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互作用模式论文（共10篇）
交互作用模式论文 篇1
摘要：为了探究历史城区通勤者出行方式与活动模式之间的交互特征, 选取根据扬州市历史城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出行调查数据将出行方式和活动模式分别划分为4类, 运用协同进化Logit模型理论, 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了合理设置和标定, 分别建立出行方式选择和活动模式交互选择的多项Logit模型, 与未考虑交互选择对比发现, 交互后能够提高模型的总体命中率。研究结果表明:公共交通出行的通勤者与简单出行链HWH互为正相关;电动车通勤者与活动模式HW+MH和HW+OH互为负相关, 说明历史城区通勤者较少选择电动车完成非工作出行;慢行方式对活动模式HW+OH的相关系数为1.052, 说明使用慢行出行的通勤者倾向选择活动模式HW+OH。
关键词：出行行为,出行方式与活动模式交互特征,协同进化Logit模型,历史城区
0 引言
众多研究结果表明, 减少私人机动车出行量和增加公共交通吸引力比较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实施合理的交通需求管理, 而基于活动的交通需求分析方法能够有效地指导制定科学的管理政策。以往研究者主要针对出行者的某一方面出行行为问题开展研究, 如活动次数、出行时间、出行持续时间、活动模式和出行方式选择等[1,2,3,4]。
随着对出行行为研究的深入, 更多学者开始关注出行者出行链的研究, 活动-出行链的交通需求分析方法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5,6,7,8], 同时借助该方法研究活动-出行链与出行方式的选择机理[9,10,11,12], 以便更好了解出行者方式选择特征。
历史城区在我国通常称作为老城区、古城区或旧城区。该类地区一般位于城市中心区位, 承担城市中心的职能, 比如, 北京二环以内的旧城区、苏州护城河以内的古城和南京以秦淮河、明城墙遗址围合的老城。随着机动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该地区的交通问题越来越严重。如何既能满足居民出行, 又能够保护该地区历史风貌, 显得极其重要的。以通勤为主体的早晚高峰出行过于集中, 加剧历史交通系统的供求矛盾, 特别是进出历史城区道路拥堵严重, 因此研究通勤出行问题对于缓解历史城区交通问题拥堵具有重要意义。
通勤出行通常是以家为起终点, 在固定时间段和地点, 以工作为目的的生存活动出行, 而其他类型的活动往往在工作或者回程途中完成。笔者借助活动-出行链交通需求分析方法, 通过研究历史城区通勤者出行方式与活动模式的交互作用, 得到不同活动目的和出行方式相互选择特征, 从而科学指导历史城区交通政策的制定。
1 数据
1.1 数据及变量
研究数据源于2010年扬州市历史城区通勤者出行调查。扬州市历史城区以文昌路为轴和运河环绕的老城区, 位于扬州市中心位置, 面积约为5.09km2。
调查表随机发放到每个小区, 除了调查每个通勤者工作日的完整出行信息外, 还有出行者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出行特征作为研究变量。个人特征包括出行者的性别、职业、年龄和工作区位, 家庭特征为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家庭自行车、电动车、机动车数量等;出行特征则为出行者的工作出行时间和是否有公务出行等, 用于本文的研究变量见表1。调查期间一共发放调查表1 500份, 有效样本为1 039份。
部分通勤者不同活动会选择不同的出行方式, 即多方式出行, 但是仅占样本比例的4.1%。针对该部分出行者, 出行方式选择为通勤时采用的方式。用于本文的出行方式为慢行方式 (步行和自行车) 、电动车、公共交通和机动车 (摩托车和小汽车) 4种类型, 每种方式分担比例见表2。由表2可见, 慢行方式和电动车有着较高的分担比例, 均为34.8%, 机动车为25%, 而公共交通仅占5.3%。
研究居民活动模式时, 通常把活动分为生存活动 (工作或工作相关) 、维持活动 (生活购物、探亲访友和看病) 、娱乐活动 (文体娱乐) 和其他活动。根据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结果, 由于娱乐活动 (2.7%) 和其他活动 (1.8%) 所占比例较少, 因此将这2种活动当作1种活动考虑[3]。笔者研究的活动主要有3种:生存活动、维持活动和其他活动。出行链是指1日内出行者从自家出发最终回到自家的一系列出行所构成的封闭链, 可形象描述为多次出行的链接[4,12], 按照活动数目可以划分为简单链和复杂链。结合调查数据, 用于分析的典型活动-出行链有以下4种, 每个出行链所占比例见表3。
HWH (home-workplace-home) :简单通勤出行模式, 无其他停留。
HWHWH (home-workplace-home-workplace-home) :包含基于家的通勤出行往返停留。
HW (home-workplace) +MH (maintainhome) :主要为通勤出行, 同时包含有维持活动。
HW (home-workplace) +OH (other-traverhome) :主要为通勤出行, 同时包含有其他活动。
由表3可见, 工作出行链 (HWH和HWH-WH) 占所有出行的84.6%, 简单出行链HWH比例最高为59.5%;出行链HW+MH和HW+OH比例分别为10.9%和4.5%。
1.2 出行方式和活动模式特征分析
笔者在文中主要探讨出行方式与活动模式的相互影响关系, 表4给出了每种活动模式下对应的方式选择的比例。不同活动模式下的出行方式选择有一定的差异, 活动模式HW+MH, HWH, HWHWH对应的出行方式整体差别不大, 活动模式HWH的公共交通分担比例略高;而活动模式HW+OH慢行方式较低, 电动车和机动车比例高于其他活动模式。有链接非工作活动的通勤出行链 (HW+MH和HW+OH) 机动车比例较高, 其次为活动模式HWHWH。
扬州市历史城区简单出行链HWH的比例较高 (59.5%) , 按照文献[14-15]的研究结论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应较高, 但是根据表4, 公共交通比例远低于慢行方式和电动车, 这点和国内以非历史城区为对象的研究结论不同[9,10], 这主要和历史城区更适合慢行方式和电动车出行有关[11], 公共交通由于服务水平和方便性, 使得分担比例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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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给出了4种不同方式的出行者选择的活动模式比例情况。
由图1可见, 出行者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时, 大多数的通勤出行链为HWH;若选择机动车出行, HWH所占的比例较低, 其他较复杂活动出行链HWHWH, HW+MH和HW+OH的比例较高, 因为机动车出行的可达性和方便性较高, 该类出行者更倾向选择其他目的的出行。电动车和慢行方式对应的简单活动出行链和复杂活动出行链的比例相差不大。结合表4中的数据可以发现, 出行者的出行方式和活动模式选择之间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 也就是说活动模式和出行方式有着相互选择的关系。
2 模型介绍
根据1.2中节分析的出行方式和活动模式的特征, 出行者的出行方式和活动模式之间存在相互选择的关系。传统的较为常用的多项logit (MNL) 模型和巢式Logit (NL) 模型虽然能够深入研究通勤者选择出行方式或者活动模式的特点和影响因素, 但是不能够很好解释两者之间的交互特征。协同进化Logit模型不仅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同时还可以得到个体出行决策的先后顺序[8,9,12,13], 因此笔者引入协同进化logit来研究历史城区通勤者出行方式与活动模式交互作用。结合文献[8]给出协同进化Logit模型的一般表达形式如下。
个体出行者面临一系列相关选择, Di∈D。每类决策包含若干选择肢, 选择肢之间相互独立.基于Logit模型基础, 假设效用最大的选择肢被选中, 效用的形式为
式中:t为个体进行选择时所在的时刻;E{Ut (d) }为选择肢d∈Di在t时刻的期望效用;S为选择肢Di’可能选择肢的集合, i'≠i;Xk (d|s) 为d选择肢的第k项属性在给定的s∈S状态下的特征值;θk为Xk相关系数;Pst为在t时刻s状态出现的概率。模型进一步假设个体在做某一个选择时, 选择结果受其他选择的影响, 有
式中:Pst{It (d|s) }为t时刻在选择Di中选择肢d∈Di被选中概率的估计值;I (d|s) 为选择肢d在Di′的选择状态s确定下被选中的概率。则在模型中, 选择肢d被选中的可能性Pt (d) 为
当t=0时每个选择肢d被选中的概率为
式中:|Di|为D的选择肢数。
在模型中t表示了预测中的迭代次数, 而这个次数是取决于前1次的计算结果。在第t次的1次迭代中, 将t-1次结果输入式 (3) 进行计算。在每1次循环迭代之后, 对每个选择结果Di的不确定性用熵法进行计算, 即
同时也要对模型的收敛性进行计算, 即
式中:pt (d) 和pt-1 (d) 分别为相邻两循环中选择肢d被选中的概率, 上式是选择结果的吻合度评价函数。
根据前面定义, 模型的求解步骤如下。
1) 初始化, 令t=0, 并设置各选择肢属性变量的相关系数θk。
2) 计算每1个选择肢被选择的可能性pt (Di) , 且d∈Di, Di∈D。
3) 计算Ct, 如果Ct<C0, 令t=t+1从步骤2) 开始继续进行计算, C0为事先确定的模型最低收敛水平。
4) 根据式 (5) 计算各选择的熵值, 熵值最小的选择确定其选择肢, 其中被选概率的最高的选择肢被选中, 其被选中的概率设为1, 其他选择肢的可能性变为0。
5) 从步骤2) 开始重复t=t+1过程, 直到所有的选择肢都被确定。在步骤4) 一旦某个选择做出决定, 在最后的计算不能再更改。
运用协同进化logit模型研究出行方式选择模型前, 首先对模型中各个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进行设置, 即式 (1) 中的θk, 由于需要研究的出行方式有4类, 故采用MNL模型对影响出行方式选择的各因素进行标定, 此时认为个体的活动模式已确定, 并将其作为1个影响因素。同理, 标定活动模式选择的参数时, 出行方式也作为1个影响因素, 对其系数进行估计。
3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协同进化logit模型分析通勤者出行方式选择和活动模式间交互作用的步骤为:
1) 初始化自变量和因变量, 将出行方式和活动模式转化为虚拟变量。
2) 分别采用多项logit (MNL) 模型分别估计出行方式和活动模式选择概率。
3) 初始化协同进化模型中的变量, 开始迭代过程。
4) 记录迭代过程中方式选择和活动模式结果, 出行者所有决策均确定后结束迭代过程。
5) 对出行者的出行方式选择和活动模式选择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出行方式选择模型中, 以机动车作为参考;活动模式选择模型中以HWH-WHW为参考。最终模型估计结果见表5。
出行方式选择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男性通勤者不倾向电动车和公共交通, 区内工作者和家庭收入较少的家庭选择慢行方式的概率更高。如果通勤者不在早高峰时段出行, 则更倾向选择慢行方式、电动车和公共交通, 通勤者不在晚高峰时段出行, 则更少选择公共交通;另外, 若通勤者的出行时间小于30min, 他们选择电动车和公共交通概率更小;没有公务出行的通勤者, 选择慢行和电动车的概率更大。
基于MNL模型的活动模式选择结果表明:男性较少选择活动模式HW+MH, 职员、公务员、区内工作者、工作出行时间小于30min和没有公务出行的通勤者更少选择活动模式HWH。家庭人口较少的通勤者更多选择活动模式HW+MH, 若通勤者不在晚高峰时段出行, 他们大多数会进行非生存出行, 活动模式为HW+MH和HW+OH。
根据文献[11]进出历史城区的主要干道, 特别是在早晚高峰时段拥堵严重, 除了外围居民的通勤出行外, 还有就是区外工作者。因此笔者将通勤者的工作区位作为研究变量, 将其分为区内工作者和区外工作者, 图2 (a) 和 (b) 所示分别表示这2类群体出行方式和活动模式分担比例, 并且有着较大的差别。结合模型估计结果:区内工作者更倾向选择慢行方式出行, 活动模式较少为HWH, 与图2统计结果相符合。
表5中出行方式和活动模式的交互结果表明通勤者包含非工作出行, 很少选择电动车出行。活动模式为HWH和HW+MH, 该类通勤者更倾向公共交通出行。若通勤者工作出行采取公共交通, 则该类群体多数会选择简单链HWH, 较少选择家和工作地之间有其他活动的出行 (HW+OH) 。慢行出行的通勤者较多会选择活动模式HW+OH, 电动车出行的通勤者, 选择活动模式HW+MH和HW+OH的概率较低。
注:空白表示该变量影响不显著;“-”表示不是该模型的影响因素。
为更好的说明上述交互结果, 根据调查数据统计扬州市历史城区通勤者不同出行目的对应的方式选择, 见图3。
3种出行目的, 出行方式变化较大的是慢行方式和电动车, 公共交通比例变化不大。主要原因电动车相比慢行有着速度优势, 价格低于机动车, 方便性优于公共交通, 同时工作单位往往提供充足的电动车停车位, 因此工作出行时电动车比例较高;非工作出行时往往停车困难, 历史城区面积不大, 街道密集, 功能齐全, 更适合慢行出行, 因此会有部分电动车通勤者选择回家后变换慢行方式完成购物、娱乐等目的的出行, 这点与已有研究结论相反[12,13], 解释了电动车出行者与活动模式HW+OH和HW+MH负相关。结合现有研究结论[14,15], 出行者的活动模式为简单链HWH时更加倾向选择公共交通, 而公共交通出行者的活动模式也多为HWH, 这点与本文研究结论相符, 同时也说明了公共交通比例变化较小原因。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 出行方式选择和活动模式之间存在相关性, 某一决策内选择受到另一决策结果的影响。因此, 在离散选择模型中考虑两类交互作用下有助于提高模型命中率。表6为考虑和不考虑交互作用下的出行方式和活动模式选择的整体命中率对比结果。从表6得出考虑交互作用后对通勤者出行方式选择的预测精度从74%提高到84.5%, 活动模式的预测精度从83.7%提高到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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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笔者依据协同进化Logit模型研究了扬州市历史城区通勤者出行方式和活动模式选择的交互作用, 并且提高了模型的整体命中率。根据调查数据将出行方式分成4类, 活动模式也分为4种类型。交互结果表明, 选择公共交通与活动模式HWH互为正相关。同时, 公共交通的通勤者不倾向活动模式HW+OH;慢行出行的通勤者较多会选择活动模式HW+OH, 电动车出行与活动模式HW+MH和HW+OH互为负相关, 原因是非工作出行时, 由于历史城区区位特殊性, 更多通勤者会选择慢行方式出行, 不同于已有对整个城市的研究结论, 对公共交通与活动模式的结论则和已有结论相符合, 通过与城市研究结果的对比, 能够指导历史城区政策制定者和规划者如何有效参考现有城市政策, 制定科学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 缓解历史城区交通拥堵。
历史城区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 较好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但是笔者研究表明, 扬州市历史城区通勤者公共交通分担较低。如何提高公共交通出行分担, 探究历史城区公共交通出行影响因素将是以后研究重点。
论技术进步与分工演进的交互作用 篇2
[关键词]技术进步；分工演进；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B15；F273.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2.009
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求经济增长背后的真实成因。中国现代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进一步讲，就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的过程。自工业革命以降，技术进步在提升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按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R·纳尔森[1]的观点，技术进步在过去的200年里一直就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虽然斯密早就关注并强调了分工对于生产率提升和财富增进的重要性，但是注重均衡、静态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却忽视了分工的动态演化机制。在《国富论》中，斯密剖析了劳动分工提升生产效率的具体途径以及分工的实现机制，明确提出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斯密命题”，但是没有对分工的类型进行区分。[2]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的交互作用机制，建立了分工演进的动态理论框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林·杨格[3]揭示了分工与市场容量的双向互动所形成的报酬递增的循环累积过程，完善了“斯密命题”。1950年代以来，以杨小凯等[4]为代表的学者使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把分工演进内生化，并系统描述了分工与专业化在推动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通过对以往的研究文献进行疏理，人们发现，研究增长和发展的文献往往关注技术进步和分工演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忽视了对二者交互作用的研究。既然技术进步和分工都隐含着经济增长的秘密，那么技术进步能否为分工的深化开辟新的空间？抑或分工的深化能否为技术进步创造新的平台？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技术进步对分工或者分工对技术进步是否存在消极的抑制效应呢？本文在梳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系统完整的动态理论框架，以探讨技术进步与分工演进的交互作用。
一、技术进步与分工演进动力机制的总体考察
“技术的工具理论将技术看作纯粹物质的东西，它出自于关于人类劳动的最简单的看法。人类劳动是人类用自己的劳动能力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自身的需要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类必然使用某种工具在劳动对象上实现自己的目的。而随着人类需要的扩大和劳动经验的积累，人类在自身的劳动活动中就会根据自己的技能发展水平和需要的演变不断地对劳动工具进行改造。”[5]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推动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在于：第一，技术创新的领先者相较于其他的竞争对手而言，可以获取超额利润，从而其利润率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由于“超额利润只在竞争的动态过程中瞬时存在，所以企业必须不断地进行技术变革与创新。创新的结果是不断打破均衡，实现经济的动态增长，即财富增长是由人类用更少的时间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推动的”[6]。第二，技术创新的领先者往往会首先成为行业标准、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这些标准或规则可以给竞争对手制造进入壁垒，从而减少竞争对手对自己的威胁。第三，企业若不能持续地进行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会很容易成为市场竞争的牺牲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买方市场格局是常态，买方市场格局意味着供给大于需求，因此企业间的同质竞争非常激烈，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第四，企业家精神驱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7]强调，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企业家是从事“创新”工作的，是进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他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力量。所谓的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对于有职业心的、有想象力的和追求私利的企业家来说，这里有大量的机会———他们是鼓舞人心的、高贵的个人，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来说至关重要，并且相当经常地被描述为资本主义技术动态变迁的唯一源泉。”[8]
劳动分工表现为“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马克思认为，分工是生产同一种商品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许多工人在资本指挥下的协作，其中商品的每一个特殊部分要求有一种特殊的劳动，即特殊的操作，每一个工人或每一组工人，只是完成某种特殊的操作，别的工人完成其他的操作，如此等等。但这些特殊操作的总体是生产一种商品，即一定的、特殊的商品。[9]（P301）马克思主要考察了两种分工类型，即第一类分工和第二类分工。第一类分工表现为某个特殊劳动部门，其产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与其他一切劳动部门的作为不同于这种特殊商品的独立商品的产品相对立。相反，第二类分工发生在一个使用价值当作特殊的、独立的商品进入市场或进入流通之前的生产中。在第一种情况下，各种不同的劳动通过商品交换互相补充；在第二种情况下，各种特殊劳动直接在资本指挥下协作生产同一种使用价值，无须通过商品交换。[9]（P303-304）第一类分工是社会劳动分成不同的劳动部门；第二类分工是在生产某个商品时发生的分工，因而不是社会内部的分工，而是同一个工厂内部的社会分工。[9]（P305）
分工演进具体表现为：个体专业化水平提高，最终产品种类数增加，生产的迂回程度增加，生产链条拉长。这是一个分工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动态的过程[10]。人类早期的分工表现为自然分工。所谓自然分工，主要是指因各种自然力的作用而导致的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如水文气候、地质地貌、自然植被、土地、动植物和矿藏等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自然分工主要强调经济活动的自然环境差异，而对差异的强调正是分工和专业化的内涵，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分工不仅是劳动分工的起点和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11]马克思认为，自然分工发生在交换之前，产品作为商品进行交换，起初是在各个公社之间而不是在同一公社内部发展起来的。这种分工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以人的本身的自然差别为基础，而且以各个公社所拥有的用于生产的自然因素为基础。当然，产品发展为商品，商品交换又会反作用于分工，因此分工与交换互相发生影响。[9]（P312）
自然分工所导致的生产行为及其结果的差异——多样性的产品剩余，是交易倾向和物物交换的客观基础。[11]随着交易频率的增加、交换种类的增多、固定交换场所的出现，以及交易规则和惯例的形成，交易费用降低，交易范围扩大。斯密[2]提出，分工是由人类本性中互通有无的交换倾向引起的，分工扩展受市场广狭限制。也就是说，分工的深化取决于市场范围和市场需求的大小。由于是交换能力引起了劳动分工，所以分工的程度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句话说，要受到市场大小的限制。实际上，只有当某种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量随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的生产者才能出现和持续存在。事实上，如果市场交换能力较小，生产者之间就无法交换各自的剩余产品，这会导致生产迂回程度增加，原材料和最终产品之间的中间环节增加。
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分工演进的动力在于：第一，分工的深化可以带来效率和报酬递增。分工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即便是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力的提高也可以由分工产生，正如劳动分工可以带来工人熟练程度的增加、工作之间转换时间的节约、新机器的发明一样。第二，分工可以扬长避短，产生比较优势。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如果一个人专门做一种工作，他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必然较好和较多。所以，一国中应该有专门从事各种行业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多方面的需求，但是每一个人又不是全智全能的，因此一个人不能无求于他人而自足自立，于是人们便自愿联合起来成立国家。第三，分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自觉选择的结果。美国经济学会会长Sherwin Rosen[12]认为，分工的产生是分工的好处和分工导致的交易费用两难冲突最优折中的结果。分工的起源取决于两点：财富的积累和交易费用。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可以弥补交易费用带来的风险时，在交易收益的驱动下，人们会选择专业化。第四，劳动分工引起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劳动分工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和收入增加，使得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同时扩张，交换能力提升，由此促进分工进一步深化，生产迂回程度增加，生产链条加长，不同种类的劳动增加。
二、分工与技术的累积循环机制之一：技术进步促进分工深化与生产手段专业化的基本规律
杨小凯[3]从内生角度总结了分工产生的原因。他认为，分工的起源取决于财富的积累和交易费用，当财富的积累可以弥补交易费用时，人们在交换利益的驱动下会选择专业化分工。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分工能否进一步深化取决于交易方式的创新，因为新的交易方式总是可以降低交易费用、规避交易风险、提高交易效率、促进专业化生产。实际上，技术进步也可以产生与交易方式创新类似的效果。如果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技术进步与分工的演进和深化并行不悖，一同发展。
第一，技术进步降低了流通成本，扩大了交易范围，为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当人们交易的范围不断向外扩展时，时空距离始终是阻碍交易能否顺利进行的拦路虎，而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革命则大大降低了流通成本，使得交易的对象不断增加，交易的区域不断扩展，世界市场日益结成一体。1970年代以来，正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通讯技术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全球贸易量的扩大。
第二，技术进步是企业分工向社会分工转化的基础和前提。生产率的提高能促进生产手段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生产过程的分解，中间生产环节不断分化和独立化，生产的迂回程度增加。在技术不发达时，劳动工具的分化和生产过程的分解程度不高，工场手工业还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而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劳动工具不断分化，生产过程不断分解，形成了以机器为器官的生产机构。[5]“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这样一种行业，即以前作为主要行业或辅助行业和其他行业联系在一起、并由同一生产者经营的行业，分离和互相独立的现象就会立即发生。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的生产阶段，该商品的各个生产阶段就变成各种独立的行业。……为了使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更完善，同一个生产部门，根据其原料的不同，根据同一种原料可能具有的不同形式，而分成不同的有时是崭新的工场手工业。”[13]“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14]
第三，技术进步扩大了市场需求，进一步推动分工深化。技术进步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价格，使奢侈品变为大众消费品，扩大了市场需求，市场需求的扩大推动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第四，技术进步为分工创造人口聚集效应。分工的前提之一是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而交通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这种密度。在人口稀少的国家，这种集结只能在少数地方发生。但是，集结的发生也可以是由于农业需要稀少的人口，因此主要的人口可以离开土地，集中到当时已有的生产资料的周围，即资本存在的地方。另外，交通运输的发展方便了交换，越来越多的人口通过商品交换被吸收进社会分工体系，类似于人口的增加一样。[9]（P336）
第五，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以创造出原来没有的部门。这表现为产品种类、新部门的产生和发展，大大扩充了现有的分工体系。在当代科技革命发展过程中分工的这种发展最为突出。一批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建立，正是通过新的技术发明和产品创新，生产和提供以往并不存在的新产品和服务。[15]
三、分工与技术的累积循环机制之二：分工演进对技术进步的正面与负面效应
技术创新可以促进分工水平不断提升，而更高的分工水平又能加速技术变革，为技术革新开辟空间。
第一，分工演进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为技术创新提供机遇。斯密[2]认为，劳动分工有利于机器发明。当劳动者专司一职时，工作经验的长期积累有利于进行劳动机器的改进或发明，而且标准化的机械操作为机器取代人力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分工的演进使得知识生产部门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在原始社会，只有性别分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效率的提高，分工日益细化，发展到后来教育、研发等部门的独立化，使得知识的获取、积累和传播更为迅速、高效。
第三，分工经济具有较强的技术溢出效应。分工经济把不同的部门联系起来，由于产业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程度不断加深，一个部门的技术进步不仅可以带来本部门的经济增长，还可以扩散到其他部门，引起相关部门乃至整个生产流程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带来整体经济增长。孙晓华等[16]对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对非装备制造业部门能够产生显著的正效应。装备制造业对整个工业经济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约为52%，装备制造业边际生产力水平大大高于非装备制造业。
第四，分工形成竞争压力，进一步促进技术进步。分工的深化和广化扩大了交易的范围和交易对象，给其参与者形成更大的竞争压力，压低资本回报率，在资本回报率趋于下降的压力下，分工的参与者会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技术进步的程度与效率受劳动分工演化的影响。长久以来，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分工对技术进步的正面效应，而忽视了分工对技术进步的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
第一，操作过程的简单化、标准化抑制了工人创新能力的提高。马克思指出，造成总生产过程的生产率的提高，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付出的代价，是把执行某种特殊职能的劳动能力归结为枯燥的单纯抽象，归结为某种简单的质，这种质表现为始终如一的单调的同一动作，工人的全部生产能力、他的种种才能都在这种质上耗费掉了。[9]（P317）
第二，产品内分工等形式将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卷入了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产品内分工可以被归纳为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序，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国或跨区域性的生产链或生产体系，从而吸引不同的国家或企业参与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或区段的生产供应活动。[17]
当前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形成了两种均衡并存的格局。一是发达国家产业分工的高水平均衡，其特点是分工深化、专业化程度高、创新能力强、满足较高收入水平的市场需求；二是发展中国家产业分工的低水平均衡，其特点是专业化程度低、创新能力弱，主要依靠模仿，满足较低收入水平的市场需求。[18]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处于价值链上的不同企业、地区或者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产生迂回式分工的能力差别较大。位于价值链高端的研发企业具有很强的垄断势力，利润丰厚；而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企业数量多，竞争激烈，利润被进一步摊薄。所以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企业缺乏必要的资本积累来提高其创新能力，就会形成一种“收入和资本积累率提高缓慢—分工程度不高—技术进步迟缓—效率难以提高—收入增长缓慢”的恶性循环。这样，位于价值链末端的企业或国家会陷入恶性循环的累积，因此能否攀升到价值链的高端是摆脱低水平均衡的关键。
四、结语
技术进步与分工演进不仅是经济增长和报酬递增的重要源泉，而且这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交互作用。首先，技术创新可以促进分工水平不断提升，而更高的分工水平又能加速技术变革，为技术革新开辟空间。其次，技术进步能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加速资本积累，创造集聚效应，扩大市场需求，为分工深化创造基础和前提；而分工演进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为技术革新提供机遇，迂回经济使得各产业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竞争更为激烈，放大技术溢出效应。当前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形成了两种均衡并存的格局，一是发达国家产业分工的高水平均衡，其特点是分工深化、专业化程度高、创新能力强、满足较高收入水平的市场需求；二是发展中国家产业分工的低水平均衡，其特点是专业化程度低、创新能力弱，主要依靠模仿，满足较低收入水平的市场需求。高水平分工能提高技术进步的程度和效率，而低水平分工与技术革新的缓慢会形成恶性循环。
技术进步和分工演进交互作用的思想为当前我国的调结构、转方式以及深化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启示。沿着技术进步和分工演进的思路，首先，我国企业应该在技术创新方面树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念，瞄准产业前沿，抢占战略制高点，以免陷入低水平分工均衡和技术进步滞缓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其次，政府应努力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完善优化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为创新驱动和分工演进提供更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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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作用模式论文 篇3
关键词：元认知策略,交互式英语学习,网络环境
一、元认知策略的涵义
元认知 (Metacognition) 的概念始于认知心理学家Flavell (1979) 针对儿童认知发展中提出的, 是关于认知的认知, 指的是人类以自身的认知系统为认知对象, 对主体的认知过程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调节。后来, O’Malley将学习策略分为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以及情感策略, 而元认知策略又高于其他两种学习策略。元认知策略包括计划策略、监控策略、评价策略以及调节策略。
二、研究背景
1.大学非英语专业英语学习现状呼唤元认知策略的实施
在大学非英语专业的英语教学中, 常常会出现一些问题:有些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难以持久;有些学生学习计划性差, 学习效率低, 对教师的依赖性较大且学习英语的渠道十分单一。因此, 为了更好地解决非英语专业学生学习英语的问题, 教师要启发学生的能动性, 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此外, 在教学中教师要尝试使用元认知策略进行有效教学, 从而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
2.网络化交互式英语是现代英语教学发展的趋势
在网络所构建的教育环境中, 一方面由教师组织网上学习材料, 进行网上学习的监督, 采取科学的评价措施;另一方面让学生从被动地参与学习过程过渡到自主式的管理学习过程的状态, 真正将学习者放在学习环境和学习过程的核心地位上。网络多媒体为学生的英语学习提供了优越的外部环境, 同时也向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三、元认知策略运用的内容设计
1.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研究以我校非英语专业的两个自然班A班和B班作为考察对象, 两班人数均为40人。通过上一学期的英语测试成绩得出两班的英语水平整体相似, A班成绩略高于B班。另外, 问卷调查得出两班在元认知水平上基本相似, A班学生的元认知水平要略高于B班。在做实验研究时, A班为参照班, B班为实验班。
2.研究目标
本研究旨在了解元认知策略对学生学习英语效果的影响, 并在试验中寻找适合当前网络环境下交互式英语学习的元认知运用模式以及应该如何培养学生的元认知意识等策略。
3.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通过实验法、访谈法以及问卷调查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
4.研究过程及结果
本研究通过三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首先进行问卷调查, 对学生进行元认知水平调查主要通过四个方面:学生英语学习的元认知知识的掌握、元认知体验、元认知监控的执行以及元认知评价方面进行调查。然后根据两个班的学生元认知水平状况, 进行适当的人员调整, 使两个班在元认知总体水平上相似。第二阶段:对B班的学生进行元认知学习策略的培养, 主要包括预先准备、预先预习、定向注意、选择注意、自我管理、自我监控、自我评价等方面的策略练习。A班的教学方法采用常规的教学方法。第三阶段:通过十六周的教学实验, 对参与教学实验的学生均进行一次元认知策略和英语水平测试, 水平测试用每学期期末考试代替, 再与实验前的测试数据比较, 分析评估实验结果, 总结实验经验, 为以后的教学推广做好准备。
四、研究结论
通过策略培训前后的对比, 结果表明:经过16周的策略培训, 受训对象使用元认知策略后英语水平有所提高。第一, 学生的元认知知识的掌握程度与其英语学习效果成正比例关系, 即元认知知识掌握得越扎实, 英语学习效果就越好, 反之亦然。第二, 元认知知识的掌握能够给学生带来更为积极地学习体验。研究结果为今后提高大学生的元认知策略意识有着深远意义, 可以增强其学习动机, 对他们进行学习策略培训以及帮助他们形成科学的学习观念, 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1]David Nunan.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Learning[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交互作用模式论文 篇4
关键词：政府资助方式;交互作用;双因素方差分析
引言：当前我国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但是，由于技术创新活动存在正外部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企业R&D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Arrow，1962），这就为政府介入提供了理论基础。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关注政府在技术创新领域中的作用，OECD国家中使用财税优惠的国家由1995年的15个上升到了2011年的26个。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也一直呈现增长态势，平均每年增幅63.3%。当然，除财政科技投入这一直接资助手段外，我国还有税收优惠、政府购买、公共研究等不同的激励工具，但直接资助和税收优惠是作用范围最广的两个手段，因而成为研究的主体。大部分的实证研究都从不同程度上证明了这两种政策工具的激励效果。但是现有实证研究对激励效果的考察都是孤立考虑不同工具的效果，而一般情况下不同激励工具是同时使用的，相互之间也是紧密联系的，因此我们应该把不同激励工具纳入一个框架内考虑，不仅考虑他们的单独作用，同时也要考虑它们的交互作用。所以本文将建立两个模型：没有加入交互项及加入交互项的模型，来考虑两种不同工具的交互作用及交互作用对政策工具激励效果的影响。
一、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以2011-2013年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剔除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后得到268个样本，其中2011年70个，2012年105个，2013年93个。本文研究使用的上市公司数据均来自CSMAR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和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数据库。
（二）模型构建。（1）方差分析。本文先使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政府直接补助与税收优惠两种手段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进行检验。首先，我们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法进行检验。提出原假设H0：各自变量不同水平下观测变量各总体均值无显著差异，自变量各效应和交互效应同时为0，即自变量和它们的交互作用对观测变量没有产生显著性影响数学表达式为a1=a2=……=ak=0，b1=b2=……=br=0。由于双因素方差分析要求自变量为分类变量，所以本文将政府补助和税收返还进行了分类处理，1000万元以下取值1，1000万-1亿元取值2，1亿元以上取值3。（2）回归分析。我们建立如下模型并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政府资助及不同方式之间交互作用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R&D=α0+α1Gov+α2Tax+α3Demand+α4Size+α5 Location +ε①
R&D=α0+α1Gov+α2Tax+α3Gov×Tax+α4Demand+α5Size+α6
Location+ε ②
其中，α0为截距，α1～α6为系数，ε为残差。模型中各变量解释如下：1）因变量。R&D代表样本公司当年研发支出增加额，用来反映企业的研发行为。本文采用数据来自于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数据库中长期资产中的研发支出数据。2）自变量。政府补助Gov：政府补助反映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直接资助，体现在会计科目中主要涉及两个科目：“补贴收入”和“专项应付款”，通过对比发现，营业外收入中分部项目里的政府补助这一指标能较好地衡量政府对企业的科技补贴，所以本文采用政府补助这一指标进行衡量。税收返还Tax：由于没有确切的指标对税收优惠进行衡量，企业对从事技术创新活动所享受的税收减免、加速折旧等一系列措施产生的优惠金额也没有进行统计，所以本文采用税收返还这一指标进行替代，此指标反映的是企业收到的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各种税费的返还。政府补助与税收返还的乘积项Gov×Tax ：乘积项用来反映政府补助与税收返还的交互作用。若乘积项的系数不为0，就表明政府补助与税收返还的同时作用不等于两种方式单独作用的乘积，两种不同方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3）控制变量营业收入Demand：本文研究我们将采用营业收入来衡量市场需求，因为营业收入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成果与企业现有产品有很大的关联和相似性，因而市场需求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企业规模Size：史毅（2001）指出，大企业与小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时各有优势，但大企业能更好地满足创新活动的各种要素需求，承担创新的高风险。熊彼特在1969年就指出，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有创新的积极性。本文研究采用企业总资产来衡量企业规模。
二、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双因素方差分析。运用spss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得到以下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a. R 方 = .883（调整 R 方 = .878）
表1是方差分析的主要部分结果。我们主要分析自变量及交互作用的影响，控制变量不予分析。首先从F统计值来看，FA=17.014>F0.05（2，4）=6.94，FB=15.752>F0.05（2，4）=6.94，FAB=7.260
>F0.05（8，4）=6.04，所以拒绝原假设H0：a1=a2=a3=0，b1=b2=b3=0，说明政府直接资助、税收返还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研发支出都存在影响;从相伴概率来看，三者的sig值均为0.000<0.01，拒绝原假设，说明检验结果在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同时，我们还可进行政府直接补助与税收返还对研发支出作用的大小比较。由于设定的是全因子饱和模型，因此总的离差平方和主体部分为自变量对观测变量的单独影响、两个自变量的交互作用、随机变量的影响三部分，但由于本文加入三个协变量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总离差平方和中也就包含了这三个变量的影响，但我们可以不作考虑。表中显示，不同水平政府补助对研发支出的贡献离差平方和为16691.287，均方为8345.644，不同水平税收返还对研发支出的贡献离差平方和为15453.184，均方为7726.592，16691.287>15453.184且8345.644
>7726.592，这说明政府补助的影响比税收返还的影响大。
（二）多元回归分析。（1）无交互项多元回归。首先我们对模型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无交互项回归系数表
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补助与税收返还的检验sig值均为0.000，小于0.05，所以拒绝原假设，说明这两个因素对研发支出有显著影响。政府补助的回归系数为0.172，说明政府补助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研发支出增加0.172个单位;税收返还的回归系数为0.077，说明税收返还每提高一个单位，企业研发支出增加0.077个单位，0.172>0.077，说明政府补助的作用大于税收返还的影响，这与上文方差分析的结果相同，如果加入交互项后结果会如何呢？
（2）有交互项多元回归。在进行含有交互项回归时，我们不能直接对模型②直接回归，因为这样不利于我们观察交互作用对政府补助和税收返还回归系数产生的影响。在含有交互项时，原变量的参数解释会有所差别，因为在如模型②中，α2表示政府补助为零时税收返还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这通常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这时税收返还对研发支出的影响系数已不再是α2，通过求导得到=α2+α3Gov，所以我们可以将
Gov代入估计结果中，Tax对R&D的影响就为α2+α3Gov。但为了更加精确，我们可以通过将模型重新参数化，使元变量系数具有一定意义。模型参数化后变成：
R&D=α0+α1Gov+α2Tax+α3（Gov-U1）×（Tax-U2）+α4
Demand+α5Size+α6 Location+ε ③
运用spss对模型③进行多元回归，得到如下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有交互项的回归系数表
模型③中，U1，U2分别表示政府补助和税收返还的均值，此时，α2代表政府补助在均值处税收返还对研发支出的偏效应，表示税收返还每提高1个单位，研发支出提高α2个标准差。
表3中参数化乘积项表示的就是模型中的（Gov-U1）×（Tax-U2），表中各变量的显著性概率均小于0.05，说明各变量对研发支出都有显著影响。此时，政府补助的回归系数为
0.214，税收返还的回归系数为0.112，两个系数均大于无交互项回归时的系数0.172和0.077，这说明，考虑到两变量交互作用后，政府补助与税收返还对企业研发支出的激励作用有所增强。同时，0.214>0.112也符合方差分析关于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支出的激励作用大于税收返还的作用这一结果。
三、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1-2013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政府直接补助与间接税收返还对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显著变量后，政府补助与税收返还对企业研发支出有正向影响，且政府补助的影响大于税收返还的影响;同时这两种资助手段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并且在加入交互项衡量交互作用后，政府补助与税收返还对企业研发支出的正向作用变得更强。本文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是，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当前，政府正朝着服务型政府转变，国家应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扶持力度，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再者，由于不同资助手段间交互作用的存在，政府应充分发挥各种手段的激励作用，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这与很多说明性研究结论相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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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作用模式论文 篇5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根据浏阳市经济发展和卫生文化水平分层,随机抽取3个乡镇(分别代表好、中、差),对所抽乡镇的全部居民进行入户调查,获得脑卒中的患病情况。第二阶段从第一阶段调查获得的脑卒中患者中按照调查顺序随机选取部分病例作为病例组,同时选取与该病例组在年龄段构成上相似顺序接近的健康人群为对照组进行深入调查。脑卒中病例诊断按照1996年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3]。剔除标准为:因患有精神系统疾病或严重器质性疾病而不能配合调查者。病例均经县级以上医院确诊。
1.2 调查内容
调查采用统一设计的调查表,调查员经统一培训,采用面对面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年龄、教育、婚姻),吸烟情况(个人或家人是否吸烟);饮茶情况、心理(性格急躁、精神压抑);口腔患病情况;月经情况(是否规律)及是否有脑卒中家族史(指研究对象的一级亲属中有脑卒中患者)。
1.3 分析方法
所有资料采用EpiData 3.0建立数据库,统计分析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应用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相关的危险因素,应用相加效应模型分析交互作用,并计算交互作用指数(S),交互作用相对超额危险度(RERI)和交互作用归因危险比(API)[4]。
2 结果
本研究第一阶段所抽三个乡镇符合条件的常住人口为54 394人,实际调查50 123人,应答率为92.1%,其中男性25 855人(51.6%),女性24 268人(48.4%)。经过医院确诊的脑卒中患者461人。本次病例对照研究选取了其中的232名脑卒中患者,并选取了另外232名健康居民作为对照。病例组与对照组在年龄、教育程度和婚姻上的分布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提示两组有良好的可比性。
2.1 脑卒中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分析结果提示:自己是否吸烟、家中是否有人吸烟、是否饮茶、是否性格急躁与脑卒中无统计学关联;长时间精神压抑、患口腔疾病、月经不规律和脑卒中家族史是脑卒中的重要危险因素,其OR值分别为2.021(1.284~3.183)、1.600(1.021~2.507)、2.752(1.033~7.333)和2.334(1.599~3.407)(表1)。
2.2 脑卒中危险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将所有影响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采用Backward法(引入变量的检验水准P=0.05,剔除变量的检验水准P=0.10)进行多因素分析。将是否患脑卒中设为应变量,将自己是否吸烟、是否有家人吸烟、是否饮茶、是否性格急躁、是否长时间精神压抑、是否患口腔疾病、月经是否规律和是否有家族史设为自变量。各因素赋值见表2。结果显示,进入模型的变量有月经不规律、家族史和长期精神压抑,详细结果见表3。
2.3 各影响因素与脑卒中家族史的交互作用分析
应用相加效应模型分别分析长时间精神压抑、月经不规律与脑卒中家族史在脑卒中发病中的交互作用,结果见表4-5。
2.3.1 表4结果表明
精神压抑与家族史同时存在时的作用(OR=3.823)大于两者单独作用时的和(2.042+1.663=3.705),提示两者存在协同交互作用。定量分析结果显示其交互作用相对超额危险度RERI=1.118,交互作用归因危险比API=29.2%,交互作用指数S=1.656。
2.3.2 表5结果表明
月经不规律与家族史存在协同作用。定量分析结果显示其交互作用相对超额危险度RERI=2.504,交互作用归因危险比API=79.6%,交互作用指数S=6.034。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以人群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重点探讨了脑卒中危险因素与家族史在脑卒中发生过程中的交互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长时间精神压抑增加了患脑卒中的风险(OR=1.943),但更多的研究认为精神压抑是脑卒中患病后产生的[5]。孰因孰果,可能需要进一步研究。患口腔疾病与脑卒中在单因素分析中存在弱的相关(OR=1.600),关于其相关的机制,屠彦[6]分别用血栓形成机制、单核细胞紊乱机制、细菌及炎性产物对心血管的影响等三种分子机制对口腔疾病促进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过程进行了阐述。月经不规律是农村妇女患脑卒中的重要危险因素且进入了Logistic回归方程,月经失调的妇女雌激素水平降低,雄激素增加,雌激素与位于心血管系统中的受体结合后,通过基因及非基因途径,对心血管系统发挥广泛的有益作用[7],此外,SEUL-KI[8]等发现规律的月经周期降低了女性患脑卒中的风险。因此,月经不规律的妇女更易患脑卒中等心血管疾病。
在脑卒中发病中,长时间精神压抑及月经不规律与家族史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不良心理因素如易生气、抑郁感、消极处世态度等负性事件可能降低机体抵抗力,免疫水平降低,疾病易感性增高[9],有家族史的人群若长期精神压抑,患病的可能性就会高于正常人。月经不规律与脑卒中家族史的交互作用归因比为79.6%,说明在这类人群的脑卒中发生发展过程中,月经不规律与家族史的交互作用占很大比例,内源性雌激素水平对女性脑卒中临床特点可能有一定影响[10],月经不规律的女性雌激素水平降低,可能对其脑卒中遗传基因的变异产生促进作用,因此,有脑卒中家族史的女性居民应该特别关注其月经状况。本研究不足之处是样本数可能不够,造成吸烟等因素的影响没有出现统计学意义,有待今后扩大样本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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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作用模式论文 篇6
一、从学生身边的事物出发学习数学知识, 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欲望
在“长方体的认识”一课教学过程中, 交互白板以独有的画面展示方式展示的大量平面图形和立体图形, 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 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学习欲望。学生从讨论中得出, 平面图形是扁扁的, 立体图形是有“厚度”的。学生七嘴八舌地说出长方体是由很多相同的长方形纸片叠起来得到的。虽然学生不能表达很严谨的数学语言, 但是, 这种语言更贴近学生的生活, 也能抓住立体图形的特征。
传统的图片不能大量出示, 而且会占用大量空间。若用PP T展示, 往往难以摆脱课件的结构化束缚。运用交互白板, 教师在课前大量搜集了家庭里的长方体用品的图片, 储存在一个文件夹里面。上课时, 教师让学生说出家里的长方体物体。学生说出一种, 教师可按文件名随时“点击”“拖曳”, 按课堂的实际需要“变出”所需图片。这样的呈现形式, 学生感到很新奇, 引导学生从大量实物中抽象出概念。教师用交互白板从长方体实物中“勾勒”出长方体的框架, 顺势问学生:“长方体到底有些什么特征呢?”激发了学生求知的兴趣。
学生从已有经验出发理解知识, 才能产生学习的兴趣。整节课, 学生亲自参与知识的产生、形成、发展的全部操作, 从具体到抽象认知事物, 深刻地内化知识。学生感受到了数学是源于生活、并用于生活的, 大大激发了学生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欲望。
二、交互电子白板为学生自主探究提供实时、有效的帮助
在《长方体的认识》教学中, “长方体的大小是由它的长、宽、高来决定”是这一课的重点、难点, 学生比较难以理解。交互白板在解决这一难点上起了很重要的点拨作用。
在教学“长方体的棱的特点”时, 我并没有直接让学生数棱有多少条, 哪些棱相等。而是把问题交给学生自己解决。首先让学生闭上眼睛想象一个长方体。白板“拖曳”出问题:“搭建一个长方体, 需要多少根小棒?对这些小棒有什么要求?”学生七嘴八舌地议论, 最后从交流中得出结论:需要三组小棒, 每组要4根。我说“每组小棒分别就是长方体的长、宽、高”, 我边说边用交互白板里准备好的三组小棒一组一组“拖曳”“移动”“旋转”, 搭建出长方体。学生看得目不转睛。接着, 学生也用学具亲手搭建了一个长方体框架以巩固知识。我闪动相交于一个顶点的三根小棒, 说明相交于一个顶点的三条棱分别是长方体的一组长、宽、高。最后我引导学生根据“任意相交于一点”的三根小棒想象出长方体的大小。通过动手操作讨论, 我发现有的学生仍感觉困难。就是因为这三条棱的长度、位置限制了和它们平行的其他三条棱的长度和位置。交互白板一组一组地出示其他的棱。这样, 将动和静结合起来, 通过生动有趣的画面使静态的知识动态化, 学生通过白板演示, 将抽象的概念形象化, 从而有效地掌握了“长方体的大小是由它的长、宽、高来决定”这一知识点。
教师在这一环节尽可能让学生从多角度思考问题, 从而培养学生善于思考、动手操作的能力。由于不同学生在认知水平上存在差异, 空间思维能力较弱的学生可能会感到困难。交互白板实时、有效的穿插, 使学生看到了长方体的棱的组成过程。这拓宽了学生的思路, 发展了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 挖掘了学生主动探究的潜能。
三、用互动形式帮助学生梳理知识, 形成稳固的知识网络
在总结《长方体的认识》一课时, 教师利用交互白板的回放功能把板书一幕幕重现在学生面前, 学习的内容又在学生的头脑中过了一遍。学生也在教学内容重现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疑问。最后, 教师出示一个表格, 要求学生总结出长方体面、棱、顶点的特征。请一个学生用白板专用笔在白板上书写, 这位学生写完后, 再请其他学生进行补充或修改。
在探究学习课上, 由于每个学生的思维方式不同, 他们往往会对同一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 呈现多角度的思维方式。教师在总结时要注意比较各种解决方案的特点, 及时梳理知识, 让知识在学生头脑中形成知识网络。交互白板的存储、回放、书写等功能为此提供了很有效的辅助作用。
交互假设在二语学习中的作用探析 篇7
1. 交互假设
早期的交互假设在Krashen的输入假设的影响下, 认为交互能够促进学习者获得可理解性输入, 从而有利于第二语言习得;此假设也已经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证实。随着研究的深入, 在Swain (1985, 1995, 1998) 的输出假设研究下 (output Hypothesis) , Long对其交互假设进行了重新定义和充实。新的交互假设重视互动对学习者输出的影响, 尤其认为否定性反馈可以调动他们的内部语言机制, 促使他们注意到自身现有的中介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 而这种“注意”可能会成为语言进步的催化剂。迄今为止, 互动假设拓宽了原先的输入视角, 摄取了输出理念, 并注重学习者在互动之中的能动性。
交互假设连接了语言的输入与输出, 并且促进语言学习的良性循环。Ellis (1994) 认为, 无论是内部加工机制, 还是语言输入, 都不能单方面地解释二语习得, 因此, 他提出“互动主义观点” (interactionist view) , 即二语习得是学习者智力与语言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学习者的加工机制决定并受到输入的影响;同样地, 输入的质量也受到学习者内部机制的影响。
交互与语言习得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但前者能为后者提供有利的环境 (Gass, Maekey, &Piea, 1998:Ellis, 1999:Swain&Lapkin, 1998:Long, 1996) 。交互也并不是二语习得理论中的一个起因, 而是可以被看作为观察二语习得过程中重要方面的一扇窗, 以及该过程的一个推动力。 (Mackey&Gass, 2006)
2. 对交互假设过程中, 大脑内部机制进行的一系列的分解工作
2.1 注意力
注意力可以协调交互过程中的信息输入以及学习。 (Gass&Mackey, 2000) 在交互的过程中, 学习者注意到已经知道、了解并掌握的语言知识, 同时注意到尚未习得的, 并发现了目的与之间的差距, 也注意到正确用法, 因此加深印象, 促进新知识的习得。
2.2 协商
协商是指交际者之间就意义、内容或其它方面为达到共识, 采用的诸如修正、补充、解释、追问等手段的过程。协商主要有围绕意义、形式的和内容的三种性质的协商。从内部机制看, 在协商过程中, 学习者可获得可理解性输入, 并可生成、检验和修正关于目的语的假设, 使中介语向目的语方向发展。赵国霞 (2002)
2.3 反馈
反馈可提供学习者关于他们话语的正确信息, 包括正/负反馈, 负反馈可分为显性或隐性反馈, 话语信息包括语言使用的准确性, 交际的内容。通过反馈, 可提供学习者额外的机会注意到语言的产出和理解。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反馈对语言习得的影响, 证明了反馈有利于学生输出和语言习得。
2.4 重铸
Mackey&Philp (1998) 指出, 重铸从学习者的语言知识向更多的目标语言形式重构过渡。对话者共享一个注意力中心, 对话在有语境的环境下进行。学习者对于对话内容已经具有预先的理解。因此, 学习者不必过于担心语言形式。学习者有动机参与到对话中。重铸也意味着可以供学习者比较先前所说出正确或错误的语句。 (Long, in press;Mackey&Gass, 2006)
2.5 修正后输出
Swain指出, 修正后输出可以使得学习者从相对开放式意义加工到完全注意语法以合乎正确的用法 (1995, p.128) , 促进对形式更深刻、更综合的处理.Ellis等则认为, 修正后输出可强化已存在的知识表征 (Nobuyoshi&Ellis, 1993) , 以Swain为代表的学者还指出, 修正后输出可提高流利度以及自动性 (Anderson, 1993;de Bot, 1996;De Keyser, 1997, 2001;Gass, 1997, 2003;Logan, 1992;Mc Donough, 2005;Mc Donough&Mackey, in press;Swain, 1995) , 促使加强对二语知识差距的意识 (Schmidt, 1995, 2001;Schmidt&Frota, 1986;Swain, 1995, 2005) , 可作为假设测试的标准 (Gass, 2003;Mackey, 2002;Swain, 1995, 2005) 。
3. 教学意义
交互假设, 由于融合了输入假设与输出假设的优点, 对学习者的语言习得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尤其是在认知和社会文化方面。在近20多年来, 二语习得领域形成了认知派与社会派两大对立阵营。这两派在诸多存在严重分歧, 双方各执己见, 互不妥协。但对于二语习的贡献, 却各有所长。虽然一个学派只能选择一个本体论立场, 其认识论与方法论必须与本体论立场一致, 但这不意味着作为研究者个人不能吸取两派的研究成果, 或从两个不同视角去观察、分析二语学习者的语言行为。我们完全可以博采百家之长, 兼收并蓄, 为我所用。
摘要：交互假设贯穿了语言的输入、输出2个阶段的理论。通过交互既完全解释了语言学习的外部和内部过程, 又简单的描述了语言学习的完整过程, 对语言学习者有着巨大的作用。
关键词：输入,输出,交互,交互假设
参考文献
[1]赵国霞.课堂师生言语互动及其对学生英语口语的影响.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
交互作用模式论文 篇8
关键词：民间金融,正规金融,交互作用
1.我国民间金融概述
金融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的经济体制在逐渐转型, 原有的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能力不足, 这给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与此同时, 这也为各种体制外资金的供给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 民间金融等非正规的金融形式得以出现。所谓民间金融, 就是指个人、团体以及企业不经过正规的金融体系而直接进行的各种交易活动。就目前来说, 民间金融并没有纳入政府监管体系中来, 因此, 也并没有取得合法地位。
我国民间金融发展历史较为悠久, 可以分为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第一, 19世纪之前, 我国的民间金融机构主要有“钱庄”、“当铺”等, 这些机构的出现及运行为很多民众解了燃眉之急。而票号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的民间金融机构在进一步完善。第二, 19世纪末到新中国成立之前, 民营银行不断涌现, 外资银行业开始进驻中国, 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 第三, 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 我国的金融体系逐渐演变为国家垄断为主, 其他民间金融形式基本消失。第四,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民间金融机构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 政府也出台一系列的措施保障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自此之后, 我国民间金融经历了飞跃式的发展。 2010年, 国务院再次公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为我国民间金融的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发展环境。
与正规金融不同, 民间金融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 民间金融的办理手续较为简便、办理的成本较低。一般来说, 民间金融是由借贷双方在资源的基础上达成的, 程序相对简单, 并没有繁琐的交易程序, 操作起来相对简单。除此之外, 民间金融融资在之前的信息搜索过程中成本投入较低、管理成本也较低, 不需要支付各种公关费用等, 交易成本较低。第二, 民间金融的借贷利率十分灵活、借贷的期限也具有较大的伸缩性。与正规的金融市场相比, 民间金融市场的利率层次是较多的, 存在较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会体现在金融种类、借贷对象以及借贷用途等方面。这种特点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的借贷关系, 也能够有效地避免各种风险所造成的损失, 给借贷双方都带来了较大的便利。第三, 民间金融形式的出现有效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民间金融是建立在明确的私人产权和无限责任的基础之上的, 其应用和运行要依赖于私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民间道德规范, 这也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总之, 民间金融的存在及发展从较大程度上避免了正规金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也满足了特定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民间金融的出现及存在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2.民间金融产生的必然性及必要性
民间金融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也不是突然出现的, 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 民间金融的出现是必然的, 是不可避免的。下面, 笔者将对民间金融出现的必然性及必要性进行分析。
首先, 从必然性方面来说, 民间金融是在金融抑制情况下产生的。所谓金融抑制, 就是指政府在我国金融体系的运作过程中进行了较多地干涉, 这使得金融体系的发展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同时, 由于金融抑制, 利率不断降低, 存款的收益也进一步下降, 个人储蓄率日益降低。除此之外, 我国各个金融机构的利率大都是由政府决定的, 银行并不能根据各个金融项目的风险来决定利率的高低。因此, 在固定利率条件下, 各个金融机构都会选择那些借贷风险较低的项目。这样一来, 那些高风险、高收益的中小型企业就很难得到贷款, 融资过程十分困难。也正是在这种情势下, 民间金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而民间金融产生的必要性则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阐述:第一, 民间金融具有的内生性是民间金融产生并获得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特有的民间文化制度的影响下, 我国民间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民间信贷模式。民间金融是在特定的人文与社会环境下产生的, 发展历史较为悠久。同时, 民间金融的信贷手续简便、利率灵活等特点也为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第二, 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给民间金融形式的出现及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随着各个私营企业的不断发展, 其融资需求也在逐渐扩大。而各种正规金融形式对民营企业带有一定的“偏见”, 这就使得很多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发展资金, 民间金融形式的出现恰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3.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对比分析
与民间金融不同, 正规金融是指那些通过国有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以及其商业银行等进行资金融通的金融机构。正规金融在成本及发展规模方面都具有较大的优势, 主要为各种大型企业服务。但是, 正规金融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由于正规金融的覆盖面相对狭窄, 广阔的农村市场并没有纳入正规金融体系中来, 这就导致农村的中小企业及农民在正规金融的信贷活动相对困难。而民间金融在农村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具有较大的信息优势, 它们能够从借贷人的资金需求及其自身的还款能力中及时掌握各种有效的信息。同时, 民间金融又是一种关系型的贷款形式, 其信息的来源相对繁杂, 包括公司所有者的情况、借贷人的家庭结构稳定性等。 而这些信息大都是通过信贷业务员与该公司的所有者、相关人员长期接触过程中获得的。这就使得信息带有一定的不对称性, 信息的真实性也就很难保证, 这给民间金融的运行带来很多不利影响。
与正规金融相比, 民间金融具有较大的担保优势。担保是民间金融活动中运用最多的形式之一, 担保品涉及土地、房屋等等。部分信贷活动甚至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非金融机构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贷款申请及审批过程相对简单、操作起来十分灵活方便。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 民间金融的规模逐渐扩大, 这也对正规金融行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冲击。民间金融的出现打破了原来正规金融的垄断局面, 吸收了大量的居民储蓄, 使得大量的存款分流, 银行的经营压力增大。同时, 民间金融是以市场为导向的, 它的各个金融产品或服务都是由市场直接决定的, 创新性较高。总之, 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竞争关系。
4.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交互作用分析
4.1民间金融的主要测算方法
民间金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存在是不容忽视的。由于各个民间金融机构并不在我国官方的监管范围之内, 民间金融的规模大小一直很难界定。就当前来说, 民间金融的测算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 样本测算法。所谓样本测算法, 就是指测算人员从抽样样本的信贷规模以及样本数在民间金融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中推算得出的。该种方法应用起来十分灵活, 测算的口径也相对较多, 例如资产的比例、负债比例、贷款的比例等等。测算人员可以采取多次测算求平均数的方法来使得测算结果更为准确。第二, θ值法。该种测算方法假定经济活动的投入与产出比例是一定的, 以此来推断民间金融的规模大小。它主要是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进行直接分析, 并不考虑经济需求, 测算过程相对简单, 但是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第三, 资金需求供给轧差法。 社会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主要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 而社会资金的总供给包括财政收入、正规金融融资、企业自有资金以及各种非正规金融融资。该种方法比样本测算方法更省时省力, 但是缺影响了数据的准确性。除了以上方法之外, 我们还可以采用方法比较与选择法进行民间金融的测算活动。
4.2我国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交互作用分析
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是相互依存, 而又相互竞争的。也正是因为它们之间的相互交互的关系, 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才能秩序井然, 才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保障。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存在着竞争、补充与合作关系。
第一, 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从民间金融的发展方面来看, 民间信用活动的产生比较早。但是, 在清朝之前, 金融活动与民间金融活动并没有分离开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的民间信用在广度、深度、向度等方面不断扩展。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 外国银行开始大规模进入, 但是这些金融机构并未及时创新和再社会化, 传统的融资方式也逐渐活跃起来, 民间集资、合作基金等形式也应运而生。但是, 当时的民间金融机构并未得到政府的认可, 民间融资活动也游离于正规的金融监管活动之外。20世纪90年代初, 我国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并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总体来说, 我国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情况。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低谷时期:第一, 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一时期, 官僚资本掌握着金融业发展的命脉, 不允许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第二,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 国有金融机构垄断了我国的金融行业, 民间金融机构难有立锥之地。而在这两个阶段, 我国民间金融机构之所以会经历衰落, 主要是因为当时政府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及资源配置主导地位进行了金融体制的改革, 国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较大程度地发展。
第二, 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之间是不完全替代的。虽然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 这并不是说明两者之间是相互替代的。这两类金融机构可以相互配合, 发挥合力作用, 促进我国经济的大发展。从选择客户的角度来看,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包括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内的正规金融机构早就积极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 而且其借贷活动的风险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各个分支机构都努力推进改革, 力求加强对信贷权限的集约化经营。因此, 各个正规金融机构都将发展的重点放在一些国有大型企业身上, 而原有的以中小型企业为客户的分支机构或者营业网点逐渐整合、数量不断减少。但是, 民间金融机构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是存在着不完全替代关系的。金融机构经营的重要目标就是实现预期利润的最大化, 而金融机构的预期利润公式为预期利润=min (I·R, Y+C) -T-D·I。其中, 贷款规模为I, 贷款毛利为R, 贷款抵押物的价值为C, 贷款者用该笔贷款获得的生产所得为Y, 金融机构每笔贷款的交易费用为T, 当时的存款利率为D。由以上公式可以看出, 金融机构的预期利润要取决于多个方面:每一笔贷款的交易成本、贷款者使用该笔贷款而获得的生产所的与其资产抵押之和是否能够支付到期的贷款本金及利益、贷款发放的机会成本等。与此同时, 我们必须注意, 金融机构选择客户的过程中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下面, 笔者将对主要因素进行阐述。
(一) 交易费用。交易费用要贯穿金融机构的整个作用过程。交易费用的高低也会影响金融机构的金融效率的实现。 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 包括不同工作任务的分工、协调合作等将会决定金融机构的信息结构以及信息效率, 从而影响金融组织的经营目标以及市场发展的适应能力。其中, 银行内部信息的高效传递则是各个金融机构高效运转的重要前提。也就是说, 金融组织的结构会影响各种有效信息的传播路径及信息的真实性。传播过程中涉及的节点越少, 信息失真的几率也就愈低。因此, 尽量减少节点是保证信息真实性的有效途径。一般来说, 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现行体制可以分为总行 ——分行——支行——各个营业网点, 体系内部层次较多, 信息传递过程中很容易失真。同时, 这些繁琐的程序也增加了正规金融机构的操作成本, 尤其在中小企业的信贷业务中, 正规金融机构的成本投入会更多。这也就决定了正规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 两者的专业化分工促进了信贷市场的正常运转。
(二) 抵押。金融机构在评价企业能够到期还款的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看该企业贷款的生产所的与其抵押资产之和的大小。正规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的联系不够密切, 很难对企业借贷的生产所的做出准确的判断, 因此在评价企业能够到期还款方面有一定的难度。而中小企业的借贷过程中对抵押物品的数量、价值等相对较松, 甚至可以不用抵押就能发放贷款。这正好弥补了正规金融机构的不利之处。当然, 除了这两个方面之外, 利率的逆选择效应也会使借款人产生一定的分化, 为各个金融机构选择客户提供较大的便利。总之, 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复杂的, 不是一句话就说得清的。
总结
我国民间金融机构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 既存在互补关系, 又存在竞争关系。首先, 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 民间金融机构有很多独有的特点, 运作效率更高、交易方式更为灵活。同时, 由于与借贷人的关系密切, 民间金融的作用过程中信息较为准确, 这也使得民间金融的作用过程中贷款的管理与监督成本较低, 提高了交易双方的收益水平。同时, 民间金融的发展提高了利率市场化的程度, 也有效地引导了资金的流向, 有利于进一步满足借贷双方的需求。 随着民间金融机构规模的扩大, 其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 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当然, 正规金融机构的优势也较为明显, 例如雄厚的资金支持、国家政策的扶持等等。其次, 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又是互补的。正规金融机构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 信贷资金也主要向国有企业流入, 对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力度极高。而民间资本则有力地弥补了正规金融机构的不足, 其资金主要为各个中小企业或者农民个体服务, 这也促进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总之, 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两者的共同努力与配合。我国相关工作人员必须努力研究, 积极寻找和构建有效的运作平台, 促进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的合作发展, 从而发挥各自的作用, 降低信贷交易的成本, 提高服务工作的质量, 促进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的互补发展, 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相信未来, 我国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之间能够相互配合, 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获得更进一步地发展。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社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杨鸿运.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交互关系、路径选择及监管对策——基于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 的实证分析[J].《第十届中国金融论坛》, 2013.
[2]王玲.关于我国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交互作用分析[J].《现代营销旬刊》.2015 (11)
[3]王宇.基于var模型的民间金融与非公经济发展的交互作用研究[J].《今日湖北旬刊》, 2013 (8) .
[4]彭芳春, 耿康顺.中国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交互作用研究[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 2011 (12) .
基于网络交互的教学模式改革 篇9
关键词：任职教育;网络交互
培养和提高学员能力素质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学员在短时期内是否能够胜任岗位，具备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它更多的是关注于培养学员自主学习和创新的能力。近年来网络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日趋广泛，影响日渐深入，如何充分利用资源，发挥网络交互的优势是我们在教学实施中重点要考虑的问题。[1]
1.任职教育课程教学特点和现状
1.1任职教育的特点
任职教育的课程设置具有周期短、强度大和应用性强的特点。
训时间有限，因而课程的周期设置普遍较短。例如普通高等院校的通信课程普遍设置在50~80课时，而任职教育中通信课程可能只有20~30个课时。一方面，专业课程通常需要深厚的理论背景做支撑，需要考虑到大量知识资源的综合和灵活运用；另一方面，由于课程周期短，也加剧了吸收消化的难度。任职教育面向各个具体的部门和岗位，重在将理论应用于各种工程结构的设计和设备的使用，应用性强。
对象普遍具有相关专业基础，并且在部分领域表现优异。经过征选的学员自身具有学习主动性，对于投身岗位，献身建设具有良好憧憬和充足动力，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虽然专业相近，但仍不能忽略不同专业在岗位应用上存在着缺失。原所属不同专业的学员的优劣势学科基础分布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原计算机网络专业的学员可能对硬件电路不甚了解。
1.2传统教学存在的问题
从任职教育的特点上来看，采取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必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
1.2.1对象不同，重点不一
课程涵盖的内容广泛，周期短，不能面面俱到，必须要有针对性地分配知识的重点。而对象的专业差异造成适合不同对象成员的重点可能大相径庭，容易构成顾此失彼的局面。
1.2.2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足
背景不同，各有所长，如果采用统一的方式授课，无疑是一种浪费资源，会出现部分学员浪费时间的在已有知识上，而其他学员吸收不良。所以，必须要发挥学员在擅长的领域的优势，让个人智慧尽可能转化为集体智慧。
2.网络交互的优势
2.1高效性
网络的开放性和网络资源的丰富使得学员可以随时地、尽快地认识到缺失的知识和环节，捕捉薄弱点，逐个击破，能够尽快地查漏补缺。
2.2反馈充分及时
通过网络提供给学员的开放式交流园地，可以使教员充分及时了解学员情况，把握节奏。通过网络交互加强师生联系，指导教员可以更加细致准确地了解学员的知识基础和学习情况。可实时地调整课程进度和内容，有的放矢。
2.3流通可利用资源
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在教学过程中开拓多渠道的知识来源，充分发挥资源互补，可加强学员与学员之间，往届学员与本届学员之间，以及任课教员与学员之间和其他教授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这样可以使学习者起点更高，避免一些弯路。
2.4激励性
无形的鼓励机制，增强竞争。学员通过了解他人情况，特别是一些进步快、吸收好的例子作为典范能够形成竞争互助的风气，有利于学员素质的提高。
3.网络交互教学模式构建
3.1总体教学设计
根据前文中对课程特性的分析和学员特质的了解，要尽可能帮助夯实知识基础，充分引导和发挥学员的自主学习能力，拟采用课堂教学为主、实验教学、开放式网络教学为辅，综合一体化、面向过程的教学模式。
在课堂教学的同时，辅以实验教学和网络教学。通过开放式网络教学的模式，让同学们在开辟的课程专业网站上，完成后期的实验验证及自主性设计，并在设置论坛中互助、讨论。
教师通过网站实现对课程、实验的全程跟踪、全程指导和全程管理。
3.2网络资源辅助
所谓网络资源辅助具体内容如下：
构建专用的学习网站，网站应包括课程教学板块、基础支撑板块、表彰栏和讨论区五大板块，各版块的具体分工如下;
3.2.1课程教学板块
教学板块分为指导单元和模拟实践单元。
①指导单元
单元中,教员负责登入课程的相关介绍、课程安排。对每次课对学员的学习方法给予一定的指导建议，如如何在课堂上把握重点，对于难点知识如何理解。在这里要根据不同的对象的学科基础、专业背景和个性特征来划分不同的培训内容，并根据逐步深入了解的学员学习情况更新。
②模拟实践单元
该单元主要负责提供与课程中技术相关的仿真题目，并通过单元设置的常见问题分析和典型错误案例，引导学员在课余按进度完成课程的研究。
3.2.2基础支撑板块
设立基础支撑板块，主要提供相关的基础课程中的相关知识，如随机过程、非线性电子线路，编码理论等等。一方面有助于学员对本课程的加深理解，另一方面可以提供给有兴趣的学员扩展知识面。
3.2.3表彰栏
网站设置表彰栏，将学员发表的成功案例作为示范文件，激励学习积极性，并可以给其他学员（甚至下一届学员）的学习起到借鉴学习的作用。
3.2.4讨论区
提供给学员进行信息反馈和探讨交流。例如，不懂的例题，作业、仿真中碰到的问题等等。解答由教员或其他学员都可完成。设置讨论区旨在能够更及时地答疑解惑，促进互帮互学的风气的形成。
为便于运作和管理以及保密的需要，网站设置管理员和普通用户两类用户；
①由任课教员和学员课代表作为两名管理员，通过登录计录及学生提交的作业的情况；以及学生课外实践遇到问题的分析，掌握学习状况，以便调整教学，达到对教学的全程管理；
②其他学员每人设置一个用户名和密码登陆。每次登录和实验作业的提交，反映同学们的学习状况；
③网站邀请专家教授进行监督、辅助教学，通过网站和同学们交流，进一步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
4.总结
基于网络交互的教学模式是以提高学员任职能力的原则，注重学员的发展，培养学员的探索精神、实践能力以及创新意识，提倡多样化的教学方式。[2]在学习评价中，树立多元化、发展性的评价观念，综合理论知识、实践结果和教学过程，作为课程评价的依据。重视建立和巩固学员的成就感，帮助学员认识自我，建立信心，形成良性的教学激励互动。充分考虑学员技术水平的差异，强调学员在学习过程中的自主选择和自我设计，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实现学员个性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宛楠，张义.高校网络教学平台的研究与实践，软件导刊.教育技术，2009.12，32-33.
交互作用模式论文 篇10
为了更好地控制土壤盐渍化,解决各类建筑施工中的盐胀病害,必须深入研究硫酸盐渍土的盐胀特性。文中在试验的基础上,应用正交回归设计法对硫酸盐渍土盐胀特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盐胀率的四因素计算方程。通过对方程研究,进而总结出了盐渍土各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规律。
1 试验方案简介
由于天然盐渍土成分复杂,而硫酸盐渍土的盐胀破坏主要是由于硫酸钠的结晶膨胀造成的,所以为了简化试验影响因素,以利于分析研究,采用自行设计加工的试验设备(包括保温桶、加压装置、美式三探头传感器、盐分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砝码、百分表及数据采集装置),用西安黄土掺加硫酸钠人工形成的硫酸盐渍土作为试验用土。
本研究采用了25组试样,通过人工配置不同含水量以及含盐量的硫酸盐渍土试样,采用四因素(水、盐、热、力)五水平回归正交试验方法,采用单向降温的方式,观测各试样在降温过程中不同温度下的盐胀量。最后,对结果进行分析,回归出硫酸盐渍土盐胀率的计算公式。
2 硫酸盐渍土盐胀率计算公式
2.1 盐胀率多因素方程
通过对室内试验结果的分析研究,得出硫酸盐渍土盐胀率的四因素计算公式如下:
y=2.702 02+0.618x1+1.099x2+0.541 4x3+0.068 4x4-0.627 9x21-0.049 2x
其中,y为盐胀率,%;x1为含水量;x2为含盐量;x3为顶板初始温度;x4为上覆荷载。
在运用公式(1)时,应注意xi(i=1,2,3,4)为无量纲的量,是将各因素实际的zi值按下式换算成与其相应的xi值后,方可代入式中计算出相应的盐胀率值。
xi=(zi-z0i)/Δi (2)
z0i=(z1i+z2i)/2 (3)
Δi=(z2i-z0i)/r (4)
其中,z1i,z2i分别为第i个因子的上下界(变化范围);z0i为第i个因子上下界的平均值;Δi为第i个因素的变化区间;r根据二次正交设计确定(文中取r=1.414)。
通过对盐胀率方程(1)及各因素的显著性分析,即F—检验可知,回归方程在a=0.20水平上显著,即所选用的数学模型与实际情况较为吻合。
2.2 硫酸盐渍土盐胀率各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规律性分析
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可用指标等高线图来反映。例如要考察x1与x2之间的交互作用,可令盐胀率计算公式中:x3=x4=0,即得方程:y=f(x1,x2),再令y=0,1,2,…各值,分别解各方程(其中的一个x值可假定为1.414,1,0,-1,-1.414…各值,方程中只剩下一个未知数,便可求出其解),这样可求得一系列的(x1,x2)值。以各队(x1,x2)为坐标,可绘制x1—x2的二维等高线图(见图1)。其余各二维等高线的绘制均同此法(各交互作用图中y=0,y=1,y=2…为各盐胀率值)。
2.2.1 初始含水量与初始Na2SO4含量之间的交互作用(见图1)
由图1可见:当Na2SO4含量一定时,盐胀率随含水量的增加而增大,这与单因素作用规律相一致;当含水量一定时,盐胀率随Na2SO4含量的增加而增大,这也与Na2SO4与盐胀率的单因素分析结果相一致;要保持相同的盐胀率,若增大Na2SO4含量,则相应的含水量要减小,表明在一定范围内两者均对盐胀起促进作用。
2.2.2 初始含水量与初始温度之间的交互作用(见图2)
由图2可见:当初始温度一定时,盐胀率随含水量的增加而增大;当含水量一定时,盐胀率随初始温度的增加而增大,这与温度与盐胀率的单因素分析结果相一致;要保持相同的盐胀率,若增大初始温度,则相应的含水量要减小,表明在一定范围内两者均对盐胀起促进作用。
2.2.3 初始含水量与上覆荷载之间的交互作用(见图3)
由图3可见:要保持相同的盐胀率,若增大上覆荷载,则相应的初始含水量也要增大,说明前者对盐胀起抑制作用,后者对盐胀起促进作用,这与单因素分析结果相一致。在一定范围内,当上覆荷载一定时,盐胀率随初始含水量的增加而增大。
2.2.4 初始Na2SO4含量与初始温度之间的交互作用(见图4)
由图4可见:当Na2SO4含量一定时,盐胀率随初始温度的增加而增大;当初始温度一定时,盐胀率随Na2SO4含量的增加而增大;要保持相同的盐胀率,若增大Na2SO4含量,则相应的初始温度要减小,表明在一定范围内两者均对盐胀起促进作用。
2.2.5 初始Na2SO4含量与上覆荷载之间的交互作用(见图5)
由图5可见:在盐胀率等值线上,若增大上覆荷载,则相应的初始Na2SO4含量也要增大,说明前者对盐胀起抑制作用,后者对盐胀起促进作用;在一定范围内,当上覆荷载一定时,盐胀率随初始Na2SO4含量的增加而增大。
2.2.6 初始温度与上覆荷载之间的交互作用(见图6)
由图6可见:在盐胀率等值线上,若增大上覆荷载,则相应的初始温度也要增大,说明前者对盐胀起抑制作用,后者对盐胀起促进作用;在一定范围内,当上覆荷载一定时,盐胀率随初始温度的增加而增大。
3 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影响硫酸盐渍土盐胀特性的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交互作用,利用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规律,可在一定程度上对硫酸盐渍土的盐胀进行控制或抑制,为进一步治理盐胀病害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张军艳.硫酸盐渍土水盐热力四场耦合效应的试验及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西安:长安大学,2006.
[2]高江平,吴家惠,杨荣尚.硫酸盐渍土盐胀特性各影响因素间交互作用规律的分析[J].中国公路学报,1997,10(1):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