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经济转变选择

财政经济转变选择（精选9篇）

财政经济转变选择 篇1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思想的形成及转变方向

从1982年到1994年, 只是强调要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缺陷, 没有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所存在的问题。1982年, 中共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1987年, 中共十三大则明确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到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 “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2年, 中共十四大再次提出“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 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

从1995年至2006年, 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所存在的缺陷, 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995年,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具有全局意义;1997年, 中共十五大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改变高投入、低产出, 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2002年, 中共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指明了方向;2003年,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和“五个统筹”发展要求;2004年9月,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2006年12月,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又快又好”发展改为“又好又快”发展, 首次将发展的经济效益置于发展速度的前面。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终结土地财政

(一) 扩大内需要求终结土地财政。

造成我国消费率不高的原因就是土地财政制度导致补偿不足, 被征地农民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 许多被征地农民的收入下降, 消费需求减少。为了增加被征地农民的收入, 从而有助于增加内需, 提高我国的消费率, 终结土地财政应当是措施之一。

(二) 降低政府投资率要求终结土地财政。

形成我国高投资率的投资中, 有一部分是政府投资, 这部分投资额每年都在不断提高, 在总投资额中占有比较高的比率, 维持在20%左右, 明显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比率。为了降低投资率, 提高投资效益, 非常有必要终结土地财政。

(三) 减少耕地资源的消耗要求终结土地财政。

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 持续发展, 首先必须保证本国的粮食安全。如果地方政府能够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 尽可能少地征地, 上述目标应当可以实现, 从而能够维持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耕地数量。令人担忧的是, 在征收权商业化的背景下, 地方政府倾向于尽可能多地征地, 这是我国地方政府违法设立开发区和违法征地的动力所在, 也是中央政府多次整治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 而地方政府违法不止的原因所在。实践已经证明, 在征收权商业化背景下, 中央政府提出的规划目标在实际执行中会被打折扣。为了保护耕地, 减少耕地资源的消耗, 从而维护我国的粮食安全,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非常有必要终结土地财政。否则, 在地方政府有多占耕地的积极性的背景下, 耕地将难以获得有效保护。

三、终结土地财政的可行性

这里我们探讨一下, 如果终结土地财政后, 国家到底能不能筹集到建设所需要资金呢?答案是肯定的, 理由如下:

(一) 国家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财富。

1. 国家的税收收入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

一个国家的税收收入与其国内生产总值联系密切, 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 税收收入可以随之增加。最新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表明, 2010年, 全国税收收入是77, 390亿元 (不包括关税、船舶吨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在内) , 扣除7, 328亿元的出口退税后为70, 062亿元。国民经济保持当前的增长速度, 税收收入还可以进一步增长。在这种背景下, 有的学者提出要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

2. 国家已经拥有大量外汇储备。

2011年1月11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0年, 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8, 473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8.7%。

3. 国家拥有的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量和创造的利润数额很大。

统计数字显示, 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005~2009年已经从25.4万亿元增加到53.5万亿元, 年均增长20.5%。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国企利润也非常可观, 2010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98, 706亿元, 同比增长37.9%。

(二) 国家可以通过开源筹集财政收入。

1. 可以完善房地产税。

如果国家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了政府职能, 实现了征收权去商业化, 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市场获得建设用地时, 房地产市场的竞争将会加剧, 随着竞争的加剧, 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率应当会降低, 房地产开发商作为整体获取暴利的可能性将会很小了, 此时, 可以考虑取消土地增值税了。在取消土地增值税后, 为了保证地方政府能够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 我国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的规定, 完善房产税, 对城镇个人拥有的非经营性住房征收房产税。在西方国家, 个人拥有商品房需要缴纳房产税, 房产税的收入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我国当前, 除了上海市和重庆市在进行房产税征收试点, 对部分个人拥有的商品房征收房产税之外, 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对个人拥有的商品房征收房产税。通过完善房地产税, 对城镇个人拥有的非经营性住房征收房产税, 应当可以缓解该领域存在的巨额税款流失问题, 增加大量的财政收入, 使完善后的房产税成为地方政府稳定收入来源的主体税种。

2. 完善资源税。

我国当前的《资源税暂行条例》规定的税率是定额税率, 税款是按照矿产资源的销售数量计征, 这种征收办法的缺点是, 应纳税额不能随着矿产资源的价格的上涨而上涨, 当矿产资源价格上涨时, 享有资源税收入的地方政府并不能从上涨的价格中获得应有的收益。例如, 澳大利亚的矿业资源税在调整以前是40%, 澳大利亚政府在2010年宣布了经过修订的矿业资源租赁税 (MART) 征收方案, 新方案的整体税率往下调至30%。与国外的税率相比较, 我国资源税的税率还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

3. 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措施节省财政资金。

一是采取一些有力措施来缩减政府运行成本。国家可以通过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清查“吃空饷”的人员、降低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款出国 (境) 旅游费用节省财政资金。二是完善政府采购制度以节约财政资金。实践中一些案例证明, 实施政府采购可以节约11%左右的财政资金。例如, 2008年, 湖南省全省的政府采购合同金额为122.7亿元, 节约财政资金14.8亿元。要想让政府采购节约财政资金的功能全部发挥出来, 政府还需要完善采购制度, 防止出现高价采购, 浪费财政资金的现象出现。三是完善政府投资制度, 缩减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耗费。为了规范政府投资行为, 《政府投资条例》即将出台, 省级以下政府的投资行为将会逐渐得到规范, 有助于遏制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建设节约大量财政资金。四是可以完善制度, 预防腐败, 节约财政资金。通过完善制度, 事先预防腐败来节约大量的财政资金。我国已经在2007年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该局的成立有助于预防腐败, 完善制度。

参考文献

[1] .卢名辉.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0

[2] .郭维真, 刘剑文.论房产保有之税制改革——基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视角[J].税务研究, 2010

[3] .施正文.《物权法》实施与开征物业税[J].税务研究, 2008

[4] .李丽辉.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77390亿元[N].人民日报, 2011-1-10

财政经济转变选择 篇2

近日，省财政厅召开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会，传达贯彻省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会议和省政府第九次全体会议精神，重点就如何进一步发挥财政职能，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专题研讨。会上，省财政厅厅长陈先森作了中心发言，厅农业处、企业处、财政科学研究所主要负责同志作了重点发言。

陈先森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是扎实推进全省经济工作的战略导向，是全面做好财政工作的基本任务，也是圆满完成“十一五”规划、科学谋划“十二五”规划的改革主线。

陈先森要求，全省各级财政部门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坚持主动理财、主动作为，积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做文章、下功夫、做贡献。

一、坚持科学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不断适应财政经济社会形势发展变化，遵循经济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特别是要用力学的原理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把握好用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切实以科学理念指引发展方向，探索新思路、完善新举措、实现新突破。

二、拓宽发展空间。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关键是不能以传统理念或者固定模式固化我们的发展思想，必须拓宽发展视野，扩大发展空间，牢牢抓住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得机遇，突出战略重点，明确主攻方向，着力在自主创新、结构调整、统筹城乡上下功夫。

三、讲究发展方式。大力支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打造具有安徽特色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崭新“平台”。协力拉动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导向。

四、提高发展质量。充分发挥好财政政策“打前殿后”的支撑作用，在实践中找准工作着力点。有利产业升级。发挥财政政策“点调控”优势，大力促进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淘汰落后产能，限制过剩产能，发展新兴产业。有利做大蛋糕。发挥财税政策杠杆作用和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既引导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又服务经济发展培育财源、涵养财源、壮大财源。有利长久持续。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今天的投入就是明天的结构”的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利社会和谐。财政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落脚点必须体现百姓需要、体现社会需求，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的惠及人民群众。

五、营造发展环境。要统一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凝心聚力谋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完善工作机制，健全工作制度，着力形成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的长效机制。坚持锐意进取，努力在营造优良环境中优化政治生态、在优化政治生态中提升工作效能，形成同心同德谋发展、攻坚克难齐奋进的工作局面。

财政经济转变选择 篇3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伴生了诸多严重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态问题。出口产品数量虽多但结构不合理，出口产业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益，出口企业过度依赖国外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创新，等等。传统粗放型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尽快做出调整，合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加强科技创新、实施品牌战略，着力提升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构筑“雁行模式”促进区域间对外贸易均衡发展。

关键词：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国际贸易；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科技创新；产品结构；贸易磨擦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6-0085-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35年间，中国货物进出总额从206亿美元（1978年）上升到了41 600多亿美元（2013年），增长了201倍，世界货物贸易的排名从32位上升到第1位。但伟大成就的背后也伴生了诸多严重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态问题。出口产品数量虽多但结构不合理，出口产业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益，出口企业过度依赖国外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创新，等等。这种粗放型的对外经济发展模式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尽快做出调整。

一、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综述

目前学界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范畴的界定、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以及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等几个方面。

（一）关于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范畴的界定

李翀等学者（2012）提出，经济发展方式是指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它包括对内经济发展方式和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两个方面。后者是指一个国家外部经济的发展方式，主要表现为对外贸易、对外金融和直接投资的发展方式[1]。其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包括双向式对外贸易、国际投资、技术引进和出口、人才的流入和流出等方面（王中保，2010）[2]。贾根良（2010）认为，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国通过创造各种制度安排，扶植、保护和创造本国高端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逐步从“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向“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转变[3]。

（二）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

关于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学界一般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来进行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持续，使得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倡导储蓄，量入为出，同时加大出口力度并促进制造业回归，支持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商务部课题组，2012）[4]。欧美等经济体增长惨淡，企业销售市场萎缩，失业率上升等引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对我国反倾销、技术性壁垒、标准性及绿色贸易保护手段更加频繁出现（王放，2009）[5]。发达国家企图通过主导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规则，包括约束性的减排义务、边境碳税等手段，在未来低碳经济和环保产业领域占据国际分工的主导地位，同时制约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权利。我国可能面临发达国家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枷锁，未来发展空间和潜力将会受到制约（商务部课题组，2010）[6]。

关于传统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简新华、李延东（2011）等指出，传统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粗放型发展方式，以数量扩张、外延扩大、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为特征；依靠廉价劳力、较少的环境成本、超低价格和增大规模取胜[7]。李翀（2011）认为，虽然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名义上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主转变，但实质上中国还处于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在土地使用上给予过多的优惠，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大量流失[8]。

（三）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模式和路径

关于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学界观点有些不同。一些学者提出，只要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就不应该发生变化。也有学者认为，应改变传统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将经济发展的动力由国外转移到国内，建立以内需为主导、外需出口为辅的经济发展战略。刘国光（2010）等提出，在当前形势下，我国不能继续走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但是单纯的封闭式进口替代战略也不可取，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坚持开放条件下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相协调的道路[9]。程恩富（2009）提出，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自主创新”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发展[10]。简新华和张皓（2007）从具体细化角度说明转变的目标：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市场多元化、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科技兴贸、以质取胜、产业结构合理、附加值大、高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式[11]。

二、传统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过度强调出口导向，贸易顺差过大

传统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鼓励出口。如图1所示，在这方面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取得了很大成功。以出口为导向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在一段时期内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为国家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和物质基础。但这种低水平的数量扩张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击败了竞争对手，占领了低端市场，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成本。同时，巨额贸易顺差也导致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

（二）高新技术出口自主知识产权严重缺乏

如果仅从数据上看，我国的高新技术出口貌似已经进入技术领先的强国之列，但实则不然，有诸多结构性问题不容忽视。一是出口产品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如图2所示，我国目前高新技术产品多集中在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业，占70%左右，电子技术产品位列第二，但也不过17%以内，其余总计占不足15%。这说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水平发展极不均衡，存在结构性失调。而排名前两位的出口产业又都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缺少独立知识产权。能够代表大国技术发展水平和地位的航空航天和生命科学等领域发展水平有限，出口能力薄弱。二是出口企业结构类型严重失衡。目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企业以外商独资企业为主，中外合资企业次之。2002年外商独资企业占55.4%，2006年达到峰值68.6%，2012年回落为60.7%。同年度中外合资企业约占16.8%，国有企业仅为5.7%。

（三）服务贸易发展严重滞后

2013年我国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但与飞速发展的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则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特征。如表1所示，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的进口比重虽然有所增加，出口比重却在不断降低，而且服务贸易逆差也在逐年增大，2012年甚至高达897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占货物贸易比重为9.3%（2012年），远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服务贸易是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短板，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四）区域间外贸发展水平严重失衡

对外贸易依存度主要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也可以表明其对外开放水平以及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如图3所示，我国目前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个区域之间外贸依存度差异巨大。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2004—2007年外贸依存度均超过95%以上。2012年我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为50.1%，中部与西部地区分别仅为10.06%和11.91%。东北地区一些年份能接近20%左右，但始终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中西部地区本质上仍属于内向型经济结构，参与国际分工较少，外贸发展水平很低，进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基本没有太多体现。但东部地区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也为其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该地区外贸依存度降到了10年内最低点67.43%，与峰值的2006年相比，降幅超过了30%，面临巨大的经济风险。

三、促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对策分析

（一）合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

实现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需要转变传统发展方式中对出口导向的过度追求，合理利用“两种资源”，使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协调发展。扩大进口规模，有利于逐步消减巨额贸易顺差，平衡国际收支。一些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的引进，能够不断优化进口结构，带动相关产业结构升级。扩大人民生活必需品的进口，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缓解通胀压力。

合理利用“两种资源”的同时，更要充分开发“两个市场”，加快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量投资设厂，我国只赚取少量的加工费用，却被转嫁了大量的贸易摩擦和环境污染，改变这种局面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鼓励中国企业加大“走出去”的步伐，实现自身的全球产业布局。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风险预警机制和信息网络服务，为企业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和安全保障。

（二）加强科技创新，实施品牌战略

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最核心的要求，应该是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和自主品牌的掌握。政府要在高科技战略性领域设立专项基金，增加研发投入，建立自主品牌，严格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促进产学研有效结合，提高企业对新技术引进吸收和再创造的能力。同时也要充分利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完善外资企业技术人员扩散机制、知识扩散机制及地区扩散机制，提升外资利用效率。

（三）提升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始终受制于服务业发展水平，必须予以重点突破。政府要出台政策，对服务产品出口进行全方位支持：加大出口信贷额度，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加强对服务贸易人才的培养等。改善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推进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及旅游业，发挥其产业带动效力和辐射效应。

（四）构筑国内“雁行模式”，促进区域间对外贸易协调发展

“雁行模式”在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目前区域间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与当时东亚发展有诸多相似之处，可以适当进行借鉴。如果把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设为“领头雁”，中部和东北地区作为“雁身”，西部欠发达地区作为“雁尾”，就可以大致构造出中国区域间发展的“雁行模式”。对东部地区应以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提升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着力打造自有品牌和核心竞争力，同时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加快其“走出去”的步伐。中部与东北地区可以发展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结合，加强深加工贸易的发展；西部地区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充分利用西部地区广阔的土地资源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并最终促进各地区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翀.战略抉择：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现状与转型[J].学术月刊，2012，（1）.

[2]王中保.科学发展需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J].甘肃理论学刊，2010，（10）.

[3]贾根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呼唤经济发展战略的变革[J].经济纵横，2010，（9）.

[4]商务部课题组.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理论与实践[J].国际贸易，2012，（6）.

[5]王放.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出口企业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09，（5）.

[6]商务部课题组.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之抉择[J].国际贸易，2010，（1）.

[7]简新华，李延东.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目标模式、困难和途径[J].学术月刊，2010，（8）.

[8]李翀.加快推进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选择[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3）.

[9]刘国光.关于“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几点看法[A].激辩“新开放策论”[C].程恩富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0]程恩富，尹栾玉.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须实现“五个控制和提升”[J].经济学动态，2009，（4）.

[11]简新华，张皓.论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J].中国工业经济，2007，（8）.

责任编辑、校对：秦学诗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foreign trade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But at the same time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many seriou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social ecological problems. Export products more but with unreasonable structure； export industry has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high pollution， high investment and low efficiency， export enterprise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foreign technology， lack of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novation and so on. Traditional extensive foreig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has apparently can not adapt to the nee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 we must make adjustments as soon as possible. We should reasonable use the "two resources" and the "two markets"， strength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lementation of brand strategy， improve the service trade development level and construct the "flying geese model"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foreign trade.

Key words： foreign economic， the development mode，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ade in servic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duct structure， trade grind

责任编辑、校对：秦学诗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foreign trade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But at the same time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many seriou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social ecological problems. Export products more but with unreasonable structure； export industry has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high pollution， high investment and low efficiency， export enterprise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foreign technology， lack of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novation and so on. Traditional extensive foreig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has apparently can not adapt to the nee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 we must make adjustments as soon as possible. We should reasonable use the "two resources" and the "two markets"， strength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lementation of brand strategy， improve the service trade development level and construct the "flying geese model"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foreign trade.

Key words： foreign economic， the development mode，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ade in servic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duct structure， trade grind

责任编辑、校对：秦学诗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foreign trade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But at the same time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many seriou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social ecological problems. Export products more but with unreasonable structure； export industry has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high pollution， high investment and low efficiency， export enterprise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foreign technology， lack of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novation and so on. Traditional extensive foreig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has apparently can not adapt to the nee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 we must make adjustments as soon as possible. We should reasonable use the "two resources" and the "two markets"， strength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lementation of brand strategy， improve the service trade development level and construct the "flying geese model"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foreign trade.

财政经济转变选择 篇4

2010年二季度我国的GDP为1.33万亿美元,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人均GDP只有3800美元, 在全球排在第105位左右, 我国仍然是拥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的质量还有待于提高, 经济发展方式仍然呈现出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能源过度消耗。从近几年来的统计数据来看, 我国经济平均保持着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与此同时, 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瓶颈制约也日益明显。从资源拥有方面来看, 单从水资源指标分析, 至2009年年末, 全年水资源总量23763亿立方米, 比上年减少13.4%;人均水资源1784.9立方米, 减少13.8%。从资源消耗方面来看, 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能源的消费也是在不断增长, 尤其是2003-2005年间, 能源消费的年增长率高于GDP的增长率。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各种资源的大量消耗来实现的, 资源问题逐步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从资源配置来看, 生产要素市场还不健全, 市场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方面的突出问题是, 土地、能源资源、资本等要素市场发育滞后, 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受到较多的行政干预。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 但在目前的政绩考核制度和征地制度下, 土地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和招商引资手段, 往往一届政府就把几十年的土地都批出去, 其结果就是鼓励企业搞规模扩张, 使我国这样一个土地资源稀缺的国家却大量存在土地利用效率低和浪费问题。此外, 水、煤、电、油等能源和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也不健全, 总体价格水平偏低, 不能反映其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在我国目前的矿产资源开采体制下, 开采矿产的成本很低也导致矿产资源价格偏低, 不能反映资源稀缺情况和环境损害成本, 造成资源使用中的大量浪费。从社会资金配置来看, 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健全, 企业所需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但是, 受制于相关体制机制, 我国利率水平偏低, 并且信贷资金的配置时常会受到行政干预。获取信贷资金的低成本, 也诱使企业铺摊子、上项目。

(二) 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产业所占比重过高, 产能偏低, 因此, 造成粉煤灰、废水、废渣、废石、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排放量大, 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根据2010年2月6日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数据显示, 工业污染结构突出、并集中在少数行业, 经济发达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较大。有资料显示, 根据我国国情实际, 我国有可能在人均GDP为3000美元的时候环境污染状况出现峰值, 之后开始下降。而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突破3000美元, 这意味着我国环境污染状况可能已达峰值。“十二五”期间, 国家将继续实行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的计划, 并扩大主要污染物的种类。因而,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实现从粗放型到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财税体制来看, 目前的制度安排不利于节约资源、集约发展。在现行财税体制下, 出于增加本地财政收入的考虑, 地方政府会容忍甚至鼓励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发展。比如, 我国钢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 但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难度和阻力很大, 因为这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和税收。资源税费不合理, 也导致企业缺乏节约资源、集约发展的动力。又比如, 我国的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有偿使用。国家通过收取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体现其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 但计税方式不甚合理。以煤炭资源为例, 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是以煤炭产量和销售收入为基数计征的, 而没有与矿井动用的资源储量挂钩, 这不利于激励生产企业珍惜和节约资源。与此同时, 征收的资源税和补偿费标准过低, 相对于资源价格几乎微不足道。此外, 相当一部分煤炭生产企业占有的资源储量是在矿业权制度确立之前无偿获得的, 按照矿业权管理的有关规定, 只要不发生矿业权转让就无需补交矿业权价款。这些因素使得矿产开采企业实际上是在无偿或近乎无偿地占用资源, 结果不仅造成资源开采中的粗放经营和浪费问题, 而且导致资源价格扭曲, 还容易产生寻租腐败问题。

(三) 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从市场中的主体来看, 不少地方政府过多地直接干预经济活动, 有的还直接成为市场投资主体。由于历史原因, 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经济建设职能, 同时政府投资决策机制不规范、投资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 决策者不对投资决策的结果负责。在偏重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绩考核制度下, 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忙于招商引资上项目, 但由于任期较短, 投资往往集中在短期见效的项目上, 有的甚至不惜引入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 而真正需要政府关注的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却投入不足。这使我国投资率居高不下, 并且投资结构扭曲, 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金融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 涉及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促进自主创新、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各个领域, 这需要相应的、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做支撑。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核心部门, 担负着向国民经济各部门分配资源的关键作用, 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 发挥金融活动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手段。目前的金融体系还不能完全对应各类企业发展的需要, 有必要通过金融创新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 体制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是加快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改革历程看, 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应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投资体制改革, 消除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冲动, 增强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二是加快以完善生产要素市场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应进一步深化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尽快形成反映资源要素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产权边界清晰的微观主体。三是加快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为导向的社会体制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 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四是加快以发展低碳经济为目标的相关改革。发展低碳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 正在成为世界各国在后危机时期推进经济复苏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共识和重要手段。五是加快以完善社保体系的金融体制、产品和机构的金融改革。在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中, 不能不考虑社保制度问题。从实际出发, 既要逐步扩大保障覆盖面, 又要合理确定保障水平, 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要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 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金融部门要支持社保部门和地方政府社会保障资金的安全和增值。六是加快以政策性金融支持经济方式转变的政策性金融改革。社会经济发展中, 很多具有中长期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项目, 商业金融往往无法支持, 因此政策性金融对于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十分重要。要明确政策性金融的目标, 要用政策性金融支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项目、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项目和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项目。要完善政策性金融体制, 使政策性金融不断发展壮大;政策性金融改革不能削弱政策性金融的政策性功能, 而要强化和完善政策性金融的作用, 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五个统筹”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七是加快以用好国家外汇储备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发挥外汇储备在资源配置、国际金融竞争等方面的作用。统筹金融业在国际国内的协调发展, 实现宏观经济在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国际国内的同时均衡。汇率急剧波动产生的冲击对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是不利的, 然而, 汇率在调节国际收支、产出、就业、物价、收入分配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后金融危机时代, 世界经济的格局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如何在国际分工中使我国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审慎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优化, 即把我国资本项目的开放、人民币自由化国际化和人民汇率弹性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即增强汇率制度与外汇管理制度的匹配性。同时, 通过增强汇率的弹性, 发挥汇率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的作用, 适当降低我国经济对外部经济的依存度。此外, 为保持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必须建立一种更好的经济金融秩序, 这种秩序能从根本上克服任何外来瘟疫的蔓延。这需要高超的政治和经济智慧, 需要从基础价值观、经济理论、经济制度、金融监管制度方面建立一个科学发展的体系。

(二) 健全机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目前我国金融机构体系还不能完全对应各类企业发展的需要, 有必要通过金融机构的健全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金融机构设置上, 不但要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直接面对当地的中小企业, 而且要做大做强区域性商业银行, 在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和远期市场等方面进行创新, 为中西部开发提供金融支持。金融要支持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技术交流和人才交流, 促进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协同发展。与此同时, 不仅要鼓励大型银行进一步向下延伸服务网点, 也要鼓励股份制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到大的集镇去设立分支机构, 支持商业银行新设或者将现在已经有的支行改成专门服务小企业的支行。加大对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力度, 按照区别对待、分类的原则, 构建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激励机制。此外, 要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机构, 切实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我国“三农”问题一直是大问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要把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中国要解放生产力, 首当其冲是要解放农村的广大生产力, 要扩大内需首当其冲的也是启动农村的内需。转变农村金融发展方式有利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在具体做法上, 要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的市场化建设, 树立农村金融大市场的观念, 根据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 通过金融业推动以城带乡和以工促农, 提高农村生产力, 使优秀的生产力要素和资金一起向农村地区流动, 才能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金融要通过农产品市场的建设, 支持搞好农产品流动, 充分发挥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作用, 建立农产品期货市场, 推动农产品的标准化、市场化和国际化, 为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各种金融支持。

(三) 储蓄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企业资金融通渠道主要是银行, 不断增长的储蓄成为银行对企业提供贷款的重要来源。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的不断增长使得商业银行的自我筹资能力越来越强, 可运用资金越来越多。社会化大生产需要一定的规模才有效益。规模经济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 且筹资成本不能过高, 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需要众多的投资者。储蓄可以把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起来, 积少成多。而动员个人储蓄需要降低收集储蓄的交易成本, 克服信息不对称, 使货币持有者在一定时间内对放弃货币的使用权感到安全, 金融正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动员储蓄本身就是资本积累并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发展, 而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贡献恰恰就是动员储蓄, 现代金融适应了以上的这种需要, 不断地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以动员储蓄, 促进经济发展, 促进资本利用率提高, 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四) 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金融机构不仅自身要树立金融创新的理念, 同时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使得新的经济发展理念得到更大范围的被认知。金融机构利用其参与经济生活的广泛性和不可或缺性的优势, 可采用金融知识宣传、慈善活动、社区志愿者活动等方式, 将低碳金融理念和相关知识向企业、社区和客户宣传, 让低碳经济、低碳金融深入人心, 为经济发展转型提供舆论支持。一方面, 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需求, 金融机构应该积极推出挂钩低碳消耗、环境的新型基金、理财、金融衍生产品及套利交易工具等, 加速推进国内碳交易市场的一体化。另一方面, 金融机构可以尝试为自愿减排市场提供“碳银行”服务, 针对有集中交易场所的排放权交易, 配套开发并完善银行资金结算服务网络, 着手碳信用的登记、托管、结算和清算, 尝试碳信用的借贷业务, 减少中间流转环节, 为交易所及其会员提供安全、高效、准确的结算服务, 促进自愿减排市场的发展。同时, 针对不同低碳经济建设项目的不同特点和不同需求, 提供量身定制的组合式融资服务、网络式金融服务, 简化资金管理方的资金划拨工作, 降低管理成本,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五) 绿色信贷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面临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等现实国情的压力下, 要想在后危机时代下抢占先机,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模式。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由“高碳”向“低碳”的转型过程中, 金融业应充分发挥信贷资金对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 加强对以低碳经济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型行业的研究, 对低碳经济的发展应给予一定的信贷倾斜, 重点关注能效技术评估, 大力支持低碳经济企业, 使更多资金能流入到与低碳经济相关的各个行业中去。重点关注以绿色农业、核电、生物质能发电、新能源汽车、建筑节能、清洁煤发电等行业为代表的新能源板块和节能减排板块。需要把这两类客户作为银行贷款支持的重点对象, 并在信贷客户的选择上, 逐渐由单纯的信用评级选择向信用评级选择与环保评价选择并重转变。通过借助信用评级和企业投资环保评价, 重点识别和挖掘那些成长性很高、环保执行力强的优质企业, 将它们培育成为支撑其未来发展的核心客户, 坚持有保有压, 优先满足重点行业、重点客户和重点项目的绿色信贷需求。压缩产能过剩、高能耗国家限制类行业、政府融资平台和国家抑制高房价的房地产开发贷款。此外, 要对各地区的产业情况和资源情况进行认真的研究, 投入资金支持一些地区打造高端产业集群, 逐步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行业, 推动区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六) 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能否成功, 往往与金融市场结构及直接融资体系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而目前, 中国融资结构虽有所改善, 但直接融资比重仍然偏低, 银行系统承接了较多的融资风险, 这种结构难以适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需要。中小企业是经济转型的重要生力军, 如何让这些企业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 2009年我国加快了多层资本市场建设步伐。深交所2009年6月10日恢复IPO, 目前中小板有175家公司上市, 创业板上市达到100家, 一共筹资2240亿元, 今后还将推出国际版。创业板的推出满足了部分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需求。但2000多家上市公司与成千上万需要融资的企业相比, 还是杯水车薪。由于更多的企业还难以上市, 大部分中小企业甚至微小企业融资还面临很大困难, 为此, 通过深化发行制度、交易制度的改革, 进一步提高市场的风险定价能力, 建立和完善小额快速再融资、兼并、收购, 支持这些中小企业上市, 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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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经济转变选择 篇5

一、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

经济增长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累积的过程, 经济增长可以直接反映出国家和社会经济增长的总结果以及生产动态。经济增长方式有着较为明显的特征, 具体可阐述如下。

首先, 要素投入占据了较大的经济增长比例。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GDP平均在9%的增长率, 但是经济效益指标和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为低下。以“十五”期间为例, 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1.1%, 全要素生产率 (TFP) 增长及对经济增长的工效率逐渐下降。

其次, 投资与消费不成正比。投资、出口增长率和消费之间的矛盾逐渐尚恒。我国国内投资率名列世界前茅, 投资与GDP的增长关系的投资弹性系数逐渐升高。同时, 出口也开始高速上升, 但是, 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另一大促进作用, 消费率逐年下降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也就变得愈加缓慢。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于投资, 导致生产率的低下, 消耗大量能源, 污染环境, 消费停滞不前。

还有, 经济增长以环境和资源为代价。我国资源利用率普遍比发达国家低, 消耗强度却逐年增加。从当前情况来看, 我国能源消耗10%左右, 产值能耗逐年上升。当然, 在能耗增长过快的基础上, 势必会给环境造成重大的影响。烟尘、二氧化硫、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多, 导致水污染、大气污染情况严重。

二、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的依据

经济增长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和特点, 结合我国国情来看, 经济环境的日新月异。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应随着大市场的变化而变革, 摒弃传统的以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为主, 缩短投资驱动阶段, 倡导以集约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 如果正确地选择经济增长方式也是值得深究的课题。

(一) 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的原则

1.遵循原则。遵循原则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首先, 肯定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重视体制和科技创新, 做好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工作, 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其次, 了解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内涵, 充分调动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 从根本上进行扩大再生产, 当生产场所扩大了, 就是在外延上扩大, 当生产效率提高了, 就是在内涵上扩大。扩大再生产不是简单的资本积累, 而是从固定资本从分来开来, 以其他形式保证效益最大化, 因此, 把握生产要素的数量及质量, 深入研究环境及机遇所带来的巨大作用。中国现有的国情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具体方向, 因此, 改变一元化的经济定论, 融入多种经济要素, 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想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2.制度和科技原则。经济的发展与制度和科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技术创新并不能作为经济的驱动性增长方式, 也无法真正实现从粗放型生产到集约型生产的过度。集约代表的是生产要素和技术两者之间投入和产出的效率, 技术创新只能是集约型生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先决条件, 由此, 技术创新的基础上还应该有完善的经济制度, 在完善的制度下, 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经济的转变, 并通过转变途径用于各个领域中, 从而促进我国的生产能力。另外, 规范的制度能够优化经济发展的途径和方式, 转变当前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面作用, 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 推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 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的客观依据

1.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联。经济增长方式如何选择, 如何定位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资本积累和资本对劳动比例的提高作为工业化早期经济增长方式之一, 因资本密集型产业通过外延性扩大再生产的模式, 促成资本结构的改变, 导致了平均利润率和劳动就业率的下降。科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后, 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工业化时代已逐渐被服务业所长约, 逐渐成重工业经济中脱离出来, 转变成轻工业, 重服务业的轻型化发展, 经济增长方式由此开始了深远的改变。

2.与资源相关联。每一个国家由于地理位置、资源分配、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 使得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资源禀赋能够影响一个国家选择怎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如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 劳动密集型产业则是此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 选择经济增长方式应该更多地遵循我国资源优势,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理论, 结合我国的比较优势来选择经济增长方式。

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 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虽然我国一直倡导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主体, 但是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是占据了重多比例, 导致资金、能源、劳动力、科技成果的严重浪费, 使得我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上缺乏竞争力。近年来, 世界范围内处于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换的新进程, 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拥有高科技、高创新产品是市场竞争的有力手段。粗放型经济已经无法适应市场需要, 造成资源2的0严14重浪年费第, 也3导期致中竞旬争力刊的不足。人力、物理、财力的大量时投入, 虽代然 (在总短第时间54内6拉期动) 经济增长, 但也不会是一条长久的发展T之i路m。e随s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 市场经济竞争成为了我国进入国际市场的必经之路, 要想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主动权, 国家经济安全应该有效保证。因此,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以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重视投入产出效益, 大规模地进行扩大再生产, 将原有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消费结构等进行资源重组, 充分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同时,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体制, 通过良性竞争使得市场更加有序, 进一步地进行资源配置, 实现劳动者、资金、产品、结构等的优化。

(二) 从物质型向知识型转变

传统工业产业为支柱的经济增长方式以依托自然资源为基础, 物质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在信息化程度如此之高的21世纪, 知识经济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传统物质经济以资金、设备、资源等形式为基础的经济形式, 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金越加匮乏的条件下, 物质经济是不可行的。知识经济摒弃了传统工业, 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产业, 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纵观各个发达国家, 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于科技优势, 科技进步一方面保证了生产要素的质量, 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 提高了智力劳动和知识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知识型经济是知识自主创新意识的转化,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应加快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步进行, 以工业化为基础, 以信息化为手段, 两者在经济增长之路上相互补充和推荐。中国在大力发展和推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 加快信息化进程, 尽快缩短物质型向知识型转变过程, 真正适应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 促使我国经济能够可持续化发展。

(三) 转变产业结构, 优化资源配置

体制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体制和制度因素严重制约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利益机制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 无形地推动或者阻碍经济发展。另外, 也影响着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我国政府作为社会投资的主导性力量, 政府、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仍然占据了我国经济主体, 导致了经金济扩张融伴随着投资满目扩张。从目前来看, 经济增长N方O式.的3, 转2变01应4Fi主n要an集c中e于对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对C国u有m企u业la进ti行ve资ty源N重O组., 5更46好) 地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和管理, 促使国有企业的良性发展;二是中央政府及其直属结构应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和管理负有重要的责任;三是政府的投资应遵循市场规则,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对国有企业进行管理。政府作为调控经济市场的主导力量, 在支配社会资源时, 应尽可能地将资源配置效益达到最大化。对于非国有企业, 应与国有企业保持统一管理, 淘汰高能耗、高武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 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从而使得经济平稳地增长。

总之, 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下, 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迫在眉睫。结合我国国情, 了解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特征, 以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结构调整为手段, 推动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同时, 应看清世界经济形式, 及时调整转变策略, 避免在调整过程中导致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了因素的产生。

摘要：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居高不下, 经济效益却一直低下, 越来越多人的发出了质疑声。这一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造成了产业结构失衡的局面。另外, 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发展浪潮中, 如何在世界经济中保持竞争优势, 也是经济增长方式选择与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 本文探讨了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 结合经济增长的选择依据, 来阐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应进行怎样的转变, 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化发展。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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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经济转变选择 篇6

国家“十二五”规划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作为首都城市，北京市将进入经济发展方式深度转变的新阶段，创新路径选择对全国具有示范效应。

（一）经济发展方式决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方式是推动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进步的理念、思路、方法和体制机制的总和。这一概念可以等式化为：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型+机制创新。可见，“经济增长”不能解决发展的全部问题。以增长代替发展，希望“在增长中解决所有发展的问题”，往往会带来更大的矛盾和问题。必须通过结构转型和机制创新，实现技术、结构、质量、环境等方面转变，达到经济增长过程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增长成果的共享性相统一的目的。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根据“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我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是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有重大突破，社会压力得到有效释放，用10年左右的时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二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可见，转变发展方式成为突破这个陷阱的关键。

虽然，北京2009年人均GDP就已经超过10000美元，但仍然需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与全国一样，北京经济增长方式上也依然存在着“高投入、高污染、不协调、难循环”等问题。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三）首都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全国示范效应

2009年北京市委提出：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以更高标准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在北京市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全面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战略。进一步明确了经济转型的方向。北京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不仅对华北地区具有巨大的经济辐射和扩散效应，作为国家首都对全国各地的示范带头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约束条件

经济发展可以看作是一个不断突破现有约束的过程，而对于今天的北京，原有的增长方式显露出了不可持续的倾向。环境恶化、人口过剩、交通拥挤、空间过密等一系列问题若不加以控制，很可能会削弱经济增长的势头，甚至将增长推向反面。

（一）环境污染约束

环境与自然资源融于一体，是容纳人类一切活动的容器。通常来讲，环境污染从三个方面阻碍或破坏了经济增长：一是在质量和数量上对自然资源造成损害;二是影响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危害人的身心健康;三是治理环境污染是一项高技术、高投入、收效慢的系统工程，往往耗费巨大仍得不偿失。

尽管环境问题在北京已得到高度重视，但环境治理并非朝夕之功，北京的大气环境质量和水环境质量仍令人堪忧。2006年，北京空气中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可吸入颗粒物的年均浓度分别为0.053毫克/立方米、2.1毫克/立方米和0.161毫克/立方米，全年空气质量未达到二级的天数为124天，占总天数的34%，空气综合污染指数为3.31，全国排名第三，仅次于兰州和乌鲁木齐。2008年奥运会之后，北京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大气中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可吸入颗粒物的年均浓度分别下降为0.034毫克/立方米、1.6毫克/立方米和0.121毫克/立方米。北京水污染状况更严重，2006年，全市五大水系中有水河流为70条段，只有23条符合水质标准，其中劣V类水质河长占总长度的41.2%。政府为治理环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二）土地资源约束

北京土地资源人均占有量少，总体质量不高。按2004年的常住人口计算，北京人均土地面积仅为0.11公顷，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7;人均耕地仅为0.02公顷，为各城市最低，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0%。而城市用地更为紧张，核心区的人均占地只有35平方米。另外，根据地质专家评定，北京处于中等及偏上水平的一、二、三等地仅占总面积的35.3%;耕地中的中低产田占到了44.3%。

耕地面积因建设用地减少过多且出现超载情况。1993-2004年的十年间北京共减少耕地1663.6平方公里。2001年，耕地的农村人口超载率由负转正，意味着耕地生产力已不能满足农村人口的粮食需求;而在此之前，北京耕地在满足农村人口粮食需求的基础上，还能够承载一部分城镇人口的粮食需求。同时，农用地的实际利用水平和产出率偏低，耕地的有效利用面积和单产水平都不高。最重要的是，北京大多数土地已被利用，近郊区和平原区土地利用率在95%以上，城市核心区和一部分功能拓展区已无可用土地，而未利用土地仅占土地总面积的12.8%。如果要增加建设用地，势必会减少耕地用地。北京“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方式也难以持续，土地资源的瓶颈约束迫使北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三）人口压力约束

1. 北京人口现状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北京常住人口1961.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46%，在所有城市中位列第三。北京市的面积是16400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1195人。常住人口密度呈梯度分布，极不平衡。此外，北京市户籍人口1256.7万人，外省市来京人员为704.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5.9%。根据最新的《2010北京统计年鉴》，北京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拓展区，人数为279.7万人，占该区人口的32.1%。如果按人口密度计算，则核心区外来人口最为集中，为4697人/平方公里;拓展区为2192人/平方公里(见表1)。

2. 人口现状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人口迁移成为决定北京人口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从2005-2009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常住人口的增长率远远大于常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他们之间不断扩大的缺口由人口的机械增长(即因人口的迁移或流动所导致的人口净增加)所弥补，而且外来人口的边际增加值很高，导致了北京的人口膨胀。

3. 人口超载问题

环境的人口承载力是指按照一定的生活水平和环境质量要求，在不超出生态系统弹性限度的条件下，环境系统所能支撑的最大人口数量。从上面分析可知，北京的水、空气、耕地和粮食资源已经超出了所能支撑的人口数量。进一步讲，首都问题已经成为了“首堵”问题，严重违背了城市化的初衷和经济效率。北京的人口超载问题已经相当严峻，若不加以有效控制，必将成为阻碍环境改善和经济增长的绊脚石。目前北京人口规模扩张至1961万人，已经突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设定的2020年1800万人口发展目标，人口调控的压力不言而喻。

城市的急速膨胀所带来的“城市病”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日趋显著。所以，虽然以城市化为表象的集聚带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好处，但它不断累积的外部成本会抵消规模经济效应。而北京作为全国中心，集聚的趋势已形成自我加强的累积循环，所带来的负外部性在导致增长崩溃之前不会自动消减，相反只会更趋严重。

单位：人/平方千米

资料来源：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整理而得

资料来源：北京市统计局，《北京统计年鉴》

世界性首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

（一）东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东京都新三区建筑和人口高度密集、环境恶化，发展周边地区成为东京城市规划建设的首要任务，东京都市圈也就应用而生。

1.东京都市圈的空间发展模式

规划者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提出了“多极城市结构”的概念。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有人首先提出一个“两极都市”的规划。在《东京1992规划》中又提出了“多中心城市”的框架，其基本观点就是东京周围除了多摩地区的业务核城市之外，还要环绕三大新的“业务核城市”，再加上茨城县南部的筑波新城作为一个高科技研究中心。这些功能不同、经济互补的大中小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都市圈内的各种问题(比如土地、环境等)，从而促使都市圈的经济以东京这个超级城市的“点”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扩散与辐射到周围区域城镇的这个“面”上，形成一个内在相互联系和结合的有机体。

2.东京都市圈的产业布局模式

东京大都市经济圈圈内城市根据自己的特色优势，错位发展，并且通过资源、经济互补等进行分工协作，促使了整个都市圈的共同繁荣，发挥了整体集聚的优势，各城市在都市圈内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东京都中心区集中大部分政府行政机构、教育文化机构、金融保险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等服务行业，发挥着巨大的中枢作用。神奈川县工业发达，是日本四大工业基地之一。琦玉县交通网络密集，是日本东部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目前，已成为政府机构、住宿餐饮、商务休闲等服务的聚集地，承担着相应的职能。千叶县发挥了国际空港、海港、商务、国际交流、工业聚集地等职能。

（二）伦敦通过新城建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伦敦的现代新城建设开始于阿伯克隆比时期。在1944年制定的大伦敦规划中,阿伯克隆比提出在1939年的城市边界上建设一条8公里宽的环绕绿带，以阻止伦敦的进一步蔓延;但第一、二代卫星城均因为功能过于单一而宣告失败。第三代卫星城选择在大城市远郊或两个大城市之间建设相对独立的中等城市。这些卫星城镇有其合适的功能定位，并与原中心建立了一定的产业分工与协作关系。此外卫星城镇社区的居住地靠近就业场所，很多设施都可以自给自足，交通的可达性也很好，不会因为功能过于单一而过分依赖老城。卫星城的建设适应了英国城市发展的需要,既加快了城市周围地区的开发，促进了经济水平的提高，又改善了市、郊区地域结构，并在人口、就业等方面起到了某种平衡作用。

（三）国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路径选择的启示

1.通过调整城市空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东京和伦敦的经验可以看出，新城的多中心空间结构是世界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新城对于世界城市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发挥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北京世界城市的建设不仅要关注核心区功能提升，更应在更大区域范围内考虑高端城市功能的布局和重组，加快新城建设，形成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当然，建设多中心城市时要因地制宜，采用多种模式。

2.通过加大城市周边开发力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人口膨胀已经成为制约大城市发展的所有约束中最主要的矛盾。人口的膨胀是不能通过行政就能解决的，应主要靠市场机制形成经济上的“隔离墙”。但周边地区贫困落后的状况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缺乏，使得即使首都的产业转移了出去，都不会使人口心甘情愿的迁移，反而他们更愿意无序地呆在首都。这样又会加剧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问题。所以，政府应加大大城市周边城市的政策扶植。

3.通过产业升级转变城市经济发展方式

北京市各产业的内部结构和增长质量仍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要看到首都人才优势和科技创新优势，让更多的科技创新成果占领产业的制高点。通过产业升级和周边地区形成良好的分工和产业布局，最终又有利于首都经济圈的可持续发展，东京都市圈的产业分工就是很好的例子。而这也是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提到把北京中关村逐步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原因所在。

首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

从国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路径选择的启示下，笔者认为北京的产业结构应该朝着低碳化和高端化的方向迈进。具体说来，金融管理中心的高端化是总部化，制造业的高端化是高新技术的研发、设计以及各产业向循环经济方向的发展。同时，区域协调发展应作为北京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取向。由于北京极化效应要大大强于其扩展效应，所以现阶段的关键是加大政府区域管理的力度来使区域合作向更高的层次迈进。具体路径如下：

（一）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中重点产业的发展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就已经形成“三、二、一”的产业格局;但直到2006年北京第三产业的比重才超过70%。北京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相比还存有一定的差距。面对门类如此繁多的服务行业，应当区别轻重缓急，而不是平均用力。北京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方向是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物流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

金融产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以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为主要内容。世界上许多国家首都的产业结构演进过程，都显示了金融产业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科技服务业是指运用知识、技术和信息从事研发活动，提供智力成果服务的行业，主要包括研究与试验发展、专业技术服务业，具有高附加值、资源节约以及智力资源密集等特点。这些新兴的高端服务业，在北京有着良好的发展条件和重大的发展意义。

总之，结合北京的优势和特点，应将重点放在这两类行业上，即研发产业和金融业。前者以高风险、高回报和高技术含量为特征，关键在于它能够有效利用北京的人才优势、教育与研发机构的集聚优势、技术和信息优势。后者则是一种高端产业，虽然它不直接生产实物产品，但它能够通过调配资本来影响经济，因而体现了一种经济控制权。促进金融业的总部化对于北京是很重要的，这与北京政治中心地位非常契合。

（二）发展现代制造业和循环经济

制造业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强大的制造业作支撑。现代制造业，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制造业，是现代科学技术与制造业相结合的产物，是指采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对原材料进行加工或再加工以及对零部件装配的产业的总称。北京的现代制造业主要分为电子信息产业、机电产业、交通运输设备产业和医药产业这四大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而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之内。所以可以预见医药产业有着广阔的前景，交通运输设备产业也有着更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节能环保产业和现代的制造业，都有利于朝着低碳化和循环经济的方向发展。而循环经济创造了一种非市场化竞争的优胜劣汰环境，为产业的高级化、和谐化及可持续化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三）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缩小城乡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核心和本质，决不是简单地缩小经济或收入差距，而是逐步缩小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所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为此，发挥经济扶持与财政优惠政策的积极效应，建立财政转移、产业转移、人才转移和科技转移的四个机制，加大政策扶植力度。在这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应加大用于改善民生的财政支出，在本区域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幅度提高市民的收入水平，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百姓;三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改善公共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市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四是积极探索实现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效途径。

（四）注重大区域规划,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区域规划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和资源利用的空间安排。推进经济圈的一体化必须规划先行，通过规划明确一体化的总目标和分阶段目标。加强首都经济圈产业发展的规划协调，应包括协调产业结构和协调项目安排等内容。要使北京区域经济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就必须从自身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出发，统一制定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区域产业发展规划。与此同时，要加强各地区产业发展的规划协调，都市圈重大的生产力布局，要在正确认识区域差异和地区优势问题的前提下，从全局出发合理布局重大的工业项目、农业项目、交通运输项目以及城乡其他建设项目，使区域经济能够均衡发展。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竞争中进行产业整合，在竞争中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和产业结构安排，逐渐形成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区域性产业网络，进而形成整体竞争优势。

（五）加强经济主体之间的密切配合,强化政府间协作

在现有的政府协商机制的框架下，面对诸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契机，各地政府要齐心协力，相互依托，优势互补，共谋合作发展大计。各层次主体之间要彼此协作，密切配合，构筑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总体框架，实现区域的腾飞，使首都经济圈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重要引擎。组建半官方的协调仲裁委员会，建立区域内城市定期磋商和协作机制。同时，地方政府要用全球化意识、市场化意识和区域化意识取代狭隘的地方本位意识，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总之，产业的高端化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已经是北京走向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积极作好规划。

摘要：北京与许多大城市一样,面临着人口膨胀、环境污染、土地资源短缺等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北京率先转变经济发展发式,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需要借鉴东京、伦敦等世界性城市的空间规划、产业升级、卫星城建设等先进经验,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循环经济、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区域合作等途径,使经济发展方式朝着高端化和低碳化方向转变。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约束,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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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成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国际经验及启示[J].特区经济,2010,(5).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财政政策选择 篇7

财政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财政政策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全过程, 体现在收入、支出、预算平衡和国家债务等各个方面。因此, 财政政策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和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功能的正常发挥, 主要取决于财政政策的适当运用。财政政策运用得当, 就可以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财政政策运用失当, 也会引起经济的失衡和波动。

宏观财政政策一般分为扩张性的政策和紧缩性政策两类。前者实施的背景是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 后者实施的背景则是总需求过旺。理论上说, 无论是扩张的还是紧缩的财政政策, 都是为促进总供求平衡和经济稳定发展服务的, 因此, 它们也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背景下采取的特定政策。究其主要性质看, 应该与扩张性政策属于同一类型。也就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其背景是:

1998年第一季以来,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影响, 加之一系列国内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的态势, 迫切需要以宏观政策措施扩大内需, 于是积极财政政策有了得以发挥作用的环境。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 尤其外贸方面受到冲击更为明显。1998年上半年外贸出口额为869.8亿美元, 同比增长7.6%与1997年同期的26.2%和1997年全年的20.9%的增长速度相比, 增长幅度明显放慢, 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 极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二是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率 (以GDP增长率衡量) 从1993年的13.5%回落到1997年的8.8%的水平, 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1998年前后经济增长明显趋缓, 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和“市场疲软”。1998年经济增长率仅为7%, 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鲜明差距, 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全局性的“买方市场”或“过剩经济”已经出现。

三是“下岗分流”和失业压力加大。由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恶化, 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等因素的迭加, 使企业困境进一步加剧, 出现了大量了下岗分流人员, 一年约1000余万人, 失业压力增大。

四是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自1996年5月到1998年的五年多时间里, 尽管央行先后7次降低存贷款利率, 并在1998年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 降低准备金率, 但货币政策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

综合以上情况, 积极财政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国家干预的一种手段, 被推到了前台。

二、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

6年多来, 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成效十分显著。但是, 2003年下半年以来, 经济增长不断加速, 结构性的经济过热局面已经显现。表现为:

(一) 出现了新一轮基建投资热潮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 2003年以来, 我国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都在25%左右, 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超过40%, 如下图1显示, 从资金来源和隶属关系上看固定资产投资依然处于过热态势。2007年前10个月,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88953亿元, 同比增长26.9%, 其中, 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投资38800亿元, 增长16.6%, 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19192亿元, 增长31.4%。从项目隶属关系上看, 中央项目投资8830亿元, 同比增长13.8%;地方项目投资80123亿元, 增长28.6%。2008年上半年,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9%。投资持续过快增长, 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投资“潮涌现象”。

(二) 消费增速加快, 主要生产资料价格猛涨

投资过热导致油、电、煤、运环节瓶颈现象突出。一季度全国有24个省市被迫拉闸停电, 有的地区一周要停电两次, 居民生活用电也受到明显影响。基础原材料价格大幅攀升。据央行6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 能源产品价格涨幅继续维持高位, 原油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5.9%, 涨幅比上月提高5个百分点。成品油中的汽油、柴油和煤油出厂价格分别上涨10.4%、12.2%和15.5%。原煤出厂价格上涨27.1%, 涨幅比上月提高3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8.7%, 比上月提高2个百分点。狂飙的价格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也反映了上游行业的热度。

同时, 随着居民收入增幅提高, 消费品零售额增幅逐月加快。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08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043亿, 同比增长21.4%。上半年,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7.9% (6月份同比上涨7.1%, 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 , 比1-5月份低0.2个百分点。其中, 城市上涨7.6%, 农村上涨8.6%。近一年的CPI走势参见下图2所示。

(三) 进出口总额连创新高, 贸易顺差过大

贸易顺差过大是近两年才出现的新问题, 2004年我国的贸易顺差只有320亿美元, 而2005年和2006年分别达到1019亿美元和1775亿美元, 比2004年增长了218%和453%。2007年1-10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7593亿美元, 比2006年同期增长23.5%, 进出口规模接近2006年全年水平, 其中出口9858亿美元, 增长26.5%;进口7734亿美元, 增长19.8%。2007年1-10月份贸易顺差为2123亿美元, 增长59%。9月末, 国家外汇储备14336亿美元, 同比增长45.1%。贸易顺差过大, 也使贸易摩擦大量增加, 资源环境更趋紧张, 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大。

上述情况表明, 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不合时宜。另外, 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 仅长期建设国债就累积达到9100亿元之巨, 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 经济中积累了大量的或有负债, 这些都为财政运行本身带来不小压力。因此, 面对通货膨胀给经济健康运行带来的威胁以及财政自身的问题, 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及时转向。

三、积极财政政策需要转向稳健财政政策

在2004年12月3日至5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财政部长金人庆提出: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核心就是松紧适度, 其标志是“双减”, 即减少赤字、减少长期建设国债。

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 宏观上既要防止通货膨胀的苗头继续扩大, 又要防止通货紧缩的趋势重新出现;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 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对投资过热的行业从紧, 又要着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政策核心是松紧适度, 着力协调, 放眼长远。具体说来, 要注重把握“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十六个字。

首先是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 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2005年, 国家预算赤字安排了3000亿元, 比上年预算减少198亿元, 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规模, 从上年的1100亿元调减为800亿元。2006年, 中央财政赤字预算安排2950亿元, 比上年减少49.5亿元, 同时, 长期建设国债规模由上年的800亿元调减为600亿元, 财政继续合理把握总量调控的政策力度。2007年, 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的预算安排规模分别下调到2450亿元和500亿元, 分别减少了500亿元和100亿元。同时随着GDP的不断扩大, 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会不断下降。当然, 继续保持一定的赤字规模和长期建设国债规模, 也是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要求, 是保持一定宏观调控能力的需要。

其次是调整结构。就是要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 着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资金投向结构。资金安排上要区别对待, 有保有压, 有促有控。对与经济过热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越位”投入, 要退出来、压下来;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 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 如需要加强的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生态建设、公共卫生、教育、科技等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不仅要保, 还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 努力促进“五个统筹”和全面协调发展。在具体实施上注意把握以下几点:第一, 要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建议停止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建议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红, 对资源性行业收租, 以此抑制国有企业和资源性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第二, 进一步拉升消费需求。其关键是财政支出的重点应向民生领域倾斜, 结合党的十七大精神, 财政支出要更大幅度地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领域倾斜。第三, 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要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 着力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再次是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按照既立足当前, 又着眼长远的原则, 在继续安排部分国债项目投资, 整合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 保证一定规模中央财政投资的基础上, 适当调减国债项目投资规模, 腾出一部分财力, 用于大力推进体制和制度改革创新, 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 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要在保持财政收入持续稳定较快增长的基础上, 大力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制改革。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四项改革, 以进一步鼓励和扩大消费。

四是增收节支。就是在总体税负不增或略减税负的基础上, 严格依法征税, 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同时严格控制支出增长, 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花大力气, 下大功夫。为此, 要依法加强税收征管, 堵塞各种漏洞, 切实做到应收尽收;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保证重点支出需要, 各项财政支出都要精打细算;在继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础上, 积极探索建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制度, 加强监督检查, 严格管理, 坚决制止铺张浪费、花钱大手大脚的行为, 把该花的钱花好、管好、用好;科学使用预算执行中的超收, 一般不能做刚性支出和投资安排。

此外, 需要强调, 随着财政政策的转型, 货币政策也应配合以加强其总量调控力度。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8年3月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 配合稳健的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适当从紧, 主要考虑到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压力较大, 货币信贷投放仍然偏多, 流动性过剩矛盾尚未缓解, 价格上涨压力明显, 需要加强金融调控, 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过快增长。一要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 加大对冲流动性力度;合理发挥利率杠杆调节作用;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增强汇率弹性。二要着力优化信贷结构, 严格执行贷款条件, 有保有压。控制中长期贷款增长, 特别是对高能耗、高排放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创新和改进银行信贷服务, 完善担保、贴息等制度, 加大对“三农”、服务业、中小企业、节能环保、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贷款支持。三要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结售汇制度, 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 采取多种措施努力改善国际收支状况。

摘要：随着全社会投资增长的加速和我国经济自主增长能力的加强, 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而连续实施七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已不再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产生积极的影响, 淡出积极财政政策已是必然趋势。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 需要牢牢把握“控制赤字, 调整结构, 推进改革, 增收节支”的十六字方针, 将经济目标定位于既防“通胀”又防“通缩”, 全面、准确、高效地贯彻宏观调控决策, 标本兼治, 实现经济软着陆。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政策转型,稳健财政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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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毅夫.当前宏观经济条件下的改革和调控思路[N].人民日报, 2007-8-22.

财政经济转变选择 篇8

关键词：财政支出,经济转型期,中等收入陷阱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 广东在经济发展中开拓进取、不断创新, “广东模式”常年作为我国其他省份发展经济的参考模板。但金融危机的爆发, 致使我国经济内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 三驾马车牵引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 经济增长速度也逐渐放缓。在这一宏观背景下, 作为我国第一经济大省和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广东, 应如何应对国际市场的冲击, 开拓国内居民消费市场需求, 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实现科技进步、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可持续增长?本文重点论述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提高财政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进而促进广东顺利度过经济转型期, 实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以及经济可持续增长。

1 财政支出现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的科学制定, 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居民生活、社会稳定繁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希腊财政政策的失误导致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 使希腊经济增长面临致命的打击。财政政策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在各方面的举措和表现都具有风向标和样本图的作用。财政政策调整方面也是如此。改革开放35年来广东省经济发展保持最高水平, 财政支出增速亦在全国前列。我们可以将广东省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1年。这一时期是广东省经济的起步阶段, 其财政支出从1978年的28.7亿元增长到1981年的39.6亿元, 增长了0.9亿元, 年均增速11.68%。此时的广东省初次接触市场经济, 便出现了经济过热、财政收支失衡等问题, 省政府采取紧缩财政的应对措施, 最终实现了财政平衡。

第二阶段:1982~1993年。这段时间其财政支出由1982年的33.34亿元, 增长到1993年的331.27亿元, 期间增长了297.93亿元, 年均增速为22.94%。此阶段初期, 经济略有下滑, 所以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 促进了经济发展。后因经济过热而略有收紧, 随着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 全国又掀起经济热潮, 财政支出不断高升。

第三阶段:1994~2000年。此时的财政支出从1994年的416.83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1069.86亿元, 增幅为653.03亿元, 年均增速为18.49%。由于金融危机影响, 广东省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 促进经济发展, 后期因经济过热, 随即采取稳健财政政策, 降低财政支出的发展速度。

第四阶段:2001~2007年。其财政支出从2001年的1321.33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3159.57亿元, 增长额为1838.24亿元, 年均增速为16.87%。广东省面临着巨大的通胀压力, 投资需求不断膨胀, 于是省政府采取了稳健的财政政策, 降低财政支出增速, 最终形成了经济效益好、发展速度快的良好格局。

第五阶段:2008年至今。随着财政政策的不断完善, 财政政策作为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被使用得越来越成熟。在世界多方危机的影响下, 广东省财政支出的增幅略有下降, 近年来部分财政支出项目的规模出现波动, 但总体上保持增长态势。另外, 其他支出项目从2008年的450.02亿元下降到2012年的282.93亿元, 说明广东省的财政支出越来越规范, 财政支出的具体项目更加明晰。

不难看出, 广东省能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对财政政策作出科学调整, 紧缩性、稳健性、积极性财政支出政策的灵活运用为广东省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调控方向、锦上添花的重要作用。

2 经济发展现状

从1978年至2012年, 广东省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一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起初,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较小, 后来随着经济发展, 增长的幅度不断增大。我们可以将它的发展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3年。改革开放以前, 广东省的经济一直处于欠发达状态, 因此在现代化发展初期, 广东省经济发展才逐渐起步, 发展速度较为缓慢。这个阶段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370元增加到了675元, 增加了305元, 年均增速为8.88%。

第二阶段:1984~1995年。这段时间属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此时的广东, 改革开放的思想政策不断深化, 同时受到了国家政策的鼓励,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872元增长到了8129元, 增长了7257元, 年均增速为13.75%, 迎来了经济发展的小高峰时期。

第三阶段:1996~2001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 广东省经济发展进入低潮期。这个阶段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9139元增长到13852元, 增加额为4713元, 年均增速仅为7.72%。可见金融危机对于广东这个依靠对外开放起家的省份影响之大。

第四阶段:2002~2007年。经过20多年的发展, 广东省在经济发展上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知道如何通过调整来促进自己的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 使广东又多了一个面向海外市场发展的机会, 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此时的广东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高峰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5365元一跃为33272元, 增长17907元, 年均增速为12.53%。

第五阶段:2008年至今。35年的改革开放为广东经济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使得广东的经济发展战略更加成熟完整。然而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给广东这个对外贸易大省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使广东省的经济再一次面临危机, 众多厂家宣布倒闭, 经济发展速度受到影响。在这个阶段中, 广东省需要在危机中创造机会, 努力保持自己的高速发展。

3 经济转型期面临的严峻挑战——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10000美元的区间, 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 由于国家经济转型滞后、科学创新不能带来有效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未能及时转型升级、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分化严重、生产成本高涨、政府官员腐败等原因而导致该国家或地区未能突破10000美元大关, 在高收入国家 (人均国民收入在10000美元以上) 门槛前长期停滞不前, 从而使国家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徘徊期。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 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 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晋升为发达国家。与此相反, 拉美国家 (阿根廷、巴西) 和东南亚国家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 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是直到今天, 这些国家仍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 未能发展成为发达国家。

我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3000美元, 不仅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而且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高潮, 但在这一关键时期, 也遇到了中等收入陷阱和内需不足的困扰。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已经部分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同, 能否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快速完成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 决定了一个国家是跨越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此, 我们有必要借鉴成功跨越陷阱的国家经验。

4 他山之石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这些亚洲经济体在经济转型过程中, 当地政府的相关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特性与我国政府主导性的经济特质相当吻合。在人均收入跨越10000美元大关的过程中, 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主要有以下举措。

4.1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转型的快慢与成败。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技术立国”战略, 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提供低息贷款等方式大力支持民间企业的科技研发, 通过实施优惠和扶持政策支持“基础性、先导性”的战略性高新产业, 并通过“产学研、产官学”的结合方式切实提高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率。韩国在1973年颁布了《技术研究开发促进法》, 在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科技立国”口号, 极力支持自主创新。新加坡通过“第二次工业革命”, 提高生产的自动化、机械化, 将该国制造业从产业链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一端移到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的另一端。台湾通过颁布《加速培育和延揽高级科技人才方案》、《科学技术发展方案》、《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十年长期计划》和《鼓励民间企业从事研究发展》等产业技术发展战略, 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4.2 发展教育

发展教育是提高整体人力资本积累、人才素质的最佳路径。日本的“产学研”结合方式不仅提升了自主创新能力, 还提高了该国的教育水平。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巩固初等义务教育、普及中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的总方针, 促使韩国能够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发展本国教育。新加坡的“人才工程”亦是围绕着教育进行。台湾亦有“产学研、产官学”的促进科技进步、促进人才素质提高的双优政策。他们均非常注重引进人才, 注重加强本土技术人才与国际先进人才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4.3 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

日本、韩国、台湾在中等收入期间都有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贫富差距较大, 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有待提高。以上国家和地区通过加大扶农支农力度, 提高农业生产率, 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 加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建设, 促使农业朝着产业化的方向发展;通过调整税收政策, 改善初次分配格局;通过完善社会保障, 建立社会保险、社会补救和社会福利服务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调整再分配格局。

4.4 大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由于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大量高能耗、高污染的“夕阳产业”, 四个国家和地区在进入中等收入行列时已经面临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和能源供应问题。他们通过开源节流解决环境污染和能源供应问题, 比如大力开发节能技术, 促进清洁能源研究, 完善环保法, 加大环保宣传, 提高环境污染处罚标准, 不断增加环保投资力度等。

“政府应做的, 就是财政要干的”。以上提高自主创新、发展教育、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大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举措, 便间接指明了在由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经济转型期各国的财政支出主方向: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节能保护支出、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农林水事务支出。

广东省作为我国第一经济大省, 又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理应在这一经济转型期, 遵守实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相关要求, 发挥地方政府的财政积极性, 促使广东完成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并为全国提供参考模板。为此, 广东省应在经济转型期选择如下财政支出政策:通过增加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与就业、节能保护、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等支出来加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提高教育水平, 积累优秀人力资源,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最终实现全省经济转型。

参考文献

[1]张峁, 李冰, 杨帆.辽宁省财政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分析[J].科技与管理, 2005 (03) .

[2]齐福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J].经济科学, 2007 (03) .

[3]周学.经济大循环理论——破解中等收入陷进和内需不足的对策[J].经济学动态, 2010 (03) .

[4]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J].中国人口科学, 2011 (01) .

财政经济转变选择 篇9

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稳步和谐持续发展周期后, 用“发展方式转变”取代“增长方式转变”是科学发展观的经济表现, 这种历史性变化意味着, 今后我国民生、资源、环境等一系列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 都将涵盖进经济发展过程中, 这标志着那种“经济发展=GDP增长”的片面思维定势将被彻底舍弃。

1、认真实施与积极落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到每个产业的发展问题, 资源怎么配置, 发展路线怎么选择, 这实质上是产业结构如何优化升级的问题。中国经济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所谓不稳定, 就是投资增长率过高, 信贷投放过多, 货币流动性过大, 外贸和国际收支顺差过高;所谓不平衡, 就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所谓不协调, 就是一二三产业不协调, 投资与消费之间不协调, 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所谓不可持续, 就是我们还没能很好地解决节能降耗问题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而且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如果处理不好, 会从局部问题转化为全局性问题, 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1]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探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路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 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 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2、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产业整体实力

产业集群化、融合化和生态化是当今全球产业发展的大势, 它彰显了产业组织、产业关联和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势, 其内在力量则是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国际产业发展趋势的背景是经济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出现, 进而导致产业边界的模糊、淡化以至消失。欧洲委员会之所以将产业融合视为促进就业与增长的一个强有力的动力源, 便出于它对产业融合定义的准确理解, 即“产业联盟与合作、技术网络平台和市场三角度的融合”。根据上海资源储备结构的特殊性和城市发展目标的高位性, 其产业发展方向舍此别无他途。最近召开的中共上海市委九届三次全会就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朝着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方向努力;要全力促进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共同发展;要努力占据产业发展高端, 加快推动产业升级。融合发展, 是壮大上海产业整体实力的迫切需要。

创新是产业走向融合的前提。一是理念创新。只有当企业从传统的“单赢”竞争理念走向协同的“双赢”竞争理念、从传统的“坐商”经营模式走向现代的“行商”经营模式, 从传统的企业单体运作走向现代的企业生态体系, 企业界方能突破产业传统分立的制约, 去寻求产品交叉、平台交叉和收益共享的机会, 进而使技术进步的发生地从产业边界内部走向产业边界的结合部, 以促进资源配置在更为广阔的背景里展开;二是技术创新。20世纪90年代新技术革命浪潮催生之下的数字技术, 掀起了全球新一轮替代性和关联性, 即通用性技术的降生, 进而推动一大批诸如光学电子、航空电子、生物能源、基因工程等边缘性、融合型产业的萌生。又如, 生态农业技术的创新, 最终导致许多国家通过生物链将种植业、养殖业与畜牧业融合了起来;再如, 信息传媒业之所以呈现行业独立和纵向市场结构特征的根本原因, 是其输入与输出终端机的单一性, 导致电信、广播电视、出版行业之间的信息难以互相转换。但是, 数字技术的融合彻底打破了这种产业壁垒;三是制度创新。企业进退市场的成本, 是市场有效性程度的重要标志。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作用性分工主要应当体现在市场失灵的领域, 政府可以通过严格的规章去约束市场已无力约束的行为。

3、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强化劳动创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昭示:人不能满足于分配、交换和消费自然本身存在的东西, 而必须用劳动改造它们来适应市场的需要。与这种需要相联系的劳动产品物质财富生产, 也由此成为极大多数人最经常的活动。它克服了人对劳动固有的厌恶, 它使人用积极活动替代了怠惰, 用热情武装起了勤劳的双手, 用忍耐克服了最令人厌倦和不适意的工作。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两位学者, 二十世纪末曾对美国和英国技术创新的来源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 来自科技推动而进行的创新, 在美国所占比例是22%, 在英国是27%;来自生产需要的创新, 在美国所占比例是31%, 在英国是25%;而来自市场需求推动的创新, 在美国所占比例是47%, 在英国是48%。由此可以看出, 市场需求已日益成为保证创新活动获得成功的更为重要的因素,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需求是技术创新之母”。[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只靠原有自然物质资源, 而要更多地依靠劳动者在劳动中形成的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如,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促进工业由大变强, 振兴装备制造业, 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 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 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还有赖于一定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建设,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起着保障性作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制度是一种稀缺型的资源。其他资源在人用制度创新创造了较好的制度资源以后, 才能因调动出人们的其他创新而被较好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 制度环境建设, 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巨大。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市场制度, 与没有分工的自给自足经济, 以及有分工而缺少交换的计划经济制度相比较, 是一种能较好地调动人们科学利用各种资源的制度。我们用制度创新建立了这种制度, 劳动资源、物质财富资源等才因其他创新的发挥被开发利用起来, 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创新国有产权的有序流动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多年的磨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建立起一套比较科学和相对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加快股份制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步伐, 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 基本完成国有经济战略性布局结构的调整, 是新时期我国国企改革和发展的明确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 各级政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中, 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要途径, 通过不断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 促进国有产权有序流动, 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既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必经途径, 也是国资监管方式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 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1、国有产权有序转让的法律体系和交易场所基本完善

为了强化国有产权的有序流动, 国务院在大力精减机构的同时, 专门新设成立了国资委。国务院国资委从成立起, 就将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和推动国有产权有序流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建立规范的产权交易市场, 不断完善进场交易制度, 积极推进依靠市场发现买主、发现价格的交易方式, 解决了国有产权转让过程中的定价难问题, 并不断加大对产权交易市场的监管力度, 取得了明显成效。经过多年的努力, 统一的国有产权交易监管制度初步形成, 国有产权流动的方式已经实现了从“政府主导型”向“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市场化机制转变。2003年12月, 国务院国资委与财政部联合印发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之后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国有产权流动的配套文件, 使国有产权流动有了一套严格的以“进场交易”为核心的制度规范。

实践中通过采取多种措施规范产权交易市场, 已经逐步形成比较严格的监管机制。国务院国资委按照“打破区域限制、立足规范运作、促进资源共享、利于长远发展”的原则建立了对产权交易机构的动态选择机制。目前, 经国务院国资委和各省级国资委认可的从事国有产权交易的产权交易机构已有65家。截至2008年, 经国务院国资委认可可以从事中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机构中已有北京市产权交易所、上海市联合产权交易所、天津市产权交易所、重庆市产权交易所可以从事中央企业国有产权的交易。同时, 国务院国资委会同有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产权交易市场日常监管制度。[3]

2、产权交易系统的规范运作促进了国有产权的有序流动

经过科学规划、队伍建设和技术创新, 使我国的产权交易结构和产权交易系统实现了现代化和规范化运作。通过技术手段规范产权交易行为, 实现了对国有产权交易全过程的动态监管。2006年, 国务院国资委通过建立“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信息监测系统”, 已将从事中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京、津、沪3家产权交易机构的国有产权交易信息全部纳入实时动态监测范围, 为将来形成全国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信息平台奠定了基础。加快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 不但为国有经济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创造了条件, 也为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产权交易市场的规范发展, 不但为国有产权有序流动建立了合理流动的机制, 也为其他所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

进场交易制度执行以来, 经过各级国资委和产权交易机构的共同努力, 产权交易市场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企业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已逐渐成为国有资本进退的主要通道、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平台、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和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国有产权通过进场交易实现了大幅增值, 企业对进场交易的认识进一步提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 2007年全国产权交易机构共完成各类产权交易2万多宗, 交易金额约3500亿元, 其中国有产权交易达1万多宗, 交易金额约2700亿元。在国有产权交易中,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受让金额占30%, 外资企业或其他国际资本受让金额占约10%, 社会其他各类资本受让金额约占60%。受让方跨行业、跨区域收购的占全部交易项目的约三成。

3、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国有产权流动和市场资源配置体系

尽管我国在推进进场交易制度、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方面,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我国的产权交易市场还只能说是初步建立, 我们的管理理念、管理水平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建设一个相对成熟的、为非上市公司资本运作服务、满足国有产权流动和国有资本调整要求的资本市场, 是我们的既定目标。

其一是要进一步提高国有产权的进场交易率和竞价交易水平。一方面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使应该进入产权交易市场流动的国有产权全部进场公开交易;另一方面促进产权交易机构进一步完善交易规则、创新交易方式, 提高竞价交易水平, 更好地实现国有产权在流动中的保值增值。

其二是要推进产权交易市场法律体系建设。在进一步总结产权交易市场发展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产权交易市场法律体系建设的总体规划。国资办应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起草推进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发展的相关法规文件。加快行业自律组织与自我监督机制的建立。按照市场化的原则, 加快建立产权交易行业自律组织, 发挥自我监督机制的作用。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作用, 通过行业自律组织推进产权交易市场业务操作的标准化、规范化。

其三是要进一步促进产权交易市场的规范发展。产权交易市场还是一个新兴的市场, 市场化进程还比较短。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督促各产权交易机构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 树立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在廉洁从业、职业操守、依法办事、公开透明上下功夫, 共同建设一个诚信的和规范的产权交易市场。

进一步探索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的国际化。流动是资本的天性。资本流动的范围越广, 市场机制发挥得就越充分, 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高。目前, 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以纽约、伦敦等为中心的证券市场体系, 而为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服务的资本市场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正因为如此, 我国产权交易市场可以通过引入私募基金、风险资本、行业投资人等使中国众多的非上市公司与国际资本相结合, 也可将境外企业的产权转让引入我国的产权交易市场, 使我国的国内资本能够通过产权交易市场这个平台与国际上的产权资源相结合。[4]

三、通过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实现自主创新

“十一五”期间, 我国政府多次强调通过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来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重申必须坚持需求导向, 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等。这一提法对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强化自主创新扩大改革开放

自主创新就是指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的角度出发, 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世界科技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 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特别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 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 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对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具有重要意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必须要坚持需求导向的原则。

正确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是我国坚持和扩大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环节。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在利用外资、扩大外贸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对外开放在创造就业、扩大出口和建立现代产业等方面中发挥了广泛而积极的作用。但是, 从国家发展新阶段、新要求来看, 我国在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比如, 引进外资注重数量增长, 外资对国民经济结构进步的作用有限。多年来, 实现外资数量的增长是主要的发展指标, 而对外资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特别是技术进步的贡献缺乏关注, 或者只是以外资企业创造的出口、产值、就业等传统指标来衡量。在外资与宏观经济统计中, 简单地把外资企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含量看作为产业结构的进步。又如, 引进外资与自主创新相脱节, 外资企业向国内的技术溢出有限。外商独资企业成为外资的主力, 截至2008年上半年, 我国外商独资占比达到75%左右, 对国内技术进步影响力减弱。外资企业采用独资模式是为了知识产权保护。我国企业可能通过竞争与配套服务促进技术进步, 个人可能通过在外资企业工作取得经验, 但这些对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都相对有限, 更远非外资企业技术含量高所能体现。[5]

与此同时, 外资成为出口贸易的主力, 我国企业自身国际竞争力不足。2007年外资企业出口总值为国有企业的近4倍。表面上看出口结构中高新技术比重持续提高, 但实际上主要是来自外资企业的增长。在我国的总出口中, 本质上仍是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加工贸易占到一半。

2、提高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

扩大开放领域, 优化开放结构, 提高开放质量是中国发展新阶段上的重大主题。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这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对外开放新目标。“开放型经济”是一个特殊的经济系统, 其中开放是这一系统的本质内容和基础机制。因此, 开放型经济不同于“转型经济”在局部或一定程度上实施开放政策, 而是把经济运行放在与外部联系的基础之上。开放政策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而开放型经济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体制。因此, 从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到建立开放型经济, 是发展的一个阶段性跨越。在完成了入世的过渡期任务后, 今天国家又提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新目标, 这就意味着开放型体制建设新阶段的开始。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不只意味着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开放领域的扩大, 而且更意味着开放在体制上更加规范, 政策上更加成熟, 宏观调控上更加有效, 效益上更加增大。自主创新就是要在这样一个开放型经济中实现的。

提高开放型经济的水平特别表现在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迄今为止, 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主要优势, 一是廉价劳动力, 二是巨大的国内市场。从长期看, 世界经济按产业链分工, 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只能处于国际分工的末端, 获得相对较小的收益。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条件下, 真正的优势来自于科学技术。创造新优势的根本在于科技创新, 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从国际分工的末端走向高端。当代国际竞争也是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 具有更强制度优势的国家就可能获得更多更高级要素的集聚, 形成更多更高级的主导性要素, 创造更高的全要素生产力, 赢得更高的国际地位。简而言之, 我国应当以体制创新为平台, 以科技创新为内容, 从科学技术的微观层面和制度效率的宏观层面这两个方面争取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6]

3、坚持要求导向, 优化资源配置

传统观点认为, 技术创新主要是由科学技术本身发展的要求所引起和推动的。然而现在许多研究表明, 市场导向问题, 是创新成功的关键因素。创新活动的本质是市场和技术的有效结合。只有有了市场需求, 技术发明适应了市场需求, 创新活动才会出现, 才会实现。另一方面, 随着创新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企业对市场在创新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市场是创新的起点和终点, 市场是创新活动价值实现的载体, 它也推动着创新思想、创新活动的产生与发展。

进一步完善开放中实现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近年来我国制定了一批科技创新促进政策并受到普遍欢迎, 但政策全面落地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跨部门的政策衔接也存在问题。科技创新促进政策要有行业差别和企业发展阶段差别;政策支持要切实有利于帮助企业克服发展中的瓶颈;政策实施要加强配套;引进国外高级人才要解决个人所得税过高问题。作为政府来说, 扶持政策的重点应放在产业和基础培养而不是应由企业做的具体项目。要积极培育核心领域的核心技术, 以重大产业技术的战略突破来带动我国整体科技实力的增长。要注重公共服务平台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 要构建金融担保机制支持企业创新, 特别是要推进风险投资和金融资信平台的建设。此外还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以保护创新者的利益。要充分发挥我国中央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国家队”作用, 全面提升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

要坚持需求为导向,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重点是需求。这里的“需求”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需求, 即从现实的紧迫需求出发, 着力突破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第二层含义是未来需求, 就是着眼长远, 超前部署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 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当然,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在坚持需求导向的同时, 还要通过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 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从而为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有力和持久的技术支撑, 加快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张道根主编.现代企业制度丛书[M].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2]肖元真主编.全球科技与经济发展大趋势丛书[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

[3]翁华建著.新时期的产业经济[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4]刘丛生著.产业发展的动力与源泉[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5]李玉明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论丛书[M].西安人民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