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构变迁（共5篇）
金融结构变迁 篇1
长期以来, 地处内陆的贵州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人民生活水平低下, 工业、农业都发展缓慢, 金融业的发展更是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以及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 关注贵州金融发展, 推动贵州经济增长成为当前学者们研究思考的一大热点。金融制度是一个国家通过法律、规章制度和货币政策等形式所确定的金融体系结构, 以及组成这一体系的各要素之间的职责分工、相互关系及其各自的行为规则。根据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定义, “金融制度是指有关金融交易的规则、惯例和组织安排。”
一、制度变迁理论概述
(一) 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马克思主张的制度变迁应该是渐进式与革命式相结合, 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能够推动制度变迁的, 只能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兴的革命的阶级, 而在多元的国家形态结构中, 这个阶级就不仅仅指代的是工人阶级, 甚至还包括了资本家阶级。更进一步, 国家也是某种为了社会发展、历史进步而推动制度变迁的阶级力量。
(二)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理论基于“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潜在利润”的基本假设, 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激励个人和团体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以及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映的意识形态理论。这是一种“滞后供给”模型, 即制度创新滞后于潜在利润的出现。该理论还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的问题。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在发展过程中有时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三) 林毅夫的制度变迁理论
林毅夫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其中,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新制度安排的创造, 它由个人或一群 (个) 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多数强制性变迁是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其特点表现为变迁主体为国家;拥有较大规模经济、比较优势, 同时耗费较低组织成本、实施成本。
二、金融制度变迁
(一) 金融制度变迁的含义
效益更高的金融制度对原有金融制度的替代过程。金融制度变迁是一种历史性进步, 金融制度变迁是延续不断的。根据金融形态由中介金融、信用金融、资本金融到产业金融阶段的发展历程, 可以相应地抽象出金融制度变迁的如下规律:自主发生→一般市场→混合市场→全能市场→超市场。
(二) 金融制度变迁的类型
本文参照林毅夫的理论, 将金融制度变迁的类型界定为诱致性金融制度变迁和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两类。
如前所述, 诱致性金融制度变迁是一种市场自发的制度变迁, 其发生条件是制度变迁的成本小于预期收益。诱致性金融制度变迁的特点是创造大量“组织、工具”和完善交易规则;通过边际储蓄报酬率和边际投资收益率递增促进经济增长;强化金融市场功能, 市场机制得以充分运行;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分散和转嫁金融交易风险。诱致性金融制度变迁通过组织、工具创新降低风险和转嫁风险, 从而直接保障金融稳定;但大多数诱致性变迁不能直接作用于金融市场使之达到均衡, 只能逐步完善和增强市场的调控功能, 间接保障金融稳定;同时,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金融制度可能危害金融稳定和金融中介效率。
相应地, 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其作用机理在于诱致性金融制度变迁中无法解决的制度供求缺口可由政府行为弥补, 并直接保障金融稳定, 但市场机制的实施和市场主体的配合也是政府实施改革政策必不可少的。值得注意的是, 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存在所谓的“政府缺陷”, 包括由于政策操作失当造成的运行型缺陷以及由于官员制度引起的低效率、自我扩张和权利寻租造成的制度型缺陷。
根据上述对两种金融制度变迁类型的概念介绍、作用机理阐述及特点分析可知, 高效可行的金融制度变迁依赖于两种变迁类型的有机结合, 通过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相互配合相互补充进行的制度创新保障金融稳定。
三、贵州金融发展现状
由熊彼特、戈德史密斯、麦金农和肖等人开创的金融发展理论认为, 金融发展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量, 一为金融的总量扩张;二为金融结构的优化和质量的提高。
(一) 金融发展水平的度量
根据金融发展理论以及与金融相关的统计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采用如下指标, 并同全国以及金融发展较为发达的上海相比较, 直观而立体地观察贵州的金融发展水平。
1. 规模指标。
根据戈德史密斯的研究, 最常用来衡量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是金融相关比率 (FIR) , 它反映一国或地区的经济金融化水平, 随着金融的发展, 金融相关比率上升。根据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 本文对金融相关比率的计算采取如下公式:
金融相关比率 (FIR)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之和/地区生产总值
中国、贵州、上海的金融相关比率 (FIR) 分别如表1、图1所示, 其中贵州的FIR与全国水平基本相当, 但远低于上海, 有的甚至不及上海的半数, 表明贵州的金融规模与当地的GDP规模相适应, 但是还有很大的提升和发展空间。
除了FIR外, 本文还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相对比例 (如存贷款占全国的比例、人均存贷款余额等) 测度金融发展的规模。如图2、图3所示。
根据图2, 贵州存贷款余额占全国的比例仅为上海存贷款余额占全国比例的12%左右, 自2006年开始, 这一比例有所上升, 但至2011年, 该比例也仅为16%左右, 可见贵州存贷款余额在全国范围内仅占非常微小的比重。由图3, 贵州的人均存贷款余额与全国水平相差不大, 且都保持了相同的上升趋势, 但仍与发达城市上海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综合上述两组数据, 贵州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仍处于极少的水平, 表明贵州的金融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 尚未形成较完善的规模。
2. 结构指标。
本文在测度金融发展的结构水平时采用了股票筹资额和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额的比率 (FSR) 来描述。根据刘得胜 (2010) 的研究, 股票筹资额与实际GDP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 说明股票市场的聚敛功能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因此可用股票筹资额衡量金融发展的结构水平。同时, 银行通过贷款的方式将所集中的货币和货币资金投放出去, 可以满足社会扩大再生产对补充资金的需要, 促进经济的发展。通过新增贷款的额度可以看出经济运行趋势与政府的货币政策导向。因此, 境内股票筹资额与银行贷款增加额的比率可以反映一国或地区直接融资市场的发达程度。该比率越高, 表明该国或地区的直接融资市场越发达。贵州、中国及上海的FSR水平如表2、图4所示。
可以看出, 无论从全国、上海还是贵州来看, 股票筹资额与银行贷款增加额的比率都较低, 尤其是全国几乎常年处于10%以内水平, 与西方国家超过100%的比率相比, 我国的FSR还很低, 证券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另一方面, 虽然贵州的FSR相对保持在较高水平, 是由于股票筹资额及银行贷款增加额都较低的原因造成, 并不能据此判断贵州的证券市场发展良好。
3. 效率指标。
本文中采用存贷比 (LSR) 衡量金融发展的效率, 该指标描述的是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 属于金融中介效率。其不仅可以反映银行盈利水平、市场经济情况、指导国家政策走向, 对于地方经济而言, 可以指导地方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从银行盈利的角度讲, 存贷比越高越好, 存贷比越高, 则银行利润就越多。但另一方面, 从银行抵抗风险的角度讲, 存贷比例不宜过高, 如存贷比过高, 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就会不足, 导致银行的支付危机, 如支付危机扩散, 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 对地区或国家经济的危害极大。存贷比 (LSR) 用公式表示如下:
存贷比 (LSR)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之比。
贵州、全国、上海的存贷比如表3、图5所示。
从上述数据可知, 全国的存贷比高于贵州、上海的水平, 贵州与全国水平保持同向的增长趋势, 相反, 上海一直处于稳步下降趋势中, 表明上海的贷款余额占存款余额的比重连年下降, 说明上海的存款数额在不断增加中。相应地, 贵州的存贷比常年居于较高水平, 且不断在上升中, 表明贵州一段时期以来经济政策处于宽松状态, 当前市场过冷, 居民的购买欲望不高, 市场产品等供给不足, 生产力水平低下。
(二) 贵州金融发展水平的结论
根据上述规模、结构及效率三个方面的数据分析来看, 贵州目前金融发展水平仍较低。从规模上看, 贵州经济的金融化水平与全国水平基本持平, 但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这是因为贵州金融资产的构成仍是以传统的银行存款、贷款等由金融机构发行的货币及各种金融工具为主, 不仅种类组成上较为单一, 数量上也比较低, 贵州目前资金投入远远低于满足其经济发展所需的理想水平。
从结构上看, 贵州的股票筹资额和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额的比率远高于全国及上海水平, 但并不能说明贵州目前的直接融资能力。贵州非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资产仍然局限于企业股票和债券, 且数量较少,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就证券市场而言, 到2012年, 上海上市公司954家, 几乎占全国上市公司总数2492家的40%, 而贵州上市公司为21家, 仅占全国的0.84%, 说明贵州的资本市场发展极为滞后, 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对于贵州经济的贡献相当微弱。
从效率上看, 贵州的金融中介效率与全国相比处于较高水平, 说明贵州的储蓄资源得到了较为优化的配置, 但另一方面, 较高的金融效率却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宜, 这说明不仅要在投资效率上努力, 更需协调好投资结构。贵州整体经济水平低下, 资金的边际利润率低于东部地区乃至全国水平, 金融资产的实际价格并没有真正反映资金供求状况, 这种情况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贵州的资金外流现象。
四、贵州金融制度变迁的思考
我国金融市场机制发育不全, 原有的金融制度具有高集权性、高抑制性、强稳固性, 想要进行一蹴而就的金融制度改革并非易事。同时, 我国强有力的政府是打破旧有利益格局的唯一保证。政府与社会大众的力量对比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我国的金融改革必须采取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 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政府需求路径或诱致性微观金融企业需求路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国家, 政府拥有很高的经济职权, 在金融改革、制度变迁等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 因此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是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唯一选择。相应地, 贵州作为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状况都较为薄弱的欠发达地区, 在进行金融制度改革, 发展金融以拉动经济增长时也必然只能跟随国家政府的步伐, 采取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路径。
(一) 制度环境的构建
金融制度的变迁并不是独立完成的, 需要依赖于制度环境的构建, 而稳定、有序的制度环境则与相应的信用制度、法律制度、监管制度密不可分, 金融制度变迁的连锁效应促使我们要进行配套的制度改革。对于贵州当前的金融制度体系建设而言, 由于与金融制度配套的信用制度不明确、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使得贵州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低下、经营成本高企和金融风险隐患较多。因此, 实现贵州金融制度的发展创新, 首先要建立明确的信用制度, 目前人行的征信系统已经开始启用, 对于具有不守信用、恶意拖欠金融债务等行为的企业和个人都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相应的信用评估和信用登记等制度, 为有效防范信用风险提供了保障。其次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对于不合规的金融行为, 要通过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给予惩治, 增加违约成本, 打击那些在金融交易过程中恶意增加金融风险的行为。最后要完善相应的监管制度, 在执行国家监管制度的同时, 结合贵州地区的实际, 制定出配套可行的监管制度, 为金融制度变迁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 金融体系的完善
通过对贵州金融发展水平的分析, 贵州的直接融资渠道单一、金融体系发展缓慢, 不利于贵州的现代企业发展及地区经济增长。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主要还是来源于银行, 单一的企业融资渠道限制了企业融资的种类和规模, 导致企业发展滞后从而地区经济也增长缓慢。因此, 地方政府有必要完善地方金融机构, 为地方经济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在全国金融市场改革的大背景下, 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得到放低, 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适当引入新型金融机构, 如小额信贷、民间借贷等形式, 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也应当积极发展资本市场, 帮助本土优势企业上市, 增加资本市场融资规模。
(三) 农村金融的深化
对于城镇化程度非常低下的贵州, 立足自身实际, 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经济是提升贵州实力的一条有力途径。由于天然的地理条件, 贵州农业基础十分薄弱, 农村经济体系脆弱, 农民信用意识淡薄, 资金运作效率低下, 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都处在较低的水平, 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在农村金融发展上多进行引导和扶持, 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机构中的支农部门发展, 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区域扶贫开发等方面给予金融保障, 拉动民间资本、商业性资本及其他金融形式对于三农发展的支持, 提高投资效率, 发展农村经济。
摘要：依托国发2号文件的出台及中国金融改革的发展, 贵州的经济发展也与金融支持密不可分。本文结合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 在选取较为详细的金融发展指标对贵州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并与全国和发达地区相比较的基础上, 尝试探讨对于贵州金融发展有效的制度变迁路径和措施。
关键词：贵州,金融发展,制度变迁
国际金融版图变迁记 篇2
通俗读物中的投行以及那些操纵投行运作的铁腕人物，往往兼具武侠演义段落的神秘莫测和恐怖电影大Boss出现时刻的惊悚吊诡——
“嘿，沃伦吗？我是亨利，福尔德要我打电话给你，有件事请你帮忙，恐怕需要解决一下他们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这种通话的场合很少会发生在类似肯德基这样的低档快餐厅里，除非两种情形下：1.美国经济要完蛋了；2.沃伦·巴菲特正带孙子享受垃圾食品，而此刻恰恰是这两种情形兼而有之……
话说2008年9月的一天早晨，上任美国财长不久的前高盛CEO亨利·保尔森惊喜地看到一只红鹰从窗前掠过，正当他沉浸在这偶得的好兆头时（华尔街的迷信，认为红鹰是经济好转的象征），电话铃响起，另一端的雷曼首席执行官理查福尔德显然没他这种好心情，福尔德恳请财长挽救濒临破产的资本主义世界第六大投行（美国第四）雷曼兄弟，并且是立刻，因为股市即将开盘……于是，前面所述场景出现了：同一个早晨，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在陪孩子吃早点，财长刚刚起床，而投行的CEO却貌似在极力挽救世界。这个情景虽是出现在一本甚是流行的纪实小说中，其与现实，应是相去不远。
如果大妈们开始冲进股市，茶馆的谈资离不开投行，这说明什么？世界疯了，还是只是资本疯了？这些就发生在不久前，美国经济高涨，好莱坞最赚钱的导演斯皮尔伯格也认为投资虚拟经济比拍电影更有前途，在理性投资上，大明星比那些大妈强不到哪去。而这些疯狂基本上源自并终结于一家“精神病院”——我们印象中的投资银行（最典型的就是令很多好莱坞大腕血本无归的新世纪庞氏骗局——麦道夫案）。投行是啥，其实投行就是中介。媒婆负责中介婚姻，她的风险只是痴男怨女的谩骂；房虫子负责中介房屋买卖，他的风险只是一屋二主；而投行则负责中介一切，他们的风险是动摇全世界。证券发行、承销、交易、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投资分析、风险投资、项目融资等每个环节都需要投行，没有投行就没有金融业的运转和资本的流动，但实际上，如果真的没有投行，这种运转和流动丝毫不受影响，资本甚至流动得更畅通有效，目前的电商正在改变商业作为中间环节的地位，直销方式几乎摧毁了实体市场上的投行——大型商场。那么投资领域的中介会消失吗？现在银行即将取得证券牌照，那么证券以后干什么呢？其实简单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投行为什么依然那么重要——巴黎统筹委员会成员国以外的国家想要得到他们想得到的高端军事技术和装备，那么他们只有通过投行，因为只有投行可以运作出带有射幸性（请百度）的模糊契约，并使之相关的巴统协议条款成为废纸，简单说，就是只要你肯多花钱，从投行那里就能得到一切，你会说为何萨达姆没得到一切，那你得问投行的人，他们不想给的你就得不到，换句话说，世界命运一线间，全在投行巨人的道德底线，投行史或者说投资史，也不啻于战争史。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个历史，当然，重点在于其中的中国元素，事实上，中国的参与程度是今天亚投行开拓世界投资新篇章的决定性依据，而这方面研究尚未拓展，却十分值得关注。
二、资本殖民地——“投资侵略史”简述
大卫·李嘉图曾经说过，金钱过剩是一种灾难。实际上从16世纪开始，当纸币尚未在西欧全流通时，最早在荷兰随后是英国和法国，资本输出已经开始萌芽。不过，那时候输出的资本也就是李嘉图说的多余的那些钱，基本上都花在了枪炮上。武力解决一切——从哥伦布到麦哲伦，从亚美利加到皮萨罗，这种一本万利的血腥买卖，彻底让世界格局的经济版图发生改变，可以说早期的投资史就是侵略和殖民史，投资的学问是船坚炮利而不是融资技巧和经营策略。
不过，在这类明抢明夺的扩张性投资延续了一百年后，世界经济演化出现新动向，那就是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出现，在强大的欧洲宗主国之间，暂时实现了和平，因为至少在军事力量对比上，似乎谁也消灭不了谁，奥斯曼土耳其的衰落，俄国和德国先后崛起更让这种不稳定的均衡得到片刻喘息，于是大家不约而同把目光转向那些或者已经占领或者尚待去占领的殖民地上。刚进入17世纪，史上第一家国际投资贸易公司建立——1600年12月31日，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给全不列颠带来了举世震惊的新年贺礼：授予东印度公司（就是我们熟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予它在印度贸易的特权。起初这个特许状给予东印度贸易的垄断权期限为21年，随着时间的变迁，东印度公司从一个商业贸易企业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它对英国皇室和百姓尤其那些军人和商人的重要性几乎胜过了英格兰银行，因此，21年的垄断变成了258年的独裁——在1858年被解除行政权力为止，它还获得了协助统治和军事职能。
研究东印度公司历史的研究者们都认可这一来自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投资行为多少都带有侵略性质和帝国主义风格，但他们更认可东印度公司在贸易上为英国和世界带来的好处，他们不仅把亚洲的茶叶、瓷器、丝绸、香料等一系列欧洲人趋之若骛的宝贝带到了欧洲，也通过贸易形式把欧洲的各种近代化产品如枪炮、子弹、钟表乃至后来的火车、轮船等等输入了亚洲，并且以印度为中转搭上了通往中国的贸易之路。起初他们在中国的停留多半是纯粹的进出货物通关性质，而随着贸易量的扩大，英国人就不满足于贸易本身了，实际上交易中他们经常发现，中国的很多产品如果直接输入英国并不能卖高价，于是他们设立了很多加工单位，把原始的中国货改造成英国人欢迎的畅销货，后来广州就有所谓的十三行，比如茶叶，英国商人需要适合他们口味（红茶）的制作工艺，而不是中国流行的原味茶（绿茶）手艺。让这些最初的投资者兴奋的阶段很短暂，不久他们就发现投资很可能血本无归，因为他们拿不出讨好中国人并能卖给他们的产品，起初是钟表、镜子、化妆品、玻璃球等装饰物，可是毕竟中国有钱人是极少数，多数人消费不起这些贵重物品，而从印度来的茶叶等廉价产品却无论如何都不对中国消费者的胃口，而且他们也发现中国的上层似乎并不喜欢工业产品，对枪炮、子弹等毫无兴趣。而好赌的性格又让那些最先开放地方的市民们不愿意把多余的钱存在他们的十三行，更不愿意投资英国本土或其殖民地的产业，最终，除了开赌场外（清朝朝廷只允许外国人参与投资，不允许独立开设赌场），东印度公司的第二代、第三代投资人都赔了本。于是，最终他们铤而走险，开始针对中国倾销鸦片。
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 篇3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为了打击当时农村盛行的高利贷活动, 促进农村经济、金融的稳定和发展,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众多的农村信用合作社 (以下简称农信社) 组织。此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以农信社变迁为主线, 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农信社归人民公社管理阶段;农业银行成立及农信社成为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阶段;农业发展银行成立及农信社与农业银行“脱钩”阶段。上述农村金融制度的历史变迁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特征:
1.农村金融制度的每次变迁均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行为, 而非自下而上的诱发性政府行为, 更不是农村经济主体自主性行为。
2.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路径相悖。首先, 1979年以来农村经济制度的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 都采取了自下而上的诱发性变迁方式。其次, 农村经济制度的上述两次变革, 都使农村经济主体的产权关系进一步明晰, 而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则使农村金融组织的产权关系更加模糊不清 (这一点后面再作分析) 。
二、现行农村金融制度的不足
现行农村金融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却暴露出诸多理论与实践上的缺陷。
1. 农村金融组织产权不清状况依然存在
1996年农信社从农业银行“脱钩”后, 恢复了合作金融组织地位, 农民可以通过入股成为社员, 产权归社员所有, 这里产权关系应是明晰的。但我国绝大多数农信社不是新建的, 而是以几经历史变迁的原有农信社为基础。那么原有农信社的所有者权益事实上仍然很难加以界定。
农业银行作为国家独资银行, 在产权上的突出问题是产权主体虚化, 法人地位残缺。现行的委托——代理制度下, 国家与银行的财产权益缺乏真正的利益关联, 银行经营者缺乏追逐利润的内在动机, 政府对经营者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
2. 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主体和竞争机制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虽然存在着多种形式金融组织, 但这些金融组织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竞争机制。农业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 市场定位发生了重大变化, 业务范围已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无异, 竞争的视角也从农村转向城市, 从农业转向工商业;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属非正规金融部门, 不受政府政策上的鼓励与保护, 且具有较高的金融交易成本;于是农信社几乎成了农村金融市场上唯一的正规金融组织。农信社作为合作金融组织, 经营活动有着明显的地域限制, 其经营绩效也主要取决于区位优势。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少有经营效果好的农信社, 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 即便经营不善的农信社也有较大的盈利可能。
3. 政府对农村金融组织管理混乱.
虽然农业银行1995年就被界定为商业银行, 但至今仍肩负着一定的政策性业务, 政府对农业银行的人事、财务、业务等方面仍有许多行政干预, 地方政府的干预贷款也仍然占有一定比例, 等等;农信社虽然按合作金融要求建立了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制度, 但是形同虚设。政府在农信社管理中仍居主导地位。
三、对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思考
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制度变迁起始于制度创新, 正如经济制度创新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一样, 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可以提高农村金融效率, 优化资源配置, 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笔者认为, 目前极有必要通过推动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来提高农村金融效率, 为此首先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 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供需矛盾实质问题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 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有着巨大的客观需求, 其中缘由除了上述制度本身的缺陷外, 还包括: (1)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农村经济组织的产权结构、组织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实现了多元化和市场化, 农村金融组织单一的不规范的合作制已无法与之相适应。 (2) 农村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 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上升, 个体私人企业得到较快发展, 农业的资金投入量和科技含量不断增强。 (3) 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 农民已越来越不满足于单一的储蓄存款方式, 从分散风险角度, 农民也希望能投资于多样化的金融资产, 以获取收益的最大化。 (4) 农民群众有着将民间借贷合法化、规范化的强烈愿望。
与旺盛的农村金融制度创新需求相比, 供给明显不足, 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1) 制度创新供给主体缺乏。 (2) 制度创新成本过高。政府之外的其他经济主体进行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成本, 除了新旧制度更替可能带来的冲击和损失外, 还包括可能被政府查禁、其他利益集团“搭便车”等成本。
解决上述矛盾的有效途径是进行金融深化, 增大制度创新供给。具体可采取以下方法: (1) 放宽对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限制, 增加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主体和创新主体。 (2) 建立激励机制, 从制度方面保证经济主体进行金融创新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报偿或好处, 使经济主体对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 (3) 重视并限制“搭便车”现象。在制度经济学文献中, “搭便车”被解释为坐享别人的创新成果, 与创新者相比, “搭便车”者收益相同, 成本却几乎为零。因此“搭便车”现象若不克服, 经济主体便难有创新积极性。
2. 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方式问题
(1) 这种方式下, 新制度推出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政府对制度创新需求判断是否正确。二是政府利益与其他经济主体利益是否一致。只有这两者均是肯定的, 新的金融制度才是有效的, 否则将是低效或无效的。如在农信社并入人民公社期间, 农信社资金被公社或生产队大量挪用, 经营活动接近瘫痪。再如, 在决策者看来, 合作金融组织形式更有利于政府实现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目标, 于是便在全国一刀切地被采用, 尽管在许多地方其效率并不理想, 等等。
(2) 这种方式下, 由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是由政府倡导和强制推行的, 因此形式上有着较快的扩散效应, 几乎一夜之间便可完成新旧制度更替。但实际的扩散速度则取决于此项制度创新是否受其他有关利益集团的欢迎。如1996年农信社就与农业银行“脱钩”, 恢复合作金融性质。但直到目前为止农信社“三性”恢复仍然相当缓慢, 与规范的合作金融组织要求相距甚远。
(3) 由于长期实行政府供给型制度创新方式, 农村金融制度各相关利益集团已习惯于政府的制度安排, 并对原有的制度变迁路径有着较强的依赖性。如:尽管农信社作为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存在一些问题, 但各利益集团并不反对维持原状。农信社经理人更希望农信社成为“官办”、“国有”, 农民群众对农信社的民主管理已显得异常陌生, 农业银行不愿意农信社脱离自己的管辖范围, 等等。实际上农信社在人事关系、业务经营等方面至今仍对农业银行有着较大的依赖性。
要解决好上述问题, 唯有改变制度创新方式, 将政府供给主导型方式逐步过渡到需求诱发型方式, 即鼓励农民群众和农村金融组织自发进行制度创新, 政府事后加以追认并推广, 以求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相一致, 更好地推动农村经济金融的发展。
3. 当前农村金融制度创新首要的是农村金融组织的产权制度创新
有效率的产权应该是竞争性的, 目前农村基层金融组织单一合作制产权形式及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 既不能满足农村产权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化的需要, 也会因缺乏竞争而效率低下。因此政府应因势利导地逐步建立起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内在需要的多元化产权结构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
首先, 在坚持合作制为农村金融组织基本产权形式的原则下, 对现有农信社产权重新界定, 并根据各地区经济、金融发展及各农信社的实际情况, 将农信社分别建成合作银行、以县级联社为一级法人、将多家农信社合并为一级法人、以单一农信社为一级法人的多层次产权形式。政府对合作金融组织给予政策和税收方面的扶持, 但不对其人事、财务、经营活动等进行直接干预。
其次, 在经济、金融基础较好, 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组建农村民营商业银行, 以规范日益活跃的民间金融活动。民营商业银行的注册资金要有较高起点, 产权形式可采取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 经营管理完全按市场原则进行。
最后, 近期应规定农业银行投入“三农”资金的一定比例, 以保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农业技术所需要的相对庞大的资金需要。以后可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 将部分农业银行的农村分支机构变为独立法人后出售给私人。
值得强调的是, 农村金融组织产权结构的创新与调整, 必须是市场自发行为和相关经济主体自愿行动, 政府只是提供市场准入及退出机制, 并以适当的政策加以引导, 决不能搞“一刀切”。同时为减少产权结构创新与调整可能造成的金融波动, 有必要先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摘要：本文分析研究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特征及创新途径, 以期推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农村金融制度的建立。
关键词：农村,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1]王群琳著: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缺陷与创新.8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11
[2]周霆邓焕民著: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论--基于三农视角的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6
[3]亨利.范.格罗著:银行风险分析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金融环境变迁下的公司财务战略 篇4
【关键词】企业发展；财务战略；金融市场；环境变迁
一、现阶段金融环境概述
公司财务战略的主要影响因素就是金融环境，如果没有根据金融环境的变迁而及时调整财务战略必然会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所谓金融环境就是在一定的金融体制以及相应制度下能够影响到社会经济主体的各项因素总称。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内外金融环境也在不断变迁，例如经济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资金流动频繁，各类商品价格走势难以估计，国际货币体系很难有大的改变等。而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与壮大，在全球金融环境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而国际上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的发展有利也有弊，公司要结合实际情况调整财务战略。本文主要从融资、投资以及资本运营这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战略措施，从而在快速变迁的金融环境下持续、稳定发展。
二、公司应对金融环境变迁的融资战略
融资战略是公司为应对金融环境变迁而采用的财务战略之一，而融资的方式和渠道较多，这就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下面就对企业融资的原则以及融资组合的选择进行详细分析，从而针对金融环境变迁选择出最科学、合理的融资战略。
（一）企业融资原则
企业要想制定积极、有效的融资战略就要坚持一定的原则，具体包括企业融资规模的确定、融资组合的选择以及融资时机的把握，只有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制定融资需求，在准确的时机发起融资，并通过对企业融资需求的科学分析选择最适合的规模与组合，才能达到良好的融资效果。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需要正确衡量自身能力大小，包括收益能力和偿还能力等，从而合理负债。同时，根据自身收益水平和偿还能力，选择融资期限适当的融资方式，以免出现资金周转失灵、资金链断裂的危机。企业融资过程中，融资成本的大小影响企业此次融资的效益大小，因此，在选择融资方式和渠道前，应综合比较多个方式渠道，选择融资成本小的融资方式和渠道进行融资。
（二）公司融资组合的选择
企业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就会采取融资的方式，而根据不同的渠道以及方法而融资来的资金，不同的资金来源，在进行融资的过程中所要付出的成本以及所要承担的风险也是不同的，企业选择哪种融资方法都要对风险以及成本进行充分的分析，从而选择最合适的一种，只有选择最合理的融资组合才能够获取最大的利益，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企业在进行融资的过程中主要可以选择的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短期融资。这种融资方式的优势在于成本低，对于融资者的压力相对较小，可是风险却较大，因为短时间内存在一定物价风险，融资成本不稳定，而且融资时间太短，到期时可能会出现无法偿还的状况；第二，长期融资。这种融资方式的优势在于风险较小，可是成本投入较高。这就要看企业的实力、经营状况以及融资政策来进行选择了，有些企业收益良好、经营稳定而且比较偏向于稳妥的融资方式就会选择长期融资；第三，债权性融资。这种融资方式的优势在于能够有效保证企业结构，因为债权人没有权利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不会对管理者的决策造成干预，但是采用这种方式让自来的资金不仅到期就要进行偿还，还要支付一定的利息；第四，权益性融资。这种融资方式的优势在于融资到的资金不用到期偿还，能够长期被企业支配使用，而且也不用支付利息，但是却会对企业整体结构产生一定影响，有新股东加入不仅会对公司内部的股权结构造成变化，还会影响到企业管理者的决策，无论是选择哪种融资方式都是有利也有弊，适合的就是最好的，选择科学的融资组合，从而降低风险。
三、公司应对金融环境变迁的投资战略
现阶段我国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给各项财务战略的实施提供了良好基础，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但国外政治、经济环境就比较复杂，企业要想拓展业务或者是进行海外投资就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在充分了解当地政治、社会、经济环境的基础上积极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
（一）企业投资原则
企业在作出投资决策时，应审慎研究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以及将会产生的结果，遵循“企业利益服从社会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原则。同时，应注重挖掘企业自身现有的生产能力，在不断加入人力、物力、财力的情况下，努力提高生产能力和效益水平，以技术改造和更新来完成。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也要保证各要素的合理分配。其中，人是各生产要素中最活泼的因素，注重人才的投资和储备是企业的资本增值的一大保障。更为重要的是，投资形式和对象应具有多样化，从而分散、降低风险，稳定收益水平。
（二）企业投资类型
在金融环境变迁的影响下，企业要想降低风险就要进行分散投资，一般情况下可供选择的投资类型有证券、期货期权以及实业投资这三种，具体内容为：第一，证券投资。这是一种对社会、对企业都非常有利，相对其他投资也比较稳妥的类型，从社会方面看，能够有效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引导资金流向，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融资渠道，从企业方面看，这种投资方式能够在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同时提高经济与社会价值；第二，期货期权投资。我国的期货市场虽然建立较晚，但经过多年的发展也已经逐步走向正轨，这种融资方式的优势主要表现在资金使用效率高、便于交易以及信用风险小，其缺点就是对投资者的判断力以及操作能力要求非常高，一旦出现差错，就会给企业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第三，实业投资。这是企业最重要的直接投资形式，有助于加强既存企业的市场竞争地位和市场竞争能力，维护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和秩序，也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其主要形式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流动资产和新产品开发投资等。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是企业实业投资的重要形式，有助于企业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三）公司应采用的投资战略措施
金融危机是能够影响到金融环境发生改变的重要因素，而政府部门为了尽快度过金融危机就会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其中最常用的就是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两方面：第一，适当放宽货币政策，政府部门可以采用调整利率等方式带动经济流动，利率低了人们的储蓄收益就会减少，企业为了增加收益就会将大量资金用于投资，从而带动经济发展；第二，加强财政政策支持，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就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对一些重点发展行业进行政策支持，鼓励企业投资，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新能源以及节能环保企业。
四、公司应对金融环境变迁的资本运营战略
公司为了有效应对金融环境变迁就要采取科学、合理的资本运营战略，因为良好的资本运营能够全面带动企业经济效益，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降低成本投入，从而达到利润最大化。
（一）资本运营风险与管控
企业在进行资本运营管理的过程中所要面对的风险较多，而且由于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企业资本运营管理战略无法得到有效实施。所以，为了有效管控资本运营中存在的风险，就要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明确各部门的责任与权力，进行规范化管理，具体内容为：第一，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企业内部员工都要有良好的风险管理意识，尤其是财务人员，应该对资本运营风险形成正确的认识，这样在发生风险的时候才能够及时地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处理；第二，明确各部门责任与权力，责权部分就会导致各部门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互相推诿，所以一定要对风险承担者的责任与权力进行明确，使各部门之间相互监督与约束，这样才能够有效提高资本运用风险的控制水平；第三，制定与公司情况相适应的风险管理程序，在识别和评估风险、分析风险成因、预防和控制风险、风险的损失处理这四个方面进行规范管理。
（二）公司应采用的资本运营战略措施
良好的资本运营是保证公司正常经营管理的关键，所以面对金融环境的变迁，公司要加强现金流量管理，在合理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企业整体资本的利用效率，这样不仅能够促进企业资金的正常运转，还能够加快企业发展壮大。金融危机就是对企业现金流的巨大考验。企业应当充分思考现金流的充足性，采取相应措施确保资本运营的可靠和安全，建立有效的内控和风险防范体系，确保经营的效率和效果。金融危机为低成本扩张提供了机会，部分龙头企业可以凭借自身在资金、规模与管理方面的优势，通过并购来扩大自身的市场份额，提高行业集中度，实现规模经济。同时，金融危机也是收缩战线、优化经营结构的有力时机。经济放缓，企业各业务板块的矛盾被充分暴露，企业应及时采取措施，有效整合资源。通过剥离、重组的方式，卖掉那些与企业核心战略无关、效益差且没有发展前景的业务板块，把企业资源集中于最具优势的业务板块。这样不仅能帮助企业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快速变迁的金融环境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的发展有利也有弊，而公司要想在快速变迁的金融环境中持续、稳定发展，就要从投资、融资以及资本运营这三方面的财务战略上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1]张晨霞.中国金融环境变迁对企业财务战略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4，（3）：46-49.
[2]韩林静.金融发展与企业财务战略的选择——来自制造行业的检验分析[J].会计之友，2014，（1）：14-17.
信用卡 折射金融业的巨大变迁 篇5
信用卡的官方定义是银行或其它财务机构签发给那些资信状况良好的人士，用于在指定的商家购物和消费、或在指定银行机构存取现金的特制卡片，是一种特殊的信用凭证。而它通俗的含义则是指银行提供给用户的一种先消费后还款的小额信贷支付工具。
信用卡的“前世今生”
上世纪中旬，有一天，美国商人弗兰·克麦克纳马拉在纽约一家饭店招待客人用餐，就餐后发现他的钱包忘记带在身边，因而深感难堪，不得不打电话叫妻子带现金来饭店结账。于是麦克纳马拉产生了创建信用卡公司的想法。1950年春，麦克纳马拉与他的好友施耐德合作投资10000美元，在纽约创立了“大来俱乐部”（Diners Club），即大来信用卡公司的前身。大来俱乐部为会员们提供一种能够证明身份和支付能力的卡片，会员凭卡片可以记账消费，不必付现金，这就是最早的信用卡。
1951年，位于纽约长岛富兰克林广场上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创始人Roth，发行了第一张现代意义上的信用卡，赠送给那些有实力、有信用的客户，并同多家商户签定协议接受其信用卡。持卡人购买商品以后，向商户出示信用卡，商户将信用卡上的信息复印在销货单上，然后集中向富兰克林银行收款。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信用卡受到了广泛欢迎，零售商店纷纷加入该网络，将其作为一种新的促销商品的工具。
信用卡在它最初问世的日子里，常常有人聚集在收款台前看别人怎样用塑料片付账。如今，信用卡的重要性可以和电话比拟，实际上，它是商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出现，使得许多人的短时资金支付问题都得到解决，在许多年轻人消费理念中，信用卡的消费已经不可取代，它的便捷与简易使得它的受众群体得到广泛的扩散。
改革开放后，信用卡也随之进入中国，1985年，中国银行发行了第一张信用卡，20多年后的今天，信用卡不仅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也见证了国家经济的全方面成长，它带来了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的可能性。
信用卡在中国启动
改革开放初期，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逐渐增多。但他们在中国的消费非常不便，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只带着一张信用卡来旅游，到中国后才发现饭店、商店都没法用，身无分文的他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1979年，中国银行广东分行首先同香港东亚银行签订协议，开始代理东美信用卡业务，信用卡从此进入了中国。不久，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的中行分行先后同香港东亚银行、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以及美国运通公司等发卡机构签订了兑付信用卡协议书。
按照国外市场的做法，客人刷卡消费，商户需要支付一定手续费。但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酒店、商场还是稀缺资源，“我们用你的产品，银行应该给我们付费才对，怎么还要我们商户付钱？”即使中行暂免手续费，这些商户也并不愿意接受信用卡，因为刷卡程序相对麻烦。
于是，中行开始“曲线救国”，在大型的涉外场所，比如酒店、商场设立兑换点，外国游客要结账时，就先持信用卡到中行的兑换点换现金，然后再到酒店商场柜台结账。虽然相比在国外直接刷卡消费繁琐了一些，但毕竟外国的信用卡能在中国使用了。
渐渐地，有一些外资股份的饭店率先接受了信用卡。
但当时在通信条件并不发达的中国，信用卡如何使用也存在问题。外国游客拿着一张信用卡来消费，对于从未见过信用卡的中国人来说，难以辨别信用卡的真假。
中行从国外的发卡行那里搜集了持卡人信息和不良信用记录的黑名单，把他们装订成厚厚的册子。每当刷卡的时候，收银员就要从厚厚的一本名单中查找，确定持卡人无不良记录，并且是真卡之后，再刷卡签名。而且当时根本没有现在的刷卡机，只有类似砖头一样的“压卡机”，将卡片上凹凸不平的名字、有效期等个人信息，通过压卡机用力一压，借助复写纸留在白纸上，作为消费凭证。这样整套程序下来，熟练的收银员也要好几分钟，不熟悉的则要长达10多分钟。这就是我国最初使用信用卡的土办法。
外国游客的问题解决了，中行把眼光投向了国人身上，但这个想法在银行内部引起了争论。反对的一方认为，中国人每个月才赚几十块钱，而且买东西要用各种票证，不需要用卡。而赞成的一方则预想到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肯定会有所提高，中行应该抢占先机。
此时，政府相关部门对中行发行第一张信用卡表示支持。当时与国际卡组织MASTERCARD合作，对方赠予中行两台当时最先进的IBM台式机。
1986年6月，中行北京分行发行了长城信用卡，后在各地分支机构推广。这张卡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张银行卡，但它跟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卡仍不一样。根据当时规定，银行不允许贷款给个人，中国还没有个人信用，因此透支额度也无法厘定，所以这种信用卡得先存钱再刷卡，类似于如今的借记卡，后来业界将此卡命名为“准贷记卡”。
起初设计卡的时候，几乎没有考虑透支、安全、坏账的问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卡却出现了透支的情况。当时中行为信用卡消费在一个地方设定了一个限额，但有位持卡人可能在多个城市使用了这张卡，累计消费下来就超过了卡内的存款额度。由于技术手段不发达，银行系统不能第一时间掌握刷卡信息，因此造成了银行被动透支。
在发生一些信用卡纠纷案件后，中行审批信用卡越来越严格，门槛定为5000元人民币，而且并不是有了5000元存款就一定能办卡，还要经过一系列的审核。信用卡成了当时那个年代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信用卡在中国经历了早进入、发展迟缓的阶段，其实这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是高度相关的。19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高储蓄期，消费者的很大一部分收入主要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这给信用卡的使用带来很大障碍；当消费持续增长到一定规模，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也逐步发生变化，尤其是随着个人信贷消费走向成熟，信用卡的外部发展环境才逐渐成熟。
信用卡从“王谢堂前燕”步入“寻常百姓家”，这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幸事。但历史经验同时表明，金融业务创新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往往会制造更多的市场风险，甚至会挑战监管者的制度建设能力。
（编辑：梅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