(2) 这种方式下, 由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是由政府倡导和强制推行的, 因此形式上有着较快的扩散效应, 几乎一夜之间便可完成新旧制度更替。但实际的扩散速度则取决于此项制度创新是否受其他有关利益集团的欢迎。如1996年农信社就与农业银行“脱钩”, 恢复合作金融性质。但直到目前为止农信社“三性”恢复仍然相当缓慢, 与规范的合作金融组织要求相距甚远。
(3) 由于长期实行政府供给型制度创新方式, 农村金融制度各相关利益集团已习惯于政府的制度安排, 并对原有的制度变迁路径有着较强的依赖性。如:尽管农信社作为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存在一些问题, 但各利益集团并不反对维持原状。农信社经理人更希望农信社成为“官办”、“国有”, 农民群众对农信社的民主管理已显得异常陌生, 农业银行不愿意农信社脱离自己的管辖范围, 等等。实际上农信社在人事关系、业务经营等方面至今仍对农业银行有着较大的依赖性。
要解决好上述问题, 唯有改变制度创新方式, 将政府供给主导型方式逐步过渡到需求诱发型方式, 即鼓励农民群众和农村金融组织自发进行制度创新, 政府事后加以追认并推广, 以求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相一致, 更好地推动农村经济金融的发展。
3. 当前农村金融制度创新首要的是农村金融组织的产权制度创新
有效率的产权应该是竞争性的, 目前农村基层金融组织单一合作制产权形式及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 既不能满足农村产权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化的需要, 也会因缺乏竞争而效率低下。因此政府应因势利导地逐步建立起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内在需要的多元化产权结构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
首先, 在坚持合作制为农村金融组织基本产权形式的原则下, 对现有农信社产权重新界定, 并根据各地区经济、金融发展及各农信社的实际情况, 将农信社分别建成合作银行、以县级联社为一级法人、将多家农信社合并为一级法人、以单一农信社为一级法人的多层次产权形式。政府对合作金融组织给予政策和税收方面的扶持, 但不对其人事、财务、经营活动等进行直接干预。
其次, 在经济、金融基础较好, 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组建农村民营商业银行, 以规范日益活跃的民间金融活动。民营商业银行的注册资金要有较高起点, 产权形式可采取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 经营管理完全按市场原则进行。
最后, 近期应规定农业银行投入“三农”资金的一定比例, 以保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农业技术所需要的相对庞大的资金需要。以后可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 将部分农业银行的农村分支机构变为独立法人后出售给私人。
值得强调的是, 农村金融组织产权结构的创新与调整, 必须是市场自发行为和相关经济主体自愿行动, 政府只是提供市场准入及退出机制, 并以适当的政策加以引导, 决不能搞“一刀切”。同时为减少产权结构创新与调整可能造成的金融波动, 有必要先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摘要：本文分析研究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特征及创新途径, 以期推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农村金融制度的建立。
关键词：农村,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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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亨利.范.格罗著:银行风险分析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对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思考 篇4
一、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历史变迁
建国以来, 中国农村金融制度虽然几经变迁, 但至今并没有形成一条清晰的主线。纵观中国农村金融制度, 其变迁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49—1958年) :中国农村开始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改革, 在此期间, 信用合作被看做是群众性的资金互助组织。人民银行开始统一领导农村金融, 而且直接经营国家农村金融业务, 由中国人民银行县及县以下分支机构为主体的国家农村金融和农村信用社共同构成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基本框架开始初步形成。
第二阶段 (1958—1979年) :在此期间, 农村金融管理体制反复不断, 发展停滞。农村普遍实行人民公社化, 农村开始建立起“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与此同时, 信用社随着人民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 (营业所) 一并下放给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管理, 后来又交给贫下中农管理, 农村信用社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
第三阶段 (1979—1992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之后的文件决定, 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一经济背景下, 为大力支持农村商品经济,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首先恢复了农业银行, 业务范围由农业扩大到整个农村经济, 调整农村信用社体制, 逐步放开对民间信用的管制, 允许民间自由借贷, 允许成立民间合作金融组织和一些财务公司, 允许多种信用手段的融资方式并存。
第四阶段 (1992年至今)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 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法律地位和农地使用制度为宪法所确认, 而农村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突破了单一的集体所有制结构, 逐渐出现了各种个体、私营、合资联营等多种经济成分, 农业和农村开始了现代化途径的探索。1994年, 农业发展银行从农业银行剥离出来专门从事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1996年, 农信社也开始改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 与农业银行正式“脱钩”, 恢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合作金融组织性质, 农业银行也开始收缩、撤并了许多设在农村的分支机构, 逐步向商业银行转轨。以合作金融 (农村信用社) 为基础、商业性金融 (农业银行) 、政策性金融 (农业发展银行) 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开始形成。
二、中国农村金融体制历史变迁的特征
纵观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历史变迁具有以下明显特征:
1. 农村金融体制和制度的每次变迁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
强制性行为, 而非自下而上的诱发性政府行为, 更不是农村经济主体自主性行为。政府成为农村金融制度的单一供给者, 社会力量在金融制度改革及运行中不具有重要话语权, 金融制度改革与运行无法实现多元参与机制。作为制度的强制性供给主体, 国家的选择始终影响着微观金融主体的成本和收益, 从而影响到制度变迁的过程与形态。每次变迁都仅仅从满足制度供给者和制度生产者本身的需求出发, 不能适应制度需求者的金融需求, 从而使得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严重滞后于需求。再加上受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 以及农户经营能力和道德认识水平的影响, 特别是金融机构追求资金效益的企业化行为, 使中国农村金融制度长期运行效率低下。
2. 农村金融体制和制度的每次变迁都是法人地位和权利的易位, 而非组织结构形式的变动以及金融产权主体的让渡。
也就是说, 都是形式上的变化, 而并没有对经营管理模式以及金融效率提高等进行实质上的变革。本来已经作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中主体地位的农村信用社, 在几次大的改革中, 却从来没有占有独立的主体地位, 其主体地位先后被人民公社、农业银行、人民银行所取代。其次, 农村经济制度的两次变革, 都使农村经济主体的产权关系进一步明晰, 而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则使农村金融组织的产权关系更加模糊不清。
3. 中国农村金融保险机制不健全。
完善的风险补偿机制是农村金融机构经营良性循环的有效保证, 它能够在损失实际发生后及时给予补偿, 减少风险的积聚。从中国当前具体实践来看, 中国农业金融风险分散机制、转移机制等农村保险机制都没有得以有效建立。在农业保险抵押中, 从法律规定层面来看, 农户和农村中小型企业再融资中有效的抵押资产较少、较为单一, 抵押资产一般只限土地和房产及部分设备, 贷款担保难以落实。实际上基于农业的特殊性质, 农村中土地、农用机械设备作为广大农村的财产都可以成为重要的承包抵押资产。另外, 虽然各地都建立了旨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大型保险公司, 但是这些保险公司在组织机构及体制安排中往往都存在很多缺陷, 同时又缺乏必要的外部监督, 导致保险运行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性。金融保险体制及运行机制薄弱致使在推动农业金融制度发展中没有稳定的后备保障, 很容易导致金融制度改革运行绩效不高, 这也是导致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循环怪圈的重要原因。
4. 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滞后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并与之相背离。
农村规范的外生金融与非规范的内生金融的冲突贯穿于整个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全过程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的紊乱。1979年以来, 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的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都采取了自下而上的诱发性变迁方式。第一次变革是家庭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推广, 第二次变革是乡镇企业和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的兴起, 这两次变革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但这却与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形成了强烈反差。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不仅在路径上严重相悖, 而且直接导致了中国民间借贷以及农村地下金融的无序产生与畸形发展。
三、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中国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农村经济环境已经发生较大变化, 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也越来越提高。一方面强化了制度创新需求, 另一方面也为制度的创新提供了条件。制度变迁成为中国改革三十年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并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为此, 中国应大力推动农村金融的制度创新。具体可通过以下措施来进行:
1. 注重农村金融组织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的创新。
有效率的产权应该是竞争性的, 目前农村基层金融组织单一合作制产权形式及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 既不能满足农村产权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化的需要, 也会因缺乏竞争而效率低下。因此政府应因势利导地逐步建立起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内在需要的多元化产权结构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在坚持合作制为农村金融组织基本产权形式的原则下。对现有农信社产权重新界定, 在经济、金融基础较好, 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组建农村民营商业银行。可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 将部分农业银行的农村分支机构变为独立法人后出售给私人, 建立多层次与多级法人治理结构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
2. 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要有渐进性和历史继承性。
制度的变迁进程具有渐进性和历史继承性。违背这一规律, 就会激化矛盾, 引起混乱。因此在推动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过程中, 应正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矛盾, 充分照顾各方面的利益。根据当前农村金融的实际情况, 必须处理好如下三个关系:一是处理好信用社与农业银行的关系;二是处理好政府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关系;三是处理好低层次联合与高层次合作的关系。
3. 积极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适度发展, 构建符合国情的农村金融体系。
中国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 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 对非正规金融进行规范和发展, 增大制度创新供给, 放宽对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限制, 增加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主体和创新主体。建立激励机制, 从制度方面保证经济主体进行金融创新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报偿或好处, 使经济主体对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正视和承认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并认真研究其特有的规律。制定相关法律为非正规金融提供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 减少其躲避管制所发生的成本, 规范其行为。明确监管主体和责任, 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监控, 把其负面效应减至最低。
总之, 加快发展中国农村金融制度, 难度很大, 风险也很高, 不仅需要农村金融机构自身业务的开拓和资产质量的提高, 而且还有赖于监管当局监管能力的提高和整个国家金融安全网络的建立以及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 尤其要注意各项制度的合理搭配和协调一致, 在酝酿和设计制度安排时, 就应当充分考虑各项相关制度之间的合理搭配问题, 尽可能地减少直至消除制度之间的摩擦或阻力, 使最终的制度安排能够消除某些子制度可能带来的负效应, 同时, 制度之间必须充分协调配合, 避免出现调节真空的问题。
摘要：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制度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实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必破之题。在对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简要回顾的基础上, 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特征, 并对中国金融制度提出了创新思路, 以期推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农村金融制度的建立。
关键词：农村,金融,制度变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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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刚.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特征及改革取向[J].现代管理科学, 2006, (3) .
从制度变迁视角分析我国农村金融 篇5
一、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博弈分析
制度变迁实际上是相关主体利益博弈的结果。对于中国农村金融而言, 博弈的相关主体主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种农村金融组织以及农民。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政府在制度变迁中起到绝对的主导作用, 农村金融组织以及农民则作为弱势群体, 虽然对制度变迁起到一定的干预作用, 但很大程度上, 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制度变迁的结果。
一般而言, 制度变迁的博弈过程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 各种利益主体出于自身的目的, 通过博弈, 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总的来说, 相关的利益主体主要存在三种关系:即行政指导关系、委托关系以及契约合同关系。在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 中央政府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其直接影响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是强势利益主体。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是委托关系, 其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开展活动, 力求利益最大化。农村金融组织被动接受中央政府的行政指导, 其资金管理、金融运作、业务范围等都必须符合政府的指导, 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农民作为博弈过程中的最弱势群体, 其只能被动地与农村金融组织形成契约关系, 以实现自己的需求。
所以, 中国的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中央政府起主要作用, 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在制度变迁博弈过程中, 中央政府通过均衡各方面的利益, 不断调整变迁方案, 最终实现制度的均衡, 达到变迁的目的。
二、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历程
本文将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79年-1994年) :农村金融制度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恢复了原有的各类金融机构, 实现金融机构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以后, 经济得到迅猛发展, 单一的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不能满足经济急剧发展所需要的理财需求及信贷需求, 原有的工农建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得到恢复发展。
第二阶段 (1995年-2004年) :农村金融制度的市场化阶段。中国人民银行从原来统包统揽的角色中脱离, 下放相关业务, 承担着中央银行的角色。制定了相关的《商业银行法》, 从法律上地位上保障了银行的市场化, 股份化改造国有银行;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相继成立, 不断健全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
第三阶段 (2005年至今) :农村金融制度的深化改革阶段。为满足“三农”对于资金的需求, 推动农村金融领域的组织创新, 中国人民银行在部分地方开展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不断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 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到农村金融市场, 允许建立私人担保公司和私人放贷公司等等, 农村金融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目前, 农村合作信用社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占据主要地位, 各种农业银行以及其他商业银行也得到相应发展, 全面提供金融服务, 进一步满足农村金融需求。
三、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现存的主要问题
现有的农村金融体制虽然已经取得较大改进, 但很多问题依然存在,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 政府干预过多, 制度创新动力不足
在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历史变迁过程中, 政府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呈现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 而作为农村最大的消费群体—农民参与的程度明显过低, 这就导致我国农村金融组织的竞争性和创新性得不到很好地发挥。其直接后果就是农村金融机构还是过于单一, 严重阻碍了金融多元化的发展。
(二) 农村金融发展不平等, 信用担保体系落后
现行的农村金融体系服务更倾向于服务大客户, 而像中小型企业、个体经营者、农民等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客户由于条件限制而被拒之门外。农村信用担保规模太小以及形式过于单一, 根本不能满足众多农村中小型企业以及个体业主的需求。
(三) 农村金融体系供需矛盾突出, 职能定位不明确
我国农村金融制度供给的专业针对性较差, 职能定位不准确, 导致各类金融机构功能得不到最好的发挥。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的金融机构, 其应该定位于农业的基本建设以及扶贫项目的开发, 但它却把相当多的资金投向了商业, 导致金融职能严重错位。而农村信用社等商业性的金融机构, 却承担了一些政策性的金融业务, 这就极大降低了运作效率。
(四) 农村金融立法不完善, 监管体制不健全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发展比较落还后, 基础比较薄弱, 各种法律、法规仍很不健全, 这成为阻碍农村金融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大阻碍。我国农村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金融监管体系, 这使得许多非法融资行为猖獗, 极大破坏了农村金融秩序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
四、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存在的各种问题, 促进农村金融进一步商业化、市场化, 真正使农村金融体系做到服务“三农”,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减少政府干预, 推进金融组织的改革与创新
政府要明确自己的职责, 其应该起到的作用是指导性的而不是强制性干预, 这是促进农村金融体制创新的前提。要不断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 简化小型金融机构的行政审批, 大力发展小额信贷公司和借贷服务中心等等。
(二) 强化金融机构服务意识, 完善信用担保体系
农村金融机构应该时刻明确自己的职责, 不断扩宽融资渠道, 丰富融资形式, 加大对农民、中小型企业等的资金支持力度, 做到真正的政策惠农。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信用担保体系, 建立合作性的担保机构, 担保资金可以由政府、银行和农户共同出资构成, 这样农民之间可以相互监督、相互合作, 做到真正的互帮互助。
(三) 明确各类金融机构职能, 做到优势互补
各种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应该明确自身优势, 做好功能定位, 在具有优势的领域内发挥最大的作用, 还应该加强彼此的合作, 增强竞争能力, 为农村建设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四) 建立健全农村金融的法律法规, 完善监管体制
政府应该尽快出台各种规范农村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 使农村金融尽快步入正规化、法制化, 做到有法可依。要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的监管力度, 明确政府的监管职责, 建立风险防范基金, 从而有效应对金融风险, 促进农村金融的持续稳定发展。
五、结语
农村金融关系着农村经济能否得到快速发展, 进一步加强金融创新, 促进农村金融的商业化、市场化至关重要。从中国农村金融体制制度变迁过程以及存在的问题来看, 要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职能, 调动金融组织的积极性, 促进金融体制创新, 使得其真正做到服务“三农”, 为农村发展注入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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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金融市场 篇6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诱致性制度变迁,监管
近年来, 伴随着我国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诸如第三方支付机构“资金池”问题、人人贷平台技术故障、人人贷机构运营机制不健全经营不善甚至经营者跑路、股权众筹融资触犯非法集资红线等问题逐渐显现,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阻碍了互联网金融这个新兴行业的继续发展。 从本质上看,互联网金融的核心内容仍是投资、融资、金融产品销售、风险处理等标准的金融业务,只不过借助了互联网技术渠道。[1]互联网金融以其在服务小微企业和长尾市场中的独特优势,对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体系和以资本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体系等传统金融体系形成补充,进一步完善丰富了我国的金融体系。 但互联网金融作为一个新业态,又有着区别于传统金融业务的自身特点, 如何科学、有效地对其进行监管,不仅是政府监管部门的研究任务,也是学界的一项重要课题。
在政府层面,2015 年7 月, 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工信部、公安部、财政部等九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充分肯定了互联网金融对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扩大就业和促进创新发展发挥的积极作用, 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提出了总体框架,为互联网金融各具体模式监管细则的制定提供了方向。在当前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些监管举措为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推动互联网金融行业健康发展、 维护我国金融体系有序运行提供了基本规则指引。
理论研究层面,谢平、邹传伟、刘海二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五个要点;[2]张晓朴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十二个原则;[3]还有一批学者根据互联网金融业务的风险特点提出了相对具体的监管思路和办法。总体看来,这些思考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金融的具体业务层面, 从互联网金融业务模式和技术特点入手研究监管方案, 这当然是有其意义和价值的。
本文认为,相对于传统金融体系,互联网金融有其崭新技术特点;相对于国外互联网金融,我国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又有着独特的制度性因素。因此,当研究设计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方案时, 技术特征和制度环境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都要考虑到。 如果从我国金融体系建设的总体格局和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功能上审视, 我国互联网金融兴起的制度环境因素可能还要更具根本性意义。
互联网金融在我国总体上也是一种舶来品,其业务模式在欧美发达国家大都能找到原型,但结合欧美各国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情况看,它在我国的迅猛发展除了得益于互联网“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技术属性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则在于我国整体金融体系的不完善。 因此,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就不能仅仅局限在对各种业务模式及互联网的技术特点上,也应该从我国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迅猛发展的制度背景入手,深入研究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呈现如此迅猛发展势头的根本原因,从打造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协同发展的健全高效现代金融体系着眼,从完善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的根本功能着眼,在一个更大的格局和更高的层次上审视互联网金融监管和发展问题。 基于此,本文主张以一种宏观积极的监管理念,统筹互联网金融监管及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协同发展问题,并就此提出了一个三阶段理论设想,这是本文的研究价值所在。
一、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我国互联网金融兴起
提起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人们的第一印象自然是“金融+互联网”这样一种偏重技术性的金融业态, 这一点也可从各种对这个概念的定义上看出来。 比如吴晓求把互联网金融定义为“具有互联网精神,以互联网为平台,以云数据整合为基础而构建的具有相应金融功能链的新金融业态,也称第三金融业态”。[4]罗明雄对互联网金融的定义为“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等一系列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实现资金融通的一种新兴金融服务模式”。[5]从互联网金融现实业务特点看,互联网金融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手段,打造出如网络第三方支付、人人贷平台、网络股权众筹等崭新金融模式,为降低资金融通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资金需求与供给间的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提供了有别于传统金融模式的新途径。 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金融提高了金融效率, 扩大了金融覆盖面,的确是一种建立在现代科技基础上的金融创新。
但是仅仅从互联网技术特征层面还解释不了为什么互联网金融在我国能够如此迅猛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下主要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如人人贷平台、众筹等尽管都起源于美、英等互联网技术发达国家,但互联网金融在美国和欧洲并没有获得像在我国这样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在美国甚至没有一个像“互联网金融”这样的特定概念来形容此类业务。 在监管方面,美国对人人贷、众筹等金融业务也只是在原有金融框架下对具体监管条文加以修改,也没有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和监管法规。[6]
因此,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呈现如此迅猛发展局面,除了有互联网金融自身特点外,还与我国具体金融环境及主导金融体系的制度弊端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中存在如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所分析的“金融压抑”现象,资金融通过度依赖银行体系,投融资门槛较高,资金配置效率低下。 我国金融体系的总体特征在于新兴加转轨的制度背景,各项改革和制度建设不到位、不完善。 在金融机构中,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体系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2013 年底,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达151.35 万亿元人民币, 占金融业总资产的78.46%,利润1.74 万亿人民币,占金融业利润的93.05%。 银行业中的16 家上市银行实现的净利润占沪深两市2513 家上市公司的51.42%。[7]我国长期以来以利率和一系列制度管制确保了银行的赢利能力,整个银行业也缺乏有力的外部竞争性力量,所以银行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大型商业银行没有足够的动力去研究照顾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同时,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还处在进行之中, 证券业务结构雷同、种类贫乏,对广大企业尤其中小企业来说,资本市场融资门槛较高,对居民来说,由于资本市场投资产品比较缺乏,只能把大部资金存入银行储蓄。 这种金融体系在我国经济社会中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两大两难”问题,即资金需求端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需求大,资金供给端的居民投资难,储蓄资金量大。 这种困境突出体现了传统金融体系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梗阻不畅。 这种金融体系滋生的一个现象就是影子银行、地下钱庄等非正规金融渠道的蔓延。
在此体系背景下,互联网金融以其开放、共享、普惠、民主的内在属性高度耦合了我国传统金融体系,对传统金融体系的缺陷构成了有效补充。 互联网金融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 “长尾”特征, 天然地适合在广大中小企业和资金实力弱、风险承受能力低的投资者之间进行对接。 第三方网络支付、人人贷业务、网络股权众筹等互联网金融模式,有效利用了传统金融体系的服务盲区,为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下的中小企业融资和民间投资提供了匹配平台。 尽管互联网金融实际业务中在操作、技术、法律等方面面临着很多问题,也隐含着诸多风险,但还是在我国形成迅猛发展的蓬勃局面,并给资金供求两端的市场主体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由此我们也可以反观互联网金融为什么在美国没有取得类似的影响力。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演进,市场规模庞大,分工细密,竞争充分。 美国的商业银行数量大、网点多、层次丰富、服务多元,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美国商业银行先后经历了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的冲击,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很强。 面对互联网金融带来的金融脱媒压力,美国商业银行主动进行信息网络升级,积极开展网络金融服务,推出灵活多样的金融创新,并通过直接并购新兴的网络银行等多种途径,有效地化解了互联网金融对自身的冲击。[8]同时,美国资本市场高度发达,一个例证就是,虽然美国商业银行很发达, 但商业银行金融资产只占美国金融资产的18%。 美国资本市场层次丰富, 纽约证券交易所有2300 家挂牌公司,纳斯达克有2500 个公司,再往下是OTCBB和粉单市场,大致将近1 万家挂牌公司,再往下还有一个灰色市场, 有6 万个挂牌公司,这些市场上挂牌的公司与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无法同日而语,但它们服务于低层次企业,能够满足各类企业的需求。[9]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充分满足了各类企业的融资需求, 居民投资渠道和产品选择多样,因此,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空间相对我国要狭小很多,甚至很多人是抱着“玩一把”的态度参与到互联网金融中。
因此,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可以归结为内因与外因两方面的结合:内因在于互联网独特的技术属性,这种技术属性使互联网金融能够显著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 方便消费金融,促进小微企业融资;外因在于我国互联网金融所处的发展环境,在于我国金融体系不发达的整体制度背景,在于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居民一直被压抑的金融需求。 从根本上说,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的快速发展是一种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认识到这一点是我们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科学监管的前提。
二、对互联网金融实施宏观积极监管理念
我国互联网金融是一种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在关注其本身业务风险和问题的同时要超越业务本身,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高度,把互联网金融放在整个金融体系之中,在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满足多样化市场需求的整体视角下,研究设计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方案。
这种监管方案既要不同于对传统金融的监管框架,也有别于发达国家成熟金融市场下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监管理念。 它要从我国新兴加转轨的根本经济金融制度背景出发,一方面对互联网金融业务风险和问题加以监管防范, 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另一方面还要看到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功能缺失的弥补作用,积极扶持互联网金融发展,确保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业态的发展空间。 在更高的层次上,这种监管方案要求加大力度改革传统金融体制,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发展多样化的金融组织,开发更丰富的金融产品, 从根本上改善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和服务功能。通过一手抓互联网金融具体业务监管,一手抓传统金融体系改革,统筹互联网金融发展和传统金融体系改革,让二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最终形成一个功能全、效率高、覆盖广、活力强的现代金融体系。
这是一种立足宏观、 风格积极主动的监管理念,它具备三个特征:
整体性思维。 既然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根植于我国不够健全的金融体系,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设计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互联网金融业务本身,既要针对互联网金融本身的问题和风险,又要超越互联网金融这个局部领域,把互联网金融放在整个金融体系之中, 把互联网金融监管放在打造现代完整、公平高效金融体系的整体格局下,一手抓互联网金融业务监管,一手抓传统金融体系改革。
功能性思维。 现在对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区分依据是二者在技术特点、组织架构和运营模式上的差异, 如果按照金融功能视角和功能监管理念,这种区分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体系从功能上来说都是服务于把资金从富余端向短缺端的融通, 实现经济资源的流通匹配,核心业务都是集中在支付、风险管理、信用评定等方面。 因此,从功能监管理念出发,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设计就必然牵涉到传统金融体系改革问题。
主动性思维。 有的西方制度经济学流派认为,制度是各个市场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这种理论观点建立在西方原生性市场经济条件下。 对我国当下还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市场环境来说,往往需要监管主体根据整体改革蓝图主动进行局部制度设计,而不能只是被动地对市场行为进行事后管理。 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要通过主动的制度性改革和监管制度设计,引导和塑造市场主体行为,形成健康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
从根本上说,这种宏观积极监管理念是基于我国新兴加转轨的经济金融基本制度特征上的。 互联网金融是在我国受到严格管制的传统金融体系所留下的空间下成长开来的,如果只是局限于这个业态的自身发展, 看不到其快速发展导致的监管套利,不仅对传统金融机构不公平,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效率和稳定健康发展也是不利的。 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同时解决这种监管套利问题,就要在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科学监管、 扶持发展的同时,大力推动传统金融体系改革,消除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诱致性制度环境,促进二者协同发展,最终形成我国现代高效的金融体系。
三、建立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协同发展的现代高效金融体系
对我国互联网金融实施宏观积极监管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协同发展,最终形成一个能够有效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高效金融体系。 我国当下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和潜在风险,已经在现行监管框架下对传统金融体系构成一定冲击,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在设计对互联网金融监管时,要把握好控制互联网金融风险与互联网金融发展空间的关系,把握好互联网金融发展与传统金融体系改革的关系。 这种宏观积极监管可能将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互联网金融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和风险制定监管规则,保持互联网金融健康稳定发展。
对互联网金融各模式业务中的问题和风险,如第三方支付机构“资金池”问题,人人贷模式中的技术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道德风险,股权众筹模式中的非法集资风险等,出台针对性的明确监管细则,维护投资者权益,为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营造健全规则基础。
这一阶段的监管重点应是对互联网金融业务建立起基本的监管架构,为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开展铺下大体明确的方向性制度基础和规则环境,使互联网金融业务创新在规则引导下开展,防止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防止对主导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造成过度的负面冲击,逐步缩小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套利空间,使互联网金融企业在明确、公平的竞争环境下培养自己的业务竞争力。
第二阶段,大力推进传统金融体系改革,扩大传统金融业务覆盖面和服务水平,减少互联网金融的诱致性制度基础。
面对当今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大趋势,改革现在的分业监管框架,按照功能监管原则打造统一监管体系。 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商业银行发展方式、管理制度和业务模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转变主要以存贷款利差为收入来源的盈利模式,提高商业银行市场化经营水平和服务水平。 推进资本市场改革, 淡化我国资本市场的政府干预色彩,强化市场活力。 改革在公司债券审批、发行、交易、信息披露等环节“五龙治水”式的监管局面,改革商业银行在债券交易中的主导地位。[10]加快股票市场市场化改革,改革股票发行体制,尽快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等。
这一阶段的重心是加快推进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市场化改革,革除传统金融体系中或明或暗的体制壁垒,降低金融交易的制度成本,提高服务水平;基于市场需求推出更为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满足多样化的市场融资和投资需求,扩大传统金融体系的服务覆盖面。 这些改革看似与互联网金融监管无关,但将从根本上降低互联网金融的诱致性制度基础,促进互联网金融回归到一个健全金融体系中的合理位置,为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根本性制度环境。
第三阶段,推进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协同发展,形成现代高效金融体系。
在政策层面推动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业务融合发展,鼓励互联网金融企业学习借鉴传统金融机构在产品开发、风险管理、运营模式方面的丰富经验,线上业务与线下业务相结合;鼓励以互联网技术提高传统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平,创新开发体现互联网技术特点和优势的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模式。 如推动商业银行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化业务流程,提升客户体验,降低交易成本;利用大数据技术优化资金匹配,降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打造网上金融产品销售和推广平台等。
在这个阶段,一个多层次、广覆盖、高效率的现代金融体系将初步建成,互联网技术与传统金融业务将实现高度有机结合,随着混业经营金融大趋势的演进,届时的金融机构将根据业务、客户特点,灵活运用线上线下模式,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区分可能已没有意义,当下语境下的互联网金融将成为一个历史的名词。 相应地,届时的金融监管也将是一个统筹各种金融技术、金融模式的功能导向型的统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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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制视角下的资本市场制度变迁 篇7
关键词：双轨制,资本,变迁
在我国进行的渐进性制度变迁体系下, 原有的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过渡的过程中, 不是一步到位, 而是存在两种制度的并存和博弈, 这种并存和博弈使得社会价值体系到处都体现出双轨制的痕迹, 从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到劳动力市场的双轨制, 资本市场的双轨制等等, 在这些双轨制中, 有一些比如生产资料的双轨制, 通过市场行为主体之间的制度博弈, 最终市场化的价格体系战胜了计划价格体系, 实现了双轨制的平滑转型, 另一些双轨制市场, 比如资本市场的双轨制不仅没有实现平滑过渡, 反而市场化的价格体系被计划价格体系驱逐, 最后市场崩溃, 为什么资本市场的双轨制最后没有像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那样实现制度租金的有序释放, 平滑转型?
一、资本市场双轨制的由来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行政权力一直主导着改革的方向和速度, 经济权力的萌生是在行政权力被迫或者主动退出的缝隙中发展起来的, 对于资本市场也不例外。改革初期的政府财政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存在着巨额的转型成本, 同时在市场体系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 这些转型成本不可能由市场经济的受益者进行分担, 这样转型成本的分担者只能是中央财政, 当政府无力负担时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是退回老路, 改革会停滞不前, 但是面临着巨大外部压力的执政者显然不能这样做, 因为当国门已经打开, 经济效率的下降将带来执政的合法性危机, 二是推进改革, 行政权力相对退出, 引进民间资本, 缓解财政危机。先是股份制得到允许, 然后是证券的地方化柜台交易得到允许, 最后是全国统一的证券交易市场的建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行政权力并没有完全退出, 而是在市场化的制度框架下面尽量实现行政权力的增值, 一方面对上市公司的资质进行区别对待, 如果是国有企业将优先获得上市资格, 这样就形成了第一层的双轨制, 进入资格的双轨制, 二是对上市公司的股权进行分割, 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设置形成了两个相互隔绝的资本市场, 同样股份, 同样的权利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市场价格, 流通股价远远超过非流通股股价, 但是非流通股只能在国有单位之间进行流通, 并且非流通股掌握控股权。这样又形成了第二层的双轨制, 股价的双轨制。这两个双轨制加上政府严格的金融管制政策以及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相对隔绝使得行政权力牢牢控制了资本市场, 经济权力无法通过自我的增值实现对行政权力的驱逐。
二、资本市场双轨制与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并轨过程的比较分析
不同的制度体系下决定了制度体系内不同行为人不同的行为空间, 而不同的行为空间又决定了行为人不同的利益水平。对于由计划向市场过渡的过程中, 存在着不同的定价体系, 这样就决定了由一种制度向另外一种转型的过程中, 存在着制度租金, 制度租金的大小取决与不同制度体系下利益主体利益差异大小。由于在转轨过程中, 这些制度租金会随着转轨过程不断发生变化, 如果两轨合一, 制度租金将完全耗散。根据寻租理论, 租金的耗散有两种, 一种是分利性租金耗散, 另一种是生产性租金耗散。这两种租金耗散导致的结果有很大的不同, 分利性租金耗散并不能增减社会资源的总量, 也不能导致生产效率的提高, 仅仅是资源从一个行为主体手中转移到了另外一个, 而生产性租金耗散则是通过增加资源的总量将制度租金内化到双方行为主体的效用函数中, 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
1. 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值平滑并轨过程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双轨制中, 生产资料可以有两种方式从计划价转移到市场价中, 一种是计划内生产企业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在满足计划内需求的情况下, 将多余的生产资料在市场中销售, 另一种是通过私下倒卖将计划内的生产资料转移到市场中, 这两种方式都带来巨额的制度租金, 第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做生产型租金耗散, 第二种可以看做生产型租金耗散, 但是在生产资料市场还存在着生产资料的需求方, 生产资料的需求方相比较供给方具有更硬的资源约束, 因此也有更高的效率, 资源的流入将扩大计划外企业的生产规模, 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 生产资料市场平滑并轨的关键在于从总体上, 制度租金的耗散过程是以生产型租金耗散为主, 即便存在着分利性的租金耗散也是间接促进了生产性租金耗散。而生产性的租金耗散过程是逐步进行的, 制度租金的强大冲击被分步销蚀, 直到计划内外的价格合一为止。
2. 资本市场双轨制的变迁过程。
我国资本市场基本制度的建立过程是以行政权力强制变迁为主的制度建立过程, 在双轨制的资本市场体制下表现出很强的行政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侵蚀。由于政府开放资本市场的原因是因为解决财政危机, 因此为行政权力控制下的国有企业获取廉价资金来源便成了建立资本市场的主要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政府对于金融市场进行了严格的资本管制, 虽然还存在着非法的地下资金市场, 但是交易成本很高, 而且也不能满足大量资金的融入, 对外的资金流出渠道则有国有银行严格控制,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民间资金的机会成本, 同时, 将上市公司的优先权给予国有企业, 我们还可以看到, 在国有上市公司的遴选上还存在劣胜优汰的逆向选择, 由于相比较国有银行更强的资金约束, 上市融资有着更低的融资成本, 这样在选择上市公司时, 经常是经营水平较低, 效益较差的企业优先获取上市资格。由于存在着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股权分置, 而且非流通股东掌握控股权, 这样上市后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基本上没有改变, 仅仅是将自己可能获取的一部分利润作为分红分配给了流通股股东, 从这种角度也可以认为流通股股东购买的股份仅仅是由国家担保的利息不固定的债券。我们看到为了使投资者的资金效用函数和上市公司的资金效用函数产生交集, 政府还采用政策托市的方法对投资者做出了不贬值的隐性担保, 通过这些措施国有企业获取了巨大的制度租金, 如果这些租金能够带来效率的提高, 不断的通过生产性租金耗散来最终使得投资者的资金效用函数和企业的资金效用函数相切, 这样资本市场就可以平滑并轨, 即便国有企业的效率不提高, 仅仅将投资者的资金效用的机会成本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资本市场依然能够维持。但是这两个条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都不存在。首先, 国有企业融入的上市资金并没有对国有企业的治理水平产生任何积极作用, 反而在流动资金相对充裕的情况下, 进一步软化了预算约束, 在资金使用上表现出盲目投资和盲目的多元化, 这些策略都和企业内部人的利益相关, 盲目投资的结果是将融入的流动资金固化到企业中, 增强了企业内部人的控制力, 而多元化是为了进一步保持内部人的信息优势, 将国有股份的监管者与企业内部人的信息不对称进一步扩大, 同时还可以看到, 按照国有企业流行的分拆上市的途径, 国有股份监管者对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监管又多了一条环节, 这些原因导致国有上市公司获得的分利制度租金不仅没有提高企业效率, 而且还使企业的效率进一步下降, 扩大了制度价差, 而在另一端, 投资者将资金投入股市, 一是因为资金的机会成本很低, 二是国有信用的担保,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资金的投放越来越多, 尤其是加入WTO的预期使得资金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 随着股市风险越来越高, 国有信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002年政府主导的国有股减持宣告了国家信用的破产, 这使得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和国有上市公司的效用函数不再有交集, 资本市场崩溃, 最后的结果是计划定价体制驱逐了市场定价体制, 分利性租金耗散挥霍了所有的制度租金。
三、资本市场不能平滑并轨的原因分析
相比较波澜不惊的生产资料双轨制, 资本市场的并轨过程却表现出了令外一种结果, 表现出流通股股价向非流通股股价的复归, 为什么资本市场的双轨制不能像生产资料的双轨制那样取得一个双赢的结果, 原因如下:
1. 生产资料市场存在着两个相互利益独立需求方和供给方, 而资本市场则不存在竞争关系。
在生产资料市场中, 计划内的企业和计划外的企业都具有独立的利益, 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竞争的结果是双方的效率都得到提高, 而且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 提高的幅度也越大, 并轨的速度也越快。但是资本市场股权分置状态下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却不存在这样相互隔绝, 完全独立的利益主体, 因为股票的供给方国有上市公司和股票的需求方投资者购买的是同一家企业的股票, 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合作和制约的关系, 如果说有竞争, 也是对上市企业控制权的竞争, 但是由于行政权力保证了非流通股的控股权, 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的交易市场, 存在着巨大的交易成本, 无法对上市公司的行为进行制约。
2. 生产资料市场的控制权分散, 行政权力进行监管的难度很大, 而资本市场的控制权集中, 行政权力容易进行控制。
双轨制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市场交易的品种很多, 同时也有很多生产厂家, 行政权力主体进行直接监管的成本很高, 为了降低监管成本, 行政权力主体将部分计划内企业产品调拨的权力委派给了地方政府, 但是改革开放后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和中央政府分离, 地方政府具有自己独立的利益, 为了本地区财政利益的最大化, 地方政府可能会放任生产资料向市场的串轨, 另外生产资料市场转让的是物质产品, 交易成本也很低。但是对于资本市场情况就不一样, 因为资本市场中交易的是股票, 一种标准的投资品, 不同公司的股票除了面额没有其它差别, 同时国有上市公司的数量有限, 股票的转让实际上交易的是对企业一部分资产的控制权, 必须要得到一个第三方的信用担保, 否则契约很难得到实施, 因此行政主体进行控制的成本很低, 不易串轨。
3. 生产资料市场对生产资料的交易具备交易的互利空间, 但是资本市场对于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交易不存在互利空间。
对于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 由于计划内企业经营的低效率, 对于生产资料的效用评价将低于计划外相对高效率企业对于生产资料的效用的评价, 如果计划内的生产资料在市场上交易, 对于计划内和计划外的生产企业均能从串轨中获取利益, 这是一个激励相容的共赢结果。但是在资本市场, 由于资本市场交易的是股权, 在现有的资本市场制度框架下, 非控股股东很难对控股股东进行制约, 因此, 资本市场的股权竞争实质上就是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竞争, 对于国有上市公司, 其背后的信用担保是行政权力, 对于行政权力主体国有上市公司的优良资产虽然不多, 但是国有上市公司一方面承担着社会职能, 一方面也是对经济权力进行行政控制的手段, 控制权对于行政权力主体的效用很高。对于收购者, 上市公司的收购只能按照上市公司净资产再加上流通权溢价进行收购, 双方没有达成交易的互利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 市场上发生的收购行为都是在国有上市公司资不抵债, 完全丧失了社会职能的情况下发生的收购, 这种收购与其看是对国有上市公司的挽救, 不如说是行政主体制度租金的一次性出售。
四、从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成功看未来资本市场的发展
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将同一种物质产品划分了两个市场, 一个是串轨市场, 一个是市场轨市场, 最后是效率更高的市场轨市场驱逐了串轨市场, 在资本市场也存在着两个市场, 一个是行政权力控制下的正规资本市场, 另一个是行政权力不能控制的地下资本市场和国外资本市场。同样也可以认为是行政权力不能控制的地下资本市场和国外资本市场驱逐了正规资本市场, 但是相比较生产资料的并轨, 由一个效率更高的市场代替了效率低的市场, 资本市场的并轨却不是这样, 一般而言, 正规资本市场相比较非正规资本市场是有效率优势的, 因为资本市场交易的是标准的投资品, 投资品的价格和企业的经营预期密切相关, 由于企业的经营能力和效率水平是企业的内部信息, 如果由单个投资者收集面临着巨大的交易成本, 而正规资本市场的作用就是代替单个投资者来收集企业的经营信息, 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并公开, 节约交易成本。对于地下资本市场缺乏第三方对于股权契约进行担保, 也没有专职的信息的收集者, 为了交易, 资金的需求者只能用商誉和信誉进行担保, 企业信息的传递也只能是在熟人社会的口口相传, 这在一个狭小的资本市场可以将交易成本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 但是一旦市场扩大, 交易成本也会大幅增加, 维持一个能够进行大额融资的地下资本市场是不可能的。随着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需要一个能够低交易成本进行大额融资的场所, 民间资本市场向强力信用担保的正规资本市场过渡是资本市场发展的趋势。而对于海外资本市场, 一方面, 海外资本市场只能满足一些大型企业融资的要求, 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中小企业由于海外上市的高成本及本身企业治理的不完善, 海外融资还是遥不可及;另一方面, 海外融资意味着对于本国行政权力以至民族经济权力的侵蚀, 对于本国经济也是不具备效率优势的。
我们看到, 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资本市场对于国有企业国有股的控股地位并没有触动, 仅仅是通过对价的方式将国家隐性担保的一部分投资者权益退还给了投资者, 并且在国内资本过剩的情况下, 使得国有企业和投资者的资金效用函数又有了交集, 但是这个租金很快的就被分割了, 一方面是低效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还没有大的改观, 反而一部分大型国有企业企业凭借行政垄断重新获取了制度租金攫取者的优势, 而对于没有行政垄断地位的国有控股企业, 情况变得更糟;另一方面投资者资金的机会成本在不断放大, 随着金融管制的进一步放松和股份制银行业的效率进一步改善, 投资者和国有企业对资金的效用又发生了分离, 股市也陷入了一蹶不振。对比生产资料的双轨制改革, 成功的关键在于一是有一个竞争的市场, 另一个是资源不断的效率化转移。借鉴生产资料双轨制改革的成功经验, 本文认为可以有两个途径来实现高效率资本市场对低效资本市场的替代。一是在现有的资本市场制度框架下, 实现高效率的上市企业对于低效的上市企业的替代, 以改善现有的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具体就是放开对于上市企业上市资格的行政垄断, 不搞身份歧视, 将资本市场改造成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 实现企业上市和退市的自由流动;二是在现有的资本市场外建立真正的二板市场和地方柜台交易市场, 或者建立除深沪两地外的第三个股票交易市场, 以鼓励竞争, 从现有体制外寻求效率更高的制度创新, 以实现制度外利益主体对现有资本市场制度的总体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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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金融市场 篇8
一、制度变迁的共有信念:意识形态与理论创新
意识形态作为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 从共有信念上规定了社会主体实施制度创新的行动域。意识形态预先设定了制度安排模式、价值体系和理想信念, 使未来制度安排以某种“先验”的形式存在着。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 就意味着某种价值体系和理想信念在人们之间确立起来了, 新的制度安排也就会沿着意识形态预设的轨道被创设出来。
邓小平在领导和设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 始终重视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 并以理论创新的成果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 从而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 为制度变迁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共有信念。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 每一次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 都是首先由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而开启和推动的。这些理论创新和突破成为推进改革不断深入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邓小平制度变迁的理论创新和共有信念的形成, 是不断解放思想的结果。首先是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的理论创新。针对“文革”结束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 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思想路线, 为随后的一系列改革创新从思想路线上作了准备。
其次, 转变党和国家政治路线的理论创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 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轨道上来。政治路线的纠偏和工作重心的转向, 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 为中国随后的热火朝天的现代化建设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指明了方向。
再次,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创新。由于理论认识的不足和受苏联模式的影响,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排斥商品货币关系。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铺开和改革开放的推进, 需要从理论上解决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 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 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 它不再把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 商品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内在属性。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一理论突破, 认为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新的解释, 说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说过的新话, 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
最后, 市场经济“手段论”理论创新。早在1979年, 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 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这一精辟论断, 从理论上破除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制度属性的陈旧观念, 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 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
这些理论突破和创新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中国社会共识。它预设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的路径和取向。
二、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取向改革
随着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认识的不断突破和理论的不断创新, 邓小平对“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制度变迁和市场化取向改革目标模式认识逐渐明晰化。市场化改革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体制模式。它突破了把市场和计划完全对立的传统计划体制, 开始在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为市场化取向改革开辟了道路。 (2) “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模式。它把商品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 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种“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其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 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亟须解决。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一系列著名论断, 澄清了人们的各种疑虑。党的十四大根据南方谈话的精神, 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 最终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邓小平提出市场化改革模式, 首先在于他科学地区分了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和“左”的思想倾向, 曾经把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混为一谈, 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时, 要么是把改革体制误认为是改变基本制度, 反对对体制作任何改革;要么是把体制的改革变成对根本制度的变革, 使改革变成“改向”。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就指出, “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3]。随后, 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2]在他看来, 市场经济作为具体的运行体制, 并不具有社会基本制度性属性, 而只具有体制性属性。这种认识上的突破, 是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
三、制度变迁的性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中国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 就其引起的体制变革、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结构变动的深刻性、广泛性和持久性而言, 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 但这场革命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原则下进行, 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首先, 改革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 “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邓小平指出, 我们的改革具有革命性的变革, 它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 而不仅仅是细枝末节的修补。它要从根本上变革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实现制度创新, 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革制和其他方面体制。因此, 从制度变迁的广度来讲,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2]从制度变迁的深度来讲, 改革是要彻底破除旧体制, 建立新的经济体制, 而不是对旧体制的修补。这种脱胎换骨式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 将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将会引起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思维观念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邓小平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2]“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因为, 改革同革命一样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显然, 改革和革命在这里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 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 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 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2]
需要指出的是, 改革是一场革命, 主要是从体制变革、制度创新和生产力的解放而言, 而不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改革是一场革命。当然, 这不是对人的革命, 而是对体制的革命。”[3]
其次,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作为一场革命性的制度变迁, 并不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 而是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 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1) 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不能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 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4] (2) 改革是通过变革具体体制而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 邓小平准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关系, 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要通过变革社会主义具体体制来实现。他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 必须坚持。”[2]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 但是, “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 还存在不少的弊端, 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3]因此, 必须对体制进行创新和变革。通过对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的区分, 邓小平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具体化为生产力与具体体制之间的矛盾, 从而为解决这一基本矛盾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和途径。改革的对象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各种体制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因此,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2]这意味改革的性质和目标已明晰化。“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 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2]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四、制度变迁的方式: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
制度变迁和改革如何进行呢?经济学者们把转型国家的改革分为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中国改革具有渐进式的特征。渐进改革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进行边际调整。与激进式改革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完整的理想化的设计方案不同, 渐进式改革在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设计方案, 而是采取允许“试错”的方式, 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 即“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指出, 对改革要“允许看, 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 搞一两年对了, 放开;错了, 纠正, 关了就是。”[2]
之所以选择渐进式制度变迁, 主要是因为: (1)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 没有现存的模式和经验可以借鉴; (2) 制度变迁和体制改革实质是人们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 会触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而面临各种阻力, 必须充分考虑改革的力度、社会可承受的程度, 从而使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 只能渐进式调整; (3) 人的理性有限性, 人们不可能在改革之初就能完全掌握改革全过程出现的各种情形, 因而不可能制定一个理想化的完整方案, 而只能选择渐进的方式。邓小平指出:“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 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面广, 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 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 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4]总之, 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必然要求改革只能是渐进式的。
因此, 中国特色的渐进式制度变迁就是按照“先易后难”的图式展开: (1) 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 取得经验以后, 转入城市。“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 “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 现在我们转入到城市经济改革。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经济改革要复杂得多, 难免出差错, 冒风险。”[2] (2) 从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改革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在改革之初, 首先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改革, 然后是承包制,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随着改革的深化, 逐步进行股份制改造, 实现股权多元化, 从而逐步调整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同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 并最终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3) 从打破平均主义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改革之初首先打破平均主义, 确立按劳分配制度, 并随着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出现而逐渐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4) 经济体制改革先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 并且到目前为止改革的中心任务和重点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 从而保持了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和政治权力的相对集中, 有利于防止因改革而引发的社会失控, 为改革和发展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但并不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不改革政治体制, 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实际上,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有序地推开, 比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行政分权等。
五、制度变迁的目的: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在技术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 通过制度创新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并能实现经济增长。无疑,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 都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实现的。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改革开放时指出, 改革就是革除传统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体制, 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 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 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 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把发展生产力界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2]
然而, 由于建国后很长时间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准确的认识, 加上“左”的路线和僵化的经济体制, 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文革”结束后, 邓小平就开始思考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并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1978年10月, 邓小平指出, 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这是一场根本改变中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 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 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 改变上层建筑, 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 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2]这里, 邓小平开始提出要通过变革经济体制来发展生产力。1985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多年的经验表明, 要发展生产力, 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2]
当然, 改革是为了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 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2]在南方讲话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 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改革, 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即是说, 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 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1006.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70-373.
[3]邓小平文选 (1975—1982)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125-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