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持续性（共7篇）
协同持续性 篇1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全球化市场形成及技术变革的加速, 围绕新产品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技术进步和需求多样化也使得产品寿命不断缩短, 产品品种数飞速膨胀, 客户对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面临市场巨大的压力, 企业逐渐认识到市场竞争态势已经由企业之间的竞争变成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更重要的是, 获取竞争优势并不仅仅是为了降低成本, 而是在提高顾客满意度的同时, 增强对定制化客户需求的快速反应。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建立协同企业。
一、协同企业含义及其特点
协同企业作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是指供应链中各节点企业为了提高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而进行的彼此协调和相互努力。各节点企业通过公司协议或联合组织等方式结成一种网络式联合体, 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和客户可动态的共享信息并通过紧密协作, 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和优良的供应链绩效。从微观层次来看, 协同企业主要是使供应链上下游节点企业之间更好的衔接, 它注重顾客与供应商的关系;从中间层次来看, 协同主要是为了从供应商到顾客, 包含供应商的供应商、顾客的顾客以及合作伙伴在内的整个供应链网络上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畅通无阻, 它以顾客需求为导向, 快速响应市场的变化;从宏观层次来看, 协同是指整个供应链为了达到战略目标一致, 始终以整体效益最大化为出发点, 多个独立的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满足市场需求, 这是单个企业依靠自身能力无法完成的。协同企业的特点具体表现在:
关注核心竞争力:每个成员企业以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参与到协同网络中, 以协同企业的形式与其它企业进行竞争, 具有更大的柔性、更强的竞争力。
机会驱动:协同企业是由参与的成员企业为了满足特定的商业机会而结合的临时性网络组织, 创新能力和面向客户定制促使协同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快速响应市场需求。
动态结构:协同企业通过动态地构建组织结构以保证整个组织的柔性。组织内的成员具有同等权利, 没有一个企业是具备支配地位。
信任机制:协同企业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成员间的信任。由于风险共担、信息共享导致成员间相互依赖程度提高, 这就需要更多信任。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保证了位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企业可以共同工作, 同时也降低了成员间的交易成本。
二、协同企业管理的内容
根据管理的广度和深度, 协同企业分为横向协同和纵向协同。横向协同是指供应链上的不同类型企业, 如不同供应商之间的协同;纵向协同是指供应链上为了完成同一产品的生产, 供应链上的所有参与活动的成员之间的相互协同。另外, 根据供应链内部相互之间传递的3个不同表现对象:信息、产品和资金, 可将协同企业管理的内容可以化为3个层次:
(一) 信息协同管理
随着客户需求的多样化、企业生产管理的复杂化、市场竞争的多元化, 信息对供应链管理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有用的信息正确传递到需要的供应链成员, 这是供应链信息管理的根本目标。信息协同管理就是借助于现代信息管理技术和互联网技术, 实现供应链之间信息的及时、有效地共享, 同时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信息层是协同管理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层次。
(二) 产品协同管理
产品是供应链之间传递的有形实物, 是提供给客户满足其要求并获得增值的商品。产品协同管理是确保供应链到用户提出的交货周期内提供合格的产品或零部件。产品协同管理就是运用现代生产与作业管理的方法, 如JIT、生产过程同步化、作业优先次序安排、看板管理等, 来对产品进行过程管理。产品层是供应链最直接的层次。
(三) 资金协同管理
资金是供应链生产的货币表现形式, 也是价值体现。资金协同管理是建立在供应链战略联盟基础上, 本着互相信任、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合理原则, 完成价值的创造和分配的过程。资金协同管理就是把供应链作为一个整体。协同进行降低成本、减少库存的浪费、提高盈利能力。资金层是供应链的核心层。
在协同企业的运作过程中, 各成员企业应充分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合作, 并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协同管理, 共同提高供应链的产品交付能力, 缩短交货周期, 从而提高供应链的应变能力和盈利能力。
三、提高协同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
传统供应链组织强调的是企业每个环节、每个步骤或每个程序的改善, 认为只有所有环节各自能做到最好, 那么企业的整体效益必然会有最大改进。通过使用先进和昂贵的设备, 或强调在供应链所有阶段加强团队合作来改善供应链绩效。而协同企业则更强调的是找到供应链中存在问题的本质, 然后去解决这些问题, 协同企业认为应该将供应链所有成员 (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终端客户) 的集合视为一个系统, 准确掌握及妥善处理这个系统内各个环节间的互动关系, 整个系统才能产生最大效益, 否则单单改进个别环节, 往往事与愿违, 达不到整体效果。
因此, 与传统供应链组织不同的是, 协同企业的关键绩效指标不再是速度和成本, 而是追求多重绩效指标的整体效益, 即协同企业的竞争优势应是速度、质量、成本和柔性的综合, 追求整体系统的价值增值[1]。其中速度指的是供应链过程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 关注的是配送准时。质量指的是通过改善供应链过程来增加产品可靠性和客户满意度。成本驱动指的是通过减少成本或增加利润来创造客户价值。柔性指的是对客户需求变化的供应链快速响应的能力, 包括产品柔性、数量柔性和过程柔性等三方面[2]。以上每一部分或其组合都会对供应链绩效产生影响, 例如, 速度不仅直接影响到供应链能力, 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利润水平[3]。
参考文献
[1]G.T.M.Hult, D.J.Ketchen and S.F.Slater.In-formation processing,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strategic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Academy ofManagement Journal, 2004, 47 (2) :241?253.
[2]Holweg Matthias.The three dimensions of respon-sivenes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Production Management, 2005, 25 (7) :603-622.
[3]R.B.Handfield and E.L.Nichols.Supply ChainRedesign[M].Financial Times Prentice Hall, Up-per Saddle River, NJ, 2002.
协同持续性 篇2
一、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条件分析
(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的基础
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 打造首都经济圈, 这是我国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建设第三个经济增长极的战略布局。当前我国文化产业也主要集中在这三个地区。珠三角和长三角文化产业的发展快于京津冀地区。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建立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 遵照开放、共享、互补的原则, 整合区域内文化产业资源, 提高京津冀地区整体经济实力。
(二) 区域合作和竞争是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动力
区域合作与竞争是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为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合作发展, 京津冀三地签署了《京津冀三地文化领域协同发展战略框架协议》, 在区域文化发展布局、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演艺文化交流与合作、文化产业协作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区域文化市场, 文化人才的交流培训等8方面, 由政府部门牵头, 整合文化资源, 促进京津冀文化产业的合作与发展。此外, 京津冀三地文化产业各具优势, 应充分挖掘京津冀三地文化产业资源的差异性和独特性, 合理分工, 实现错位发展。
(三) 政策支持是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保证
2009年国务院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明确指出文化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地位。京津冀三地分别制定了鼓励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和政策。北京市先后出台了《北京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认定和管理办法 (试行) 》等政策文件。天津市下发了《天津市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制定了《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河北省颁布了《河北省文化大省规划纲要 (2005年一2010年) 》、《关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 并明确提出文化产业被确定为影响河北省未来发展的战略产业。京津冀三地共同签署《京津冀三地文化领域协同发展战略框架协议》, 京津冀三地将由政府部门牵头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发展。
二、京津冀文化产业的比较研究
(一) 京津冀三地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北京市目前共有30个市级集聚区, 涵盖了文化创意产业9大领域。其中, CBD国际传媒产业集聚区、中关村创意产业集聚区、798艺术区等集聚效应显著。依托集聚区和众多文化产业园区及示范基地建设, 北京市初步形成了以软件网络和计算机服务业为主, 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设计服务、艺术品交易和会展等行业共同构成的文化创意产业结构体系。产业结构融合发展, 例如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加快了信息产业、新媒体产业等发展;文化与金融融合优化了融资环境;文化创意产业与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融合, 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北京文化贸易成为北京市对外贸易发展新的增长亮点。
天津是戏剧、曲艺之乡, 文化名城, 艺术门类齐全。天津市文化产业主要包括广播影视、出版发行、演艺娱乐、文化旅游、数字内容和动漫、文化会展、艺术品交易、文化创意八大业态。建立了“一线三点五团”的文化创意产业体系。和平区6号院、河北区3526创意工场、红桥区“意库”创意产业园等20余个创意产业基地初具规模, 生产了一批创意产品, 例如漫画版《四大名著》、国内首款心理调节类游戏“快乐芯”。随着国家动漫产业综合示范园、中国3D影视创意园区、国家影视网络动漫实验园、国家影视网络动漫研究院等国家级文化产业项目落户天津, 文化项目集聚效应已初步形成。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 市场体系更加完善。
河北省文化底蕴深厚, 文化资源丰富, 文化特色鲜明, 文化产业发展较京津稍显滞后, 但规模不断扩大, 已形成了门类齐全的文化产业体系。按照“合理布局、优化结构、提升档次、壮大实力”的原则, 重点发展文化旅游、现代传媒、出版印装发行、文化娱乐及演艺、文化产品生产及销售、动漫游戏、民俗节庆及会展、体育休闲健身等八大行业。市场主体不断壮大, 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升。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形成“四带一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总体布局。
(二) 京津冀文化产业发展内部对比分析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 2014年, 北京GDP总量达到21330.83亿元, 天津GDP总量达到15722.47亿元, 河北GDP总量达到29421.45亿元, 北京人均是GDP99994.52元, 天津人均GDP是105201.50元, 河北人均GDP是39984.28元, 河北省人均GDP不足京津地区的1/2, 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方面, 北京第三产业比重达到77.9%, 服务型经济特征明显, 而且是以高端服务业为主。天津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9.6%, 河北第三产业比重仅为37.2%。京津冀城镇化比率分别为86.4%、82.3%和49.3%。从统计数据来看, 京津冀三地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三、京津冀文化产业可持续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京津冀三地战略地位、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对三地文化产业整合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但也为区域协作提供了可能。
(一) 文化资源开发不充分, 缺乏统筹规划
三地丰富的文化资源没有运用现代科技和营销模式充分的挖掘与开发利用, 更没有在发挥各自优势基础上相互合作。京津冀文化资源各异, 如北京的皇家历史文化, 天津的曲艺、手工艺, 河北的燕赵历史文化等。但由于行政分割造成三地文化产业发展各成体系, 文化资源开发缺乏统筹规划, 产业对接不足, 未能取得区域整体最佳效益。比如河北虽文化资源丰富, 有些文化资源闲置, 市场影响力弱, 文化产业发展落后。
(二) 区域经济实力不均衡, 缺少龙头企业
京津冀区域还未形成像珠三角、长三角那样具有强大辐射作用的经济中心, 核心城市与周边联系较少, 辐射能力弱, 北京经济发展未能带动京津冀地区经济的繁荣。同时, 三地在人力资源、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差距较大。在全国“文化企业30强”中, 北京文化企业居多, 而天津与河北榜上无名。北京大型文化企业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天津和河北文化产业发展缺少大型龙头文化企业的带动。
(三) 文化产业机制不完善, 市场化程度低
京津冀区域合作中很多政策缺乏连续性, 有些政策的时效性, 造成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困境。缺少完善的市场规范和鼓励文化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其次, 文化产业整体市场化程度不高, 未能真正将文化资源全部转化为文化资本。
四、京津班文化产业可持续协同发展对策研究
京津冀文化产业要协同可持续发展, 三地政府要达成战略共识, 要统筹布局。对区域内文化产业准确定位, 加强区域内文化产业园区的合作交流, 重视产业链分工协作, 培养区域内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 完善产业制度, 从而京津冀文化产业可持续协同发展。
(一) 文化产业园区整合发展
京津冀三地应扩大视野, 根据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的要求, 统一规划、统一协调, 打破行政壁垒, 建立起有效的文化资源整合机制。采用“多源多用”的发展模式, 利用京津冀多样的文化资源, 确定多个来源, 每个来源带动相关子项目的发展, 延长文化产业的产业链。文化产业园区应充分挖掘京津冀三地文化产业资源的差异性和独特性, 合理分工, 错位发展, 实现全方位的文化产业合作, 并带动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
(二) 培育大型知名文化企业
大型知名文化企业是文化产业集聚的核心力量, 在发展产业和繁荣市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随着京津冀文化产业政策的进一步开放, 民间资本、资源可能会进入动漫、影视制作和文化旅游等文化产业领域, 通过利用大型知名文化企业的市场、技术和品牌等优势, 开发知名度较高的产业品牌和产品, 促进整个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 创新文化产业制度
文化产业制度创新应包涵两层含义, 一是变革原有制度模式, 以新的制度规范将产业的内涵和发展原则、组织构架、运作机制、管理模式等固定下来。二是指以制度化的方式为产业未来发展和优秀人才 (包括优秀经营人才) 引进打开空间。文化产业制度创新的基础是产权变革。改革产权制度, 提升产业品级, 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惟有加快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 夯实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 才能实现京津冀文化产业可持续协同发展。
摘要：本文在分析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条件基础上, 对京津冀文化产业进行了比较研究, 明确了京津冀文化产业可持续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 最后提出了京津冀文化产业可持续协同发展对策。
关键词：京津冀,文化产业,产业协同
参考文献
[1]孟广文、王洪玲、盖盛男、徐旭、郭逸春、王慕雪.京津冀文化产业发展与合作研究.2010年度京津冀区域协作论坛论文集.2012.3
[2]陆园园.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经验及对天津的启示.求知2014.11
协同持续性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2013年12月至2015年10月我院收治的156例行CBP治疗患者作为观察目标, 其中男78例, 女77例, 患者年龄21~84岁, 平均年龄 (56.3±8.5) 岁;其中急性重症胰腺炎35例, 急性重症肾衰竭58例, 药物性心力衰竭13例, 感染性休克30例,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20例。按照抽签法分为对照组 (n=78) 和试验组 (n=78) , 2组患者的自然资料进行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 即给予患者基础临床护理干预。试验组予以协同护理, 具体内容如下:①明确具体工作项目和职责:由血液净化中心和ICU共同执行协同护理工作, 制定详尽的工作职责和目标, 明确相关工作计划, 做好向上级医院有关部门备案的工作, 准确划分职责, 以免导致矛盾。协同护理期间要定期交流相关问题, 制定改进和完善策略。②做好护理前基础准备:由血液净化中心负责人对ICU护理人员进行CBP相关知识的培训指导, 使其明确CBP基本治疗原理以及各参数要点、报警处理等内容。此外, 由血液净化中心的医护人员还要负责对ICU医护人员的一对一针对性指导, 帮助其了解操作过程中的要点和注意事项, 提高ICU人员的操作能力, 掌握CBP机械操作的原理;治疗前, 向患者及其家属耐心讲解此种治疗方案的目的和临床治疗效果, 尽量消除其焦虑、恐惧情绪, 提高其治疗依从性。③就相关问题定时加以处理:实施CBP治疗时, 护理人员首先要为患者创建体外循环, 并遵照医师指示支配好置换液, 对血氧指标加强监护, 间隔2 h进行1次病房巡视, 在接到患者及其家属的求助信号时, 要及时到病房进行查看并向医师报告, 以采取针对性治疗措施。④做好交接班工作:协同护理工作期间, 护理人员必须完善彼此之间的交接班工作, 保证治疗期间不间断的进行护理干预, 使患者及其家属可以享受到更加全面、优质的护理。此外, 针对ICU护理人员提出的相关问题, 血液净化中心的工作人员必须及时作出解答, 结束治疗前要进行临床体征、置换液量、治疗模式等护理交接。两个部门必须保持随时可以联系的状态, 以便血液净化中心可以随时提供专业化的护理意见给ICU护理人员, 解答其疑惑, 缓解其工作压力。
1.3 统计学处理:使用统计学软件处理器SPSS20.0统计处理有关数据, 采用百分率 (%) 表示并发症发生率, 应用χ2检验组间对比, 如果P<0.05, 则充分表明组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试验组78例患者中, 发热2例 (2.6%) , 心力衰竭1例 (1.3%) , 无肌肉痉挛、内瘘者, 并发症发生率为3.8%;对照组78例患者中, 肌肉痉挛3例, 发热6例, 内瘘2例, 心力衰竭3例, 并发症法发生率为14.1%,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进行比较,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针对多器官功能衰竭或者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而言, 临床普遍采用连续性血液净化的方式进行治疗, 其临床应用效果另人满意, 特别是对重症患者的临床治疗, 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3]。在实际的血液净化治疗过程中, ICU护理人员以及血液净化中心的护理人员都具有各自的重要性。应用协同护理的主要优势在于:其一, 协同护理模式要求ICU护理人员与血液净化中心护理人员共同参与临床治疗和护理工作, 可充分发挥两个部门的专业护理知识和技术的优势, 提高临床治疗效率和护理效果。其二, 即使在ICU护理人员工作繁忙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保证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的安全有效进行, 促进了护理资源的合理利用, 提升了临床护理水平[4,5]。
除上述优势之外, 协同护理模式实施过程中, 发现ICU医护人员对连续性血液净化相关知识及工作环境了解程度有限, 即使面对简单的机械故障也不能很好的解决, 而通过血液净化中心护理人员的培训与指导, 增强了ICU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和操作水平。因为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对临床护理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护理人员必须在充分掌握节操作技能的前提下, 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责任意识, 通过亲情化服务和显著的护理手段帮助患者更好的完成血液净化治疗, 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减少并发症发生率。另外, ICU护理人员以及血液净化中心护理人员的共同配合, 在提高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临床效率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患者及其家属的满意度[6]。
由本组研究结果可知, 实施协同护理模式的试验组, 其并发症发生率3.8%明显低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14.1%, 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这与高美玲等在协同护理模式在尿毒症患者血液透析期效果观察一文中得到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7,8,9,10,11,12,13]。综合上述分析, 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中应用协同护理, 可显著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提高治疗效果, 值得临床借鉴和推广。
摘要：目的 探讨连续性血液净化 (CBP) 治疗中协同护理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2013年12月至2015年10月我院收治的156例行CBP治疗患者作为观察目标, 按照抽签法分为对照组 (n=78, 予以常规护理) 和试验组 (n=78, 予以协同护理) , 比较2组护理效果。结果试验组并发症发生率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相比, 差异显著 (χ2=7.0216, P<0.05) 。结论 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中应用协同护理, 可显著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提高治疗效果, 值得临床借鉴和推广。
协同持续性 篇4
1 政府、企业和社会“三位一体”协同的必要性
1965年, 美国战略管理学家安索夫第一次基于战略决策角度提出了协同的概念。安德鲁·坎贝尔等 (2000) 认为协同性是指“企业通过各业务单元的相互协作, 可以使企业整体的价值大于各独立组成部分价值的简单加总”。说明多方协同的利益创造具有多元化的特征, 在对待社会责任的利益分配方面, 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在政府看来是利益分配不均衡的表现, 政府干预或放任的后果就是弱化了企业的职能和形象, 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违背企业发展与运行的经济规律, 打破了企业战略进程与战略目标的平衡, 易于造成决策失误和责任不清, 政府承担个别企业疏于社会责任的后果, 对其他企业显然是不公平的。政府单一视角的行为具有明显的缺陷, 如政府干预 (管制) 过度, 市场失灵、企业战略被修改以及社会监督不足, 外部审计制度流于形式等。
企业意识到诸如经济利益、权势或安全地位受到威胁时, 在没有其他自律或强制性约束时, 企业或许采取抵抗的措施来应对。企业抵制或妥协的根本原因, 并非完全来自于社会监督与制约的单独作用, 社会由于单独行动的监督制约作用被衰减。从表面上看, 企业主导型的社会责任获得了较大的利益, 获得了政府及社会团体的各种奖励, 获得了行业协会的各种认证等, 符合风险收益理论的要求。从资源配置角度说, 企业主导型的社会责任颠覆了资源配置理论的初衷, 实则是企业单纯的不求任何回报的慈善行为, 这又违背了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基本特征, 使企业的交易成本 (费用) 出现了明显的增加, 社会责任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社会责任激励风险。
2 政府、企业和社会“三位一体”协同的思路
在“三位一体”协同网络构建中, 共同的价值判断和取向是寻求各自妥协和平衡的核心要素, 一方面受到价值利益的驱动而显示出主动合作的意愿, 另一方面的协同动力来自于企业和政府文化以及社会主流思潮的碰撞。政府所推崇的制度和伦理约束在企业和社会获得了实践, 实现了政府的善治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在权衡利益后, 会不折不扣地执行政府的法律法规, 也就是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 践诺了其与政府的合作行为, 接受了社会层面的监督及呼吁, 获得了来自于政府方面的补偿行为, 完成了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战略布局, 达成了政府、企业和社会关于社会责任的共识, 最终实现了“三位一体”的协同状态。图1为政府、企业和社会“三位一体”协同社会责任思路。
3 政府、企业和社会“三位一体”协同的措施
3.1 政府的强制推行与规范
3.1.1 政府政策的促动效应
社会责任对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在企业经济的快速增长阶段, 资源耗费量最大, 企业生态系统遭遇到的破坏性最严重, 政府遵循生态系统补偿的价值和企业自组织规律, 寻求企业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赢途径, 制定政策与规制, 调节和引导企业的利益分配机制, 迫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从以政府为主体的政策制定形式来看, 可以将政府决策过程分为三个层面 (周小亮, 2002) :一是核心强势决策层, 具有强势的话语权和垄断某种资源的能力;二是中间影响层, 依据自己的资源分配与供给优势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三是基层弱势承载群体, 对核心决策层的政策制定过程, 限于有限的话语权, 体现政府强力推行政策和规范的色彩。政府制定政策的动机, 就是资源的稀缺性和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之间出现了失衡, 导致利益群体的独享特征出现, 产生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对立和矛盾 (黄晓鹏, 2007) 。政府政策产生的根源就是需求的负外部性问题, 造成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助长了企业以滥用资源为代价而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动机 (茅铭晨, 2007) 。政府作为企业利益之争的调停人, 应承担起宣传并倡导社会责任是企业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理念, 形成政府推行与监管, 企业自愿履行、媒体跟踪宣传、社会有效监督的“四位一体”的推动机制。
3.1.2 政府支出的调节功能
消费者识别企业或产品的依据是产品质量或企业形象 (标识) 是否通过社会责任认证。所谓认证, 就是能够确保产品、服务和管理体系符合标准制定国的合格底线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社会责任标准认证本身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属于自愿认证体系。社会责任指南标准 (ISO26000) 虽然不是管理体系, 并且不能够用于第三方认证, 而仅仅是一个社会责任指导性的文件, 可是它却强调企业对法律、法规的遵守, 对人权的尊重、对环境的友好, 强调着公平竞争, 以及企业制定社会责任标准以及履行社会责任所要参考的重要指导文献。在鼓励企业认证过程中, 政府综合运用市场调节手段, 在政府采购、财政补贴、项目立项等方面加大向认证企业和社会责任企业的支持力度, 鼓励企业生产绿色环保、有认证的产品。政府采购是政府支出的主要形式之一, 它通过国家的经济政策, 扩张或者收缩当期政府采购的数量, 实行地区、行业或产品倾斜手段, 干预或调节国民经济运行趋势, 促进行业发展、企业转型、科技创新, 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3.1.3 政府财税政策的调控效应
财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它触及生产、消费、资源分配与调节的各个领域, 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最基本的保障措施, 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发挥了重要的调控功能。研究表明, 积极的财税调控手段在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作用明显, 具有其他调控措施无法替代的作用。虽然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性在不断提高, 但是忽视产品质量问题, 恶意欺诈和脱逃税费, 不重视环保和员工的保障等情况时有发生, 其违法根源有些来自企业的经济状况不佳, 更多的是企业恶意透支利益相关者的容忍底线。而政府财税政策作为激励和引导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工具之一, 可以有效地矫正和培育企业的行为方式。将财政零星散落用于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支出项目, 整合为专项支出, 特别是教科文卫项目中对食品检测费用的支出, 购买节能高效的高新设备和低碳环保支出等等。
3.2 企业规则和行为的合理性
3.2.1 企业的职业操守与自律
政府的监督与制约无疑使企业提高了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动性, 单纯依靠政府的监管来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目标, 显然是无法长久的, 企业不会发展更好。国际著名公司迟于实施战略变革或忽于自律而陷入绝境或濒于倒闭的例子不胜枚举, 企业注重职业操守与自律是企业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应对企业内外部环境变化所做出的形式和性质上的调整。企业职业操守与自律观念的培养与社会责任价值观的教育密不可分, 社会责任的价值观教育体现了战略渗透过程, 加强对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培训。通过“文化熏陶”来实现对内部的控制, 培养企业的自觉维护社会责任意识的价值观, 建立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生动力机制。企业自律的促进机制应该将股东的自律、管理层的自律、员工的自律与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有效结合起来, 可以通过薪酬与股权激励、改变员工的持股方式、实施债转股的方式, 实现企业自律的促进。
3.2.2 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地位
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资产的扩张和品牌化, 资产的品牌化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因果关系, 是以消费者为重要利益相关者的群体识别企业资产优劣的决定性依据, 契合了企业的非实物性资产因素, 品牌化的企业更能够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感情量度。因此, 企业应该根据自身规模, 发展速度、行业的差异性、以及所处的不同成长周期制定社会责任战略。企业的扩张与发展需要战略与价值观的有效耦合, 并需不断调整社会责任战略, 形成企业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动纲领。企业社会责任承载着战略的使命, 受到以企业文化为载体的共同价值观的影响。因此,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条件是要符合企业的共同利益和成长规律, 在企业实际能力的可控范围内, 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将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纳入到企业总价值战略中, 使社会责任不再是企业过度关注收益而漠视的问题, 而是渐渐地内生于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之中, 在有社会责任战略的企业管理体系中慢慢融合。
3.2.3 企业自培育可持续价值提升的理念
企业可持续发展及价值提升是企业内外部资源协同作用的结果, 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目标是一致的。社会责任的核心理念就是促进和谐, 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及可持续发展。包含社会责任要素的企业价值提升指的是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价值提升, 要求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社会的服务, 包括提供产品和劳务、环境问题、纳税问题、员工问题、社区问题等不能超出道德取向的底线, 对环境的使用不能超载, 维持社会和自然生态的永续平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下, 人类已经不能够容忍破坏环境、血汗工厂、产品失真、诚信缺失等行为的存在, 企业生产含有社会责任文化底蕴的产品成为国内外贸易领域的主流。因此,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建立在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上, 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并且能够使企业形象获得显著提升, 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维持和改善了企业内外的自然及社会环境, 为企业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使企业与社会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共同发展。
3.2.4 建立社会责任综合管理体系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价值的协调提升需要基于社会责任的作业流程及有效的评价体系来完成。社会责任的作业流程是指企业产品的设计与制造环节应该体现出“责任”, 包含着产品设计和生产、原材料采购、技术创新、员工使用、合理纳税等过程应符合社会责任标准, 杜绝责任缺陷产品流出企业。虽然我国众多企业都已经建立了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对于规范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作用比较显著。但是评价管理体系的科学规范性有待加强, 例如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与管理体系缺乏市场有效的审核制度, 评价体系没有法制化的强制效力, 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且个别评价指标没有量化。现实修正和完善中, 政府应该将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纳入到政府服务的范畴中, 通过立法的形式将其法制化, 将其评价制度纳入我国管理制度中, 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奖惩机制, 从宏观层面加强对企业的监督和指导。尽可能多地对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进行量化处理, 减少主观定性考核指标的比重, 指标的选取应以国际通行惯例为准则, 采用国际标准指标, 如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26000, 虽然不用于认证, 但是其指标涵盖较为典型和广泛。
3.3 社会层面的软推动作用
3.3.1 社会的外部制约与监督
社会发展的不可抗拒性迫使企业不仅要创造出尽可能多的经济价值, 还要满足社会价值的需要, 即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 在促进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 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 实现企业发展, 政府满意、社会和谐的成功模式。在国家的政治体制安排下, 企业优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必要条件是其行动需契合所在政府的执政法则, 遵守职业道德和形成企业社会责任自律机制, 端正诚信经营的理念, 树立全员社会责任意识, 自觉接受外部道德制约和监督。社会责任社会层面外部制约主体主要包含消费者和竞争对手, 政府法律和法规层面约束和企业的修身养性是企业获取成功的基础性工作, 而社会性的压力却是企业能否生存和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中, 消费者作为企业价值的直接供给者, 其对企业及其产品有着最终的货币投票权, 企业行为的社会展示方式将影响消费者对企业的判断和价值选择。作为多层次、多渠道监督体系中的一部分, 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中占据着更大的比重。这将会迫使企业借助于社会责任来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 提升社会公信度, 以吸引更多的消费群体。继实施社会责任战略成功的企业之后,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消费者对企业形象的差异化认识, 将差异化的企业形象根植于消费者心中的关键既有来自于企业产品科技实力和服务能力, 产品的质量保证体系, 又有企业形象在社会公众中的传播。
3.3.2 强化社会责任审计的监督职能
社会责任审计与传统经济责任审计不同, 前者更加关注社会目标的实现, 体现出社会责任的公益性价值。企业内设的审计部门、政府、股东或债权人、中介机构 (咨询管理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社会团体等) 都是具有社会责任审计资质的部门或机构。只要这些可能的审计主体符合条件即可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审计主体, 审计主体的确定在程序上来看是可行的, 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选拔主体, 潜在主体由于独立性、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的不同、以及审计费用的差异而表现出迥异的工作质量和水平, 以致于影响审计工作的正常独立开展。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与之伴生的社会问题凸显出来。形势要求政府应该扩大审计的范围, 延伸审计的功能, 强化社会责任审计考评制度, 在企业绿色项目投资、社区环境治理、股东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加强审计。社会责任审计的最终目标是监督和督促企业深度履行社会责任, 提高企业的社会影响, 维持企业与自然社会的整体协同, 实现企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优。
3.3.3 注重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监管
20世纪90年代, 以消费者运动、劳工运动和环境保护组织所倡导的社会责任浪潮此起彼伏, 以工会组织、人权及消费者组织、行业协会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持续涌现出来。非政府组织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46年6月发布的《联合国宪章》中, “经社理事会作为负责协调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联合国机构, 在提出建议和开展活动时, 需与有关非政府组织磋商”。政府支持和配合的程度直接影响到非政府组织各项工作的开展, 因此, 双方合作的基础应该加强, 墨守成规的工作方式将无法打破脱离监管的被动局面。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应加强交流与合作, 搭建合作创新的平台, 实现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与要求。政府重新定义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创新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思路和目标, 鼓励非政府组织加强学术专家型队伍建设, 在人才引进、经济和政治待遇, 经费渠道来源, 税收等方面予以支持, 增强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4 结语
自愿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政府和社会协同作用的结果, 脱离任何一方的行动都是不彻底的。基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自觉性不够, 企业整体素质不高的现实环境背景, 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必然性得到了合理解释, 其主导并发起的劳工运动、消费者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以及动物保护等一系列的运动, 正在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动力。
摘要：社会责任管理与可持续价值的提升作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协同目标, 应建立起适应政府、社会和企业多方利益的机制和施行方式, 制定基于社会责任的企业可持续价值提升的协同政策, 形成以政府为推行主体的三方规则。
关键词：社会责任,可持续价值提升,协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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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茅铭晨.政府管制理论研究综述[J].管理世界, 2007.
协同持续性 篇5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协同创新战略联盟 (以下简称实验区联盟) 是科技部为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促进全国实验区在新形势下更好发挥作用而筹备成立的。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乐山市五通桥区、德阳市广汉市、眉山市丹棱县国家实验区积极申请加入了实验区联盟。
科技部社发司陈传宏司长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 一是介绍了实验区的发展经历、取得成效;二是强调要积极思考如何借助实验区及联盟平台, 结合简政放权、“双创”活动、“十三五”规划等现有历史条件重大任务, 抓好实验区建设、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等科技工作;三是要求大家要解放思想、积极探索、真抓实干、做好汇报, 为实验区建设做出贡献。
协同持续性 篇6
用一个形象的词语概况职业教育发展的特点,那就是“摊大饼”。从2007年以来,徐州地区经济发展进入了井喷阶段,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规模急剧扩张,土地财政特征显著,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在这种大背景下,职业教育布局发展也基本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然而,近年来,职教发展似乎不再高速了,取而代之的是当下最惹人注意的词语“供给侧”改革。所谓供给侧改革,简单的讲,是变投资、消费和出口为代表的需求刺激变为以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为代表的偏重资源供给方面的刺激,从而实现经济的潜在加速。这也是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经之路。目前以钢铁、煤炭、玻璃、水泥、电解铝、船舶、光伏、风电和石化为代表的九大传统行业经济下行压力与日俱增,抛开土地财政,抑制房价过快增长,实现经济软着陆成为政府的重要目标。在这种大背景下,客观量化分析徐州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度对适应改革新局面显得尤为重要。
2 相关研究
关于经济发展与职业教育协同度研究依据不同的方法,大致划为以下几种:基于主成分分析法(PCA)的研究认为影响系统的元素是多样的,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可能的要素,通过计算彼此间的相关性和累计贡献率,剔除影响因子较小的成分,通过矩阵旋转,最终确定一个或多个综合因子作为考察系统的要素进行分析,例如朱洪涛、林光彬(2006)等人的研究。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随着拟合的过程与方法不断改进,后来引入了神经网络,主要是BP(后推神经网络)和RBF(径向基神经网络)及SOM(自组织竞争神经网络),例如邓凯、赵振勇(2015)等的研究。然而共线性检验和神经网络不能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信息的损失,二是过度拟合的问题,因此,新的预测方法应运而生。
基于时间序列的研究将社会经济指标按时间顺序形成的一种数列,通过计算相关系数、偏相关性和共线性分析,构建自回归或平滑移动方程。时间序列理论认为经济数据通常带有不稳定性,因此拟合的方程会出现伪回归现象,从而导致失真。拟合的前提是消除数据的不稳定性,需要通过高阶差分来实现。它反映了社会经济现象变化发展种渐进的过程和特点,是研究经济现象变化发展趋势、规律和未来状态的进一步深化,有别与传统研究过度关注参数指标的量化分析。
3 模型构建
3.1 明瑟收益率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是目前对于教育效率的常用的评价方法。其中定量研究主要有三种:教育收益率、层次分析法和DEA方法。三种方法侧重点各有不同,教育收益率重点考察了教育年限、工作年限与收益的关系;AHP重点探讨不同要素在教育发展中所占的比例,进而寻找关键环节加以探讨;DEA则引入了窗口考察的观点,动态的观测不同时期的教育发展状况,类似于平滑指数的研究方法。本文重点探讨的是职业教育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系统之间的关系,属于定量研究,采用的是明瑟收益率作为整体评价地区职业教育情况的重要指标。
其中Y代表年收入,EX代表工作年限,S表示受教育年限,α表示常数项,也称截距,β是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i.i.d),服从~N(0,σ2),即标准正态分布。β又被称作边际收益率,它的含义是各个时期受教育时间的累积和。因此在具体研究时,我们可以把它进一步虚化,以反映不同受教育年限对于个体的不同影响。我们首先对S进行虚化,加入二进制虚化变量S1,S2,S3,S4,S5,用以反映不同受教育阶段的变化。因此对应的回归系数为β1,β2,β3,β4,β5。虚化过程如下表:
S1~S5的二进制虚化变量从时间上描述了个体受教育时间不同引起的参量变化,由它们和形成的权值矩阵描述了不同受教育时限的相关性。其加权累积和β1~β5形成了受教育时限的边际值:
通过对徐州地区参加普通高中和职业教育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300份进行回收分析,计算样本收益率为8.4%,标准差为0.079,P值远小于0.05,具备显著性。此次分析,样本数为300,自由度为N-1,为大样本,根据中心极限定理,其总体近似看做正态分布,依据抽样分布比例推测总体分布比例的95%置信区间为0.084±1.96×0.000256=0.0835~0.845≈8.35%~8.45%。
3.2 时间序列方程
另一个是自回归过程,反映当前数据与历史数据之间的关系。一个p阶自回归方程由三部分组成:截距、p阶历史值和随机扰动项ε。方程描述为:
其滞后算子的形式表示为:
因此本文选取GDP作为衡量徐州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主要参考,而将其他要素统一列入随机扰动项,整体考察其影响。我们用GDP代表地区生产总值,进而构建ARMA(p,q)方程如下:
4 实例研究
本文选取2000-2015年徐州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及其数据进行研究,研究所用数据采集自徐州市统计局发布的2000-2015年统计报告中。时间窗口跨度设定为15年,以年为单元。
4.1 数据分析
首先对GDP特征进行分解。对于一个时间序列数据而言,数据的平稳性对于模型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时间序列数据是不平稳的,可能会导致自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向左偏向于0,是传统的t检验失效,也有可能会使得两个相互独立的变量出现假相关关系或者回归关系,造成模型结果的失真。为了避免假相关或假回归,应首先对变量进行差分,知道数据平稳,再把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
ADF检验的原假设是数据具有单位根。从上面的结果可以看出p值为0.9957,接受了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这一点也可以通过观察Z(t)值得到。实际Z(t)值为0.181,在1%的置信水平(-4.380)、5%的置信水平(-3.600)、10%的置信水平上(-3.240)都无法拒绝原假设。对时间序列单位根的检验就是对时间序列平稳性的检验,非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存在单位根,则一般可以通过差分的方法来消除单位根,得到平稳序列。对于存在单位根的时间序列,一般都显示出明显的记忆性和波动的持续性,因此单位根检验是有关协整关系存在性检验和序列波动持续性讨论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可以确定一个ARMA(p,q)过程,为1阶差分,包含漂移项。利用Stata对ARMA模型的参数进行具体估计:
变量GDP的系数标准误差是108.0294,这值为2.25,p值为0.025。系数是非常显著的,95%的置信区间为[30.94956,454.4169]。一阶差分自回归系数为0.634,标准差为0.26,p值为0.019,系数显著,95%的置信区间为[0.1061127,1.162059]。一阶差分后的平滑系数为0.38,p值为0.37,不显著。ARMA整体模型sigma值为0.005,Prob>chi2=0.0001,模型拒绝存在显著异方差的假设。
差分以后的GDP与MS时序图没有明显、稳定的变动趋势,从而有效的消除了模型建立过程中的伪回归现象。在时间序列数据不平稳的情况下,构建合理模型的重要方法就是进行协整检验并构建合理模型。协整的思想就是把存在一阶单整的变量放在一起进行分析,从而消除它们的随机趋势,得到其长期联动趋势。
上图给出了根据信息准则确定的变量滞后阶数分析结果。最左侧的两列表示的是统计量,df表示的是自由度。FPE、AIC、HQIC、SBIC代表的是4种信息准则,其中值滞后阶数等于1时,提供的信息最符合需求。
从分析结果中我们看出。迹统计量(Trace Static)为0.9219,对应的协整秩为1,这说明本例中GDP的数值、明瑟收益率的数值,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
协整关系表示的仅仅是变量之间的某种长期联动关系,与因果关系是毫无关联的,因此要想知道明瑟收益率与GDP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具体内容包括:是GDP的值影响了明瑟收益率的值还是明瑟收益率影响了GDP的增长,或者是它们之间互相影响。
通过观察分析结果可以看出,GDP不是明瑟收益率增长的格兰杰因,一阶差分的明瑟收益率在F值的检验上,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本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虽然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但并不意味着模型的失败,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不是真正的变量,因果关系变量,实质的因果关系,依靠有关理论或者实践经验的判断。这恰恰从理论上证实了,职业教育引起的收入的变化,对GDP的贡献率逐年增长的事实。
4.2 模型组合
根据前面的分析,构建如下所示的模型方程:
其中,GDP表示地区生产总值,MS表示明瑟收益率,At表示常数项,μ表示随机误差项,PG表示当年地区普高招生数,ZG表示当年地区职高招生数。
从上述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到共有17个样本参与了分析。模型的F(3,13)=8.28,p值等于0.0025,说明模型整体上还是可以接受的。模型的可决系数为0.65,模型的修正可决系数为0.57,说明模型解释能力还是比较不错的。
模型的回归方程是:
变量PG的系数标准误差是239.29,t值为3.32,p值为0.005,系数是非常显著的;变量ZG的系数标准误差是441.50,t值为-2.76,p值为0.016。常数项系数标准误差284.2435,t值为-3.33,p值为0.005,系数非常显著,95%的置信区间[-1561.479,-333.3379]。
方程需要进一步在GDP与MS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上进行估计,从而确定二者之间的投入和产出的关系,以这种关系维持均衡状态的条件。
观察分析结果,我们得到协整方程为:
该方程反映的是GDP与MS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e=0将模型进行变形可得:
这个方程说明的是徐州市GDP总值与职业教育发展之间的长期作用是负向的,而且系数非常显著。说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职业教育的发展并未对GDP的增加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相反职业教育的发展主要靠GDP的拉动。
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地区生产总值与MS的长期均衡关系模型方程为:
其中: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徐州市目前的经济增长与职业教育发展不协调,协同度较低。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直接对经济发展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相反,一定程度上依赖GDP的拉动。
5 结论与探讨
通过分析,我们看到GDP的增长的确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新招生人数增加,办学规模扩大,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然而通过计算,表明职业教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并不能与经济规模适应。此外,受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宏观政策变化的影响,2010~2015年徐州地区职业教育主要院校课程设置的选择上也发生了变化。机械、电气、建筑、商贸、金融、计算机等传统课程的设置较为集中,而各专业学生人数的变化客观上反映了此前办学力量出现产能过剩行业相对集中的特点。最后,以徐州技师学院为代表的徐州地区5家主要职业教育机构办学资金来源来看,均为财政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这就决定其财务活动基本遵循收支两条线的原则,来源是具有排他性、单一性的特点。编制预算,统一进行预决算,从根本上拒绝了其他资本的进入。以企业资本为代表的资金无法从体制上突破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的垄断,因此现代职教体系中的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只能更多的集中在地理空间上的物理融合,而无法出现更深层次的化学融合。这种化学融合本质是所有制的改革,公退民进,走政府、学校、企业三位一体的发展道路。
摘要：本文对2000年2015年徐州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及其数据进行研究,采用ADF检验法检验了参与回归变量的稳定性和趋势性,利用高阶差分消除时间序列在建模过程中因为单位根出现的伪回归现象。并在此基础上,以明瑟收益率为切入点,重点考察了GDP与MS之间的协同性,并对两者进行了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拟定了协同方程。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徐州经济发展与职业教育协同度较低,职业教育发展仍以GDP投资拉动为主,存在渠道单一、总量不足、配置不均等问题。文章最后,结合供给侧改革大背景,深入分析了协同度低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徐州区域经济,职业教育改革,协同度,时间序列,研究
参考文献
协同持续性 篇7
四川信产正是充分利用自身“互联网化”运营管理的机制和创新的优势, 把企业党建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高度重视和强力推进党建创新, 并借助“组织建设年”、践行科学发展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契机, 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党建和思政工作有效应对“社会化、价值化、互联网化”企业机制、体制冲突, 有效地凝聚党员融入中心工作, 助力企业持续创新发展。
四川信产充分发挥“互联网化”企业运营管理优势, 强化党建管理和创新, 以党建推进团队打造、推进谐企业建设和促进企业转型发展的做法收到了显著成效。为总结经验, 中国电信四川公司组织调研组, 对其创新党建工作的做法和成效进行了调研。
一、四川信产创新互联网企业党建和思政工作的背景和挑战
作为电信体制下保持了最为灵活的互联网化机制体制的企业, 信产公司在推进党建创新、实现党建和企业管理协调发展的过程中, 主要有如下挑战:
(一) 企业定位不断变化调整的挑战
四川信产公司成立16年来, 由于要不断适应信息化发展需要, 其定位历经多次重大调整, 公司班子、员工也随同调整变化, 队伍稳定性、企业创新发展和运营压力往往影响正常党建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 “互联网化”企业组织形式的挑战
四川信产自身的基因有很深的互联网企业特色, 且保持了与社会接轨的、高度灵活的运营管理机制, 超过60%的人员有过互联网企业从业经历, 人员更迭频繁, 对党建管理的持续性、有效性形成很大挑战。
(三) 员工年轻化和个性化的挑战
与电信主业相比, 四川信产员工一直保持了年轻化、高学历结构, 八零后、九零后年轻员工更注重“自我”, 在“讲大局、讲协作、讲奉献”方面, 需要经常进行更多有效的思想教育引导。
(四) 党建管理基础薄弱的挑战
由于公司内部组织机构和员工长期处于变化以适应组织要求、适应新的岗位职责、突击新的目标任务等状态, 致使党建基础单薄, 长期没有专职党建人员, 党建工作不扎实, 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没有得到较好发挥。
二、四川信产创新联网企业党建和思政工作的探索和成效
(一) 加强组织制度建设, 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针对党组织建设薄弱环节, 健全基层支部体系。为增强基层组织的统一战斗能力、促进党建和企业中心工作的有机融合, 信产公司坚持以部门为单位组建基层支部, 党委成员按分管范围交叉联系、参与支部组织生活, 各支部在公司党群部指导下广泛开展内部“牵手共建”活动, 实现了组织管理体系“面向基层、全面覆盖、直接指挥”。
针对基础管理薄弱环节, 推进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公司深化“标准化示范党支部”建设, 通过学习培训、调研指导、督促检查等多种形式, 推动基层党组织的标准化建设。通过季度性培训提升党务干部工作能力, 同时通过党务公开增强工作透明度, 促进党员充分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 把民主集中制落到实处, 并全面强化党建基础管理工作, 为夯实基础、强化规范、推进发展奠定了基础。
落实“情系员工”理念, 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创新建立党建荣誉体系, 指导各支部引导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发现和培植先进典型, 并做好宣传、激励工作。建立了面向退休、重病及贫困党员的走访慰问制度, 力所能及地帮助困难党员、员工解决现实问题和困难, 把党组织真正建成了“党员之家、员工之家”。
全面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 推进长效党建机制建设。公司将党建工作纳入领导班子日程, 抓好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 严格组织生活, 突出抓好“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等党内生活制度的落实, 督促党员领导干部按要求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 全面落实党员领导干部“一岗双责”要求, 充分调动基层支部委员抓党建和思政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努力提高党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推动组织建设各项任务的全面落实。
(二) 加强思政教育引导, 提高党员干部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
以完善平台为手段, 构建互动型员工思政工作机制。在坚持领导与员工“面对面”交流、季度思想动态分析、骨干员工座谈、职工代表列席公司重要会议等制度的基础上, 建立党员列席公司重要会议制度。公司非保密性会议, 每月邀请1-2名党员列席, 以便普通员工更多地了解公司整体情况, 做好公司政策、制度、重要工作开展等情况的上传下达。理顺党群口思想调研和工会口思想调研的关系和工作机制, 建立“党委书记信箱”, 随时收集党员、员工意见、建议。党委建立面向员工的“下访”机制。党委、支部委员和党群专职干部在“收集意见”的基础上, 主动做好“下访”工作, 每年坚持1-2次深入基层, 关心和了解党员干部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党委加强支部、部门“一岗双责”、廉洁自律、重点项目落实的跟踪管理。在此基础上, 支部还要定期开展谈心、谈话活动, 确保党员之间、党群之间相互信赖、相互协作的关系更加融洽, 努力增强党组织向心力和凝聚力。
以强化理论学习为重点, 切实加强思政工作。党委健全中心组季度学习机制, 积极做好支部层面理论学习和检查, 建立完善的评学制度。通过集中学习、专题辅导报告、微型党课、实践调查研究、个人自学、经验交流、撰写体会文章、知识竞赛、微博传播等学习方式, 使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体现时代特点, 贴近党员需求, 收到实际成效, 确保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过程成为增强本领、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过程, 通过有效地学习增强党员宗旨意识、政治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公司组建党建专业内训师团队, 结合中心工作举办党建专题内训, 辅导党员加强学习, 组织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和从政道德教育, 引导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 提高思政素质, 培养高尚道德情操, 增强党员干部思想作风的纯洁性, 并作出表率。组织开展党建微视频——“西信先锋”微视频全员创作、展播活动, 并通过公司网站、手机报、APP等阵地, 努力构建多层次、多功能、多渠道网络体系, 大力宣传创建学习型党组织的进展及亮点, 大力营造崇尚学习的氛围和全员学习、党员终身学习的理念, 使党员学习能力不断提升、知识素养不断加强、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
以建立长效机制为核心, 深化学习型党组织创建活动。在传承以往好的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 各支部积极创新学习方法、丰富学习载体、构建学习体系、健全学习机制, 不断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各支部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和党建目标考核责任制。党委将把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作为部门团队建设的重要依据, 组织党员对创先争优行动的情况进行民主评议, 将评议情况与年度考核、评优评先相结合, 与干部选拔、培养教育、管理监督和激励约束相结合, 充分发挥管理考核的激励、督促和导向作用, 推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化, 巩固和扩大成果, 促进党建工作科学化、制度化水平的提高。
(三) 深化争创活动创建, 巩固和扩大创先争优活动实际成效
深化“先锋工程”建设活动。各支部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的完成、党组织职能实施和部门服务承诺、新技术新业务研发、孵化实现等中心, 提升内部服务的有效性, 同时通过产品改进、体验优化等途径, 提升服务用户的水平和产品、服务的创新力度。结合公司新业务探索发展的要求, 找到与公司“两支人才队伍”的结合点, 在专业工作领域分类建立了6支党员攻坚破难突击队、2支新业务研究突击队等, 通过突击队建设共同促进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 有效促进“业务领先”。
开展“示范”创建活动。党委在开展好“四好班子”、“五好支部”、“四强党组织”、“党员示范岗”、“为民服务创先争优”等示范活动的同时, 组建西信“新锐”志愿者服务团, 结合“雷锋”精神宣贯实践等活动, 充分发挥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的作用, 努力构筑外向延伸的组织形象展示平台, 探索开展与外部党组织的牵手共建活动;组织“感动西信人物”评选活动;对内组建党员帮扶团队, 做好绩效考核排名落后、家境困难等员工的点对点帮扶工作, 提升西信形象和党组织的外在影响力, 创新党建工作方式。
推进打造“新锐”文化品牌。做好文化宣贯支撑, 坚持以党建带动群团建设, 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 加强党对群团组织的领导和指导, 把群团工作纳入党建工作总体规划, 定期听取群团工作汇报, 形成党建和群团建设齐抓、互动、共进的合力, 充分发挥群团工作在打造创新品牌中的积极作用, 全力配合企业文化建设办公室推进西信“智慧、创新、人文”品牌建设, 继续开展“青年文明号”等创建活动, 创建和谐企业。
(四) 加强作风效能建设,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种体, 营造良好的氛围, 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 进一步增强加强作风建设和效能建设的自觉性, 促进作风的转变和文明素质的提高。
强化问题整改。公司党委牵头, 结合党委掌握信息和党员思想调查信息, 切实把握并解决好党员干部作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 促进提升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同时配合各中心、部门支部建立并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加强问题整改工作的动态性、常态化检查, 规范组织管理秩序, 从根本上促进工作作风、文明素质和服务效能的改进和提升。
严格考核奖惩。健全完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 将作风建设和效能建设纳入绩效考核体系, 并形成长效管理机制。效能和作风建设明确目标责任, 量化考核内容, 完善考核措施, 考核结果列入评先评优、工作评价的重要因素, 着力提高各部门、支部工作效能。同时公司纪委要加大明察暗访力度, 加大对失职干部的责任追究。
(五) 健全惩防工作体系, 筑牢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防线
加强廉洁和警示教育, 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意识。充分利用中心组 (扩大) 学习、警示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等平台, 组织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骨干认真学习《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七不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党内监督条列》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相关规定, 加强警示教育, 切实把反腐倡廉教育融入党员干部的培、选、管、用等各环节, 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提高廉洁从政意识和大局意识。
完善工作机制, 深化廉政监督制度创新。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全面实行廉洁从业承诺, 健全完善廉洁自律机制, 建立领导干部和后备干部廉洁档案, 从制度层面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结合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民主评议、党员组织生活等有效途径, 规范党内廉政谈话要求、建立干部廉政档案、定期开展廉情分析。同时通过加强纪检队伍自身建设, 加强业务学习, 强化工作指导, 努力提高纪检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实名投诉、举报100%查证反馈。结合季度员工思想调查, 切实做好廉政教育情况和民主监督情况调查和问题整改工作。
三、四川信产创新社会化互联网企业党建和思政工作的启示
(一) 结合实际, 着眼全局, 始终坚持新兴企业创新党建和思政工作的基本原则
坚持一体化原则。确保党建和企业文化、企业运营中心工作的协同推进, 实现党建与公司管理、发展中心工作的一体化管理。
坚持创新性原则。根据企业定位, 着力研究新定位下企业党建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从“‘点’上突围”切入, 确保党建和思政工作更加符合企业管理、发展需要;创新党建新思路、新内容和新方法, 充分发挥党建工作优势, 有效克服新定位下人员、资源、机制、管理等因素可能给党建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 以开放的心态和务实的行动, 促进树立企业和企业党组织良好的社会形象。
坚持渗透性原则。避免“为抓党建而抓党建”的片面做法, 推进党建和思政工作在服务于企业创新发展、服务用户的中心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通过构建创新机制, 通过组织建设、思政和企业文化宣贯等有效手段, 促进党建工作有效渗透到企业创新发展的全过程, 并与公司行政、工会形成相互结合、相互支持、互相促进、共同提升的能量转换机制。
坚持效益性原则。就是在确保党建和思政“专业”成效的同时, 团结和带领全体党员、带动全体员工为企业发展和价值创造服务。在公司价值引领、效益优先的管理原则下, 准确掌握党建和思政工作投入主要方向, 合理使用有限的成本资源, 实现管理规范、经营效益、企业凝聚力建设和形象品牌塑造的效益最大化, 逐步推进实现企业党建工作的良性循环。
(二) 融入中心, 促进发展, 准确把握新兴企业创新党建和思政工作的主要方向
坚定上下同心的思想方向, 推进全省大局与信产实际的有机结合。党建和思政工作要立足于全省发展大局, 着眼于统一思想、振奋精神、鼓舞士气和凝聚力量, 确保组织管理和思想教育引导的有效性, 在党委领导下, 着力营造全员关注、参与、实践服务和创新发展的良好氛围。
坚定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向, 推进制度管理和“情系员工”的有机结合。在坚持党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更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和帮助人, 在确保企业创新发展的同时, 要做到情系员工, 在领导和促进企业发展, 确保政策、制度的有效优化和传递的同时, 要真正做到关心员工成长和进步, 深化推进构建和谐企业。
坚定实事求是的工作方向, 推进解决员工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机结合。组织管理的优化和企业发展的推进要从“三贴近”入手, 既要引导和解决员工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 又要通过制度的有效施行和公平性、公正性的显现和监督, 切实解决员工工作、考核、分配、晋升以及生活中的实际困惑和难题, 让员工乐于与企业共同前进、共同发展。
坚定创新发展的改革方向, 推进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和工会工作的有机结合。创新发展是企业永恒的主题, 企业党建和思政工作也要坚持创新的思路和方向, 主动实现与产品、运营、创新的载体和平台、企业文化创新活动和工会群众性创新活动等紧密联系, 增强党建和思政工作的渗透力、影响力和感召力。
(三) 确制定目标, 加强指导, 确定好新兴企业创新党建和思政工作核心任务
以基础规范为目标优化基层组织建设。优化基层组织建设, 健全组织工作机制, 推动支部党建实现规范化、常态化, 加强党员学习管理, 提升党员基本素质, 实现党务工作人员培训率100%;做好新党员发展工作;分类建立党员业务攻坚突击队、“新锐”志愿者服务团和内部党员帮扶队伍, 促进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健全支部、党员基础管理台账, 完善组织和党员基础档案。公司班子团队达标, “四强”党组织达标;尝试推出西信党建品牌活动。
以互动沟通为目标加强思政工作。搭建完善的沟通互动平台, 确保员工对集团、省公司重大方针政策、“两情系、一转变”内涵的认知度达95%以上;树立一批有影响力的先进典型;员工满意率继续保持在高位水平。
以有效协同为目标深化企业文化建设。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加强企业文化宣传贯彻, 确保员工对企业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度达到95%以上, 服务文化宣贯达标率达95%以上;员工对中国电信服务文化内涵的认知度达到95%以上;新员工企业文化培训率达100%;员工对“智慧西信、创新西信、人文西信”内涵的认知度达100%。
四、四川信产创新互联网企业党建和思政工作硕果累累
通过强基固本、深化创新系列措施的施行, 目前, 四川信产党建和思政工作已逐步步入正轨, 党建和思政工作的创新促进了党组织凝聚力、向心力的明显提升, 连续7年超额完成省公司下达目标任务、绩效考核超过100分, 天府热线入选中国商业网站百强, 天虎网位列百佳娱乐网站行业, 近年来公司先后被评为“全国青年文明号”、国资委“中央企业学习型红旗班组”, 四川省“文明单位”、“实践三个代表示范党组织”、“五四红旗团委”、“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先进单位”, 中国电信模范职工之家、中国电信科技进步奖, 四川电信“先进基层党组织”、创新成果特等奖、突出贡献奖等各项荣誉称号数十项, 连续10年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目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