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经营智慧（精选6篇）
晋商的经营智慧 篇1
晋商是明清时期我国最大的商帮之一, 也是国际贸易中的大商业集团。明朝初年, 在西北地区兴起。到了明代中叶, 正式形成商帮, 即以地域为纽带形成了大的商人集团, 当时主要由有一定贸易自由的贩运商人组成。到了清代, 晋商进入鼎盛时期。晋商称雄商界500年, 活动区域遍及全国各地及欧亚大陆, “生意兴隆通四海, 财源茂盛达三江”。尤其是在清代晋商创立票号以后, 将商品经营与金融资本结合在一起, 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 创造了辉煌的业绩[1]。
晋人自古就有崇商的民风, 视商业为本业。同时把儒家经典的仁义、诚信、忠孝、礼让等理念引入商界, 形成了以义制利、以德经商的商业文化。在这种思想指引下, 晋商入财利之场而不污, 在经营中信奉以义制利, 欲以礼制, 恪守公德, 有诺必践, 所以能立足于社会。
一、以义制利——晋商的核心价值观
义, 是中国传统的一种道德规范。“义, 人之正路也”, 这是制约人们行为的准则。义与利是一种矛盾, 经商的目的旨在赚取利润, 如果重义而不求利, 就违背了经商目的;而若重利不讲义, 则有悖社会公德, 就长远而言, 终究会损害人自身的利益。晋商讲究见利思义, 不发不义之财, 主张义利相通, 先义后利, 以义制利, 这成为晋商精神价值观的核心[2]。
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有一个叫杀虎口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众多山西人走西口的必经之地。康熙初年, 三个山西人流落到这里, 走街串巷做起了小买卖。凑钱开了个小小的草料铺, 本小利薄。有一年年关, 收留了一位饥寒交迫的过路老头儿, 并把仅有的一锅粥让给了老头儿吃, 三个人一口也没喝上, 饿着肚子过了年。第二天一早起来, 老头人不见了, 却留下了一个装满银陀子的包袱。后来, 这三个人就拿着这笔钱创建了大盛魁。直到大盛魁倒台的那一天, 它的万金账上, 仍然记着这笔没有主人的财神股。大盛魁日进斗金的鼎盛时期, 商号定了一个必须遵守的规矩。每年大年初一, 大盛魁既不请客与同行联络感情, 也不摆酒席酬劳辛苦了一年的员工, 而是全号一万多名员工要在掌柜们的率领下恭恭敬敬地喝上一碗稀粥。大盛魁是要让每一个员工都能牢牢记住, 大盛魁能从一家小小的草料行发展成一家规模宏大的商号, 靠的就是以义制利的信条。
晋商把经营过程中发生业务往来的商号之间的联系称为“相与”, 这种“相与”的关系, 是建立在信义基础上的彼此之间的相互扶持、患难与共的合作关系。大盛魁商号与天亨玉商号是“相与”, 平时两家在生意上就互相扶持和关照。当天亨玉的东家将要破产时, 便登门求大盛魁拉一把。作为“相与”, 大盛魁慷慨借银数万两, 帮助天亨玉改字号为天亨永后继续经营。后来, 当大盛魁也面临困境时, 天亨永也回报以鼎力支持。两家商号互相支持, 渡过难关, 靠的就是信义。
二、诚信精神———晋商的商道之本
晋商是儒商, 秉承了传统的儒家文化, 儒学理论的熏陶使晋商“知文识礼, 重义气”, 形成了独特的“廉商诚贾”的文化。晋商认为诚信是商道之本, 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要素。晋商“以诚待人, 以信取人”, 保证了商业的信誉。晋商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 认为经商虽以营利为目的, 但凡事必以道德信义为标准。晋商有许多有关诚信的商谚, 如“宁叫赔折腰, 不让客吃亏”, “买卖不成仁义在”, “售货无诀窍, 信誉第一条”等[3]。
晋商巨子乔致庸把经商之道排列为“一是守信, 二是讲义, 三才是取利”。乔致庸主张“人弃我取, 薄利广销, 维护信誉, 不弄虚巧”。乔氏在包头开设的“复”字商号, 做生意坚持薄利多销, 不图非法之利, 从不掺杂使假, 在使用斗秤称量过程中, 总比市面上的其他商号略让利给顾客。于是, 市民都愿意购买“复”字商号的米面商品。清末, 乔家复盛油坊曾从包头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伙计为图暴利, 竟在油中掺假。事被乔致庸发现, 立即命令通顺店的掌柜连夜写出告示, 贴遍全城, 说明通顺号掺假事因。同时, 凡是近期到店买过胡麻油的顾客都可以去店里全额退银子, 以示赔罪之意。这样商号虽受些损失, 但信誉昭著, 人人称赞, 买卖更加兴旺。乔致庸宁可失一时利益之痛, 也要大力挽回商誉, 保证长期的持久利润和品牌信誉。乔家的复字号之所以长盛百年, 诚信经营是极为重要的原因。
三、经理负责制、股份制、联号经营制———晋商的经营制度
晋商善于经营管理, 在管理方式上不断根据经商实际情况, 推陈出新。尤其在经理负责制、人身顶股制、联号经营等几个方面值得称道, 也值得今天学习借鉴。
1. 经理负责制。
晋商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先由财东对掌柜 (经理) 进行严格的考察, 确认其人德才兼备, 多谋善断, 有所作为, 可担重任, 便以重礼聘用, 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 一旦选中聘用, 即由掌柜负责经营, 东家不再负责具体经营, 按照合约将全部资本交付掌柜后, 便不再过问号事, 静候掌柜年终报告。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了分离, 比财东自掌那种体制更有利于产业的发展。
2. 股份制。
晋商实行股份制, 又称股俸制。股份有银股、身股 (顶身股、干股) 二种。凡投资者为银股, 不出资本出人力“顶生意”, 凭资力、能力代替投资者为身股。银股、身股都可按股分红。顶身股是山西商人首创的一种制度, 是一种良好的协调劳资关系的激励机制。凡商号中的掌柜、伙计无资本顶银股即可以自己的劳动力入股, 而与财东的银股一起参与分红。身股的多少按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工作效率和工作年限来确定, 这种做法把店员个人利益与商号利益、财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创立顶身股再一次显示出晋商处理取予关系的商业智慧。
3. 联号经营制。
联号经营制也为晋商首创, 是由东家对自己创办并经营的分布在不同地域、跨不同行业的商业机构实施有效管理的一种模式, 类似于现代企业的集团公司。联号并非平等的组合, 而是总号统辖分号, 东家管理掌柜 (总经理) , 掌柜率领伙计的分级管理方式。东家可能是一人, 也可能是数人, 完全依其投资情况而定;掌柜也可能有数人, 但大掌柜只能是一人, 是真正的“管事的人”。分号同样可以有数个、数十个乃至数百个, 但总号只能有一个[4]。
四、重才惜才———晋商的人才观
晋商在经营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人才。晋商的人才理念是:“经商之道, 端赖得人”, “成败得失皆系乎人”。晋商在这种人才理念的指导下, 把重才惜才作为其谋求发展的头等大事。“疑人不用, 用人不疑”是晋商恪守的用人之道。山西票号开办之初, 首要之事就是选一位理想中的大掌柜, 大掌柜是整个商号经营管理的掌舵人, 唯才是举, 不讲亲疏血缘关系。一旦确定, 财东便以礼招聘, 签订合同, 明确身股份额, 委以资本、经营、管理和人事等实权, 给予所用之人以充分的尊重与信任。
晋商的人才观还体现在不拘一格录用有才干的人。财东们一旦发现人才, 敢于打破常规, 大胆任用。一般而言, 票号的学徒必须先经过学习帮工, 届满三年才能取得帮账或外派的资格。对于出类拔萃者财东们则不按常例, 破格提携。比较出名的有一个名叫孟刚的学徒, 入志成信票号当学徒只有半年, 因机智能干, 反应灵敏, 为人谦逊可靠, 被破格提升为帮账。正因为晋商珍视人才, 用人不疑, 唯才是举, 晋商开办的各类商号才能拥有一支足智多谋、临危不惧、廉洁奉公的掌柜队伍, 其商号事业才能兴旺发达[5]。
晋商文化博大精深, 内容丰富。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体系, 它继承、融汇了丰富的商业经营经验和思想道德观念, 对现代商业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焦菊梅.弘扬晋商精神续写晋商辉煌[N].人民代表报, 2009-09-05.
[2]燕红忠.晋商信用制度启示经济问题[J].山西大学学报 (社科) , 2007 (11) .
[3]崔俊霞.晋商伦理形成原因探析[J].山西大学学报 (社科) , 2009 (11) .
[4]付双双.晋商资本经营分析[J].山西档案, 2007 (12) .
[5]丰若非.晋商股份制中的“内部人控制”现象探析[J].山西大学学报 (社科) , 2007 (7) .
晋商人才激励制度会计智慧解读 篇2
一、晋商顶身股制设计思路
顶身股制具体指员工投入人力并在符合条件后顶股,获得顶身股,顶身股与股东投入货币资金获得的银股一起参与利润分红。晋商顶身股制广泛应用于主营零售业务的商号与主营货币汇兑业务的票号(以下简称商(票)号),是一种有效的员工激励机制。普通员工顶股至少要符合以下条件:工作年限一般在十年以上;工作无过失;有一定的工作技能、经验且业绩突出,顶身股数由大掌柜决定,经股东批准计入万金账。期末股东对顶身股者进行知识、技能、经验等方面考核,遵循贤者多增、次贤者少增原则调整顶身股数。顶身股不可继承转让。员工出号,顶身股立即停止。有商(票)号考虑到顶身股者曾有贡献,酌情给予故身股。在退出商(票)号一定期间内,获得故身股的员工仍享有按一定顶身股数参与分红的权利。
二、晋商顶身股制现代会计解读
(一)顶身股制跨年度设定会计期间
商(票)号按账期对顶身股进行核算,账期与现代会计期间类似。与现代企业通常以1年为一个完整会计期间不同,晋商顶身股制中商(票)号一般以3-5年为一个会计期间。跨年度设定会计期间有助于商(票)号根据盈利变化对员工进行投资收益分析,科学合理考核业绩,为准确计量顶身股价值提供便利。
(二)顶身股未被确认为实收资本
三百多年前无工商登记管理制度,但晋商对出资有约定俗称的规定。商(票)号通常由多个股东出资设立,股东按出资额比例分配利润,并对盈亏负无限责任,类似于现代合伙企业。经查阅会计史资料可知,清代商(票)号会计核算普遍采用龙门账法。查看相关会计资料未发现顶身股在“该”项目中予以确认,即顶身股未被确认为实收资本。表1为某皮毛商嘉庆五年(1800年)至道光六年(1826)年“该”的部分记录。从此表看出,“该”项目中记录了各股东的原本钱、获身钱、未支钱、商号的该外借贷等,却未见顶身股。原本钱指股东投入的货币资金;获身钱指商(票)号要求顶身股者从利润分红中提存于商(票)号的部分;未支钱指顶身股者可从商(票)号中预支的用于日常开销却未支取的资金。
以人力资本为绩效主要驱动因素的人力资本驱动型合伙企业中,人力资本在财务上被认可为资本,但在会计上不被确认,也不以会计信息方式披露,人力资本参与利润分配这一经济业务活动在财务与会计上不统一。晋商顶身股可与银股一起参与分红的做法同样存在财务与会计不统一现象,一方面商(票)号肯定知识、技能、经验等人力价值,承认顶身股者应享有剩余索取权,财务上认可其为资本,另一方面代表人力价值的顶身股在会计上未被确认为实收资本。
(单位:千文)
资料来源:李锦彰《晋商老账》,中华书局2012年版,P115。
(三)顶身股价值计量融合货币性与非货币性方法
首先,商(票)号采用非货币性方法确定顶身股数。商(票)号根据工作年限、工作业绩、工作态度等设立一系列指标考核员工,依据考核结果做出员工是否顶股、顶多少股、已顶股员工顶身股数如何变化等决策。其次,由于大多数商(票)号规定顶身股和银股在分红时同股同利,同等数量的顶身股与银股等价,故结合顶身股数和每股银股金额可得顶身股价值。(1)顶身股初始计量金额。如下所示:a=C÷m,b=n×a。其中,a指每股银股金额,C指股东投入资本金额,m指银股数,b指顶身股初始计量金额,n指初顶股时顶身股数。C、m、n记录于合约或万金账中。(2)顶身股后续计量金额。顶身股后续计量考虑两方面因素:顶身股数和每股银股金额。在账期结算后,股东在原有银股数的基础上新增加的投资称为倍本。倍本会导致每股银股金额发生变化。如下所示:a'=a0+△a,b'=n'×a'。其中,a'指期末每股银股金额,a0指新增投资前每股银股金额,△a指期末每股倍本金额,b'指期末顶身股金额,n'指期末顶身股数。△a、n'记录于合约或万金账中。(3) 现代会计视角下大德通顶身股价值计量。选取著名山西票号大德通顶身股者顶身股数及资本变动数据分析顶身股价值计量。表2和表3分别描述了部分顶身股者顶身股数变化情况及每股银股金额变化情况。据表2、表3中1908年数据得1908年顶股者顶身股价值,详见表4。
(单位:股)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及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P584。
(单位:两)
资料来源:根据大德通历年倍本情况编制,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及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P585。
(单位:两)
(四)顶身股记录于辅助账簿
顶身股主要记录于万金账。所谓万金账,取一本万利的意思,这种账一般反映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介绍商号创设时订立契约的主要内容,包括设立起因、股权结构以及号规等;第二部分,以银股、顶身股为单位分别设立分户,记录每个账期的经营成果、利润分配情况;第三部分,记录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包括资本金的增减变化及顶身股者死后参与分红的情况。可见万金账是一种服务性质账簿,主要是为了满足经营管理和利润分配需要,类似于现代会计的备查或辅助账簿。万金账中顶身股记录以顶身股者姓名为明细科目,记录顶身股数、顶身股分红等。
(五)顶身股以表外方式披露
每个账期末商(票)号根据进、缴、存、该资料编制结册(有的商(票)号称之为年总结、清单等),具体有进缴结册和存该结册,前者反映商(票)号账期内经营成果,后者平衡资产负债关系,结册类似于现代会计报告。查看史料中商(票)号会计报告,未在进、缴、存、该表内项目中发现顶身股,顶身股信息以附注等表外方式披露。表5为山西票号蔚丰厚1879年清单。从表5可看出,顶身股银股总股数以及顶身股应分股利等信息以附注方式表外披露,未见存、该等表内项目披露顶身股。注意表5中“该”中只记录了负债,原本、获身、获本等资本情况单独披露,获本是指商(票)号要求股东从利润分红中提存于商(票)号的部分。
(单位:两)
资料来源:根据蔚丰厚1879年清单编制,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及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P622-623。
三、晋商顶身股制对人力资源会计的启示
(一)“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是践行劳动者权益会计的瓶颈
(1)企业遭遇“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难题。企业人力资源指能为企业创造财富的劳动力资源,本质是人的劳动能力,包括体能和智能。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是指企业将人力资源像物质资源一样交换成其他资产。目前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常见于职业体育俱乐部中。通过在职业体育俱乐部之间流动的行为即转会,职业运动员改变了与俱乐部的隶属关系(Stefaan Van Den Bogaert,2005),将自身人力资源的部分产权让渡给俱乐部,故俱乐部可像处置物质资源一样实现暂时和部分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变现收入归俱乐部而非运动员个人所有。职业体育俱乐部将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的做法,尚难以被其他行业广泛采用,一般情况下,企业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相当困难。首先,企业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市场难以广泛形成。因人力资源存在与其人身的先天依附属性,除需求者与供应者之外,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市场还需劳动者参与。一旦实现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劳动者需从一个企业流转到另一个企业。只有需求者、供给者、劳动者达成一致,才会形成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市场。显然,要三者意愿一致实属不易。其次,实现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需制度制约,否则易造成混乱局面,但目前尚不具备建立广泛的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制度的条件。
(2) 晋商顶身股未被确认为实收资本的根本原因在于顶身股无法变现。笔者认为,商(票)号未采取劳动者权益会计方法将顶身股确认为实收资本的根本原因在于顶身股无法变现。顶身股是商(票)号为激励员工的虚拟资本股份,无实物形态,只代表了员工因工作能力而享有的参与分红的权利而非一定的货币资金量,难以脱离员工自身能力单独存在。故其只能在一个商(票)号中存在,无法在不同商(票)号间流转,亦不能在商(票)号内不同员工间转让。因此,顶身股无法像银股一样变现使其难以承担经营风险,未被确认为实收资本情有可原。
(3)目前劳动者权益会计应用仍受“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困扰。企业是人力资源所有者与物质资源所有者按一定规则博弈并最终达成合约的制度安排。合约双方都是为了在交易费用的约束下,从风险分散中获得最大化利益,因此谁承担了企业的最终风险,谁就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现代劳动者权益会计应用的关键是确定劳动者权益,将人力资源在会计上确认为近似实收资本性质的人力资本,实现人力资源所有者与物质资源所有者对利润的同等剩余索取权。由于实现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十分困难,人力资源不具抵押性,难以像物质资源一样较为可靠地承担企业的不确定性风险,故人力资源所有者与物质资源所有者共享企业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较难实现。由上看出,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难题降低了劳动者权益会计的实践性。
综上,晋商在三百多年前实际已意识到人力资源物质化变现难题的存在。目前这一难题仍存在且短期内很难解决,这也是践行劳动者权益会计的瓶颈。
(二)提升会计为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水平的建议
(1)人力资源会计应用当慎重设定跨年度会计期间。跨年度人力资源会计期间的设定本是为了方便准确计量人力资源价值,但笔者认为,设定跨年度会计期间虽有助于人力资源价值计量,但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首先,设定跨年度人力资源会计期间,与现代企业多数会计核算工作以一年为一个会计期间矛盾;其次,现代企业组织结构比三百多年前的商(票)号复杂得多,长期跟踪、考核、计量一个拥有复杂结构的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难以估量。因此,现代人力资源会计应用当慎重设定跨年度会计期间。
(2)人力资源会计应用当恪守“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晋商顶身股核算体现了“实质重于形式”。晋商创建顶身股制的核心意图在于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激励员工创造更多价值。分析商(票)号对顶身股的核算发现,晋商深谙顶身股核算的实质是服务于人力资源管理,在选择计量方法、核算方式等方面处处体现了“实质重于形式”。首先,晋商意识到人有主观能动性,在顶身股价值计量时,充分考虑到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差异,融合货币性与非货币性方法有效完成了顶身股价值计量。其次,为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价值创造效应,在顶身股未能进入龙门账标准会计核算体系情形下,晋商创新性选择表外核算,将顶身股反映于辅助账簿万金账。万金账中顶身股记录成功向员工传递“顶身股与银股并重”信息,员工接受后予以积极反馈。最后,表外披露顶身股数、顶身股分红数等信息,是向股东展示顶身股辅助人力资源管理成果,亦是向员工表明商(票)号已切实履行顶身股与银股共同参与分红的承诺,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企业人力资源会计应用当以人力资源管理为本。数量化、科学化、信息化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趋势,企业迫切需要人力资源成本和价值等会计信息作为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性决策的重要参考。人力资源会计产生于这种需求,其核心是为企业提供有关人力资源数量与质量信息,便于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作出更科学理性的决策。人力资源会计要在实务中有所发展,应当恪守“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不能过于关注会计核算方法,而应突破限制,以人力资源管理为本,在核算条件还不太完备的条件下,优先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目标。
晋商的经营智慧 篇3
从清朝初期到清代末年, 山西商人在众多的地方商帮竞争中是独树一帜。从漠南到漠北, 从东北边境到西北、西南边疆漫长的边塞地区, 不论是千里的草原, 还是浩瀚的沙漠, 亦或是崇山险关, 他们都靠着那种不畏艰险、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 闯出了一条贯通南北的数千里之遥的茶马之路推动草原城镇的兴起, 开拓中俄陆路贸易, 建立辽阔的市场, 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漫长的边境线上, 他们担负起了中国陆路对外贸易主力军的历史重任。
清代晋商在我国边境地区驰骋商场达几百年, 与其特殊的经商之道息息相关。山西商人以其良好的经营风格, 把握住政府政策的有利时机, 采取官商结合的形式, 和在“学而优则商”观念的引导下, 利用晋商在经营活动中重视诚实信用和勤俭持家的良好品格, 实行了严格的组织管理制度, 通过展现优越的企业文化实现了晋商事业的腾飞。
1. 晋商重视因时而变、因地而异和灵活机动
首先, 山西商人重视把握时代发展的气息, 善于审时度势、灵活机动。晋商能够成功地经过将近200年, 其重要的经验就是在经营活动重要有针对性, 要根据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情况, 灵活变化经营方式。非常强调“人弃我取, 人取我予”, 山西盂县的商人张芝, 就非常勤于观察时局变动, “时邑帽贾素有毛毡冠于南者, 值吴三桂反, 道梗莫敢行, 芝出廉价收其货毅然往, 至半途适藩削平, 国家偃武修文, 货售如流水。……家计因之而裕。”①商人张芝正是借着大部分商人不感冒风险、勇于开拓的精神, 在毛毡运往边疆地区的过程中大获其利。其次, 晋商也因地而异地发展自己的商业, 地区的不同致使在各地的经营中晋商经营的物产和行业不尽相同。以我国西北和东北地区为例, 西北由于位于我国的内陆地区, 自然条件比较恶劣, 植被的生长发展状况不太乐观, 但是牲畜、毛皮等畜产品却非常多。此外还有许多珍贵的野兽裘皮、金砂、玉石、茸角、麝香和羚角等物产和一些西北的特有的土特产品, 因此其皮毛业相当发达。到清朝后期, 由于外国货物的大量传入, 山西商人在西北的经营物品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对于东北, 其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本身比西北优越, 除矿产、动植物资源丰富外, 其经营的物产也较丰富多彩, 采参业、药材业、烧锅业以及颜料也非常发达。第三, 要灵活机动, 应对经营当地的特殊要求和市场以及消费者的具体要求来便宜处理。就拿蒙古地区来看, 晋商针对蒙古牧民在食肉的同时喜喝砖茶以及蒙古地区人民在日常的生活中的生活必需品, 就专门按照其习惯要求, 进行加工制作。这样不仅方便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也使晋商赚到了丰厚的利润。
2. 晋商重视慎待相与、“薄利多销”和采集信息的重要性
晋商不管是对待与其交往的商号, 还是对消费者以及商品交易的市场都高度重视, 这是其成功的重要保证。首先, 是对于与其交往并建立业务关系的商号要很谨慎。晋商在与外界建立业务交往关系时, 并不是盲目的, 只有通过详细的了解后, 并且确认对方可靠的情况下才同意的, 然而一旦确立关系, 就要给与对方支持和方便, 以便能做到善始善终和在遇有困难时大家的互相帮助。第二, 晋商向消费市场打入的方法, 则是薄利多销。同一种规格、相同质量的产品, 价位较低时更会得到广大人民的需求, 在比较偏远贫困的地区, 会精打细算, 让利毫毛, 或数量上略让顾客, 使得消费市场增大, 从而获得巨额的利润。第三, 还要多多把握市场上物产的信息以及流动的情况。常言道:“买卖赔与赚, 行情占一半。”太谷曹氏在沈阳开办富生竣商号时, 一次其经理在回山西的途中, 沿途看到高粱长得甚好, 可是在其茎内有许多的害虫, 便中途返回, 大量收购高粱, 而其他的商家只看到今年的粮食丰收在望, 极力卖出。结果高粱因虫害大幅减产, 物价飞涨, 曹家大获丰收。
3. 晋商采用官商结合的形式, 依附于政权实现成功
山西商人的成功和他们善于和政治实现良好的结合是分不开的。清朝的随军贸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清王朝建立之后, 迅速地完成了平定边疆各地的叛乱活动, 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政局的安定, 使得经济在稳定的环境中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发展。对于通过比较暴力的手段实现国家统一的清王朝来讲, 它不仅要安排满清贵族和西北有权势的的土生贵族来管理和维护边疆地区的秩序, 同时还要用民族融合、民族贸易的形式加强和巩固对西北边疆的控制。而在这一过程中, 曾经跟随清军进行随军贸易的商贾们便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以山西商人为代表, 更是深深体会到了政府“恤商”政策的好处。清代早期的晋商就是凭借着为政府做事而获得在西北边疆的贸易权的。如山西介休的范氏, 在清入关后走上了“皇商”之路。“范氏在康雍乾三朝, 曾为清王朝大量输送军粮计百万余石, 并出私财支援军饷, 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②这样实施的效果是实现了晋商和政府的双赢, 即赚到了自己的钱又实现了政府想做的事, 要时刻提醒自己, 商业的长远发展肯定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所以在从事商业活动时要更好地依附好政权。
4. 晋商坚持“学而优则商”, 以经商为荣
封建社会的旧俗是“重农抑商”, 把商业视为末等到清代山西人的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他们把农业和商业都视为本业, 认为两者同样重要, 在山西商人中出现了“学而优则商”的现象。榆次的常氏, 在清代其家族内部参加科举者很多, 但是也绝对不轻视经商, 甚至是让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进入商场。如常家的常维丰, 其在幼年时从师就读, 文艺超群, 但在长大后因其家族商业无法继承, 便放弃科举考试, 赴张家口经商, 凭借其优秀的办事能力, 扩展了常家的产业。“学而优则商”实现了把在平常的儒家教育中学习的诚信、爱国等良好的思想品质运用于经商的过程中, 正是这样的思想才有了晋商中有如常氏其家族商业的繁盛。
5. 诚实经营重商德, 勤俭节约塑行风
首先, 经商务必讲究重视诚信, 做到“买卖不成仁义在, 信义始终第一条”。正是严格遵守这样的信条, 坚持童叟无欺, 货真价实, 以义制利, 对待顾客和他人要以诚相待, 实现了其商业的鼎盛。清朝末年, 乔家的复盛油坊曾从包头往山西运大批的胡麻油, 管理此事的的伙计想谋取高额暴利, 便私自在其中掺假, 这一事情被其掌柜发现后, 立即用以好油得以换售。消息传开后, 其信用度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其商业活动更加繁盛。其次, 重视节俭之风。晋商兴起时并不都是富家, 而是从小本小利的生意中发家起来的, 深知创业的艰辛, 所以塑造了其勤俭持家的习惯。这些不仅民间熟知, 就连上至皇帝的王公贵族都是知晓的。清朝康熙帝南巡时说:“夙闻东南巨商大贾, 号称辐辏, 今朕行历吴越州郡, 察其市肆贸迁, 多系晋省之人, 而土著者盖寡, 良由晋风多俭, 积累易饶, 南人习俗奢靡, 家无储蓄。”③虽然经商之家都比较重视节俭, 然如山西商人如次者也是为数不多。
6. 晋商内部科学的组织和严格的管理
晋商在组织管理方面比较科学, 采用了一连串的组织管理制度, 如经理负责制、学徒制、顶身股制度、订立严格的号规和完备详细的账簿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使得晋商在组织管理上更加的严密, 如在号规中的休假制度, 在东北三省、蒙古、新疆等地的人其休假期的间隔就相对比较长, 同时也使得权利责任严格分明, 促进了商号的合理发展。但是在经理的人选、学徒的考核以及顶身股者的确认时有着严格的规定,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经理、学徒和顶身股者。经过多重考核成为经理后, 其便有了财东赋予的便宜处置商号内部事物的大权, 实现了将商号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 具备了现代企业的某些特征;顶身股制度的推行使得顶身股者按身股和银股的多少每年参与商号的分红, 以商号的兴衰为己任;学徒制更是为商号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大量人力资源, 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7. 晋商重视商号文化内涵, 发展慈善救济事业
山西商人的成功, 离不开独特的文化内涵, 始终坚持“仁”、“义”、“礼”、“智”、“信”, 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榆次的常氏家族来说, 其在发家之后积极开展慈善救济事业, 捐助地方书院, 还赈济灾荒并重视捐输。光绪三年 (1877) 山西地区闹灾荒, 常家曾捐输3万余金, 被时任巡抚的曾国荃赠一书有“好行其德”的牌匾;在庚子事变后, 常氏帮助清政府筹集善后经费, 于光绪二十九年得到皇帝赐予的“乐善好施”牌匾一块。这样的文化氛围使得晋商不仅肩负着企业的壮大, 家庭的兴旺, 同时也担当着更多的社会责任, 如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富强。
最后, 晋商能够成功的经营, 把商业发展到我国的边疆地区, 也离不开良好的精神状态。清代的山西商人驰骋商场几百年, 是这种特有的精神境界给予晋商无限的正能量。首先是其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清代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 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 俟蓄积有资, 始归纳妇。”④可以看出山西商人先立业而后成家光宗耀祖的伟大精神抱负, 这种在经商和处事中追求的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很自然地鼓舞着越来越多的人踏入经商的的征程。由于在我国边疆地区其自然条件远不及内陆省份, 山西商人中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的大有人在, 如太谷曹氏的发迹, 就是由曹三喜在东北的三座塔地区靠种豆、买豆腐及豆腐渣养猪等慢慢发展起来的, 他们不畏艰辛、敢于挺风冒险的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成就了其坚实的商业帝国。其次, 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到清代山西人的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他们把农业和商业都视为本业, 认为两者同样重要, 在山西商人中出现了“学而优则商”的现象, 他们把爱岗敬业、勤学苦练、刻苦钻研、严谨审慎的良好作风运用于在对边疆地区的经商之道中。第三, 晋商在偏远地区的活动也同样离不开其团队协作的群体精神。群体精神不单单是说晋商一个经商家族内部的团结与和睦, 也强调各个家族之间的团结互助。对于远在他乡的晋商来说, 各个商号之间的省谊乡情、相互帮扶也是维持他们在异域他乡的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晋商在东北的经营活动中, 曾经有过祁县的乔渠两家求助于曹家的情况, 最后在曹家的帮助下顺利地渡过了挤兑危机, 这样为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 对曹家处处相让, 这在无形中帮助了曹家的商业发展, 维护了晋商整体的商业霸主地位, 这也是晋商互相帮扶维护共同利益的典型事实。
晋商的经营智慧 篇4
一、晋商经营思想
1、诚信的经营价值观
晋商在经营活动中总结出许多经商的谚语, “售货无诀窍, 信誉第一条”, “买卖不成仁义在”“秤平斗满尺寸足”等等。历史上讲信用的晋商非常多。他们把信誉看成命根子, 坚持信用第一。另外还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 不能投机取巧, 赚了钱不要骄傲, 赔了也不能气馁, 宁可赔本也不做损害经营的事。清代晋商乔致庸提出:“首重信, 次讲义, 第三才是利。”可见诚信义利的价值观, 对晋商有着导向性的深重影响。
2、“和气生财”的协调思想
晋商信奉“和气生财”, 重视和社会各方面的和谐相处, 尤其是对同行, 即保持平等竞争, 又保持相互帮助的关系。虽然晋商有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 但他们从不欺行霸市, 相反对一些小的商户还给以资金上的帮助, 这样不仅避免了不必要的矛盾和不正当的竞争还互利互惠, 达到双赢。另外, 他们称友好的同行为“相与”, 其实他们不随便建立“相与”关系, 但只要建立起这种关系, 就会善始善终, 并且一定会竭力维护, 即使并不会从中获利, 也不会中途断绝关系。
3、合理的用人制度
对人才的选拔严密而有人情味。先从一般的商铺选伙计说起, 都是用乡不用亲, 选个同乡来任职, 即知根知底, 又不会向家里人那样有许多的感情纠葛不利于管理, 同时相当于他的全家人为他的个人行为作了一个担保。被选拔的人要通过才学、品格、相貌、能力、事业心和敬业精神等各方面的考核, 一般十几个里选几个。
二、当代商业文化中存在的问题
1、诚信缺失
目前, 我国诚信已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之一。无论是人格信用还是企业信用, 都处于部分或完全缺失的状况, 这就直接引发了社会、政治与经济等各领域中的失信行为, 信用缺失严重影响到我国商业文化建设的健康运行。
2、恶意竞争
在商业文化建设中, 竞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企业的动力, 但是企业为了利益的竞争超出道德的做法就是恶意竞争, 这是商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是亟待解决的, 也是很棘手的问题。恶意竞争在现代企业竞争中几乎比比皆是, 而且不分大小企业。
3、人才缺失
经过调查发现, 我国缺乏的人才主要是研发人才、销售人才和中层管理者, 人才是企业的健康运作的动力, 人才的缺失, 是企业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4、信息落后, 错失商机
我国企业的商业信息比较落后, 并且与政府商业接轨太少, 而且总是出现跟风的情况, 出现尾大不掉的现象, 并且现代企业处理不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认为政府就是政府, 市场就是市场, 两者没有关系, 或者关系很小, 这就错过了很多商机。
三、对当代商业文化建设的启示
1、依托诚信经营, 健全市场信用体系
诚信经营为晋商带来巨大经济利益。晋商诚实守信的品格和坚持以义制利的道德规范在创造晋商自身辉煌的同时, 成功地把诚实守信的原则上升为保证经济运行的商业规范。晋商诚信文化启示我们:良好的信用制度是一切制度和规范得以确定和运行的基础, 是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的精髓。所以诚信机制要与有效地失信惩罚机制相结合的, 对一些失信行为, 除了法律规定的处罚以外, 必须建设完备的失信惩罚机制, 让不讲信用的人和企业接受惩罚。
2、注重和谐文化建设, 倡导企业正当竞争
晋商的和谐体现在“相与”, 即互相帮助又有公平竞争, 这是对我们现代企业间的恶意竞争的巨大讽刺, 由此可以看出现代企业间要达到真诚互助还要先做到公平竞争。由晋商的“相与”可以告诉企业, 现在天天打价格战, 即使胜了, 还是低层次, 都还没有达到高层次的竞争怎么和古人的“相与”相比。要开阔眼界, 开拓市场空间。
3、注重人才培养, 为企业注入鲜活力量
从晋商对伙计的选拔、培养, 对鲜活力量的严格审核, 而且一旦通过审核就会对他负责到底, 在他们的从业生涯中, 考核与培养也是分不开的, 可以看出晋商对人才的重视。这就启示我们人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越来越表现为对人才的培育、拥有和运用能力。而且, 培养不要只注重于他的专业素质与能力, 更重要的是他的人品和对企业的态度。另外就是对企业的态度, 没有对企业有很好高的认可度和很深的了解, 那这个人终是会流失。
4、抓住时机, 趁势而起
晋商的成功还在于准确抓住“开中制”的时机。一个人在商业经营中单凭个人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往往要借助外力的帮助才能成功。抓住时机, 巧借外势, 加强自己, 走向成功, 这是智者经常走的捷径。很多商人都懂得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对于个人来说可行, 对于商业同样可行, 抓住时机在商业中就是抓住了商机, 抓住商机就是抓住成功的基石。在瞬息万变的商场中, 要洞悉变化, 审时度势, 抓住时机, 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焦菊梅:《弘扬晋商精神续写晋商辉煌》, 《人民代表报》, 2009年第9期。
[2]燕红忠:《晋商信用制度启示经济问题》, 《山西大学学报 (社科) 》, 2007年第11期。
[3]朱秀海:《乔家大院》,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93页。
[4]武亮:《借鉴晋商诚信经验着力建设信用山西》, 《对外经贸易统计》, 2006年, 第5期。
晋商的经营智慧 篇5
晋商身股制度的物质激励是指身股分红。从目前资料来看, 晋商商号不一样, 其身股分红的方式也不一样, 一般有以下三类。
第一种是银股和身股根据比例进行分红。大部分商号, 银股和身股通常是六四分成, 虽然银股与身股相比会得到更多分红, 然而身股得到钱的绝对值依然很多。例如光绪三十四年泰丰源票号共赚取12090两银子, 按银六身四来进行分红, 银股能够得到7254两, 身股能够得到4836两。当然, 晋商商号不一样, 其分红比例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宁夏地区的合盛恒与百川汇商号银身股的分红比例则是五五平分, 店东荆家股金一共有12000两银子, 在所有的股金中占5股, 一股股金是2400两银子, 顶身股的人占5股, 财神股则占1股。财神股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差不多, 其抽取方式是每隔三年抽取一次。所有股东都可以享有财神股, 这里所说的所有股东就包括顶身股者在内, 由于它可以给所有股东创造利润, 让整个商号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 所以叫做财神股。晋商百川汇商号的创立时间是清末宣统三年也就是1911年, 雷泽霖是该商号的大股东, 而掌柜则是其一个老乡赵秉文。此商号每隔3年才进行一次总的决算并给每位股东分红, 分红方法大致是:根据六股进行, 每股是一分。股东算做是三股, 称其为财股。商号经理和商号的小掌柜称作人股, 经理至多就能占到一股, 而商号副经理和商号小掌柜则一般为六七厘, 最少还有一厘的。例如, 雷泽霖是商号股东, 就如上述所说, 其占三股, 赵秉文原来是商号掌柜, 而当其变为商号股东之后也开始占三股。从这些文献资料中可知, 百川汇与合盛恒这两大商号根据银身两股对商号所获利润公平地进行分配, 顶身股者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 这也从侧面表明了当时当地非常缺乏经商人才, 财东必须以这样的方式尽可能地把人才留在商号。
第二种方式是银身两股根据股平分。这是大部分晋商商号广泛使用的方式, 比如名气较大的日升昌、宝丰隆等诸多商号皆采用的是这种方式。每个商号所拥有的银、身股数量具有很大的差异, 协同庆票号名为任汝梅的伙计曾说:人股傣之多少, 根据分庄广狭, 人寿命的长短当做等差, 增减不定, 没有规律。大概估计一下, 最多超不过三十股, 最少不低于十五股。在有的商号刚开始建立的时候, 身股数量不多, 然而随着商号不断地发展壮大, 顶身股数量也随之增多, 商号身股总数也增加了很多[1]3。如天成享商号1864年只有七股身股, 到了1898年的时候身股数量就变成了20多股;大德通商号在1898年的时候只有9.7股身股, 到了1908年的时候身股数量就达到了23.95股。整体来说, 有些比较有名的晋商大商号通常都有20股左右的身股。晋商商号广泛采用的银、身两股五五分红的方式分享利润, 此分红方式使顶身股者能够得到更多的利润, 也利于提高商号收益, 所以被广泛采用, 这同时也说明了这样的分配方式具有较强的合理性。
第三种方式是分红数量不因为利润变化而增减, 而是大概稳定在一个比较平均的数目上。这样的分红方式比较特殊, 所以, 仅仅在大盛魁与复字号等几个晋商商号中使用。如旅蒙商号大盛魁是当时比较出名的, 其具有非常大的经营规模, 在全国22个省份都设立了其汇兑的分支机构, 差不多垄断了对俄国与蒙古两地的贸易。因为商号所获利润相对稳定, 因此, 每逢账期分红时数目都比较多。大盛魁在很长时间内都根据固定数目分红, 分红不按照利润增减而变化。另外复字号商号也采取这样的分红方式, 大概每次都能分到三千两, 利润增加了也不会多分, 而是把多出来的当成商号的公积金积攒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19世纪末, 晋商票号业发展迅速, 很多官款以及由于战争产生的赔款需要进行汇兑, 导致商号所获利润上涨, 身股所获分红也随之增多, 所以, 不管是总商号还是分号, 其掌柜与伙计都能获得很高的收入。日升昌是当时首家票号, 是由西域成染料铺演变而来, 李大全是该票号的财东。1823年改组成日升昌票号, 按照记载:日升昌股所获利润逐年增多, 一股大概是一万两, 总共差不多有30股, 总资本高达30万两。身股大概有30多股, 通常是4年为一个账期, 开始时每股分红时能得到大概几百两银子, 越到后来得到的分红数越多, 有时候甚至高达几万两。天成亨票庄一开始仅有8万两的本钱, 银股是16股, 人力大约是20多股, 每股到年底应得到200两分红, 每4年进行一次总决算, 不包括公积金在内, 劳资根据股份进行平均分配, 至多7000到8000两, 最少也有4000多两, 有时候分红高达万两。在票号发展非常繁荣的时期, 总商号掌柜通常能获得高达一万六千到两万两的分红, 一年大概是4000多两的收入。此外一股还能获得大约两千两的“统事” (商号股东与商号经理从分红中拿出一些银两, 将其存进票号之中, 叫做“统事”, 它不算作分红资金, 只是每年都会产生一定的利息分给股东) 利息, 这样一来, 每年就有七千两的收入, 假如其“统事”较多, 那么其分红数也就比较可观。而商号那些吃2厘股的人, 一年也能得到一千二百两的收入。
因为晋商商号的身股每年都能获得巨额分红银两, 因此在商号一直担任掌柜之人, 几十年下来就能达到家缠万贯的程度。例如毛鸿翙一直在蔚泰厚商号担任大掌柜一职, 当时他还享受到了“倍股”分红, 也就是说他可以拿到蔚泰厚商号一股与新泰厚商号一股共两股的分红[2]4。毛鸿翙多年来一直在蔚泰厚商号担任大掌柜, 每年都能得到巨额倍股分红让他本来不太富裕的家迅速家缠万贯, 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毛鸿翙把其获取的分红用来购买了安泽县的土地与中条山的山林, 它们为毛鸿翙赚取了巨额收入。为了更好地经营土地, 毛鸿翙在安泽城内创办了“义泰昌粮行”, 并创办了几处分店。此外, 他还在平遥城中创办了布庄、绸缎庄以及烟店等大商号。他在晚年的时候还跟侯东一起创办了蔚长厚票号, 这为毛家的迅速崛起打下了非常稳固的基础。毛鸿翙的子孙后代利用他赚取的巨额资金创办了永泰庆与永泰裕两家规模比较大的票号。另外, 毛鸿翔还修建了四座大宅院, 各种院落、设施一应俱全。与毛鸿翔的例子相似的还有侯王宾父子。他们先后在天成亨商号担任掌柜一职, 赚取了巨额收入, 攒下了丰厚的家产。在平遥城内的宅第直到现在依旧完好无损, 从中就能看出侯家当时是多么富有。在清朝末期票号业发展兴盛的时期, 志成信商号的身股每年都能获得上万两巨额分红。宣统三年的时候, 多年来一直担任志成信商号大掌柜一职的杨健, 一次性提出了在商号中积存多年的红利, 数目竟然有四十万两之多。
二、“应支银”制度是商号对顶身股者的体贴与关怀
身股制度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活动逐渐得到完善, 并产生了一套相当完备的配套措施。所以, 身股制度利用应支和故股等来激励员工。因为身股分红通常是一个账期结束后才进行分红, 正常情况下一个账期大概是三到五年, 未得到分红的顶身股者没有多余资金, 为了让商号内的伙计及其家人在未得到分红之前能够正常消费, 晋商采取了给伙计发放“支使银”的方法, 人们叫做“应支”。也就是伙计可以预支其账期内应该获得的红利。每年伙计可以预支三百至五百两支使银, 这些银两分四季支用。等到账期结束分红时, 不管账期内“应支”多少, 都从每个人本该得到的红利中扣除。商号内不管是掌柜还是普通伙计, 一视同仁, 如果商号经营不善, 根本没有可以拿来分红的银两, 那么就“顶身股”者而言, 除了每年“应支”银两由商号负责出账, 基本上什么也得不到。通过大德通1884—1925年记录的账期分红, 得知:首先, 从整体来说, 大德通商号每年的应支银两数在逐年上升, 特别是一体、九厘等层次比较高的伙计每年应支的数量增加的速度较快;相比较来说, 那些商号中层次较低的伙计的应支数量虽然也呈现上升趋势, 但整体上没有太大变化。其次, 顶身股人数也在逐年增加, 其额度也开始越来越细化, 产生了以前没有的半厘数目, 因此1904年的时候应支银分红也产生了“半厘”等级, 例如出现了九厘半、八厘半等非常细化的额度。从中可知顶身股人数逐年增加导致其额度愈加细化。
另一方面, 因为身股不能转让给他人, 自己的子孙也无法继承, 一旦顶身股的伙计不在该商号工作, 身股也随之终止。为了对部分贡献突出的顶身股者起到长时间的激励作用, 部分商号给予在号内工作直至去世的顶身股者一项去世之后依然可以在特定期限获取分红的权利, 来表示对死者的慰藉, 叫做“故股”, 也有人称其为“故身股”。上述所谓的“特定期限”, 也就是在多长时间内可以享受分红, 不同商号有不一样的规定。设置“故身股”对那些号友来说, 不但是精神上的安慰, 而且还是一种潜在的激励, 自己活着的时候已经得到的利益还能让后人享受, 体现了浓厚的人文关怀。此外, 在发挥其影响力的同时还能使票号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增强, 这在某种层次上, 体现了票号的“以人为本”的重要宗旨。
摘要：明清晋商经营中的身股制, 提高了掌柜和伙计的工作积极性, 大力促进了各商号的发展, 身股制的积极作用与其中的物质激励机制是分不开的, 系统分析可知其物质激励主要包含身股的大量分红“、故股”制度和“应支银”制度三部分。
关键词：晋商,身股制,物质激励
参考文献
[1]刘志伟.晋商的诚信、和谐经营理念[J].现代国企研究, 2012 (3) .
晋商的经营智慧 篇6
山西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以盛产煤、铁、盐和丝、棉、粮而著称全国,有了丰富的资源,就有了将之转化为商品的基础;有了发达的商品生产,就需要广泛进入流通领域;为了促进商品的流通,就需要商人进行转运和销售。正是在这一刚性链条逻辑的推演中,一环扣一环地促进了山西商业的发达和晋商的崛起。
晋商可追溯的历史很久远了,春秋战国时期,山西就是中原地区的商业中心,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所记述。先秦时期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到了秦汉时代,山西的太原、平遥、临汾、平陆等地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翦伯赞在《秦汉史》中写到:“居天下之中,而又为都国诸侯所聚会,故能绾毂东西南北,成为中原商业枢纽”。唐朝初期定太原为首都,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
盐这个中国最古老的商品造就了中国古代第一批大商人,其中多数是占有资源优势的山西人。但晋商的真正崛起却是在明代,明初“开中法”使晋商垄断了盐业,这是晋商形成的第一次大的机遇。至明朝中期,“折色法”使晋商经营从屯边转移到了内地,晋商又一次抓住机遇,成功进行了转型,从盐业贸易为主转向多业经营;同时,晋商还在企业制度、经营方式上不断进行创新。至明朝末年,晋商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帮之一。清朝初年,晋商抓住了统一中国后的贸易机会,直至清道光年间晋商创立票号,晋商的辉煌达到了顶峰。
晋商为中国近代十大商帮之首,曾称雄商界五百年,跨越了明、清两个朝代,与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并称世界三大商人,其最大的创举是票号——类似于现在的银行、经营汇兑为主的商业机构。
晋商最初大多是独资企业,由于财力单薄制约了企业的发展。随后创立了“贷金制”,即信用贷款,借别人的钱来赚自己的钱。由于是靠道德来规避风险,是不可靠的。接着出现了“合伙制”,劳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但在利益分配上存在不足。在晋商经营发展过程中,先后创立了经理负责制、联号制、合股经营制、学徒制、身股制等经营方式,最终成就了晋商企业的兴旺。晋商在经营环境变化时,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可以看出,晋商的辉煌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不断的创新。
2 晋商经营成功的制度保证
2.1 专用“外人”经营——经理负责制
“得人者兴,失人者衰;认真察看则得人,不认真察看则不得人。”这是山西票号经理李宏龄的经验之谈。自东自掌,不用外人,几乎是家族制企业的贯例,晋商则专用“外人”经营。以“外人”之智,“外人”之力甚至“外人”之命来为自己挣银子。东家对掌柜的挑选十分谨慎,有三个原则:用乡不用亲、择优保荐和破格提拔。“用乡”是利用乡情增加凝聚力和确保安全性,“不用亲”中就有不用东家的“三爷”——少爷、姑爷和舅爷。
晋商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财东不会去直接管理经营企业,对一切经营活动不加干预,日常的盈亏也不过问,而是放手让大掌柜(总经理)、二掌柜去经营。“东家出资,伙友出力”,东家只看结果,总经理只抓过程,各有侧重,互不干扰,这种两权分离的经营制度被晋商称之为“东伙制”。
经营权完全交给经理,掌柜不仅拥有经营权和人事权,还拥有投资权。但企业经营的大政方针、职工管理、工资福利等政策性的事情,是由财东与经理共同制订的,由“号规”表现出来。“号规”,也就是企业经营管理章程,晋商号规不只是针对下属,对经理、对财东的职权也有明文规定。
2.2 积极打造自己的票号品牌——联号制
太谷曹氏家族是清朝晋商中资本最雄厚、经营规模最大的山西商人家族。曹家的商业由清初的一家豆腐坊成长为一个大规模的商业集团,那么如何管好一个由六百多家商号、三万多名员工构成的庞大商业集团呢?这个家族发展出一套与现代企业制度非常接近的规矩,即联号制。所谓联号制,就是东家对所有分布在不同地域、跨不同行业的商业机构实施有效管理的一种模式,类似于现代企业的集团公司。曹氏联号经营制按分级管理的原则,总号统辖分号,东家管理掌柜,掌柜率领伙计,形成了三级或四级管理机构,各级权限清楚,职责明确,逐层上报,不能越级。各个分号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同时在上一级商号领导下,经常交流信息,并在物资、销售、资金方面相互支持,实现资源共享,以利整体做大。为了更有效地对各分号掌柜进行管理,了解各地的经营状况,晋商推行钦差制。钦差由东家委托,总号派遣,他们可以代表东家清查各商号、票号的财务经营状况,了解掌柜是否称职等,但不能直接干预商号的经营。联号制使晋商能把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为一体,既投资商品经营资本,又投资货币经营资本。联号经营制的成功,促进了“汇通天下”的票号成功。
2.3 资本的规模效应——合股经营
把天下所有的商人都招来入股。“外人”的银子,也拿过来为自己所有,同时也为“外人”生银子,靠的是银子生银子的好生意。通过合理赢利和分利,避免了东家之间的冲突。
为克服依靠单个资本积累资本的缓慢性和狭隘性。他们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入股,晋商实行股份制远早于西方,它萌芽于明代,大兴于清代。在晋商所开商号中,独资者不是没有,而是不多,一般东家往往多达数人、数十人,“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持银股的为东家,即股东。山西太谷曾有一个票号叫做志诚信,一共有21家股东。
入股者,首先认同了字号的信誉及号规和合约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实行投资者“按入银股均分”红利。合理的盈利和分红使得股份制得以良性运转。另外,东家对字号承担无限责任,即“亏东家不亏伙计”,如果商号倒闭,则所有负债全部由财东偿还;如资不抵债,则由股东其他财产偿还。东家有“抽股”退出投资的自由,如需“抽本”,只需按股清算帐目即可。为了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晋商还实行“倍股”(指股东分红时,提留一定比例的红利充作流动资金),“厚成”(折扣部分资产,使商号实际财产超过帐面资产),“公座厚利”(对银股身股分配之前提取部分利润,参加流通周转),“预提护本”(商号分配之前提取的风险基金,以防止亏赔倒帐)等办法,保证了商号有充足流动资金,资本更容易形成规模经营,增强实力,在同行业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股份制为晋商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增强了竞争力、凝聚力,特别是在票号兴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4 科学的人才选拔与培养——学徒制
晋商在选人上,有两“本”战略。即从本地选人,从本企业选人。所谓从本地选人,即选人一般都是从本乡本土选择。从本乡本土十四、五岁的少年中,选择优秀者入号做学徒。所谓从本企业选人,即学徒入号后,派往条件最艰苦的分号锻炼,学习店规、学习技术、学习做人的道理,并用各种方式对学徒进行测试,经营者都是内部晋升,是从学徒、伙计到掌柜,一个一个台阶地升上来的。
学徒制是山西商号的基本用工制度。商号录用职工十分严格,除了个人能力、举止、仪态等外,在家世上也很讲究。学徒都要由亲友介绍、作保并经面试后方可进号。不仅录取前要考试,录用后还要专门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业务技术和职业道德两个方面,要求十分严格。一是在业务上,主要有打算盘、习字、学外语、熟悉商品性能和业务知识、抄录信稿、写信、记账等;二是在职业道德上,主要有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已、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等。新人从学徒开始,因人而异,商号就从多方面加以培养造就。学徒期满还要加以考察,然后量才录用。考察的办法有:派远行办事,以观其志;留在总号经理跟前办事,以观其敬;派办烦难之事,以观其能;派办财务之事,以观其仁;试用期两年内不得返籍探亲,以观其能否遵守制度;派往繁华商埠,以观其色等等。严格的训练制度,保证了人才的卓越,使商号的经营后继有人。
2.5 对管理者和员工的重要激励机制——身股制
在明清时期著名的晋商如大盛魁、长裕川、日升昌等都实行股份制。东家所出的资本称为“银股”或“财股”,一家票号由若于个东家组成。东家决定大掌柜的任用,承担经营的全部风险,并参与分红。经营者所拥有的是“身股”,又称“劳股”或“人力股”。这种股不用出钱,由东家根据员工的工龄、职务、贡献、工作态度等给予。学徒初入商号不满一年者,基本上只管吃饭,不付钱。待学徒期满,升任职员后,以能力定工资,工作达到三个帐期者可根据具体情况而酌定身股。对无培养前途或品行不端的伙计,一般不授以身股资格。通常一股分为十厘,当员工工作一定年限,辛金(辛苦钱的意思)达到七十两银子时就可以开始享有身股,最低从一厘开始(也有个别票号从零点几厘开始),最高可达到十厘(个别也有高于十厘的)。
身股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股份,仅仅是一种分红权。换言之,身股与银股都参与分红,但人在身股在,人离开票号,身股自动取消。票号通常一个账期(四年,也有三年)分一次红,并由东家在分红时根据员工职务变动和业绩决定身股的调整。在正常情况下,多数人的身股增加,个别犯错误或业绩差的也会降低身股。而且身股分盈不分亏,即只有权利,没有风险。这种身股制与现在有的企业的干股类似(员工不出资,按职务与业绩决定分红)。
晋商普遍采用的是身股比例高于银股,随着经营期的增长,有些远高于银股,也就是说做事的人比出资的人拿的钱要多。
3 晋商经营制度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启示
3.1 以产权制度为保障促进公司治理创新
科学发展观要求企业加快管理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抓好企业决策制度、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内部监督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修订和完善,尤其是建立和谐的利益分配机制,维护好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真正实现有效的公司法人治理。因此,统筹公平与效率,探索要素的优化配置方式,既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个要素的潜能和边际效率,又稳妥地处理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促进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现代企业的重要标志就是产权明晰,责权明确,而票号的经理负责制就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完全符合现代企业管理分权的要求。东掌严格分权,财东将企业授权掌柜全权经营,只待帐期时加以评价,从根本上避免了政出多门,令不行禁不止的弊端。与现代企业的经理厂长负责制相比,经理更能发挥空间,企业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
3.2 以企业生存环境为依据促使企业组织创新
任何社会经济组织都是在一定环境中运转的开放系统,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对组织的存在和存在方式产生影响,因而必然会在其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工作目标等方面进行积极和消极的调整,以应付变化或适应变化的要求。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在竞争中谋求生存和发展,而其经营的绩效、发展的实绩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管理组织效率,而管理效率的高低又取决于组织创新能力。根据社会企业组织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导、产学研结合的企业技术创新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不断改进企业组织创新。
我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重要职位由家族成员担任,实行集权化领导,专制式决策。企业采取家长式管理模式,凡事一个人说了算,缺乏来自内、外有效的监控、反馈和制约,使得决策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大打折扣。对于现代的家族企业来说,对晋商联号制的做法也可以加以借鉴,采取分权管理模式。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企业管理体系中的等级界限已相对模糊,下级机构有相当的权力,各职能部门的横向水平联系居于优势。在信息传递上,上下纵向沟通仍将是必要的,但横向信息网络显得更为重要。分散管理打破了金字塔式的管理体制,使权力分散到不同的层次。分权使管理层次简化,更易于沟通信息,加强横向接触,可以发挥下级联系职能部门的主动性,便于提高效率。
3.3 以票号选人改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人才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和战略资源,如何“吸引人才”、“善用人才”、“留住人才”、“激励人才”,以使其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地为组织工作,成为企业经营者的工作重心之一。人才除了追求物质利益外,还有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就是要体现人的自身价值,重视人格尊严,寻找施展才华的环境。因此在现代新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研究如何尊重和重视员工的个性,如何向员工提供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使员工的个人发展和企业发展融为一体,这也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体现。
票号选用人才十分严格,录用后又强调学徒业务和技能的学习,学习和使用相结合,在干中学,边干边学的训练方法,不仅在业务技术上进行严格培训,更注重员工在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保证了商号人力资源的竞争力。借鉴山西票号身股制,我国企业在实施现代MBO时,首先应采用“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经理人才遴选机制,这样的遴选是MBO的前提。票号身股制中,前任经理对后任经理的选聘具有保荐权,若后任经理业绩突出,原经理在离任后仍可以享受一至三期的身股。这项人才举荐机制使得前任经理的利益与后任经理选聘挂钩,保障了经理人的有序更迭。但是,这种“熟人社会”的人才保荐也会导致“圈子”外优秀人才难以被选拔,这是在我国现代MBO中应该克服的。
3.4 以股份制改造增强企业内部活力
经营者持大股有利于搞活企业,首先,有利于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一股连利,十股连心,百股连命,千股连家庭”。通过经营者持大股,变对经营者的压力为动力,形成激励与约束机制,促使经营者充分挖掘管理潜力,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科学组织企业生产经营,带领困难的企业走出困境,以及使顺利的企业更上一层楼。其次,有利于现代企业家队伍的建设。企业不景气,其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不到位,而管理不到位问题又主要是由于经营者对企业管理不专注,没有把管理好一个企业当成自己崇高的毕生事业去追求,而是把企业管理当成是一种职务及特别关注职务升迁所致。当然,也存在经营者队伍素质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而需要“换血”的问题。而当前无论要解决经营者不专注问题,还是解决企业家队伍“换血”问题,都必须通过一种制度手段促使企业家职业化,是必由之路。通过经营者持大股,不仅有利于从切身利益上考虑促使经营者对企业管理专心致志,同时也有利于现有企业管理者队伍形成“自发吸收新鲜血液”机制。其道理很简单,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经营者集团把“身家性命”全部“抵押”给了企业之后,他必然会重视一切从企业的实际需要出发考虑问题,也容易做到任人唯贤,进而顺应现代企业管理大势——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化,促进职业企业家队伍的形成和不断壮大。其结果不仅有利于搞活企业,而且也有利于企业以此为契机步入长足发展快车道,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增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制定管理层持股人员的多层次的激励机制与全方位的约束机制时,也应向山西票号身股制学习。比如,等级分明的身股获取机制和纪律严明的号规,当代中国企业MBO实践时完全也可以采用。当前MBO实践还可以借鉴的一点是对管理层持股份额的限制,票号身股是有限额的,财东不会让掌柜无限制地参与利润分配,身股与银股的比例一般是二比八、三比七,也有四比六的,对半的就很少了。晚期,当一些票号管理人员的收益达到最大化后,他们的创新精神衰退,自满保守,这也是票号后期难以应付国内外新兴金融机构的竞争,日趋衰落的原因之一。当前我国企业MBO实践应吸取山西票号这一教训,适当限制管理层持股的份额。
3.5 以分红配股制激励企业员工
一般来说,采取经济效益方式来激励员工,不外乎为现金给付及股票的给付。大部分上市公司都会从资本市场募集资金,不论是现金增资或是发行公司债(或是可转换公司债),也就是说多数企业都会有资金需求,即使获利很好的公司也必须对外募集资金,所以一般公司不太会以现金作为奖励员工的手段,多数公司会保留现金,以作为将来投资或是偿还债务之用,因此与股票相关的激励措施,就成了目前主要的方式,其中应用最广泛的就是股票期权和员工分红配股制。股票期权模式下,企业不需要支付高额的现金用于发放员工的工资,只需一个期权就会吸引无数精英趋之若鹜,因为只要公司的股票一直上涨,期权远比工资要有吸引力。无论投资者还是企业员工,更希望得到现金收益,而不是对未来的美好预期。这时候用分红配股,就可以提供充分激励。分红配股对于员工而言,并不需要额外支出一笔钱来认购股票,所以等于是以零成本就拿到股票,而公司也不用实际上支付任何现金,仅仅只是将资本额变大就可以达到激励员工的效果。
身股制是分享制的一种形式。分享制就是全员参与分红,身股是分红的标准。这种激励机制针对的是所有员工。员工在获得工资收入的同时,可以从利润中分割一块作为自己的资产。其作用在于把所有员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整体利益联系在一起,让员工树立一种“企业兴、员工富,企业衰、员工穷”的观念,从而为企业的整体兴旺而奋斗。这种分享制不同于平均主义大锅饭,每个人分红的多少取决于对企业的贡献。这种贡献的标准是在企业中的职务。职务不同,承担的工作不同,责任不同,贡献也不同,体现出了按业绩分配的激励原则。有了这样的机制,就把身股和银股很好地结合起来了,就是遇到了天灾人祸,大家也能齐心协力共度难关,所以晋商能顺利通过战乱和政局更替的考验。晋商的辉煌持续了好几百年,其中身股和银股的完美结合,是晋商持续不衰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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