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务输出的榜样

中国劳务输出的榜样（共9篇）

中国劳务输出的榜样 篇1

一、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

(一) 必然性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英语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通用语言。根据孙太群, 黄远振 (2009) 的统计, 全球有45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 35%的人讲英语。英语是联合国最主要的工作语言, 75%的电视节目使用英语, 80%的互联网信息用英语传播。英语的世界化和全球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同时, 英语的国际化加速了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本土化进程。世界各地的英语构成了英语的变体, 形成了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等内圈英语。作为昔日英国殖民地的美国, 发展了独特的英语表达方式和词汇, 成为了独立的美国英语, 与作为母体英语的英国英语相抗衡, 甚至其影响力超过了英国英语, 以“美国英语优越论”代替了“英国英语优越论”。 (庞秀成, 2008) 在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或主要外语的国家和地区, 也形成了本地化的变体, 如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南非英语等外圈英语。中国英语就是在英语成为全球化的语言、世界英语变体应运而生的时代背景下, 英语国家使用的英语与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是英语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英语变体。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英语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是一种客观存在。

(二) 界定

从1980年葛传槼先生提出中国英语这一概念开始, 中国的外语界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英语的定义、定位及其和标准英语的关系。汪榕培 (1991) 认为中国英语是“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 以标准英语为核心, 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李文中 (1993) 认为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 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 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 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多手段进入英语交际, 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句式和语篇。在此基础上, 贾冠杰等进一步指出, 中国英语是“操汉语的人们所使用的, 以标准英语为核心, 具有无法避免或有益于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国特点的英语变体”。从以上三个颇具代表性的对中国英语的界定的分析不难发现, 中国英语具有规范性 (以标准英语或称规范英语为核心) 和中国特色 (具有中国特点的表达方式) 两大特点。前者是决定了中国英语能被国际社会认可和接受的前提条件, 而后者则有助于中国文化的输出。在世界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大环境下, 中国英语“有益于传播中国文化的特点”无疑对建构中国的文化身份、促进中国文化的输出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时至今日, 对中国英语的研究焦点从最初的对中国英语的界定、定位逐渐转向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 从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语用学及其对英语教学的启示等层面研究中国英语, 其中不乏对中国英语的实证研究 (文秋芳, 2003;王昀, 2007;兰军, 2010) , 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英语的发展。

二、中国英语与中国的文化身份

(一) 文化逆差―中国学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早在2004年, 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岳川教授曾撰文呼吁“在‘全球化’与后殖民地的世界语境中, 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的文化身份问题, 否则中国文化就会被西方思想所淹没” (2004:5) , 并提出“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是基于世界主义并应对这一问题的策略。由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媒体对中国的不利宣传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的文化交流出现了严重的逆差和入超。根据王岳川先生的统计, 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 而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仅几百册, 这个数据虽然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中西翻译著作出现了巨大的文化逆差。另一方面, 由于英语世界化、国际化的优势, 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积极性, 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母语危机和文化危机。一些学习英语的人不懂得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 在与外国人交流时出现了中国文化的“失语现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 我们传统的文化受到了威胁, 中国的文化身份正在被扭曲, 更有甚者, 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刻意宣传中国威胁论, 任意曲解中国。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文化身份, 其国民就会慢慢地失去文化认同, 从而丧失民族的凝聚力。 (王岳川, 2004) 因此, 中国的学者必须关注中国的文化身份问题。

(二) 中国英语―中国文化身份的构建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是一个民族进行思维和感知的工具, 是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中国英语反映了中国特有的事物和概念, 其语言特点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以其规范性和中国特色性,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跨文化交流中, 建构着中国人的文化身份。例如, 与时俱进 (keep pace with times) 、吃大锅饭 (eating from the same big public pot) 、端午节 (Dragon Boat Festival) 等在表达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过程中, 既符合英语的基本规范, 又与中国的国情密切联系, 在英语全球化的过程中构建了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身份。

三、中国英语与中国的文化输出

(一) 中国文化输出的呼声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 随着中西方跨文化交际的不断深入, 奥运会、世博会等重大国际交流在中国的成功举办,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中国人正从各个方面有效地进行着文化输出:210所孔子学院在全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的建立, 以其形式多样的汉语及汉文化推广活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 关注中国文化, 也使得更多人开始学习中文, 出现了汉语热。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以汉语作为媒介的中国文化的输出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的。中文或汉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是非常边缘的, 中国文化的失语现象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存在的。王岳川教授在提出“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时”曾说:“中国再也不能等着西方来发现, ‘发现主体’不再是传教士、不再是西方, 而是我们自己”。因此, 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 而要积极主动地将中国的文化精品推向世界。

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标志, 在文化输出时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和相互了解必须有语言媒介。目前, 虽然学汉语的人逐渐增多, 但汉语的全球化尚不具有可能性, 只能用英语的形式来输出中国的思想文化。正如王宁 (2009:17) 所说:“我们要想使得中国人的人文社会科学迅速地进入国际前沿, 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暂时借助于英语的中介。”他认为, 在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时候, 即使用的是英语, 但话题的内容和观点却是中国的, 即本土的, 这会更有效地将中国文化介绍到全世界, 从而使中国的人文学者在国际论坛上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强劲, 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 中国英语―中国文化输出的有效途径

目前, 中国英语尚处在发展阶段, 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在世界英语大家庭中尚未像其他英语变体那样被广泛地接受。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加强, 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 中国英语也频频出现在国内外各大媒体上。这些中国英语通常采用拼音加注释、直译或直译加注释的方式, 具有典型的汉语特色。再者, 中国英语以标准英语为核心, 具有充分的可理解性和交际功能, 例如作为国际主流媒体之一的BBC在报道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时, 频频使用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国英语, 天宫一号 (Tiangong 1) , 中国宇航员 (taikonaut) , 等等。因此, 中国英语是除汉语之外, 中国文化输出的最好的辅助语言媒介, 是中国文化输出的有效途径。

文化输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了解自己的文化, 但目前的文化教学中还存在着重西方文化、轻中国文化的文化失衡现象, 导致很多学习英语较长时间的人也无法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 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因此, 提高中国人, 尤其是英语学习者对中国英语的认识, 以中国英语为载体, 传播中国文化。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准确的英语表达才是成功进行跨文化交流、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的关键所在。中国文化的输出仍然任重而道远, 我们还需加倍努力, 利用彰显中国文化身份的中国英语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 以促进中国文化的全球化发展。

摘要：中国英语是英语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英语变体, 其出现是一种客观存在。中国英语以其规范性和中国特色性,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跨文化交流中, 建构着中国人的文化身份, 并以其可理解性和交际功能, 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中国英语,文化身份,文化输出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翻译与跨文化交流:嬗变与解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2]贾冠杰, 向朋友.为中国英语一辩[J].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7 (5) :11-12.

[3]兰军.英语专业学生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研究[J].宁夏大学学报, 2010 (2) :190-193.

[4]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J].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3 (4) :18-24.

[5]庞秀成.翻译的文化视角与辩证思维[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8.

[6]孙太群, 黄远振.论中国英语与英语教学本土化途径[J].长沙大学学报, 2009 (3) :134-137.

[7]王昀.英语专业学生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的调查研究[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 2007 (3) :60-62.

[8]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9]文秋芳, 俞希.英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J].国外外语教学, 2003 (3) :6-11.

中国劳务输出的榜样 篇2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共和国的发展历史上，在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他们不仅在各条战线上为共和国的建设忘我工作，添砖加瓦，也为全国人民树立起战天斗地、艰苦创业、任劳任怨、一丝不苟、毫不利己专门为人、为国争光的好榜样，从而鼓舞着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60周年国庆到来之际，更加需要呕歌和颂扬他们的平凡事迹和伟大精神，使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名字能够永远铭记在共和国史册上。下面就介绍千百万先进人物中令人敬仰的十大榜样：

1、雷锋——“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学习雷锋好榜样，放到哪里哪里亮，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克己为人是模范，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提起雷锋，许多人都能联想到这首《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这首歌以其特有的旋律和激情，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

雷锋，湖南省长沙人，作为一名普通的战士，在工作生活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着自己的誓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1962年8月因公殉职。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事迹，感动了共和国，他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传诵至今。学习雷锋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动在那个时代蔚然成风，雷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化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

雷锋因公殉职后，1963年1月7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1963年3月1日，朱德题词：“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1963年3月5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周恩来总理把雷锋精神全面而精辟地概括为“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此后，掀起全国人民向雷锋学习的热潮，如今每年三月五日便成了全民学雷锋的日子。

2、王进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王进喜，甘肃玉门人，是新中国第一批石油钻探工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1960年春，我国石油战线传来喜讯━━发现大庆油田，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随即在大庆展开。王进喜从西北的玉门油田率领１２０５钻井队赶来，加入了这场石油大会战。一到大庆，呈现在王进喜面前的是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公路，车辆不足，吃和住都成问题。但王进喜和他的同事下定决心：有天大的困难也要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钻机到了，吊车不够用，几十吨的设备怎么从车上卸下来？王进喜说：“咱们一刻也不能等，就是人拉肩扛也要把钻机运到井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们用滚杠加撬杠，靠双手和肩膀，奋战３天３夜，３８米高、２２吨重的井架迎着寒风矗立荒原。这就是会战史上著名的“人拉肩扛运钻机”。他率领１２０５钻井队艰苦创业，打出了大庆第一口油井，并创造了年进尺１０万米的世界钻井纪录，展现了大庆石油工人的气概，为我国石油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中国工业战线一面火红的旗帜。王进喜以“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为了保住钻机，王进喜不顾左腿重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奋战3个多小时制服井喷，保住了油井，被誉为油田铁人。王进喜在全国“群英会”上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大庆石油人在王进喜“铁人”精神的鼓舞下，通过三年的石油会战，结束了中国使用“洋油”的时代，把“贫油”的帽子甩进了太平洋。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刊发关于大庆石油会战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首次向全世界公布中国发现了大庆油田，报道了以铁人为代表的大庆人的英雄壮举。随后，首都各大报刊又发表了《永不卷刃的尖刀》、《在岗位上》等一系列报道。大庆石油会战取得的成绩和王进喜的“铁人”精神，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1964年1月25日，《人民日报》以一版头条通栏刊出毛泽东的号召：“工业学大庆”，并亲自接见王进喜。全国工交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铁人”精神的热潮，从此，毛主席和党中央树立的大庆红旗一直在我国工业战线高高飘扬。

“工业学大庆”活动对于振奋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到了十分巨大的作用。王进喜身上体现出来的“铁人精神”，激励了一代代的石油工人。铁人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楷模，他更是一个为国家分忧解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民族争光争气、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

3、陈永贵——“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陈永贵，山西昔阳大寨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解放前，大寨穷山恶水，“七沟八梁一面坡”，自然环境恶劣,群众生活十分艰苦。“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陈永贵语），解放后，以陈永贵、贾进才、郭凤莲等为带头人的大寨人决心改变落后的面貌，不等不靠，敢于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带头苦干，通过艰巨劳动在“虎头山“上建设了层层梯田，修建蓄水工程浇地灌溉，植树造林，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并盖起一排排崭新的窑洞——全国首个农民新村。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和陈永贵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1964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周恩来总理三上大寨“虎头山”，从而成为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大寨精神得到发扬，大寨经验得到推广。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80年代初。

在陈永贵这个大寨的农民的一生中，闪烁着像大禹和愚公那样受人崇敬的精神。比如：陈永贵率大寨农民三战“虎头山”狼窝掌的事迹，就会使人联想到大禹“过家门而不入”、“愚公移山”的故事。由此可见，陈永贵就是中国亿万农民战天斗地艰苦朴素的英雄代表。把陈永贵称之为中国农民的好儿子一点也不过，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牢记。

4、时传祥——“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

时传祥，山东省齐河县人，中共党员，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工作，全国著名劳动模范。他是一位“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精神，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的掏粪工人。

新中国建国后的十七八年里，他以“宁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精神，无冬无夏、挨家挨户地为首都群众掏粪扫污。在那些年里，他几乎放弃了节假日休息，有时间就到处走走看看，问问闻闻。哪里该掏粪，不用人来找，他总是主动去。不管坑外多烂，不管坑底多深，他都想方设法掏干扫净。他一勺一勺地挖，一罐一罐地提，一桶一桶地背，每天掏粪背粪5吨多，背粪的右肩磨出了老茧。1959年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1964年，北京环保局分配部分青年学生作掏粪工。时传祥时任崇文区清洁队青工班班长，为转变部分青工怕脏怕丑的思想，年近半百的时传祥，脏活累活抢在前，对青年工人言传身教，以“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净”的职业道德观，教育影响青年一代安心本行业工作。

1966年国庆观礼，时传祥作为北京市观礼团副团长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周恩来总理在招待宴会上为其敬酒。刘少奇还对时传祥的事迹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你当清洁工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

5、焦裕禄——“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

焦裕禄，山东省淄博市人。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随军离开山东，到河南尉氏县工作。1962年12月，焦裕禄被调到兰考县任县委书记。他上任之后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进行封沙、治水、植树、改地的斗争。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踏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宝贵经验，一点一滴地集中

起来，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成为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

焦裕禄对同志对人民满腔热情。他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的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他经常肝区痛得直不起腰、骑不了车，即使这样，他仍然用手或硬物顶住肝部，坚持工作、下乡，直至被县委强行送进医院。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号召干部学习焦裕禄忠心耿耿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的革命精神。随后，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焦裕禄的热潮。焦裕禄是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他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是一面飘扬了半个世纪的旗帜，时代仍然需要“心里装着只有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的焦裕禄精神。

6、张秉贵——“以一团火精神，为人民服务”

张秉贵，北京市人，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当售货员，1959、1979年先后荣获全国先进生产者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在32年的柜台生涯中，总计接待顾客近400万人次，他对待顾客主动、热情、周到、耐心，用胸中的“一团火”温暖了千千万万顾客的心。他对业务精益求精，他拿糖“一抓准”、算账“一口清”的售货技艺使人赞不绝口。在荣誉面前，他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对待每一位顾客都是笑脸相迎，耐心服务任你挑选，在三尺柜台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要多少，他一手抓，便不多不少地即是你所需要的分量。他的手似乎就是度量衡，简直太神了。所以，在他的柜台前几乎每天都挤满了人，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在这种情况下，他创立的“拿

一、问

二、照顾三”的服务模式在全国服务行业中得到推广。由于他的真诚待客，礼貌用语，热情服务，使每个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到自己满意的物品的顾客，不仅心情舒畅，而且感受到了一种温暖。当时很多从外地来的顾客，到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就是为了一睹张秉贵的风貌和精神，他几乎就是那个时代首都服务水平的象征。

为了纪念和弘扬他的“以一团火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中华全国总工会、商业部和北京市委破例在他工作过的北京市百货大楼前置放了他的塑像。

7、孟泰——“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

孟泰河北省丰润县人。他一个“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的精神，爱厂如家，艰苦创业，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高尚的自我牺牲品格，在恢复和发展鞍钢生产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

前苏联政府停止对我国供应大型轧辊，致使鞍钢面临着停产的威协的情况下，他组织了500多名技协积极分子开展了从炼铁、炼钢到铸钢的一条龙厂际协作联合技术攻关，先后解决了十几项技术难题，终于自制成功大型轧辊，填补了我国冶金史上的空白，被誉为“为鞍钢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

1950年8月中旬的一天，4号高炉炉皮烧穿，铁水与顺炉皮而下的冷水相遇产生爆炸。已经是副厂长的孟泰将生死置之度外，冲上炉台抢险，避免了一场炉毁人亡的事故。这年初冬的一个晚上，高炉水门被堵，孟泰踹碎水道表面冰层，跳入其中，俯身抠除堵塞的杂物，使高炉循环水线恢复畅通。工友们把孟泰从冰水中拉上来时，他已冻得浑身颤抖，嘴唇发紫。经历十几次抢险之后，铁厂工人敬佩地称呼孟泰为“老英雄”。

孟泰也因此成为鞍钢人的旗帜，他的名字传遍全国。他的爱厂如家的主人翁精神，被誉为“孟泰精

神”，8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8、张海迪——“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张海迪，山东济南人。５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家自学完中学课程。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群众无偿治疗达1万多人次。张海迪还自学多门外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园，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和德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3次，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

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张海迪名噪中华，获得两个美誉，一个是“八十年代新雷锋”，一个是“当代保尔”。张海迪常说：“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她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她以自己的言行，回答了亿万青年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她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顽强的精神，成为了80年代青年人争相学习的楷模。

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八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为张海迪题词，表彰她积极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邓小平同志的亲笔题词是：“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2000年她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01年被新华社《环球》杂志评选为“环球二十位最具影响世纪女性”。当有记者问她：如果自己来撰写自己的墓志铭，她会写些什么？张海迪自信地说“我会这么写，这里躺着一个不屈的海迪，一个美丽的海迪”。

9、孔繁森——“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

孔繁森，山东省聊城市人，生前系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孔繁森自动要求两次进藏工作，在雪域高原奋斗十个春秋。1979年，他告别年逾古稀的老母、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尚处幼年的孩子，在海拔4700多米的西藏自治区岗巴县一干就是3年。刚到西藏，他就写下“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和“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话语，以此铭志。

在此期间，他经常深入乡村、牧区与群众一起干农活、修水利。1988年，他克服困难再次带队进藏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他跑遍全市绝大部分中小学校、敬老院和养老院，为教育事业奔波操劳，给孤寡老人送去温暖。他领养了地震灾区的3个藏族孤儿，并隐姓埋名先后3次为他们献血。

1992年，他又到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阿里地区任地委书记。1994年，阿里高原发生罕见暴风雪灾，他带领工作组第一时间赶到受灾地区，把救济粮和救济款送到受灾群众手中，每天工作到深夜两点多才休息。在他带领下，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阿里经济有了较快发展，1994年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37.5%。他受到藏族群众的普遍称赞，被誉为“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1994年11月，因公殉职，终年50岁。

江泽民总书记于1995年4月29日亲笔题词“向孔繁森同志学习”，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也题词“学习孔繁森同志热爱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人民日报》发表《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社论，对孔繁森同志给以极高的评价，号召全党向孔繁森同志学习。中共中央组织部追授孔繁森“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的称号，孔繁森成为新时代干部的楷模。

10、中国女排群体——“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中国女排五连冠群体 1981年至1986年，中国女子排球队在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上5次蝉联世界冠军，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连续5次夺冠的队伍。

中国女排坚定“为国争光”的信念，刻苦训练，顽强拼搏。她们对发球、拦网等技术动作几乎每天都要练习成百上千次，对训练比赛造成的肩、腰等伤痛从不叫苦叫累。凭着坚韧的毅力，她们练就了过硬的技术本领，形成了以快速多变为主体、兼备高打强攻的独特风格。1981年第三届世界杯赛上，中国女排以7战全胜的战绩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开创了中国女排的新纪元。之后，中国女排再接再厉，克服重重困难，相继蝉联1982年第九届世界女排锦标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1985年世界杯赛和第十届世界女排锦标赛冠军，完美地诠释了顽强拼搏、团结奋斗、无私奉献、为国争光的中华体育精神。

中国女排夺冠后，五星红旗一次次升起、国歌一次次奏响的场景，让中华儿女热血沸腾。一时间，各行各业掀起了学习女排精神、发扬女排精神的热潮。“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女排团结拼搏精神，在当时成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象征。“女排精神”至今仍然激励着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奋发向上，追求卓越，团结拼搏。

中国劳务输出的榜样 篇3

自二战后五十年代起,新兴的各类流行音乐逐渐取代了传统严肃音乐的统治地位,以英美国家为中心,音乐市场逐渐发展成为流行音乐的舞台,青年消费者是其核心观众。受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影响,英美流行音乐被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在各个地区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本地化(Bennett,2001)。流行音乐的轻松性成为它广为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同Firth所描述的:“我们将流行歌曲的音乐和节奏吸收到我们的生活和体内,因为不需要什么知识背景, 所以我们接受起来是如此轻松”(Firth,1987)。如今,无处不在的流行音乐缔造着人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和存在感(Hosokawa,1984), 社会人群集体身份认同的确立已和一种或多种广泛流行的音乐不可分割。因此,在一个社会当中,流行音乐已成为影响公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非常重要的存在,当中国的音乐受众被来自海外的音乐重塑价值观时,我们需要考虑向外输出本土音乐以求文化意识形态的对等。单方的输出和被认同会使认同一方的本土文化趋于边缘化,导致国际间文化地位的不平等,即所谓的索引顺序(Indexical Order)差异的出现(Blommaert,2010)。在现实生活中显而易见的, 英美国家流行音乐的全球主导地位成为了他们“文化先进”的符号;反之我们的流行音乐至今无法跻身于全球主流,地位趋近于边缘化,背负了“文化落后”的标记。因此,以流行音乐为载体,输出我们的文化已超越了娱乐大众的意义,它更具实现文化话语权、 取得国际文化平等的政治使命。

二、流行音乐的输出需具备的条件

流行音乐的输出需立足于市场,以商业运作为手段,没有正确的输出方式,就没有受众对音乐产品的认同,且成功的输出需要靠长期持久的实践来保持。但相对市场和商业手段而言,更为核心的条件是输出产品的音乐质量和文化政策的驱动力量,这两点是音乐输出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因素。这里我们对音乐质量和政策支持逐一进行讨论。

1.音乐质量—强调本源性和创新

首先,一个地区的音乐承载了当地的文化符号。源于英美国家的爵士乐、乡村乐、布鲁斯、饶舌乐、电子乐、摇滚乐等等,或体现了当地原住民的音乐传承,或体现了当地非洲和拉美裔移民创立的音乐体系,本源性的文化符号是其得以流传的必备条件之一。中国本土音乐有着丰富和宽广的历史积淀,承载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本源性符号,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传播中国音乐,即应传播中国音乐的精髓。然而目前国内常见的流行音乐在乐器形式和音乐风格上大量沿袭欧美,虽然西化的音乐赢得了众多本地观众,但它仅局限于对海外潮流的复制和依赖,鲜有中国音乐的精髓。可以说,当下中国的流行音乐无法充分体现本民族的艺术特征,缺乏本源性。没有本源性的符号,会导致音乐产品不再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而趋于暗淡。因此,成功地展示文化本源性的符号对于音乐质量的输出至关重要。

其次,中国根源音乐的延伸应寄托于创新,音乐是永远需要变化发展的,创新是赋质量予音乐的必行之法。如前文述,流行音乐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加之中国根源性音乐向海外延伸的需要,以海外流行音乐的形式结合中国传统音乐的内容不失为创新的契机。虽然中国传统音乐饱含历史的积淀,博大而精深,但它的固有形式不符合流行音乐市场的消费观。以上述方式对中国传统音乐做出创新,可使之成为独特的中式流行音乐,更俱市场竞争力,亦会服务于海内外公众对中国音乐本源性的认知。乐团“中国女子十二乐坊”的作品和公众认知度可被视为范例之一, 乐器仍是民族的,音乐编写和舞台演奏方式充满本源性且兼俱流行音乐的现代感,海内外的观众普遍对其有积极的评价;中国经典摇滚乐团“唐朝乐队”,虽然采用西方电声乐器和摇滚乐的演奏方式, 然而其音乐编写富含中式古典音乐黄钟大吕的浓墨重彩,其早年在海外的演出也被观众强烈认同为中式摇滚的代表。虽然这两支乐团的形式和风格迥异,但二者皆把中国根源性音乐巧妙地融入流行音乐的形式中,并具有高度艺术水准,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创新的典范。然而,国内这样优秀的流行音乐团体凤毛麟角,流行音乐全行业的创新需要更多这样优秀的音乐艺人。

2.政策的扶持,文化符号的延伸

首先,音乐输出方式需在政策上做出调整。虽然国家文化政策常年来扶持文化交流项目,不断向海外介绍中国音乐,但多以短期非盈利项目为主,且通过外交和行政的方式实施的居多,如此的收效往往是短期和局部的,不足以在海外公众中拓展足够的渠道来介绍中国的音乐文化。在这方面,瑞典政府扶持本国音乐向海外输出的政策值得借鉴。瑞典政府于上世纪80年代即开始由政府组建专门机构,资助本国民间音乐艺人所需的各类硬件和创作投入,同时帮助艺人拓展国际市场渠道以输出音乐产品(Johansson,2010)。至今,瑞典政府的音乐产业投资培养了众多在海外市场取得商业成功的本国艺人。2011年,以人民币计算,瑞典全年的音乐出口额超过了10亿元(Portnoff,2012),这不但使参与其中的音乐艺人获得从业收入,亦使当地政府的税收受益匪浅;同时,高质量的流行音乐已成为瑞典文化符号的代名词,在接受音乐全球化的同时亦影响音乐全球化,这个文化成就让它拥有了曾经只归属于英美国家的流行音乐正统地位(Johansson,2010),这毫无疑问受益于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若中国的文化政策向其借鉴并长久实施,则中国现代音乐在全球音乐领域内必将赢得正统性的文化符号,这对中国文化在国际上具象化,被认同、并最终成为全球多样性文化中实质性的一部分具有重大推动力。

其次,输出内容的范围需要扩大。以往经典性的中国音乐在海外的展示,例如中国国家民族交响乐团赴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等案例,对于构建海外受众对中国本土音乐的认知,其重要性不容置疑。然而,在向海外介绍中国传统音乐的同时,国家文化政策应同时扶持国产流行音乐在海外的传播。当然,这里边有一个选择问题,择善而行。乃如上述范例那样的,即以实现自我创新为前提的优秀作品。一则,流行音乐的轻松形式有利于接近海外公众,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输出带来更多机遇;再则,其音乐里中式元素的传播即输出目的本身。瑞典案例在这里具有很好的说服力,瑞典政府对本国音乐工业向海外的输出主要聚焦于流行音乐领域,其政策科学且持久地实施,多年来在文化战略、政府税收、福利投放、创造就业、音乐教育等诸多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收益。 我们的文化政策应向其借鉴,通过长期投资和扶持,向海外输出本国流行音乐来提高中国当代文化在国际间的地位。

三、结语

中国会计榜样 篇4

—谨以此文向2009年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致敬

财政部副部长

王军

4月26日，浓春北京。我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及有关单位领导为荣获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十位总会计师们颁奖，对榜样的思索、尊重和弘扬充溢着我的心绪。我深深感到：中国会计之花是如此娇妍，中国会计之光是如此闪亮，中国会计之榜样是如此感人。

我们树立榜样，目的在于鼓舞和激励中国会计人见贤思齐，奋然前行，全面提高会计工作水平和会计职业核心竞争力，为大力提升国家软实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我们崇尚榜样，因为他们是时代价值的重要载体，是行业精神的集中体现，他们参与创造历史并引领未来。我们这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需要榜样，高速发展的会计行业需要榜样。

我们感谢榜样，因为他们滋养了我们的思想，提升了我们的品格，塑造了我们的目标，指引了我们的方向。这十位中国会计榜样，是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成长起来的。正是榜样的力量，让踯躅者前行，让前行者有力，让有力者坚定，让坚定者有恒。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榜样，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的榜样。会计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行业，中国会计榜样与其他各行各业的榜样相比，有共性，更有其鲜明的个性。他们是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行业人员群体性认同的旗帜，是衡量行业发展的标杆，也是会计专业价值与社会价值有机结合、中国会计精神与时代核心价值内在统一的典范。

2009评选表彰的是总会计师系列的先进会计工作者，令人倍感自豪的是，这十位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同时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在当代中国会计发展史上具有开创先河的里程碑意义。这些来自不同战线、不同单位的总会计师，虽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也似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们对所在单位、对会计行业以至市场经济建设的价值、意义和作用，却是“于无声处起惊雷”，影响深远不可磨灭；他们虽然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平凡人，但他们身上却蕴含着不平凡的特质，具有动人心弦、撼人心魄、壮人志气的强大力量。

中国会计榜样的震撼力，来源于他们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十位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对会计事业的忠诚，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奉献，令人感佩。作为企业负责人的左膀右臂，作为单位财会队伍的领军人 物，作为会计行业的中流砥柱，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耕耘，艰苦奋斗—— —企业决策，有他们的倾心参与；资本运作，有他们的运筹帷幄；价值管理，有他们的匠心独具；海外路演，有他们的叱咤风云；增收节支，有他们的精打细算；人才培养，有他们的无私扶助„„他们创造了骄人的业绩，体现了专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完美结合。

中国会计榜样的感召力，来源于他们对中国会计精神始终不渝的坚守。我们常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行业也需要一种精神支撑。记得2005年在中国会计学会学术年会上，我提出要锻造中国会计精神：坚持诚实守信，“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世，信以待人”根植于心；坚持客观公正，践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坚持开放胸襟，注重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洋为中用；坚持开拓创新，不断学习新知识，探索新思路，寻求新办法，解决新问题。可以说，十位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身上，无不闪烁着中国会计精神的耀眼光芒。

中国会计榜样的公信力，来源于他们如家中兄长般的亲切和真实。这十位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生活在我们中间，工作在我们中间，与我们亦师亦友亦同事，一同沉思、一 同困惑、一同探索、一同欢笑。我们见证了他们的付出，他们的辛劳，他们的奉献。他们的事迹因质朴而更显诚恳，因诚恳而更显真切，因真切而更显生动，因生动而更易使人感受、认同和自觉效仿。

在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时代背景和发展大势下，中国会计事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魅力的“大会计系统”正在加快形成：会计审计准则取得重大突破，国际趋同持续推进，奠定了大会计系统的基础；注册会计师行业做大做强、做专做精与走向国际协同并进，强化了大会计系统的关键；会计人才战略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强力拉动，领军后备高端会计人才茁壮成长，夯实了大会计系统的重要保证；会计信息化建设再上层楼，添加了大会计系统的羽翼；内部控制建设纵深推进，丰富了大会计系统的内涵；会计指数等一系列理论前沿研究日益繁荣，提供了大会计系统的先导；会计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深化，增强了中国会计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经济社会进步和会计事业的快速发展，对培育和树立中国会计榜样提出了迫切要求，也为中国会计榜样的不断涌现提供了丰厚的时代土壤！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榜样，其实就是一面镜子，一个坐标；树立榜样，其实就是为了寻找差距，创先争优。当然，榜样不可能是十全十美和一劳永逸的，外界环境迅速变化、日新月异，他们仍要不断融汇新知，超越自我。更为重要的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会计人要在学习榜样的过程中汲取精神营养，提高能力素质，不断奋力赶超，攀登全新高度。

我衷心希望，所有中国会计人都能以榜样自醒自励，形成学先进、比先进、创先进的良好风尚，弘扬榜样事迹，增强自身素质，凝聚发展合力，更好地履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我衷心希望，所有中国会计人都能自觉弘扬中国会计精神，提高精神境界，熔铸会计风骨，筑牢道德防线，为会计行业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我衷心希望，所有中国会计人都能进一步树立科学发展理念，把握发展机遇，积极应对挑战，以更加强烈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推动会计事业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努力开创中国会计的大气象、大繁荣！

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为：

王锦友 韦秀长 庄尚标 闫宏

张志芳 张涛

李正明 李明

陈海涛 姜民胜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总会计师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武警交通指挥部总会计师

中国劳务输出的榜样 篇5

关键词：版权输出,价值认同,跨文化传播

图书版权输出是文化输出的重要形式之一, 是非常典型的跨文化传播行为。跨文化传播是全球化趋势下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 涉及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传播学等各领域的方方面面。跨文化传播使得各个国家的文化在全球流动, 文化将得到更多受众的接触、认知、解读。伴随着文化传播的国家价值理念就会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而在图书版权输出过程中, 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 不同的历史地理背景, 不同的价值观念, 如何获得不同文化的价值认同, 是获得版权输出成功的关键。在国家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 近年来, 我国图书版权输出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版权贸易逆差进一步缩小。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数据, 2011年我国输出图书版权5922种, 增幅达到52.6%。利用跨文化传播的理论知识, 进行价值认同研究, 有助于中国出版企业更好地进行版权输出工作。

一、中国图书版权的输出概况

一直以来, 亚洲是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主要阵地,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输往港澳台地区, 但是这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版权输出。我们更应注意的是非中文图书的版权输出。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类, 如《曾国藩》等。二是医疗健康类。三是经管类、励志类等, 如《水煮三国》。还有儿童类图书等。

转让或许可使用非中文图书版权的重点区域是韩国和日本及东南亚国家。一直以来, 韩国和日本对中文图书的翻译较多。而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对中文图书也是越来越感兴趣。他们的国民对中文图书的兴趣较大, 出版机构也就有了引进的积极性。主要引进种类也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医保健、儿童、语言类图书等。究其原因, 是因为这些邻近国家, 由于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原因, 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念, 对中国文化容易产生价值认同。因此, 喜欢了解更多中国的东西, 愿意去读中国的图书。

而向欧美国家转让或许可使用非中文图书版权数量则相对较低。虽然随着经济发展, 欧美发达国家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比较密切, 但那里的读者阅读中国图书的兴趣却明显较低。目前向欧美输出版权主要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类, 如输往美国的《气功精要》, 输往法国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 输往德国的《西藏风貌》等等。随着世界汉语热的持续升温, 对外汉语教材的需求也一直有增无减。例如, 《汉语900句》以14种语言在50个国家发行。而现在, 很多外国出版商其实对出版中国主题的图书很有兴趣, 他们关心的热门话题更多的则是中国经济成功背后的文化因素。他们热切希望了解当今中国的真实故事, 从国家大事到百姓生活, 同时也非常希望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

总结来看, 面向价值观类似的国家, 版权输出相对较易;价值差异大的国家, 版权输出困难重重。而且就算是输往欧美国家的图书, 在当地的实际发行情况究竟如何, 还不好判定。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 使得中国图书不一定能获得价值上的认同, 获得欢迎。更多的西方读者是怀着求新求异的心态去读中国, 这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态势。所以中国图书在输出过程中, 更多的应是考虑能够输出那些能获得价值认同的图书。

二、图书版权输出过程中的价值认同

资深图书版权人姜汉忠在他的微博上发了一条“推广图书版权之前必须回答的8大问题”。第一条是这样写的:“是否体现与目标读者相同的价值观”。他是个实践性很强的版权人, 有着极为丰富的图书版权输出经验。他把体现相同的价值观这条放在第一位, 足以说明在图书版权输出过程中, 在跨文化传播中, 获得价值认同是版权输出成功与否的关键。

图书版权输出历程, 也就是跨文化传播的历程, 必然要经历这样三个阶段:冲突、认同与发展。首先是文化冲突, 冲突是跨文化传播的必然产物, 当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目标、资源、价值和行为时, 冲突产生了, 而且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截然不同的。爱德华·霍尔认为, 中国的儒家、道家和佛教对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 是“高语境文化”, 内隐、含蓄, 人们在交流中重视“语境”而非“内容”;西方文化的哲学背景是亚里士多德严密的形式逻辑, 以及后来从16世纪到18世纪弥漫于欧洲的理性主义, 注重形式论证, 所以其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 外显、明了, 大多数信息都是通过外在的语言方式进行传达, 逻辑性强, 重视表达的确切性, 很难理解中国人的含蓄。东方是儒家文化圈, 基础价值体系是“集体主义”, 以儒家文化为典型, 倡导“利他”精神, 强调民族内的统一性;而西方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是“个人主义”, 也就是有突出的“利己”思想。

价值观是蕴涵在悠久的历史文化中的,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有特有的价值取向, 且这种取向一旦形成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当不同的价值观碰撞在一起, 需要尽量避免冲突, 寻求价值认同。认同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 这是一个社会学中的重要概念。个体认同是指个人对自我的社会角度或身份的理性认同。社会层面的认同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拥和分享。而价值认同则是指个体或者社会共同体通过相互交往而在观念上对某一或某类价值的认可和共享, 是人们对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定位和定向, 并表现为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这样一种价值认同, 是一切个体认同和社会共同体认同的基础。

图书的版权输出, 是中国文化的输出。这种输出也必然是以某种价值认同为前提和基础的。迄今为止, 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和科技方面的强大优势, 进行文化霸权主义, 全球化的价值认同一直以西方为中心。而且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理念、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都与中国存在差异, 从出版物的内容上讲, 中国图书价值反映并不一定适合西方读者, 不能获得价值上的认同,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图书版权引进的数量一直远远大于版权输出量。

三、正确对待价值认同, 以跨文化思维促进图书版权输出

既然图书版权输出必然面对不同文化价值的冲击和考验, 这就要求出版从业者构建良好的跨文化心理视角, 对价值认同有充分的理解和认知, 能借助跨文化思维来促进图书的版权输出。

(一) 从版权输出主体方面, 尊重并重视文化差异性, 并区分市场差异性

在面对不同文化时, 出版单位要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 在尊重他人的价值、尊严的基础上, 关注他人的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洞悉国外读者消费心理、准确地用读者群定位图书内容是有效传播的第一步。虽然存在价值异同, 但是群体的情趣、爱好、生活习惯仍能体现出许多共性, 在传播中应注意把握这种共性。内容上注重趣味性、实用性, 尽量用简单易懂的表述, 克服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困难, 拉近读者距离。并且确定好出版意向, 充分熟悉当地的市场状况。尽量发挥版权代理人、当地经销商、图书编辑的作用。所以需要加强与国外同行的沟通合作联盟, 通过对外合作部门或者专门的版权代理机构开展针对海外图书市场的市场调研, 有目的地生产适合海外读者口味的图书版权。

(二) 选题开发既要注重本土文化, 又要关注世界文化

近年来中国出口图书均以传统文化为主, 特别是中医、武术、民俗等, 这类图书热销于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各国, 基本都属于儒家文化范围内。而这类图书在西方的销售如何呢?西方文化求新求异, 初期可能怀着好奇的心理去购买, 但是否真的能够产生持续效应呢?而且现在我国主要的模式是先生产出国内畅销的图书, 然后再考虑输出国外。这样的产品没有针对性, 不了解海外读者, 因此输出工作就格外困难。

《狼图腾》是一个很典型的版权输出的成功案例。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因为它体现了人类的共同价值,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小说本身在突出本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 更是深入挖掘出了人类的共同主题, 因而走向了世界, 获得了全世界的价值认同。很多国内很火的作家作品, 却始终不能走出国门, 究其原因, 则是其作品不具有共同价值, 很多甚至连翻译的机会都没有。《于丹〈论语〉心得》的热销则是利用传统文化的精髓来分析解决现实生活和工作的困惑, 它没有苦涩难懂的古文, 通俗易懂, 极具现实指导意义, 因此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 从版权输出语言上来考虑, 重点培养翻译人才, 提高翻译水准

想要获得价值的认同, 必须加强沟通交流。在版权输出时, 语言问题是阻碍很多优秀著作不能输出海外的制约因素。只有语言沟通无误, 才能谈到努力做到价值认同。所以翻译这个环节非常重要。现在翻译水平良莠不齐, 所以需要重点培养翻译人才, 提高翻译水平, 才能做好图书的版权输出工作。也才能更好地将中国文化以国外读者熟悉的语言进行广泛传播, 与多样文明进行碰撞、融合。

论韩流文化对中国文化输出的启发 篇6

1、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与政治、经济、军事相比,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更为隐性,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对国际关系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同质文化是国际和谐之力;异质文化是国际关系冲突之源;文化安全是国际关系和谐之基;文化融合是国际关系和谐之本。

从文化角度看,同质文化或同源文化显然较易促成国际合作,因为作为历史积淀的同质文化对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和国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并以其共同文化特质的认同功能和亲和功能成为构筑联盟或加强合作的纽带。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虽然我们还不可能做到全世界共同处于一个同质或同源的文化,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让彼此理解互相的文化,以免造成在政治或经济活动上的误解。比如,在我们的国际合作当中,遇到对方不同的语言习惯、不同的身体语言、不同的经商理念的时候,如果没有一定的了解就有可能造成误会、以至于合作失败。

2、输出中国的传统本土文化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和谐相处

大概在1990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了一个“中国威胁论”的观点。这个观点主要是为欧美日及东南亚所吹捧,因为中国曾经版图宽阔的历史和迅速发展的速度让他们感到了恐惧。尽管在经过各种论证后,中国的广大学者坚持认为,“中国威胁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在外国学者的眼中,中国不可估量的发展潜力和经常模糊不定的外交政策与外交辞令,依然难以消除他们对中国以后的顾虑。

所以,这个论调的存在,对中国的外交造成了一定的阻挡作用,甚至一度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产品的抵触。因为,中国需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世人,中国只是希望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这并不意味着要去破坏别人的幸福。而不管是官方的对外宣传活动,还是民间的团体或个人对外活动都可以帮助世人了解到这一点,让中国人与他国人民更友好地相处。

3、促进和平发展,创造和谐世界

当今世界,风云四起,超级大国打着维护和平、宣传民主的旗号,在全球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反恐”浪潮,各国间关系扑朔迷离。纵观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北朝鲜等世界各国,由于种族差别、体制不同、利益争端等各种原因陷入了或战乱或苦难的生活境地,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对其他国家文化的不了解与不理解。政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争取自身的利益,如果每个国家的价值取向都不同,同时又不愿去理解其他国家的价值取向,自然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矛盾摩擦的方向。有时民族国家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与矛盾,也有可能直接牵涉到民族感情和民族心理,在特定的条件下往往能导致国家间尖锐的对立和冲突。

这两年,时不时可以看到关于中国人在国际上受到人身安全威胁的新闻。除了动乱的国际社会这个客观因素外,世界对中国人的不了解甚至是偏见,也是原因之一。举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在迅速崛起,一部分在国外的留学生或是旅游者花钱大手大脚,造成中国人都是暴发户、且骄横无礼的错觉,也另在外的国人成了某些不法分子“发财”的对象。这其实就是由于对中国生活现状的误解造成的伤害。

因此,加强中国以“和谐世界”为中心的文化输出,既有利于中国的外交行为、有利于保护国人的国际活动,也有利于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思想,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二、研究韩流文化对中国文化输出研究的意义

自从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在贸易领域的合作迅速展开。建交时两国贸易额只有50.3亿美元,2001年超过359亿美元,2002年估计超过40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这一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同期韩国7%、中国13.3%的对外贸易年均增长速度。韩国已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韩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也顺应这一形式相应发展。韩国成功地输出了自己的文化,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韩国经济,甚至可以说在金融危机时刻挽救了韩国经济。

中韩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对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娱乐乃至日常习俗等各领域,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形成了很多相似的文化传统。例如,中国历史悠久的儒家思想,至今仍对韩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汉字直接影响了韩国的语言,韩国语的词汇里有近70%是汉字词。

按道理,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领土广大的国家,应该凭借自己的力量,让世界了解我们的文化、认同我们的文化,而事实上,我们却看到,世界很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对当今世界的中国毫无了解,就连我们的邻国韩国都还有不少人以为中国就像朝鲜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相反,领土面积只有半个广东省都不到、人口也未达到广东省一半的韩国,却在短短的20年间,把自己的文化传遍了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和东南亚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探究此弹丸之国的成功之道,无疑对我国制定文化输出策略是有极重要的参考意义的。

三、韩流盛行带来的启发。

1、文化输出的政策支持与保护

当前,中国政府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问题有着自己的主张,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安全观,同时也开办了孔子学院和语言文化学院,希望有3000万甚至3亿的外国人都来学汉语。然而比起周边日、韩政府目标明确且咄咄逼人的文化政策,中国的文化政策层面却显得气象不足且特征不够鲜明。

韩国只有4900万人口,却在海外有12个韩国文化院。2004年韩国文化产品已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5%,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强国。为了塑造东亚大国形象,韩国新办的“世宗学院”将面向世界,尤其是东亚民众免费教韩国文字和文化,使得现有学习韩语的百万余人借“韩流”大潮迅速膨胀。比如在位于广州天河区的韩国观光公社就开设了“韩国广场”,设有“世宗学堂”的免费学韩语课程。韩国成立的“韩国文化内容振兴院”(KCCA),国家每年拨给5700万美元的经费预算,精心设计、打造、包装韩国文化理念的韩剧及其它文化产品,有计划有步骤地向世界输出。

在这种对比之下,中国尽快制定一个明确的、系统的文化输出政策,并切实地执行下去,方能有助于增强文化对国际交流的影响作用。

2、适度包装

韩流的所有内容,从韩剧(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服饰、食品、旅游、歌舞到明星的形象管理,无不透露着精致、细心与高品位的气息。另外,无时无刻不忘了在商业产品中添加民族元素也是韩国的一个重要宣传手段,例如在影视作品中加入泡菜、韩服、韩屋、手工艺品制作等细节内容,这样就能满足外国人对其文化的好奇心。

再则,需注重品牌效应。韩流的兴起,是以韩剧为先锋的。各种缠绵伤感的爱情剧让国人欲罢不能,韩剧里的美女帅哥、精致的家具摆设、漂亮的服饰、优美的自然光景无一例外引起了国人对邻国童话般生活的向往。于是,随着韩剧的风行,服饰业、饮食业、旅游业都开始大兴韩潮,“韩版”成了一个时尚的代言词。

而反思中国,其实当年也有成功冲出国门的案例,比如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还珠格格》。这部电视剧在韩国被翻译为《皇帝的女儿》,广受韩国人民的喜爱。可是,中国并没用抓住类似这种机会,大张旗鼓地进行连锁宣传,不得不说是个遗憾。当然,随着最近中国的演艺界人士积极参加各种国际性影展,不少影视作品和演员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而他们的身上也肩负着宣传中华文化的重大任务。还是那句话,充分有效地利用当下的有效资源(不管是人还是物),在文化的内容韩人形式上坚持创新,通过这些媒介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的现状、了解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将任重而道远。

3、当代中国文化的确立

文化价值观作为国际制度建构的最核心要素,决定了国际制度的道德诉求和价值基础。在当今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国际制度的发展和创新将成为主要方向,也是各种文化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内容。

当今社会,许多国际问题都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国家的文化建设对国力的增强至关重要,对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对一个国家的国际贡献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大国是否崛起,不仅仅看经济基础或硬件设施,文化软环境也是个重要指标。没有了软环境的支持,硬件再完善也不过是摆设。只有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让别人看到了我们真正的素质有所提高、真正的与人为善,别人才会相信我们是希望与世界做朋友的,也才会与我们进一步地合作。就我们中国来说,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应该并且也可能成为庞大的国际制度网络运转的加速剂和润滑剂。我们深信,不同文化的交汇和碰撞会使国际制度的运行获得持久的动力。

总而言之,相比较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其它因素,文化在国际关系中起着一种特别的作用。特别是自从冷战结束以来,文化的作用被日益强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一再提高。所以,尽管文化只是一种难以测量的无形力量,它依然对当今国际关系的变化起着极大的作用。为了让崛起的中国尽快全方位与国际社会接轨、更加融洽地与各国相处,我们必须加快自身独特本土文化输出的步伐。

摘要：当今国际社会风云莫测,中国文化输出成了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纽带。本文从韩国成功输出本土文化的案例中吸取经验,希望能促进中国文化输出的成功。

关键词：韩流,中国,文化输出

参考文献

[1]、何新.”韩流”给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启示.《艺术教育》, 2011.06

中国劳务输出的榜样 篇7

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国资委、国务院新闻办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指导下, 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影像展首次增加了寻找“中国低碳榜样”活动。今年4月, 活动正式启动后, 通过组委会推选、顾问委员会推选、公众网上投票等环节, 最终产生“中国低碳榜样”。

据主办方介绍, “低碳榜样”征集对象面向在中国境内所有合法注册的不同所有制企业。企业要入围“低碳榜样”, 需要满足一系列“硬指标”, 如法规履行、低碳战略、清洁生产、绿色运营、技术创新、环保公益等方面, 都要有所作为。

有关专家表示, 在发展低碳的过程中, 中国企业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中央企业的态度和行动直接影响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转变。而“十二五”期间, 中央企业确定了实现万元产值工程能耗下降16%左右、二氧化碳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降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目标。这意味着下一个五年, 中央企业节能减排工作面临的任务更加繁重。

对此, 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杜渊泉认为, “中央企业要努力抢占低碳发展的制高点, 力争成为低碳经济的践行者、低碳技术的领跑者、低碳生活风尚的引领者。”

同时开幕的第二届“低碳发展·低碳生活”公益影像展为期两周, 将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展出约200幅低碳环保图片。该区域每日有约15万中外游客, 他们将通过影像展了解中国的低碳发展和低碳生活, 预计观看人数将超过200万。

中国劳务输出的榜样 篇8

一、榜样的力量

榜样教育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典型教育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典型教育法也叫示范教育, 它是通过典型的人或事进行示范, 教育人们提高思想认识的一种方法。它将抽象的说理变成通过活生生的典型人物或事件来进行教育, 从而激起人们思想情感的共鸣。 (1) 榜样在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特殊地位是由青少年所处的特殊阶段和其特点所决定的。

首先, 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从众性。青年在价值观的形成上存在普遍的从众倾向, 因此正面的社会导向有利于青少年价值观的塑造。而“感动中国”所评选的榜样人物对于青年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着积极的感染力。例如当选中央电视台“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的黄舸, 因为在轮椅上和父亲一起行走82个城市, 向三十多位曾帮助过他的好心人士当面致谢的执着事迹感动了所有人。黄舸为所有青少年树立一个正面的榜样——坚强、执着、感恩, 对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起到积极引导的作用。

其次, 青少年的心理开始呈现自主性。一方面其自主意识增强, 倾向于自主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同时, 青年依然有很强的依赖感, 渴望得到关注和引导。榜样教育法则恰好适应了青少年的这种心理特点。它既尊重青少年选择偶像的自由, 又有所引导, 使青年自主地选择有学习价值的偶像。例如获得“200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的成龙。有人会因成龙在电影上的成就视其为偶像, 但当他以“对国家的情感和对社会的爱心”感动中国时, 这位“传递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的人物则发挥了更具有意义的偶像价值。当青年可以从自己选择的偶像身上发现社会所倡导的可贵品质并学习偶像身上可贵的精神时, 榜样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

二、榜样的塑造

“感动中国”作为典型教育法的成功实例, 为我们榜样塑造提供了典型的范例。首先, 要注重材料来源的可靠性, 即榜样具有真实感。“感动中国”评选人物的事迹均来自于人民的真实生活, 获奖人物要历经公正评选过程, 因此拥有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如2010十大感动中国人物:11年资助37名贫困生的洗脚妹刘丽、大山深处孤身支教的徐本禹、大山中的邮递员王顺友……这些在人们生活中的平凡人物简单而又真实的故事轻而易举地就抓住了受众的心。对于青少年教育来说, 这样真实而有故事的榜样显然是最理想的教育素材。

其次, 榜样人物的刻画要有血有肉, 即榜样要具有立体感。对于榜样的人物素材, 不仅仅要介绍榜样人物的感动之处, 要对人物有全方位的介绍, 体现人物的亲切感、立体感而非片面的“高、大、全”形象。与此同时, 立体感还体现在不仅要树立统一的大家都要学习的榜样, 还要针对一部分人组成的群体设立有特殊学习意义的榜样。

再次就是树立的榜样要顺应时代潮流, 反应时代特点, 反应现代人的生活与思想, 即榜样具有时代感。用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典型有助于人们产生共鸣从而更好地接受榜样、学习榜样。2008年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将特别奖授予全体“中国人”, 这不能不说是榜样树立的一个创新。一方面, 这个典型树立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 因为在多灾多难的一年中是全体中国人在制造着无数的感动与奇迹, 应情应景中国人应得此项殊荣。另一方面, 它也告诉我们, 一定条件下被教育者自己也可以成为自己的榜样, 对被教育者的正确行为给予鼓励和表彰, 把被教育者设立为某方面的榜样也可以看作是榜样教育法的一种特殊应用。

三、榜样的呼唤

如今我们并不缺少英雄, 缺少的是发现英雄的眼睛。因此利用多种途径寻找合适的青少年学习榜样、英雄。人民的英雄自然应当出自人民, 由人民自主推选、自觉学习。作为深受网络、电视传媒影响的青年一代, 从中寻找合适的榜样理所当然, 而以何种形式为青少年提供怎样的榜样则是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的课题。“感动中国”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但绝不是终点。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努力来呼唤榜样、发现英雄、推广英雄, 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学习榜样、崇尚英雄的时代。

摘要：“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圆满落幕, 再次向人们展现了平凡人物所带来的巨大感动力量。事实上, “感动中国”作为一档对社会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品牌节目,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有重要借鉴意义, 有利于榜样教育法内容的丰富和方法的完善。特别是对于有强烈“偶像崇拜”心理的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更有着积极的启发。

关键词：“感动中国”人物评选,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榜样教育法

参考文献

中国劳务输出的榜样 篇9

全光网助智慧应用落地代表省市:四川、无锡

智慧城市建设对运营商网络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 需要运营商进一步做好网络建设与服务。在网络建设方面, 四川已经率先建成全光网省, 成为光网建设的全国领跑者。四川21个市 (州) 全部建成“全光网市 (州) ”, 四川成为全国首个“全光网省”, 光网用户平均上网带宽达到37.9M, 居全国第一。光纤网络以及基于光纤网络的智慧城市应用才得以逐步走进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让城市生活更加“智能”。

江苏无锡也于2015年下半年圆满完成全光网建设, 符合光网覆盖率100%、新增宽带光接入率100%, 宽带用户平均带宽超30M, 实现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光接入需求都能得到及时响应的标准。基于全光网络城市建成, 无锡立足良好的信息产业基础, 积极创建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 全力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并成为全国首批“国家智慧城市建设试点示范城市”。

网上办事高效率得民心代表省市:广东、武汉

目前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 正逐步通过管理手段和理念转变, 应用深化、技术进步和数据开发利用, 以增强和凸显城市的管理和服务的实际效能, 实现更好地为民服务。信息惠民、便民服务成为近两年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和突破点。

其中, 广东省通过建设网上办事大厅, 全面梳理各政府部门的职责边界, 简化办事流程, 承诺办事期限。为了更有效突出网上办事的便民实效, 网上办事建立三级深度标准, 从基本的办事指南、表格下载, 到统一受理并统一反馈办理结果, 再到全流程网上办理, 层层递进, 对不同网上办事深度提出明确目标, 极大地增强了“以信息流代替人流”的政务办理服务效能。

另外, 武汉市建立的“市民之家”集中了66个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职能部门、318个服务窗口, 通过推动条块部门间的数据共享和系统互通, 实现了426项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的一站式办理, 一个审批数据的处理通过全流程由过去的2天缩短到37分钟。

电子政务受青睐代表省市:福建、深圳

智慧城市发展中重要的一环, 就是政府信息化管理机制体制的创新优化, 以及电子政务发展的完善。比如, 深圳市把电子政务绩效评估纳入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每年根据政府工作重点滚动更新电子政务考核内容, 确保政务信息化持续健康发展。目前, “政府信息公开”、“网上办事率”和“信息安全”等电子政务指标均已纳入深圳市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另外, 福建省也不断推进省直部门信息中心机构和业务整合, 探索信息技术服务人员派出制度, 并强制规定如新建项目缺乏资源共享、协同服务的部分则不予立项等新规制。并于2014年推出《关于推广应用电子证照创新政务工作模式的实施意见》, 确立电子证照、电子文件作为法定办事依据, 普遍推行电子证照和全流程电子化登记管理。目前, 福建省43个厅局共梳理证照目录479类, 配置证照模版444种, 25个厅局200多种证照实现电子化, 生成电子证照24万多本, 能够在线提取、自动核验、重复利用、方便共享、安全可靠、网上流转的电子化证照, 推动了网上审批、无纸通关、网上年检等新型政务模式, 提高了办事效率。

政府“抛砖”社会“投玉”代表省市:上海、银川、武汉

在智慧化项目的建设与运营方面, 政府购买服务等多元化发展模式在很多智慧城市开始实施。比如, 上海浦东新区在2010~2013年智慧城市建设的项目资金约300亿元, 其中, 政府投入为10亿元, 社会化投入为290亿元。

武汉市智慧城市建设以极小的引导资金撬动了大量社会资金的投入, 近70%的武汉智慧城市项目都是民生项目, 该领域市场活跃度较高, 在总体投资13亿元中, 政府投资仅为55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