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权案

监督权案（精选6篇）

监督权案 篇1

新安县五头镇民政所原所长张景华冒领侵占“低保户”“五保户”50余万“保命钱”。相关专业人士指出———

近日, 河南洛阳市新安县人民检察院反渎人员在搜查该县五头镇时任民政所所长张景华家时, 发现267本存折, 利用这些从“低保户”“五保户”处收集而来的存折, 他先后冒领侵占50余万元“保命钱”。因滥用职权罪、贪污罪, 张景华被判有期徒刑10年, 并处没收财产8万元。

张景华的案件并非个例, 在农村低保领域, “监督荒凉”导致有很多空子可钻。据民政部统计, 今年三季度全国农村低保对象达5216.4万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累计支出575亿元。到2013年底, 按世界银行每天生活费1.25美元的标准,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2亿多人。张景华蚕食鲸吞的50余万元, 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中最为拮据的那四分之一的“保命钱”, 影响面之广、行为之恶劣令人发指。

随着国家各种支农、惠农资金的增多, 也使农村基层工作人员负责管理资金增多、权限扩大。农村群众特别是“低保户”“五保户”等文化水平不高, 对政策了解不清楚, 让一些干部心存侥幸, 伸出黑手将百姓的“保命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甚至将低保当作贿赂送给上级领导的亲朋好友。

从张景华对低保“保命钱”上下其手的操作手法上, 可以看出当前“低保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张景华除了担任五头镇原民政所所长一职外, 还兼着民政所会计、出纳的职务。这样的配置本身就违背了基本财务制度, 但类似现象在农村并不少见, 很多基层涉农机关由于人手不足而权责不明, 让一些苍蝇有了可乘之机, “人情保”“关系保”更是司空见惯。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策公开与公示制度, 在一些农村往往流于形式, 资金去向没有被拿到台面上接受监督。各种农业资金的下拨, 如果有更多渠道告知群众, 就会令“低保腐败”等涉农腐败失去操作空间。在适当条件下, 政府还可购买公共服务, 引入专业的社会力量进行监督, 承接一部分基层干部手中的公共职权, 促使农村低保发放工作专业化、透明化。

这些举措, 最终目的在于建立长效机制, 让关键领域涉农官员的权力在制度框架内运行。

监督权案 篇2

（一）引入新课

以前古人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当今，我们处在一个竞争开放，信息爆炸的时代，这种观点显然已经过时，作为一位公民，要学会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培养自己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否则你闭塞的视野，狭窄的天地，势必要被这个社会所淘汰。很多人都认为说，我读书，关心那么多闲事干嘛？这个社会要死读书的人做什么呢？换个角度来讲，做一名国家公民，你也有责任更有义务要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比如我们学过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还有，这里的民主监督。为什么呢？温家宝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政府工作走过了四个年头，她告诉我们，必须懂得一个真理，这就是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政府的工作做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利益，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不知道屋漏只有站在屋下面的人最知道，一条政策的得与失只有下面的老百姓最清楚！政府的工作只有深入到百姓当中去，才能真正为百姓做实事，做好事，而如果他们没有履行好应有的职责，我们公民，就有权提出异议，批评、建议、检举、控告他们。那么，为什么公民可以监督国家工作人员呢？

（二）进行新课

一、选择民主监督的方式

教师活动：请同学们现在通过自主学习，把这几个问题弄明白。学生活动：阅读课本，积极发言。问题探究一：小黄和老黄的观点对吗？

小黄观点是正确、老黄观点是错误，因为公民具有依法行使监督的权利 回顾一下之前学过的，公民享有监督权，谁监督？监督谁？

教师点评：对于派出所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刘某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依法行使自己的监督权，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究竟什么是公民的监督权？有哪些途径来行使？

对号入座

1、公民的民主监督权

（1）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

当我们认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没有切实履行他们的职责，没有做好应该做的工作时，有权对其提出批评，对改进工作提出建议。（2）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或诉讼的权利

当我们和家人对国家机关给予的行政处分、诉讼判决不服，或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压制、歧视等不公正待遇时，有权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或诉讼，请求免除、减轻处理或予以平反，给予公正待遇。

（2）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指控、告发或揭发、举报的权利

当我们发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违法、失职行为时，有权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指控、告发或揭发、举报，要求依法处理。

2、民主监督的方式

问题探究二：假如你是老黄，你会采取那种方式解决这件事?为什么？公民行使监督权还有那些方式? 忆一忆：公民直接参与民主决策的方式（1）信访举报制度

信访举报制度是通过给国家机关写信、打电话或向有关人员当面指出的方式，反映自己的意见，提出批评、建议。

这是我们依法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实行民主监督的有效方法。我国各级各类国家机关都设立了接待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机构，依法规范各自的行为，为公民行使监督权提供了有力保证。

2013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950374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1220191件（次）。立案172532件，结案173186件，处分182038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50053人，给予政纪处分48900人。

中央和国务院有关单位陆续收到了来自厦门、福州甚至香港许多人的举报信，这些信大多是举报厦门远华集团公司走私贩私的。特别是其中一封由100多名国内外商人签名的举报信，有根有据地列举了远华集团与厦门当地部分官员勾结，明目张胆走私贩私，严重坑害国家牟取暴利的事实。

（2）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制度

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制度就是将我们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反映给人大代表，形成人大代表的议案，上传到国家权力机关。

人大代表是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是连接人民群众与国家权力机关的纽带。这一制度能够使公民行使监督权、参与民主监督得以真正落实。

每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手中，都有几个专用信封，这些装载着建议、意见甚至冤案申诉的信封可以直达中央，地方各级政府不得拦截，有人将此信封戏称为“御赐黄马褂”，“拿着它，没有人再敢刁难你。“特别信封”呈白色，上面印有“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收)”的字样，最与众不同的是，信封的左侧盖有“专件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印章，并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制”，透露出不同一般的规格和权力。

每年“两会”期间，每位全国人大代表都领取几个专用信封。闭会期间，这些装载着建议、意见甚至冤案申诉的信封可以直达中央，地方各级政府不得拦截。按照规定，代表信件在三个月内必须回复。

（3）舆论监督制度

舆论监督制度就是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图书等新闻媒体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民主监督。

舆论监督以其透明度高、威力大、影响广、时效快的特点，在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互联网的应用，尤其是论坛、微博的开通，开辟了一个公民表达、参与和互动的新空间，也培育了一批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群体。网民通过曝料、灌水、拍砖等方式，伸张正义、表达不满、揭露丑恶、抗议不公。

自媒体时代:是指以个人传播为主的媒介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闻传播者。这种媒介基础凭借其交互性、自主性的特征，使得新闻自由度显著提高，传媒生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

日前，最高检察院 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媒体网络对反贪工作的助推作用”。

近年来，网民参与网络反腐的热情确实很高，从被“天价烟”“天价表”拉下马的周久耕、杨达才，到因“艳照视频”落马的雷政富，再到被调查乃至拘捕最近“房叔”“房姐”，网络反腐的巨大威力令人鼓舞。这也正是官方表达对网络反腐的重视，并提出“借力”网络反腐的原因之一

通过网络渠道反腐，确实有监督力度大、信息整合快、隐蔽性强等优点。并且，网络反腐作为民间反腐的一种进化手段，网络新兴技术，解决了传统举报耗时长、资费高、隐蔽性差等问题，其受欢迎也就不奇怪了。

案例：

周久耕，男，汉族，1960年6月出生，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2008年12月因对媒体发表“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的不当言论，以及被网友人肉搜索，曝出其抽1500元一条的天价香烟，戴名表、开名车等问题，引起社会舆论极大关注，人送其“最牛房产局长”、“天价烟局长”等多个极富讽刺意义的称谓。2009年10月10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周久耕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没收财产人民币120万元，受贿所得赃款予以追缴并上交国库。

“表哥”杨达才：

原陕西省安监局局长。2012年8月26日，陕西省包茂高速安塞段发生特大交通事故,致36人死，2人重伤。一张新闻图片拍摄到杨达才面带微笑出现在事故现场，引发网友愤怒声讨。网络媒体上纷纷晒出了其佩戴不同款式名表的照片11张。经陕西省纪委进一步调查，杨达才在任职期间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2012年9月21日，山西省纪委对其做出了撤销职务的决定，并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雷政富：雷政富，男，汉族，1958年7月生，重庆市长寿区人。198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8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毕业，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原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

2012年11月，因网上曝出不雅视频，重庆市委研究决定，免去其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2013年6月28日，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雷政富有期徒刑13年。

2016年6月，重庆市北碚区区委原书记雷政富获3次记功行政奖励，减去有期徒刑十个月。

电视舆论监督有：《道德观察》，《新闻调查》、《今日说法》、《》《焦点访谈》、《今日点击》、江苏的《大写真》、成都的《今晚8:00》上海的《新闻透视》等

总结：表格

2、民主监督的方式２、公民行使监督权的渠道（方式）区信访举报制人大代表联舆论监督制度度系群众制度方信函、电话、人大代表的议案新闻媒体式当面指出人民—人大代透明度高、见特有效形式表—权力机关效快、威力大点作用有力保障切实的保障独特的作用别相同点

1、都是民主监督的形式

2、都要遵守法律，依照规则和程序办事（4）此外，监督听证会、民主评议会、网上评议政府等，都是近年来出现的民主监督的新形式、新方法。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各级政府还在不断创造新的形式和途径，为公民直接行使监督权、参与民主监督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渠道。

教师活动：可见，公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渠道，行使监督权，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行使好监督权对于国家、社会、公民个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如何行使监督权才是正确的？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呢？请同学们结合教材第29－30页内容，思考这一问题。

学生活动：阅读课本。

二、依法行使监督权

1、实行民主监督的意义

有利于被监督者改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助于激发广大公民关心国家大事，为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的主人翁精神。

盘点：2011年获刑贪官

2、如何依法行使监督权

（1）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敢于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勇于使用宪法和法律赋予自己的监督权。

（2）要依法行使自己的监督权。

要遵守法律，依照规则和程序办事，不采用张贴大字报、聚众闹事等非法方式。在依法行使申诉、控告、检举权利时，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如实反映情况，不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

不以举报为名制造事端，干扰检察机关的正常工作，不围堵、攻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否则要受到法律制裁。

★本课总结：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

有序的与无序的政治参与，区别就在于：是否遵循法律、规则、程序参与民主政治生活；是否依法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是否正确处理权利与义务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法进行就能保证有序的参与，否则就必然导致无序局面。

因此，能否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决定着能否真正的享受民主生活，这也是对我们政治素养的检验。

（三）课堂总结、点评

本节内容讲述了我国的民主监督的有关知识，懂得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人民具有广泛而真实的监督权，公民只有积极的依法行使监督权，才能有效地守望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教学体会

从杜军案看香港的市场监督机制 篇3

笔者有幸参与了这起案件的公开庭审，从中深刻体会到香港调查与审判机制的独特性，以及对金融市场信用保护的执着。

杜军交易案在香港备受关注，除了大摩前高管的特殊背景之外，它同时创下香港证券市场的数项第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该案是香港迄今为止因内幕交易案被判刑中受罚最重者。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触犯内幕交易者，最高可判刑10年。证监会至今为止已就5宗内幕交易个案提出刑事检控，全判罪成，共有6名涉案人被判入狱，但杜军所获刑罚最高。法官实际上是判处杜军入狱7年3个月，但由于区域法院可判的最高刑期仅为7年，因此才改判为7年。

杜军案也是香港警署商业犯罪调查科(CCB)与香港证监会首次就内幕交易案进行联手合作的案子。香港证监会并不具刑事拘捕权，因此当时对身处北京的杜军无能为力。在CCB强势介入后，依靠香港警方的权利，才在杜军返港的第一时间将其拘捕。在随后的庭审过程中，CCB的探员和证监会官员也是并肩作战，拖着成车的调查资料，共同出庭应战。

CCB在此次案件中的另外一个关键性的作用是调查罪证。警方请来了Blackberry(黑莓)方面的技术专家，来鉴定杜军下载机密文件的记录，从中奠定了本案定罪的最有力证据。这也是香港警方第一次动用黑莓技术专家调查内幕交易案。

除此之外，法官在判决中也首次就内幕交易的“获利标准”予以了澄清，由于香港法律体系属与英联邦的普通法系(common law)，因此该案判决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的内幕交易者定罪量刑，从这个角度来看，该案意义深远。

在香港的经济案件中，违法者获利数量往往成为量刑的重要参考依据。香港区域法院实际早在9月11日就已经宣判杜军有罪，但对于具体的量刑并未作出裁决。在随后进行的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律师就杜军在内幕交易中获利金额，以及检方起诉费用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以供法官参考量刑。

杜军的辩护律师认为杜在内幕交易中所获实际利润并没有证监会指控的高，理由是控方运用了名义利润(Notional Profit)的计算方法作为计算罚款的基础。辩方认为应按“实际利润”(Actual Profit)计算。

根据媒体披露，杜军在获悉中信资源将进行并购的消息后，于2007年动用自己资金及借助保证金贷款交易，用8711万元以每股平均价3.26元购入2670万股中信资源，在中信资源公布收购计划后，股价上升14％，杜同年7月卖出1300万股，获利3343万元，余下股票于2008年底以0.98元亏本沽出。辩方认为，这一赚一亏，最终杜军仅获利约200万元。

但法官最终确认，罚款应根据涉案人的买卖动机而定量。而非实际获利多少，没有理由将市况逆转令涉案人利润大减的因素计算在内；而且从过往内幕交易审裁处处理的个案，也是以名义利润计算。

这意味着，杜军为了200万的盈利而必须付出2300多万的代价，外加七年的牢狱之苦。

这或许正是香港法制体系维护金融市场秩序所必须采取的震慑手段。

从人性角度来说。笔者并不认为香港的投资者会比内地的投资者更自觉守法——正如在香港生活数年过程中，笔者同样见到不少港人随地吐痰，随地乱扔垃圾，不过频率要少得多——这显示香港的监督机制与处罚机制在恫吓与阻止方面似乎的确更为有效。一次吐痰或扔垃圾的罚款高达1500元，一次闯红灯的罚款是300元，即使对那些高收入的港人也是切肤之痛。

同样，资本市场也需要高效的恫吓力量。作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香港各界一直在努力保持市场的透明度与公允性。香港政商各界代表一直认为，高效的法治与透明的市场是他们未来能与上海金融中心抗衡的为数不多的武器之一，因为一旦金融市场沦为少数金融投机者的提款机，势将引发国际投资者的撤退，届时投机者将主导市场，香港资本市场将毫无前途可言。区域法院法官陈庆伟在总结陈辞中严厉批评杜军欠缺诚信。其罪行严重影响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形象，部分原因或缘于此。

杜军的可悲之处正是在于，触犯了“市场信用”这条底线，而且在大摩内部高管多次提醒他注意之后，并没有及时收手，最终被大摩主动检举，并成为香港监督机构用以杀鸡儆猴的利器。

香港司法的判决可以说已经断绝杜军的职业生涯。除了要缴付罚款，杜军还需要向证监会缴付合共93多万元的调查费；而且未经法院许可，5年内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管理层，或参与上市公司的管理；未经法院许可，5年内也不得处理任何证券、期货合约或杠杆式外汇交易合约或集体投资计划的权益。

现年40岁的杜军曾拥有辉煌的过去，不到40岁便升任国际知名投行大摩的亚洲区固定收益部董事总经理。公开资料显示，其年薪达到145万元，在2004～2006年间所分花红分别高达190万美元、280万美元及230万美元。就是这样一个“钱”途无量的投资银行家，却成为香港迄今判刑最重的内幕交易者，不禁令人唏嘘。从投资界的角度来看，杜军的职业生命已经结束。

杜军用自己活生生的例子也给内地市场监督机构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教材。在中国内地的证券市场上，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利用内幕交易获利的事情同样层出不穷，但是不论是量刑还是处罚力度，都无法与香港的杜军案相比。

在如今的大家小家们大谈特谈“政府救市”的时候，笔者认为。中国政府最佳的救市不应该是着眼于如何出台利好政策，而是应该比照香港，打造一个更为严厉、有效的市场监管法规，树立一个更为高效、有恫吓作用的司法体系。

在香港，没有哪个投资者会指望证监会出台什么利好政策来救市，甚至根本不存在政府救市这一说。香港政府在1998年的唯一一次救市行动，虽然赢得了市场稳定，却被国际投资者摘掉了“自由”市场的帽子。香港人更多希望证监会做的是揪出那些混水摸鱼的金融大鳄，或是将那些侵占小股东利益的公司主管绳之以法。

监督权案 篇4

一、“程升投诉交警案”引发监督权行使界限的争议

(一) 案情介绍

2005年3月12日下午, 程升驾车超速行使, 被交警张伟明 (3) 认定为违章行为并予以罚款。随后程升向“110”投诉, 称张伟明执勤时满口酒气, 并对其处理不公。某市公安局督察队 (以下简称督察队) 立即派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调查取证, 经测试酒精含量均为0, 张伟明并未喝酒。集美公安分局以程升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为由, 对其作出治安拘留处罚决定。经复议后, 程升向集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某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检举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为了保障公民充分行使这一民主权利, 公民行使检举权时, 其行为应享有充分豁免权。因此, 并不应强求其所检举的情况一定属实, 国家机关亦不能仅因检举人所反映情况与事实有所出入便对其科以处罚。此案受到广泛关注, 除热议案情外, 法律界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案中程升的行为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还是行使监督权的界定。

(二) 对此案的两种不同的看法

1. 认为程升的行为构成恶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应当受到行政处罚

程升一案中, 程升在接受交警张伟明处罚后, 称张伟明酒后上岗并对其处理不公, 引来了督察队对张伟明的检查。有学者基于这一点认为程升的行为客观上捏造事实, 无中生有, 足以致损公务人员的名誉;主观上也可认定为故意, 虽不具有散布的行为, 不能认定为诽谤罪, 但其行为构成恶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二) 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 (三) 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 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则应对程升给予相应行政处罚。而集美公安分局正是基于此对程升作出治安拘留处罚决定。

2. 认为程升不应受行政处罚而应对其行为给予豁免

监督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 是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活动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在程升一案中, 程升作为公民自然拥有申诉、控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而张伟明作为交警则是程升监督的对象。在这一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中, 是否要求程升必须确凿地认定监督对象的违法失职行为值得商榷。支持集美区人民法院, 认为程升应豁免的学者坚持此案中, 程升作为公民拥有监督权, 其对张伟明的投诉符合宪法监督权的规定, 而公民行使监督权并不绝对要求申诉或投诉、检举的情况一定与真相一致。因此本案中程升对张伟明的投诉即使与事实不一致, 也不能因此对程升加以处罚, 而应对其豁免。综合上述两种观点, 可知此案的争议点为对公民监督权行使界限的两种不同认定。

二、产生争议的原因的探析

(一) 规范公民监督权行使的法律过于宽泛, 具体规定欠缺是产生争议的法律原因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而公民的监督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的权利, 是人权的一部分, 也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但宪法作为根本法, 其条文篇幅不长, 内容的覆盖幅度比较宽泛, 在适用上体现出局限性。同时没有违宪的司法审查程序, 在司法实践中宪法往往被束之高阁, 而不被直接适用。

宪法作为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位阶, 处于我国法制体系的顶端, 其具体规定被下位法律法规所阐释和具体化。但在法律法规中, 对公民监督权行使的规定仍然宽泛, 往往是原则性的规定, 对具体操作的规定缺失, 没有结合具体情况规定公民监督权行使的不同情形, 监督权行使的界限也没有在各自范围内阐明。于是, 现实中对监督权行使界限的判断一时捉襟见肘, 往往凭具体案件承办法官的个人判断。

(二) 公权力神圣至高的思维是产生争议的现实原因

现代法治社会要求公权力与私权利平等, 甚至限制公权力, 确立私权利的优位。 (4) 目前我国的状况是公权力强, 私权利弱, 公权力经常侵犯私权利。此案中张伟明作为国家工作人员, 其行为是公权力的象征, 而程升的监督行为则是私权利的代表。在政府机关包括普通民众的固有思维里, 政府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而当程升的控告经查不实时, 基于公权力神圣的思维, 指责的矛头自然就指向了程升。

三、公民监督权行使的界限及程升案的评析

笔者认为基于对宪法赋予的监督权行使的保障, 应在公民行使监督权时对其给予充分豁免, 监督权的行使不应作苛刻的要求。程升案件中, 对程升的投诉行为, 应给予充分尊重和较大限度保障, 不追究其投诉与事实不符的责任。理由如下:

(一) 公民监督权的意义非凡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 公民对政府的监督已成为共识, 并且成为政府的口号。公民监督权的本质是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 对稳定政治秩序和发展民主政治意义重大。一方面对公民监督权的有效保障, 有利于保证公民参政议政成为国家的主人;另一方面对公民监督权的必要保障, 有利于保证国家政治稳定和发展, 推动政治文明。而公民监督权的广度和深度, 则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

同时, 当前腐败丛生, 国家机关工作效率较低, 公民监督权的行使对于防止权力膨胀腐败, 促进政府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凸显重要。

(二) 公民监督权自身性质的要求

设置监督权的目的就是促使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 而监督权的范围也仅是赋予公民申诉、控告、检举等权利, 这些权利仅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审查追究的一个提起, 其性质似于民事诉讼之起诉, 刑事诉讼中 (公诉案件) 检察机关之起诉。这一属性就决定了监督权并未实体上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干预或处罚, 仅仅是程序上的开始。至于被申诉或者检举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违法或失职应被处分甚至刑事追究, 就必须等待有关机关对案件审查, 最终形成结论。这就好比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 案件的提起并不最终影响结果, 所有的事实认证都由法院进行, 而原被告哪方胜诉, 被告是否有罪的判断, 都由法院最终裁判。

根本上公民监督权的性质并不要求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检举、申诉、控告时一定要掌握与事实一致的违法行为, 并在法律上认定其违法, 即使检举人、申诉人反映的情况与事实有一定的出入也不能就此追究其责任。仅因检举人、申诉人反映的情况与事实有出入, 就对其处罚, 则是对宪法赋予的监督权消极干预, 而最为不合理的是, 强加了公民作为监督人的责任和义务, 把本属于法院或其他的审查机关的义务提前强加给了公民。

(三) 鼓励人们积极行使监督权

如前所述, 我国的权利状况是公权力强、私权利弱, 公权利经常侵犯私权利。监督权的落实又具有非凡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鼓励人民积极行使宪法赋予的监督权, 如仅仅因反映的情况与事实有出入而被科以处罚, 则会打击公民行使监督权的积极性, 使更多人选择忍气吞声, 面对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望而却步。同时, 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有一定的界限, 监督权也应当受到合理的规制。

综上, 笔者认为监督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意义非凡。基于对监督权行使的保障, 公民在行使监督权时的要求应适当宽松。

注释

1“程升”为当事人的化名.

2此案摘自胡锦光, 韩大元.中国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311.

3“张伟明”为当事人的化名.

监督权案 篇5

一、国会干预华为在美业务, 建议CFIUS开展国家安全审查

作为对华为公开信的回应,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Hous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于2011年11月对华为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兴) 展开正式调查, 并于2012年10月8日发表了《由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通讯带来的美国国家安全问题》 (Investigative Report on the U.S.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Posed by 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Huawei and ZTE) 的报告, 质疑华为、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报告指出美国电信部门越来越倚重外国的电讯服务商, 其中不乏与外国政府有关联的企业, 因而网络安全存在隐患。加之美国社会对网络的依赖, 所以美国需要用威胁评估方式 (risk-based approach) 对为来自全球的电讯服务商开展安全评估。报告同时指出由于中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控制和影响, 及其与华为、中兴的亲密关系, 因而有可能通过华为和中兴采取窃听机密、袭击网络等一系列威胁美国安全的行为。报告还针对华为、中兴进一步开展在美业务提出五点建议。

其中, 建议一指出美国应对中国电信企业进一步渗透美国电信市场保持警惕, CFIUS必须阻止华为和中兴参与的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收购活动。建议一同时指出寻求扩大CFIUS审查权力使之包括购买协议的立法建议应受到国会相关委员会的全面审议。建议五提出美国国会司法委员会 (Committees of jurisdiction in the U.S.Congress) 应考虑相应立法以更好解决与外国政府有关联的电信公司或因其他原因而不能被充分信任的电信公司在美建设关键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威胁。这一立法活动可以包含两部分内容, 即增加与私有部门团体的信息分享和扩大CFIUS审查权力使之包括对购买协议的审查。建议一和五至少透露出三个信息:一是华为中兴的发展已经对美国的电信产业产生竞争压力, 进而迫使国会夸大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负面影响。二是国会有意扩大CFIUS安全审查涵盖领域, 加强CFIUS在对外资收购活动中的监督力度, 增强其作为外资领域国家安全的保护屏职能。三是国会将更多地发挥对CFIUS审查的立法监督职能。而后两点也正是美国对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产生、发展所遵从的一贯趋势。

二、国会制定《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 开启对外资安全审查大门

美国对外资一直以来采取宽松的政策。里根总统就曾说过:“国际直接投资给美国带来了实质利益, 因此美国始终如一地欢迎它们。美国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国内经济环境, 以法律制度确保它们公平、公正、平等的待遇。只有当美国的安全及其他相关利益受到损害时, 这种待遇才有可能被取消。这正是同美国的国际法律责任相一致的。”但是, 汹涌而来的国际投资最终遭到了质疑。反对者们指出, 国际投资极有可能是受母国政府控制的政府行为, 或者是针对美国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而制定的对策。无论如何, 国际投资都有可能使外资企业或者外国公司通过对目标公司的收购控制其掌握的核心技术, 从而使美国失去在科技和经济领域的龙头地位。面对这些质疑, 福特总统于1975年发布第11858号行政令设立CFIUS, 专门用来监视外资对美国的影响, 同时协助政府实行与外资相关政策。但是, 1975年行政令仅赋予CFIUS审议外国投资的权力, 而没有赋予其采取实质性措施的权力。由于缺乏配套的专门法律制度, CFIUS在成立初的十年内没能有效地阻止或限制外资进入。

詹姆斯·戈德史密斯 (Sir James Goldsmith’s) 对固特异轮胎与橡胶公司 (Goodyear Co.) 的敌意收购案和日本富士通公司 (Fujitsu Ltd.) 对拥有敏感技术的美国仙童半导体公司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Co.) 收购案后, 国会意识到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法律以进一步维护美国在该领域的国家利益, 于是通过了《1950年国防产品法》修正案——《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 (Exon-Florio Amendment) 。该修正案规定总统可以审查任何收购美国公司的行为, 并在其他法律规定无法为国家安全提供充分和适当保护的时候采取适当措施中止或终止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收购活动。该修正案列举了三个考量因素判断外资并购行为是否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即国防所需的国内产品, 国防所需国内工业的产能, 包括人力资源、产品、技术、材料和其他物资和服务的可用性, 外国人对影响国防需求的美国国内产业及其商业行为的控制程度。后里根总统签发12661号总统令 (Executive Order 12661) 授权CFIUS执行该修正案, 使其从一个最初只对外国投资的数据进行调查与分析的纯行政机构变成一个拥有对外国投资者并购美国企业进行实质审查, 并在总统决定暂缓或阻止某些并购行为时拥有广泛建议权力的机构。

三、国会通过《伯德修正案》, 确立对外资安全审查监督的法律地位

法国Thomson-CSF对美国LTV公司导弹业务的收购计划同样遭到了国会的反对。原因之一是法国政府拥有ThomsonCSF母公司法国Thomson S.A.59.2%的股权, 所以国会认为Thomson-CSF的收购行为可能受法国政府操纵。原因之二是目标公司LTV握有美国国防部门的多份合同, 同时握有一些机密武器的开发和运用技术。该项交易如果成功, LTV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个被外资收购的美国国防部门主要承包商, 法国政府也会相应地获得LTV拥有的敏感技术。CFIUS于是同ThomsonCSF进行商谈以期达成有关适当控制敏感技术外流的缓和协议 (mitigation agreement) 。当谈判失败后CFIUS建议美国总统拒绝该项收购。Thomson-CSF被迫撤回申报, 并对原先的收购协议做了实质性变更, 同意与美国的Loral公司合作共同收购LTV的导弹业务, 且Thomson-CSF最终将收购的股权数控制在6%。Thomson-CSF做出这一让步之后美国政府批准了该项收购。政府虽然已经对这一交易点头, 但国会仍对其持质疑态度。国会指出Thomson-CSF对LTV的收购表明政府对涉及国防和代表国家竞争力的美国公司保护不力。为了避免此类情况再度发生, 国会在《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基础上做了三项重要改变, 通过了《1993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37 (a) 条》 (Section 837 (a)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1993 (P.L.102-484) ) , 即《伯德修正案》 (Byrd Amendment) 。

《伯德修正案》的第一大改变是规定如果收购方是由外国政府控制或者代表外国政府的话, 那么该项收购活动就必须接受国家安全审查。这一规定使得与政府有关联的外资并购美国的难度大大增加。牵涉政府的收购由原先的“损害国家安全威胁”审查标准 (threatens to impair the national security) 降低到“可能影响国家安全”标准 (could affect the national security) , 审查门槛大大降低。同时, 该修正案对外国政府 (foreign government) 采取广义解释, 将政府定义为包含任何政府或行使政府职能的机构, 将判定公司由外国政府控制或者代表外国政府的权力交由国家安全审查的执行部门。

《伯德修正案》的第二大改变是在《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的基础上新增两个考量因素:一项涉及向支持恐怖主义、支持导弹技术扩散及生化武器的国家出售物资、设备或技术的交易对国家安全存在的潜在影响;一项涉及美国处于领先地位技术的交易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第一个新增的考量因素要求CFIUS拒绝那些可能导致出售军用设备给与恐怖主义有关联国家或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的交易。第二个新增的考量因素为考虑并购之后的第三方交易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提供法律依据。

《伯德修正案》的第三大改变是国会通过增加报告书的要求而进一步掌控外资在美活动。日本富士通收购美国仙童半导体案导致《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的产生, 法国Thomson-CSF收购美国LTV案又产生了《伯德修正案》。这两个案件有一个共同点, 即收购案都因牵涉敏感技术而遭到国会以国家安全为由的质疑与反对, 但政府都没有因此而阻止并购。《伯德修正案》在原有基础上要求总统在审理完一个交易案后立即将他的决定以报告书的形式告知参众两院的代表, 且报告书中应包含做出最终决定的原因以及借鉴的考量因素。除此之外, 《伯德修正案》要求总统每四年向国会做一次详细的分析报告, 以确定是否存在一个或多个国家或公司合谋收购在研发、关键技术方面具有领先地位的美国公司, 以及是否存在外国政府主导或帮助下的以获取与关键技术相关的商业机密为目的的间谍行为。增加总统报告的要求表明国会欲在政府主导下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中发挥更为积极的政治监督作用。

四、国会制定FINSA, 扩大对外资安全审查的监督力度

2005年的中海油竞购优尼科 (Unocal Co.) 案和2006年的迪拜港口世界 (Dubai Ports World) 案再一次将CFIUS及其主导下的国家安全审查引入公众视线。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 这一次的影响远超前两次,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最终成为全球关注点。由于中海油与迪拜港口世界都属于国有企业, 根据《伯德修正案》的规定, CFIUS必须对它们展开安全调查。有意思的是, 这一次的反对声又来自国会。

在中海油给出18.5亿美元的收购报价后, 美国的中国威胁论者们就开始制造舆论, 指责中海油的这次收购是中国政府指使下的有预谋的行为, 意在抢夺宝贵的石油资源。国会担心如果中海油竞购成功, 就等于把战略资源拱手相让于中国, 这无异于养虎为患。国会于是对中海油的竞购设置重重障碍, 最终迫使中海油退出竞购。危机虽然暂时解除了, 但国会对竞购过程中政府表现出的不明朗态度表示不满, 同时担心现有的审查制度不能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中海油退出竞购后不久, 阿联酋的迪拜港口世界收购拥有美国六大港口经营权的英国半岛—东方航运公司 (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 , 并主动向CFIUS提交了审查申请。这一收购活动同样遭到国会的极力反对。国会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三点, 一是该案涉及美国重要港口安全, 二是9/11事件的劫机者中有两人来自阿联酋, 三是阿联酋为基地恐怖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但国会没能说服政府阻止该项并购案。小布什总统对该案点头后美国舆论一片哗然, 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国会推波助澜, 顺势重新审视了CFIUS的审查过程, 并颁布了新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法案——《2007年外资与国家安全法案》 (Foreign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2007, FINSA) , 对《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和《伯德修正案》予以继承和发展。

首先, FINSA是美国政府和国会利益调和的产物。FINSA一方面仍然开宗明义, 指出该法案的目的不是阻止外资, 而是在保证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更好地吸收外资, 从而保持美国政府一贯标榜的对外资友好形象。另一方面, FINSA要求政府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 通报这一年度CFIUS审查的所有案件, 以此加大国会对外资安全审查的监督力度。

其次, FINSA新增五个考量因素供总统或CFIUS判断外资并购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五个因素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涉及核心基础设施、核心能源资产、关键技术的考量因素。第二类是有关外国政府在防止核武器扩散、防止恐怖主义以及出口管制方面的政策的考量因素。第三类是涉及外国国有企业收购的考量因素。FINSA同时授权总统和CFIUS增加其认为合适的普遍适用或针对个案的其他类似因素为考量因素, 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审查机构的自由裁量权和国会参与监督的可能性。

再次, FINSA以立法形式确立CFIUS为对外资展开国家安全审查的机构。《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时代的CFIUS仅作为总统授权下的执行机构 (designee) 而存在, 即总统通过行政命令将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权力交予CFIUS执行。没有以立法形式确立CFIUS的审查机构地位被认为是《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的一大缺陷, 因为这使得CFIUS仅仅作为总统的附属物而存在, 它的决定无时无刻不受政府的外交政策左右, 从而在无形中降低了CFIUS的重要性及其决定的权威性。但从另一角度来看, 确立独立法律地位后的CFIUS更容易受到国会的政治影响。

五、国会对外资政治监督的必然性及中国企业的应对措施

援引“国家安全”作为对外资国民待遇原则的一个例外已经被世界各国政府所接受, 并通过国内立法形式加以确定。所以, 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在制度机制的设定下首先体现的是它的法律性质。但是, 该制度在其显性法律性的背后是隐性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通过法律规定的模糊性予以实现。

美国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自始至终都没有对最为关键的“国家安全”做出定义, 而仅仅给出总统或CFIUS在审查时应当考虑的参考因素, 如并购是否涉及国防产业, 并购是否涉及重要基础设施和技术, 并购是否是外国政府控制下的交易, 并购是否涉及美国能源及其他重要资源。在罗列出参考因素后, 该法用一兜底条款规定总统或CFIUS可以在其认为适当的时候援引FINSA阻止外资的并购活动, 从而将审查的最终决定权交给总统及CFIUS。加之FINSA明文规定了国会对外资并购的监督权力, 所以美国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实质上是美国政府和国会博弈下的对外资的一种政治审查。

此次国会对华为、中兴展开国家安全调查正是基于其国内法FINSA而实施的政治监督和干预。这种干预是赤裸裸的, 却又是合法的, 因为它有FINSA作为依据。FINSA的存在也是合理的, 因为国际商事活动遵循主权至高性原则。这就为中国企业进军美国市场提出了一个难题。现阶段中国的对外投资企业中, 大部分为国有企业, 其余的非国有企业也大都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国会要援引FINSA阻止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并非难事。

未来中国企业要想更好地进军美国市场, 要从企业商业策略和国家法律规定两方面入手寻求出路。企业的商业策略包括咨询美国并购律师和公关公司以熟谙美国的并购法律制度和FINSA审查过程, 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获得国会中亲华或中立议员对投资活动的支持。国家制度层面上, 2011年2月3日, 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 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做出原则性的规定。同年8月25日商务部颁布了《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并于2011年9月1日起实施。这些规则的颁布与实施意味着中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体系的基本完成。这一制度的存在及完善将为我国企业赴美投资提供一个可以与美方讨价还价的制度平台。国会今后对中国企业的商业行为进行政治干预时就不得不考虑美国企业投资中国时可能遇到的国家安全审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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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Foreign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2007, Public Law110-49.

监督权案 篇6

1999年4月, 杨某与高某合伙在A市成立甲公司, 经营经济信息咨询、市场信息、市场分析、投资策划业务。但在经营中, 他们却以甲公司是“申银万国”、“广西证券”等证券公司的代理公司的名义, 私下进行非法的股票交易活动。他们招收了多名经纪人, 宣称在甲公司进行股票交易可允许高额融资、进行T+0交易 (即国家明令禁止的当日买入当日卖出交易活动) 等优厚条件, 引诱数十名投资者到甲公司进行股票交易。2000年3月, 他们又在B县C镇开设了经营电脑安装服务的乙经营部。利用甲公司和乙经营部, 杨某和高某共收取31人的保证金八十余万元, 按高额融资、T+0交易等方式进行升降买卖活动, 从中获利。

2000年12月, 杨某和高某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2001年1月被逮捕。法院在受理这个案件时, 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 却在适用法律定罪上遇到了难题。2003年8月5日, D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提审最终认定:两被告的行为扰乱了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 获取非法经营利润16万余元, 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至此该案尘埃落定, D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提审, 主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推翻了原既已确定生效的判决。然人民法院在“有错必纠”理念指导下, 主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追求“客观真实”的做法是否值得呢?

判决是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终结时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的确定、权威的终局性判定。原则上, 刑事判决既已确定生效, 即产生确定力, 且按照一事不再理原则 (或称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 不容许重新审判而撤销或者变更原判决, 以避免国家在行使刑罚权时给人一种出尔反尔之感, 这不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再者, 相对于法律和判决的权威性而言, 在具体案件上忍受错误判决的危害要小很多。在现今民众普遍缺乏法律信仰的时代, 以牺牲个案正义换得法律、判决的权威性和安定性的做法,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它是民众在树立法律信仰过程中必须承受之殇。

二、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思考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之规定, 人民法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发现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确有错误, 依职权即可发动审判监督程序并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然这一做法, 不仅与一事不再理原则 (或称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相冲突, 而且直接背离了司法被动性、中立性的要求, 同时也违背了控审分离的基本原则。更何况, 法律对于人民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并无严格的限制, 其后果是由于人民法院频繁发动审判监督程序, 直接破坏法院判决和诉讼的安定性、权威性。本可以通过个案判决来构筑法秩序、树立法律信仰, 在这样的审判监督机制下, 却令人大失所望。以“法律、判决的安定性”换得“客观真实”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 人民法院主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不符合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要求。“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 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者惩罚”。这被称为一事不再理, 也可称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即对于被追究者的同一行为, 一旦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确定判决, 不得再次启动新的刑事诉讼程序。它强调维护判决的“既判力”, 旨在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 防止国家权利的滥用。人民法院主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对被追诉人的行为再次作出评价, 显然违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要求。

其次, 司法的被动性、中立性要求人民法院对于案件争议的处理不得采取主动的方式。“法院不得对于未向其诉求的事项有所作为”。显然, 要想使司法权得到持久的社会支持, 树立司法机构公正、中立的社会形象是必不可少的。而公正和中立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裁判者在当事人之间没有利益上的倾向, 若司法工作人员主动出击, 试图积极地发现和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或者潜在的纠纷, 势必将自己陷入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纠纷之中, 难以保持公正、中立。同理, 若人民法院主动发动审判监督程序, 在某种程度上便已对实体形成一定的预断, 其中立地位难以保障。

再者, 人民法院主动发起审判监督程序违背了控审分离原则的基本要求。在任何情况下, 人民法院都不能在控辩双方未曾提出再审申请的情况下, 自行就某一程序发动审判监督程序。否则, 人民法院就会同时成为再审之诉的提出者和裁判者, 违背控审分离的基本原则, 使审判者难以保持超然的中立地位, 以致被追诉人处于更加不利、更加危险的境地。

诚然, 公正的判决是任何重视法治原则的司法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 刑事判决应当满足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需要。若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司法裁判认定的事实存在错误, 当然应予以纠正, 但就人民法院主动发动审判监督程序这种违背法治原则的做法, 必须加以改进。相较而言, 在民众法律信仰缺失的今天, 以“法律、判决的安定性和权威性”换得个案正义追求“客观真实”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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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阳涉嫌犯非法经营罪再审一案[EB/OL].华律网:http://www.66law.cn/lawwrit/6159.aspx, 访问于2013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