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会计学（精选7篇）
晋商会计学 篇1
会计子系统如果能输出专门为人力资源管理服务的量化信息,将有利于人力资源管理决策科学化水平的提升。三百多年前,晋商设计出顶身股制,作为商(票)号的人才激励制度,并在其中嵌入了会计元素加以践行,通过商(票)号的会计子系统输出量化信息,以支持其人力资源激励决策。晋商利用会计方法辅助人力资源管理的“会计智慧”,对于当前的人力资源会计和急需会计辅助支持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晋商顶身股制设计思路
顶身股制具体指员工投入人力并在符合条件后顶股,获得顶身股,顶身股与股东投入货币资金获得的银股一起参与利润分红。晋商顶身股制广泛应用于主营零售业务的商号与主营货币汇兑业务的票号(以下简称商(票)号),是一种有效的员工激励机制。普通员工顶股至少要符合以下条件:工作年限一般在十年以上;工作无过失;有一定的工作技能、经验且业绩突出,顶身股数由大掌柜决定,经股东批准计入万金账。期末股东对顶身股者进行知识、技能、经验等方面考核,遵循贤者多增、次贤者少增原则调整顶身股数。顶身股不可继承转让。员工出号,顶身股立即停止。有商(票)号考虑到顶身股者曾有贡献,酌情给予故身股。在退出商(票)号一定期间内,获得故身股的员工仍享有按一定顶身股数参与分红的权利。
二、晋商顶身股制现代会计解读
(一)顶身股制跨年度设定会计期间
商(票)号按账期对顶身股进行核算,账期与现代会计期间类似。与现代企业通常以1年为一个完整会计期间不同,晋商顶身股制中商(票)号一般以3-5年为一个会计期间。跨年度设定会计期间有助于商(票)号根据盈利变化对员工进行投资收益分析,科学合理考核业绩,为准确计量顶身股价值提供便利。
(二)顶身股未被确认为实收资本
三百多年前无工商登记管理制度,但晋商对出资有约定俗称的规定。商(票)号通常由多个股东出资设立,股东按出资额比例分配利润,并对盈亏负无限责任,类似于现代合伙企业。经查阅会计史资料可知,清代商(票)号会计核算普遍采用龙门账法。查看相关会计资料未发现顶身股在“该”项目中予以确认,即顶身股未被确认为实收资本。表1为某皮毛商嘉庆五年(1800年)至道光六年(1826)年“该”的部分记录。从此表看出,“该”项目中记录了各股东的原本钱、获身钱、未支钱、商号的该外借贷等,却未见顶身股。原本钱指股东投入的货币资金;获身钱指商(票)号要求顶身股者从利润分红中提存于商(票)号的部分;未支钱指顶身股者可从商(票)号中预支的用于日常开销却未支取的资金。
以人力资本为绩效主要驱动因素的人力资本驱动型合伙企业中,人力资本在财务上被认可为资本,但在会计上不被确认,也不以会计信息方式披露,人力资本参与利润分配这一经济业务活动在财务与会计上不统一。晋商顶身股可与银股一起参与分红的做法同样存在财务与会计不统一现象,一方面商(票)号肯定知识、技能、经验等人力价值,承认顶身股者应享有剩余索取权,财务上认可其为资本,另一方面代表人力价值的顶身股在会计上未被确认为实收资本。
(单位:千文)
资料来源:李锦彰《晋商老账》,中华书局2012年版,P115。
(三)顶身股价值计量融合货币性与非货币性方法
首先,商(票)号采用非货币性方法确定顶身股数。商(票)号根据工作年限、工作业绩、工作态度等设立一系列指标考核员工,依据考核结果做出员工是否顶股、顶多少股、已顶股员工顶身股数如何变化等决策。其次,由于大多数商(票)号规定顶身股和银股在分红时同股同利,同等数量的顶身股与银股等价,故结合顶身股数和每股银股金额可得顶身股价值。(1)顶身股初始计量金额。如下所示:a=C÷m,b=n×a。其中,a指每股银股金额,C指股东投入资本金额,m指银股数,b指顶身股初始计量金额,n指初顶股时顶身股数。C、m、n记录于合约或万金账中。(2)顶身股后续计量金额。顶身股后续计量考虑两方面因素:顶身股数和每股银股金额。在账期结算后,股东在原有银股数的基础上新增加的投资称为倍本。倍本会导致每股银股金额发生变化。如下所示:a'=a0+△a,b'=n'×a'。其中,a'指期末每股银股金额,a0指新增投资前每股银股金额,△a指期末每股倍本金额,b'指期末顶身股金额,n'指期末顶身股数。△a、n'记录于合约或万金账中。(3) 现代会计视角下大德通顶身股价值计量。选取著名山西票号大德通顶身股者顶身股数及资本变动数据分析顶身股价值计量。表2和表3分别描述了部分顶身股者顶身股数变化情况及每股银股金额变化情况。据表2、表3中1908年数据得1908年顶股者顶身股价值,详见表4。
(单位:股)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及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P584。
(单位:两)
资料来源:根据大德通历年倍本情况编制,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及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P585。
(单位:两)
(四)顶身股记录于辅助账簿
顶身股主要记录于万金账。所谓万金账,取一本万利的意思,这种账一般反映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介绍商号创设时订立契约的主要内容,包括设立起因、股权结构以及号规等;第二部分,以银股、顶身股为单位分别设立分户,记录每个账期的经营成果、利润分配情况;第三部分,记录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包括资本金的增减变化及顶身股者死后参与分红的情况。可见万金账是一种服务性质账簿,主要是为了满足经营管理和利润分配需要,类似于现代会计的备查或辅助账簿。万金账中顶身股记录以顶身股者姓名为明细科目,记录顶身股数、顶身股分红等。
(五)顶身股以表外方式披露
每个账期末商(票)号根据进、缴、存、该资料编制结册(有的商(票)号称之为年总结、清单等),具体有进缴结册和存该结册,前者反映商(票)号账期内经营成果,后者平衡资产负债关系,结册类似于现代会计报告。查看史料中商(票)号会计报告,未在进、缴、存、该表内项目中发现顶身股,顶身股信息以附注等表外方式披露。表5为山西票号蔚丰厚1879年清单。从表5可看出,顶身股银股总股数以及顶身股应分股利等信息以附注方式表外披露,未见存、该等表内项目披露顶身股。注意表5中“该”中只记录了负债,原本、获身、获本等资本情况单独披露,获本是指商(票)号要求股东从利润分红中提存于商(票)号的部分。
(单位:两)
资料来源:根据蔚丰厚1879年清单编制,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及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P622-623。
三、晋商顶身股制对人力资源会计的启示
(一)“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是践行劳动者权益会计的瓶颈
(1)企业遭遇“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难题。企业人力资源指能为企业创造财富的劳动力资源,本质是人的劳动能力,包括体能和智能。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是指企业将人力资源像物质资源一样交换成其他资产。目前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常见于职业体育俱乐部中。通过在职业体育俱乐部之间流动的行为即转会,职业运动员改变了与俱乐部的隶属关系(Stefaan Van Den Bogaert,2005),将自身人力资源的部分产权让渡给俱乐部,故俱乐部可像处置物质资源一样实现暂时和部分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变现收入归俱乐部而非运动员个人所有。职业体育俱乐部将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的做法,尚难以被其他行业广泛采用,一般情况下,企业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相当困难。首先,企业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市场难以广泛形成。因人力资源存在与其人身的先天依附属性,除需求者与供应者之外,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市场还需劳动者参与。一旦实现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劳动者需从一个企业流转到另一个企业。只有需求者、供给者、劳动者达成一致,才会形成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市场。显然,要三者意愿一致实属不易。其次,实现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需制度制约,否则易造成混乱局面,但目前尚不具备建立广泛的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制度的条件。
(2) 晋商顶身股未被确认为实收资本的根本原因在于顶身股无法变现。笔者认为,商(票)号未采取劳动者权益会计方法将顶身股确认为实收资本的根本原因在于顶身股无法变现。顶身股是商(票)号为激励员工的虚拟资本股份,无实物形态,只代表了员工因工作能力而享有的参与分红的权利而非一定的货币资金量,难以脱离员工自身能力单独存在。故其只能在一个商(票)号中存在,无法在不同商(票)号间流转,亦不能在商(票)号内不同员工间转让。因此,顶身股无法像银股一样变现使其难以承担经营风险,未被确认为实收资本情有可原。
(3)目前劳动者权益会计应用仍受“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困扰。企业是人力资源所有者与物质资源所有者按一定规则博弈并最终达成合约的制度安排。合约双方都是为了在交易费用的约束下,从风险分散中获得最大化利益,因此谁承担了企业的最终风险,谁就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现代劳动者权益会计应用的关键是确定劳动者权益,将人力资源在会计上确认为近似实收资本性质的人力资本,实现人力资源所有者与物质资源所有者对利润的同等剩余索取权。由于实现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十分困难,人力资源不具抵押性,难以像物质资源一样较为可靠地承担企业的不确定性风险,故人力资源所有者与物质资源所有者共享企业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较难实现。由上看出,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难题降低了劳动者权益会计的实践性。
综上,晋商在三百多年前实际已意识到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难题的存在。目前这一难题仍存在且短期内很难解决,这也是践行劳动者权益会计的瓶颈。
(二)提升会计为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水平的建议
(1)人力资源会计应用当慎重设定跨年度会计期间。跨年度人力资源会计期间的设定本是为了方便准确计量人力资源价值,但笔者认为,设定跨年度会计期间虽有助于人力资源价值计量,但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首先,设定跨年度人力资源会计期间,与现代企业多数会计核算工作以一年为一个会计期间矛盾;其次,现代企业组织结构比三百多年前的商(票)号复杂得多,长期跟踪、考核、计量一个拥有复杂结构的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难以估量。因此,现代人力资源会计应用当慎重设定跨年度会计期间。
(2)人力资源会计应用当恪守“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晋商顶身股核算体现了“实质重于形式”。晋商创建顶身股制的核心意图在于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激励员工创造更多价值。分析商(票)号对顶身股的核算发现,晋商深谙顶身股核算的实质是服务于人力资源管理,在选择计量方法、核算方式等方面处处体现了“实质重于形式”。首先,晋商意识到人有主观能动性,在顶身股价值计量时,充分考虑到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差异,融合货币性与非货币性方法有效完成了顶身股价值计量。其次,为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价值创造效应,在顶身股未能进入龙门账标准会计核算体系情形下,晋商创新性选择表外核算,将顶身股反映于辅助账簿万金账。万金账中顶身股记录成功向员工传递“顶身股与银股并重”信息,员工接受后予以积极反馈。最后,表外披露顶身股数、顶身股分红数等信息,是向股东展示顶身股辅助人力资源管理成果,亦是向员工表明商(票)号已切实履行顶身股与银股共同参与分红的承诺,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企业人力资源会计应用当以人力资源管理为本。数量化、科学化、信息化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趋势,企业迫切需要人力资源成本和价值等会计信息作为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性决策的重要参考。人力资源会计产生于这种需求,其核心是为企业提供有关人力资源数量与质量信息,便于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作出更科学理性的决策。人力资源会计要在实务中有所发展,应当恪守“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不能过于关注会计核算方法,而应突破限制,以人力资源管理为本,在核算条件还不太完备的条件下,优先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目标。
(3)人力资源会计应用当以“才”确认会计要素。晋商仅对骨干人才进行表外核算。三百多年前,晋商已区别对待人力资源,商(票)号员工分为顶身股者与非顶身股者,即骨干人才与非骨干员工。商(票)号着重管理骨干人才,仅给予骨干人才即顶身股者利润分红,并予以表外核算,而对非骨干员工只进行记录薪金等简单核算。优先对骨干人才核算符合重要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现代企业中,将企业人力资源全部确认并加以核算,可提高人力资源管理基础信息的完备性,但不利于对人力资源分类管理,还会大幅增加核算工作量,有违重要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企业应根据自身需要以“才”确认会计要素,优先对骨干人才而非所有人力资源进行人力资源会计核算,一方面可控制核算成本,另一方面也可突出反映重要人力资源的专门信息,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率。
晋商与安化黑茶 篇2
2012年11月初, 我们有幸去黑茶故乡———湖南省安化县, 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去时北方的树木早已凋零, 俨然一副冬天的模样了, 但是安化县却还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坐在车内, 透过车窗玻璃, 一路上看到都是民宅、农田和如画般的山水河流。各家都在自己两三层高的住宅四周种满了青菜、甘蔗和桔子树, 不远处的山上长满了竹子、杉木和各种不知名的植物, 路旁仅次于湘江的湖南第二大江———资江在缓缓地流淌着。由于天空还飘着小雨, 所以雾气很重, 在雾气笼罩下的安化有一种格外的朦胧美。
安化县位于雪峰山的北段, 资江的中游, 是湖南省面积第三大县, 县境内的山地面积占到了总面积的81.94%。安化多山、多雾、气候温暖湿润, 适宜茶树生长, 自宋代置县时就有关于制茶的记载, 茶叶销售在清朝达到顶峰, 最盛时县内有茶行300多家, 至今仍有名号记载的百年老字号茶行就有200多家。我们采访的江南镇边江村, 最盛时有11家茶行。茶行与其它各种商铺依江排列, 行人在商铺廊檐下行走, “五里长铺, 下雨不会打湿脚”。边江人自豪地说, 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普通的小村落, 但在当时却是安化县最为富庶的地方, 流传至今的谚语:“江南豆腐, 小淹酒;人参燕窝, 边江有。”说的就是当年人们想吃人参燕窝, 想买人参燕窝, 只能到他们边江来, 别处没有。我们是顺着晋茶商当年的办茶手册———《行商遗要》的指引来到边江的, 因为《行商遗要》的作者说他们当年来安化办茶, 就住在边江村的刘迪吉生记茶行。
二、关于安化黑茶
当年晋商不远数千里, 经历重重考验, 越过重重障碍来到安化, 完全是安化黑茶的魅力。湖南产黑茶的地方很多, 但是安化黑茶凭借其县内所特有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了品质最纯正、优良的黑茶。从初制安化黑茶到现在已有约500年了, 在这500年中起起落落几经风雨。大致可将其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安化黑茶的产生。
安化县很早就出产茶叶, 历来有“先有茶, 后有县”的说法, 唐代著名的“渠江薄片”就出自安化县。自宋代熙宁五年 (1072) 置县, 元祐三年 (1088) 就在资江滨设立了茶场制茶。明洪武二十四年 (1391) 安化上贡“四保贡茶”22斤, 嘉靖元年 (1522) 县内初制黑茶, 因产自湖南省安化县而得名———安化黑茶, 万历二十三年 (1595) 被定为官茶。
2. 安化黑茶的壮大与发扬光大。
在清朝, 安化黑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当时晋商在安化当地大量收购和加工制造黑茶, 并不远万里把他们销往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和蒙古国、俄国、英国等国, 使其曾一度驰名海内外, 每年出口俄罗斯的酒多达数万担, 甚至数十万担。不管是贵族还是贫民都喜欢上安化黑茶, 至今在一些边疆地区还流传着“宁可三日无食, 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
3. 安化黑茶的衰落。
安化黑茶曾一度成为朝廷贡茶, 是古代名茶之一。但是由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时局混乱不堪、社会动荡不安、剥削不断加重和交通梗阻, 商人再也无力去安化办茶。虽然此后以彭先泽为首的安化人经过不断努力, 在安化成功制成黑砖茶, 并不断推进黑茶的发展。但是总体上来看, 却是许多茶园荒废、茶场不再, 安化黑茶产量大幅缩水, 在50年代几近绝产, 以至于其后来在茶叶市场上默默无为。
4. 安化黑茶的再度崛起。
2007年安化县政府决定每年拿出1500万元来发展安化茶叶的生产, 恢复其传统产品的生产, 重塑安化黑茶产销大县的形象;2008年安化黑茶在全国黑茶市场上占有了50%的市场份额;2010年5月25日, 上海世博会湖南 (益阳) 安化黑茶文化日活动在世博会湖南馆隆重举行, 黑茶成为“中国世博十大名茶”, 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2011年, 白沙溪奥运纪念版千两茶以200万元的天价被神秘夺走, 一时间安化黑茶出尽风头;至2012年初, 安化茶园面积已有20万亩, 茶叶产量达到了3.16万吨。
三、晋商与安化黑茶
1. 晋商与安化黑茶的历史渊源。
说到安化黑茶, 就不得不提起当年的晋商。晋商主要指的是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 他们活跃于当时祖国的大江南北, 哪里有人烟、哪里有机遇, 哪里就有他们的足迹。晋商运用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聪明灵活的头脑、坚韧不拔和诚实守信的品质, 在明清时期将其商业称雄于天下, 成为十大商帮之首。晋商经营业务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 小到卖葱卖蒜, 大到经营钱庄票号。而茶叶就是当时晋商所涉及的一大重要行业领域, 安化黑茶就是当年晋商贩卖的一个主要茶叶品种。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后, 晋商就将办茶中心转移到安化一带, 带动了安化茶叶的发展。晋商在安化收购加工茶叶, 并把制好的茶叶通过船运、车运、驼运等方式运往万里之外的新疆、蒙古和俄罗斯等地销售, 使那里的人们认识、了解并喜欢上了安化黑茶。即使几百年后的今天, 那些地方依然还有人记得当年的安化黑茶。而今天的安化人在推销其安化黑茶时, 一定会提起当年的晋商。可以说, 是晋商在几百年前就创造了“安化黑茶”这个品牌, 并使安化人受益至今。
2. 晋商来安化办茶时间。
晋商来安化办茶始于何时, 在现在的学术界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大多学者都认为, 晋商来安化办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后, 由于去福建的道路受阻所以才转道安化;但是以伍湘安为代表的一部分安化本地学者认为万里茶路就始于安化, 晋商来安化办茶要早于福建, 他们的理由除了茶马交易的历史和安化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运输条件外, 还有一个重要物证, 是保留至今的一口古茶钟。根据茶钟上的文字记载, 这口茶钟是晋茶商在清·乾隆28年 (公元1763年) 铸造的。
虽然现在还无法确定晋商开始来安化办茶的准确时间, 但是在笔者看来, 应该比上述两种观点的时间都要早。理由是在1994年从祁县民间征集的《行商遗要》手抄本的最后有一篇题为《中华民国元年九乡人言污谤我号不正变狡, 心中忿怒, 故作此据》的文章, 其中提到“予旧号三和, 齐嘉靖末年来安采办黑茶”, 说明嘉靖末年作者所在的“三和号”就已经来安化采办黑茶了, 而“三和号”就是山西祁县的茶商的一个商号。当然“三和号”也不一定是来安化办茶最早的商号, 所以晋商来安化办茶的时间或许还应该在嘉靖末年之前。
3. 晋商对安化黑茶发展的作用。
最早来安化办茶的商人其实是陕商, 而并非晋商。但却是晋商把安化黑茶推向了其历史最高峰。保守的估计, 从明嘉靖末年到民国初年, 晋商在安化办茶的时间持续了300多年, 在这期间形成了产———运———销一体化的产业链。这给晋商带来无数的财富, 同时也推动了安化黑茶及当地经济的长足发展。
首先, 晋商来安化办茶, 推动了当地茶叶种植的发展, 增加了茶农的收入。若在采茶季节, 茶叶却无人问津, 那么茶叶最后只能化作春泥或者当作柴火般的被烧掉了。相反, 如果市场上购买茶叶的商人络绎不绝, 那么茶农自然就有了种植茶树的积极性。当年大批晋商来安化办茶, 使茶叶变成了畅销品。所以, 当地茶农不断扩大茶叶种植面积, 增加茶叶采摘量, 大大提高了茶农的收入。其次, 晋商来安化办茶促进了当地的就业。办茶的晋商在安化吃穿住行, 推动了当地服务业和商业的发展, 增加了安化人的就业机会。此外, 在安化还需要就地制茶的茶工、编制篾器和篾篓的篾匠、搬运茶叶的脚夫和运输茶叶的船夫, 这些行业需要成千上万的工人, 极大地解决了当地人的就业问题。最后, 晋商来安化办茶还增加了当地的财政收入。在清代, 安化县财政收入主要有地丁赋税、茶课税厘和捐摊款项等, 其中茶课税厘包括茶课、茶税、茶厘和杂项等。即对茶叶除了重征茶税外, 还要征收茶厘、茶捐和其他杂项。其中安化在咸丰六年在小淹设立厘金分局, 宣统二年建立小淹茶厘局, 专收茶厘。宣统元年, 茶课税厘收入5784.4311两, 约占财政总收入的24%。
晋商和安化黑茶是分不开的, 过去如此, 现在亦如此。在过去, 晋商成就了安化黑茶的品牌, 使其名扬四海;安化黑茶赋予了晋商无数的财富, 使其富甲一方。在今天, 安化黑茶可以借助于新晋商的资金, 新晋商可以借助于安化黑茶的茶叶资源, 再次联起手来, 在茶叶市场上闯出一片天, 开创安化黑茶的又一个春天。
摘要：晋商, 一群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 创造了中国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商业奇迹:票号、钱庄、驼帮、万里茶路……。安化黑茶, 中国茶叶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凭借着其独特的做工和口味独树一帜。晋商与安化黑茶的结合更是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传奇, 给晋商带来的是无数的财富, 给安化黑茶带来的是百年不倒的品牌。
关键词：晋商,安化黑茶,行商遗要
参考文献
[1].王伟.安化黑茶崛起探秘[N].中国文化报, 2012.2.15 (1)
[2].安化县志[M].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444-452
晋商品格与质量意识 篇3
承晋商创新之精神, 把握大势, 抢占先机。
弘晋商诚信之品格, 仁爱厚道, 慎独自律。
秉晋商担当之义理, 感恩思报, 富民强国。
阔晋商开放之胸襟, 提升境界, 合作共赢。
这是首届世界晋商大会向全世界发布的宣言, 短短五言, 道尽了晋商精神的真谛———诚信、创新和开放。
首届世界晋商大会在龙城的举办, 再一次将世人的目光锁定在“晋商”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专有名词上。附着在晋商身上诚信义利、勤奋节俭的宝贵精神财富, 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企业都应该持有的操守。
“弘扬晋商精神, 传承晋商文化, 凝聚晋商力量, 重铸晋商辉煌”, 笔者认为, 在当前全球经济持续疲软不景气、“中国制造”开拓海外市场形势不容乐观、食品安全风险压力不减的情况下, 国内企业需要大力提高质量意识。因此, 学习、继承和弘扬晋商精神, 特别是传承晋商“重质量、守信誉”的诚信品格就显得尤为重要。
自古以来, 诚信在铸就晋商辉煌过程中功不可没。晋商的成功, 源于他们身上所固有的优良品质:信义、勤勉。
首先, 吃别人不愿吃的苦, 经别人不愿经的商。吃苦在晋商的发迹中是占第一位的。信义其次, 却是最重要的。晋商没有权势, 他们依靠的是信义和勤勉, 了解顾客需求, 提供顾客所需, 进而一点一滴地积攒着财富。其三, 不乏聪明人。聪明人不是全部, 而是从众多走西口的晋人当中脱颖而出的成功者, 他们能够敏感地感知顾客乃至商家的需求, 提供方便的服务而把生意做成、做大。
但最重要的仍是诚信。晋商辉煌时期, 茶路从中国南方的福建远达北方的莫斯科, 所有的运输依靠的是船、骡马和骆驼。钱庄的生意做到所有山西人扎堆的地方, 北到俄境、东到朝鲜、南到南洋、西到新疆。这其中, 诚信是晋商安身立命、兴旺发达的根本。
同时, 反观古今中外历史不难发现, 任何一个真正成功的企业、受人尊敬的企业, 都与晋商极力推崇的诚信传统不谋而合。尽管有一些唯利是图的企业侥幸会成功, 但肯定都是暂时的、没有生命力的。
然而, 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期, 却有不少企业忽视产品质量, 背弃“诚信”。如今, 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食品安全风险居高不下, 某些领域道德滑坡现象较为严重。《质量发展纲要 (2011-2020年) 》指出:“质量发展是兴国之道、强国之策。”但是, 我国的质量安全形势却十分严峻, 2011年全国质检系统查处的质量违法案件就多达11.14万件。
因此, 推动质量提升, 建设质量强国, 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弘扬晋商“诚信”精神。而企业作为社会主体, 在强化质量安全上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 用晋商“诚信”品质自律。企业是质量进步的生力军, 也是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者。因此, 企业坚守良心底线, 诚信生产, 才会为产品安全做出贡献。
不仅如此, 建设质量强国还需要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让管理者意识到“诚信”的重要性。目前, 我国已成为全球公认的“制造大国”。但是, “中国制造”的整体水平仍滞后于经济增长, 影响质量提升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要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水平, 就需要完善法律法规、推进质量标准化建设、理顺监管体制机制, 同时还要通过科技创新拥有核心技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中国制造”只有提高品位、提高质量、提高附加值, 才能促进中国企业真正走出国门, 畅销全球市场。
晋商的极致与中庸 篇4
走近乔致庸, 一介儒生布衣。
他淳厚好学, 考中秀才, 有着大多数儒家士大夫大隐于朝、忧以天下的济世情怀。他秉承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品格, 以“诚”为人处事。“诚”是中庸之道的核心, “诚之者, 人之道也”, “诚者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 从容中道”。简而言之, 中庸之道即要“无过无不及”, 把握好度, 处理好任何事物的内外关系, 仁以对人, 义以对己。
走近乔致庸，一代晋商翘楚。
他临危受命，弃学从贾，力挽乔家于“高粱霸盘”的困境之中，几度商海沉浮，几番纵横捭阖，终成就名满天下的乔东家。他是纯粹的商人，“货通天下，汇通天下”是他的墓志铭;他把商业梦想做到极致，“无民不稳，无商不富”是他的从商宣言。
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他似乎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他认为无论做任何的生意，首守信，次仁义，最后才是取利。这样的商业伦理顺序，无不透着士大夫的操守。可以说，乔致庸是儒商的典型代表，他一脚踏在商海，一脚却留在庙堂，融合了极致与中庸。暂且不论晋商寻根的是与非，反思当今唯利益至上的商场，我们应该学习乔致庸的商业智慧，做有大情怀的企业家。
以儒兴商
乔致庸饱读诗书，如果不是长兄的溘然长逝，他也许能居庙堂之高，成为一代名臣，抑或一代诗人。诚如他晚年回忆道：“如果按照自己的路走，何尝不是一个李白、杜甫、白居易呢?”自古“士农工商”，商业在末位，商人在社会地位中是少有话语权的。儒家提倡“学而优则仕”，但乔致庸则认为国家无商不富，但同时又贾而好儒。半路出家的乔致庸，从接管复字号伊始，就坚守一个原则：以儒兴商。
在商言利，乔致庸逐利却又不“喻于利”。他崇德尚义，远比其他商人更重视儒商的美德。乔家店规就是“信、义、利”，以义为先，以信为本。经济学家梁小民，在总结晋商的成功秘诀时，认为诚信是晋商企业文化的根本。“民无信不立”，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交换的基础就是双方的诚信。耳熟能详的“胡麻油事件”，乔致庸宁愿忍受当前利益的巨大损失，也要挽回信誉，因为他知道商誉无价。
任何商业活动的根本目的都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交易双方有消费者，有合作伙伴。交易的前提是诚信，目的自然是取利。然而，一个好的商人和坏的商人的区别是前者虽逐利，予人亦有利，后者所逐之利，往往是害人之利。正所谓善于利人者，可赚得盆满钵满，不善于利人者，则赚些蝇头小利，甚至赚不到任何钱。乔致庸在疏通南下茶道时，把一斤一两的茶砖当一斤贩卖，不仅予合作伙伴以利润，更铸就了信誉，大获全胜就水到渠成了。在当前浮躁的商业社会中，大多数人往往只注重结果，而忽略了前提——诚信的重要性。管理大师德鲁克也强调企业的宗旨不应是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凡是予人方便之处，便是商机，乔致庸深谙此道，用儒家的仁义诚信践行着商人利人利己的理想。
知人善任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这句话貌似调侃，却掷地有声。得人才者得天下，在商海中，道理亦是如此。人才问题，根本来讲就是人心问题。“收买”人心，总是被误解为贬义词，然而聚拢人心则是在稳固利益。概言之，买人心就是买利益。因此，善于用人是商战兴衰的法宝。儒家用人的指导原则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乔致庸也是这么做的。
在乔家风雨飘摇之际，乔致庸大胆启用文盲马荀。马荀虽目不识丁，却经营有方，使得粮店连年盈利。乔致庸看到了马荀对业务的熟悉，有经营领导之资，遂让他出任大掌柜。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当时的商号里，能写会算的人很多，乔致庸却不拘一格，用人不疑。其实上帝分给每个商人的机会都是一样，只是能够发现的眼力不一样。
当然，发现人才之外更要学会留住人才。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或是企业，人才外流的力量来自两方面：一是外部精彩世界的拉力，一是内部糟糕环境的推力。一般来说，人有不愿流动的惰性，但在这两种力的合力之下就很能产生动力了。乔致庸很快发现：“为什么总是能干的伙计辞号?”留人留心，他迅速调整了利益格局，改革了用人制度，给商号内所有的伙计“一厘”的身股。这种重新分配利益的股份是一种赠与行为，更是一种奖励机制。乔致庸首肯了员工的价值，不仅掌柜有身价，伙计也有身价。给员工部分股权意味着将员工的利益与企业挂钩，同时员工也分担了企业的部分风险。这种激励的方式，不仅给予员工以利润，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更实现了双赢的局面。
天下为先
天下者，乃天下人的天下。
大德如斯。乔致庸不只是一个逐利的商人，追求财富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作为熟读诗书的儒生，“达则兼济天下”是他的价值取向。他虽步入商海，“士”的情怀却一直萦绕心中。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乔致庸试图用极致的商业活动完成他兼济天下的梦想，因此他致力于“货通天下”和“汇通天下”。
按常理而言，在那个年代，分号做到全国40多家已是件不易的事情，乔致庸可以沾沾自喜，光耀门楣了。然而，他的毕生追求就是做一个“心里装着天下的商人”，以强国为本，以富民为务，为天下聚财，为苍生造福。作为晋商的代表，乔致庸不只为自己取财：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平定西北时，所需的军费都是乔家提供的;当他偶然获得百年商路地图时，舍身远行，南下贩茶，北上与俄商洽谈;当他远赴恰克图时，考虑到携带大批银两不安全，就换成了银票，从中看到了银票的机遇，喊出了“汇通天下”的口号。可以说，当产业经营到极致，开票号势必成为他有意识的行为，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就能实现“货通天下”的理想。
“汇通天下”与“货通天下”的本质不同在于前者涉及国家经济命脉，有很高的行业风险，仅凭一人之力是很难完成的，况且在那个年代由商人来经营朝廷的银两，实属犯了“商家之大忌”，很难被统治者看作是正道。然而，乔致庸却力排众议，秉持为天下的情怀，坚持实行“汇通天下”。他虽不是票号业的祖师，却率先成就了票号业的全国性扩张。
山西晋商大院文化探析 篇5
一、晋商崛起的原因
晋是山西的简称, 晋商指的是山西商人。一直以来, 晋商以盐业、票号业为主要的经营项目, 但其真正发展起来, 却是在进入明清之后很短的一段时间。究其飞速发展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自然因素
自然资源的丰富为晋商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历史上, 山西境内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 其中, 盐、铜铁矿、煤炭、森林等资源更是因产量大、质量优等特点闻名遐迩, 在史书上都有着较为详实的记载, 这一切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 社会经济因素
1.交通因素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 自然地形的影响, 阻碍了山西与外界的交流, 也在无形之中限制了山西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严峻, 当地人民开始有意识地花大气力去改善交通建设, 终于在明清时期修成了良好的境内交通运输网络, 为晋商与外界的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2.劳动力因素
山西地处中纬度地区, 本身的自然条件对于农业生产并不是十分有利, 外加自古以来就密度较大的人口, 使得传统农业生产很难满足当地人民的需要。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 山西人民不得不背井离乡, 到外地谋求生路, 这成为晋商崛起的重要原因。
(三) 人为因素
长期以来, 山西经济的发展, 虽较之全国略显缓慢, 但因其拥有丰富的资源, 使得一些资源产地的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十分兴旺。明清时期, 全国商品经济迅猛发展, 这为在外谋生的山西商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此外, 国家的政策、重大的历史事件调节着当时各种生产关系的变化, 对一些经济行为的产生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最典型的便是海禁政策。海禁政策的实施打压了江浙一带商人, 山西商人趁此机会牢牢抓住了时机, 顺势发展起来。
二、晋商大院文化的特点
(一) 晋商大院整体布局与建筑思想
1.晋商大院的整体布局
中国建筑基于其地理位置的原因, 几千年来在多数地方形成了以北为正、面南背北、北高南低、阴不压阳的特点, 晋商大院也不例外。在几处典型的晋商大院中, 除孔祥熙宅院因受街道限制的影响是北向开门外, 其余均符合坐北向南、北高南低的建筑规律。
与中国传统四合院建筑相似, 晋商大院都是由多座单体的四合院组成, 整体而言又构成了一个放大了的四合院, 不仅每座院落内的建筑皆沿着中轴线对称排列, 整个大院也都是由主院、主房及周围环绕的其他附属建筑组合而成, 形成大小院落相衔接的建筑结构。
2.大院建筑中蕴含的“天人合一”思想
中国的传统建筑一向以与自然相协调而著称, 山西晋商大院作为我国民居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也不例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影响无处不在。晋商在发展的过程中言行之间无形中深受儒道文化的影响, 其中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更是通过建设理念表现出来。
木质结构的设计格局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表现。木是自然的象征, 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的“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建筑最重要的美学思潮之一。在晋商大院中随处可见“木”和仿木元素的身影, 这些元素使得原本冰冷的墙面产生了一种和谐美、自然美, 更印证了中国建筑与自然相协调的特点。
3.大院建筑中蕴含的尊卑等级观念
汉代之后, 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的封建正统思想, 这种思想反映到建筑方面, 就有了等级和尊卑之分。
封建等级制度在房屋建构方面的明显体现, 不仅显示出建筑学意义上的高低有致、层次分明, 更体现出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下每个社会成员都要严格按照礼制规定的秩序, 各安其位, 各守本分, 形成一个等级分明、上下尊卑、有序而又和睦的家庭伦理关系。具体来讲, 正院与偏院在结构的高低、房顶的标志、使用功能的齐全与否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差异, 房屋的数量问题也有着明确的规定, 这些都是封建等级礼教在房屋建筑方面的具体体现。
(二) 晋商大院的保守性思想
1937 年的6 月28 日, 著名女作家陈衡哲等一行十余人应孔祥熙的邀请到其家乡参观, 在感叹古建筑的宏大壮丽之余, 不免感受到大院带来的孤寂凄凉之感, 并将其形象喻为古代幽禁嫔妃宫女的“永巷”。
青砖灰瓦, 高墙峻宇, 这是晋商大院留给人们的第一感受。表面上的高大威严反映出的恰恰是实质上的闭塞保守。山西商人直接蜕化于农民, 有其固有的封闭、保守的一面, 在他们发家致富, 回乡盖房之时, 自然而然将这一弱点带入了建筑理念当中。
外乡人讥笑山西人“山西人, 大褥套, 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几乎所有的晋商在飞黄腾达之时都选择以房地产的形式将财产积存在自己的家乡, 这是保守性思想最直观的体现。这种封闭落后的思想, 不仅影响到建筑的格局, 更是在之后的改革洪流中, 使晋商首领接连四次错失机缘, 最终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败结局。
三、晋商大院文化的价值
(一) 艺术价值
山西晋商大院的艺术价值主要分雕绘艺术和家具艺术两个方面, 雕绘艺术由建筑承载物外露部分的雕饰和用于陈设和装饰的雕饰品两部分组成。前者主要见于木雕的梁、枋、斗拱、门楣等地, 后者主要依附屏风、门罩、神龛、匾额等场所得以体现。
山西的家具样式有着统一的特点, 被行家称为“晋作”, 是我国家具的四大流派之一。该流派家具多以本地核桃木为主, 以板材质量突出、沉稳厚实等特征出名, 以其结构轻巧、纹饰简约取胜。
走进山西晋商大院, 居室中随处可见这样的晋作家具, 质地均匀, 纹理细腻, 给人以饱满稳重之感, 让我们不禁为工艺的细致精湛而暗暗称奇。此外, 平遥的推光漆技术、绛州的雕漆技术等工艺对晋作家具的精湛细致都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二) 文化价值
山西晋商大院讲究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协调, 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晋商大户们利用其丰富的建造经验, 结合当地的自然气候和地貌特征, 建造了宏伟壮阔的晋商豪宅大院, 将“天人合一”的思想巧妙融入其中。
四合院的建筑形式象征着子孙绵延不绝, 是传统社会宗教制度与礼仪文化在建筑上的体现。大院在院落的安排处理上, 严格遵守封建礼教等级制度, 恪守尊卑等级观念, 形成了高低有致、错落有别、既各守本分又和睦有序的结构特点。
大院在总体上遵循风水理论原则的同时, 又在细微处巧妙变通, 在相对有限的环境中改变风水带来的不利因素, 舒适人们的生活, 反映出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观念。
(三) 现实价值
晋商大院中保存了大量有关社会制度和民俗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具有典型的历史记录和文化教化的功能。大院将彼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念展现于今人眼前, 为我们了解历史、了解晋商提供了最具现实性的媒介。
在今天, 山西晋商大院文化的探索与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这不仅对于研究北方建筑有着卓越贡献, 在发展地方经济、带动区域发展等方面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力。
摘要：近年来, 随着西部大开发脚步的推进和众多晋商题材影视作品的发行, 使得晋商大院这一古老民居建筑在衰落近百年后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它以凝固艺术的形式将晋商的风采展现在世人眼前, 使人们在为其恢弘气势感叹之余, 也为蕴含其中的大院文化所折服。
关键词：山西,晋商大院,文化
参考文献
[1]朱向东.晋商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明清晋商与山西武术 篇6
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有着广泛的联系性。同样,武术的发展首先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的,所以,我们要想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展开对武术的研究,就只能将目光更多地放在社会这个大背景下来展开。探究武术发展中所受到的众多社会因素的影响,无疑可以使我们对武术自身有更为清晰的理解和认识。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武术的发展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经历了几千年的岁月,形成了一个庞杂的文化系统,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在武术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明清时期的山西武术是一个值得研究者注视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山西社会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晋商,他们利用政府“招商输粮而与之盐”的政策,经过商品交换,货物流通,逐步发展成为富可敌国的商帮,执中华金融牛耳五百余年。晋商在繁荣地方经济,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促进着武术的发展,使山西这一特定的区域在明清的武术发展史中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从而,在整个这一大的历史时期,山西武术的发展对于传统武术的最终走上巅峰有着相当重要的推动。所以,对山西这一特定区域做一特殊社会现象的个案研究,为考察中国武术的发展和走向无疑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由文化而言之,明清时期是中华传统文化走向最辉煌的时期,武术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也在这一时期走向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是当代武术发展的最直接的基础。形意拳、弓力拳、通背拳、傅拳及鞭杆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拳械在这一时期相继产生、发展于山西这一特定的区域范围内,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有其历史发展中的必然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拳种构成为中国传统武术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明清时期山西社会存在的特殊群体———晋商,对地方传统武术的影响力进行剖析,从而找出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进而为当代武术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同时,也希望通过本研究,进一步挖掘山西的地方武术文化,使山西这个武术大省能从中汲取积极因素,进一步推动武术的产业化进程,为山西建设文化强省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路,使武术在推动山西的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2 明清晋商的发展是山西武术发展的最大驱动力
明清时期,平遥、祁县、太谷等地商铺林立,经营绸缎、茶叶和颜料等商品,钱庄、票号不计其数,资金雄厚,远近闻名。晋中平原腹地因商业颇盛,有“金太谷,银祁县,吃不完米面的榆次县”之说。到鸦片战争前后,仅太谷一县的大小商号至少在700家以上,县城东、西、南街商号林立,鳞次栉比。大量的商贾大户为习武者提供了就业机会,促进了武术的发展;而习武者也给这些有钱人提供了安全保障,使其进一步广开财路。有些商贾本身就具有高超的武艺,而且是武术的传播者。习武者平日里押镖、护院,闲暇时习武、练功,交流武艺。山西武术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2.1 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武术的发展
在明代,山西已有“商贾勤于贸易”的记载。清代的中期是山西商业发展鼎盛的时期,近一百七十余年间,晋商的商号遍及全国各地的大商埠。金融业和商业并肩发展,带动了山西武术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必然要带动保镖护院业的发展。保镖护院,争聘拳师,使全国各地的武林高手涌向太谷,著名者有“铁掌金刚”冯克智、“神弹子”吴本忠、“神手秀士”马大春、“神钩”李发黝、“飞腿”胡铎、“笑面虎”武鸿圃等。据太谷县志记载:李、胡、武均为少林门王长乐弟子。李洛能到太谷后更是锦上添花。据车毅斋纪念碑文记载:“孙家拳师燕人冯四(冯克智)亦精拳术,且能只马入乱贼中夺妇归。若论拳术,自愧不如李老农(李洛能)。”名手的增多,促进了武技的切磋交流,也推动了自身武艺水平的提高和刻苦练功的风气。
晋商的足迹南起香港、加尔格达,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到大阪、神户、横滨、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和阿拉伯国家。在当时的全国对外贸易中独占鳌头。在国内市场,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长江口起锚出海的商船,从呼伦贝尔草原的醋坊到贵州的茅台酒厂,到处都有山西人在经营。规模空前的商业经营,积聚了大量钱财,雄厚的财力又为晋商从事国内、国际金融活动创造了物质条件。晋商经营的钱庄、票号不只设在山西本地,而是将更多的主要活动遍及于全国。并且,晋商的钱庄、票号甚至扩展到了俄国、日本和南洋等地。晋商外出经商跋涉千里,栉风沐雨,远行边野不毛之地,受尽常人不堪忍受之苦。每开拓一处市场,都要付出重大的牺牲。尤其在开拓西北、东北各省以及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商务中,其艰辛之极,险恶之甚,难以想象。商人们在这些地方,面对冷手冻足,交通阻梗,流沙无定,狂风填路埋人的险恶环境,不仅终年过着风餐露宿,含辛茹苦的生活,更有突遭匪劫,失败丢命之虞。因此晋商历来重视武术,并有不少商人自己本身就通过习练武术以强身和防卫盗贼袭击,甚至参加军事斗争抗击入侵海盗。
镖局的出现是商业的发展的必然结果,镖师们把“以镖护商、以商养武、以武交友、结友壮镖”立为宗旨。镖师吃的是“武”饭,所以,没有武功也就不能充当镖师。当镖师的目的是养家糊口,习武之人入镖局当镖师,除武功精湛者外,皆要在镖局中投师求艺,提高武功。只有武艺高强者,才能在以性命相搏的保镖业中立足。
镖局在山西商人活动的地方开设较多。卫聚贤《山西票号史》称:“考设镖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张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卫聚贤还进一步推论,镖局是明末清初顾炎武、傅山、戴廷拭为反清复明,以保护商人运送现银而设。镖局不论何时开设,山西人从事此行者都不在少数,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开办的镖局。形意拳名家车毅斋、戴文能等都是有名的镖师傅。
镖局是明清山西武术传播的重要途径,这种传播既有纵向的又有横向的,为山西武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镖局是以习武练功之友为基础形成的,镖师之间彼此大多是师徒、师兄弟或是师叔、师伯、师祖的关系。这种类似家庭式的传播关系通过口传身受、耳提面命式的方法对武术进行传承,是中国古代武术的主要传播方式。
由于职业的需要,也因为镖师傅多性情豪爽,所以各镖局的镖师都广交天下武林朋友,这样为武术的横向传播提供了条件。晋商生意遍及海内、外,自然镖师傅也要跟随走南闯北,行走于各地。每到一处都要拜友投师,以武会友,切磋技艺,自然可以博采众家之长,既提高了自身武艺,又促进了武术的传播。
2.2 频繁的物流对从业者提出了习武的要求
晋商的发展依赖的是商品交换,而商品的交换离不开交通运输。表里山河的山西因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给交通运输形成了一定的困难。明代山西全境有主要驿道干线十条,清代山西的对外交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由于山西地理环境的特殊因素,交通远非我们所能看到的纸质媒体所描述的那般轻松,在这看似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上,可谓处处有艰险。
山西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北限大漠,南界黄河,每一条道路上都布满了重重险障。表里山河在这里绝不是一句轻松的言语,而是山西地貌的真实写照。南下和东去出口要过巍巍太行,太行山阻断了山西与华北大平原的联系,平均高度一千五百米,南北长八百余公里,只有八个仅可容身的峡谷,以沟通河北平原与山西高原,世人称之为“太行八陉”。魏武帝曹操在过太行时就对此发出过无限感慨:“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佶屈,车轮为之摧。”尽管这距离我们所研究的年代已过千年,但由于封建社会下生产力进步的缓慢,千年以后,关山依旧,而道路之艰险也依然如故。直到二十世纪初,太行山依然以其险峻成为日本侵略者难以逾越的天堑。北上和西去也是异常艰险。西去要穿越大山吕梁,这条道路之艰险不要说在几百年前的明清时期,即令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朝,也是山西与西部地区沟通的一个瓶颈,当时的艰险也就可想而知。向北则是要穿过长城各口,长城即筑于重重山峦之间,其交通之艰难也不言而喻。位于今山西省朔州境内的“杀虎口”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交通不便,常有土匪出没,便有了“杀虎口,杀虎口,不丢钱财,丢性命”的说法。
由上可见,当时的商帮无论由东南贩运茶叶、丝绸至蒙古或俄罗斯,还是从四川运出生漆和各种特产,所走多为偏僻艰险之路。长途跋涉又遇交通不便,习武便成了商帮必不可少的生存技能。由于刀、枪、剑、棍既不便携带又容易惹人注意,所以,他们利用随身携带赶车用的短棍创编成拳,形成了山西特有的地方拳械———鞭杆。现流传于世的鞭杆套路多达20余种,可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比较著名的有八仙鞭、五花鞭、八合鞭、子母鞭、驼骡鞭、综合鞭、迎手鞭等。由此,也印证了明清晋商频繁的物流在某种意义是对山西武术发展的推动力。
2.3 底蕴深厚的地域文化孕育了晋商尚武的人格特质
山西地处太行山西侧,黄土高原东翼,像一支臂膀从草原直插中原腹地,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冲撞和融合的地区。由于山西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唐帝国和沙陀三王朝都是由太原起兵进而逐鹿中原,建立政权。太原和大同也都在不同时期成为封建王朝的都城和陪都。由于山西重要的地理位置,再加之其邻近塞外,在山西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名将,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观。这些现象和山西人自古及今的尚武习俗密切相关。
历史上的山西战事频繁,导致了人们尚武精神的强化,而尚武精神则又反向强化了人们“勇武强悍”、“坚韧刚烈”的性格特质。杜佑《通典》记载:“山西土瘠,其人勤俭。而河东魏晋以降,文学盛兴,闾井之间,习於程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艺。”可见,山西“民风淳朴,勤俭不华,力田务实,因北临边塞,民尚习武”是有历史根据和文字记载的。
山西商人尚武精神的人格特质是由多方面因素形成的。首先,自然环境是最基本的影响因素。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西接黄河,北则大漠,地形较为复杂,山区、丘陵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大部分在海拔1000米至2000米之间,又距京师仅数百里,实其右臂,素称用武之地。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山西商人具有了山区人民的普遍性格,即淳朴厚道、勇武强悍。其次,社会环境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每个人都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环境对人格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社会环境塑造了社会成员的人格特征,使其成员的人格结构朝着相似性的方向发展。山西地处华北,历来与北方游牧民族为邻,北部地区曾经几次经历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变化,北部强盛的游牧民族常常通过这里与中原地区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中原文化与北方的游牧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由此形成了晋文化的一些特质。山西地区在中原华夏民族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融合中起着熔炉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晋文化就是这种融合的结晶。一方面,在长期文化融合过程中,促进了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提高,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华夏文化远播北方,使远民思归,为祖国北方辽阔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山西商人也从民族文化交流中学到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如长期受少数民族尚武精神的影响而形成“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的人文特点。再次,家庭熏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家庭是社会文化的媒介,它对人格具有强大的塑造力,父母恰当的教养方式会直接决定孩子人格特征的形成。由于战争的频繁,山西武将层出不穷,将门之后不可避免的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使这种尚武精神得以延续,从而在整个社会蔓延。
这种性格特质从晋商的许多民俗事象中都能得到体现,比如流源众多,各有特色的山西锣鼓艺术,影响颇大的黄河派系列舞蹈,风靡于忻州地区的摔跤、挠羊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充分展示了山西商人的“坚韧、顽强,奔放的阳刚之气”。
3 结语
晋商管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篇7
一、晋商崛起的背景
(一) 自然地理优势与商业文化为晋商崛起奠定基础
山西地理位置优越, 北依长城, 长城以北是蒙古游牧经济文化区, 山西以南是中原农耕经济文化区, 山西成为游牧区与农耕区相互联系的纽带。蒙古游牧区需要农耕区的茶叶、丝织品、陶器等, 农耕区则需要游牧区的牛、羊、马、皮毛等, 山西成为商品集散地, 这为晋商从事南北商品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 山西自然资源丰富, 粮食、丝织品、煤、铁、盐等物产丰富, 促进了手工业品的发展, 众多商品由此推向外省乃至海外, 这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山西商业史源远流长。据史书记载, 晋商早在尧舜禹时代便已出现。秦汉隋唐时期, 便已出现了众多的商业城镇和集贸市场。明清以来, 晋商的发展达到鼎盛。与“学而优则仕”不同, 山西人重商观念盛行, 清代山西巡抚刘于义曾说“山右积习, 重利之念, 甚于重名, 子弟俊秀者, 多入贸易一途, 其次宁为胥吏, 至中才之下, 方始之读书应试。”
山西商业文化十分丰富。春秋时期出现了计然、白圭, 段干木等大商人。计然的商业贸易理论主要有:一是根据天时变化规律来预测商品供求变化的趋势, 并积蓄相应物资。《国语》中记载有“夏则资裘, 冬则资絺, 水则资车, 旱则资舟, 以待乏也”。二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依据来判断物价的变化。“贵上极则反贱, 贱下极则反贵。”三是要求国家调节供求来控制物价。《史记》中记载:“上不过八十, 下不过三十, 则农末俱利, 平籴齐物。”白圭提出了“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商业理论。源远流长的商业文化指导着晋商的经营活动, 是其宝贵的文化财富。
(二) 善抓机遇成为晋商崛起的关键因素
晋商崛起的关键在于善于抓住机遇。明代“开中法”的实施为晋商致富开辟了道路。明政府为防范北方元蒙势力南扰, 整修万里长城, 沿长城设立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宁夏、固原、甘肃、太原九大边防重镇, 史称“九边”, 派重兵驻扎, 九边重镇形成了庞大的军事需求, 为解决“九边”的军队粮饷供应问题, 明政府实行“开中法”。“开中法”, 就是政府利用对食盐的专卖权, 招纳商人把军需物资运到边关, 取得盐引 (贩盐的专利执照) , 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领盐, 再到指定的销盐区销售。晋商抓住了这一机遇, 从河南、山东等产粮区运送粮食到边关, 或者招募人员开垦荒地, 进行商囤, 等粮食收获后换取盐引。凭借“开中法”这一重要机遇, 晋商完成了原始积累。
清初, 中俄两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 以促进双方贸易。晋商又一次抓住了机遇, 大力发展并垄断了中俄贸易。俄罗斯对茶叶需求迅速增大, “宁可一日无食, 不可一日无茶”, 茶叶成为恰克图占主导地位的商品, 晋商从茶叶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使资本得到扩张。
康乾时期, 政治稳定, 生产发展, 促进了商业贸易发展, 不同地域间资金调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品交易, 因此迫切需要解决不同地域间的现金收解和债务清算的问题。晋商审时度势, 顺应这一需要, 创设了票号, 并从此“执中国金融业之牛耳”。票号的诞生是晋商伟大的贡献, 充分显示了其机遇意识, 推动其走向辉煌。
二、晋商管理思想
管理思想来自于管理实践, 又反过来指导着管理实践, 并经受管理实践的考验。晋商在长期管理经营活动中, 积淀了丰富的管理思想, 这些管理思想成为其成功的重要因素。
(一) 诚信仁义的管理观
诚信, 是诚实守信, 不欺骗他人。诚信至上, 是晋商一贯的经营理念。晋商认为, 诚信经营, 才能赢得顾客信任, 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 抓住发展机遇, 因此诚信是经商之本。清代晋商乔致庸教育子孙:“经商之道首重信, 即以信誉赢得顾客。次讲义, 不以权术欺人, 该取一分取一分, 昧心黑钱坚决不挣。第三才是利, 不能把利摆在首位。”祁县乔家坚持诚信作风, 从总号到分号, 商品质量都有保证, 价格公道。光绪年间, 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坊准备把一批胡麻油运回山西销售, 当时油坊还存有一批劣质胡麻油, 几个伙计贪图小利, 把劣质胡麻油掺入好油中。复盛油坊掌柜发现此事后, 立即扣留了掺入劣质油的胡麻油, 换上好油, 并惩罚了那些伙计。乔家没有将此事保密, 反而进行宣传, 从此乔家复字号的信誉更高了, 赢得了更多顾客的信赖。正是由于复字号“宁可赔折腰, 不让客吃亏”的这种信誉至上的精神, 才使其长期兴旺发达。
晋商在经营管理中坚持仁义。用义来制约对利的追求, 即利以义制。这就是说, 对个人利益的追求, 只要符合义的要求, 便是正当的, 否则就是不正当的。晋商主张利以义制, 义先于利, 不发不义之财。“仁中取利真君子, 义内求财大丈夫”、“诚信仁义, 利以义出, 先予后取”这些晋商的经商格言体现了其先义后利的价值观。明代晋商王文显曾发现家族内子弟在做买卖时有缺斤短两的不道德行为, 便将家族内子弟带到关帝庙, 在关羽像前核准了秤杆的刻度, 并在秤杆的最后钉了三颗星, 代表福、禄、寿。在做买卖时如果少了一两, 就是缺德;少了二两, 就会破财;少了三两, 会折阳寿。他教育后代:“夫商与士, 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 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 而绝货利之径, 是故必名有成。故义以利制, 名以清修, 各守其业, 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 自安而家肥富。”晋商正是凭借着仁义的经营观念坚持公平交易, 互惠互利, 乐善好施, 最终开辟了更大的市场, 获得了良好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
(二) 用人管理
晋商对人的管理十分重视。如票号收学徒有严格的要求。学徒也叫练习生, 要想成为学徒, 首先要有担保人, 票号向保荐人询问学徒的履历, 之后对其进行口试和笔试。如果合格, 择日进号, 称为请进。被请进的练习生要经历10年的学徒生涯。《晋商习俗》中记载:“黎明即起, 侍奉掌柜;无壶四把, 终日伴随;一丝不苟, 谨小慎微;顾客上门, 礼貌相待;不分童叟, 不看衣服, 察言观色, 唯恐得罪;精于业务, 体会精髓, 盘算口诀, 必须熟练;有客实践, 无客默诵;学以致用, 口无怨言;每岁终了, 经得考验;最所担心, 铺盖之卷。”逐一过关后, 才能进行正式培训。在技术方面为打算盘, 习字, 背诵平码, 抄录信稿, 练习写信及记账等;在道德方面为重信用, 除虚伪, 节情欲, 敦品行, 贵忠诚, 鄙利己, 奉博爱, 薄嫉恨, 喜辛苦, 戒奢华等。在日常礼仪方面, 要“行有行品, 立有立品, 坐有坐品, 食有食品, 睡有睡品。”经过三年的培训, 对练习生还要进行严格考察。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中记录:“练习生成熟, 再测验其做事能力与道德, 如远则易欺, 远使以观其志;近则易狎, 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 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 卒间以观其智;急则易爽, 急期以观其信;财则易贪, 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 告危以观其节;久则易情, 班期二年而观其则;杂处易淫, 派往繁华以观其色。如测验其人确实可用, 然后由总号分派各分号任事。”
晋商不仅重视对练习生的培育, 还重视对其他员工的培育。大德通票号大掌柜高钰开办号内学校, 聘请名师, 讲授儒学, 要求全号员工都读《大学》、《中庸》, 培养员工的道德素养, 正心修身, 杜邪教之入。
晋商任人唯贤, 用乡不用亲。用乡的好处在于知根知底, 便于节制;不用亲是指少爷、舅爷、官爷不被录用, 好处在于避免因缺乏有效监督而产生徇私、腐败、渎职等弊端。乔致庸善于用人, 复盛公派伙计马公甫回祁县报告经营状况, 由于马公甫汇报得十分条理, 而且在汇报中显出经营谋略, 乔致庸认为他是个人才, 当下便给他加了顶身股8厘, 并在复盛公大掌柜退休后聘用马公甫为大掌柜。乔致庸任人唯贤, 求贤若渴, 重视人才, 使得乔家积聚了许多优秀的管理人才, 员工积极性得以调动, 乔家达到鼎盛。
对于企业高层管理者, 晋商坚持信义用人的原则。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东伙制下, 东家是出资人, 只决定一些重大事项, 而大掌柜负责商号的一切事务。东家对大掌柜“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大掌柜“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东家与大掌柜精诚合作, 同甘共苦。东家在谨慎选择大掌柜后, 便以优厚的薪酬聘用, 充分放权, 对其经营活动一概不问, 只静候决算时报告。《山西票号之构造》中写道:“苟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 财东不但不责怪经理失职, 且加慰勉, 立即补足资金, 令其重振旗鼓。盖以商业赔赚, 犹如兵家胜败。倘出于误而非故遭致损伤, 亦须励其前进, 始可挽回颓势, 此信之表现也。经理倘视环境不佳, 恐将损及血本, 必挥其铁腕预筹退步, 绝不肯稍有疏虞。故营业范围, 系以环境为比例, 活动为宗旨, 务使操纵自如, 绝不行险侥幸, 致碍个人人格, 同事地步, 财东资产, 此义之表现也。”1900年,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慈禧带着光绪帝逃到太原, 由于走时匆忙未带够资金, 命山西巡抚筹措。各大票号都不敢借给清政府银子。当时贾继英任乔家大德恒太原分号主事, 未与东家商量就借了30万两白银。后来东家得知此事, 不但没有责怪贾继英, 反而加以褒奖。之后慈禧回到宫中, 钦点贾继英为户部银行行长, 大德恒票号也得到了清政府许多支持。正是由于东家信任掌柜, 掌柜才敢在没有告知东家的情况下作出这一重大决断。信义用人让经理得到充分的信任与尊重, 积极性、创造性被充分调动, 尽心竭力, 兢兢业业, 忠于东家, 将自己的命运与商号命运紧密联系起来, 以回报东家的知遇之恩。
资料来源:信德俭《明清晋商管理思想》,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8
(三) 制度创新
1. 股份制与身股制。
随着规模和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 晋商为了集中资本, 从独资经营到贷金制 (向别人借贷经营) , 朋伙制 (若干人合伙经营) , 逐渐演变为股份制。股份制是为了实现资本的筹集和降低个人风险, 将经营所需的资本划分为若干股份, 由出资人认购股份。股份制当时成为“股俸制”。
身股制是晋商创造的独具特色的管理机制。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有:“出资者为银股, 出力者为身股。必俟基础确定, 而后从事开拓。且择齿近弱冠之年少略知写算者使习为伙计, 历数载, 察其可造, 酌予身股, 不给工资, 惟岁给置备衣物之资。三年结账, 按股分余利, 营业愈盛, 余利愈厚, 身股亦因之以增。从此人人各谋其私, 不督责而勤, 不检制而俭。其发起之人及效力年久者, 于其死后, 必给身股以赡其家, 子孙而贤, 仍可入号。未得身股以前, 不得归, 毫厘有差立摈之, 他号不得录用, 以是作奸者少。”银股是东家出资而构成的股份。身股是不出资而依据人力获得的股份, 身股的多少由员工的技能、经验、经验、资历和绩效等因素决定。身股与银股一样看待, 一起参与分红, 这是因为晋商把身股持有者的技能、知识、经验看成与银股一样可以创造价值的资本。随着票号的规模越来越大, 各票号的身股数逐渐超过银股数。从表1中可知, 大德通票号银股数从1889年到1908年都是20股, 而身股数却从9.7股猛增至23.95股。顶身股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随着员工顶股数不断的增加, 员工越来越将个人利益与票号利益紧密联系起来, 将个人前途与财东、掌柜的收益联系起来, 以更大的热情和主人翁的精神参与到票号的经营活动中, 殚精竭虑, 为票号创造更大的利润。
2.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晋商创造了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管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 出资者为东家, 东家不直接经营商号, 聘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人当大掌柜, 大掌柜负责商号一切具体经营活动。这样, 商号所有权归东家, 经营权归大掌柜, 两权分离。东家对商号负有无限责任, 只拥有一些重大事项的决定权, 如对大掌柜的任免, 红利分配, 确定商号的业务范围等;大掌柜具体负责商号的一切事务, 如人员的配备和选用, 经营方针和规章制度的制定等。东家与大掌柜之间相互信任, 同甘共苦, 精诚合作。乔致庸是大德通票号和大德恒票号的东家, 财力雄厚, 聘用有经营管理能力的高钰、阎维藩为两号的大掌柜, 两权分离体制的成功建立使东家与掌柜之间有了共同的追求目标, 相互扶持与信任, 为大德通、大德恒的成功经营建立了重要基础。
3. 花红制。
晋商为规避和防范金融风险创造了花红制。票号中资金, 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是股东按照合约投入的货币资金。副本也称“护本”、“花红”, 目的是保护股本, 应对风险和确保资本充足率, 包括两种:一是票号东家除正本外存放于票号的资本, 因东家对票号负无限责任, 因而东家存款也是“护本”;二是在结账期, 东家、掌柜和顶身股的员工将所得红利中的一部分存入号内, 只计利息, 不分红, 为未来资本周转做储备。“护本”是弥补未来意外损失的风险基金, 用来防范金融风险, 保障票号正常运转。此外它还能激励分号掌柜, 若分号利润越多, 提取的准备金就越多, 未发生风险条件下获得利息就越多。若分号掌柜任期满退休时, 未发生意外风险, 则连本带利一起付给分号掌柜。这样分号掌柜在经营管理时会更加谨慎和卖力, 票号也就越稳定繁荣。花红制是晋商经营管理建立的积极稳妥、有利于长远发展的制度, 体现了晋商的深谋远虑。
三、现代启示
晋商丰富的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有重要启示。现代企业要想做大做强, 应该借鉴其中的精华部分———拥有善抓机遇的战略眼光, 诚信仁义的经营理念, 善于用人的管理方法和勇于创新的灵活思维。
善抓机遇是晋商崛起的关键因素。晋商抓住了“开中法”实施所带来的机遇, 完成了原始积累;利用中俄贸易的商机, 扩张了资本;根据时代需要, 设立了票号, 走向辉煌。现代企业在经营管理中, 必须有善于发现机遇、利用机遇的战略思维。1992年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海尔公司抢抓先机, 先后兼并了18个企业, 采用多元化发展战略, 1996年开始在海外投资建厂, 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 走国际化道路, 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诚信仁义是晋商重要的管理观念, 渗透于其经营管理活动的每一个细节中。晋商也正是凭借这一价值观才筑就了百年基业。“售货无诀窍, 信誉第一条”, “买卖公平天经地义, 童叟无欺以信为本”这些晋商的经商格言中所包含的诚信仁义的管理观念, 在信用缺失的现代显得尤为重要。据报道, 我国一些企业因信用缺失而导致直接和间接损失达5855亿元,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减少2个百分点, 这些损失与我国年财政收入的37%相当。三鹿企业生产“毒奶粉”而最终破产;集贸市场中缺斤短两的现象随处可见;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现代企业缺乏诚信、不仁不义的做法较为普遍。因此, 建立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已刻不容缓。现代企业应将诚信仁义的经营观念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的整个过程, 培养诚信仁义的企业文化, 加强企业员工的诚信教育, 以信誉赢得顾客, 企业才能拥有稳定的市场, 得到长远的发展。
晋商的用人管理是现代企业应借鉴的第三个方面。乔致庸当家时乔家达到鼎盛, 商业规模和财富迅速增长, 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便是乔致庸善于用人, 任人唯贤。年过70的乔致庸在得知极富经营管理才干的阎维藩因故辞职还乡的消息后, 命人用八抬大轿在途中迎接, 并亲备筵席, 款待这位年仅36岁的后辈。乔致庸对人才的重视从中可见一斑。晋商用人唯贤, 求贤若渴, 信义用人是其称雄商界的重要原因, 因此也是值得现代企业借鉴和学习的地方。管理是合理分配各种资源的过程, 而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 管理应以人为中心。人才选择的合理与否, 直接关系着企业的成败。目前我国不少企业中仍存在着人力资源浪费与人才流失严重的现象;员工能力与岗位不相适应, 员工产生怀才不遇的负面情绪;一些家族企业中任人唯亲……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究其原因, 在于这些企业没有做到善于用人, 人力资源管理存在严重不足。在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企业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 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展的制度与环境, 促进人才全面发展, 为企业注入不竭动力。
制度创新是晋商处于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为筹集资金, 晋商建立了股份制;为激励经理和员工, 晋商首创顶身股制度;为防范金融风险, 晋商建立了花红制;为了避免监督的缺失和促进商号的长远发展, 晋商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制度。同样, 现代企业管理应重视制度创新, 将创新贯穿于计划、组织、指挥、控制等各个环节中, 使企业永葆活力, 提高竞争力。激励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的创新对现代企业的发展十分必要。一些企业在分配时仍是“大锅饭”格局, 简单根据员工的学历、工龄来确定员工工资, 而没有将业绩、对企业的贡献这些因素与工资挂钩。这样, 贡献突出的员工与一般员工获得的收入差别不大, 挫伤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建立和创新激励机制, 将薪酬与绩效挂钩, 给员工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 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 要求企业有正确识别风险、衡量风险、控制风险的管理措施, 加强内部控制和有效监督。总之, 现代企业应重视制度创新, 使制度设计符合企业经营发展的需要, 从而使企业提高运行效率, 增强核心竞争力, 实现持续发展。
晋商称雄商界数百年, 创造出世人瞩目的辉煌业绩, 源于其独具特色的经营管理思想。从战略思维到经营理念, 从用人管理到创新精神, 这些宝贵的管理经验对现代企业管理乃至市场经济建设都有许多重要启示。学习和掌握先辈留下的优秀管理思想, 才能再次谱写晋商的辉煌, 推动祖国乃至世界的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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