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债务

家庭债务（精选8篇）

家庭债务 篇1

一、引言

人口向城市和城镇集中,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西方城镇化是市场机制发挥基础作用的自然演进的过程。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经验表明:城镇化过程会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城镇化与整体收入不平等呈现倒“U”型关系,且收入不平等对家庭债务产生了重要影响(Qin et al,2009)[1]。目前,中国大力推行城镇化战略,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期。2013年城镇化水平达到了53.73%。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不断扩大趋势,2013 全国总体基尼系数为0.473,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在正规金融市场上,家庭债务规模迅猛增长,2013 年家庭债务余额达到了11.4 万亿元,占GDP的17.57%。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收入不平等与家庭债务变动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那么,各区域中家庭债务规模的差异,与城镇化水平、收入不平等、金融发展程度等因素的变化有何关系?因此,本文在考察中国城镇化水平变动的基础上,重点验证不同区域中城镇化水平、收入不平等等因素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结论对于政府部门制定城镇化战略、收入分配制度、消费金融等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城镇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由于学者们采用的数据、模型等方面的差异,研究结论各异。代表性的观点有:(1)城镇化进程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的流动会通过要素报酬的均等化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Todaro,1969[2];Massimiliano,2008[3];陆铭等,2004[4])。(2) 城镇化进程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Owen et al(2004)[5]发现,在南非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内部收入分配不平等以及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都在不断扩大,城镇化进程导致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显著增加。程开明等(2007)[6]根据1978—2004 年的时序数据,研究了城市偏向、城市化与收入差距三者的动态关系,结果发现:城市化与城市偏向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对城乡差距扩大产生正向冲击。(3) 城镇化对收入分配差距具有双向效应。Kanbur et al(2013)[7]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城镇化过程的伴随物,城镇化对收入分配差距有双向效应。城镇化过程加剧了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城乡收入不平等,但是缩小了中国的城乡收入不平等。郭军华(2009)[8]则认为城镇化对收入分配具有阀值门槛,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应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当城乡收入差距水平较低时,加速城市化可以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当城乡收入差距水平较高时,城镇化将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近十年来,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与家庭债务规模的迅猛增长,引发了学者们探讨两者关系的浓厚兴趣。该领域研究成果主要是解释收入不平等对家庭债务的作用机理,以及采用国别样本所做的大量实证研究。(1)收入不平等对家庭债务的作用机理。收入不平等影响家庭债务规模变动的途径主要有:不同组别家庭议价能力的高低以及社会地位比较偏好。 Ranciere et al (2010)[9]、Kumhof et al(2012)[10]认为不同收入水平组之间议价能力的高低,是收入不平等与家庭债务增长的关键传导机制。中低等收入家庭议价能力低,为了满足基本消费需求,他们会通过借贷行为来平滑即期消费,这就解释了中低收入家庭实际收入水平下降,而家庭债务反而增长的现象。Bellet(2012)[11]在收入不平等与家庭债务之间传导机制的解释上,提出了一种不同于Ranciere et al(2010)所构建的收入不平等———议价能力———家庭债务的传导机制,指出由于存在社会地位的外部性,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会导致中低收入家庭更高的负债比率。Badarinza(2011)[12]在研究社会地位外部性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时,引入借贷约束变量,发现借贷约束放松,会降低借贷行为对社会地位竞争的敏感性。Bellet(2012)模型则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地位竞争不会影响高收入家庭借贷,却会增加低收入家庭借贷。但模型的核心假设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高收入家庭借贷行为的解释也是有限的。金烨等(2011)[13]没有直接研究收入不平等、社会地位偏好和家庭债务之间的关系,而是探讨了收入差距、社会地位寻求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发现收入差距和社会地位寻求是导致中国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加强人们追求社会地位的行为,进而刺激家庭储蓄增加。(2)收入不平等对家庭债务影响的实证研究。Perri et al(2005)[14]在考察组内收入不平等与家庭债务变动时指出,家庭会通过借贷来平滑消费,组内收入不平等不会直接导致消费不平等。Iacoviello(2008)[15]则从家庭异质性角度,构建了DSGE模型,考察了组内收入不平等对家庭债务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扩大导致了较小的消费不平等与较大的财富不平等。Coibion et al (2014)[16]在考察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同的情形下,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的借贷行为发现,两组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不同,低收入家庭在高收入不平等地区借贷要少于在低收入不平等地区的借贷。

从现有研究来看,国外学者关于城镇化与收入分配以及收入不平等对家庭借贷行为影响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特别是在解释收入不平等对家庭债务作用机理上涌现出一些代表性成果。国内学者针对城镇化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有影响力的成果不多,且研究结论分歧较大。由于数据或方法的限制,关于城镇化过程中收入不平等对家庭借贷行为影响的研究近乎空白。本文主要贡献在于:针对国内学者把城镇化、收入不平等与家庭债务等变量割裂开来研究的现状,力求阐释城镇化进程中收入不平等对家庭债务的作用机理,并在考察城镇化水平的基础上,采用2004—2013 年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模型,检验不同区域中收入不平等对家庭债务的影响程度。

本文余下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中国城镇化水平、收入不平等与家庭债务变动的特征事实分析;第三部分为变量选择、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第四部分为实证验证城镇化水平与收入不平等对家庭债务变动的影响;第五部分为结语。

二、中国城镇化水平、收入不平等与家庭债务变动的特征事实分析

2004—2013 年以来,伴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收入不平等程度与家庭债务规模均不断扩大。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城镇化水平、收入不平等程度与家庭债务规模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下文采用统计数据,对各区域城镇化水平、收入不平等与家庭债务的变动情况进行特征事实分析。

(一)家庭债务的区域分组

本文根据2013 年各省家庭债务的规模,按分位数法把30 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划分为Ⅰ、Ⅱ、Ⅲ区域。通过计算得出家庭债务规模在两个界线处的分位数分别为3 716.9 亿元、1 870.7 亿元。因此,本文把家庭债务规模大于3 716.9 亿元的划为Ⅰ区;家庭债务规模大于1 870.7 亿元且小于3 716.9 亿元的划为Ⅱ区;家庭债务规模小于1 870.7 亿元的划为Ⅲ区。具体分组结果见表1。

(二)Ⅰ、Ⅱ区域中的城镇化水平与收入不平等的变动

1. 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收入不平等。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推动,该地区城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见图1)。2013 年Ⅰ区的城镇化率均值达到65.18%,比2004 年增长了13.77%,且2013 年该地区城镇化率均值高于同期全国的城镇化率53.73%,说明该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高。而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呈现出先是平稳上升,后逐步下降的现象。2004—2008 年,收入不平等较平稳略有上升。2008 年后,随着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收入不平等则出现了较明显的下降趋势。2013 年该地区GINI系数均值为0.34,收入分配较为公平。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省际区域金融报告整理所得。参见http://www.pbc.gov.cn。

注:UR数据来源为2004-2013年各省的统计年鉴;2004—2010年的GINI系数数据来源为田卫民(2012)[17];2011—2013年的GINI系数数据是通过胡祖光(2004)[18]提出的简易推导公式演算得出。

2. Ⅱ区的城镇化水平与收入不平等。2004—2013 年,该地区城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而收入不平等呈现出先扩大后减小的倒“U”型现象(见图2)。2013 年该地区城镇化率均值为50.14%,较2004 年增长了11.83%,2004—2008 年,该地区GINI系数呈上升趋势,甚至有些年份超过了0.4 这一国际警戒水平。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下降趋势,2013 年该地区GINI系数均值降到了0.38。我们可以看出,该地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上升,收入不平等现象有所改善,但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依旧较高。

注:UR数据来源为2004—2013年各省的统计年鉴;2004—2010年的GINI系数数据来源为田卫民(2012)[17];2011—2013年的GINI系数数据是通过胡祖光(2012)[18]提出的简易推导公式演算得出(其中天津、云南、湖南2004—2013年的GINI系数都是通过该公式演算得出)。

3. Ⅲ区的城镇化水平与收入不平等。从图3 可以看出,2004—2013 年该地区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扩大。两者呈现出较明显的正相关,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可能扩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该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低,收入不平等程度较大。2013 年城镇化率均值为43.71%,比同期全国的城镇化率低了近10%。而GINI系数一直超过0.4 这一国际警戒水平,并有着持续上升的趋势,2013 年该地区GINI系数均值达到了0.437 1。可以说,该地区存在着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

从以上分析可知:城镇化水平、收入不平等与家庭债务的变动存在地区差异。Ⅰ区的城镇化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其他地区,家庭债务规模高于其他地区;Ⅱ区中速的城镇化发展,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但是有下降的趋势,家庭债务规模为中等规模;Ⅲ区的城镇化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地区,而收入不平等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并有着上升趋势,家庭债务增长速度较快,但是规模还偏小。

注:数据来源同图1。

三、变量选择、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国内外研究表明:区域中家庭债务的变动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主要选取收入不平等、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房价、金融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等变量,验证各变量对区域家庭债务变动的影响程度。

1. 家庭债务(Household Debt,简写为HD)。家庭借贷主要通过正规金融市场上的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及民间金融市场实现。由于家庭在民间金融市场借贷的数据难以获得,因此本文用正规金融市场上,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向家庭发放的消费信贷数据近似代替家庭债务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

2. 收入不平等(Income Inequality,本文用GINI系数代表收入不平等)。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中国基尼系数的研究方法不一,得出的结果也不同。大多数学者认为田卫民(2012)测算出的各省基尼系数基本上是符合实情的,因此本文基尼系数来源主要是转引田卫民(2012)测算出的数据,部分缺失数据通过胡祖光(2004)提出的公式进行演算得出,运用胡祖光提出的公式演算出的中国GINI系数与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GINI系数基本吻合,因此,本文认为在计算各省份的GINI系数时,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3. 城镇化水平(Urbanization Rate,简写为UR)。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城镇数量规模扩大的过程。反映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为城镇化率,本文指的是城镇人口占年末常住人口的比例。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

4. 房价(House Price,简写为HP)。本文选取商品房销售平均价格作为房价的衡量指标,商品房销售平均价格由商品房销售额与商品房销售面积之比得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5. 经济发展水平(GDP)。已有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消费和家庭债务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Social Security and Employment Expenses,简写为SSAEE)。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反映了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的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家庭,当低收入家庭面临收入波动时,政府对社会保障与就业的支出能很好地平滑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从而降低借贷规模。本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7. 金融发展(Financial Development,简写为FD)。较早的学者常用麦氏指标(即M2 占GDP的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规模,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麦氏指标提出了质疑。由于我国金融体系以商业银行间接金融为主,较高的M2/GDP并不能代表较高的金融发展规模,因此,本文采用全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规模。本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区域金融报告。

(二)模型设定

根据对已有文献的整理与相关理论的研究可知,家庭债务与城镇化水平、收入不平等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房价等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在设定实证模型时引入上述变量,最终选取的因变量为家庭债务,自变量为收入不平等、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房价、金融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鉴于我国家庭债务的省级数据统计时间起源于2004 年,本文选取的时间跨度为2004—2013 年,数据类型为面板数据。为了减少异方差和保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线性的,本文在实证过程中对家庭债务、房价、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进行自然对数变换,而城镇化水平、收入不平等、金融发展已经是百分比形式,这些变量与因变量是线性的,不在进行自然对数变换。本文利用30 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的面板数据构建基准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HD表示家庭债务;GINI表示收入不平等;UR表示城镇化率;Xit为其他自变量,包括房价(HP)、经济发展水平(GDP)、金融发展(FD)、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SSAEE);Uit表示地区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分析

(一)实证过程

1. 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我们必须对各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常见方法主要有:LLC检验、IPS检验、ADF-Fisher检验等。考虑到本文区域中样本容量适中,并存在同质性和异质性的情况,特别是避免单一的检验方法可能产生的失误。本文采用LLC及IPS检验方法对家庭债务规模(HDit)、收入不平等程度(GINIit)、城镇化水平(URit)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变量在两种检验方法下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那么就可以说此序列是平稳的。检验结果如表2 所示:

各区域的变量经过LLC单位根检验和IPS单位根检验,均没有拒绝单位根的假设,这些变量是非平稳的。而这些变量的一阶差分变量△HDit、△GINIit、△URit、△FDit、△LNGDPit、△LNHPit、△LNSSAEEit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单位根假设,说明这些变量的一阶差分变量 △HDit、△GINIit、△URit、△FDit、△LNGDPit、△LNHPit、△LNSSAEEit都是平稳的。从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这些变量均为一阶单整I(1)。

2. 面板数据的模型选择与回归。在面板数据的模型选择上一般有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主要是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定模型的具体类型。如果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则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本文对Ⅰ、Ⅱ、Ⅲ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的prob. 值分别为0.000 1、0.000 1、0.322 0。显然前两个地区拒绝接受原假设,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而Ⅲ区接受原假设,应使用随机效应模型。相应的各地区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

(二)结果分析

从表3 可以看出,在Ⅰ区、Ⅱ区,收入不平等与家庭债务负相关;在Ⅲ区,收入不平等与家庭债务正相关。在三个地区城镇化水平与家庭债务都是正相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家庭债务的规模。

1. Ⅰ区较高的城镇化水平,较低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等因素推动了该区域家庭债务规模的快速增长。

Ⅰ区的广东、上海、北京以及江苏等省市处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该地区享受着一系列的政策优惠以及先天的地理优势,经济已经得到了飞速发展,形成了一些经济发展群(长三角经济群、珠三角经济群、环渤海经济群等),城镇化水平较高,并且该区域的金融发展程度不断提高,城镇居民拥有的资产水平逐年增长,收入不平等程度缓慢减小,因此居民面临的信贷约束较低且有着较强的借贷能力,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该区域家庭债务规模的快速增长。

注:△表示一阶差分,***、**、* 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注:括号内为t检验值,(随机效应模型的括号内为z检验值)***、**、* 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本表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指数按不变价格计算。

2. Ⅱ区中速的城镇化发展,较高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等因素推动了该区域家庭债务规模较大幅度的增长。

Ⅱ区的湖南、湖北、河南以及江西等省份处于我国的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全国的中游水平。近年来,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了一些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群等)的形成,从而带动了城镇化水平提高。伴随城镇化过程,大中城市的房价高速增长。该区域内居民的收入水平增长较慢,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对于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要高,家庭部门为了实现购房等目标,产生了较强烈的借贷愿望,但是该区域金融发展程度低于I区,因而,该区域内银行放贷规模要低于家庭的借贷意愿水平。

3. Ⅲ区较低的城镇化水平,较高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等因素推动了该区域家庭债务规模的扩大,但家庭债务规模明显低于I区和II区。

Ⅲ区的宁夏、青海以及甘肃等省份处于我国的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落后,居民收入水平较低。近年来,国家发展战略逐渐倾向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该区域城镇化的水平,但是该区域的城镇化水平与I区和II区比还较低。较低的城镇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乡劳动要素的流动,延缓了居民收入的均等化进程,该区域存在着较高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房价收入比还较大的情况下,居民希望通过借贷来满足购房等消费需求,但是该地区金融发展落后,正规金融市场信贷供给相对较小,且为了控制风险不愿意进行过多的放贷。在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该区域的家庭债务规模有了一定的增长,但居民很大一部分的借贷意愿没能实现,该区域的家庭债务规模较小。

五、结语

本文采用2004—2013 年城镇化水平、收入不平等、家庭债务等变量的数据,构建面板计量模型,检验了城镇化水平、收入不平等的变动对家庭债务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Ⅰ、Ⅱ、Ⅲ区中,城镇化水平均与家庭债务正相关,各区域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带来了家庭债务不同速度的增长;而收入不平等对家庭债务的影响具有较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在Ⅰ区和Ⅱ区中,收入不平等与家庭债务负相关;在Ⅲ区中,收入不平等与家庭债务正相关。在Ⅰ区和Ⅱ区收入不平等与家庭债务都为负相关,但收入不平等对家庭债务的影响程度不同。在Ⅰ区,收入不平等每下降1%,家庭债务将增长11.4%;在Ⅱ区,收入不平等每下降1%,家庭债务则只增长4.93%。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为:(1)政府应该因地制宜,制定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在Ⅰ区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进一步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Ⅱ区和Ⅲ区,特别是Ⅲ区大力提高城镇化水平,逐渐缩小与发达地区城镇化的差距。(2)坚持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政府应该制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坚持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政策工具与手段调节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居民收入水平的正常增长机制。(3)政府应该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消费信贷政策,合理控制Ⅰ区家庭债务规模,防控家庭债务过快增长带来的金融风险;鼓励与支持Ⅱ和Ⅲ区消费金融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保障与满足家庭部门消费需求的合理增长。

家庭债务 篇2

家庭债务消费支撑本轮经济增长

从2002年开始的中国家庭债务消费增强了对住宅和轿车的“原始”需求。在“原始”需求带动下，修建水泥厂、钢铁厂、汽车厂等大规模“派生”性的投资需求在乘数效应作用下引起了经济总需求迅速扩张。

家庭部门对住宅的投资需求，其本质上是一种消费行为，是不要求投资回报的“原始”需求；而修建钢铁厂则是在“原始”需求的作用下，当投资钢铁厂变得有利可图之后所出现的“派生”需求。2003年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强大投资冲动，不是因为企业家集体头脑发热，而是因为庞大的新增“原始”需求，使得在1999年显得无利可图的项目在2003年开始变得诱人了。

债务杠杆的使用构成了本轮经济增长不同于以往的关键特征。债务消费使家庭部门能够将未来收入提前到今天支出。城市家庭部门大规模债务消费的出现和高速增长带动了中国总需求的自我扩张（图1）。

现阶段中国家庭债务消费能力被严重高估

中国城市家庭的债务负担可以用其债务的利息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以下简称DSR）来衡量，这个指标的变化规律将直接决定城市家庭部门住宅投资规模的变化规律，并进而决定现阶段中国经济总需求的变化规律。

消费升级的过程中，除食品以外的其他消费性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会上升，这就决定了食品支出比重下降所富余出来的财力，按照人们可以持续维持的意愿，不能够全部用来支付利息。因此，利息支出比重可以维持的上升速度不会超过食品支出比重下降的幅度。如果一个时期，我们观察到实际发生的利息支出比重的上升幅度，超过了这个时期的食品支出的下降比重，相对于人们可以维持的意愿来说，就有一些其他支出被挤压了，这种人们不愿意的“节衣缩食”状态，就会导致人们在接下来的消费活动中进行调整，设法降低利息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国居民目前的富裕程度，其各项支出的“生活必需性”相当大，一旦利息支出比重上升过快，因此压缩了其他的支出，反方向的调整压力会相当大。

我们可以用Q指标来描述家庭部门的债务消费能力相对于基期的变化。具体的计算公式是：

“Q ＝食品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的下降－DSR的上升”。当Q指标的取值为正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相对于基期，家庭部门的债务消费能力提高了，取值越高，债务消费能力越高；取值为负的时候，相对于基期，家庭部门的债务消费能力减弱了，取值越低，债务消费能力越弱。

借助Q指标我们可以清晰地透视中国城市家庭部门债务消费能力的变化（图2）：我们发现从2001年到2003年末，中国城市居民的债务消费能力不断提升。这是2003、2004年住宅投资热潮的财务基础。2003年末Q指标的取值明显高于2002年末，中国家庭投资住宅的财务基础依然强劲。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各方对房价收入比过高发出了种种批评，甚至预言中国房地产市场会在2004年崩盘的同时，住宅投资在2004年却继续“不理智”地高速增长。2004年末Q指标的取值已经低于基期2001年的水平，这表明随着2004年的大规模债务消费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中国城市家庭部门进行债务消费的能力大大削弱了。

此外，家庭部门能够承担的债务负担水平，同所处经济体的富裕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将中国家庭的债务负担数据同美国家庭或者别的发达地区的数据进行对比，并因此得出中国居民债务负担还很低的结论，会严重高估中国家庭的债务消费能力。

房地产繁荣将自然消退，加息一个百分点可迅速结束

由于中国家庭开始负债的年头还很短，每年新增债务占债务余额的比重很高，即使很低的新增家庭债务增长速度，也将使DSR高速上升。若2005年新增家庭债务的增长率为零，即新增家庭债务规模维持与2004年相同的水平，DSR也将上升0.31%。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2004年末Q指标的取值已经低于基期2001年的水平，家庭部门债务消费能力已经大大削弱。根据Q指标的作用规律，家庭部门即将会出现减少新增债务、降低DSR增长幅度的行为， 2005年和2006年DSR上升幅度将会下降，从而导致新增债务增长率的明显下降。

住宅投资的增长几乎要求同比例的按揭贷款的增长。家庭新增贷款增长速度的下降将直接导致住宅投资增长速度的放慢，这预示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将自然消退，政府的调控政策只是起到扣动扳机的作用，即使没有这样的调控，房地产繁荣的结束也为时不远。

长期以来，由于企业投资对利率不敏感，央行利率政策作用有限。但随着家庭住宅投资的兴起，利率的高低可以直接影响家庭部门DSR的水平，进而影响住宅投资规模，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提高。在目前的利率水平上再加息100个基点，将使家庭部门的DSR提高0.37%，在这种情况下，2005年即使住宅投资规模还维持在2004年的规模上，DSR也将创纪录地提高0.68%，此时DSR的上升与食品支出比重的下降之间的背驰的速度将加大（图3），这让我们相信加息100个基点之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几乎肯定会迅速结束。

经济总需求将开始自我紧缩，GDP或将降至7%以下

住宅投资需求增长放慢或者停止增长，会通过减少派生投资需求，并进而通过乘数作用降低总需求。在房地产繁荣自然消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如果没有其他新的原始需求来给予补偿，将会导致总需求的自我紧缩。模型分析显示，以2004年为例，如果住宅投资停止增长，GDP增长速度将至少下降到7%以下（表2）。

中国近几年住宅投资热的基础是家庭债务负担的高速增长。过去5年，家庭债务负担已经提高了1.88倍。但一旦DSR上升速度过快，家庭部门随后将必然会出现试图减少新增刚性债务支出比重的调整，从而导致总需求的急剧变化。如果政府不采用现在适度紧缩住宅投资需求而后再适度放松的政策来减轻家庭部门债务消费行为的波动，总需求的大起大落会非常明显。

在过去20年里，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往往会导致家庭部门实际收入下降，减少实际消费的生活必需品的数量。而今天，由于生活必需品消费具有超过债务消费的优先级，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会直接降低家庭部门的债务消费能力，从而以一种杠杆效应降低总需求。通货膨胀将带来的很可能不是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是经济的滞胀，控制通货膨胀具有了明显超过以往的重要性。

企业盈利状况将普遍恶化，优质股定价难免下移

企业界没有提前预测到过去几年总需求的强劲增长，同样也没有预计到总需求将会出现的自我紧缩，投资计划一直是根据最近两年极为强劲的需求增长势头来制订的。随着中国经济总需求的自我紧缩，严重的供过于求就会出现，企业盈余的急剧恶化也会随之而来，对企业界来说，兼并收购的大好时机就要出现了。

2002年以来，中国股市的运行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绩差股的持续下跌，这些股票至今为止距离合理估值还有漫长的距离，还将面临大幅度的下跌。另一部分是绩优股票所运行的局部牛市，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2004年末基金持有的主要184家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从2002年到2004年上升了66%，每股收益上升了83%，盈利的增加不仅抵消了过去的股价高估，而且使得股价平均上涨了30%（图4）。随着企业盈利状况的恶化，这些优质股票的定价也会出现相应的下移，从而带动整个股市的进一步下跌。

浅析高校债务及债务风险防范 篇3

一、高校债务产生的原因

(一) 财政投入不足, 政策鼓励、引导高校举债发展

高等教育是一种公益事业, 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社会事业。政府作为目前最重要的投资者对于教育成本的投入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3年统计, 1991年世界平均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为5.1%, 其中发达国家为5.35%, 发展中国家为4.1%, 最不发展国家为3.3%, 当时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仅为2.3%。因此该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本世纪末达到4%”。但事实却是我国在上世纪末不仅没有达到4%的比例, 在本世纪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还一路下降:2002年为3.32%、2003年为3.28%、2004年为2.78%、2005年降至2.16%”, 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距离4%的目标越来越远。财政支持力度不够, 经费投入不足及全面扩招的情况下, 政府作为主要的外部治理主体也不得不开始考虑利用政策引导高校负债经营。

自1993年开始, 中央政府层面多次表态“国家鼓励运用金融、信贷手段, 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并在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7章第62条明确规定, 但高校在举债发展上还是谨小慎微, 不敢涉足金融市场。直到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后, 高校资源紧缺, 政府投入又严重不足, 在政府动员情况下, 如原教育部部长陈至立1999年12月在“教育部2000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利用银行贷款加大校园改造和建设力度, 使学校的教育设施、体育设施有较大的改善。2001年教育部印发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五年规划》提出的政策措施也进一步明确:“建立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公共财产体制的教育拨款政策和成本分担机制, 适当运用财政、金融、信贷手段发展教育事业, 合理利用银行贷款, 继续争取世界银行贷款项目。”高校才小心翼翼地迈开贷款发展的步子。因此, 可以说政府在推动高校负债融资政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 招生规模扩大, 吸引高校举债发展求生存

1999年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走上了跨越式发展的道路, 教育发展规划根据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要求规定到2010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要达到23%。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以历史罕见的速度逐年大幅递增。扩大招生规模, 必然需要扩大高校的建设规模, 而要尽快使高校扩大规模、改善教学条件、提高高校综合实力, 负债办学就成了缓解高校资金紧张, 充分利用社会资金的有效手段。高校为求生存不得不向外包括向银行等金融机构举债融资。

(三) 拔高评估指标, 推动高校举债求升级

1991年第三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之后, 我国做出了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决定, 同时提出了办一流大学的战略设想, 各地纷纷提出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 各高校掀起一轮又一轮竞争,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一股“合并风”。2004年10月, 教育部又建立了每五年一轮的高校教学评估制度.而且每年公开发布一次全国高校教学基本状态的相关数据。国家评估依次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等级低说明学校发展潜力不行, 这直接关系到政策优惠、资金划拨以及生源和当地政府的扶持力度等。教育部评估结果的公布实际上成为官方的排行榜”, 其对社会和高校的冲击, 大大超过大众评估以及民间评估。无论是为了提高档次和知名度, 还是为了创造条件扩大招生规模, 或是为了迎接主管部门的高校教学水平评估, 都必须有强大的办学资金作支撑, 其结果是谁投入资金多谁就能上去。教育部门出于促进高等教育加速发展的初衷而施加给高校的各种压力使高等学校在竞争中形成了求得超常规发展但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矛盾。对外负债无疑是一条重要的筹资渠道, 教育部门在自觉与不自觉间推动了高校的对外负债。

二、高校债务风险的特征

作为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 高校债务风险一般是指由于资金供需情况、各种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条件等因素发生变化, 使高校因负债原因给自身发展和正常运行带来的不确定影响。

(一) 高校债务风险具有潜伏性

高校贷款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以信用贷款形式为主。高校的主要资产具有公益性, 学校土地使用权为行政无偿划拨所得, 不能为贷款提供担保或抵押。因此, 目前高校贷款主要是信用贷款;二是贷款的期限较长。高校贷款的用途主要是项目贷款, 学校建设项目投资回收期通常较长, 高校贷款一般为长期贷款。高校贷款的这两个基本特点决定了高校负债的风险在短时间内不会显现。再加上现在正处于高等教育市场供不应求的有利时期, 高校少有破产之忧, 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高校对清偿能力不足的担忧。负债所存在的风险因此具有很大的潜伏性。

(二) 高校债务风险具有转嫁性

首先, 高等教育活动从社会产品属性上看属于准公共产品。尽管高等教育在消费上有明显的个体性质, 有较强的竞争性。受高等教育者还可获得较高的物质待遇, 但从总体上看基本具备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其次, 由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以及高校没有独立的财产, 决定了高校在事实上也不可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因此如果发生重大的财务危机, 最后收拾局面的将还是政府, 不可能是学校。高校承担的债务风险实际上会转嫁给政府, 并最终转移到社会大众身上, 这是高校债务风险最重要的特征。

(三) 高校债务风险具有与收益的非相关性

一般说来, 风险与收益具有相关性, 风险越大, 收益越高。但高校贷款的风险与收益具有不对称性的特征, 很大程度上不相关。由于受计划经济传统习惯的影响, 高校在某些投资项目的立项方面, 仍基本沿用传统的计划体制方法与方式, 并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论证, 在投资项目的建设与管理上, 没有引入真正意义上的投标竟标程序和公平、公正的市场化管理模式。这样一来, 一方面投资项目利益与风险相互均衡、相互制约的机制就不可能形成, 真正的风险仍然由高校, 实质上由政府部门来最终承担;另一方面少数一些非政府投资者将可能获取由于实现垄断经营带来的丰厚的经济利益, 且没有承担相应的风险。利益与风险的这种不对称性将带来投资的巨大潜在风险, 最终将对高校的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四) 高校债务风险具有与政策的相关性

首先, 金融部门从盈利和降低风险的角度考虑, 在没有政府相关政策保证其一定收益和减少风险的情况下, 作为准公共产品的高等教育贷款难以实现较大数额举债融资。国家的政策支持成就了高校的巨额负债以及巨额负债下的高债务风险。此时, 政府又要根据高校的贷款情况出台相关的政策, 努力控制和防范高校的负债融资风险。因此, 高校债务风险与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存在着相关性。

三、高校债务风险防范

(一)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改革财政拨款体制

虽然随着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和高等教育改革的日趋深入, 高校办学经费的渠道在不断拓宽, 财政拨款占学校经费的份额已呈下降趋势, 但是, 在现行体制下, 国家的投入仍然是高等学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支撑, 实现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仍必须继续加大政府的投入力度, 将教育公共经费占GDP的比例尽快的从目前的不足3%提高到4%, 争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5%, 以满足高等教育的发展需求。所以, 我国政府在逐步推行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同时, 应积极创造条件, 使高校在短期内能够获取到大量的增量教育资本, 从而改善办学条件, 提高教育质量。

(二) 积极支持多元化办学,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高校负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资金来源的单一。在我国, 高校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支出、学生学费收入和银行贷款三部分, 现有的资金来源结构显然不能满足高校发展的需要。针对这一现实状况, 国家应积极支持多元化办学, 拓宽高校资金来源渠道, 在坚持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的基础上, 积极争取社会力量和外资投资、捐赠, 使融资办学有新的突破。

(三) 建立大额贷款备案制度和告诫制度

为便于全面掌握高校的贷款规模和使用状况, 加强宏观管理与监控, 从根源上化解高校债务风险, 对所有贷款高校实行大额贷款备案制度。对超出控制额度的贷款进行严格审批, 及时采取措施防范高校发生负债融资风险。对于已超出偿债能力、财务风险达到预警线的高校, 主管部门应及时发出警告, 要求这些高校调整建设规划、停止对外举债。

(四) 强化贷款管理意识, 正确把握负债规模, 优化负债结构,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家庭债务 篇4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各国经济下滑,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在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激励下, 地方政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融资运动, 政府债务出现爆发式的增长。按《预算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禁止地方财政赤字和地方政府举债, 所以中国此前并没有对地方政府建立一套全面的债务管理制度和法律规范, 政府性债务风险防范预警机制没有真正形成, 政府债务的举借和偿还行为尚缺乏法律和制度上的有效约束。这一度使政府债务游离于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之外, 加之职能部门分散决策、缺乏统一管理及不规范行政, 致使政府债务风险日渐凸显。不能否认, 地方政府举债资金大多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拆迁补偿、工业园区建设等, 这些投资对提升城市功能、改善民生、培植财源起积极作用, 但正如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学权威教授马文明斯基所说, “稳定中含有不稳定因素”。政府债务作为一种公共风险, 过度举债如饮鸩止渴。政府债务不断积累, 会扩大政府财政运行的不确定性, 影响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甚至这种危险会进一步演化成经济危机、社会危机。

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现状

地方政府债务自产生以来就一直缺乏明确的规则, 这就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打下伏笔。目前我国政府债务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风险

如今全国各地、各层级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 尚缺乏准确数据。但从总量上估算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数以万亿元计, 已达财政收入的三倍, 并可能随时间推移而继续放大。

2010年6月23日,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 审计署公布了该署审计调查的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财政数据。数据显示, 截至2009年底, 上述地方各级融资平台公司307家, 其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45万亿元, 分别占省、市、县本级政府性债务总额的44%、71%和78%。这些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近2.8万亿元。

(二) 或有债务占有相当的比重, 潜在风险很大

或有债务是指由某一或有事项引发的债务, 或有事项引发的债务最终也要由政府来承担。在地方政府债务中, 或有债务占有相当的比重, 如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农村合作基金、金融风险转嫁、粮食采购和流通中的积累亏损、地方政府担保等, 都属于或有债务风险。虽然其目前还不是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 不需要地方政府现期偿还, 但它是很大的潜在债务风险。最近几年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规模在不断扩大, 而在一般的财政预算、债务统计中, 几乎都不包括这部分债务, 甚至很多地方政府在进行决策时也不考虑这些债务, 但可能造成的风险损失不容忽视。

(三) 地方政府债务的运行效率风险

从目前我国债务使用和管理水平来看, 效率风险很大。这一方面是指由于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 可能使偿债资金不能从债务资金的投资项目中有效获得的风险;另一方面是指由于债务资金的管理效率不高可能造成的不利于债务资金有效使用的风险。

(四) 债务偿债风险

任何债务都需要偿还, 从对某些地区的典型调查来看, 一方面, 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已较大, 有的甚至已超过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 由于债务规模过大而可能导致到期债务无法完全支付的风险。今年到2013年期间, 大量地方债将进入还款期, 政府债务风险将会进一步积聚。另一方面, 政府投入的公益事业和民生工程不能形成直接收益, 而大多数政府偿债资金来源都集中在土地收益上, 这种政府债务是建立在土地不断升值的基础上的, 若土地出让不能达到预期增值收益, 债务到期无法偿还, 也会形成债务清偿风险。

二、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途径

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必须从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入手。

(一) 建立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 进一步规范政府债务管理的举债、偿债程序

目前按《预算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禁止地方财政赤字和地方政府举债, 所以此前并没有对地方政府建立一套全面的债务管理制度和法律规范。为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应当不断完善现有的法规, 适时制定包括政府融资投资决策条例、偿还条例和投融资决策失误问责条例在内的一系列法规, 对政府融资实行法制化、规范化管理。目前财政部正与全国人大预算工委组织起草《预算法》的修改稿, 试图解决政府负债的约束监督问题。参与《预算法》修订的人士透露, 政府债务管理没有科学统一的口径和标准, 许多债务都没有纳入预算管理之中, 政府举债缺乏约束和控制, 多数没有建立偿债机制。新法案将在强化政府债务管理方面做出一定突破, 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鉴于财政在政府债务工作中的职能, 应进一步明确财政部门在政府债务管理中的主体地位, 强化政府债务的归口管理, 实行举债批准制度, 防止各部门各自为政的多头举债行为, 达到切实有效约束和控制相关政府部门的举债行为, 由专门的部门统一管理政府债务, 明确其职责、权限, 赋予相应的职能, 发挥管理、监控、预警的作用, 统一负责地方政府债务工作。

(二) 加强政府债务预算管理, 积极推进预算制度改革

通过政府债务预算, 掌握政府债务总体规模, 摸清政府债务底数, 划分债务责任, 明确偿债主体, 规范举债行为, 防范和预警政府债务风险, 以政府预算管理机制来约束各级政府和部门的举债和偿债行为, 有利于相关监督机制的完善, 有利于各市县党政主要领导经济责任的明确划分, 有利于地方政府形象的提升, 有利于有效防范和遏制金融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

由于上级部门对政府债务数据口径没有十分明确的界定, 目前各部门向其他机构上报债务数据相差较多, 报送口径各异, 比较混乱, 影响了统计数据一致性、真实性和可比性。2010年6月, 国务院专门发布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管理的通知》, 明确提出将地方政府债务收支纳入预算管理, 逐步由收付实现制转变为权责发生制。统一按照权责发生原则对政府债务进行确认和计量以后, 政府及其部门所负担的全部债务事项, 只要偿债责任应该由政府预算会计主体承担的, 都应纳入预算会计核算和监督范围。在权责发生制下, 预算会计应反映当期发生的债务行为对以后年度的财务责任和影响。这样可对预算会计主体所担负的债务风险进行合理确认和计量, 以防范和化解现实的和未来的偿债风险。要贯彻谨慎性原则。对地方财政来讲, 其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 这就要求政府会计核算应当保持必要的谨慎, 以充分估计各种财政风险和损失。

(三) 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

1. 构建统一的财政预算监督机制。

强化人大对财政预算的监督。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财政部门内部预算编制及其执行的监督。由监督型向管理型转变, 由被动监督向主动监督转变。为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监管力度, 及时了解和掌握政府债务运行动态, 要相应建立透明的财政预算监督信息披露机制。搭建一个媒体和公众监督平台, 建立预算支出、监督信息披露系统, 定时发布信息公告, 让媒体和公众进行监督。

2. 建立政府债务档案。

建立政府债务档案是健全政府债务管理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 是完善财政部门对政府债务管理职能的内在要求。对政府举借债务个案进行备案登记, 包括项目借款合同及相关抵质押合同, 贷款 (或转、分贷款) 协议, 担保函和配套资金承诺函, 还款承诺协议和还款计划, 以及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立项审批文件等。债务档案的建立弥补了债务管理信息不对称问题, 真正做到举债有规、还债有源, 系统掌握政府债务运行情况。根据债务档案编制政府债务统计软件, 动态把握政府债务运行情况, 按最终债务人、政府债务类别、项目资金用途等实现检索、统计、分析、预警。

3. 建立最终债务人政府债务资金使用报告 (季报) 制度。

以建立和完善政府债务预算执行报告为手段, 改变债务举借、分散使用、财政兜底的局面, 逐步建立科学举债、及时偿债, 逐步消化旧债, 科学透明、规范合理、安全有效的政府债务管理体系, 为政府宏观管理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

4. 研究应用债务软件, 通过可以量化的指标, 对地方政府负债进行长效约束。

一个科学合理的地方政府债务预警机制的建立需要大量可以量化的指标, 以减少地方政府为了短期内经济增速而大规模举债、且轻视还款的弊病。具体指标包括国际通行的负债率 (债务余额/当地G D P总量) 、债务率 (债务余额/年度财政总收入) 、债务依存度 (债务收入/财政支出) 、偿债准备金率 (偿债准备金余额/债务余额) 等。不要一味参照国际标准, 一定要考虑我国的具体情况, 如:发达国家规定政府债务负担率的最高警戒线为45%, 而在我国地方财政收入或者地方可用财力占G D P比重仅为20%以下, 所以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率应根据国情将警戒线控制在20%为宜。将地方债务纳入统一的国家债务监测体系, 制定包括直接显性、直接隐性、或有显性和或有隐性债务在内的完整的地方政府债务统计指标体系, 并结合财政、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指标, 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 定期汇总、分析地方政府债务的状况、构成, 新债务产生的原因、趋势, 对可能出现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早预警, 采取措施, 做到防患于未然。瑞典政府将政府债务风险管理与保持预算平衡和财政状况稳定结合起来, 一方面要求每年必须有一定的预算盈余, 将保持预算收支平衡和盈余作为债务控制和管理的现实目标和手段, 另一方面采用资产负债方法对政府债务规模与政府资产以及政府未来可能获取的税收收入 (即政府未来的偿债能力) 的匹配状况进行分析, 以评估债务风险。如果两者之间不匹配, 则风险增大, 此时则应联系公共财政状况采取措施加以防范。

(四) 建立科学高效的举债偿还机制

债务契约期限结构和债务优先级 篇5

本文主要讨论了债务人怎样利用他们的信用等级预期这一私人信息选择债务契约期限和优先债务。在竞争性的债务市场, 债务契约期限和优先债务的选择都将影响债务人项目的融资和投资, 以及影响债权人对待债务人的方式。对债务人而言, 债务结构的选择有两个重要方面需要考虑:一是债权人能够转移债务人权利的能力;二是最近未来公共信息对债务人资本成本的影响。本文假设债务市场是充分竞争性的, 不依赖于任何与现有债权人之间达成的不完全协议或契约。另外, 即使额外未来债务稀释长期债券持有人的长期债券价值, 长期债券持有人也会允许未来债务的发行。本文对举债经营中的初始融资和再融资结构以及债务融资理论几个假设和结论进行阐述。

二、前人研究

诸多学者对公司债务契约期限结构进行探索和研究, 一般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债务融资契约期限理论。一是基于契约成本理论, 契约成本理论认为, 企业是一组契约的联结, 包括债权人、债务人、股东、管理层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供应商、客户、员工、政府) 。所有的债务契约都会存在成本, 称之为契约成本。契约成本通常分为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Jensen Michael (1986) 指出, 现在的企业通常存在两种冲突:一种是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因为股票融资而产生的冲突。另一种是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由于债务融资而引起的冲突。二是基于税收的理论。学者基于税收对债务契约期限结构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 并将税率和利率、企业价值等经济变量考虑在内。Brick Ravid (1985) 提出只要利率的期限结构不是平坦的, 负有纳税义务的企业的预期价值就一定取决于他的债务期限结构。债务违约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大, 并且企业利息的税盾价值在债务违约时会减少。Brick Ravid (1985) 得出结论发行长期债务减少了企业预期的纳税负担, 因而增加了企业当前的市场价值。Lewis (1990) 认为, 税收这一因素对企业的债务契约期限结构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三是基于期限匹配理论。期限匹配理论是将企业的资产期限和企业债务期限理论对应起来。Morris (1976) 认为将资产期限和债务期限进行匹配, 能够减少由于企业未来预期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不足以支付投资需求和债务而产生的风险。一方面如果债务期限比资产期限短, 则资产也许不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偿还债务;另一方面如果债务期限比资产期限长, 则在资产可能已经停止产生收益时还要偿还债务。Myers (1977) 认为企业负债的期限不取决于企业的有形资产的期限, 而是取决于期限的无形资产的有效期限。四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理论。Flannery (1986) , Kale Noe (1990) , Diamond (1991) 和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一些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且比较直观的模型。Flannery是最早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对企业的债务期限进行分析的。Flannery与Kale-Noe研究了当企业管理者和外部债务投资者之间存在着有关企业质量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时, 企业债务期限选择的信号含义。Diamond则研究了有关企业质量的非对称信息和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时的企业负债期限选择问题。

三、债务契约期限假设和债务优先级选择决策

(一) 信用评级私人信息。

拥有私人信息的债务人并不希望选择那些可以使他们信用评级降低的债务契约。也就是说, 债务人必须选择那些信用评级高于平均水平债务人倾向的债务契约, 除非他们希望表明他们比平均水平还低。处于平均水平, 拥有增加的信用评级水平的平均水平之上的债务人再融资时会根据新的信息去评估短期债务价值。即, 平均水平之上的债务人接受的是不好的消息对其对短期债务价值评估也有帮助。如果出现不好的消息, 债权人不能偿还债务, 债权人会选择通过资产清算或替换管理层转移债务人的控制权 (称为债务清算) 。短期债务在资本结构占比例越大会使得这种控制权丢失的可能性更大。

(二) 清算决定。

清算也有积极的一方面, 并不能被忽视。在未来项目回报中, 债权人可能因为忽略债务人控制权租金这一部分而倾向于选择清算。如果将控制权租金考虑在偿还价值内, 债务人将有能力支付而不用破产, 但债权人忽视债务人的控制权租金, 债权人可能会选择并不该清算债务人的决定。如果债务人在公司有任何商议能力, 或者其地位无法取缔, 那么控制权租金就会存在。简而言之, 本文假定控制权租金是存在的。预期未来信用评级非常低的债务人无法偿还债务, 将会被债权人清算。另外, 其他预期未来信用评级较低的债务人没有被清算。还有些有能力偿还债务的债务人, 即使债务人的包含控制租金的总经济价值比清算价值高, 现有债权人可能偏好于选择清算债务人的项目。当这些债务人与新的债权人重新融资时, 现有的债券价值就会被稀释。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债务人可以通过重组债务避免由于清算导致的严重后果。其他的债务人能够预期获得更高的信用评级, 并且重新融资并不会稀释现有的债务。

(三) 信息敏感度。

对于给定的管理层控制的保护, 短期债务优先选择和长期债务的次级选择以及额外的优先债务选择都可能增加融资成本对于新信息的敏感度。额外的优先债务选择会导致选择更多的短期债务融资和减少长期债务融资, 并导致对信息的敏感度。当债务人选择债务契约时拥有私人信息, 债务人就倾向于信息敏感度。存在道德风险时也会增加信息敏感度。在后一种情况下, 必须采取些措施使得债务人有执行恰当行为的动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恰当的契约会提前惩罚信用等级降低的债务人和更多的奖励那些信用评级上升的债务人。也就是说即使关于信用评级的私人信息未被公开, 本文结论也不受影响。

(四) 债务契约结构。

即使债务人和不同的债权人在未来可以随时协商, 现有债务契约结构也同样影响清算决定。为了简化研究和说明结果在初始债权人协商中保持一致, 假设一个债务人拥有所有初始发行债务, 包括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如果协商不存在约束条件, 不同的初始债权人有不同的债权, 单个初始债权人的成果也是一个均衡。和单个初始债权人一样, 多个债权人为了达到有效成果而使他们集体回报最大化。多了初始债权人有不同债权时, 债务契约结构和决定也是一种均衡, 未来重新协商也就不可能了。

(五) 债务观点和债务契约管制能力。

本文主要解释了两个相互辩驳的债务观点。第一个是消极可悲论, 这种观点认为, 如果管理层违约, 会使得管理层接受严重的后果。所以管理层为了避免受到惩罚会尽量采取行动避免违约行为。第二个观点是有效重组论, 这个观点认为, 如果重组债务没有障碍, 债权人在没有更合适的管理层人选的时候, 会做出让步不选择清算或替换管理层。也就是说, 如果现有的管理层足够优秀, 没有更合适的管理人员可以替换, 那么违约行为对债务人并不会又严重的惩罚行为。债务契约只是对管理层有有限的管制作用。对管理层的管制方面, 即使管理层是相对公司而言是最优秀的, 债权人可能转移管理层的控制权, 损害管理层的控制租金, 所以控制租金使得债务具有更多的管制能力。当债权人偏好于清算 (资产变卖或替换管理层) , 违约行为可能惩罚债务人, 对债务人有严重的后果。然而, 如果债务人违约, 承诺给投资人的未来现金流价值超过清算的价值, 债务人就会选择重组债务。初始债务契约结构对清算或重组的决定主要与特定情况有关。

四、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 短期债务优先于长期债务, 而且长期债务允许能够稀释其价值的额外债务发行。如果将短期债务作为次级选择会导致未来可获得再融资债务的减少。债务人期望尽可能多的获得更多的资本以掌握公司控制权。而债权人并不希望债务人拥有太多的控制权, 这也就是现实中短期债务优先于长期债务的重要原因之一。短期债务债权人做出让步进一步协商的决定主要依赖于债务人的债务契约结构。当债务人筹集资金既有长期债务又包含短期债务时, 并无法全部偿还所有债务时, 短期债务债权人将不会做出让步, 短期债务利率的变化差异低于他们总债务结构的违约风险。短期债务债权人倾向于清算决定, 因此债务人通常会及时偿还到期的短期债务。为了充分获得控制权租金, 债务人通常需要提升长期债务的资金部分从而获取更多的控制租金。同样, 如果债务人只通过短期债务方式筹集债务融资, 而不选择长期债务, 情况将有所不同。这种情况下, 短期债务风险性会增加。如果债务人存在金融或债务危机, 只要清算价值低于让步所产生的价值, 短期债务债权人会有时做出本金以及利息上的妥协。短期债务以银行作为债权人为例, 长期公共债务和短期银行债务的混合会导致银行提供持续性的低风险债务, 降低利率以及延长还款期限等决策。这种情况下, 并不会导致债务人因此降低信用评级。当银行预期并不计划延长债务期限, 外部投资者则倾向于清算决策。

家庭债务 篇6

一、对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债务重组的判断

修改其他债务条件进行债务重组,最终债务方也还是要以资产清偿债务,或将债务转为资本,因此从偿债方式上来看,修改其他债务条件与其他种类的债务重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判断一项债务重组是否属于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关键应看债务方与债权方是否就推迟债务的清偿时间达成了协议,也就是说在债务重组日,债务人并不需要立即支付相应的资产。例如甲企业应付乙企业100万元,双方于2010年12月31日达成债务重组协议,乙企业同意将债务本金减少为80万元。如果甲企业在2010年12月31日就支付了乙企业80万元,那么该债务重组应当为以资产清偿债务;如果甲企业于1年后支付剩余本金,该债务重组方式即为修改其他债务条件下的债务重组方式。

从《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在债务重组过程中,债权人必须要作出让步,因此债权人会发生一定金额的债务重组损失,相应的债务人会产生债务重组利得。但是在以修改其他债务条件的方式进行债务重组时,如何判断债权人是否作出了让步准则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以修改其他债务条件进行债务重组由于会涉及偿债时间的推迟,因此仅仅以剩余债务的账面价值进行对比可能会有失公允。例如,甲企业应付乙企业100万元,于2010年1月1日到期,甲企业无力偿付,经协商乙企业同意甲企业于1年后偿还,金额不变。如果仅从债务的账面余额来看,债权人并未作出让步,不符合债务重组的定义,但如果考虑到货币的时间价值,债务人事实上是取得了一定的债务重组利得,该笔交易应当符合债务重组的定义。再如,就上笔交易而言,假设甲、乙企业经过协商,乙企业同意甲企业延后一年偿付款项,但甲企业需要按照年利息2%支付债务利息。对于这笔交易是否符合债务重组的定义,需要将债务利率与市场利率进行对比,如果债务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应当认为是债务重组,同时按照市场利率进行折现后确认债务在债务重组中的账面价值,其与债务原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债务人的债务重组利得。

二、或有应付金额的处理

修改其他债务条件进行债务重组与其他债务重组方式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修改其他债务条件进行债务重组可能会涉及或有应付金额的问题,或有应付金额是指需要根据未来某种事项的出现而发生的应付(或应收)金额,而且该未来事项的出现具有不确定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的规定,以修改其他债务条件进行的债务重组,修改后的债务条款如涉及或有应付金额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一或有事项》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如果应付金额符合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债务人应当将或有应付金额确认为预计负债,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重组后债务的入账价值和预计负债之和的差额,作为债务重组利得,计入营业外收入。或有应付金额在随后会计期间没有发生的,企业应当冲销已确认的预计负债,同时确认营业外收入。

例如,甲企业应付乙企业100万元,于2010年1月1日到期,甲企业无力偿付,经协商乙企业减免甲企业债务本金20万元,剩余80万元甲企业于3年后偿还,甲企业按照年利率2%于每年年末支付利息,如果甲企业1年后经营状况好转,债务利率增加为5%。本文认为这笔交易中甲企业需要支付的按照5%利率计算的利息,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无论何种情况,甲企业每年都必须支付的以2%计算的利息,对于这部分利息甲企业在债务重组日不必确认,在每年年末按照权责发生制予以计提,计入财务费用或者资产的入账价值(如果符合借款利息资本化的条件),所遵循的会计原则为《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规范。另外一部分是甲企业可能支付的按照3%利率计算的或有应付利息,对于这部分或有应付利息不再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的规定进行处理,而是由《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进行规范。如果甲企业在2010年1月1也就是债务重组日,经过评估认为企业在一年后经营状况可能会好转,甲企业应当将今后三年依据3%利率计算的或有应付利息按照市场利率进行折现后,计入债务重组日的预计负债,实际支付利息时,冲减预计负债的金额,而不再计入当期的财务费用。

三、修改其他债务条件下债务重组会计处理分析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甲企业应该做的会计分录如下:(1) 2010年1月1日债务重组日:借:应付账款—旧债100;贷:应付账款—新债80,预计负债7.2,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12.8。(2) 2010年12月31日,如果甲企业营业状况转好,甲企业对利息的会计处理为:借:预计负债2.4,财务费用1.6;贷:银行存款4。如果甲企业的经营状况没有转好,甲企业的会计分录为:借:财务费用1.6,贷:银行存款1.6。同时,转回已经计提的预计负债:借预计负债:2.4;贷:营业外收入2.4。以上会计处理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考虑到货币的时间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80万元的本金如果金额重大,应当折现后入账;第二,甲企业必须按期支付的借款利息2%应当与市场实际利率对比后再处理,如果借款利率高于实际利率,高过部分实际上是甲企业对乙企业减免债务本金的变相补偿,应当冲减甲企业在债务重组日确认的债务重组利得,而不应当计入实际支付利息期间的财务费用。如果借款利率低于实际利率,则是乙企业对甲企业所作出的进一步让步,应当将差额部分计入债务重组利得。第三,或有应付利息如果按照实际利率折现后入账,那么在每个会计期末甲企业应当按照实际利率法对预计负债计提利息,同时增加预计负债的金额,而计提的利息理论上来说有两种处理方法(1)计入当期财务费用,(2)和初始计量时相配比减少当期营业外收入,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表构成。对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并没有给出细致的解释,只是笼统的指出应当按照债务的公允价值入账,而债务的公允价值在不同的场合可能会有多种解释。而不论是《注册会计师全国考试辅导教材》还是其他版本的会计教材在谈到以上问题时都语焉不详,所给出的例题也都直接忽略的债务的货币时间价值,给会计实务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

家庭债务 篇7

1999年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走上了跨越式发展的道路, 高等教育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超常规扩张。而要尽快使高校扩大规模, 改善教学条件, 提高高校综合实力, 对外举债无疑是一条重要的筹资渠道。于是, 负债办学成为缓解高校资金紧张、充分利用社会资金的有效手段。但是, 在举债办学模式得到普遍采用的同时, 高校贷款规模急剧扩大, 导致过度负债, 使高校财务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本文拟通过对高校债务风险的现状与危害进行分析, 以更加全面细致地把握高校债务风险,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化解债务风险的对策和建议。

一、当前我国高校债务风险的现状

1. 债务总额绝对数额巨大

2008年12月21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一份名为《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社会蓝皮书称, 为了扩建或吸引人才, 部分公办高校向银行大量举债, 并热衷于圈地和参与大学城建设, 有的高校贷款已经高达10亿至20亿元, 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量约在2500亿至3000亿元之间。从单所高校的角度来看, 几乎每个高校都背负了一定程度的债务, 少则上亿元, 多则数十亿元。在国家不可能大幅增加财政投入的情况下, 新增高校办学支出恐怕最后还是要通过向银行融资贷款解决, 中国高校背负的债务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很快降低, 甚至还有上扬的可能。

2. 债务相对自身偿债能力过大

当前, 高校的收入主要有以下来源;政府财政拨款、教育事业收入、科研产出收入和校办企业收入。从现状来看, 高校的收入显然无法满足自身偿债的需要。 (1) 财政拨款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近年来, 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财政对高校教育经费的投入虽然年年都在增加, 但增长率却呈下降趋势, 拨款的绝对数也远远不能满足高校发展的需求。 (2) 学费收入增长空间有限。近十年来, 高校的学费收入不断上涨, 加上近几年的扩大招生, 应该说高校的教育事业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但是, 随着在校学生数量的增加, 学校对教学、教辅设施、师资力量的需求也在增加, 而加大对这些项目的投资也是进一步扩大招生的必然要求。但是, 学校的事业收入不仅要用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 还要用于学校人员经费、业务费、公务费等方面, 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 剩余的资金还要发放不断增加的“校内津贴”, 这样算下来, 教育事业收入能有多少用来还贷就很难说了。 (3) 校办产业收入利润微薄。虽然目前各高校都有一些校办产业、经济实体, 但由于种种原因, 至今仍然存在着产权不清、责任不明、管理思想落后、行政干预过多等问题, 学校的科研成果也很难通过校办产业转化成真正的生产力。多数校办企业经济效益较差, 有的甚至要学校拨款进行补贴。因此, 用校办产业的收入来偿还贷款的设想, 显然是不现实的。

3. 负债结构不合理

银行贷款从时间尺度上, 可以简单分为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两大类, 在习惯上把五年以下的贷款称为短期贷款, 五年或五年以上贷款称为长期贷款。而债务结构主要是指长期贷款与短期贷款比例。一般来说, 长期债务的资金成本较高, 短期借款的资金成本较低。我国高校债务大部分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长期贷款使用期限长, 财务风险较小, 但资金利率较高, 如果规划不科学易造成负债资金的闲置, 负债成本较大;短期贷款周转速度快, 资金利率较低, 负债成本相对较小, 但受到国家利率政策影响较大, 不确定性强, 财务风险较大。从现状来看, 高校为了追求低利率, 普遍选择短期贷款的形式, 但实际上短期贷款利率不稳定, 且还款期短, 对高校资本周转健康状况要求比较高。一旦出现周转不灵的情况, 债务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很高。

二、高校债务风险的危害

面对贷款风险, 一些高校一再压缩科研与业务经费, 特别是教学一线院系的经费, 这使得许多项目不得不缩减。比如, 目前我国大学生普遍存在实际操作能力缺乏的问题, 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实习教学环节经费严重不足, 这对于有债务压力的高校来说, 更是雪上加霜。同时, 由于高校规模的迅速扩大, 大量资金涌向基建项目, 部分高校为了维持其他项目的开支而开始限制专职教师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的提高, 这使得学校日渐失去凝聚力, 大批优秀骨干教师流失, 从而使教育质量大打折扣。大量的银行贷款带来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学校为了减轻贷款压力, 通常都通过扩大招生规模, 特别是通过扩大二级学院招收高学费生和自费研究生的途径, 来偿还贷款和利息。一方面, 学校提高学生学费;另一方面, 又压缩教学经费投入, 以保持较高的收支差。这样就使学生的地位类似于企业商品消费者, 而教师如同企业工人, 大学俨然是教育产品的生产经营者。这就大大抹煞了高校“教书育人”的宗旨, 必将影响到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

三、防范高校债务风险的对策

1. 积极引入民营资本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矛盾就是国家财政投入增长的速度远远跟不上高校规模扩大的速度, 并且这种局面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将持续。同时, 我国目前国内居民存款及各类金融资产已达15万亿元人民币, 民间资本已占有全社会固定资产的40%, 这笔丰富的资源一直没有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足够的贡献。过去, 民营资本进入教育领域主要是集中在民办高校方面, 现在正好以化解和控制高校债务风险为契机, 把民间资本引入公立高校。民间资本与公立高校的结合, 最合适的领域在公立高校国有民营的二级学院、大学城建设以及后勤领域。从民办高校的发展历程来看, 只要给出政策空间, 民办高校往往能带来很多惊喜。

2. 合理转变贷款年限

存续期长是高校贷款作为城市公共设施的一大特点。笔者认为, 高校不像企业那样存在短期迅速暴富的能力, 又没有加快资金周转速度的压力, 大量采用短期贷款只能凭空增添自己的风险。为此, 要积极使高校短期贷款转为长期贷款。“短贷变长贷”虽然不能治本, 但却是能够最快速地缓解高校债务风险压力的措施, 因此这种方法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和认同。比如, 2007年, 由工商银行牵头, 联合六家商业银行组成银团贷款, 将江苏大学短期贷款9亿多元统一转为五年期长期贷款, 大大减轻了学校的债务压力。

3. 严格控制贷款规模

针对当前高校贷款规模增长过快的情况, 相关部门应及时加以规范指导, 控制高校贷款过度扩张。一方面, 财政部门应加强对银行的指导, 要求其严格根据《商业银行法》、《合同法》等法律规定, 增强风险和效益意识, 严格按照规定程序, 在放贷前对高校贷款规模、利率高低、还款期限、未来可预期收入和偿还能力等进行科学评估, 控制总量、防范风险, 使高校贷款从资金源头得到控制;另一方面, 教育管理部门应对高校申请贷款审核进行严格把关, 全面调查了解高校经济状况, 科学测算其还款能力, 对新增贷款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认真审核, 把握好“度”, 严格控制规模, 坚决杜绝盲目贷款现象。

4. 加强贷款资金的管理

贷款高校应成立以校 (院) 长为组长、主管财务副校 (院) 长为副组长, 财务、基建、监察、审计、工会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贷款资金管理领导小组, 负责组织贷款项目的论证、贷款资金的使用、管理与监督。财务部门必须配备专门人员做好贷款资金的管理工作。 (1) 严格控制贷款资金的使用方向。高校贷款资金应用于解决制约高校当前和未来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以及对高校事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贷款资金不得用于对外投资 (含对校办产业投资) 、科技开发、捐赠、支付罚没款项以及平衡预算、抵补日常经费开支的不足等。严禁用贷款资金提高或变相提高人员待遇。 (2) 建立贷款项目管理责任制。高校要按照“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的原则, 按管理层次逐级建立贷款资金项目管理责任制, 责任到人, 各负其责。贷款高校的校 (院) 长是高校贷款项目的总负责人, 对全部贷款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负责, 对确保按期偿还贷款本息负责。各项目负责人必须严格按照项目建设计划使用资金, 不得超标准、超计划使用资金, 坚持厉行节约的原则, 确保项目建设质量。

5. 积极利用土地置换方式

家庭债务 篇8

中国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是山东省最大的水泥集团,是国家重点支持的12户全国性大型水泥企业之一,集团于2008年7月4日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水泥行业第一支红筹股。

2015年11月11日,山水集团于港交所发布公告称:“董事会已得出结论,山水集团将无法于11月12日或该日之前取得足够资金以偿付境内债务。公司将提交清盘申请,并申请委任临时清算人。”

截至目前,山水集团国内存续债券共6只,累计余额71亿元。除上述20亿元超短融外,还包括8亿元超短融以及3亿元定向债务工具。以上债券将于未来两年陆续到期,其中26亿元的超短融和中期票据,需在明年一季度兑付。此外,山水集团还有5亿美元的优先票据,将于2020年到期。根据相关规定,如果境内主体超短融违约,则境外债券也必须提前赎回。

2 案例分析与发现

2.1 迫于债务违约的财务压力

2015年,公司营业收入下降31.1%,与去年相比损失人民币10.96亿元。山水集团ROE、ROA指标逐年大幅下降,中期ROE降至-9.79%,较2014年中期降幅达11.61%,ROA降至-2.85%,同比降低3.35%,两者反映出山水集团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逐年降低,公司运用自有资本的效率逐年下降。除此之外,至2015年中期,企业销售净利率低至-21.62%,降幅达23.68%,销售毛利率14.48%,降低6.39%,营业利润率降幅更是达到24.13%。山水集团主要产能分布地山东竞争较为激烈,整体价格水平较低,尽管辽宁地区集中度较高,但需求下滑较多,导致公司收入增长乏力,无法实现较好的销售收入。

由于集团近年大量投资,使得考虑应付票据后债务资本比由2012年的36.6%增至目前的45.7%,有较大的长短期偿债压力。此外,公司短债增长较多,货币资金对短债的覆盖比率仅为27%,截至2015年一季度末,考虑票据后的净短期债务大幅增至41亿元,流动负债总额高达170多亿元,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较2014年同期分别降低0.21、0.16,公司账面可用货币资金11.5亿元无法覆盖上述优先票据回购金额,公司资金周转压力较大,债务负担和短期周转压力恶化。

2.2 雪上加霜的股权争夺

山水水泥原直接控股股东是中国山水投资有限公司,山水投资是由自然人实际控制的企业。但在张才奎对山水投资内部控制权不稳定的情况下,天瑞集团、亚洲水泥和中国建材等股东进入或增持,使得山水投资对山水水泥控制力进一步下降并丧失大股东地位,导致山水水泥因公众股比例过低停牌。

山水水泥的股权变动事项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融资环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果山水水泥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可能会带来区域集中度的提升,但也有可能在并购整合中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稳定影响。如果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更,由于不能解决公众持股比例过低问题而导致企业退市,则会对山水水泥的融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天瑞集团、中国建材、亚洲水泥的股权投资也会出现账面价值的下降。此次山水集团因债务违约而申请清盘,与集团股权争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同利益集团间存在经营理念与利益冲突,寻求改组亦是基于对现任管理层不当行为的质疑,“清盘”事件的发生对公司的信用可能会造成较大伤害。

2.3 惨淡的行业发展状况

2015年,我国水泥市场需求持续低迷,预计产量同比下降6%左右,是21世纪以来首次半年出现负增长的年份。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年1~11月我国水泥行业累计实现收入8080亿元,同比下降9.56%,行业亏损企业额达到历史新高的202亿元,比2014年增长128%。行业销售利润率仅为3%,亏损额超过210亿元,亏损面超过40%。

我国经济结构正处于转型期,过去以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继续发生着改变。2015年水泥需求下游行业中房地产和基建整体表现乏力,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出现断崖式下滑,从2014年增长10.3%直线下降到2015年的1%,下降幅度超过9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增速降幅已经连续2年接近10个百分点,这是导致水泥需求快速减少的直接原因。基建投资虽然依旧维持在17%左右,但起到的更多是支撑现有水泥需求总量的作用。同时,煤炭价格的大幅下滑,并没有给行业带来更好的效益,反而为价格下行提供了空间。

2015年5月公布的水泥专题报告指出,目前,我国水泥行业已处于产能过剩阶段,遏制新增产能是维持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并购整合、提高集中度是行业的长期发展趋势。

3 研究启示与建议

3.1 严控新增产能,实现纵向一体化、多元化发展

目前,水泥行业已经处于产能严重过剩的阶段,相关部门应停止产能置换的核准新上水泥项目的政策。同时,各地政府应积极核准新的水泥项目,包括以开展城市垃圾处置、工业废渣利用、PVC项目配套处置电石渣而新建水泥项目,所有的废渣、废物处置尽可能利用周边现有的水泥企业进行。就企业自身而言,在市场竞争环境不断恶化的形势下,水泥企业应充分利用自己的矿山资源优势、资本优势,规模优势等,实施纵向一体化的产业链延伸和协同发展。

3.2 利用信息化技术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2015年3月3日工信部发布《2015年原材料工业转型发展工作要点》,政府将大力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努力实现集研发设计、物流采购、生产管控、经营管理、市场营销为一体的流程工业全链条智能化。因此,企业应引入互联网技术,发展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营销服务体系,建立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生产和营销管理水平,大幅降低管理成本,实现技术与管理的升级。

3.3 重新定位,从原材料产业向绿色环保产业转型

水泥企业应顺应行业的发展趋势,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参与“一带一路”等海外水泥项目投资,延伸企业产业链并进行适度多元化投资,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3.4 开展企业信用评级,推行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的市场行为和社会责任的承担离不开人的作为,开展企业信用评级和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帮助企业进行品牌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有效手段。作为水泥制造企业,应转变观念,塑造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环境友好的企业形象,通过开展水泥窑协同处置,打造承担工业和城市废物安全处置的社会责任和环保功能,争取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可、支持和依赖。

4 结论

企业举债经营有助于突破股东自身财富的硬约束,有利于合理利用财务杠杆,提高股东资本收益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股东分散风险的需要。相反,过度负债会使企业财务负担加重,削弱企业的盈利能力,增加企业破产的可能性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因此,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适当控制债务水平,防止过度举债而事后发生债务违约的情况,影响企业的正常持续经营。

参考文献

[1]周德利.债务违约“新常态”[J].商业观察,2015(Z1):9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