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监督权（共7篇）
公民的监督权 篇1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不断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其便利性和广泛性得到大众的喜爱, 并逐步的成为我国的“第四大媒体”, 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网络环境下, 人们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最便捷的方式、最短的时间获取社会信息, 了解政治生活, 参与能力大大提高, 增强了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 促进了国家政府工作的公开化、透明化, 极大程度的实现了公民的监督权, 但是, 网络监督权利实现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负面影响, 如何实现网络信息的安全, 保护好公民的个人隐私, 成为公民监督权实现的难点, 本文在网络监督权的基础上, 分析网络信息安全的隐患, 在保护网络监督权的基本原则下, 提出具体实现措施, 为公民网络监督权的行使提供安全合法的途径。
一、网络监督中信息安全存在的问题
随着网络的兴起, 信息的传播途径多样化, 人民不再仅仅通过传统的媒体获取信息, 也不再是被动的受众, 他们往往通过网络平台主动获取和发布信息, 并且引领着传统媒体持续跟进和监督。网络监督权成为信息网络的新生事物, 成为公民监督国家政治生活的新途径, 这种监督的方式充分利用了网络的低成本、便捷性和广泛性, 更实现了监督的网络互动, 使得权利的监督更加“透明化”, 虽然网络监督不具备强制力, 但是一旦曝光并得到网络的关注, 其传播力、影响力会形成一定的社会效应, 督促着政府机关及时应对社会舆情解决社会关注热点。经过近些年网络的不断发展和公民监督意识的觉醒, 互联网已经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一种便捷、普及的方式。
虽然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拉近了生活之间的距离, 方便了信息获取的途径和方式, 但是由于我国信息安全法律和教育的滞后性, 使得人们在使用网络时, 无法真正的保护信息的安全, 这些信息既包括自我的信息, 也保护监督对象的信息, 总而言之, 网络时代的信息安全面临挑战。
(一) 法律层面的问题
自2007年我国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起, 我国对政府信息的公开和保密制定了具体的准则, 并逐步的实现法制化, 同时采用传统监督模式运行行政监督的职责, 但由于我国法律体系的不完善以及对网络监督等新生事物的反应较为迟缓, 导致至今还没有统一的授权法, 没有具体、详细的细则去保障网络监督权的实现, 对监督的权利范围、方式、程序等没有明确界定, 使得网民在实现监督权利时, 无法准确区分个人隐私和行政信息, 不加辨识的散布谣言, 侵犯个人隐私, 影响行政主体的日常生活, 危害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二) 技术层面的问题
随着信息化的到来, 网络逐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人们不仅可以随时交流, 更加可以记录生活的点滴, 更能把自己诸多的隐私记录下来, 但是由于对网络信息安全的认识不到位, 对于个人信息的安全并没有足够的重视, 在网络的注册、登记和发布中更是“慷慨”的公布自己的信息, 而这些信息一旦被别人利用、挖掘和传播, 就会影响当事人的日常生活。我国信息化的建设刚刚起步, 网络软件的研发和专门的技术还不成熟, 无论是国家还是开发商都没有足够的重视隐私保护软件的研制, 对安全策略的研究还不到位, 斯诺登对“棱镜”的曝光足以说明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以及技术的匮乏性。
(三) 道德层面的问题
网络的兴起使得人们可以“匿名”进行发言, 不再受到社会的约束, 他们可以在网络中表现出不一样的自己, 面对网络纷繁的信息他们会不加甄别的进行评价和传播, 甚至诋毁别人, 传播社会的“负能量”, 而这些都无法追究到个人, 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因而在面对“人肉搜索”时, 网民更加热衷于去疯狂的挖掘个人的隐私而不顾其他, 类似“天价烟事件”频频曝出, 严重侵犯了个人的隐私, 影响了行政者的日常生活和信息安全。经济的飞速发展, 信息化的高速建设, 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 但是自我教育的缺失, 道德底线的滑坡, 网络环境的破坏, 使得网络成为传播他人隐私, 侵犯他们权利的工具。
网络监督的对象主要针对政府官员的行为, 虽然为了促进政府官员的清正廉洁, 他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极大的方便了网络监督权的实现, 满足了大众的知情权, 更好的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促进“中国梦”的构筑。在网络监督中, 我们必须清楚, 涉及官员的公权力行使的事情要及时让大众获悉、了解, 但是, 涉及个人隐私生活的, 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事情应该受到隐私权的保护, 保护他们的网络信息安全。因此, 在网民实行网络监督权时, 要注重网络信息安全的保护, 对于涉及官员政治生活、生活作风、个人财产、背景材料等等要及时公布, 接受网民的监督, 但是对于官员的私生活、儿女私事等日常生活, 受到法律的保护, 要保护他们的网络信息安全, 坚持不打听、不搜集、不传播, 而由于法律监管的缺席、安全技术的不完善、道德底线的滑坡导致了网络监督权的实现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侵犯他人隐私的事件发生。
二、网络监督中存在信息安全的原因
(一) 法律约束力的缺失
法律的强制性保证了法律可以规范社会的一些的不当行为, 但是当新生事物出现时, 由于法律是针对过往事件的规范准则, 对于新生事物不能及时的进行法律角度的规范, 只能靠社会的道德标准去评价, 因而缺失了行为约束的强制力, 如监管机构可以对违反规定的国家公职人员进行处分, 追究责任;司法机关可以做出具体的行政裁决, 这些传统的监督都能使得法律的强制力适用监督客体, 但是对于网络监督来说, 如何规范网络监督的权利和权力, 如何界定“越线”的标准以及进行法律约束的方式方法, 这些都没有明文的规定, 对于“人肉搜索”等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只能靠道德进行谴责, 靠舆论压力去寻求正义, 无法从法律的强制性去维护客体的利益, 因此, 要加快司法部门制定相关网络监管法, 紧密联系传统法律规范, 实行统一的强制力准则, 发挥法律原有的约束力。
(二) 网络技术的不完善
网络的开放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缩短了获取信息的时间, 但是当网民在网络上注册或发布个人信息时, 由于没有采取相应的保护方式, 以及相关网络隐私法律法规的缺失, 使得个人信息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窃取并利用, 最终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 研发专门的隐私保护软件, 研究相关的信息安全策略, 规范信息平台的隐私保护意识, 才能从商家和社会的角度共同保护隐私, 才能使得网络被大众所接受并合理使用。
(三) “网络文明”的缺失
道德是公民行为的最基本准则, 在法律缺失或者新生事物面前, 对道德的遵从度可以展现公民对事物发展的态度, 很多网民认为网络是虚拟化的, 在网络上我们可以展现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自己, 甚至肆意发泄对工作、生活和社会的不满, 对他人不加尊重, 对他们信息肆意披露和评价, 侵犯他人隐私, 损坏他人名誉。在网络监督过程中, 加大了对违规官员的曝光度, 歪曲了评价, 对其个人信息不加筛选、甄别就进行发布, 其隐私权肆意侵犯, 歪曲了事实, 错误的指引了网民的判断方向。网民要加强自我教育, 守护道德底线, 搭建良好“网络文明”环境, 培养良好的政治敏感度, 弘扬社会的正能量, 保护他人隐私, 促进社会和谐。
三、保护网络监督权的原则
(一) 权利保护优于权利规制原则
孟德斯鸠指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 他就不再有自由了, 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①由此可知, 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都要依靠法律保护, 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宗旨进行网络监督权的实现, 保护网络的信息安全。
有法可依, 这是行使监督权的前提和基础, 因此, 为了更加明确网络监督的法律地位, 梳理信息安全的宽容空间, 立法保护应优于立法规制。从法治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国家公权力的限制和公民私权利的限制成为监督权必须规制的理由, 必须坚持“利益平衡原则”和“比例原则”, 也就是在公平的理念上分析、比较两种或两种以上互相矛盾的利益, 然后根据比例原则, 在分析各自价值大小的基础上作出价值判断, 从而可以构建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 进而化解矛盾。在网络监督和信息安全的比较中, 公共利益是协调两者的有效原则, 在两者无法取舍时, 法律的天平必须向公共利益作适度倾斜, 维护公民的政治权利, 保护国家的利益, 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 在实际操作中, 应该给正当监督权适度的宽容和倾斜。譬如在立法时设定一些“免责”条款, 为舆论监督提供特殊的保护。
(二) 最小限制原则
所谓最小限制原则, 就是在选择达到禁止目的法律时, 适用限制言论自由或舆论监督的最小限制。我国虽然提倡“言论自由”, 但是还没有专门的法律落实公民的言论自由, 因此, 当出现监督权和信息安全的冲突时, 应该进行“利益”的平衡, 采取谨慎的原则, 不能将限制设定过宽。通常, 针对最小限制原则最多讨论的就是网络管理“实名制”的问题。
网络的便捷性、广泛性会引发管理的问题, 为了及时对“匿名”进行追索, 实现网络的言论管理, 净化网络环境, 实行“实名制”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 它可以及时消除双方信息不一致的情形, 使得原本“虚拟世界”变得真实, 人们必须使用法律和道德制约自己在网络上的行为, 从而避免网络信息的不安全现象, 但是由于网络间的言论存在更多的影射、暗示等含义, 法律并没有对它们进行定义和界定, 极易造成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产生争议, 最终导致不利后果, 削弱网民对监督权的使用, 因而, 网络“实名制”的实行很有可能“过滤”甚至“拒绝”网络监督, 压缩公民诉求的渠道, 对网络监督权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三) 尊重公民自主、培育公民自律原则
法具有强制性, 能够及时对社会进行规范, 但法不是万能的, 首先法律的制定和运行需要立法、司法、执法等程序, 除了人力成本外, 还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 无法及时解决当前的棘手问题;再次, 法律具有滞后性, 任何法律的制定都需要大量的考究、调研, 并且也不能指望法律能够制止一切的网络违法行为;最后, 法只是对公民行为最低要求的限制②, 很多事情虽然不违法但是却不符合道德的标准, 不利于维护公民的切身利益。因此, 应通过道德的自律培养网络监督中的信息安全意识。
四、保护网络监督权的解决方案
(一) 法律手段
网络监督作为公民监督权的一种实现方式, 主要基于言论自由权, 但是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网络中, 言论自由都是相对的, 监督权亦是如此。在公民实现网络的监督权时, 如果被监督者的日常私生活受到严重干扰, 那么网民就应该为此承担必要的法律后果。当然,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太成熟, 法治建设正在逐步完善, 虽然有国家安全法、社会公众利益法等相关法律条文, 专门针对网络监督权的法律文件仍未确定, 如何保证监督过程中的信息安全同样没有立法, 因此, 政府机关要尽早的认识法律在保护网民的信息安全方面的重要意义, 及时立法保护公民信息安全, 防止公民隐私泄漏却无法可依。
关于信息安全的保护, 首先, 要明确信息安全在法律上的地位。虽然司法审判中明确了信息安全的保护, 却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 同时也要明确信息安全的含义、概念、范围, 以及划定信息安全的界限;其次, 网络信息安全的保护要优先保护网民的监督权, 防止公平正义的缺失, 避免降低公众的监督积极性, 因此, 在网民参与网络监督时, 要通过法律明确规定监督侵权的类型、方式、表现, 使得网民在行使监督权时及时纠正自身的错误, 不触及法律的红线;最后, 我国的信息安全立法要吸取国外先进的经验, 对于网络兴较早、相关立法较早的国家要积极的学习他们的立法宗旨, 借鉴国外立法技术, 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 积极协调网络监督和信息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 全面发挥网络在监督中的作用, 实现“政治清明”。
(二) 技术手段
立法是解决信息安全的主要手段, 但是法律不是万能的, 我们应该借助网络的快速发展, 结合网络自身的特性, 采用特定的技术手段实现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 现在网上已经出现了个人隐私保护软件, 如隐私参数选举平台P3P (Platform for Privacy Project) , 用户可以在该平台上设定自己的信息保护参数, 当用户浏览其它网址时, 可以通过P3P进行检测该网址是否符合自己的信息安全策略, 以便及时的发现自己的信息是否泄漏, 进而保护自己的信息安全。
(三) 强调道德伦理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 “网络文明”一词被众多学者提出, 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它对网络服务商、网络编辑和网民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 成为构建网络言论文明和社会道德秩序的动力。网络服务商作为传播的媒介, 在保证信息全面性的同时, 更要肩负起网络搜索平台的秩序;网络编辑在信息采集时, 要提高政治的敏感度, 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 积极传播网络正能量, 保护网民个人信息安全;作为网络最大的群体—网民, 要积极培养自己获取信息的辨别能力, 加强自律, 树立公平、正义的责任感, 拥有道德底线, 维护国家形象, 促进和谐稳定。
网络监督本身也是公民自我教育的重要方式, 人们在实行自己权利的同时, 也要相互学习, 引以为鉴, 在纠错中共同自我批评, 实现共同反思、进步。在网络这个大环境下, 网民要认清自己的权利, 保护他们的权利, 逐步树立正义感, 具有法律理念, 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 实现自我权利合法合理的使用, 监督社会的秩序, 保护信息的安全, 共创和谐的社会。
五、结语
在信息日趋多元化的时代, 网络的兴起见证了人们实现自我权利的渴望, 我们清晰的感触到网络所带来的监督力量, 促进了官员的清正廉洁, 政府健康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容纳多种声音, 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 实现“权利对权力”的合法、合理监督。在网络监督日趋盛行的今天, 通过合理的立法界定信息安全, 保护个人隐私;通过技术加强自我信息安全的意识和能力;通过培养个人的道德情操, 提高信息安全的意识。从立法、技术、道德的层面解决了信息安全的保护, 它们共同遵循着利益平衡原则, 铸稳互联网所提供的舆论监督平台, 让公民的监督权利在看似“虚拟性”的互联网中得以“实际性地享有”, 这对政府权力的健康运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美]沃尔特, 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3:197.
[2]刘文富.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200.
[3]沈宝祥.领导干部要适应“互联网政治”的发展[N].学习时报, 2014.25.
[4]See, Samuel.D.Warren﹠Louis.D.Brandies, “The Right to Privacy”, 2012:193.
[5]查庆九.公共信息公开的潮流与法制化[N].法制日报, 2013.42.
公民的监督权 篇2
关键词：检察机关；食品安全；监督机制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然而，很多食品生产经营者为了增加食品的色香味、延长保质期、降低生产成本等，非法过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掺杂掺假，甚至添加有毒有害物质，致使我国食品安全形势十分严峻。瘦肉精、苏丹红、三聚氰胺、毒大米、“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故的接连发生，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也极大地打击了我国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目前，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增强民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已刻不容缓。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如何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完善监督机制，加大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保障公民食品安全权利，是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现状分析
1.生产、加工、经营食品现象严重
我国食品产业的规范化水平还比较低，很多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由于资金、设备、管理、技术手段等方面的限制，食品质量难以得到保证。更有少数不法企业、个体工商户利欲熏心，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违规使用、过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甚至在食品中掺加有毒有害的化学用品，如三聚氰胺、苏丹红等，严重威胁人们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另外，掺假售假、无证无照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三无”食品等现象屡禁不止，给食品安全造成严重隐患。
2.安全监管无序
在食品安全生产经营的日常监管中，涉及卫生、质监、工商、食品药品监管等多个部门，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形成监管合力。然而，在实际食品安全行政执法过程中，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相关部门协调配合不力，有的争着管、有的无人管，经常出现重复执法或者相互推诿扯皮等消极履职，的现象，造成监管漏洞，这些都给某些不法企业违法生产、销售不合格或有毒有害食品提供了可乘之机。
3.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流失严重
日常食品安全行政执法查处的食品生产经营违法行为有些已经构成犯罪，但是由于行政执法人员对刑事法律规定不够了解，对刑法中有关罪名和构成要件掌握不够，或者执行标准不一，使很多已经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只是受到行政处罚，而没有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另外，相对司法机关来说，由于行政机关收集、固定证据的意识和手段都不够强，造成许多本该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因证据流失而无法立案，影响了对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和查处。
二、检察机关在办理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中遇到的问题
1.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线索来源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不像刑事犯罪那样具有直接、明确的受害人，犯罪对象的不特定性加上消费者维权意识不强，使案件线索收集比较困难。另外，由于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不顺畅，出现应当移送案件未移送，仅处以行政处罚现象，影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开展。
2.流失严重
对于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由于行政执法人员对刑事法律法规不熟悉，对相关罪名和其构成要件不了解，以及收集、固定和保全證据的意识和手段薄弱，导致未能依法移送或者移送不及时，丧失了最佳取证时机，影响了对涉嫌案件的查处。许多问题食品生产经营者在行政执法部门对其执法检查或者对可疑食品作鉴定期间，将未被发现的问题食品转移，使案件在认定数额上出现巨大偏差，有的甚至可能无法定罪量刑。
3.一违法行为的定性存在不同意见
对同一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给予行政处罚还是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由于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立案标准的理解不同，致使很多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应当移送而没有依法移送，出现有案未立、有罪未究、以罚代刑现象。另外，检察机关内部也存在对有些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定性不统一现象，难以形成打击合力。
三、完善检察机关保障公民食品安全权利的监督机制
1.与完善“两法衔接”工作机制，及时高效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第一，加强对a危害食品安全案件移送的监督。《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一条规定“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通过与工商、质检、行政监察等食品安全行政执法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走访调查、查阅行政执法案件台账和案卷等方式摸排涉嫌犯罪线索，增强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监督，发现有可能涉及犯罪的案件，督促行政执法机关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收集和保全相关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并将移送情况通报检察机关。对于行政执法部门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问题，检察机关应当根据相关规定及时纠正，做好登记备案，并对移送情况和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完善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制度。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一方面是指对于行政机关查处可能涉嫌犯罪的案件，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主动派员提前介入，引导食品安全监督部门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避免因取证标准不统一、证据完整性要求不同而带来的移送难、移送不及时问题。另一方面是指在公安机关提请批捕和移送起诉之前，参与到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中，实施法律监督，规范侦查行为，对涉嫌罪名、侦查方向等进行积极引导，以保证案件质量和快速办理。
2.严肃查处和预防涉及食品安全的职务犯罪
一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突出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以及新闻媒体曝光的重点案件的打击。对公安机关正在侦查的重点案件，第一时间组织强有力的办案力量依法介入，积极引导公安机关收集、固定证据；对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移送起诉的案件，组织精干力量优先予以办理，及时批捕、起诉。
二要拓宽案源渠道，认真受理群众举报投诉，关注舆情，深入社区，积极排查有关职务犯罪线索；检察机关内部侦查监督、公诉部门在办理危害食品安全案件时，要注意发现违法犯罪事件背后的行政管理部门和执法、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职务犯罪线索，并及时移送反贪、反渎部门立案查处。
三要紧密结合当前查处的典型案件，进一步开展食品安全监管人员职务犯罪预防宣传教育工作。充分利用检察机关廉政教育基地平台，定期开展法制宣传、预防咨询和警示教育课，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进行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进一步增强监管工作人员的法制意识、责任意识，筑牢防范职务犯罪的思想防线，提高防腐拒变的能力。
3.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强化食品安全诉讼监督
首先是切实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案件的监督。充分利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和办案协作机制，加强联动协作，不断拓展与行政执法部门、公安机关的信息共享，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涉嫌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案件依法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其次是加强对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的监督。在审查、批捕起诉工作中，发现有遗漏犯罪嫌疑人或者遗漏罪的，要依法追捕、追诉；对于判决、裁定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方面确有错误、量刑明显不当或者审判活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审判人员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情形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符合抗诉条件的，应当依法及时提出抗诉和立案查处。
4.加強食品安全犯罪领域的理论知识学习和调查研究
首先，要通过加强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提高查办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能力。危害食品安全案件专业性较强，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应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同时加强学习，认真研究各相关罪名及其构成要件的区别，确保案件定性精准。
其次，建立定期培训制度，为深化“两法衔接”奠定基础。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当积极主动加强与食品监管部门的密切联系，定期走访有关行政部门，邀请食品监管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为检察人员培训食品监督管理、行政执法流程等相关知识。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应派出专门人员为行政执法人员就刑事立案标准、案件移送、证据的收集、固定和保全等进行培训，共同研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中涉及到的证据认定、法律适用等问题。
第三，充分利用检察机关办案优势开展调查研究，提出预防、减少违法犯罪的建议。在依法查办案件的同时，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深入分析食品安全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规律、成因，积极查找食品安全监管环节的体制漏洞和机制问题，全面排查职务犯罪风险点和风险环节，提出完善内部管理的检察建议和预防对策，健全完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廉政风险防范制度，防患未然，促进源头治理。
5.大力开展法律宣传，加强食品安全教育
首先，检察机关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食品安全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活动，向公众宣传食品安全知识和国家保障食品安全的政策与法律法规，发放食品安全宣传册，提高公民食品安全意识，强化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质量意识和责任意识。
公民的监督权 篇3
我国《宪法》虽然未对公民监督权进行定义, 却在多个条文中有所体现。其中总纲第3条第二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 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该条第三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第27条第二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 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 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人民的监督, 努力为人民服务。”第41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201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 “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
二、公民的隐私及隐私权
隐私权概念被公认的首次出现始于1890年, 美国的两位法学家沃伦 (Warren) 和布兰戴斯 (Brandeis) 在哈佛大学《法学评论》上发表的《隐私权》 (1) 一文中使用了“隐私权”一词, 并将其界定为一种“免受外界干扰的、独处的”权利。此后, 隐私权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各国对于隐私权的相关问题也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对于隐私权的确切概念, 至今并没有统一定论。《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的定义是“不被政府、媒体或其他机构、个人无正当理由干涉的独处权。”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 “隐私权是不受他人干扰的权利, 至于人的私生活不受侵犯或不得将人的私生活非法公开的权利要求。”
在中国, 由于传统道德文化和社会风俗的影响,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并不受重视。人格权制度产生时, 具体人格权体系就已随之形成了, 早在1986年的《民法通则》中就规定了各种具体人格权, 如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肖像权、荣誉权等权利, 当时只是通过保护公民的名誉权等来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而没有单独将隐私权列入具体人格权中。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个人隐私的关注日益提高, 于是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又产生出了隐私权的概念, 并成为由法律确认为一种权利。如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民事权益, 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从该条列举中可以看出, 现在的隐私权是与其他人格权并列的一项权利。在现行的法律中, 《宪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分别对公民的住宅和通信自由、通信秘密进行保护;《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和第二百五十二条也对侵犯公民住宅和通信自由的行为进行处罚;《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等。
民法学家彭万林教授认为, “隐私权亦称个人生活秘密权或生活秘密权, 是指公民不愿公开或让他人知悉个人秘密的权利”。 (2) 张新宝教授在《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一书中认为, “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 (3) 王利明教授在其主编的《人格权法新论》一书中则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 (4) 这种观点已被不少学者所认可, 并被许多论文和著作所引用。
隐私权的客体是隐私, 而“隐私”一词来源于美国, 英文即“privacy”, 由“private”演化而来。对隐私的界定一直以来没有标准答案, 对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惯, 也就衍生出了不同的观点与内容。但是生活安宁权与生活秘密权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 是隐私的主要内容。从隐私的发展来看, 虽然一直以来隐私权的内涵不断扩张, 但探究其发展基本上是围绕这两项内容展开的。而且这两项内容也是现行法律所确立的具体人格权所无法包容的, 通过将其概括为隐私权的基本内容, 也有助于区分隐私权与其他具体人格权, 准确界定隐私权与其他具体人格权的关系, 既可以更加全面地保护隐私权, 又不至于与其他的具体人格权混淆不清。以这两项权利为内容构建的隐私权制度, 也将能够适应隐私权在未来的发展, 因为法律承认隐私权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充分保护个人的自由, 让人民群众活得有尊严。
三、公民监督权与政府官员隐私权的冲突及平衡
(一) 公民监督权与政府官员隐私权的冲突
政府官员首先是公民, 享有人格权中的隐私权。但因为其身份的特殊性, 本身是代表国家来行使手中的公权力, 履行为人民服务的义务, 因此其自身应当做到公正廉洁, 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应接受公众的监督。而宪法和法律又赋予了公民监督权, 公民依法享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的权利, 是公民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方式。作为一个正在加强民主建设的社会, 公民有监督政府的权利, 这也是一个政府能够不断使自己符合社会发展需求、进行自我完善和进步的最为有效途径。当公民认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没有切实履行他们的职责, 没有做好他们应该做的工作时, 有权对其提出批评, 对改进工作提出建议, 以此来更好地保障国家权力的实施。如此一来, 政府官员的某些个人信息和隐私就要公布出来, 才能被公众所知悉, 从而接受公众的监督, 此时他们的隐私权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造成了公民的监督权与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
(二) 公民监督权与政府官员隐私权的平衡
1. 鼓励公民行使监督权, 但要通过合法的途径
《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浙江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主任陈剩勇表示, 在政府信息公开程度还远远不够的情况下, 通过公众的广泛参与, 加大对官员的监督力度, 意义重大。而且普通网民没有公安机关那样的调查取证权, 多数只能靠人肉搜索, 或靠曝光官员的个人隐私、家庭成员照片来反腐, “这对官员隐私的尊重不够, 甚至触犯法律。”在我国, 公民行使监督权, 实行民主监督, 应该通过多种合法的渠道正确行使。公民可以通过信访举报制度、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制度、舆论监督制度和参加监督听证会、民主评议会、网上评议政府等活动这些途径来行使监督权。
我国宪法规定, 公民在行使监督权时“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公民要负责地实行民主监督, 必须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行使这一权利时, 要遵守法律, 依照规则和程序办事, 不能采用诸如张贴大字报、聚众闹事等非法方式。在依法行使申诉、控告或检举权利, 如实反映情况, 不能捏造、歪曲事实, 诬告、陷害他人, 更不能以举报为名制造事端。
2. 政府应该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
信息的不对称, 也是造成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 甚至通过某些不法途径获取本属于个人隐私的信息并将其传播, 不仅侵害了官员的隐私权, 也可能会构成对名誉权侵害, 甚至会累及到无辜的家人或朋友, 而传播者也难逃法律的制裁。此外, 政府官员也要积极地利用网络平台, 主动回应质疑。对一些确有根据的质疑, 纪委应及时介入调查, 并及时、详尽地公布调查结论。
3. 完善对官员隐私权的界定
公民享有的监督权, 实际上是对官员某些隐私权的限制, 此处的隐私权的客体——隐私的范围较普通公民的范围要窄。隐私权区别于隐私, 而隐私是一种客观事实或实际状态, 不必然受到法律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在《批评官员的尺度》的译者序言中说:美国法官之所以降低对“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的保护规格, 是因为“公众人物”主要是政府官员, 允许人民批评“公众人物”, 更有利于推动公众、媒体“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官员应该算“公共人物”, 但又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当他们在执行公务的时候或跟他们的职务本身有关系的时候, 还有公众对他们的身份有一个基本的道德标准要求的时候, 这时他们是要接受公众监督的, 是“公共人物”。但是, 如果官员下班了, 或者在从事于公务无关的单纯的私人事务时, 这时就不应算“公共人物”, 与普通的公民一样隐私权是受到保护的。
当然, 若是在八小时工作之外, 利用职务之便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 则不能以隐私论, 即若是不违反法律和道德且与公共利益无关或无害的个人信息资料, 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政府官员在不违反法律与道德的情况下, 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从事或者不从事某项活动, 不受他人干预、破坏或者支配, 也有权禁止他人采用窥视、偷听、窃取、刺探等手段获取隐私并传播。
摘要：十八大过后, 随着中央政府对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坚定推进, 各地政府官员“落马”的消息层出不穷, 其中人民群众在这一场反腐斗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也有专家提出, 群众的类似“爆料”的行为方式若是不能加以规范, 很可能涉及到对隐私权的侵犯问题。
关键词：隐私权,人格权,民事权利,监督权
参考文献
[1]王利明, 杨立新.侵权行为法[M].法律出版社.1996.
[2]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第二版) [M].群众出版社.2004.
[3]彭万林.民法学 (第六版) [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4]郭锋.论隐私权的法律属性[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 (20) .
[5]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论公民参与视角下公共权力的监督 篇4
1 公民监督公共权力的制约因素
1.1 公民教育的有限性制约公共权力的监督
公民由于受教育程度有限, 个人素质不强, 妨碍了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在政治生活中, 公民主要通过接受教育培养自己的公民意识, 明确自己的公民权利和义务, 并通过自己的政治判断影响政府的行动和国家政治生活。但是, 当前中国的政治教育还主要是一种精英教育, 许多公民特别是基层公民由于受教育条件和环境的影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政治教育, 许多农民目不识丁, 没有基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公民权利意识, 在政治生活中处于冷漠状态, 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也没有树立起应有的责任感。
1.2 公民权利的弱化性制约公共权力的监督
公民权利意识不强, 看到现实中权力的强势, 出于安全的考虑, 不愿参与政治, 监督公共权力的行使。在现实政治生活中, 公民权利经常因为公共权力的暗箱操作而无法有效地行使。公共权力享有者特权思想浓厚, 自以为是, 而广大民众又缺乏普遍的民主、平等观念, 长久以来形成对权力的敬畏和隐忍的心态, 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 公职人员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对公民的监督进行报复、压制, 不把公民监督放在眼里。因此, 公民为了寻求安全而自动放弃监督权, 远离政治生活, 致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失去了民众监督。
1.3 参与渠道的不畅性制约公共权力的监督
政府提供的参与渠道有限, 而且形式化严重, 让公民觉得自己参与政治影响公共权力的作用微小, 也不愿再参与公共权力的行使与监督。由于政治参与渠道不畅, 使一些公民的要求得不到及时表达, 问题得不到及时反映, 委屈得不到及时申诉, 其监督权利被淹没在了形形色色的长官意志之中而失去了监督作用。
2 公民参与视角下完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的途径
2.1 加强法制建设, 保护公民参与
依靠法律制约权力, 完善法制建设, 保护公民参与[1]。要用法律规范公共权力的行使和维护公民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 实现公民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建立并完善行政公开法律制度, 使公民对行政活动的知情权得到法律保障, 从而拓展公民参与的范围和深度, 加强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同时, 在加强法制建设的过程中, 要注重保护公民监督公共权力的安全性。对公职人员的报复、压制行为要予以严厉制裁, 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使公职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时既能把群众的监督放在眼里, 又能使公民在参与政治活动、监督公共权力时具有安全感, 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
2.2 以权利制约权力, 加强权利监督
公民要维护自己的知情权, 对公共事务中发现的违规行为要进行批评, 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还应向有关部门举报, 并积极配合查处, 用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监督公共权力的行使, 使公共权力的行使能够真正的做到为人民服务。
2.3 发展公民社会, 加强社会监督
积极发展公民社会, 通过社会健全的社会组织和发达的公共领域形成强大的力量来监督公共权力, 制约其滥用和扩张。让公民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到社会的自我管理中去, 弥补国家能力的不足并促进以官民合作为特征的治理和善治[2]。公民通过参与各种志愿性社团组织所形成的互惠、信任、合作等规范, 是监督和控制公共权力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另外, 公民社会的公共领域也为公众的参与、监督公共权力的运用提供了场所。公众形成的公共舆论对政府构成了强大的舆论监督和政治压力, 从而促进了政治的公开性和开放性, 避免了秘密黑色政治, 有力地制约了公共权力的滥用。
2.4 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公民意识
加强宣传与教育, 提高公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民主法制意识。教育程度和民主法制意识的普遍提高, 才能增强人们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 转变落后的民众意识, 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角色与所拥有的权力, 自觉加强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 使公共权力运作过程中竭力围绕公民权利, 促进公共权力向良性方向发展[3]。
2.5 建立“阳光体制”, 实行“透明行政”
转变和扩大政府职能, 实现政府管理创新, 建立“阳光体制”, 实行“透明行政”。美国学者乔治.艾米克提出“让阳光照亮体制”, “阳光是最理想的消毒剂”。国外的经验表明, 建立“阳光体制”, 实行“透明行政”, 有助于扩大公民参与, 加强公共权力的监督, 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
建立阳光政府, 要实行程序化政治, 如决策过程公开, 各类政权机构政务公开等, 通过公开化的管理方式, 使公民广泛接触政治生活, 参与影响政府的构成和决策, 监督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4]。同时, 公共工程、公共服务、市场建设等实行公开招标和竞争投标制度, 招标、投标过程必须是透明的, 公开面向公众, 这样公众在参与招标投标的过程中监督了政府公共权力的行使过程。
2.6 发展市场经济, 创建软硬资质
发展市场经济, 提高公民参与和监督公共权力的软、硬资质。发展市场经济, 利用市场经济的开放性转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心理结构, 使人们普遍接受自由、平等、民主、竞争、创新等观念, 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监督公共权力提供思想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科学技术进步将改善监督技术、通道和方法, 特别是交通和通信设施以及大众传播媒体, 这些技术的提高将增强公民的政治沟通水平和政治资讯能力, 促使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监督公共权力的整体效率和质量的提高。
3 结论
公共权力是权威性分配稀缺资源的基本工具, 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最有效的杠杆。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 因此, 广泛的公民参与有利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制约公共权力的滥用, 维护公共权力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同时能够增进政府的责任性, 推进服务型政府和阳光型政府的建设。
摘要：公共权力是维护公共秩序, 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 公民参与对权力监督的效果起着重要作用。因此, 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应从公民参与角度进行论述, 探讨公民监督公共权力的制约因素, 最后提出公民参与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机制的途径。
关键词：公共权力,公民参与,监督
参考文献
[1]张穹, 张智辉.权力制约与反腐倡廉[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9.
[2]舒扬, 莫古武.权力市场化与制度治腐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3]韦彩玲.公共权力制约功能的实现与公民参与研究[J].政府与社会, 2009 (6) .
公民的监督权 篇5
近年来, 由网络中形成舆论继而对现实社会中公众舆论产生影响的事件屡屡发生, 这均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公民媒体的时代。“公民媒体 (citizen journalism) , 也有‘独立媒体’、‘公共新闻’、‘另类媒体’等多种称谓, 是指广大普通民众或未经过新闻职业训练的人员进行独立的信息整合、采写拍摄, 并将其成果 (文字、图片、视频) 上传至网络平台, 抑或被官方媒体采用的过程。”
然而, 对于传统媒体而言, 它的舆论监督地位正受到公民媒体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 传统媒体在民众关心的重大事件上出现失语的情况也愈来愈遭到民众的不断质疑, 使得传统媒体在群众中的公信力逐步下降, 出现这种情况值得我们深思。
传统媒体舆论地位下降的缘由
传统媒体在新闻舆论监督上的弱化, 究其缘由, 笔者以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思考。
传统媒体新闻报道行动滞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中国与世界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物质生活获得极大满足的人们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满足, 寻求舆论自由成为了人们获得精神满足的目标之一。由于传统媒体具有与官方步调保持严格一致的特点, 使得当公民媒体在网络上讨论异常激烈的事件如果官方不做回应, 传统媒体也置之不理、视而不见。这就意味着传统媒体主动放弃了对舆论引导的权利, 坐视舆论在网民的簇拥下一起一落, 宣泄而出。直到官方发现各种“谣言”已经引发众怒的时候才开始出来辟谣, 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从传统媒体中看到关于该事件的报道。像厦门的PX事件, 在该事件中, 一方面是当地民众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对该项目公开表达不满;另一方面是传统媒体配合官方对该项目进行解释, 后来PX项目从厦门迁出无疑对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是一个打击, 而对于公民媒体来说却是影响力的提升。
在2009年河南开封杞县“钴60事件”中, 从6月7日发生卡源故障, 政府一直不公开信息, 直到网上炒成了一片, 当地政府才在7月12日第一次发布消息, 在这一个多月中许多群众逃离家乡, 前往附近县市“避难”。由于网络谣言四起, 开封警方开始抓捕关于此事件的“造谣者”, 同时开封官方媒体提出“谣言误民害民”, 很多当地网友对谣言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同时,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 谣言的出现, 与有关部门信息公开不及时、不透明有关。有网友提出质疑, “谣言……为什么有谣言?就是因为你不说。你不说, 其他人就说;其他人说, 就会乱说。他们没亲眼看到, 只能这样传。”从舆论学的角度看, 流言是一种特殊的信息形态的舆论, 法国研究者弗·勒莫认为:“流言并不是一种人为的现象, 它的根子是人们感到自己缺了点什么, 它又以模棱两可的感觉在扩展延伸, 它存在的基础是使人希望对事物有进一步的了解或是对隐约感到的威胁的一种反应。”可见, 流言是公众面对威胁的一种应激反应, 是解决难题的一种形式。在“钴60事件”中, 在事件发生初期, 官方对公众的信息需求没有足够的重视, 传统媒体也没有将该问题提上媒体议程, 传统媒体的集体失声导致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大于体制内渠道的消息供给。此时公民媒体扮演了传统媒体的角色, 不时地发布消息, 但是, 问题在于公民媒体的信息发布者中大部分是不明真相的民众, 他们很可能将小道消息发布在网络上, 甚至不排除有借机生事者故意扰乱社会秩序。由于网络信息传播无远弗届, 造成了流言四起。在事件发生的后期, 群众出走事件已经引起了当地官方的高度重视, 当地开始通过电视等多种渠道公开信息、澄清真相、安定民心, 很快起到了作用, 出走的民众陆续返乡。有网友提出, 这说明只要公开透明信息老百姓是会相信的, 问题就这么容易解决, “如果早一点这么做不是更好吗?”从舆论监督的角度来说, 信息报道的滞后便意味着失去了引导舆论的地位和能力, 在网络越来越发达、透明度越来越高的今天, 传统媒体仍然按照过去的新闻报道方式去制作新闻,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公民媒体取代其舆论监督的领导地位。
网络的产生促使传播技术和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 引发公民媒体的兴起, 对传统媒体造成了冲击。麦克卢汉指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传播技术和手段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认知世界、感知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从网络的产生到进入网络时代, 从Web1.0到Web2.0, 互联网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功能最强大的媒介, 它将过去的一切媒介包含其中, 成为其内容。互联网也被称为是“一切媒介的媒介”。“作为一种全新的被普通人普遍使用的传播媒体, 它改变了人们许多传统的观念”。当今的互联网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信息讨论中心, 网络环境赋予个人更多阐述事件、发表观点的权利。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大众传播的生态样式正在悄然改变。人们获取信息不再是单一地依靠传统媒体, 公民媒体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一个主要来源。与传统媒体自上而下发布新闻的方式不同, 网络新闻的发布是自下而上的, 它从新闻组中开头, 在那里, 人们可以报道任何事情。他们利用发稿灵活的优势向受众提供独家“新闻”, 并以“目击者”、“当事人”或者匿名的方式, 利用论坛等手段加快了消息的传播速度、扩大了消息的传播范围。一些后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 如孙志刚事件和华南虎事件等, 都是借助网络力量把公众议程转化为媒体议程和政府议程的。但是,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公民媒体”的“新闻”有一些可能是虚假的、过时的, 或者干脆就是错误的。不过, 总体来说, 随着网民责任意识的增强, 使得公民媒体的影响力逐步上升, 吸引了公众注意力, 相应的舆论监督地位也在提高。由于“零和游戏”的影响, 其对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传播技术革命促使信息资源的分配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草根与精英在信息获得方面趋向平衡。现代舆论的产生基于公众与大众媒介的互动。对于一些重大社会问题, 公众通常是通过大众媒介知晓, 并且依照媒介提示的角度去思考, 按照媒介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调整自己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看法。这里所说的大众媒介,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主要指的是传统媒体, 我国的舆论引导工作一直是由传统媒体承担, 而传统媒体的意见一直代表着精英人士的意见, 说白了就是舆论一直以来是由精英人士掌控。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传统的信息传递主要是以线性方式进行, 由社会的高层向社会底层传递, 在传递的过程中精英人士也完成了对草根人士意识形态的改造, 使得草根人士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精英人士对社会的认知观念。由此可见, 公众舆论必然会接受传统媒体的引导。然而进入网络时代, 公民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信息传播的屏障, 使民众的自我启蒙成为可能。这既动摇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精英分子所扮演的启蒙者的地位, 又降低了其作为社会启蒙导师的权威。就某种程度而言, 公民媒体的出现削平了精英与草根身份的差距, 通过向受众提供海量的信息, 打破了精英人士对知识的垄断。公民媒体使得公众获得了接收信息和表达意见的双重主体地位, 这就带来了众声喧哗, “人们不再一如既往地凝神聆听管理者和传媒的声音, 人们在‘交头接耳’中沟通着彼此的信息, 设置着社会的公共议程, 质询甚至嘲笑着处于公共视野之中的领导者或者媒体”。可想而知, 代表着精英人士话语的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地位必然会出现下降趋势。
传统媒体如何突破目前的状况
毋庸置疑, 由于受到公民媒体的冲击, 传统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时显得力不从心。但是, 公民媒体毕竟还处于生长期, 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它还无法承担舆论监督的重任。但是, 我们应该认识到, 处在公民媒体条件下, 传统媒体要实现舆论监督地位的回归, 就必须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处理好与公民媒体的关系, 找准成为“引领者”的途径, 一方面要与公民媒体竞争, 另一方面应该与其互动合作。在与公民媒体进行竞争时, 必须注意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将舆论监督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特别是在突发事件发生时, 传统媒体必须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 让当事人了解真实情况, 这样可以有效阻止流言的产生, 维护社会稳定。在与公民媒体互动合作方面, 笔者认为传统媒体应该进行角色转变, 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由发布信息向解释信息的转换。“在今天, 发布新闻已经不再是传媒工作者的‘专利’了。有研究表明, 现阶段有超过40%的新闻的首发者不是专业的新闻媒体和媒体工作者, 而是作为普通公民的‘博客’、‘播客’们”。但是, 公民媒体所发布的新闻缺点在于报道只是浮于表面, 只停留在对事件做简单的描述上, 没有对事件做深入的报道, 甚至在不了解事件的真相时, 就凭借对事件的固有成见妄加评论。公民媒体的缺点完全可以变成传统媒体的优势, 传统媒体拥有专业的新闻传播人员, 可以对事件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分析, 进而作出具有解释性的报道, 发挥传统媒体权威性的后发优势, 同时, 传统媒体发表的言论代表着官方的意见, 天生就有舆论监督的优势, 在公民媒体发布信息后, 适当情况下, 传统媒体及时跟进, 多做调查性和解释性报道, 体现传统媒体新闻报道的高度和深度, 展示其舆论监督的权威地位。像发生在成都的“6·5”公交车燃烧事故后, 在公民媒体报道该事件不久, 政府及时公布最新消息, 同时传统媒体密切跟进并配合政府的行动, 纷纷开设评论专栏或专题等方式深度介入舆论中心, 使政府传播的真实信息不断得到加强, 而公民媒体纷纷转载传统媒体的言论, 显示了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为新时期传统媒体如何维护舆论监督地位树立了典范。
由表达意见向平衡意见的转换。长期以来, 传统媒体常常被赋予“代言人”的角色。进入Web2.0时代, 人们逐渐习惯于通过公民媒体表达意见, 传统媒体的“代言人”角色将逐渐弱化, 而意见平衡者的角色将日渐凸显。我们正处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 在这个社会中, 各种阶层的思想相互碰撞, 尤其是在网络论坛中, 对同一事件持有不同看法的网民在论坛中激烈辩论, 当然正常的辩论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应该赞扬。但是由于网络具有匿名性和低门槛等特征产生了极大的包容性, 无形中助长了网民的非理性思维, 助长了民意表达中的非理性部分, 以致出现了非理性的现象, 如“网络暴力”, 这违背了民主精神, 属于“多数人的暴政”, 最终导致了一些利益群体的声音被淹没。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 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声音都不能被忽略, 否则, 社会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 在新形势下, 传统媒体应扮演不同群体意见平衡者的角色, 致力于让各种社会阶层的利益和主张在一种相对平衡中获得自身的空间, 只有这样, 社会才能稳定, 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地位永固。
摘要：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地位在公民媒体条件下有下降趋势, 其原因是传统媒体新闻报道行动的滞后以及Web2.0的出现引发公民媒体的兴起, 对传统媒体造成冲击。为实现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地位的回归, 就必须处理好与公民媒体的关系, 找准成为“引领者”的途径, 既要与其竞争, 又要与其互动合作。
关键词：公民媒体,传统媒体,舆论监督
参考文献
[1].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0年版。
[2].陈卫星:《传播的观念》, 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3].喻国明:《“囧时代”：传媒业的角色与使用》, 《新闻导刊》, 2009 (2) 。
[4].童兵:《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公开与传媒的宣泄功能》, 《南京社会科学》, 2009 (8) 。
[5].《草根精英对立成显著社会景观》、《利益与话语权之争》,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9-02/03/content_10754688.htm
[6].范以锦、邬茜:《从跟随者回归到引领者——论新媒体时代传统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地位》, 《传媒》, 2009 (9) 。
[7].蔡尚伟、唐丕跃:《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政府网络舆论引导——以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故为例, 《新闻与写作》, 2009 (8) 。
试论公民新闻在舆论监督中的失范 篇6
一、公民新闻失范的表现
1. 虚假新闻
公民新闻是通过自媒体平台, 由普通公民进行制作、发布、传播的新闻。由于传播方式的自由、把关功能的减弱, 公民新闻这一新闻传播形式可以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通过散布假消息、造谣, 引起社会轰动, 从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使是目的纯正的公民新闻传播者, 由于主观情绪的渲染和专业素养的缺乏, 也有可能造成新闻偏离事实。
2. 网络暴民
在自媒体上,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消息动态, 这其中不仅仅是有公民新闻这样的信息流, 更多的是网民基于各种公民新闻所产生的意见流。而自媒体提供给网民的自由、匿名的话语平台, 更容易滋生出非理性的、情绪化的意见。这些意见在自媒体上以极快的速度大肆传播, 制造出一种非理性的意见环境。网民脱离了就事论事, 而是在这样一种意见环境中类似于情绪宣泄, 将自己生活中的不满、对受害者的同情、生活的压力都注入到这场情绪宣泄中。甚至有人进行人肉搜索、爆料、造谣等方式来表达不满情绪。网络上非理性的舆论甚嚣尘上, 情绪化的“民意”将对司法程序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和破坏。 (1)
3. 隐私侵犯
隐私权指个人人格上的利益不受不法僭用或侵害, 个人与大众无合法关联的私事, 亦不得妄予发布公开, 而其私人活动, 不得以可能造成一般人的精神痛苦或感觉羞辱之方式非法侵入的权利。网络是一个极为开放的平台,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媒体自由发声, 而且自媒体上的用户都是匿名的, 很多时候用户无需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在这样一种环境中, 几乎不存在个人隐私, 只要有用户想要曝光一个人, 网民就可以发动一场人肉搜索。当事人的姓名、居住地址、工作单位、不良经历, 甚至是家人、朋友无一幸免。
二、公民新闻失范的原因
1. 传播主体的非专业化
公民新闻的传播主体可以是社会上来自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各种年龄的人, 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新闻职业培训, 也没有在新闻职业机构的工作经历, 往往是根据个人兴趣、地缘优势、社会责任感等多种原因, 机缘巧合地充当了某个新闻事件的发布者。他可能是在微博或博客上写作了一篇文章来记录自己所见的情况、自己经历的事件、或是披露自己所在地的问题, 通过转发和分享, 从而获得了大众的普遍关注。他也可能是在自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自己拍摄的照片或视频短片, 因其具有某种新闻价值, 从而被广大网民关注。
他们在传播的时候往往会主观或客观的损害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民在报道一则新闻的时候, 往往不会去核查信息来源, 相对于信息是否属实, 他们更关心的是信息的轰动效应及其可能带来的利益回报。虽然公民新闻多元化的传播主体使其在议题选择上更加客观, 但是没有接受过职业训练的大多数公民, 在进行新闻传播的时候会因为自己的主观情绪、喜好厌恶影响报道的倾向性。
另外, 公民新闻借以传播的平台是开放的自媒体, 把关作用被削弱。当这样一种真实性和客观性都得不到保证的公民新闻进入自媒体传播之后, 大多数受众也习惯性的不会去进行核实, 即使后来传统媒体介入报道, 试图将舆论引导到一个正确方向, 已经很难改变受众的“先入之见”了, 何况一般的媒体为了追求市场迎合受众, 根本不会做出“逆”公众舆论的报道。
2. 意见领袖左右舆论
公民新闻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要保证公民记者具有言论自由权。自媒体是个去中心化的开放的网络平台, 只要符合法律规范, 任何人都有权利在上面发表自己的见闻和观点, 这就为一般公众提供了一种更为广泛的话语表达渠道。另外, 随着数码相机、摄录机和智能手机的普及, 任何人都有可能随时记录、上传身边发生的事件。传统的新闻传播形态被打破, 政府和传统媒体不再是新闻信息生产的垄断者, 公众可以通过自媒体生产出代表自己话语的公民新闻。仅仅满足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是不够的, 公民新闻的产生还需要具备拥有知情权的受众。在自媒体平台上, 信息交互设置都是开放的, 只要用户登录到自媒体平台上, 就可以看到其他所有用户发布在平台上的全部信息。除此之外, 自媒体平台往往还有一个信息广场, 当某则新闻信息得到一定数量的评论和转发以后, 就会成为热门话题, 出现在自媒体的新闻热搜榜上。自媒体赋予了公众一条自由便捷的获取信息的渠道, 许多重要信息被推送到公众的眼前, 不仅如此, 公众还能在自媒体上自行搜索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和话题, 以一种更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公共事件, 对其进行监督。
自媒体上数以万计的信息中, 只有极少数能传播到受众眼前, 这些被成功的传送给受众的公民新闻才算有效的传播, 才有机会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2) 一则公民新闻要想从众多信息洪流中脱颖而出, 被公众所关注, 一般来说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获得了微博“大V”的关注、评论和转发, 那么这则公民新闻的关注量势必会得到极大地提高, 它就很有可能会被作为一个焦点事件出现在公众眼前, 激起公众的舆论浪潮。例如发生在2010年9月的江西省宜黄县的“钉子户”自焚的强拆事件, 正是在潘石屹等网络“大V”合力的微博传播下, 才成为一起轰动全国的重大公共事件的。 (3)
虽然公民新闻看似赋予了公众更多的话语权, 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 反映了公众的舆论呼声和利益诉求, 但是实际上公民新闻的舆论走向是被网络意见领袖所控制的。这些意见领袖中, 就有一些人善于利用公民新闻这一特点, 通过引导公众的舆论, 让事件不断偏离事实真相, 以达到某种效果。
结语:公民新闻的出现, 是科技发展的结果, 也是符合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的结果。公民新闻以其与生俱来的优势, 给予了普通民众更多的知情权和话语权, 从而冲破了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 使公众能够真正地对社会上所发生的公共事务实现监督。
作为新生事物, 公民新闻显然还具有不足之处, 一些别有用心者可以利用公民新闻不完善的地方大作文章, 扰乱社会秩序, 损害人民切身利益。针对这种情况, 需要公民和传统媒体共同的努力, 公民新闻才能发挥出它最大的社会效益。
摘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传播技术迅猛发展, 普通民众可以通过借助微博、博客、论坛等多种媒体平台自由的发表意见、传播信息。由此, 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应运而生, 即由公民进行新闻制作和信息发布的公民新闻。公民新闻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媒体对于新闻传播的垄断和控制, 然而由于公民新闻自身还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之处, 也引发了诸如虚假新闻、道德失范等问题。
关键词：公民新闻,舆论监督,失范
参考文献
[1]丹·吉尔默 (Dan Gillmor) .We the Media: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M].美国:O'Reilly Media, 2006, 26.
[2]李青藜.美国的公民新闻事业[J].国际新闻界, 2004, 01:35-38.
[3]邵培仁, 章东轶.市民新闻学的兴起、特点及其应对[J].新闻界, 2004, 04:53.
[4]汪阳, 刘莎.2004-2009年内地公民新闻研究综述[J].2010年, 03:136-138.
[5]范东升.公民新闻的兴起和启示[J].国际新闻界, 2006, 01:60-63.
[6]申金霞.自媒体时代的公民新闻[M].第一版.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3.03:179.
谈公民监督现状及完善方式 篇7
一、公民监督现状及问题
关于公民监督现状及问题, 笔者将从公民监督所涉及到的三个方面予以论述:监督者、被监督者及沟通两者的监督制度与渠道。
(一) 监督者。
监督意识与能力都较为薄弱。监督意识上, 民众往往不知监督, 缺乏基本的法律与监督知识素养;不愿监督, 只关心与自己利益直接相关的事宜, 甚至在威胁到自己权益时, 仍想搭便车;不敢监督, 在权力至上观念影响下, 也在监督成本太高、成功机会较小的现实下而不敢去监督。监督能力上, 缺乏对合法实施监督的深刻了解, 如不清楚监督程序和监督行为, 使实施的监督往往因为程序和行为失当而失效。
(二) 被监督者。
常常畏惧躲避监督, 通过发布无用或失真信息、不针对公民建议而相应完善、甚至动用公权力以压制民众监督等方式使公民监督效果往往流于形式。
(三) 监督制度与渠道
1、法律规章。
任何权利只有获得法律的表现形式和保障, 才具有现实性。迄今为止, 我国有关公民监督权的法律规定仍
□文/陈昊
主要限于宪法第41条的原则性表达, 其他法律文件中虽有关于公众监督的条文, 但比较概括, 行使监督权的方式、保障监督权行使的相应安排、监督不畅的处理机制等内容也没有法律依据。
2、制度机制。
与公民监督相关的制度主要有:选举制度、政务公开制度、听证制度、官员问责制度、信访制度、行政诉讼制度。选举制度有利于保障公民日后行使其监督权;政务公开与听证制度有利于公民了解监督所需信息, 监督公共决策的制定;官员问责、信访与行政诉讼制度则有利于保障公民对于行政环节及其效果的监督, 并维护公民自身的权益。但目前, 这些制度都或多或少存在缺陷。一方面相关制度的法律法规政策不尽完善, 相应的程序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明确;另一方面这些制度受行政干预影响较大, 不能很好地独立行使职权, 反映公民监督效果, 使监督流于形式。
3、渠道。
组织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渠道都尚未成熟。组织监督方面, 目前没有较为成熟的可以表达成员利益诉求的公民组织, 组织层次不高的群体性上访较多。舆论监督也存在诸多问题, 就其本身而言, 自我监督不严, 责任感日渐下降, 凭个人的主观判断而做出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臆断现象屡屡发生。同时, 缺乏勇气与独立意识, 在受到外界干涉时, 会放弃自己惩恶扬善、警示社会原则与立场。而舆论监督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现状也造成舆论侵权事件时有发生。兴起的网络监督的渠道, 则存在的虚假信息较多、理性分析相对缺乏等问题。
二、造成公民监督现存问题原因分析
(一) 主观心理。
传统官本位、权力至上思想根深蒂固, 民主法治与权利意识薄弱。目前, 官本位与权力至上的思想仍在很大范围存在着, 民众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认识还很模糊, 也使被监督者往往认为公民监督弱小可欺, 肆无忌惮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此外, 深受历史人治传统与现今法治不完善的影响, 民众对于法治的意识也很薄弱。人们不能在法治的轨道中, 利用自己的权利, 对于公职人员行使法外权力也太过宽容。这不但使人们对法治本身更不信任而将监督诉诸于不合理的方式, 也更导致公职人员对于法治的漠视, 将体制当作可以随意摆弄与抛弃的工具。这既无益于树立法治威严, 也无助于监督效果的实现。同时, 理性责任意识不够。在表达自身利益的同时忽视考虑其他民众的利益, 没有意识在权利行使过程中恪守社会公德。
(二) 客观环境。
公民监督的政治环境不佳。除了主观原因, 客观环境的不佳更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主观方面的缺陷, 并与主观上的原因形成恶性循环。
1、法治理念与实践不完善。
一方面立法经验的相对较少、时间较短及国情的复杂, 法律体系及内容仍不健全, 使很多时候无法可依, 没有合理科学的行事程序;另一方面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不够完善、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不高、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导致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轻究现象则在更大程度上侵蚀着法治的威信力与人们的信心。正是这些客观环境的共同作用下, 法治建设的进程被阻碍, 人们法治的信念被削弱, 从而诱发更为普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恶性循环。
2、行政权力集中、缺乏制衡。
权力的合理运用往往需要制衡, 但当前公众监督的效力远远低于公共权力的效力。虽然有相关的选举制度, 但选举出的代表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 在强大的行政力量面前, 有时无法真正有效行使其权力, 使他们既缺乏监督动力, 又无法实现监督效果。虽然设立了政务公开、信访等制度, 但政府拥有着这些制度运作各个环节的主动性, 民众没有与政府同等的权力以制衡政府真正去执行并完善这些制度。同时, 公权力的太过集中也导致了有些公职人员可以动用公权力压制公民权利。
综上, 公民缺乏真正的民主法治的洗礼, 而公民社会发展不佳的环境又使公民很少能在民主制度的架构下有经历和体验, 也正是在主体及客观环境的共同作用及恶性循环下, 公民监督无论从环节还是效果上都不算理想。
三、完善公民监督的建议
只有从主观上培育监督主体与被监督主体的民主法治的思想价值, 从客观上真正坚持法治, 完善公民监督体制渠道, 并将二者相辅相成, 形成强有力的文化、制度与组织动力, 才能更好地发挥公民监督的效果。
(一) 培育公民文化。
即培育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两大主体的主体意识、法治意识与理性意识, 在全社会形成尊崇民意、依法为上、理性积极的参政氛围, 使公民成长为真正能履行监督责任与接受监督的主体。对此, 需要从理论宣传与实践两方面进行努力。
1、理论宣传方面。
一是充分发挥媒体舆论 (包括网络) 的宣传功能, 通过主权在民、法治、理性等理论与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维护自身与公共利益等案例的宣传, 营造积极文化的氛围;二是完善教育内容与方式, 加强学校、社区、各种社会培训机构的公民教育, 或可尝试建立专门的公民教育研究和推广机构。同时, 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教育, 建立长效教育机制, 促使其转变官本位等落后观念。
2、实践锻炼方面。
第一, 需要完善各类参与政治生活的平台, 如农村自治、社区自治、公民组织等, 让民众在实践中明白自己的主体地位、培养法治理性责任的意识, 得到相应的政治锻炼;第二, 加强法制建设, 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法规体系与信用体系, 并严格执法, 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信用环境, 培育法治、诚信、监督与自觉接受监督意识;第三, 完善农村市场经济政治体制, 在保护好农民的基础上, 让他们积极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 培养创新与敢于拼搏的意识, 让他们在竞争中了解并维护自身的权益、学会组织自己抵御风险、学会在竞争维权中监督他人等, 从而让他们也成为真正的监督主体。
(二) 建设法治政府。
即推动政府职能转型, 合理制衡权力, 建设法治政府。首先, 应在科学分析基础上, 合理确定政府职能范围与权限, 赋予社会以合适的博弈权力, 赋予行政体系内监督主体合理的监督能力, 稳妥地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次, 完善行政立法, 包括立法内容、机制等环节。使国家有完备的、符合正义的法律, 也有保障其贯彻执行的机制。再次, 加强行政执法, 强化各方面监督。即不但加强对执法合理性的监督, 也加强行政程序、行政反馈的督查, 并建立和完善责任制体系。如此, 通过民众法治观念的培育及法治渠道的完善, 推动法治政府的建设。
(三) 完善现有公民监督相关体制与渠道
1、完善现有体制。
对于现有选举制度、政务公开制度、听证制度、官员问责制度、行政诉讼制度、信访制度, 一是完善相关制度的法规政策, 在法规明确制度精神的基础上细化政策中的可操作性, 以完善程序与执行机制。如, 探索合适的听证立法原则, 逐步扩大听证范围, 将涉及人们利益、人们关注的决策纳入听证范围;完善听证程序, 并建立对于程序的监督机制 (同样探索建立社会各主体互动的监督机制) , 力求公开民主;二是强化监督。激发各类社会主体 (包括民众、舆论等等) 对制度的执行效果进行检查, 并建立机制保障监督的合理实现。
2、建设监督渠道。
一是引导公民组织建设。改革我国公民组织管理体制, 培育其非政府性、自主性、追求公共利益等普遍特征, 最终使其成为服务成员、表达成员利益诉求、合理科学追求公共利益而非履行行政事务及准行政事务的组织。对此, 应在引导的基础上合理放权, 即在其能于法治的框架内自主、科学地追求公共利益的基础上, 在恰当的时机将部分职能移交给非政府组织, 探索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合作的新模式。同时, 加强理论与实践创新。在国情基础上探索可行的公民组织运作模式, 如把加强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作为创新的突破点, 其后, 在充分论证其可行的基础上予以试点, 进行实践创新;二是引导舆论媒体健康发展。加强媒体人员的职业道德、责任意识与新闻独立意识, 使舆论监督切中时要。政府应加强舆论独立的意识, 积极探索和完善新闻方面的法律, 将舆论监督同样纳入到法治诚信的轨道之中, 并利用社会各主体的力量对其进行监督, 形成对舆论监督的规范化管理。从而在媒体本身与外界影响两大方面进行完善, 使其成为自主、有效的监督方式;三是探索公民监督与其他监督机制真正融合。探索将外部监督形式的公民监督与政治体系内部监督的互相补充协调的机制, 将各种诉求方式引入制度内, 并通过制度化、组织化的方式使公民有机会调动政府组织的监督力量。
四、结语
完善公民监督, 根基在民众, 动力在政府, 它既需要公民自身的努力, 也需要有政府的勇气和决心来推动它的发展, 以共同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摘要：公民监督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它不但有利于维护公民权益，也可促进政府权力的合理运用。在当下建设法治政府，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背景下，本文针对公民监督现状及完善方式进行探讨，以期对完善公民监督有所帮助。
关键词：公民监督,公民文化,法治
参考文献
[1]吴学兵.政治文明视域中公民监督的功能探析[J].求实, 2007.10.
[2]蔡林慧.拓展我国公民监督路径的载体分析[J].理论探讨, 2010.3.
[3]程竹汝.完善和创新公民监督权行使的条件和机制[J].政治与法律, 2007.3.
[4]孙玮.我国公民社会条件下的舆论监督问题[J].新闻爱好者, 2010.2.
[5]傅钰.“公民媒体”条件下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J].新闻爱好者, 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