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监督权

公民监督权（共7篇）

公民监督权 篇1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不断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其便利性和广泛性得到大众的喜爱, 并逐步的成为我国的“第四大媒体”, 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网络环境下, 人们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最便捷的方式、最短的时间获取社会信息, 了解政治生活, 参与能力大大提高, 增强了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 促进了国家政府工作的公开化、透明化, 极大程度的实现了公民的监督权, 但是, 网络监督权利实现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负面影响, 如何实现网络信息的安全, 保护好公民的个人隐私, 成为公民监督权实现的难点, 本文在网络监督权的基础上, 分析网络信息安全的隐患, 在保护网络监督权的基本原则下, 提出具体实现措施, 为公民网络监督权的行使提供安全合法的途径。

一、网络监督中信息安全存在的问题

随着网络的兴起, 信息的传播途径多样化, 人民不再仅仅通过传统的媒体获取信息, 也不再是被动的受众, 他们往往通过网络平台主动获取和发布信息, 并且引领着传统媒体持续跟进和监督。网络监督权成为信息网络的新生事物, 成为公民监督国家政治生活的新途径, 这种监督的方式充分利用了网络的低成本、便捷性和广泛性, 更实现了监督的网络互动, 使得权利的监督更加“透明化”, 虽然网络监督不具备强制力, 但是一旦曝光并得到网络的关注, 其传播力、影响力会形成一定的社会效应, 督促着政府机关及时应对社会舆情解决社会关注热点。经过近些年网络的不断发展和公民监督意识的觉醒, 互联网已经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一种便捷、普及的方式。

虽然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拉近了生活之间的距离, 方便了信息获取的途径和方式, 但是由于我国信息安全法律和教育的滞后性, 使得人们在使用网络时, 无法真正的保护信息的安全, 这些信息既包括自我的信息, 也保护监督对象的信息, 总而言之, 网络时代的信息安全面临挑战。

(一) 法律层面的问题

自2007年我国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起, 我国对政府信息的公开和保密制定了具体的准则, 并逐步的实现法制化, 同时采用传统监督模式运行行政监督的职责, 但由于我国法律体系的不完善以及对网络监督等新生事物的反应较为迟缓, 导致至今还没有统一的授权法, 没有具体、详细的细则去保障网络监督权的实现, 对监督的权利范围、方式、程序等没有明确界定, 使得网民在实现监督权利时, 无法准确区分个人隐私和行政信息, 不加辨识的散布谣言, 侵犯个人隐私, 影响行政主体的日常生活, 危害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二) 技术层面的问题

随着信息化的到来, 网络逐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人们不仅可以随时交流, 更加可以记录生活的点滴, 更能把自己诸多的隐私记录下来, 但是由于对网络信息安全的认识不到位, 对于个人信息的安全并没有足够的重视, 在网络的注册、登记和发布中更是“慷慨”的公布自己的信息, 而这些信息一旦被别人利用、挖掘和传播, 就会影响当事人的日常生活。我国信息化的建设刚刚起步, 网络软件的研发和专门的技术还不成熟, 无论是国家还是开发商都没有足够的重视隐私保护软件的研制, 对安全策略的研究还不到位, 斯诺登对“棱镜”的曝光足以说明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以及技术的匮乏性。

(三) 道德层面的问题

网络的兴起使得人们可以“匿名”进行发言, 不再受到社会的约束, 他们可以在网络中表现出不一样的自己, 面对网络纷繁的信息他们会不加甄别的进行评价和传播, 甚至诋毁别人, 传播社会的“负能量”, 而这些都无法追究到个人, 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因而在面对“人肉搜索”时, 网民更加热衷于去疯狂的挖掘个人的隐私而不顾其他, 类似“天价烟事件”频频曝出, 严重侵犯了个人的隐私, 影响了行政者的日常生活和信息安全。经济的飞速发展, 信息化的高速建设, 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 但是自我教育的缺失, 道德底线的滑坡, 网络环境的破坏, 使得网络成为传播他人隐私, 侵犯他们权利的工具。

网络监督的对象主要针对政府官员的行为, 虽然为了促进政府官员的清正廉洁, 他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极大的方便了网络监督权的实现, 满足了大众的知情权, 更好的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促进“中国梦”的构筑。在网络监督中, 我们必须清楚, 涉及官员的公权力行使的事情要及时让大众获悉、了解, 但是, 涉及个人隐私生活的, 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事情应该受到隐私权的保护, 保护他们的网络信息安全。因此, 在网民实行网络监督权时, 要注重网络信息安全的保护, 对于涉及官员政治生活、生活作风、个人财产、背景材料等等要及时公布, 接受网民的监督, 但是对于官员的私生活、儿女私事等日常生活, 受到法律的保护, 要保护他们的网络信息安全, 坚持不打听、不搜集、不传播, 而由于法律监管的缺席、安全技术的不完善、道德底线的滑坡导致了网络监督权的实现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侵犯他人隐私的事件发生。

二、网络监督中存在信息安全的原因

(一) 法律约束力的缺失

法律的强制性保证了法律可以规范社会的一些的不当行为, 但是当新生事物出现时, 由于法律是针对过往事件的规范准则, 对于新生事物不能及时的进行法律角度的规范, 只能靠社会的道德标准去评价, 因而缺失了行为约束的强制力, 如监管机构可以对违反规定的国家公职人员进行处分, 追究责任;司法机关可以做出具体的行政裁决, 这些传统的监督都能使得法律的强制力适用监督客体, 但是对于网络监督来说, 如何规范网络监督的权利和权力, 如何界定“越线”的标准以及进行法律约束的方式方法, 这些都没有明文的规定, 对于“人肉搜索”等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只能靠道德进行谴责, 靠舆论压力去寻求正义, 无法从法律的强制性去维护客体的利益, 因此, 要加快司法部门制定相关网络监管法, 紧密联系传统法律规范, 实行统一的强制力准则, 发挥法律原有的约束力。

(二) 网络技术的不完善

网络的开放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缩短了获取信息的时间, 但是当网民在网络上注册或发布个人信息时, 由于没有采取相应的保护方式, 以及相关网络隐私法律法规的缺失, 使得个人信息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窃取并利用, 最终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 研发专门的隐私保护软件, 研究相关的信息安全策略, 规范信息平台的隐私保护意识, 才能从商家和社会的角度共同保护隐私, 才能使得网络被大众所接受并合理使用。

(三) “网络文明”的缺失

道德是公民行为的最基本准则, 在法律缺失或者新生事物面前, 对道德的遵从度可以展现公民对事物发展的态度, 很多网民认为网络是虚拟化的, 在网络上我们可以展现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自己, 甚至肆意发泄对工作、生活和社会的不满, 对他人不加尊重, 对他们信息肆意披露和评价, 侵犯他人隐私, 损坏他人名誉。在网络监督过程中, 加大了对违规官员的曝光度, 歪曲了评价, 对其个人信息不加筛选、甄别就进行发布, 其隐私权肆意侵犯, 歪曲了事实, 错误的指引了网民的判断方向。网民要加强自我教育, 守护道德底线, 搭建良好“网络文明”环境, 培养良好的政治敏感度, 弘扬社会的正能量, 保护他人隐私, 促进社会和谐。

三、保护网络监督权的原则

(一) 权利保护优于权利规制原则

孟德斯鸠指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 他就不再有自由了, 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①由此可知, 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都要依靠法律保护, 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宗旨进行网络监督权的实现, 保护网络的信息安全。

有法可依, 这是行使监督权的前提和基础, 因此, 为了更加明确网络监督的法律地位, 梳理信息安全的宽容空间, 立法保护应优于立法规制。从法治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国家公权力的限制和公民私权利的限制成为监督权必须规制的理由, 必须坚持“利益平衡原则”和“比例原则”, 也就是在公平的理念上分析、比较两种或两种以上互相矛盾的利益, 然后根据比例原则, 在分析各自价值大小的基础上作出价值判断, 从而可以构建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 进而化解矛盾。在网络监督和信息安全的比较中, 公共利益是协调两者的有效原则, 在两者无法取舍时, 法律的天平必须向公共利益作适度倾斜, 维护公民的政治权利, 保护国家的利益, 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 在实际操作中, 应该给正当监督权适度的宽容和倾斜。譬如在立法时设定一些“免责”条款, 为舆论监督提供特殊的保护。

(二) 最小限制原则

所谓最小限制原则, 就是在选择达到禁止目的法律时, 适用限制言论自由或舆论监督的最小限制。我国虽然提倡“言论自由”, 但是还没有专门的法律落实公民的言论自由, 因此, 当出现监督权和信息安全的冲突时, 应该进行“利益”的平衡, 采取谨慎的原则, 不能将限制设定过宽。通常, 针对最小限制原则最多讨论的就是网络管理“实名制”的问题。

网络的便捷性、广泛性会引发管理的问题, 为了及时对“匿名”进行追索, 实现网络的言论管理, 净化网络环境, 实行“实名制”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 它可以及时消除双方信息不一致的情形, 使得原本“虚拟世界”变得真实, 人们必须使用法律和道德制约自己在网络上的行为, 从而避免网络信息的不安全现象, 但是由于网络间的言论存在更多的影射、暗示等含义, 法律并没有对它们进行定义和界定, 极易造成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产生争议, 最终导致不利后果, 削弱网民对监督权的使用, 因而, 网络“实名制”的实行很有可能“过滤”甚至“拒绝”网络监督, 压缩公民诉求的渠道, 对网络监督权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三) 尊重公民自主、培育公民自律原则

法具有强制性, 能够及时对社会进行规范, 但法不是万能的, 首先法律的制定和运行需要立法、司法、执法等程序, 除了人力成本外, 还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 无法及时解决当前的棘手问题;再次, 法律具有滞后性, 任何法律的制定都需要大量的考究、调研, 并且也不能指望法律能够制止一切的网络违法行为;最后, 法只是对公民行为最低要求的限制②, 很多事情虽然不违法但是却不符合道德的标准, 不利于维护公民的切身利益。因此, 应通过道德的自律培养网络监督中的信息安全意识。

四、保护网络监督权的解决方案

(一) 法律手段

网络监督作为公民监督权的一种实现方式, 主要基于言论自由权, 但是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网络中, 言论自由都是相对的, 监督权亦是如此。在公民实现网络的监督权时, 如果被监督者的日常私生活受到严重干扰, 那么网民就应该为此承担必要的法律后果。当然,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太成熟, 法治建设正在逐步完善, 虽然有国家安全法、社会公众利益法等相关法律条文, 专门针对网络监督权的法律文件仍未确定, 如何保证监督过程中的信息安全同样没有立法, 因此, 政府机关要尽早的认识法律在保护网民的信息安全方面的重要意义, 及时立法保护公民信息安全, 防止公民隐私泄漏却无法可依。

关于信息安全的保护, 首先, 要明确信息安全在法律上的地位。虽然司法审判中明确了信息安全的保护, 却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 同时也要明确信息安全的含义、概念、范围, 以及划定信息安全的界限;其次, 网络信息安全的保护要优先保护网民的监督权, 防止公平正义的缺失, 避免降低公众的监督积极性, 因此, 在网民参与网络监督时, 要通过法律明确规定监督侵权的类型、方式、表现, 使得网民在行使监督权时及时纠正自身的错误, 不触及法律的红线;最后, 我国的信息安全立法要吸取国外先进的经验, 对于网络兴较早、相关立法较早的国家要积极的学习他们的立法宗旨, 借鉴国外立法技术, 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 积极协调网络监督和信息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 全面发挥网络在监督中的作用, 实现“政治清明”。

(二) 技术手段

立法是解决信息安全的主要手段, 但是法律不是万能的, 我们应该借助网络的快速发展, 结合网络自身的特性, 采用特定的技术手段实现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 现在网上已经出现了个人隐私保护软件, 如隐私参数选举平台P3P (Platform for Privacy Project) , 用户可以在该平台上设定自己的信息保护参数, 当用户浏览其它网址时, 可以通过P3P进行检测该网址是否符合自己的信息安全策略, 以便及时的发现自己的信息是否泄漏, 进而保护自己的信息安全。

(三) 强调道德伦理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 “网络文明”一词被众多学者提出, 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它对网络服务商、网络编辑和网民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 成为构建网络言论文明和社会道德秩序的动力。网络服务商作为传播的媒介, 在保证信息全面性的同时, 更要肩负起网络搜索平台的秩序;网络编辑在信息采集时, 要提高政治的敏感度, 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 积极传播网络正能量, 保护网民个人信息安全;作为网络最大的群体—网民, 要积极培养自己获取信息的辨别能力, 加强自律, 树立公平、正义的责任感, 拥有道德底线, 维护国家形象, 促进和谐稳定。

网络监督本身也是公民自我教育的重要方式, 人们在实行自己权利的同时, 也要相互学习, 引以为鉴, 在纠错中共同自我批评, 实现共同反思、进步。在网络这个大环境下, 网民要认清自己的权利, 保护他们的权利, 逐步树立正义感, 具有法律理念, 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 实现自我权利合法合理的使用, 监督社会的秩序, 保护信息的安全, 共创和谐的社会。

五、结语

在信息日趋多元化的时代, 网络的兴起见证了人们实现自我权利的渴望, 我们清晰的感触到网络所带来的监督力量, 促进了官员的清正廉洁, 政府健康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容纳多种声音, 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 实现“权利对权力”的合法、合理监督。在网络监督日趋盛行的今天, 通过合理的立法界定信息安全, 保护个人隐私;通过技术加强自我信息安全的意识和能力;通过培养个人的道德情操, 提高信息安全的意识。从立法、技术、道德的层面解决了信息安全的保护, 它们共同遵循着利益平衡原则, 铸稳互联网所提供的舆论监督平台, 让公民的监督权利在看似“虚拟性”的互联网中得以“实际性地享有”, 这对政府权力的健康运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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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监督权 篇2

关键词：救济责任；监督分离原则

一、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公民权利救济和监督行政职权评判

（一）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一立法目的的评价

首先，我国司法权与行政权是不对等的，在我国现行的权力体系中司法权是要小于行政权的。而监督这一行为应当更加倾向于是一个较大的权力对一个下属较小的权力的制约。另外，我国的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都要受制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所需要的财产经费以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由行政机关掌握，这种情况之下再让司法权监督行政权岂不是天方夜谭。在没有司法独立的背景之下，大谈行政诉讼监督行政职权，无异于纸上谈兵。不仅不能够使行政机关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反而可能使司法机关在面对行政机关时更加小心谨慎。

其次，司法的被动性导致司法的监督功能有限。司法是被动的，对行政职权并不能主动进行监督，只能当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时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行政是主动的，它可以主动的做出许多行政行为，而这些行政行为中有多少是违法的，又有多少行政相对人会将这种违法的行政行为起诉到法院，法院的审查也仅限于这些，因此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的数量与违法的行政行为的数量可能相差万里。因此，司法的这种监督很难起到很好的监督效果，而此时若将一个这种都不能很好地达到监督目的的制度作为立法目的，势必会影响行政诉讼的真正要达到的目的，反倒得不偿失。

（二）公民权利救济应当是行政诉讼法首要的立法目的

首先，公民提起行政诉讼是因为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希望法院能够对自己的权利进行救济，因此行政诉讼首先应当是救济公民权利，应当首先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作为一种诉讼制度，行政诉讼显然无法完成以监督为主要目的的安排，因为行政诉讼必须满足诉讼的要求和安排，它以存在争议为前提，以审查判断当事人的请求是否成立为中心任务。因此，行政诉讼也要回到诉讼的本原上来，以解决争议为前提进而保护受到侵害的权利。另外，行政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而我们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行政权力的扩张势必会伸展到各种社会关系，行政侵权案件将不断发生。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应当是保护公民权利，在救济公民权利的过程中进而起到限制行政权力的作用。

其次，我国根本大法《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更加强调了国家对人权的重视越来越高，行政诉讼法更应该贯彻这一宪法的思想。从宪政文明的角度来看行政诉讼应当有人权保障的功能，但是人权概念是十分模糊的，加之诉讼的功能只是人权制度中的一部分，所以在行政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的功能被缩小并具体化到对受到行政活动侵害的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

二、行政诉讼中公民权利救济与官员责任追究的分离原则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甲与乙系兄弟，2002年9月乙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令甲从其所居住的五间平房中搬出，停止妨害。在审理过程中甲认为该房是其与其父共同出资修建的，而乙出具了在其名下的房屋产权登记证。甲以前述理由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消房产登记。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房屋登记证上记载的长、宽及面积与事实不符，便以事实不清为由，撤消了原来的房屋登记证，但判决书中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并未触及。很显然在此案例中双方的权利并没有得到救济，判决并未触及甲的诉讼请求，法院在审理此案中不以保护公民权利为首要目的，反而是以监督行政权力为目的，导致根本就没有考虑公民的诉讼请求，只能说诉讼流于形式，本末倒置。

行政诉讼确实起到了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的功能，但这与将其作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有着天壤之别。行政诉讼是一种事后监督，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只能是救济公民权利的过程之中，行政诉讼所产生的一种附带功能。也就是说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只能是行政诉讼的功能而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目的。行政诉讼是一种事后监督，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只能是救济公民权利的过程之中所产生的一种附带功能。将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作为行政诉讼的目的，容易导致行政诉讼本末倒置。救济公民权利就是防止公权力在面对单个私权利扩张的过程，因此，行政诉讼在救济公民权利时，就蕴含了对公权力的限制即是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可以说，这种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本身就是在行政诉讼救济公民权利时所附带产生的效果。

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只不过是行政诉讼在救济公民权利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功能，将其规定在行政诉讼法的目的中是没有对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进行正确的定位。若将二者并列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势必会引起司法裁判人员在行政案件中考虑追究行政责任的因素，甚至可能会往这方面倾斜。因此，为了切实保护公民权利，应当在行政诉讼中将公民权利救济和官员责任追究二者分离，以便于司法者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能够毫无顾虑的以救济公民权利为唯一目的。

公民监督权 篇3

我国《宪法》虽然未对公民监督权进行定义, 却在多个条文中有所体现。其中总纲第3条第二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 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该条第三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第27条第二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 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 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人民的监督, 努力为人民服务。”第41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201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 “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

二、公民的隐私及隐私权

隐私权概念被公认的首次出现始于1890年, 美国的两位法学家沃伦 (Warren) 和布兰戴斯 (Brandeis) 在哈佛大学《法学评论》上发表的《隐私权》 (1) 一文中使用了“隐私权”一词, 并将其界定为一种“免受外界干扰的、独处的”权利。此后, 隐私权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各国对于隐私权的相关问题也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对于隐私权的确切概念, 至今并没有统一定论。《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的定义是“不被政府、媒体或其他机构、个人无正当理由干涉的独处权。”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 “隐私权是不受他人干扰的权利, 至于人的私生活不受侵犯或不得将人的私生活非法公开的权利要求。”

在中国, 由于传统道德文化和社会风俗的影响,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并不受重视。人格权制度产生时, 具体人格权体系就已随之形成了, 早在1986年的《民法通则》中就规定了各种具体人格权, 如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肖像权、荣誉权等权利, 当时只是通过保护公民的名誉权等来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而没有单独将隐私权列入具体人格权中。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个人隐私的关注日益提高, 于是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又产生出了隐私权的概念, 并成为由法律确认为一种权利。如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民事权益, 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从该条列举中可以看出, 现在的隐私权是与其他人格权并列的一项权利。在现行的法律中, 《宪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分别对公民的住宅和通信自由、通信秘密进行保护;《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和第二百五十二条也对侵犯公民住宅和通信自由的行为进行处罚;《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等。

民法学家彭万林教授认为, “隐私权亦称个人生活秘密权或生活秘密权, 是指公民不愿公开或让他人知悉个人秘密的权利”。 (2) 张新宝教授在《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一书中认为, “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 (3) 王利明教授在其主编的《人格权法新论》一书中则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 (4) 这种观点已被不少学者所认可, 并被许多论文和著作所引用。

隐私权的客体是隐私, 而“隐私”一词来源于美国, 英文即“privacy”, 由“private”演化而来。对隐私的界定一直以来没有标准答案, 对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惯, 也就衍生出了不同的观点与内容。但是生活安宁权与生活秘密权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 是隐私的主要内容。从隐私的发展来看, 虽然一直以来隐私权的内涵不断扩张, 但探究其发展基本上是围绕这两项内容展开的。而且这两项内容也是现行法律所确立的具体人格权所无法包容的, 通过将其概括为隐私权的基本内容, 也有助于区分隐私权与其他具体人格权, 准确界定隐私权与其他具体人格权的关系, 既可以更加全面地保护隐私权, 又不至于与其他的具体人格权混淆不清。以这两项权利为内容构建的隐私权制度, 也将能够适应隐私权在未来的发展, 因为法律承认隐私权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充分保护个人的自由, 让人民群众活得有尊严。

三、公民监督权与政府官员隐私权的冲突及平衡

(一) 公民监督权与政府官员隐私权的冲突

政府官员首先是公民, 享有人格权中的隐私权。但因为其身份的特殊性, 本身是代表国家来行使手中的公权力, 履行为人民服务的义务, 因此其自身应当做到公正廉洁, 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应接受公众的监督。而宪法和法律又赋予了公民监督权, 公民依法享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的权利, 是公民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方式。作为一个正在加强民主建设的社会, 公民有监督政府的权利, 这也是一个政府能够不断使自己符合社会发展需求、进行自我完善和进步的最为有效途径。当公民认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没有切实履行他们的职责, 没有做好他们应该做的工作时, 有权对其提出批评, 对改进工作提出建议, 以此来更好地保障国家权力的实施。如此一来, 政府官员的某些个人信息和隐私就要公布出来, 才能被公众所知悉, 从而接受公众的监督, 此时他们的隐私权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造成了公民的监督权与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

(二) 公民监督权与政府官员隐私权的平衡

1. 鼓励公民行使监督权, 但要通过合法的途径

《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浙江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主任陈剩勇表示, 在政府信息公开程度还远远不够的情况下, 通过公众的广泛参与, 加大对官员的监督力度, 意义重大。而且普通网民没有公安机关那样的调查取证权, 多数只能靠人肉搜索, 或靠曝光官员的个人隐私、家庭成员照片来反腐, “这对官员隐私的尊重不够, 甚至触犯法律。”在我国, 公民行使监督权, 实行民主监督, 应该通过多种合法的渠道正确行使。公民可以通过信访举报制度、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制度、舆论监督制度和参加监督听证会、民主评议会、网上评议政府等活动这些途径来行使监督权。

我国宪法规定, 公民在行使监督权时“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公民要负责地实行民主监督, 必须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行使这一权利时, 要遵守法律, 依照规则和程序办事, 不能采用诸如张贴大字报、聚众闹事等非法方式。在依法行使申诉、控告或检举权利, 如实反映情况, 不能捏造、歪曲事实, 诬告、陷害他人, 更不能以举报为名制造事端。

2. 政府应该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

信息的不对称, 也是造成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 甚至通过某些不法途径获取本属于个人隐私的信息并将其传播, 不仅侵害了官员的隐私权, 也可能会构成对名誉权侵害, 甚至会累及到无辜的家人或朋友, 而传播者也难逃法律的制裁。此外, 政府官员也要积极地利用网络平台, 主动回应质疑。对一些确有根据的质疑, 纪委应及时介入调查, 并及时、详尽地公布调查结论。

3. 完善对官员隐私权的界定

公民享有的监督权, 实际上是对官员某些隐私权的限制, 此处的隐私权的客体——隐私的范围较普通公民的范围要窄。隐私权区别于隐私, 而隐私是一种客观事实或实际状态, 不必然受到法律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在《批评官员的尺度》的译者序言中说:美国法官之所以降低对“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的保护规格, 是因为“公众人物”主要是政府官员, 允许人民批评“公众人物”, 更有利于推动公众、媒体“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官员应该算“公共人物”, 但又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当他们在执行公务的时候或跟他们的职务本身有关系的时候, 还有公众对他们的身份有一个基本的道德标准要求的时候, 这时他们是要接受公众监督的, 是“公共人物”。但是, 如果官员下班了, 或者在从事于公务无关的单纯的私人事务时, 这时就不应算“公共人物”, 与普通的公民一样隐私权是受到保护的。

当然, 若是在八小时工作之外, 利用职务之便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 则不能以隐私论, 即若是不违反法律和道德且与公共利益无关或无害的个人信息资料, 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政府官员在不违反法律与道德的情况下, 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从事或者不从事某项活动, 不受他人干预、破坏或者支配, 也有权禁止他人采用窥视、偷听、窃取、刺探等手段获取隐私并传播。

摘要：十八大过后, 随着中央政府对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坚定推进, 各地政府官员“落马”的消息层出不穷, 其中人民群众在这一场反腐斗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也有专家提出, 群众的类似“爆料”的行为方式若是不能加以规范, 很可能涉及到对隐私权的侵犯问题。

关键词：隐私权,人格权,民事权利,监督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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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监督权 篇4

一、“程升投诉交警案”引发监督权行使界限的争议

(一) 案情介绍

2005年3月12日下午, 程升驾车超速行使, 被交警张伟明 (3) 认定为违章行为并予以罚款。随后程升向“110”投诉, 称张伟明执勤时满口酒气, 并对其处理不公。某市公安局督察队 (以下简称督察队) 立即派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调查取证, 经测试酒精含量均为0, 张伟明并未喝酒。集美公安分局以程升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为由, 对其作出治安拘留处罚决定。经复议后, 程升向集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某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检举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为了保障公民充分行使这一民主权利, 公民行使检举权时, 其行为应享有充分豁免权。因此, 并不应强求其所检举的情况一定属实, 国家机关亦不能仅因检举人所反映情况与事实有所出入便对其科以处罚。此案受到广泛关注, 除热议案情外, 法律界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案中程升的行为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还是行使监督权的界定。

(二) 对此案的两种不同的看法

1. 认为程升的行为构成恶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应当受到行政处罚

程升一案中, 程升在接受交警张伟明处罚后, 称张伟明酒后上岗并对其处理不公, 引来了督察队对张伟明的检查。有学者基于这一点认为程升的行为客观上捏造事实, 无中生有, 足以致损公务人员的名誉;主观上也可认定为故意, 虽不具有散布的行为, 不能认定为诽谤罪, 但其行为构成恶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二) 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 (三) 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 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则应对程升给予相应行政处罚。而集美公安分局正是基于此对程升作出治安拘留处罚决定。

2. 认为程升不应受行政处罚而应对其行为给予豁免

监督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 是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活动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在程升一案中, 程升作为公民自然拥有申诉、控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而张伟明作为交警则是程升监督的对象。在这一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中, 是否要求程升必须确凿地认定监督对象的违法失职行为值得商榷。支持集美区人民法院, 认为程升应豁免的学者坚持此案中, 程升作为公民拥有监督权, 其对张伟明的投诉符合宪法监督权的规定, 而公民行使监督权并不绝对要求申诉或投诉、检举的情况一定与真相一致。因此本案中程升对张伟明的投诉即使与事实不一致, 也不能因此对程升加以处罚, 而应对其豁免。综合上述两种观点, 可知此案的争议点为对公民监督权行使界限的两种不同认定。

二、产生争议的原因的探析

(一) 规范公民监督权行使的法律过于宽泛, 具体规定欠缺是产生争议的法律原因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而公民的监督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的权利, 是人权的一部分, 也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但宪法作为根本法, 其条文篇幅不长, 内容的覆盖幅度比较宽泛, 在适用上体现出局限性。同时没有违宪的司法审查程序, 在司法实践中宪法往往被束之高阁, 而不被直接适用。

宪法作为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位阶, 处于我国法制体系的顶端, 其具体规定被下位法律法规所阐释和具体化。但在法律法规中, 对公民监督权行使的规定仍然宽泛, 往往是原则性的规定, 对具体操作的规定缺失, 没有结合具体情况规定公民监督权行使的不同情形, 监督权行使的界限也没有在各自范围内阐明。于是, 现实中对监督权行使界限的判断一时捉襟见肘, 往往凭具体案件承办法官的个人判断。

(二) 公权力神圣至高的思维是产生争议的现实原因

现代法治社会要求公权力与私权利平等, 甚至限制公权力, 确立私权利的优位。 (4) 目前我国的状况是公权力强, 私权利弱, 公权力经常侵犯私权利。此案中张伟明作为国家工作人员, 其行为是公权力的象征, 而程升的监督行为则是私权利的代表。在政府机关包括普通民众的固有思维里, 政府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而当程升的控告经查不实时, 基于公权力神圣的思维, 指责的矛头自然就指向了程升。

三、公民监督权行使的界限及程升案的评析

笔者认为基于对宪法赋予的监督权行使的保障, 应在公民行使监督权时对其给予充分豁免, 监督权的行使不应作苛刻的要求。程升案件中, 对程升的投诉行为, 应给予充分尊重和较大限度保障, 不追究其投诉与事实不符的责任。理由如下:

(一) 公民监督权的意义非凡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 公民对政府的监督已成为共识, 并且成为政府的口号。公民监督权的本质是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 对稳定政治秩序和发展民主政治意义重大。一方面对公民监督权的有效保障, 有利于保证公民参政议政成为国家的主人;另一方面对公民监督权的必要保障, 有利于保证国家政治稳定和发展, 推动政治文明。而公民监督权的广度和深度, 则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

同时, 当前腐败丛生, 国家机关工作效率较低, 公民监督权的行使对于防止权力膨胀腐败, 促进政府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凸显重要。

(二) 公民监督权自身性质的要求

设置监督权的目的就是促使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 而监督权的范围也仅是赋予公民申诉、控告、检举等权利, 这些权利仅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审查追究的一个提起, 其性质似于民事诉讼之起诉, 刑事诉讼中 (公诉案件) 检察机关之起诉。这一属性就决定了监督权并未实体上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干预或处罚, 仅仅是程序上的开始。至于被申诉或者检举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违法或失职应被处分甚至刑事追究, 就必须等待有关机关对案件审查, 最终形成结论。这就好比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 案件的提起并不最终影响结果, 所有的事实认证都由法院进行, 而原被告哪方胜诉, 被告是否有罪的判断, 都由法院最终裁判。

根本上公民监督权的性质并不要求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检举、申诉、控告时一定要掌握与事实一致的违法行为, 并在法律上认定其违法, 即使检举人、申诉人反映的情况与事实有一定的出入也不能就此追究其责任。仅因检举人、申诉人反映的情况与事实有出入, 就对其处罚, 则是对宪法赋予的监督权消极干预, 而最为不合理的是, 强加了公民作为监督人的责任和义务, 把本属于法院或其他的审查机关的义务提前强加给了公民。

(三) 鼓励人们积极行使监督权

如前所述, 我国的权利状况是公权力强、私权利弱, 公权利经常侵犯私权利。监督权的落实又具有非凡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鼓励人民积极行使宪法赋予的监督权, 如仅仅因反映的情况与事实有出入而被科以处罚, 则会打击公民行使监督权的积极性, 使更多人选择忍气吞声, 面对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望而却步。同时, 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有一定的界限, 监督权也应当受到合理的规制。

综上, 笔者认为监督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意义非凡。基于对监督权行使的保障, 公民在行使监督权时的要求应适当宽松。

注释

1“程升”为当事人的化名.

2此案摘自胡锦光, 韩大元.中国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311.

3“张伟明”为当事人的化名.

论公民参与视角下公共权力的监督 篇5

1 公民监督公共权力的制约因素

1.1 公民教育的有限性制约公共权力的监督

公民由于受教育程度有限, 个人素质不强, 妨碍了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在政治生活中, 公民主要通过接受教育培养自己的公民意识, 明确自己的公民权利和义务, 并通过自己的政治判断影响政府的行动和国家政治生活。但是, 当前中国的政治教育还主要是一种精英教育, 许多公民特别是基层公民由于受教育条件和环境的影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政治教育, 许多农民目不识丁, 没有基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公民权利意识, 在政治生活中处于冷漠状态, 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也没有树立起应有的责任感。

1.2 公民权利的弱化性制约公共权力的监督

公民权利意识不强, 看到现实中权力的强势, 出于安全的考虑, 不愿参与政治, 监督公共权力的行使。在现实政治生活中, 公民权利经常因为公共权力的暗箱操作而无法有效地行使。公共权力享有者特权思想浓厚, 自以为是, 而广大民众又缺乏普遍的民主、平等观念, 长久以来形成对权力的敬畏和隐忍的心态, 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 公职人员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对公民的监督进行报复、压制, 不把公民监督放在眼里。因此, 公民为了寻求安全而自动放弃监督权, 远离政治生活, 致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失去了民众监督。

1.3 参与渠道的不畅性制约公共权力的监督

政府提供的参与渠道有限, 而且形式化严重, 让公民觉得自己参与政治影响公共权力的作用微小, 也不愿再参与公共权力的行使与监督。由于政治参与渠道不畅, 使一些公民的要求得不到及时表达, 问题得不到及时反映, 委屈得不到及时申诉, 其监督权利被淹没在了形形色色的长官意志之中而失去了监督作用。

2 公民参与视角下完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的途径

2.1 加强法制建设, 保护公民参与

依靠法律制约权力, 完善法制建设, 保护公民参与[1]。要用法律规范公共权力的行使和维护公民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 实现公民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建立并完善行政公开法律制度, 使公民对行政活动的知情权得到法律保障, 从而拓展公民参与的范围和深度, 加强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同时, 在加强法制建设的过程中, 要注重保护公民监督公共权力的安全性。对公职人员的报复、压制行为要予以严厉制裁, 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使公职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时既能把群众的监督放在眼里, 又能使公民在参与政治活动、监督公共权力时具有安全感, 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

2.2 以权利制约权力, 加强权利监督

公民要维护自己的知情权, 对公共事务中发现的违规行为要进行批评, 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还应向有关部门举报, 并积极配合查处, 用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监督公共权力的行使, 使公共权力的行使能够真正的做到为人民服务。

2.3 发展公民社会, 加强社会监督

积极发展公民社会, 通过社会健全的社会组织和发达的公共领域形成强大的力量来监督公共权力, 制约其滥用和扩张。让公民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到社会的自我管理中去, 弥补国家能力的不足并促进以官民合作为特征的治理和善治[2]。公民通过参与各种志愿性社团组织所形成的互惠、信任、合作等规范, 是监督和控制公共权力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另外, 公民社会的公共领域也为公众的参与、监督公共权力的运用提供了场所。公众形成的公共舆论对政府构成了强大的舆论监督和政治压力, 从而促进了政治的公开性和开放性, 避免了秘密黑色政治, 有力地制约了公共权力的滥用。

2.4 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公民意识

加强宣传与教育, 提高公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民主法制意识。教育程度和民主法制意识的普遍提高, 才能增强人们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 转变落后的民众意识, 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角色与所拥有的权力, 自觉加强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 使公共权力运作过程中竭力围绕公民权利, 促进公共权力向良性方向发展[3]。

2.5 建立“阳光体制”, 实行“透明行政”

转变和扩大政府职能, 实现政府管理创新, 建立“阳光体制”, 实行“透明行政”。美国学者乔治.艾米克提出“让阳光照亮体制”, “阳光是最理想的消毒剂”。国外的经验表明, 建立“阳光体制”, 实行“透明行政”, 有助于扩大公民参与, 加强公共权力的监督, 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

建立阳光政府, 要实行程序化政治, 如决策过程公开, 各类政权机构政务公开等, 通过公开化的管理方式, 使公民广泛接触政治生活, 参与影响政府的构成和决策, 监督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4]。同时, 公共工程、公共服务、市场建设等实行公开招标和竞争投标制度, 招标、投标过程必须是透明的, 公开面向公众, 这样公众在参与招标投标的过程中监督了政府公共权力的行使过程。

2.6 发展市场经济, 创建软硬资质

发展市场经济, 提高公民参与和监督公共权力的软、硬资质。发展市场经济, 利用市场经济的开放性转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心理结构, 使人们普遍接受自由、平等、民主、竞争、创新等观念, 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监督公共权力提供思想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科学技术进步将改善监督技术、通道和方法, 特别是交通和通信设施以及大众传播媒体, 这些技术的提高将增强公民的政治沟通水平和政治资讯能力, 促使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监督公共权力的整体效率和质量的提高。

3 结论

公共权力是权威性分配稀缺资源的基本工具, 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最有效的杠杆。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 因此, 广泛的公民参与有利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制约公共权力的滥用, 维护公共权力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同时能够增进政府的责任性, 推进服务型政府和阳光型政府的建设。

摘要：公共权力是维护公共秩序, 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 公民参与对权力监督的效果起着重要作用。因此, 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应从公民参与角度进行论述, 探讨公民监督公共权力的制约因素, 最后提出公民参与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机制的途径。

关键词：公共权力,公民参与,监督

参考文献

[1]张穹, 张智辉.权力制约与反腐倡廉[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9.

[2]舒扬, 莫古武.权力市场化与制度治腐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3]韦彩玲.公共权力制约功能的实现与公民参与研究[J].政府与社会, 2009 (6) .

公民监督权 篇6

关键词：行政监督,公民参与,参与困境,法制环境,公民社会,政治文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事务不断增加, 政府作用日益凸显, 其权力已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而“没有监督的权力是最危险的权力” (1) , 根据公共选择学派观点, 政府机构本身就不是一个没有自身利益的超利益组织,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官员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 在行政过程中权力寻租、违法行政等行为会不可避免地产生, 这就使行政监督显得极为重要与必须。行政监督是指“行政监督主体依据法定权力和程序对被监督对象的行为实施督导和控制的一种机制”, (2) 它贯穿于行政管理活动的始终, 对于规范政府行为, 保障依法行政, 提高行政效率, 促进行政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公民参与行政监督的必要性

行政监督具体包括行政监察、审计、政党监督、司法监督和公民参与监督等几个方面, 而这其中的公民参与监督在整个行政监督体系中有着重要作用及意义。

首先, 公民参与行政监督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社会。在我国, 腐败问题很可能成为危害今后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最大隐患。要消除腐败现象, 关键就是要实现政治系统的透明性, 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落到实处, 充分发挥公民政治参与的监督功能, 不断加强和完善公民参与行政监督, 让公民来监督政府和官员, 进而消除中国政治肌体中的腐败顽疾, 使社会真正达到稳定、和谐。

其次, 公民参与行政监督是现代政治民主的体现。在当今社会, 民主与法治已成为政府政治过程中的根本走向。公民参与是民主程序的核心概念, “真正的民主, 需要通过‘公民不断的参与’, 方能领略什么是民主, 在心理上融会和建立民主作风, 在行为上获取民主办事的技巧和方法, 这样才可以保证社会运作是真正由人民主宰”。 (3) 而这种公民参与理念和诉求表现在公共行政领域, 就是要求实行民主行政, 即赋予公民参与行政过程的权利, 尤其要赋予公民充分的监督权。

第三, 公民参与行政监督有利于提高监督的有效性。在我国, 不论是监察、审计、复议等自律监督, 还是立法机关、政党、司法机关的他律监督, 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被视为体制内的监督。这种仅靠不同公权力组织的监督或公权力组织的内部监督, 其实质是公权力组织及公务人员行为结果的矫正、惩处机制。这就很难解决“监督者之监督”这一制度性缺陷。因此, 要发挥体制内监督的作用就需有一种强有力的体制外力量对其加以制衡, 公民参与正是这一力量的最好体现。公民参与行政监督, 对政府机关的监督行为予以监督, 可以促使政府官员转变对公民的冷漠态度, 平等地参与到协商对话的平台上来, 认真倾听公民的声音并对公民的话语作出积极的回应, 实现民主、规范的行政, 保证体制内监督能真正起到作用。

二、公民参与行政监督的困境

在我国, 虽然也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在加强和保障公民的监督权, 然而, 就实践来看, 在行政监督过程中的公民参与还存在许多困境。

(一) 公民参与行政监督的制度困境

虽然法律赋予了公民参与行政监督的权利, 但在实际使用中却大打折扣,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不完善造成的。首先, 在政治上, 政府和公众存在着明显的强弱悬殊, “以权利制约权力” (4) 难免会力不从心, 加之各项权利的制度设计很不完善, 监督效果非常差。其次, 在经济上, 政府掌握着庞大资源, 公众无论如何也是难以与之相比的, 而监督过程必然会耗费大量的监督成本。漫长的诉讼时间、较高的费用支出等, 对于处于弱势的公民来说必然难以承受。因此, 公民参与监督的有效性就受到限制。第三, 在信息上, 政府的行政公开化、透明化虽然是依法行政的要求, 但我国许多行政行为难以做到公开化, 这就使得公民与政府之间陷于一种信息不对称状态。在这种状态下, 公民在对政府行为的认知判断上受到限制, 因而, 监督也就流于形式。

(二) 公民参与监督的政治文化困境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制度、信仰和感情。” (5) 植根于自然经济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通过几千年封建王权的不断强化, 逐渐形成了以家长本位、权力崇拜、自律诉求为特征的政治文化价值。这种政治文化塑造了国民的臣民性格和顺民意识, 而这种潜在的性格和意识是很难改变的, 虽然近几年民主意识、法治意识不断觉醒, 但在很大程度上, 公民的自主参与意识还不够。

由于我国公民的政治文化与参与型政治文化存在较大差距, 同时受传统的政治文化的影响, 公民参与型的行为模式很难实现。因而, 在行政监督过程中, 公民参与监督在很大程度上就陷入了一种矛盾的文化困境中, 因此, 在这种状态下, 公民参与监督的有效性就难以保障。

(三) 公民组织化参与监督渠道的困境

公民的组织化参与监督是指公民个体有组织、有联合地参与行政监督。组织化参与监督可以弥补或克服个体性参与中因资源不足、力量薄弱、缺乏理性等导致的参与水平低下、参与效果较差等不足。组织化参与不是相关个体间的简单联合或聚集, 其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定且长期存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组织载体。而以非政府组织 (NGO) 、非营利性组织 (NPO) 等为代表的民间组织无疑是最好的承接载体。同时新闻媒体机构也是公民组织化参与监督的一个重要渠道, 公民可以向新闻媒体机构反映政府在行政过程中的违法或不当行为, 通过新闻媒体的曝光来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

然而, 在我国, 大部分社会中介组织存在着许多缺陷, 具体表现在其具有“官民二重性”, 即一方面作为“公民的社会组织”独立于政府, 为广大民众服务;另一方面又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地位上, 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呈现被管理与管理关系;在经费来源上, 社会中介组织结构不合理, 自身融资能力差, 主要依赖于政府拨款。另外还有许多民间社团组织分散, 内部管理混乱, 诚信缺失。社会中介组织的这些弊端使得公民通过其参与行政监督时困难重重, 难以奏效。同时, 由于我国新闻媒体机构是公共权力的“喉舌”与“传声筒”, 其自身没有独立性, 因而,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公民很难通过其来对政府的行为予以监督。

(四) 公民参与监督能力的困境

公民的参与能力 (6) 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 它不仅包括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 还包括行政参与能力。公民参与监督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其监督效果的好坏。然而, 在我国, 公民的参与能力还比较低, 尤其是参与监督能力还不尽人意。

在我国, 不论是公民的整体素质, 还是公民的参与理性都存在很大的缺陷。一方面, 我国公民的整体素质不高, 在面对专业性较强的行政行为时, 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再加上信息掌握的不完全, 公民监督也就成了一句“漂亮的口号”。另一方面, 当某项行政行为与公民切身利益存在直接关系时, 公民对于参与的态度, 可能并不是出于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 而是凭着一时冲动, 甚至会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而进行参与监督, 这种缺乏理性的监督, 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 反而会影响以后参与监督的积极性。

公民对于行政行为关注的视角偏重于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和短期利益, 这与行政行为所强调的宏观性和长期性无疑是相悖的。反映在行政监督上就是公民都希望“搭便车”, 很少会有人为了公共利益而去监督政府行为, 因为这种监督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这种不理性的公民参与监督势必难以起到真正作用。

三、公民参与行政监督困境的解决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在我国, 公民参与行政监督面临着诸多困境, 如果不能予以妥善解决, 必然会影响到民主化、法治化的进程, 甚至也会阻碍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因此, 为加强和保证行政监督中的公民参与, 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努力。

(一) 优化法制环境, 倡导依法行政

为保障公民参与行政监督的可行和有效, 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这一方面可以保护公民个人权利, 为公民参与提供制度环境, 从而保证公民参与的权利和渠道的畅通, 促进民主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也可以规范公民的参与行为, 使参与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

(二) 完善制度设计, 保障合理参与

健全完善的法律是保证公民有效参与监督的前提。首先, 要在实体上规定公民参与行政监督的具体法律制度。如扩大行政复议范围、健全行政复议的配套制度、明确规定复议不加重原则;要明确公民参与监督的程序性要求, 使公民通过合法的程序能够便捷而有效地对政府的行政行为予以监督。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公民只有掌握了充分的信息才能对政府的行为予以监督, 在不了解政府决策、决定的事实根据、形成过程、基本目标、预期的成本和效益等情况时, 就很难对政府的相应行为进行监督, 公民参与很可能就只是一种走形式、走过场。

(三) 培育公民社会, 树立民本意识

公民参与行政监督作为规范政府行为的一种体制外力量, 必须有一套能与政府力量相制衡的机制来保障, 否则, 很难发挥作用。而公民社会是“国家和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 其具有“非官方性, 即这些组织是以民间形式出现的, 它不代表国家或政府的立场;独立性, 即它们拥有自己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 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 无论在政治上、管理上, 还是财政上它们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自愿性, 成员的加入完全出于自愿。” (7) 这就决定了公民社会可以“使社会个体摆脱对国家和政府的依附地位, 成为自由自主的社会因子”, “推进社会群体的分殊化过程, 从而促进政治系统的政治参与” (8) 。因而, 公民社会的培育, 对于公民参与监督有着重要意义。

(四) 提高公民素质, 增强参与能力

加强对公民的教育和培训, 提高公民参与的知识素养, 使其熟悉相关的政治法律知识;提高公民参与的道德素养, 培养其参与的心理素质;提高公民参与的实践能力, 学会正确处理公民参与中的实际问题, 有效地发挥公民的参与角色的作用。

此外, 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还可以为公民参与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文化是制度之母, 民主和法治是外在的制度体系, 它们需要与内在而无形的公民文化相适应。在社会的宣传教育方面, 要着重加强新闻舆论的引导, 使公民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利和自由, 塑造独立的政治人格;加大公民文化的宣传与教育, 让公众真正充分了解政治体系, 提高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信赖感和支持程度, 使公民对参政议政的理解由朦胧走向自觉, 以此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和主体意识。

四、结论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公民参与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而行政监督领域的公民参与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民主法治国家、提高政府行政能力又有着积极意义。因此, 在面对现实中存在的公民参与困境时, 一定要积极谋求解决对策, 通过完善制度、健全机制以真正发挥公民参与监督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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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亚平, 王骚主编.社会转型与行政发展[M].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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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图强.现代公共行政中的公民参与[M].经济管理管理出版社, 2004

试论公民新闻在舆论监督中的失范 篇7

一、公民新闻失范的表现

1. 虚假新闻

公民新闻是通过自媒体平台, 由普通公民进行制作、发布、传播的新闻。由于传播方式的自由、把关功能的减弱, 公民新闻这一新闻传播形式可以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通过散布假消息、造谣, 引起社会轰动, 从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使是目的纯正的公民新闻传播者, 由于主观情绪的渲染和专业素养的缺乏, 也有可能造成新闻偏离事实。

2. 网络暴民

在自媒体上,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消息动态, 这其中不仅仅是有公民新闻这样的信息流, 更多的是网民基于各种公民新闻所产生的意见流。而自媒体提供给网民的自由、匿名的话语平台, 更容易滋生出非理性的、情绪化的意见。这些意见在自媒体上以极快的速度大肆传播, 制造出一种非理性的意见环境。网民脱离了就事论事, 而是在这样一种意见环境中类似于情绪宣泄, 将自己生活中的不满、对受害者的同情、生活的压力都注入到这场情绪宣泄中。甚至有人进行人肉搜索、爆料、造谣等方式来表达不满情绪。网络上非理性的舆论甚嚣尘上, 情绪化的“民意”将对司法程序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和破坏。 (1)

3. 隐私侵犯

隐私权指个人人格上的利益不受不法僭用或侵害, 个人与大众无合法关联的私事, 亦不得妄予发布公开, 而其私人活动, 不得以可能造成一般人的精神痛苦或感觉羞辱之方式非法侵入的权利。网络是一个极为开放的平台,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媒体自由发声, 而且自媒体上的用户都是匿名的, 很多时候用户无需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在这样一种环境中, 几乎不存在个人隐私, 只要有用户想要曝光一个人, 网民就可以发动一场人肉搜索。当事人的姓名、居住地址、工作单位、不良经历, 甚至是家人、朋友无一幸免。

二、公民新闻失范的原因

1. 传播主体的非专业化

公民新闻的传播主体可以是社会上来自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各种年龄的人, 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新闻职业培训, 也没有在新闻职业机构的工作经历, 往往是根据个人兴趣、地缘优势、社会责任感等多种原因, 机缘巧合地充当了某个新闻事件的发布者。他可能是在微博或博客上写作了一篇文章来记录自己所见的情况、自己经历的事件、或是披露自己所在地的问题, 通过转发和分享, 从而获得了大众的普遍关注。他也可能是在自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自己拍摄的照片或视频短片, 因其具有某种新闻价值, 从而被广大网民关注。

他们在传播的时候往往会主观或客观的损害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民在报道一则新闻的时候, 往往不会去核查信息来源, 相对于信息是否属实, 他们更关心的是信息的轰动效应及其可能带来的利益回报。虽然公民新闻多元化的传播主体使其在议题选择上更加客观, 但是没有接受过职业训练的大多数公民, 在进行新闻传播的时候会因为自己的主观情绪、喜好厌恶影响报道的倾向性。

另外, 公民新闻借以传播的平台是开放的自媒体, 把关作用被削弱。当这样一种真实性和客观性都得不到保证的公民新闻进入自媒体传播之后, 大多数受众也习惯性的不会去进行核实, 即使后来传统媒体介入报道, 试图将舆论引导到一个正确方向, 已经很难改变受众的“先入之见”了, 何况一般的媒体为了追求市场迎合受众, 根本不会做出“逆”公众舆论的报道。

2. 意见领袖左右舆论

公民新闻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要保证公民记者具有言论自由权。自媒体是个去中心化的开放的网络平台, 只要符合法律规范, 任何人都有权利在上面发表自己的见闻和观点, 这就为一般公众提供了一种更为广泛的话语表达渠道。另外, 随着数码相机、摄录机和智能手机的普及, 任何人都有可能随时记录、上传身边发生的事件。传统的新闻传播形态被打破, 政府和传统媒体不再是新闻信息生产的垄断者, 公众可以通过自媒体生产出代表自己话语的公民新闻。仅仅满足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是不够的, 公民新闻的产生还需要具备拥有知情权的受众。在自媒体平台上, 信息交互设置都是开放的, 只要用户登录到自媒体平台上, 就可以看到其他所有用户发布在平台上的全部信息。除此之外, 自媒体平台往往还有一个信息广场, 当某则新闻信息得到一定数量的评论和转发以后, 就会成为热门话题, 出现在自媒体的新闻热搜榜上。自媒体赋予了公众一条自由便捷的获取信息的渠道, 许多重要信息被推送到公众的眼前, 不仅如此, 公众还能在自媒体上自行搜索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和话题, 以一种更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公共事件, 对其进行监督。

自媒体上数以万计的信息中, 只有极少数能传播到受众眼前, 这些被成功的传送给受众的公民新闻才算有效的传播, 才有机会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2) 一则公民新闻要想从众多信息洪流中脱颖而出, 被公众所关注, 一般来说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获得了微博“大V”的关注、评论和转发, 那么这则公民新闻的关注量势必会得到极大地提高, 它就很有可能会被作为一个焦点事件出现在公众眼前, 激起公众的舆论浪潮。例如发生在2010年9月的江西省宜黄县的“钉子户”自焚的强拆事件, 正是在潘石屹等网络“大V”合力的微博传播下, 才成为一起轰动全国的重大公共事件的。 (3)

虽然公民新闻看似赋予了公众更多的话语权, 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 反映了公众的舆论呼声和利益诉求, 但是实际上公民新闻的舆论走向是被网络意见领袖所控制的。这些意见领袖中, 就有一些人善于利用公民新闻这一特点, 通过引导公众的舆论, 让事件不断偏离事实真相, 以达到某种效果。

结语:公民新闻的出现, 是科技发展的结果, 也是符合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的结果。公民新闻以其与生俱来的优势, 给予了普通民众更多的知情权和话语权, 从而冲破了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 使公众能够真正地对社会上所发生的公共事务实现监督。

作为新生事物, 公民新闻显然还具有不足之处, 一些别有用心者可以利用公民新闻不完善的地方大作文章, 扰乱社会秩序, 损害人民切身利益。针对这种情况, 需要公民和传统媒体共同的努力, 公民新闻才能发挥出它最大的社会效益。

摘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传播技术迅猛发展, 普通民众可以通过借助微博、博客、论坛等多种媒体平台自由的发表意见、传播信息。由此, 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应运而生, 即由公民进行新闻制作和信息发布的公民新闻。公民新闻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媒体对于新闻传播的垄断和控制, 然而由于公民新闻自身还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之处, 也引发了诸如虚假新闻、道德失范等问题。

关键词：公民新闻,舆论监督,失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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