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结构变迁（共12篇）
组织结构变迁 篇1
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是经济学中的两个基本范畴, 也是国民经济总体构成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产业结构是指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三大产业或具体产业间的关系和比例。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以及相互间的质和量的关系, 它直接反映了消费水平、消费特色和消费发展趋势, 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消费的变动规律。产业结构的变动与消费升级密切相关, 消费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产业的发展必须适应消费需求变动的趋势, 并且要善于发现潜在需求, 才能发展壮大。
一、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变迁
1、消费结构的变动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关系
(1) 市场消费需求是新兴产业形成的基础, 是产业升级的直接动因。市场消费需求是社会生产的前提, 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最重要因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社会需求水平和结构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潜在的新需求将逐步形成和扩大并对新供给形成强大拉力。在需求拉力的作用下, 生产新产品的企业将逐渐出现并发展起来, 在一定条件下, 这些新企业的群体就可能发展成为新兴产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消费结构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人们用于衣、食、住、行的支出结构将会发生变动。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需求层次将会逐步升级, 新的产业也大体上沿着这一路径不断发展, 产业结构的轻型化阶段、重工业化阶段和高加工化阶段分别和人类不同层次的需求相适应。
(2) 消费结构变动决定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也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空间。在一个国家进入温饱阶段之前, 农业和轻工业的需求弹性最大。在非农产业中, 以纺织、食品、造纸及家具等为主的轻工业在强大的需求拉动下发展最快, 这就是工业化的前期阶段。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 人们的购买力开始转向耐用消费品, 特别是以汽车为代表的高档耐用消费品。同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以后, 就开始转向对服务业的需求, 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弹性开始迅速提高并在市场的拉动下快速发展。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人们的精神需求不断扩大, 他们对物质产品之外的精神文化产品的追求, 促进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力发展。
2、消费结构演变带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演变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出现了三次消费升级, 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消费结构的演变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1) 第一次消费结构升级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此时, 粮食消费下降、轻工产品消费上升。这一转变对我国轻工、纺织产品的生产产生了强烈的拉动, 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 并带动了第一轮经济增长。
(2) 第二次消费结构升级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的前期, “老三件” (自行车、手表、收音机) 和“新三件” (冰箱、彩电、洗衣机) 分别是温饱和小康时期的标志性消费品, 作为一种时尚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后期阶段的消费特点是:家用电器消费快速增加, 耐用消费品向高档化方向发展, 大屏幕高清晰度彩电、大容量冰箱、空调器、微波炉、影碟机、摄像机成为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 普及率进一步提高。这一转变对电子、钢铁、机械制造业等行业产生了强大的驱动力, 带动了第二轮经济增长。
(3) 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转型正驱动着相关产业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 增长最快的是教育、娱乐、文化、交通、通讯、医疗保健、住宅、旅游等方面的消费, 尤其是与IT产业、汽车产业以及房地产业相联系的消费增长最为迅速。
二、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及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1、国内外信息需求膨胀并成为消费主流, 成为推动信息产业发展的动力
伴随着G D P的增长, 人们的消费必然会向非物质的方向转移, 物质经济将逐步让位于信息经济、体验经济。随着社会高度信息化, 网上购物、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消费形式正风靡全球, 数字产业的发展正是适应了社会消费方向转移的结果。在发达国家, 人们在文化娱乐、通信服务的支出早已超过用于服装的支出。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 综合实力大大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信息消费在家庭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也得到迅速提高。此时, 人们需要更精致地生活, 需要更多高质量的文化娱乐享受, 数字内容的信息服务也将成为广大消费者越来越切实的需要。此时信息需求产生的巨大市场拉力, 必将拉动信息产业尤其是数字内容服务业的高速发展。
2、新型文化消费日益成为消费时尚, 推动了创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 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会逐渐下降, 而用于文化教育娱乐方面的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重会逐步上升。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 当人均G D P在1000-5000美元时, 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制造、加工和传统服务业;当人均G D P在5000-10000美元时, 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科技创新, 在于创意产业、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产业的发展。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 我国文化消费也呈增长趋势, 居民消费结构中用于文化教育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大, 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兴起的重要内在动因。
3、健康消费水平的急剧上升, 推动了生物医药、保健产业的发展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医疗模式和健康观念发生改变, 医疗保健消费增长迅速, 健康需求日益多样化、高级化, 生物医药的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目前药品的消费水平还很低, 人均药品消费不足10美元, 而中等发达国家每年人均消费药品达40-50美元, 欧洲为160美元, 美国和日本都超过200美元。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防范疾病的观念转向重在预防、保健, 重在对亚健康状态的及时调整, 医疗模式也由单纯的疾病治疗转为预防、保健以及治疗与康复相结合的模式, 药品消费市场发展空间很大。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分析, 2l世纪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医疗用品市场。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已经涌现出一批高收入群体, 他们对更优质医药产品的需求将会启动医药领域的高端产品市场, 扩大医药市场消费层次, 为医药领域高新技术产品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
4、以汽车、住房、耐用品为主的热点消费需求不断提升, 增强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活力
汽车产业的产业链长, 辐射面广, 能带动钢铁、机械、电子、橡胶、玻璃、石化、建筑、服务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能对经济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次, 汽车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 发展该产业可以对高科技行业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再次, 汽车产业也为相关产品的发展提供潜在市场, 为相关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住房消费热不仅能带动房地产市场的兴旺, 还会推动建材、装饰装潢用品、家具、家电等商品的销售, 促进与这些商品相关的产业的发展, 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各种家庭耐用品的持续消费将为相关产品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 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也会促使企业进一步提高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 以保证产品的质量, 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产业升级。我国居民的三次消费升级都对产业结构的发展和升级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 拓展了产业发展空间, 也扩大了投资空间。未来我国消费结构的演变升级将进一步活跃, 把握消费结构升级的契机, 不仅有利于形成新的国内市场空间和经济发展空间, 也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三、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1、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政策选择
(1) 要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第一, 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尤其是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 要建立和完善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大力推进工业化, 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大力减轻农民负担, 进一步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而在城镇中应注重提高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此外, 还要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缩小地区差距。在东部率先发展的同时, 要加快西部的开发和中部地区的崛起,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使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缩小地区间的收入与消费差距, 为消费结构的升级创造条件。
(2) 要积极调整消费政策, 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同时, 为了适应鼓励消费, 促进消费升级的客观需要, 要逐步清理、废除各种限制消费的政策。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对鼓励消费的政策的实施认真落到实处。
(3) 由于实现消费结构的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 因此需要大力开展消费教育, 提高消费者的素质, 倡导科学、合理、文明的消费观。通过消费教育, 消费者可以掌握更多的消费知识和消费技能并能对新型消费品和服务的知识进行及时的了解和高效应用, 从而使消费者的生活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推进消费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
2、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选择
如果产业结构不能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 将会导致国民经济结构失衡。消费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终极拉动力量, 从动态的过程来看, 产业结构必须与消费结构相适应才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要选择好主导产业,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产业结构的特征。目前二元经济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 因此在一定的发展阶段, 在农村和城镇主导产业的选择也应有所不同。对处于成长期的朝阳产业要给予一定的扶持, 同时对部分衰退产业应用合理的产业政策对其进行有效的整改, 使产业结构不断趋向合理化。从企业的角度看, 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的部门, 要重视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趋势并能够根据这些变化及时调整生产规模、投资方向以调整产品结构, 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 增强企业的有效供给能力, 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演进和消费结构的调整。
摘要：产业结构的变动与消费升级密切相关, 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受到消费结构变动的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本文分析了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关系, 并提出了促进我国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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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结构变迁 篇2
商业银行组织结构的发展经历了单一银行制和总分行制两个阶段。单一银行制曾在美国广泛存在过，但自从1927年2月，《麦克法登法》(McFadden Act)在国会通过之后，单一银行制便被总分行制所取代了。根据企业组织理论，现代企业管理结构发展经历了直线制，职能部制，事业部制和矩阵式三个阶段。企业管理架构具备下行兼容的特征，即后出现的企业管理架构能兼容之前的企业管理架构。
第一阶段:总行内部按职能分工设置不同的部门，各分行内部也同样根据职能分工设置不同部门，各级分支行内部职能部门只对直属上级负责。各个分行按地理分布设置，形成许多分级管理，业务和核算独立的利润中心。
第二阶段:客户事业部制和产品事业部制阶段。总行内部采用职能部与事业部相结合的组织方式，既有职能部门如人力资源、IT;又有客户事业部如公司业务部，个人业务部;产品事业部如贸易融资部。该阶段事业部不再依照地理范围进行划分，而是按照客户(公司业务)或产品(个人业务)来进行划分。事业部根据公司规模的扩张而进行细分，目前由两到三个层级构成。第一个层级分为公司客户和个人客户，第二个层级在公司客户下根据公司规模又细分为中小企业客户，公司客户和机构客户;在个人客户下分为信用卡，按揭贷款和投资服务等。第三个层级主要在公司客户下按照客户所属不同行业分为冶金、能源、房地产等行业。
人口结构变迁与理财 篇3
最近易中天的《品三国》很热，我们从小也都喜欢看三国故事，对诸葛亮无限崇拜，对蜀国最先被消灭耿耿于怀、不能理解。其实，如果你对当时蜀国的人口数量和结构有所了解的话，蜀国的失败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我们再来看看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理财投资有关的事例。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资本市场迎来了10年的繁荣和发展。道琼斯工业指数从1987年的几百点一直上升到2000年的13000多点，期间少有大的调整。对这一轮大的牛市的成因也有各种解释，如新经济、以生物科学和IT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经济的发展、降低企业税收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对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美国社会老龄化的因素。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出现了一个生育高峰期，并出现一个专有名词——婴儿潮，时间大约从1946年到1964年期间。这导致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口比例。因此，该年龄段的人群的行为方式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就特别大。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们进入中年，正是家庭收入高、支出少，结余比例高的时候，也是面临为今后孩子的教育和自己的养老做准备的时候。与此同时，还是由于他们年龄渐老使得美国社会逐渐进入老龄社会，美国社会养老体系面临破产，为了应对这一变化，美国政府提出各种鼓励公民为自己的养老多做储蓄投资的优惠政策。因此，他们纷纷将工资收入不再是全部盲目地消费掉，而是将其中越来越大的部分义无反顾地投入股票市场，从而形成了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行情。由此我们可以做一个预测：美国股市到2015年以后将出现一个长期的调整。原因还是因为上面这些人已经陆续退休，需要将20世纪90年代投入股市的资金提出来用于养老了。
中国的人口结构是怎样的?它会对我们的投资理财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次大战以后，中国同样有一个“婴儿潮”，只不过这个“婴儿潮”延后了几年，发生的时间在1950年到1970年。
20世纪60年代后期，“婴儿潮”早期出生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时政府发现人口多的压力了，因为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给他们。于是告诉大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把刚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送到了农村。随之而来的是，政府修改了国家的人口政策，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这样的人口结构的变迁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就是中国社会在10年后将以极高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程度甚至要超过美国(因为美国没有在婴儿潮后接着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因此，留给中国发展经济的黄金时间只剩下10年了。我们目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人口红利”，将迅速改变为“人口负担”，10年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必将减慢。
其实，目前城市就业的压力也是人口结构不均衡的后果。最近几年退休的人是出生在1940年到1950年期间的人。而这10年正是中国苦难的战争年代，人口的数量不可能很多，也就是说现在退休的人不会很多。而现在新就业的人来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尽管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实行了计划生育的政策，但那时却是中国人口出生的又一个高峰。因为，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这个时候进入生育高峰期，特别是当初响应政府号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终于回到了他们童年生活的城市，他们最需要完成被耽搁的人生大事——结婚生育。
而就业的压力将会是中国经济今后一直要面临的问题。而未来的就业压力更多的是来自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的城市化浪潮——大量的农村人口将转移到城市里来，这样的转移目前每年大约是2000万，并且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也许是20年甚至更长。
组织结构变迁 篇4
中国农村自秦朝至清朝末年2 000多年来一直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村民主要以血源关系或地主佃户关系聚居在一起, 形成村落, 由宗族长老或地主管理村民。农村的发展是缓慢的。
1911年爆发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封建帝制, 但土地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农村依旧是由宗族长老或地主管理。后来, 国民党统治了天下便开始在农村建立村公所等基层政权。但是, 其统治者依旧是地主或长老。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中国农村逐步走向破产的境地。这时有学者提出农民问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有一句“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 (半无产阶级) 的问题”即为证明。茅盾的《春蚕》、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的农民问题。
1927年中国共产党举行秋收起义后, 在开辟的工农割据根据地里, 推行了打土豪、均田地政策。达到“耕者有其田”。逐步建立了以贫下中农为首的基层政权。为解决贫下中农缺乏生产资料、缺乏人手的问题, 在根据地推广了互助合作, 建立了变工队、互助组, 发展了集体生产。在国统区梁漱溟为解决农民问题而推行的以农技推广为主的乡村试验运动却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宣告失败。
新中国成立后, 在全国性完成土改后, 中国共产党又不失时机地领导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使私有制的农业逐步走向了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 社员们在党支部、社委会统一组织下生产。广大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挖河、整地彻底改造了农田, 并积极从事农、林、牧、副业, 粮食产量逐年增长, 农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我国农村在短短20多年里的发展超过了过去3 000多年的变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特别是1982年以后, 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归集体所有, 单个家庭承包集体土地自主经营。极少部分村庄仍然坚持走集体统一生产的道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农村组织结构逐步由紧凑、集中变得松散。党支部村委会的权利逐步削减。现在有些村已经到了一盘散沙的程度。城乡差距越发拉大, 三农问题复归重现。
2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组织化程度逐步降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很多人认为共产党实行专制统治, 令群众感到不自由, 整天干活, 没有假期。但不可否认, 那时正是我国农村组织化程度最高的时期。那时村集体缺少经费, 人们仅能填饱肚子, 但是中国共产党一声令下, 广大的村民就能去挖河、整地。并且争先恐后, 以先进为荣, 以落后为耻。人工天河红旗渠就是明证。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农村组织化程度逐渐降低。但是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 农村两委对村民的约束力还是很强的。自1999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行之后, 村委会成员无视党支部, 使党支部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下降甚多, 其领导核心的地位受到村委会的挑战。自2005年农业税取消后, 村民对村两委的依赖性基本消失, 不再听从农村两委领导。
3 2种农村集体经济管理方式与“三农”问题
现在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有2种组织形式。绝大部分村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另外大约有8 000个村采取集体专业承包责任制。现在我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即使扬名中外的小岗村, 也是农民增收困难才准备把农田全部承包给外村, 自己给人打工。但是实行集体专业承包的村庄如华西村、南街村、刘庄村、南山村等经济发展迅速。2006年中央宣传部领导人到南街村视察时说:“南街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事实证明, 家庭承包责任制与集体专业承包责任制相比较, 家庭承包责任制缺点甚多。它不利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不利于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 不利于农业生产标准化的实行, 不利于与大市场的对接。
在均田制上比较集体专业承包是最彻底的均田制。采用家庭承包, 因为地级有差别, 且有些土地不能均分, 因此不管怎样分地都不是最彻底的均田。而且现在实行的土地承包法规定, 均田之后, 生不增地, 死不减地。5年、10年之后肯定又会造成土地的不均等。而集体专业承包却是大家共同生产, 基本平均分配。因此它属于最彻底的均田。
集体管理体制可凝聚众人的智慧与力量, 抗市场风险能力强。而家庭承包体制在市场经济中却处于不利局面, 易造成经济危机, 如2006年部分省市出现西瓜难卖的现象, 有的农民甚至把西瓜留在田里不收获。
家庭承包责任制易造成两极分化, 而集体专业承包制度却能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前者会出现家庭富裕村集体负债的现象, 导致集体福利无人办, 后者则会做到集体与家庭同命运的效果。家庭承包易导致群众离心离德, 无政府主义, 不服从党的领导。集体承包要坚持长久必须做到团结互助, 加强党的领导。家庭承包虽然也属于集体经济, 但是因为它集体成分太少, 不易发挥集体的优越性。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相比而言集体专业承包能更好的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4 解决三农问题的的措施
唯物辩证法指出, 内因是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 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要解决“三农”问题, 必须深入调查了解“三农”产生的根本原因, 即必须从农村内部找原因。
从我国农村组织结构演变历史来看, 我国农村组织结构是由松散逐渐走向紧凑, 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 又逐步走向分散。自20世纪初, “三农”问题由轻到重, 日本侵华期间达到高峰。1949年后“三农”问题由重变轻到消失, 1982年之后“三农”问题逐渐出现, 到20世纪90年代末逐渐变得严重。
我国农村组织化程度高的历史时期没有“三农”问题存在。现在实行集体承包的村庄, 因其组织化程度高, 也不存在“三农”问题。同时, 两委班子强的村“三农”问题轻, 否则就重。因此, 提高农村组织化的程度和两委班子的战斗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只依靠政府资助, 而要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聪明才智, 依靠广大农民的力量, 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组织起来共同劳动。
摒弃以家庭承包为特征的小岗村模式, 而走以南街村、刘庄村为代表的集体专业承包模式。先由十几户到二十几户建立农业经济协会, 通过小心运作使协会成功。直到协会得到农民认可再走合作社的道路。将村庄内大部分农户纳入合作社。由于机械化的推广, 在农业合作社中可以仅用一小部分人从事农业。农业劳动力富余问题必须通过发展集体工业与商业来解决。利用农业积累、银行贷款或者集资等措施筹集资金先建立一个小企业。通过精心管理, 摸索经验, 逐步扩大, 建立大企业, 就可以吸纳富余劳力。这样一部分人从事农业, 一部分人从事工业, 一部分人从事商业。人尽其力, 物尽其用。统筹发展, 共同富裕。
组织结构变迁 篇5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起飞阶段[13]，网络的发展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国内目前缺乏对网络影响下的城市研究，大多侧重于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中国的城市发展[14-17]，还没有关于网络对城市空间系统的、定量化和实证式研究的文章发表。网络技术发展速度惊人，学者对于网络的研究所收集的资料往往滞后于网络的发展，很多研究成果不具有时效性。网络技术发展时间短，很多研究成果还不成熟，并且西方国家与我国的城市功能结构不同，有些研究不一定适合我国。因此，本文在分析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信息时代的城市规划进行了探讨。
1.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功能的变迁
信息及其网络已经渗透到城市的交通、居住、工作和游憩等各个领域，传统的城市功能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
第一，影响城市的交通功能。由于工作地和居住地的分离，就必然产生了城市的通勤。技术决定论者认为随着远程工作的盛行，城市有形的物理交通将被无形的电子化交通所代替，因此，城市的交通功能将会有很大程度的下降[4-18]。但是人们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仍将存在，依然需要交通。不少学者认为，网络技术将增加城市的交通量[7，8，19-21]。概括起来主要由于：1)人们的居住与工作相距更远，虽然可以减少通勤次数，但并不能减少通勤距离;2)人们可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其它活动的通勤;3)由于人们通勤时间的错开，也能增加人们潜在的通勤量;4)远程工作者更倾向于私家车而取代公共交通;5)由于车载工作台的运用，人们可以利用在路上时间进行远程工作，从而导致道路交通的拥挤。近年来，西方国家过度的依赖私家车，不发达的公共交通导致了通勤时间增长，通勤里数增加，城市总通勤量居高不下，为上述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L21]。但中国学者研究得出，上海市的交通量同信息技术(电话)呈负相关关系，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使城市总的.交通量呈下降趋势[22]。
第二，影响城市的居住功能。随着未来工作与生活方式的改变，社区的功能将会多样化，社区的形态将会发生改变，社区的边界将会更加模糊。虚拟社区与物质社区相融合，出现了许多如电子村落(Televillages)的新型社区类型。洛杉矶的Bule Line Televillage是―个两平方英里的电子村落，原先是公共交通走廊，规划师将土地利用、交通和电子通讯联系起来，创造一个可居住的社区，减少了机动车交通，增加了社区活动，提高了社区密度[20]。信息技术还使得某些衰落的社区获得了新生的机会，如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许多高层建筑增加了吸引力[23]。信息时代的住宅不仅是一个休憩场所，还是一个活动中心。住宅公寓需要提供接待室、会议室和其它家庭办公室无法具备的专用设施。信息时代住宅的吸引力不再是卧室的大小，而是信息基础设施的带度(网络速度)。居住空间将会更加集中在自然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的乡村地区，这些地区将会吸引那些可以自由地进行远程工作的白领阶层人士到此居住。
第三，影响城市的工作功能。Castells将信息时代的工作者分为网络组织者(Networker)、网络工作者(Networked)和线下工作者(Switch―off Workers)[4]。信息时代的工作方式将出现更加分化的趋势，人们不但可以在传统的办公室工作，还可以居家工作，或利用车载台在旅行中工作，后两种被称为远程工作(Teleworking)。Gillespie将远程工作分为五类：电子家庭作业(Electronic Homework)、电子村落(Telecottage)、移动工人(Nomadic Or Mobile workers)、远程办公(Remote Offices)、团队远程工作(Group Or Team Telework)[20]。从事远程工作的男性多于女性，任职者多是社会地位高、待遇高的管理、研究、销售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当然也有很多常规和低工资的职业，如数据处理和秘书职业等。然而，从雇主的角度看，远程工作不利于进行有效的管理;从雇员的角度看，远程工作也不利于员工之间的交流，从而使得传统的工作场所依然需要[20]。即便是职业管理人员和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一周中有两天以上进行远程工作被认为是低效的。
2.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
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可以实现远程工作、远程服务，企业和员工的流动性也将增大，出现所谓的距离消失(the Death of Distance)[18]的论调。Gilswe认为网络将把图书馆、音乐厅、商业聚会等带进家庭和办公室，促成了城市的消亡(the Death of Cities)[24]。网络技术使汽车带来的离心化趋势得到加强
，城市将趋向于更加分散。但是，一方面由于远程工作和远程服务目前只占有很小的部分，未来仍将有大部分的实际工作存在。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专业信息化服务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面对面交流的作用加强，仍然需要有集中的场所，那就是城市。新的集聚因子仍将存在，城市将会在新的层次上实现重新集聚。Castells预测未来城市发展将以巨大的城市簇 ( Megacity Huge Urban Agglomerations)成为全球经济的节点[4]。随着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发展，Kolko认为远程通讯使得距离消失，而并不是城市消亡，并且还得出城市的规模与网络地址的密度呈正相关的结论[25]。在集聚和分散两种因子的作用下，信息时代城市空间结构由圈层式向网络化方向发展，打破了汽车时代的空间结构。具体来说，影响到以下几个方面。
2.1 对城市中央商务区(CBD)的影响
Graham针对近年来世界城市出现的多中心趋势，对未来CBD的前景表示担忧。但他认为信息加工和服务的高级产业仍然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并对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集聚效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8]。Castells认为未来CBD仍将继续繁荣[4]。前两者都没有任何实证研究，而Leigh等对芝加哥和亚特兰大两个城市的CBD和郊区的办公用房进行了实证研究，从1990年到经历了郊区办公用房的大幅度增加，CBD中办公用房的高闲置率等现象，认为郊区的边缘中心是城市CBD的再造，并不是CBD低档办公(Back-office)职能的扩散和外迁[9]。
2.2 城市功能分区的重叠
工业时代，由于工业污染使城市有明显的功能分区，人们每天的生活都由各个分区中的片段穿插起来组成，通勤占用了大量时间。网络时代，家庭办公、电子购物、网络会议、网上学习等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产生，使得商业区、工业区和居住区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融合。集居住、工作、休闲于一体的网络化多功能社区将会出现，人们可以轻松地完成工作、娱乐以及购物等活动，不必成天在拥挤的城市之中穿梭。这样，各个功能区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城市土地空间的使用出现兼容化。
2.3 城市空间内部结构的不均衡现象
一般认为，城市的CED可能会衰弱，城市的中心区由于居民的文化素质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差距可能面临更大的衰弱。未来最有增长潜力的是城市的边缘区(近郊区)，这里将会是城市里工作机会和投资最活跃的地区。而远郊区也可能面临着与中心区同样的命运[26]。这种不均衡现象可以从网络IP地址的分布不均得到解释。Townsend对美国都市区IP地址密
度进行了不同空间尺度的研究[12]。Dodge和 Shiode对伦敦都市区内部IP地址的地理分布进行了研究，解释了城市空间内部结构的不均衡现象[27]。
2.4 城乡一体化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城市与乡村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城乡差别将不断缩小。未来判别城市与乡村的界限将不再是农业时代的城墙，工业时代的水、电、气等基础设施，而是信息时代的信息基础设施。随着通讯技术的改进，未来农村地区可以通过无线通讯系统、卫星通信系统以及利用原有的供电和电话线等进行远程数字通信，使农村地区可以享受到城市中的服务(如教育、医疗和其他服务)，这就使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在缩小、中心区与外围
区变得越来越模糊[7]。城市与农村相互交错，城市将溶解在农田中，农田将进入城市核心区，并且作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28]。
2.5 网络时代的城市体系
Townsend提出了网络城市(Network City)的概念，认为网络城市并不等同于世界城市，它是那些有高容量的Internet骨干网并在高素质的劳动者当中普及的都市区，如旧金山、华盛顿特区、波士顿、西雅图等(公认的美国的吐界城市是纽约、洛杉矶、芝加哥)[7]。
3.对未来城市规划的思考
(1)城市管理体制的革新。中国现行的城市规划体制是在借鉴四方发达国家工业社会时代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预测近、中、远期的城市人口规模，然后根据同家人均用地指标确定用地规模，依据此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和不同功能区的空间布局，在划定地块的基础上，确定强制性标准，如容积率、绿化率、高层限制等。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工业社会的城市空间结构受到挑战，各功能分区不断融合，城市不断向网络化方向发展。建立在功能分区基础上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体制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2)城市增长极的重新思考。网络时代的CBD作为城市增长极的作用正在受到挑战。信息时代的城市应该考虑新的城市增长极，如电子信息港和信息特区。电子信息港(Teleport)通过卫星和光纤系统集中联结高新技术办公园区，可以通过集聚规模效应为中小企业提供廉价的信息服务，使中小企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已在许多国家出现，许多发展中国家如牙
买加和尼日利亚等也开始出现这种项目[29]。信息特区(Information Districts)通过提供高密度的网络联结，成为中小型信息企业的孵化器，西方国家通常通过建立信息特区来重新振兴衰落的中心区[19]。
(3)注重城市的绿色设计。《21世纪议程》预计，到2025年，世界上将有60%的人居住在城市。如果按照工业时代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很快就会走到尽头。但信息革命给城市带来了希望，未来的城市将是精练和绿色的。未来规划师需要反复问自己：“我们需要这么多建筑吗?我们能全部或部分用电子系统来替代吗?”。网络时代的城市交通并没有减少的趋势，在设计城市的时候，减少总通勤量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目标。Mitchell设计了一种新型城市：由紧凑的、多功能的、小规模的社区组成的多中心城市，其间由便捷高效的交通和通信线路联结在一起，这些社区可以沿公交干呈线型排列，通过对住宅、工作场所和服务设施进行重新组合，在步行、机械交通和通信之间找到一种更为持久的平衡[7]。另一种概念是通勤廊道(Communication Corridors)，设想在通勤主干道的附近设立远程工作中心，并且鼓励避开高峰通勤，可以使得信息化与交通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样可以缓解高峰阶段的道路拥挤。设立远程工作中心的花费远低于用于道路拓宽所需的费用[19]。
在从工业城市转向信息城市时，并不会产生破坏性后果。电子设施往往分散布置，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并不产生污染，还能同环境相互适应。因此有机会重新设计、规划、创造我们的城市。
(4)注重非物质空间规划。信息网络在改变有形的城市物质空间的同时，也在改变城市的无形空间，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将会使传统的家庭关系更加亲密和睦，使邻里关系、社区精神得到加强，而使传统的同事、合作伙伴等工作关系有所疏远。网络社会将加剧城市社会的分化。信息的贫富差距将比以往财富差距更加悬殊。无论从国家、地区、城市内部来说，还是从性别、种族、受教育程度等诸多方面都有
巨大的差异[30,31]。城市规划管理和决策者应该正视这个差异，努力缩小这种差距。
(5)利用网络技术提高规划设计水平。虚拟现实建模语言(Virtual Reality Modeling Language，VRML)可以实现三维信息的网上传播。VRML语言一般将地形数据、植被数据、建构物数据等转换成为VRML格式，通过VRML服务器传播到网络浏览者，实现实时三维动画模拟。这种技术在城市规划设计中可进行公共参与项目评议、专家评审和预景研究等，以提高规划设计水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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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结构变迁 篇6
关键词 割胶技术 ；二元结构 ；技术变迁
分类号 F326.12
Abstract Rubber tapping is a highly technical manual work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yield and economic benefits. However，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tapping technique level in our country rubber planting area for a long tim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lore the reasons from the aspects of management system， theendowment structur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the conflict of technical change objectives and factors， and that the different management system is the root causes which existence of "dual technology structure" in our country. Finally， the article gives opinion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enhancement of social service， reinforcement of unified management level which is based on stabilization of family management system. To convert from monistic technology structure to the dualistic in rubber tapping via long term technological changes of family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 tapping technology ； dual technology structure ； technological change
割胶是一项技术性强的手工作业，割胶技术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橡胶产量、胶树生长、再生皮恢复、经济寿命长短和胶园生产周期的经济效益。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天然橡胶存在农垦橡胶和民营橡胶两大体系。农垦对胶工有严格详细的工作细则和技术规程要求，如《割胶工人技术细则及技术指导意见》、《中小苗生产指标及技术要求》、《橡胶树割胶技术规程》、《橡胶生产考核指标及奖惩细则》等，其割胶技术相对规范、割胶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对于民营橡胶，学界普遍认为存在国家割胶技术规程远未普及、胶农对新割胶制度接受和采用程度低、割胶时间比较随意、割面设计不合理、割胶技术差等问题[1-2]。我们将在植胶地区同时存在着较高和较差的两种不同的割胶技术水平暂且称之为割胶技术“二元技术结构”。问题是在开放条件下，在同一个地区为什么会存在两种不同的割胶技术水平？换句话说，在开放条件下，民营橡胶经过20～30年发展，受经济利益诱导的胶农的割胶技术水平为什么进步缓慢甚至停滞或者是什么原因阻碍了胶农割胶技术的提升？弄清楚其中的缘由，对提升胶农割胶技术水平、增加胶农收入、促进天然橡胶产业发展有重要意义。
1 割胶技术二元结构存在的缘由
之所以存在上述的问题或现象，一些学者认为是由于胶农的文化素质较低、追求短期效益行为、割胶技术培训效果差等所致。但这些不是主要的，因为文化素质低可以通过教育培训、“干中学”来弥补、提高；追求短期效益行为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为什么”；技术培训效果差是外在的。正是如此，笔者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其中的原因。
1.1 经营制度限制了胶农割胶水平的提高
在我国，农垦是实行规模化经营的制度，农垦的技术变迁具有强制性特点，能节约需“统一”实施技术变迁的交易费用，因而在农垦推行成熟的先进适用的割胶技术容易的多。同样，在民营橡胶中，实行规模化经营的种植大户，其割胶技术也相对较高。而对家庭承包分散经营的胶农来说，采用割胶技术往往是诱导性的，在不同经济利益诱导下，统一割胶操作规程、统一刀次、统一植保、统一药剂需要大量的组织、谈判、签约等交易费用，“统”的功能难以发挥，也就造成了胶农割胶技术的参差不齐。因而，总体上看，民营橡胶中胶农的割胶技术水平相对较低。
1.2 要素禀赋结构阻碍了胶农割胶水平的提高
速水佑次郞和弗农·拉坦的“诱导技术变迁理论”认为，在经济利益诱导下，农业技术发明和选择的主体是经济人，他们会对自己所拥有的要素资源根据价格差异做出合理组合，实现用低价格的要素代替高价格的要素。林毅夫也指出，一项技术的应用，需要通过其他相应的生产要素投入品来匹配，而其他要素投入品的相对价格由经济体系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如当土地相对稀缺，其价格也相对较高时，他们就会选择节约土地的技术，生物化学技术、复合种养技术等相继发展起来；而当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时，他们就会选择节约劳动力的技术，机械技术就会发展推广起来。我国天然橡胶事业正是在不断突破要素资源束缚的情况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跨越性转变。长期以来，农垦橡胶是我国天然橡胶事业的代表，是割胶技术进步的主要引领者、推动者，其土地、人才、资金等要素相对丰裕，而且还有国家的支持政策，其割胶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也是正常的。而我国民营橡胶是在20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人多地少、资金缺乏是胶农普遍面临的要素禀赋状况，他们的选择是充分发挥劳动力优势、增加割胶次数来提高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选择适宜他们要素禀赋的割胶技术。这正好印证了我们调查中发现的胶农大多数采用三天两刀、两天一刀、每天一刀、较少涂药的现象。
nlc202309030931
1.3 专业化分工程度低制约了胶农割胶技术水平提高
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开篇就提出了专业化分工会导致技术进步，产生报酬递增，揭示劳动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国民财富的源泉。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和组织创新对分工演进有着决定性影响，专业化分工水平决定着专业知识积累速度和人类获得技术性知识的能力，决定报酬递增，从而内生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规模化经营、企业化运作的农垦有着植胶、割胶、护胶、养胶、加工、管理等一系列的企业内部分工，专业化割胶提高了胶工获得割胶知识的能力，促进了他们割胶技术的进步。而分散经营的胶农，割胶只是他们“工作内容”之一，除了割胶之外，他们还要养胶、护胶，还要种植水稻、水果，还要养猪、养鱼等等。在我们调研中发现，在胶价行情不好时，一些胶农弃割，正好说明橡胶对他们来讲不太重要、专业化分工程度低。相比之下，胶农的割胶水平低也就不难理解了。
1.4 技术变迁目标要求与要素禀赋冲突限制了胶农割胶技术水平
农业技术变迁的目标是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和增加农民收入。对农垦来说，利润最大化是他们生产经营追求的目标，而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源泉。在他们要素相对丰裕情况下或者受要素制约相对较少的情况下，他们就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经营目标、技术变迁目标和要素禀赋协调一致，达到目标。而对分散经营胶农来说，他们的目标是增加收入，与技术变迁的目标一致，他们应该有动力去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然而，在人多地少、资金缺乏的要素制约下，采用先进的技术反而会使短期收入下降，导致技术变迁目标与要素禀赋冲突，于是只好选择与要素相适宜的技术水平。也许从长期来看，采用先进的割胶技术会增加产量，但是不一定会增加收入，长期也意味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因而，在要素禀赋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下，短期收入最大化是他们的理智选择，从而导致他们的割胶水平较低，同时正好解释了“胶农追求短期效益”。
上述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导致我国割胶技术存在的“二元技术结构”，但是这些原因的地位又不是一样的。其中，经营制度是主要原因，其他是由经营制度引致的，正是经营制度的不同导致了要素禀赋的不同、专业化程度不同，也就是说经营制度的不同是我国割胶技术存在的“二元技术结构”的根本原因。
2 割胶技术向“一元结构”变迁的路径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要实现割胶技术由当前“二元技术结构”状况向“一元技术结构”转变，其有效途径就是改变胶农分散经营的制度。然而，在我国强制性地改变胶农家庭分散经营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况且事实证明家庭经营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是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主要农业经营方式。因而，现实路径的选择就是在稳定现有家庭经营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增强社会化服务，强化统一经营层次，通过家庭经营制度的较为长期的技术变迁实现割胶技术由当前“二元技术结构”状况向“一元技术结构”转变。
2.1 在稳定现有家庭经营制度框架内进行制度创新
首先要稳定现有家庭经营制度，一是要做好农村土地确权，延长土地承包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二是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强化强农惠农政策。其次家庭经营制度不是封闭的，可以进行制度创新，一方面，对家庭经营制度进行适当修正，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土地合法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同时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解决“统”的不足问题，形成利益共同体，适应技术供给；另一方面，对一些暂时不适应家庭经营的技术成果进行适当修正，变成适用技术，以适应家庭经营的需要。
2.2 增强社会化服务，强化统一经营层次
增强社会化服务，有利于强化统分双层经营中的“统”的功能。为胶农生产经营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服务，把分散经营的千家万户的胶农变为相互连接、共同行动的联合经营，实现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对接。因而，我们一是要整合为农服务资源，构建社会化服务新机制；二是要以市场为导向，拓展多层次服务的新领域；三是培育新型的社会化服务主体，形成多元化社会服务格局；四是加强农村集体功能建设，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这些工作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全面快速发展，形成公共性服务、合作性服务、市场性服务有机结合，全面发展的新型社会化服务体系。
2.3 通过家庭经营制度的较为长期的技术变迁实现转变
家庭经营既具稳定性，也有开放性。大多数的农业技术成果在家庭经营框架内能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当经常性的技术变迁和诱导性制度变迁的较为长期的相互作用，当农业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当资金和社会化服务条件能够满足规模化经营的需要，实现“一元技术结构”的时机业已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顺利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实现经营制度变革，割胶的“二元技术结构”自然会向“一元技术结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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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产业结构变迁的研究 篇7
产业结构, 主要是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从部门来看, 包括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等部门之间的关系, 以及各产业部门的内部关系。在经济研究和经济管理中, 经常使用的分类方法主要有两大领域、两大部类分类法, 三次产业分类法, 资源密集度分类法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两大领域、两大部类分类法:
这种分类法是按生产活动的性质及其产品属性对产业进行分类。根据生产活动性质, 把产业部门分为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和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两大领域, 前者指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并创造物质产品的部门, 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商业等;后者指不从事物质资料生产而只提供非物质性服务的部门, 包括科学、文化、教育、卫生、金融、保险、咨询等部门。
三次产业分类法:
这种分类法是根据社会生产活动历史发展的顺序对产业结构的划分。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部门称为第一产业, 对初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部门称为第二产业, 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各种服务的部门称为第三产业。这种分类方法成为世界上较为通用的产业结构分类方法。
我国采取三次产业分类, 具体划分是:
第一产业:农业 (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 。第二产业:工业 (包括采掘业, 制造业, 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和建筑业, 产业革命往往是由于制造业的革命引发的一场导致三大产业全面变革。第三产业: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第三产业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流通部门, 二是服务部门。具体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流通部门 (物流业) , 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第二层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 包括金融、保险业, 地质勘察业、水利管理业, 房地产业, 社会服务业, 农、林、牧、渔服务业, 交通运输辅助业, 综合技术服务业等。第三层次: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 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科学研究业等。第四层次: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 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以及军队、警察等。
二、 产业结构变化的特征
1. 规律性
从宏观来看, 第一产业的增长会影响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它可能会导致比重不断下降。由初级产业部门的发展, 可以为人们的衣食住行提供了必需品。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从经济不断增长的结构上来看。它依旧是处于第二地位。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 第二产业都是在持续增长的。它慢慢的由农业结构向工业化过度, 经济结构转变的根本动力是第二产业的不断的过大和增长。
在第二产业不断增长的过程中, 新的产业也加入了进来, 它是第二产业结构体系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第二产业的体系丰富了会带动整个经济体系丰富起来。最终,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确定了第二产业的主体地位。同时这也揭示了该产业结构不能再继续增长了, 它所代表的一系列的趋势结束了。
“后工业化”的一个突出标志是第三产业的扩大和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代表是“非物品化”的趋势。非物品化的趋势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的趋势, 所谓的非物品化不是指物品化的东西会逐渐的退出大众的视线, 甚至是消失, 最后变得不那么的重要。而是具体的比例变化。
2. 周期性和阶段性
在一个短时期的过程中, 是不能形成一个产业部门的, 它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演变成了产业结构, 经济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周期是相一致的, 产业部门以及内部行业部分之间的变化是呈现着周期性的。周期决定着他们变动的模式和次序。周期决定着内部结构变化的布局。还应该注意两个不同的范畴, 第一个绝对的变动, 它是指自己不同时刻的发展比较, 是会变化发展着的。例如:产值。第二个是相对的变动, 它是指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横向比较。通常我们看到的都是比重之间的比较。
在正常条件下, 可能会出现常规的以下几种变动模式。第一种是, 产值就业再绝对的上涨, 与此同时它们的比重也在提高。第二种是, 这两者成相对的增长, 与此同时, 产值和就业的比重在不断的下降。第三种是, 产值、就业、比重、这三种全都呈下降的趋势。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若是部门的产值增长了, 那么他们的比重或是上升或是下降, 但是也有可能会出现其他情况。也可能会出现产业部门产值增长了, 他们的比重出现微乎其微的变化, 几乎是没有变化, 但还是有微小变化, 误以为是没有变化的。
三、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
其一, 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 在大多数国家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直至20 世纪70 年代, 在一些发达国家, 如英国和美国, 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劳动力所占比重下降的趋势开始减弱。其二, 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占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全部劳动力的比重, 在60 年代以前, 大多数国家都是上升的。但进入60 年代以后, 美、英等发达国家工业部门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开始下降, 其中传统工业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其三, 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占国民生产总值和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各国都呈上升趋势。60年代以后, 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发展更为迅速, 所占比重都超过了60%。
从三次产业比重的变化趋势中可以看出, 世界各国在工业化阶段, 工业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逐步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 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 产业结构也随之升级, 以工业内部各产业的结构变化趋势为例:
工业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以轻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像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是从纺织、粮食加工等轻工业起步的。第二阶段, 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 化工、冶金、金属制品、电力、化工业都有了很大发展, 但发展最快的是化工、冶金等原材料工业。第三阶段, 高科技发展阶段。在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的后期, 工业发展对原材料的依赖程度明显下降, 机电工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这时对原材料的加工链条越来越长, 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加, 工业生产出现“迂回化”特点。加工度的提高, 使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大大提高, 而消耗的原材料并不成比例增长, 所以工业发展对技术装备的依赖大大提高, 深加工业、加工组装业成为工业内部最重要的产业。
以上三个阶段, 反映了传统工业化进程中工业结构变化的一般情况, 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完全按照这种顺序去发展。例如, 新中国建立后,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就是首先集中力量建立起一定的重工业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再回过来进行发展轻纺工业的“补课”, 然后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十八大以来, 我国进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阶段, 积极扩大第三产业的发展。
摘要：产业结构经常使用的分类方法主要有两大领域、两大部类分类法, 三次产业分类法, 资源密集度分类法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我国采取三次产业分类。产业结构有鲜明的规律性、周期性和阶段性。产业结构变化的总体趋势第一产业呈下降趋势, 第二产业前工业化时期呈上升趋势, 在后工业化时期出现下降, 第三产业在后工业化时期呈快速上升趋势。
关键词：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特征,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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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结构与变迁研究综述 篇8
1 国内外文献综述
1.1 社会结构理论的概述
1.1.1 国外相关研究。
在西方社会学中, 关于社会结构的内容有不同的观点。社会人类学家布朗第一个给“社会结构”下了定义:“社会结构”是指各种社会个体、群体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 (1987) 认为:“结构”这个术语指的是任何事物的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 (1988) 认为社会结构可以定义为:构成社会的如下要素间相对恒常的结合。这些构成要素可以从接近个人行动层次 (微观层次) 到整个社会的层次 (宏观层次) 划分出若干阶段, 按着微观到宏观的顺序可以排列为角色、制度、社会群体、社会、社会阶层、国民社会。美国结构主义大师彼特·布劳 (1975) 认为, 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 (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 所组成的多维空间。帕森斯则将社会结构的内容界定为四个具体方面:适应:获取资源、目标:定位和达成、整合行为:社会化、维 (持) 模 (式) :社会控制。吉登斯 (1984) 的观点, 社会结构的内容可以看作是由行动者可以利用的“资源” (配置状况) 和 (配置资源的) “规则”两个层面的内容所构成的。或者说, 是以一定社区中“资源—规则”的某种组合方式为内容的。
1.1.2 国内相关研究。
在国内, 也有许多对社会结构的不同解释。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以及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社会结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而是处在不断分化和转型的过程之中, 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是一个社会变化的重要标志, 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个人行为变化的基本因素。贾先文 (2009) 提出: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 是各种力量博弈均衡的结果, 即一个社会形成的社会力量格局。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位置, 以及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朱建春 (2013) 对乡村社会结构的理解。农村社会结构是农村社会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 是从微观到宏观一些要素的结合体, 这些要素包括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而张健 (2010) 对乡村结构的解释, 他指出:乡村社会结构是指乡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多方面结构状况的集成状态, 反映着农民中不同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状态, 决定着农民应对事件的能力。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乡村结构的理论进行了界定, 但是共同之处都强调了乡村结构是乡村社会资源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配置, 进而达到均衡的结构。但是缺少强调“三农问题”中的农民这一乡村结构的变化, 而农民是乡村中的主要社会力量, 理应得到充分的关注和重视。
1.2 乡村社会结构的特征研究
1.2.1 国外相关研究。
在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研究方面, 平野义太郎 (1943) 提出了村落共同体假设, 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是具有封闭、内聚特征的村落。美国学者施坚雅 (1964) 则提出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 认为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 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 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费正清 (1987) 认为:从社会角度来看, 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 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由此, 形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的人际关联模式:宗法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1.2.2 国内相关研究。
而在国内, 则有着不同的观点。费孝通 (2005) 则从村落文化出发, 以伦理本位为基点, 以“家”为人际关联的基本空间单位, 提出了乡村人际关联的“差序格局”。甘庭宇 (2012) 从社会利益主体出发, 认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利益主体发生分化, 多元主体间信任关系的整体性缺失较为严重, 权势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冲突加剧。贺雪峰 (2012) 从不同乡村类型出发, 指出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 有分散型, 团结型, 分裂型三种。分散型乡村, 即在乡村内部缺少紧密相连的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农民集群, 每个农民都是相对独立的, 是原子化的, 是分散的;团结型乡村是指因为血缘与地缘的重合, 乡村社会结构相当紧密;分裂型乡村是指一个自然村一般都分裂为数个相互竞争的“小亲族”。阳芬 (2010) 认为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方向是合理的, 是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的, 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国外的学者大多认为乡村结构是封闭的, 而国内的学者则认为, 乡村社会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 是逐渐由封闭到开放的。这表明, 我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变革以及城乡统筹的发展, 正在促使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使得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向新型乡村社会结构转变。因而, 在今后的研究中, 应当把重点放在推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因素研究中。
1.3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
1.3.1 国外相关研究。
杜赞奇 (1996) 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随之变迁。罗吉斯 (1988) 从宏观上描绘出技术传播推动美国乡村社会变迁。舒尔茨 (1990) 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研究人口迁移, 认为迁移的发生是因为个体期望从迁移中得到大于迁移成本的收益。这种依据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一旦转化为现实利益, 又催生新的期望 (外出赚钱———很好———带动更多的人外出赚钱———更好) , 这就是一个不断扩大、良性循环的动态过程。这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促成了农村社会结构变迁。
1.3.2 国内相关研究。
从社会学的角度:汪远忠 (2013) 认为利益是一种社会设置下的行动结构, 个体行动的利益指向真实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民工来自农民, 准确地说是农民家庭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现实选择, 因此农民工是具有变革原有农民家庭结构及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功能的因素。周春霞 (2012) 认为乡村空心化是社会变迁的产物, 而乡村空心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已使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媒介学的角度, 关琮严 (2012) 指出将媒介视作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系统, 一种结构化的社会力量, 它是通过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 从而触发社会结构变化的, 乡村社会也不例外。即乡村社会变迁似乎是由一种媒介推动的。更确切地说, 是由嵌合在乡村社会结构之中的媒介系统推动的。从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角度, 陈旭峰 (2012) 认为农民市民化能很好地反映出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而文化资本是研究农民市民化问题的重要视角。朱建春 (2013) 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与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扩大化促进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从生产技术的角度, 张红 (2012) 认为社会变迁根据变迁的动力可分为内发变迁和关联变迁。而生产技术正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内发变迁和关联变迁的效应, 推动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国内外学者都认为时代因素和宏观环境是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 而国内的研究较少涉及到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微观原因, 比如成本-效益的对比。因而, 在今后的研究中, 要将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综合起来分析。
1.4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1.4.1 国外研究综述。
孟德拉斯 (2005) 提出了“农民的终结”的认识观, 他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 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走向了“终结”。当中国被卷入到世界化的浪潮中, 面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 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与法国农民同样的问题。John C.H.Fei and Gustav Ranis研究了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 构建了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 该模型证明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可以获得经济发展, 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商品化。而DW.Jorgenson二元结构模型对费景汉-拉尼斯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质疑, 他认为工业部门积累资本对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避免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是必要的, 但前提条件依旧是农业剩余, 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和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状况, 即工业部门技术进步越快, 其储蓄率就越高, 劳动力增长越快, 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最终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1.4.2 国内研究评述。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消极影响:黄江泉 (2012) 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 大量的精壮农民外出务工, 导致乡村结构的变化, 而作为这样结构下新出现的弱势群体———留守农民面临着原有社会网络资源遭受破坏, 现有社会网络资源继续向城镇流失的局面, 以致社会结构不合理, 社会资本日趋弱化。王宏 (2012) 认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造成农业从业人口老龄化妇女化, 这一种结构性失衡, 后续人力资源短缺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造成农村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农业生产缺人力等问题日益显现。陆益龙 (2013) 指出乡村社会结构转变促使乡村社会关系变化, 主要是乡村社会的个体性大大增强, 扩大了个体的自主行动范围, 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模糊性变得更大, 农民与政府之间关系趋于层级差异性。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积极影响:王云飞 (2012) 认为, 乡村结构的变迁, 促使政府和农民在观念上都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 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确定与稳定。李泉生 (2012) 认为农村社会结构变化, 促进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层, 促进政府考虑不同社会阶层的民生需求, 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 以此来推进农村现代化和农村社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王阿洁 (2011) 指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致使农民群体的分化, 进一步导致了农民的角色和身份的多元化, 地位和生活需求的差别化, 这样农民群体的多样性就带来了其养老保障需求的多层次性, 推动乡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完善。国内外学者都探讨了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 国外学者更加注重数学模型的分析, 国内学者则主要做了大量定性分析。在今后研究中, 应当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
2 研究评述与展望
综上所述,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 也是深化农村改革、探索农村发展实践的必然结果。
我国的乡村社会结构的特征也存在着区域性的差异。但是, 总的来说, 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方向是合理的, 是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的, 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推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乡村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的推动;城市城镇化和我国二元化体制的推动, 促进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导致农村空心化;生产技术的改革;以及相关的传播媒介等等, 都在推动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作用。
最后,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也给乡村社会、经济以及生活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和挑战。
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村武术发展研究 篇9
1 乡村武术概念、特征及价值
1.1 乡村武术的概念
朱永光、蔡宝忠关于乡村武术指出:“在农耕文明时代形成并发展的, 至今仍在民间传播的套路、散手和功法等内容及相应活动方式。”乡村武术在中国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历史环境中自我形成的一种中国文化, 主要依托在农耕文化的传统背景下, 由乡村民众共同创造并传播的一种武术文化形态。乡村武术内涵缘起于乡村, 扎根于民间。
1.2 乡村武术的特征
1.2.1 传承的狭隘性
由于农耕文明的封闭性, 加上乡村这一传统社会交流形式, 使得乡村武术的传承以师徒传承与家族形式传承为显著特点。家族式的传承狭隘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村武术的传承与发展。
1.2.2 派别多样性
在传承过程中由于个体自身的差异性和教授过程中因材施教的传承方法使得中国传统武术步入近代以后在乡村社会变迁的不断进程中产生了诸多流派, 这些拳种流派发展至今虽不全是乡村武术, 其根源还是产生于乡村社会, 发展于乡村社会, 只是经过时代的进步, 推广的力度不断加大才逐渐形成独有的风格, 乡村武术文化呈现多元化。
1.2.3 地域性
乡村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乃至消亡不仅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 更受到乡村的地缘关系和生产生活条件的制约, 因此, 乡村武术必定带有特定地域的地方性色彩, 流露地方性乡村文化特色。如“南拳北腿”, 山西太谷县风格独特的形意拳, 河南陈氏太极拳等。
1.2.4 继承的稳定性
中国社会结构下的乡村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单元, 村落人口相对固定性与农耕文明的封建传统思想封闭性, 使乡村内部交流主动且频繁, 继而使乡村武术在封建思想的影响下稳定地继承下来。但是, 受到旧时世袭观念的影响, 乡村的武术活动目的更多是为了家族的需要而进行, 虽然, 现代乡村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传承千年的武术直到如今依旧保留着旧时的宗教宗法制度的显著特点。
1.3 乡村武术的价值
1.3.1 历史参考价值
传统的乡村武术在现代社会的乡村已逐渐消亡, 乡村武术的发展变革, 在新时期的现代化乡村社会中不仅能起到调节乡村之间的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生活秩序的作用, 同时也将传统的乡村文化和乡村武术传承给后人, 乡村武术的存在对于现代武术文化的发展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1.3.2 文化保护与传承价值
存在千年的乡村武术在当代社会就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内涵。当今, 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了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中国历史悠久, 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多元性, 如何保护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成为了历史赋予时代的新课题。而乡村武术则成为地方政府新时期的发掘、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的康庄大道。乡村武术独特的组织形式对现代武术的比赛组织具有一定的借鉴之处。其次, 传承形式古老的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保证了传统武术的精华部分得以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和推广。
1.3.3 情感价值
乡村武术作为传承千年的一种身体和精神文化, 在情感认同的方面, 参与乡村武术活动的每个村民通过共同的武术活动内容, 从而达到对乡村社会在情感上的认同。同时, 通过共同的武术活动, 还将加大乡村社会下乡村武术参与者的凝聚力, 进而在面对共同的生存环境中整体发展, 而维系整个乡村的生存与发展。
2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下的武术与乡村武术
2.1 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影响着武术的面貌
中西文化交流成为世界文化交流进程中的重要组成。传统武术发展依旧脱离不了近代以来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无论是早期的西学东渐还是当下民族文化复兴背景下的东学西渐, 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都伴随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进程而进行。不同社会结构下也呈现出不同的武术文化特色。
在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军事学习西方现代化背景下, 传统武术现代化转型开始酝酿, 一方面被动地接受西方强势体育的入侵所带来的种种现实的生存问题;另一方面开始主动向西方学习,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武术在军事战争中日渐衰败的同时民间武术逐渐兴盛, 进入了多渠道普及、大面积发展的新阶段。由于清军的入关使得各种反清秘密会社在民间滋生, 大批反清人士聚集起来习拳练武, 积蓄武装力量。晚清时期的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 这些民间秘密宗教结社组织为了抵抗政府和外敌, 必然要追求传统武术的技击功能, 当时抵抗的主力是广大下层民众, 也因此造成了民间武术技术体系的基本成型。在此背景下, 义和团对于传统武术的传播与弘扬的作用得以显现。义和团成员大多是中国农村社会下的底层民众, 本身文化素质不高, 只注重口传心授的传统教学, 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武术的传承特点。义和团通过“练习拳棒”来不断地汇集民众进行斗争, 这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传统武术。加之, 义和团组织在各地之间的频繁联系, 也为武术的推广做出了积极作用, 这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武术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走向衰落, 反而步入中国武术在近代历史中的辉煌时期, 也为后来乡村武术社会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武术人口基础。
晚晴后期, 中国社会结构整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政治上主权的不完整和经济上中国被迫成为西方列强的原料生产地, 使得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瓦解。在此背景下, 中国传统武术无论从价值、功能上都进行了新的转型和探索。加之西式教育的传入, 旧式私塾教育逐渐转变为新式学堂。特别是同治、光绪年间的洋务运动迅速推动了新式学堂的普及, 当时体操课的主要内容就是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 当然有的学堂也进行武术教学, 但所教内容与旧式武术有着较大的不同, 授课内容也由原来的武技改为体操 (兵操) 。1885年, 李鸿章奏设天津武备学堂后, 各省相继设立。至此, 始于宋代的官办武学机构退出了历史舞台。兵操的出现和授课内容的改变无疑为今后传统武术在传授技艺和管理方法提供了初步模型, 这也是中国武术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下发生的主动变革。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下武术的面貌, 呈现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武术走进学校体系, 原有封闭家族式传承方式逐渐转变为开放的师生传承模式, 武术向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演进, 迈向科学制度化的阶段;二是中央国术馆的成立, 为武术的发展更提供了整体的管理系统。标志着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形意拳已经向现代化转型开始全面推进;三是武术逐步突破过去的庙会献技、擂台比武、私人较量等旧有模式, 开始以现代体育运动的模式进行比赛、交流和展示。时代背景赋予中国传统武术更多的是反抗统治, 搏斗武器的功用。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社会结构逐渐变成了多元的、开放的。武术也走向了开放发展的道路。剥离了阶级斗争的当代社会中, 武术回归到人的发展的本质上, 逐渐成为了人们追求自身身体健康和心灵享受的工具。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 更成为了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弘扬民族精神的手段。中国社会结构在进入改革开放以后, 社会结构分层更为详尽, 这为武术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太谷县形意拳为例, 旧时的以搏杀为目的的形意拳显然不适合和平社会中下的文化价值取向。而现代阶层的不断细化, 使得形意拳必须在不同的人群中拥有更为宽泛的功能, 这使得现代形意拳就具备了多重价值。对于政府官员来说, 形意拳是加强文化交流的政治手段;对于学生来说, 形意拳又是学生掌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技能、了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知识的途径;而对于现代乡村武术社会来说, 形意拳是稳定社会结构, 促进社会结构为更合理的有力助力。乡村武术社会的社会结构变迁改变着形意拳拳法、拳理、特点。反之, 形意拳的价值、功能的转变又促进着乡村武术整体的进步。
2.2 社会结构变迁下的乡村武术社会
中国社会变革之剧烈影响着中国传统武术的变革, 而传统武术的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又直接影响着乡村武术社会的发展。对乡村武术而言, 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导致乡村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
原始社会是人类的第一个社会形态, 人与自然进行长期的斗争是保证其生存的唯一办法, 狩猎是人类当时获得生活物质的唯一办法。这时, 要生存就必须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强壮的体魄来获得生活资料, 人类个体的身体强壮被推崇到了最高地位, 随之他所有拥有的技能便被模仿和学习, 这就是早期武术活动的萌芽。“尽管在原始社会, 人们的生产活动和军事活动充满了格斗搏杀的武力活动内容, 但这种武力活动的形式还不能称之为武术”, 原因在于在原始社会中的价值系统是以自然价值为中心, 核心内容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 吃喝等基本生理需求未得到满足时, 武术这一身体文化运动并没有产生。在原始社会, 并没有形成一定的乡村武术社会。但是, 人类在与自然充分认识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顺其自然”等传统文化思想, 并开始影响着后世中国武术发展的模式。这为后来乡村武术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
进入农业社会, 此时期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以农业经济作为其经济基础。此时期, 中国社会的价值系统以儒家道德价值为中心,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根本保障, 统治者十分重视军事力量的强弱。此时期的武术重要集中在军队搏杀技能中, 武术视为统治者对权利的维护的重要工具, 此时期并不支持民间团体或个人习练武术, 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对习武之风的抑制。直到武举制的采用才对社会的习武之风盛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明末, 社会动荡, 使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遭受打击, 习武成为一种社会需要, “原本习武的民间更加重视武术的防身自卫功能”。此时, 民间大量习武人口的增加, 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乡村武术社会。直到清军入关, 中国社会开始与西方社会有了更广泛地交流, 火器的引进使传统武术在战场的作用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统治者逐渐不再限制民间习练武术的人群。至此, 民间习武人口剧增, 中国传统武术在明清时期走向辉煌, 相应的使得乡村武术社会在此时期迅速成长, 但此时乡村武术社会带有典型的封闭思想特点。乡村武术社会由于其传统宗法制的深刻影响, 使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成为传播武术的基本特征, 这一时期, 乡村武术社会的基本形态呈现为以血缘和类血缘关系组织的相对封闭的基本面貌。由于乡村之间存在争夺水资源、土地资源、人口资源等大量的不和谐现象的存在, 所以, 此时的乡村武术社会也往往呈现出排他性与争斗性的因素。封闭与排他一方面直接导致了乡村武术社会相对稳定的传播状况, 另一方面也使乡村武术发展呈现出简单粗放的特征。太谷乡村武术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与农业社会的整体形态演变是对应的, 在《太谷县志》中有一些相关武术传承规定的记载, 虽不甚系统, 但也为乡村武术社会在封建社会期间的发展提供了佐证。封闭的思想造成了武术家族式的传承特点, 乡村武术社会也大多数以族群定居。
进入近代, 中国面临“千古未有的变局”, 乡村武术社会在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社会发展的综合影响。
“体育文化价值是有效确保人的地位, 确保人类发展空间的有效手段, 他始终是人类文化系统的内核因素”。现代社会中, 传统武术具有较强的塑造人体身形和性格的能力, 人的发展成为社会的核心地位。现阶段的乡村武术社会发生本质的转变, 整体社会功能更加人性化, 显然, 社会结构的变迁在这里成为发掘体育文化视野中的人性光辉的重要推动力。
基于以上论述, 颠覆性的社会结构的演变使乡村武术社会开始摆脱以往以技击作为核心文化形态的社会状态, 向以健康为主的现代文化形态转型。具体到太谷, 太谷乡村武术社会的变化也遵循了这一基本的历史逻辑。由于传统社会的断裂, 近代社会呈现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态, 乡村武术社会也开始突破传统农业社会的藩篱, 走进近代化的视野。在某种意义上, 太谷作为中国当时的金融中心之一, 其是得风气之先的。形意拳的发展在近代以来进入辉煌期, 与太谷乡村武术社会在这一时期的转型有着必然的联系。尤其由于经济发展给武术发展带来的巨大需求更是促进了形意拳的快速发展。动乱的社会中, 形意拳不再只是简单的保镖手段, 而受到相当一批对社会产生不稳定认知人群的喜爱, 无形之中扩大了形意拳的传播范围和受众人群。而且,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的一百多年中, 战乱频繁, 军队素质的提高也有赖于武术的传播, 所以, 在近代直至民国时期, 形意拳作为一种技击术一直受到军队的重视。这一时期, 形意拳的发展开始摆脱以往的完全封闭的状态, 而进入相对开放的传播状态。此时的太谷乡村武术社会封闭的坚冰开始松动, 形意拳走向更为广阔的视野已势不可挡。但遗憾的是, 此时的乡村武术社会依然是好斗的, 形意拳更多地作为一种搏杀术为乡间民众所认知, 而这样的认知对武术的发展显然不能说是一种现代社会应有的合理形态。
建国以来, 太谷县委、县政府对当地人民的健康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人们开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中享受社会进步带给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感受。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全面发展, 太谷各个社会阶层都摆脱了以往追求温饱的基本理想, 而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享受, 与西方舶来的体育文化相比, 尽管形意拳也体现出了极强的技击性, 但其内在的文化内涵是和谐的。形意拳以其“自然”、“松静”的文化思想给信息时代体育的生命、健康观提供了新鲜的养料。紧张的工作之余, 追求的休闲、放松、清净的生活方式是现代人追求的目标, 身心健康、性情愉悦是信息社会赋予形意拳的新理念。尤其值得重视的是, 形意拳从来讲求的后发先至, 与中国其他武术拳种同样, 不先发起攻击是形意拳的基本理念。所以, 形意拳在现代社会也实现了其华丽转型:不再以技击作为其传播的基本核心, 而以对自我个体的修炼和健康作为其核心的价值所系。由此, 社会结构的变迁反而为形意拳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 从而使形意拳成为现代乡村生活的主宰者和健康的重要支持。乡村武术社会由此而发生了根本的历史转变, 如果说以往的乡村武术社会更多的是将安全和谋生作为主要的考量, 那么现代的乡村武术社会则充满了和谐与健康。太谷乡村武术社会在社会变迁视野下的这一变化既是对现代生活精神的深度体认, 也反映了传统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可塑性, 从而为其他武术拳种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总之, 社会变迁的历史洪流滚滚向前, 乡村武术社会作为具有武术特色的乡村社会体系必须寻求其在新时期的积极改变, 太谷乡村武术社会形态的演变为中国武术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有益选择, 太谷乡村武术社会形态的改变为我们制定新时期的文化战略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径可循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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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产业结构变迁及优化建议 篇10
李新安运用1978～2001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了我国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状况，按照通行标界定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所处阶段和水平，并且运用区位商法分别计算中部地区各省的主导产业，详细分析了中部地区发展的优势和薄弱环节，剖析了中部产业下降趋势的原因，提出中部地区应抓住“中部崛起”的战略机遇，增强产业发展动力，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工业化步伐和推进信息网络化建设;推进产业结构战略调整等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建议。湖南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产业结构的演进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律，第一产业比重逐渐降低，二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表1)
从表1可以得出，2000～2005年第三产业增长过快，与湖南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不一致现象。从理论看，湖南经济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初始阶段，第二产业增加值居首位应为常态。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认为，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不发达经济到成熟的工业经济整个变化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第1时期是初始阶段，第2～4时期是工业化阶段，第5～6时期是发达阶段。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式分析判断，多项指标表明，湖南处于工业化中期初始阶段，即大致为人均GDP1,200～2,400美元的第3时期。也就是说，工业化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比重应该居首位。与其同期，东部发达省区，甚至天津这样的大都市，三次产业结构都是“二、三、一”，还没有进入“三、二、一”的高级化阶段。湖南产业结构的虚高特征，表明湖南第三产业发展潜力还很大，拓展空间还很大，远未达到由第三产业主导整个经济增长的地位，还必须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以改变湖南产业结构虚高的状况。2006～2008年第二产业取得较快增长，经济结构由此前的“二、三、一”转变为“三、二、一”，应该是理性回归。
二、湖南产业结构国内比较
近年来，湖南产业结构虽然得到快速的提升，但由于作为农业大省，受传统因素的影响，在全国产业结构优化中的劣势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第一产业比重仍然较高，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下。(表2)
数据来源：1982年、1990年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9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整理
数据来源：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由表2可知，湖南不论是就业结构还是产值结构，与其他省市相比，第一产业比重最大。
第一产业滞后系数=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第一产业产值比重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第一产业就业比重
从滞后系数来看，湖南的滞后系数最大，比全国高3.5%，说明湖南产业升级面临很多的压力，50.7%的农村人口只有17.7%产值。从表2可以看出，中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和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但该两项指标为相对数值，因为人均产出水平不同，二者之间没有可比性。在人均产出水平相近的中部地区，具有可比性，可知湖南农业产出效率比较低下，在中部倒数第二，仅高于河南。
三、湖南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产业结构低级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扭转。
三次产业结构中，与东、中部省市相比，第一产业无论是就业结构还是产值结构，比重最大，滞后系数也最大。湖南规模以上工业主要集中在农产品粗加工行业、资本资源密集行业、技术密集型产业，难以形成对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形成拉力。而且，上述产业的增长率大都快于湖南的经济增长。2008年湖南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7年纱增长率19.7%，加工大米30.9%，精制食用植物油26.1%，成品糖77.6%，一次性能源生产总量20.5%，原煤20.1%，钢材13.3%，十种有色金属12.8%，水泥28.3%，汽车30.8%，起重设备67.5%，混凝土机械66.3%，自动化仪表及系统53.4%。
（二）重工业与轻工业产值比重不协调，重工业增长快于轻工业增长，加工贸易比重小。
2007年轻工业产值占工业的28.1%，而且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只占轻工业的25%左右。以毛巾、皮鞋、牙膏、电风扇为例，2007年毛巾产量37,115万条，服装12,628.13万件，皮鞋2,441.01万双，牙膏1,151.57万支，电风扇2006年没有生产，大多数轻工业产品自给不足。重工业产值占71.9%，重工业中以采掘、原料工业为主，加工工业只占40%左右。进出口贸易总量较小，为96.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出口额65.23亿美元，增长28.1%，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加工贸易5.5亿美元，增长42.9%，机电产品贸易16.94亿美元，增长73.7%，高新技术贸易2.13亿美元，增长52.7%。加工贸易规模小，增长缓慢，占进出口总额比重与全国相比差距十分明显。湖南加工贸易占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比率1997年为21%，近年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
（三）省内各地区产业参差不齐。
三次产业结构方面，长株潭趋同，张家界产业富有特色，第三产业极为发达，邵阳、益阳、永州、怀化第三产业虚高，与湖南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除长沙外，其他地区第一产业比重过高。
四、湖南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建议
（一）加快产学研相融合，实现经济与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客观现实。
湖南外商投资规模、产出规模都较小，占全国的比重小，甚至少于很多中西部省区。在区位方面，岳阳具有较好的水路和陆路运输，衡阳、永州、郴州离广东较近，陆路运输成本稍低，但湘中、湘西属于丘陵和山地地区，运输成本较高。整体而言，湖南区位条件一般，是湖南外资规模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工业企业来说，人口流动比产品流动成本小，与东部相比较，湖南区位优势并不显现。与不利的外部环境相比，湖南具有很强的自我发展潜力。2008年科技资料汇编数据显示，湖南科技创新环境排名第21位，创新投入排名第17位，但创新产出排名全国第14位，可见湖南科技创新效率是很高的，问题在于创新的环境和投入。在资本方面，股份制、私营企业是湖南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巨大力量。此外，湖南商人在商业领域省外投资规模较大，在产业领域投资并不大，如何引导湖南省外的商业资本向省内产业资本转移，使一些大商人转化为企业家，如何把有限的资本同较强科技实力有机结合，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提升产业结构，是湖南经济发展的全新课题。
（二）加快产学研相融合，实现经济与产业跨越式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
建立对科技创新的评价机制，利用中介机构对科研院所、企业创新成果进行评价，对创新成果的经济社会效益进行预测，把评价、预测信息对外公布，引导投资与科技的有机结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建立对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使得创新主体的利益得到保护;完善知识产权转让制度，使知识产权有序进入生产环节;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对科技工作者进行精神上的鼓励和物质上的奖励，最大限度激发科技工作者的潜能。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调控，高科技产业具有高风险、高收益、外溢效应大的特点，在税收上要给予一定优惠，在融资方面要拓宽和畅通融资渠道，完善金融制度、保险制度，对高风险进行合理分散，对高收益进行合理分配。
（三）加快产学研相融合，实现经济与产业跨越式发展的产业战略。
根据省情，近期湖南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产业重点有：先进制造业、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农产品加工业、文化产业等。
摘要：本文以湖南三次产业历年产值与劳动力分布指标为研究对象,分析湖南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规律;并将湖南产业结构水平与国内部分省份进行横向比较,指出湖南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及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湖南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结构,变迁,比较,优化
参考文献
[1]李新安.中部地区产业结构[J].华东经济管理,2006.6.
企业家群体的结构变迁 篇11
随着经济与社会转型的推移，中国企业家群体出现了结构变迁，至少可以区分为改革开放后的80派、社会市场经济后的92派、亚洲金融危机后的98派、国际金融危机后的08派。因为在这4个时间节点上，中国制度和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代企业家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产生的。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万达的王建林、娃哈哈的宗庆后、新希望的刘永好等都是幸运儿，步鑫生、马胜利、李经纬、戴国芳、李途纯、施正荣等人却或多或少带有某种悲剧色彩。最早冲破了体制约束的这一代企业家享受了商业红利，他们从体制内开始创业历程，具有绝佳的商业嗅觉，能在复杂格局中把握机会。如今在第一代企业家中间，有的老骥伏枥，有的壮志未酬、抱憾终身，有的毁誉参半至今难有定论，有的则已隐于乡野。
第二代企业家是“92派”，他们是体制的叛逆者，但无可否认，他们中间很多人正是依靠被他们放弃的体制，赚到了创业史中的“第一桶金”，由此开始了拥抱市场的漫长里程。
接下来的一幕是前辈们无从想象的，从亚洲金融危机和泡沫经济破灭中站起来的第三代企业家在争议中成长起来，他们搭上了中国加入WTO这趟快车，赶上中国经济进入年均增长率超过10%的黄金10年。一些创业者在互联网大潮中脱颖而出，一些人投身资本运作，IPO造一夜暴富的神话；一些人进入到处是“烂尾楼”和“工地”的房地产行业，10多年来，他们在舞台上表演了一幕幕炫彩夺目的造富神话。
毋庸讳言，中国第一、第二乃至第三代企业家群体很多是从“制度与社会转型”中获得了红利，差别只在于程度而已。用经济学术语说，他们是“制度人”。
在许多企业的业绩结构中，“制度红利”的贡献度都比较大，资源类企业更不用说，许多制造企业“远离本业”做多元化，有的甚至做起了准金融业务。即使在互联网领域，它看起来是一个“高科技产业”，但事实上，制度红利对业绩的贡献同样很大。这个领域可以野蛮成长，不用考虑竞争法则和市场秩序，不用“忌讳”盗版侵权，不用担心负债累累，不用担心找不到“廉价”工程师，不用担心“折损”社会信任体系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宽松的制度环境。
中国经济与社会转轨仍在继续，正因如此，每一代企业家的成功都无法简单复制。今天正在成长中的中国第四代企业家，他们中很多是在中国社会中普遍不被认知的“富二代”或“官二代”，他们有的已经成功接班，有的还在接受教育。无论外界怎么看这一代企业家，都必须承认，他们正在塑造着未来中国商业的底色。他们要成功，要创造中国商业的未来，亦只能依靠他们自己的智慧。
对于仍处在生长期的第四代企业家来说，他们不再拥有“制度人”的激情年代，而是必须成为职业经理人。他们不仅需要具备前辈们一样的勇敢和坚韧，还必须拥有超过前辈们的创新意识；他们需要像前辈一样对中国有更深入的理解，在一个更像地球村的商业世界里，还必须有超过前辈的眼界。
组织结构变迁 篇12
经典产业理论认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威廉·配第从产业结构视角来解释国家之间的收入水平差异;配第-克拉克定律告诉我们, 收入变动将会影响人口流动趋势, 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西蒙·库兹涅茨的实证研究表明, 人均收入变动是产业结构变动的根源, 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经济的长期增长。但是, 如何解释低收入国家的高产业结构问题, 产业结构升级与收入水平增长之间步调一致吗?2014年中国人均GDP为7, 485美元, 印度为1, 671美元, 中国是其4倍多, 但是对比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的三次产业结构发现:2014年中国三次产业比重依次是:9.2%∶42.7%∶48.1%, 印度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依次是:19.1%∶28.3%∶52.6%, 如果从产业结构视角比较分析, 印度第三产业比重高于中国, 但人均收入不到中国的25%, 我们困惑于印度这种高产业结构低收入水平产生背景和根源, 显然这无法用产业结构与人均收入之间关联理论解释。
本文认为产业结构并不完全取决于一国 (地区) 经济增长与收入水平, 政府干预可以改变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 获得成功的案例不在少数, 如二战后崛起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是两种常用的手段。直接干预是政府直接投资或发展目标性产业, 通过引导要素流入改变要素禀赋结构, 达到支持部门、行业扩张的目的。间接干预主要是通过扶持性政策、金融支持和配套政策来选择性发展和支持特定部门或行业。
政府通过调整公共支出的规模和结构来引导资源和要素流动趋势, 对不同产业的产出水平产生替代效应, 从而改变三次产业之间比例关系。回顾中国公共支出变化历程, 政府公共支出占GDP比重从1978年的31%, 下降到1995年的11.1%, 1996年开始稳固上升, 截止到2014年上升到25.1%, 公共支出占GDP比重大致趋势是先下降后上升。而从产业结构视角来看, 1978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是:27.9%、47.6%、24.5%。事实上, 1996~2014年也是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最快的时期, 1996年我国一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19.4%、47.0%、33.6%, 而2014年我国一二三产业的所占比重分别为:9.2%∶42.7%∶48.1%。第一、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都出现下降,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则大幅度地上升。所以, 研究政府支出规模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必须从新的理论视角来进行深入分析, 才会得到与实际更加一致的结论。本文正是基于此, 从政府支出规模影响不同产业的生产要素积累差异的角度来分析其政府公共支出与产业结构之间关联的理论基础, 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二、文献综述
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可, 尤其是能源、交通和水利等大型基础设施对于发展中国家初期的资本积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微观角度来分析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变迁的根源, 尤其是关注公共支出、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现阶段, 对于政府支出规模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研究成果如下:部分学者认为产业政策目标是: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和规划来引导特定产业发展, 最终形成合理产业结构 (林毅夫等, 2003;刘伟, 2002;苏东水, 2010) 。部分学者认为完善制度体系 (Mohammad Amin and Aaditya Mattoo, 2006) , 政府规模和法律环境 (汪德华等, 2007) , 宏观经济环境 (郭小东, 2009) , 对外贸易和市场的发育程度 (张斌, 2011) 等因素决定着一国的产业结构。部分研究关注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其结论是认为公共支出存在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蔡建明, 2006;郭小东, 2009;张斌, 2011;石奇, 2012) 。部分研究把按照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功能与性质分类, 把公共支出划分为生产性公共支出和非生产性公共支出, 分别检验这两类支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胡永刚、郭新强, 2012;姜丽, 2012;贺俊、吴照, 2013) 。
研究政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机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大部分研究是从宏观视角, 围绕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分析, 部分研究从政府公共支出功能视角研究得出生产性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重要导向作用。鲜有文献研究公共支出、生产要素积累和产业结构变迁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阐述了政府支出规模、要素流动趋势与积累和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政府通过调整支出规模和结构影响生产要素流动趋势, 改变不同产业之间的要素禀赋结构, 使得不同产业之间的产出水平发生变化, 不同产业间的产出水平产生替代效应, 促进部分产业收缩或扩张, 同时改变产业结构的比重。本文通过上述研究来解释中国的高收入、低结构现象。从政府支出规模、生产要素积累与产业结构的内在作用机制这一角度, 很好地解释了“中国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印度”的这个难释之谜。本文认为, 一个国家产业结构体系形成的初始因素是要素禀赋和积累能力, 但绝不代表政府的作用可以忽视, 通过政府之手来影响一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路径的案例不在少数, 尤其是当政府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 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上升, 公共支出将会对产业结构变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公共支出、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变迁内在机理分析
(一) 公共支出与要素积累。
政府支出怎样影响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流动和积累, 并推动产业结构变迁?一般情形下, 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政府支出按照职能划分主要包括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五大类。总的来说, 政府支出可以通过其支出规模与结构影响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流动和积累, 改变产业之间要素禀赋结构和要素配置比例, 影响部门和行业的产出水平, 从而引起不同产业收缩与扩张、产业结构之间相互替代与变迁。政府可以通过直接干预要素流动来改变要素流向, 从而影响不同部门或行业的资源禀赋。建国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是典型的政府干预要素流动来影响三次产业结构。
从生产要素角度来看, 公共支出会产生以下三种效应:一是创造效应。政府通过调整财政支出与收入方式干预微观经济主体行为, 影响其经济运行轨迹, 以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政府可以通过投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的建设来引导要素流动, 可以增加社会固定资本存量;二是溢出效应。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基础设施普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良好的基础设施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扩展提供便利条件, 同时也为产业集聚提供空间。基础设施行业扩张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吸附大量的劳动力, 从而降低失业率水平。政府还可以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水平,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三是替代效应。一般来讲, 政府支出偏向又可以通过产业非均衡发展影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的积累, 这将形成一个循环过程。对于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来说,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推进器, 那么在不同发展阶段, 政府支出必然会出现偏向, 从工业化初期的纺织、食品为代表的轻工业;工业化中期的钢铁、水泥、电力等能源原材料工业;工业化后期的装备制造等高加工度的制造业。主导行业和支柱产业吸附的生产要素比重高于配套产业或附属产业。
(二) 公共支出与产业结构变迁。
关于公共支出对于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大致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替代效应。政府支出结构差异产生的替代效应, 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中, 政府通常是有所作为的, 选择性支持幼稚产业、先导产业的成长, 减少夕阳产业、衰退产业的支出力度, 通过调整产业布局和规划来支持重点扶持产业, 政府财政政策是最直接有效的措施。政府还可以通过投资与高效率的生产部门, 引导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和行业流入高效率部门和产业, 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二是“挤出效应”。政府支出会对私人资本投资产生影响, 尤其是政府进行大量公共投资会影响私人企业投资成本和收益, 改变其投资预期, 结果是挤占了私人部门的投资机会, 这就是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因而政府公共支出的挤出效应是判断其投资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之, 政府通过调整支出规模和结构改变市场要素的流向, 对不同行业和部门的生产要素积累产生影响, 行业的要素积累制约着产业扩张和收缩, 产业规模变化引致产业结构的变迁。
摘要：本文阐述公共支出、生产要素积累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政府通过调整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引导生产要素的流动趋势, 重新构建不同产业或部门之间的要素禀赋结构, 从而改变其产出水平, 最终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路径。政府适时调整公共支出结构, 从微观领域引导要素流向和积累, 改变行业间的资源禀赋结构, 形成具备竞争力的产业结构, 为保持经济长期增长创造条件。
关键词：公共支出,要素流动,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林毅夫, 陈斌开.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J].经济学季刊, 2003.12.
[2]刘伟, 李绍荣.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中国工业经济, 2002.5.
[3]苏东水.产业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