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结构

制度结构（共12篇）

制度结构 篇1

一、我国税制结构发展态势

税制结构是指主体税种的选择以及主体税种与辅助税种的配合。这里的主体税种是指在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中和全部税收收入中居于主导地位, 在体现国家政策和履行税收职能方面起主导作用的税种。其类型包括以货物和劳务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以及货物和劳务税与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避税港”等四种税制结构。

(一) 我国税制结构发展轨迹

我国税制结构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建立发展起来, 并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逐步完善, 采取渐进式方式对税制结构进行调整。1950年统一全国税政建立了新税制, 此后经历了1953年修正税制, 1958年和1973年两次税制改革, 1983年和1984年两步“利改税”, 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最终形成了相对规范的税制结构, 从最初只有几个简单的税种发展成为多税种、多层次的复合税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税制变动较为频繁且剧烈, 这是由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

税制结构是我国税制改革的焦点, 1994年的税制结构调整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一次税制变革, 初步形成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制结构模式。之后分税制结构虽然几经调整, 但仍不适应快速发展的宏观经济的发展需要,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使得我国出口锐减、投资下滑, 经济增长缓慢, 税制结构调整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彰显。税制结构的变动与经济发展、生产结构、征管能力及社会需求等客观条件的演进规律还不适应, 而是更多的受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政策方针以及政府间收入竞争等意外冲击的影响, 致使税制结构的调整未能有效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社会公平的作用。

(二) 取得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国税制结构逐步调整和优化, 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促进了国民经济高速发展, 提高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人均收入迈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一是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通过建立合理的税制结构, 给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活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建国以来, 中国GDP年均增长8.1%, 国民经济综合实力实现由弱到强, 由小到大。2011年底经济总量超越日本, 稳居世界第二。二是大幅度增加了人民收入水平。我国人均居民收入已经由建国初的上百美元提升到2012年的6 500美元, 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准。同时, 市场经济体系日益完善, 社会保障系统逐步建立, 人们的生活质量逐步提升。三是建立了完备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税制体系, 税制体系日臻完备, 改革次数多、密度大, 经历了数次大的改革和无数次小的调整, 建立起了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辅助的19种税种, 适应了不断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要求。

(三) 存在的问题

税制结构变动的宗旨是税制结构优化, 其目的在于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而目前我国的税制结构及其调整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税制结构优化的目标, 损失了效率又不利于公平。一是税制结构不合理。分税制改革后, 流转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一直在75%左右, 增值税占工商税收收入比重保持在46%-50%, 表明我国逐步建立起以增值税为代表的流转税类为主体税种、以企业所得税为代表的所得税类为辅助税种的税制结构。它虽能够有机结合流转税的刚性和所得税的弹性, 但流转税过高, 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生产和消费负担。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比重相对较低, 不利于维护社会公平。财产税没有调到相应位置, 消减收入分化的功能难以实现。同时, 税收初次分配过大, 再分配严重不足, 对间接税征管过重, 对直接税征收不力, 使得大量的应纳税收入既躲避了流转税的征收, 又排斥在所得税征收在外。二是税负不合理。我国目前各类企业之间存在税收负担不公平现象, 国有企业税负高于集体企业, 集体企业税负高于私营企业, 私营企业税负又高于个体户, 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的原则。而且, 大型企业税负高于中型企业。由于增值税实行价外税, 税额与销售额相分离, 实际税额与进项税额大小密切相关, 导致工业部门的增值税大于服务部门, 形成产业界的税负扭曲。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 资本性收入高的企业老总等高收入者反而容易偷逃个人所得税。三是税权划分不平等。分税制将税权收归中央、责任留给地方, 导致中央财政收入迅猛增长, 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不断减少, 任务支出比重却不断加大。据统计,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 我国政府财权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扣除中央与省级财税外, 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权只有余下不到17%的水平。四是引发经济政治问题。由于税权划分不平等, 地方政府事权远高于其承担职责所掌握的财权, 以及政绩体制考核驱使, 少数地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招商引资, 发展地方经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 难以提供公众急需的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产品。

二、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基本趋势

税制结构优化是指通过改革和完善税制构成要素, 最终实现税制优化的一个过程。它包括调整税制要素、按照税收目的、采取组合形式使税制达到最优的程度。合理的税制结构不但能引导资源优化配置, 缓解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 有效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 缩小城乡, 贫富差距, 还可以扩大公民的民主权力, 形成宪政精神, 激发公民纳税人意识的觉醒, 形成积极进取的现代公民精神。当前税制结构应以公平合理为目标、直接税构建为核心、强化政府公共支出为导向、信息管理建设为重点、促进经济增长为动力, 形成以下优化基本趋势。

(一) 以追求公平合理为目标建设现代税制理念

注重税收公平应该成为下一步优化税制结构的首要目标目前税制结构导致同产业、行业和地区税负分布不均衡, 整个税制结构呈现出累退性, 低收入阶层负担了更多的税负,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税种和税权之间的配置不合理、不公平现象, 都需要在税制结构优化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

(二) 以直接税构建为核心建设现代税收制度

我国现行的税收结构以间接税特别是增值税为主, 直接税为辅, 拉高了商品和服务价格, 增加了企业成本, 不利于经济发展。流转税通过价格渠道向全社会转嫁, 广大消费者购买生活必需品的税负甚至变成了“奢侈品”, 阻碍了内需扩大。直接税较低, 起不到税收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按照现代税收理论, 结合发达国家实践, 应该建立以直接税为核心的现代税收制度, “控高、提低、调中”个人所得税, 增加遗产税、资本所得税等财产税税负, 降低企业承担的所得税, 构建以公平合理为目标的税收制度。

(三) 以强化政府公共支出为导向完善税收用途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 人民群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要求日益迫切, 需要政府加快财政投入, 强化对交通、运输、市政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 扩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建议对所得税法与所得税率进行修正, 以及完善相关保障工作, 确保满足政府扩大的公共支出要求。

(四) 以信息管理建设为重点提高税制征管能力

健全涉税资料管理是税务行政的先决条件。要使纳税人诚实申报, 并心悦诚服地纳税;使税务机关有税尽收, 无税禁收, 最基本的途径就是依据真实可靠的涉税资料公平课税。要设立专门的涉税资料处理部门, 加强税制征管信息建设, 提高税务人员监管能力, 确保税制征管的准确、有序、高效。

(五) 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动力夯实税收物质基础

经济增长和税收征管相互促进, 经济快速发展是获得税收收入的直接前提, 而科学有效的税制结构和税收征管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筹集公共财政收入, 公平财税分配, 储备经济发展后劲。而且, 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 企业、居民所得的快速增加, 又引致银行储蓄增加, 以及投资于不动产及流动性资产的财富也大大增加, 从而为税制结构转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前提——税源基础。

三、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操作取向

结构性减税, 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的调控目标, 采取的阶段性税收政策调整或长期性税收制度安排, 对税制改革方案“有增有减、有保有压、结构性调整”的过程。现阶段必须夯实我国税制结构的税源基础、观念基础、制度基础、行动基础及技术基础, 成功实现税制优化与税制结构的调整和转型, 这是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有效实现的基本方式与重要途径。

(一) 优化税制观念, 税制结构要体现公平合理

一是要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带动、上下联动, 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正反实例, 在全社会达成基本共识:间接税是缺乏弹性的税收, 间接税的占比过高, 说明税收负担大部分落在一般平民身上, 课税公平是税收制度的最高原则, 所得税在现代租税体系中被公认为是最优良的税收。二是在税制改革过程中, 将追求公平合理作为税制建设的基本理念, 改进赋税负担分配, 体现公平合理。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所得税在总税收中的比重, 加重实施量能课税原则, 并减低间接税随所得累退的程度, 以求税负的公平及合理的财富分配。三是完善所得税改革。增加所得税税收, 抑制直接税占总税收比重逐渐下降的趋势;增加中高所得者及减轻低所得者的所得税负担, 以符合量能课税原则;加强稽征监管, 掌握所得来源, 防止若干资本所得及执行业务所得逃脱监管;对个人实施综合所得税, 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收。

(二) 优化税收结构, 建立直接税为核心的税收制度

通过降低间接税占比, 中低收入者在总收入中负担的税收比重会下降, 而消费能力会有所增强。同时, 市场领域的投资壁垒也会减少, 现金流会有所改善, 而盈利能力会有所增强;通过结构性增加高所得者、多财富者的税负, 可以增强整个税制的公平程度, 以及税收随所得、财富增加而增加的税收弹性, 并为对部分纳税人或课税对象的实质意义上的减税提供空间。一是完善流转税, 尽快实现增值税转型, 构建“消费型”增值税, 加快“营改增”试点和全面推广;要完善消费税立法, 主要税种要上升到法律的形式, 及时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 将奢侈品项目与奢侈消费行为囊括进去, 全面整合清理地方政府制定的税收政策, 将我国现行的价内税改为公开透明的价外税。二是优化所得税。应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硬税基, 严征管。改分类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制为分类与综合相结合征收制, 逐步拓宽税基, 并简化税率档次, 健全费用扣除制度。三是健全房产、财产税制。扩大房产税试点和征税范围, 其税基和税率应该根据房产的用途与价值等因素估价确定。健全财产税体系, 开征个人物业税, 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和评估制度, 适当提高财产税在不同阶段的税收负担, 增加社会财富闲置的成本, 消除收入差距扩大,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四是推进社会保障税、遗产税、环保税试点, 增加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

(三) 优化征税技术, 加强信息管理为重点的能力建设

完整的税收信息资料库建设是保证税收征管有效的核心。要健全涉税资料管理, 提供真实可靠的涉税资料, 确保纳税人课税公平。一是设立专门的涉税资料处理部门, 可以在国税总局和财政部联合设立“财税资料管理中心”, 统一收集、监督和管理全国税务信息, 利用计算机加强对综合所得税资料的通报、归户及管理, 以增进稽征效率及防止征管弊端。二是实行强制记账方式, 并对违规者加重处罚, 利用立法强制其记账, 明晰费用减除原则;修订所得税法的处罚原则, 增加不依规定记账的处罚, 以有效掌握税源、提升税收稽征效力与税负分配的公平。三是对家庭的财产也实行归户管理, 以充分掌握财产税的税源, 与个人所得税改革相配套。

(四) 加快经济发展, 夯实税制结构转型的经济基础

税制结构优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快速发展可以提供税收来源, 推动税制结构科学优化。一是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服务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全面推开营改增的实施步伐和扩围空间, 促进三大产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和相关行业之间的社会化协作, 督促各类市场主体自觉地参与要素流通和结构优化。二是围绕加快区域经济发展, 服务和促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现阶段在制定税制结构优化政策和措施时, 应当充分地将税制设计体现在明确开发方向、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和完善开发政策等方面。三是围绕控制经济运行风险, 服务和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健康发展。通过税制结构优化的制度设计, 支持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文化产业、创意经济等升级改造, 努力控制和降低工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减轻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收负担。引导控制虚拟经济规模并加强系统性风险管理和评估, 加强对虚拟经济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 提高金融市场、房市投资等虚拟经济发展的可控性。

(五) 优化税改行动, 满足政府不断扩大的公共支出需求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公共产品需求普遍增加, 必须立即进行税制结构改革, 推动经济发展, 扩大公共产品供给。一是优化产业税负。针对当前产业税负结构不公平的现实, 应积极调整产业税负结构, 继续对第一产业实行税收保护, 对第二产业中资源、材料消耗较大的行业减少盲目性投资扩张的同时提高税负, 并对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以及新兴服务业和吸纳较多劳动力的服务业降低税负。二是缩小行业收入差距。要规范垄断行业获取的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收益, 在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 同时建立收入分配检测系统, 加大审计、稽查力度, 杜绝少数企业因偷税漏税获取非法收入。引入市场竞争, 加快推进国有垄断行业改革, 打破进入和退出壁垒, 缩小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三是优化税制分权。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税权和职责, 扩充地方税, 做到权责对等、监管到位。要赋予地方部分税收立法权, 同时增强地方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 提高基层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数量和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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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民日报.我国税收70%属间接税加重企业和消费者负担, 2012-02-28.

制度结构 篇2

一、内部管理制度

（一）、对检测工作质量申诉的处理制度

1．用户对检测结果提出异议或申诉时,由公司指定专人受理。2．接到申诉后，由质量负责人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复查，检查原始记录，仪器设备环境状况，了解操作方法及保留的试样情况，数据计算等，并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分析，分析后按下列步骤处理。

a．确认原来试验结果正确，原报告无误的，应通知委托单位及申诉者。对该项目原则上不接受复检。

b．复核后确定原始记录或数据处理、结论判断等属人为错误的，应重新发更改通知书，并收回原错误报告。

c．复核后对检测结果有怀疑时，应通知申诉者商量复测事宜。d．由质量负责人按规定组织复测，复测结果证明原报告无误的，应立即发出复测无误报告。

e．经复判定原试验报告有错误，应将复测结果出具更正通知书，按规定经校对，审核后加盖公章发出，并收回原发出的错误报告。一切费用由公司自负。

3．对检测失误者，按具体情况给予适当处理。

4．有关检测质量申诉的全部资料，均作为技术资料，在处理后质量负责人整理交档案资料员存档。

5．对不可重复性试验，原则上不接受申诉，申诉期限一般为报告发出后半个月内。

（五）、检测事故分析、报告制度

1.检测过程发生下列情况，均按事故处理： a．样品丢失或严重损坏；

b．检测委托单、原始记录及报告丢失；

c．检测人员违返检测程序、规程和测试方法错误而造成的检测数据和结论错误；

d．检测仪器、设备损坏、设备丢失； e．人身伤亡和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

2.事故发生后，发现人或当事人应立即向技术负责人报告，并应停止测试，重大事故还应及时向公司经理报告；

3.事故责任人，应写出事故检查报告，说明发生事故的时间、地点及简要过程，检查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责任。

4.检测事故调查处理：

a．一般事故，由公司质量负责人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调查分析，查清原因和责任后提出处理意见；

b．重大或有影响的事故，由公司质量负责人报告经理，协助经理调查处理。

5.由于事故原因，影响到已发出的检测报告结论准确性，应提出解决处理措施，及时通知委托单位，并报告公司经理。

（二十）、保密制度

1.档案划分为绝密、机密和秘密三级，密级档案要集中保管，确保安全。2.秘级档案借阅要有借阅者持所在部门领导签字的手续，经单位主管领

导批准后方可借用，但不许转借他人或带出单位。3.不许向外单位或无关人员泄漏本单位档案。4.不许翻印、传布秘级档案，未经许可不得摘抄。

5.发现失密现象应及时报告主管领导，并追查责任者给予严重处罚。6.加强保密教育，认真贯彻执行《保密法》，严格防止各类失密现象发生。

7.定期检查总结保密工作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二十二）、检测人员守则

1、检测人员进行检测工作，须先经过培训，要掌握检测规范和相关的检测方法，操作熟练，经考核合格取得上岗证书后，方可上岗。

2、检测人员应遵守质量手册的规定，严格按有关程序文件和作业指导书开展检测工作，按时完成任务并报出数据，保证检测数据准确可靠。

3、负责所使用仪器设备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熟悉其性能及操作规程，做好使用和维护记录，做好试验室内务管理。

4、按程序文件要求进行新项目的准备工作。

5、积极参加有关的培训学习，努力提高技术水平。

6、当检测仪器设备、环境条件或被测样品等不符合检测方法的要求时，检测人员有权暂停检测工作。

（二十五）、事故处理制度

在检测及检测管理过程中发生下列情况按事故处理：

1、一级事故：

a 检测过程中违反安全操作发生人身伤亡； b 不认真计算、审核而造成错误数据出公司；

c 无特殊情况下，由于责任心不强造成样品丢失或作废； d 由于违章使用水、电设备而造成损失； e 未经经理许可，私自泄露检测技术资料；

f 由于责任心不强，造成上报的技术资料出现重大失误。

2、二级事故：

a 不按质控要求工作或质控措施不当而造成检测数据出现异常情况；

b 明知检测仪器、检测条件不符合要求，检测化验违反操作规程而造成检测结果错误。

3、三级事故：

a 不按时下达检测任务造成检测误时或漏测；

b 由于未做原始记录或原始记录丢失而造成检测结果有争议。

（二十六）、检测数据管理制度

1、为保证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和严肃性，一切对外公布的数据均须三级审查，经公司级领导审批后方可公布。

2、检测数据、污染源调查资料、各项检测成果均为国家所有，任何个人无权占有。未经主管部门允许，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引用或发表尚未正式公布的检测数据和资料。属于机密性数据、资料要严格按照保密制度管理。

3、单位和个人索取检测数据、资料必须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其具体审

批程序是：

（1）、填写数据、资料索取报告单：包括数据（资料）名称、数量、用途、去向。

（2）、副经理审查提供数据（资料）的必要性，签署审批意见。

（3）、对有偿提供的数据、资料，需办理财务手续后方可提供给用户。

4、年度报送上级主管部门的文件资料必须进行编号登记。其它部门和个人索取时，必须严格执行审批手续，未经允许不得提供。

5、对各县（市）、区、、行业、企业检测公司呈报的数据、资料负有保密责任，不得随意提供、转让或发表。

（二十七）、检测工作质量保证制度

1.检测工作人员必须是：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事业心和责任感，工作仔细认真，一丝不苟，排除干扰，敢于碰硬；精通本专业技术业务、规范规定，并须经技术业务考核，取得专业操作证书方准上岗操作。

2.试验工作以规程为依据，以标准为准绳，遵守国家各项技术政策、法令、规范、规定。了解科技发展动态，保持试验方法的先进性。

3.测试过程、精力集中、原始记录，各项记清，试验报告，数据齐全，结论明确、依据可靠、字迹工整，涂改无效。严密审核层层把关。

4.试验完成后，由各检测室负责人或助工以上技术人员严密审核后技术负责人签字盖章试验报告单生效。

5.试验仪器和设备，必须按规定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修和率定，使其达到技术要求。凡未经率定或不符合要求的仪器、设备，不准正式使用和出具试验报告。

6.试验的环境、卫生、通风、照明、温湿度条件，必须符合有关技术规定要求。

（二十八）、检测室的管理制度

1.试验人员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标准、规定、规程。工作时穿工作服，精力集中，严肃认真，保证测试准确。

2.收到试样应及时按标准试验，需保存的试样必须封存由专人保管，不应存在的试样应及时清理掉。

3.试验室必须配置电闸箱，设专人保管，并不得超负荷，用电线路正规。定期（一个月）检修，工作完后拉闸。

4.上下水道要保持畅通，排出污水要妥善处理。

5.试验室温度必须保持在15℃-25℃之间。养护室温度要保持20℃±3℃湿度要90%，养护箱温度要保持20℃。

6.试验仪器要专人专机负责制，经常擦试保养，每月一次大检查维修，按期换油、校验，保证仪器灵敏、准确。

7.每天打扫地面、经常擦试仪器，每周搞一次扫除。擦门窗，搞好环境卫生。

“制度的笼子”应是双笼结构 篇3

《同舟共进》：您认为现阶段依法反腐最重要的落脚点在什么地方？

任建明：现阶段推进依法反腐的落脚点，我认为有两个。近期，不符合法治的问题要认真逐一加以解决，比如十八大之前出现的选择性反腐等。长远看，根本的保证是要切实推进法治进程，提高法治水准，如果这一点能做到，我想不光是反腐败，在整个社会治理、执政党建设等方面，都能得到保证。

乔新生：如果仅依靠中纪委书记个人魅力推进反腐工作，还不够。当下的落脚点，是下定决心，趁热打铁，尽快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反腐败法》，明确反腐败的大政方针、基本原则、豁免条件、终极目标。必要时，可先制定相对简要些的反腐败基本法，将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反腐败制度吸纳进来，解决当前政治生活中依然存在的腐败问题。比如，《反腐败法》可以规定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要求公务员必须申报自己的财产，公务员的家属子女必须同时申报。此外，对于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一些政治特权，应当进行专项清理，如果领导人子女的职务安排不符合国家法律和组织纪律的规定，则应及时加以调整。只有这样才能消除隐患，使反腐败真正取得成效。

纪律和法律如何1+1>2

《同舟共进》：我们常提到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笼子应该是包括法律和纪律。现实操作中，如果领导干部出现违法违纪行为，一般是先由纪检部门进行调查、做出党纪处分后再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对于这种方式，您怎么看？

任建明：现阶段，可以说我们坚持的是纪律优先、法律后置的操作方式。之所以执纪优先，紀检监察机关的解释是，对于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更高的标准，我们在纪律方面有很多惩戒和约束。但是如果纪律不能很好地进行约束，党员领导干部则恰恰会因为纪律优先，最后逃避或减轻了法律的制裁、惩处，反过来是从结果上损害了执政党执纪的公信力。而实际操作中这么安排，其实是根据党管干部的大原则。我并不认为党管干部的大原则不对，只是说在操作时，还要接受其他一些原则的考量或评判，比如说法治原则。过去有些执纪确实不是那么符合法治原则，甚至有的明显是违法的，在执纪后没有进入到执法阶段。严格地说，这种方式是不符合法制的，从发展的趋势看，肯定是要调整的。

乔新生：长期以来，“党纪国法”已经成为习惯性用语。党的纪律与国家法律并存，这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需要。然而，这样容易混淆国家法律与党的纪律之间的界限，有可能让外界产生党的纪律大于国家法律的印象。

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每一个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背后，都有相应的机构支撑。我们必须首先清理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只有这样，机构改革才能彻底，才能达到提高反腐败效率的目的。

《同舟共进》：那您觉得司法机关有没有必要更早地介入执纪过程？

任建明：我在四中全会后写了一篇文章，对于纪律和法律到底如何更好地衔接，我提出“同步”和“并行”。历史上我们一直有这样的实践，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联合办案，即由纪检监察部门和检察院的反贪部门联合办案。大的案件不说，我们谈一些小的个案，比方说，当年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李真，就是由中纪委和高检成立的联合专案组进行调查的。我觉得这种联合办案就是纪律和法律同步、并行的一个成功实践。事实也证明，这种联合办案的效率很高，更主要的是它克服了纪律优先而产生的问题：两个机构同时协调执纪执法，可以发挥1+1>2的效力，同时也可以相互制约，减少因为执纪、执法过程中因各自缺乏监督而导致的滥用权力甚至腐败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具有实操性的解决方案，既兼顾到党管干部原则，又兼顾了法治原则。

我们一直以来有这种联合办案的实践，现在要做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将其普遍化、一般化、刚性化，即每个个案都可有两个部门联手执行。我到深圳前海廉政监督局参观调研，发现它们更“前卫”，实现了“五位一体”：廉政监督局里的人员组成包括纪检、监察、反贪、公安、审计，当然纪检监察的人最多，其他每个部门派出两人，一个副处级干部，一个具体工作人员，组成一个办案组，这样一来就把原来分散在各部门的廉政执纪执法队伍整合起来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是一个有新结构设计的新组织，比我们所说的同步并行还往前走了一步。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尝试。

最后，我希望可以从软整合和硬整合两个方面实现纪律和法律更好的对接。软整合是上面提到的同步并行，硬整合是希望有一天能把这些分散在各个系统的反腐败机构，通过精简机构合并整合起来，软硬兼施，那就更彻底了。

“小官巨腐”背后的基层法治反腐

《同舟共进》：在“打虎拍蝇”过程中，陆续出现一些“小官巨腐”现象，法治在基层的空心化是导致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如何让法治深入基层，减少此类腐败？

任建明：对于基层的腐败，我觉得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坚决惩处，形成震慑，把规矩意识确立起来，这可以说是短期内我们最应该去落实的一项工作。这些基层巨腐的危害，不仅是攫取了大量的财富，而且对老百姓利益的侵害，有的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说到长远一点，还是需要依靠法治推进权力的监督。基层的范围很广，一个农村，一个城市的社区，一些其他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的组织，通常都可以把它理解为基层。怎么让法治深入基层，进而推进在基层的权力监督，我觉得这方面我们还是有一些优势。比方说，我们从1988年就开始实行村民自治，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委会。在这种民主监督机制的基础上，更有条件来设计相应的机制，让权力的运行透明、公开，解决权力有效监督的问题。与中高层的问题相比，我觉得基层的问题反而更好解决一些。

有无必要马上推进《反腐败法》

《同舟共进》：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建议出台《反腐败法》，对此您怎么看？

乔新生：前面我已经说到《反腐败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里再补充几点。众所周知，检察机关虽然设立了反贪部门，但在依法查处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过程中只能适用《刑法》，因为我国没有专门的《惩治贪污贿赂条例》和《反腐败法》。

nlc202309051811

《刑法》把贪污渎职贿赂犯罪规定为职务犯罪，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成为犯罪责任主体。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权钱交易发生在国家工作人员和市场主体之间，这就使得检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过程中受到掣肘。在侦查过程中如果涉及市场主体特别是一些大型工程建设施工项目负责人，在办理案件的过程就必须借助特殊的交易方式，迫使案件的知情人交代有关问题。最通常的做法是，市场主体交代有关行贿的犯罪情节，而检察机关放弃对其提起公诉。在法庭审理阶段，由于特殊交易的存在，公诉人经常处于被动状态。

随着我国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采取关联交易或者非物质交易的方式，与国家工作人员达成权钱交易协议。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援引《刑法》有关条款追究国家工作人员刑事责任，将会面临极大的障碍。在司法实践中有些交易是看得见的，有些交易是看不见的，有些交易的标的物非常明显，有些交易的标的物则是暗藏着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的过程中不得不对交易的过程进行反复调查取证，而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公诉机关的诉讼成本，而且会导致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辩护人在法庭上利用证明交易细节证据材料中存在的问题，推卸自己的法律责任。

因此，很多国家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制定专门惩治腐败的法律规范，以《反腐败法》或《惩治贪污贿赂条例》的形式，改变刑事诉讼程序规则和举证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反腐败的效率，防止腐败现象不断蔓延。

我建议，反腐败立法可以采取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制定综合性的《反腐败法》，规定反腐败的基本原则、司法机关和程序，彻底打破国家工作人员和市场主体之间的界限，让反腐败机关一竿子插到底，不留死角。第二种则是分别制定反腐败法律文件，譬如针对公务员财产申报问题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针对反腐败司法机关改革问题专门制定《反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法》，明确国家检察机关反腐败的职责，强化其反腐败的职能，将分散于其他机关的权力集中于检察机关，要求检察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查处案件。

任建明：依法反腐包括立法和执法，或者说立法和司法两方面。我倒认为现在更迫切的问题不是立法层面，而是在执法上面。虽然说法律上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甚至有的条款还存在严重的缺陷，但主要还是在执法层面打折扣更大。司法机构的独立性、权威性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的建议倒过来：现在主要还是要解决法律、纪律执行不到位的问题。

从中期看，我个人认为，可以在现有的法律分散在各个法的基础上，渐进式地修订。当然我讲的渐进，并不是说像过去步子那么慢，过去有点像小脚老太太走路似的。另外，有一些国家的立法已经相当完备了，完全可以把好的拿来，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加以整合修订。

从长远看，如有可能，专门制定一部《反腐败法》，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这样更专业、更综合。

财产申报制度是一种保护官员的制度

《同舟共进》：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反腐经验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

乔新生：世界各国在反腐败过程中，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这些制度概括起来，就是通过建立财产申报制度，随时提醒官员注意自己的行为；通过建立可操作的刑事法律制度，确保贪官污吏受到法律的制裁。财产申报制度不是发现腐败的制度，而是预防腐败的制度。换句话说，财产申报制度是为了防微杜渐，预防官员在请客送礼、拉拉扯扯之中逐渐沦为贪腐分子。

财产申报制度的预防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建立科学的财产申报制度，可以为官员树立基本的行为准则，从而有效地保护官员不会被腐蚀。一些政府官员之所以被拉下水，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正常的人际交往与贪污腐败之间的关系，在不知不觉中越过了法律底线。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是要告诉官员，对于那些不该收受的财产，可以依照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加以拒绝。这样做不仅可以有效地防止权钱交易，而且为官员处理正常的人际关系建立了明确的法律规则。今后官员面临他人送来财物时，可以按照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规定，向对方说明情況，这样既可以保持友谊，又有利于官员保持廉洁。财产申报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保护官员的制度。

其次，财产申报制度也是防微杜渐的制度。通过定期的财产申报，使官员了解自己的财产状况。在申报过程中，官员可以全面清理自己的财产关系并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进行整体的思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个人利益不受损害，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政治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论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 篇4

(一)现代大学制度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问题提出的背景。

《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1]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指引下,建立具有“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等特征的现代特色大学制度已刻不容缓,而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作为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内部核心,成为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热点。

(二)现代大学制度与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内涵。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2]据此分析,现代大学制度是高校在政府的指导下,作为法人实体和办学主体享有的依法自主办学、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权力与服务社会的责任,从而制定出的一系列的组织运行的管理规则。可见,制度是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因而现代大学制度是高校追求成长的屏障。具体来说现代大学制度包括三个方面:政府对高校的管理制度、社会在高校中的参与制度及高校内部的治理制度。其中,高校内部治理制度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因而研究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制度成为高等教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是指为了保证高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对高校内部的权力做出合理的分配及制衡的机制。高校内部的权力主要包括: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实质上是高校内部的相关利益主体间对这三种权力的分化与配置,追求主体间对于权力、利益、义务的相互均衡。

二、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建设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制度的必要性。

首先,制度起着根本的保障作用。“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在一个组织的运行与管理中,如果缺乏有效的内部运行制度的保障,组织活动就会混乱不堪,无章法可循。同样在根本的制度的保障下,在日常学校活动的开展、组织决策的实施、文件命令的下达等,高校内部治理都会在有条理的制度规定下,按规章制度办事,保证高校内部运行有条不紊地进行。

其次,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与促动。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与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健全统筹有力权责明确的教育管理体制。[3]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变革与深化,也在推进与促动高校在内部结构制度的设计上必须打破传统的制度安排,在制度理念的设计、明文规定、执行、评价上都适应高校体制改革发展的需要,推动高校管理体制与内部结构制度的协调一致。

最后,建设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制度是高校提高组织管理效能的依据。作为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组织机构的主体:党委领导下的政治组织、校长主导下的行政组织机构、教授及教职工代表的学术委员会,这些组织机构都是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成员,他们能够带领高校的师生员工,依据高校内部管理制度,紧而有序、忙而不乱地开展高校的各项活动,把工作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提高成效,提高成员的积极性,提高高校组织管理的效能,保证高校可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

(二)完善高校内部结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学校的制度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指的是学校的外部制度:具体指宪法、各种法律及教育方针、政策等对学校的明文规定。其二指的是学校自身内部的制度,包括由学校主体之间通过讨论、协商制定的学校章程、学校发展规划、教学管理制度、师生管理条例等。无论是内部制度还是外部制度考虑,都是为了确保整体高校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首先,有利于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实施。制度是发展由可能到现实的中介。[4]对于高校内部结构制度的建立,将会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在人才培养体制、考试评价体制、招生考试等体制方面落到实处,确立有效途径与机制。

其次,有利于凝聚学校多元主体的力量,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管理效能。当学校内部的结构多元主体能以共同的利益为追求,围绕学校建设的共同目标,既能避免传统高校内部结构制度的多职能的重复、分工不明、责任不负、效率低下的弊端,又能提高组织办事的效率。高校内部结构制度从精简机构、权责明确、利益一致的角度出发,构建有效的多方主体权力分配与制衡机制,最大限度地增强高校管理效能。

最后,能够创建有特色的、有内涵的、有组织的高校文化校园,便于实施“文化兴校”行动。为了打造有特色的高校的文化内涵,塑造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加强学校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而高校内部制度的建设是其中的核心环节。通过学校内部制度创新,促使新型理念“落地生根”,则是学校文化建设的关键。

三、现代大学制度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结构的制度不断完善,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国高校的内部结构包括三个系统:党委书记领导下的党政系统、校长领导下的行政系统、教授领导下的学术系统。它是高等教育改革成果下的结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存在许多矛盾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行政权力庞大,学术权力式微,致使官本位思想加剧,学术氛围缺失。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主要是理顺权力之间的关系,而高效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制度就是对多元利益主体权力的合理配置。而在高校内部管理中,行政权力过于集中、庞大,致使学术权力下移。蔡元培先生所崇尚的“教授治校”模式逐渐被党委领导下的“行政治校”所取代。当今高校内部结构管理采用的是与政府机构相对应的科层管理模式。政府在高校的领导任命上占有很大的权力,造成领导官本位的思想及行政色彩浓厚,缺乏大学教授所应独有学术领导风范。这种权力分配机制,导致部分高校领导在师生群体中缺乏威信,且部分有才能的教授的才华得不到彰显,在高校内部治理问题的决策中,没有充分的话语权,直接影响高校内部效能的实现。

(二)党政关系不清,权责不明。

高校内部的治理结构严格划分了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各自主体的成员与地位,但对于党委、校长的职责并未划清,致使关系不明,有时会出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在传统的高校领导体制的影响下,部分高校党委与校长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权责不明,各行其是,缺乏有效的权责体制的监督。党政关系不明,有可能导致高校在内部管理上混乱、效率低下、监管不效等。

(三)师生丧失自主权,致使高校内部决策缺乏群众基础。

高校中的师生作为高校的核心组织成员,他们的主体地位代表了高校的开放、文明的程度。对于高校每一个学生个体来说,他们既是高等教育下的享有者,又是高等教育的消费者,他们有权要求高校在决策时充分考虑他们的自主权;从高校的每一个教职工出发,教师是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主导者,无论从学识高度,还是从职位权力高度,高等学校在决策制定、执行时,理应充分听取每一个教师的心声。由教师组成的教代会是行使民主权利、民主管理学校的重要形式。可实际却是教代会无法行使对学校党委决策权及学校行政权的监督。在高校内部决策时,缺乏师生的参与、表决、监督的任何决策,都将使高校处于被动管理的地位,高效能的职能很难发挥。

四、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策略

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制度的制定,既要有适宜学校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支撑,又要有学校内部机制的建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制度的完善,需要来自内外多方力量的共同支持:既需要教育行政部门的鼎力相助,又需要决策部门的辅助,更缺少不了高校自身的努力。

(一)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扩大高校自主办学的权力,加强高校自治,完善现代大学制度。

为了扩大高校自主办学的权力,政府的职能必须逐渐由“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在高校高职位领导的任命上,定要打破传统的直接由政府任命的模式,转为在高校中进行“演讲能力、管理能力、学识评价、品德打量”的多元标准机制选拔及“政府考核、高校举荐、师生选举、同事评价”的多元主体的评价。

(二)加强高校与决策部门的沟通与协作,努力践行决策部门的决策。

为了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确保内外制度的协调一致,决策部门在大政方针的制定上,一定要多与高校进行探讨,协商决策的内容、实施的路径,否则只会导致政府部门的决策流于形式,沦为一纸空文。

(三)加强高校主体的内部机制建设,使高校内部形成权力分配的有效机制。

高校内部结构的三大主体,在主体地位上,必须相互独立;在职责上,必须各司其职,互不干预;在权力上,权责明确。唯有这三大主体在基本的大学章程、行政权力、决策权力、学术权力等方面各司其职,明确分工,才能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下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高效能制度。

1. 制定和完善大学章程,建构科学民主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保障机制。建构完善的大学章程,是实施高校内部治理的法律保证和机制指引。对于大学章程制定的主体,应由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高校的管理部门、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会等多重主体共同探讨、起草、拟定。对于其内容须明确规定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特色与学校的发展战略目标,明确界定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学校的领导体制、管理模式等内容,充分体现现代大学治理的核心内容,有助于解决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中行政权力泛化,党政不分,学校、院、系权责不对等问题。[5]高校依法建立适宜本校的大学章程,依照章程进行学校内部管理,是建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制度的法律保证和决策科学化的保证。

2. 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提供方向指引。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适合于我国所独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它适合于中国的当前国情,是我国在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中不断探索的成果。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强调两大主体独立的地位:党委书记作为高等学校的领导,居于核心地位,对高校的工作有统一的领导权与决策权,而校长作为高校的法人代表,居于关键地位,他负责主要的行政权,把党委领导下的决策落到实处。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既能够使得校长调节好党委与师生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师生的切实利益服务,又能够为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寻找到方针政策的指引。

3. 建立健全决策机制,保证高校内部治理人员科学化、民主化决策。为了保证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中决策人员在决策中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高校有必要建立健全决策机制,保证师生的民主参与、决策层的科学决策、行政层的有效落实。这种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决策机制在组织结构的设计上,应通过扁平化的设计增加管理幅度,减少不必要的管理层,提高管理的效率。在大学内部的决策模式中,要增加以教授为代表的教职工群体和以优秀学生为代表的学生会的参与权,既便于决策时充分考虑师生群体的利益,又利于师生群体对决策层的有效监督,提高决策效率,强化决策的服务功能。

4. 实施教授治学,教育家治校,使高校内部治理结构逐步走向去行政化。当今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科层化倾向,使得大学逐渐失去了应有的活力与独特的风采,变得更加僵化、呆板。而大学的活力体现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提倡教授治学、教育家办教育,力求从根本上提高大学治理结构的水平。[6]为了使高校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中获得高效能的发展,高校须打破“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行政化”壁垒,让高校的教授在学术、教学等方面发挥自身的专长,进行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培养学术人才,为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贡献实质力量。教育家治校则是指让具备专门教育管理知识的专业人员从事高校的各项事务的专门管理,实质是确保大学校长的职业化。“教育家办学”是一种专业化的管理,是高校管理去行政化的取向,是对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基本特征和特色的诠释,是完善高校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在高校内部实施“教授治校,教育家办学”的独特模式,高校管理部门与学术领域架起了沟通的渠道,共同构建了一个高效能的、和谐的、权责明确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体系。

摘要：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问题是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问题,它是建构现代大学制度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对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背景、内涵、必要性及重要性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出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为建立协调、高效能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制度,为推进现代化大学制度的建设服务。

关键词：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现代大学制度,制度建设

参考文献

[1][3]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2]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J].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25-226.

[4]鲁鹏.制度与发展关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4.

[5]周茜.浅析现代大学制度下我国高校内部治理结构[J].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12).

主体二次结构验收制度 篇5

一、目的

为了提高雅居乐地产各项目工程品质，确保工程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加强工程验收，特制定本制度。

二、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工程管理系统各区域、各项目涉及的工程管理部门及人员。“主体二次结构”验收制度为本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与政府的验收程序不相冲突。

三、验收内容：（详附件一）

资料（①混凝土强度报告；②隐蔽验收记录）；实体（①主体结构；②砌体工程；③水电预埋）等。

四、验收批次的划分：

1、别墅按栋为一个验收批次；

2、多层分为一至二个验收批次；

3、高层大于五层分为一个验收批次；

4、样板房可以为独立验收批次；

五、验收的流程：（详附件二）

(一)项目工程部二次结构验收的流程：

1、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向项目工程部书面申请验收。项目工程部接到申请后2天内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验收。

2、验收合格的，项目工程部向区域监控部书面申请验收。

3、验收不合格的，通知施工单位进行限期整改。施工单位整改完成后，重新申请验收。

（二）区域监控部二次结构验收的流程：

1、区域监控部接到项目工程部书面验收申请后，2天内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验收。

2、验收合格的，区域监控部书面确认，施工单位进入下一道工序。同时区域监控部建立台帐上报集团工程管理部，作为每月月报内容。

3、验收不合格的，由项目工程部通知施工单位进行限期整改；直至区域监控部验收合格，施工单位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施工。

（三）集团工程管理部二次结构验收的流程

1、集团工程管理部根据区域监控部上报的资料进行抽检，合格的继续施工。

2、验收不合格的，停工整改并追究相关部门及人员责任。

制度结构 篇6

关键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产权制度；共同财产

中图分类号：F12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39(2008)02-0069-04

Analysis on equity system of capital structure of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OUYANG Chunyun

(Accounting Department，Zengcheng School，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1363，China)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basic equity system evolution oriented by Chinese Government，the game for each equity to compete for joint property determines the evolution and the status quo of capital structure of Chinas listed companies.Furthermore，this kind of capital structure leads to the malposition of totally social equity allocation on macro-level and to government，s control of too many social and economic resources and to the decreas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 and to the malposi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quity allocation of enterprises on micro-level and to the declining of enterprises value. With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transition，the governments controlling right becomes the barrier of optimizing capital structure from initiating the optimization of capital structure. Thus，the abolishment of the governments controlling right is one of the keys to optimizing capital structure of listed companies.

Key words：listed company；capital structure；property ownership；joint property

自著名的MM理论提出以后，经济学家们从不同侧面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形成机理加以阐述，但这些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却无法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和变化过程做出满意解释，如一股独大下的绝对控股走向相对控股、异优序融资的股权融资偏好等。鉴于我国上市公司从一开始就是经济体制变革的产物，成长于经济体制转轨的独特制度环境，而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因而有必要从产权制度视角对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作深入的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是企业相关利益者之间契约的联结点，是界定相关利益者的产权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企业资本结构是企业具体产权安排方式，在不同资本结构下企业各产权主体之间的共同财产(可供再分配的收益，包括经济价值剥夺和经济价值耗散)是不同的，企业可以通过调整其资本结构从而理顺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产权分配关系(减少经济价值剥夺)来减少经济价值的耗散，即通过调整企业资本结构来影响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同财产以达到产权配置效率。本文将从两层面上来分析资本结构的产权意义：一是基本产权结构和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产权的具体安排)之间的逻辑关系，二是上市公司产权的具体安排(资本结构)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一、基本产权结构变迁和上市公司资本结构

研究产权结构必须引入国家因素(诺思，1980)，通过分析国家主导下的强制性产权结构变迁逻辑及其过程，才能从根本上理解企业资本结构。具有暴力比较优势的国家处于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地位，同时指定代理人作为权力代表来行使这些权力。由于代理人和统治者集团的目标函数并不一致，统治者就面临双重约束问题：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这两种约束迫使统治者权衡自身得失的前提下在垄断产权形式(公有产权)和竞争性产权形式(私有产权)之间选择，一方面垄断性产权(公有产权)带来租金收入(控制权收入)，但由于公有产权中共同财产的大量存在(公有产权中由于产权的基本特征缺失，即公有产权不具有明确的产权主体和完整的权能，导致共同财产的大量存在)导致了控制权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竞争性产权(私有产权)虽然不能直接带来控制权收入，但由于其中共同财产较小，产权效率较高，有利于产权规模增长从而带来租金收入。因此，国家为实现租金收入最大化，必然要实行多元化产权。实行产权形式多元化过程即经济转轨，实质上就是公有产权私有化过程，为公有产权中共同财产确定所有权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不可避免的交织在一起，即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资本结合，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经济转轨过程中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为什么会选择资本结合方式?这种资本结合方式的状况怎样(资本结构)?其形成机理又是什么?这种资本结合对经济转轨的意义是什么?下面将用一个国家控制权收入模型来回答上述问题。

国家效用函数中的变量通常包括：经济增长(税收收入)、充分就业、政治稳定和控制权收入，其中对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决定着其他目标的实现，同时，其他目标的实现又是控制权不丧失的条件。这就决定了：(1)国家控制权从100%的绝对控制(传统国有企业)，演变到现在的股份企业中的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以谋求以既定公有产权存量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源所带来的租金收入(控制权收入)；(2)国家保护私有产权，保护竞争，这样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增加竞争收益带来产权规模的扩展。

(3)社会总资源I足够大(超过既定公有产权B的最优控制规模)时，国家在控制权收益和控制权成本之间权衡以确定最优控制社会经济资源规模、控股比例、链条长度、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如图4-5所示，E点即是控制权收入最大化点，A点向E点移动，国家通过逐层控制，可以实现既定的资本存量B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本，实现控制权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值得说明的是最优的控股比和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是基于国家控制权角度，可能会与市场效率相矛盾，企业资本结构问题便由此产生。

(4)社会总资源I并不足够时(相对于最优控制规模)，即公有产权B太多了时，国家将控制尽可能多的社会经济资源，伴随着时间推移，i不断增长，国家控制的社会经济资源(如图1所示)i将沿AE曲线不断推移。在这个推移过程中，控制链条不断加长，控股比例不断下降。这大致可以说明中国经济转轨以来的实际情况：国家控制大部分经济资源，但逐渐从绝对控制向绝对控股(股份过50%)和相对控股(低于50%仍处于控股地位)演进——这正是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基本产权特征和演进轨迹。

总之，国家主导下的经济转轨过程(产权基本结构变迁)中，国家、居民投资者、银行等各产权主体争夺共同财产(特别是公有产权中的共同财产)的博弈决定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资本结合方式的选择和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演进规律和基本特征。同时，由于这个博弈过程是为共同财产确定所有权过程(效率增进过程，相对传统国企而言)，是私有化过程(国家控制权收益是统治者集团自身收入)，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具体权利安排方式)理解成产权基本结构变迁(经济转轨)的一种方便(低成本)的工具。

二、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产权效应分析

国家主导下的经济转轨(产权基本结构变迁)过程中，国家在各产权主体约束下追求国家净租金最大化对企业所作的产权安排决定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演进和现状，这种资本结构现状对我国经济运行有何影响?

1.宏观效应：社会产权配置错位，国家控制了过多的资源

思腾思特公司的报告《谁在创造价值，如何创造价值——2002年中国上市公司价值创造和毁灭排行榜》(康雁，宋凡华，2003)指出，到2002年底，股市总市值缩水已达1/3之多。自1998年起到2002年，中国上市公司作为一个整体，五年来不仅没有为股东创造任何价值，反而在毁灭价值。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宏观上可以理解为相对于效率而言既定的公有产权(公有资本存量)控制了过多的社会经济资源——国家基于租金最大化的既定资本存量控制更多社会经济资源的冲动在毁灭价值(同时就意味着国家控股比例过低了)。

如图2所示，其中：I为社会经济资源；I0为既定公有产权资本存量B基于国家租金最大化的最优控制资源量；B为既定的公有资本存量；Rc-Cc为国家租金净收入；AEF线表示随着国家控制资源量增加，租金净收入的变化曲线，E点最大；MKH线表示随着国家控制资源量增加，国家控股比例不断下降，各产权主体之间共同财产先减少后增加，EVA不断减少，K点EVA璳=0。联系前面内容我们很容易理解：

(1)社会总资源I≥Io时，国家用既定资本存量B控制Io社会经济资源使国家租金最大化，结果造成了价值毁灭(EVA璈<0)。

(2)社会总资源I不足时(相对Io)，国家总是选择控制全部社会经济资源I，经济转轨之初I≤K，EVA>0，这个过程是租金净收入增加和创造价值的过程；尔后K

(3)这就意味着国有股控股比例过低是造成价值持续毁灭的原因，因为控股比例下降导致了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和其他投资者剥夺的动机明显加强，导致了共同财产的增加(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受阻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2.微观效应：企业内产权配置错位，企业价值下降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在微观方面，将导致企业产权配置错位和产权残缺，因而各产权主体之间共同财产大量存在，企业价值下降。

(1)股东和企业管理层之间共同财产大量存在。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实行传统薪酬制度，企业管理层几乎0持股，这样就使得提高负债率来改变经理人持有公司股权的比例以降低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的办法失效。由于控股股东的行政色彩，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任职带有很强的行政化色彩，这些行政任命的经理人的个人声誉和控制权收益，没有直接与公司经营业绩相联系，这样，经理人更关注于如何满足“代理股东”们的各种利益目标，以此来获得升迁的机会。即使企业破产倒闭，经理人仍然有可能被调动到另一个同等的职位上继续任职，对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员来说，由Grossman和Hart提出的通过提高负债率以增加破产威胁来降低股东和经理人之间代理成本的资本结构激励机制，其作用相当有限，更何况商业银行与上市公司的国有产权背景(同源代理)导致偿债保证机制的缺失(债务软约束)。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使经理人员配置太多的企业控制权(经理人员拥有的企业控制权和其享有收益、承担的责任不一致)，而提高负债水平无助于这种状况的改善，致使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和经理人之间存在大量的共同财产(政府对经理产权上弱控，行政上强控)。

(2)由于政府的行政干扰，破产法的不完善，债务的软约束，上市公司实际上破产的可能性极低，因而公司控制权很难及时完全地转移到债权人手中，这样，股东和债权人因控制权配置不当(资产替代效应)所引致的两者之间的共同财产很难通过调整资本结构以改变破产概率来化解。

(3)西方资本结构理论认为：企业可通过改变资本结构向市场传递内部私人信息以缓解逆向选择。然后由于同源代理所导致的债务软约束，破产法律不完善，代理股东并是真正的所有者，经理人市场缺失，这样提高债务比率并不增加破产概率或即使破产也不会造成损失，从而资本结构就不能成为企业价值的信号(不付成本的承诺是不可靠的)。因此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无助于缓解潜在投资者的逆向选择，企业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共同财产便由此产生(有可能拒绝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

(4)企业与潜在接管者之间由于企业控制权转移受阻而带来大量共同财产。我国上市公司绝大部分是国家控股，经理人市场缺失，控制权市场几乎不存在，因此，企业控制权不能自由地从低效人手中转移到高效人手中，从而导致企业控制权配置错位，企业价值下降。

可见，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这种具体产权安排使得企业产权配置错位和产权残缺，从而导致了各产权主体之间存在大量共同财产和企业价值下降。

三、结论和启示

从前文分析可知：基于产权制度视角，在经济转轨的产权基本结构变迁过程中，国家主导下的政府，居民投资者，银行等各产权主体界定共同财产的不断博弈决定了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演进和现状；随着改革的深入，私人产权的不断壮大，市场的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现状一方面在宏观上造成了整个社会内产权配置错位(国家控制了过多的社会经济资源)，产权配置效率低下，社会经济效益下降；另一方面在微观上造成了企业内外产权配置错位和产权缺失，企业价值下降；正是基于上述意义上，国家由经济转轨之初的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发动者变成了后来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的阻碍——诺思悖论在优化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问题上得到印证。因此国家控制权是优化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关键之一，不放弃控制权的国有股减持是没意义的，因为它将导致国家控制更多的资源，而全流通则不同，一方面它降低了控制权市场的进入壁垒，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国家控制权成本(为保证国家控制权则要求更大的持股比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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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周祖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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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结构 篇7

现在提出“完善大学治理结构”, 是以三个基本规定为前提的:一是对大学治理结构内涵的理解。大学治理结构分为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主要是指大学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各种权力的分配、制约和利益实现的制度规定、体制安排和机制设计, 集中体现大学管理的结构、运行及其规制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要求。本文涉及的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问题。二是对大学治理结构的制度和体制前提的理解。治理结构是以一定的制度和体制规定为前提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 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大学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坚持党的领导, 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是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必须坚持的前提和方向。三是对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旨意的理解。大学治理结构的目标和方向是现代大学发展目标与功能的体现与实现。培养学生成长、成才是大学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任何时候都是大学的根本任务, 而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引领社会则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功能。大学根本任务是大学功能的中心坐标, 大学功能是实现大学根本任务的必要路径。完善大学治理结构, 必须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展开, 必须有利于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有利于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提高, 有利于学科的交叉融合, 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有利于形成优良的学风、校风和作风。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应着重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四个基本问题。

一坚持和完善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明确大学治理结构的基本指向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领导体制长期探索的历史选择, 是高等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落实国家教育方针的根本保证, 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和体制的基本特征。大学治理结构要以坚持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前提, 以改进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圭皋。

“党委领导是核心”。正确认识、把握和实现党委领导核心的地位和作用, 是加强和改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首要任务, 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基本要求。党委对高校, 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领导, 而且是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上的领导, 突出表现为把握高校的思想政治领导权、对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和对重大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权。党委负有对学校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作出决策的重大职责。

高校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集中体现于党委和行政的关系上。在党委和行政的关系上, 党委一方面要充分行使领导权, 领导学校的全局工作, 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调动校长和其他行政领导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大力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党委书记作为党委的“班长”, 重要的是要摆正书记个人与党委集体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好书记个人在党委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与校长在行政实施过程中的职权之间的关系。理顺党委集体领导和校长个人负责之间的关系, 把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有机地结合起来, 形成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根本要求。

“校长负责是关健”。校长负责是实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基本要求, 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选择。校长是学校法定代表人和行政主要负责人, 全面负责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加强和改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关键是要发挥校长的行政领导作用, 使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校长不只是党委决策的执行者, 实际上也是党委决策的主要成员之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在大学治理结构中, 校长既是学校党委决策的具体执行者, 也是主要决策者。党委的“职责”和校长的“职权”, 体现了大学治理结构的重要内涵。因此, “校长负责是关键”, 重要的就是体现在对学校党委的负责上。对学校党委负责, 才能维护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 促进党委领导职责与校长职权之间关系的和谐协调, 更好地维护和实现社会、学校和师生员工的根本利益。这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

“教授治学是根本”。大学治理结构的架构就在于党委领导的核心地位、校长负责的关键作用和教授治学的根本要求这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党委的政治领导、校长的行政职权和教授的学术权力, 构成高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基本方面, 构成大学治理结构的基本要素。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和教授治学这三个方面, 也涉及高校基本资源即政治资源、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显然, 能否达到高校资源的最优配置是大学治理结构质量与效率的衡量标准。

二推动“教育家办教育”和管理队伍建设, 凸显大学治理结构的体制特色和机制活力

大学管理是一种专业化极强的管理, 大学治理结构不同于企业治理结构或政府治理结构。“让真正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要倡导教育家办教育”的呼吁, 实质上就是要求大学由教育家来治理。“教育家办教育”是对大学治理结构基本特征和特色的诊释, 实在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

完善大学治理结构, 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大学要有行政管理的规定。大学必须有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以及由此形成的行政权力是必然的。特别是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从精英教育阶段转向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实际, 更要转变观念、与时俱进, 密切结合各高校发展的实际, 进一步提高教育管理队伍的水平和能力, 确立新的管理目标和方式, 使高校的行政管理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要求更相适应。

在大学治理结构中, 强调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和所谓的“去行政化”应该是并行不悖的。所谓的“去行政化”, 不仅仅是逐步取消当前高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 而且还包括改变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混同、甚至用行政权力替代或削弱学术权力的现象。在大学治理结构中, 不允许利用行政权力包揽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的全部过程, 要使高校的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以学术委员会为主, 以学术权力为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的主体。

校长应该是教育家, 时代呼唤杰出的教育家。高校的所谓“去行政化”的对应面应该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 这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实行教育家治校, 首先要求有职业化的校长和专业化的行政管理人员, 明确大学治理结构中行政管理的权力边界。从这个角度上看, 比所谓“去行政化”更重要的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实际上, 在国外许多高校中, 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已经是一项推行多年并已见成效的制度。在我国高校中, 校长的职业化进程还没有开始, 相反却有一些校长岗位因为行政级别的存在而成为安排官员出路的渠道, 硬化了高校的行政化趋向。《规划纲要》强调的“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路径, 应该成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突破口。

三探索教授治学、坚守学术自由, 建立和完善

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权力体系, 营造大学治理结构的宽松氛围和良好条件

大学的生命力和活力在于学术的繁荣发展。实现“教授治学”, 就是要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学校管理中的指导作用。“教授治学”的主体是教授, 主旨在于以教授为主体行使高校的学术权力, 并对高校学术资源进行配置和使用。

“教授治学”是提高大学治理结构水平和质量的根本。教授是教师中最重要的学术群体, 在学校的管理中具有重要优势, 其中主要的就是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及其管理中的优势。教授熟悉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 对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有着深刻的、深邃的理解, 这是他们参与学校管理的突出优势和重要基础。在加强和改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 只有发挥教授的优势, 依靠教授治学, 才能完善高校管理体制, 形成管理合力, 按教育教学、学术研究的规律办事, 从根本上提高大学治理结构的水平和质量。

“教授治学”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决策机制的根本。完善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 需要充分依靠和发挥教授在高等学校民主管理中的作用, 实现高等教育管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高校通过设立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 依法保障教师特别是教授参与高等学校的民主管理与监督, 提高教授在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中的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 提高高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教授治学”当然不能代替党委对高校的领导职责和校长对高校行政管理的全面职权;“教授治学”要以党委统一领导和校长全面负责为前提, 只能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体制中运行, 并在这一制度和体制背景下发挥作用。建立和健全教授依法治学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机制, 是完善和发展高校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

“教授治学”, 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 就是要单重学术自由, 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在大学治理结构中, 就要从学术氛围、学术风气、学术品质诸方面入手, 建立一种积极向上、团结奋进、尊重知识和创新创造的学术氛围, 树立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格。使大学真正成为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的园地。

四坚持依法治校, 完善大学章程, 构建大学治理结构的科学民主的保障机制

首先, 要制定和完善大学章程。大学章程是高校得以设立以及保障其正常运转的“根本大法”, 是大学管理与运行的规则体系。如何按照《规划纲要》关于加强学校章程建设的要求, “依法制定章程, 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 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重要任务。

其次, 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 保证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重点的是要完善党委会、校长办公会等各负职责和职权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 规范领导决策行为, 减少权力失控和行为失范, 增强决策的民主性、规范性和科学性。对涉及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进行决策时, 一定要注意决策前的酝酿和磋商, 特别是要提交党委集体讨论决策的重大议题高校主要负责人必须会前进行充分酝酿和磋商。应明确规定党委会、校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的职能定位、职权范围、决策程序、监督督办程序等项制度, 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筑牢大学治理结构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基础。

第三, 建立健全学校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和工作运行机制流程。

论公司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 篇8

一、公司治理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

1.公司治理结构和模式。现代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特点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 必然要求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和监督的机制, 并依靠这套机制对企业进行管理和控制, 这套机制被称为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问题的本质是代理和监督问题, 具体表现为严谨的会计治理机制, 所谓会计治理是指对会计活动及其会计活动中的会计行为和会计工作秩序的治理。为了在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利益的矛盾中寻求动态平衡, 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组织制度坚持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三权分离的原则, 由此形成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并存的如下图所示的组织框架;公司组织结构通常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人员四大部分。按其职能分别形成决策机构 (股东大会和董事会) 、监督机构 (监事会) 和执行机构 (经理层) 。这种组织制度既赋予经营者充分的自主权, 又切实保障所有者的权益, 同时又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 因此是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内容的核心。

2.现代公司治理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从规范与逻辑的角度讲, 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平台应该包括现代公司制度、基于生产要素权重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制度化的高效营运系统。现代公司制度适应企业可持续发展主要体现在: (1) 有利于企业筹集扩大生产规模所需的资本。 (2) 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为职业企业家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3) 有利于企业资本的长期稳定。 (4) 有利于降低和分散经营风险。 (5) 股份公司有比较完善的约束机制。 (6) 股份公司有利于大企业度过经营危机。

3.会计治理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现代公司治理成功的保证。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 它遵循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优胜劣汰规律, 核心内容是在确认多元化经济主体所有权的前提下, 进行自由公平的交易, 并通过市场对社会资源进行基础性的调节和优化配置, 但同时追求利润最大化又引致了大量的商业欺诈和冒险。会计治理机制是伴随现代公司治理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尤其是出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后, 会计治理机制在打击商业欺诈、保证公平竞争、规范企业会计行为, 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等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

二、中国公司治理机制的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一) 公司治理机制的发展

由于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 世界各国公司的所有制结构和公司治理模式有很大差异。近年来在各国公司治理模式逐渐向英美模式趋同的过程中, 大体呈现出以下的共同特征:一是强化独立董事制度, 保护小股东的利益, 无论是属于哪种治理模式, 强调独立董事的作用是各国公司治理改革的方向, 并成为全球公司治理体制发展的潮流。在中国, 证监会2001年8月颁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使独立董事建设制度化和规范化。二是严格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从某种程度上讲, 公司治理的必要性缘于信息不对称, 而信息披露制度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消除信息不对称, 使易受损害的一方能享有尽可能充分的信息, 作出“信息充分的决策”, 以便尽可能地自我保护。国际上为了保证信息的公开和公平首先强调的就是会计治理, 工作重点就是鼓励和推动各国采用国际通行的会计规则。由于历史的原因, 目前各国使用的会计规则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财政部也对中国的准则体系进行了重要修改, 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了38项具体会计准则和1项基本准则, 实现了与国际准则的实质性趋同。这将对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治理有着重大的积极影响。另外强化董事会信息的披露也是公司治理的重点内容。三是鼓励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介入公司治理, 如加强会计监督的力度等。

(二) 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 从1994年起, 中国政府决定对国有企业进一步进行现代化企业制度试点, 试图建立规范的公司制企业的财产组织形式。经过试点和探索, 公司制改造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和经验, 但仍然出现了一些偏差如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权责不明、政企不分和管理无章等的现象仍然普遍, 公司治理结构仍然有待完善。进入21世纪,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依然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三) 中国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由于历史的原因, 公司治理结构在中国许多公司包括民营企业, 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都是一个薄弱环节。在股份制改革过程中, 有些公司的运作较为规范,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 尚未真正实现向公司制的机制转变。

1. 中国公司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股权结构“一股独大”, 股东控制机制行政化。中国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主要由国家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构成, 而且股份主要集中于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 社会公众股比例较小, 难以对公司的控制权产生影响。在这种股权结构下, 国有股东在公司治理中起到“关键人”作用, 公司董事会往往由作为第一大股东的政府所控制, 从而产生了政企合一与市场机制、政府控制与“内部人控制”的矛盾, 导致企业的经济行为常常表现为行政行为。

内部治理机制的弱化。在当前中国政治体制的背景下和中国经济的转轨过程中, 《公司法》表现出一种过渡性和矛盾性, 既吸收了国外公司法上的许多通行规则, 又在一些方面表现出不完善和疏漏, 这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表现出某些明显的传统企业领导体制的痕迹;同时, 企业中党委会、工会和职代会等“老三会”组织健全, 但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 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新三会”逐步建立, 这新、老三会之间功能如何协调与定位尚待解决, 因而也影响到公司治理结构的正常运转和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

外部治理机制的虚化。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机结合, 二者相辅相成, 共同构成影响公司行为和公司效率的治理机制体系。从中国当前公司治理现状看, 治理机制失效的表层原因是公司治理结构形同虚设, 内部治理机制不太完善, 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缺乏来自外部市场的治理力量, 包括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和产品市场, 尤其是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约束机制虚化。

针对上述问题, 需要抓紧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健全资本市场的监督.结合近年经济危机的发生来看, 公司治理尤其是会计治理问题依然任重道远。

2. 完善中国公司治理机制的主要思路

继续完善股权分置改革, 优化股权结构和股东结构。从中国国情来看, 国有股适度地减持, 以保持股权的相对集中是比较合适的;同时通过构筑国有股股东、机构投资者和社会个人股东的“三足鼎立”的股东结构, 不断优化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进而逐渐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

优化董事会、监事会结构, 强化决策和监督职能。在中国外部市场不发达和股东大会作用日趋淡化的情况下, 公司的决策职能和监督职能的安排和设计成为处理董事会与监事会之间关系的中心内容, 也是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 所以在股东大会结构优化的条件下, 要使股东大会结构的有效性在董事会和监事会中得到有效的延伸和充分体现, 以强化决策和监督职能。诸如建立股东诉讼制度;完善董事会结构,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建立健全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 强化董事的诚信勤勉义务与责任追究等。

处理好“新三会”和“老三会”的关系, 关键在于保证“新三会”的决策权和“老三会”的监督权。

完善企业外部的市场治理机制建设, 要培育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规范的资本市场和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建立和健全经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 发挥市场对经理人员的配置作用。

总之, 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 结合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完善公司治理首先要解决“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问题, 使多元持股制的优越性得以发挥, 强化公司治理尤其是会计治理, 以事业部制取代多级法人制, 实行全公司集中统一的财务管理。其次是确立独立的国有股股权行使机构, 完善董事会工作程序, 加强董事会对执行层的监督;建立强有力和具有问责制的执行机构, 建立由所有者主导的经理人员薪酬激励体系, 在规范证券市场的基础上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等。在中国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革过程中, 继续健全责权统一、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与现代金融体系相适应的会计治理机制, 防范商业欺诈尤其是金融危机的发生。

摘要：从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逐渐成熟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引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必要性讨论, 结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探讨中国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战略和实施情况, 以及中国的会计治理机制和发展情况。根据中国现代企业改革过程中公司治理发展的情况, 结合现代会计治理机制重点探讨中国股份制公司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关键词：公司,治理机制,现代企业制度,会计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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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关义, 等.现代企业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3]田建军.现代企业管理和发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农地金融制度的组织结构创新研究 篇9

(一) 美国土地银行

20世纪初, 美国以农产品过剩为特征的农业危机频繁爆发, 农业的发展不能再单纯依赖市场机制。1916年政府扶持建立了联邦土地银行, 对农业实施有效控制。美国土地金融体系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组织机构体系。12个农业信用区都设有联邦土地银行, 是土地金融体系的主体。农业贷款合作社是由借款农民所组成的团体, 也是联邦土地银行的基层组织, 在农民与联邦土地银行之间起到桥梁作用, 直接面向农户办理各项贷款。

(二) 瑞典土地银行

20世纪初, 为了抑止由本土移居美国的大规模的移民潮, 瑞典政府决定建立土地银行以便为民众提供大量合理价位的土地和房屋, 从而实施土地储备。瑞典土地银行的运作过程一般由土地收购、土地存储和土地出让等程序组成。土地银行将具有升值潜力的土地收归国有, 整理后的土地用于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同时, 土地银行也是政府干预土地市场、制止私有垄断土地的重要手段, 在市场土地价格过高时抛售土地, 地价过低时吸纳土地来调控土地市场。

(三) 南非土地银行

在推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 南非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业二元结构问题。为了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 缓解影响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南非于1912年成立了土地银行。南非土地银行是政府全资拥有的农业开发性金融机构, 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CEO负责制。目前, 南非土地银行主要对农业经济中的所有部门提供融资支持, 提高农村教育发展水平和农民就业能力, 为政府制定的土地再分配规划和农村一揽子可持续发展规划提供支持等。

(四) 国外组织机构设置中可借鉴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美国、瑞典及南非三国的土地银行是各国不同形式土地银行的代表。以美国为代表的土地银行最显著的特征是农地抵押贷款。银行体制与合作社体制的结合有利于资金的筹集和业务的开展, 其延伸到乡镇的众多分支机构也非常适用于我国的农村人口比例大, 分布广泛的国情。以瑞典为代表的土地银行主要经营业务是土地储备及分配, 起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其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明确的政策性对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和规划以及农村土地流转都有很强的适应性。南非土地银行为所有的农业部门提供融资支持, 着力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思路非常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解决农业发展水平低, 缺乏长期资金的问题。

德、美、法、日等国土地银行主要开展土地抵押贷款业务, 这些国家农业规模化经营和现代化程度较高。而我国农业发展水平较为低下, 现代化经营有待提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使农地经营分散零碎, 规模化经营程度低。农业资金需求量小且较为分散。同时, 大量农民放弃效益较低的土地经营进城务工, 大片土地抛荒, 但又没有规范的流转机制, 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瑞典、荷兰等国的土地银行较为侧重于土地资源的调配方面, 比较适用于我国当前农地抛荒、土地流转不规范的国情。但我国农地金融发展水平不够, 农业贷款多为短期, 而且数额较小。如果单纯的将其转植于我国, 就容易出现贷地农户或企业资金不足、土地经营运转困难的问题。

二、我国农地金融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一) 我国农地金融及农地流转概况

我国现行的土地承包制使原本稀缺且不断减少的耕地在人口的增长中不断地被细分, 严重阻碍了以土地集中规模经营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许多旨在促进农地使用权市场的发育、推动农地流转的法规和政策并没有达到其预期效果。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

当前, 我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组织发放的贷款基本上都是短期贷款, 如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贷款、农产品购销贷款等, 而较少涉及中期贷款, 如农地的开发与改良、兴修水利、购置大型农业机械等。而且贷款数额有限, 不能适应土地长期开发建设的需要, 严重地阻碍城市地产市场的发育与以农村规模商品农业为标志的现代农业的发展。

(二) 案例:宁夏“土地信用合作社 (土地银行) ”的发展情况

2006年, 平罗县委发布了《关于推进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建设的通知》, 搞土地信用合作社试点。《通知》提出, 农村土地合作社可分为“集体所有制”、“股份制”、“社团法人制”三种, 以乡镇或村为单位成立注册。截至2007年底, 宁夏平罗县已成立了30个“土地信用合作社”。

宁夏平罗县的“土地信用合作社”经营的主要是土地, 因而被农民形象地称为“土地银行”。农民自愿把自己的耕地存入合作社, 由合作社向存地农民支付“存地费”, 合作社再把土地“贷”给经营大户或企业, 并收取“贷地费”。

以平罗县黄渠桥社为例, 该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村民代表大会。管理机构为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是村名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 对村民代表大会负责。监事会是该社的监督机构。“土地信用合作社”的政府责任机构是“县新农村建设专项办公室”, 业务监管工作由县农牧局农经站负责。

《通知》规定, “土地信用合作社”在试点期间开展土地和资产评估的, 评估费用从县发展集体经济基金中支列。同时, 县政府为每个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安排3万-5万元的启动资金, 作为县政府的入股资金。在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盈利后可以转让该股权或者退出。

在成立“土地信用合作社”的同时, 宁夏审批设立农村资金互助社, 成立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物流调剂中心的业务范围为:在社员间推行资金融通、物流调剂;计划以融资租赁和专项贷款两种方式办理涉农贷款。

(三) 我国组织机构设置中可借鉴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宁夏、海南、武汉、浙江等省市都曾相继建立过土地银行, 其功能与作用同土地储备机制相似, 起到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作用。“土地信用合作社”组织结构较为简单, 但由于其机构深入农村, 贴近农民, 能够对农地流转起到实实在在的作用。“土地信用合作社”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同时设立保证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所需资金的综合经营, 值得其他地区借鉴和学习。

农村资金互助社可以为农地经营提供物质资金基础。但规模化经营所需的大量资金仍无处可贷, 贷地者的资金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正规金融还没有起到关键的作用。另外, 我国本来就有分布广泛而又深入农村的农村信用合作社, 也有专门的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抛弃这些现有的金融机构不用, 再另起炉灶成立“土地信用合作社”和“资金互助社”未免有点资源浪费, 也会引起各机构业务经营重复混乱的局面。

三、农地金融制度组织结构创新

(一) 农地金融制度的设计

土地银行是各国农地金融制度的核心和主体。在此, 主要通过对土地银行体系的设计来完成土地金融制度的构建设想。

从运行成本来说, 先成立基层合作土地银行, 再建立县市土地银行联社, 然后再向上发展成立土地银行总社, 要维持这样庞大的机构正常运转, 运行成本就会非常高。再者, 从资源配置效率来说, 放弃现成的存量资源而一味重新设立机构会造成资源浪费。中国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主要由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组成。农业银行在商业化转轨时期, 业务呈现非农化态势, 基本上已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农村信用社本身已承担土地流转业务, 如果再加上农地抵押贷款业务, 不仅其组织结构不能适应大额资金的运作, 而且还会引起各机构定位模糊, 功能混乱的后果。

农地抵押制度的推行是以发达的土地流转市场为前提条件的, 如在越南南部, 有比较发达的农田交易市场, 商业银行愿意以农田作为抵押来贷款。北部土地市场发育不完全, 当地银行只愿意以农民的房屋作为抵押贷款。因此, 农地金融制度的发展、壮大必须以农地制度改革创造的资金、土地需求为基础, 没有土地的流动, 农地金融机构就无法生存。

综合以上考虑, 我国农地金融制度的组织体系可以利用现有的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来构建。由政府出面, 指定由农业发展银行来承担农地金融, 并拨给一定款项作为资本金, 协助其转型, 扩大业务经营范围, 开展长期和短期农地抵押贷款业务并发行土地债券。为农民购置大型农机设备以及种子肥料等提供资金支持。农村信用社分布广泛, 生存发展在农村, 以农村为“轴心”运作;而且农村信用社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农村金融工作经验并掌握了其运行规律。所以, 将农村信用社纳入土地银行体系, 作为土地银行的基层组织, 从事土地流转业务, 合理配置农村土地, 同时利用其与农村、农民的紧密相连和深入了解为土地抵押贷款打下土地评估和信用评估的基础, 为抵押贷款的有效开展提供业务支持。

农地金融制度需要政府从法律法规、资金及税费等方面保证其资金周转和业务的顺利开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银行是政府主导的机构。土地银行体系必须引入市场机制, 并且使其发挥主要作用。这样才能促进土地银行体系的有效经营, 同时将政策制定与运营过程分开, 避免了政府寻租现象。

土地银行的土地流转方面的业务可以参照平罗县的做法, 统一经营托管和入股土地, 按质量和托管期限及市场规律分类别向 (被) 托管方支付利息, 实现规模经营。土地抵押贷款方面的业务包括接受农地使用权的抵押作为担保, 发行土地债券并负责还本付息;贷放以农地使用权作抵押的长期低息贷款。

土地银行是土地金融制度的核心和主体, 无论是融资业务还是流转业务, 都离不开土地这个中心, 其宗旨是盘活农村土地使用权, 为农村土地经营提供资金支持, 促进土地有序流转及集约化经营。土地银行的经营对象既包括资金也包括土地, 其资金业务范围较商业银行小, 但政策性较商业银行强。

(二) 制度保障

我国农村信用体制范围非常有限, 覆盖面积窄。构建适用于农业信贷系统的信用体制, 才能为农业信贷和长期、抵押贷款提供制度保障和风险控制依据。

要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农地抵押制度和农地流转制度同步推进。土地是农民的最后保障, 如果不能将实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做到位, 不仅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也不利于农地抵押制度的推行。

政府应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完善, 制定抵押贷款法和土地使用权流转法等法律法规, 使土地银行的业务开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规范经营, 控制风险。

农村信用社的土地流转业务可以为农发行的土地抵押贷款提供土地评估和信用评估的基础和资料。另外, 农户无法偿还贷款时, 银行将取得已抵押的土地使用权, 为了其盈利及资金需要, 农发行在一定期限内必须将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因此, 两种业务的紧密配合非常重要。同时, 评估及风险控制部门等各组织的共同配合协调才能保证整个土地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行。

摘要：文章通过对国外典型土地金融制度的创立背景、组织结构和主要经营业务的研究, 分析出其可借鉴的经验及应用到我国时存在的问题, 同时结合我国实际, 得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土地金融体系的构建设想。提出利用现有体系, 由农业发展银行承担土地抵押贷款业务, 由分布广泛而深入的农村信用社承担土地流转业务。二者相互配合, 综合经营, 共同促进我国农村生活和生产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农地金融制度,组织结构,土地抵押贷款,土地流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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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企业会计制度的结构与变化 篇10

国家财政部在2000年12月发布《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制度>的通知》, 象征着新的企业会计制度正式成立, 并投以实施推广过程中。在结构上新的企业会计制度由企业、小企业以及金融企业三方面的会计制度组成。在变化上主要呈现在会计科目、会计原则、资产、等内容上作出增设和调整。新的企业会计制度是对我国现有企业会计制度的完善和革新, 能够科学规范企业的会计核算标准, 提升企业的财务会计能力, 确保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性和可靠性, 是推进我国企业会计制度改革和前进的重要步骤。本文首先介绍了新企业会计制度的主要结构, 并以原有的企业会计为对比, 分析新企业会计制度的主要变化。

1 新企业会计制度的结构

新企业会计制度与旧企业会计制度相比, 在结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首先, 新的企业会计制度突破了企业所有制与企业的组织形式的局限, 成构建了统一、规范的适用于大中型企业财务会计管理的企业会计制度, 并在工厂、交通企业的成本核算、进出口业务核算、房地产商品开发核算、商品购销存核算等方面做出了具体可行的规定。其次, 有效将小规模资产的企业纳入会计制度规范范围中, 有效改变小规模资产企业不能对外直接募集资金的境况。最后, 有效将金融服务企业那如今企业会计制度规范范围中, 并依据金融行业的经营的特殊性, 制定出合适的会计制度。新企业会计制度的结构总体概括为大中型企业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制度以及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采用新的企业会计结构, 能够兼顾不同规模、不同性质企业的经营状况采取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 同时又体现了企业会计制度管理的严谨性和稳定性, 从而促进我国企业可持续稳定发展。

2 新企业会计制度的变化

(1) 增设会计科目。新的企业会计制度与旧企业会计制度相比, 在会计科目上产生了较大的变化, 在一级科目上主要增加并开设了“固定资产折旧核算”、“在建工程折旧核算”、“无形资产折旧核算”、“未确认融资费用”、“人力资源成本”、“预算负债”、“待转资产价值”、“已归还投资成本核算”等;在“短期投资”科目下增加了“基金”细化科目, 将“递延资产”、“折扣与转让”、“住房周转金”、“开办费”等科目取消, 在“其余货币资金”科目下增设了“存出投资款”细化科目。同时在股份制企业公司中的“利益分配与盈余公积转入”转变为“利益分配与其他转入”。可见新企业会计制度在会计科目上的变化相当大, 涉及到企业财务会计活动的方方面面, 同时又具有新时代的新特点[1]。

(2) 增设了内容重于形式的原则。在原本的企业会计制度所遵循的原则基础之上增设了内容重于实质的原则, 也就是企业必须根据自身的交易实际和经营状况进行基本的会计核算, 而不是将企业的法律形式作为财务会计计算的凭证。比如对企业的总收入的确认一环节中, 就企业会计制度一本是采用归纳法规定企业收入的时机, 而新企业会计制度则摆脱形式主义的束缚, 立足于企业实质收入原则, 制定企业收入确认的标准, 比如售后回购不是销售是融资协议, 融资租赁的承租人无所有权, 但是有资产入账。

(3) 增设了稳健性原则。稳健性原则是指企业可以记录并确认预见的损失和费用, 而对不能收入不能确认和核算, 不多计资产收益, 也不少计资产收益。新的企业会计制度中增设了稳健性原则, 目的是以维护企业的经济效益、规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遇到的风险和损失, 能够有效起到防范风险和风险预警的作用, 有助于企业在财务运用和收支方面做出科学的决策, 为投资人和受益人提供切实有效的安全保障。然而在企业会计制度管理时, 稳健性原则不能滥用, 切记以稳健性原则作为一切核算和计提秘密准备[2]。

(4) 重新定义资产。新的企业会计制度将资产重新定义为已过去的交易和事项产生的并有企业所掌控和拥有的资源, 这些资源将是企业后续发展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基础和源泉。与旧企业会计制度中对资产的定义相比, 新的企业会计制度对资产的定义在两个方面进行了修订:一是过去的的交易和事项产生的资源, 而非未来的交易和事项产生的资源;二是, 这些企业所拥有和掌控的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收益, 而非一定。此外新的企业会计制度中对资产的确认和计量重新做了规定, 比如待处理的财产不能算作企业的资产, 因技术更新原有的设备技术淘汰或闲置, 这部分的资产不在企业的资产计量范围内。

(5) 合理调整了财务报表的填列方式与内容。在企业的会计成本核算和负资产负债表中, 某些企业财务项目以账面价值填表, 而非以账面余额填表。比如在对企业的“商品销售存”、“在建工程”、“短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等项目上, 可以采取账面余额收支计提的核算方法进行金额填表。但是在对“固定资产”进行填列时, 要掌握固定资产的折旧性, 因此在对固定资产进行原价值、净值、累计折旧、净额等项目进行金额填表时, 必须进行固定资产的折旧成本核算, 即本金与利息总和减去折旧成本后产生的净额。在企业资金的收支流量表中, 精简了企业财务活动各个项目所展现的内容, 并对其中具有主导作用的美容进行了冲新调整和补充, 比如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资金流动表中, 取消了“已收租金”、“经营租赁的费用”等项目, 而将两者合并为收效的税费返还项目中。在企业投资活动所产生的资金收支流量表中, 将以往的“利润所得现金”、“投资利息所得现金”合并为“因投资利益所得现金”。而在企业资金收支流量的补充资料表格中, 将“与收支的无关的集资行为”转变为“由净收益调节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流量”, 并有效增设了“预期费用增加/减少”、“长期租赁待摊费用营销”等项目。

(6) 重新定义虚拟货币交易。新的企业会计制度于旧企业会计制度相比在非货币性交易 (虚拟货币交易) 方面有较大的差异,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同类资产交换与非同类资产交换将没有区别和分类, 将虚拟货币交易同意规定为同类资产交换。二是, 在新企业会计制度中规定在计算虚拟货币交易的入账价值时, 主要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两者的总和作为入账价值, 而就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虚拟货币是以换出资产的公众认可价值作为入账价值。

(7) 细化而明确地规定了借贷费用资本。在新企业会计制度中将企业的借贷费用资本进行了细化而明确的规定, 新的企业借贷费用资本规定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可预期使用的状态、满足借贷的三个具体条件以及资本化金额采用特定合理的计算方式。同时企业在确认并实施资本化金额时, 企业在建的固定资产成本不能通过以专门借贷方式产生的利息收入作为冲减的手段。而企业通过借贷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可以直接通过企业自身的财务费用纳入企业当个季度的损益报表中。

(8) 革新了无形资产转让的处理方式。在新的企业会计制度中企业可以通过以转让企业无形资产 (如商标、知识产权等) 所获得的金额与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值。将其作为企业的利息进行成本核算, 而不采用“企业业务收支项目”进行核算。这种新型的悟性资产的转让的会计处理方法, 有效地保证了企业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 从而提升了企业的资产利息收益比例。

3 结束语

新企业会计制度在结构上主要以企业、小企业以及金融企业三个方面为主, 在变化上主要表现为增设了会计科目和各项会计准则、重新定义资产、改变了资产的确认和计量方法、调整了财务报表的填表方式与内容、重新定义虚拟货币交易、明确规定了借贷费用资本的、更新了无形资产转让的处理方式等。新的企业会计制度与就企业会计制度相比, 产生的变化不止以上几个方面, 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进一步挖掘。我国的企业要想获得更加长远的发展, 就必须认真学习新的企业会计制度, 将其合理运用到企业日常的财务会计活动中, 以促进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稳步规范进行。

参考文献

[1]芦君.新企业会计制度的结构及其主要变化[J].中国新科技新产品, 2011, (15) :218.

制度结构 篇11

关键词：招拍挂制度；城市房地产；市场结构；影响因素

1 我国现行的土地招拍挂制度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已经发展成了一种既能维护土地公有制，又能促进商品经济运行的全新制度。在土地招拍挂制度实施之前，我国经营性用地通常采用协议供地政策，指“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采用共同协商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经过不断发展，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国经营性用地全部实行土地招拍挂供地政策。

1.1 土地招标出让方式

顾名思义，通过招标的方式进行国有土地出让是指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发布招标公告，邀请公民、法人及社会组织参与国有土地使用权投标，根据投标结果来选定土地使用者的行为。该方式分为两种形式：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采用公开招标时，投标单位不得少于三家，否则必须停止公开招标。

1.2 土地拍卖出让方式

通常情况下，一些区位条件较好和交通便利的闹市区都采用土地拍卖的出让方式。该方式主要是由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公开发布拍卖公告，竞买人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公开竞价，根据竞拍结果来选定土地使用者的行为。同样的，如果竞买人少于三人，拍卖也将终止。与其他拍卖原理一样的是，土地拍卖中也遵循“价高者得”的原则。

1.3 土地挂牌出让方式

土地挂牌出让方式源于广东和江苏等市场经济发达、土地市场完善的地区，随着该方式的日益完善在全国得到全面推行。土地挂牌出让方式是指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发布挂牌公告，将拟出让宗地的条件在制定交易地点挂牌公布出来，接受竞买者的出价并对价格进行实时更新，截止到挂牌期限为止根据出价结果确定土地使用者的行为。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投资较大竞争较弱的经营性土地。

2 招拍挂制度对市场结构的影响分析

与协议供地政策相比，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市场透明度更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随着竞争的加剧，成交价格与真实的市场价格也更加接近。作为土地价格上升的原因之一，土地招拍挂只是将真实的市场价格反映出来，根本原因则需要深入探讨。

2.1 影响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因素

房价和地价是房地产开发中两个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要分析影响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因素就必须对影响房价和地价的因素做深入的分析。

2.1.1 影响房价的因素

第一，开发商的建设成本。建造房地产的成本是开发商出售地产时必须考虑的因素，通常是成本越高，投入越多，同等条件下房地产的价格也就越高。其中，土地成本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土地成本在整个房地产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也不一样。

2.1.2 消费者的收入水平

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是影响房价的直接因素，收入水平高了才能承受相对较高的房价。一般情况下，大中城市的人群收入水平比小城市要高，所以这些地区的房价也是相对较高的。

2.1.3 国家土地相关的宏观调控

我国实行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制度，供地的数量和区位由政府进行调控，而供地数量和区位对房地产的开发规模有很大影响，从而也影响了房价的高低。

2.1.4 金融杠杆的作用

房地产行业与金融行业关系密切，房地产开发商从事地产行业必须得到金融业的大力支持。政府通过信贷规模、贷款方式等金融措施可以有效调节房地产市场价格。

2.2 影响地价的因素

2.2.1 供给方对地价的影响

在我国，政府不仅是土地的供应方，也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表，同时还是土地使用的管理者，这些造成土地供应掺杂了一些非市场的因素。

2.2.2 供给土地数量对地价的影响

物以稀为贵这个市场准则对于土地市场来说依然适用，土地供给的数量对土地的价格有着重要的影响。为了控制土地供应的数量，政府每年需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年度土地利用规划。

2.2.3 土地成本对地价的影响

政府采用熟地和净地两种形式供地，存量土地有老城区拆迁的问题，新增土地存在征地拆迁问题，为了收回成本，政府就会提高地价，供地的成本对地价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3 土地招拍挂制度对土地市场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3.1 土地招拍挂制度对市场结果的影响

在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影响下，愿意出价等于市场均衡价格的土地需求者获得了土地，形成了均衡的土地交易量，而在协議供地政策下，协议价格低于市场均衡价格，造成了需求大于供给，相比来说协议价格导致了大量的土地短缺。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者获得的市场信息越充分，竞争也就越激烈，商品成交的价格才会更加接近市场价格。在土地招拍挂制度下，市场透明度更强，最后的交易价格才能准确反应真实的土地市值。

3.2 土地招拍挂制度对经济福利的影响

在协议供地政策中无效率的协议价格造成一些本可以实现的土地交易终止，土地需求者和供给者失去了一部分交易的费用，从而造成了经济福利的无谓损失，而土地招拍挂制度下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另一方面协议供地政策条件下虽然总剩余有损失，但是消费者剩余却是增加的，这就说明土地需求者的收益也会不断增加，所以相对于招拍挂制度他们更愿意选择协议供地政策。房地产开发商在协议供地政策中得到了更多的好处，但其代价却是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的损失。

4 结 论

通过对土地招拍挂制度对城市房地产影响的因素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自2003年招拍挂制度实施以来，我国城市地产市场的垄断程度不断加强，招拍挂制度俨然成为了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性壁垒”。那么，为了使招拍挂制度真正发挥其优势，必须有良好的政治、法律环境和人文基础，这样才能适应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断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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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投票制度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篇12

一、概说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监事时, 有表决权的每一股份拥有与所选出的董事或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此即为累积投票 (cumulative voting) 制, 与一般的直接投票 (straight voting) 制度不同。直接投票制是公司的每一股份, 虽然有与应选出董事相同的选举权, 但对于每一候选人只能支持一票, 不能将选举权集中于一人。例如, 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在外的股份有300股, 多数派股东全体持有199股, 少数派股东全体握有101股。假如要选出董事3人, 但有六名候选人。公司两派各支持三人。如依照直接投票制, 多数派股东可对其支持的每一候选人各投199票, 少数派股东也可对所支持的三名候选人各投出101票。然而纵使少数派股东拥有公司三分之一以上的股权, 其所支持的每一个候选人也都将落选。也即在直接投票制中, 谁拥有公司的控制权, 谁就能选出所有的董事。

反之, 如果按照累积投票制, 少数派股东则可以稳获一席董事。这是因为在累积投票制下, 每个股东拥有的投票数等于他持有的股票数乘以要选出的董事数 (这同直接投票制相同) , 但是少数派股东可以任意将这些票数在候选人中分配。因此, 在前例中, 如果少数派的鼓动将其所有的303 (101x3) 选举权, 集中支持一人, 而非分散支持数人, 此时不论多数派的股东如何分配其所掌握的597 (199x3) 的选举权, 少数派均将获得一席, 而多数派只能获得两席。因为即使多数派的股东将所持597的选举权, 平均分配于所支持的三人, 则每人各获得199个选举权, 但少数派的股东的选举权, 在集中投于一位候选人时, 则可获得303个选举权。因此, 多数派股东无法囊括全部的董事席位。

虽然如此, 但累积投票制的实行并不至于导致公司控制权的转移。在正常情况下, 多数派的股东恒可以取得较少数派股东更多的董事席位, 除非多数派股东出现计算上的失误。反观少数派股东, 则可能因为贪心而不能获得任何席位。如上例中, 假设少数派股东妄想获得两个董事席位, 而将303个选举权分为152个和151个分别支持两位候选人, 则可能不会如愿, 甚而一席也不能获得。因为多数派的股东可以将所掌握的选举权, 分为299和298, 分别支持两位候选人, 从而取得两个席位。或者将之等分为3个199的选举权, 分别支持3位候选人, 则可以全部取得3个席位。因此, 在累积投票制的实际运用上, 少数派的股东必须精确计算出得以当选的席位, 以作有效的调配。

二、累积投票制实施的制度假设

如果投票制度决定着上市公司的内部权利的分配, 那么不同计票方法无疑就是决定权利分配的杠杆。直接投票制立基于资本的立场, 自始即为资本说话, 为多数派股东控制董事会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累积投票制则以多数派股东与少数派股东之间利益的衡平为出发点, 以其相互间博弈的结果为权利配置的基准。然而, 博弈首先要有博弈的筹码。如果说累积投票制的制度设计为少数派股东与多数派股东之间的博弈提供了法制的可行性, 那么少数派股东手中筹码的多少就成为累积投票制实施效果的评价标尺。

首先, 累积投票制使少数派股东有机会选出要选出的董事, 但少数派股东必须具有一定的投票权。而且根据需要选出的董事数, 所要求的股份数也有不同。通常在计算少数派股东持有多少股份才能选出董事时, 采取如下的计算公式:

其中

Y——发行在外的股份总数,

N——要选出的董事数,

N’——股东希望选出的董事数,

X——选出N’名董事所需的股份数。

由该公式可以看出, 在发行在外的股份数 (即总的选举权个数) 确定的情况下, 少数派股东的持股数量X和要选出的董事数N直接的决定着少数派股东能否在公司中选出自己的代理人N’。在X、N与N’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 即要选出的董事数越多, 少数派股东的选举权数越多, 则少数派股东有望获得的董事就可能越多。而X与N之间则存在反比例的关系, 也即N值愈大, 则X的值就愈小;反之, N越小, X值就会愈大。这就说明有了累积投票制度并不等于股东就一定能够在董事会选举中如愿以偿, 相反, 董事选举之成功, 除了依靠累积投票之技巧外, 更依靠股东持有一定数量的股份或表决权为后盾。

应当看到, 少数派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总数是一个问题, 少数派股东事实上真正能够行使的股份数则是另外的问题。比如上例中, 多数派的股东持有的选举权数目为199, 而其他的股份数101在理论上虽可以认为由少数派掌握, 但实际上殆不可能。尤其是在上市公司中, 由于小股东数量众多, 少数派股东的股份聚集起来一者需要成本, 二者需要相应的制度的配合。因此仅就少数派股东的持股数量来说, 一方面, 需考证其实际的持有股份的数目, 他方面, 要考证使少数派股东持有的股份得以积聚的制度措施。

其二, 应选出的董事席位数目与欲选出的董事席位之间的正比例关系, 也要求前者应是一个适足保证少数派股东选出自己董事的数目。例如, 以上述公式所示, 如果应选出的董事人数为15席时, 则持有7.4%以上股权的少数派股东, 可获得一席董事。但应选出董事人数为9席时, 则仅持有11.2%以上股权的少数派股东方能获得一席。因此, 公司每次选出的董事席位的数目决定着少数派的股东是否能选出希望的董事, 这成为累积投票制效果发生的另一前提。

三、累积投票制的制度环境分析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 少数派股东的持有股份的数量与公司应选出董事席位数目是累积投票制效果的两个前提。虽然国家无义务保证少数派的股东必须在每一个上市公司获得一定的董事席位。但如果在大多数的公司, 如果累积投票制实行的结果都不能导致少数派股东至少一个的董事席位, 那么累积投票制的引进就毋宁属于公司民主制度的摆设。而考察累积投票制的效果, 也正是以上述的两个基本前提为出发点。

1. 上市公司股权双重结构与公司少数派和多数派的考察

我国证券市场股权结构的典型特征是不流通股的绝对集中和流通股的绝对分散。在不流通股中, 往往数个发起人即可持有公司半数以上甚至高达80%的股份;而在流通股中, 由于法律规定必须达一定的分散程度, 公司才可上市, 因此一个上市公司30%左右的流通股往往掌握在上万甚至几万的众多小股东手中。国有股和大量的其他股份的不流通, 导致在证券市场形成了双重的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割据。

一方面, 不流通股份包括发起人股 (国家股、境内法人股、境外法人股等) 、定向募集法人股、内部职工股、转配股、基金配售股份、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其它未流通股等。在目前的证券市场, 占上市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数的63.60%。其中, 就同一层面而言, 作为内部职工股等与国家股或境内法人股等相比, 就是多数派股东与少数派股东之间的关系;然而从另一层面上看, 内部职工股作为不流通股的一部分, 又与其他的不流通股一起构成对于流通股来说的多数派股东。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流通股和不流通股所代表的大小股东之争上。《若干规定》将流通股和社会公众股分为股权的两极, 要求上市公司“在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的过程中, 应充分反映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意见, 积极推行累积投票制”, 从侧面证实了流通股与不流通股之间的利益纷争是公司治理中的首要问题。然而另一方面, 即使不考虑国有股的减持和民营公司的上市, 在现实的上市公司内部, 除有不流通股和流通股所代表的大小股东的利益冲突之外, 事实上, 流通股股东内部也存在利益的不一致, 从而可能分化出多数派股东和少数派股东利益冲突的问题。流通股在目前的股本结构中占有35.99%的股权比例, 根据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关于公司上市条件的要求, 股权的分散程度极高, 在上市公司内部的股权结构的实证上, 也得以反映。那些持有公司股份百分之一甚至0.1%的股东都会成为公司流通股的前几名股东, 他们作为投资股东与零散持有公司股份的投机股东之间利益事实上也存在差别, 因而在流通股的内部也有多数派股东与少数派股东之分。

理清流通股与不流通股之间的多数派与少数派以及两者各自内部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关系, 可能是非常复杂的。然而根据同类股份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往往较高, 毫无疑问, 持有公司数量较多的股东之间往往由于利益上的冲突, 各自通过代表一定股东的利益, 对公司董事会以及监事会席位的分配, 是实现公司内部权利的制衡, 抑制公司权利滥用、践行公司民主, 保护小股东利益的关键。然而, 中国证券市场能否产生这样的制约的机制呢?

郎先平先生通过对东亚公司股权结构考察, 结论并不乐观。他认为与西欧公司明显不同, 在东亚公司中, 第二大的股东往往与大股东结合起来一起对小股东进行掠夺。吴敬琏教授也提出在国内证券市场建立第二大股东与第三大股东以制衡大股东的建议, 但这种建议在欧洲有其理论的可行性, 但在亚洲可能就会遇到几个大股东相互勾结的局面而剥削其他小股东。

2. 关于应选举董事席位

世界各国公司立法对董事的人数都有一定限制。我国《公司法》也规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为5至19人。如上所述, 当公司的拟选举的董事席位降低时, 少数派股东要选出一席董事的选举权就必须相应增加。根据上文的公式可知, 当公司的董事席位为19人时, 要选出一席董事, 少数派股东应拥有5%以上的选举权;当公司的董事席位为5人时, 则少数派股东至少应拥有16.75%的选举权, 才能选出一席董事。

《征求意见稿》规定, 只有两种情况下, 才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其一为上市公司选举独立董事时, 其二为控股股东控股比例在30%以上的上市公司选举董事、监事时。在第一种情况下, 根据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在2003年6月30日前, 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 则按照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的最低和最高人数, 独立董事的最低席位分别应是2人和7人。按照累积投票制的计算, 则每选出一名独立董事, 少数派股东分别应拥有选举权数为33.5%以上和12.563%以上, 前一种在目前的市场几乎等于全部流通股的总和, 对于流通股股东要在公司中选出一位独立董事殆不可能;后者要求的选举权数目在流通股股东95%以上均为中小自然人的情况下, 欲集合如此高的表决权数额势所难能, 况且要求都上市公司的董事人数达到19人, 从而独立董事人数达到7人, 也非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常态。因而《若干规定》最终将该情况删除完全可以理解。而后一情况下, 如果不流通股相对的分散, 从而大股东持有的数量低于30%的股权比例时, 则按规定可不实施累积投票制, 但基于不流通股之间利益的一致性, 在董事席位的分配上, 流通股股东也不可能享有话语权。因而最终《若干规定》改变了《征求意见稿》规定, 要求上市公司一律“应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选择董事、监事的权利。在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的过程中, 应充分反映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意见, 积极推行累积投票制”, 的确是一进步。

四、结语

“公司及其立法发展的历史证明, 在公司发展的各个时期, 公司法中的种种规定及其变化并不影响对大股东利益的实现, 这是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从累积投票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看, 似乎也能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 即累积投票制度在保护小股东利益方面力度有限, 在防止大股东滥权方面并无建树, 因此也不可能象公司法的其他制度那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在各国公司法中普及、发展。即使是在累积投票制度的发源地美国, 其也呈现出一度衰落的迹象, 即“在公司发展史上, 累积投票制度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与渐弱的过程, 即由强制性立法变为任意性规定甚至在有些州的公司法里消失了。”

为此美国《示范公司法》报告人汉密尔顿指出:“从实际效果看, 在闭锁公司中实行累积投票制度具有更大的意义。在大型的公开公司采用这一机制, 除了增添麻烦, 把委托投票机制更加复杂化之处, 对选举结果几乎没有影响。”

然而, 不论关于累积投票制在国外的命运如何, 也不论其有无副面的作用, 作为一种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举措, 证监会通过部门规章的方式将其借鉴过来, 本身即是一种进步;对于流通股股东而言, 也应当被认为是一种境遇改善的措施。但是将社会公众股定义为少数派的股东至少在制度建设上, 仍然是属于“过渡性的措施”。在不流通股将来进入全流通后, 这种制度的设计必将因“皮之不存”, 而“毛亦无着”。然而正如本文探讨的, 即使作为“过渡性措施”, 即使存在将来全流通的可能, 至少在目前的股权结构之下, 如果无相关制度的配合, 累积投票制真正能够发挥的作用也非常的有限, 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 只是标榜“民主”的华丽的外衣。

尤有进者, 大股东与小股东利益的争夺, 犹如狼之于羊的关系, 狼的贪婪在于不懂得维持生态的平衡, 不会自动的产生保护羊的制度。而《若干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应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选择董事、监事的权利”, 在公司实际控制权掌握在控股股东即不流通股股东手中时, 无异于委托不流通股股东去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为了生存, 他们会仅因短期的利益, 而维持生态平衡吗?

摘要：累积投票制是践行公司民主、防止多数派股东把持董事会的一项重要措施。本文结合我国多数派与少数派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事实上体现为不流通股和流通股之间的利益冲突, 通过对累积投票制要求的少数派股东可支配的选举权数与公司董事实际席位的探讨, 认为在相关配套制度缺失的情况下, 累积投票制将难以发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