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投资去（共3篇）
上山下乡投资去 篇1
摘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 是我国持续发展外向型经济, 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手段和必要途径。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将面临各种风险, 其中政治风险的威胁最大, 目前我国面对的政治风险呈现出传统战争风险向和平环境的政治暴力风险转变, 隐性征收风险日益突出, 部分国家汇兑风险依旧很高等特点。应采取保障海外投资安全,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和政府服务体系, 加快建立风险预警和检测体系, 企业转变理念, 加强风险管理等对策措施。
关键词：“走出去”,对外投资,风险防范
一、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必要性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及我国加入 WTO 的背景下, 十年间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发展, 由2001年进出口总额5000亿美元增长至2011年的3.6万亿美元, 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第二大进口国。但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 我国传统的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 在国际市场的弱势开始凸显, 同时来自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设置的层层障碍也阻碍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为持续发展外向型经济, 减少不利因素, 实施“走出去”战略已势在必行。国家鼓励企业到贸易保护主义较严重的国家进行投资建厂, 以规避直接贸易中的壁垒。选择净出口额大、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高和受贸易壁垒影响较大的产业及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走出去”, 充分利用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 拓展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空间, 同时也可以鼓励和促进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成长壮大, 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经济结构。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 进行跨国经营已成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手段和必要途径。
入世十年来, 我国从吸引和利用外资的大国转变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 更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最高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 201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为1.32万亿美元, 年末存量20.4万亿美元。据统计, 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和存量的5.2%和1.6%, 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流量在全球国家 (地区) 中位居第五, 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据预测, 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测算, 投资流量在2013年将达到1000亿美元, 存量有望达到5000亿美元, 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1∶2的比重有望在2015年前后升至1∶1。而随着我国企业逐步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目前, 我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比例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18∶1发展优化至2010年的不到2∶1, “中国资本”正跃居全球投资领域前列。
二、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政治风险
我国“走出去”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有政治风险、收汇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和项目风险等, 其中政治风险是威胁最大、最不可预测的风险, 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风险主要体现为政局不稳、政权更迭, 宗教、民族冲突此起彼伏, 甚至爆发内战或长期处于动荡和分裂状态。发达国家一般政局稳定, 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虽然给我国企业提供了一些投资机会, 但也加大了发达国家对外国投资的限制, 环境保护方面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跨国经营中的政治风险传统上划分为征收、战争、汇兑限制和违约风险。以征收风险为例, 约七成的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集中在石油等资源性行业和制造业, 而同属于这两个行业的企业占二战后全球所有被征收的外国企业的60%左右。同时, 我国目前已投资较多或将要投资较多的国家和地区中, 智利、秘鲁和坦桑尼亚分别征收过外国企业财产 26～35次, 印尼、赞比亚和苏丹分别征收过15～25次, 阿根廷、缅甸、埃及、墨西哥、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分别征收过5～10次。 近年来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面临的上述政治风险呈现以下特点:
1.由传统战争风险转向和平环境中的政治暴力风险。其中包括贸易保护主义驱动的政治暴力风险以及由劳工权益问题引发的政治暴力风险等。例如西班牙埃尔切事件就是东道国厂商出于商业竞争目的对我国企业采取的暴力行为, 又如我国一家设在秘鲁的公司建立不久便陷入劳资纠纷, 罢工活动使该公司损失几百万美元。
2.直接征收风险减少, 隐性征收风险日益突出。在我国对外投资的某些国家, 一些部门以检查偷漏税、走私、卫生和安全等名义, 频繁搜查中国企业, 动辄处以高额罚款, 征收额外税赋, 干扰我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甚至以上述借口没收企业的财物。
3.汇兑限制风险总体大幅降低, 部分国家风险仍然较高。在非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 如果其资本账户和国内资本市场开放较快、较彻底或外债负担较重, 其爆发货币、金融危机的几率就较高, 外汇汇出风险亦较大。
4.违约风险集中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在主要政党轮流执政、缺乏政策连贯性的国家, 新政府上台后往往对上届政府执政期间签署的合同多方刁难, 甚至单方面中止上届政府签署生效并已实施的合同或协议, 给在这些国家投资的中国项目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
三、企业“走出去”的风险防范
保障海外投资安全, 降低海外投资风险对“走出去”企业至关重要。尤其是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总体水平依然较低, 还面临着社会法律体系和政府服务体系不健全, 企业海外投资技术水平和企业抵御风险能力较低等各类问题。目前, 应加快建立健全企业“走出去”风险控制体系, 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境外安全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理的工作机制, 加强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检测, 建立安全风险评估制度, 加强对“走出去”重点国家和地区的信息搜集、评价和分析, 适时发布风险预警和提示。以此次北非国家的危机为例, 危机发生前有一段漫长的量变过程, 通过检索信息可以发现, 这些出现政治动荡的国家, 无一不是强势领导人长期执政的政权。本·阿里在突尼斯执政已达23年之久, 被称为突尼斯“强人”;穆巴拉克担任埃及总统长达30年, 是埃及近150年来在任时间最长的领导人, 被称为“法老”;也门总统萨利赫执政33年, 而他的总统任期要到2013年;卡扎菲更是一个执政期长达41年的统治者。在国家政治风险分析中, 如果同时具备长期执政、强势、独裁、腐败严重和失业率高企等因素, 这个国家政治风险处于警戒水平。如果企业要向这些国家投资, 对于该国政治风险的评估权重也更高。在进行更加全面、细致的信息监控和专业调查基础上进行系统分析后,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向企业提供战略风险研究和预警服务。
政府部门要加大对境外安全保障的管理, 落实境外安全责任制, 加强对外派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商务部门还应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和行业自律水平, 建立健全企业的相关制度, 有序实行和采取对外投资合作的长效机制和政策措施, 指导企业依法竞争, 防止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不良竞争, 引导、督促企业树立互利共赢的理念。同时企业应遵纪守法, 尊重当地宗教和社会习俗,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构建与当地的和谐关系,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重视风险预测与控制, 善用独立专业机构, 通过持续地跟踪信息, 通过宏观研究和专业的风险分析, 提前预知某些风险, 从而调整策略。企业在签约之前应做好风险分析, 在实施项目前, 要制订好人员与设备的保护措施和应急预案, 进一步提升企业对项目的管理能力, 克服单纯追求高收益漠视高风险的倾向, 采取平稳发展的长远策略,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加快“走出去”步伐。
参考文献
[1]黄婧.海外投资风险考验中企国际工程承包竞争力[EB/OL].大商圈网, http://www.cubn.com.cn/News3/news_detail.asp?id=9828.
[2]贺军.国企如何强化“走出去”战略的风险控制[J].银行家, 2011 (4) .
[3]张茉楠.海外投资缺风险管理, 更缺全局战略[N].上海证券报, 2012-04-13.
上山下乡投资去 篇2
“三下乡”活动学校已经坚持了几十年。我们小分队今年的任务，是让生活在困难地区的同胞们有更好的医疗卫生条件，来改善大山中缺医少药的现状。
一路辗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林州市石板岩乡卫生院。时值正午，邢老师与卫生院商讨敲定了为期10天的义诊安排。下午的工作主要分为两组，一组驱车去周边村落进行义诊宣传，另一组留在乡里分发义诊宣传资料。准备出发时居然下起了大雨，出于安全考虑，准备进村宣传的同学没能出发，而外出分发宣传资料的同学也冒着大雨跑回了卫生院。怀着些许不甘，我们等待大雨的结束。
7月10日 我是按摩师 记录人：张书铭
今天义诊时，一位患者主动要求接受我的推拿按摩治疗。当时我的心情很兴奋，但更多的是忐忑，因为除了自己家人和同学，我还没有为患者进行过正规的推拿按摩治疗。
“这位同学可是考取过我们保健按摩师的。”听到邢老师这句话，我多了几分自信，手下感觉也自然多了。完成了肩颈部肌肉的放松后，我又教了患者简单的颈椎操和肩背部肌肉训练和拉伸方法。
不知不觉，身边围了一大群人。原来，我们偶遇了首都医科大学的医疗下乡小分队，而我刚刚治疗的那位患者，居然是他们的带队老师。能在首都医科大的同学面前展示自己并获得认可，我真的非常自豪，这也更加激励我要努力学习，用更多的知识武装自己。
7月11日 世间良药是陪伴 记录人：林颖
由于前几天的宣传工作做得十分到位，前来找专家看病的人很多，队员们也都穿上白大褂为病人量血压、看舌象，做一些初步的诊断。
上山下乡投资去 篇3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04-2014年的季度数据,采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wind金融数据库。
(一)工业投资效率(ICOR)
本文利用 “边际资本-产出比率”( 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n,ICOR)来衡量投资效率。 根据定义, 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是资本存量变动的边际产量(dy/dk)。 因为资本存量的变动dk通常等于投资流量(I),故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可以用工业增加值y的增量与投资的比率(dy/I)表示。 而“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COR)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倒数,即ICOR=I/dy。 ICOR值越大,说明单位投资带来的工业增加值越小,即工业投资效率越低;反之,ICOR值越小,则说明投资效率越高。 这里投资流量I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替代。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投资规模高速扩张,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日益严重,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现象明显,ICOR上升,工业投资效率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需求持续疲软, 使得我国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工业企业库存高企,大量产出无法消化,工业投资效率进一步恶化。
(二)产能利用率(KSZS)
当前我国并没有官方发布的产能利用率数据,因此本文采用5,000户工业企业景气扩散指数:设备能力利用水平这一指标来近似衡量工业的产能利用状况。 如果该指标数值较大,说明工业产能利用率水平较高,反之则说明产能利用水平较低。
(三)投资结构(STRUC)
本文采用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替代投资结构,该比值增加,代表投资结构朝着提高第二产业占总投资比重的方向调整。
(四)国企比重(GYQY)
相对于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存在着更加明显的过度投资现象,造成投资效率低下［4］,因此本文把国企比重作为影响工业投资效率的一个因素, 利用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个数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的比重来衡量。
(五)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INV)
根据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理论, 当其他要素投入量不变时,连续等量增加资本,边际产量会先上升后下降,在工业投资中表现为投资效率变动。 本文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来衡量投资情况, 用以2003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并进行季节调整。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相关检验
1.平稳性检验
VAR模型建立的基础是变量序列平稳, 否则将会出现“伪回归”问题,本文运用ADF方法对投资效率ICOR、产能利用率KSZS、投资结构STRUC、国企比重GYQY和工业投资额INV五个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五个变量序列的水平值都是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因此五个变量均为1阶单整序列。
2.协整关系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检验ICOR、KSZS、STRUC、GYQY和INV五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检验结果如表1。
表1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协整向量,即五个变量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二)VAR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根据AIC和SC准则,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由于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模型, 其变量系数的意义难于解释,因此本文并未对系数意义进行分析。
1.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考察了产能利用率、投资结构、国企比重和工业投资量在16期内对工业投资效率的动态影响过程。 图1显示产能利用率KSZS的正向冲击导致ICOR出现下降, 即去产能所带来的产能利用率提高能够提高整个工业行业的投资效率, 其传导机制可以从如下两个路径进行解释。
一是对于产能过剩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时,企业投资形成的资产得不到充分利用, 会产生大量设备闲置, 单位投资带来的产出较低, 造成投资效率低下。 如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 投资惯性的存在,使得危机前高速增长的投资并没有戛然而止,同时国内外市场需求大幅萎缩, 使得产能过剩问题凸显,投资效率快速下降。 去产能使得产品库存高企、市场低迷的状况得以改善,产能利用水平提高,产品利润率回升,市场恢复景气,投资带来的产出也会增加,投资效率大幅提高。 二是对于非产能过剩的工业行业而言,产能过剩行业的去产能,对这些行业具有正外部性。 首先,去产能在长期会提高本企业的投资效率,带来行业经济效益上升和就业增加,使得国民收入水平提高,从而刺激消费和投资,带动其他工业行业需求;其次,去产能长期能够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减少银行的呆坏账, 促进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为其他工业行业投资提供了充足资金;再次,产能过剩行业去产能带来的行业景气好转会带动上下游行业发展。 这些正的外部性会使得整个工业行业的投资环境好转,促进非产能过剩行业的健康发展,从而提高其行业投资效率。
图2显示,投资效率ICOR对投资结构STRUC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时滞后,从第2期开始呈现正响应,在第5期达到最大值,即投资结构朝第二产业的调整,经过一个短期的时滞,最终会降低工业投资的效率。 这是因为投资从资金到形成生产能力,再到投入生产,要经历一段时间,因此投资结构的变化对工业投资效率要经历短暂的时滞,而且第二产业投资比重偏大,会挤出第一、三产业投资,长期促使经济结构更加扭曲,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降低,在加重产能过剩的同时,降低整个经济系统的投资效率,最终降低工业投资效率。
图3显示,国有企业比重GYQY也对ICOR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 即国有企业比重的提高会抑制工业投资效率。 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是我国长期过度投资下的典型事实,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政策性负担,如解决就业、配合国家发展战略等, 因而投资于一些不具备优势的行业, 国有企业的公有产权属性决定了国企存在着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的损失［5］。 除国企本身存在低效率外, 政府对国企的补贴和信贷支持会因占用民企资源,挤出公共服务,而拖累民企效率,形成民企和国企的双重效率损失［6］。
图4显示,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INV的正向冲击,使得ICOR呈现正方向变动, 即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过多,将会抑制工业投资效率。 根据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理论,固定投资持续增加带来的产出增加,经历一个先增加后减少的过程,产能过剩行业的持续投资,会使其生产曲线进入到边际产出下降的部分, 进而表现为投资效率下降。
2.方差分解分析
为了确定KSZS、STRUC、INV、GYQY四个变量在工业投资效率变动中的作用大小, 本文对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见,除投资效率ICOR自身以外,产能利用率KSZS对投资效率变动的贡献率最大, 其次是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投资结构, 国企占比对投资效率的贡献相对较小。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VAR模型重点考察了产能利用率对工业投资效率的动态影响, 发现二者之间具有正向关系,即去产能带来的产能利用率提高,能够提高整个工业的投资效率, 产能利用率对投资效率波动的贡献程度最高。 据此,本文得到如下启示:(1)从长期来看,去产能能够遏制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加剧,引导要素向投资效率更高的行业流动,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因此,去产能政策绝不能因为一时的经济短期指标的回落而大幅放松。 (2)现有投资结构失衡导致部分工业行业产能过剩严重、 产业技术进步滞缓以及投资效率低下。 提高工业投资效率,必须调整投资结构,降低第二产业比重, 减少对低端制造业投资, 加大对第一、第三产业的投资。 (3)投资体制决定了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益。 要推进国企改革,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落实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建立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 提高工业投资效率。(4)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规范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对新建、改扩建项目进行严格审批,将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控制在合理范围。
摘要：基于2004-2014年的季度数据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着重探讨去产能所带来的产能利用率变动对我国工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产能利用率提高对工业投资效率具有正向作用,即去产能不仅促使产能过剩行业本身经营状况改善,而且还能够给非过剩行业带来正外部性,提高其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