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共12篇）

公共空间 篇1

“公共空间”是一个外来词, 即Öffentlichkeit。在汉语学界中, Öffentlichkeit一词过往起码有“公众性”、“公众生活”、“公众” (the Public) 、“公共性”或“公开性” (Publicity) 、“公众领域”或“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公众空间”或“公共空间”、“公共论域”等多种中译, 而其中又以“公共领域”、“公共空间”等两种中译最为普遍。台湾学者曾庆豹指出, Öffentlichkeit应译为“公共论域”。这完合符合哈贝马斯“沟通论辩”的旨趣, 比较接近Public Discourse的意思, 关键在于公众之间的公开、自由与平等的对话与意见表达, 形成“公共意见”, 非泛指常识中的“公共政策”或“共公制度”, 确实与一般所谓的“公共领域”有所区别。固然, 把Öffentlichkeit翻译为“公共空间”亦无不可, 就欧洲的历史而言, 法国的“文艺沙龙”、英国的“咖啡馆”、德国的“餐桌社会”等“公共空间” (Public Space) 亦确实曾是欧洲近代 (资产阶级) 公共论域开展的重要场所, “公共空间” (Public Space) 不单是公众借以公开与自由地进行平等的对话与意见表达, 得以形成共公意见的场所, 它也可以只是公众进行“非对话”与“非意见表达”性活动的空间, 甚至是国家借以管理公众的管道与统治公共舆论的媒介。

一、公共空间的构成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1962年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 公共领域的精粹在於一种特定的“公共性”:公共意见的交换, 理性的应用。哈贝马斯认为, 所谓的公共领域, 指的是一种介于家庭与国家 (政治空间) 之间的对所有人开放的空间。国民可以在此交流思想、情感、意见。它不同于政治空间, 不是主权和法律强制的场所, 也不是纯然的私人领域, 纯然属于个体及其个人事务, 而是一个所有人均可参与但又不具有强制性的言论“广场”, 是所有人可以自由表达自身、交换意见的领域。因此, 所有能够为意见和思想提供交流环境的实体空间或媒体, 均可视为“公共领域”。如咖啡光、广场、沙龙、报纸、杂志等等。这些空间为市民的自由往来和交流提供了场所, 市民也可借由此地表达意见, 表达对国家或经济事务的看法。更重要的是, 这种空间中并有强制的统一化的强制权力, 不会对个体的意见形成压制或修正, 所以, 这里充斥的永远都是多种多样的话语和理论。

公共领域也具有抽象的意涵, 并带有强烈的规范性和批判色彩。哈贝马斯所谓的“公众”, 必须是具有集会、结社、言论、及出版等自由的公民, 在涉及公共事务时不会受到强制力影响。公共领域是提供舆论与公众形成的基地, 其要件是必须对所有公民开放, 人人都有参与或退出的自由选择权, 能够自由自主的结成公共团体。哈贝马斯归纳形成公共领域的三点要素:首先, 参与成员平等, 不受到个人身份地位、权力名望等条件限制或影响;其次, 讨论议题开放, 成员可以自由选择讨论与批评的主题, 而不存在禁忌的议题或批判对象;最后, 参与成员涵纳广泛, 由于现代传媒的发展, 文化 (尤其是高雅艺术) 已经远非某些特定群体 (如贵族、教士等) 专有的消费品, 而是能够为所有人分享或接受的对象, 这一变化使得群众参与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使得公共领域的范围和包容性也更加宽泛。

而且, 哈贝马斯对于“公众”的看法并非只局限于布尔乔亚的公众而已, 而是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像布尔乔亚公众拥有理性与沟通的能力, 透过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要求的讲理和据理力争, 协调说话行动中的社会条件, 从沟通行动中彰显个人的理性。哈贝马斯指出工业社会来临后, 人的思想被商品化, 同时由于实证主义思潮的扩张, 学术研究与一般人的思维被实证主义典范所主控, 阻碍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展自由意志与创造力。此外, 在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 少数精英凭借经济与政治的力量, 操控大众媒体。一般民众欠缺发声管道, 民意无法经由充分的开放对话论坛而上达。基于这些理由, 公共领域已不复存在。

二、重归私人领域

实际上, 公私领域之间的差异并非那么绝对, 特别是在当前的文化研究之中, 很多学者认为公共领域实际并非对立于私人领域的场所, 私人领域中的文化、思想恰恰是组成公共领域的要素;而另外一些学者则针锋相对, 他们认为公共领域中通过交流形成的文化和思想内涵, 才是私人领域自主性的来源。

对于强调公共领域优先地位的学者而言, 公共空间中的媒体、广播、电视等, 组成了现代社会中文化生产的重要源泉。所以, 他们重视的是这些空间中文化生产的内容, 以及这些公共空间如何避免被政治强权或媚俗文化影响, 在这种威胁下丧失其“公共性”。所以, 他们更强调要对这些公共空间加以引导或管理, 避免公共空间的庸俗化或单一化。再者, 公共领域虽然有其自身的独立性 (独立于家庭和国家) , 但它毕竟还处在一种政治体制之下, 当公共空间的公意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之时, 政治也必然会对公共空间有所影响。这就需要公共空间中的自主性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尼可拉斯·葛汉 (Nicholas Garnham) 认为, 在英国政治之中, 各个党派很容易被其所支持或赞助的媒体影响。而由于英国传统的自由报业理论, 政治党派实际上无法与公共媒体 (空间) 产生有益的关联。所以, 尽管在理论上, 政治不应干涉公共空间的运作, 而公共空间也应当独立于政治存在——仅仅作为一个自由交流意见的空间, 但实际上, 政治应当在公共空间之中寻找自身的正确性, 而不是仅仅为公共空间的存在付出努力。而对于公共空间, 尤其是公共媒体而言, 更应当为政治以及公共生活负责, 是国家之后某种“公众良心”的体现, 是为公共谋利。

我们可以看到, 葛汉的理论世纪上与哈贝马斯的理论不谋而合, 只不过, 在具体的论述中, 葛汉更加是将其落脚点放在当今最受关注也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空间——媒体中来展开。其实, 在现代社会, 传统的公共空间如咖啡馆、广场、酒吧等场域早已不是公众日常交流的场所, 现在, 他们的阵地早已转移到了“线上”, 也即广播、电视、报纸等非实体的公共空间之中。所以, 公共空间研究相应地也该转换自己的方法和角度, 从新的方向拓展深入。很多学者早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他们将研究点从实体的空间建构转移到了空间之中的“交流”。在约翰·哈特利 (John Hartley) 这里, 公共领域不再是某种“空间”, 而是一种人类符号生活的集合。换言之, 公共空间不一定是单独划出来的实体场域, 以供人们交流, 而是反过来, 只要有人们交流的地方就有公共空间, 只要人们有机会自主表达意见, 交换思想, 就有公共空间。所以, 媒体, 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共空间, 所有人的话语、所有人的意见都能通过媒体表达出来。基本的出版、言论自由实际上是在现代媒体中才得以呈现。公共空间实际成为了一个媒体领域。但是,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传统的公共空间理论也需得到修正——它不再是独立于私人领域的特定地带, 而是通过媒体与私人领域联系在一起的无固定边界的混杂空间, 或者说, 它永远处在于私人空间的碰撞与交融中。19世纪以来, 媒体从没有放弃过对个体私密的挖掘, 也从不避讳对各种下流、肮脏事件的乐衷。

所以, 我们还要将公共空间视为一个优先并独立于私人领域的事物吗?显然, 哈特利的理论对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公共空间研究者提出了挑战。公共空间如何坚定自身的独特理念, 在现代媒体社会中存在并发展下去, 应该是公共空间研究者最应关注的问题。洪美恩 (Ien Ang) 进一步发掘了现代媒体社会公共空间的变形。她的研究立足于美国和欧洲的商业媒体系统, 认为这些商业媒体处于盈利的考虑, 总会不断发掘最吸引听众的内容。正如其著作《拼命寻找阅听人》 (Desperately Seeking the Audience) 中所指出的那样, 商业媒体所注重和开发的, 是一种作为消费者的阅听人 (audience) , 他们一方面是公共话语的生产者和组成者, 另一方, 他们同时也要消费这些话语, 消费思想, 消费媒体节目本身。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媒体的公共性和独立性是难以为继的。与此相比, 洪美恩眼中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广播则拒绝如此, 他们的听众不再是简单的消费者, 而是真正希望参与和聆听公共话语的公民, 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 知晓公共空间与政治机制的运行模式, 因而他们也是最能够在媒体公共服务中受到良好影响的人群, 并由此在公共空间中履行其应有的权利与公民责任。

通过洪美恩对作为消费者的阅听人以及作为公民的阅听人的区分, 公共空间研究实际上从其原有的空间研究进入了阅听人研究。以洪美恩为代表的这些研究者, 将公共空间研究的触角拓展到了其终点, 也即个体、私人领域, 从这个角度寻找现代公共空间运作的可能。这种研究也是对哈贝马斯等公共空间研究一元化倾向的反对。在后者那里, 公共空间虽然名义上是各种混杂声音的融合, 但实际上却成为了一种只关注主导话语或公意, 而忽视个体的境地。所以, 洪美恩等人的研究恰恰将这种视角转移到了另一个层面, 从最根本的层面出发探索形成公共空间的条件:即个体如何自主自愿的加入公众之中。

结语

在现代媒体社会, 公共空间的研究者已然发现了这一趋势:即公共空间除了原本就具有的公共性之外, 个体的私密性也越来越多地介入其中。媒体打破了原有的实体空间限制, 将公共空间完全整合在了一种纯粹话语的交流之中。所谓的公共性, 实际就是多种话语和思想的杂糅形态, 它不一定是存在于某个固定或独立的实体空间之中, 而是可以借由媒体在整个社会上空散步。无论如何, 现代媒体的快速发展已经打破了传统话语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 将即时、瞬间的信息流动带入了现代人的交流之中, 也打碎了截然对立的公共—私人两分法。

哈贝马斯曾设想在社会中出现一个完全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间, 媒体的出现使得这一设想成为了遍及整个社会的超级空间。但随之而来的, 也是无穷无尽的私人事件在公共交流中的混杂。如果我们仍然需要一个为所有人提供自由交流和沟通的社会空间, 那么, 媒体只不过为这种需要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媒体并非公共空间的全部, 它所带来的不过是公共性与私人性两者的杂糅。个体以前所未有的便利和迅捷参与到了公共空间之中, 但也为公共空间带来了难以解决的私人化问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 公共空间实际成为一个私人领域的延伸, 它在为这个社会提供交流机会的同时, 也在不断将自身的公共性损毁殆尽。

参考文献

[1]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第2页.

[2]Hoynes, William.Public television for sale:media, the market, and the public sphere.Boulder, Colo:Westview Press, 1994.p160.

[3]Ien Ang.Desperately Seeking the Audience.New York:Routledge, 1991.p29.

公共空间 篇2

城乡规划・园林建筑及绿化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Virescence城市公共空间解读

Explanation of Urban Public Space

周 祥Zhou Xiang

中图分类号 TU-02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39X06-0070-03

摘 要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设计的重要对象，一般的概念理解不能体现其中的丰富内涵。通过深入考察相关学科领域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认识，综合解读城市公共空间，并提出城市设计中城市公共空间的概念。

关键词 公共领域 城市公共空间 公共性 城市设计

Abstract Urban public space is the main subject of urban design and it has lots of rich meanings which can not be understood in a general conception. Through deeply studying the cognition about urban public space in relative domains, this article synthetically unscrambles it, and proposes its conception in urban design.

Key Words Public sphere, Urban public space, Publicity, Urban design

作 者邮 编电子信箱收稿日期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510643

jason008@139.com 12 24

领域的研究直接受到他们的影响，也就有人干脆把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空间”。[3]公共领域的内涵。

娜・术语境，从而与市民社会紧密相联。阿伦特基于对人本身的认识，将人类社会分为

1 非城市设计意义的城市公共空间

私人领域、社会领域与公共领域三部分，并将公共领域置于关注的中心。她认为，(1)社会学意义的公共空间

在社会学研究中，公共领域(Public 人类之所以与其他物种相区别，主要在于Sphere)是与公共空间最具有关联性建立了开展政治活动的公共领域。公共领的概念，一些学者在论述中将公共领域域是人们共同拥有的空间，“公共的”首与公共空间进行同等互换，或者干脆把先是指“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Public Sphere翻译为公共空间。Sphere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具有最广泛的

[4]

的英文含义在韦氏在线词典中解释为公开性。”也就是说，个体通过在场于“An area or range over or within which 公共领域，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理解someone or something acts, exists, or 可以被其他人的经验、感觉证实，使个体has influence or significance”，[1]这句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存在。其次，“公共话译成中文就是“一些人或事物活动、存的”与人造世界中的活动与事物有关，正在、施加影响其上或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是这些活动与事物造就了社会中的每个或范围”，一般中文对应词汇是“领域、人，公共领域在这方面主要表现为一种社范围”。如果仔细思考，“领域、范围”会政治生活。公共领域可以在保持差异的虽然不是空间，但是在抽象的维度上，确前提下，塑造人格思想，将所有人联系在实也有与空间相通的地方。在实际应用一起。可以看出，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着重中，台湾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等人认为近指出的是私人与公共领域的相互作用，充代的中国社会结构条件不足以产生西方意分激活了政治公共领域，它“并不是一个义的公共领域，因此将近代中国的公共固定不变、触手可及的实体，而是一个由

[5]

领域(Public Sphere)意译为“公共空人们的言行互动形成的抽象场域。”

继阿伦特之后，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对公共在一般人看来，城市公共空间是一个

不言自明的常识性概念，就是指人们活动的公共场所，然而，在城市研究中，城市公共空间却是一个重要的范畴。除了建筑学，在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中，也形成了很多关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观点。它们彼此之间有联系，也有差异，在城市设计研究中难免会接触到这些观点。如果不进行综合解读，即使大家都觉得对公共空间有所认识，当我们真正把它放到一个严谨的论述框架中延伸，在逻辑联系中拷问它的实质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内涵有些模糊了。只有认清城市公共空间概念多学科的关联性，并从它的特质出发，才能恰当解读城市公共空间。

第27卷

的建立进一步与市民社会相联系，使公共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在他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并没有给出公共领域的确切定义。他先说明“即便是科学、尤其是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显然也未能对‘公’、‘私’以及‘公共领域’、‘公众舆论’等传统范畴做出明确的定义。”然后提出“公共性――如法庭审判时的公开性――所发挥的主要是评判功能。”“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6] 这种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的重要领域，市民社会问题“构成我们打通哈贝马斯前期和后期理论、从而系统把握其思想体系的中心概念。”[7]我们可以认为，公共领域是在市会组织。

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在语言意义与社会学的应用中，确实有关联，在社会学研究中也可以将二者互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城市设计面对的公共空间是实实在在的公共场所，虽然与公共领域有相当的联系，有其特性，但是二者有着实实在在的区别，公共领域涵盖范围更广，内容更抽象，不能随意互换，形成误读。

(2)城市社会地理学意义的`城市公共空间

地理学关注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的是城市中的人和社会与城市地理空间的互动关系。作为与建筑学科最接近的学科之一，研究对象除了抽象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也包括具体的城市空间类型。城市公共空间，即urban public space，也是其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与上述社会学的公共领域相比，这里的城市公共空间不存在译文问题，内容也更加具体形象。早期的城市公共空间被社会地理学家用来阐述城市居民如何认识新环境等问题。当前，城市公共空间越来越不仅仅被看作为一个客观实在，而是作为一种社会构建被认识的。

“城市提供了许多文化、空间和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实例，这有助于阐明将空间作为‘社会构建’的真正含义。”[8] 所以，在城市社会地理学中，城市公共空间也与权力、文化、生活、行为等社会问题紧密相关。莎朗・佐京(Sharon Zukin)对城市文化的研究、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关于城市、人与开敞空间方面的评论等等都直接涉及或间接延伸到城市公共空间。莎朗・佐京对纽约市的博物馆、公园、餐馆、商业区进行了描述与考察。在她的视角下，这些都是城市公共空间。她认为“在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公共空间是监狱……我们可以想到一些更令人愉快的公共空间，尤其是在纽约市我所参观的公园。” “从公园到博物馆，公共空间常常作为消费品、娱乐场所和零售购物的主题经历而得以再现”。[9]在佐京看来，公共空间成为各团体机构展示文化、促进社会消费的一个手段，以公共空间为媒体，城市公共文化得以形成。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的行为受到潜在的影响，达到了某种有潜在目的的认同感。威廉・怀特对公共场所中人的行为与活动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他撰写的《小型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详细论述了人在公共空间中对心理和社会舒适感的需求。[10]

也有一部分学者就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二战以来，城市公共空间的兴起与衰落展开了讨论。例如，理查德・森尼特在著作《公众的失落》(《The Fall of Public Man》)中总结了导致公共生活失败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因素，并提出“人们不再将城市公共空间当作有意义的场所。”小汽车、互联网、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等等，都降低了公共生活的质量，减少了公共生活的需求，影响了公共空间的使用。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样前提条件下，人们彼此之间互相接触的需求更加强烈，更需要面对面的交流。[11]

总之，在社会地理学的语境中，城市公共空间与具体的物质空间相关，公共建筑本身、公共建筑室内与室外的城市公共空间都在他们的研究之列，这些场所具有丰富的社会意义。

2 城市设计中的城市公共空间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设计的重要内容，从指涉对象来看，主要包括街道、广场、绿地、公园等等这些触手可及、可直接活动其中并感知的形体环境。

城市公共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是一种开放空间(open space)。周进总结了中外学者针对开放空间的认识。在

他总结的内容中，无论是英国《开放空间法》和美国《房屋法》中的规定，还是高原荣重与亚历山大的阐述，国外的定义范围比较窄，国内学者定义的开放空间还包括了街道、广场等，拓宽了开放空间的范围。这里的开放空间是从形态上的一种描述，严谨性不够，也不能涵盖城市中公共空间所代表的内容以及丰富内涵。

国外学者对城市空间、外部空间论述较多，较少提到公共空间，国内学者则对公共空间有较多的解释。《城市规划原理》中的定义为：“城市公共空间狭义的概念是指那些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公共空间又分开放空间和专用空间。专用公共空间有运动场等。城市公共空间的广义概念可以扩大到公共设施用地的空间，例如城市中心区、商业区、城市绿地等”。[12]这个解释基本上涵盖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所有内容，但是对“公共”解释的力度尚嫌不够。赵民教授认为城市公共空间是人工因素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开放空间。这个概念较为清晰简洁，但是仅仅将公共空间作为一种开放空间来看待，并不能彰显其公共性作带来的深刻意义。周进因此认为“城市公共空间是属于公共价值领域的城市空间，主要是城市人工开放空间”。[13]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公共价值领域”。王鹏在总结了城市空间、外部空间、开放空间等概念以后，认为城市公共空间概念应具备空间体、公共场所等要点，并进一步说明“城市公共空间是指城市或城市群中，在建筑实体之间存在着的开放空间体，是城市居民进行公共交往活动的开放性场所，为大多数人服务;同时，它又是人类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也是城市形象的重要表现之处，被称为城市的‘起居室’和‘橱窗’。……”[14]这个定义比较全面深入，不仅说明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存在范围，也阐释了其所具有的社会、文化、生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学者夏铸九在其著作《公共空间》中针对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作了深入的论述，并认为：“公共空间，则是在既定权力关系下，由政治过程所界定的，社会生活所需的一种共同使用之空间。” [15]这个定义中的权力、政治、社会等词汇诠释了他对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深刻认识。表明了城市公共空间除了具有建筑学实体意义以外的深刻内涵。于雷也对空间的公共性进行了研究，认为“公共性是人们之间公共生活的本质属性，它表现为公开环境中、在具有差异性视点的评判下形成一种共同认识，进而巩固一种维系他们之间共同存在的意识的

第27卷 华中建筑71

过程。”[16]公共空间首先应该是具有“公共性”的空间。

总之，在当前对城市设计的研究中，虽然很多学者探讨了城市公共空间的特征、属性，但是在城市公共空间的概念认识方面，对其他学科的研究内容和丰富内涵的理解尚不能综合联系，这样并不利于恰当的解读城市公共空间。

3 城市公共空间概念的建构

城市设计中的城市公共空间应当结合上述其他学科的认识，考虑与“公共性”、“公共领域”等概念的联系。因此，我们认为，从城市设计角度，完整的城市公共空间概念应该包括狭义概念与广义概念两部分。狭义的城市公共空间概念是指为全体市民所公有，并为全体市民公共使用的城市外部空间。既包括单一空间，比如广场、街道、绿地，也包括由多个单一空间形成的复合结构。广义的城市公共空间概念是指容纳多种公共活动的场所。

狭义的城市公共空间概念界定比较严格，构成了城市公共空间概念的核心部分，它具有两个要点。首先，它为全体市民公共所有并公共使用，这一点是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所在，具有某种“批判性”，充分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领域”特性和社会平等性。市民不区分身份、种族、年龄、性别、收入高低等各种因素，可以自由出入，欣然共享。其次，它是城市外部空间，从形态上看，有底面，有界限范围，一般没有顶盖。这一点说明城市公共空间具有某些开放空间的特性，开放的外部空间相对较难对出入进行限定。而且，城市设计直接面对的设计对象往往也是城市外部空间，也即是说，作为外部空间的狭义的城市公共空间可以受到城市设计的直接控制，从而形成良好的空间秩序。

在当前社会发展条件下，广义的城市公共空间表现为很多新类型的公共空间。包括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公共使用空间，

比如居住社区范围内，为社区居民共有共用的公共空间。也包括一些权属、使用甚至开放情况不是那么明晰的场所，可以称为公共性的私有空间，或私有性的公共空间等等。例如，在美国城市中，因为区划条例的规定，在属于私人机构的高层建筑底部架空形成的公共空间;一些城市成立政府与私人联合机构开发的公共空间;有的城市委托给私人公司管理的公共公园;一些可以进行多样公共活动的大型购物中心、商业街区;所有这些可以容纳多种公共活动的场所，可以称为广义的城市公共空间。

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城市公共空间，都具有某些“公共领域”的特性，都具有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深刻意义。相比之下，狭义城市公共空间是市民社会的重要表征，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可以反映市民的需求，形成特色的城市文化。广义城市公共空间或为特定人群服务，或限制使用时间和内容，或在空间的外在表现上受商业利益的驱使并形成潜在的消费文化。扬・盖尔认为这是“似是而非的公共空间”，“会导致人群的分散，把人和活动有效的封闭起来，城市因而变得冷清、乏味和危险。”[17]因此，虽然广义城市公共空间可以丰富城市空间的内容，却不能替代狭义城市公共空间。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广义城市公共空间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大。因此，要协调二者的发展，充分发挥狭义公共空间在城市社会组织、形成空间秩序方面的作用。

问题。因此，必须不断关注、仔细梳理多学科的关联研究，以达成对城市公共空间内涵的解读。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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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63.14 王鹏. 城市公共空间的系统化建设. 南京：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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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夏铸九. 公共空间. 台北：艺术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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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于雷. 空间公共性研究.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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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丹麦]杨・盖尔. 交往与空间(4版). 何可人

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29.

结 语

在当代，因为生活方式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城市公共空间开始承担更多的休闲、娱乐、交往活动等功能，从而减少了它作为“公共领域”一部分的批判色彩，却在城市文化、场所归属感的形成方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就要求在城市设计中，除了考虑其物质实体特性构成的美学特征以外，还应该考虑城市公共空间中人的需求、活动的类型、所代表的意义等

公共空间的建设 篇3

当人们拥有共同空间和交流场所时，社会才能更融洽和谐。

公共空间，顾名思义就是属于所有公众的场所，无论男或女、老或少、穷或富，任何人都可以进人的领域，是市民进行公共交往活动的开放性场所。它可以为建筑学中的实体空间，如城市中的广场、礼堂、街道、公园、图书馆等，也可以为虚拟空间，如互联网上的虚拟社区，以传播、沟通为宗旨的大众传媒自然也可充当公共空间。

在西方，城市中心广场是城市公共空间的典型。早在古希腊时期，广场就是人们集会的场所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随着时代的变迁，广场成为了城市的标志和象征，广场周围的建筑物更是一座城市最核心的部分。

2007～2010年，“德中同行”大型友好交流活动走访中国的南京、重庆、广州、沈阳、武汉和上海六大城市，以“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为主题与中方合作伙伴共同探讨未来城市的解决方案。在每座城市中心广场举行的“德中大道”活动将每站的活动推向高潮，并为“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与利用”贡献了源自德国的创意。

2009年11月在武汉结束的“德中大道”活动迎来了60多万武汉市民的参与，是迄今为止武汉与德国规模最大的交流活动。“德中大道”建在了汉口的江滩公园，由十几座竹制展亭构成，这些可再生材质构成的“亭子”轻盈得如一叶叶扁舟，与绿荫相互掩映，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

由歌德学院(中国)主办的“文艺亭”更是创造性地阐释了“公共空间”这一概念。中国旅德艺术家李继伟创作的名为“浮动空间”的建筑装置，从外形上看像一片浮动的落叶，流动、开放、似在不断变化。亭子内的设备与广场矗立的一个3米高的户外LED屏幕相联，随时进行视频直播或放映。依靠这些基本设施，文艺亭每天举办六七个不同的公共活动。

来自德国和武汉的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与观众面对面，围绕一个主题展示他们的作品并展开讨论。不管是话剧表演、行为艺术、朗诵会、摄影展、短片放映还是现场手工艺术创作、学德语等活动，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

武汉“月亮化石实验剧社”的四位演员只用椅子作为道具，表演了现代版的 《格林童话》，诠释出童话残酷血腥的一面；作家刘震云、方方和鲍尔吉-原野朗读他们在德交流时的博客，大家讲述各自的体验和收获；在“边界模糊的电影”为主题的那一天，在场嘉宾放映他们拍摄的纪录短片，引发了关于公共空间中的影像权利和接受程度的激烈讨论；武汉当地年轻摄影师还举办了一个“念旧的武汉”摄影展，勾起市民对于这个城市的共同记忆；武汉摇滚界元老、 “生命之饼”主唱吴维与研究新音乐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贾国平对话，引起音乐爱好者对大众和小众、主流和非主流概念的提问；文艺亭外的小广场上，凌云焰身体影像实验室即兴进行了一场肢体表演，在场围观了几百位市民，他们差不多都是第一次在户外观看先锋实验表演，有质疑，有不解，但几乎所有观众从头看到尾，有些观众甚至感动得热泪盈眶；在文艺亭内举行关于“艺术和公共空间”主题的对话，观众自发地将椅子搬进文艺亭，全身心地投入对话。活动的最后一天，文艺亭请来了著名作家余华、池莉、汉学家阿克曼以及洪晃女士开展一场关于“女性一文学一社会”话题的讨论，很多观众站在亭子外的大屏幕观看直播至结束。

应市民的强烈要求，德方在闭幕式上向武汉市赠送了“德中大道”文艺亭作为永久纪念。到今天，文艺亭依旧坐落在江滩公园，等待再次被激活。尽管“文艺亭”留在了武汉，我们并没有就此停止对公共空间可能性的探讨。今年，李继伟设计的几把透明椅将伴随“歌德沙龙”论坛活动游牧于北京的公共空间，专门为“德中同行”上海世博会设计的网上虚拟文艺亭也即将启动。

女教授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 篇4

女教授的故事是内向和低调的, 她们也许在事业上桃李成蹊、名扬天下, 但是她周围的人, 包括她的丈夫、儿女、腻友和研究生, 有时却不了解她的奋斗事迹。女教授的故事是口头的和民间的, 她们也许在私人空间里如芙蓉出水, 流光溢彩, 但在公共空间领域却没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三分之才。女教授的故事是零散的和个人化的。20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 给了她们彼此思想见面和文章见面的机会;21世纪来临后, 扩大开放的祖国, 又给她们提供了结为知识分子群像的时代新舞台。在这片天地里, 女教授们跨世纪、干事业、爱家庭、重教育、姐妹联袂, 充当了美化私人空间和建设公共空间的能手。

由于历史传统和社会变迁的原因, 现在中国女教授的私人空间中, 也会涌入大量的社会问题, 她们会发现在两个空间中的另外的位置:一是在家庭关系上, 由于中国父母对子女的保护期, 会覆盖到子女的成年期, 甚至延续到子女成年以后的任何需要父母帮助的时候, 这使女性的心理健康建设和性格独立的发展放慢了速度。二是在公共空间中, 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影响, 以男性成就覆盖女性成就的统计方式, 成为女性可以接受的社会方式, 这使女性的自觉公共意识 (包括献身学术的理想) 遭遇了阻碍。三是在对外交流上, 由于中国文化长期闭关发展, 中国女性在国际场合缺少锻炼, 不大习惯于对外流畅地表达, 反过来也就不能充分介绍本民族的科学文化成就, 这使新世纪所要求的双向介入式人格发展受到影响。在现代中国社会和现代中国大学教育迅速发展的整体背景下, 女教授要从新的角度, 把两个空间的关系调整好。

《礼记》说:“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思想财富。中国女性还有另一种文化遗产, 即在先进社会文化向前发展的时候, 能从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 调整私人空间, 以礼治家, 以贤会友, 以德育才, 以奉献于私人与公共空间的心灵智慧和丰富情感, 成为社会进步力量的另一半, 女教授应该是另一半的中坚。

这几年, 由于学术工作的关系, 我结识了几位西方女学者, 她们从青春期就走出了父母的怀抱, 独立发展。她们平等地与男性学者共处, 以出色的女性成就赢得男性同行的尊重。她们聪明而幽默地在国际学术场合中发出信息和收回信息, 显示了与中国女教授不同的风格。我曾跟一位西方女人类学家一起到陕西农村调查, 我们一起观看村社舞龙表演, 当看到村民装扮的鱼兵虾将出场, 她兴奋地大喊了一声:“啊, 海鲜!”引起了在场村民和学者的一阵欢笑。她及时而巧妙地利用了一个语言的“错误”, 勇敢地、独立地、友好地、训练有素地走进了中国的乡村文化, 于是她马上成了惹人喜爱的“洋人”。当然, 西方女教授中也有不少人, 因为过分强调独立性, 养成了情绪化的或不理智的个性, 这与中国女教授的稳定心态和顾全大局的群体素质, 形成了反差。

公共空间设计策划书 篇5

我所思索的设计策划书主题是：《报告厅》

为了使资产投资行为更能符合客观需要，能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在具体投资之前，应对拟投资的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其主要任务是论证新建或改、扩建项目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和经济上的效益性，并预测投资后的经济效益，为投资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报告厅是我们将常接触的，上课，开会接见领导，可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回声是否会断断不绝，隔音效果是否良好，光线问题，交通等问题都是我们考虑的因素。

一个良好的设计会让一切变得美好，会创造创更多的奇迹。报告厅的功能定位：

就目前多功能报告厅的现状及流行趋势，我们认为该报告厅的功能需求是：

1）满足各类会议及专题学术报告会

2）可以召开视频会议，具有上传、下传现场音、视频信号的功能

3）满足小型文娱活动及小型演播活动

4）可以放映数字电影、各类资料、科普影片及高清电视节目

5）驳接计算机VGA信号，进行多媒体应用

6）具有两个基本语种的同声传译系统

报告厅的建筑平面布置：

鉴于上述报告厅的使用功能，我们建议报告厅的一般建筑平面布置为：

1． 整个报告厅的体型宜为矩形或接近矩形的扇，尽量不采用圆形

2． 扩大舞台，使台深达到6-8米并设?台

3． 在?台边设贵宾休息室

4． 前排可增设小桌台,方便与会者记录、阅读、放置手提电脑等

5． 在主席台上设置会议发言、讨论系统，供专家及领导即席提问、讨论

6． 考虑到影片放映及小型演播活动，报告厅后区作台阶式提升

7． 前排座位排距宜为1.30米，桌椅可选活动组合式，地面不作提升。到时候可作为活动、游戏互 动区，后区作为观众区

8． 考虑到报告厅以上功能需求，整个厅堂须经声学处理，混响时间控制在1S左右，声场均匀度≤3分 贝

9． 音控室、光控室及放映室设置于报告厅后墙处的二层

让艺术走进公共空间 篇6

在美术馆等狭小的公共空间里，“艺术”二字一清二楚。但艺术家是不是该思考这些问题：在更大、更开放的公共空间里，当艺术家无法动用艺术二字直接提醒公众时，公众如何去辨认艺术的模样？假如艺术与展览剥离开来，艺术将如何展示它自身的力量？

如果艺术家认定公共空间是束缚，但实际上艺术本身同样是捆绑。更广义的公共空间，掩盖艺术个性的可能性更大。相应地，也就需要更强的创造力与发现力。更广义的公共空间，意味着有更高的要求。这些问题，尤其该引起本土艺术家的思考。

重庆本土目前正在悄然挑战艺术的传统观念。当你走进商场、书店、步行街、咖啡店、酒吧都可以欣赏到原创的艺术作品。例如龙湖集团目前拿出自己的商业购物中心近百平方米的商业店铺改造成为艺术空间，定期举行一系列艺术互动的公益性活动，免费向市民开放，为推动城市艺术文化水平的提升做出了表率。而位于解放碑中华路的“创汇首座”更是利用自己LG楼层的平台进行青年艺术家的推广活动，康璨、刘佳先后在此举办个人展览，吸引了大批市民的参与，并且“创汇首座”还计划在年内开创商场内的艺术家工作室模式，免费提供场地，为艺术家搭建工作室，让艺术零距离接触大众。

重庆大众空间在不断与艺术接轨的同时，重庆的本土媒体已经为艺术的宣传与推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重庆晨报》作为重庆媒体的带头人已经多年定期举办艺术展并做了相关大量的报道和宣传。而《上周刊》成为重庆唯一一家以文化艺术为主题的报纸。本地文化生活类杂志如《凤凰生活》、《环球生活》、《hello chongqing》以及《中华民居·重庆》都开设多个版面介绍和推广艺术。可以说媒体的介入，让公共空间的艺术得到更多的传播和认可，也能够帮助大众养成接受艺术的习惯。

文学与公共空间 篇7

这个题目来自一个文学座谈会。当然, 题目的覆盖范围远远超出了座谈会, 以至于我愿意借助这个机会继续给予纵深的考察。

我们不难估计到, 现今提出这个题目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某种持续的焦虑:文学已经挤不进公共空间。文学的影响正在丧失, 公共空间基本上听不到文学的声音了。什么叫做“公共空间”呢?我们可以参考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解释:“所谓‘公共领域’, 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 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 在这些对话中, 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 形成了公众。那时, 他们既不是作为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 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 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 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 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 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 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手段;今天, 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 (1) 至少我们可以简单地说, 这是一个谈论公共事务的场域;这里所出现的声音、观点将得到全社会性的瞩目和议论。然而, 公共空间居然将文学排斥在外, 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抚今追昔,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曾经如火如荼。文学是种种启蒙观念的策源地, 是我们描述和阐释历史的重要依据;至于20世纪之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文学甚至开创了历史本身。然而, 如今的文学仿佛已经退休。文学没有资格继续充当社会文化的主角, 活跃在大众视野的中心。无论是报纸、电视节目还是互联网上, 文学的份额越来越小, 甚至消失——许多文学杂志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我们的印象中, 公共空间的主角是另一些学科, 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 如此等等。这个年度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目前股票市场的趋势如何, 明天的民主政治将以何种形式出现, 数以亿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带来哪些问题, 哪些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遭到了侵犯——这些问题哪一个不比平平仄仄的文字游戏或者虚构的悬念更重要?某些作家或者诗人还在那里孤芳自赏, 强作欢颜, 自诩文学乃是皇冠上的明珠;然而, 这些观点无助于改变一个事实:老态龙钟的文学退出了公共空间, 呆在路边的椅子上打瞌睡去了。

迄今为止, 不少批评家对于文学与公共空间的现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一些批评家认为, 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文学的不争气, 咎由自取。文学远离了开阔的社会历史, 一头扎进了私人写作的死胡同。文学之中已经见不到田野、工地或者沸腾的码头, 作家要么躲在阴暗的房间里构思一些乏味的偷情故事, 要么热衷于杜撰一些珠光宝气的豪门恩怨。这种文学与多数公众又有什么关系?他们看来, 只有返回重大的社会主题, 文学才能修复与公众的联系——例如关注底层的生活, 或者正面强攻腐败与体制之间的关系。然而, 另一些批评家并不认可这种诊断书。他们觉得, 聚集公众的目光或者因为故事的尖锐性而耸动一时, 这并非文学性的胜利。因为文学之外的某种追求而牺牲文学性, 这种教训一个世纪以来已经够多了。所谓的“底层”并不是拯救文学的灵丹妙药。文学就是文学本身, 文学是自律的, 纯粹的文学——许多批评家愿意使用“纯文学”这个概念——从来不会把评判的标准移交给社会学。事实上, 公共空间的拒斥与否和文学价值的增损无关。

在我看来, 上述的公共空间想象似乎存在一些问题。这一幅图景之中, 公共空间如同一个高悬于前方的空中楼阁, 大部分人都是观众, 只有几个主角占据这个舞台尽情表演。我认为, 公共空间的结构内部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内容。公共空间决不是一条明晰的理论单行道, 这里存在各种观点的交汇与剧烈交锋。通常, 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声音。然而, 这不是因为发言者的嗓门特别大, 也不是因为我们天然地崇拜这些观点。这些声音的统治地位往往是在多种观点的角逐和冲突之中逐渐赢得的。相同的理由, 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诸学科的重要性不是哪一个人赋予的, 而是社会生活的选择——这种选择潜在地包含了历史、社会对于文学以及其他各个学科的评价。总之, 我要说的是, 占据公共空间的各个主角是在相互比较和衡量之中浮现的, 它们的对手也为之作出了贡献——哪怕贡献的是反作用力。

这么看来, 文学并未被剔除出公共空间。相反, 文学仍然存在于公共空间内部, 尽管这个因素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么活跃。我觉得可以接受的结论是, 公共空间内部文学所占有的比例大幅下降, 但是这与没有文学的公共空间迥然不同。文学仍然是一颗随时可能发芽的种子, 尽管现在的气候和土壤不是那么适合了。

我曾经提出“话语光谱”的概念。公共空间内部, 诸种话语如同光谱似地横向展开, 例如经济话语、军事话语、法律话语、外交话语, 如此等等。顺序排列的光谱波长并不一致, 这如同每一种话语拥有的不同份量、威信和权力。显然, 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均为现今的强势话语。上述社会科学的崛起与当前的历史状况密切相关。这些学科的共同特征是, 它们的研究结论通常是描述一个社会—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 一个社会的法律。哪怕某一项研究关注的是社会内部的一个群落, 乃至具体地描述这个群落之中张三李四的生活片断, 但是, 这种研究阐明的仍然是这个群落的社会形象。总之, “社会”是这些学科考察的基本单位。相对地说, 人文学科关注的基本单位是人;文学的主人公甚至是具体的个人。20世纪80年代, 人道主义一度充当了历史的背景, 个人的权利、个性成为突破禁锢的历史动力。这种气氛之中, 文学显然特别擅长扮演先锋的角色。换句话说, 文学在公共空间唱主角。20世纪90年代之后, 市场经济的启动以及各方利益的博弈形成了相当复杂的社会状况, 这对于理论的社会视野提出了要求。于是, 人文学科逐渐后撤, 上述社会科学相继走到了前台。

这是众所周知的普遍情况。现在, 我们开始集中考虑一个有趣的问题: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如此盛行的年代, 文学还有哪些不可代替的意义?

社会科学描述的基本单位是社会。可是, 这种社会通常是抽象的, 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通常被设想为同质的平均数, 他们的个人性格以及种种特殊生活方式通常忽略不计。例如, 经济学家公布某个年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8%, 但是他不负责解释为什么张三的收入增加了16%而李四的收入却负增长。社会科学的结论不需要处理每一个具体的个案。又如, 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时常共同认为, 利益的觉醒是争取权利乃至法律制度的根源;然而, 这种观点几乎无法解释, 为什么有一些衣食无虞的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加入革命, 少数人——的确仅有少数人——竟然愿意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牺牲生命。

文学的个人、具体、感性常常戳破了同质的平均数的统治。这些个人、具体、感性如此生动鲜明, 以至于不可能消融到千人一面的芸芸众生之中。同质的平均数无法化约贾宝玉、阿Q、哈姆雷特或者安娜·卡列宁娜。许多时候, 文学之中出现了那么多异常的人物——从罕见的天才、英雄、神话人物到变态者、虐待狂、精神病患者, 我们甚至找不到现成的社会学概念给予概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的相加很可能仍然无法穷尽一个人性格的所有角落。这些观点的解释范围无法深入到一个人额头上的皱纹, 另一个人走路的奇怪姿态;一个人对于某种服装款式的狂热, 另一个人对于异性伴侣的特殊标准。总之, 同质的平均数舍弃了许多人物身上生动具体的因素。我不是说社会科学的视野有什么不对, 而是说这些视野并未完整地覆盖社会的所有层面。个人的、具体的、感性的文学顽强地提示了另一种视野的存在——社会科学之外的视野。某些时候, 文学与社会科学相互吻合, 文学之中个人的命运、遭遇恰如其分地证明了社会科学描述的社会;另一些时候, 文学可能与通常的社会科学结论出现了分歧, 甚至相互矛盾。这种文学常常是尖锐的, 具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性质。文学之中的形象可能将既定的社会科学结论撕开一个缺口, 出其不意地带入另一种历史景象, 或者提出另一种前所未有的发现——例如, 某种称之为“意识流”的内心领域。这时, 文学充分显现了不同于社会科学的独立价值。如果文学的声音愈来愈大, 以至于社会科学观点不得不做出表态——要么联合扑灭文学的骚动, 要么修正传统的结论, 那么, 公共空间就会出现巨大的震颤、裂变, 甚至开始重新洗牌。

在我看来, 这是理解公共空间结构的一幅重要图景。社会科学诸学科与文学分别提供了考察社会生活的不同视野。这些视野不仅在交叉之中彼此补充, 而且彼此校正。它们相互依赖, 同时又相互抗衡, 因此, 公共空间的结构是一种充满了张力的稳定性。每一种学科的特征均在比较之中显示得更加清晰。这个意义上, 个人、具体、感性是历史分配给文学的任务, 甚至要求文学制造出特殊的叙述学或者修辞学。文学就是在个人、具体、感性之中嗅到了历史的气息。我曾经提出用“关系主义”的观念考察文学———在公共空间的多种关系之中定位文学:文学之为文学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某种独一无二的本质, 而是在一系列比较、权衡之中逐渐降落在自己的领地上。文学如何异于经济学, 异于政治学, 异于社会学, 异于法学, 甚至也异于哲学、历史学或者新闻———那么, 这就是文学之为文学了。

现在, 我要补充的是, 这一幅图景与现代性密切相关。不知道一些人依据什么断言, 我认为文学性仅仅出现于资本主义文化之中。这从来不是我考虑问题的方式。我多次说过, 我不关心所谓永恒的文学性。目前为止, 这种“文学性”的内涵仍然无法确认——这也就是无法确认某种始终如一的文学性确实存在。因此,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断定它出现于封建王朝还是资本主义文化之中?我感兴趣的是, 不同的历史阶段如何产生不同的文学性。之所以认为个人、具体、感性的文学与现代性密切相关, 首先是因为文学周围的参照物——例如, 诸种社会科学——同样诞生于现代性的环境里。按照华勒斯坦的看法, “近代国家亟需更加精确的知识来作为制定决策的基础, 这种需要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导致一些新的知识门类的出现, 只是它们的性质和范围还不十分明确”。这种知识显然即是社会科学的前身。社会的变革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发展空间 (2) 。这种状况即是当时文学的历史规定性之一。社会科学有效地分担了“社会”的考察, 从而将“个人”交给了文学。如果在史诗时代, 文学的真正主人公通常是集体;史诗叙述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 史诗之中的个人毋宁说是集体的一部分。西方古典悲剧的主人公常常是皇室成员, 他们的事迹亦非普通的个人故事而是历史传说。按照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的分析, 有名有姓的个人, 具体的、琐细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些内容进入文学已经是18世纪之后的事情了。到了现代社会, 无意识、情绪、非理性、感觉领域——这些内容终于被确认为历史的组成部分。个人如何觉醒以及个人主义如何演变是一个庞杂的话题, 但是, 这个演变相对的另一面恰恰是社会视野的成熟。毫无疑问, 文学之中曾经出现过秦时明月汉时关, 出现过巴黎的街道或者伦敦的大雾, 这当然是“社会”——亚里士多德强调文学比历史更为必然, 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小说之中了解的历史和经济细节甚至比历史学家、经济家和统计学家还要多 (3) 。然而, 相对于上述社会科学, 这些形象的、个人经验之中的生活景象与经济学或者法学之中概括的“社会”并不相同。这是具体、个别与抽象、综合之间的差异。对于公共空间而言, 这些视野共同存在, 尽管它们的比例以及获得重视的程度并不相同。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中国古典文学的意义无法与公共空间联系起来——因为公共空间并不存在。众所周知, 先秦时期文学、历史、哲学之间的分界并不明显。诸子百家的言论之中, 谈论个人经验与谈论公共事务常常混为一体, “治大国若烹小鲜”或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均是如此。当时并不存在现今意义上独立的“文学”, 也没有哪一种文体专门负责私人生活领域而另一些文体负责论述整个社会。封建王朝确立之后, 决定公共事务的最高机构无疑是朝廷。往来于朝廷的重要文字通常是圣旨、奏折或者策论, 文以载道是这些文字的根本宗旨。中国古典文学曾经留下不少民间疾苦的记载, 杜甫甚至有“诗史”之称, 但是, 没有多少迹象表明, 这些文学对于公共事务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文学进入朝廷视野的狭窄通道仅仅是“采风”。“采诗观风”是古已有之的政治文化传统。古代知识分子如果要“兼善天下”, 只得加入政治体制获得一个官员的身份。科举制度诞生之后, “学而优则仕”几乎成了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唯一途径。至于文学, 仅仅是知识分子“独善其身”之际的遣兴而已。雕虫小技, 玩物丧志, 这是传统观念对于文学的定位。总之, 当时只有“兼善”与“独善”两个体系, 前者是以朝廷为核心的政治结构, 后者保留了各种私人生活领域——不论是慷慨激昂的“壮怀激烈”还是“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的小情调。这时, 文学对于私人生活领域的开拓无不隐含了对于朝廷权力体系的态度——而且常常是一种失意之情。怀才不遇, 报国无门, “却将万字平戎策, 换得邻家种树书”, 如此等等。抛出了朝廷的权力体系之后, 窥破荣华富贵, 感叹世态炎凉, 人生无常;于是寄情山水, 释道药酒, 意境神韵, 这些内容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持续不断的主题。换句话说, “兼善”与“独善”的二元关系深刻而隐蔽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轨迹。尽管宋代之后出现了瓦舍勾栏, 长篇小说与戏曲的崛起显示了另一类型文学的萌芽, 但是, 导致“兼善”与“独善”二元关系彻底解体的原因是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大众传媒显然是现代社会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共同产物, 也是现今公共空间的依托。大众传媒尚未出现之前, 公众找不到一个可以交流各种观点的“精神广场”。由于报纸杂志的出现, 梁启超等人才可能想象文学对于民众精神的改造, 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才可能在《新青年》发表种种激进的“异端邪说”。这时的文学迅速地摆脱了怀才不遇的主题原型, 开始全面地接受西方的启蒙思想。如果说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在于痛击古典文学的迂腐虚伪, 那么,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在于提倡现代文学必须注视真实的人生经验。现在许多人认为, 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是积极参与建构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如果将这个命题表述得更精确一些, 或许应当说, 现代文学力图表现的是, 各种私人生活领域对于建构民族国家的意义——正如经济学或者政治学分别考虑国民生产总值和政治体制对于建构民族国家的意义一样。

“温柔敦厚”或者“发乎情, 止乎礼”的古训是中国古典文学对于个人主义的约束。这种约束显然秉承了“内圣外王”的宗旨, 亦即保证私人生活领域与公众社会存在转换的可能。道德限度之内的个人情志修炼甚至有利于治理社会。这是文学、个人与社会三者的统一。然而, 现代性的压力终于导致三者的破裂。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道德的控制范围, 制度、契约、法律和利益成为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依据;同时, 个人的权利、欲望、无意识以及种种琐碎的情绪无不表明, 个人经验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区域。这个区域与公众社会之间的互动可能制造出千奇百怪的故事。文学负责向公共空间报告这个区域的存在, 以及这个区域隐含的颠覆性能量。

弗·詹姆逊曾经在他的著名论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抱怨说, 资本主义文化“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欲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产生严重的分裂。换句话说, 弗洛伊德与马克思对阵。” (4) 詹姆逊不满的是, 西方文学之中的个人与社会脱钩了。读者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奇特的个性, 可是不知道这说明了什么。这似乎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征兆:每一个人都是孤单的原子独自转动, 它们散落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互不联系。社会的各种共同体业已名存实亡。文学写出了某一个人的故事, 可是仅仅是一个人——他不再代表哪一个阶层或者哪一个群体。回到公共空间, 什么也不说明的文学无异于一个没有意义的、孤立的话语部落。

詹姆逊的抱怨再度涉及文学之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们曾经启用“典型”这个概念解决詹姆逊的问题。典型意味着一个人物性格成为一批同类人的概括。例如, 一个小公务员或者一个银行家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公务员或者银行家阶层的普遍特征。在“阶级”成为社会生活之中最为重要的范畴时, 典型无疑必须是阶级本性的形象说明。典型的基本特征是个性显现共性, 或者现象显现本质。二者之间的张力愈大, 文学愈是成功。一个真正的文学典型综合了如此之多的同类人, 以至于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整个社会的结构。这就是文学为我们提供的历史图景。文学批评竭力推崇“典型”的理由是, 文学写出的人物性格将让我们认识到历史的未来方向。

这种观点显然具有强烈的黑格尔色彩。我曾经指出, 典型的推崇背后很大程度依赖于总体论。例如, 卢卡奇认为, 整个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总体。大到一个阶级、一个阶层, 小到一颦一笑, 所有的局部都被社会有机地组织在自己的位置上, 各司其职。我们可以从这里察觉到该理论的雄心壮志:找到一个宏大的结论控制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某种程度上, 文学的典型提供了一个小号的社会模型, 我们可以从这种模型之中看出历史的前景。即使我们仅仅与一个人物相遇, 但是, 总体论的意义就在于, 利用每一个局部片断推测出总体图景。所谓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我们如何获得俯视历史全景的制高点?因为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后一批解放者。他们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 最后才解放自己。这种使命赋予他们一个重新叙述历史的终点高度。他们已经察觉远古到未来的历史规律, 因而也能够从任何一个典型人物身上找到历史的踪迹。

当然, 这种总体论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拒绝。后现代主义认为, 历史已经丧失了深度, 丧失了中心, 变成了各行其是的小叙事。我没有必要复述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路线, 但是, 我们至少要从后现代主义那里得到一个启示:历史并非单向的, 每一个细节都如此必然地衔接在一起, 并且显示出指定的意义。这犹如一场足球赛:一次进攻开始之后, 带球, 传球, 过人, 互相配合, 如此等等, 但是, 这一切可能因为一个不无偶然的大脚解围而烟消云散。于是, 一切如同没有发生似的—一切都重新开始。如此松散的历史过程之中, 许多形象的意义是多向的, 浮游不定的。一个女仆形象之中包含了阶级的烙印, 同时还包含了喜好甜食、南方人的口音、双眼皮、短发、脚步很轻、常常聚众聊天等特点。显然, 这个性格可以承受多方面的阐释。并非所有文学人物的意义都是充当奔赴历史终点的一块跳板。

我们记得, 歌德曾经鼓励作家放手写出人物的个性, 不必过多地考虑这些个性代表了哪些共性。然而, 每一个批评家几乎都是共性爱好者——他们常常对无法阐释的个性表示由衷的恐慌。或许我们没有必要那么迂腐, 但是, 有一个问题至少需要考虑:为什么有一些个性意味深长, 另一些私人生活的细节根本提不起读者的兴趣?

我们必须承认, 典型是阐释文学人物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 我们还必须为另一些阐释方式留下空间。一个性格的共性不一定是这个人物最为重要的意义。例如, 一个独特的性格如同一个楔子打入社会。尽管他并非某一批人的代表, 但是, 他的出现引起一片哗然, 以至于许多人都要权衡自己与这个性格的距离。这个性格可能破坏某种传统的结论, 扰乱既定的社会平衡, 或者表明某种激烈的叛逆正在呼啸而来, 于是强迫整个社会与之对话。文学如此热衷于召来各种异常的少数人, 因此, 我们至少要保持一种阐释方式:这些文学人物的意义并非概括什么, 而是造就种种对话的机缘。

一个相似的意义上, 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文学与公共空间这个话题。我们承认文学在公共空间之中处于边缘, 甚至是一个异数。文学之中的人物、故事以及许多奇思异想常常无法纳入社会科学的现成结论。这将打破平静, 挑战各种传统的成见, 形成社会文化内部的波澜。这就是文学在公共空间之中的重要意义。正是因此, 即使今天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如此地令人景仰, 文学仍然不可或缺。

这就是我对于文学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做出的基本判断。

参考文献

①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 汪晖译, 见《文化与公共性》, 125页, 三联书店, 1998。

②参见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 8—11页, 三联书店, 1997。

③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 第九章, 罗念生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公共空间 篇8

公共空间, 一般是指能够容纳人们的公共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物质空间。其作为村民交流活动发生的载体, 直接关系着村庄生态环境的优劣和村民公共精神的丰富程度, 体现了村庄的文化内涵和村民的生活质量。

自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以来, 至今已有3年之久, 农村的人居环境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按照“农民居住集中导向”的要求, 本着适度集聚、节约用地、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 我国各地已经率先完成了一大批新农村建设的试点工程, 在改善了农村居民生活环境的同时也产生了各种问题, 如:农村集聚区大多异化为城镇新小区建设, 缺乏自身特色;住房形式单一, 功能落后;住房建筑本身形式单调, 不具有特色;规划设计落后, 缺乏公共空间及其景观特色;村民的社区文化和公共精神生活缺失等。

2008年对于中国景观界而言, 注定是具有标志性的一年, 北京奥运的召开, 回归传统、讲求特色的奥运景观设计理念及方式由北京推广至全国范围, 那么就现代新农村集聚区公共空间建设而言, 如何延续传统, 以人为本地为村民服务, 同时彰显自身的特色, 创造出不同于城市住宅区的景观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正如学者M·Antrop所说:“传统景观是在大范围的快速现代化之前, 经过几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发展变迁逐步形成的, 为广大市民所熟悉的景观, 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生产等各种活动中, 在与自然环境相互适应的过程中不断优化选择的结果, 也是大自然环境多样性和人类各个民族、社会文化多样性的作用结果, 它不同于人文景观, 而是指那些历史悠久、变化缓慢, 历经数个世纪形成的, 反映自然人文和谐统一的特征结构的景观”。虽然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集聚区的公共空间与传统村落的形成已大有不同, 但对后者内在景观特质的分析, 可以在更深层次上挖掘这种传统规律, 从中找出可供当前新农村建设参考和指导的对应要点, 从而创造出具有人性化的、有益于人们交往的空间形式。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徽州古村落, 它的意义己不仅仅在于其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它呈现出数百年前中国古村落景观的遗韵, 更多的是一种民俗和生活方式的记录和体现。徽州古村落的公共空间在中国古典园林天地中, 是独具特色的。它具有分布于城镇中的古典园林所不具备的特性, 可以说与当地的人文历史和村民的风俗习惯、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以及生活、生产活动密切相关, 是当地乡土文化和乡土生活的集中体现。它在有机的生长过程中形成了与当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良好的协调关系, 给人以多层次的空间体验, 具有丰富的生态学内涵。它是自然经济时期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和自然环境达到整体协调而呈现出的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人居形式。探索徽州古村落的空间环境不仅是对地域文脉的延续和传承, 同时对于现代新农村集聚区公共空间建设方面更加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徽州古村落公共空间的界定及其类型

徽州古村落中的公共空间形态丰富、尺度多样, 既包括部分建筑空间, 又包括外部空间, 体现着徽州人的生活状态。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点状空间, 如古树、公用水井等;线状空间, 如街巷等;面状空间, 如池塘、广场等;点线面混合状空间, 如水口;公共建筑, 如祠堂、戏台、书院等。如果将公共建筑看成是整体聚落空间中的节点, 那么, 也可将其归入点状空间。如果将公共空间按形式分类, 主要有水口、水井、池塘、巷弄、祠堂、街道、周边环境等。

三、徽州古村落公共空间的景观特质

徽州古村落公共空间作为古村落审美内涵的精华所在, 其中蕴藏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 透射出中华先民的价值取向、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理想。那种浓郁而又淳朴的乡村民俗风味, 是徽州古村落景观特质的浓缩, 表现出自然适应性、社会适应性和人文适应性等景观化特征。

(一) 自然的适应性

道家的“不以人助天”, “无以人灭天”的观点, 表达了其思想中对自然的尊崇和顺应, 强调一种淡雅质朴的自然美。这种对自然的因借和山水的契合主要表现在古村落公共空间的水口、溪流、水塘和周边环境中。

水口是村落空间序列的开端, 明代风水师缪希雍作出定义:“水口者, 一方众水总出口也。”其方位在村落下水口。风水术认为“山发人丁, 水聚财”, 故要求水口要锁闭。水口依据自然地形一般多选在山脉转折或两山夹峙, 溪流左环右绕之处, 构成围合封闭的景观。以水口山为障景、为屏挡, 使村基址内外有所隔离, 形成空间对比, 达到入水口后豁然开朗, 别有洞天的景观效果 (见图1) 。

溪流与村落的关系不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沿着村落的边缘涓涓地流过, 另一种是贯穿于村落的中间。民居建筑多依溪流而建, 濒临于溪边的人家不仅可以充分地利用溪水来方便生活, 而且还可以使生活更加接近于自然, 而溪流也成为村民活动的公共空间, 在这里浣衣洗菜的农妇, 一边忙着手头的事情, 一边闲话着家常 (见图2) 。

出于对水的向往, 在许多村落中, 都力求借助于地形的起伏, 灌水于低洼处而形成池塘。有的甚至把宗祠、寺庙、书院等少有的公共性建筑环列于其四周, 从而形成为村落的中心公共空间。例如皖南黔县的宏村, 这是一个规模宏大、布局井然有序的明代遗留下来的村落。这个村的中心部分景观极佳, 以一个半圆形的“月塘”代替广场, 于月塘的北面安排了宗祠、书院等体量高大的公共性建筑作为背景, 其它三面则以民居建筑为主, 并自水池开始逐步转化成为市俗的市场氛围。

由于古村落的选址注重对自然的因借和山水的契合, 强调人与自然、建筑与环境的和谐及其天然真趣的境界, 所以其周边环境可以概括为“山环水绕”, 这些公共空间都有较好的生态环境, 植被郁郁葱葱, 体现了对大自然的尊重和适应。

(二) 社会的适应性

受社会因素的影响, 徽州古村落的公共空间往往表现出有寓意的布局方式。例如受中国传统文化重血缘关系、宗族聚居思想的影响, 公共空间常常表现为以宗祠为中心的布局形式, 公共空间层层展开, 主次分明, 分区明显。如安徽省黟县古民居建筑群, 建筑布局以祠堂为中心, 其中又以“支祠”围绕“宗祠”, “家祠”围绕“支祠”而建的方式展开。宗祠是举行各种公共活动的重要场所, 如祭祀、决策宗族内部大事等。作为徽州聚落公共建筑的一类, 宗祠并不是唯一的, 它与戏台、书院等建筑一起, 充实了乡民生活的文化、娱乐空间。如果从整个聚落的空间形态的角度来分析, 也可将宗祠看作是节点类型的一种, 它常与池塘、广场类公共空间有机地组合, 形成一个公共景观与公共生活的区域中心 (见图3) 。

徽州古村落的街是人们进行交往和活动的空间, 街通常与市联系在一起。街道的空间往往忽宽忽窄并时而具有某些小的转折, 这些宽的或转折的位置常常可能被放大, 形成居民茶余饭后聚会的场所。

巷与街共同组成为交通网络, 密如蛛网似地延伸到村镇的各个角落, 连接千家万户。通常所说的“大街小巷”, 即意指街道宽、巷道窄, 前者为主, 可以容纳许多人在其中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后者为辅, 起着分散人流的交通联系作用。它对于我国传统的生活环境具有特殊的功能和审美意义 (见图4) 。

人们由村外经村口而进至街道空间, 再由街道空间转入巷道空间, 最终走到自己的宅院, 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序列。这个序列从空间的形态看可以说是由漫无边际的自然空间进到经由人工限定的街、巷空间, 从深层结构上十分深刻地体现出一种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所左右的社会性意识。

(三) 人文的适应性

徽州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 以“东南邹鲁”自喻。徽州民风的理性因素正是长期受儒家文化“不以力服而易以理胜”熏陶的结果。这种理学精神就是徽州村落的灵魂, 从空间中的各类建筑物到门楣题额、厅堂楹联字画, 随处显现。程朱理学以宣传忠孝节义为根本, 而且在徽州盛传不衰。徽州的宗族观念浓厚, 家族制度盛行, 为了敬宗睦族, 除了勤修家谱, 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选村中最好的风水地建造富丽堂皇、布局谨严的祠堂。为了旌表成功人士, 标榜“忠、孝、节、义”, 以强化封建时代的最高道德, 徽州村中矗立起座座牌坊, 甚至蔚为壮观的牌坊林, 这对于村民是无声的说教和心灵的感召 (见图5) 。为了给子孙创造良好的读书习礼环境, 徽州兴建了大量的书院, 具有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

徽州古村落中对公共空间环境的点缀独具匠心, 空间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不自觉纳入到人们对住区环境的整体规划中。这些自然之物的点缀、文墨的点缀、修饰物的点缀都深刻地反映着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内涵。中国古代美学素有“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之说, 并由此开启了以自然之物比德的审美情趣。反映到公共空间环境中, 常以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属性喻清正廉洁的品德, 以青松翠柏岁寒不凋的属性喻坚贞不屈的精神。文墨的点缀, 从题字、绘画到工整的对联, 无一不是人们生活情趣和精神追求的体现。徽州精美的三雕:木雕、石雕、砖雕也都取材广泛, 囊括了历史典故、神话传说、民间习俗各个方面, 形象生动的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展望。

四、徽州古村落公共空间的景观特质对现代新农村集聚区公共空间建设的启示

(一) 体现和谐的生态

在越来越讲求生态环境的今天, 农村的环境整治一直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 集聚区公共空间的生态环境与村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主要反映为与外部环境的和谐, 自身环境的营造以及各类生态措施的运用等方面。

古徽州风水学兴盛, 传统风水理论虽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人居环境空间的择址、营造上有一定的合理成分, 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 现代新农村的规划择址、整体构筑乃至集聚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与设计, 都应考虑与当地环境的整体和谐性, 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 尽量避免对现有环境和周边环境的破环。例如公共空间的营造可利用村落内现有的地形、水系、植物, 少占或不占耕地, 规划设计适宜规模的硬质铺装地、绿地, 配植合理的植物。同时通过点景、借景, 将赖以生存的自然和谐地引入公共空间之中, 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 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生态措施的运用是现今十分倡导的做法, 主要包括生态住宅、雨污分流、节能设计、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生活粪便无害化处理、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等。可用于公共空间建设的生态措施主要有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 这种利用植物特性处理污水的方式不仅能有效地节约资源, 而且营造出别具特色的公共空间。

(二) 体现人性化的设计

无论是在受程朱理学影响的古徽州时代, 还是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今天, 村落的建设都与时代的特征一脉相承。在一项关于“农民观念中的乡村发展及其公共性问题”的调查中显示:农村居民的社区文化和公共精神生活缺乏。现代新农村集聚区公共空间的营造目标是为村民提供休闲、放松、交往的场所, 满足大众的物质、精神、心理行为等方面的需求。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宜人的尺度, 即控制各种类型空间的规模、控制硬质场地和绿地的规模, 避免过大空洞空间的出现;2.丰富的空间层次, 徽州古村落的公共空间主要有水口、水井、池塘、巷弄、祠堂、街道、周边环境等, 大空间和小空间有机结合, 为村民提供不同类型、不同方式的交流场所, 现代新农村集聚区公共空间的建设与此相类似, 可由此借鉴;3.公共空间的景观塑造, 可利用景观的组织和小品的塑造形成凸凹的空间, 为人们提供轻松的交往场所, 以增进人们的心理安逸感, 并利用过渡空间造成内外空间的延续和交往的继续。

此外, 徽州古村落的公共空间常常表现为以宗祠为中心的布局形式, 体现了尊者居中的思想。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现代农村, 这种宗族聚居的现象依旧存在, 并且在体现村落特色, 增加村民归属感思想的主导下, 修建祠堂、修缮族谱的现象重新开始增多。现代新农村集聚区的公共空间可以考虑融合这一现象, 既能延续传统, 满足村民内心的要求, 又能体现农村集聚区不同于城市居住区的特色。

(三) 体现自身的特色

徽州古村落作为传统景观, 以其自身独具特色的景观特质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 成为中国的旅游胜地。2008北京奥运的召开, 回归传统、讲求特色的奥运景观设计理念被大加提倡。没有特色, 一个村落也就失去了活力, 村民也就失去了归属感。现代新农村集聚区的公共空间或许不能体现村落所有的特色, 但由于其公共的特性, 必然承载了部分或大部分的特色景观, 这其中又包括了体现当地的特色和体现自身的特色。

体现当地特色表现为区域性景观的融合。徽州是一个古老的地理概念, 它包括绩溪、歙县、黟县、祁门、休宁, 以及现在划归江西的婺源, 这种一府六邑格局形成了稳固一体化的地域历史文化圈, 并对周边区域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而这个区域内的村落都有着高度的共性。现代新农村集聚区公共空间的营造必须着重对当地文化脉络的整理, 使之一脉相承, 体现地域性的特色。

徽州古村落宏村中心的“月沼”空间成为其标志所在, 晓起以其“天人合一”的思想观保护了村落周边的古香樟树, 营造了丰富的生态外环境空间, 李坑以其“小桥流水人家”的布局形式, 形成了以水系为纽带的公共空间。现代新农村集聚区的公共空间应整合村落内的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 加以提炼或浓缩, 彰显村落特色。

五、结语

浅谈公共空间里的公共艺术 篇9

公共艺术不仅仅局限于雕塑、建筑、景观等大众通常所认知的艺术层面。从更深层面上去看, 公共艺术是城市公共空间的纯粹精神的建筑体, 是最前沿文化和最先进文化的空间表现。它能够对民众生活和精神行为产生重要的引导和塑造作用, 它一种当代城市的空间文化形式。简单的去理解, 只要在时间上、空间上能够和公众发生广泛关系的艺术。都可以被称为“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仅有个体栩栩如生的形象叙述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控制环境, 营造周边环境的视觉焦点。而做到这一点就要求作品自身在表达上要有感染力和言说性。在现代城市空间的张力关系中, 公共艺术的本身内涵与其在整个空间中的作用很容易被过于复杂的环境点缀所淹没, 以至于公共艺术变成一个孤立的意象, 失去本身控制整个环境焦点的牵引力。如何能不失公共艺术本身营造环境、表达感染力的能力?笔者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遵循以人为本是公共艺术的基本思想要求

从三维角度去理解艺术有美学、技术、和经济三方面的要求, 而从四维角度去理解就是在前三者之外再加上“人性”这一点。这里所说的人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公共艺术必须尊重民意的思想。当前, 社会经济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 人们的主体意识也会不断的增长, 以关怀大众为主题的设计思想必将成为艺术价值主流。艺术成为公众所有之前, 只有民主过程才能解决艺术的相关课题。换个说法是, 我们必须与一般人相同, 成为城市的一份子, 参与社会的所有面向。此外, 我们所创造的艺术, 必须是与其他人相互作用后所诞生的结果。只有适应人的生理特点和行为规律, 重视人的感受, 满足人的心理要求, 关注主题审美情趣才能真正实现设计中的“以人为本”精神。

二、公共空间里的公共艺术多以政治和宗教为主题

中国的城市史是一个权利中心、家族中心和商业交换的场所。所谓城市公共艺术历来是以政治和宗教为中心的。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中国的古代城市标志建筑的地方主要在宫廷、鼓楼、钟楼、庙宇、神道、洞穴。宫廷的雕塑主要体现的是官方的理念, 表明天子继承道统的天命观, 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代表公共性, 但不是当代意义的公共空间。神道、寺庙的雕塑是室外雕塑, 也不是供大众欣赏和参与的公共空间, 而是有着特殊意义内涵的观念表述。这一点和西方人的雕塑史截然不同。古希腊最优秀的雕塑作品为神庙, 比如巴特农神殿, 讲述的是神的各种情欲的故事。而奥林匹克的雕塑直接就是为推动公民参与而塑造的。雅典广场是司法、行政、商业、宗教、讲演的中心, 真正的是公共空间, 而置于其中的雕塑便是他们生活的内容。

三、公共艺术一定要具备“公共性”。

公共艺术不同于美术馆中的艺术可以任其自由发展、任其自由表现。美术馆可以圆艺术家一个“个性”之梦。可是, 在公共场所制作艺术作品时, 就不能如此。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 即公共领域, 它和私人领域是对立的, 它讨论的是公共的事项。公共场所必须考虑形态、色彩美感、必须考虑到观众并非尽是欣赏艺术之人。所以, 制作作品时, 艺术家不能随心所欲, 这其中不仅仅要顾及艺术家本身的艺术理念, 更加应该照顾到大众的精神需求。也正是因为公共艺术的这种“大众”特性, 导致有时候制作出的艺术品抑或失去了创作者的个人主张, 抑或有时候作品只是为了引起少数人的注意, 虽然公共艺术的发展有诸多限制因素, 但是, 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才更加能够促使当代艺术家们去开拓更加适合公共艺术快速发展的道路和方法, 从而创造出与时代特征和城市文化相契合的作品。

总之, 公共艺术是为大众服务的艺术。不但在物质上满足当地大众的使用需要, 而且要同时满足大众的共同审美情趣。应该说公共艺的公共性应体现设计师与受众的共同情感及所求。公共艺术不是一种艺术形式, 也不是一种统一的流派、风格;它是存在于公共空间的艺术能够在当代文化的意义上与社会公众发生关系的一种思想方式, 是体现公共空间民主、开放、参与、交流、共享的一种精神和态度。它应该成为时代的民族的最高趣味和精神的表达, 切实做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地域人文精神的最精粹的提炼, 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公共艺术与公共空间的完美融合。

参考文献

[1]刘永和编著.米兰公共艺术纵览.台湾:公共艺术丛书.

[2]刘建新.中西公共艺术比较.美术观察, 2003.

[3]马钦忠著.雕塑空间公共艺术.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4-7.

[4]任焕斌编著.装饰艺术设计.天津:天津美术出版社, 2005-1.

专业想象的公共空间 篇10

专业想象的过程是一种公众化、社群化、探讨化的过程

纵观近现代人类的建筑发展史, 在一个崭新的建造观念兴起为一个社会的主流之前, 均有一个学术想象的过程, 这个想象的过程是一种公众化、社群化、探讨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依靠两种极重要的学术媒体:一是宣言式的专业论著, 有振臂高呼的作为;一是持续的定时性的专业期刊, 激发不同专业论点的相互碰撞, 渐近未来的、想象的专业体系轮廓, 犹如将涓涓细流汇成大河江川。二者相辅相成, 共同想象着、建构着学术的未来。专业期刊发挥的作用乃本雅明所言的“虚空的共时性”:在一个现代的时间段里, 一群不同地理方位的人通过阅读专业期刊, 在期刊上发表各自的学术观点, 逐步形成对专业前景的共同想象, 由此产生一种抽象的共时性;这种抽象的共时性催生了共同的专业生活, 这种共同的专业生活促成了共同的专业社群的成型, 进而发展成社会认同的专业体系。

想象, 本质上是通过学术媒体的抽象性与传播性, 制造出可以无限广大的公共空间群, 最终形成某种强大的进步力量, 推动专业的发展。现代主义的建筑观从萌芽到泛滥, 学术媒体可谓贡献巨大, 柯布西耶与奥赞方创办的那套惊世骇俗的《新精神》杂志系其范式;经济相对落后、备受强国建筑思潮侵蚀的欧洲小国葡萄牙能在当代全球建筑界独步武林, 正与费尔南多·塔欧拉及其波尔图学派的建筑师群自20世纪50年代经常在葡萄牙《建筑学》杂志探讨葡萄牙建筑发展的“第三条道路”的想象命题相关, 这些想象命题深刻地影响着思考者与后继者们, 逐步培育出如西扎与莫拉这些代表着葡萄牙建造精神的人物。

《城市建筑》建构多元的专业想象空间

《城市建筑》, 出生在一个极特殊的时间段, 一方面是忙碌着的规模巨大的城乡建设, 一方面是矛盾着、迷茫着、纠葛着的五花八门的学术状态;一方面是活色生香的技法纷呈, 一方面是建筑伦理的何去何从……如斯现实中, 《城市建筑》却以一种干净的模式呈现:明确的主体栏目骨架 (主题专栏﹢设计作品﹢学者论坛) ;每月以一专业主题深度展开;年终刊则是围绕某一宏大现实命题的思想荟萃, 探讨者大多系本年度各期的写手与论者, 譬如2011年12期的命题即关于“建筑师的执业思考”, 从形形色色讨论者的笔下可以读出广阔的中国建造现实, 实践者对当下工作与生存状态的个体反思, 以及对中国各地建筑发展方式的共同的想象性实践。

仔细阅读期刊并分析这一模式, 可以明晰其主体栏目骨架反映了理论性、实践性与探讨性三方面并重的办刊思路:理论层面强调该主题在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状态与研究者独特的分析视野与工作方法, 并互动着围绕该命题的主题沙龙, 由此达成思维层面的共同想象;实践层面则以与该期专业主题内容较密切关联的不同工作状态下的建筑师的实践与独立思考呈现, 客体的探索性建成品根本上系想象的过程性实验;探讨层面以学者论坛的方式收录学者对其各自敏感内容的想象与探索的足迹。而每月一专业主题的方式, 经历了以建筑功能类型分类的早期—估计与中国建筑规范的分类方式相关, 似乎便于建筑师作分类参考与互动, 但由于这样的方式容易流于广度, 难于深层次探讨—逐渐过渡到现实与敏感的专业命题方向的深度想象, 在这一方向上出现了“参数化设计”、“工业遗产保护”、“建筑·材料”等很有学术意义的专业主题。年终刊是《城市建筑》极赋华彩的篇章, 2007年的“青年中国”、2008年~2010年的“与中国同行”主题很是经典, 将宏大的国家命题优雅地与系列的现实题材相结合, 有机地将大叙事分解为个体建筑师直面现实的独立实践与自我追问, 通过印刷媒体聚集个体群的思考, 巧妙地形成解决中国现实建造问题的想象性空间。

岭南水乡村落公共空间研究 篇11

关键词： 岭南水乡；村落；公共空间；优化措施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15）01-0000-00

收稿日期：2015-01-19

修回日期：2015-02-04

Abstract： To the Lingnan Water Village the public life is the link to contact the residents of each village and the public Space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creating a harmonious living environment. Nowadays， in Lingnan Water village the attention to the public space is still lack and by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some traditional public spaces and public events declined graduall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space and public events of Lingnan Water Village， use the alteration of Julong village as a case study， then try to propose the optimization method of the public space of Lingnan Water village.

关键词： 岭南水乡 村落 公共空间 优化措施

Keyword：Lingnan Water village， ；village， public space， ；optimization method

岭南水乡现存的村落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传统村落的特色，但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受到城市越来越大的影响与辐射，但又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传统村落的特色。在不少村落的在发展过程中，对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间不够重视，导致公共活动空间缺乏、或被其他建设侵占等情况时常可见，；而在村落的改造中时，空间规划设计上也往往没有考虑公共生活的特点，造成传统公共空间丧失传统特色与对传统的延续。

公共生活是联系每个村内居民村民的纽带，对村居民村民的生活质量，、塑造和谐人居环境都有着重要影响意义。公共活动空间是其载体，因此，如何在岭南水乡中塑造良好的、满足公共生活特征需求，、延续传统公共活动的良好空间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1.现状

1.1 公共活动空间现状与特点

岭南水乡的村落具有独特的形态和特征，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既受到城市的影响，享受着城市文明的进步，却又保留着传统村落的痕迹。例如，村中一般会有历史较久、具传统特色的公共空间，这类公共空间是村公共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村民的生活有较大的影响。

公共空间作为活动的物质载体，是影响公共生活的重要因素。但在岭南水乡的村落中，由于高度的人口压力和紧缺的土地资源形成矛盾，加之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导致建筑越来越密集的建筑、，而街巷越来越狭窄的街巷，使公共空间的稀缺匮乏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而村中现存的公共空间，也往往由于缺乏设计、维护管理不善，也是而设施陈旧、品质相对低下作用有限。不少村民不满村内公共空间的匮乏与残破，对良好公共空间的需求日益强烈。

岭南水乡的村落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形态和特征，既受到城市的影响，享受着城市文明，却又保留着传统村落的痕迹。村中多拥有带着历史和传统特征的公共空间，这类特殊的公共空间也是村公共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体现着村落的氛围和历史。

经调查研究，村落的公共空间主要位于以下的这些地点：

1.1.1（1）村口

村口通常是村落中的重要公共空间，是进村的必由之路，交通便捷，空间较为开阔，经常会设置村落入口标志物，如牌坊等。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还会集中村中一些商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如岑村入口，便集中了超市、肉菜市场、食肆、酒店、药店、医疗站等设施， 成为居村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重要的场所。居民村民在这里进行着不同的各种活动，从上班、上学、购物等必要性活动到集会、聊天等自发性活动，甚至是婚丧嫁娶等社会活动都在此进行。村口通常是村中富有活力的公共空间和生活重要区域。

1.1.2（2）祠堂、神庙等公共建筑前广场

“农村聚落往往保留着大量传统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以村落空间为载体。” 岭南水乡的村落往往都拥有承载自身文脉的建筑，如祠堂、酒堂、神庙等。这些建筑在居民尤其是本地村民的心目中拥有着特殊的地位，以尤其是祠堂为例，其重要性是其他建筑所无法取代的，它往往既是村内的核心的公共空间，更是本地村民的心理中心，起着对维系宗族团结，、体现弘扬宗族精神的作用。村民聚集于此进议论行家族议大事、供奉祖先的供奉，在特定时间还会举行祭祀、聚餐、贸易、竞赛、集会等集体活动。 许多水乡村落的祠堂神庙门前还设有风水池，与广场相结合，空间开敞，往往是村中尺度最大的公共空间，满足上述活动本族人员聚集时的需要，适合多种集体活动，也成为居民村民日常自发性活动的主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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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主要街巷

水乡村落由于村内土地资源紧缺，开阔的公共空间较少，主要街巷也成为了主要公共空间之一。在这些街巷中存在着形形式式色色的小商铺，满足居民村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小商铺多位于居住建筑的首层，村民与商铺的主人与村民进行买卖过程中交易时还会进行一些常伴随有聊天等交流。一些街巷的交叉口及、某些住宅门前的小空地，以及树荫之下都会成为居民村民聚集的地方，三五成群地聊天、下棋。村落的街巷多数狭窄曲折，通常有由两种界面形式，一种为两侧均为连续界面连续，窄巷高墙，给予人窄巷高墙的感觉，使村民具安全感；另一种由于街巷与河涌、水渠等并行，一侧为连续界面，一侧水体，这种形成独特的水乡村落的线性公共空间为这些场所往往受到生活悠闲的老人、妇女、小孩青睐，在相互的交流活动中，拉近邻里关系，放松身心。

1.1.4（4）水体及水体设施周边

图1 小洲村河涌边聚集活动的人群

来源：广州水乡小洲村（河涌）http：//ranfu888.blog.163.com/blog/static/201028047201352012950608/

岭南水乡河网交错。不少水乡村落中还保留着原有的水体，如小洲村、聚龙村、东漖村等。村中的水系包括面状的池塘、线状或网状的河涌和水渠、，以及点状的水井等。不少河涌、水渠等还建有码头、桥等水体设施。水体及水体设施周边的公共空间是水乡村落特殊的公共空间。过去，这些水体与村民地生活密切相关。现在，虽然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居民村民已基本不需要依靠天然的水系生活，但人对水的依赖性与亲近性是与生俱来的，水体及水体设施周边的空间仍是村民公共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水体周边往往较为开阔，、景色较好，提供、亲近自然的机会，利于开展各种自发活动的形成，因此水体及水体设施周边往往能吸引村内各个层次的村民（图1），在一些桥头、码头附近等位置居民村民的集聚更为明显著。

从上述的几种类型公共空间可见，岭南水乡村落的公共空间常常与水体有着密切的联系，既有景观特色又有空间结构特色。岭南水乡的村落中，不少的公共活动也与水体有着密切的联系。

1.2 公共活动类型及特点

岭南水乡的村落中，公共活动包括日常公共活动和传统活动两大类，这两类公共活动特点内容不同，活动的场所和要求也各有特点。

1.2.1（1）日常公共活动

日常公共活动通常围绕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展开，往往是一些较为舒缓、节奏较慢，、小范围进行的活动。，如妇女间的拉家常、老人的棋牌活动、儿童的嬉戏等。此外由于受到城镇化的影响，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日常公共活动，如跳舞、室外桌球等。每天的清晨和晚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居民村民聚集，进行交谊舞或者集体舞的活动，人们伴随着音乐和节拍翩翩起舞，还不时夹杂着谈话声和欢笑声。由于村内文体活动的稀缺，室外桌球也大大受到村民的欢迎，吸引不少青少年人的参加。

日常的公共活动的场所往往靠近进行活动的人的村民住处，对场地的要求较小，活动对设施的要求也不高，这类活动的空间往往不需经过专门设计，亦没有特定的功能，村民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各种公共活动。由于有水体及水体设施的公共空间舒适、有景观好的景观，因此往往成为聊天、和开展文体等日常生活中活动的公共活动的场所。

1.2.2（2）传统活动

虽然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虽然岭南水乡的村落在很多方面已逐渐被城市同化，公共生活出现了新的变化，但不少村落仍保留了一些具有传统村落特色的活动仍在不少村中得以保留，体现其独特的地方风貌。村落因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产生了具有自身各具特色的传统活动。这些传统活动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文化积淀，体现着祖先生活方式，逐渐成为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传统活动包括一些宗族活动和民俗活动。

传统的村落多是聚族而居形成的，村民之间具有宗族关系。“宗族是指拥有共同祖先的同姓亲属群体，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群体是我国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根源的社会现象。” 因而，宗族活动是村内最主要的传统活动之一，是联系村民的重要纽带，村民通过宗族活动，延续与传承村落的文化传统，增强族人之间的精神联系与交流。

不少岭南水乡的村落历史悠久，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村中往往保留着不少具有特色和的传统的民俗活动。这些民俗活动经过历史的积淀，成为体现地方风情和集体记忆，是村民的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活动大多源于生活，村民对民俗活动往往较有亲切感与熟悉感，乐于参与其中，因此民俗活动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也是村民相互交流沟通的重要途径手段。传统节日的节庆活动往往是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岭南水乡的节庆活动常常也会与水有关，举办的地点往往就在水体及水体设施周边。如端午节的赛龙舟，、元宵节的赏灯等，村民在河边聚集，观看演出和赏灯。此外，还有一些与水密切相关的特殊民俗活动。，如广州番禺沙涌村的鳖鱼舞（图2）。相传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过去每次鳌鱼出会相每隔九年为一届，保持着古时以九为尊的传统，现在除了出会，逢年过节，、盛典、送兵入伍等也会举办鳖鱼舞。 鳖鱼舞不但是沙涌村村民祈福庆祝的仪式，更是对村落文化的传承，成为沙涌村最具特色的公共活动。除了本村人的参与，还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图2 鳖鱼舞

来源： http：//hometown.panyu.gov.cn/ShowInfo.aspx？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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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空间存在的问题

岭南水乡的村落公共生活受着城市发展与传统生活的双重影响，其公共生活与相应的空间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公共空间不足，设施落后。村内的用地规模、功能、布局不甚合理，居民村民住宅的不断扩张，土地资源日益紧缺，造成公共空间的严重不足。而且现存的公共空间大多缺少设施或设施简陋残旧，只能满足进行聊天等简单的公共活动，未能针对村内各种群体的需求安排设施，如年轻人的文化娱乐，、老年人的健身活动，或是、儿童的游戏设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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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活动空间没有经过统一规划设计，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和有机整体。村内的公共空间大多自发形成，可以说是以见缝插针的形式存在，零碎而缺少联系。

（3）体现村落特色的活动被不断侵蚀，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延续。由于城市化，导致一些传统水乡村落的一些本地村民的流失，村民对传统活动的兴趣和保护意识缺失日渐淡薄，使得一些传统活动的公共空间也没有被加以受到应有的保护，反过来也使传统公共活动没有了依存的场所。

由于生活的改善和城镇化的进程推进，岭南水乡的不少村落进行了改造，下面将以聚龙村作为案例，对岭南水乡村落的公共空间改造进行一定的分析。

3.岭南水乡村落公共空间改造实例分析——聚龙村

图3 贯穿聚龙村的冲口涌

聚龙村位于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冲口沿岸，是广州市区目前发现的唯一保存较完整的清末民居群。由于聚龙村由于具有较长悠久的历史传统，其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传统而受到了政府的关注。政府提出“北有陈家祠，南有聚龙村”的口号，对聚龙村进行了改造和更新，村内公共空间的改造是聚龙村的更新改造中的一个重点。

聚龙村的改造中，主要的公共空间为聚龙广场、毓灵桥和沿河涌两岸。公共空间的改造主要进行了几个方面的处理：对空间进行了整理与设计，拓宽活动空间，增加设施，（包括可以开展一些传统活动的设施），以及改善公共活动环境。改造后的聚龙广场位于冲口涌北岸，面积拓宽至约3 000平方米m2。，增设了标志村落入口的聚龙牌坊、书斋、戏台等设施。聚龙广场后面，对保留下来的20座邝氏家族的青砖大屋及其外部空间进行了整理。，保留下来的建筑将会用于成为展览历史文化的展览建筑，改造后的广场树木环绕。经过改造更新的聚龙广场成为聚龙村最主要的公共活动空间，广场上随处可见享受悠闲的居民村民，并吸引来了不少游客到此观光游玩。

图4 改善冲口涌水质的措施图5 改造后的冲口涌两岸

贯穿整个聚龙村的冲口涌（图3）被称为玉带，聚龙村的改造更新对冲口涌水质进行了整治（图4），并在两岸设置了栏杆等防护设施，并增加了绿化种植，对河岸空间的层次也进行了整理和丰富（图5），改造后的河涌碧波荡漾，、两岸绿树成荫，成为居民村民散步，、休闲的去处。到了端午时节，冲口涌成为龙舟的赛道，两岸挤满了聚集观看的人群。横跨冲口涌的毓灵桥不仅具有悠久历史，是赛龙舟的终点和古时候中举士子衣锦还乡的必经之地。毓灵桥是村民常去的聚集地，乘凉、聊天、下棋……各种日常的公共活动在这里进行，改造后中拓宽了空间，增设了花坛座椅等设施，营造了一个舒适的活动场所。

聚龙村进行改造后，公共活动的空间类型有所增加，设施较为完善，并形成了一定的体系。村民的公共活动场所增加多，开展的公共活动更为丰富（表1）。

表1 聚龙村的公共活动情况

活动空间主要活动人群活动内容活动类型活动频率

聚龙村古建筑群及聚龙广场全体居民村民乘凉、聊天、散步、玩耍自发性活动较多

游客观光必要性活动

毓灵桥全体居民村民乘凉、聊天自发性活动频繁

打牌、下棋社会性活动

冲口涌及

两岸

老人乘凉、聊天、散步自发性活动

较多

打牌、下棋、社会性活动

妇女乘凉、聊天、照看小孩、散步自发性活动

小孩玩耍自发性活动

游客观光必要性活动较少

本地村民龙舟社会性活动很少

街巷门庭全体居民村民乘凉、聊天自发性活动较多

4. 公共空间的优化措施

为了提高岭南水乡村落的公共活动质量，改善公共活动场所，在村落的公共空间营建与改造中，应针对村落特征及存在问题，采取相应的优化措施，营造富有生机活力的公共活动空间。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4.1（1）完善公共空间设施

岭南水乡村落中不少公共空间设施不足，不能满足村民公共活动的需求。因此，在公共活动空间的营造中，对公共活动空间设施进行科学合理的更新与完善是必需的。公共空间中的设施一方面应有针对性，针对活动的不同人群和不同的活动进行设置。在一些较为重要的场所，既要设置针对日常休闲活动的设施，还要考虑节日庆典时的活动设施。另一方面公共活动空间设施的形式应与村落的整体风貌相符合，。体现村落的文化特色。可以选择较为质朴、亲切的材料与形式。在一些历史较为悠久的村落，还可融入村落历史文化的一些装饰与符号，传承传统文脉。

4.2（2）整合公共空间，建立公共空间体系

在村落中整理、改造和增设公共空间，增加公共空间的数量，设置不同大小和类型，根据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不同活动类型的不同需求进行布置不同大小和类型的公共空间。村中的公共空间一方面应重视日常的公共活动，另一方面也要关注村内的风俗习惯和传统的活动，如宗族活动、民俗活动，延续与传承历史文脉。对于日常公共空间，可设置在方便的位置，还应考虑不同人群的需求。如针对青壮年的文体活动场所，、针对孩子的游戏空间等。这类空间可以亲和力和贴近生活为特色，从尺度、材料等方面考虑，亲切宜人，朴素实用。结合村落特点的公共活动空间与村落公共生活相互融合，具有活力与吸引力。对于传统活动空间，则应从活动本身的需求出发，主要考虑空间对传统活动的相应支持。这两类公共空间还可以交叉和共用，在村中形成一个多层次，、较为完善的公共空间体系。

4.3（3）利用水体，结合村落的特点营造公共空间特色

各个村因地理位置、历史背景的不同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在公共活动空间的营造时，要结合村落自身的特点。对于岭南水乡的村落来说，水这一元素在公共空间体系的营造中是不容忽视的。公共空间如何和水体结合，如何发挥水体的景观和活动作用，利用水体营造作为公共空间的特色营造等都是值得思考的。此外，对于像聚龙村这类具有较长历史的村落，应保留和发展传统的公共空间，如以水塘、祠堂为中心的特色公共空间，以纪记录岭南村落的风貌和延续传统文化特色。

参考文献 ：

1.[1]段进，龚恺，陈晓东，等. 空间研究1——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古村落空间解析[M].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2.[2]王玲慧. 大城市边缘地区空间整合与社区发展[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3.[3]黎云，陈洋，李郇. 封闭与开放：城中村空间解析——以广州市车陂村为例[J]. 城市问题，2007，7：63-70

4.[4]李研，陈挚，罗岑. 新农村建设中公共空间的塑造[J]. 理想空间，2010，6：60-63

5.[5]刘其华. 岭南水乡村落小洲村传统公共空间研究[J]. 价值工程. 2012，1：67-68

6.[6]王东，王勇，李广斌. 功能与形式视角下的乡村公共空间演变及其特征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3.2：57-63

7.[7]郑霞，金晓玲，胡希军. 论传统村落公共交往空间及传承[J]. 经济地理. 2009，5：823-824

8.[8]蒋慕东、薛建明.中国农村宗族活动的兴起与对策.中国农村研究网，2007，06，12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来源的，其余为作者自行拍摄或用地形图绘制

作者简介：

王凌/1975/女/广东/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讲师/城市设计，公共景观/lingwang@scau.edu.cn

公共空间的装饰色彩研究 篇12

色彩在社会生活中极其容易且特意被表达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情感等方面的象征和表现力。色彩的流行度在不断改变, 其象征却成为设计师表现力的有力臂膀。在进行装饰色彩的设计时, 要确切的了解各种颜色所反应出来的特征和代表的意义。

2不同群体的色彩需求与倾向

色彩的使用应尊重和注意使用者的性格与爱好, 选择什么样的色调是营造个性化色彩氛围的关键。色彩能够在室内装饰种创造一种气氛, 体现一种风格, 不同年龄段的人群的色彩喜好度各不相同。

室内装修的颜色的调配是有讲究的。合理的搭配颜色对人体生理机能是有帮助的, 否则, 不仅对身体不好, 严重的会对人的精神带来很坏的影响。不同群体对色彩的爱好不同, 按年龄段可以分成如下几个方面:20岁—30岁, 这个年龄段的人对于色彩的选用要大胆一些, 利用鲜艳的色彩来营造出时尚、前卫的感觉, 彰显个性。比如纯度高的红色、蓝色、橘色、金属灰、黑色等都可采用;30岁—45岁, 这个年龄段的人, 已经从年少时追求色彩的亮丽转向平和, 喜欢柔和和雅致的中性色彩, 很少张扬和对比强烈, 浅米色、咖啡色系、木本色是他们的首选, 但是不排除采用亮颜色来点缀和装饰;45岁—60岁, 选用的颜色要能给人稳重、安静、和谐的感觉, 米黄色, 棕色, 白色等为首选。

3装饰色彩在公共空间的功能

3.1标识功能

公共空间视野相对辽阔, 特别是在大型公共空间内, 色彩能够起到标识和强调和引导的作用。色彩能够换起人们的第一直觉, 它比物体的大小、造型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 它附于物体之中又能相对独立于物体。色彩的变化和形象能够烘托、渲染出不同的空间气氛, 情调, 反映出不同的风格差异, 成为空间的标识物之一。在特定的公共空间内, 色彩的个性差异在色调、风格统一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作为一种特色与其他物体分割开来, 起到强调重点的作用。

3.2情感功能

情感因素在人们的心里占据着重要地位, 是人们感性认知的一部分, 当人们亲近于某一物体, 决定是否要继续了解, 大部分人第一感觉就是对色彩的情感共鸣, 包括在购买商品时, 商品的质量、造型并不是首先进入眼帘的特色, 而是色彩, 对色彩有了满意度, 才会继续研究它的造型、材质等其他因素。

3.3调节身心

不同的色彩会带来生理和心里的差异, 给顾客的心理感受也是不同的。暖色调能营造温和、安逸, 使人们心里舒畅、温暖、欢乐;冷色调高雅、具有稳定感, 给人严肃、高贵的心理效应;高纯度的色彩使人兴奋, 热烈、刺激感, 但接触过多会产生烦躁感;低纯度色彩带来平和、安静, 接触过久让人感到压抑, 郁闷。在大型公共空间选用明亮、淡雅、温和的色彩, 能创造和谐、安静、舒适的环境, 能够调整现代大都市给人们带来的烦躁和紧张感。

4装饰色彩在公共空间的运用

4.1商场空间

商场空间, 大面积区域宜采用明亮、低调的色彩来给人开阔、爽朗的心情, 人们长期处于明度低的空间会产生严肃、憋闷的感觉。小空间利用红色、黄色、蓝色等高亮度色彩, 可以吸引顾客的眼球, 在大型空间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公共空间的装饰色彩运用也可以利用性别的差异来创造不同情调的空间。

4.2服务空间

在服务空间内, 可以根据看、顾客的停留期来决定色彩的搭配。服务空间根据空间适用功能的不同, 有美食、娱乐、休闲等形式, 通常这些功能区都会聚集在同一建筑内, 色彩可以成为体现功能差异的工具。例如餐饮空间的产品会随季节而变化, 但是表现餐馆形象的色彩设计思路可以不变, 如何用色可以根据其空间风格来定位, 餐布、花卉和其他装饰品可以采用强烈的色彩, 最好要按照永久房间色彩的理论来选择。

4.3办公空间

过于丰富和强烈的色彩过于复杂时, 会像吵闹的拥挤的物质环境一样引起混乱, 给工作人员带来压力和疲倦感。办公空间装饰色彩的配置适宜“大和谐、小跳跃”原则, 办公空间是严肃、郑重的氛围, 同时也是需要增加活力的空间, 在大面积的素雅色调之外, 在醒目和特殊界面采用鲜亮色彩, 可以让人们在郑重的空间里散发出活力。

4.4医疗空间

医院是给人带来紧张感觉的空间, 非常不易采用鲜艳的色彩, 会增加病人的紧张感, 采用白色、浅灰色等素雅色调可以平定病人的心情, 有的医院会采用淡粉色来做整体空间的大色调, 让病人有温暖、安定的感觉, 在医院里适当增加绿色植物, 不但能净化空气, 也能让病人看到希望和健康。

参考文献

[1]陈眉, 彭才年.现代商场装饰色彩研析[J].艺术百家, 2007,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