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运用（精选12篇）
公共空间运用 篇1
一、综合艺术---探究艺术院校在当代语境中发展的方向
最近几年, 国内各大艺术院校都先后开设了“综合艺术”这门专业, 但作为一门极具实验性、先锋性、综合性的当代新兴艺术教育学科, 到目前为止, 在各院校均没有统一的学科名称。中国美术学院称其为综合艺术 (Free Art) , 而中央美术学院则称为实验艺术 (Experimental Art) , 日本也有两所大学设有此专业, 东京艺术大学称其为先端艺术造型 (Inter Media Art) , 而日本筑波大学则称为总合艺术造型 (Plastic Art&Mixed Media) 【1】, 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是以综合艺术 (Inter Media Art) 为专业的名称。
同样, 在学术界里面, “综合艺术”这个概念, 也尚属新兴, 真正被谈及不过是近十年的事情, 在中国或者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还没有一个具有一致性、共识性的定义能够对“综合艺术”的内涵进行比较完整的阐释。虽然其定义难以阐明, 但综合艺术在艺术院校的陆续开设的一个文化背景却是清晰明了, 主要是为适应当代艺术发展应运而生的考量, 同时也是基于当前国内外文化趋势, 顺应新思想、新技术发展而作出的重要选择。艺术教学, 从传统演变到当下, 专业分化越发细小, 这种情况就像把双刃剑, 有其乐观的一面, 但也不免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艺术教育精分专业的现状, 容易导致专业之间的交流融合被阻断。所以, 当代学院艺术教育体系的发展方向应该打破各专业间界限, 并且使艺术摆脱学科, 材料, 工具的限制, 在当代的语境中进行自由的创造, 这也是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综合艺术”专业成立的初衷。
二、综合艺术在公共空间中的作用
综合艺术专业在华南理工艺术学院成立之初, 就开始尝试开设各种实验性的课题, 其中特别注重“综合艺术在公共空间中的运用“这个课题的探索研究。改革开放后, 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 公众的文化修养和生活质量的不也断的提高, 人们越来越从文化和审美的角度关注他们的所生存的空间, 尤其是城市公共空间。城市公共空间其狭义的概念:是指那些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内外空间。它包括街道、广场、居住区户外场地、公园、体育场、博物馆、图书馆等【2】。
综合艺术对公共空间所起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具装饰性、分割空间、强化室内外环境风格。综合艺术中的小型艺术品在空间中摆设不但可以提升空间环境的品位而且且营造浓厚的艺术氛围, 综合艺术对空间中的装饰既满足了群众的审美需求, 有强化了公共空间中的文化品味;综合艺术中的大型艺术品可以与环境中原有的一些设施对空间起到分割重新组织的作用, 使公共空间更具丰富的层次感;艺术品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审美符号, 公共空间中的主体可以通过艺术品来感受和体验公共空间中所要展现的文化精神。艺术品本身的风格也可以强化完善公共空间的风格和氛围。
三、综合艺术教学研究案例分析
华南理工大学北校区图书馆公共空间装饰项目的整个规划设计流程很好的体现艺术学院以及相关学校机构对综合艺术教学研究在公共空间中运用的理解和支持, 同时也是把综合艺术教学恰当运用于公共空间装饰的成功案例。
图书馆是校园里重要的公共性建筑以及集中体现了浓厚的校文化, 此次对图书馆公共空间装饰的项目规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体现出图书馆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反映图书馆的特色和形象, 对置身于其中的教师和学生产生积极、和谐的影响。使图书馆不失功能的前提下得到美化, 能够充分满足人的心理需求, 创造出一个赏心悦目的良好学习工作环境。在图书馆需装饰的公共空间上加以装饰征集或量身定做的国画、油画、陶瓷、壁画浮雕 (照片、展开写) 等使图书馆具有浓厚的艺术文化气息;在新馆三楼学习场所规划设置艺术展览走廊, 定期策划相关艺术展览, 让广大师生零距离接触当代艺术。另外在走道、阅览室等课室内放置沙发、植物盆景、陈设装饰画, 使图书馆更具优质学习的环境条件。室外与室内两种不同空间融合自然的设计, 将自然界的植物进一步引入北校区图书馆中, 这些自用空间一般具有一定隐私性, 面积较小, 以休息、学习、交谈为主, 因此植物室内装饰设计宜本着素雅、宁静。
从华南理工大学北校区图书馆空间的整个装饰设计项目中, 可以看出综合艺术在公共空间中的运用是包含规划的、建筑的、空间塑的、艺术设计及陈列等等各方面, 在装饰公共空间的设计规划过程中, 设计小组的各位成员都很深刻的认识到要把综合艺术运用于公共空间, 不是仅仅只是做好艺术的问题, 而是一个需要多方融合整合的“综合”的艺术, 构思设计陶版壁画时, 注意到了壁画与整个室内公共空间的原构造的和谐度, 做雕塑时观察到了雕塑的尺寸对整个公共空间所造成的视觉冲击, 做油画、综合材料、书画作品的展示时要注意到了是否给处于公共空间的大众带来了艺术的熏陶。在对建筑室内公共空间特征及功能性进行具体的分析, 考虑到置于公共空间的主体-人的审美感受分析后才对空间装饰和作品设计进行构思。
从这个项目的规划实施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出, 综合艺术在公共场所中的运用, 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 例如与建筑的风格、建筑室内公共空间的特征和功能、建筑建成后的使用功能、校园的文化内涵、地方的传统文化、现代艺术观念的发展、艺术本身的发展、公众的审美性、等等方面的内容。只有设计到些方面的综合艺术, 才能是提升公共空间的使用功能, 才能发挥出图书馆公共空间的人文气息。
参考文献
[1]《艺术介入空间》 (法) 卡特琳.格鲁 (Catherine Grout) 著;姚孟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艺术品设计在环境中的符号功能》<<包装工程>>2006年02期怀伟, 高筠。
[3]《空间剧情——中国当代室内艺术新视觉》杨迅捷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4]《鲁虹, 拓展更新的公共空间》美术观察, 2003。
公共空间运用 篇2
关键词城市公共空间;人性化;地域特色;生态性
久居都市，面对来源于生活的种种压力,人们总是渴望在拥挤喧哗中寻找一处心灵的栖息地。融于自然优美的环境，与三五好友促膝闲谈，携家共享幸福时光，亦或独自体味生活的恬静与舒适，感受空间环境带给自身心灵的呵护。城市公共空间是使融入其中的人有愉悦心理感受的空间，是一个体现人类自身价值和展现社会生活的舞台。伴随着公共空间在城市建设中地位的逐步提升，我们本着探求“如何打造舒适合理城市公共空间”的想法，走进潍坊寻找答案。
1城市公共空间的概念和意义
城市公共空间是指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它是一个多层次、多含义、多功能的共生系统，往往集节庆、交往、休息、观演、游乐、健身、餐饮、文化和教育等功能于一体。
2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理念及表达
近几年来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诉求也日益强烈，但其建设也暴露出许多重大问题，如公共空间的设计没有充分考虑到与使用者的关系，缺少人情味，规模尺度过于宏大，忽略绿色环境的塑造,缺少文化地域特色，健身娱乐及公共服务设施不健全等。因此，现代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应该尊重人的需求，体现人文关怀。通过对潍坊公共空间的实地考察，总结出城市公共空间应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2.1凸现区域文化的特色空间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会形成其自身的结构特点，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外来思想的过度引入借鉴，历史留给地域的独特记忆和城市原有的肌理也随之逐渐丧失。而现代的城市公共空间创作理念应承载着人们对地方文化和传统的认知和继承，体现出人文精神和场所特征，延续城市的肌理，将城市的历史在公共空间中完美的延续下来。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公园改建将地域文化内涵融入项目当中，把现代园林风格与地方特色和当地民俗相结合，以“民间剪纸的地域文化”“传承意境的标名文化”为主题，透过山水草木以及园林小品的应用将地域文化信息传递出来，深入人心，唤起人们对地方特色文化的关注和传承。
2.2参与交流聚会的开放空间要使建成的公共开放空间具有持续的活力和吸引力，必须以城市环境与实际生活的互动为起点，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为核心，客观地分析空间环境对人们产生的功能和影响。公众的参与，多彩的节目活动，轻松的沟通交流，户外的社会活动是城市中最吸引人的因素，因此城市公共空间应当成为反映人们社会生活的开放性场所。
2.3体现生态景观的绿色空间生态性的景观开放空间具有改善城市自然环境，提高城市生态多样性和环境自净能力的功能。营造此类空间应该充分分析当代自然植被群落的演替规律，结合生态学原理，尽可能使用乡土树种和植物，创造出近自然植物景观的绿色空间，这样的植物景观多样性高，群落结构稳定，自我更新能力强，利于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并且创造一个绿色的城市休憩空间。人民公园将郁郁葱葱的植物群落错落有致的栽植在幽静的溪水两侧，形成了一条生态绿色廊道。
2.4注重以人为本的细节处理人性化设计能够赋予空间生命和情感，使其更贴近普通城市居民潜意识中的某种精神需求，反映“为人而设计”，为老百姓服务的本质特征。不仅给生活带来方便，更重要的是让使用者与景观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
3结语
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分野 篇3
这个暑期读的最多的还是这本由美国《纽约时报》特约撰稿人、两届普利策奖得主安东尼·刘易斯撰写的《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一书。之所以读过多遍，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全书仅十三万字，篇幅不长，且文字通达，作者娓娓道来，毫无晦涩之感，如同朋友间的交谈；第二，《言论的边界》一书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变迁史为中心，看似一个法律问题，实则关怀的视野聚焦于人最基本的权利问题。这与当代传播学者麦奎尔所论及的，新闻传播活动无非是政府与民众对信息的控制与反控制，新闻传播学的实质探讨的是人如何实现自由的问题如出一辙。因而，从美国社会各界对言论自由及其边界的认识与发展的视角，更可洞见这个国家的本质。
书中所围绕的，无非是“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这短短的十四个字，便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内容。第一修正案自一七九一年提出，环绕其间的解读、争议、博弈、控制与反制就未曾停歇，从那时至今的两百多年里，对它的演绎如同一场没有结局的话剧，剧中既有对“言论犯上者”的温情，更不乏惊心动魄的场景。所幸者，正如作者安东尼·刘易斯在本书导言部分自豪地宣示的那样：“我们的栖身地——今日美国——乃是世界上言论最为开放的社会。美国在思想和言论方面，比起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来说，都更为自由；而且这样的自由胜过了以往任何时候。”那么，自由缘何而来？真正的自由社会应该是怎样的景象？自由与秩序的边界应该划在何处？“不得制定法律”以限制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禁令是否绝对？这些都是刘易斯试图回答的问题，也正是本书的核心。
安东尼·刘易斯在书中反复申述的言论自由是公民利用言论、行动或借助媒介批评政府及官员的自由。为此，他不惜篇幅地利用他长期从事司法报道，掌握了大量“第一修正案与言论自由”诉讼材料的便利，展现了诸如一八零零年美国总统竞选启动后，作家詹姆斯·卡伦德（James T. Callender）因在其出版的一部书中称总统亚当斯是个“灰白头发的纵火犯”及发表“在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选择，就是在战争与和平、赤贫与富足之间选择”而被诉诸《反煽动叛乱法案》锒铛入狱的案例。
相较而言，让我领会最深、触动最大的是刘易斯在书中提到的另一则案例，主审法官约翰·马歇尔·哈伦在结案时写下了这样一句有关表达自由的辉煌评论——“一个人的粗话却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抒情诗。”在一九七一年这起保罗·罗伯特·科恩诉加利福尼亚案（Paul Robert Cohen v. California）中，科恩因“实施了（反对征兵的）过激行为”而被定罪。在科恩的辩护律师、同时身为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梅尔维尔·尼默（Melville B.Nimmer）的陈述中，“其实这位年轻人所做的，只是穿着夹克在洛杉矶法院的走廊里走了一圈……夹克后背印着‘Fuck the Draft’”。最高法院最终以五票对四票的决定推翻了科恩的有罪判决，认为原判侵犯了原告在第一修正案下的表达自由。这个判例的意义，正如哈伦所言：“如此这般时常充斥着刺耳杂音的社会氛围，并不意味着（政府）软弱，而恰恰是力量的体现。”
当然，自由的表达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无拘无束，表达亦有边界。这是安东尼·刘易斯书中的另一个观点。一旦放纵“媒体的特权”，媒体处于无人监管的境地，就极易走向“媒体专制”。因此，媒体有限特权（qualified privilege）的提出始于一九六七年最高法院审理的《时代》周刊诉希尔案（Time， Inc. v. Hill）。詹姆斯·希尔、他的妻子以及五个孩子居住在费城郊区。一九五二年，三名越狱犯突然闯入，将希尔一家扣为人质，不过，在此过程中对他们以礼相待。所幸，罪犯在逃离现场后均被抓获。媒体随即密集报道了该事件，这给希尔及其家人、尤其是希尔太太造成了巨大压力。为了躲避公众的目光，希尔一家移居康涅狄格州，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两年后，一部名为《绝望时刻》（The Desperate Hours）的戏剧被搬上百老汇。该剧主要讲述一家人在自己家中被越狱犯劫为人质的经历。与闯入希尔家的劫犯不同，剧中的劫犯实施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骇人行径：粗暴、性侵犯以及其他暴虐行径。故事被安排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然而，《生活》杂志为此进行了一番特别报道，刊发演员们在希尔原先费城附近家中的照片，同时带着神经质的语气讲述了这个故事，仿佛再现当初希尔家中所发生的骇人一幕。《生活》杂志的故事成了希尔一家的噩梦，希尔太太因此精神崩溃。希尔先生说，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生活》杂志的做法，他们甚至连一个电话也没有打，就刊发了这样的文章。在纽约州法院，希尔赢得了三万美元的损害赔偿。但《时代》周刊将本案上诉至最高法院。一九六七年一月，最高法院依据《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的判案先例，即政府官员不得从危害性的不实报道中获得赔偿的原则，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普通人，因此推翻了州法院的判决。对此，布伦特法官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在一个特别注重言论与出版自由价值的社会中，被曝光的风险成了必不可少的生活的一部分。”
但这一事涉普通公民私权的判案结果却引发了更大范围的讨论。它也让人重新想起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法律评论：《论私人权利》（The Right of Privacy）。这篇由布兰代斯和沃伦在一八九零年发表于《哈佛法律评论》上的文章，特别提出了人所具有的“独处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它体现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分野，确立了私人空间不受媒体侵犯的信条。对此，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一九八五年的一次访谈中，谈到了他对于私权的看法：“我们今天的时代，私人生活正在被摧毁……人们自身，也正在一点一点地丧失私人生活的感觉与体会。”于是“生活就变成了地狱”。
公共空间运用 篇4
一、城市滨水区的基本概述
1. 水系与城市发展——城市滨水区的历史发展与分析
“上善若水”语出老子《道德经》, 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源之一, 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 如古两河流域文明发展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 我国的黄河、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城市作为人类的聚集地, 其形成与发展也与水资源密切相关, 不仅决定着古代城市的选址, 也决定着城市的建筑空间布局。同时城市的发展又会对水系空间形态产生影响, 如北京护城河的修建, 纽约、香港等海港城市对其港口的建设与改造, 荷兰的填海运动等。
2. 城市滨水区的对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意义
人类发展与水资源解不开的联系, 使人具有亲水的天性, 现代城市滨水空间必须满足人类这种天性。现代城市滨水空间设计将超越原始的功能需求——生产、生活、市政、水利等, 还将秉承源远流长的文化哲学, 与居民的日常活动充分结合, 成为展现城市特色的区域和居民产生认同感、归属感的场所。
二、城市滨水公共空间的存在形式及主要类型
滨水区包含水域、水际线、陆域三部分。通常水资源丰富的城市滨水区可根据其与城市的相互空间地位分为整体与局部两个层次。前者由于水系流域贯穿不同的城市区域而影响城市大部分地区, 它往往形成城市生态和开放空间的走廊, 串连其公共活动节点, 与主要交通路径一起形成城市的主要骨架, 或与山体等其他自然环境要素一起构成城市的“山水格局”。而局部的滨水区则为城市生态廊道与公共空间序列的重要组成部分, 她可能为蜿蜒、自然的, 或小尺度、精巧的, 展现了滨水城市动人的不同表情。丰富的滨水公共空间设计可最大程度地提升和打造城市特色形象及环境品质, 是实现“城市有水, 居民见水”的重要一环, 一般有以下几种手法:
1. 与自然空间结合
城市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最好的庇护所的同时, 人口大量聚集, 拥挤、嘈杂、喧哗的环境以及日益严重污染的的空气也给人带来压抑感, 使人在享受城市便利的同时, 又向往追寻自然、崇尚自然的田园牧歌式生活。城市中的自然公园为人们提供了与自然对话与交流的场所。利用最难得的自然水体资源优势, 遵循“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的原则, 建立一个接近自然、使人融于自然的滨水场所, 满足人们亲水、玩水、赏水、戏水的需求。可以因地制宜的采用湖泊、溪流、湿地、沙滩等形式, 也可以蕴含一定的文化元素, 或承担科普教育、体育健身的场所。芝加哥的林肯公园 (Lincoln Park) 就是现代城市滨水公园的代表。
林肯公园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 面对密歇根湖, 建立于1843年, 南北长约8.5km, 面积480hm2, 为芝加哥最大的公园, 深受市民欢迎。公园由碧绿的广阔草地、绵延的海滩、纯天然的自然保护区、辽阔的海港组成。园内提供了多样的设施, 有颇受孩子们欢迎的动物园, 面积35hm2, 饲养着约400种、2000只以上的动物;有植物园包括4个温室和18个繁殖培育室;还设有15个棒球场、6个篮球场、35个乒乓球场、163个排球场和1个健身中心;此外, 还有博物馆、小型剧院等, 小剧院在夏季的时候用于各种演出。
2. 与交通空间结合
江浙一带, 水脉众多, 四通八达, 从而提供的水路运输的便利条件。水乡古镇的最早原型市集就临水而设, 渐渐的, 货物往来吸引了更多的人, 规模变大了, 因水成街, 因水成镇, 慢慢形成水城。经济的因素使得街巷平面布局与其主要流通渠道——河道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街巷和水巷构成了水陆并行的独特水乡肌理。因其起于商业集市, 水乡这种独特的肌理对于现代商业空间设计很有借鉴意义, 水的引入不仅能提升景观, 通过亲水休闲设施的建设, 能吸引更多的人流, 注入活力, 带来商业最需要的“人气”。
清溪川是韩国首尔市中心的一条河流, 全长10.84公里, 汇入中浪川后流往汉江。长期以来, 河道两岸是首尔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在2002年改造之前两侧多为小商品店铺, 向南部跨过汉江是一个具有现代化设施的新的商业区。在1950至1960年代, 由于经济增长及都市发展, 清溪川曾被覆盖成为暗渠, 水质因废水的排放而变得恶劣。在1970年代, 更在清溪川上面兴建高架道路。首尔市政府决定改造清溪川, 拆除高架桥, 开挖河道, 还清溪川一个清秀怡人的面貌。工程总耗资9000亿韩元, 在2005年9月完成。美好的环境吸引了更多人气, 重建天日的清溪川现已成为首尔市中心一个著名的景点, 每天都吸引大量市民及游客到此游玩。
3. 与城市中心区结合
滨水区的建设可与多种功能建筑或建筑群结合, 包括了居住、商业、商务、文化、娱乐、体育、会展等, 滨水区开发能较快树立城市形象。
这里列举了世界六大城市群中心城市的CBD位置, 除了东京新宿, 其他无一例外建设于滨水区。
滨水区的建设还有助于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加拿大维多利亚内港改造为集游憩、社会、文化设施于一体的休闲与消费场所后, 通过对维多利亚旅游部门数据资料的查询, 1991年大维多利亚区 (Greater Victoria) 接待的游客多达315万人, 相较1985年至1990年该区接待的游客总数200多万人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三、在城市公共空间系统规划中的运用
大众传播・民主政治・公共空间 篇5
在大众传播研究领域，一个最富争议的主题之一，是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以及公共空间的关系。（1）与此相关的，是大众在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政治问题：大众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如何保证大众能够获得应该获得的正确而可靠的信息（尤其是与他们的公民权利密切相关的涉及公共事务的信息），以便有效地参与公共事务？他们是主动地接受信息还是被动地受信息的引导、乃至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与主动性，沦落为传媒的奴隶？总体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越来越地对大众传媒对民主的威胁表示了担忧。比如法洛斯的一本谈论媒体的书题目就叫《号外新闻--美国民主怎样被新闻媒体破坏》，此书集中批评了美国的大众媒体对于民主的威胁。书中指出：“由于新闻媒体漠视民众的意见，民众因而无法真正参与他们身处的.社会，政府官员亦因此无法听到民众的声音，从而堵塞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渠道。新闻媒体之所以失去了公民精神，是因为新闻媒体与政府圈子纠缠在一起。”（2）同时，旅美的中国学者李宪源的长文《媒体控制下的美国》（《天涯》第1期）非常详细地揭露与批评了美国媒体的非民主化倾向。文章引述了美国作家查尔斯・瑞奇的话：“通过控制通向媒介的渠道，像电视这类大众媒介大大降低了民众思想交流的自由。当然一个人仍然可以站在街头角落向行人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是其声音却完全被媒介的声音所压倒和淹没。”可见即使在美国这样号称新闻自由的国家，媒体的非民主、非公众化也十分严重（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在有些国家即使是站在街头角落发表自己见解的自由也是没有的），而这种非公共化的结果是导致大众的政治冷漠与参与热情的丧失。（3）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大众传播与政治权力以及市场权力的关系以及它自身的权力化，这几种情况都会导致大众传播的非大众化与非民主化。
1、大众传播的特点及其与公众的关系
首先还得从大众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类型的特殊性谈起。显然，与大众传播相关的传播类型迥异于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交流”与“传播”在英语中都是communication）。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交流双方是面对面（face to face）的，信息的流动一般也是双向的（对话性的）；而在大众传播中，信息的流动一般是单向的（one-way flow），信息或文化产品是为那些基本上不在生产与传播现场的人们生产的，接受者参与或介入传播过程的能力极其有
（1）、比如在英国，传媒研究涉及的范围尽管极为广泛，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媒体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戈尔丁(P.Golding)、墨多克(G.Murdock)等人的《传播政治》(Communicating Politics)，P・Dahgren与C・Sparks的《传播与公民权：新时代的新闻与公共领域》(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J・Keane的《媒体与民主》(The Media and Democracy)等。参见赵斌《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38-39）
（2）、参见：《法洛斯谈：媒体如何破坏民主》，《天涯》，6期。
（3）、参见李宪源《传媒控制下的美国》《天涯》20第1期。
限，从而也就很难影响传播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大众传播中信息的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符号形式虽然是为了（姑且这么假设）公众生产与传播的，但这个过程恰好发生在公众的直接反应缺席的时候。由此决定了大众传播与日常生活中的对话情境极为不同。正因为这样，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谈及大众传播时，应当用“传递”或“传送”（diffuse，transmit）的概念取代“传播”（交流）。
此外，大众传播的另一个特征是符号商品的机构化生产与传播，大规模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机构的形成与发展
陌生的公共空间 篇6
为什么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呢？这和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有关。比如，在北京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师傅特别喜欢聊天，内容各种各样，而且表现得很有道德观。但是，说着说着，他就可能摇一下车窗，吐一口痰。然后，突然听到后面有救护车过来，他会乐呵呵地跟我说：“余先生，你看别的车不让，我们也不让。”我跟司机说：“你认出我，我必须跟你说，在世界很多著名的地方，只要看到老人、小孩和残疾人，就像看到了上帝一样，大家都会让位，更不要说救护车的笛声了。”他很惊讶：“是吗？”接着会很自然地把车靠到一边去。
我想，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人，他们最关键的是不太了解公共空间，这和我们的文化有关。当然，儒家文化中也有关于看到自己的父亲和孩子，就应当想到关爱其他人的父亲和孩子的论述；但这些论述的中心坐标还是自己的父亲和孩子，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是从家庭坐标推演出去的，一旦离开中心坐标，面对一个彻底陌生的世界，就开始有点混乱了。
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浅析 篇7
一、公共空间的构成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1962年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 公共领域的精粹在於一种特定的“公共性”:公共意见的交换, 理性的应用。哈贝马斯认为, 所谓的公共领域, 指的是一种介于家庭与国家 (政治空间) 之间的对所有人开放的空间。国民可以在此交流思想、情感、意见。它不同于政治空间, 不是主权和法律强制的场所, 也不是纯然的私人领域, 纯然属于个体及其个人事务, 而是一个所有人均可参与但又不具有强制性的言论“广场”, 是所有人可以自由表达自身、交换意见的领域。因此, 所有能够为意见和思想提供交流环境的实体空间或媒体, 均可视为“公共领域”。如咖啡光、广场、沙龙、报纸、杂志等等。这些空间为市民的自由往来和交流提供了场所, 市民也可借由此地表达意见, 表达对国家或经济事务的看法。更重要的是, 这种空间中并有强制的统一化的强制权力, 不会对个体的意见形成压制或修正, 所以, 这里充斥的永远都是多种多样的话语和理论。
公共领域也具有抽象的意涵, 并带有强烈的规范性和批判色彩。哈贝马斯所谓的“公众”, 必须是具有集会、结社、言论、及出版等自由的公民, 在涉及公共事务时不会受到强制力影响。公共领域是提供舆论与公众形成的基地, 其要件是必须对所有公民开放, 人人都有参与或退出的自由选择权, 能够自由自主的结成公共团体。哈贝马斯归纳形成公共领域的三点要素:首先, 参与成员平等, 不受到个人身份地位、权力名望等条件限制或影响;其次, 讨论议题开放, 成员可以自由选择讨论与批评的主题, 而不存在禁忌的议题或批判对象;最后, 参与成员涵纳广泛, 由于现代传媒的发展, 文化 (尤其是高雅艺术) 已经远非某些特定群体 (如贵族、教士等) 专有的消费品, 而是能够为所有人分享或接受的对象, 这一变化使得群众参与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使得公共领域的范围和包容性也更加宽泛。
而且, 哈贝马斯对于“公众”的看法并非只局限于布尔乔亚的公众而已, 而是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像布尔乔亚公众拥有理性与沟通的能力, 透过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要求的讲理和据理力争, 协调说话行动中的社会条件, 从沟通行动中彰显个人的理性。哈贝马斯指出工业社会来临后, 人的思想被商品化, 同时由于实证主义思潮的扩张, 学术研究与一般人的思维被实证主义典范所主控, 阻碍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展自由意志与创造力。此外, 在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 少数精英凭借经济与政治的力量, 操控大众媒体。一般民众欠缺发声管道, 民意无法经由充分的开放对话论坛而上达。基于这些理由, 公共领域已不复存在。
二、重归私人领域
实际上, 公私领域之间的差异并非那么绝对, 特别是在当前的文化研究之中, 很多学者认为公共领域实际并非对立于私人领域的场所, 私人领域中的文化、思想恰恰是组成公共领域的要素;而另外一些学者则针锋相对, 他们认为公共领域中通过交流形成的文化和思想内涵, 才是私人领域自主性的来源。
对于强调公共领域优先地位的学者而言, 公共空间中的媒体、广播、电视等, 组成了现代社会中文化生产的重要源泉。所以, 他们重视的是这些空间中文化生产的内容, 以及这些公共空间如何避免被政治强权或媚俗文化影响, 在这种威胁下丧失其“公共性”。所以, 他们更强调要对这些公共空间加以引导或管理, 避免公共空间的庸俗化或单一化。再者, 公共领域虽然有其自身的独立性 (独立于家庭和国家) , 但它毕竟还处在一种政治体制之下, 当公共空间的公意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之时, 政治也必然会对公共空间有所影响。这就需要公共空间中的自主性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尼可拉斯·葛汉 (Nicholas Garnham) 认为, 在英国政治之中, 各个党派很容易被其所支持或赞助的媒体影响。而由于英国传统的自由报业理论, 政治党派实际上无法与公共媒体 (空间) 产生有益的关联。所以, 尽管在理论上, 政治不应干涉公共空间的运作, 而公共空间也应当独立于政治存在——仅仅作为一个自由交流意见的空间, 但实际上, 政治应当在公共空间之中寻找自身的正确性, 而不是仅仅为公共空间的存在付出努力。而对于公共空间, 尤其是公共媒体而言, 更应当为政治以及公共生活负责, 是国家之后某种“公众良心”的体现, 是为公共谋利。
我们可以看到, 葛汉的理论世纪上与哈贝马斯的理论不谋而合, 只不过, 在具体的论述中, 葛汉更加是将其落脚点放在当今最受关注也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空间——媒体中来展开。其实, 在现代社会, 传统的公共空间如咖啡馆、广场、酒吧等场域早已不是公众日常交流的场所, 现在, 他们的阵地早已转移到了“线上”, 也即广播、电视、报纸等非实体的公共空间之中。所以, 公共空间研究相应地也该转换自己的方法和角度, 从新的方向拓展深入。很多学者早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他们将研究点从实体的空间建构转移到了空间之中的“交流”。在约翰·哈特利 (John Hartley) 这里, 公共领域不再是某种“空间”, 而是一种人类符号生活的集合。换言之, 公共空间不一定是单独划出来的实体场域, 以供人们交流, 而是反过来, 只要有人们交流的地方就有公共空间, 只要人们有机会自主表达意见, 交换思想, 就有公共空间。所以, 媒体, 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共空间, 所有人的话语、所有人的意见都能通过媒体表达出来。基本的出版、言论自由实际上是在现代媒体中才得以呈现。公共空间实际成为了一个媒体领域。但是,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传统的公共空间理论也需得到修正——它不再是独立于私人领域的特定地带, 而是通过媒体与私人领域联系在一起的无固定边界的混杂空间, 或者说, 它永远处在于私人空间的碰撞与交融中。19世纪以来, 媒体从没有放弃过对个体私密的挖掘, 也从不避讳对各种下流、肮脏事件的乐衷。
所以, 我们还要将公共空间视为一个优先并独立于私人领域的事物吗?显然, 哈特利的理论对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公共空间研究者提出了挑战。公共空间如何坚定自身的独特理念, 在现代媒体社会中存在并发展下去, 应该是公共空间研究者最应关注的问题。洪美恩 (Ien Ang) 进一步发掘了现代媒体社会公共空间的变形。她的研究立足于美国和欧洲的商业媒体系统, 认为这些商业媒体处于盈利的考虑, 总会不断发掘最吸引听众的内容。正如其著作《拼命寻找阅听人》 (Desperately Seeking the Audience) 中所指出的那样, 商业媒体所注重和开发的, 是一种作为消费者的阅听人 (audience) , 他们一方面是公共话语的生产者和组成者, 另一方, 他们同时也要消费这些话语, 消费思想, 消费媒体节目本身。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媒体的公共性和独立性是难以为继的。与此相比, 洪美恩眼中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广播则拒绝如此, 他们的听众不再是简单的消费者, 而是真正希望参与和聆听公共话语的公民, 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 知晓公共空间与政治机制的运行模式, 因而他们也是最能够在媒体公共服务中受到良好影响的人群, 并由此在公共空间中履行其应有的权利与公民责任。
通过洪美恩对作为消费者的阅听人以及作为公民的阅听人的区分, 公共空间研究实际上从其原有的空间研究进入了阅听人研究。以洪美恩为代表的这些研究者, 将公共空间研究的触角拓展到了其终点, 也即个体、私人领域, 从这个角度寻找现代公共空间运作的可能。这种研究也是对哈贝马斯等公共空间研究一元化倾向的反对。在后者那里, 公共空间虽然名义上是各种混杂声音的融合, 但实际上却成为了一种只关注主导话语或公意, 而忽视个体的境地。所以, 洪美恩等人的研究恰恰将这种视角转移到了另一个层面, 从最根本的层面出发探索形成公共空间的条件:即个体如何自主自愿的加入公众之中。
结语
在现代媒体社会, 公共空间的研究者已然发现了这一趋势:即公共空间除了原本就具有的公共性之外, 个体的私密性也越来越多地介入其中。媒体打破了原有的实体空间限制, 将公共空间完全整合在了一种纯粹话语的交流之中。所谓的公共性, 实际就是多种话语和思想的杂糅形态, 它不一定是存在于某个固定或独立的实体空间之中, 而是可以借由媒体在整个社会上空散步。无论如何, 现代媒体的快速发展已经打破了传统话语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 将即时、瞬间的信息流动带入了现代人的交流之中, 也打碎了截然对立的公共—私人两分法。
哈贝马斯曾设想在社会中出现一个完全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间, 媒体的出现使得这一设想成为了遍及整个社会的超级空间。但随之而来的, 也是无穷无尽的私人事件在公共交流中的混杂。如果我们仍然需要一个为所有人提供自由交流和沟通的社会空间, 那么, 媒体只不过为这种需要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媒体并非公共空间的全部, 它所带来的不过是公共性与私人性两者的杂糅。个体以前所未有的便利和迅捷参与到了公共空间之中, 但也为公共空间带来了难以解决的私人化问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 公共空间实际成为一个私人领域的延伸, 它在为这个社会提供交流机会的同时, 也在不断将自身的公共性损毁殆尽。
参考文献
[1]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第2页.
[2]Hoynes, William.Public television for sale:media, the market, and the public sphere.Boulder, Colo:Westview Press, 1994.p160.
女教授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 篇8
女教授的故事是内向和低调的, 她们也许在事业上桃李成蹊、名扬天下, 但是她周围的人, 包括她的丈夫、儿女、腻友和研究生, 有时却不了解她的奋斗事迹。女教授的故事是口头的和民间的, 她们也许在私人空间里如芙蓉出水, 流光溢彩, 但在公共空间领域却没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三分之才。女教授的故事是零散的和个人化的。20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 给了她们彼此思想见面和文章见面的机会;21世纪来临后, 扩大开放的祖国, 又给她们提供了结为知识分子群像的时代新舞台。在这片天地里, 女教授们跨世纪、干事业、爱家庭、重教育、姐妹联袂, 充当了美化私人空间和建设公共空间的能手。
由于历史传统和社会变迁的原因, 现在中国女教授的私人空间中, 也会涌入大量的社会问题, 她们会发现在两个空间中的另外的位置:一是在家庭关系上, 由于中国父母对子女的保护期, 会覆盖到子女的成年期, 甚至延续到子女成年以后的任何需要父母帮助的时候, 这使女性的心理健康建设和性格独立的发展放慢了速度。二是在公共空间中, 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影响, 以男性成就覆盖女性成就的统计方式, 成为女性可以接受的社会方式, 这使女性的自觉公共意识 (包括献身学术的理想) 遭遇了阻碍。三是在对外交流上, 由于中国文化长期闭关发展, 中国女性在国际场合缺少锻炼, 不大习惯于对外流畅地表达, 反过来也就不能充分介绍本民族的科学文化成就, 这使新世纪所要求的双向介入式人格发展受到影响。在现代中国社会和现代中国大学教育迅速发展的整体背景下, 女教授要从新的角度, 把两个空间的关系调整好。
《礼记》说:“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思想财富。中国女性还有另一种文化遗产, 即在先进社会文化向前发展的时候, 能从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 调整私人空间, 以礼治家, 以贤会友, 以德育才, 以奉献于私人与公共空间的心灵智慧和丰富情感, 成为社会进步力量的另一半, 女教授应该是另一半的中坚。
这几年, 由于学术工作的关系, 我结识了几位西方女学者, 她们从青春期就走出了父母的怀抱, 独立发展。她们平等地与男性学者共处, 以出色的女性成就赢得男性同行的尊重。她们聪明而幽默地在国际学术场合中发出信息和收回信息, 显示了与中国女教授不同的风格。我曾跟一位西方女人类学家一起到陕西农村调查, 我们一起观看村社舞龙表演, 当看到村民装扮的鱼兵虾将出场, 她兴奋地大喊了一声:“啊, 海鲜!”引起了在场村民和学者的一阵欢笑。她及时而巧妙地利用了一个语言的“错误”, 勇敢地、独立地、友好地、训练有素地走进了中国的乡村文化, 于是她马上成了惹人喜爱的“洋人”。当然, 西方女教授中也有不少人, 因为过分强调独立性, 养成了情绪化的或不理智的个性, 这与中国女教授的稳定心态和顾全大局的群体素质, 形成了反差。
文学与公共空间 篇9
这个题目来自一个文学座谈会。当然, 题目的覆盖范围远远超出了座谈会, 以至于我愿意借助这个机会继续给予纵深的考察。
我们不难估计到, 现今提出这个题目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某种持续的焦虑:文学已经挤不进公共空间。文学的影响正在丧失, 公共空间基本上听不到文学的声音了。什么叫做“公共空间”呢?我们可以参考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解释:“所谓‘公共领域’, 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 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 在这些对话中, 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 形成了公众。那时, 他们既不是作为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 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 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 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 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 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 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手段;今天, 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 (1) 至少我们可以简单地说, 这是一个谈论公共事务的场域;这里所出现的声音、观点将得到全社会性的瞩目和议论。然而, 公共空间居然将文学排斥在外, 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抚今追昔,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曾经如火如荼。文学是种种启蒙观念的策源地, 是我们描述和阐释历史的重要依据;至于20世纪之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文学甚至开创了历史本身。然而, 如今的文学仿佛已经退休。文学没有资格继续充当社会文化的主角, 活跃在大众视野的中心。无论是报纸、电视节目还是互联网上, 文学的份额越来越小, 甚至消失——许多文学杂志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我们的印象中, 公共空间的主角是另一些学科, 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 如此等等。这个年度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目前股票市场的趋势如何, 明天的民主政治将以何种形式出现, 数以亿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带来哪些问题, 哪些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遭到了侵犯——这些问题哪一个不比平平仄仄的文字游戏或者虚构的悬念更重要?某些作家或者诗人还在那里孤芳自赏, 强作欢颜, 自诩文学乃是皇冠上的明珠;然而, 这些观点无助于改变一个事实:老态龙钟的文学退出了公共空间, 呆在路边的椅子上打瞌睡去了。
迄今为止, 不少批评家对于文学与公共空间的现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一些批评家认为, 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文学的不争气, 咎由自取。文学远离了开阔的社会历史, 一头扎进了私人写作的死胡同。文学之中已经见不到田野、工地或者沸腾的码头, 作家要么躲在阴暗的房间里构思一些乏味的偷情故事, 要么热衷于杜撰一些珠光宝气的豪门恩怨。这种文学与多数公众又有什么关系?他们看来, 只有返回重大的社会主题, 文学才能修复与公众的联系——例如关注底层的生活, 或者正面强攻腐败与体制之间的关系。然而, 另一些批评家并不认可这种诊断书。他们觉得, 聚集公众的目光或者因为故事的尖锐性而耸动一时, 这并非文学性的胜利。因为文学之外的某种追求而牺牲文学性, 这种教训一个世纪以来已经够多了。所谓的“底层”并不是拯救文学的灵丹妙药。文学就是文学本身, 文学是自律的, 纯粹的文学——许多批评家愿意使用“纯文学”这个概念——从来不会把评判的标准移交给社会学。事实上, 公共空间的拒斥与否和文学价值的增损无关。
在我看来, 上述的公共空间想象似乎存在一些问题。这一幅图景之中, 公共空间如同一个高悬于前方的空中楼阁, 大部分人都是观众, 只有几个主角占据这个舞台尽情表演。我认为, 公共空间的结构内部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内容。公共空间决不是一条明晰的理论单行道, 这里存在各种观点的交汇与剧烈交锋。通常, 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声音。然而, 这不是因为发言者的嗓门特别大, 也不是因为我们天然地崇拜这些观点。这些声音的统治地位往往是在多种观点的角逐和冲突之中逐渐赢得的。相同的理由, 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诸学科的重要性不是哪一个人赋予的, 而是社会生活的选择——这种选择潜在地包含了历史、社会对于文学以及其他各个学科的评价。总之, 我要说的是, 占据公共空间的各个主角是在相互比较和衡量之中浮现的, 它们的对手也为之作出了贡献——哪怕贡献的是反作用力。
这么看来, 文学并未被剔除出公共空间。相反, 文学仍然存在于公共空间内部, 尽管这个因素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么活跃。我觉得可以接受的结论是, 公共空间内部文学所占有的比例大幅下降, 但是这与没有文学的公共空间迥然不同。文学仍然是一颗随时可能发芽的种子, 尽管现在的气候和土壤不是那么适合了。
我曾经提出“话语光谱”的概念。公共空间内部, 诸种话语如同光谱似地横向展开, 例如经济话语、军事话语、法律话语、外交话语, 如此等等。顺序排列的光谱波长并不一致, 这如同每一种话语拥有的不同份量、威信和权力。显然, 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均为现今的强势话语。上述社会科学的崛起与当前的历史状况密切相关。这些学科的共同特征是, 它们的研究结论通常是描述一个社会—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 一个社会的法律。哪怕某一项研究关注的是社会内部的一个群落, 乃至具体地描述这个群落之中张三李四的生活片断, 但是, 这种研究阐明的仍然是这个群落的社会形象。总之, “社会”是这些学科考察的基本单位。相对地说, 人文学科关注的基本单位是人;文学的主人公甚至是具体的个人。20世纪80年代, 人道主义一度充当了历史的背景, 个人的权利、个性成为突破禁锢的历史动力。这种气氛之中, 文学显然特别擅长扮演先锋的角色。换句话说, 文学在公共空间唱主角。20世纪90年代之后, 市场经济的启动以及各方利益的博弈形成了相当复杂的社会状况, 这对于理论的社会视野提出了要求。于是, 人文学科逐渐后撤, 上述社会科学相继走到了前台。
这是众所周知的普遍情况。现在, 我们开始集中考虑一个有趣的问题: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如此盛行的年代, 文学还有哪些不可代替的意义?
社会科学描述的基本单位是社会。可是, 这种社会通常是抽象的, 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通常被设想为同质的平均数, 他们的个人性格以及种种特殊生活方式通常忽略不计。例如, 经济学家公布某个年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8%, 但是他不负责解释为什么张三的收入增加了16%而李四的收入却负增长。社会科学的结论不需要处理每一个具体的个案。又如, 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时常共同认为, 利益的觉醒是争取权利乃至法律制度的根源;然而, 这种观点几乎无法解释, 为什么有一些衣食无虞的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加入革命, 少数人——的确仅有少数人——竟然愿意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牺牲生命。
文学的个人、具体、感性常常戳破了同质的平均数的统治。这些个人、具体、感性如此生动鲜明, 以至于不可能消融到千人一面的芸芸众生之中。同质的平均数无法化约贾宝玉、阿Q、哈姆雷特或者安娜·卡列宁娜。许多时候, 文学之中出现了那么多异常的人物——从罕见的天才、英雄、神话人物到变态者、虐待狂、精神病患者, 我们甚至找不到现成的社会学概念给予概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的相加很可能仍然无法穷尽一个人性格的所有角落。这些观点的解释范围无法深入到一个人额头上的皱纹, 另一个人走路的奇怪姿态;一个人对于某种服装款式的狂热, 另一个人对于异性伴侣的特殊标准。总之, 同质的平均数舍弃了许多人物身上生动具体的因素。我不是说社会科学的视野有什么不对, 而是说这些视野并未完整地覆盖社会的所有层面。个人的、具体的、感性的文学顽强地提示了另一种视野的存在——社会科学之外的视野。某些时候, 文学与社会科学相互吻合, 文学之中个人的命运、遭遇恰如其分地证明了社会科学描述的社会;另一些时候, 文学可能与通常的社会科学结论出现了分歧, 甚至相互矛盾。这种文学常常是尖锐的, 具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性质。文学之中的形象可能将既定的社会科学结论撕开一个缺口, 出其不意地带入另一种历史景象, 或者提出另一种前所未有的发现——例如, 某种称之为“意识流”的内心领域。这时, 文学充分显现了不同于社会科学的独立价值。如果文学的声音愈来愈大, 以至于社会科学观点不得不做出表态——要么联合扑灭文学的骚动, 要么修正传统的结论, 那么, 公共空间就会出现巨大的震颤、裂变, 甚至开始重新洗牌。
在我看来, 这是理解公共空间结构的一幅重要图景。社会科学诸学科与文学分别提供了考察社会生活的不同视野。这些视野不仅在交叉之中彼此补充, 而且彼此校正。它们相互依赖, 同时又相互抗衡, 因此, 公共空间的结构是一种充满了张力的稳定性。每一种学科的特征均在比较之中显示得更加清晰。这个意义上, 个人、具体、感性是历史分配给文学的任务, 甚至要求文学制造出特殊的叙述学或者修辞学。文学就是在个人、具体、感性之中嗅到了历史的气息。我曾经提出用“关系主义”的观念考察文学———在公共空间的多种关系之中定位文学:文学之为文学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某种独一无二的本质, 而是在一系列比较、权衡之中逐渐降落在自己的领地上。文学如何异于经济学, 异于政治学, 异于社会学, 异于法学, 甚至也异于哲学、历史学或者新闻———那么, 这就是文学之为文学了。
现在, 我要补充的是, 这一幅图景与现代性密切相关。不知道一些人依据什么断言, 我认为文学性仅仅出现于资本主义文化之中。这从来不是我考虑问题的方式。我多次说过, 我不关心所谓永恒的文学性。目前为止, 这种“文学性”的内涵仍然无法确认——这也就是无法确认某种始终如一的文学性确实存在。因此,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断定它出现于封建王朝还是资本主义文化之中?我感兴趣的是, 不同的历史阶段如何产生不同的文学性。之所以认为个人、具体、感性的文学与现代性密切相关, 首先是因为文学周围的参照物——例如, 诸种社会科学——同样诞生于现代性的环境里。按照华勒斯坦的看法, “近代国家亟需更加精确的知识来作为制定决策的基础, 这种需要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导致一些新的知识门类的出现, 只是它们的性质和范围还不十分明确”。这种知识显然即是社会科学的前身。社会的变革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发展空间 (2) 。这种状况即是当时文学的历史规定性之一。社会科学有效地分担了“社会”的考察, 从而将“个人”交给了文学。如果在史诗时代, 文学的真正主人公通常是集体;史诗叙述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 史诗之中的个人毋宁说是集体的一部分。西方古典悲剧的主人公常常是皇室成员, 他们的事迹亦非普通的个人故事而是历史传说。按照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的分析, 有名有姓的个人, 具体的、琐细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些内容进入文学已经是18世纪之后的事情了。到了现代社会, 无意识、情绪、非理性、感觉领域——这些内容终于被确认为历史的组成部分。个人如何觉醒以及个人主义如何演变是一个庞杂的话题, 但是, 这个演变相对的另一面恰恰是社会视野的成熟。毫无疑问, 文学之中曾经出现过秦时明月汉时关, 出现过巴黎的街道或者伦敦的大雾, 这当然是“社会”——亚里士多德强调文学比历史更为必然, 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小说之中了解的历史和经济细节甚至比历史学家、经济家和统计学家还要多 (3) 。然而, 相对于上述社会科学, 这些形象的、个人经验之中的生活景象与经济学或者法学之中概括的“社会”并不相同。这是具体、个别与抽象、综合之间的差异。对于公共空间而言, 这些视野共同存在, 尽管它们的比例以及获得重视的程度并不相同。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中国古典文学的意义无法与公共空间联系起来——因为公共空间并不存在。众所周知, 先秦时期文学、历史、哲学之间的分界并不明显。诸子百家的言论之中, 谈论个人经验与谈论公共事务常常混为一体, “治大国若烹小鲜”或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均是如此。当时并不存在现今意义上独立的“文学”, 也没有哪一种文体专门负责私人生活领域而另一些文体负责论述整个社会。封建王朝确立之后, 决定公共事务的最高机构无疑是朝廷。往来于朝廷的重要文字通常是圣旨、奏折或者策论, 文以载道是这些文字的根本宗旨。中国古典文学曾经留下不少民间疾苦的记载, 杜甫甚至有“诗史”之称, 但是, 没有多少迹象表明, 这些文学对于公共事务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文学进入朝廷视野的狭窄通道仅仅是“采风”。“采诗观风”是古已有之的政治文化传统。古代知识分子如果要“兼善天下”, 只得加入政治体制获得一个官员的身份。科举制度诞生之后, “学而优则仕”几乎成了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唯一途径。至于文学, 仅仅是知识分子“独善其身”之际的遣兴而已。雕虫小技, 玩物丧志, 这是传统观念对于文学的定位。总之, 当时只有“兼善”与“独善”两个体系, 前者是以朝廷为核心的政治结构, 后者保留了各种私人生活领域——不论是慷慨激昂的“壮怀激烈”还是“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的小情调。这时, 文学对于私人生活领域的开拓无不隐含了对于朝廷权力体系的态度——而且常常是一种失意之情。怀才不遇, 报国无门, “却将万字平戎策, 换得邻家种树书”, 如此等等。抛出了朝廷的权力体系之后, 窥破荣华富贵, 感叹世态炎凉, 人生无常;于是寄情山水, 释道药酒, 意境神韵, 这些内容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持续不断的主题。换句话说, “兼善”与“独善”的二元关系深刻而隐蔽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轨迹。尽管宋代之后出现了瓦舍勾栏, 长篇小说与戏曲的崛起显示了另一类型文学的萌芽, 但是, 导致“兼善”与“独善”二元关系彻底解体的原因是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大众传媒显然是现代社会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共同产物, 也是现今公共空间的依托。大众传媒尚未出现之前, 公众找不到一个可以交流各种观点的“精神广场”。由于报纸杂志的出现, 梁启超等人才可能想象文学对于民众精神的改造, 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才可能在《新青年》发表种种激进的“异端邪说”。这时的文学迅速地摆脱了怀才不遇的主题原型, 开始全面地接受西方的启蒙思想。如果说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在于痛击古典文学的迂腐虚伪, 那么,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在于提倡现代文学必须注视真实的人生经验。现在许多人认为, 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是积极参与建构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如果将这个命题表述得更精确一些, 或许应当说, 现代文学力图表现的是, 各种私人生活领域对于建构民族国家的意义——正如经济学或者政治学分别考虑国民生产总值和政治体制对于建构民族国家的意义一样。
“温柔敦厚”或者“发乎情, 止乎礼”的古训是中国古典文学对于个人主义的约束。这种约束显然秉承了“内圣外王”的宗旨, 亦即保证私人生活领域与公众社会存在转换的可能。道德限度之内的个人情志修炼甚至有利于治理社会。这是文学、个人与社会三者的统一。然而, 现代性的压力终于导致三者的破裂。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道德的控制范围, 制度、契约、法律和利益成为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依据;同时, 个人的权利、欲望、无意识以及种种琐碎的情绪无不表明, 个人经验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区域。这个区域与公众社会之间的互动可能制造出千奇百怪的故事。文学负责向公共空间报告这个区域的存在, 以及这个区域隐含的颠覆性能量。
弗·詹姆逊曾经在他的著名论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抱怨说, 资本主义文化“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欲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产生严重的分裂。换句话说, 弗洛伊德与马克思对阵。” (4) 詹姆逊不满的是, 西方文学之中的个人与社会脱钩了。读者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奇特的个性, 可是不知道这说明了什么。这似乎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征兆:每一个人都是孤单的原子独自转动, 它们散落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互不联系。社会的各种共同体业已名存实亡。文学写出了某一个人的故事, 可是仅仅是一个人——他不再代表哪一个阶层或者哪一个群体。回到公共空间, 什么也不说明的文学无异于一个没有意义的、孤立的话语部落。
詹姆逊的抱怨再度涉及文学之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们曾经启用“典型”这个概念解决詹姆逊的问题。典型意味着一个人物性格成为一批同类人的概括。例如, 一个小公务员或者一个银行家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公务员或者银行家阶层的普遍特征。在“阶级”成为社会生活之中最为重要的范畴时, 典型无疑必须是阶级本性的形象说明。典型的基本特征是个性显现共性, 或者现象显现本质。二者之间的张力愈大, 文学愈是成功。一个真正的文学典型综合了如此之多的同类人, 以至于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整个社会的结构。这就是文学为我们提供的历史图景。文学批评竭力推崇“典型”的理由是, 文学写出的人物性格将让我们认识到历史的未来方向。
这种观点显然具有强烈的黑格尔色彩。我曾经指出, 典型的推崇背后很大程度依赖于总体论。例如, 卢卡奇认为, 整个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总体。大到一个阶级、一个阶层, 小到一颦一笑, 所有的局部都被社会有机地组织在自己的位置上, 各司其职。我们可以从这里察觉到该理论的雄心壮志:找到一个宏大的结论控制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某种程度上, 文学的典型提供了一个小号的社会模型, 我们可以从这种模型之中看出历史的前景。即使我们仅仅与一个人物相遇, 但是, 总体论的意义就在于, 利用每一个局部片断推测出总体图景。所谓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我们如何获得俯视历史全景的制高点?因为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后一批解放者。他们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 最后才解放自己。这种使命赋予他们一个重新叙述历史的终点高度。他们已经察觉远古到未来的历史规律, 因而也能够从任何一个典型人物身上找到历史的踪迹。
当然, 这种总体论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拒绝。后现代主义认为, 历史已经丧失了深度, 丧失了中心, 变成了各行其是的小叙事。我没有必要复述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路线, 但是, 我们至少要从后现代主义那里得到一个启示:历史并非单向的, 每一个细节都如此必然地衔接在一起, 并且显示出指定的意义。这犹如一场足球赛:一次进攻开始之后, 带球, 传球, 过人, 互相配合, 如此等等, 但是, 这一切可能因为一个不无偶然的大脚解围而烟消云散。于是, 一切如同没有发生似的—一切都重新开始。如此松散的历史过程之中, 许多形象的意义是多向的, 浮游不定的。一个女仆形象之中包含了阶级的烙印, 同时还包含了喜好甜食、南方人的口音、双眼皮、短发、脚步很轻、常常聚众聊天等特点。显然, 这个性格可以承受多方面的阐释。并非所有文学人物的意义都是充当奔赴历史终点的一块跳板。
我们记得, 歌德曾经鼓励作家放手写出人物的个性, 不必过多地考虑这些个性代表了哪些共性。然而, 每一个批评家几乎都是共性爱好者——他们常常对无法阐释的个性表示由衷的恐慌。或许我们没有必要那么迂腐, 但是, 有一个问题至少需要考虑:为什么有一些个性意味深长, 另一些私人生活的细节根本提不起读者的兴趣?
我们必须承认, 典型是阐释文学人物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 我们还必须为另一些阐释方式留下空间。一个性格的共性不一定是这个人物最为重要的意义。例如, 一个独特的性格如同一个楔子打入社会。尽管他并非某一批人的代表, 但是, 他的出现引起一片哗然, 以至于许多人都要权衡自己与这个性格的距离。这个性格可能破坏某种传统的结论, 扰乱既定的社会平衡, 或者表明某种激烈的叛逆正在呼啸而来, 于是强迫整个社会与之对话。文学如此热衷于召来各种异常的少数人, 因此, 我们至少要保持一种阐释方式:这些文学人物的意义并非概括什么, 而是造就种种对话的机缘。
一个相似的意义上, 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文学与公共空间这个话题。我们承认文学在公共空间之中处于边缘, 甚至是一个异数。文学之中的人物、故事以及许多奇思异想常常无法纳入社会科学的现成结论。这将打破平静, 挑战各种传统的成见, 形成社会文化内部的波澜。这就是文学在公共空间之中的重要意义。正是因此, 即使今天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如此地令人景仰, 文学仍然不可或缺。
这就是我对于文学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做出的基本判断。
参考文献
①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 汪晖译, 见《文化与公共性》, 125页, 三联书店, 1998。
②参见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 8—11页, 三联书店, 1997。
③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 第九章, 罗念生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公共空间运用 篇10
公共空间, 一般是指能够容纳人们的公共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物质空间。其作为村民交流活动发生的载体, 直接关系着村庄生态环境的优劣和村民公共精神的丰富程度, 体现了村庄的文化内涵和村民的生活质量。
自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以来, 至今已有3年之久, 农村的人居环境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按照“农民居住集中导向”的要求, 本着适度集聚、节约用地、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 我国各地已经率先完成了一大批新农村建设的试点工程, 在改善了农村居民生活环境的同时也产生了各种问题, 如:农村集聚区大多异化为城镇新小区建设, 缺乏自身特色;住房形式单一, 功能落后;住房建筑本身形式单调, 不具有特色;规划设计落后, 缺乏公共空间及其景观特色;村民的社区文化和公共精神生活缺失等。
2008年对于中国景观界而言, 注定是具有标志性的一年, 北京奥运的召开, 回归传统、讲求特色的奥运景观设计理念及方式由北京推广至全国范围, 那么就现代新农村集聚区公共空间建设而言, 如何延续传统, 以人为本地为村民服务, 同时彰显自身的特色, 创造出不同于城市住宅区的景观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正如学者M·Antrop所说:“传统景观是在大范围的快速现代化之前, 经过几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发展变迁逐步形成的, 为广大市民所熟悉的景观, 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生产等各种活动中, 在与自然环境相互适应的过程中不断优化选择的结果, 也是大自然环境多样性和人类各个民族、社会文化多样性的作用结果, 它不同于人文景观, 而是指那些历史悠久、变化缓慢, 历经数个世纪形成的, 反映自然人文和谐统一的特征结构的景观”。虽然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集聚区的公共空间与传统村落的形成已大有不同, 但对后者内在景观特质的分析, 可以在更深层次上挖掘这种传统规律, 从中找出可供当前新农村建设参考和指导的对应要点, 从而创造出具有人性化的、有益于人们交往的空间形式。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徽州古村落, 它的意义己不仅仅在于其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它呈现出数百年前中国古村落景观的遗韵, 更多的是一种民俗和生活方式的记录和体现。徽州古村落的公共空间在中国古典园林天地中, 是独具特色的。它具有分布于城镇中的古典园林所不具备的特性, 可以说与当地的人文历史和村民的风俗习惯、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以及生活、生产活动密切相关, 是当地乡土文化和乡土生活的集中体现。它在有机的生长过程中形成了与当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良好的协调关系, 给人以多层次的空间体验, 具有丰富的生态学内涵。它是自然经济时期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和自然环境达到整体协调而呈现出的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人居形式。探索徽州古村落的空间环境不仅是对地域文脉的延续和传承, 同时对于现代新农村集聚区公共空间建设方面更加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徽州古村落公共空间的界定及其类型
徽州古村落中的公共空间形态丰富、尺度多样, 既包括部分建筑空间, 又包括外部空间, 体现着徽州人的生活状态。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点状空间, 如古树、公用水井等;线状空间, 如街巷等;面状空间, 如池塘、广场等;点线面混合状空间, 如水口;公共建筑, 如祠堂、戏台、书院等。如果将公共建筑看成是整体聚落空间中的节点, 那么, 也可将其归入点状空间。如果将公共空间按形式分类, 主要有水口、水井、池塘、巷弄、祠堂、街道、周边环境等。
三、徽州古村落公共空间的景观特质
徽州古村落公共空间作为古村落审美内涵的精华所在, 其中蕴藏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 透射出中华先民的价值取向、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理想。那种浓郁而又淳朴的乡村民俗风味, 是徽州古村落景观特质的浓缩, 表现出自然适应性、社会适应性和人文适应性等景观化特征。
(一) 自然的适应性
道家的“不以人助天”, “无以人灭天”的观点, 表达了其思想中对自然的尊崇和顺应, 强调一种淡雅质朴的自然美。这种对自然的因借和山水的契合主要表现在古村落公共空间的水口、溪流、水塘和周边环境中。
水口是村落空间序列的开端, 明代风水师缪希雍作出定义:“水口者, 一方众水总出口也。”其方位在村落下水口。风水术认为“山发人丁, 水聚财”, 故要求水口要锁闭。水口依据自然地形一般多选在山脉转折或两山夹峙, 溪流左环右绕之处, 构成围合封闭的景观。以水口山为障景、为屏挡, 使村基址内外有所隔离, 形成空间对比, 达到入水口后豁然开朗, 别有洞天的景观效果 (见图1) 。
溪流与村落的关系不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沿着村落的边缘涓涓地流过, 另一种是贯穿于村落的中间。民居建筑多依溪流而建, 濒临于溪边的人家不仅可以充分地利用溪水来方便生活, 而且还可以使生活更加接近于自然, 而溪流也成为村民活动的公共空间, 在这里浣衣洗菜的农妇, 一边忙着手头的事情, 一边闲话着家常 (见图2) 。
出于对水的向往, 在许多村落中, 都力求借助于地形的起伏, 灌水于低洼处而形成池塘。有的甚至把宗祠、寺庙、书院等少有的公共性建筑环列于其四周, 从而形成为村落的中心公共空间。例如皖南黔县的宏村, 这是一个规模宏大、布局井然有序的明代遗留下来的村落。这个村的中心部分景观极佳, 以一个半圆形的“月塘”代替广场, 于月塘的北面安排了宗祠、书院等体量高大的公共性建筑作为背景, 其它三面则以民居建筑为主, 并自水池开始逐步转化成为市俗的市场氛围。
由于古村落的选址注重对自然的因借和山水的契合, 强调人与自然、建筑与环境的和谐及其天然真趣的境界, 所以其周边环境可以概括为“山环水绕”, 这些公共空间都有较好的生态环境, 植被郁郁葱葱, 体现了对大自然的尊重和适应。
(二) 社会的适应性
受社会因素的影响, 徽州古村落的公共空间往往表现出有寓意的布局方式。例如受中国传统文化重血缘关系、宗族聚居思想的影响, 公共空间常常表现为以宗祠为中心的布局形式, 公共空间层层展开, 主次分明, 分区明显。如安徽省黟县古民居建筑群, 建筑布局以祠堂为中心, 其中又以“支祠”围绕“宗祠”, “家祠”围绕“支祠”而建的方式展开。宗祠是举行各种公共活动的重要场所, 如祭祀、决策宗族内部大事等。作为徽州聚落公共建筑的一类, 宗祠并不是唯一的, 它与戏台、书院等建筑一起, 充实了乡民生活的文化、娱乐空间。如果从整个聚落的空间形态的角度来分析, 也可将宗祠看作是节点类型的一种, 它常与池塘、广场类公共空间有机地组合, 形成一个公共景观与公共生活的区域中心 (见图3) 。
徽州古村落的街是人们进行交往和活动的空间, 街通常与市联系在一起。街道的空间往往忽宽忽窄并时而具有某些小的转折, 这些宽的或转折的位置常常可能被放大, 形成居民茶余饭后聚会的场所。
巷与街共同组成为交通网络, 密如蛛网似地延伸到村镇的各个角落, 连接千家万户。通常所说的“大街小巷”, 即意指街道宽、巷道窄, 前者为主, 可以容纳许多人在其中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后者为辅, 起着分散人流的交通联系作用。它对于我国传统的生活环境具有特殊的功能和审美意义 (见图4) 。
人们由村外经村口而进至街道空间, 再由街道空间转入巷道空间, 最终走到自己的宅院, 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序列。这个序列从空间的形态看可以说是由漫无边际的自然空间进到经由人工限定的街、巷空间, 从深层结构上十分深刻地体现出一种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所左右的社会性意识。
(三) 人文的适应性
徽州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 以“东南邹鲁”自喻。徽州民风的理性因素正是长期受儒家文化“不以力服而易以理胜”熏陶的结果。这种理学精神就是徽州村落的灵魂, 从空间中的各类建筑物到门楣题额、厅堂楹联字画, 随处显现。程朱理学以宣传忠孝节义为根本, 而且在徽州盛传不衰。徽州的宗族观念浓厚, 家族制度盛行, 为了敬宗睦族, 除了勤修家谱, 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选村中最好的风水地建造富丽堂皇、布局谨严的祠堂。为了旌表成功人士, 标榜“忠、孝、节、义”, 以强化封建时代的最高道德, 徽州村中矗立起座座牌坊, 甚至蔚为壮观的牌坊林, 这对于村民是无声的说教和心灵的感召 (见图5) 。为了给子孙创造良好的读书习礼环境, 徽州兴建了大量的书院, 具有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
徽州古村落中对公共空间环境的点缀独具匠心, 空间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不自觉纳入到人们对住区环境的整体规划中。这些自然之物的点缀、文墨的点缀、修饰物的点缀都深刻地反映着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内涵。中国古代美学素有“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之说, 并由此开启了以自然之物比德的审美情趣。反映到公共空间环境中, 常以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属性喻清正廉洁的品德, 以青松翠柏岁寒不凋的属性喻坚贞不屈的精神。文墨的点缀, 从题字、绘画到工整的对联, 无一不是人们生活情趣和精神追求的体现。徽州精美的三雕:木雕、石雕、砖雕也都取材广泛, 囊括了历史典故、神话传说、民间习俗各个方面, 形象生动的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展望。
四、徽州古村落公共空间的景观特质对现代新农村集聚区公共空间建设的启示
(一) 体现和谐的生态
在越来越讲求生态环境的今天, 农村的环境整治一直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 集聚区公共空间的生态环境与村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主要反映为与外部环境的和谐, 自身环境的营造以及各类生态措施的运用等方面。
古徽州风水学兴盛, 传统风水理论虽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人居环境空间的择址、营造上有一定的合理成分, 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 现代新农村的规划择址、整体构筑乃至集聚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与设计, 都应考虑与当地环境的整体和谐性, 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 尽量避免对现有环境和周边环境的破环。例如公共空间的营造可利用村落内现有的地形、水系、植物, 少占或不占耕地, 规划设计适宜规模的硬质铺装地、绿地, 配植合理的植物。同时通过点景、借景, 将赖以生存的自然和谐地引入公共空间之中, 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 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生态措施的运用是现今十分倡导的做法, 主要包括生态住宅、雨污分流、节能设计、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生活粪便无害化处理、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等。可用于公共空间建设的生态措施主要有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 这种利用植物特性处理污水的方式不仅能有效地节约资源, 而且营造出别具特色的公共空间。
(二) 体现人性化的设计
无论是在受程朱理学影响的古徽州时代, 还是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今天, 村落的建设都与时代的特征一脉相承。在一项关于“农民观念中的乡村发展及其公共性问题”的调查中显示:农村居民的社区文化和公共精神生活缺乏。现代新农村集聚区公共空间的营造目标是为村民提供休闲、放松、交往的场所, 满足大众的物质、精神、心理行为等方面的需求。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宜人的尺度, 即控制各种类型空间的规模、控制硬质场地和绿地的规模, 避免过大空洞空间的出现;2.丰富的空间层次, 徽州古村落的公共空间主要有水口、水井、池塘、巷弄、祠堂、街道、周边环境等, 大空间和小空间有机结合, 为村民提供不同类型、不同方式的交流场所, 现代新农村集聚区公共空间的建设与此相类似, 可由此借鉴;3.公共空间的景观塑造, 可利用景观的组织和小品的塑造形成凸凹的空间, 为人们提供轻松的交往场所, 以增进人们的心理安逸感, 并利用过渡空间造成内外空间的延续和交往的继续。
此外, 徽州古村落的公共空间常常表现为以宗祠为中心的布局形式, 体现了尊者居中的思想。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现代农村, 这种宗族聚居的现象依旧存在, 并且在体现村落特色, 增加村民归属感思想的主导下, 修建祠堂、修缮族谱的现象重新开始增多。现代新农村集聚区的公共空间可以考虑融合这一现象, 既能延续传统, 满足村民内心的要求, 又能体现农村集聚区不同于城市居住区的特色。
(三) 体现自身的特色
徽州古村落作为传统景观, 以其自身独具特色的景观特质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 成为中国的旅游胜地。2008北京奥运的召开, 回归传统、讲求特色的奥运景观设计理念被大加提倡。没有特色, 一个村落也就失去了活力, 村民也就失去了归属感。现代新农村集聚区的公共空间或许不能体现村落所有的特色, 但由于其公共的特性, 必然承载了部分或大部分的特色景观, 这其中又包括了体现当地的特色和体现自身的特色。
体现当地特色表现为区域性景观的融合。徽州是一个古老的地理概念, 它包括绩溪、歙县、黟县、祁门、休宁, 以及现在划归江西的婺源, 这种一府六邑格局形成了稳固一体化的地域历史文化圈, 并对周边区域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而这个区域内的村落都有着高度的共性。现代新农村集聚区公共空间的营造必须着重对当地文化脉络的整理, 使之一脉相承, 体现地域性的特色。
徽州古村落宏村中心的“月沼”空间成为其标志所在, 晓起以其“天人合一”的思想观保护了村落周边的古香樟树, 营造了丰富的生态外环境空间, 李坑以其“小桥流水人家”的布局形式, 形成了以水系为纽带的公共空间。现代新农村集聚区的公共空间应整合村落内的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 加以提炼或浓缩, 彰显村落特色。
五、结语
地铁公共空间艺术研究 篇11
关键词：地铁站；公共艺术；文化审美
轨道交通的发展作为城市进程与经济发展，通过公共艺术这一媒介体现地铁文化、审美要素，空间艺术为美学，为功能发挥提供物质支撑，对于文化归属的强调则是使艺术与人产生共鸣的保证，当三者结合才是地铁公共艺术的归宿。
1 公共艺术的概述
1.1 公共艺术的含义
公共艺术，起源于20世纪 60 年代，它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通过开放的公共艺术表达形式传递与公众的某种联系，引起公众的反响，传递与表现一种开放空间的态度与情感，多样化的艺术形式、独特的表达样式，公共空间通过雕塑、壁画、装置等形式作为一种载体，一种表达的手段，真正核心的是其承载的价值观念。
1.2 公共艺术的发展
中国地铁公共艺术发展相对较缓，在一个城市交通设施中，如地铁系统，在艺术的表达方面有多样化的表现方式。这其中涵盖了多种表达：整体环境的设计、空间的利用、广告的投放设计、人流引导设计、指示标指设计等其他形式的表现形式，都有其自身的表达手法与方式。作为不同的艺术形式，就公共艺术而言，艺术不是其最终的目标，如何使艺术加强开发空间的艺术体验，使用户身临其境的能够感受到文化艺术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的宣传方式，感受来自其中的文化底蕴，这才是艺术潜移默化的目标。
2 地铁公共空间的艺术设计方法
地铁公共艺术设计原则：
地铁空间的性质特殊性导致了，空间较狭小，人潮拥挤较多，而且由于有些地铁建立在地面之下几，人们进入其中可能会产品压抑、拥闷的心理感受。这种体验基本上是出于生理的本能反应，比如空间，视野以及空气密度的影响，使人生理上感觉到难受，胸闷，害怕等等。如何营造一种自然的环境，放松生理的压抑感受，这也是地铁文化发展的需要的原因。不同的空间形式、利用方式、人的行为模式是研究公共艺术的前提。另外，如何融合当地文化艺术特色，成为另一个设计准则。
3 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分析
3.1 功能与艺术相结合的公共艺术设计
地铁站公共艺术作为以功能与实用主，艺术性相符的艺术形式，公共艺术在发挥传递文化、美感的同时，更要发挥其在现实生活上的实质的作用，二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这样的设计才能够被人们接受。当然，地铁的运营标志，时间知识，信号指示，人流导向，地图等属于对铁的元素都是艺术的表现，要与整个地铁站相互配合，构造一整套文化艺术的表达方式。在发挥其基础作用的同时，利用其艺术设计满足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通过科学的设计，合理地设计，能够同时满足功能的基础作用，又兼顾艺术表达的作用。
3.2 文化要素在地铁空间的表现
“文化特征是从内容上表示空间最有效的办法”，区域文化在艺术设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通过不同的地域文化与艺术设计相结合，体现城市特色与艺术的个性。现代地铁空间不仅作为交通功能的载体，更是融合文化﹑生态和科技元素的多元综合体。在地铁空间的持续发展中，保持文化的延续和多元化是一种趋势。如何将本地区的传统的文化付之于地铁文化之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创造室内装饰与空间规划的过程中，应该把特定的文化内涵及形态结构的含义呈现于装饰构造设计上。应能够通过地铁空间环境的氛围，借助感知、联想和想象使人产生某种情感信息。文化的结合，群众很容易产生文化共鸣，也就形成了地铁的地域色彩了。对于具体的某个城市，能借由地铁来保护和传承城市文化，同时又兼具凸显城市特色的作用。因此，许多城市的主要地铁站点，都主张空间与城市文化进行结合。
3.3 公共艺术形式的可识别性
公共艺术作品从作用上看，地铁公共艺术可以装点车站和公共空间，使得站点空间显得更加美观，满足受众在审美上的需求。其次，地铁公共艺术还起到很强的实用性功能，可以增强站点的识别性，防止乘客在地下空间迷失；可以改善地下空间，改善乘客的乘坐体验；可以促进城市文化的传播，增强城市的精神的感召和影响。
3.4 多重化的艺术形式
建筑不单单是满足视觉欣赏的要求，也要兼顾日常普通的需要。完成二者的完美结合，就可能使得建筑学发挥其重大的艺术价值，发挥其应有的潜力。这是很重要额内容。除此之外，我们应该意识到，生活就是有这些琐碎的细节构成，这就是我们生存的城市的内容，所以要重视起来。
3.5 色彩的选择在地铁空间的点缀
视觉冲击可以直接震撼人们的心灵，因此色彩的选取就是空间设计中最为重要额因素了。选择合适的色彩可以增强空间的舒适感觉，对于整体的分为构造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可忽视。许多车站设计通过运用明亮的色彩增强对人们的视觉引导，比如标识系统的色彩、广告系统色彩、界面材料的色彩等。控制好颜色比例关系，合理规划，可以塑造一个统一有序的公共交通空间。地铁车站空间的色彩大体为功能色、主体色、点缀色三部分组成。
3.6 导向性以用途为主的艺术表现
地铁中的导向标示，一般采用图像导向、指示说明导向、色彩导向和小型建筑导向方式等等。在进行导向系统自身的形式、内容、质感、色彩等方面的设计是应该考虑导向标识的标准性、地域性、易获性、艺术审美性已经系统性。
4 结语
地铁作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名片，体现城市的文化意象。地铁站的艺术设计是一个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表现方式，可以提升城市的品牌价值，城市的活力，抬高城市的知名度，体现城市的特色文化。地铁也是一个城市不只是公交系统等基础设施的象征，更是一个城市实力的标志。地铁站的公共艺术设计，对于提升地铁的空间品质十分重要，它既是展示城市精神面貌和人文气息的窗口，又是增加人们对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一个途径。通过对地铁站公共艺术空间的处理，可以提升的城市形象，从而带来全新的行为体验。
参考文献：
[1]克莱尔·库珀·马库斯（美），卡罗琳·弗朗西斯（美）.人性场所[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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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公共空间里的公共艺术 篇12
公共艺术不仅仅局限于雕塑、建筑、景观等大众通常所认知的艺术层面。从更深层面上去看, 公共艺术是城市公共空间的纯粹精神的建筑体, 是最前沿文化和最先进文化的空间表现。它能够对民众生活和精神行为产生重要的引导和塑造作用, 它一种当代城市的空间文化形式。简单的去理解, 只要在时间上、空间上能够和公众发生广泛关系的艺术。都可以被称为“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仅有个体栩栩如生的形象叙述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控制环境, 营造周边环境的视觉焦点。而做到这一点就要求作品自身在表达上要有感染力和言说性。在现代城市空间的张力关系中, 公共艺术的本身内涵与其在整个空间中的作用很容易被过于复杂的环境点缀所淹没, 以至于公共艺术变成一个孤立的意象, 失去本身控制整个环境焦点的牵引力。如何能不失公共艺术本身营造环境、表达感染力的能力?笔者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遵循以人为本是公共艺术的基本思想要求
从三维角度去理解艺术有美学、技术、和经济三方面的要求, 而从四维角度去理解就是在前三者之外再加上“人性”这一点。这里所说的人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公共艺术必须尊重民意的思想。当前, 社会经济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 人们的主体意识也会不断的增长, 以关怀大众为主题的设计思想必将成为艺术价值主流。艺术成为公众所有之前, 只有民主过程才能解决艺术的相关课题。换个说法是, 我们必须与一般人相同, 成为城市的一份子, 参与社会的所有面向。此外, 我们所创造的艺术, 必须是与其他人相互作用后所诞生的结果。只有适应人的生理特点和行为规律, 重视人的感受, 满足人的心理要求, 关注主题审美情趣才能真正实现设计中的“以人为本”精神。
二、公共空间里的公共艺术多以政治和宗教为主题
中国的城市史是一个权利中心、家族中心和商业交换的场所。所谓城市公共艺术历来是以政治和宗教为中心的。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中国的古代城市标志建筑的地方主要在宫廷、鼓楼、钟楼、庙宇、神道、洞穴。宫廷的雕塑主要体现的是官方的理念, 表明天子继承道统的天命观, 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代表公共性, 但不是当代意义的公共空间。神道、寺庙的雕塑是室外雕塑, 也不是供大众欣赏和参与的公共空间, 而是有着特殊意义内涵的观念表述。这一点和西方人的雕塑史截然不同。古希腊最优秀的雕塑作品为神庙, 比如巴特农神殿, 讲述的是神的各种情欲的故事。而奥林匹克的雕塑直接就是为推动公民参与而塑造的。雅典广场是司法、行政、商业、宗教、讲演的中心, 真正的是公共空间, 而置于其中的雕塑便是他们生活的内容。
三、公共艺术一定要具备“公共性”。
公共艺术不同于美术馆中的艺术可以任其自由发展、任其自由表现。美术馆可以圆艺术家一个“个性”之梦。可是, 在公共场所制作艺术作品时, 就不能如此。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 即公共领域, 它和私人领域是对立的, 它讨论的是公共的事项。公共场所必须考虑形态、色彩美感、必须考虑到观众并非尽是欣赏艺术之人。所以, 制作作品时, 艺术家不能随心所欲, 这其中不仅仅要顾及艺术家本身的艺术理念, 更加应该照顾到大众的精神需求。也正是因为公共艺术的这种“大众”特性, 导致有时候制作出的艺术品抑或失去了创作者的个人主张, 抑或有时候作品只是为了引起少数人的注意, 虽然公共艺术的发展有诸多限制因素, 但是, 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才更加能够促使当代艺术家们去开拓更加适合公共艺术快速发展的道路和方法, 从而创造出与时代特征和城市文化相契合的作品。
总之, 公共艺术是为大众服务的艺术。不但在物质上满足当地大众的使用需要, 而且要同时满足大众的共同审美情趣。应该说公共艺的公共性应体现设计师与受众的共同情感及所求。公共艺术不是一种艺术形式, 也不是一种统一的流派、风格;它是存在于公共空间的艺术能够在当代文化的意义上与社会公众发生关系的一种思想方式, 是体现公共空间民主、开放、参与、交流、共享的一种精神和态度。它应该成为时代的民族的最高趣味和精神的表达, 切实做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地域人文精神的最精粹的提炼, 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公共艺术与公共空间的完美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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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建新.中西公共艺术比较.美术观察, 2003.
[3]马钦忠著.雕塑空间公共艺术.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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