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修正（精选4篇）
法律修正 篇1
1《刑法修正案 (八) 》修改后的盗窃罪概念辨析
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 》, (以下简称《刑修 (八) 》) 第264条的规定, 盗窃罪是指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 或多次盗窃, 入户盗窃, 携带凶器盗窃, 扒窃,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10年以上有期或无期徒, 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可见《刑修八》对盗窃罪修改主要体现在对盗窃罪犯罪构成的扩充, 将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扒窃, 入户盗窃, 多次盗窃, 携带凶器盗窃等盗窃手段扩充进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这次对盗窃罪的修改, 为司法实践中的审判活动提供了明确的依据, 也有利于保障社会秩序, 加强治安管理, 是刑法的一大进步, 但也随之产生了很多争议问题, 本文将逐一阐述。
2 盗窃罪多次盗窃犯罪过程中“多次”的认定
《刑修八》规定了多次盗窃, 何为多次?如何计算?是应当累计计算, 还是应当按年份计算, 这引起了司法界广泛讨论, 针对此种情况, 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盗窃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4条规定对于1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3次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 而且还在第5条第 (十二) 项中规定:多次盗窃构成犯罪, 依法应当追诉的, 或者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的, 前一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内的应当累计算其盗窃数额。以此来对多次盗窃的计算进行解释与说明。
但是随之而来的又一个新问题, “多次盗窃”中何为一次?“次”应如何做解释说明?“一次”何时才算作既遂?第一种观点认为“一次”应以“同时同地”为计算标准, 即行为人在一段时间内, 在固定的范围内, 进行连续多次的盗窃行为应当认定为“一次”。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盗窃罪中的“一次”必须是基于同一个犯罪故意完整地实施一系列的盗窃行为, 不得中断。此处本人认同第二种观点, 即对于盗窃罪中次的评价要符合主客观同一理论, 不能只进行形式判断, 还应进行实质判断, 即是否为一次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意志, 看他是否在相对确定的时间, 地点实施内心想要实施盗窃的次数。
3 对入户盗窃中“户”的认定以及入户盗窃着手的判断
3.1 对入户盗窃中“户”的认定概念辨析
对入户盗窃中户的认定, 应当类比入户抢劫中“户”的概念来认定, 入户盗窃是指行为人以盗窃为目的, 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 包括封闭的院落, 渔民用于生活所居住的船舶, 牧民的帐篷等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入户”的案例往往超出法律的预料范围之外, 会衍生出不同的情况, 给司法实践带来困难, 例如, 某居民区内便民超市白天作为“户”应当如何准确定型?又如, 城市白领甲乙合居一所两室一厅公寓, 此时他们有各自的卧室, 如果甲进入乙的卧室行窃, 此时他们所居住的卧室如何定性?是否算作是入户盗窃中的“户”?此时就应该考虑立法者规定入户盗窃这一犯罪构成的目的是什么, 立法者主要是基于保护公民的住户安宁权以及其财产才规定了此项盗窃罪的犯罪构成, 如果上述两例的小偷乙盗窃为目的侵犯了失主的住户安宁权, 理应认为是入户盗窃, 即小偷在夜间主人熟睡时侵入超市拿走财物, 此时的超市不应当视为具有开放性的公共场所, 应当视为居所, 符合入户盗窃这一犯罪构成。
3.2 入户盗窃着手的判断
着手是区分盗窃罪是属于犯罪预备阶段还是属于犯罪实行阶段的重要标志, 在一般盗窃中只要行为人将手伸入他人钱包, 口袋之内就算做是着手。但入户盗窃这一犯罪构成的着手应当如何判断?是指行为人只要进入他人居所就算做是入户盗窃的着手吗?笔者并不这样认为, 请看以下案例分析:王大锤系一职业惯偷, 想要盗窃古董商人家中玉佛一座, 某一天, 他潜入古董商人李某家, 于是王大锤打算通过给古董商人的杯子投放安眠药的手段, 等古董商人晕倒后在实施行窃, 此时王大锤进入李某家给李某投放安眠药的行为是否是入户盗窃的着手?本人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着手是指是受害者的法益收到紧迫的危险, 而本案例中王大锤投放安眠药的行为, 仅仅是实施盗窃罪是一种手段而已, 其目的是使李某昏迷, 以便去除行窃过程中的阻碍, 使得其可以顺利的行窃, 而此时李某并不在家, 没有侵犯李某健康法益的紧迫性, 更没有侵犯李某财产法益的紧迫性。因此不应该作为入户盗窃的着手。入户盗窃的着手应该是指以盗窃为目的, 进入到他人住所, 开始物色财物, 能够给失主的财产法益造成紧迫性危险时, 才应该称之为入户盗窃的着手。
4 扒窃中随身携带的财物以及观念上的占有的认定
扒窃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盗窃手段, 因此《刑法修正案 (八) 》并未将其作为情节加重犯而是将其作为盗窃罪的犯罪构成, 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盗窃罪的管辖范围, 稳定社会秩序, 加强治安管理。扒窃是指通常发生在公共场所, 行为人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 体积较小, 较为轻便的动产。对扒窃这一问题中争议最大的则属“随身携带”这一概念的含义了。一般来说“随身携带”是指带在身边, 或者触手可及的地方, 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触手可及是多远?请见下述案例分析:乘客唐某在上了火车之后, 将随身携带的行李箱 (内含一个笔记本电脑, 和五千元现金, ) 放在火车的座位之下, 然后起身上厕所, 此时唐某放在火车座位下的行李箱, 应该如何定性?是随身“携带”?的财物吗?
对于这个问题, 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是, 唐某已经脱离了对行李箱的控制, 因为行李箱体积较大, 不应算作随身携带的财物, 如果此时有人拿走行李箱, 应当把行李箱当做遗失物, 定侵占罪, 而不是定性为盗窃罪。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此种情况下唐某对行李箱的占有是观念上的占有, 此时如果行为人拿走行李箱应当认为是盗窃罪。本人赞同第二种观点, 因为唐某仅仅是起身去卫生间, 时间较短, 且随时有回来的可能性, 理应属于在主人的控制范围之内, 符合观念占有的说法, 加上火车并未到站, 周围的乘客会默认为是原主人占有, 不能推定为唐某下车后的遗失物, 此时如果有人盗走唐某的行李箱, 应当认定为是原主人在观念上的占有, 在公共场所扒窃, 定盗窃罪。
5 携带凶器盗窃的“携带”的定性以及盗窃故意
首先, 司法界的前辈已经对抢劫罪中的凶器有过较为详细的阐释, 此处的携带凶器盗窃类比携带凶器抢劫即可, 故, 此处不再做赘述, 本文只对“携带”二字以及盗窃的故意做详细分析。
携带凶器盗窃行为人携带凶器的目的应当是为了盗窃, 而不是为了进行生产生活等活动, 更不是为了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而且凶器在客观上应当有使他人的生命, 健康受到危险的可能性。农夫李大奎, 在田间耕作回来, 随身携带着用于耕作的锄头, 回家的途中见到有一辆停在田间的跑车, 他好奇心驱使上前查看, 发现车内有现金若干, 还有一个苹果5的手机, 遂心生歹意, 用锄头砸碎车窗, 拿走手机和现金, 匆忙出逃。此时农夫的行为应否定义为携带凶器抢夺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此处李大奎的行为在客观上看是运用了随身携带的器具进行了盗窃, 但是我们更应该考虑他事先并没有盗窃的故意, 案例中明确表明他是属于临时起意, 根据主客观统一的观点, 农夫李大奎不符合入户盗窃的犯罪构成, 那么李大奎的行为时属于无罪吗?当然不是, 对李大奎只要按照一般盗窃罪定罪处罚即可。
解决了携带凶器盗窃这一盗窃罪犯罪构成的盗窃故意问题, 我们来探讨携带凶器是否要求行为人随身携带的问题。请看下例:公车盗窃团伙组织成员闫子章, 提前到所要搭成的长途旅游汽车进行“踩点”, 将一把弹簧刀藏入公交车的底座, 随后检票登上长途旅游大巴, 在旅客都上车后, 将事先藏好的弹簧刀取出, 用其悄悄划开旅客的背包, 盗窃走现金, 手机若干, 此处闫子章利用弹簧刀盗窃的行为是否是随身携带凶器?本人认为《刑法修正案 (八) 》规定的携带凶器盗窃应该是指将是指将凶器处于自己的实际控制范围之内, 并不要求是随身携带, 因为此处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应当是指失主的财产权和人身安全, 所以只要行为人是利用凶器侵害了失主的财产法益, 就应当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这一犯罪构成, 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随身”二字上。所以即使行为人是利用与其本身间隔有距离的凶器进行盗窃, 只要行为人能实际控制凶器, 就应认定其符合携带凶器盗窃这一犯罪构成。
回顾全篇, 本文通过对我国《刑法修正案 (八) 》中盗窃罪的犯罪构成, 以及法律实践中具体法律应用问题的分析, 深入探讨了盗窃罪的新增加的犯罪构成的法律适用, 挖掘了现实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盗窃罪犯罪形式, 以案例分析, 观点讨论的方式, 较为深刻的剖析《刑修八》扩充盗窃罪犯罪构成的意义:即维护社会秩序, 加强治安管理, 以刑法为手段, 惩治社会生活中常见的盗窃罪各种情形, 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化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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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龚培华.刑法适用热点问题研究[J].检察官, 2011 (3) .
[3]祝铭山.典型案例与法律适用:盗窃罪[J].一级大法官, 2011 (1) .
法律修正 篇2
一、调处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法律的适用———以人权保护理念为视角
李步云先生认为人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 要认识人权概念则必须从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上作多视角研究。人权从本来意义上讲是“应有权利”, 即人按其本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法定权利是“应有权利”的法律化、制度化;实有权利是指人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真正实现的人权。[1]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条, 阐明了人权体系的主要支柱, 即自由、平等和休戚与共。[2]人权象征着人类价值的永恒。人类文明基本精神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人权的概念和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发展。人权的前提、基础和核心是平等, 因而具有普遍性。和谐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 首先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 尤其是利益关系的平衡和协调。无论是科学发展观思想还是和谐社会建设目标, 都体现出了人权保护的理念。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规定, 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 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 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 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为公安交警部门调处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2004年颁布并实施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2009年1月1日起施行《公安部发布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公安部104号令) 。除此之外, 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均相继出台了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办法或规定, 如《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2006年通过, 2009年和2012年两次修正, 以下简称湖南省《办法》, 本文探讨的对象主要是2009年修正中的)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等等。
但是, 前述法律、法规中关于交警部门调处赔偿纠纷的规定较为原则, 缺乏专门性的法律规定, 特别是缺乏调解的指导原则, 调解的方法和法律依据不够妥当、健全, 甚至有的当事人对调解的公正性产生质疑, 例如, 在调解阶段, 因部分当事人往往难以提供完税证明、劳动合同和暂住证或居住证等, 容易产生因受害人农村或城镇的身份而“同命不同价”的问题, 有的误工费、营养费等也难以得到支持, 如果涉及保险公司, 则保险公司多认同人民法院的裁判, 一般不参与或认同公安交警部门的民事调解, 如此调解难度则更大;对于赔偿比重较大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调处时一般也不予支持;有的义务人不履行调解协议书, 权利人不得不提起民事诉讼, 这就增加了诉讼成本, 等等。由此, 我们建议在人权保护理念的框架下, 构建交警部门部门调处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的指导思想, 健全调解方法和法律依据,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和调解机制创新。
二、关于湖南省《办法》第三十七条的正确理解和适用———以人权保护理念为视角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2009年修正) 第三十七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不能及时了结的, 有赔偿责任的当事人或者事故车辆所有人应当提供有效担保;不提供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的需要扣留有关事故车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妥善保管被扣留的事故车辆,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针对该条规定 (2009年修正前为第三十五条) ,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法规工作委员会和湖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专门作出了释义。以供省内交警部门执法适用根据该释义, 对于扣车的目的和时间是如下阐释的:
(一) 扣车的目的是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或者已经实现, 如出现提供担保或者双方协商一致并支付赔偿金等情况时, 没有必要再扣车,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依法及时发还车辆。应注意的是, 这里的扣车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扣车目的不同。按《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扣车, 目的是为了收集证据。因此, 至勘验、鉴定完毕, 应及时发还。
(二) 按本条规定的扣车, 扣留多长时间, 不能统一规定, 扣车截止时间应以交通事故是否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了结”作为界定标准。所谓“了结”, 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的处理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完自己的法定职责, 分两种情况:一是当事人收到事故认定书后, 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共同申请损害赔偿调解, 这时,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已经履行完毕,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最后一日仍未提出调解申请的, 即可视为“了结”;二是当事人收到事故认定书后, 在法定期限内共同提出损害赔偿调解,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主持调解达成协议或调解终结, 达成协议或调解终结即可视为“了结”。交通事故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了结后, 即使没有提供有效担保,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也不应再扣留事故车辆, 而宜及早告诉受害一方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 通过法院的裁决继续扣押事故车辆而达到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3]
前述释义为正确理解和适用该办法第三十七条提供了必要的指导, 也体现了对人权的切实保护, 特别是对受害人权利的保护。但是, 下列情况中, 如果交警部门错误地理解和适用该条款的规定, 极有可能导致对人权的侵害:
第一, 赔偿纠纷的当事人收到事故认定书后, 如果在法定期限内均未交警部门提出调解的, 即交警部门对该案的法定职责已经履行完毕, 也就是说本案已经“了结”, 符合解除扣留措施的条件, 不应继续扣留车辆。如需财产保全而继续扣留车辆, 应由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交警部门则无此类职权。
第二, 如果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则表明该案进入了司法程序, 也就是说交警部门在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之时就丧失了调处交通事故民事赔偿纠纷的基础和法律依据, 此时不应继续调处, 并立即解除扣留车辆的强制措施, 否则, 交警部门就将自己当做了人民法院, 任意地将行政权扩大至司法权, 侵犯当事人的财产权利, 这完全与依法治国和“法治湖南”的宗旨和精神背道而驰。
三、湖南省《办法》 (2009年修正) 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合法性质疑
该办法属于湖南省的地方性法规, 该办法第三十七条的立法宗旨和内容是交警部门基于交通事故调处的需要而可以扣留有关事故车辆。但是, 该规定是合法性是存在质疑的:
(一) 扣留事故车辆是属于限制他人财产权的行为, 应由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和实施的法律来做出规定, 根据《立法法》规定和原则, 该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应当根据上位法规定来制定;而作为地方性的法规内容的第三十七条在立法上并未得到上位法的授权和许可,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扣车, 目的是为了收集证据, 并未对为了处理交通事故赔偿纠纷而扣车进行授权和许可, 纵观《道路交通安全法》, 不管是在伤者抢救治疗期间还是交警主持调处期间, 都没有规定交警部门可以扣留事故车辆 (因收集证据需要另当别论) , 其它一些地方也无类似规定。该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也与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相悖。
(二) 该办法第三十七条授权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有赔偿责任”一方的事故车辆, 此与《道路交通安全法》法律规定相抵触。依《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规定, 公安部门的职责是“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这是一种行政管理职责, 是一种行政权。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规定, 当事人对于交警部门的调解和提起民事诉讼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该《办法》第三十七条授权交警部门调处交通事故赔偿时扣留事故车辆, 极有可能使得交警部门主持下的当事人之间自愿调解变成了事实上的强制调解, 这显然违背了立法本意。
同时, 交警部门在主持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处过程中, 法律未赋予其扣留事故车辆以便调处争议的行政权力。因此, 湖南省《办法》规定交警部门在当事人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存在争议时扣留事故车辆的权力超越了法律的授权, 实际上就是以行政权取代了司法权。
因此, 湖南省《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合法性是存在质疑的, 难以作为执法依据。交警部门以此规定来作为限制当事人的合法财产权, 是执法效力当然也是令人质疑的, 也是非常容易侵害人权的。
四、结语
我们应当把人权保护的理念和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理念贯穿到交警部门调处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的全过程。如何切实地保护人权?体现人权保护理念的法律和依据则是前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 正确理解和执行法律则是有力的保证。2012年3月31日, 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按照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根据该决定, 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三十七条修改为:“发生交通事故的, 交通警察应当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 收集证据;因收集证据的需要, 可以扣押事故车辆, 但是应当妥善保管, 以备核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不能及时了结的, 有赔偿责任的当事人或者事故车辆所有人应当提供有效担保。”此时明确了扣留车辆的目的, 即“收集证据的需要”, 这将有效避免在实践中交警部门为了调处交通事故纠纷而无限期的扣留车辆的错误做法, 体现了对人权的保护;同时规定“有赔偿责任的当事人或者事故车辆所有人应当提供有效担保”, 也彰显了对受害人的人权保护和关怀, 但何为“有效担保”、担保为何种类型、担保期限如何等问题仍然是围绕人权保护而展开的问题, 值得我们继续探究。
参考文献
法律修正 篇3
关键词：制定背景,指导思想,罪名的修订,意义
一、《刑法修正案 (八) 》的修订背景与指导思想
2011年2月25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以139票赞成、7票反对、11票弃权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从整体上讲, 本次刑法修订是历次修订动作最大的, 相当于前七次修改的总和, 共修改了50个条款, 涉及49个问题。修改后的刑法于2011年5月1日起生效。
我国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全面修订了刑法。此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根据惩治犯罪的需要, 先后通过了一个决定和七个刑法修正案, 对刑法作出修改、补充。一些全国人大代表、社会有关方面提出, 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 需要对刑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修改。同时, 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也要求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对刑法作出必要的调整和修改。
《刑法修正案 (八) 》之前没有任何领导给出指导思想, 我的理解, 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 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政策, 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加强刑法对人民切身利益的保护, 维护社会稳定, 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保障。
二、《刑法修正案 (八) 》的主要内容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的主要内容, 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 更好体现宽严相济的政策, 对有些刑罚进行了调整, 比如取消部分犯罪的死刑, 规范了被判处死缓的人减刑、假释后实际执行期限, 调整了数罪并罚的期限, 同时, 又体现人道主义精神, 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的一些刑罚的规定进行了调整, 更好地体现了宽严相济的政策, 使我们国家的刑罚制度更趋合理;另一方面,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进一步加强刑法对民生的保护, 加重了对一些严重侵犯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一些犯罪行为的处罚, 例如, 生产有毒有害食品、制售假药等, 拒不支付劳动者报酬、酗酒驾车、飙车等, 加大了一些严重犯罪的罚处力度, 比如,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累犯的处罚力度都有所加重。下面我就分四个部分对本次修正进行解读, 以便从更宏观的角度来把握修正案八的立法精神。
三、刑法修正案 (八) 修订的意义
第一, 刑法修正案 (八) 的内容更为科学合理, 符合实际, 它的正式实施, 会更加有效地惩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为我国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本次刑法修正案修订的内容主要是:适当消减死刑罪名, 延长对某些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犯罪分子的实际服刑期限, 适当延长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刑期, 完善减刑与假释的规定等等。这些方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政策, 必将进一步的打击犯罪, 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提供更为优良的法治环境。
第二, 刑法修正案 (八) 的实施进一步体现了我国政府对人权保护的一贯重视。我国刑法坚持罪刑法定、罪责刑相统一以及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等基本原则。几十年来, 这些体现法治精神的基本原则是伴随着我国刑法制度的逐步完善而丰富其基本内容的, 也是在伴随着刑法的一次次修正而推动其发展的。
第三, 刑法修正案 (八) 的实施进一步体现了我国政府对民生工作的高度重视, 以及对民生的殷切关怀。刑法修正案 (八) 中增加了恶意欠薪罪, 增加与修改了食品安全监管滥用职权罪、食品安全监管玩忽职守罪, 降低了食品药品犯罪的入罪门槛、加重其法定刑, 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社会危害突出、人民群众反响强烈的违法行为也入罪量刑, 这些方面, 充分反映了加强对民生保护的立法意旨, 必定有利于打击犯罪, 维护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第四, 刑法修正案 (八) 的实施意味着我国刑事司法开拓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目前, 我国的刑法体系完备, 刑法结构科学合理, 在本次修正案中一次性取消了13个死刑罪名以后, 在将危险驾驶入罪以后, 在完善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规定、在对已满75岁老年人原则上不适用死刑、在坦白从宽第一次被纳入刑法以后, 我国的刑事司法必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它将极大地展现刑法的威力, 昭显着人文的关怀, 也体现了刑法的新时代特征。
第五, 刑法修正案 (八) 的实施, 也意味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国整个社会逐步进入一个培育伟大情操的时代。一个党的伟大, 不在于她曾经创造过伟大的业绩, 也不仅在于她缔造出一个伟大的国家, 更重要在于, 她奠定一个伟大的制度, 并在这个制度中培育出具有伟大情操的人民, 这样的业绩才是永存的。几十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们走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强国之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几乎从没有什么法律制度, 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 成就举世瞩目。但是, 一个国家仅仅有制度还是远远不够的, 这只是第一步, 关键的是要全民熟悉并认可制度, 并能很好地尊重制度、执行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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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误判“毒胶囊门” 篇4
毒胶囊事件比以往危机更甚的是, 它波及到了最广泛、最广大人群——人吃五谷杂粮, 谁还能不生病吃药?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毒胶囊铬超标的潜在受害者。如此把全社会所有人一网打尽的危机, 还真不多见。
再则, 毒胶囊伤害的直接对象, 首先是病人这一脆弱群体。医家有云:“但愿世间长无病, 何愁架上药生尘。”而无良企业和商人, 现在完全突破了良心底线, 直接对病人下手了, 这触动了世道人心最敏感的部分。
基于以上分析, 毒胶囊事件可能引发的舆论反弹, 稍有分析判断能力的机构, 都能够做出大体判断。但修正药业的危机公关, 在这点上“乌龙”了。
客观看, 修正药业在毒胶囊事件中, 并不是行为最恶劣, 危害最大的企业。只是修正一直以“良心药, 放心药, 选修正药, 管用的药”来宣传企业, 企业标榜的价值观和人们看到的社会现实直接发生了冲突, 因而危机一起, 便不可回避地被置于风暴中心。事实上, 公众对这一行业性的丑闻, 批评首先指向政府监管, 修正如果危机应对得当, 是有相当的回旋余地的。但是, 由于对危机的性质和烈度判断失误, 修正在危机处理上, 几乎每一步都在下臭棋。
在央视曝光后, 9家企业中有两家立即发布声明, 宣布召回被曝光的胶囊药物。但修正董事长却回应称:“我们家的胶囊经过检验, 是完全合格的, 没有发现铬超标。”但事实上, 他失言了。在已发生的行业危机中, 还心存蒙混过关的侥幸, 这是修正应对胶囊门的第一大败笔。
第二天, 修正还在官方网站上发表了声明, 称正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复检, 并表示, “如果检查出有任何问题, 愿意接受国家机关的任何处理。”但4月19日, 企业在事实面前失去了对抗舆论的本钱, 不得不发布声明, 称已经召回199件疑似铬超标羚羊感冒胶囊, 并通过网站向公众致歉。
修正的这一篇致歉声明, 在公关行家们看来, 也是败笔处处。这篇“红头文件”范儿的通告, 在“速度、态度、尺度”上都不及格。有通知, 有控制;无沟通, 无情感, 对比麦当劳处理315危机时的通告, 一眼就能看出差距。
修正是以营销带动生产的企业, 仅今年3月, 在中央和省级卫视广告投放金额就达3.46亿元。危机爆发以来, 修正官方网站两次被黑, 连给企业代言的明星, 都感受到巨大压力。做“良心药”的口号, 也悄然换成了“修元正本, 造福苍生”。而能否“修元正本”, 度过这一场危机, 公关处置已不容再闹乌龙。但尤其要看到的是, 修正药业危机公关最大的错误, 不在公关方法技巧有多不足, 根子出在企业的经营理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