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制度

2024-06-07

避讳制度（精选9篇）

避讳制度篇1

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 是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的产物。避讳制度大约起源于周, 文书避讳制度始于秦, 盛于唐宋, 至清代更趋完善, 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说文解字》里解“讳”为“忌也, 从言韦声”。“避讳”顾名思义, 就是避开忌讳的意思。具体来说就是, 处于对国君、父祖和圣贤的尊敬和畏忌, 不敢或不愿直呼其名, 在遇到和其名相同的字时, 都看做是忌讳而避开不用, 而采用改字、省字、缺笔等方法来代替。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时期, 各项制度都趋于完善。这一时期的避讳制度与前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唐朝避讳制度的各种表现:

1. 把文书避讳制度写入法律, 使其法律化, 从而确立了避讳制度的法律地位。

《唐律疏议·职制律》规定“诸上书若奏事, 误犯宗庙讳者, 杖八十, 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 笞五十。既为名字触犯者, 徒三年;若兼名及二名偏犯者, 不坐。”其中, “二名偏犯者不坐”的原则, 是由太宗李世民确立下来的。在此以前, 两字兼避, 动辄触讳犯禁, 文书拟制中文字运用受到极大的限制。两字不兼避原则, 被称为立法上的一项重要改革。

《旧唐史·本纪》记载有:高祖讳渊, 皇祖讳虎, 皇考讳昞, 太宗讳世民, 高宗讳治, 则天皇后讳曌, 中宗讳显, 玄宗讳隆基, 肃宗讳亨, 德宗讳适, 等等。因此, 文书工作者一旦触犯了这些名讳, 就得遭受刑罚。

在一般文书如上表、疏、笺、启及判策、文章都要求依避讳和平缺之式。避讳和平缺制度其旨在维护皇帝统治的权威和神秘, 这对公文格式和内容的合理规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2. 在避讳的方法上, 除了前朝的改字法、空字法外, 唐代又创造了缺笔之法。

所谓缺笔法, 就是在写字刻书时遇到应避讳的字不改不空仍写上原字, 但缺其字的一笔或二笔, 意即谓所写之字不是原字, 不是帝名。如唐初因避讳唐太宗李世民名字, 把“世”字、“民”字都写作缺笔。现存的唐碑, 除有空字外, 亦有缺笔的字, 如唐碑中一字多次出现缺笔, 即可证明此字为避讳之字。这种办法一直沿用到清代。

3. 唐朝的避讳制度更加严格, 除了本字, 连音同音近的字也要避, 并且唐要求七世以内的君主的名字都要避讳。

这种避讳方法延续了很久, 在唐太宗李世民死后的一百多年之后, 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还说“以俊夫观人风者得焉”—用“人风”代替“民风”, 以避太宗之名。唐太宗叫李世民, 就把中央六部之一的民部改为“户部”。

4. 在避讳的对象方面, 除了避国讳之外, 唐朝把避家讳也写进了法律, 载入《六典》之中。

《唐律·职制篇》明确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 徒一年。”因为这个规定不少人丢官去职, 断送仕途, 贾曾的父亲名言忠, 朝廷拜, 其为中书舍人, “忠”与“中”同音, 他就以犯父讳为由坚辞不受 (《新唐书》卷119《贾曾传》) 。唐著名诗人李贺, 其父名晋肃, 当时有权贵嫉恨李贺, 便以晋与进同音为由, 反对李贺参加进士考试, 虽有韩愈为之帮忙, 专门写了《讳辨》一文为之辩白, 但也无济于事, 致使 (《新唐书》卷203《李贺传》) 。5.避讳之本意是处于对国君、父祖和圣贤的尊敬和畏忌, 不敢或不愿直呼其名, 在遇到和其名相同的字时, 都看做是忌讳而避开不用。

而在唐朝, 又出现了另一层意思, 即恶讳, 用来表示深恶痛绝的避讳。如安史之乱使唐朝的元气大伤, 唐肃宗憎恶安禄山, 凡郡县名有安字者, 一概更换 (《新唐书》卷225上《安禄山传》) 。在至德元年和二年的两年时间内一口气就改了35个地名, 现在的广东东莞在安史之乱以前本叫宝安, 就是避安禄山的“安”字恶讳才改为今名的。

由以上可以看出, 古代的避讳制度在唐朝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避讳在中国风行绵延了两千多年, 辛亥革命后, 随着封建帝制的彻底废除, 作为它的伴生物的避讳也就油尽灯灭, 寿终正寝了。

参考文献

[1]冯惠玲.我国封建社会文书抬头制度.历史档案, 1985 (1) .

[2]赵彦昌.唐代档案管理制度研究.档案管理, 2008 (6) .

[3]暴希明.中国古代避讳习俗的演进.新闻爱好者, 2008 (12) .

中国古代的避讳篇2

讳，又称名讳，即古代帝王或尊长者之名。“讳，忌也。”(《说文解字》)古时，对帝王或尊长，即使是已故的帝王或尊长，都不能直呼其名，以此表示对其敬重。凡遇帝王或尊长之名，必须回避使用该字，即为避讳。避讳又有国讳、圣讳、官讳和家讳等之分。国讳，是指帝王及其父、祖之名，这是举国上下均需回避使用的。圣讳，是指社会所推崇的“圣人”之名，一般全社会，特别是文人需要回避使用。官讳，亦称宪讳，是指上司长官之名，下属官员需回避使用。陆游提到的田登，就属于这类避讳。家讳，是指家族或家庭内尊长者之名，仅限于家族或家庭内部回避。避讳的不只是相同的字，还包括同音字，甚至连讳字的四声字均不能使用。

避讳起源于周朝。“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凡到他人家中，要先问其家人名讳。以免在交谈中，因犯讳而失礼。

古人采用的避讳方法，主要有3种。

其一为改字。若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就改用其他的字。这种避讳的方法出现较早，也较普遍。如秦始皇讳政，秦朝改正月为端月。“端月，正月也。秦讳政，故日端。”(《史记》)汉文帝讳恒，传说的后羿之妻姬娥遂改称嫦娥。汉光武帝讳秀，秀才改称茂才。清圣祖讳玄烨，紫禁城的北门玄武门遂改称神武门。

其二为空字。若书写中遇应避讳的字时，采用空一格(字)、打一方框或“讳”、“某”等字表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凡遇当朝皇帝的名讳，就不作任何解释，只写“上讳”二字。如“秀，上讳”。

其三为缺笔。如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则少写一笔或两笔。一般多为最后的一笔或两笔。如清雍正时规定，凡书中遇“丘”字，必须缺笔。若姓名或地名中的“丘”字，一律改为“邱”字。

这三种避讳的方法都有问题。改字和空字，常导致后人很难推断原字，甚至理解错误；缺笔则更易造成错读成其他字。如唐睿宗李旦，若省去最后一笔，就变成“日”字。

避讳，给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造成诸多麻烦。例如有些姓氏，就因为当朝皇帝的名讳，而改作其他的姓氏。如庄氏，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改为严氏；姬氏，因避唐玄宗李隆基讳，改为周氏；淳于氏，因避唐宪宗李纯讳，改为于氏等。不仅改姓，也有因避讳而改名者。如生活在西汉末年的孔子后裔孔莽，因王莽篡汉称帝，遂改名孔均；唐初宰相裴世矩，因避唐太宗名讳，去“世”，称裴矩。即使是神，也有因避国讳而改名者。如佛教的观世音菩萨，就因避唐太宗名讳，而省去“世”字，称为观音菩萨。因避讳，不仅在世者要改名字，就连早已故去者也不能幸免。如秦汉之际的策士蒯彻，死后又因汉武帝刘彻即位，而在《史记》、《汉书》中，被称作蒯通。南齐时，将军薛道渊因避齐太祖萧道成名讳，去“道”字，只称薛渊。但到唐朝编修《南史》时，又因避唐高祖李渊名，遂改其名为薛深。

由于避讳，不仅要改姓氏和名字，就连官名也要更改。古代有三公之职，其中的太师，就因避西晋景帝司马师名讳，改为太宰。京师亦改称京都。曹魏时期，始建中书监，后渐成中枢机构。入隋后，因避隋文帝父杨忠名讳，遂将中书省更名为内史省。中央官职中的侍中，亦改称纳言。隋朝建立的六部中，有民部，但入唐后，因避唐太宗讳，遂改称户部。

古代的地名，也有因犯讳而改名的。如秦始皇之父，秦庄襄王讳楚，秦始皇称帝后，即下令将湖北楚州改称荆州。西晋憨帝(末帝)司马邺即位，建业(今江苏南京)改称建康。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即位，因其父名国昌，遂改孝昌县为孝感县。

由于避讳，就连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习惯性名称也被改得面目全非。如先秦文献中记载了一种鸟，称为雉。西汉时，因吕后名雉，这种鸟便只得改称“野鸡”。

唐高祖的祖父叫李虎，故唐朝一代不能称“虎”。于是，虎便被“兽”、“彪”等字所替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变成“不入兽穴，焉得兽子”：“画虎不成反类犬”，则成了“画龙不成反类犬”。就连“老虎”的名称也不能叫，而称其为“大虫”。

可以说，古代因避讳而更改名称的事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唐高祖李渊之父名爵，故唐朝时的天于“丙”，就改为了“景”。

此外，因避讳还有改前人谥号、改前朝年号等现象。如唐太宗之子李明在高宗永隆年间，因牵扯进李贤的案子，被降为庶人。这在《旧唐书》的《太宗庶子传》中，有“永崇中，坐与庶人贤同谋”的记载。但唐朝并无“永崇”的年号。其原因是因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需避“隆”字，遂将其祖父“永隆”年号改为“永崇”。又如宋仁宗名赵祯，所以北宋欧阳修等人在编写《新唐书》时，就将唐太宗的“贞观”年号，改为“正观”；唐德宗的“贞元”年号，改为“正元”。

即使是家讳，古人也十分重视。唐朝著名诗人李贺，就因其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而终身不考进士科。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则因其父名序，故所撰文章皆改“序”为“引”。其子苏轼为他人作序时，均改称“叙”。

避讳的习俗，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历朝历代对避讳的规定和要求，也不尽相同。有的朝代相对较松，有些朝代则十分严格。如宋太祖即位后，规定自其始祖开始，所有先祖的名字都要避讳。且与名字同音或音近的字，均不能使用。赵匡胤的祖父名敬，因此宋代不称镜子，只称鉴子。宋高祖赵构即位后，凡“构”音四声的50余个字均不能使用。于是，南宋时称沟为洫，称狗为犬。

在中国古代社会，每当一个新的朝代建立。就有新的国讳。之后，新皇帝即位，又要增加一两个避讳的字。如果是短命王朝，到改朝换代时，避讳的字数还不是很多。但如果是延续时间很长的朝代，到朝代结束前，累积的避讳字数就往往很可观。直到一个朝代结束，所有曾避讳的字，才可以重新使用。

由于避讳在一个朝代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讳字数量常成倍增长。这对于当朝人写文章，特别是科举考试，造成极大的不便。稍有不慎，触及讳字，便即获罪，招致杀身之祸，甚至株连九族。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事物因多次避讳，其名称彻底改变，令后人很难寻觅其踪迹。如唐代以前的文献资料中，记载有一种植物叫“薯蓣”。唐后期，唐代宗李豫即位，遂改称“薯药”。入宋后，宋英宗赵曙即位，又改称“山药”。

避讳这种习俗，给古代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国讳，更反映了专制统治的特点，也给今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造成一定的难度。不过，由于避讳具有很强的时限性，一个讳字的出现和消亡，都有明确的时间限定。这也为后人对史料的辨伪，特别是文物的鉴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浅谈西夏公文避讳制度篇3

(一) 中国古代避讳制度概述

避讳, 为中国特有之风格, 其起于周, 成于秦, 盛于唐宋, 终于清, 持续时间长达二千年。避讳的含义在《辞海》中解释为:“封建时代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 避讳直接说出或写出。 ”避讳的形成与古老的禁忌有着直接的转化关系, 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 可以说它与民俗、礼仪、阶级统治等方面皆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其作用领域是比较广的。古代避讳的对象主要有四类:一是帝王, 对当代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进行避讳, 属于当时的“国讳”或“公讳”。二是讳长官, 即下属要讳长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三是避圣贤, 主要指避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名讳, 有的朝代也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 有的还避周公之名, 甚至有避老子之名的。四是避长辈, 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 是全家的“家讳”或“私讳”, 与别人交往时应避对方的长辈之讳, 否则极为失礼。

中国古代公文避讳则是避讳制度的一个方面, 即公文避讳制度是避讳制度长期发展的产物之一。

(二) 西夏公文避讳制度概述

西夏是与宋、辽、金抗衡的西陲小国, 它自然而然地会引进和效仿中原王朝公文避讳这一制度。西夏公文避讳制度与唐宋一样, 都是比较复杂的。

1.西夏国人为本国避讳

西夏建国之初, 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 巩固政权, 维护皇室尊严就开始在公文撰制中为本国避讳。譬如, 公元1032年冬十月, “德明卒”, 元昊继位后, “既袭封, 明号令, 以兵法勒诸部”, 为了实现成就霸业的宏愿, 于是开始了西夏国建立年号的制度。元昊开始使用的年号是引用宋朝年号, 但很快意识到其与李德明的名讳相冲撞, 为了避父亲李德明的名讳, 改宋“明道”为“显道”, 称于国中, 这是见于史籍记载的西夏最早的避讳现象了。到了公元1034年又改“显道三年”为“开运元年”。不久, 因为有人说“开运”这个年号正好是五代石晋破亡的年号, 为了避免灾祸, 就改“开运”为“广运”, 隐讳其不吉利的事实[1]。于是, 西夏公文避讳、建立年号之制从此开始。

2.西夏为宋、辽避讳

西夏国不仅为本国避讳, 而且还对南面的宋朝、北面的辽朝避讳。

首先, 为宋避讳。西夏名义上为宋之属国, 因此西夏国从宋初开始, 为了割据为政, 以求自保, 最后实现霸业, 无奈地捧宋、尊宋、臣宋。所以作为宋朝的一级地方政权的夏州就为宋避讳了。譬如, 史籍记载, “彝兴, 彝超之弟也, 本名彝殷, 避宋宣祖讳, 改‘殷’为‘兴’。 ”另外, “克睿, 初名光睿, 避太宗讳, 改‘光’为‘克’。 ”[2]夏国为了达到立国建邦之宏图, 暂时与宋处好各种关系, 开始避宋宣祖、宋太宗讳, 这都是以臣属之夏州仰宋而图存的政治策略。

其次, 西夏作为属国, 也为辽避讳。譬如, “李德明”避讳写作“李德昭”:“统和二十一年夏五月丁已, 西平王李继迁瓷, 其子德昭遣使告哀” (《辽史》) 。原因很简单, 因为辽穆宗耶律景曾经更名为明, 辽景宗耶律贤初名“明记”, 为了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需要, 只好委屈求全, 尊辽、臣辽来进行避讳。

3.借鉴汉族辈次排列

中原地区汉族辈次排列是非常严格的, 这一中原地区传统的礼仪形式不仅渗透在西夏各项政治生活之中, 而且在西夏公文中也普遍使用, 这也是避讳的另一种形式。西夏建国后沿袭了这一制度并将其写入法律之中, 同时, 西夏规定, 在撰拟公文联合押署之时, 要讲究先后次序, 不能颠倒。一般情况下, 是官职位高者在前, 但是在官位相同时, 必须是蕃人在前, 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官员在后。这一系列的公文撰写习惯和礼仪制度, 从西夏先祖拓跋思恭开始, 夏州及西夏继承人的辈分秩序仿照中原礼节排列的情况已经很明确了。

二、西夏公文避讳制度的特点

笔者通过查阅相关书籍和资料, 对西夏公文避讳制度的特点做出简要概括, 大致分为三点, 分述如下:

(一) 西夏避讳制度深受汉文化影响

拓跋部同其它党项部落一样, 早期只有语言而无文字[3], 更谈不上文字符号形式的名字。然而, 在同广大汉族人民的长期交往和接触中, 他们不但学会了汉语, 而且部分贵族学会使用汉字, 进而用于与汉族相关人士的书信往来及消息传递。西夏先祖有汉名者, 最早可上溯至唐初的拓跋赤辞。但这其实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汉名, 因为赤辞、思太、守寂等名字具有明显的译音特征, 即可能呼之以党项语名号, 然后以汉语汉字记录。分析夏州李氏世族谱系, 大约从拓跋思恭这一辈人开始, 才真正接受并采用了以汉族习惯命名和排列辈次的形式。至此以后, 夏州李氏以及西夏当政者亦如前例。因此, 公文避讳制度作为西夏向中原王朝学习的一项重要制度, 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二) 西夏公文避讳比较混乱

西夏制定了有关公文避讳的法律制度, 一旦违反就要依律严惩。尽管如此, 西夏的公文避讳还是混乱不堪, 有时避讳, 有时并不避讳。

首先, 在公文撰制中会出现不避先朝皇帝名讳的现象。譬如, 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孝以及其兄弟仁友、仁忠、仁礼、仁爱等一辈人并不避西夏祖先仁福等一辈人名讳, 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仁”字。

其次, 有时公文撰写中也有不避当朝皇帝名讳的现象。譬如, 张元、吴昊不仅不避夏景宗元昊名讳, 而且有意为之, 为此, “元昊责以入国问讳之意, 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会, 乃理会名耶?’时曩霄未更名, 且用中国赐姓也。闻言悚然, 异而释之, 日尊宠用事。 ”[4]

最后, 西夏也有不避宋朝皇帝名讳的公文实例。譬如, 西夏崇宗乾顺于夏永安二年 (1099) 十二月向宋朝撰写的《再上宋誓表》中有“饬疆吏而永绝争端, 诫国人而恒尊圣化”一句。这句话并未避宋真宗的庙讳“恒”字。为此, 宋哲宗下诏责问:“夏国主誓表内‘诫国人而’字下一字犯真宗皇帝庙讳, 令保安军移牒宥州, 闻知本国, 应失点检经历干系人, 并重行诫断。 ”[5]

由此可见, 西夏的公文避讳制度并不严格, 存在混乱的现象。

(三) 西夏在避讳问题上, 具有较强的政治目的

1.夏州政权时期, 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李彝殷及其继承者李光睿均因犯宋帝名讳而易名。这一时期的夏州政权, 完全采取的是“保全实力”的政策。虽然宋朝厉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策, 特别注意削弱地方割据势力, 但是, 对夏州李民这样具有地方和少数民族两重性质的政权, 处理起来却非常棘手。夏州李氏也非常注重在一些名份、礼节性的交往中投宋之所好。如宋建立伊始, 彝殷即更其姓名, 为宋帝避讳, 并率众表示臣服, 帮助宋太祖抵御北汉。正因为采取了臣属恭顺的姿态, 才使夏州政权能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2.李元昊初用宋仁宗 “明道”年号, 因避父亲德明讳, 改为“显道”称于国中。联系元昊此后一系列独立称帝的政令和举动, 这种因名讳而改易年号的行为, 完全可看作是改弦易辙的号角, 并非确为避其父之名讳。还有一个例子, 在宋不得志的张元、吴昊为了引起元昊的注意, 达成自己投奔西夏的政治目的, 故意入国而讳, 元昊“竦然异之, 日尊宠用事”。显然, 这里名讳问题已退居其次, 经国人才乃元昊所急需的。通过这些事例,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元昊否认李、赵赐姓, 改号嵬名, 更名曩霄, 自称“吾卒”, 布令秃发, 新制蕃字等一系列的标新立异之举了。

3.元昊曾将 “显道三年”改为 “开运元年”, 后因石晋故, 改年号为“广运”, 这显然是对石敬塘后晋破亡这一不吉利事件的隐讳。作为新兴的西夏, 自然不愿使用那样的年号。无独有隅, 宋仁宗于公元1038年曾改元“宝元”, 后因元昊以河西叛, 且又改姓元氏 (元昊上表称元魏之后裔) , 朝廷恶之, 于是改元“康定”[6]。夏、宋各讳国恶的作法, 无疑也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折射。

三、西夏公文避讳制度特点的成因

(一) 文化因素

西夏公文避讳不严格的特点, 是西夏民族文化在汉文化冲击下的顽强姿态的体现。西夏自身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冲突, 贯穿于西夏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各个方面, 也对西夏公文避讳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唐书·党项传》载:党项“俗尚武, 无法令、赋役, 人寿多过百岁, 然好为盗, 更相到夺, 尤重复仇”, “无文字, 候草木记岁”, “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 惟不娶同姓”。其它诸书记载亦大体相若。从党项人早期的生活情形看, 他们根本没有汉族封建社会那么繁复的伦礼纲常制度, 而是过着比较单纯质朴的原始生活。即使发展到数百年之后的西夏, 虽然汉文化对其影响巨大, 但是相对形成于西汉时期的汉文化, 西夏国内的汉文化因素毕竟显得成熟度不够。[7]更何况汉族社会中的那些繁文褥节、清规戒律, 尤为崇实尚武的党项民族所不赞成。这在元昊的建国方略中就有明确的表示, 即所谓“制小藩文字, 改大汉衣冠, 革乐之五音, 裁礼之九拜”。[8]那么, 像避讳中又是君讳、家讳, 又是避嫌名、缺笔讳等等细而又细的枝节, 对于以“忠实为先, 战斗为务”的西夏, 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因此, 西夏虽然在公文避讳上制定了严格的法规, 但是受文化因素的冲击, 避讳混乱现象不可避免。

(二) 政治因素

西夏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多民族王朝, 很多方面都会借鉴中原王朝的管理模式, 尤其是唐、宋两朝, 公文制度也不例外。在借鉴和学习中原王朝及周边国家公文工作理论之时, 西夏统治者对公文避讳制度进行了因地制宜的改革, 使其更适合于西夏这一党项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国家的实际。

历来民族矛盾与政治斗争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西夏时期尤其如此。对南有宋, 对东北有辽、金和蒙古, 而尤以与北宋的斗争占全国对外政治及民族关系处理的主流。李彝殷为宋宣祖讳, 李光睿为宋太宗讳, 均以臣属之夏州仰赵宋而图存, 避讳以尊宋、臣宋, 实则割据, 以求自保。为了巩固政权, 维护统治, 进一步地发展本国实力, 西夏统治者在制定公文避讳制度时, 不免会使其从侧面透露出浓重的政治意味, 这也是造成西夏公文避讳混乱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辩证看待公文避讳制度的影响

(一) 避讳制度带来的不利影响

1.避讳制度对西夏时期公文写作的不利影响

不同于其他朝代, 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西夏时期公文避讳是非常复杂和特殊的。例如前面所述的公文避讳混乱现象, 统治者为了达到自身的特殊政治目的, 有时避讳有时不避讳, 它给文书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障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夏时期文书工作的效率。

2.避讳制度对现代公文研究工作的不利影响

避讳虽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种传统陋习, 虽然已成为历史, 但它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二千多年, 对古代公文的撰写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其产生原因是统治者对自身地位的尊崇, 对自己威严的维护。由于避讳, 古人改人名、地名、官名、物名处甚多, 这就在文书工作上造成了许多混乱甚至讹误, 给我们阅读理解文献、辨别真相带来许多麻烦。我们在阅读古代公文史料时发现, 行文中有的出现空缺字, 有的用“某”字代替, 文字有的改变了形体, 有的缺笔画, 有的改用同音字或同义字, 还有改名改姓, 改官名、改年号、改干支、改书名等等。各朝代避讳不同, 一名多次更改, 有时同地异名, 同书异名, 一人二名, 一官二名, 弄得人们迷惑不解。给阅读古代公文造成极大困难。如果不懂点避讳学的知识, 整理古籍、研究中国公文发展历史就会困难重重, 对某些问题无法解释, 甚至会闹出笑话。

(二) 避讳制度带来的有利影响

虽然避讳制度的产生对于现代公文研究工作造成了一些障碍与烦恼,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如果懂得了避讳学、掌握了避讳的基本要点和规律, 巧妙地运用到训诂学和校勘学中去, 它就成为历史学的辅助科学。不但可以解决阅读古籍的某些疑难, 帮助我们阅读古籍, 而且可以利用它来辨别古代文书的真伪, 并可以审定其年代。

我国朝代更替频繁, 政权易手, 避讳亦随之改变。各朝避讳不一, 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历代学者利用避讳发现问题, 订正伪误, 为我们阅读古籍, 研究古代公文史排除了不少障碍。掌握了这一知识。就像掌握了一把钥匙, 帮助我们打开古籍的大门, 加快阅读速度, 提高阅读质量, 增长大量的学问, 周游历史的长河, 为研究古籍和深入研究中国公文发展历史打下良好基础。我们学习避讳知识, 透过避讳这一历史现象, 探索事物的本质。如依据历朝公文避讳的宽严程度推知皇权专制的程度和民众精神枷锁的轻重;宋、辽、金、西夏互讳, 可知当时民族关系及互相影响;宋朝避孔子讳, 告诉我们儒学在宋朝的地位, 儒学对维持统治的巨大作用;清朝的避讳从无到有, 从疏到密, 以至达到极点, 一方面反映了避讳制度的发展, 更重要的可以看出满族统治者是如何吸取汉族统治经验进行强化统治目的的。避讳可反映出每个朝代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心理状态, 使我们更加形象地认识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常礼教的丑陋与荒谬。

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对中国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 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

摘要：避讳, 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历史与文化现象, 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人物姓名或所尊之名的避讳, 是上下臣民不可不懂的一门学问, 不能不遵从的一项制度。西夏作为与宋、辽、金相抗衡的西陲小国, 在李继迁、李德明两代人所创基业的基础上, 对西夏公文进行了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使西夏公文工作最终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为中国公文工作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西夏时期公文避讳制度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以探索这个特殊的西陲小国在公文避讳制度方面对中原王朝的继承与发展, 继而纵观全局, 对西夏公文避讳制度的特点及成因作综述和分析, 用辩证的方法探讨中国古代避讳制度对西夏时期公文写作的影响以及对现代公文研究工作的影响, 以期更加宽泛、细致地审视中国古代公文避讳制度。

关键词：西夏,公文,避讳制度

参考文献

[1]赵彦龙.西夏公文写作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4, 第一版.

[2]陈鸣.古代避讳制度漫谈.2004.9:23.

[3]王新华.避讳研究.齐鲁书社, 2007.1, 第一版.

[4]周晓霞.古代文书避讳制度的演变.文教资料, 2007年4月号下旬刊.

[5]陈垣.史讳举例.中华书局, 2004.5, 新1版.

[6]赵彦龙.西夏文书档案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3, 第一版.

[7]韩小忙.西夏避讳制度初探.宁夏社会科学, 1994 (5) .

投资需避讳过分自信篇4

不过，正如古人云过犹不及，什么好事一旦过了头就会变质。对于理财来说，很多投资者的问题不是没有自信，而恰恰是过分自信了。

大师的投资教训未获充分警示

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无人不知凯恩斯，他不仅在经济学界开宗立派，还积极地从事货币和股市投资。身为20世纪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的投资具有强大的理论支持，自信心远高于常人也在情理之中。可惜这种过分自信并没有给他带来预期的财富。1920年，凯恩斯预见德国即将出现通胀而大肆卖空马克，结果市场反而大幅反弹，最后不得不以承认破产收场。后来凯恩斯东山再起涉足股票投资，尽管在最初几年依靠保证金的大胆交易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收益，但由于再次过度自信而没能逃脱1929年美国大股灾的噩运侵袭，又一次几近破产。

作为理性而睿智的投资者代表，凯恩斯的每一次投资相信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也许是囿于自己理论的深厚沉淀，他对自己的判断过分自信，孰料残酷的现实围绕理论依据的波动如此巨大，让大经济学家不得不吞下苦果。

拥有深厚经济理论功底的凯恩斯尚且因为过分自信而屡遭惨败，那普通投资者呢?现实中，同样可以看到很多投资者也是因为过分自信，把以保值增值为目的的投资理财，搞成了不断折腾的赔钱交易。

过分自信两症状

很多投资者在进入市场以前，对自己的赚钱能力充满了信心，总以为能轻易战胜市场获得很好的投资收益。以股票为例，投资者过分自信的表现之一就是经常地根据自己的判断反复买卖股票。数据表明，我国投资者的换手率远远高于其他市场，有的年份甚至达到500％～600％，平均的持股时间仅为2个多月。追涨杀跌的频繁短线炒作，甚至让许多投资者的收益比不上手续费的支出。

盲目乐观

由于过分自信，投资者总是一厢情愿地倾向于相信市场会继续向上。在2007年八九月份市场高歌猛进之时，不断有泡沫、估值过高等警示性的语言出现，可又有多少投资者理会在意了呢?过分自信的投资者会过度依赖自己收集到的信息，而轻视其他信息来源。但市场却往往不理会个人所掌握的信息，因为它反映的是所有人的信息，过分自信的投资者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轻资产配置

轻视资产配置而过于激进地重仓下注，这是过分自信的另一大表现。当投资者被过分自信蒙蔽了双眼，在某只股票上孤注一掷，遭受到市场的无情打击时，实在不该只归咎于运气不佳。同样，投资基金的本意是依靠专家理财从而安心持有，但过分自信的投资者仍然摆脱不了市场波动的影响而陷入波段操作的困局。由于过分自信，投资者会紧盯市场，倾向于认为自己比基金经理更高明而不断地买卖基金，最后往往发现劳心费力多付出一堆手续费不说，几年下来的收益反而远不如一开始就坚定地拿着基金始终不动的好。

英汉委婉语的避讳功能比较篇5

1、委婉语的定义

在语言交际中, 人们为了减轻对方的刺激或者压力, 对不情愿的事, 不满或厌烦的情绪, 往往不愿、不忍、不便或不敢直说。便通过迂回曲折, 用一些礼貌用语或者较缓和的词句, 含蓄隐晦地表达思想, 交流感情, 这就是委婉语。

委婉语是对“语言常规的背离, 是一种语言变异现象” (常敬宇:2000) 。它背离了美国语言学家格赖斯 (H.P.Grice) 提出的交际使用原则, 即当前交谈所需的信息 (量的准则) , 清楚明白地说出要说的话 (方式准则) 。委婉语不仅是一种替代忌语的语言修辞, 也是一种语言表达策略。构成委婉语的手段不只是名词替换, 还有句子、篇章以及否定、时态、语气等语法修辞手段。委婉语是交际的需要, 是维系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重要语言手段之一。

2、英汉委婉语避讳功能

英汉委婉语作为各自文化心理的一种反映和价值评价, 主要为了符合交际的文化心理效应——语言表达的可接受性、认同性和得体性。委婉表达通过减轻听者的刺激和压力, 使其乐于接受, 感到温暖, 让语言礼貌得体, 从而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和效果。英汉委婉语都具有避讳功能、其表达形式及文化内涵等方面既有共同点, 也有各自的差异。

委婉语源于禁忌, 是原始信仰的遗存, 是人们对不理解的神秘力量的恐惧而约定俗成的一些消极防范措施, 借用其他词语来替代人们所忌讳的事情——语言禁忌。

生活中很多不能说或不好的话都属于禁忌。对生老病死, 人们常用委婉语来避凶求吉。例如“死”字不吉利, 几乎各民族文化中人们都不愿提及, 所以有关“死”的替代词在各种语言中极为丰富。汉语关于“死”的委婉表达有一百多种。如:“逝世”、“毙命”、“升天”、“上路了”、“与世长辞”、“安息”、“正寝”、“寿终”、“离开人世”、“天年已尽”等。英语中关于“死”的表达也非常丰富, 如pass away (逝世) , breathe one’s last (停止呼吸) , be gone (走了) , join the majority (见先人了) , go west (归西) , go to a better world (去极乐世界) 等。除了固定委婉表达外, 特定环境下也用普通词间接表死亡。如:

Millions of people laid down their lives in this war.

We found him in an armchair peacefully gone to sleep-but for ever.

这两句中“laid down one’s live, gone to sleep”都是“死”的委婉说法。

生病也为人们所忌讳, 英汉语中也常用替代形式来淡化表达。英语把cancer (癌) 称为the big C或long illness, 把leprosy (麻风病) 称为Hansen’s disease, 把mad (疯狂) 叫做mental problem。汉语用“耳背”替代“耳聋”, “失明”替代“眼瞎”, 用“重症”替代“癌症”。不过就其表现形式来看还是与英语有些差别。英语可通过自身构词规律用缩略词如V.D替代Venereal disease (性病) , B.O替代body odor (狐臭) , 汉语则无该类表现形式。

英汉语中关于“老”的委婉表达差异非常明显。从文化上看, 中国人尊敬老人, 把年老看成地位和经验的象征, 因而有“古稀之年”、“高龄”、“长寿”和“老革命”之称。对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常在职位钱加“老”字, 如“老教师, 老工人, ”等。其英语对应词“old”在英美文化中则有“年老体衰, 不能工作”之意, 所以英美人怕老, 特别忌讳old一词。从表达形式上看, 汉语常用“老+姓氏/职称”形式表尊敬和亲切或用“姓氏+老”形式表示对德高望重的敬称, 如:老教授, 老张, 郭老, 王老等。而英语采用seniority, seasoned man, the mature等较模糊好听的委婉语来表达资历和地位;表示年龄则用“senior”, 如senior citizens表老人;用advanced in age, elderly (上了年纪) 等表示老迈。

此外中国人还忌讳用与不吉利的词谐音的字词。如, 夫妻间吃梨不分着吃, 梨谐“离”音;因忌讳“散”字, 称“伞”为“斗笠、雨盖、雨挡”等。这是汉民族特有的避讳特点。

而有关人体功能方面的一些表达有时不用委婉语就会弄得交际双方很尴尬。如在英美国家医生要检查病人大便是否正常时经常会说:“We need a stool specimen.”中国人在国外去看病时, 如果不会这类表达, 就会弄得很窘迫。

英汉委婉语的文化渊源和表达形式不尽一致, 但二者的表意功能类似。都是有意识地用令人愉快和转弯抹角的说法来取代各自所忌讳的东西, 其目的都是使语言优雅、含蓄、得体、礼貌, 让一些忌讳的事情说来容易接受。掌握和了解委婉语的避讳功能对语言交际来说十分必要。

摘要：作为一种得体的迂回表达方法, 委婉语经常用来避免某种语言忌讳, 文章从委婉语的避讳功能着手, 探讨了英汉委婉语表达形式及文化内涵方面的异同。

关键词：委婉语,避讳功能,语言交际

参考文献

[1]余立三英汉修辞比较与翻译[M]。商务印书馆, 1985

[2]范家材英语修辞赏析[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6

避讳制度篇6

一、新闻采访应避讳的问题

(一) 避免对采访对象认识不足

对采访对象了解不足, 是新闻采访最避讳的一点。如果不能提前对采访对象进行深层次的了解与研究, 就无法准确把握新闻采访的重点与创新点, 同样也无法获取更详细的信息, 出现人云亦云现象, 导致新闻采访没有价值和意义。

(二) 避免出现准备不足现象

准备不足同样是新闻采访避讳的问题之一。如果不能在新闻采访前确定采访重点、采访问题、采访过程的把控等, 极易在采访过程中出现冷场现象, 或整个采访过程衔接不恰当, 出现缺漏现象, 不能有效获得想要的信息。对于电视采访来说, 一旦出现此种情况, 甚至会造成后期剪辑出现问题, 不能很好地将事件完整呈现, 也就不能使受众看到采访的真正意图, 不能透彻、深入地了解事件本质。

(三) 不尊重采访对象

在提问中出现带有攻击性的话语, 不仅是不尊重采访对象的表现, 同时还极不利于整个采访活动的顺利进行。一旦出现攻击性的话题或隐含有侮辱性的话语, 在很多时候, 会使整个采访活动中断,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严重损害了新闻媒体的形象, 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的同时, 导致被采访者出现严重的排斥心理, 即使再次对其进行采访, 也不利于获取更多更具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在采访过程中, 记者应在尊重对方、尊重事实的基础之上, 进行客观、公正的采访, 避免因夹杂个人情感而致使工作出现纰漏。除此之外, 在采访对象说话过程中出现随意打断、插话、四处张望、打量等现象, 均是不尊重采访对象的具体表现。

二、新闻采访中的提问技巧

除了对采访对象进行深入了解和精心准备之后, 还应在采访过程中注意提问技巧的应用。对此我们主要从以下几点进行。

(一) 创造良好的氛围, 轻松入题

在新闻采访中, 记者处于主动状态, 而采访对象处于被动状态, 且多数是第一次见面, 而事件本身具有一定的敏感性, 极易造成采访对象出现心理紧张等现象, 对此, 创造轻松愉悦的采访氛围, 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比如《新闻调查》栏目在播出“家有聋儿”一期节目时, 记者面对采访对象就没有直接进入话题, 而是先询问了聋儿的名字, 并就名字对其母亲进行了采访, 在询问名字的寓意时极其自然地就问出了起名字时是否预测出将来会出现什么事情的问题, 从而引导采访对象进入采访正题。而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中的王志同样具备良好的提问技巧, 放松采访对象的身心。比如在采访艾滋病患者刘子亮时, 王志通过漂亮的宣传画入手, 问刘子亮有没有拿到, 并通过开玩笑的方式说刘子亮已经成为名人了, 非常轻松地进入到采访中。由此可以看出, 灵活的入题方式, 很容易与采访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尊重、相互信任、融洽愉悦的采访氛围。正如美国著名记者约翰·根室曾说过的一句话:“使被采访人能够轻松自如, 让他真正地说, 而不仅仅是答。”

(二) 积极发现新疑点, 紧追不放

采访过程是多变的、复杂的, 是不可能按照既定的程序机械进行, 因此记者在采访过程中, 应根据采访者的话语, 积极发现新疑点, 随机应变, 牢牢抓住新问题、新疑点进行深入提问, 直至获得更有价值的信息。但应注意在追问过程中, 依旧要仅仅围绕采访主题, 避免出现跑题现象。虽然很多记者都明白在采访过程中出现的新疑点将可能成为整个新闻采访中的一大亮点, 且希望自己能够牢牢把握, 但在实际采访过程中往往事与愿违。对此记者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 要保持高度的敏感性, 保证自己在新闻采访中可以洞察出极具价值的信息。第二, 认真倾听是帮助记者有效挖掘重要疑点的关键所在, 记者要根据采访对象的说话内容, 及时把握新疑点, 并迅速调整自己的采访思路, 对其进行追问, 从而获取更多的新闻亮点。

比如王志在采访刘子亮时, 就很好地抓住了刘子亮话语中的疑点, 对其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 像“当时是什么感受”“为什么想要去抱他们”“心里有没有一些怨恨”等话题, 使得整个采访过程不断地环环相扣、层层推进, 充分保证了新闻采访的价值。

(三) 准确定位自身角色, 充分挖掘

对自身角色进行准确定位, 最主要的就是要站在受众的立场上去提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来说, 记者其实就是受众的代表, 是替受众向被采访人员进行提问的, 所以提出的问题应是受众想要了解的, 如果其提出的问题不能充分满足受众的需求, 便说明其是一次不成功、不完美的采访活动。这在根本上也就决定了记者在进行提问时, 一定要充分考虑受众的心理和需求, 要站在广大受众的角度上对问题进行思考, 从而使采访的最终结果能够有效地解答人们心中的疑惑。

摘要：新闻采访是记者为了更好地搜集新闻素材而进行的调查活动, 是记者了解事实真相的主要途径之一。而提问作为新闻采访中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 在保证采访效果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主要结合自身工作实践, 对新闻采访中应避讳的问题以及提问技巧进行分析, 希望对新闻工作者有所裨益。

关键词：新闻采访,避讳问题,提问技巧

参考文献

[1]张小芬.浅谈新闻采访提问技巧[J].商, 2013, 26 (7) :336-337.

避讳制度篇7

伦理学是一门具有广泛渗透力的学问, 任何人类活动、任何学科的研究工作事实上都会涉及到伦理问题。人类时刻都面临着对事物的不断选择, 涉及到价值判断, 选择的过程正是逐步构建个人伦理学的过程。翻译的过程, 也无非是一系列“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过程, 它涉及作者、译者与读者及赞助人、出版商或是批评家的价值取向, 这就构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价值之网。因此, 翻译伦理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多维视角, 让我们能够全方位地揭示翻译活动的规律和特性。

二、《红楼梦》中避讳语的多元性

《红楼梦》中的避讳语, 主要涉及死亡、疾病、性器和排泄及相关事。这部描写封建大家族生活的百科全书中的避讳语也有其特色:

1、时代性

避讳语随着社会的发展, 时间的推移, 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红楼梦》产生于18世纪上半叶, 满洲封建皇朝的鼎盛时期, 科学技术远不如现代发达, 人们的封建迷信思想严重, 等级制度森严, 这对语言也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某些具有明显时代特色的词语甚至不为现代人所理解。如:

贾政报了丁忧。 (第110回)

因在制中不便行礼, 便拉着了手徐了些阔别思念的话 (第114回)

“丁忧”即遭逢忧愁, 婉指遭逢父母丧事;“制中”即居丧, 其中“制”用来表示古代丧父的礼制。这些避讳语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 而且已经被现代汉语所淘汰, 一般人不易理解。

2、多代性

“多代性”指同一忌讳词语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对代词。例如“妓女”, 从带有戏谑色彩来说, 称作“鸨儿”。从区分内外来说, 称“婊 (表) 子”。从带有点文雅的意味来说, 称“娼妇”。从带有些亲切感来说, 称“窑姐”。从带有点赞美的意思说, 称“花魁”等。如《红楼梦》中:

你们哥儿两个, 拿着我们姐儿两个权当粉头来取乐儿 (第65回)

3、宗教性

宗教对生死观的影响是很大的。善男信女们憧憬着死后能到佛国, 后人顺应他们这种愿望, 便把死称为“上西天”、“归天”等。道教中则用“仙逝”、“羽化”等来代称死。如下例:

莫谓缟仙能羽化, 多情伴我咏黄昏。 (第37回)

三、对《红楼梦》中避讳语翻译的伦理拷问

1、霍克斯翻译伦理的价值取向

每一个行业都有其道德, 翻译亦如此, 翻译道德 (即此文的伦理) 就是人们从事翻译活动时要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规范。译者的职业伦理“最重要的就是作出正确选择的渴望, 即译者必须想成为优秀的译者, 在翻译实践中必须追求完美” (4) , 霍克斯正是这样一个“追求完美”的译者。

他辞去工作专心进行《红楼梦》的翻译, 创造出了许多令人称赞的佳译。他在译本的前言里写道:“我恪守的原则就是力求翻译每一样东西———甚至是双关语……假如读者能稍微感受到我读原著所感受到的快乐, 我这一生也就没有白活了。”他所言正如安德鲁·切斯特曼的职业伦理“真实” (truth) 这一条所要求的那样, “公正地表达原文” (5) 。

2、追求对原作的忠诚

根据翻译再现伦理的要求, 译者应该“准确再现原文或者原作者的意图, 不增加、省略或者改变原文。” (7) 其伦理目标就是通过对“他者”的传介来丰富自身, 为达到以上目标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就是翻译文字或曰直译。忠诚在本质上是一个伦理概念, 即一种对翻译作为艺术活动的道德规范, 是译者应遵循的精神原则, 应该被看作翻译者的职业道德。霍克斯提出的译者三则也凸显了作者和文本的主导地位, 他在避讳语的翻译中也努力做到忠诚原文。例如其对死亡的避讳语的翻译:

例倘或就因这个病上怎么样了 (第十一回)

If anything should happen to her as a result of this illness例2昨儿他妹子各人抹了脖子了。 (第六十七回)

but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she cut her throat.’

“怎么样了”和“抹了脖子” (即“用刀割脖子”, 自杀的避讳语) 都是死亡的避讳语, 前者语义含糊, 后者清楚明了。前者是凤姐谈论蓉哥儿媳妇儿秦氏的“死”, 因二人感情好, 凤姐自然对这个“死”字讳莫如深, 用了一个语义含糊的词来避讳。后者是奴才兴儿向凤姐报告尤氏姊妹的情况, “抹了脖子”这个词的使用, 既避了讳, 又清楚地交代了事情的原因, 对于被逼讨好主子的奴才来说, 算是很好地交代了事实。霍克斯的两处译文从委婉的程度来说和原文步调一致, 从所表达的感情来说也和原文基本符合。译文很好地再现了原文, 译文读者在理解上也无困难之处, 体现了翻译再现伦理规范强调的“忠实” (fidelity) 与“真实” (truth) 的价值观。

3、以读者取向的服务伦理

“服务的伦理主要指翻译的功能模式, 即翻译最终要符合客户要求, 翻译行为要在翻译目的的指导下进行。” (8) 霍译本的策动者即霍克斯本人, 策动者和译者没什么矛盾。霍在翻译中着眼于《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及译本的可读性, 主要采用归化的方法, 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快乐”, 其译文处处贯穿着服务读者的伦理观念。如:

例大夫便说:"替夫人奶奶们道喜, 姐儿发热是见喜了, 并非别病。" (第二十一回)

‘Convey my congratulations to Her Ladyship and Mrs Lian’—the doctor’s diagnosis was couched in the strange language which custom decrees in such cases—’I am happy to inform them that the little girl’s sickness is the small-pox!’

大夫所谓“见喜”是出痘疹, 即生天花的吉利说法。痘既出则会转危为安, 所以有“见喜”之说。如此复杂的文化内涵如何通过译文来传达呢?如何才能使译文读者明白大夫“道喜”的缘由呢?如不加解释, 定会让读者有所误解, 如另外加注, 则可能打断读者的阅读。霍在译文中巧妙地加入了增译, 尽可能在不影响读者理解的前提下, 传达原文的文化和语言特征, 如此用心, 可见其对服务的伦理的重视。

注释

1Anthony, Pym.Introduction:The Return to Ethics in Transla-tion Studies[J]The Translator, 2001 (2) :129—138

2许智银.古汉语委婉修辞的文化意蕴[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33卷第6期, 2006

3陈汝东.语言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才出版社, 2001:74

4Andrew, Chesterman.2001.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J]The Translator, 2:153, 146, 153, 139, 140, 141, 141

避讳制度篇8

避讳制度始于何时,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目前学术界有几种观点具有代表性:源于夏说;源于商说;源于周说;源于秦说。其中最权威、最流行的是源于周说。陈垣在《史讳举例·序》中说:“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以其他方法以避之,是谓之避讳。避讳为中国古代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两千年。”[2]P1《史讳举例》是关于避讳研究的重大成果,理顺了避讳发展的历史脉络。

周代以前,后人可不避祖先之讳,仍可使用先祖之字。《白虎通·姓名篇》曰:“《易》曰帝乙,谓成汤。《书》曰帝乙六代孙也。”[3]P409《史记》曰:“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少子辛。”[4]P105辛即商纣,此帝乙,即指商纣的父亲。同一“帝乙”之名,始祖成汤用之,六世孙祖乙用之,十六世孙纣之父复用之。这里可以看出子孙可以使用先祖的名字,由此,避讳制度在殷商时并没有出现。

避讳最早可见于《尚书》。《金媵》篇记载:“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5]P237《尚书译注》曰:“某,讳武王名。”《史记·鲁周公世家》作:“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尔元孙发,勤劳阻疾。”[4]P1516这里是“空字”的避讳方法,用“某”字代替武王之名“发”。这是很常见的一种避讳手法,后世多有沿用。这则材料可以说明在周代已经出现了避讳现象。

《左传·桓公六年》载:“周人以讳鬼神,名,终将讳之。”由此,西周的讳名是一种敬事鬼神的行为,这时讳死者之名,生者不讳。《礼记·曲礼上》说:“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这说明周人已将避死者之名与国家的禁令、民间的风俗相提并论,并为一般士民所遵循。

秦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后,开始实行比较严格的避讳制度。秦代的避讳有两个鲜明的特色。其一,避讳的范围越来越广,须避讳之处越来越多;其二,从君父二者出发,避讳已明显发展成为国讳和家讳两大系统。避国讳,即避皇帝、君主之讳,也称庙讳。秦始皇名政,因此,秦代的“正月”写作“端月”。此即避秦始皇之名嬴政,而改“正”为“端”。避家讳,即臣民本人避祖父之讳。通常来说,家讳范围比较小,限于父祖名,有时也有讳母之名的情况。“见似目瞿,闻名心瞿”即描述的是避家讳的情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避讳无定制,宽严因人而异[2]P103。这时期的避讳制度有几个鲜明的特征。其一,家讳逐渐普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风尚大变,文人雅士,饱食终日无所作为,对讳制大加推崇,使家讳更繁琐;其二,不仅讳名,而且讳字。避讳本来只讳人名不讳其字的,现在也开始发生变化。《三国志·司马郎传》中的记载是讳字最早的记载史料:司马朗,字伯达,河内温人也。九岁,人有道其父母字者,朗曰:“慢人亲者,不敬其亲者也。”客谢之[6]P465。称人之字,被视为一种不礼貌的行为,这在当时是一种新出现的现象。

唐代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强盛时期,避讳制度也在唐代发现到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家讳,产生了与前代不同的特点。

第一,国家越来越重视家讳,有上升为法律的趋势。避讳历来受到重视,历代对此都有法令限制,但一般仅限国讳。唐代讳法继承了前代的法律,律例格式有了更严格的规定。不仅冒犯国讳的要受法律的制裁,而且触犯私讳的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唐律疏议》卷三《名例律》规定:“府号官称犯父祖名冒荣居之……罢所居者。”[7]P55首次对家讳做了详细规定。对家讳有相应的法律条文规定,并配以相应的处罚制度,说明唐朝时家讳已经出现法律化倾向。

第二,家讳逐渐发展到科举考试中。如举人家讳有触及科举内容者,则不能应试。如著名诗人李贺,因其父名晋肃,犯了进士之“进”的嫌名,终其一生不能参加进士科的考试。唐朝避讳制度还规定,凡应试的士子,“遇题目有家讳,即托疾下将息状来出”[8]P26-27。此外,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还要注意是否冒犯担任本场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的家讳与私讳。避家讳的本意是为维护父祖的尊严即表现自己的孝道的,但家讳发现到这种程度,明显背离和扭曲了避家讳的本意。

第三,避家讳还渗入到官场,官员的铨选升职调离都受到家讳的影响。《唐律疏议·职官律·府号名称犯父祖名》:“诸府号官称犯祖父名,冒荣居之,……徙一年。”[7]P206律文明确规定官员不得与父祖职名相同,否则即为犯讳,会受到法律的处罚。唐代官员所授之官与父祖名相犯时,通常会采取以下三种措施:其一,改授他官。《新唐书·韦聿传》“聿以荫调南陵尉,迁秘书郎,以父嫌名,换太子司议郎”[9]P4937。韦聿之父名贲,唐时聿与“秘”二字同音,故韦聿不任秘书郎[2]P95。其二,更改官名。唐德宗时,任命萧复为户部尚书、行军长史。因萧复的父亲命衡,当时“衡”与“行”音同,为了避讳,改“行军长史”官名为“统军长史”。其三,不允辞官。贞元十九年,柳宗元除监察御史,而其祖父名察讳,上书请辞。德宗敕旨,新除监察御史,祖名察躬。准礼,二名不偏讳,不合辞让,德宗没有批准,柳宗元不得不接受监察御史一职。

唐代避家讳一般有两种方式。其一,改称物名。如“李甘家号甘子为金轮藏,杨虞卿家号鱼为水花羊,陆象先家号象为纯公子……俱以避讳故也。”[10]P881其二,题讳。这种方法一般用于子孙为祖先撰写行状碑志时,遇祖父之名,留空不书,而托他人代笔填写。浩次子岘所书的《彭王傅徐浩碑》,碑末有“表侄河南府参军张平叔题讳”十二字。题讳,就是后世所谓的填讳[11]P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