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选择

财政选择（共11篇）

财政选择 篇1

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 或者说是对政府决策过程的经济分析。公共选择理论涉及立宪、立法、行政与司法等政治过程的各个方面, 主要研究集体决策或政治决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构, 重点是研究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 从中探索政治经济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公共物品大都是由政府来负责生产和组织供给的, 而且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公共财政通常是国家利益、民众利益的最直接代表, 具有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那么公共财政是个公共物品, 是同时供大众消费的。从公共选择的理论来看我国的公共财政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市场经济国家现行政治决策机制, 包括财政体制的形成机制和运行特点, 从而使我国的政府财政活动尽快地纳入公共选择过程, 这也是建立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必然要求[1]。

一、公共选择理论及财政渊源

㈠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形成的。英国北威尔士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邓肯·布莱克被尊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 他于1948年发表的《论集体决策原理》一文为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基础。公共选择理论的领袖人物当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因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的建树, 尤其是提出并论证了经济学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和宪法基础而获得198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该年度的颁奖公告中指出:布坎南的贡献在于他将人们从相互交易中各自获益的概念应用于政治决策领域, 他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 有助于解释政府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2]。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 一个是经济市场, 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 (需求者) 和厂商 (供给者) , 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 (需求者) 和政治家、官员 (供给者) 。在政治市场上, 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

㈡财政渊源

公共选择理论最初产生于公共财政理论, 财政理论是公共选择的理论之源。财政理论是关于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理论, 税收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或集体的活动, 而不是单个的个人行为。在政府的收支过程中, 消费者面对的是国家或政府, 而不像在经济市场上面对的是企业。这些特点把财政学与经济学其它分支区别开来, 后者大都集中研究非政府的决策人 (如消费者、生产者) 的活动, 前者则把公共经济引入解释私人经济活动的分析体系。为此必须研究税收和支出选择的政治决策机制, 而政治决策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西方早期的公共选择思想大都来源于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19世纪末, 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运用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决定公共活动的结构, 这种分析内容构成公共财政理论的一部分。例如, 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 (Knut Wi cksel l) 认为, 传统的公共财政理论割裂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联系, 在他的政治的一致性原则中, 他认为:“如果一项公共支出要是被批准的话。一般地, 它必定含有这样的假定, 即这种支出准备用于一种对全社会有益的活动, 并且所有社会成员都无一例外地这样认为。”布坎南曾经在一篇题为《公共选择与财政理论》的论文中追述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过程时说:“毫不奇怪,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都是一些受过欧洲财政理论传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当然, 当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一个学派在20世纪逐渐形成后, 它已经脱离单纯的财政领域, 广泛的运用于解决财政以外的诸多问题。布坎南说:“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拜读了维克塞尔的书, 接着开始对意大利学者的著作进行了研究。这使得我的注意力从正统的财政学问题逐渐转移到了分析政治决策机构, 研究宪法规则上。”

二、公共财政的公共选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源配置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政府财政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 配置社会公共财政资源, 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必须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社会福利是整个社会个人效用的总和, 社会每个人对私人产品的效用可以通过市场揭示出来, 但是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在消费的过程中, 人们往往隐瞒自己的偏好, 试图“搭便车”, 从而难以通过市场揭示出来。要提高公共产品的资源配置效率, 必须揭示社会每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欲望和偏好, 但是个人的偏好往往会因为个人的利益环境条件, 表达出来的不是个人真实的偏好和欲望。我们可以用布坎南教授介绍自己的贡献时说的例子来做一个说明。一幢公寓大楼里, 住着许多住户。大楼的外墙需要粉刷, 一群户主得决定到底给外墙漆上什么颜色。合理的办法是投票选择:哪种颜色得票最多, 大楼外墙就漆什么颜色。这时候, 许多人凭直觉认为, 通过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 得出来的结果, 一定体现了大部分人的意愿。布坎南的不同就在于他说“不”。理由是:假如有个住户最喜欢的是“粉红色”, 但他也知道喜欢“粉红色”的人少, “粉红色”一定不能胜出。最有可能被选中的是“黄色”和“蓝色”, 而这个住户极其憎恶“蓝色”。于是, 他并不按照自己的偏好来投“粉红色”, 而是出于对投票结果的预期投了“黄色”。布坎南故事的含义是, 当人们参与公共选择的时候, 他们不是选择自己“最喜欢”什么, 而是选择自己“最不喜欢”什么。因此, 当看到公共选择的结果时, 比如说庞大的赤字, 高昂的关税等, 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说这些政策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意愿, 而只能说这是“公共选择”的次优结果[3]。

经济学分支的财政学与政治学结合在一起的财政问题是财政的公共选择问题。财政的公共选择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单纯的经济角度考虑, 传统的经济学已经解决了公共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理论问题, 然而, 公共财政如何实现公共产品的提供, 以怎样的方式和程序提供, 提供怎样的数量和结构?同时, 政府官员也是“理性人”, 在行政官僚和社会民众目标函数并不一致的情况下, 怎样保证公共财政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不输出政府自身的偏好?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都要借助公共选择的分析工具[4]。从另一个方面讲, 公共选择所做出的决策内容大都与公共产品的提供有关。从现实的角度讲, 公共产品的财政供给问题由社会公众通过公共选择来民主决策, 其效率要高于少数政府官员的单边决策。因此, 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不仅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 更是公共选择的财政。二是从财政管理的角度分析, 财政部门本身也属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 因此政府失灵的情况同样也存在于各级财政管理活动中。在相关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 财政管理主体可以通过这种垄断的权力取得内部利益集团的相关利益, 这种利益即可以表现为财政管理机关的部门利益, 也可以表现为财政管理机关的内部利益 (如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利益博弈) 。社会民众与政府财政的关系类似于一个股份公司, 民众是广大股东, 议会是董事会, 政府财政是经理。股东对经理实行激励与约束机制, 促使经理与股东的目标函数一致。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委托的链条太长, 以及激励约束不够等原因, 经理在经营过程中也会违背民众的意愿, 实现自身的利益。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除了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之外,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引入公共选择机制, 建立民主的、有良好监督的公共财政, 即实现财政管理的公共化。

三、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公共财政建设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市场这种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方式而言, 中国与西方国家是一样的, 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财政体制和模式也有共同的地方。因此, 借鉴公共选择理论, 完善我国的财政管理和财政决策机制, 逐步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框架是理论和现实的客观要求。从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看, 在财政体制改革中引入公共选择理论的某些作用机制将对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的公共财政体制起关键作用。

㈠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 完善监督机制, 加强党对政府官员权力的监督

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着眼点的公共财政, 带有明显的“公共性”特征, 其一举一动都要牵涉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同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 在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过程中, 人民群众对财政收支活动的监督意识将逐渐增强。要通过公共选择机制使财政收支运作纳入法制化, 财政收支决策科学化, 财政资金使用透明化, 最终使财政活动效率化。目前, 尽管宪法赋予了人民代表大会在财政活动上的根本权限, 但除了相关税法和财政立法工作之外, 日常的、例行性的对财政决策的监督活动相对缺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社会公众对财政资金的有效监督存在一个基本前提, 那就是所有政府资金纳入预算管理。而我国目前有相当部分的财政性资金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 这使得公众对财政活动的监督大打折扣。二是目前的预算法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对预算失误没有作任何追究与处罚的规定。从资金的审批、拨付到使用, 任何人不需承担法律责任, 这就造成了部门敢开口, 有权力的敢批, 拿到钱的敢用[4]。三是预算的透明度不高, 预算报告不够细化。改革公共财政支出体制, 进一步界定财政资金供给范围, 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 使财政资金的支出更透明、公开。

㈡转变政府职能, 缩小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范围, 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财政管理机关内部的约束机制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措施如颁发许可证、授权书、特许经营证等, 可能同时也为寻租创造了条件。政府虽获取了一定的租金, 但是却造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5]。政府应转变职能, 改革政府的经济管理方式, 从一些不必要的经济活动中退出来, 把更多的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 即市场来调节。我国政府机关, 包括财政管理机关在从事公共经济活动时, 存在着大量的不规范和无约束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整治、约束、规范财政管理机关自身的行为入手, 有些也必须牵涉到政治程序和具体财政制度的改革, 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对财政管理部门行政人员政绩考核标准的改革和完善。在承认其人员存在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应当通过建立相应的财政问题集体决策的制度、专家咨询的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来规范、约束、监督其行政行为, 从而使财政管理活动合理、合法、程序完备。因此, 形成对政治权力运作的根本约束限制机制及其相关的政治制度与程序, 是确保财政运作符合市场根本要求的关键所在。

四、结束语

财政是政府经济活动, 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 也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公共选择理论观点已成为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大量应用于公共财政活动分析, 以提高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的公共财政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招顺, 汪翔.公共选择理论与赤字问题[J].世界经济研究, 1993, ⑴.

[2]郭小聪.政府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3]薛兆丰.公共选择与财政赤字[J].互联网周刊, 2004, (23) .

[4]陈旭东.公共选择理论与中国公共财政[J].理论学刊, 2005, ⑺.

[5]段平方.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公共财政建设[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 ⑹.

财政选择 篇2

作家余秋雨说过，选择你爱的事业，爱你选择的事业，并用百倍的信心、勇气和努力去浇灌他，无论将来成功与否，你都能说：“我终身无悔”!

几年前，我怀着兴奋和渴望的心情来到了罚没中心。刚到中心时，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同事，陌生的工作流程，接憧而来的一项项专项检查，一件又一件琐碎而繁杂的收缴物资工作，使我有种想象与现实落差的忧郁和彷徨。常常会对工作的不适应而感到烦躁不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是中心的文化氛围，是领导的科学管理，是身边老同志的敬业精神、是罚没中心的团队精神，所有的这些，使我都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心的一员，是无比的骄傲与自豪!

也许，在有些人眼里认为，收缴罚没物资工作是个弹性比较大的工作，又没有具体的硬性任务，想象应该比较轻松舒适。没来中心以前，我也这么认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自我加压而繁重地工作使我们每天都在匆忙中度过。记得有人曾开玩笑说“你们不就是收破烂的吗?”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多少也道出了收缴罚没、报废物资工作的艰辛。苦!不用管，累，不必说，不理解、忍受着，但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从没动摇过!的确，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一个个不起眼的小事，小到几毛钱的变价款一点一滴地汇集，它和财政数百亿的收入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是，我深深得懂得，我们所作的每一项工作也是财政大业的一部分。我相信，再高的大厦也离不开一小块一小块的砖瓦。想想前辈们爬冰卧雪，赴汤蹈火，甘洒热血写春秋的艰辛和豪迈，我还有什么怨言和遗憾!还有什么理由不竭尽全力工作呢?

无论酷暑寒冬，无论狂风暴雨，为了罚没报废物资应收尽收，为了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我们把酷暑视为冬日的棉袄，寒冬视为夏日的空调，狂风视为奏乐，雪花视为伴舞，从不因天气的影响和价值的微小而放弃收缴物资。每年近千万元的变价款不就是我们平日点滴而结出的硕果吗?

使我最受感动的是我们的一些老同志，他们成年累月地默默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始终把单位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时刻牢记“依法理财，为民理财”的财政宗旨。由于工作特殊的原因，常常需要加班加点，还要充当搬运工，但我们毫无怨言。为了做到罚没报废物资的应收尽收，哪怕是一件价值及其微小的物资，也要把它收回来，一件件清点，一笔笔入账，一个个擦洗，一项项维修……凛冽的寒风曾冻伤过我们的双手，夏日的骄阳曾灼伤过我们的脸庞，雪地里曾印下了我们的足迹，雨水里曾搅拌着我们的汗水。当常常看着同事们那被汗水打湿的脸庞，看着那因搬运物资而划破的衣裳，我怎能不心潮澎湃，身在这样的一个集体中，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感到骄傲和自豪!

记得在去年的夏天，我奶奶因病住院，我心急如火，当时正赶上单位紧张的进行专项检查和收缴罚没报废物资工作，那时中心人手紧，大家忙得昏天黑地的，望着同事们来去匆匆的身影，望着桌上堆积的急于报送的报表，我多次话到嘴边还是硬咽了回去。说句心理话，我是多么渴望能陪在奶奶的身边呀，哪怕只给他递上一杯水，喂上一口饭，尽一尽应有的孝心……，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不能!怀着对奶奶愧疚的心情，我又默默地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作为一名预备党员，虽然我并未建立起惊人的业绩，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党旗下的誓言，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肩负的责任!作为一名财政人，我要无怨无悔的紧跟财政改革的步伐，为塑造财政新形象贡献一份力量，为财政事业增光添彩!

试论化解高校债务的财政对策选择 篇3

高校债务的产生和存在改变了高校作为公益事业不能赤字运转的理论原则，高校通过贷款弥补经费不足的运行方式和机制影响深远，分析高校贷款的理论依据委提出化解债务的财政政策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一）软预算约束理论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科尔奈就政府对国有单位不断的救助行为提出了软预算约束概念，其是指经济主体运行的财务后果由政府或者其他机构承担，这会引起经济主体事前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存在事后补贴，会削弱组织的退出机制，影响组织的决策行为。软预算约束同样存在与高校和政府之间，由于软预算约束的存在，高校更关注的不是贷款资金的运用效率，而是追求如何获得政府的额外援助。此时政府必然对高校实施援助，否则债务危机完全由高校负担，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风险。

（二）受益公平理论 从公平和受益理论角度，高校负债存有合理性，用贷款的形式为学校筹集资金，进行学校基础设施建设，避免学校建设期间的税收及学生学杂费急剧增加，而且随着学校的使用，特别是国家财政对学校还贷的间接支持，后期的受教育者分担教育成本，建设费用被建设项目存续期间的受益人均衡负担，并使所有的受益人为其获得的利益付出相应成本。因此学校以贷款方式进行长期效用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可行的，但前提是学校必须将贷款用作长期项目投资，由后来的受益者承但部分债务才是公平的。

（三）成本分担理论1986年美国著名财政专家布鲁斯·约翰斯通提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所谓教育成本分担是指由国家、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家庭及个人分担教育费用。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同样会发生资源消耗，需要进行成本补偿和教育投资。高等教育的外部正效应决定国家是高等教育事业的最终受益者，因此政府不论是在经费上还是政策上都是高等教育分担最主要的力量。但我国高等教育分担主体模糊和实际分担比例不科学，政府面对高校大规模资金需要，很难大规模投入，因此高校贷款成为非常规性经费渠道便应运而生。

二、高校债务现状调查分析

自2000年以来辽宁省属高校逐步实现跨越式发展，截止2007年辽宁省普通高校78所，位居全国第10位，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由2002年的25.7%提高到35.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3.3个百分点。

（一）高校债务现状调查表 辽宁省是高等教育大省，而众多的省属院校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通过扩招来完成辽宁省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使命，办学规模逐步扩大，各省属高校虽然完成了规模扩张，但基础设施、教学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随之出现。通过完全异地重建或扩建及原地或部分异地扩建进行校园基本建设，改善办学条件，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如表1所示），据统计：省属高校新建扩建后校园面积增加15715003平米，校舍面积增加5920546平米，固定资产总值1275630.18元，在校生人数增加182921人，但省属高校在新建扩建过程中的基本建设投资额来源于国家预算内部分很少，寻求贷款方式解决建设资金是省属高校管理者的无奈之举。

（二）高校债务现状调查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辽宁省属高校扩招后的搬迁扩建过程基建投资额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和土地置换投入。从基建投资结构来看，政府给予的财政拨款仅为 71280.4万元；占全部基建投资额的4.26%。银行贷款为832676万元， 占全部投资额的49.58%，土地置换投入占全部投资额29.16%。大量的基建贷款导致2007年末省属高校的负债高达1066839万元。其中基建贷款就高达826639万元，占省属高校负债的77.48%；欠付工程款133309万元，占省属高校负债的12.49%。由于地方政府省属高校规模扩张投入不足，使得省属高校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基本建设投资责任。省属高校按照资产置换和市场运作、银行融资等多渠道，自筹资金新建或扩建学校。有8所高校通过资产置换赢得建设资金487102万元，同时省属高校不得不走上“银校合作”的道路，部分转高校因此承担了自建校以来从未有过的债务规模。在16所搬迁扩建的转制高校中有5所高校的负债是5～9亿元；12所是3～5亿元；13所3亿元以下个别高校贷款规模之大已经导致利息费用挤占教育事业支出，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况且近三年是高校还本付息的高峰时期，个别高校的现金流量一旦断流，势必会影响学校正常教学业务运转，加大高校财务风险。

三、化解高校债务的财政对策选择

辽宁省省属转制高校债务形成的原因，是前几年高校响应国家号召进行扩招、改建、扩建或通过土地置换、银行融资、建设新校区导致的结果，但作为投资主体，政府投入并没有跟进，随之而来的债务风险和债务负面影响也日益显现出来，影响了这些学校的内涵建设，至2007年底省属高校贷款余额100亿元。高校的负债问题应由政府层面来解决，而且应该尽快解决。目前，辽宁省政府已制定一系列措施帮制助高校化解债务危机。

（一）增加安排财政贴息专项经费 2007年经省政府积极努力争取，国家开发银行总行批准将35所省属高校的63.8亿元贷款置换为国家开发银行的15年长期贷款，前3年为宽限期。目前应积极推进国家开行第二期贷款尽早落实到位，最为理想的是将高校短期其它银行贷款全部转为开发银行长期贷款，并将这部分贷款进行部分或全部贴息。由地方政府拨付一定的贴息资金专门对省属高校贷款给予贴息补助，或者由地方财政对部分省属高校的贷款本金科学计量政府和高校承担比例，实施部分“埋单”。同时对省属高校贷款利率高于一定利率的部分，由财政贴息。这种贴息有利于政府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继续推动高校均衡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各方在合理利益范围内参与高校事业发展。

（二）建立财务风险预警机制和预警通报 财务预警机制是组织选择重点检测财务指标，确定财务危机的警戒标准，检测和发现财务危机，及时警戒有关负责人员。应为高校建立负债风险防范指标体系以控制贷款比例，为高校设定可贷款的上限额度，设置预警指标，超过指标之后需要审批，合理控制贷款规模，帮助高校化解贷款风险，保证高校财务稳定性、充裕性和效率性。

（三）设立可持续发展高校偿债准备金 通过设立偿债准备金可以促使学校有计划地集中、储备偿债资金，避免债务到期集中偿还影响学校正常运转的问题，减轻财务负担，规避财务风险。学校应当对偿债准备金进行专项管理，以增强偿债能力，确保财务稳健运行，实现高校的可持续发展。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国家紧缩的货币政策，我省高校随时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另外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高等教育发展、将外汇储备对高校注资、建立健全高校的募捐机制等也可作为化解债务危机的新途径。

（四）发挥中央、地方政府财政主渠道解决高校债务负担省属高校为区域经济的发展输送高层次人才和高新技术，，担负着高校强省、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重任。虽然辽宁省政府对省属高校的预算内事业经费拨款逐年增加（2004年21.7亿元，2005年28.59亿元，2006年30.51亿元）但仍低于其他省市，据2008年教育经费统计公告和教育经费决算统计分析，2008年辽宁省地方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4923.15元，比2007年降低4.17%，比2008年全国地方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7577.71少2654.56元，比东部九省市平均水平（10166.02元）少5242.87元，建议未来5年我省生均经费标准力争达到东部九省平均水平，已从2008年起逐年增加拨款标准，最大限度为省属高校提供资金保障

参考文献：

［1］陆咸良：《试论化解高校债务的路径选择》，《经营管理》2008年第12期。

财政选择 篇4

关键词：德国,财政哺农,农业综合开发

一、德国财政哺农政策所支持的项目类型

德国国家政府财政扶持的有助于实现宏观目标和符合宏观调控导向的农业项目，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有利于扩大核心农户经营规模，增强农户竞争能力的项目

德国从建国之初就提出“改善农业结构”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执行至今的一项政策就是：通过“土地调整”，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大多数农户地块分散多年来，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促进农业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在1968年7月1日的联邦德国“农业计划”和1968年9月27日的“关于加强和协调改善结构方面的地区政策和建议”中都主张尽力支持那些生产规模大，用现代化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农户和合作社组织，即支持那些有竞争力的核心农户。

（二）有利于发展生态农业的项目

德国积极倡导和强调生态农业种植。采用生态农业的经营方式，其产量要比常规农业降低25%到30%。但德国倡导和强调生态效益，宁要中产的生态农业，也不要高产的有毒农业。1985年，联邦德国有生态农业试验点有300多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国家财政大力支持下，德国迅速变成世界上有生态农场数量最多、生态农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三）有利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技术创新的项目

德国财政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补助、技术革新补贴实现了将堤防、道路等农业基础设施费用由政府负担。1996年联邦财政用于海岸加固的支出为26亿马克, 占当年支农支出的21.5%。国家为科技成果的应用创造条件, 使提高生产和保护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如对为工业生产提供可再生、易处理的原材料的农业生产给予补贴, 对垃圾处理、土地保护、地下水保护等方面先进技术的应用给予补贴。

国家财政还提供生产资料补贴。如从1953年开始实施的柴油补贴, 国家支农支出预算中每年都安排一定数量的农用柴油补贴。

（四）其他项目

在德国财政哺农体系中，除了以上三大可支持项目以外还有一些其他项目，如促进相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项目。为了缩减发达地区与相对落后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维持社会稳定，国家通过政府财政来支持促进相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农业项目。德国在贫困地区建立工厂，联邦、州出20%的投资，同时帮助这些地区向欧盟申请资金援助，并对贷款实行低息政策。

二、德国的农业财政政策措施及模式

德国的农业财政政策主要包括结构政策，补贴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税收优惠政策。

（一）结构政策

结构政策是德国为改革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率而采取的一项措施。这项政策旨在通过土地整理，支持有生命力的农户扩大经营规模。国家动员小规模的土地经营者将土地交给大农户经营，土地调整费用的三分之二由国家负担。

德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系统的“农业结构政策”。一是大规模实施“土地整理”。组织农户开展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交换、买卖、出租等方式使地块相对集中和便于耕作，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推行迁移政策。把一些农户从人口稠密地区迁移到人口稀少地区建立“有生命力的农户”，同时扩大迁出地区的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三是实施综合性社会政策。为了鼓励部分农户自愿放弃土地，德国政府从1969年开始给出售和长期出租土地、放弃经营农业的农民发放专门的补助金。到1 9 9 0年，德国出租土地的比例已占总农地面积的一半以上。从1989年开始，德国还实行了农民提前退休制度，鼓励中老年农民提前退休，把农田集中到青年农民手中。四是直接扶持“有生命力的农户”。通过给予投资补贴和贴息贷款，引导“核心农户”发展大规模农场。

（二）补贴政策

德国对农业的主要补贴形式并不与产量挂钩，而是依据不同作物的面积补贴和对牲畜的头数补贴，以及休耕地(凡是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且地块宽在20米以上，或者虽然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下，但该地块持续被墙、灌木丛或河流隔开的土地，农民可以申请休耕，休耕时间从每年1月15日到8月31日)面积补贴，并越来越紧密地和环境、食品安全、动物福利等因素相联系，其绿箱政策(绿箱政策Green Box Policies，是用来描述在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下不需要作出减让承诺的国内支持政策的术语，是指政府通过服务计划，提供没有或仅有最微小的贸易扭曲作用的农业支持补贴。)的属性越来越强。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西德农业现代化高潮刚刚开始的时候，农民购买化肥时其价格的12%～14%由政府财政支付;从1956年到1963年，财政为此支付了18亿马克。从1956年起，农民购买使用农机燃料，政府补贴23%～50%, 直至70年代，政府每年还为此支付4亿马克，其数额高达当时农机用燃料支出的1/3。为了进一步加快土地集中和促使农业经营规模扩大，联邦德国从1969年开始给出售土地和长期出租土地，退出农业经营的农民发放专门的补助金。从1989年开始，在西部实施农民提前退休制度，以财政补贴鼓励中老年农民提前退休，将土地集中到年轻的“有生命力”的农户手中，到1994年，已有大约1.8万农民提前退休，涉及33.5万公顷土地。

（三）社会福利政策

从1972年开始，德国在农业财政拨款中增加了农业社会政策这一重点，通过承担农民生活、生产、养老等保险业务，对农民的生老病死提供社会保障。在1996年德国支农支出中，用于农民退休保险、医疗保险、事故保险等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为75.63亿马克，占支农总支出的62%以上。

（四）税收优惠政策

德国农业土地占整个土地面积的80%，但农业土地税收只占整个土地税收的4%。在一般情况下，在德国成立农业企业不需要进行专门审批，因此农业企业就不需要交纳企业税(合作社和有限公司除外)和营业税。但农民要缴纳所得税、土地税等。对土地所得税，政府也只对60%的应税额征收，其余予以免收。德国每年征收农业所得税10亿马克，仅占全部所得税的0.8%，但各级政府每年给予农业的优惠税收却达13.3亿马克，占给予整个经济界税收优惠的7%。

三、以德国模式为借鉴的我国农业综合开发财政政策选择

从上述对德国哺农财政政策的分析看，德国模式的核心包括3点：扩大核心农户经营规模，增强农户竞争能力;发展生态农业;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技术创新。以德国模式为借鉴的我国农业综合开发财政政策选择方案包括：

（一）加大政府对农业综合开发指导和扶持的力度

目前，我国农业不仅要承担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而且要为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稳定的物质基础。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没有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尤其是财政投入的支持，农业就难以保持健康发展。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将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二）积极探索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

德国的农场非常有生命力, 农业富有效益,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在政策上促进了经营规模的扩大。中国应在长期坚持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鼓励土地合理流转, 允许土地转包, 适度扩大经营规模。大力培育农村土地市场、完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建立健全农地流转机制。

（三）注重农业生态效益，为农业综合开发的打下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在欧洲, 农业的发展首先考察的是环境保护, 无论生产还是生活, 只要对环境有污染的的项目政府严格限制, 对违规者严厉处罚。政府采取补贴方式, 鼓励农民退耕还林, 土地论作等办法, 防止水土流失, 保护生态平衡，确保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在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对保护环境和生态, 一是要尽快建立完善法律法规, 依法行事。二是要加大投入, 保护水土、生态系统、空气等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自然条件。

（四）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农业科研、技术创新投入

我国财政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严重不足, 1998年特大洪灾以后, 中央和地方财政都建设增加了支持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 今后还要更大规模地开展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要做好河道的清淤工作, 它既有利于防洪抗旱, 又有利于环境保护。另外, 要从产中的基础设施向产后基础设施的建设延伸, 比如加工、保鲜、仓储等基础设施, 以及市场和流通一切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强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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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侯娜.农业财政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计划与市场探索, 2003.11

财政选择 篇5

(一)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发展农村经济，增加财政支农补贴的力度，促进农民增收。农民增收的根本动力在于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应在立足村情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农村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潜力，培育和扩大主导产业，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高效农业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应进一步完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等财政补贴形式，提高扶贫开发水平。

2.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首先，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的形式，加大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形成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体制。其次，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力度，全面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的生活费补助政策，改善教师工资待遇。最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农村公共卫生事业。通过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积极探索科学规范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运作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

(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

1.优先发展教育投入机制，努力实现全社会教育公平。保证财政对教育事业投入的资金增长机制，尽快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进一步落实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政策，支持解决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学问题。加强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支持职业教育发展，重点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事业。

2.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应对风险能力。一是建立可持续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探索新型资金筹集模式，进一步提高退休人员工资，防止养老保险基金空账运行的弊端。二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济和救助体系。三是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加大城乡医疗救助支持力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四是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和补助标准，积极开展补充保险和倡导商业保险。

3.运用财政政策，积极促进就业与再就业。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政策，一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吸纳就业，另一方面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工作，鼓励自主创业。重点做好就业困难人群、零就业家庭和受灾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帮扶工作，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给予政策扶持。

(三)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基本公务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1.明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科学确定有条件转移支付中对配套资金的要求，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应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中央政府承担全国性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支出，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具有跨地区“外溢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责任，分清主次责任，由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共同承担。属于中央事权的项目，由中央财政承担配套资金。对属于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的项目，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确定不同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额。对属于地方事权的项目，为了鼓励地方推进工作，中央财政因地制宜给以不同的奖励与补助。

2.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强化转移支付的均等化作用。首先，适当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尽量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转移支付形式整合到统一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并科学确定标准财政支出与收入。其次，规范和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清理整合，减少立项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使专项转移支付能够体现民主、公开、透明、时效性的特点。最后，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制度。税收返还制度不能体现均等化的目标，不能起到均衡地区财力的作用，所以可以将其整合到一般性转移支付中，促进中国转移支付结构优化。

3.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应向中西部地区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欠发达地区倾斜，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在对这些区域进行资金支持时，应着重关注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等项目的补助，提高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缩小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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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选择 篇6

关键词：消费需求 财政政策 建议

0 引言

我国目前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农村经济滞后、农村消费需求不足，造成这一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比较统一的观点认为财政性支农资金投入不足、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民负担过重、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民贷款难等是影响启动农村市场和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运用财政政策来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就成为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1 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是实施稳健财政政策新导向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约9亿，消费群体庞大，市场前景广阔。从需求潜力来看，农民消费欲望强烈，消费需求上升的空间很大。从购买潜力来看，2006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4%，比2005年加快1.2个百分点。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重点在于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的重点在于扩大消费需求，而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又在于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因此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是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新导向。

1.1 实施稳健财政政策重点在于扩大内需 从西方经济学角度言，一个国家的总需求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是国内需求。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国内市场广阔是我国最大的优势。面对国际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和世界经济的复杂变化，立足国内需求，可以使我国经济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增强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扩大内需是在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根本之策。

1.2 扩大内需的重点在于扩大消费需求：①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需求，显然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来自投资，但同时投资又消耗掉了大部分经济增长的成果，相比之下消费增长处于滞后状态。②我国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平均都在55%以上，是三大需求份额中最大的部分，对经济影响的惯性最大，是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我国经济增长最根本、最稳定的动力。有关权威人士言，我国目前处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发展阶段，国民储蓄率较大，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决定我国需要同时也有条件依靠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发展。

2 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在于扩大农村的消费需求

消费主要来自居民的消费，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从长期看，农村居民消费对人均GDP的弹性比较大。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居民人数众多，中国有13亿人口，农村有9亿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村现有消费水平低，增长潜力大，且其需求结构同目前存在的供给能力相适应，这一实际国情的重要政策含义在于扩大消费需求应以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为重点，没有农村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就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可是农村消费不足的原因有以下：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未来增收预期不确定，延缓了即期消费，是农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②“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近年来，农民增收缓慢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主要原因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农业结构不合理。农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的质量不高，名特优产品比例低；一般性的品种多，专用品种少；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精深加工产品更少。加之农产品供求矛盾由总量为主转向以结构为主，从而致使大宗农产品普遍供大于求，相对过剩，出现“卖难”和价格下降。②农产品成本高。一是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提高的农产品收购价格给农民带来的利益都被增幅更猛的农业生产成本所抵销，农业的收益与其他产业相比呈不断下降之势。二是我国农业经营主体分散，经营规模小，生产效率低，采用农业适用技术率不高，生产成本加大。③非农岗位就业不足。农民的非农收入主要来自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劳务经济。自1996年以来，随着我国买方市场的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加剧，使乡镇企业整体萎缩，增长速度回落，吸纳就业能力明显下降。加上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进城务工的难度越来越大。抑制了农民非农产业工资性收入，导致了农民收入增幅下降。

3 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财政政策建议

3.1 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知识型农业：①各级财政应积极支持农村教育和农业科研事业的发展，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软投入”。要积极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农技推广、农业信息交流等非正规教育，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更新农民科技观念。②财政应在专项国债中拨出专款用于农业生产性贷款。这样做既能够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向农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要效益；又能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生产经营贷款实行贷款补贴，以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3.2 促进农民职业身份的改变：鼓励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既能缓解资金短缺的压力，又能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提高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另外，要把扶持乡镇企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积极扶持一批能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农民收入的项目，建设一批能够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项目。

3.3 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培训：由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这就要求政府加大对农民技术的培训，提高农民适应新环境和新工作的能力。在农业就业培训问题上，一是政府应该将其纳入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建立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的投入机制。二是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教育的支持力度。财政应支持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招收未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学习实用技术，为外出打工提供智力支持。

3.4 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挖掘消费潜力：目前，农村居民的家用电器普及率较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消费环境的制约，这不仅表现在生活消费基础设施落后，用电、供水、电视信号、通讯设施等问题未解决好，而且缺乏必要的商品知识介绍、商品宣传等售前引导，以及送货上门、安装调试等售后服务。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①加强农村市场、信息网络建设。工商税收、卫生等部门应加大对农村市场管理力度，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保护农民的消费积极性。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信息网络制度，为农民提供快倢有效的信息，引导农民按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工业企业要通过信息传递，了解农村市场对工业品的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结构，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满足农民的需要。②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服务体系。目前，农村市场存在着商业网点少、品种少、价格高质量低的问题，导致许多农民要到大城市购买大件商品。为此，在农村市场建设中，要以现有商业网点为基础，政府要引进和鼓励实力较强的商业企业到农村，以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吸引他们到农村设置商业网点，以方便农民购物，间接地刺激农民的消费积极性。③要消除假冒伪劣商品滋生的土壤，还必须提高农民的维权意识和能力。在农村进行广泛的宣传，提高农民识假、辨假、拒假的意识，形成假冒伪劣商品人人喊打、人人能打、人人会打的局面，让假货在农村无处藏身。

参考文献：

[1]方凤玲.2006.农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与对策.陕西农业科学.第5期.

[2]闫艳林.2005.从有效需求原理看扩大农村消费的财政政策.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5年12期.

公共选择与县级政府公共财政治理 篇7

中国财政体制在向“公共性”[1]而向农村地区的公共性回归则集中反映为农村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迅速增长。任何制度安排的效率决定于它对付经济人机会主义行为的优劣, 同时又会由于社会环境中现存辅助性制度的影响而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2]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状况, 从制度层面而言, 不仅需要推动公共财政向农村的覆盖, 增加农村投入, 而且需要有效限制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局限性, 避免“政府失灵”。也就是说, 在加大对农村公共投入的过程中, 如果不能有效制约政府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 那么农村公共服务供应主体将本能地朝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调整, 这种调整必然对制度设计之初所预计的公共利益目标产生影响。因此, 考察农村公共投入的效果和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 对于完善农村公共财政制度安排, 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分析的框架和数据信息说明

地方政府为农村公共服务提供生产、付费或监管的职责, 必须得到财政支撑, 做到“有钱花”。但是, 政府的局限性导致偏离公共利益目标的机会主义行为, 政府也会“乱花钱”。如果能提供一种规则对地方政府局限性形成制衡, 那么就能使得政府“有钱花, 而且不乱花”, 这个关系如图1所示。

具体地说,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是一种投入产出行为, 当局限性失去制约时, 机会主义行为将导致公共服务偏离公共利益目标, 损耗公共资源, 减少服务数量;当局限性得到制衡时, 公共服务更高效, 实现的公共利益数量更大。我们将以实现更高的投入产出为目标而展开对农村公共服务的现状和问题的分析。分析时所采用的数据信息来自我们对甘肃省J县和安徽省C县18个政府涉农公共服务部门的调研活动, [3]在中国政府层级间自上而下的授权架构体系中, 县级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权力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范围涉及除外交等少数职能以外的几乎全部领域, 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住房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商金融农林水利等内容。

中央政府在分税制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对地方的财力控制。在这种控制结构里, 中央掌握大量的财政盈余收入, 地方承担大量公共服务职责, 辅之以从中央补助一部分财政收入给地方。从财政自给能力判断, 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严重缺乏, 形成对中央财力的依赖。图2是调研两县2006年至2010年与中央的财力关系, 其中涉及到两个指标:一个是县级财政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 [4]用中央对县级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补助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表示;另一个是地方收入的上缴率, 用中央收入占县级收入的比重表示, 其中:县级收入指年度一般预算收入、基金收入和预算外收入总和, 中央收入是县级收入中上缴中央的部分。有研究指出了财力控制对保证地方政府“对上负责”有效性。[4][5]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意味着地方政府是农村公服务责任的承担者, 具体到文中而言, 县级政府是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主体。

中央对地方政府还实施政治控制。中央各部门通过实施专项项目及其资金稽查、逐级签定责任状、开展县级横向评比等措施, 以及完善财政资金的合规性和绩效性使用, 避免财政关系的混乱局面等, 对县级政府机构的公共服务实施管理, 推动落实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责任。

2.县级公共服务资金来源与预算分配

从调研的两县来看, 县级政府财政掌管县本级财力、上级补助财力、“乡财县管”[6]等途径可以施加影响。

另一类是县级部门申请中央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项目申报指南是申报单位确定申报内容的依据, 申报指南下达之前, 县级部门无法预备申报内容;申报指南下达到县级部门后, 通常只有3～4天时间准备项目资料, 无法做到项目内容与受益公众的需求相一致, 而公众也没有有效途径对这类项目的确定施加影响。

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表达方式有投票机制、税收机制、公民主动接触、退出、忠诚、冷漠和疏远、反判等。[7]两县各部门了解公众需求偏好的方式, 仅仅能反映愿意主动接触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与乡镇干部、本部门有关人员的一小部分群体的需求偏好, 对于选择退出、理性妥胁和适应等方式表达的需求, 或以电话、访问、信函、网络等方式表达的需求, 不能反映为部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形成了农村居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的接触抑制状态。农民理性忽视[8]参与公共服务决策, 主动接触表达需求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行为不普遍。各部门是在对大多数居民需求不了解的情况下做出公共服务供给决策的。在农村居民需求差异化变动背景下, 公众参与不足会使得农村公共服务普遍与需求不匹配。

四、农村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

1.农村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

(1) 农村公共服务结构性失衡。

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依然非常突出。[9]从调研两县来看, 结构性失衡问题还有新的表现, 具体表现为:重投入轻产出, 重建设轻维护, 重外延轻内涵。

甘肃省J县自2006年开始实施的中央补助清洁能源项目, 能源部门向上申报建设计划数量连年增加, 建成后的使用率却很低, 据J县能源管理机构称只有60%左右投入使用。据了解, 受当地自然条件影响, 现有的技术条件只能保证每年使用4～5个月, 项目实际能发挥的价值极低。但是, J县“十二五”规划仍然要求进一步争取中央资金建设该项目。J县饮水安全工程供水项目建设完工以后, 与之相配套的水质监测、水源的管护项目却跟不上, 饮水安全仍然没有保障。此外, J县在上游地段开垦农业灌区, 造成下游耕地盐碱化的次生问题, 也未能在新建项目时开展综合治理。

而在安徽C县, 修建的农村道路因为不能与其他道路连接形成公路网, 建成后多年不能投入使用, 成为了摆设的“白象工程”。农村客运也因为政策瓶颈制约而得不到发展, 影响了农村公路项目综合效益。

J县和C县的农村公路项目、小型农村水利项目, 建成后普遍严重缺乏管护资金, 缩短了项目使用寿命, 降低了项目效益, 一些水库项目过早地成为病险水库, 给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威胁。

(2) 公共服务机构[10]的冗员问题。

两县政府各部门普遍存在人员严重超编问题, 冗员充斥。在J县水务部门, 由于人员超编严重, 人员工资只能按标准的60%左右发放。而C县水务部门只有200个工作岗位, 却因为有500多位员工, 只能实行员工隔天轮岗制度。另一方面, 两县政府各部门却普遍职业技术能力不足, 老业务得不到改进升级, 新业务无法开展。虽然各部门紧缺技术能力, 但各部门的培训、学习制度并不完善, 提高人员技能动力不足, 员工培训流于形式等现象十分突出。有研究指出, 公共资金更多的用于养人而不是提供服务, 有利于建立本地的政治支持网络, [5]看来是有依据的。

(3) 资金“整合”问题。

农村公共服务项目通常具有区域不集中、项目小数量多的特点, 县级政府因此斥之为“撒胡椒面工程”。县级政府乐衷于整合农村公共项目资金集中建设大型项目。C县成立了县委书记、县长挂帅, 各职能部门一把手为成员的资金整合领导小组, 制定了专项资金整合实施办法, 围绕重点工程、重点领域, 实施农村公共服务项目资金的集中投入。J县政府各部门也通过“整合”将资金投向容易见成效的项目。如此看来, 两县政府不是以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 发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 而是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 偏离了资金的公益性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要, 把兴趣放在了投资经济性公共物品, [11]以利于彰显政绩。

(4) 多数人受益的项目反而不受重视。

两县政府各部门表现出一种对多数人受益的项目反而不够重视的“理性选择”。各部门在信息发布和收集方面, 往往采用既有渠道向乡镇或村干部传达文件, 吸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交的议案, 或者通知直接与部门发生接触的群体;项目实施依赖乡镇、村干部的单一渠道;项目审计监督信息发布范围局限于特定群体。这些都在客观上偏离了公共服务全覆盖的要求, 强化服务于利益集团、强势群体的既得利益, 忽视了相对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 安徽C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信息, 只有平时与该部门有密切联系的对象才有机会知晓;C县和J县的产业奖补政策, 驱动公共资金流向强势群体, 加剧乡村内部贫富分化。

(5) 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行政垄断[12]。

县级各部门在公共服务项目的申报、建设、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行政垄断行为。在项目申报阶段, 项目的评审程序和规则不公开;财政局拨付项目资金主观随意性强, 与其他部门的信息共享不强;项目建设、管护队伍的确定规则不明确;项目施工建设过程中, 对施工主体的干预随意性强。在C县, 农村道路项目施工队伍被要求使用指定企业的水泥、钢材等主要建材;道路竣工后指定养护队实施养护;J县饮用水安全工程指定水管站收费管理, 等等。

2.对农村公共服务产出数量和居民效用的影响

我们通过表2分析县级政府部门存在的问题会对农村公共服务造成的影响。表2第1列是县级政府部门机会主义行为的表现形式, 这些内容已经作为县级政府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在前文中进行了详细讨论。县级政府部门机会主义行为对公共服务数量或质量将产生影响, 第2列是用生产理论直观判断出的结果。居民在消费中获得农村公共服务的效用满足, 机会主义行为对居民农村公共服务效用产生影响, 第3列是用效用理论直观判断的结果。机会主义行为政府部门理性偏离公益责任, 政府部门全面履行服务责任即可消除机会主义影响, 这项判断结果在第4列。消除机会主义影响会带来公共服务产出增加、居民效用提高, 这两项判断结果分别在第5列和第6列。

把第2列和第3列结果分别累加, 得到一种处于低效率的公共服务状态:服务数量低, 居民效用低。这种状态与政府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居民需求没有满足形成对应, 此时公众需求表达不充分, 处于需求抑制或理性忽视状态。将第5列和第6列结果分别累加, 得到另一种高效率状态:服务数量多, 居民效用高。公共服务的高效率状态等价于供需一致的状态, 这时政府全面落实了责任, 居民需求得到实现。

进一步而言, 当政府表现出机会主义行为, 不主动根据居民需求做出供给决策时, 公众主动接触政府表达需求须支付额外成本, 结果会导致降低公众的总效用。而当居民处于理性忽视, 不主动表达需求时, 地方政府全面履行责任了解公众需求, 意味着向更广的范围发布项目信息、主动改进农村公共服务状况或者接受供给中存在问题的反馈, 这时也须支付额外成本, 政府出于理性也将不愿意。

根据以上分析, 可以把公众需求表达界定为两种状态:积极参与、理性忽视;把政府部门界定为:履行责任和机会主义两种状态。我们把公众和政府的四种选择组成一个2行2列的矩阵, 并完全按照上文对效率分析结果的逻辑顺序直观地赋值, 得到表3。低效率状态对应矩阵的 (2, 2) , 得到改进后的高效率状态对应 (4, 4) 。进一步根据矩阵进行分析, 当政府部门处于机会主义状态时, 公众有主动参与和理性忽视两种选择, 由于主动参与必须支付额外成本, 降低总效用, 公众会做出理性忽视选择, 这时处于低效率状态 (2, 2) 。当公众处于理性忽视状态时, 政府部门也有履行责任和机会主义两种选择, 履行责任意味着政府主动去发现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并消除这些问题, 做到服务供给与需求匹配, 必须支付额外负担, 甚至要对制度实行改革或触动利益集团既得利益, 政府部门也会做出机会主义选择, 尽可能地节省提供公共服务的交易成本, 甚至尽可能地扩充利益集团既得利益, 结果也将处于低效率状态 (2, 2) 。公共服务高效率的状态是 (4, 4) , 这种状态下公众主动参与需求表达, 政府部门充分履行责任, 然而在特定环境下选择的结果是农村公共服务处于低效率 (2, 2) 状态的囚徒困境。

五、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的基本路径:政策制衡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地方政府可能在促进农村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但也并不必然主动行事。为了改善农村公共服务, 中央政府既要做出资人又要做调解人, 在增加农村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 还应当协调地方政府和公众选择的囚徒困境, 制衡双方做出可获得高效率农村公共服务的选择。在现有的制度集合中新增一项制度安排, 通过制度的制衡来消除在选择中出现表3中 (1, 3) 或 (3, 1) 的结果, 使双方选择只能在 (4, 4) 和 (2, 2) 间进行, 选择的结果就将是公共服务的高效率。我们在调研中获取了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通过上级政府新增一项制度安排, 形成了公众对农村公共服务需求主动参与的集体行动, 制衡了做出公众需求与县级政府服务供给相一致的选择, 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效率。我们将这个案例作为对本文分析结论的佐证, 也作为改进农村公共服务的一项治理对策。

安徽C县早期的库区移民村庄公共项目是由政府部门包办的, 村民根据自己的需求自选自建项目的行为是被排除在制度集合之外的, 村民的参与受到抑制。政府部门长期积累下来公共服务的不足造成了移民与政府间矛盾尖锐、关系紧张的后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上级政府部门在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实施时新增了融入村民参与的“资金跟着项目走, 项目跟着需求走”制度安排, 村民可以根据集体的共同意愿, 自主决定建设项目内容后向县政府相关部门申报资金。这项政策的出台改变了公众表达需求的收益预期, 于是村民成立了负责调查需求偏好、确定项目内容、申请项目资金、组织施工和维护的项目理事会。自从理事会参与公共服务项目以后, 弥补了政府部门公共服务的不足, 村庄基础设施得以完善, 道路网络畅通、环境整治成效显著, 农民安居乐业, 消除了多年积累的干群矛盾。

摘要：中国财政向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迅速增长, 但是,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县级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服务时存在诸多问题。文章作者在对调研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后认为, 农村公共服务的囚徒困境是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据此, 文中提出了在增加农村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 增加新的制度选项实施制衡的财政治理思路, 并以调研中收集的一个案例验证了这个思路的治理效果。

关键词：公共选择,公共财政,囚徒困境,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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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傅勇.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J].经济研究, 2010, (08) .

破解中国土地财政依赖的路径选择 篇8

(一)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

由于分税制改革后财权逐渐上移至中央,事权逐渐下移至地方,这种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成为造成土地财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央政府财权收缩的同时,地方政府在事权方面反而扩大了。中央把更多的事权下放给地方,比如支持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等优惠政策、支持义务教育计划等等。这些对于整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有突出作用的事情却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其支出。随着地方政府事权范围的扩大,其财政支出的比重也在迅速增长。

(二)城市化对公共事业的需求不断加大,地方政府面临融资问题

公共支出规模扩张是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的规律。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公用设施水平仍有待提高。例如,2009 年中国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为12.79 平方米,与发达国家的人均道路面积20 平方米~40 平方米相比有较大差距。地方政府投资规模的增加会带动私人部门投资进而刺激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诸如民生工程和城市基础设施等项目普遍具有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等特征,地方政府必然面临资金投入问题。由于地方政府融资渠道有限,土地出让收入起重要作用。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获取高额的土地出让收入、土地派生的税费、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土地抵押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进一步助推“土地财政”不断膨胀。

(三)地方政府具有土地垄断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上沿用了集体土地国家征收取得制度。也就是说,只有国家可以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将集体土地转为国家所有,并给被征地的农村集体和个人补偿和安置,地方政府拥有对农地的垄断购买权,由地方政府向用地需要者供地。这种土地供应和征用的政府垄断,导致土地市场上只有一个收购者和供应者,征用多少,以什么价格征用,供应多少、以什么价格供应全由地方政府说了算。这样必然导致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低价征地而高价出售土地使用权,这样地方政府在两方面都可以获利。

(四)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

近年来,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增长仍是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各级政府和官员的政绩考核仍倾向于GDP、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这种政绩考核机制必然诱发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在政绩的刺激下,激励地方政府在任期内热衷于卖地,从而催生了一批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造成土地资源的滥用和浪费。随着中国各级政府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工作转移,对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也随之转向以GDP和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为主,而很少考虑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社会保障率以及居民满意度等民生指标。

二、解决土地财政依赖问题的措施

(一)完善财政公平,合理规范事权与财权的统一

推动财政体制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主要措施是:(1)扩大地方政府的税权。中国应当根据地方事权的特点,通过法律扩大地方的税权,将地方税的解释权、减免税等的税政权、征管权赋予地方。(2)赋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权,允许地方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发行地方债券,优化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3)制定《转移支付法》加大从上到下的转移支付力度,完善转移支付措施,规范转移支付行为。特别是解决现行补助和上缴体制中存在的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相矛盾的问题,建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以专项转移支付相配合,以特殊性转移支付为补充的复合型财政转移支付形式。(4)调整和完善财政分级管理体制,加大中央对基础性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减轻目前强加在地方的不合理事权,减轻地方政府的支付责任。

(二)用物业税取代“土地财政”,健全土地管理体制

在整合房地产租税费关系、稳定乃至适当降低基本负担的前提下,在房产保有环节开设物业税。由于物业税税基的增长以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基础,要拥有稳定增加的地方税收入,地方政府就必须注重发展的环境建设,从而激励地方财政政策和财政行为的长期化。同时,该税的开设还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改革和完善土地管理体制,一方面加强用地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另一方面逐步建立起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同地、同价、同权”进入统一土地交易市场的土地管理制度,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为解决现有土地房产收费中的不规范和滥用公权问题,应通过法治化的办法,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控。

(三)重构政绩考核体制

中国土地资源有限,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土地财政”在这种现实国情下一定会有终结的一天。只有在关注GDP指标的同时,关注如社会保障率、失业与就业率、家庭收入增长率、教育实现率、生态和环境指标达标率、社会治安破案率、重大责任事故发生率、对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人口自然增长率等民生指标和环保指标,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才会在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中不成为一句空话。

(四)树立可持续发展思想,坚持财政的可持续化

财政选择 篇9

一、成熟的公共财政与转型期财政的比较分析

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决定了转型期中国政府财政活动逐渐地转向服务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中国财政与西方财政因此在效率、公平和经济稳定上有着共同的任务。但是, 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经济的双重背景也决定了中国财政与西方财政有着很大的差异, 决定了中西财政之间的区别是成熟的公共财政与转型期财政的差异。

(一) 公平任务的异同

西方学者关于财富公平分配的理论, 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 自由参与的市场竞争处在优先地位, 也就是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这种效率优先、机会均等的经济公平观得到了西方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的认同, 并长期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平观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在我国的财富公平分配的理论中, 一直把追求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二) 国有经济与资源配置

在发达国家, 其根据国有资产的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对国家投入到社会基础设施、社会服务领域的资产和投入到经营领域的资产, 分别设置不同的机构, 按国会制定的不同法规, 进行不同的管理。而在我国, 由于起步较晚, 又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 国家对国有经济与资源配置都是“一把抓”, 缺少市场的、法制的环境, 资源配置的方式不是很完善。

(三) 经济稳定职能

西方对经济稳定的概念一般有下面三个标准:充分就业, 物价稳定, 国际收支平衡。我国也同样如此。但是双方对达到稳定的方法各有不同, 我国通过指令性的方式较多, 而西方重在市场调节下的国家调控。

二、双元财政、公共财政以及相关争论的比较分析

双元财政论认为, 我国计划经济下存在的是单元财政模式。单元财政是政府直接全面地配置社会资源, 和直接干预安排控制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 反过来它又支持和强化了计划经济。改革否定了单元财政赖以存在的根本条件, 使双元财政的形成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双元财政论的实践来源。双元财政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西方的公共产品论和公共财政论的产物。

公共产品论指出, 在市场经济中, 必然同时存在着市场有效和市场失效两大部分, 西方市场经济两大部分的相互关系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西方政府只是社会管理者, 只能活动于市场失效领域内, 只能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 其收支形成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基本性质是“公共性”。

总之, 双元财政论是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两个基本点出发, 分析我国财政模式问题之后得出的结论。与西方一样处于市场经济中, 是我国也必须形成公共财政的根本原因。

三、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公共财政存在的原因

(一) 公共产品提供存在差异的客观环境

公众要对公共产品的提供作出选择, 首先必须了解公共产品的相关信息。公共产品通过非市场方式提供, 使得公共产品的提供缺乏像私人产品那样有着价格可作为资源配置的信号, 这就决定了公共产品提供的选择与私人产品有着极大的差异。由于混合产品兼具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部分特征, 所以它应由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联合提供。

(二) 公共产品提供存在差异的原因分析

公共选择的结果有两种, 即不能反映人民意愿和能够全面反映人民意愿。前者可用“阿罗不可能定理”或其他“投票悖论”观点说明。后者意味着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一致, 没有“投票悖论”发生。德姆塞茨发展了一个政府增长模型。该模型的核心在于用经济日益专业化因素来解释政府增长的原因。经济日益专业化导致专业化利益集团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经济利益, 从而对政府保护这种公共产品的需求存在差异。

四、西方财政的公共选择制度形成的比较

现代西方财政的公共选择与政治制度是密切联系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 直接民主制和间接民主制共同构筑了西方式的现代财政公共选择制度的基础。各国财政的公共选择制度的形成过程并不完全相同, 所采用的手段也不完全相同, 但最终都形成了强调议会在财政的公共选择问题上的中心作用的制度。

(一) 英国财政的公共选择制度的形成

英国现代财政制度形成的起点是封建制度。英国现代财政的公共选择制度是从会议获得征税权开始的。英国社会一直存在着抵制未经纳税人同意而征税的传统, 通过《大宪章》, 第一次将“非赞同毋征税”原则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对国王征税权的限制, 保证王权对本身高贵的征税行为负责, 表明现代税收制度的公共选择机制已经开始形成。直到1787年《英国统一基金法案》的制定, 英国才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1822年, 第一次向议会提交了一份完整的收入和支出报告, 这标志着现代政府预算制度基本形成, 英国财政制度的现代公共选择制度也基本建立起来了。

(二) 美国财政的公共选择制度的形成

美国独立后, 在许多方面保留了英国政府的做法, 发生改变的主要是征税权从英国转移到独立后的美国各级政府手中。1781年的《联邦条例》, 没有涉及行政机构证明了对强大行政权力的担心。20世纪初, 经济形势的变化刺激了人们对更加集权和控制性的预算的要求。到了1900年, 从现有的税收来源所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承担政府的支出。在1907年, 纽约的市政研究局发布了研究报告———《市政预算的编制》, 该报告成为纽约建立预算制度的基础。1921年, 建立起联邦预算系统的《预算和会计法案》被通过。

(三) 西方财政的现代公共选择制度

西方财政的现代公共选择制度基本上是以议会为核心的, 政府的征税、举债和预算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虽然各国议会的权限不同, 但在财政制度的选择上, 议会所发挥的作用是核心的。在西方, 这种公共选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制度的移植传播的。

这种以议会为中心的财政选择制度, 非常强调财政活动的法制性。政府征税必须有法律依据, 政府举债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 政府预算也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因而, 现代财政的公共选择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制度。

五、中国财政的公共选择问题的分析

从西方财政的公共选择来看, 个人在选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 所面临的经济体制等环境与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

(一) 政府预算的公共选择制度

中国于1995年开始实行的预算法, 对预算管理职权、预算收支范围、预算编制、预算的审查和批准、预算执行、调整、决算、监督以及法律责任都作了规定, 明确了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政府各部门等的职责, 确立了新时期中国的预算公共选择制度。这种制度强调人大的监督作用。

(二) 收费和征收的公共选择制度

1、政府性收费与政府性基金。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基本上是统收统支的。为了调动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积极性, 中国的部分财政资金通过政府性收费等形式实行预算外管理。

政府性基金的形成和发展, 对加快各地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政府性收费与政府性基金打的项目过多、规模过大、使用的不规范、费挤税等弊端, 是缺少相应的财政公共选择制度分不开的。因此, 1998年政府开始了税费改革。税费改革要建立以税收为主、少量收费为辅的政府收入分配体系。从公共选择的角度来看, 税费改革的目标是保证政府的税费征收要有法律依据。

2、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公共选择。

西方虽然也有国有企业, 但国有企业主要是非盈利性的, 是处于市场失效范围内的, 这就决定了中国国有企业的公共选择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由于盈利性国有资产内在于市场之中, 因此选择国有资产的经营者, 以及给他们以充分的激励, 都拥有大量盈利性国有资产的中国所不同于西方财政的公共选择问题。

与西方相比, 中国法制化财政的公共选择制度是一个逆向生长过程。西方市场经济一开始就非常强调个人的重要性, 而中国计划经济改革的起点是从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忽略个人利益开始的。

参考文献

[1]、杨志勇.比较财政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3]、管永吴, 刘晓光.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逻辑及其对我国的启示[Z].

财政选择 篇10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决定, 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 这意味着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正式走入历史。中国新一轮的农村税费改革不仅仅是政府与农民之间分配关系的一种调整, 它对农村政治、社会的发展乃至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构建都会带来一定影响。从中国农村现实情况看, 农村税费改革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 有利于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有利于转变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 使乡村干部更好地为农民服务。但是, 农村税费改革使乡镇财政困难等原有问题充分暴露出来, 无疑对乡镇财政的运行产生极大的影响。

(一) 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收入的消减效应明显

税费改革取消了自1953年确立的财政自筹制度。由于财政自筹资金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强制征收, 成为游离于政府财政预算的制度外财政收入即非税收入。非税收入主要包括各种行政性收费、国有资产经营收益、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其他收入等。在实际操作中, 这部分收入灵活性比较大, 很多乡镇政府在财政资金难以保障正常运作的时候, 经常会在非税收入上做文章。非税收入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加之对自筹制度的实施缺乏有效监督和管理, 致使它成为乱收费、乱摊派等“寻租”行为的制度性根源。就全国范围而言, 税费改革全面推行以前, 乡镇自筹统筹资金在乡镇财政中的地位日益加重, 其增长的幅度超出乡镇财政预算收入。以山东省为例, 在乡镇可用财力中, 自筹统筹资金的比重将近1/3。农村税费改革明确提出取消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 乡镇财政自筹渠道减少, 原来自筹资金的支出项目改为由预算资金支付, 并且规范收费权限、标准、范围, 这将会使原先很不规范的非税收入走向规范化, 这对于加强乡镇财政资金监督和管理, 有效遏制“三乱”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由此而引起的财政收入下降问题却比较严重。取消乡镇自筹统筹资金后, 乡镇财政收支缺口进一步扩大, 对于大部分乡镇而言, 由于可用财力少, 而且收入增幅普遍低于财政支出, 加上各种法定支出项目以及硬性增支政策带来的支出压力, 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 严重影响乡镇政府的正常运转。由于乡镇财政收支缺口大, 导致相当部分乡镇不能按时足额地发放工资, 拖欠干部职工工资的现象比较普遍。

(二) 改革中对增加乡镇财政收入的替代效应较弱

农村税费改革实施后,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不足, 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够, 无法填补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的收支缺口。一方面, 上级财政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对乡镇财政的用以填补缺口的转移支付主要限于预算资金的损失。而改革对乡镇财政最大的冲击并不在于预算资金上, 而在于三提五统、行政性收费等自筹资金的减少上。对此, 由于以往乡镇财政操作的不规范和数据的不确切, 上级财政并不认可, 即使给予适当的补偿, 也较之改革前少很多, 很难弥补财政收支的缺口。另一方面, 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很不规范,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市以上的财政转移支付, 基本能按标准落实, 但经过层层往来特别是县、镇级财政挤占、挪用, 最终到村所剩无几。乡镇财政的收入结构从农业税为主转变成其他所得税、流转税等税收, 才会减少遭受农村税费改革的冲击。但是, 乡镇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在制度上作出重大调整。如农村户籍制度、中小企业投融资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等。而在现在的条件下, 乡镇企业由于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 继续发展乏力;小城镇建设由于缺乏资金, 无法实现实质性进展;农民进城务工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 收入提高比较困难;农民收入水平低, 无法调动农村市场。这些都制约着乡镇经济的发展, 想在短期内为乡镇财政找到新的税源或调整税源结构, 很难实现。

二、当前乡镇财政运行的困境

(一) 乡镇债务包袱沉重, 财政风险加大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的乡镇都有不同程度的负债。乡镇的负债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是以前多年积累以及偿债能力明显降低造成的负债。尽管许多债务是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就已发生, 并非农村税费改革造成的, 但是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形成的乡镇财政政策性缺口、收支结构及其预算管理的规范化的刚性约束,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些改革前留下的乡镇债务问题的解决难度。税费改革堵死了三提五统和各类非法集资、收费的渠道偿还债务, 除个别省份乡镇企业较成规模外, 绝大多数乡镇的企业税收都不能满足偿还债务的需求。在此情况下, 债务成为乡镇政府的一个长期包袱, 而固定的利息支出进一步加大了乡镇财政的困难, 这样的支出比人员支出和法定支出具有更为强烈的刚性。2008年4月,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CCAP-CAS) 在全国有代表性地抽取了5个省 (江苏、四川、山西、河北、吉林) 25个县的50个乡镇进行了有关乡镇债务情况的调查, 截至2007年末, 样本乡镇债务总额为4.3亿元, 每个乡镇平均负债902.2万元, 以此推算, 目前全国乡镇债务总额估计已不低于4 000亿元。随着债务规模的膨胀, 债务风险也在不断增加。乡镇财政对债务形成了较高的依存度, 且有不断提高的趋势, 而且乡镇债务率的快速增长也使农民个人负担率超过10%的警戒线。从某种意义上说, 乡镇债务是一个数额巨大的黑洞, 并可随着时间的继续而不断放大。

(二) 收支矛盾突出, 机构运转困难

从收入方面看, 除了少数富裕地区外, 中国大部分乡镇的经济基础薄弱, 农村产业结构单一, 商品化农业规模小。乡镇收入构成以农业税为主, 缺乏支柱税源, 工商税收占乡镇财政收入比重很小, 财政收入增长潜力有限。取消农业税后, 乡镇财政失去了原来的主要收入来源, 只能依靠分税制改革后, 留给地方的一些小税种。这些小税种税源零散, 结构复杂, 征管成本高, 难度大, 增长潜力有限。而且, 随着税费改革的深入, 取消了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 取消了屠宰税, 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乡镇财力严重不足。从支出方面看, 农业税改革后, 乡镇财力的有限性与事权的无限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保工资、保运转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在乡级层面上, 乡镇行政管理费支出主要包括乡镇人大、乡镇政府各职能机构的各项经费支出以及维护农村社会秩序所发生的农村治安费用。在目前政府职能还没有变, 乡镇机构改革没有到位之前, 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 无疑使乡镇机构的运转陷入了困境。

(三) 财力保障缺失, 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由一定地区农村居民公共消费的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 如农村教育、卫生、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等。中国的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实行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公共品供给机制, 公共品的供给通过上交税费的方式最终由农民承担。取消“三提五统”和各种集资摊派后, 又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 乡镇财政失去了重要的财力保障, 无力提供足够的公共品来满足农民的需要。首先,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缺口较大。税费改革后, 乡镇财政同样是捉襟见肘。虽然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都加大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但这块转移支付大都是有条件的, 即需要乡镇财政按一定比例配套。在有收费权的情况下, 乡镇可通过向农民集资加以解决, 但收费权取消后, 大部分乡镇都无力解决配套资金。其次,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农业税费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取消了以乡村两级办学为主的乡镇统筹、各类教育集资和一些教育方面的收费项目, 显然这将导致教育投入大幅度减少。虽然在取消农业税后, 乡镇教师的工资改由县 (市) 统一发放, 但由于中国半数以上的县级财政状况并不乐观, 财政状况差的乡镇无法保证补贴的足额发放, 乡镇教师的工资问题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最后, 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形成制约。取消农税后, 对大部分乡镇而言, 若上级政府转移支付不到位, 不要说建立完善的保障支出体系, 就连现有的军烈属优抚、五保户供养都将出现资金缺口。

(四) 乡镇财政的管理混乱, 行政成本偏高

分税制改革后, 大部分乡镇实行了综合财政预算和零户统管试点, 但是传统的粗放式财政管理观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有的乡镇财政所人员较少, 素质不高, 制度不完善, 自身管理尚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难以对所属乡镇企业、单位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更重要的是, 农业税取消以后, 如何在推进村民自治的基础上, 实现对村组财务的有效指导管理, 是乡镇财政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由于在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和农村税费改革时, 没有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 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配套资金、独生子女费、畜禽防疫经费、农村环境整治经费、绿化经费等快速增长, 乡镇财政的社会负担日益加重。在财力减少、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带来的巨大支出压力下, 行政成本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乡镇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口庞大, 加之乡镇普遍缺乏主动压缩支出的意识, 办公费、招待费、会议费、交通费等持续增长, 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必要的办公经费得不到保证, 乡镇干部的工资普遍拖欠, 严重挫伤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人浮于事, 乡镇财政陷入恶性循环。

三、乡镇财政运行困难的原因分析

(一) 现行财政体制的不完善, 乡镇财政缺乏制度保障

一是在政府间财力分配上存在财力层层向上集中的机制。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实际上仅限于中央和省级政府间。但至今省以下“分税制”体系并未完全到位, 致使许多乡镇财政因分配关系不明确而缺乏稳定的收入增长机制。并且, 政府事权及相应的支出责任范围缺乏科学、合理的界定, 且缺乏法律保障。按照财政分权理论, 一级政府对应一级事权, “乡事乡办, 乡财乡理”。但是, 乡镇政府却承担了与其有限财权极不对称的大量事权, 直接导致了乡镇财政困难。二是政府间财权划分与事权划分不对称。政府财力层层向上集中, 而政府职能和支出责任却不断下放。中国基层政权不仅要提供义务教育、本区域内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环境保护、行政管理等多种地方公共产品, 同时还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而且基层政府所安排的支出大都刚性强、欠账多, 所需支出基数大、增长也快。三是地方税体系不完善。现行地方税中缺乏稳定且有规模的税种, 且地方税收立法权、税法解释权、税目税率调整权和税收减免权都集中于中央政府, 地方增减财政收入的自主权很小。四是中国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与分税制体制的配套要求相比还相差甚远, 缺乏规范、科学、稳定性, 尤其不适应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运转的需要。表现为转移支付的力度不够大, 形式不规范, 分配办法的不科学, 随意性大。

(二) 财务管理混乱, 举债缺乏约束机制

一段时间以来, 上级政府为增加工作力度, 将招商引资、财政收入等诸多工作列入乡镇主要干部政绩考核的内容, 考核指标完成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政府领导的政治经济利益, 由此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现象。一是热衷于政绩形象工程。全民招商、零地价用地、无底限优惠, 一些地方虽然搞出了成绩, 却留下了大量的债务。二是举债交税、虚增收入。在一部分乡镇, 由于上级政府下达的收入任务脱离实际无法完成, 为了应付考核, 也只得拉税、买税, 借款缴税, 既造成财政收入的虚假, 也增加了债务。上级政府对乡镇的考核中规定了不少不属于政府职权范围内的项目, 就是没有债务指标这一项, 这是乡镇债务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三是缺乏监督制约机制。现行的《预算法》等有关法律, 规定了预算安排和执行的原则是量入为出, 禁止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和地方政府举债。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乡镇财政是政府的职能部门, 不仅不能制止政府的随意举债行为, 反而要为政府举债出谋划策。乡镇人大和上级审计部门对乡镇的举债行为缺少必要的审计和监督, 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乡镇债务的增长。

(三) 乡镇经济基础薄弱, 财政收入缺乏经济支撑

乡镇经济仍然是传统农业经济, 经济结构单一, 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种植业仍占主导地位, 非农经济规模小, 盈利能力差, 财政贡献小, 基本上没有稳定的税源。但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不断推进, 乡镇财政收入变得越来越没有保障。乡镇财政为了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转, 不得不在“其他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上做文章, 滋生新的“费负担”, 用于弥补财力不足。同时, 乡镇经济中的第二产业规模普遍较小, 在中央、省、市、县地方政府拿走相应比例的税额后, 乡镇留用财力很小;而第三产业在乡镇区域内发展滞后, 对财政的贡献不大。

(四) 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财政“越位”与“缺位”并存

乡镇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 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未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造成财政的“越位”和“缺位”并存, 成为乡镇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首先, 乡镇不仅同样按照集权大一统的方式搞所谓“六套班子、七所八站”, 而且, 由于向下和横分流渠道的匮乏, 约束和监督机制的缺失, 即使精简机构, 执行起来往往是减了机构不减人, 在某些经济发达地区, 政府部门甚至成了解决就业的唯一渠道。中国相当部分乡镇70%~80%的财力用于养人, 而缺乏办事的经费, 部分贫困乡镇甚至连养人的钱都缺乏。其次, 乡镇政府还没有完全从私人经济领域退出来, 有的还继续把财政资金投入到竞争性领域, 直接兴办企业。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政府的越位必然引起相应的缺位, 导致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没有财力保障。上级出政策, 乡镇财政拿钱的规定过多, 使乡镇财政在财力安排上处于被动局面。

(五) 乡镇政府权责不清, 公共管理体制不合理

乡镇财政困难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公共管理体制本身。目前中国农业管理体制的系统是上下级机构“对口”设置, 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没有必要, 如中央农业主管部门负责重要影响的、事关农业发展的全局化的工作, 而省级组织就没有必要有这些工作, 到了市一级, 主要是执行政策以及上报有关情况, 机构设置并不需要“对口”。由于历史的原因, 中国农业管理机构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权威的、单独的宏观管理的行政机构, 而是部门分割, 各自为政。

四、乡镇财政走出困境的基本路径

(一) 完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 规范地方分配关系

首先, 要按照财权、事权相统一的原则, 合理界定地方各级收支范围, 确保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和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一是按照区域性原则和责财统一的原则划分各级事权, 根据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 相应下放财权财力, 使财力和支出责任相匹配, 尽量减少专款规模。二是对共有事权应依法明确职责, 并建立相应的支出分摊机制。其次, 在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总体框架下, 应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转移支付方式。建立规范、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 加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力度, 规范转移支付的方式。为更好地摆脱计算中转移支付的基数, 可将原体制定额补助、增资性转移支付和部分专项补助, 合并简化为一般性转移支付。最后, 实行彻底的分税制, 完善地方税收体系, 明确地方税主体税种, 合理确定税收管理权限。加强中国地方税体系建设, 合理确定地方税权, 优化地方税结构, 规范地方税征管和保障体系。在科学划分各级地方事权的基础上, 为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

(二) 完善乡镇财务管理机制, 化解乡镇债务风险

健全财政监督审批制度, 防范、化解乡镇财政的债务风险, 实现乡镇财政的收支管理法制化、正规化。首先, 加强乡镇政府债务管理, 防止出现新的不正常债务, 化解债务风险。对经济发达、财政收支规模较大, 或者具有明显的集聚和辐射作用的中心镇, 应进一步扩大乡镇财政管理的自主权, 以调动其发展经济和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对经济欠发达、收支规模小的乡镇, 则可实行“乡财县管”, 由县级财政直接进行规范管理。其次, 在具体的财务管理上, 要加强乡镇财务会计集中核算工作, 充分发挥乡镇会计核算中心的作用。要建立债务消化监督和报告制度, 上级财政要对下级政府债务进行监控, 并作为财政工作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最后, 要全面清理县乡政府的债权和债务, 明确性质, 界定责任, 分类处置。逐年消化旧债, 严格控制新债, 不得超越财力可能举债搞建设。把消赤减债工作纳入乡镇领导任期的工作目标管理, 严格奖惩。要坚决禁止要求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 不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不能要求乡镇配套资金搞建设项目等。

(三)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加力培植乡镇税源

从根本上来讲, 要解决乡镇财政困难, 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提高农民收入, 做大做强乡镇财政的财源基础。大力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应从城乡统筹发展的角度, 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要求, 以农民增收为核心, 强化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 建立农业和农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首先, 应从本地实际出发, 建立和扩大各种农副产品专业批发交易市场, 为产品销售提供更大的服务平台。并通过完善流通体制, 加快地产品的销售步伐, 扩大市场空间, 不断提高地产品的经济效益。在项目的帮扶上, 要从实际出发, 根据困难乡镇的不同情况, 有针对性的安排一些适合本地区有发展潜力的工农业项目, 并相应采取一些优惠政策, 促进其发展。其次, 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从政策、资金、服务等方面大力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壮大经济实力, 培养税源、涵养税源。再次, 要把乡镇财源建设的主攻方向和着力点放在农产品深加工上, 在此基础上积极引导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升级, 通过大力培植农业产业和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最后, 在培植财源的过程中, 要注意建立和发展多渠道的投融资机制, 既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又拓宽银行信贷资金渠道。

(四) 精简乡镇机构,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全面取消农业税, 为乡镇机构的精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良机。借助农业税免征的政策效力, 大力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 压缩乡镇财政支出负担, 为乡镇财政创造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总体上应本着优化乡级财政性的资源配置, 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管理机构的原则, 通过精简机构, 合并乡镇, 进行优势互补, 资源整合, 以减轻社会负担, 促进基层社会各项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关键是要严格规范乡镇的机构和岗位设置, 减少不必要的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 节省行政费用开支;要严格控制新增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员, 对超编单位的超编人员不得安排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加快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步伐, 将有条件的事业单位推向市场;要清理县乡财政供养人员, 加大人员分流力度, 实施“减员增效”, 降低行政成本。

(五) 健全公共管理体制, 实施绩效评估

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 继续推进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政策的实施, 建立新型的公共管理体制。一方面, 做到县乡政府农业机构的设置和工作职能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市场来决定, 不需要再和中央政府“对口”, 尽可能的减少机构设置, 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 在分权的基础上做到“评估管理”。随着中国农业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作为一个整体, 综合运用各种社会经济措施来进行一体化管理和服务, 已成为必然趋势。组织绩效是当代政府和部门管理的核心价值, 而分权化的管理抛弃了层级的传统集权模式, 力图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际工作中, 乡镇部门由于“评估管理”的引入而增加了压力, 使得其能够自觉调整组织结构, 促进公共人力资源的开发, 同时由以前主要对工作流程的关注转变到对工作效果的关注上来。

摘要：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收入的消减效应明显, 对增加乡镇财政收入的替代效应较弱;农村税费改革使乡镇财政困难等原有问题充分暴露出来, 进一步扩大了乡镇财政的不平衡, 使乡镇财政正常运转更加困难;要使乡镇财政走向良性运转轨道, 就必须完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 完善财务管理机制, 加大力度培植乡镇税源,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 建立合理的公共管理体制。

关键词：乡镇财政,税费改革,困境,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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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选择 篇11

一、中国现行财政支农资金基本情况

1. 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模式现状

我国现行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模式现状:以中央、省级投入为主, 市县乡投入为辅, 由中央统一下放支农政策, 中央和地方分级负责承担支农责任, 有关财政部门负责核拨支农资金, 涉农部门对支农项目进行组织和管理, 事权责任由各级进行分担。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传统意义上的财政支农政策内容主要包含: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部门的事业费、农业科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扶贫救济费等。自1980年起, 往后长达二十多年内, 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一直属于我国政府支农政策的重点, 居于首位并达到了68.28%, 持续的时间过长就会导致财政支农政策投入不均衡, 在这种长期模式和思想观念的影响下, 对今后所提出的一系列创新型管理模式、改革财政支农政策、改变财政支出方向等新形势下的支农举措其实都是一种无形的阻碍。

2. 当前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模式运行中存在的弊端

(1) 资金投入结构不合理。由于新的观念没有及时更新, 又受陈旧观念的影响较为持久, 政府往往将资金投入的重点集中在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 从而忽略了小微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和农村发展具有的直接影响, 形成基层受到的优惠政策较少、农民没有切实受惠的局面。此外, 农业科技也是推动现代化农业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和关键因素, 但如今的政策在这方面的投入量仍然不足, 所以还需要关注农业科技和研究方面资金的投入是否到位。

(2) 重拨轻管, 资金使用效率偏低。当前, 由于支农项目繁杂难管, 许多项目交给了当地乡镇政府和一些事业单位负责, 但因为许多部门多头管理、职能交叉、职责未明确, 往往导致在项目建设中, 只重视资金投入, 轻视管理活动和逃避责任等现象的发生, 致使许多拨付款的使用效率不高, 甚至还会出现重复投资造成资金浪费的情况。

(3) 财政资金支农下达拨付滞后。由于我国政府层级和涉农管理部门较多, 财政支农有关资金拨付和下达的程序较为繁琐。所以在程序多、权责模糊的情况下, 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很难形成合力, 投资政策运行过程中的损耗较大。除资金传输以外, 项目的申报、审批和监督都需要花费较大的人力、财力、物力, 项目的执行也需要通过各级政府的层层审核, 这样既降低了财政支农效率错过了最佳时间, 又增加了运行成本。所以在这样低效的工作模式下, 容易造成资金拨付延迟或滞留, 使得许多资金没能够及时发挥它应有的最大效果。

(4) 资金发放公开透明度不高, 农业投资监督制衡机制不健全。由于资金拨付的顺序是由上向下, 发放公开透明度不高, 规范信息公开工作不到位, 支农资金追踪监管反馈差和支农项目的审批、检查、验收权掌握在主要相关部门手中等原因的影响, 使得农民群众很难进行民主监督, 所以涉农专项补助资金被随意侵占、挪用、截留、滞留等情况难以避免, 导致涉农专项资金流失严重。

二、中国现代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模式的最佳选择

1. 提高财政支农资金配置效率

在财政支农资金配置中, 效率集中体现了所有涉农项目的发展, 同时也决定了国家政策的实施与落实效果。所以要按照公共财政体制要求, 对现有财政支农专项资金进行归纳与整合, 将资金的投放集中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并在调整农业专项资金中, 本着事权与财权一致的原则, 适当的划分财政部门资金管理的职权范围, 这样有助于提高财政支农资金配置效益。

2. 优化支农财政资金支出结构, 推进支农财政资金整合

财政支农资金整合主要是指将分散建设转为集中建设, 目的在于通过资金的整合, 形成合力、发挥优势互补、推进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新农村的进程, 同样是财政资金管理模式中的重要改革之一, 在中国一些欠发达的广大农村地区, 资金和技术尤为匮乏, 这些地区的资金结构优化和整合就显得更加重要。所以, 除了直接补贴和救济、扶贫、救灾的支农资金之外其余的都需要进行整合。

整合财政支农资金还要以使用效益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 并同时需要考虑一些综合性的因素, 如资金投入的总特点和当前农业发展的现状等, 才能减少资金运行过程中“耗损”, 从而不断地对财政支农资金投向进行规范, 科学合理地配置公共财政资源。

3. 完善涉农资金管理制度, 建立长期有效监管机制

项目的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权与考核验收权要明确地区分开来, 从而避免出现既担任“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现象, 导致项目建设出现混乱的情况发生。在项目建设完成后, 政府应尽可能地将财政资金在集中结算后, 通过支付系统拨付的方式, 直接到达货物、工程、劳务供应商的手中或兑现到农民个人, 而不是人为的动用财政支农资金直接付给项目建设单位。通过资金管理具体化实现财政涉农补助资金的严格把关, 努力做到支农资金的公开透明、科学规范。

利用长期有效监督手段可以避免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缺陷, 原因在于支农资金被挤占、挪用、截留等现象出现大多是现行监管机制存在漏洞, 所以要强化资金管理, 加强长期规范监管, 研究制定5-10年不变的全国财政支农总体框架, 并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务求取得实效。例如:在基层, 凡是惠及农村、农民支农的专项资金, 一律应公示在村务公开栏中, 有关负责部门不仅要开展经常性自查活动和自觉接受审计、监察、纪检部门的审计和监督, 还要逐步在网络上扩大公开政府在支农资金使用、配置方面的明细内容, 供农民群众进行民主监督工作, 以此打造一支高效廉洁的基层财政支农队伍。

三、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模式创新的政策建议

1. 管理机制创新:建立支农资金责任追究制度

责任追究制度应该在任何涉农资金管理活动中建立, 从明确资金管理行政部门和主管项目部门各自职责, 理清、完善双方的约束、稽查机制, 到规范拨款程序, 并将每一项目的责任和权利落实到个人。不仅如此, 主管项目的各个部门还要对项目的审查和验收已完工的项目实行公示制度。如若存在违纪行为, 直接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只有这样, 坚持建与管并重, 才能确保信得过, 靠得住, 工程建得成, 建得好。

2. 资金使用机制创新:实行投入方式多样化

同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服务业务、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和农业保险出现迟、规模小、发展慢。为加强规划引导, 创新资金使用机制, 政府可采用民办公助、投资参股、以奖代补、政府贴息、先建后补等有偿与无偿相结合的投入方式, 来不断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并大力支持农业部门改革创新和提升涉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弥补农村政策性金融投入与风险补偿机制的“缺位”现象, 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带动作用和导向功能。

管理机制和涉农资金使用机制的创新要本着上级扶持政策不改变和项目单位资金管理权限、资金安排渠道、资金监督方式不变的基本原则, 并时刻以效益为上。相信通过大胆地创新, 合理地改革就能够为财政支农政策注入新的活力。

总之, 加强和创新支农资金的管理工作, 关系到我国农村事业的健康发展, 也与我国的根本民生问题紧密相关。如今的支农工作亟需通过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优化资金支出结构, 推进资金整合, 夯实管理基础, 强化政府自身建设, 创新支农机制等一系列管理方式来切实发挥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的最大效用, 并不断朝着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发展农村、农民增收致富和建设幸福生活家园的大方向迈进。

摘要：近年来, 财政支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同时对加强农财队伍建设、加快建设新农村的步伐、提高农户生活质量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仍然存在着监管工作不到位、工作效率低、财政支农资金浪费严重等问题。该论文就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模式目前的状况和运行过程中所存在的弊端, 希望通过合理选择和创新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模式, 以达到适应国家政策的重大战略性调整和促进农村事业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模式,选择,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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