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增长途径

收入增长途径（共10篇）

收入增长途径 篇1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关键是要解决好农民问题,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当前,天津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实现农村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标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其动力在哪里,途径有哪些,值得研究和探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天津农村居民增收的主要动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天津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到2010年,天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801元,比1983年的412元,增长27.6倍。过去近30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动力主要源于五大改革发展战略的实施。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村居民增收提供了制度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初到1983年,天津全面推行和完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长期被桎梏的农村生产力得到彻底解放,农业生产率得到迅猛提升。199年全市粮食、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品产量分别比1983年增长70.2%109.4%、104.9%、66.0%和163.5%。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民持续增收提供了制度红利,对1984-1990年、1991-2000年和2001-2010年3个阶段的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17.4%、6.5%和4.1%,见表1。

(二)农产品价格改革是农村居民增收的有力推手

1984年开始,我国启动农产品收购价格改革,逐步取消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对主要农产品实行合同定购,多次上调了定购价格。与1984年相比,1990年全市农产品综合平均价格累计上涨了82.5%,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31.0%。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后,价格改革继续迈出了新步伐。到90年代末期,绝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实现了由市场定价,对主要农产品实行了保护价格收购政策。1991-2000年农产品价格提升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17.9%。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农产品价格市场机制形成。2000-2010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仅达到10.3%。

(三)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居民增收的重大引擎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天津进入工业化起步阶段,农村工业取得突破性发展,从根本上转变了改革开放前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格局,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发展,农民增收渠道迅速拓宽。到1990年,非农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提高到81.1%;农民人均从本地企业得到了劳动报酬收入比1983年增长了3倍,人均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纯收入增长了1.5倍,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长了9倍。1984-1990年,农村工业化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46.1%。90年代,天津顺利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乡镇企业异军突起。2000年,全市乡镇企业完成总产值1596.3亿元,占当年全市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82.4%;农村居民人均从本地企业得到劳动报酬收入比1990年增长5.1倍,人均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纯收入增长4.1倍。1991-2000年,农村工业化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5.9%。新世纪头10年,天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2010年,全市农村工业产值达到1357.74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44.1%,农村居民人均从本地企业得到劳动报酬收入比2000年增长1.3倍,工业化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仍达30.1%。

(四)农村城镇化为农村居民增收打造新空间

进入新世纪以来,天津市示范小城镇建设领先全国,数十万农民搬进新市镇,农村居民收入在新的空间里增长、提升、拓展。2010年,城镇化拉动农村居民人均获得土地征用补偿金收入、养老金收入、社会保障金收入、房屋租金收入等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比2000年增长了4.5倍;城镇化带动人均家庭经营服务业收入增长了2.7倍,人均外出从业获得工资性收入增长了7.2倍。2001-2010年,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2.7%,超过了同期工业化的贡献水平。

(五)支农惠农政策为农村居民增收提供新支持

新世纪以来,天津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出台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一系列支农政策,使广大农民受益。2010年,市财政共向农民直接发放各种农业补贴4.8亿元。2001-2010年,支农惠农政策体系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2.4%。

从表1可见,各阶段各项改革动力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合计贡献率均在90%左右。这表明,过去的近30年天津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农村改革开放政策及其红利的持续释放。

对实现天津农村居民收入倍增目标的测算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收入倍增计划。按照收入倍增的要求,我们对天津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进行了测算。如果不考虑物价因素,要实现名义上的收入倍增目标,2011-2020年农村居民年均收入增长要在7.2%以上;如果要消除物价增长对收入的影响,实现居民实际收入的翻番,我们在2001-2010年天津市消费价格指数年均增长1.9%的基础上,假定2011-2020年的物价年均增长2.3%,通过价格缩减倒推可得2011-2020年天津农村居民年均收入增长需达到9.7%以上。

从表1可以看出,在前三个阶段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产品价格改革红利、农村工业化等改革红利对农民增收的拉动作用已经大幅衰减。按照这样的衰减速度测算,2011-2020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红利将基本消失,农产品价格改革红利将衰减至4%以下,农村工业化的红利也将衰减至15%左右,城镇化改革红利也将衰减至30%左右。这几项改革红利的合计贡献率将衰减为49%,加上10%左右的自然增长贡献率,2011-2020年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仅能维持在2001-2010的年均增速(10.4%)的59%左右,即年均增长6.1%左右。今后如果没有新的改革措施出台,到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能达到21334元,比2010年的11801元增加9533元,比名义收入倍增目标少2268元,比实际收入倍增目标少8450元。要继续保持农村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必须通过实施新的改革举措创造新的改革红利。

加快改革进程促进天津农村居民增收

在新的形势和挑战面前,实现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就必须大力推进农村改革和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调整,向改革要增收动力,向经济结构升级要助力,向社会转型要潜力。

(一)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向耕地流转要收入

2015年,天津市土地流转比例仅为40%,与66.1%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不相适应。调查显示,土地流转率偏低主要原因之一是担心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受损。因此,要加快制定和完善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法规和实施办法,确保耕地流转工作有章可循;加紧推动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等农村土地的确权登记和发证工作,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提高农民的土地流转收益;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平台建设,建立区县、乡镇、村三级一体的统一管理与服务平台,及时为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提供价格指导、转让信息等服务;加大政策宣传和法律援助力度,建立土地流转的仲裁机构,及时解决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纠纷。

(二)加快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规模化经营要收入

以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对增强农业经济发展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经过问卷及走访调查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不足,以及人工成本过高、技术人才缺乏及农产品价格不稳。因此,必须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一是要加快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加大财政补贴,简化信贷手续,支持经营主体以相关农产品或宅基地使用权、农住房等资产为抵押进行贷款,加快农民合作金融的试点和推广步伐,健全农业农村保险,丰富保险品种,增加保险额度,扩大覆盖范围;二是引导村集体经济组织参股投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类经营主体建设,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独特优势,引领村民农户发展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实现集体增收;三是加快人才引进,鼓励愿意投资农业的企业家、具有农业专业知识的大学生等发展现代农业,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三)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向小城镇建设要收入

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有效转移,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也是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前提。调查显示,天津市90%以上的农村外出劳动力选择在本市地域内的城镇和园区从业。可见,提高小城镇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增强小城镇对周边农村的辐射力、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力是促进农村居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在推进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应做到:一是准确定位,根据产业优势和资源特点打造各具特色的小城镇,避免千篇一律,形成“名镇效应”,提升小城镇的核心竞争力;二是坚持把小城镇建设和园区经济的发展、产业发展与结构升级结合起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三是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的服务体系,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促进就业中介机构的发展,为用工单位和农村劳动力提供方便快捷的市场信息;四是加强就业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竞争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就业。

(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同城同待遇,向社会转型要收入

长期以来,公共财政支出的重心是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农村投入不足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一是要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入,大力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加农村教育投资,加快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化的进程,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二是努力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使农村从业人员能享受城镇从业人员同等的医疗、养老、公积金等社会保障制度;三是不断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取消农业户口后,应尽快统一城乡低保、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标准,提高保障水平,使更多的低收入农村居民纳入到社会救助体系中来。

(五)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向经济转型升级要收入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如何在稳增长的同时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是当前工业化的发展方向。提升农村工业实力要做到:一是充分利用区位和比较优势,培育和壮大区县特色产业,构建配套产业链,形成一批龙头企业,扩大品牌影响力;二是大力培育战略型新兴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提升制造业质量,增强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培育出一批竞争力强、高效率、低耗能的企业;三是充分利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机遇,加强政府间协作,破除市场壁垒,通过基于产业链的新布局来实现跨区域的协同发展;四是减轻企业负担,加大金融支持,促进民营及小微企业发展装大,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新兴产业,提升民营经济活力。

谁的收入“被增长” 篇2

2010年2月22日,国家統计局城市社会调查司司长魏贵祥做客新华网,在谈到城镇居民收入时,他表示,2009年全国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7175元,比上一年涨了8.8%。

面对这一数据,很多网友提出质疑,大呼“收入再一次‘被增长’”。

被代表、被捐款、被失踪、被就业、被自愿、被自杀……“被”字短语近来流行。“收入被增长”是一位网名叫“夏余才”的网友首先提出的。

起因很简单。2009年7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数据:据6.5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9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

数据表明,尽管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仍旧实现了较快增长,增速超过了GDP。

然而,在这样的数据面前,网友夏余才感到“羞愧不已”,因为他“又一次给国家统计局添了麻烦,给全国城镇居民拖了后腿”。对照国家的统计数字,他的实际收入远远低于这个平均水平,于是感慨“我的收入在国家统计局那里‘被增长’了”。

近70%的就业人口不在统计之列

事实上,像夏余才这样收入“被增长”的人并不在少数。

《新财经》记者采访发现,多数人的工资与上一年相比,并无明显增加,有的人甚至表示,受金融危机影响,收入不增反减,单位能少发的钱就少发,能不给的钱就不给。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物价一直在上涨,房价涨了、油价涨了、水价涨了、气价涨了……

兴许记者调查的这些人,恰巧不在国家统计局调查的那6.5万户城镇居民之列。不知国家统计局是花了多大功夫才海选到这么具有代表性的那6.5万户城镇居民家庭?国家统计局的平均工资又是如何统计出来的?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司了解到,国家统计局按年度和季度统计“职工平均工资”数据,根据“劳动统计报表制度”,以职工工资总额除以同期职工平均人数得出平均工资。根据国务院批准发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工资的构成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和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六个部分,此外,单位代扣、代缴的职工个人应交纳的社会保险金和个人收入所得税也计算在内。工资统计的范围包括:城镇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和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外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单位,但不包括私营单位、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数据收集则是由各级统计局按照季度、年度等时间要求,向全国约160万家城镇单位布置统计报表,各单位填写后逐级汇总上报至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进行审核、汇总、评估后发布。

记者还了解到,《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发布于1990年,一直沿用至今,已有二十年历史。二十年来,我国的经济主体已经逐步趋向多元化,非公有制经济、私营单位、个体工商户发展迅猛,灵活就业人数不断增加。统计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已成为我国的就业主渠道,近年来城镇就业岗位70%以上由民营企业提供。而这部分从业人员却不在统计范围之内。缺了他们,又何谈“社会平均工资”。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被忽略的这部分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较低。因此,不难看出,现行的统计制度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样的统计数据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数据虚高,掩盖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真实状况,没有反映社会收入的全貌。

四项举措能否避免“被增长”

面对工资“被增长”现象,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司司长冯乃林表示:“首先,我们原来没有把私营单位包括进来,反映的变化情况是不包括私营单位的数字;其次,我们发布的是平均数,从统计上来讲比较大的弱点就是把差异给删掉了,可能高收入的人员只要有一两个,就把一批低收入的人给带起来了。所以,‘工资被增长’比较形象地反映了工资统计制度的一个缺陷。”

冯乃林还透露,为解决这一问题,在未来两三年内,将实行以下四项改革,以提高工资统计数据的质量。

首先,针对目前工资统计只有平均工资,不能很好地反映工资收入差异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已经开始进行试点,增加反映劳动报酬结构和差异的统计指标,取得经验后在全国推广。指标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增加反映工资结构的指标,增加并规范企业对使用劳务派遣人员的统计。

其次,改革劳动工资统计的调查方式。现行劳动工资统计制度一直延续了全面报表的统计方法,报表单位有150多万家,工作量很大,而且对数据也不能做更多的分析。从201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将逐步推广在私营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也实行抽样调查。

再有,改革劳动工资统计的数据汇总方式。从2009年年报开始,国家统计局已经改变了现行工资统计数据逐级汇总的模式,要求地方统计局直接上报基层单位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对基层单位数据进行超级汇总。

最后,从2010年起,国家统计局将改进工资统计的数据发布方式,每年在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发布详细的分行业、地区、注册类型和单位类型的年度数据。

另据记者了解,2009年10月,统计局曾宣布当年正式建立年度私营单位工资统计抽样调查制度,将私营单位纳入工资统计调查的范围。但因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较低,计入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会拉低总体工资水平,进而影响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统计局目前并未将私营单位平均工资计入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中。

要福利还是要数据?这似乎不应该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而应该是双选,两者都要兼顾。

统计方式改革不能以牺牲百姓福利为代价

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工资一旦纳入平均工资统计后,整体的平均工资水平会有一定幅度的下降。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推算,仅这一统计口径的改变,将使现行劳动统计制度覆盖人员平均工资下降15%～20%。

平均工资数据与国家、企业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据记者了解,百姓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不少社会保障体系,都是以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建立确定的,那么,社会平均工资的大幅度调整,是否会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进而给百姓福利方面带来影响?

冯乃林表示:“平均工资下降了以后,确实可能会对居民的养老、失业、医疗、生育、保险等造成一定影响。以北京的企业为例,企业为个人缴纳的公积金是按照原来北京月平均工资3000元的3倍为基数按比例缴纳的,即9000元乘以8%～12%。北京的平均工资水平一旦下降,单位缴纳的公积金就会减少。如果按照统计局公布的下降15%计算,单位为个人缴纳的公积金一年下来就会少1300元。如果说‘被增长’为虚,那么,被降低则为实,将会减少一部分人的救命钱和养老钱。”

对此,国家统计局承诺:“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不因数据统计范围的变化,给其他具体政策实施带来太大的冲击,相关基数的调整,肯定不会出现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二十这么巨大的幅度”。

收入增长途径 篇3

一、工业化和城市化对河北农民收入提高具有重大意义

农民收入低的根源在于农业与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然而,要解决这一问题,较快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必须通过工业化转移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使就业结构适应产出结构。所谓工业化就是指社会生产资源,如劳动、资本、土地以及其他资源从农业生产领域向制造业领域转移,从而增加工业产品的产出量,使工业产出量在社会总产出中所占比重扩大;同时,工业领域使用的生产资源,尤其是劳动力资源的数量在社会就业的劳动力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也同步上升.在工业化过程中,将会同时出现农业产出量在社会总产出量中所占比重和农业劳动力在全社会劳动力中所占比重相应下降的趋势。根据西方经济学生产理论,生产经营规模只有达到一定量之后规模经营的收益才会充分显露,而在这个数量之前,增加经营规模的边际成本递减。农业生产经营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标准,人均耕地0.067公顷只能维持基本温饱,0.67公顷可以达到温饱有余,6.7公顷可以达到小康以上生活水平,6.7公顷以上便可以依靠农业达到富裕水平。而在河北,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人地关系紧张,河北人均耕地日益减少由2000年0.446公顷下降到2004年0.404公顷,按国际标准只是刚刚维持基本温饱.且河北农业劳动生产率还一直低下,1999年河北农业产值占GDP的17.6%,而农业就业比重却高达49.76%,第一产业有限的资源不得不容纳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口,于是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据《河北省经济年鉴2004》,1980年河北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为0.55,到2004年则下降至0.47;二、三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则较高,2004年二、三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48和1.37。根据拉尼斯和费景汉的理论,工业化的初期存在着一部分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这时增加工业产出量所需补充的劳动力是这些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转移并不导致农业产出量的减少。所以,在农业与工业之间,贸易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不会因为农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而使自己的收入增加,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后,农业劳动力总人数减少,在农业产出总值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亦会增加,工业化过程随之进一步进行。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河北已经同时具备了刘易斯所提的人口流动理论的前提,即由于技术进步和新型生产部门的迅速扩张,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农业和工业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种扩大的比较利益差距吸引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也就是城市化发展的过程。所谓城市化就是指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城镇数量增加及其规模扩大,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而城市化进程的快慢对于河北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也有着深远的意义:一是农村城市化可以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改变目前不合理的二元经济结构;二是可以带动乡村工业和乡村人口由分散走向集中,并逐渐形成规模,为产业结构优化和非农产业发展创造条件,还可以形成新的就业空间。

总之,工业化过程促使城市化的发生,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进一步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工业化和城市化二者合二为一就是一个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过程。

二、河北城市化和工业化现状

目前,河北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分别为45.3%、26.6%,都大大低于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的平均水平即65.3%、42.5%,而要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城市化必须要与工业化发展相适应。从实际统计数据来看,也可知河北城市化水平一直落后于工业化发展。

城市化进程的缓慢,且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给农民收入增加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首先,城市化的滞后制约了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限制了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再加上前文已提到的河北人均耕地资源在日益减少,使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更加减少。其次,城市化滞后延迟了生产要素的聚集过程,压缩了农民在城市的生存空间,从而延迟了二、三产业的发展,减少了城市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制约了农民来自非农产业收入的增长。再次,城市化滞后使乡镇企业的配套服务设施、信息技术、金融支持、投资环境等难以改善,综合成本上升,从而竞争力低下,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不断下降,阻碍了农民来自乡镇企业收入的增长。可见,城市化滞后是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也会阻碍工业化进程。

三、城市化、工业化对河北农民收入影响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择。

本文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河北经济年鉴2005》,数据选取期限为1985年～2004年。变量分别为: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工业化率、城市化率、农村居民消费指数。

(二)各变量的因果关系

1、城市化率。

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率,是衡量城市化程度的一个指标,理论上应该和农民纯收入增长率成正比。河北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民的数量相比较多,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建造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分散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民收入的来源,使河北的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所以,在河北,城市化率与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成正比。

2、工业化率。

是指国民经济中工业所起主导作用的程度,是衡量工业化水平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通常用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计算。工业化率越高,说明工业化程度越高,在区域内人们的收入也会相对更高,从而带动农民收入的提高。然而,工业化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短期内是不能马上显现出来的,需在较长时间后才能看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而且工业化的滞后影响会大大拓宽农民的增收途径。因此,需再列一个工业化率的后滞变量来结合分析工业化率对河北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工业化率及其滞后变量对农民的收入增长率都有促进作用,应该是呈正相关。

3、农村居民消费指数.

农村居民消费指数影响着农民的支出,间接反映农民收入水平,农村居民消费指数越高说明人均收入增长幅度越大,

4、人均收入增长率。

收入的变化会带来生活的变化,同时还会带来思维理念的变化;当收入提高时,农民会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支配,可以进行更多的投资,根据投资乘数原理,也就能为下一期的收入增长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而在消费刚性的影响下,农民为了维持并赶超自己现有的好的生活条件,将会发挥更强的主观能动性,为将来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在农村中,“示范效应”也为农民的收入增长提供巨大的支持。因此,滞后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成正比。

(三)估计模型.

通过Eviews软件对各数据做出分析,可得关系式:

(四)结果分析.

该计量结果表明河北城市化率、农村居民消费指数、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滞后变量与河北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都呈现出正相关,当城市化率、农村居民消费指数、人均收入增长率上涨1%时,会分别带动河北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上涨0.74%、1.17%、1.14%。而河北当期工业化率对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呈负相关,其滞后变量呈正相关,说明在河北工业化初期,农民多从事农业,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使农业的产业地位产生相对下降趋势,且农业产值比例下降速度大大超过就业比例下降速度,即人均农业产值下降,农民收入必然下降;但是随着工业化快速发展,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开始由农业向工业转移,农民就业渠道拓宽,农民收入也就会随之增加。根据计量模型,在工业化率上涨1%时,会使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下降2.61%;在工业化率滞后变量上涨1%时,会使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上升2.68%;结合二者,前期工业化率的水平变化与当期工业化率水平变化整体与人均农民收入成正比关系,即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上涨.

四、政策建议

居民收入增速明显低于经济增长 篇4

日前,中国经济分析与预测中心主任汪同三就“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与改革动向”等 问 题发表看法时指出:我们的收入分配政策应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总体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 显低于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中GDP年均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 别为9.3％、4.5％、8.4％和7.5％；90年代中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 .5％和5.2％。可以看出，无论是城乡居民分别计算还是总体计算，居民收入增长都明显 低于经济增长，而且二者的差距呈扩大趋势。

收入分配政策导向转换不及时、不明确。20世纪80年代，我们强调的效率优先、兼顾公 平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确实起到了加速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趋于优化的作用 。在80年代中，投资率基本平稳，三次产业结构趋于优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速度减缓 。而90年代以后，政策导向未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明确的调整，出现了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 增长差距拉大，投资率上升，三次产业结构逆转，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 ，这些现象确实值得我们对收入分配政策的导向调整问题进行深思。

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探析 篇5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三农问题的关键在农民, 而农民问题的关键在农民增收。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它不仅关系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社会的稳定, 更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的购买力, 挖掘出其消费潜力, 大力开拓农村市场是启动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举措。农民增收问题已是关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农民收入构成分析

研究表明, 农民消费倾向是高于城镇居民的, 农民收入的增长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内需。由此, 必须弄清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情况, 找出农民增收缓慢的原因。

农村居民纯收入按来源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与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三类。

根据表1的数据分析得出, 工资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十年共增长8.6%;家庭经营纯收入虽是农民纯收入的主要来源, 但其比重已逐年在下降, 10年共下降13.9%, 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在逐年上升, 由于所占比例较小, 可暂不考虑作为农民增收的路径。从表1中看出家庭经营纯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处于第一位的, 为了更好地揭示工资性收入在农民增收中的重要性, 需要进一步分析农民纯收入总量的增量及构成 (见下页表2) 。

下页表2的数据表明, 农民纯收入总量基本上是逐年上升, 在2009年出现了大幅下降。在农民纯收入总增量的构成中, 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量比重很不稳定, 有增加有减少, 增加的幅度不大;转移性与财产性收入增量的比重较小且不稳定;与前两者相比, 工资性收入增量所占比重2002—2011年逐年上升 (只是2009年有所下降, 主要是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 , 工资性收入增长有力地保证了农民纯收入的增长, 是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

二、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与对策分析

1.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 农民收入增长问题都是一个难题, 制约农民增收尤其是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原因有很多, 从客观原因看,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 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难以顺利实施;从主观原因看, 主要是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低。

注：上页表 1 和表 2 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3—2012 年各期。

世界各国促进农村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经验就是减少农民人数, 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是, 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市场无法引导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农民在向城市的转移中受到诸多阻扰, 即使进入城市, 也因为这种体制结构的原因受到歧视, 干着城市居民不愿干的 “脏、累、待遇低”的工作。

农民受教育的水平与其就业的层次、收入的多少和生活的水平有着直接的关联。中国农民接受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 有很多基本上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 直接导致农村人口素质较低, 其从业渠道往往也因自身素质低而受到限制, 这些农民在外出务工时, 所从事的多是体力劳动, 且薪酬较低, 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受到很大的制约。

2.农民增收的对策分析。要想让农民富裕, 就必须先减少农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通过乡镇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来转移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 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同时, 合理有序地推进小城镇化建设, 实现农村城市化, 以小城镇化建设来推动农村发展, 增加农产品需求量, 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小城镇的建设不能只着眼于城镇建筑的建设上, 关键是要让这些小城镇拥有自己的支柱产业, 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 吸收尽可能多的劳动力, 能够辐射带动周边农村的发展。加强户籍制度改革, 实行城乡统筹, 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促使农民能够顺利进城务工, 减少依附土地的农民数量。农民的减少不能只看数量, 还要看质量。只有建立在高素质劳动力基础上的农业才能发展, 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是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保证。农民数量必须减少, 而质量也必须提升, 否则无法促进农业的真正发展, 也无法实现农民的长效增收, 更无法带动经济增长。

农村教育在农民增收问题上处于基础性地位。政府部门应逐步建立公平的教育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 教育跟户籍挂钩, 使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在教育问题上受到诸多的不公正待遇, 处于教育的最底层, 农村教育质量难以提升。同时, 基层政府应重视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 加强实用技术培训, 增加农民继续教育的机会, 拓展农民提升的空间, 在乡镇村组开办职业培训机构和农业函授大学, 组织岗位技能的培训, 让农民掌握一定的技能, 从实事上为农民服务, 促进农民思想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提升, 最终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综上所述, 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就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中, 必须全面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让市场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与此同时, 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 能否适应城市的发展, 关键在于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是否已经与城市匹配, 否则即使转移到城市也无法站稳脚跟, 最终还是会返回农村, 而农民增收也就成了一纸空谈。

结论

综上所述, 可以得出, 增加农民收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扩大市场消费需求有着重要的作用。增加农民收入尤其是工资性收入, 是带动经济更快发展的保障。而农民增收问题除了客观制度上的原因所限制外, 最主要的是农民自身条件的缺失所致。

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 必须着手加强农村义务教育, 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资, 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提高农民整体素质, 促进广大农民的长效增收, 从而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摘要：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 农民增收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稳定息息相关。农民增收的关键是增加工资性收入, 而增加工资性收入的根本途径是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的二、三产业, 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则是转移得以进行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农民增收,收入构成,城乡二元结构,农村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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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强.农民增收与提升农民素质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 2010, (8) .

[3]陈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研究综述[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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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喻平.农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J].现代财经, 2003, (7) .

收入增长途径 篇6

为了探究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本文从经济增长 (或发展) 成果分享角度着眼, 通过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与协整关系分析, 为云南省突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难题提供一个视角。

1 平稳性检验

基于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 其前提条件是时间序列为平稳过程, 即时间序列均值和自协方差不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随机过程。平稳性检验有很多方法, 最常用的检验方法是单位根检验。

本文选取1978—2006年GDP (国内生产总值)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代表经济增长、城乡居民收入, 并对其相关数据按照可比价格指数1978=100进行了调整 (相关数据省略) 。

同时, 本文采用符号LGDP、LRUINCOME、LURINCOME分别表示可比价GDP、可比价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可比价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取对数后的值, 并应用Eviews3.1对相关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设检验形式 (C, T, k) , (C, 0, k) 分别代表含常数项和趋势项、有常数项无趋势项的检验形式 (k=1, 2, 3…..为滞后阶数) , 检验结果见表1。经检验发现, LGDP, LURINCOME在不差分的情况下, 为不平稳序列;LRUINCOME不差分情况下, 属趋势平稳;LGDP, LRUINCOME, LURINCOME通过一阶差分, 一阶差分序列△LGDP、△Lruincome、△Lurincome均为平稳序列。可见, 近年来云南省GDP、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较快, 但波动较大,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则低缓而均匀地增长。

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采用二元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分别对云南省国内生产总值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云南省国内生产总值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鉴于LGDP、LRUINCOME、LURINCOME均为一阶差分平稳序列, 构建如下VAR模型:

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滞后阶数的选择至关重要, 滞后阶数过多会导致自由度损失, 降低结果的无偏性。本文根据两个原则确定滞后阶数的选取, 第一是总滞后阶数的选取原则, 大样本 (样本数≥30) 不超过样本个数开平方所得的最大整数, 小样本时取总样本的1/4阶数;第二是根据VAR模型的最优定阶中常用的AIC和SC值同时达到最小确定因果关系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

本文数据年份为1978至2006, 共29个样本, 一阶差分损失一个样本, 共28个样本, 接近大样本。28取整为5, [28/4]=7, 因此本文给出了前7阶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同时, 采用AIC和SC原则确定其中最优的检验阶数。

用Eviews3.1对 (1) 式和 (2) 式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得到各阶的总体AIC和SC及对数似然函数值, 检验结果见表2。VAR在滞后7阶时AIC和SC同时达到最小, 此时模型最优, 由第7阶确定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最具有参考价值。

对 (3) 和 (4) 构成的VAR模型进行检验, 得到各阶滞后的总体AIC和SC及对数似然函数值, 见表3。VAR在滞后1阶时AIC和SC同时达到最小, 此时模型最优, 由第1阶确定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最具参考价值。

虽然通过VAR定阶参数, 我们确定了最优的滞后阶数, 为了更好反映国内生产总值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国内生产总值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间的因果关系, 我们给出了滞后1～7阶的检验结果, 见表4、表5。

从表4可以看出, 除了滞后2阶、3阶、4阶时,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格兰杰原因外, 其他滞后阶数特别是最优滞后阶数第7阶时,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明显促进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滞后阶数1～6阶时,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不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原因, 只有在第七阶滞后时,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12%的显著水平上促进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从表5可以看出,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但滞后阶数为1、2、3、4、6、7阶时, 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在0.1～0.2, 最优滞后阶数1阶时表明, 在12%的显著性水平上,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促进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整体上看, 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并没有显著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3 协整关系分析

Granger因果检验主要反映的是变量间短期的相互关系, 从分析结果看, 短期而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促进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 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促进作用不明显。经过ADF检验, LGDP和LURINCOME均属一阶单整, LRUINCOME属零阶单整, 一阶差分情况下平稳。理论上看, LGDP与LRUINCOME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本文运用E G两步法对L G D P与LURINCOME, LGDP与LRUINCOME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我们建立如下模型:

用Eviews3.1对式 (5) 做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设回归残差序列为resid1, 对resid1进行单位根检验, 得到如下结果:

结果说明, 残差序列resid1不存在单位根, LURINCOME与LGDP间存在协整关系, 从长远来看,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显著促进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对 (6) 式做回归分析得到:

设残差序列为resid2, 对resid2做单位根检验, 得到如下结果:

结果显示, 残差序列resid2不存在单位根, LRUINCOME与LGDP间存在协整关系, 长远来看,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有促进作用。

4 小结

(1) 云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改革开放后均匀缓慢增长,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 但波动较大。

(2)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格兰杰原因,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促进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不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有不足10%的显著水平的格兰杰单项原因关系,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则不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收入增长途径 篇7

关键词：线性模型,经济增长,特定要素模型

一、经济增长来源的实证分析:

分析经济增长来源, 需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入手。完整意义上的“三驾马车”是指在支出法核算中的最终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产品和服务出口。最终消费支出反映消费需求;资本形成总额反映投资需求;净流出等于货物和服务的流出减去流入后的净额, 反映外部需求。这“三大需求”就是常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通过建立以下线性模型来描述经济增长与“三驾马车”的关系:

其中Y为国民收入, C为消费需求, I为投资需求, 为外部需求即产品和服务的出口, 为参数。

从国家统计年鉴2013年统计数据中提取出1995-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年终消费总值、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值、投资总值的数据, 将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归一化处理的方法如下:

假设x'为原始数据, 归一化的公式如下:

通过MATLAB回归分析, 求解模型, 求得参数结果如表所示:

通过对置信区间的检查, 发现对应因素C, I, 的系数置信区间没有包含零点。因此, 此模型成立。于是得到模型:

从上式可以看出,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 消费需求所占权重最大, 远远大于投资和外部需求。联系现实经济, 不难理解, 消费需求是生产的目的, 可以创造出生产的动力, 刺激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发展。因此说,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最终需求, 是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本动力。相比之下, 投资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总需求的总量和结构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通过增加投资能够扩大社会生产能力, 对经济影响不容小觑。而外部需求的权值虽然较小, 近年来, 我国积极推动外贸发展出口, 成为出口第一大国, 对经济增长贡献越来越大。

二、收入增长来源的实证分析

关于我国居民收入主要指的是工资收入, 分析收入增长的来源也就是对工资收入进行分析, 对此, 借鉴特定要素模型理论, 排除人口数量变化对其影响, 着重对名义工资, 实际工资进行分析, 找到收入增长来源。

利用特定要素理论模型中, 关于劳动要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式子如下:

其中ω为劳动要素名义价格, 即名义工资;MPL是劳动要素的边际产量, 即增加一个单位劳动投入所带来的总产量的增加量;P为价格, 是劳动要素所生产产品的价格。该式子说明, 劳动要素的收入即工资, 来源于劳动要素的产量及产品价格, 并成正比关系。换句话说, 分析收入的来源找到收入来源于边际产量和价格, 并与之成正比。根据边际产量的定义, 上述式子又可表示为:

分析趋势关系, 简化式子, 用平均产量代替边际产量

, V为使等式平衡的参数

通过验证工资与总产量的正比关系和工资与价格的正比关系, 即能说明以上问题。由于不能直接建立工资与总产量的关系, 通过产值代替, 同样说明问题。

利用国家统计年鉴2013统计数据, 提取1995-2012年居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物价数据, 利用Matlab曲线拟合工具箱, 分别对GDP指数、CPI指数、收入指数的趋势变化情况进行曲线拟合, 如图所示:

结果表明, 工资、物价和总产值随年份的增长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说明工资来源于价格和总产值, 并都是正方向趋势, 从而验证了收入增长来源于物价增长和经济增长, 且为正向趋势。

参考文献

[1]田景文.人工神经网络算法研究及应用[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7.

[2]陈继光.MATLAB与自适应神经网络模糊推理系统[M], 山东:山东省地图出版社, 2002.2.

[3]熊俊.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对索洛模型的一个扩展.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5 (08)

收入增长途径 篇8

关键词：经济,居民收入,增长,探源

改革开放30年来, 宁夏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地区生产总值快速增长, 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但在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增加的背后, 也存在着许多结构上的问题, 如国民收入分配不平衡, 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等, 特别是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不同步, 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1978-2010年, 宁夏GDP年均增长9.9%, 以农民人均纯收入 (可比价格) 增速高3.6个百分点, 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可比价格) 增速高3.5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

一、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使消费率难以提高

一般意义上, 在社会消费增加的情况下, 能够带动企业或者部门提供更多的产品或服务, 间接地增加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 促使从业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改善, 从而带动全社会居民收入的增加。现阶段, 宁夏乃至全国主要还是依靠政府通过投资引导、拉动、调节GDP持续较快增长, 经济增长还是以投资为主导的方式。这种方式对GDP的带动作用比居民收入明显, 造成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不同步。进入新世纪以来, 在宁夏经济总量中, 投资率由2000年的59.1%提高到2005年的82.6%, 2010年达到92.5%, 比2000年提升33.4个百分点, 而最终消费率则由2000年65.7%下降至2005年的65.5%, 2010年达到48.8%, 比2000年降了16.9个百分点。“一升一降”的经济增长结构使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收入增长后劲不力, 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快于居民收入增长。2000-2010年宁夏GDP总量年均增长11.8%, 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仅增长6.9%,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3%。明显慢于经济增长。

二、消费结构不协调, 居民消费比重太低

相对而言, 居民消费的增加比政府消费更能带动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 对居民收入增长的带动作用更明显。但从宁夏消费需求结构年度变化看, 居民消费比重总体在下降, 而政府消费比重不断上升。1978年居民消费占GDP的58.5%, 政府消费仅占17.5%。随着国家和地方财力增强, 政府消费份额明显增加。1998年以来, 政府消费份额增加较快, 居民消费滞后于政府消费。2001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降至43.2%, 而政府消费比重增长到25.8%的高点。2010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降至33.5%, 而政府消费比重也有所降低, 降为15.3%, 与居民消费同步降低。

三、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协调, 居民分配收入份额下降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可以划分为初次分配格局和再分配格局。从总量来看, 政府、企业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都有大幅提高, 企业份额增速最快, 居民份额增速较慢。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增速的不同导致主体间初次分配结构发生变化。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宁夏经济总量在波动中持续增长, 国民收入积累不断增多, 特别是进入21世纪, 经济加快增长, 作为政府分配的地方财政收入也得到较多增加。1978-2010年GDP年均增长9.9%, 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8%, 略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2000-2010年GDP年均增长11.8%, 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2%, 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9%,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3%, 这一时期政府分配的财政收入增长明显快于居民收入增长。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占GDP的17.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57.1%, 与2000年相比, 分别降低14.7个和34.2个百分点。

四、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

近几年来, 工资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的贡献越来越大, 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对居民收入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工资增长与GDP增长的关系看, 1978年宁夏全区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不包括各种福利、退休保障、医疗保障等非工资内容) 相当于当时GDP的25.3%, 2000年下降到19.1%, 到2010年继续降到12.8%, 总体劳动收入占GDP比重越来越低。按可比价格计算, 1980年到2010年宁夏在岗职工平均劳动工资平均增长7.9%, 比GDP增长速度低2.2个百分点。2000-2010年工资与GDP增长差距有所缩小, 在岗职工工资平均增长11.3%, GDP平均增长11.8%, 工资增长仍慢于GDP增长0.5个百分点。

五、城乡之间、居民内部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影响居民收入增长质量, 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

(一) 农民收入水平及分配差距。

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是兼顾公平和效率, 不断缩小收入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但是, 农民集团内部收入分配绝对差距仍然较大。“十一五”期间, 宁夏农民收入扣除价格上涨因素, 年平均增长8.1%。2010年比2009年增长10.9%, 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首次突破两位数增长。从五等份收入分组资料看, 2005年20%最高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是20%最低收入农户的7.57倍, 2006年缩小为6.57倍、2007年又扩大为7.41倍、2008年扩大为近几年最高的10.4倍、2009年缩小为9.6倍、2010年再次缩小为6.44倍, 收入差距在6到11倍之间。从高低收入户所占收入份额来看, 2005年最低收入户所占收入份额为5.7%, 而最高收入户占有收入份额则达43.4%, 两者之间的相对差距达到37.7%。到2010年, 这一相对差距缩小为33.5%, 但绝对差距仍然较大。从收入绝对水平来看, 2005年, 最高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比最低收入农户多5098元, 到2010年, 这一绝对差距扩大到8378元。

(二)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及分配差距。

进入新世纪以来, 宁夏城镇居民收入有了较快增长, 居民集团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明显。从不同收入层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看, 最高10%居民与最低10%居民收入差距由2005年8.45倍扩大到2010年的12倍。其中2006年是7.8倍, 2007年为8.63倍、2008年为8.9倍、2009年为9.2倍。从居民收入分配情况看, 2005年最低收入10%居民收入占总体收入的2.7%, 而最高收入10%居民收入占总体收入的23.2%, 两者相对差距是20.5%。到2010年, 最低收入户居民收入占总体收入的2.2%, 而最高收入户居民收入占总体收入的18.8%, 相差16.6%, 相对差距略有缩小。从收入绝对水平看, 2005年最高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最低收入户多17218.5元, 到2010年差距扩大到33955元。从收入增速来看, 5年间最低收入居民收入增长了33.5%, 而最高收入居民收入增长了89.7%。可以看出, “十一五”期间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 比农民更明显。

从宁夏城镇居民不同职业户主家庭收入情况看, 差距较大。最高收入的军人户主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1854元, 是全区平均水平的2.1倍, 是最低其他从业人员家庭的4.1倍。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户主家庭收入水平居第2位, 人均可支配收入23204元, 比全区平均水平高7860元, 是全区平均水平的1.5倍。从事一线生产经营管理的户主家庭收入明显偏低, 从事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户主家庭收入水平仅是平均水平的66%, 人均收入比平均水平低5200元;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户主家庭收入水平是平均水平的75%, 人均收入比平均水平低3804元;从事商业、服务业人员户主家庭收入水平是平均水平的77%, 人均收入比平均水平低3492元。

单位:元/人

数据来源:宁夏调查总队抽样调查。

(三)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是历史形成的, 是由城乡经济发展环境、人口素质、生活消费方式、消费水平等诸多因素所决定, 在一定时期, 这种差距存在是必然的。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 城乡居民收入应当持续快速增长, 差距逐步缩小。但从宁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情况看, 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不明显, “十一五”前三年,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慢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个百分点, 2007年慢3.8个百分点, 2008年慢5.1个百分点。2009年、2010年受益于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和务工收入增加的拉动, 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收入, 城乡收入差距略有缩小, 但仍高于“十五”末期水平。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 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3∶1、2006年扩大为3.33∶1、2007年继续扩大为3.41∶1, 2008年扩大为3.51∶1, 2009年略有缩小, 为3.46∶1, 2010年为3.28∶1。

(四) 不同行业工资收入水平及分配差距。

2010年, 宁夏城镇非私营单位 (不含私营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下同)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39144元, 日工资150元, 比全国平均的37147元和142.3元分别高出1997元和7.7元。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位列第8位, 居西部地区第2位 (西藏列第一) , 西北地区第1位。从全国4大区域看, 平均工资由高到低排列依次是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 分别为42810元、33130元、31882元和31594元, 宁夏仅仅低于东部地区水平。从平均水平看, 宁夏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居较高水平, 但从结构分析, 行业之间、不同经济类型之间、地区之间差距较大, 多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处于偏低水平, 低于平均工资。

从分行业在岗职工工资分布情况看, 2010年, 年均工资收入超过5万元的人员为8.2万人, 仅占全区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14.1%;年均工资在3~4万元之间的人员为28.58万人, 占49.2%, 其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占13.45%;3万元以下的为21.32万人, 占36.7%。平均工资高于全区平均水平的人员占全区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38.1%, 而平均工资低于全区平均水平的人员占61.9%。工资收入分布呈“金字塔型”结构, 中低工资水平的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大多数。

从不同行业职工工资分配情况看, 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间的工资差距进一步加大, 并呈不断扩大态势。2010年, 宁夏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39144元, 行业工资高于全区平均水平的有4个, 低于全区平均水平的有15个。其中, 平均工资水平排在前3位的行业分别是采矿业、金融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平均工资水平依次是74968元、63894元和55997元, 分别是全区平均工资水平的1.92倍、1.63倍和1.43倍。排在后3位的行业分别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 平均工资分别只有23447元、21601元和19106元, 相当于全区平均工资的60%、55%和49%。工资最高的采矿业是最低住宿和餐饮业的3.9倍。高于全区平均工资水平的行业主要是垄断行业和技术含量较高的新兴行业, 这些行业由于其行业的垄断性, 缺乏社会竞争, 盈利水平相当可观, 职工工资外收入水平也很丰厚, 比如:电力煤气供应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采矿业等行业。而低于全区平均工资水平的行业则主要是传统行业和充分竞争、人员素质相对较低的行业。

数据来源:宁夏统计局

参考文献

[1]陈志武.为什么百姓收入赶不上GDP增长.国际金融[J].2008, (9) :52-55.

让百姓收入增长赶上GDP 篇9

然而这2.26万元的人均GDP，真正落到老百姓口袋里的又有多少呢?去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每月不到40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每月才1300元出头。按5.7亿城镇人口、7.6亿农村人口平摊，全国人均才9500元，即老百姓的收入才占到GDP的42％。

在国民财富分配的三者关系——政府、企业和个人当中，收入总是向前二者倾斜：去年全国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在内的税收收入达57862亿元，增长17.0％；工业增加值129112亿元，增长9.5％；可城乡居民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分别才增长8.4％和8.0％，老百姓收入增长又一次落在GDP的后面。而且这一增速与2007年农村居民增长9.5％、城镇居民增长12.2％相比，明显呈放缓之势。

2008年对中国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我们面对历史罕见的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出现明显衰退。1～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24066亿元，同比仅增长4.9％(估计加上去年12月的数据情况更差)；可与此同时，全国税收总收入还是增长了18.8％，与企业效益关系最大的企业所得税增幅更达27.3％，是几大税种中增幅最高的。另外，如上所述，居民收入仅增长8％多一点，可个人所得税增幅却达16.8％，个税增幅超过个人收入增幅的1倍。今年1月金融危机冲击进一步加剧，受此影响，全国财政收入也出现了17.1％的降幅，可绝对值还是达到6131.61亿元。要知道1月份只有17个工作日，如果今后每个月都能达到这一水平，全年财政收入7万亿元并非难事。

在金融危机迟迟不见底、外需急剧萎缩的关口，全国上下都寄希望于拉动内需。内需要起来，关键是老百姓手头要有钱，在有关部门一再呼吁企业让利，不裁员、不减薪的同时，一年增长20％-30％的财政收入应该有大的动作。别的不说，1月份宣布小排量汽车减半征收购置税，汽车市场马上出现回升，而汽车购置税只是一个小税种，去年仅占全部税收的1.3％。

截至本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出齐了，市场也觉得题材炒完，该刀枪入库了，于是引发股指大跌。其实十大产业振兴的核心就是刺激需求，相比以加大投资为核心的4万亿，刺激内需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也许更为重要。奥巴马政府推出的近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当中，有40％用于对老百姓减税。再来看看我们，有消息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会提出9500亿元的赤字计划，相当于GDP的2.9％，这其中又有多少将直接让普通老百姓受惠?

收入增长途径 篇10

2010年, 汉川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在国际国内市场逐步回暖的形势下, 迅速迈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全年出产机床台数比上年增长68%, 产值增长51%。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33%, 净利润比上年增长60.6%。

在订单井喷、特殊订货合同增多、交货期普遍较紧的情况下, 汉川机床生产战线通过加强产销沟通协调、合理调整生产流程、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加大零件外扩加工等措施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 加快了生产节奏。2010年, 汉川机床以H2工厂未来生产发展和技术创新为核心, 瞄准国际先进技术水平, 自主研发了市场前景好、高起点、高附加值的大型精密数控刨台式铣镗加工中心、落地式铣镗加工中心、立式数控车铣复合加工中心、高档龙门式加工中心、双面镗床、立式加工中心6个系列35项新产品, 为汉川机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0年底, 大件加工厂房、装配厂房、涂装厂房、钣金厂房、小件加工厂房等相继建成完工, 并按期分步实现了试生产和批量生产。2011年, 汉川机床将在新工厂全面建成投产、老工厂产能全面释放的大好形势下, 迎来新一轮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