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监督权

法律监督权（精选12篇）

法律监督权 篇1

一、我国检察权的配置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其享有的检察权主要由以下三种权能构成:

(一) 侦查权

即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对犯罪行为依法进行侦查的权力。

(二) 公诉权

即审查犯罪事实和证据, 对构成犯罪的行为提请审判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力。

(三) 法律监督权

包括对刑事立案和刑事侦查活动的侦查监督权, 对审判机关审判活动合法性的审判监督权以及对刑罚执行和民事行政裁判执行活动实行的执行监督权。

所谓检察权的配置, 狭义上讲就是检察权权能, 即侦查权、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的分配状况[1]。我国检察权的配置总体上看, 基本符合司法规律, 适应我国司法需要。但由于立法的缺陷和检察制度自身的脆弱等原因, 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侦查手段少, 公诉权没有得到有效运用, 强制措施弱, 法律监督权的监督范围不够明确等。针对这种情况, 有学者指出, “对于我国司法机构间的权力重新配置问题的核心, 即是对检察机关的职能进行重新的审视。[2]”

二、检察机关侦查权概述

(一) 我国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历史沿革

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可追溯到古代的御史制度, 与我国传统和现代法制相承接, 具有历史承继性和延续性。从商周奴隶制时代起就有专司监察之职的御史制度, 特别是秦代以后, 御史在监察考核、监督选任和纠举官吏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但中国古代侦、控、审不分, 办案官员几乎拥有从受理到侦查、纠问、裁断及执行的一切权利, 审前侦查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程序。[3]直到近代, 警察与检察制度引入中国, 审前侦查才作为一个单独的诉讼程序分立出来。

1905年, 清政府建立警察制度, 把“预审犯人、科罚违警、捕送罪人、侦探秘密”列为警察机构的工作职责。后清末《大理院审判编制法》等法律规定检察厅调度司法警察对各类犯罪实行侦查、收集证据对采取强制措施, 侦查权成为清末检察机构的一项重要职权。侦查也成为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独立程序。[4]后发展到近代, 1922年北洋政府期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条例施行条例》, 规定了检察机构的侦查权和指挥调度司法警察权, 以及在侦查中的传唤、羁押、搜查等强制处分权, 使其更加分明、系统。1928年, 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 从多方面对检察机构的侦查职能进行了规范。新中国成立之后,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颁布以及《刑事诉讼法》的多次修改也都对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进行了不断的扩大和完善。

(二) 检察机关侦查权的概念和构成

侦查权是国家的一项专有的行为和权力, 其主体是法律规定的、专门行使国家侦查权的侦查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6条规定, “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在我国, 侦查权分属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海关走私缉私局和检察机关享有, 而其他任何机关、团体或公民个人都不能实施侦查行为。

关于检察机关侦查权的概念, 理论上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 检察机关侦查就是指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搜集证据、确定犯罪事实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活动;也有人认为, 检察机关的侦查包括了对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和对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的补充侦查。但大多数人认为, 检察机关侦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有关刑事案件的过程中, 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强制性措施。[5]我们认为, 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就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对犯罪行为依法进行侦查的权力。这一权力体系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横向的, 即检察机关侦查权的行使范围, 即对侦查案件的管辖范围。另一方面是纵向的, 即检察机关在侦查活动中采取的各种侦查和强制措施。

检察机关侦查权的构成, 主要是指检察机关在侦查活动中享有的具体的侦查权能。对此也存在不同的分类方法。本文是按照检察机关侦查权的行使内容和方式来进行划分[6]。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 大致把检察机关所享有的侦查权分为以下几类:

1.启动侦查权。刑诉法第3条规定, 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 提起公诉, 由人民检察院负责。第18条第2款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犯罪的立案侦查权。这些规定都明确了检察机关独立行使侦查权的范围。

2.一般侦查权。即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其管辖的刑事案件进行专门性调查的权力。包括讯问权、勘验检查权、搜查权、鉴定决定权等。

3.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检察机关在侦查中运用强制措施, 主要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有妨碍侦查的行为, 从而对部分侦查对象的人身自由权利做出必要的限制, 保证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根据刑诉法规定, 检察侦查过程中的强制措施权主要包括拘传权、取保候审权、监视居住权、拘留权和逮捕权五种。

4.技术侦查权。技术侦查措施是新刑诉法增设的规定, 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相关案件中, 可根据侦查的需要, 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并明确了相关制度和程序。这一规定将极大改进多年来制约检察机关办理相关案件过程中手段过于局限的实际约束, 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侦查手段, 强化侦查权的发挥。[7]

5.补充侦查权。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检察机关享受的补充侦查权主要包括三种:一是刑诉法第88条规定的“审查批捕过程中的补充侦查”二是第171条第二款规定的“审查起诉阶段的补充侦查”以及第198条规定的“法庭审理阶段的补充侦查”。

(三) 检察机关侦查权的特点和必要性

1.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是检察机关特殊地位决定的[8], 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手段或途径。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 侦查权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主要权能, 同样应该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换言之, 检察机关刑事侦查权的本身就是一种刑事强制监督, 这体现了权力制衡的一般原理。

2.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是国家刑事侦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检察机关侦查权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其与公安等其他机关的侦查权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例如侦查的主体不同, 侦查案件的性质和范围不同等等。

通过以上内容可以看出, 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是国家刑事侦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检察机关实现其检察职能的有效保障。正因如此, 我们认为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只能加强, 不能削弱。

三、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

(一)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定位

检察机关的检察权本身的属性即为法律监督权, 也就是说法律监督权是检察院各项职权的共同属性。若将检察权中的法律监督权单独作为一项权能进行定义, 我们认为法律监督权是一项具体职权, 有着自己独特的属性, 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力。与公诉权等实体性权力不同, 它的意义在于通过程序性的设置, 监督其他公权力的法律活动。因此, 如果说公诉权是检察权在诉讼活动中的具体运用, 那么, 法律监督权则是检察权在非诉讼活动中的程序性展现[9]。

(二) 法律监督权的职能和特点

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不是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公民等进行的一般监督, 而是通过对担负执法职责的国家公职人员和司法活动进行的具体监督, 主要包括对公安机关立案活动和侦查活动的监督、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等多种形式, 其监督直接指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如果法律不能保障检察机关在履行监督时拥有足够权力, 则一切监督行为都是乏力的。

作为宪法确立的专门监督方式,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 监督的国家性和权威性; (2) 监督的规范性和合法性; (3) 监督的专门性; (4) 监督的强制性。在这四个特征中, 最突出的特征是“监督的强制性”, 国家赋予了检察机关独立于政府、法院的地位, 目的也正在于确保检察机关的监督的刚性和强制性。这种监督, 不是具有选择性的软监督, 而是必须接受和执行的强制监督。

四、正确把握检察机关侦查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 中国古代权力高度集中, 由于地域辽阔, 最高统治者无法亲躬, 因此就会将权力下放给百官, 但同时也需要监督权力的运行, 因此古代御史制度同样具有监督百官的功能。正如前文所说, 我国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 同样可从御史制度中找到依据。因此从制度的起源来看, 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和法律监督权从来都是相辅相成, 密不可分的。

(一) 侦查权是法律监督权的基础和保障。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定权力, 它对保证法律监督的强制性具有重要作用。若无侦查权, 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就无法产生强制法律效果, 则将和群众的建议、批评权无异。

(二) 侦查权是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权的工具和手段。综观法律规定, 法律监督的职责基本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法定的侦查权对国家机关或其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的侦查, 其次是公诉职责和诉讼监督职责。因此, 侦查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不可缺少的工具, 没有侦查权, 法律监督职能就无法得到充分实现。

(三) 侦查权是行使诉讼监督权的内在要求。检察机关侦查权不仅包括对直接管辖案件的侦查, 对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的补充侦查, 也包括出于诉讼监督目的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行使重新侦查权, 若没有侦查权, 检察机关就无法客观、全面收集案件证据体察案情, 公诉质量, 被告人合法权益也就无法保障。

总的来说,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实施也是实现检察权各权利之间均衡的一种方式。法律监督仅仅是程序意义而非终局意义, 只是一种提示与提醒, 是一种启动救济的机制。[10]正如我们所知, 监督面向的是违法行为, 而其所指向的违法行为是否存在, 则需要由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侦查、裁决, 做出判断。因此从侦查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关系来看,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将侦查权放在首位, 并非意味着侦查权在检察权的各项权利中居于核心地位, 而是其手段和工具的性质使然。

参考文献

[1]范昌.我国检察权的合理配置问题初探[D].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2]胡夏冰.我国检察机关职权的检讨与重构[J].社会科学, 2001 (10) :43.

[3]李春雷.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研究 (1895-1928)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11.

[4]刘清生.中国近代检察权制度研究[M].湖南: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0.68.

[5]郭立新.检察机关侦查实务-侦查概况侦查机制司法协助[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5.19.

[6]刘方.检察侦查权配置及应用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2.40.

[7]江帆.新刑诉法实施后检察权运行面临的新形势[J].法制博览, 2013 (3) .

[8]邓思清.检察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62.

[9]欧阳峰.检察院法律监督权的定位与完善[J].老区建设, 2010 (22、24期合刊) .

[10]孙谦.中国的检察改革[J].法学研究, 2003 (6) .

法律监督权 篇2

2) 法律地在暴力面前是没有发言权的。——西塞罗

3) 法律规定的惩罚不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公共的利益;一部分靠有害的强制，一部分靠榜样的效力。——格老秀斯

4) 法律和制度必须跟上人类思想进步。——杰弗逊

5) 法律就是法律它是一座雄伟的大夏，庇护着我们大家;它的每一块砖石都垒在另一块砖石上。——高尔斯华绥

6) 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亚里士多德

7) 法律如果不讲道理，即使延续时间再长，也还是没有制约力的。——爱·科克

8) 法律是社会的习惯和思想的结晶。——托·伍·威尔逊

9) 法律是为了保护无辜而制定的。——爱略特

10) 法律是无私的，对谁都一视同仁。在每件事上，她都不徇私情。——托马斯

11) 法律是最保险的头盔。——爱·科克

12) 法律吸吮穷人的膏血，而富人却掌握着权柄。——哥尔德斯密斯

13) 法律一旦成为人们的需要，人们就不再配享受自由了。——毕达哥拉斯

14) 法律一多，公正就少。——托·富勒

15) 法律因罪恶而发展，并且惩办罪恶。——弗洛里奥

16) 法律有权打破平静。——马·格林

17) 法律源于人的自卫本能。——英格索尔

18) 法律总是把全民的安全置于个人的安全之上。——西塞罗

19) 犯罪总是以惩罚相补偿;只有处罚才能使犯罪得到偿还。——达雷尔

如何做好法律监督 篇3

一、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在监所检察工作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缺乏法律依据

关于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相关规定散见在各个法律法规中，但没有一个明确了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概念和区别，这也是导致使用上混乱的主要原因。在现有法律法规中，纠正违法通知书的主要来源是《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而检察建议虽然已经逐渐成为检察工作中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涉及检察建议的法律依据却很少。散见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意见》、《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等相关规定中。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但由于是内部工作规定，仍然没有明确检察建议的真正法律出处，同时也没有明确检察建议与纠正违法通知书之间的区别，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2.二者适用范围不明确

在实践中出现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混用的情况，主要是因为二者的适用范围并不明确。甚至有的地方还出现“纠正违法检察建议”的用语。此外还有“检察建议”和“检察意见”的混乱。如在没收违法所得方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96条“应当提出检察建议”和第409条“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的不同规定，导致了适用上的混乱。作为检察机关的主要监督手段，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使用上的混乱，既有损检察机关的严肃性，也直接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威信。

3.制发格式不规范

实践中，二者的制发格式比较混乱，没有统一的格式。有的单位以院的名义编号，但最后落款是监所处；有的直接以监所处的文号进行编号，但最后却盖院章；有的自己专门编号，并以本监所处的名义制发等。这种制发格式上的混乱，导致两种文书法律权威性的降低。而且由于没有统一的制发格式，各基层检察院之间制发的两种文书格式也不尽相同，有时被监督单位往往收到不同检察院甚至同一检察院不同部门各种形式的检察建议书和纠正违法通知书，格式的混乱导致两种法律文书法律效果的降低，也是导致两种文书反馈率较低的主要原因。

二、监所检察工作中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区别

1.法律依据不同

纠正违法通知书的主要来源是《刑事诉讼法》第98条、第265条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569条、570条、571条。而检察建议除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这一内部工作规定外，只散见在最高检的一些相关规定中，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渊源。

2.性质不同

检察建议是指人民检察院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法律文书。纠正违法通知书是对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刑罚执行机关和劳动教养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向其发出纠正违法意见时制作的一种法律文书。

3.适用范围不同

在监所检察工作中，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主要是针对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刑罚执行机关和劳动教养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可能导致执法不公和重大事故等苗头性、倾向性的不规范问题，需要改进的，可以发检察建议。而纠正违法通知书是针对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刑罚执行机关和劳动教养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行为，必须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4.适用对象的不同

检察建议书可广泛应用于司法机关以外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行政机关。但纠正违法通知书作为诉讼监督法律文书之一，适用对象应仅限于侦查、审判和执行等机关，并不应扩大到社会上的其他单位，这是由纠正违法通知书本身的特点和检察机关的职权所决定的，二者在这一点上并不能混用。

三、如何完善检察建议书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应用

1.完善立法

鉴于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在检察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必要对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以司法解释形式加以明确，从基本法律制度上保障其具有约束力。

2.明确适用范围

最高检出台的《四个办法》，明确规定了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发现违法问题时应使用纠正违法通知书，在出现执法不公和重大事故等苗头性、倾向性的不规范问题，需要改进时，应使用检察建议。可见二者之间有明确的范围界定，实践中常出现纠正违法检察建议的做法应该予以杜绝。变通执行法律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是执法中的不规范、不依法现象，降低了法律监督活动的效力。

3.规范制发程序

应进一步完善二者格式的制作、内容的审查、发布的主体、送达与反馈等各个环节。首先，应明确发送主体。二者均应以检察院的名义按照统一格式和内容要求制作，报本院办公室取得文号，加盖院章，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送达有关单位，并报本院业务主管部门备案，不能以院内设部门的名义制作和发布。实践中很多监所部门以本部门的名义制作检察建议书，发文字号按照本处字号行文，显然不妥。因为检察院内设部门只是检察院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独立的权利主体，没有对外行文的资格。其次，应明确规定检察建议发送的级别效力。通常由同级人民检察院向被建议单位发送检察建议，同时抄送被建议单位的上级主管机关；对于涉及综合治理事项的检察建议书，同时抄送同级综治部门。再次，应明确检察建议制作的审批程序。应当由办案人员起草，部门领导讨论定稿，报分管检察长决定，对于重大、疑难或争议较大的事项，可以报请检察长或者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4.完善内容

首先，提出的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应当有事实依据，符合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其次，应当做到用语严谨规范，分析深入到位，内容具体明确，建议切实可行。再次，应做到内容详实，有理有据，有的放矢，切忌内容空泛，缺乏可操作性。因此，监所检察干警应深入一线，全面调查了解详细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并对掌握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把握热点、焦点、敏感性问题，将偶发事件与长期、普遍性问题区别对待。同时要处理好与被监督对象的关系，讲究方式方法，既要讲配合又要加强监督。

5.注重落实和反馈

在制作法律文书时，应结合被监督对象工作实际制定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保证整改措施“发得出、改得了，有效果”。文书发出后，应及时了解和掌握落实、采纳、整改情况，并将反馈信息报分管领导。对置之不理超过时限规定的或拒不接受的，应当向其上级机关或主管部门反映；对事实、整改意见有异议的，应当进行核实，并将核实情况通知被建议单位。发现确有错误时，应予撤销；对于部分内容不当，但不影响建议效果时，应及时向被建议或纠正单位说明变更；认为正确的，应督促其进行整改。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论权力腐败的法律监督 篇4

权力腐败像一个社会癌症病毒,正在渗入我国国家肌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它破坏社会稳定,破坏经济建设,破坏精神文明建设,也极大的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于腐败是一种反法律的行为,它也动摇着国家权威的基石——法律权威,总之,权力腐败已成为我国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障碍和腐蚀剂。

在我国,导致权力腐败现象如此严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腐败现象的存在与发展与法律监督机制的缺失与软弱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腐败是权力的异化,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法律监督的缺失。革命导师列宁曾说过:“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古今中外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对腐败现象真正遏制。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我国在反腐防腐工作上取得了不小成绩,但由于法律监督机制仍不健全,监督不力甚至监督虚化的弊病在一定范围和层次上仍然存在,其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法律监督机构设置不科学;法律监督制度供给不足;法律监督意识淡薄;法律监督力度不够;法律监督的法规不健全;法律监督范围和监督对象失衡等诸多方面。从全局来看,还缺乏一个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措施,致使权力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呈现出蔓延之势,这是不能有效遏制权力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现阶段,腐败对法治的挑战是现实的、严峻的、复杂的,如果不加以重视解决,必将严重阻碍依法治国进程,最终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权力腐败的实质是公有权力被滥用,因此,防范权力腐败除了以德倡廉、以俸养廉外,最根本的就是通过加强监督制约权力,就是要运用法律来规范和监督人们的行为,防止干部滥用权力,一旦有腐败行为出现,就要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惩处。权力监督的实质,在于倡导法治的方略,弘扬民主的精神,使我国不再走任人治主义倡行、任特权主义存在、任腐败行为泛滥的重复之路。因而我们要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塑造一个勤政、廉洁、高效的人民政府形象,尤其是要加强法律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权威性的监督机构。具体的法治化措施如下:

第一,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制度,以法律法规制约权力腐败。

法律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社会规范,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制约权力异化、规范权力运作过程、消除权力滥用的依据和保证。法律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而赋予国家机关一定的权力和职责,就必然要求国家机关符合权力运用目的而不滥用权力,维护公共利益而不以权谋私,合法执行权力而不越权违法,履行法定职责而不失职渎职,遵守法定程序而不丧失程序公正。因此,必须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证监督机关有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扩展监督机关的权限,明确无论什么人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无条件的接受监督。反腐败要纳入法治的轨道,既要排除权力意志,也要防止群众意志,只有在法律的规范下,反腐败才能不被引入歧途,才能收到更好效果。

当前,首先是要完善廉政立法,尽快建立健全各项法律规章制度,消除制度空档,堵塞政策漏洞,确保对滥用权力者的惩处有法可依;其次是对所有的法律规章制度都要坚决贯彻执行,对违犯者要严惩不贷,坚决防止和纠正以官代罪、移位代罪的现象,纠正对一些人和一些问题的不敢触动或查处不力的软弱现象,确保有法必依和法律法规的刚性效应;再次要通过立法等措施,大幅度提高对滥用权力等腐败行为的查处概率和打击力度,提高腐败行为的各种成本。

第二,合理配置各方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腐败。

以权力制约权力,意味着一种国家权力对另一种国家权力的外在约束,通过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达到权力的基本均衡,防止其中的一项权力过于强大而滥用。要通过在不同国家机关和机关内部不同的部门之间合理地配置职权,构筑合理的权力结构,使权力适当分解和制衡,形成权力制约关系。如果构成国家机体的主要国家机关相互扯皮,如果公务人员不受限制任意扩张自己的权力,而监督体制显现出控制不力、有错不纠、放任自流的状况,自然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表现,而如此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失却秩序亦失去民心的社会,因此必须要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具体措施如下:

首先,要在不影响主要领导正确行使其领导权的前提下,根据党委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将主要领导拥有的过分集中的权力适当分散,坚持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形成决议后由分工领导组织实施;其次,要根据权力制约原则,调整部门职能分工,合理划分职责权限,形成部门之间、单位之间平行交互监督制约的机制;再次,必须公开行政程序,对行政审批事项、工程招标、人事调配、收入分配等行政事项在实施前公布预定的目标和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公平评估和选择,并且将实施结果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监督。

第三,强化社会监督,以权利制约权力腐败。

权力是权利的聚合,其力量强于权利,但其合理性来源于权利。没有权力杠杆的保护,权利是软弱无力的,但是没有权利的驱动和指引,权力会在其社会运行中蜕化变质。民主政治的理想就是使权力服务于权利,使权利有效地制约权力。国家每设定一种权力,都要求它代表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当公共权力过强,超越权力委托人的意志愿望所期待的范围,导致权力行为与人民的权利抵牾时,就必须运用法制的手段,从权力的生成、分配和实施各个方面来约束其不法运作。以权利制约权力,就是要明确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联系和界限,发挥公众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作用,使他们在保护自身权利实现的过程中,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权力行为进行监督。在现阶段要加强社会监督,必须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加强新闻舆论的监督等方面全面进行。

第四,强化专门机构的监督,建立具有独立性权威性的专门监督机构。根据现行体制的弊端,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这一机构应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其独特的监督使命,才能有效地防止和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邓小平同志强调:“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这就是说,专门机构的监督是克服权力腐败现象的组织保障。因此,在现有的监督体系之下,要提高我国廉政机构的有效性,就有必要根据现有的经验,对它的地位设置加以重新安排。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分两步走:

第一步,对现有的监督体系进行调整,强化监督职能,明确监督权限,调动各机构的积极性,做到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一致的反腐败机构体系,提高反腐败效率。

第二步,在条件成熟时,把现有的纪委、监察、反贪三个机构合并,实行垂直管理,不受地方党委、政府管辖,其经费、工资、人事任免等均由上级机关负责,从而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权威的反腐败机构。

概括言之,腐败现象是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社会痼疾,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反腐败必须治标又治本,将权力制约纳入法制化轨道就是治本之策。而在反腐败过程中,尤其需要从严格经济监督的角度控制权力之滥用,将防范政经勾结型的腐败类型作为重任,要找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对策,建立一套比较完善、比较成熟的反腐败法律监督机制。我们坚信,腐败为败类所为,为人类共愤,采取法律监督的综合措施予以治理,必将控制腐败于未然之中,打击腐败于已然之时。在此过程中,法律监督事业也必然对于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之大局立有功勋。

摘要：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是权力者、权力的对象和权力所处的环境等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法律监督是人类社会治理权力腐败的神圣使命和主要方式。当代中国正在探索着构建权力制衡机制的途径，目标是建立法治化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从源头上根治权力腐败。

关键词：权力,权力腐败,法律监督

参考文献

[1]汤唯．论权力腐败的法律监督．烟台大学学报，2003，(4)：15-18．

[2]黄瑞等．权力腐败及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善．南昌大学学报，32(2)：60．

[3]林喆．权力腐败的根源及根源性的反腐败．中国法学，1995，(4)：15．

法律监督申请书 篇5

申请法律监督人、指控人：马玉军，男，汉族，1971年1月29日出生，农民，小学文化。家住：凌源市沟门子乡四台子村，现在阜新打工。

被指控人：佟继承，男，蒙族，约52岁，农民，中学文化。家住：海州区地产住宅，现任“祥宇二期工程”项目外包经理。

被申请法律监督单位：阜新市公安局

申请请求：令公安机关依法立案，让对我进行绑架、敲诈勒索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人佟继承得到法律严惩。

事实和理由

我于2011年7月25日，在光天华日之下，被佟继承派人绑架，并被他敲诈人民币贰万元整。事实上是他欠我劳务工钱两万多元，我有来往帐和出劳务人员证实在案。没称想报案后，办案单位中华路派出所、细河公安分局、市公安局却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我觉得是欠妥的，不公正的！如果我也用绑架方式向佟继承要回此款，也是不违法的吗？！

故此，我觉得于理不通，于法不公！特申请贵院申明大义，立法为公，依法监督公安机关依照被指控人佟继承的犯罪事实立案，让他得到法律制裁，还我一个清白和公道！

此致

阜新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指控人：马玉军

手机：***

对完善假释法律监督的思考 篇6

关键词：假释 考核机制 检察监督 刑罚执行

假释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附条件予以提前释放的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对于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稳定监狱管理秩序、提高改造质量等方面有较好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却有时存在“权钱交易”、“以钱买刑”等不法行为，严重地侵蚀了我国刑罚变更执行制度，损害了司法公正的形象，应当引起足够重视。为此，我们对A市监狱办理的假释案件进行调查分析，通过对假释监督权的职能定位等问题进行阐释，进而提出完善假释检察监督的设计构想，以期对完善假释制度有所裨益。

一、五年来办理假释案件基本情况

2010以来，A市检察院共审查A市监狱假释案件62人，占在押总人数的0.8%。其中职务犯罪案17人，占假释案件总数27.4%，其他类45人，占72.6%。其中2010年审查罪犯假释案件12人；2011年审查16人；2012年审查19人，纠正不当案件2人；2013年审查19人，纠正不当案件3人；2014年审查6人。

（一）严格把握标准，确保刑罚执行工作依法进行

为了正确执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确保假释案件的质量，A市检察机关在坚持法律标准的前提下，注重与刑罚执行机关进行沟通，加强对法律标准内涵的解释说明工作，结合罪犯狱内表现情况，切实开展检察监督，保证了假释案件的法律效果。

（二）强化检察监督，正确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一是深入开展庭前调查走访。结合日常驻监狱检察工作，调取查阅罪犯计分考核、汇总表及分监区评议会、监狱评审会等记录材料，同管教干警、罪犯本人及同班组罪犯谈话，全面审查监狱是否依法提请及罪犯认罪悔罪、接受教育改造情况。二是深入开展庭审过程监督。在法庭调查环节不仅对执行机关出示的证据材料充分质证，对不同类型的罪犯进行有针对性的讯问，而且向法院宣读、出示驻狱检察工作和庭审前调查走访中获取的相关材料，避免“被动开庭”。把法庭辩论重点放在对罪犯开展法制教育上，特别是对那些虽然计分考核分数较高并获得监狱奖励，但是不能深刻剖析犯罪原因或者从未对被害方做出任何形式的悔罪道歉以及获奖后改造表现滑坡的罪犯，提出批评教育。在检察监督意见中强调客观全面。在庭审即将结束时，从法律监督角度客观全面地发表意见，对罪犯今后的改造提出希望和要求，做到依法、严谨、规范。

（三）开展矛盾风险防控，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在庭前走访被害人，一方面向被害人宣讲法律政策，引导其正确看待罪犯减刑假释；另一方面向其委婉询问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罪犯道歉悔过等情况。在庭审中，讲究举证策略，避免激化社会矛盾。对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或检察机关提出异议的案件，指定专人监测，收集舆情，严格请示汇报。

（四）开展专项监督，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

在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中，重点对正在服刑的“三类罪犯”重新清理核查，对社区矫正中的假释人员，从交付执行、监督管理、教育矫治、变更执行等各个环节进行检察监督，对脱管、漏管、重新犯罪及假释条件消失的人员，及时建议司法部门收监执行。

（五）深化检务公开，切实保证假释公开透明

确立假释听证制度，对余刑较长的假释案件以及公示期间收到投诉意见的案件进行听证，充分征求参加人员的意见。开展阳光检察活动，在监区公布假释的相关规定、拟报假释人员名单，接受大家的监督。

二、假释案件程序运行中的不足

通过调研发现，假释程序运行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法律、法规对假释的考核规定不规范。监狱机关作为罪犯服刑表现的评定机关，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犯罪人很有可能利用这一点与监狱管理人员进行钱权交易获得假释机会，而应当获得假释的罪犯也可能会因为监管人员的不公正而得不到假释的机会。今年年初曝光的健力宝集团前董事长张海案，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二是假释的法定程序规定较为原则。《刑法》第79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假释，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假释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假释。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假释。该条款未明确减刑假释建议应当具备的内容和提请的必经程序，对法院的审理形式和方法亦无明确规定。加之法院没有专门的减刑、假释案件审判庭，对假释案件只能批量化办理和形式化审查，影响了案件质量。

三是被害人、被判刑人都没有权力参加假释的裁定程序，有失公正。对犯罪人适用假释主要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考虑，即犯罪人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人身危险性降低，没有必要执行全部刑罚，但是适用假释也不应完全不顾刑罚的惩罚功能，不顾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否则极可能导致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伤害和损害无法得到有效的弥补和抚慰，甚至引发新的社会冲突。

四是检察机关在假释制度中的监督功能难以发挥。第一，检察机关虽然对刑罚执行机关提请假释和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活动可以予以监督和制约，但在程序操作中有些相互脱节，存在暗箱操作现象，影响了司法公正形象。第二，检察机关对假释对象表现的真实情况了解掌握的不够准确、全面。服刑犯的表现是决定其是否具备假释条件的重要依据。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罪犯的具体表现主要分为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政治文化学习、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四个方面，而认罪服法一项由于其表现隐性化、笼统化、概念化，无法依据有关标准衡量计分，这就造成司法人员考核量化的弹性操作。驻狱检察部门对此项工作要进行有效的监督，就必须全面、客观、准确地掌握每一位服刑犯的具体表现，但首先驻狱所人员力量所限，要通过自身的工作，很难全面、客观、准确地了解掌握每一位服刑犯的表现；其次，驻狱检察室人员即使深入在押犯劳动、生活、学习现场，也有“看不到、问不着”掌握不了的情况。第三，驻狱检察室人员通过查档案来了解服刑犯表现，这些文字记录如果中间有“水分”也是很难发现的。第四，检察机关对假释呈报的程序和环节难以有效监督。监狱对假释的呈报一般是由分监区根据所分指标研究好假释对象报到监区，监区再研究好假释对象后上报监狱，监狱再召开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向法院上报的假释对象。在以上程序中，只有在监狱研究假释对象时才邀请驻狱检察部门人员参加，但检察机关只有对假释的各个呈报程序和内容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才能确保监督效果，仅对某一个环节的监督，难以确保监督效果的实现。

三、完善假释法律监督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立法，为规范假释案件办理提供依据

现行刑罚执行监督在立法上并不完备，尽管可以依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和高检院的一些规定等，但尚不规范，一些地方暴露出的“花钱赎身”现象，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损害了执法公信力，为此需要在立法方面予以规范，减少假释案件办理的随意性。

（二）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一是事前同步监督，创造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建议执行机关应先将假释案件移送派驻检察室审查监督，并建议修改相关规定，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申报处分权。即对有问题的假释申报，检察机关一经发现，有权退回监狱。对符合规定的，经审核后再由检察机关移送法院裁定，这样可以确保假释公平、正义。要监督执行机关按照司法部《关于计分考核奖惩罪犯的规定》的考评标准和要求进行计分考核，确保公平竞争，公正考核，使服刑罪犯有均等评分机会以获得加奖分，并及时纠正在该方面可能会存在的弄虚作假的违法问题，为兑现假释政策奠定基础；坚持日常审核和重点审核相结合。平时应深入监区对罪犯计分考核情况进行检察。首先抽查，即每星期突击抽查两个监区的积分明细台账，核对对每个犯人的加分扣分是否合理合法、有根有据；其次抽问，选择加扣分幅度较大的情况，找各监区内勤和部分犯人询问了解加扣分事情的经过，并了解有无异议；最后抽看，即查看各监区对犯人的积分情况是否在监区内及时张贴公示。在执行机关呈报假释名单过程中，重点对拟报假释的罪犯的计分考核情况进行一次全面审核。建立《罪犯计分考核一览表》，对每个罪犯的表现了如指掌，掌握直接的第一手监督资料，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徇私舞弊或其他不法假释的发生。二是事中同步监督，确保评议过程的公开公正。监督执行机关对服刑人员的评议评比过程。监督重点是对拟报减刑假释的人员是否公开评议，投票中有无出现异常情况，防范和纠正暗箱操作等影响公正评议的问题；收集、调查、核实服刑人员就评议、评比中存在的问题向检察机关提供的情况。在减刑假释工作期间，可集中时间和人力找一些服刑人员进行摸底谈话，通过谈话进一步了解罪犯对计分奖励的反映、看法，听取他们的意见；对评审环节进行监督，在列席执行机关评审会、监狱长办公会时，突出三个方面的监督，监督执行机关上报的罪犯表现情况与驻狱检察部门掌握表现情况是否一致即是否确有悔改表现，防止发生虚报夸大现象。监督执行机关提请法院予以裁定的具体减刑幅度和假释适宜性，纠正无视罪犯改造实绩大小，随意确定的错误做法。监督把关假释建议书制作所依据的证明材料，坚决纠正在提请减刑假释材料上的任何弄虚作假行为，使人民法院能在真实的经得起推敲的材料基础上作出准确的客观公正的裁定。三是事后同步监督，依法及时纠正不当假释。检察机关接到假释裁定书副本后，驻狱检察部门应根据事前、事中监督的情况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20条的规定，在二十日内对裁定作出全面审查。重点审查四个方面：审查人民法院受理假释案件的程序是否合法；依据罪犯改造实绩，对裁定的事实认定进行审查是否确实；审查裁定假释是否适宜；审查余刑计算是否准确。对裁定中违法或其它显失公正的问题要及时调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不当假释意见书，并依法监督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裁定，以确保国家法律的公正实施，维护服刑罪犯的合法权益。四是完善假释案件庭审制度。法院应改变以往的审理方式，完善假释案件听证审理制度。驻狱检察人员临场监督，可以对申报材料证明力、罪犯悔改表现的认定及申报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等充分发表意见，使刑罚执行监督真正落实到刑事诉讼程序中，有效弥补事后监督的弊病。

（三）建立健全监管制度，强化制度约束作用

制度是硬约束，建立有效的制度，强化制度的作用，能够切实维护监管秩序，有效落实假释制度。为此，2014年元月，中央政法委出台了《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4月29日，最高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8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人民检察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对办理假释案件做了进一步规定。除了这些，还应做到：一是继续贯彻落实假释考验期制度、财产刑履行情况与假释挂钩制度。二是夯实刑罚执行过程中的监督机制，尤其要加强“职务犯罪、金融领域、涉黑犯罪”三类犯罪的监督，落实逐级审批、提前公示、上网公开、开庭审理等制度。三是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假释背后的执法人员职务犯罪，进一步强化各个环节的责任，对涉嫌犯罪的，从严查处。四是牢固树立“以分计奖，依法减刑”的思想，正确处理法律标准与计分考核结果的关系，应当坚持以法律规定为标准，以计分考核结果为参考，不能以计分考核结果代替法律标准。罪犯的计分考核结果，是假释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但不是唯一依据。在对罪犯适用假释时，在充分考虑罪犯综合改造表现的同时，还应当考虑罪犯的犯罪性质、情节、后果、主观恶性及犯罪原因等因素。

（四）强化激励机制，促进财产刑和民事赔偿执行

在办理假释案件过程中，将财产刑执行情况和附带民事赔偿履行情况作为罪犯认罪悔罪的重要表现之一，在是否裁定假释上予以体现。建议刑罚执行机关对未执行完毕财产刑和未履行完毕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罪犯单独建档管理，定期考察其经济状况，结合监狱内消费情况，在提请假释时出具考察意见。人民法院在裁定假释时应兑现政策，针对相关配套机制未健全的实际情况，尽量多适用奖励性政策，调动罪犯主动配合执行和履行的积极性，少适用惩罚性政策。

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疑难问题研究 篇7

一、查阅社区矫正档案的监督方式其监督效果日趋衰弱, 即发现问题难

(一) 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 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检察方式较为单一, 在对社区矫正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时以书面检察为主, 即深入辖区内司法所对社区矫正人员监督管理档案和社区矫正执行档案进行查阅。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监督仅限于字面上, 在社区矫正人员监督管理档案内容填写齐全的情况下很难发现背后可能存在的问题。例如:社区矫正责任书中矫正小组成员虽然明确填写了三人, 但经和社区矫正人员了解情况, 有相当一部分社区矫正人员对自己的矫正小组组成情况不知晓, 甚至有的社区矫正人员对矫正小组成员根本不认识。再如:司法所应当对社区矫正人员有针对的进行检查核查, 但在检查核查记录填写齐全的情况下很难看出司法所是否真正进行过检查核查, 反向证明例如检察机关曾针对社区矫正人员监督管理档案中检查核查记录不齐全制发过检察建议书, 在向司法行政机关送达检察建议书的时候就有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表示:“填上不就行啦。”可见对检查核查工作不够重视, 存在只是在检查核查记录表中填上内容并没有真正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过核查的问题。

(二) 相应的对策

1.制定调查问卷, 并采用考试的方式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调查。调查问卷中的问题应全面、合理, 能够反映出社区矫正人员的矫正情况和效果, 如下问题可供参考:

(1) 你是否按时到司法所报到个人活动情况, 多长时间报到一次? (2) 你的矫正小组成员都有谁? (3) 你是否参加过司法所组织的教育学习活动, 如参加过是何时在何处参加的, 共参加过几次, 是否做了学习笔记? (4) 你是否参加过司法所组织的社区劳动, 如参加过是何时在何处参加的, 共参加过几次? (5) 你是否离开过居住地的区县, 如离开过是否向司法所和司法局请过假, 请假后是否按时返回销假, 是否留有请假条? (6) 司法所工作人员是否给你打过电话或到你家中询问过情况, 如有是什么时候询问的, 询问的什么问题?

2.询问相关人员, 如矫正小组成员、派出所民警、乡镇机关工作人员等。例如:询问矫正小组成员自己的“矫正对象”是谁, 是否参加过“矫正对象”的矫正宣告, 如参加过是在何时何地参加的;询问派出所民警辖区内发现的违法违规的人员中是否有社区矫正人员;询问乡镇机关工作人员是否看到过司法所组织社区矫正人员教育学习和参加劳动, 如看到过是何时看到的, 看到过几次。

3.查看指纹识别报到系统和监控视频。对指纹识别报到系统和监控视频进行查看最能真实准确的判别社区矫正人员是否按时到司法所报到。

二、社区矫正人员被裁定或决定收监后的执行难度大, 即收监执行难

(一) 存在的问题

社区矫正人员因违法违规或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但刑期未满被裁定或决定收监后在执行收监过程中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状况, 导致收监执行难。《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将执行主体给了司法行政机关, 但在社区矫正人员下落不明时, 不具有抓捕能力的司法行政机关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虽然有的地方作出了细化规定, 但在实施过程中因不能上网追逃使收监执行工作仍难以完成。

(二) 相应的对策

收监执行涉及到公检法司四家机关, 其他三家机关都希望检察机关能充当“超人”的角色将问题解决, 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既没有裁判权也没有执行权更没有抓捕权。遇到这种问题, 检察机关应及时向同级政法委报告, 由政法委牵头, 公检法司四家机关召开联席会议, 探讨症结所在, 破解能够上网追逃的办法, 以后遇到此类问题应如何解决, 以原有的法律法规为基础制定相应的规范性文件或工作办法形成将被裁定或决定收监的社区矫正人员及时执行的机制。

三、与司法行政机关掌握的社区矫正人员数据进行核对仍采用手工核对方式, 即数据核对难

(一) 存在的问题

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每月月底均需向上级机关报送本月社区矫正人员基本情况, 包括缓刑、假释、管制、暂予监外执行人数, 社区矫正人员又犯罪、脱管、漏管、收监情况等。检察机关采用以每月25日为时间节点的方式进行报送, 但司法行政机关报送数据没有具体的时间节点, 而是由各司法所报送数据再由司法局进行汇总后上报上级司法局。两机关上报数据的标准不一致就会导致上报的数据有差异, 为保证上报数据一致, 检察机关每月月底需将掌握的社区矫正人员名单打印出来与司法行政机关掌握的社区矫正人员名单进行手工核对, 工作量大且容易出现漏对或错对。

(二) 相应的对策

1.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在月底报送社区矫正人员数据时应采用同样的时间节点、制定统一的标准,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做到报送数据一致。

2.实现与司法行政机关的社区矫正信息平台联网互通, 借助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 解决一些暂时难以解决的问题, 实现信息共享, 减少手工核对和重复劳动, 提高工作效率。

摘要：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方式的一种被写入我国刑法, 丰富了我国的刑罚执行方式, 使刑罚配置结构更加合理。笔者从多年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实践中发现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存在的几个疑难问题, 在此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行政层级监督法律问题研究 篇8

关键词：行政层级监督,问题,重构

一、我国行政层级监督的现状

我国行政层级监督是指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本级人民政府对其所属工作部门、上级行政部门对下级行政部门的监督。这种监督制度是由1982年《宪法》规定的。《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和具体划分”,“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宪法》第108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

我国现有的行政层级监督具体规定于《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立法法》之中。从这些法律规定和实践运作来看,我国行政层级监督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到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具体而言,行政层级监督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如下:一是报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向上级人政府报告工作,政府工作部门向本级政府报告工作,是行政层级监督的重要方式。二是检查。检查的种类和形式多样,如执法检查、定期检查、临时检查等。三是审批。审批指下级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为和决定,须经上级行政机关审查确认之后才能生效的一种监督方式。四是改变和撤销。改变和撤销是上级行政机关监督下级行政机关不适当的抽象行政行为的重要方式。五是惩戒。对机关的惩戒方式主要是责令检讨和通报批评等,对工作人员的惩戒方式主要是行政处分。

二、我国行政层级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行政层级监督具有较为明显的人治化倾向

行政层级监督具有较为明显的人治化倾向,这是导致层级监督失效和中央政令不通的重要原因。我国在层级监督中,由于缺少规范性,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人治化的倾向,这种人治化主要体现在上级对下级在人事控制、行政审批、行政决策等方面。上级对下级干预过多,下级自主权很少,应该下级管理的行政事务上级往往会插手。但另一方面,在一些行政领域,上级的政策方针以及国家的法律法规得不到贯彻落实,政令不通,甚至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的政策法令都得不到贯彻。一方面,是上级有绝对权威;另一方面,却是上级的政令不通。出现这种现象,凸显了我国行政层级监督的弊端,即一般层级监督存在人治化的倾向,正是由于行政层级监督的人治化,所以导致了层级监督失效,层级监督失效又导致了政令不通。可以这样分析,行政层级监督的人治化,导致了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有倾向性,根据上级领导的注意力的转移而有所侧重,一些领导侧重于监督这些行政领域,而另外一些领导却侧重于监督那些行政领域,这就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对于领导关注的行政领域,上级就会过度干预;另一方面,对于领导漠视的行政领域,上级就不重视监督,下级就敷衍塞责,一级领导和一级领导重视的领域不一样,就必然导致中央的政策法令在基层无法贯彻落实,导致中央政令不通。

(二)没有建立日常化、全程化的监督机制

我国没有建立行政层级监督日常化、全程化的监督机制,忽视事中监督、过分注重事前、事后监督。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应当贯穿于政府管理活动的全程。但是,现在我国行政层级监督没有涵盖政府管理活动的全过程,比较注重对事前和事后的监督,忽略了对事中的监督。事前监督主要体现在事前的审批上,即下级行政机关的决定大多需要向上级请示,得到上级的答复后才去实施。事后监督主要体现在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违法违纪行为及其相关责任人员的追究,大多是违法行政造成严重后果,并且经舆论报道引发广泛社会关注后,上级机关才去查处。现在的行政层级监督方式具有明显的“灭火式”特点。这样就导致了事后监督的被动性,没有发挥行政层级监督机关主动监督、积极监督的特点。这种只抓两头、忽视事中环节的行政层级监督机制,没有体现行政层级监督的优越性,导致了政府内部监控网络发挥不了其应有的作用。

(三)行政层级监督是单向管制型模式,不是双向制约型模式

所谓单向管制型,是指在行政层级监督中,只注重上级监督下级,不允许或者不注重下级监督上级。所谓双向制约型,是指在行政层级监督中,既注重上级监督下级,也允许并注重下级监督上级。从我国的行政层级监督现状来看,无论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还是上级公务员对下级公务员的监督,都是单向的。下级对上级的决策、命令没有发言权和建议权,只有听命权。单向管制型层级监督模式危害很大:一方面,无法发挥下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会使下级的意见无法上达,如果下级认为上级的决策命令不符合本地实际的话,其可能会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来对待上级的决策和命令,这就会导致政令不通。另外,如果上级的决策命令不正确的话,下级也无法提出意见,那就使上级失去了改正的机会,会造成决策失误。双向制约型模式的层级监督,恰好可以弥补上述不足。

(四)缺少统一规范的专门法律法规

建立一项制度,需要立法先行。我国缺少统一规范行政层级监督的专门法律制度。我国行政层级监督没有专门法律制度进行统一规定,使得行政层级监督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程度不高。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范围面广域宽,在我国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大背景下,行政层级监督也必然要全面纳入法治的调整范围。因此,有关行政层级监督的监督体制以及监督的依据、权限、事项、内容、条件、程序等,应当出台统一规范行政层级监督的专门法律制度,这样有利于促进行政层级监督走向法治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五)缺乏明确的监督组织机构及其体制

我国行政层级监督没有明确的监督组织机构,没有设立系统的监督组织体制。在单行法律中,《行政复议法》规定由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和履行相应职责。在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部门规章中,有的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由行政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负责,有的则无明确规定。这样就导致监督机关的设立比较混乱,各地方设立的机关的名称、权限不尽一致。由于行政权力本身涉及的范围广泛,行政机关及其机构繁多,如果行政层级监督中不设立统一的、明确的组织机构,不配备相应资格和能力的工作人员,将会导致行政层级监督的虚化和弱化,使其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行政层级监督的重构

(一)构建双向制约型的行政层级监督模式

我国行政层级监督是单向管制型模式,不是双向制约型模式。所谓双向制约型,是指在行政层级监督中,既注重上级监督下级,也允许下级监督上级。单向管制型,是指在行政层级监督中,只注重上级监督下级,不允许或者不注重下级监督上级。从我国的行政层级监督现状来看,无论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还是上级公务员对下级公务员的监督,都是单向的。下级对上级的决策、命令几乎没有发言权,只有听命权。单向管制型层级监督模式危害很大,我国要构建双向制约型的行政层级监督模式。

构建双向制约型的行政层级监督制度,我国古代言谏制度的一些做法和英国的一些经验可以借鉴。首先,我国可以在各级政府设立专职的决策监督委员会,由专家、学者组成,专门对本级政府主要领导的决策行为进行监督。国务院可以出台相应的法规对决策监督委员会的活动进行规范,给予组织保障。其次,中央在对地方进行不同方式的干预或控制时,同样受法定权力的约束,必须依法行政。再次,由不同的地方政府派出的代表组成的“地方政府协会”,出台行政法规赋予其准官方性的合法地位,作为地方政府向中央反映意见或建议的重要渠道,从而实现双向制约型的行政层级监督模式,避免上级决策和命令的偏颇和失误。

(二)构建直线型的行政层级监督模式

我国政令不畅的现象时有发生,政令不畅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执行力。为了促使政令畅通,我国可以借鉴我国古代巡视制度的经验以及法国的经验构建直线型的行政层级监督模式。中央人民政府可以向地方派驻巡视员,建立巡视员制度,巡视员代表中央对地方工作进行检查督导。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出现矛盾或地方有某种特殊要求时,中央派驻地方的巡视员可以进行协调与沟通,使问题直接、快速地反映到中央。这种直线型的层级监控,便于中央直接了解和及时地解决地方政府的问题,也便于中央的政策法令在地方得以贯彻落实。现在,国家财政部已经在地方派驻了相应的代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三)建立责任连坐制度

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监督常常会形式化,发挥不了实质的作用。为了避免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监督流于形式,避免现代官僚制度中各级官员各自为政、相互推诿等现象可能带来的责任难以得到有效追究的问题,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责任连坐制度,建立行政责任连坐制度。具体做法是:首先,上级官员对于他直接管辖领导的下级官员的腐败行为以及其他的重大的违规行为负有连带责任。其次,在选任官员时推荐官员人选的人,对其所推荐上去的官员所犯的腐败等重大违规行为负有连带责任。这两类负有连带责任的官员在其连带对象遭受惩处时,也必须受到相应的惩罚。

(四)强化中央政府的预算编制权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白宫行政预算和管理局的经验,在国务院办公厅设立预算办公室,具体负责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预算编制工作,预算办公室直接受国务院总理领导。由国务院出台行政法规,具体规定预算办公室的组织体制、人员编制、职责、职权以及活动的程序。预算监督是最有力的政策监督,强化中央政府的预算编制权,可以使中央政府的行政层级监督权更有力度。

(五)制定统一的法律———《依法行政监督法》

制定统一的行政层级监督法律———《依法行政监督法》,实现行政层级监督的法治化。从依法行政原则和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方面看,行政层级监督也是一种法制监督,因此,行政层级监督的依据、权限、事项、内容、条件、程序等,应当以统一的规范作为基本规定,既能够保障行政层级监督的有效建立与实施,也能够有利于促进行政层级监督走向法律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在这方面可以借鉴陕西省制定《陕西省依法行政监督办法》的有益经验。

(六)重构行政层级监督的组织体制

舆论监督一定要有法律意识 篇9

一、深入了解法律、法规, 这是新闻工作者进行舆论监督的前提。

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评判社会关系的标准。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明确自己在从事舆论监督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我国目前虽然没有《新闻法》, 但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同样受《宪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指导和约束。新闻工作者广泛接触社会的各个阶层, 需要不断涉猎那些与之采访或编辑内容有关的法律、法规, 对我国的法律、法规有足够的了解, 具备较强的法律意识, 这是新闻工作者业务素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尤其在不断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大环境下, 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二、良好的法律意识是开展舆论监督的有力武器。

舆论监督的开展离不开社会的法律制度, 新闻工作者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将会使舆论监督如虎添翼, 运用法律武器来阐述新闻, 效果会大不一样。

舆论监督涉及的往往是社会阴暗面, 批评报道、揭露性报道在舆论监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如果采编人员对法律知识掌握得不好, 就会使报道黯然失色, 如果把法律意识当作舆论监督的有力武器, 就可以使这种监督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三、新闻工作者应不断学习法律知识, 培养良好的法律意识, 并且自觉地、充分地运用到舆论监督中去。

每一次报道某一事件、揭露某一问题, 采编人员往往会做很多准备工作, 但是法律知识的准备不应忽视, 因为所采访的事件有可能涉及到具体的地方性或行业性法规的内容, 记者在调查、访问中也可能会涉及到司法程序, 这两个问题应该说在新闻报道中常会遇到, 是非常重要的。

了解相关法律知识可以到事件的主管部门获取一些资料, 也可以向法律部门咨询。现在有很多媒体聘请了法律顾问, 这一做法值得提倡。

四、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采访报道活动, 才能有效做到自我保护。

近些年来新闻官司日渐增多, 不断困扰着记者的身心, 那么记者如何保护自己呢?切实遵循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 牢固树立法纪观念和责任意识, 是避免新闻“触电”、记者受伤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新闻法还没出台之前, 有关新闻报道方面的法律行为都是依据宪法精神和各种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党与政府有关政策规定来进行调节的, 因此我们要学习和掌握的重点也就是这些精神和规定, 例如名誉权、著作权、肖像权问题的规定, 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问题的规定, 以及灾害和疫情预报的规定等等, 绝不能为了抢独家新闻或追求轰动效应等等, 而去披露别人隐私、侵害他人名誉、泄露国家机密等违法行为。

发扬“严、细、深、实”的作风、多方核对事实、坚持按审稿制度办事, 是避免新闻官司的重要环节。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常有一些新闻素材的提供者出于一己私欲, 或是由于道听途说, 或是掌握情况不全面、不准确, 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提供一些缺乏根据的“事实”, 如果我们一听就信往往吃亏, 甚至导致新闻官司, 尤其是批评报道, 一定要经过各方核实, 并保存好采访记录和其他原始资料, 做好当被告的应对准备。记者一定要不怕麻烦和辛苦, 要深入现场获取第一手资料及其最生动的场景和细节, 而不能光听别人的转述, 凭所谓的合理想象或逻辑推断来补充细节的不足, 重大问题报道应送有关方面的党政组织审阅并加盖公章, 以便明确责任、抵御风险。

辩证地看待事物、避免感情用事, 也是确保新闻公正性和准确性的必要措施之一。说人好就好上天, 说人坏就坏到一无是处, 这样的报道最难令人信服, 凡事都应一分为二、实事求是。还有的报道往往喜欢用别人的差来衬托该人的好, 用以往的不足来衬托现时的成绩, 以彼处的失败来衬托此处的成功等等, 这种“扬李抑杜”式的反衬手法一不留神就要弄出麻烦来。某些先进典型的事迹深深打动了记者, 不能不使记者在作品中倾注他的淋漓感情,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记者不能感情用事, 要使我们笔下的典型有一个能使人物得以生存和成长的环境和土壤, 就必须理智地把各个方面的成绩和功劳做适当报道, 最起码不要为了突出笔下的典型而去过分牵扯别人的是非, 这不光是保护我们自己, 也是保护采写对象的需要。

浅谈我国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体系 篇10

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体系现状;

1. 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业务规范初步形成;

随着2003年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以下简称“两院两部”) 联合制定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的下发, 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此后几年一些指导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业务的规范性文件相继出台明确了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 使得各基层院在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时基本实现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

2. 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机构队伍已初具规模

自高检院到各基层院均已设立专门机构并配备人员专司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 各级检察机关为适应社区矫正工作新要求, 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参与社区矫正, 积极探索在开放环境中对罪犯进行监管的新举措, 经过多年不断努力, 一支业务素养高、专业知识强的高水平社区矫正法律监督队伍已初具规模。

3. 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效果已初步显现;

从一开始的不为人所知, 甚至是抵触到现在被广泛运用, 这九年来社区矫正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刑罚执行手段, 据统计, 截至2010年6月, 全国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48万人, 累计解除矫正25万人。社区矫正工作已经在全国各省 (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26个地 (市) 、1572个县 (市、区) 、19507个乡镇 (街道) 展开。1全国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期间的又犯罪率始终控制在0.2%左右的较低水平。2可以说社区矫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一成绩的取得与检察机关积极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保障社区矫正制度的执行是密不可分的。

二、我国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体系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1. 法律法规缺失, 造成检察机关执法依据不足;

在《刑法修正案 (八) 》未颁布之前, 我国关于社区矫正的主要依据是两院两部联合下发的《通知》, 由于其本身不是立法, 作为执法的依据就显得不够充足, 当然, 在目前还没有专门社区矫正立法的情况下, 《刑法修正案 (八) 》仍然规定了对上述三类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主要是考虑到有关方面正在抓紧起草社区矫正法, 刑法应当为社区矫正提供法律依据, 并与将要出台的社区矫正法相衔接, 3并非意味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与制度已经建立健全。

2. 检察机关定位不确定, 监督手段单一, 导致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困难;

《刑法修正案 (八) 》明确了对三类罪犯要采取社区矫正措施, 但对具体如何操作并未有明确, 究竟是应当以法定执行主体公安机关为监督的对象还是以司法局作为监督的对象, 或者说还是同时以前述两者为监督对象, 这些在法律上都缺乏明确的规定, 从而也影响了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监督工作当中的效能。4此外, 目前的社区矫正实践中, 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无非是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检察建议, 5对于被监督机关既不提出异议也不执行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没有明确规定, 这样很可能导致监督无法落到实处, 更谈不上监督力度。

3. 机构和队伍的不完善;

目前, 检察机关面临人案矛盾突出等问题, 再加上“重监内监督, 轻监外监督”的传统观念, 专职社区矫正的检察人员配备就更少。6故目前不论是社区矫正执行机关还是监督机关, 工作人员缺乏、人员编制、待遇尚未解决到位等等都给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带来挑战。

三、我国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体系的完善建议

1. 完善立法;

针对目前我国在社区矫正制度方面的法律法规仍然比较滞后, 我们可以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结合我国这九年来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取得的成功经验和我国的社会实际情况加紧制定出台《社区矫正法》及相关配套法律法规, 对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适用范围、相关职能机构的职权等方面做出明确具体规定, 彻底解决检察机关在进行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方面执法依据不足的问题。

2. 建立社区矫正同步监督工作机制;

建立与政法有关部门的联系制度。包括公、检、法、司联席会议制度和信息通报制度, 互通情况, 共同研究解决问题。7检察机关可以将事后监督改为事前监督, 对进入审判阶段的犯罪嫌疑人进行预判, 对可能被判处社区矫正的人员, 提前建立跟踪档案, 做到判决一旦生效监督即刻开始。同时定期与法院、公安机关、司法局核对纳入社区矫正的服刑人员名单, 了解掌握社区服刑人员新增情况、刑期变化情况以及矫正监管措施落实情况, 形成全程动态监督。

3. 建立社区矫正信息共享平台, 运用科技手段保障检察监督;

通过在公、检、法、司之间构建网络信息共享平台, 充分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提高检察监督效率, 在今后条件许可的前提下, 加大资金投入, 引入“电子手铐”、电子地图、全球定位等系统切实防止脱管、漏管情况发生, 这样检察机关就可以随时掌握服刑人员情况, 同时还可以此为依据作为考核服刑人员日常表现, 执行机关工作业绩的手段, 一举多得。

4. 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应当侧重“以人为本”的理念;

作为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产物, 社区矫正制度的创立, 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犯过罪的人通过接受矫正重新回归社会, 不让他们因被歧视而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因此在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中, 既要严格执行矫正措施维护刑罚的威慑性, 同时也应当注重给予服刑人员人文关怀, 使其真心悔罪认真接受改造。检察机关可以适当延伸检察职能, 加强与民政、财政、公安等部门合作, 建立工作联系机制共同维护服刑人员, 特别是未成年犯、女犯、家庭特别困难犯的合法权益。通过为每位服刑人员建立维权档案, 全程跟踪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对服刑人员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思想出现波动、遭遇重大家庭变故等情况及时跟踪维权。

改善民事行政法律监督的思考 篇11

[关键词]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法律监督；完善立法 法律保障；監督权

一、当前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现状

我国《宪法》规定“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检察院是以监督法律的统一实施为专职专责。因此，我国检察院自建院以来，通过行使“对刑事犯罪的追诉权”、“对职务犯罪的监督权”等刑事公诉权，为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惩治犯罪，保护国家、社会、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的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也就当然成为了检察院的立身之本，使得检察院在刑事公诉方面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出庭支持公诉等职权在立法上有较为完善的规定，在取得良好的社会影响的同时，也储备了公诉方面的优秀人才。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纠纷日益增多，民商事纠纷案件也越来越复杂，法院审判后，当事人不服提起上诉、申诉、上访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根据我国《宪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法院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因此，当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成为了全国检察监督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检察院长期的工作重心在刑事公诉，冷落民事行政监督工作，导致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在监督的方式、受案范围、职权以及程序等在立法上均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严重制约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效果，再加上人员编制不足，人才储备不够，也使得检察院行使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力不从心。

二、当前民行诉讼检察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民行检察工作的实际，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存在不足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职能是保证我国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民事行政检察是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的诉讼是民事行政诉讼，因此加强民事行政审判活动的监督尤其重要。但是，我国目前现有的民事、行政法律法规有的地方存在一些缺陷，民事行政监督的内容不全面，范围过窄。如：《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十条分别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的监督问题。但这一规定把监督权仅限于审判活动，因而严重制约了民行检察监督职能的发挥。

（二）民事抗诉案件环节多，审查期限长

申诉人从申诉开始到检察机关的提出，到审结的期限过长，致使申诉人认为到检察院申诉的意义不大，从而不愿到检察院申诉。现行民诉法没有赋予基层检察院抗诉权，致使一起申诉案件至少需要经过两级院办理，程序复杂，且不影响执行，有时需要数月方能启动再审程序，致使申诉人失去耐心和信心。而法院的再审程序则相对快捷，能使案件在较短的时间内处理完毕。因此，申诉人不愿到检察机关申诉的情况大量存在。

（三）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工作存在薄弱环节，监督手段比较单一

按《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采取抗诉的手段进行监督。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才明确了检察机关除对生效的判决、裁定可以行使抗诉权外，对调解亦可行使抗诉权，规定了检察机关有相应的调查权及再审检察建议、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虽然它规定了检察机关有相应的调查权，但并没有规定检察办案人员可以采取何种手段进行调查，与侦查部门的侦查手段又有很大的差异，也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可进行监督。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这也直接影响了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实现。

（四）民事行政法律监督权没有保障，实际操作举步维艰

《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都规定，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有权提起抗诉，但检察机关在民事审判监督和行政审判监督中应该享有哪些具体权利及依照何种程序行使这些权利，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在审级、调卷、再审出庭、审理期限、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产生争议，以至于监督权的形式权限完全取决于有关法院的认可程度，导致民事检察监督工作举步维艰。

（五）一些法院接受监督的意识不够

检察机关依照审监程序对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法律法规的统一正确实施，但一些法院对检察机关抗诉这一监督方式，由于认识不深，在执法实践中常出现不配合、不支持检察机关抗诉工作的现象，以至于抗诉的被案件长期搁浅。

三、完善当前民行诉讼检察监督工作的一些建议

（一）完善立法，尽快制定统一的司法解释，为加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提供法律保障

建议完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关于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规定：第一，完善检察机关监督的手段，规范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的程序。赋予人民检察院调阅案卷权、适当的调查权等，同时规定法院配合业务，合理确定人民法院再审案件的期限以及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第二，在法律层面上，丰富和明确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手段、操作规程。第三，通过立法进一步说明《纠正违法通知书》、《纠正违法建议书》的法律效力，并赋予检察机关对拒不接受监督的单位和个人有建议处分权。第四，在民事行政监督上，通过司法解释

规定人民检察院参与诉讼的权利，并赋予监督的多种方式，如明确检察建议在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法律地位等等。

（二）运用和解和支持、督促起诉实行法律监督

在检察机关审查民事申诉案件中，当事人有和解意愿的，检察机关应当尽量促成当事人自行和解，以化解社会矛盾和办案风险；对侵犯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案件、公益案件、及涉及其他公共利益的案件，建议立法确立检察机关作为民事、行政诉讼的原告地位，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保障不特定多数人的合法权益。

（三）采取措施，努力缩短办案时限，确保案件效果的时效性

首先，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使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工作解释在检、法两院做到思想统一，达成共识，在办理案件的时限上做出相应的规定；其次，建议人民法院重视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检察建议，提高其采信率。这样既可以缩短案件的办理周期，确保案件效果的时效性，又可通过检察建议启动再审方式，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

（四）主动沟通，达成一致，争取法院的配合联动

民行检察工作离不开人民法院的配合与支持。因此，检察机关民行部门要主动与法院协调、沟通，正确处理好监督与配合、监督与制约的关系；其次，可通过召开联席会议的形式，在调卷、出庭、改判、支持抗诉等环节上加强配合，畅通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渠道。

（五）建立和完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向人大备案，请人大监督的制度

建议凡是提请抗诉的案件经上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提出抗诉的，要主动将抗诉书报送同级人大备案，对法院如期未审查的案件，在了解情况后及时向人大汇报，紧紧依靠人大监督的力量来促使法院的再审及早进行。

（六）加强培训

适当引进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以适应新形势下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需要；针对民事行政检察办案的特点，通过每年定期组织各类法律培训、开展岗位练兵等措施，加强现有民事行政检察队伍建设，提升综合素质，提高法律监督的能力和水平。

（七）加强监督

加强对民事行政检察官本身行使抗诉权、检察建议权、调查取证权等工作的日常监督，加强对民事行政检察官办案方式、手段、程序、道德水准的监督，防止民事行政监督权的过度滥用。

矿产资源监管的法律监督探析 篇12

(一) 人员配备综合素质不高

以我院自侦部门今年集中查办的矿产资源检查站工作人员 (以下简称“矿检站”) 三起共同受贿案为例。近二十名涉案矿检站的工作人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有的甚至为小学文化, 有的刚年满18周岁, 有的是退伍士兵, 更多的是农民, 参差不齐。这些人员尚不具备作为一名合格执法人员所应具有的能力与水平, 这也是其经受不住权利与金钱诱惑的重要根源之一。

(二) 管理模式混乱

通常情况下, 矿产资源的管理职能应统一归属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但鉴于我区矿产资源管理服务中心设立不久, 且由财政局为其下设的矿产资源检查站工作人员发放薪资, 故矿产资源管理服务中心设立在财政局之下, 矿检站的站长由相应的乡镇政府指派, 其它矿检站工作人员受相应政府委派, 并签订劳动合同。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 相关的管理条例及岗位职责形同虚设。

(三) 监管力度不够

矿检站是保护国家矿产资源、防止区域税费流失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矿产资源管理服务中心的初步设立、管理模式、税费收缴等问题上, 我们借鉴了本溪县的成功经验,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经验学习与实际践行尚存在差距, 规章制度我们可以反复研读、深入掌握, 但其内容的本质与精神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体会与沉淀。

二、矿产资源监管存在问题的原因

上级管理部门及检察机关如何应对及改变矿检站的运行、管理现状, 值得我们深思。现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

(一) 矿检站设立后, 缺乏统一、有效的运营模式

南芬区共设立了四个矿产资源检查站, 从人员配备及管理模式的实际情况不难看出, 对矿检站的运营缺乏有效监督。一方面矿检站站长未发挥“一把手”的领导作用, 使检查员之间缺少凝聚力与向心力;另一方面检查员亦未担负起自身的岗位责任, 较少的薪资使他们忽视了这份工作的重要性。且矿检站的工作人员实施倒班工作方式,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空岗、缺人等现象严重;站长与检查员之间更是缺少沟通与交流, 不论是工作例会或是检查安全会等极少召开。

(二) 税费的严重流失尚未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磁选土、山皮土等都富含矿产资源成份, 相对来说, 山皮土所含有的矿产资源成份略低。鉴于此, 一些商家利用相关规章制度的漏洞, 改运磁选土为山皮土。但遵循司法实践, 山皮土同样应上缴矿产资源税, 矿检站的工作人员不履行岗位职责, 放行不符合矿产品运输有关规定的车辆, 使区域税收损失严重。如按9元每吨计算, 平均每车装载10吨, 每次商家最少运输400车左右, 粗略计算税费损失近四万元, 长此以往, 税费的严重流失无法估量。

三、矿产资源监管的对策与建议

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开发及利用矿产资源, 针对矿产资源管理服务中心在实践运营中出现的弊端, 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矿产资源的监管:

(一) 集中培训、统一上岗

无论是站长还是检查员统一接受来自上级的矿产资源管理部门或是专业人才的定期培训, 使检查站所有工作人员切实了解与掌握矿产资源的相关知识, 提高他们对矿产资源监管重要性的认识, 以后天的充电培养来弥补先天的知识匮乏, 充分发挥矿检站工作人员的职能, 防止矿产资源税费流失。

(二) 加强对矿检站的管理

一方面, 上级单位及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矿产资源管理服务中心及下设矿检站的管理, 确保站长及检查员具备相应的能力及水平以履行其岗位职责。另一方面, 矿检站内部要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 以加强自身管理, 提高工作效率。

(三) 增设联络员制度

涉及矿产资源的企业、厂矿与矿检站之间可以建立一种联动协调工作模式, 以便于矿检站及时、有效对即将运输的磁选土、山皮土等矿产资源进行监管。该联络员可以从检查员中选择或是受上级单位委派或是由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士来担任, 并在第一时间将矿产资源的流动情况向财政部门及矿检站汇报, 这样既能防止矿产资源税的流失, 还可为矿检站的监管工作提供便利条件。

(四) 完善法律监督措施

1. 以案说法, 预防职务犯罪

作为新生的职能部门, 矿检站的职务犯罪预防更为重要。以上面提及我院办理的多人共同受贿案为例, 矿检站站长及检查员, 利用职务便利, 收受他人贿赂, 放行没有货物调运单或是实际装载与货物调运单不符的运输矿产资源的车辆, 造成了国家矿产资源税收巨大损失的严重后果。为了避免类案再次发生, 可以借助我院社区检务工作站的平台, 及时加强对矿检站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预防, 宣传保护矿产资源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把法律送进机关, 送进社区, 提高每一名公民的法律意识。

2. 以案为鉴, 采取法律监督措施

矿检站多人共同受贿案涉及工作人员近二十人, 其中个别案件甚至包括了某某矿检站的所有工作人员, 相关主管部门监管不力应予以及时纠正、改进。检察机关可以尝试以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相关部门改进监管方式及手段, 以保障矿检站的有效运行。

参考文献

[1]李庆保, 孙豁然.“中国狂野法律体系现状及分析[J].经济管理, 2008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