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银行（精选12篇）
晋商银行 篇1
一、引言
美国的次贷危机给全球金融机构带来沉重打击,金融机构巨形化以及银行混业经营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新进行思考。据调查显示,在这次次贷危机中,美国资产规模在1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破产数量占此类银行的16.8%,10亿至100亿美元的破产银行比例为10%,而10亿美元以下规模的仅为4.1%。由此可见,大型金融机构并不一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优势。
大型金融机构与中小型金融机构共同发展带来经济的繁荣。近年来,国家高度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城市商业银行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然而,随着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以及监管政策调整和完善,城市商业银行面临严峻挑战。
二、晋商银行的发展现状
晋商银行以太原市商业银行为基础组建,总行设在山西,是山西省省属大型金融企业。自2008年成立以来,截止2015年末,总资产达1572亿,存款突破1000亿元,各项贷款达到650亿元。共设有分支机构121家,其中太原市设有晋阳支行、并州支行、龙城支行等57家传统型支行、14家社区(小微)支行、1家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省内异地设有大同、朔州、吕梁、临汾、运城、长治、忻州、晋中和晋城9家分行及孝义、河津等19家传统型支行、21家社区(小微)支行。同时,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发起设立了清徐晋商村镇银行。成立8年间,晋商银行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且受到国家关于城市商业银行地域性限制的政策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中,需要在省内寻求发展之路。
三、晋商银行经营存在的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晋商银行2011年至2015年年报,发现以下问题:
1. 总资产增长快,市场定位不明确
根据晋商银行历年年报,总资产从2008年成立之初的209.83亿增长到2015年的1572.45亿。其高速发展得益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下一级法人的体制,二是与地方经济的紧密联系。另外,晋商银行的市场定位大多与大型商业银行无差异,偏好大企业和大客户,业务发展与大银行存在“同质同构”现象,过分注重规模扩张,而不积极开拓小企业信贷市场。
2. 存贷比低,贷款结构不合理
从2011年至2015年,晋商银行存贷比较低,分别为48.4%、44.12%、45.34%、55.97%、62.75%,看似自2013年有所上升,但根据2015年的数据,无论是与股份制银行和大型银行相比,还是相对于山西省和全国平均水平来说,都比较低。存贷比低,说明成本高,盈利能力差,长期下去,会严重影响其发展。
晋商银行存贷比低于其他商业银行,一是受地区经济的影响,二是贷款结构不合理。山西省是能源大省,大部分产业都与煤炭有关,随着资源的枯竭和煤炭价格的下跌,山西经济受到沉重打击。省内投资的减少直接降低了银行的贷款总额,尤其是以地方经济为主的城市商业银行。按贷款行业划分,晋商银行贷款比例最高的两个行业是采矿业和制造业,分别占33.40%和24.84%,两者之和超过贷款总额的50%。毫无疑问,当山西采矿业和相关制造业遭遇打击时,晋商银行的贷款将很难增长,甚至增加不良贷款的比例。此外,晋商银行单一最大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和单一最大客户贷款集中度较高,分别于2015年达到14.04%和7.35%。近三年内,晋商银行对公司贷款的比例不断上升,从2013年的78.77%增长至2015年的87.17%。由此可见,晋商银行公司贷款比例较高,且贷款客户多为矿产公司和制造企业,这就为银行的发展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3. 业务单一,收入结构不合理
晋商银行2011年-2015年年报显示,利息收入占比较高,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超过85%,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比例较低,而随着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的提升,晋商银行的净利润增长率基本呈下降趋势。晋商银行的收入结构与其所开展业务有很大关系。通过对太原市晋商银行多个网点进行调查,发现存款业务和融资业务在各个网点中所占比例最大,尤其是存款业务,而结算、理财等业务相对较少,并少于附近其他股份制银行。晋商银行结算、理财类业务相对较少一方面与自身市场定位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晋商银行成立之初就以大客户和存贷利差为主导,而在中小客户市场所占份额较少。
4. 拨备覆盖率高,资金利用效率不高
自2011年以来,晋商银行拨备覆盖率保持高增长,2012年和2013年均超过400%。拨备覆盖率最佳状态为100%,过低存在准备金缺口,过高则拨备金多余,导致利润虚降。
结合晋商银行所处经济环境,拨备覆盖率过高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贷款企业经营状况较差,为减少不良贷款,紧缩信贷,在计提准备金不变的情况下,拨备覆盖率随不良贷款率的降低而提高;二是银行为防范准备金缺口,在不利的市场环境下计提更多的准备金来预防风险。
综上所述,无论是全国范围内城市商业银行的普遍情况,还是晋商银行特殊的发展历程,存在一个共同的问提:市场定位。正是在盲目的市场竞争中,以服务地区经济为主的城市商业银行在发展中迷失了方向,与大型商业银行和大型股份制银行同质同构,直接对抗,而存贷比低、利息收入比例过大以及拨备覆盖率过高等现象都是在与大银行激烈的竞争后导致的。
四、总结和对策建议
在我国经济良好发展的形式下,城市商业银行进入了一个高速成长期,成为地方性金融机构新发展的代表。一是因其规模较小,从客户反馈到决策再到实施措施的时间和成本均远远小于大型银行,从而能够以最小的成本为客户提供最优的个性化服务,而不只拘泥于大客户和存贷款业务。二是具有地域优势,中小企业长期以来面临融资难的问题,以山西省为例,在由资源型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大批中小企业急需资金的支持,但由于企业规模小、信誉值不高,大银行向其贷款成本高,往往不被看好;而晋商银行在当地发展,对当地情况更加熟悉,能够以较低的调查成本和监督成本进行中小企业贷款项目。但在自身建设与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定位不明确,由于晋商银行发展时间较短、规模较小,在很多业务上难以与大银行竞争,尤其是面对大客户,与大银行“同质同构”,依靠向煤炭、钢铁类企业贷款获取利润。为了促进晋商银行更好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的增长,必须寻找与自身条件相适应的发展道路。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 优化组织架构,明确市场定位,坚持服务中小微企业
银监会提出“服务中小微企业是城市商业银行的天职”,定位中小微企业市场不仅是政策导向,也是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要在中小微市场形成自身特色,就要优化组织架构。晋商银行要明确市场定位,统筹推进小微金融业务发展。山西省个人贷款近几年发展迅速,一方面是山西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政府鼓励小微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山西省人均GDP增长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汽车贷款和住房贷款成为一个增长点。在山西经济转型期,晋商银行应该积极调整所面向的客户群,将更多精力放在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和个人贷款上,既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又避免在传统产业衰落过程中发展停滞。
2. 调整贷款结构,优化信贷投向
在支持传统产业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信贷结构,加大扶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力度,向产业转型、生态治理、城乡统筹和改善民生四大转型领域提供贷款,为山西省经济转型和综改试验区建设积极有效的金融支持。
3. 调整收入结构,推进财富管理业务
若要保持健康发展并实现净利润高增长,晋商银行必须调整收入结构。科学合理的业务及收入结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在未来发展中要扶持优势中小客户,积极推进财富管理业务,促进收入结构从以存贷利差为主向利差收入和非利差收入并重的转变。此外,互联网金融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第三方支付挤占了一定的结算和银行理财产品市场,以余额宝为例,虽然将资金存入余额宝实质上是进行货币基金投资,和活期存款性质完全不同,但由于其面对的是小额的闲散资金且安全性和收益率相对较高,人们很容易忽视其风险性而通过第三方支付方式结算和理财。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晋商银行应发展自身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服务取胜。
4. 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晋商银行应加强风险管理,减少不良贷款,降低拨备覆盖率。过高的拨备覆盖率会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并减少利润。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晋商银行应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发展状况调整经营策略,合理利用资金。
5. 政府予以相应扶持
城市商业银行对地方经济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晋商银行是以太原市商业银行为基础组建而来的,晋商银行的成立确立了政府控股的地位。按照山西省政府部署,晋商银行是山西省属大型金融企业,地方政府的扶持也有利于晋商银行顺利转型,因此,地方政府应予以积极支持,互惠互利,实现双赢。
综上所述,晋商银行的发展受到了多个因素的影响,因此从明确市场定位、大力发展小微企业、调整信贷及收入结构、降低不良贷款率等方面进行规范和完善,对于晋商银行的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多重方面的改革下,晋商银行必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摘要：当前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进入瓶颈期,本文调查了晋商银行的发展现状,通过对晋商银行财务数据分析其经营中存在的问题,认为盲目性发展和市场定位不明确是阻碍晋商银行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并针对晋商银行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晋商银行,经营,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王去非,应千凡,焦琦斌,易振华.美国中小银行“倒闭潮”的回顾与启示[J].银行家,2012(1).
[2]王剑雄.晋商银行:打造理财市场新势力[N].新晋商,2011(5).
[3]游盛华.城市商业银行与地方经济发展关系研究[D].2014(3).
[4]欧阳青东,彭洁.城市商业银行年报信息披露的统计分析[J].财会与统计研究,2013(2).
晋商银行 篇2
2017年晋商银行晋城分行、长治分行招聘50人公告
根据晋商银行晋城分行、长治分行机构建设发展规划和业务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员工，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晋城分行招聘公告
（一）客户经理(9名)工作地点：晋城市城区 岗位职责：
1.负责搜集市场客户信息，筛选优质客户，对目标客户设计营销方案，预约和拜访客户，并进行客户关系维护；
2.负责客户的直接营销，组织相关业务开展； 3.负责完成客户存款、贷款、中间业务的营销工作；
4.负责客户的放款审批中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办理授信额度内的具体业务；
5、负责相关客户授信业务的贷后检查等贷后管理工作，贷款本息回收等贷后管理工作； 6.负责移交风险管理部认定的符合移交条件的不良资产，并协助进行不良资产的清收。应聘条件：
1.认同晋商银行的企业文化、经营理念及战略目标，具有较强的责任心、事业心和开拓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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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操守，团结协作、甘于奉献、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无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3.户籍要求为晋城市辖内人员；
4.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士及以上学位，经济、金融、会计等相关专业，有2年以上银行从业经历，35周岁以下（1982年12月1日以后出生）；
5.在公司、零售业务的市场调研、产品创新、产品推介和营销等方面有较强的经验和技能； 6.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招聘条件。
（二）大堂经理（2名）工作地点：晋城市城区 岗位职责：
1.迎送、引导、分流客户，耐心解答客户咨询，指导客户填写各类凭证及业务办理； 2.负责受理客户和协调客户投诉及突发事件；
3.负责维护营业网点正常工作秩序及处理大堂日志，并向上级反馈相关信息； 4.及时完成网点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应聘条件：
1.认同晋商银行的企业文化、经营理念及战略目标，具有较强的责任心、事业心和开拓创新精神；
2.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操守，团结协作、甘于奉献、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无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3.户籍要求为晋城市辖内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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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士及以上学位，经济、金融、会计等相关专业，有2年以上银行从业经历，35周岁以下（1982年12月1日以后出生）；
5.相貌端庄、形象气质佳、有亲和力，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和协调沟通能力，服务意识及营销能力强；
6.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招聘条件。
（三）理财经理（2名）工作地点：晋城市城区 岗位职责：
1.负责开拓目标市场，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全方位的理财服务； 2.负责与客户进行业务联络和沟通，维护客户关系； 3.负责组织客户进行理财知识的系统培训； 4.负责本行的各类理财活动的组织、策划和执行。应聘条件：
1.认同晋商银行的企业文化、经营理念及战略目标，具有较强的责任心、事业心和开拓创新精神；
2.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操守，团结协作、甘于奉献、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无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3.户籍要求为晋城市辖内人员；
4.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士及以上学位，经济、金融、会计等相关专业，有2年以上银行从业经历，35周岁以下（1982年12月1日以后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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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貌端庄、形象气质佳、有亲和力，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和协调沟通能力，服务意识及营销能力强；
6.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分析判断能力，良好的公众演讲和书面表达能力，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具备一定的客户服务经验；
7.具有AFP或CFP资格证书、保险、基金从业证书者优先； 8.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招聘条件。
（四）综合柜员（10名）工作地点：晋城市城区 岗位职责：
1.按照业务操作规程和行业监管要求做好岗位权限内的各项柜面业务工作，按柜面服务规范标准执行流程窗口服务；
2.负责大额、可疑反洗钱的采集和报送；负责大额收付、可疑交易的登记；对所有岗位权限内需要授权的业务进行授权，可做所有查询类交易，打印网点轧帐表、现金出入库审批、监督现金库管员大宗款项出入库后随时核对库存、不定期对现金业务实行监督和检查； 3.负责准时准点送交票据，保证票据在途的安全性； 4.负责现金管理、反假币及残币回收及抵质押品管理。应聘条件：
1.认同晋商银行的企业文化、经营理念及战略目标，具有较强的责任心、事业心和开拓创新精神；
2.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操守，团结协作、甘于奉献、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无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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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户籍要求为晋城市辖内人员；
4.同业人员：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士及以上学位，经济、金融、会计等相关专业，有2年以上银行从业经历，35周岁以下（1982年12月1日以后出生）；
非同业人员：全日制二本B类及以上学历，学士及以上学位，经济、金融、会计等相关专业，年龄要求在28周岁以下（1989年12月1日以后出生），要求仅为2016年、2017年毕业的应届毕业生；
5.相貌端庄、形象气质佳、有亲和力，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和协调沟通能力，服务意识及营销能力强；
6.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招聘条件。
（五）办公室综合岗（2名）工作地点：晋城市城区 岗位职责：
1.负责支行办公室各项工作； 2.负责支行后勤保障工作。应聘条件：
1.认同晋商银行的企业文化、经营理念及战略目标，具有较强的责任心、事业心和开拓创新精神；
2.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操守，团结协作、甘于奉献、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无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3.户籍要求为晋城市辖内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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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业人员：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中文、汉语言文学、新闻学、文秘等相关专业，有2年以上银行从业经历，35周岁以下（1982年12月1日以后出生）；
非同业人员：全日制二本B类及以上学历，学士及以上学位，经济、金融、会计等相关专业，年龄要求在30周岁以下（1987年12月1日以后出生），要求仅为2016年、2017年毕业的应届毕业生；
5.能够熟练运用操作各种办公设备及软件，有良好的文字功底和沟通协调能力，服务意识强； 6.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招聘条件。
二、长治分行招聘公告
（一）客户经理（10名）工作地点：长治市长子县 岗位职责：
1.负责搜集市场客户信息，筛选优质客户，对目标客户设计营销方案，预约和拜访客户，并进行客户关系维护；
2.负责客户的直接营销，组织相关业务开展； 3.负责完成客户存款、贷款、中间业务的营销工作；
4.负责客户的放款审批中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办理授信额度内的具体业务； 5.负责相关客户授信业务的贷后检查等贷后管理工作，贷款本息回收等贷后管理工作； 6.负责移交风险管理部认定的符合移交条件的不良资产，并协助进行不良资产的清收。应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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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同晋商银行的企业文化、经营理念及战略目标，具有较强的责任心、事业心和开拓创新精神；
2.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操守，团结协作、甘于奉献、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无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3.户籍要求为长治市辖内人员；
4.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士及以上学位，经济、金融、会计等相关专业，有2年以上银行从业经历，35周岁以下（1982年12月1日以后出生）；
5.在公司、零售业务的市场调研、产品创新、产品推介和营销等方面有较强的经验和技能； 6.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招聘条件。
（二）理财经理（3名）工作地点：长治市长子县 岗位职责：
1.负责开拓目标市场，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全方位的理财服务； 2.负责与客户进行业务联络和沟通，维护客户关系； 3.负责组织客户进行理财知识的系统培训； 4.负责本行的各类理财活动的组织、策划和执行。应聘条件：
1.认同晋商银行的企业文化、经营理念及战略目标，具有较强的责任心、事业心和开拓创新精神；
2.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操守，团结协作、甘于奉献、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无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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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士及以上学位，经济、金融、会计等相关专业，有2年以上银行从业经历，35周岁以下（1982年12月1日以后出生）；
5.相貌端庄、形象气质佳、有亲和力，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和协调沟通能力，服务意识及营销能力强；
6.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分析判断能力，良好的公众演讲和书面表达能力，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具备一定的客户服务经验。
7.具有AFP或CFP资格证书、保险、基金从业证书者优先； 8.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招聘条件。
（三）综合柜员（9名）工作地点：长治市长子县 岗位职责：
1.按照业务操作规程和行业监管要求做好岗位权限内的各项柜面业务工作，按柜面服务规范标准执行流程窗口服务；
2.负责大额、可疑反洗钱的采集和报送；负责大额收付、可疑交易的登记；对所有岗位权限内需要授权的业务进行授权，可做所有查询类交易，打印网点轧帐表、现金出入库审批、监督现金库管员大宗款项出入库后随时核对库存、不定期对现金业务实行监督和检查； 3.负责准时准点送交票据，保证票据在途的安全性； 4.负责现金管理、反假币及残币回收及抵质押品管理。应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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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操守，团结协作、甘于奉献、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无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3.户籍要求为长治市辖内人员；
4.同业人员：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士及以上学位，经济、金融、会计等相关专业，有2年以上银行从业经历，35周岁以下（1982年12月1日以后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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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貌端庄、形象气质佳、有亲和力，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和协调沟通能力，服务意识及营销能力强；
6.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招聘条件。
（四）办公室综合岗（3名）工作地点：长治市长子县 岗位职责：
1.负责支行办公室各项工作； 2.负责支行后勤保障工作。应聘条件：
1.认同晋商银行的企业文化、经营理念及战略目标，具有较强的责任心、事业心和开拓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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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业人员：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中文、汉语言文学、新闻学、文秘、计算机等相关专业，有2年以上银行从业经历，35周岁以下（1982年12月1日以后出生）；
非同业人员：全日制二本B类及以上学历，学士及以上学位，经济、金融、会计、计算机等相关专业，年龄要求在30周岁以下（1987年12月1日以后出生），要求仅为2016年、2017年毕业的应届毕业生；
5.能够熟练运用操作各种办公设备及软件，有良好的文字功底和沟通协调能力，服务意识强； 6.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招聘条件。
三、招聘相关事项
1.报名时间
2017年12月11日至12月25日 2.报名方式
所有应聘人员可登录中华英才网官方网站进行报名，报名请注明应聘岗位，每人限报一个岗位。3.招聘工作将按照网上报名、初选、笔试、面试、体检等程序进行；应聘人员一经录用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4.凡未收到邮件和电话则属于没有通过晋商银行初选。5.晋商银行将对应聘者信息严格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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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1日
报名入口：http://www.yinzhaowang.cosm/other/shehui/13712.html 来源：晋商银行
本文由 银招网 整理发布
晋商银行 篇3
《中国商人》:战时拼武力,和平年代拼经济。商业时代,全球各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商帮(商会组织)热”。在《晋商之死》一书中,你对以晋商为首的中国十大商帮的沉浮,对今天新兴的商帮热多有批评,是什么原因引发了你的这些思考?
木萱子:正如《晋商之死》一书开头几句话: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什么声势最浩大?商帮。目前公开号称商帮的在中国不下六十支队伍,就连商帮类的媒体,公开面世的竟然也达到了近三十家。
商帮之所以热,有两个推手,一个是地方政府,一个是商人自己。现在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是排在第一位的,如何凝聚日渐分散的本省籍商人,与在本省打拼的外省籍商人联络感情?弄一个组织,挂一面大旗,文化搭个台,经济来唱戏,核心是经济。政府希冀能以商帮的概念将自己希望团结的商界精英团聚在商帮的大旗下,画个圈,种俩枣,期冀来年红枣随风摇曳,吃个满嘴甜与脆。而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还不是完全的尽人意,许许多多的事情需要商人去勾兑与沟通。单个的勾兑沟通成本太高,怎么办?抱团,依靠个组织,这也是中国人的习惯。团结就是力量嘛!有这样一个平台,大家互相认识,做起生意来也是知根知底,而且信息互通,自然是锦上添花。上可与政府对接,有事好说话,下可遇事有组织,勾兑沟通简便。于是,政府大旗一挥,商人自然呼应,反正又不费什么劲,商人们何乐而不为?由此,你看,各地商帮是持续升温,诸多省市每年召开商帮大会,群英聚会,场面宏大,政商交流,皆大欢喜。目前高温不退的商帮热背后,是对商帮精神诠释的大雷同与粗糙演绎,还有一种急功近利的迫切。
也正因为双方的目标明确,急功近利,因此商帮热中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耐人寻味的事情,比如李彦宏,高中毕业前在山西,创业等等都离开了山西这个环境,但还是被列选为新晋商联合会的副会长。与李彦宏同样的,还有远在台湾的郭台铭,等等。实际上,把李彦宏列为晋商,尚能接受,毕竟这孩子爸妈是山西户口,自己也是地道的山西人。可是,有一部分人面对商帮就有点让人啼笑皆非了。比如,父亲是河南的,母亲是新疆的,自己出生地是山西,可是创业在山东,现在企业在陕西、四川等地都有,娶的媳妇是重庆人,孩子在新加坡,你说他算是什么商?实际上,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商业要素及人口流动越来越快,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多,用商帮来聚集商界精英,显然是不够的。只不过,就像皇帝的新装,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各取所需,乐呵呵地在商言商,如此而已,何必较真?如何较真?正如《晋商之死》一书一再强调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这句话,当是晋商乃至一切所谓商帮、商人奔波的核心要义。
之所以写《晋商之死》,就是因为我本人在与各商帮、地方政府长期的接触中,充分地感受到各地在推崇商帮文化中的这种粗糙与急功近利,甚至是赶集式运动式的。正如《晋商之死》一书中所写:“商帮热”在全国持续高温,我们问:把“晋商”的标签贴到徽商、闽商、浙商等等商帮身上,是不是都是通用的?面对额头上的皱纹都相似的商帮祖宗,我们该如何跪拜、承继?我们是不是该深刻地思考: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们怎么能如此苍白地去解读祖宗的精神?
正是基于这样的忧虑,我最后决定来写一个有关商帮批判与思考的东西。而选择晋商,一则是因为,晋商当年就位列十大商帮之首,他能代表过去时的商帮,二则,商帮复兴晋商又是排头兵,声势也最浩大。引人瞩目的是,晋商这几年在全国引发的事件与议论也较多。更为让人瞩目的是,山西人对老祖宗的推崇与痴迷。你和山西人交往,你会发现,不论社会职务高低,每个人一谈起晋商,一谈起老祖宗的那种辉煌,是多么地兴奋与陶醉。这种痴迷与沉淀一方面让我很感动,另一方面也让我感到很沉重。正如《晋商之死》一书中所说:狂热地追捧昔日的荣耀实际往往是因为无法面对眼前一地鸡毛的现实;狂热地把祖宗的讨饭棍搽得锃亮实际往往是因为自己手中连一根木棍都失去了。而狂热地挖掘堆砌演绎粉饰昔日的所谓优秀而对问题、缺点、劣根性视而不见时,会发生严重的后果——不是被雪藏就是噎死人。历史已经用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许多曾经的狂热与追捧是怎样地噎死人。都二十一世纪了,我们不该再发生这样的悲剧与蠢事。人,不能一直站在功劳薄上,怀念过去的辉煌,不能总躺在所谓的历史与传统上,唱祖先骂孩子叹现在,不能总是唱那曲魂牵梦绕的苦情戏。
于是,在晋商热中,在全国性的商帮热中,我们选择了拨开晋商文化的灿烂与厚重泼凉水。我们来对晋商做一次深入的反思,反思晋商在五百年辉煌中的不辉煌,辉煌中展现的劣根性;我们反思“新晋商”热中的不正常,不正常背后的东西……就像我们面对一个皱纹满面的老妇,在关注她的深沉、沧桑与风韵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她的心苦与悲哀,这样,也许会心灵相通,也许会在以后的路上,让我们都不再蹒跚。
我们希望,在这本书中,每个读者看到的,都不应仅仅是晋商,他应该是商帮的代名词。
《中国商人》:有人提出“新晋商”的概念,并且政府也在力推,您赞同这样的提法吗?
木萱子:正像前面所说,商帮的概念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有点伪命题的概念了。商帮存在的环境、人群等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新晋商”也罢,别的商也罢,它的提出与被热捧,有前面所述的特殊社会背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现阶段还没必要一棍子打死或用什么帽子去闷死它。我们需要的是,如何清醒地认识,然后循序渐进地积极地推动它改良与发展,直至最后让它安静地、顺畅地死去,还原成真正的、符合时代的商业群体。
不要搞经济的时候就净想到挖祖坟,把老祖宗抬出来涂脂抹粉说事儿。老祖宗是用来敬奉的,不是拿来利用的。
《中国商人》:什么情况下的“商帮热”你认为是正常的?什么情况下的“商帮热”是你坚决反对的?
木萱子:核心问题是,商帮大旗是怎么竖的?干什么用的?如果竖一杆大旗,团结、引导这个大旗下在市场经济中搏击的商人,研究、解决商人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总结经验、引领发展方向,相互分享交流,那么,这样的“商帮热”是可以理解的,在现阶段也是需要的。如果竖一杆大旗,疯狂地给老祖宗脸上粉饰,涂抹脸谱,然后将现在的商人划分群体,紧盯招商引资,直奔利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么,商帮被带进沟里面去就成了必然。
晋商之死,死去的是精神
《中国商人》:那些煤老板算新晋商吗?煤老板究竟算不算“新晋商”确实在山西引发过争议。这种争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目前山西商人的状况怎样?
木萱子:“新晋商”概念的提出与被热捧,是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下,山西方面面对煤老板造成的各种不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迟缓等等问题而开展的一种“挽救行动”,山西省官、商、学界意图重新塑造山西商人的形象,也试图借助“新晋商”运动实现已经有些微软的山西人精神的重振,给举而不坚的山西经济注射一支强心剂。中国有句古话,知耻近乎勇,以“新晋商”概念的提出为分界岭,山西方面复兴晋商的狂热努力很容易被理解,也应该被理解。
但是正如《晋商之死》一书所写的,“其他名号的商人们都平静地把XX商帮的帽子戴在头上,该干嘛干嘛去,唯独山西,关于新晋商的命名却引发了新的争论。树立标兵自然需要公示候选条件,可是,山西方面是直接推出结果,披红戴花时似乎忘了阐释这些人为什么是新晋商的代表,进入新晋商队伍需要什么条件,于是高调、高规格、大动作之下,新晋商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尴尬局面:到底谁是新晋商?煤老板算不算新晋商?”结果很明显,山西方面把煤老板排除在新晋商之外。“新晋商” 这张名片的制造者们明显无意将这一头衔奉送给煤商。
关于煤老板算不算新晋商的这场争论,其实质是“新晋商”这顶帽子是干什么用的。如果“新晋商”这顶帽子是想用来团结山西商人,共同学习共求发展,在发展中提高队伍素质,那么,“新晋商”里面自然应该包含煤老板,也包括其他老板,只要是山西商人,只要有求发展谋效益的目的,那么,大家都是一个战壕的,大家一起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起把这面旗帜扛得随风招展呼呼啦啦。如果“新晋商”仅仅是顶礼帽,是用来遮丑的,是用来粉饰脸面的,那么,佩戴此礼帽的人自然长相就有要求了。你那一脸煤灰一身铜臭的煤老板怎么能进来呢?
也许是争议不断,也许是工作量浩大,新晋商目前的队伍状况等等,目前山西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详尽的资料,于是,漫天都是新晋商的口号与旗帜,结果谁是新晋商,新晋商有多少,新晋商们目前到底是什么状况,无人回答。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死去的是什么?
木萱子:要问死,先说生。晋商是什么?实际上这两个字上面更多地是承载体现一种商业精神、人文精神。我们回望综观晋商的发展轨迹,有一点应是共识:晋商之所以能够成就其大,首先在于晋商在商业实践中深深地践行了经商乃做人之道。中国传统文化滋润下的晋商,其商业经营总是在社会规范中进行。他们把做人之道应用到了经商之道:以德养身,以诚养心,以义制利。晋商最好的品质就是诚信、重义、敬业、谨慎、团队精神。晋商把修身养德作为一生的事业,很注重修私德以养公德。将修身养德放在第一位的商人,才能真正称得上商人。此乃晋商精神之要义。
那么,晋商之死,死去的是什么?死去的是这种精神。《晋商之死》一书中列举了大量活生生的、触目惊心的事实,实际上就是说,晋商死了,核心是晋商精神的死去。老晋商因为精神的勃发而兴盛,因为精神的逐渐疲软而死去,新晋商“人本精神”一时半刻无法建立起来,于是,干脆,不如让晋商安静地死去,另觅重振这一群体精神的良方,而没必要抱着一个帽子意淫,费时间没效果。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死于谁手?内因还是外因?是被谁“掠夺”,被谁夺走“精气神”?
木萱子:多年来,我们的许多所谓专家将晋商的衰落、死亡归结于战乱、时局、列强入侵等等,实在是肤浅的解读。晋商死于谁手?《晋商之死》一书非常明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晋商死于自己手中。内因决定本质,外因只是表象。是暴富之后的文化缺失,是信仰的缺失,让晋商在暴富中戛然死亡。同样,因为晋商们最为宝贵的进取开拓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存在的似乎只是埋怨与愤懑,还有恬不知耻的骄傲,就这样,晋商被自己夺走了“精气神”。如一怨妇,面对一个破败的家庭,声声控诉的是公公的不是、邻居的不良、村落位置的不佳,全然忘记自己曾经的淫荡与放纵挥霍。
《中国商人》:晋商从事的大多是金融和贸易,而现在的金融和贸易中心,都转移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现在的山西,还有没有可能再重现传统意义上的晋商?
木萱子:重现传统意义上的晋商?具体含义是什么?是指恢复晋商队伍当年的强盛,还是再现当年晋商称雄世界的金融、贸易业务?实际上,这两者都不可能。《晋商之死》一书中已经非常明确地回答了一个问题:三晋文化已经由精神文化逐渐向世俗文化跌落,世俗文化在山西已经表现的酣畅淋漓触目惊心,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文化衰落的时候,新晋商崛起哪里来的营养?而这种文化的给养,岂止十年、几十年能解决的?当一个群体的灵魂失去文化的支撑,当一个群体步入当代经济社会而没有与之同步的当代文明支撑,那么,谈什么商业精神谈晋商的辉煌再现?
不再呼喊“仁义道德”才是正常的
《中国商人》:我们都知道晋商最讲诚信,但您对晋商的诚信却有所怀疑,认为诚信是在利益驱动下的诚信?即使这样,难道诚信不也是过去和现在都急需弘扬的吗?
木萱子:《晋商之死》一书用大量的篇幅来论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的信仰,与之对比的是犹太人的信仰。中国各民族信的神加起来差不多近四万个之多。在中国敬神是一件容易的事,成仙也是一件容易的事,人可以成仙,动物也可以成仙,一棵树一朵花,一块砖头一片瓦砾均可成仙。可以说,中国人善于造神乐于敬神,只要需要或者形势到了,就有一个神出来。中国古代的造神运动,尤其是把人神化成神,大多都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中国人拜神是出于一种功利性的目的:遇到事情或有事相求,就烧柱香,供给个馍馍、水果之类的,跪着闭眼说两句好话,就希望诸位神灵能让自己心想事成,承诺真的心想事成后厚礼答谢。呵呵,如果不能如愿,对不起,不谢是理所应当的。因此,中国人敬神是比较务实的,是想祈求得到现成的利益,利用的杠杆就是以小博大。这就是《晋商之死》所述的:中国的商人讲究信义其终极目的是为更好地发财。这是一个残酷的一般人不愿意深思的本质问题。而这是商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也是由于不仅仅山西人,包括其他区域的中国人其价值观、信仰所决定的。
基于利益的驱动而讲究诚信,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中国人不是一直在讲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爱财是人的本性,但是讲求“道”,这个“道”就包含诚信。因此,讲求诚信,从古至今,都是我们呼唤、弘扬的,尤其在目前中国太缺乏商业精神与商业人文环境的大背景下。晋商热的背后也与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商人》:你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像“仁义道德之类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价值不再需要被强调了”这个观点引起了一些晋商网友的质疑,请问你真实的看法是什么?
木萱子:过份地强调某一个东西,往往是因为这个东西已经物以稀为贵了,或者频临灭绝了。你看看,凡是打出旗号保护的,都是稀少濒危的。同样的道理,“仁义道德”是一个人、一个社会最起码应该具备的,而我们现在却缺乏到整天呼吁呐喊,这是一种悲哀,一种深深的悲哀,我们的社会已经在最起码的社会价值体系上出了问题。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强调仁义道德这些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价值了,就说明我们正常了。
《中国商人》:企业和一些商业组织,应不应该把“仁义道德”之类的东西作为企业精神或者商帮精神的一部分?
木萱子:既然说“仁义道德”是一个人、一个社会必须具备的价值,那么,此类东西作为企业精神或者商帮精神就画蛇添足、欲盖弥彰了。不能把不正常的当正常的去做,不能把正常的份内的事情做成需要奖励、鼓励的事情。
《中国商人》:怎样的商业势力和企业是你所尊重的?
木萱子:《晋商之死》里面反思的是晋商是怎么死去的,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官商勾结、信仰缺失、文化世俗化等是晋商不死是不可能的核心原因。那么,怎样的商业势力和企业会让人产生崇敬与推崇?阳光下,依靠自己的商业理念与商业精神,百折不挠,践行一个企业的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心系员工,放眼全球,创造财富,追求卓越,如此的企业当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企业。
《中国商人》:为什么说晋商是黑社会,这样的说法是否有点耸人听闻?
木萱子:这个概念有点偏离《晋商之死》一书的本意。并不是说晋商就是黑社会,而着重强调的是晋商采用了黑社会化的组织管理形式。《晋商之死》一书在这一章节开头也强调了:别一提“黑社会”就紧张,同时分析指出现代社会的“黑社会”与近代的“黑社会”是有所区别的。
《晋商之死》一书从晋商票号的起源、敬仰与道德、号规等等方面与“黑社会”内部的组织管理模式进行了一一对比,脉络清晰地指出,晋商票号其组织管理体系与“黑社会”的管理体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注意,是内部组织管理体系的“黑社会”特征,而不是说晋商就是“黑社会”,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晋商之死》一书之所以大篇幅地对比晋商票号与“黑社会”的相似之处,是想说明晋商最后衰败的内部组织管理原因。晋商票号内部的这种封闭性、结构的森严性等,恰恰会逐步影响到其组织内部的更新,以及与外界的吐故纳新。当一个组织渐渐封闭起来的时候,它也就离死不远了,尤其是国门大开世界逐渐融合的时候。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中国商人》:你在书中指出“晋商是黑社会”,我仔细读过,发现你说的现象其实在过去的“十大商帮”中都存在,一些网友也不理解,为什么你单单指出“晋商是黑社会”?
木萱子:前面提到了,看《晋商之死》,跳跃的文字里不只是晋商之死,这本书想说的是商帮之死,包括晋商,也包括陕商、徽商等等。
《中国商人》:从晋商精打细算的另一面,我们看到了“山西人九毛九”,“抠”,这是外人的偏见?还是山西人把自己给“妖魔化”了?
木萱子:性格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是看你碰到的人欣赏这一性格与否,看这一性格与面临的事情、时机是否相吻合。同样,说山西人“九毛九”,并不是偏见,或者说“妖魔化”。正如《晋商之死》一书中所述,这是山西人的一个双重性格特征。既然是双重性格特征,那么,就看这种性格在什么样的环境、用在什么地方。《晋商之死》一书就用历史故事告诉人们:在双重性格的背后,是山西人在历史沉淀下逐渐浓郁的“精于算计”的特质。山西人“九毛九”的性格让山西人精打细算,成就了一大批晋商,同样也由于“九毛九”的性格而在一些事情上勾心斗角,结果在某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贻误战机,终成千古恨。
不要一看到姑娘的红酥手,就能想到红裹肚
《中国商人》:在影视剧的推波助澜下,晋商热了几年了,并且还带动了山西旅游等产业。无数游客被大院的宏伟所震惊,数不清的观众为“乔致庸”们击掌赞叹。可是您却要“拨开华丽外衣看那丑陋与劣根性”。纵观全书,都是在写晋商的缺点,尤其在最后部分还要“打倒晋商”。为什么这么说?《晋商之死》,我看到很多网友说这个名字让人不舒服,而且你还提出“打倒晋商”这样的主张,有人说你有文革情结。你如何看待这些读者对你的“不理解”?
木萱子:《晋商之死》一书到底想干什么?这也许是许多人的疑问。全书写的并不是晋商的缺点,而是写“晋商是怎么死的”。也就是说,《晋商之死》是想让人们在晋商热中,在全国性的商帮热中,拨开晋商文化的灿烂与厚重泼凉水,来对晋商做一次深入的反思,反思晋商在五百年辉煌中的不辉煌,辉煌中展现的劣根性;我们反思“新晋商”热中的不正常,不正常背后的东西。当全民狂热地沉浸在过去的时候,他们的背后,也许恰恰有难言的痛楚与心酸,狂热的背后往往是无法面对的现实,是一种无望式的自慰;当一种思想让他的追随者不加思辨地反过来倒过去挖掘深度与意义的时候,也许就恰恰缺失了传承与发扬过程中应有的反思。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任何怀旧心结,留恋过去的辉煌,向后看,都是一种裹足不前内敛自守畏缩惧怕的社会心态,而非开拓创新精神;任何狂热痴迷则是因为自己的精神萎靡的太久,已经缺乏自立辨析质疑的思想与勇气。《晋商之死》最后高喊“打倒晋商”,就是想以一种方式告诉人们:人,不能一直站在功劳薄上,怀念过去的辉煌,不能总躺在所谓的历史与传统上,唱祖先骂孩子叹现在,不能总是唱那曲魂牵梦绕的苦情戏。
同时,“打倒晋商”是想毫不隐瞒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打倒虚假粉饰商帮的行为,打倒以商帮大旗为幌子而急功近利直扑经济利益的行为,打倒那些一切不利于中国商人进步的商业文化观念,打倒包括山西“晋商”之外的所有中国一切地域的腐朽的落后的“商人”的“商业文化”。如此,中华民族进步得会更快。
“文革”对我来说很陌生,因为我是七十年代生人,我出生时“文革”已经逐渐远去。这是想说,一则我本人没有受“文革”影响,二则我本人对“文革”也很陌生。而现在,一出现“打倒”之类的词语,一看到大大的标语带个感叹号,许多人就立马能想到“文革”,一看到姑娘的红酥手,就能想到红裹肚,一听高跟鞋的节奏声,就立马想到女人的蛮腰,这是一种病症式的条件反射。我们不能像那老和尚一样还在念叨“女人都是老虎”,我们应该提倡一种纯净的思维,就事论事,就手说手,而不敢一说手就想到了更多的部位,这样下去,会逐渐造成环境污染,进而影响大家的健康。
“打倒晋商”,是一种主张,更是一种态度,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面对各类商帮的传奇咿咿呀呀登台,唔里哇啦开场,帷幕后面是哗啦哗啦的算盘声,我们,需要非常坚决、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在学习、传承的基础上,毅然转身,去奔向更宏伟的目标,以更切合现实的精神与状态奔赴新的辉煌。而不能恋着自己的祖宗,恋着自己的那点小成绩放不开。小格局里面能唱出大戏来吗?小格局里能沉淀或者复兴中国商业百年大计的文化基因吗?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是一死到底了吗?有没有剩下一些东西让今天的我们继承?如何传承解读老祖宗的商业精神?
木萱子:爱之切,痛才切。同样,说晋商之死,是想让晋商永垂不朽。说晋商、骂晋商,是因为爱晋商。我与晋商无关,便不会再牵挂晋商。晋商的辉煌与黯淡,重生与崛起,都将牵动的目光。出版《晋商之死》一书的主旨,正是如此。因此,晋商死了,不是一死到底,而是寻求重生,寻求一种凤凰涅槃的途径。
晋商给子孙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晋商在五百年的商战实践中积淀了太多的商业思想与精髓,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汲取其中的精华并发扬光大,尤其在目前中国太缺乏商业精神与商业人文环境的大背景下。晋商其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等至今彰显光芒,让后人慨叹的同时学习借鉴。基于此,《晋商之死》一书呼吁:以理性的、科学的、细致的态度去解读老祖宗的商业精神,不能把“晋商”的标签贴到徽商、闽商、浙商等等商帮身上,都是通用的?不能让我们面对的商帮祖宗额头上的皱纹都是相似的,如此,我们该如何跪拜、承继?我们是不是该深刻地思考: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们怎么如此苍白地去解读祖宗的精神?
《中国商人》:对于《晋商之死》一书,一些晋商朋友觉得你在跟晋商过不去,一些商会的会长却认为有些道理,你如何看待这种矛盾现象?
木萱子:不矛盾。人和人,就同样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认知与感受才是正常的。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针对同一物件有不同的认知和感受也才是正常的。比如小时候,我看见一棵树的时候,我认为它就是一棵树;长大了后,我看一棵树,发现能寄托一种情怀;再岁数大一点的时候,我看一棵树,能从树上感知有一种精神与哲理。对于《晋商之死》,有些人看到的是故意与晋商过不去,有些看到的是惊醒与鞭策,有些人看到的是用心的良苦与观点的新锐,等等,都可以理解,也都应该尊重。
一直在琢磨《温商之死》
《中国商人》:接下来,你会不会写一些《温商之死》、《徽商之死》之类的书?
晋商与安化黑茶 篇4
2012年11月初, 我们有幸去黑茶故乡———湖南省安化县, 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去时北方的树木早已凋零, 俨然一副冬天的模样了, 但是安化县却还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坐在车内, 透过车窗玻璃, 一路上看到都是民宅、农田和如画般的山水河流。各家都在自己两三层高的住宅四周种满了青菜、甘蔗和桔子树, 不远处的山上长满了竹子、杉木和各种不知名的植物, 路旁仅次于湘江的湖南第二大江———资江在缓缓地流淌着。由于天空还飘着小雨, 所以雾气很重, 在雾气笼罩下的安化有一种格外的朦胧美。
安化县位于雪峰山的北段, 资江的中游, 是湖南省面积第三大县, 县境内的山地面积占到了总面积的81.94%。安化多山、多雾、气候温暖湿润, 适宜茶树生长, 自宋代置县时就有关于制茶的记载, 茶叶销售在清朝达到顶峰, 最盛时县内有茶行300多家, 至今仍有名号记载的百年老字号茶行就有200多家。我们采访的江南镇边江村, 最盛时有11家茶行。茶行与其它各种商铺依江排列, 行人在商铺廊檐下行走, “五里长铺, 下雨不会打湿脚”。边江人自豪地说, 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普通的小村落, 但在当时却是安化县最为富庶的地方, 流传至今的谚语:“江南豆腐, 小淹酒;人参燕窝, 边江有。”说的就是当年人们想吃人参燕窝, 想买人参燕窝, 只能到他们边江来, 别处没有。我们是顺着晋茶商当年的办茶手册———《行商遗要》的指引来到边江的, 因为《行商遗要》的作者说他们当年来安化办茶, 就住在边江村的刘迪吉生记茶行。
二、关于安化黑茶
当年晋商不远数千里, 经历重重考验, 越过重重障碍来到安化, 完全是安化黑茶的魅力。湖南产黑茶的地方很多, 但是安化黑茶凭借其县内所特有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了品质最纯正、优良的黑茶。从初制安化黑茶到现在已有约500年了, 在这500年中起起落落几经风雨。大致可将其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安化黑茶的产生。
安化县很早就出产茶叶, 历来有“先有茶, 后有县”的说法, 唐代著名的“渠江薄片”就出自安化县。自宋代熙宁五年 (1072) 置县, 元祐三年 (1088) 就在资江滨设立了茶场制茶。明洪武二十四年 (1391) 安化上贡“四保贡茶”22斤, 嘉靖元年 (1522) 县内初制黑茶, 因产自湖南省安化县而得名———安化黑茶, 万历二十三年 (1595) 被定为官茶。
2. 安化黑茶的壮大与发扬光大。
在清朝, 安化黑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当时晋商在安化当地大量收购和加工制造黑茶, 并不远万里把他们销往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和蒙古国、俄国、英国等国, 使其曾一度驰名海内外, 每年出口俄罗斯的酒多达数万担, 甚至数十万担。不管是贵族还是贫民都喜欢上安化黑茶, 至今在一些边疆地区还流传着“宁可三日无食, 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
3. 安化黑茶的衰落。
安化黑茶曾一度成为朝廷贡茶, 是古代名茶之一。但是由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时局混乱不堪、社会动荡不安、剥削不断加重和交通梗阻, 商人再也无力去安化办茶。虽然此后以彭先泽为首的安化人经过不断努力, 在安化成功制成黑砖茶, 并不断推进黑茶的发展。但是总体上来看, 却是许多茶园荒废、茶场不再, 安化黑茶产量大幅缩水, 在50年代几近绝产, 以至于其后来在茶叶市场上默默无为。
4. 安化黑茶的再度崛起。
2007年安化县政府决定每年拿出1500万元来发展安化茶叶的生产, 恢复其传统产品的生产, 重塑安化黑茶产销大县的形象;2008年安化黑茶在全国黑茶市场上占有了50%的市场份额;2010年5月25日, 上海世博会湖南 (益阳) 安化黑茶文化日活动在世博会湖南馆隆重举行, 黑茶成为“中国世博十大名茶”, 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2011年, 白沙溪奥运纪念版千两茶以200万元的天价被神秘夺走, 一时间安化黑茶出尽风头;至2012年初, 安化茶园面积已有20万亩, 茶叶产量达到了3.16万吨。
三、晋商与安化黑茶
1. 晋商与安化黑茶的历史渊源。
说到安化黑茶, 就不得不提起当年的晋商。晋商主要指的是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 他们活跃于当时祖国的大江南北, 哪里有人烟、哪里有机遇, 哪里就有他们的足迹。晋商运用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聪明灵活的头脑、坚韧不拔和诚实守信的品质, 在明清时期将其商业称雄于天下, 成为十大商帮之首。晋商经营业务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 小到卖葱卖蒜, 大到经营钱庄票号。而茶叶就是当时晋商所涉及的一大重要行业领域, 安化黑茶就是当年晋商贩卖的一个主要茶叶品种。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后, 晋商就将办茶中心转移到安化一带, 带动了安化茶叶的发展。晋商在安化收购加工茶叶, 并把制好的茶叶通过船运、车运、驼运等方式运往万里之外的新疆、蒙古和俄罗斯等地销售, 使那里的人们认识、了解并喜欢上了安化黑茶。即使几百年后的今天, 那些地方依然还有人记得当年的安化黑茶。而今天的安化人在推销其安化黑茶时, 一定会提起当年的晋商。可以说, 是晋商在几百年前就创造了“安化黑茶”这个品牌, 并使安化人受益至今。
2. 晋商来安化办茶时间。
晋商来安化办茶始于何时, 在现在的学术界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大多学者都认为, 晋商来安化办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后, 由于去福建的道路受阻所以才转道安化;但是以伍湘安为代表的一部分安化本地学者认为万里茶路就始于安化, 晋商来安化办茶要早于福建, 他们的理由除了茶马交易的历史和安化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运输条件外, 还有一个重要物证, 是保留至今的一口古茶钟。根据茶钟上的文字记载, 这口茶钟是晋茶商在清·乾隆28年 (公元1763年) 铸造的。
虽然现在还无法确定晋商开始来安化办茶的准确时间, 但是在笔者看来, 应该比上述两种观点的时间都要早。理由是在1994年从祁县民间征集的《行商遗要》手抄本的最后有一篇题为《中华民国元年九乡人言污谤我号不正变狡, 心中忿怒, 故作此据》的文章, 其中提到“予旧号三和, 齐嘉靖末年来安采办黑茶”, 说明嘉靖末年作者所在的“三和号”就已经来安化采办黑茶了, 而“三和号”就是山西祁县的茶商的一个商号。当然“三和号”也不一定是来安化办茶最早的商号, 所以晋商来安化办茶的时间或许还应该在嘉靖末年之前。
3. 晋商对安化黑茶发展的作用。
最早来安化办茶的商人其实是陕商, 而并非晋商。但却是晋商把安化黑茶推向了其历史最高峰。保守的估计, 从明嘉靖末年到民国初年, 晋商在安化办茶的时间持续了300多年, 在这期间形成了产———运———销一体化的产业链。这给晋商带来无数的财富, 同时也推动了安化黑茶及当地经济的长足发展。
首先, 晋商来安化办茶, 推动了当地茶叶种植的发展, 增加了茶农的收入。若在采茶季节, 茶叶却无人问津, 那么茶叶最后只能化作春泥或者当作柴火般的被烧掉了。相反, 如果市场上购买茶叶的商人络绎不绝, 那么茶农自然就有了种植茶树的积极性。当年大批晋商来安化办茶, 使茶叶变成了畅销品。所以, 当地茶农不断扩大茶叶种植面积, 增加茶叶采摘量, 大大提高了茶农的收入。其次, 晋商来安化办茶促进了当地的就业。办茶的晋商在安化吃穿住行, 推动了当地服务业和商业的发展, 增加了安化人的就业机会。此外, 在安化还需要就地制茶的茶工、编制篾器和篾篓的篾匠、搬运茶叶的脚夫和运输茶叶的船夫, 这些行业需要成千上万的工人, 极大地解决了当地人的就业问题。最后, 晋商来安化办茶还增加了当地的财政收入。在清代, 安化县财政收入主要有地丁赋税、茶课税厘和捐摊款项等, 其中茶课税厘包括茶课、茶税、茶厘和杂项等。即对茶叶除了重征茶税外, 还要征收茶厘、茶捐和其他杂项。其中安化在咸丰六年在小淹设立厘金分局, 宣统二年建立小淹茶厘局, 专收茶厘。宣统元年, 茶课税厘收入5784.4311两, 约占财政总收入的24%。
晋商和安化黑茶是分不开的, 过去如此, 现在亦如此。在过去, 晋商成就了安化黑茶的品牌, 使其名扬四海;安化黑茶赋予了晋商无数的财富, 使其富甲一方。在今天, 安化黑茶可以借助于新晋商的资金, 新晋商可以借助于安化黑茶的茶叶资源, 再次联起手来, 在茶叶市场上闯出一片天, 开创安化黑茶的又一个春天。
摘要：晋商, 一群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 创造了中国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商业奇迹:票号、钱庄、驼帮、万里茶路……。安化黑茶, 中国茶叶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凭借着其独特的做工和口味独树一帜。晋商与安化黑茶的结合更是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传奇, 给晋商带来的是无数的财富, 给安化黑茶带来的是百年不倒的品牌。
关键词：晋商,安化黑茶,行商遗要
参考文献
[1].王伟.安化黑茶崛起探秘[N].中国文化报, 2012.2.15 (1)
[2].安化县志[M].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444-452
晋商精神 篇5
山西商人
晋商精神核心内容
穷则思变，艰苦创业。
逐利四海，开拓进取。振兴民族，忠义爱国。
组帮结会，同舟共济。信誉至上，诚实守义。尊师重教，以人为本。勤奋谨慎，俭约自律。乐善好施，热心公益。
明清晋商的成功之道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晋商的进取精神
1.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2.强烈的开拓精神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3.不畏艰辛，敢于风险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条行初兴，北人赴南省办茶，舟揖**视为畏途，秦必忠坦然无疑，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晋商敬业精神
敬业是中国人民的美德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
山西乔家大院
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
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热衷经营商业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
勤奋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
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
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晋商的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一直有群体精神
山西镖局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商帮群体精神的来源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商帮群体精神的表现形式
山西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
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而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
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地域帮以山西商人来说，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
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份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
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唐朝论新晋商精神五大关键词
“李嘉诚先生的一位得力助手和我说，李嘉诚之所以能够成为华人首富，不是他的决策如何正确，关键是李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发现一个错误之后能够立即改正这些错误。”8月4日，山西大同籍著名营销专家、全球第二大融资类门户网站――融资网首席执行官唐朝在太原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唐朝作为在京工作的山西籍企业家，是很多著名网站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员，他一直利用这些阵地倡导新晋商精神，不久前，美国《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艾西门先生还对他进行了专访。新晋商精神一：忠诚度
人才是第一核心竞争力，您认为新晋商应该树立怎样的人才观？
“培养正确的人才观，其实就是树立正确的新晋商精神。”唐朝认为：“无论是人才，还是新晋商，都离不开忠诚度――对祖国的忠诚、对民族的忠诚、对事业的忠诚、对家庭的忠诚.。”
“物质属性的产品是钱能买来的，精神属性的产品是钱买不来的；忠诚度是属于精神层面的产品，精神层面的产品只能靠精神的交换才能培养出来。”唐朝说。
忠诚度究竟该如何培养呢？
“既然忠诚度是精神产品，那么你就必须用能够满足精神需要的方式去培养。落实到企业家身上，首先就是你的人品，人品是价值观决定的，因此企业家必须具备正确的价值观，没有人会忠诚一个人格龌龊的领导者，只有领导者的思想高瞻远瞩、人格伟岸才能培养出忠诚度。”唐朝说。
为什么要培养人才的忠诚度？
“‘自古成大事者，必有死士相随。’这句话中提到的 ‘死士’是境界最高的忠诚度。如果一个人对你不忠诚，能为你去死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才的忠诚度可以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唐朝认为，“忠诚度”是新晋商精神不可缺少的。新晋商精神二：凝聚力
除了“忠诚度”以外，您认为新晋商精神还应该包括什么？
凝聚力！
“抗日战争之后的中国进入内战时期，当时国民党不仅在武器、人数、补给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国民党军队中将领的军事专业化程度要比解放军军队中将领的军事专业化程度强很多，许多国民党军队将领也是抗日名将，为什么三年就被打退到台湾去了？这就是凝聚力！因为解放军的凝聚力比国民党军队的凝聚力强。”唐朝说。
“当时每一个解放军战士都知道，革命成功之后就能过上好日子，就能翻身做主人，就不用再受气，所以打仗就和每个战士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你说解放军能不打胜仗吗？”唐朝还说：“我们再看看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准确地说，消灭共产党对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是有好处的――可以升官发财，但是国民党士兵没弄清楚为什么要消灭共产党？消灭共产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于是就出现了打仗对当官的有利，对当兵的没利，自然也就无法形成凝聚力。没有凝聚力的军队自然也就没有战斗力，当然也就注定会失败。”
唐朝特别强调：“在新晋商精神中，忠诚度和凝聚力是相互补充和支持的”。新晋商精神三：价值观
唐朝认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新晋商精神的重要标志。他说：“在商业社会里，企业家是商人中的精英分子，精英分子对社会的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都具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目前一个大家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企业家和公务人员是商业贿赂高发群体，而企业家通常又是行贿的主体，所以每一个企业家都必须面对和正视商业贿赂的社会危害性。既然每个企业家都希望公务人员个个清廉，那么我们企业家能不能再 ‘清高’一点？我们能不能多在商业模式、盈利模式上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别整天琢磨着如何收买张三或李四。我们能不能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享受财富带给我们的快乐？我们能不能在任何时候都不再心惊肉跳？因为我们问心无愧！”
您觉得新晋商怎样才能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呢？
“商人要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我们必须先搞清楚商人的基本特性：合法的范围内追求最大化经济效益。好了，现在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现象：为什么买奔驰汽车的商人越来越多，偷奔驰的商人却很少？买奔驰能够张扬自我价值，从而满足自我需要；偷奔驰违反法律，不但无法张扬自我价值，还要进监狱。我们从这个逻辑关系中就可以看出，不是商人没有是非观念，关键是看你怎么引导？谁去引导？引导谁？”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树立一个拥有正确价值取向的榜样人物，这个榜样必须是个拥有大多数商人羡慕的财富，这个商人最好是新经济的代表，因为新经济对官僚体系的依赖性相对比较低，这个新榜样赚取财富的路径非常透明，容易让大多数商人确信不依靠商业贿赂不但能够赚取比商业贿赂更多的财富，而且能够得到更多的荣誉和社会地位。由于榜样的作用，再加上商人的基本属性以及正在日趋完善的法律体系的制约，相信新晋商都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唐朝说。新晋商精神四：责任感
您认为新晋商精神中还应该包括什么？
责任感！
唐朝认为，一提责任感，大家往往想到的是慈善捐助、公益活动等等，而我们这里所说的“责任感”首先是社会责任，新晋商所要承担的第一社会责任就是“遵纪守法”。
“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直接导致‘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被片面放大，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错误地利用。当老板这只‘猫’看到使用商业贿赂的手段能够迅速获得巨额财富时，权力寻租蔚然成风，于是就发生了上海不良官员把老百姓活命的30多亿社保基金挪用给不法商人逐利的恶性事件。”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个‘规矩’对于国家来说就是指的法律，对于公司来说就是规章制度。‘规矩’后面的结果是‘方圆’，说的是如果没有‘规矩’，就成不了‘方圆’。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规’就是指的‘圆规’，‘矩’指的就是‘尺子’，意思是说，没有‘圆规’和‘尺子’就无法画出方和圆。后来这句话是说：各行各业都要有自己的规矩，没有规矩就无法按照正常规则去运行。维护国家运行靠的是法律，维护企业运行靠的是规章制度。”
“法律是强制执行的最低道德标准，大家之前可能都听说过一句话‘无法无天’，人类没有‘天’是不能生存的。”唐朝说，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对于新晋商来说，责任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遵纪守法”。新晋商精神五：使命感
除了责任感之外，新晋商精神中还有哪些？
那就是“使命感”。
唐朝认为，新晋商精神中不能缺少使命感。他说：“作为新晋商，赚钱是结果，不是目的。赚钱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强大，这就是新晋商的‘使命感’。”
向晋商学习“吃亏” 篇6
不能只认钱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是清代赫赫有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院。乔致庸祖父乔贵发是乔家商号的创始人。在乔致庸执掌乔家大权后，乔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成为山西票号的实力派。
乔家延续两百多年的兴衰是晋商五百年辉煌历史后期的写照，其动荡沉浮成为文学与艺术创作的绝好题材。《乔家大院》小说和电视剧抛开乔贵发的创业与乔致庸后代的没落故事，独独选取乔致庸这一段进行描述，胡玫对此有深刻理解。
“其实500年前晋商就已经开始了，这些人艰苦创业，以诚信待人，具有团队精神，然后胸怀大志，怀有天下，所以他们走遍天下，心里装着天下。但是，当我研读了乔致庸的这段故事时，我发现了另外一个奥秘，乔致庸的故事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要讲得更有价值，因为他已经不穷了，他已经是一个财富的占有者了，他已经富甲一方，已经在那样贫瘠的土地上建起了那么大的庄园，他的存银甚至超过了国库。”胡玫感慨，“乔致庸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怎样重视教育、怎样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
根据历史记载，乔致庸在咸丰年间就已经开始了他的股份制改革，提出佣人可以参股，这是非常先进的资本管理理念；他前期的银行改革背后所代表的“汇通天下”的理想影响了中国的金融史。
乔致庸对诚信一以贯之，把儒家思想和晋商多年的商业实践结合；他以德用人，在徒弟们路过的小桥上，放一两银子———结果有的拾钱自己留下，有的过而不拾，他以此看出后者适合做伙计；还有的捡完以后交还给失主，他认为这是好的人才，可以做掌柜。乔家重视文化教育，高薪聘用教师，佣人也要学习；不能只认钱，要懂中国传统，要求掌柜不喝花酒，不纳妾。
此外，作为晋商代表，乔致庸不只为自己取财，他富有民族资本意识和爱国精神。“他最后花700万两存银护矿———买下一个对他来说毫无价值的矿，只是因为想把它从英国人手里买下来，想保护这个矿。”胡玫强调，“做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可能更有冲击力，更有撞击力。”
经商首重信用
从商人乔致庸谈及商人的本质，胡玫承认，“本质上我觉得商人是一些见利忘义的人，如果他商业做得好的话，他应该是一个高智商的能够尔虞我诈，能够去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一切、见利忘义的这样一些人，我认为这样的人才算‘好商人’。”
但当她为拍戏来到山西祁县，乔家大院建筑上刻的两个大字震撼了她的心：诚信。“看到建筑上刻的匾，上书‘学吃亏’三个大字的时候，我的心是为之震颤的。接着我也有一系列的问题，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他怎么不写上‘利’，怎么不教育他的后代应该见利忘义呢？”
胡玫的疑问丝毫不奇怪。
历史上的乔致庸坚信中庸之道，他认为经商首先要重信用，第二讲义，第三才是利。他的做法令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商人”这个词，不得不对商人做“活雷锋”才做的事感到匪夷所思。
“比如说一个商人在自己的钱财都无法顾及的情况下开仓赈济灾民，赈济十万灾民达20天之久，最后他自己也没有饭吃了，拿着银子到外省去买粮，可能吗？比如说当一个乞丐从他家走过，他们家狗从那儿路过咬了乞丐，把乞丐的衣服咬破了，他们家大东家、二东家、大奶奶、二奶奶出来给乞丐陪礼道歉，然后请乞丐吃饭，给乞丐做好量体裁衣的衣服送回去，可能吗？再比如说，逢年过节，他们家会拉着牛车挨家挨户送饺子面、送肉，可能吗？他为什么？他图什么？又比如说，他们家的大门口几十年了永远拴着三头牛，任何一个村里的老百姓可以拉着他们家的牛就去犁地，只要晚上送回来，粮食他们家喂，这是什么精神？我说这整个一个‘活雷锋’，对吧，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除了赈济灾民，胡玫没有把上述事情在电视剧里加以表现，原因只有一个，她不敢拍出来，怕人家说是假的。“这难道不是个悲哀吗？”她问道。
呼唤儒商精神
“原先，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提倡晋商精神，晋商精神有什么可提倡的。所以，我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乔家大院，做了大量有关山西商人的调研以后我才理解了，我才找到了一种原始的创作冲动，就接了《乔家大院》这个戏。”胡玫总结接拍此戏的原因，认为她的冲动来自于对晋商精神理解的变化。
在胡玫的心目中，乔致庸就是晋商精神的典型代表。晋商文化有许多值得表现的地方，但是她拍这么一部电视剧并不是仅仅要讲述一代晋商发展史，而是想让人明白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诚信’二字，这可能也是现在社会上比较缺失的一种价值观念。因此，我呼唤这种精神。”胡玫说，“我还想通过讲述历史，昭示今人，呼唤他们内心当中的一种良知，不要缺德，虽然你富裕了，你不要见利忘义，要以见利忘义为耻，要以诚实守信为荣。”
当然，一部电视剧在现实面前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但胡玫期待的是：“乔致庸这个人物触动了你内心的良知，这难道不好吗？我觉得很好。”
晋商品格与质量意识 篇7
承晋商创新之精神, 把握大势, 抢占先机。
弘晋商诚信之品格, 仁爱厚道, 慎独自律。
秉晋商担当之义理, 感恩思报, 富民强国。
阔晋商开放之胸襟, 提升境界, 合作共赢。
这是首届世界晋商大会向全世界发布的宣言, 短短五言, 道尽了晋商精神的真谛———诚信、创新和开放。
首届世界晋商大会在龙城的举办, 再一次将世人的目光锁定在“晋商”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专有名词上。附着在晋商身上诚信义利、勤奋节俭的宝贵精神财富, 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企业都应该持有的操守。
“弘扬晋商精神, 传承晋商文化, 凝聚晋商力量, 重铸晋商辉煌”, 笔者认为, 在当前全球经济持续疲软不景气、“中国制造”开拓海外市场形势不容乐观、食品安全风险压力不减的情况下, 国内企业需要大力提高质量意识。因此, 学习、继承和弘扬晋商精神, 特别是传承晋商“重质量、守信誉”的诚信品格就显得尤为重要。
自古以来, 诚信在铸就晋商辉煌过程中功不可没。晋商的成功, 源于他们身上所固有的优良品质:信义、勤勉。
首先, 吃别人不愿吃的苦, 经别人不愿经的商。吃苦在晋商的发迹中是占第一位的。信义其次, 却是最重要的。晋商没有权势, 他们依靠的是信义和勤勉, 了解顾客需求, 提供顾客所需, 进而一点一滴地积攒着财富。其三, 不乏聪明人。聪明人不是全部, 而是从众多走西口的晋人当中脱颖而出的成功者, 他们能够敏感地感知顾客乃至商家的需求, 提供方便的服务而把生意做成、做大。
但最重要的仍是诚信。晋商辉煌时期, 茶路从中国南方的福建远达北方的莫斯科, 所有的运输依靠的是船、骡马和骆驼。钱庄的生意做到所有山西人扎堆的地方, 北到俄境、东到朝鲜、南到南洋、西到新疆。这其中, 诚信是晋商安身立命、兴旺发达的根本。
同时, 反观古今中外历史不难发现, 任何一个真正成功的企业、受人尊敬的企业, 都与晋商极力推崇的诚信传统不谋而合。尽管有一些唯利是图的企业侥幸会成功, 但肯定都是暂时的、没有生命力的。
然而, 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期, 却有不少企业忽视产品质量, 背弃“诚信”。如今, 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食品安全风险居高不下, 某些领域道德滑坡现象较为严重。《质量发展纲要 (2011-2020年) 》指出:“质量发展是兴国之道、强国之策。”但是, 我国的质量安全形势却十分严峻, 2011年全国质检系统查处的质量违法案件就多达11.14万件。
因此, 推动质量提升, 建设质量强国, 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弘扬晋商“诚信”精神。而企业作为社会主体, 在强化质量安全上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 用晋商“诚信”品质自律。企业是质量进步的生力军, 也是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者。因此, 企业坚守良心底线, 诚信生产, 才会为产品安全做出贡献。
不仅如此, 建设质量强国还需要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让管理者意识到“诚信”的重要性。目前, 我国已成为全球公认的“制造大国”。但是, “中国制造”的整体水平仍滞后于经济增长, 影响质量提升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要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水平, 就需要完善法律法规、推进质量标准化建设、理顺监管体制机制, 同时还要通过科技创新拥有核心技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中国制造”只有提高品位、提高质量、提高附加值, 才能促进中国企业真正走出国门, 畅销全球市场。
晋商的极致与中庸 篇8
走近乔致庸, 一介儒生布衣。
他淳厚好学, 考中秀才, 有着大多数儒家士大夫大隐于朝、忧以天下的济世情怀。他秉承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品格, 以“诚”为人处事。“诚”是中庸之道的核心, “诚之者, 人之道也”, “诚者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 从容中道”。简而言之, 中庸之道即要“无过无不及”, 把握好度, 处理好任何事物的内外关系, 仁以对人, 义以对己。
走近乔致庸，一代晋商翘楚。
他临危受命，弃学从贾，力挽乔家于“高粱霸盘”的困境之中，几度商海沉浮，几番纵横捭阖，终成就名满天下的乔东家。他是纯粹的商人，“货通天下，汇通天下”是他的墓志铭;他把商业梦想做到极致，“无民不稳，无商不富”是他的从商宣言。
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他似乎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他认为无论做任何的生意，首守信，次仁义，最后才是取利。这样的商业伦理顺序，无不透着士大夫的操守。可以说，乔致庸是儒商的典型代表，他一脚踏在商海，一脚却留在庙堂，融合了极致与中庸。暂且不论晋商寻根的是与非，反思当今唯利益至上的商场，我们应该学习乔致庸的商业智慧，做有大情怀的企业家。
以儒兴商
乔致庸饱读诗书，如果不是长兄的溘然长逝，他也许能居庙堂之高，成为一代名臣，抑或一代诗人。诚如他晚年回忆道：“如果按照自己的路走，何尝不是一个李白、杜甫、白居易呢?”自古“士农工商”，商业在末位，商人在社会地位中是少有话语权的。儒家提倡“学而优则仕”，但乔致庸则认为国家无商不富，但同时又贾而好儒。半路出家的乔致庸，从接管复字号伊始，就坚守一个原则：以儒兴商。
在商言利，乔致庸逐利却又不“喻于利”。他崇德尚义，远比其他商人更重视儒商的美德。乔家店规就是“信、义、利”，以义为先，以信为本。经济学家梁小民，在总结晋商的成功秘诀时，认为诚信是晋商企业文化的根本。“民无信不立”，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交换的基础就是双方的诚信。耳熟能详的“胡麻油事件”，乔致庸宁愿忍受当前利益的巨大损失，也要挽回信誉，因为他知道商誉无价。
任何商业活动的根本目的都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交易双方有消费者，有合作伙伴。交易的前提是诚信，目的自然是取利。然而，一个好的商人和坏的商人的区别是前者虽逐利，予人亦有利，后者所逐之利，往往是害人之利。正所谓善于利人者，可赚得盆满钵满，不善于利人者，则赚些蝇头小利，甚至赚不到任何钱。乔致庸在疏通南下茶道时，把一斤一两的茶砖当一斤贩卖，不仅予合作伙伴以利润，更铸就了信誉，大获全胜就水到渠成了。在当前浮躁的商业社会中，大多数人往往只注重结果，而忽略了前提——诚信的重要性。管理大师德鲁克也强调企业的宗旨不应是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凡是予人方便之处，便是商机，乔致庸深谙此道，用儒家的仁义诚信践行着商人利人利己的理想。
知人善任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这句话貌似调侃，却掷地有声。得人才者得天下，在商海中，道理亦是如此。人才问题，根本来讲就是人心问题。“收买”人心，总是被误解为贬义词，然而聚拢人心则是在稳固利益。概言之，买人心就是买利益。因此，善于用人是商战兴衰的法宝。儒家用人的指导原则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乔致庸也是这么做的。
在乔家风雨飘摇之际，乔致庸大胆启用文盲马荀。马荀虽目不识丁，却经营有方，使得粮店连年盈利。乔致庸看到了马荀对业务的熟悉，有经营领导之资，遂让他出任大掌柜。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当时的商号里，能写会算的人很多，乔致庸却不拘一格，用人不疑。其实上帝分给每个商人的机会都是一样，只是能够发现的眼力不一样。
当然，发现人才之外更要学会留住人才。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或是企业，人才外流的力量来自两方面：一是外部精彩世界的拉力，一是内部糟糕环境的推力。一般来说，人有不愿流动的惰性，但在这两种力的合力之下就很能产生动力了。乔致庸很快发现：“为什么总是能干的伙计辞号?”留人留心，他迅速调整了利益格局，改革了用人制度，给商号内所有的伙计“一厘”的身股。这种重新分配利益的股份是一种赠与行为，更是一种奖励机制。乔致庸首肯了员工的价值，不仅掌柜有身价，伙计也有身价。给员工部分股权意味着将员工的利益与企业挂钩，同时员工也分担了企业的部分风险。这种激励的方式，不仅给予员工以利润，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更实现了双赢的局面。
天下为先
天下者，乃天下人的天下。
大德如斯。乔致庸不只是一个逐利的商人，追求财富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作为熟读诗书的儒生，“达则兼济天下”是他的价值取向。他虽步入商海，“士”的情怀却一直萦绕心中。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乔致庸试图用极致的商业活动完成他兼济天下的梦想，因此他致力于“货通天下”和“汇通天下”。
按常理而言，在那个年代，分号做到全国40多家已是件不易的事情，乔致庸可以沾沾自喜，光耀门楣了。然而，他的毕生追求就是做一个“心里装着天下的商人”，以强国为本，以富民为务，为天下聚财，为苍生造福。作为晋商的代表，乔致庸不只为自己取财：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平定西北时，所需的军费都是乔家提供的;当他偶然获得百年商路地图时，舍身远行，南下贩茶，北上与俄商洽谈;当他远赴恰克图时，考虑到携带大批银两不安全，就换成了银票，从中看到了银票的机遇，喊出了“汇通天下”的口号。可以说，当产业经营到极致，开票号势必成为他有意识的行为，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就能实现“货通天下”的理想。
“汇通天下”与“货通天下”的本质不同在于前者涉及国家经济命脉，有很高的行业风险，仅凭一人之力是很难完成的，况且在那个年代由商人来经营朝廷的银两，实属犯了“商家之大忌”，很难被统治者看作是正道。然而，乔致庸却力排众议，秉持为天下的情怀，坚持实行“汇通天下”。他虽不是票号业的祖师，却率先成就了票号业的全国性扩张。
山西晋商大院文化探析 篇9
一、晋商崛起的原因
晋是山西的简称, 晋商指的是山西商人。一直以来, 晋商以盐业、票号业为主要的经营项目, 但其真正发展起来, 却是在进入明清之后很短的一段时间。究其飞速发展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自然因素
自然资源的丰富为晋商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历史上, 山西境内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 其中, 盐、铜铁矿、煤炭、森林等资源更是因产量大、质量优等特点闻名遐迩, 在史书上都有着较为详实的记载, 这一切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 社会经济因素
1.交通因素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 自然地形的影响, 阻碍了山西与外界的交流, 也在无形之中限制了山西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严峻, 当地人民开始有意识地花大气力去改善交通建设, 终于在明清时期修成了良好的境内交通运输网络, 为晋商与外界的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2.劳动力因素
山西地处中纬度地区, 本身的自然条件对于农业生产并不是十分有利, 外加自古以来就密度较大的人口, 使得传统农业生产很难满足当地人民的需要。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 山西人民不得不背井离乡, 到外地谋求生路, 这成为晋商崛起的重要原因。
(三) 人为因素
长期以来, 山西经济的发展, 虽较之全国略显缓慢, 但因其拥有丰富的资源, 使得一些资源产地的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十分兴旺。明清时期, 全国商品经济迅猛发展, 这为在外谋生的山西商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此外, 国家的政策、重大的历史事件调节着当时各种生产关系的变化, 对一些经济行为的产生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最典型的便是海禁政策。海禁政策的实施打压了江浙一带商人, 山西商人趁此机会牢牢抓住了时机, 顺势发展起来。
二、晋商大院文化的特点
(一) 晋商大院整体布局与建筑思想
1.晋商大院的整体布局
中国建筑基于其地理位置的原因, 几千年来在多数地方形成了以北为正、面南背北、北高南低、阴不压阳的特点, 晋商大院也不例外。在几处典型的晋商大院中, 除孔祥熙宅院因受街道限制的影响是北向开门外, 其余均符合坐北向南、北高南低的建筑规律。
与中国传统四合院建筑相似, 晋商大院都是由多座单体的四合院组成, 整体而言又构成了一个放大了的四合院, 不仅每座院落内的建筑皆沿着中轴线对称排列, 整个大院也都是由主院、主房及周围环绕的其他附属建筑组合而成, 形成大小院落相衔接的建筑结构。
2.大院建筑中蕴含的“天人合一”思想
中国的传统建筑一向以与自然相协调而著称, 山西晋商大院作为我国民居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也不例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影响无处不在。晋商在发展的过程中言行之间无形中深受儒道文化的影响, 其中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更是通过建设理念表现出来。
木质结构的设计格局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表现。木是自然的象征, 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的“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建筑最重要的美学思潮之一。在晋商大院中随处可见“木”和仿木元素的身影, 这些元素使得原本冰冷的墙面产生了一种和谐美、自然美, 更印证了中国建筑与自然相协调的特点。
3.大院建筑中蕴含的尊卑等级观念
汉代之后, 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的封建正统思想, 这种思想反映到建筑方面, 就有了等级和尊卑之分。
封建等级制度在房屋建构方面的明显体现, 不仅显示出建筑学意义上的高低有致、层次分明, 更体现出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下每个社会成员都要严格按照礼制规定的秩序, 各安其位, 各守本分, 形成一个等级分明、上下尊卑、有序而又和睦的家庭伦理关系。具体来讲, 正院与偏院在结构的高低、房顶的标志、使用功能的齐全与否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差异, 房屋的数量问题也有着明确的规定, 这些都是封建等级礼教在房屋建筑方面的具体体现。
(二) 晋商大院的保守性思想
1937 年的6 月28 日, 著名女作家陈衡哲等一行十余人应孔祥熙的邀请到其家乡参观, 在感叹古建筑的宏大壮丽之余, 不免感受到大院带来的孤寂凄凉之感, 并将其形象喻为古代幽禁嫔妃宫女的“永巷”。
青砖灰瓦, 高墙峻宇, 这是晋商大院留给人们的第一感受。表面上的高大威严反映出的恰恰是实质上的闭塞保守。山西商人直接蜕化于农民, 有其固有的封闭、保守的一面, 在他们发家致富, 回乡盖房之时, 自然而然将这一弱点带入了建筑理念当中。
外乡人讥笑山西人“山西人, 大褥套, 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几乎所有的晋商在飞黄腾达之时都选择以房地产的形式将财产积存在自己的家乡, 这是保守性思想最直观的体现。这种封闭落后的思想, 不仅影响到建筑的格局, 更是在之后的改革洪流中, 使晋商首领接连四次错失机缘, 最终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败结局。
三、晋商大院文化的价值
(一) 艺术价值
山西晋商大院的艺术价值主要分雕绘艺术和家具艺术两个方面, 雕绘艺术由建筑承载物外露部分的雕饰和用于陈设和装饰的雕饰品两部分组成。前者主要见于木雕的梁、枋、斗拱、门楣等地, 后者主要依附屏风、门罩、神龛、匾额等场所得以体现。
山西的家具样式有着统一的特点, 被行家称为“晋作”, 是我国家具的四大流派之一。该流派家具多以本地核桃木为主, 以板材质量突出、沉稳厚实等特征出名, 以其结构轻巧、纹饰简约取胜。
走进山西晋商大院, 居室中随处可见这样的晋作家具, 质地均匀, 纹理细腻, 给人以饱满稳重之感, 让我们不禁为工艺的细致精湛而暗暗称奇。此外, 平遥的推光漆技术、绛州的雕漆技术等工艺对晋作家具的精湛细致都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二) 文化价值
山西晋商大院讲究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协调, 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晋商大户们利用其丰富的建造经验, 结合当地的自然气候和地貌特征, 建造了宏伟壮阔的晋商豪宅大院, 将“天人合一”的思想巧妙融入其中。
四合院的建筑形式象征着子孙绵延不绝, 是传统社会宗教制度与礼仪文化在建筑上的体现。大院在院落的安排处理上, 严格遵守封建礼教等级制度, 恪守尊卑等级观念, 形成了高低有致、错落有别、既各守本分又和睦有序的结构特点。
大院在总体上遵循风水理论原则的同时, 又在细微处巧妙变通, 在相对有限的环境中改变风水带来的不利因素, 舒适人们的生活, 反映出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观念。
(三) 现实价值
晋商大院中保存了大量有关社会制度和民俗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具有典型的历史记录和文化教化的功能。大院将彼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念展现于今人眼前, 为我们了解历史、了解晋商提供了最具现实性的媒介。
在今天, 山西晋商大院文化的探索与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这不仅对于研究北方建筑有着卓越贡献, 在发展地方经济、带动区域发展等方面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力。
摘要：近年来, 随着西部大开发脚步的推进和众多晋商题材影视作品的发行, 使得晋商大院这一古老民居建筑在衰落近百年后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它以凝固艺术的形式将晋商的风采展现在世人眼前, 使人们在为其恢弘气势感叹之余, 也为蕴含其中的大院文化所折服。
关键词：山西,晋商大院,文化
参考文献
[1]朱向东.晋商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明清晋商与山西武术 篇10
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有着广泛的联系性。同样,武术的发展首先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的,所以,我们要想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展开对武术的研究,就只能将目光更多地放在社会这个大背景下来展开。探究武术发展中所受到的众多社会因素的影响,无疑可以使我们对武术自身有更为清晰的理解和认识。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武术的发展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经历了几千年的岁月,形成了一个庞杂的文化系统,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在武术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明清时期的山西武术是一个值得研究者注视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山西社会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晋商,他们利用政府“招商输粮而与之盐”的政策,经过商品交换,货物流通,逐步发展成为富可敌国的商帮,执中华金融牛耳五百余年。晋商在繁荣地方经济,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促进着武术的发展,使山西这一特定的区域在明清的武术发展史中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从而,在整个这一大的历史时期,山西武术的发展对于传统武术的最终走上巅峰有着相当重要的推动。所以,对山西这一特定区域做一特殊社会现象的个案研究,为考察中国武术的发展和走向无疑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由文化而言之,明清时期是中华传统文化走向最辉煌的时期,武术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也在这一时期走向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是当代武术发展的最直接的基础。形意拳、弓力拳、通背拳、傅拳及鞭杆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拳械在这一时期相继产生、发展于山西这一特定的区域范围内,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有其历史发展中的必然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拳种构成为中国传统武术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明清时期山西社会存在的特殊群体———晋商,对地方传统武术的影响力进行剖析,从而找出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进而为当代武术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同时,也希望通过本研究,进一步挖掘山西的地方武术文化,使山西这个武术大省能从中汲取积极因素,进一步推动武术的产业化进程,为山西建设文化强省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路,使武术在推动山西的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2 明清晋商的发展是山西武术发展的最大驱动力
明清时期,平遥、祁县、太谷等地商铺林立,经营绸缎、茶叶和颜料等商品,钱庄、票号不计其数,资金雄厚,远近闻名。晋中平原腹地因商业颇盛,有“金太谷,银祁县,吃不完米面的榆次县”之说。到鸦片战争前后,仅太谷一县的大小商号至少在700家以上,县城东、西、南街商号林立,鳞次栉比。大量的商贾大户为习武者提供了就业机会,促进了武术的发展;而习武者也给这些有钱人提供了安全保障,使其进一步广开财路。有些商贾本身就具有高超的武艺,而且是武术的传播者。习武者平日里押镖、护院,闲暇时习武、练功,交流武艺。山西武术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2.1 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武术的发展
在明代,山西已有“商贾勤于贸易”的记载。清代的中期是山西商业发展鼎盛的时期,近一百七十余年间,晋商的商号遍及全国各地的大商埠。金融业和商业并肩发展,带动了山西武术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必然要带动保镖护院业的发展。保镖护院,争聘拳师,使全国各地的武林高手涌向太谷,著名者有“铁掌金刚”冯克智、“神弹子”吴本忠、“神手秀士”马大春、“神钩”李发黝、“飞腿”胡铎、“笑面虎”武鸿圃等。据太谷县志记载:李、胡、武均为少林门王长乐弟子。李洛能到太谷后更是锦上添花。据车毅斋纪念碑文记载:“孙家拳师燕人冯四(冯克智)亦精拳术,且能只马入乱贼中夺妇归。若论拳术,自愧不如李老农(李洛能)。”名手的增多,促进了武技的切磋交流,也推动了自身武艺水平的提高和刻苦练功的风气。
晋商的足迹南起香港、加尔格达,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到大阪、神户、横滨、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和阿拉伯国家。在当时的全国对外贸易中独占鳌头。在国内市场,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长江口起锚出海的商船,从呼伦贝尔草原的醋坊到贵州的茅台酒厂,到处都有山西人在经营。规模空前的商业经营,积聚了大量钱财,雄厚的财力又为晋商从事国内、国际金融活动创造了物质条件。晋商经营的钱庄、票号不只设在山西本地,而是将更多的主要活动遍及于全国。并且,晋商的钱庄、票号甚至扩展到了俄国、日本和南洋等地。晋商外出经商跋涉千里,栉风沐雨,远行边野不毛之地,受尽常人不堪忍受之苦。每开拓一处市场,都要付出重大的牺牲。尤其在开拓西北、东北各省以及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商务中,其艰辛之极,险恶之甚,难以想象。商人们在这些地方,面对冷手冻足,交通阻梗,流沙无定,狂风填路埋人的险恶环境,不仅终年过着风餐露宿,含辛茹苦的生活,更有突遭匪劫,失败丢命之虞。因此晋商历来重视武术,并有不少商人自己本身就通过习练武术以强身和防卫盗贼袭击,甚至参加军事斗争抗击入侵海盗。
镖局的出现是商业的发展的必然结果,镖师们把“以镖护商、以商养武、以武交友、结友壮镖”立为宗旨。镖师吃的是“武”饭,所以,没有武功也就不能充当镖师。当镖师的目的是养家糊口,习武之人入镖局当镖师,除武功精湛者外,皆要在镖局中投师求艺,提高武功。只有武艺高强者,才能在以性命相搏的保镖业中立足。
镖局在山西商人活动的地方开设较多。卫聚贤《山西票号史》称:“考设镖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张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卫聚贤还进一步推论,镖局是明末清初顾炎武、傅山、戴廷拭为反清复明,以保护商人运送现银而设。镖局不论何时开设,山西人从事此行者都不在少数,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开办的镖局。形意拳名家车毅斋、戴文能等都是有名的镖师傅。
镖局是明清山西武术传播的重要途径,这种传播既有纵向的又有横向的,为山西武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镖局是以习武练功之友为基础形成的,镖师之间彼此大多是师徒、师兄弟或是师叔、师伯、师祖的关系。这种类似家庭式的传播关系通过口传身受、耳提面命式的方法对武术进行传承,是中国古代武术的主要传播方式。
由于职业的需要,也因为镖师傅多性情豪爽,所以各镖局的镖师都广交天下武林朋友,这样为武术的横向传播提供了条件。晋商生意遍及海内、外,自然镖师傅也要跟随走南闯北,行走于各地。每到一处都要拜友投师,以武会友,切磋技艺,自然可以博采众家之长,既提高了自身武艺,又促进了武术的传播。
2.2 频繁的物流对从业者提出了习武的要求
晋商的发展依赖的是商品交换,而商品的交换离不开交通运输。表里山河的山西因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给交通运输形成了一定的困难。明代山西全境有主要驿道干线十条,清代山西的对外交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由于山西地理环境的特殊因素,交通远非我们所能看到的纸质媒体所描述的那般轻松,在这看似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上,可谓处处有艰险。
山西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北限大漠,南界黄河,每一条道路上都布满了重重险障。表里山河在这里绝不是一句轻松的言语,而是山西地貌的真实写照。南下和东去出口要过巍巍太行,太行山阻断了山西与华北大平原的联系,平均高度一千五百米,南北长八百余公里,只有八个仅可容身的峡谷,以沟通河北平原与山西高原,世人称之为“太行八陉”。魏武帝曹操在过太行时就对此发出过无限感慨:“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佶屈,车轮为之摧。”尽管这距离我们所研究的年代已过千年,但由于封建社会下生产力进步的缓慢,千年以后,关山依旧,而道路之艰险也依然如故。直到二十世纪初,太行山依然以其险峻成为日本侵略者难以逾越的天堑。北上和西去也是异常艰险。西去要穿越大山吕梁,这条道路之艰险不要说在几百年前的明清时期,即令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朝,也是山西与西部地区沟通的一个瓶颈,当时的艰险也就可想而知。向北则是要穿过长城各口,长城即筑于重重山峦之间,其交通之艰难也不言而喻。位于今山西省朔州境内的“杀虎口”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交通不便,常有土匪出没,便有了“杀虎口,杀虎口,不丢钱财,丢性命”的说法。
由上可见,当时的商帮无论由东南贩运茶叶、丝绸至蒙古或俄罗斯,还是从四川运出生漆和各种特产,所走多为偏僻艰险之路。长途跋涉又遇交通不便,习武便成了商帮必不可少的生存技能。由于刀、枪、剑、棍既不便携带又容易惹人注意,所以,他们利用随身携带赶车用的短棍创编成拳,形成了山西特有的地方拳械———鞭杆。现流传于世的鞭杆套路多达20余种,可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比较著名的有八仙鞭、五花鞭、八合鞭、子母鞭、驼骡鞭、综合鞭、迎手鞭等。由此,也印证了明清晋商频繁的物流在某种意义是对山西武术发展的推动力。
2.3 底蕴深厚的地域文化孕育了晋商尚武的人格特质
山西地处太行山西侧,黄土高原东翼,像一支臂膀从草原直插中原腹地,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冲撞和融合的地区。由于山西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唐帝国和沙陀三王朝都是由太原起兵进而逐鹿中原,建立政权。太原和大同也都在不同时期成为封建王朝的都城和陪都。由于山西重要的地理位置,再加之其邻近塞外,在山西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名将,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观。这些现象和山西人自古及今的尚武习俗密切相关。
历史上的山西战事频繁,导致了人们尚武精神的强化,而尚武精神则又反向强化了人们“勇武强悍”、“坚韧刚烈”的性格特质。杜佑《通典》记载:“山西土瘠,其人勤俭。而河东魏晋以降,文学盛兴,闾井之间,习於程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艺。”可见,山西“民风淳朴,勤俭不华,力田务实,因北临边塞,民尚习武”是有历史根据和文字记载的。
山西商人尚武精神的人格特质是由多方面因素形成的。首先,自然环境是最基本的影响因素。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西接黄河,北则大漠,地形较为复杂,山区、丘陵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大部分在海拔1000米至2000米之间,又距京师仅数百里,实其右臂,素称用武之地。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山西商人具有了山区人民的普遍性格,即淳朴厚道、勇武强悍。其次,社会环境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每个人都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环境对人格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社会环境塑造了社会成员的人格特征,使其成员的人格结构朝着相似性的方向发展。山西地处华北,历来与北方游牧民族为邻,北部地区曾经几次经历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变化,北部强盛的游牧民族常常通过这里与中原地区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中原文化与北方的游牧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由此形成了晋文化的一些特质。山西地区在中原华夏民族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融合中起着熔炉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晋文化就是这种融合的结晶。一方面,在长期文化融合过程中,促进了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提高,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华夏文化远播北方,使远民思归,为祖国北方辽阔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山西商人也从民族文化交流中学到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如长期受少数民族尚武精神的影响而形成“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的人文特点。再次,家庭熏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家庭是社会文化的媒介,它对人格具有强大的塑造力,父母恰当的教养方式会直接决定孩子人格特征的形成。由于战争的频繁,山西武将层出不穷,将门之后不可避免的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使这种尚武精神得以延续,从而在整个社会蔓延。
这种性格特质从晋商的许多民俗事象中都能得到体现,比如流源众多,各有特色的山西锣鼓艺术,影响颇大的黄河派系列舞蹈,风靡于忻州地区的摔跤、挠羊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充分展示了山西商人的“坚韧、顽强,奔放的阳刚之气”。
3 结语
晋商：专注的哲理 篇11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古以来经济文化发达，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以太谷、祁县、平遥等晋中商人为代表的山西商业票号，曾“富甲华夏”，“汇通天下”，闻名于世。
过去的山西商人富可敌国，仅仅把山西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如今的山西企业又是怎样？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当代经理人》记者于3月7日踏上了赴山西的旅途。在此之前，我们对山西企业的了解是肤浅的——只看过“大红灯笼高高挂”和“乔家大院”；只知道太原的本土零售业很厉害，跨国零售巨头如沃尔玛、家乐福等在本土超市如金虎便利、美特好、唐久便利等面前浑身乏术；还有山西的汾酒和老陈醋；再就是山西的煤老板。在众人心目中，煤老板等同于暴发户，他们没有文化、没有学历、素质很低，他们与矿难息息相关，他们是那种“穷的只剩下钱”的人。但通过本刊走访，其实煤老板中也不乏有学历、有能力之人。
与众多山西企业家接触以后，你会发现将企业做大、做强、做专是他们最大的梦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拒绝多元化。据DBI调查数据显示，在山西企业中，有92.8％的企业都是专业化发展。在众多专家对晋商的评价中，你听到最多的也是山西企业家的专注。
这与500多年的晋商文化有着本质的联系。
专注是晋商最传统的风格，也是被商界最为称道的风格。考察晋商历史，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晋商大起大落、朝兴而夕衰者，相当罕见。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其创业之不易有着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在长期激烈的竞争历练中，使他们逐渐养成了遇事不急不躁，三思而后行的品德，而这又恰是他们“守成求稳”、“稳中求进”指导思想的反映。因此，他们之中，见某一事物可速获得暴利或某种行业风头正盛，便不计后果、不思长远，而拆借巨资、改弦更张的现象，几乎不见。往往是固守旧业，循规蹈矩，稳扎稳打，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专业发展。因此，许多商号发展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名号，这不能不说是晋商成功的一个法宝。
踏着晋商悠久的历史，如今我们再去挖掘晋商专注的美德，不仅仅是为了追忆，更重要的是寄望能寻到对现代企业发展的有益启示。于是我们找到了下边的三个故事：
走进乔家大院
到过这里的人，都会被这座大院的建筑规模所震撼，进而自然会联想到这种规模所代表的巨大财富。没有钱能盖出那么恢弘又精美的大院吗？建筑是钱的艺术，是用钱堆起来的。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北距太原54公里，南距东观镇仅2公里。它又名在中堂，是清代全国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第。虽然统称为乔家大院，但并不是只有一个院落，实际上是由6个大院、19个小院构成，占地面积8700平方米，房屋313间。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建筑并不是由一代人建成的，它是乔家六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
从《大染坊》、《白银谷》到《乔家大院》，商人、商道，已经成为了大众的焦点。《乔家大院》之所以火，最核心的原因，即是人们对其主人乔致庸的“经商之道”的本质思考。
乔致庸是最典型的晋商代表之一，在其骨子里充满了晋商的管理之道，当然也包括企业的专业化发展。
在乔致庸的经商生涯里，他经常用“一支毛笔”的理论告诉他的后代生意要想做长久必须专业：你可以轻松驾驭一支毛笔，可以自如地写字、画画；可是当你驾驭两支毛笔时，你就很难让它们的痕迹一样；当你拿着三只毛笔写字时，你绝对写不出什么像样的字。
乔致庸“一支毛笔”的理论已经离现在很是久远，但 “一支毛笔”的道理却给山西企业很多启示，尤其是与比自己强大的企业竞争时，他们更懂得“一支毛笔”的道理。
汾酒的启示
在山西汾酒（集团）公司采访，是一种享受。占地182万平方米的面积上不仅划出设施齐备的生产区，更有景色怡然、恬淡幽雅的旅游区；更难能可贵的要算这里的酒文化博物馆，内中陈列的远古、近代、现代的酒器皿与酒文化的实物，令人震撼、心驰神往……难怪作家刘心武参观时评价说：“这是我有生所见最井井有条、最清新美丽的一所工厂。”
但十年前的汾酒集团却挣扎在痛苦的边缘。
1998年发生在山西文水的“毒液案”，给汾酒集团带来了严重影响。尽管这起事件与汾酒毫无关联，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汾酒、竹叶青系列产品销售严重下滑。
但据业内人士分析，当时汾酒衰落的主要原因并非“毒液案”，而是自身原因——多元化发展战略的失败。
那时，汾酒集团确定了“一业为主、多种经济、全方位拓展”的经营战略。于是，一批第三产业类的经济实体和服务网点相继建立，汾酒集团经营的领域不断扩大，触角延伸到了世界各地。由于资金的缺乏和内部管理的缺位，多元化经营非但没让汾酒再成霸业，反而分散了汾酒做好主业的精力，其销售业绩渐渐被拉开。自此，汾酒元气大伤，销售达到了最低谷，在全国白酒业的排名狂跌至十名外。
在内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下，汾酒渐渐失落，国酒的美誉被茅台占去，市场的占有率也被五粮液夺魁，“汾老大”走下神坛，渐渐成为被忘却的记忆。
幸运的是汾酒集团及时扭转了错误的多元化战略，确立了专业化发展的战略，将人力、物力、财力都回归到了白酒的主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回到主业的汾酒集团将主业放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去规划、去盘算，从而寻找规模与利润增长点，于是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汾酒集团。
汾酒集团的故事已经成为10年前的历史，但在采访山西企业家时，你会经常听到这个故事。山西的企业家牢记着汾酒的教训，不断地告诫自己要做强做专，绝不可轻易多元化。
柳巷与“老字号”
一条街道会使一个城市闻名，吸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贾，使这个城市成为资金、商品、人才的集散地。巴黎有香榭丽舍，纽约有曼哈顿。在国内，上海有南京路，广州有北京路，北京有王府井，武汉有江汉街……太原的柳巷正起着这样的作用。
在太原采访，被提及最多的就是柳巷，因为太原的柳巷是晋商建立的一批百年不倒的老字号的象征，对支撑晋商“做强、做专”的观点有着深刻的解释。
上世纪末，国家权威机构通过严格标准在全国确定了1600多家中华老字号，但有资料表明目前全国70％的老字号都在苟延残喘，20％的老字号倒闭或者濒临倒闭，只有10％的老字号正常地生存和发展着。在极不利于老字号生存的今天，在老字号纷纷倒闭的今天，而柳巷上的老字号企业们不仅奇迹般地生存着，而且一步一步向现代化企业逼近。
柳巷的老字号象征并描述着中国已逝去的商业形式与商业繁荣，也描述和象征着中国历史的某种个性，一定程度上它的生存与发展的状况也象征着“中国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力和命运。学者们研究和总结的好，说大凡中国历史上的老字号，一般都会选择在闹市中最有利的位置，靠能人创业，管理上有祖训，经营上有绝招，生产上有绝活，但最不能忘记的就是一定要专业化发展，这是祖训中最重要的一条。“中国老字号多元化发展必死无疑”，这是专家们研究完中华老字号企业后竭尽全力强调的一句话。
柳巷的老字号们牢记着祖训，也牢记着专家们的警告，他们在努力将企业做强做专，成为百年老店、千年老店，但绝不涉及其他行业。
下面三个企业是此次山西之行，《当代经理人》记者走访的重点企业，它们在经营上各有特色，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特点：专业化发展。
采访日记
第1日
2007年3月7日星期三上午10：00晴
在从北京到太原的飞机上，我与邻座一位70多岁的老者交谈着，他是典型的太原人，生在太原，长在，加上这次到北京他一共离开过4次太原。在到太原之前，我对太原的印象是迷糊的，虽然以前也到过太原，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尽管，老人给我讲了太原的历史、太原的发展甚至太原的几届市长，但还是没能帮我形成一种叫做“太原印象”的东西。还是眼见为实吧。
在飞机上，有预报说太原是一个晴天，但下了飞机，却感受不到丝毫的“晴”，整个城市雾蒙蒙的。早就听说过太原污染很严重，现在真是切身体会到了。
我们采访的第一站是金广快捷酒店。金广快捷酒店是太原的首家经济连锁酒店，其在酒店的装修设计上，除了继承了一般经济酒店都有的特色外，还融入了很多山西特色。金广快捷酒店目前在太原的发展很是强劲，但其却把自己定位为山西的连锁酒店，没有全国扩张的打算，这也是山西企业的一个特点——专注于一个市场。
2007年3月7日星期三 晚上10：30 晴转多云
由于要赶从北京到太原的早班飞机，因此凌晨4：30就从床上爬了起来，再加上到太原后马不停蹄地采访，回到酒店已经是晚上10：00，浑身无力，此时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盖上被子痛痛快快睡一觉。然而，手机却铃声大作——一个陌生的手记号码。
接通以后，才知道对方是太原腾飞黄金再回收公司的总经理王敬龙。
白天我们曾跟他多次联系，希望能采访他。第一次联系时，他在和研发部的员工沟通；第二次联系时，他在给员工做培训；第三次联系时，他又有客户到访。最后，他不好意思地说忙完了一定会与我们联系，于是到了晚上10：30。
来到酒店大厅，才知道外面刮起了很大的风，而王是从50公里以外的郊区赶到我们入住的酒店。
交谈中，王敬龙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烟，他告诉我们创业的各种艰难他都遇到了，其中的艰难与辛苦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出来的，但他都挺过去了，而目前遇到的两个问题却让他痛苦与无奈：其一是公司人员有限，作为总经理的他在企业里不停地客串着各种角色，一会儿销售人员，一会儿研发人员，一会儿行政人员，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给公司做一个长远的规划。然而最大问题是资金问题——他跟很多人谈过融资的事情，也有很多人愿意给他投资，但最后他都放弃了。因为在王看来一个好的投资人应该了解他所从事的行业，不仅能给他带来资金，更重要的是还能带来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理念。
晋商管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篇12
一、晋商崛起的背景
(一) 自然地理优势与商业文化为晋商崛起奠定基础
山西地理位置优越, 北依长城, 长城以北是蒙古游牧经济文化区, 山西以南是中原农耕经济文化区, 山西成为游牧区与农耕区相互联系的纽带。蒙古游牧区需要农耕区的茶叶、丝织品、陶器等, 农耕区则需要游牧区的牛、羊、马、皮毛等, 山西成为商品集散地, 这为晋商从事南北商品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 山西自然资源丰富, 粮食、丝织品、煤、铁、盐等物产丰富, 促进了手工业品的发展, 众多商品由此推向外省乃至海外, 这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山西商业史源远流长。据史书记载, 晋商早在尧舜禹时代便已出现。秦汉隋唐时期, 便已出现了众多的商业城镇和集贸市场。明清以来, 晋商的发展达到鼎盛。与“学而优则仕”不同, 山西人重商观念盛行, 清代山西巡抚刘于义曾说“山右积习, 重利之念, 甚于重名, 子弟俊秀者, 多入贸易一途, 其次宁为胥吏, 至中才之下, 方始之读书应试。”
山西商业文化十分丰富。春秋时期出现了计然、白圭, 段干木等大商人。计然的商业贸易理论主要有:一是根据天时变化规律来预测商品供求变化的趋势, 并积蓄相应物资。《国语》中记载有“夏则资裘, 冬则资絺, 水则资车, 旱则资舟, 以待乏也”。二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依据来判断物价的变化。“贵上极则反贱, 贱下极则反贵。”三是要求国家调节供求来控制物价。《史记》中记载:“上不过八十, 下不过三十, 则农末俱利, 平籴齐物。”白圭提出了“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商业理论。源远流长的商业文化指导着晋商的经营活动, 是其宝贵的文化财富。
(二) 善抓机遇成为晋商崛起的关键因素
晋商崛起的关键在于善于抓住机遇。明代“开中法”的实施为晋商致富开辟了道路。明政府为防范北方元蒙势力南扰, 整修万里长城, 沿长城设立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宁夏、固原、甘肃、太原九大边防重镇, 史称“九边”, 派重兵驻扎, 九边重镇形成了庞大的军事需求, 为解决“九边”的军队粮饷供应问题, 明政府实行“开中法”。“开中法”, 就是政府利用对食盐的专卖权, 招纳商人把军需物资运到边关, 取得盐引 (贩盐的专利执照) , 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领盐, 再到指定的销盐区销售。晋商抓住了这一机遇, 从河南、山东等产粮区运送粮食到边关, 或者招募人员开垦荒地, 进行商囤, 等粮食收获后换取盐引。凭借“开中法”这一重要机遇, 晋商完成了原始积累。
清初, 中俄两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 以促进双方贸易。晋商又一次抓住了机遇, 大力发展并垄断了中俄贸易。俄罗斯对茶叶需求迅速增大, “宁可一日无食, 不可一日无茶”, 茶叶成为恰克图占主导地位的商品, 晋商从茶叶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使资本得到扩张。
康乾时期, 政治稳定, 生产发展, 促进了商业贸易发展, 不同地域间资金调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品交易, 因此迫切需要解决不同地域间的现金收解和债务清算的问题。晋商审时度势, 顺应这一需要, 创设了票号, 并从此“执中国金融业之牛耳”。票号的诞生是晋商伟大的贡献, 充分显示了其机遇意识, 推动其走向辉煌。
二、晋商管理思想
管理思想来自于管理实践, 又反过来指导着管理实践, 并经受管理实践的考验。晋商在长期管理经营活动中, 积淀了丰富的管理思想, 这些管理思想成为其成功的重要因素。
(一) 诚信仁义的管理观
诚信, 是诚实守信, 不欺骗他人。诚信至上, 是晋商一贯的经营理念。晋商认为, 诚信经营, 才能赢得顾客信任, 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 抓住发展机遇, 因此诚信是经商之本。清代晋商乔致庸教育子孙:“经商之道首重信, 即以信誉赢得顾客。次讲义, 不以权术欺人, 该取一分取一分, 昧心黑钱坚决不挣。第三才是利, 不能把利摆在首位。”祁县乔家坚持诚信作风, 从总号到分号, 商品质量都有保证, 价格公道。光绪年间, 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坊准备把一批胡麻油运回山西销售, 当时油坊还存有一批劣质胡麻油, 几个伙计贪图小利, 把劣质胡麻油掺入好油中。复盛油坊掌柜发现此事后, 立即扣留了掺入劣质油的胡麻油, 换上好油, 并惩罚了那些伙计。乔家没有将此事保密, 反而进行宣传, 从此乔家复字号的信誉更高了, 赢得了更多顾客的信赖。正是由于复字号“宁可赔折腰, 不让客吃亏”的这种信誉至上的精神, 才使其长期兴旺发达。
晋商在经营管理中坚持仁义。用义来制约对利的追求, 即利以义制。这就是说, 对个人利益的追求, 只要符合义的要求, 便是正当的, 否则就是不正当的。晋商主张利以义制, 义先于利, 不发不义之财。“仁中取利真君子, 义内求财大丈夫”、“诚信仁义, 利以义出, 先予后取”这些晋商的经商格言体现了其先义后利的价值观。明代晋商王文显曾发现家族内子弟在做买卖时有缺斤短两的不道德行为, 便将家族内子弟带到关帝庙, 在关羽像前核准了秤杆的刻度, 并在秤杆的最后钉了三颗星, 代表福、禄、寿。在做买卖时如果少了一两, 就是缺德;少了二两, 就会破财;少了三两, 会折阳寿。他教育后代:“夫商与士, 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 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 而绝货利之径, 是故必名有成。故义以利制, 名以清修, 各守其业, 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 自安而家肥富。”晋商正是凭借着仁义的经营观念坚持公平交易, 互惠互利, 乐善好施, 最终开辟了更大的市场, 获得了良好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
(二) 用人管理
晋商对人的管理十分重视。如票号收学徒有严格的要求。学徒也叫练习生, 要想成为学徒, 首先要有担保人, 票号向保荐人询问学徒的履历, 之后对其进行口试和笔试。如果合格, 择日进号, 称为请进。被请进的练习生要经历10年的学徒生涯。《晋商习俗》中记载:“黎明即起, 侍奉掌柜;无壶四把, 终日伴随;一丝不苟, 谨小慎微;顾客上门, 礼貌相待;不分童叟, 不看衣服, 察言观色, 唯恐得罪;精于业务, 体会精髓, 盘算口诀, 必须熟练;有客实践, 无客默诵;学以致用, 口无怨言;每岁终了, 经得考验;最所担心, 铺盖之卷。”逐一过关后, 才能进行正式培训。在技术方面为打算盘, 习字, 背诵平码, 抄录信稿, 练习写信及记账等;在道德方面为重信用, 除虚伪, 节情欲, 敦品行, 贵忠诚, 鄙利己, 奉博爱, 薄嫉恨, 喜辛苦, 戒奢华等。在日常礼仪方面, 要“行有行品, 立有立品, 坐有坐品, 食有食品, 睡有睡品。”经过三年的培训, 对练习生还要进行严格考察。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中记录:“练习生成熟, 再测验其做事能力与道德, 如远则易欺, 远使以观其志;近则易狎, 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 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 卒间以观其智;急则易爽, 急期以观其信;财则易贪, 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 告危以观其节;久则易情, 班期二年而观其则;杂处易淫, 派往繁华以观其色。如测验其人确实可用, 然后由总号分派各分号任事。”
晋商不仅重视对练习生的培育, 还重视对其他员工的培育。大德通票号大掌柜高钰开办号内学校, 聘请名师, 讲授儒学, 要求全号员工都读《大学》、《中庸》, 培养员工的道德素养, 正心修身, 杜邪教之入。
晋商任人唯贤, 用乡不用亲。用乡的好处在于知根知底, 便于节制;不用亲是指少爷、舅爷、官爷不被录用, 好处在于避免因缺乏有效监督而产生徇私、腐败、渎职等弊端。乔致庸善于用人, 复盛公派伙计马公甫回祁县报告经营状况, 由于马公甫汇报得十分条理, 而且在汇报中显出经营谋略, 乔致庸认为他是个人才, 当下便给他加了顶身股8厘, 并在复盛公大掌柜退休后聘用马公甫为大掌柜。乔致庸任人唯贤, 求贤若渴, 重视人才, 使得乔家积聚了许多优秀的管理人才, 员工积极性得以调动, 乔家达到鼎盛。
对于企业高层管理者, 晋商坚持信义用人的原则。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东伙制下, 东家是出资人, 只决定一些重大事项, 而大掌柜负责商号的一切事务。东家对大掌柜“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大掌柜“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东家与大掌柜精诚合作, 同甘共苦。东家在谨慎选择大掌柜后, 便以优厚的薪酬聘用, 充分放权, 对其经营活动一概不问, 只静候决算时报告。《山西票号之构造》中写道:“苟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 财东不但不责怪经理失职, 且加慰勉, 立即补足资金, 令其重振旗鼓。盖以商业赔赚, 犹如兵家胜败。倘出于误而非故遭致损伤, 亦须励其前进, 始可挽回颓势, 此信之表现也。经理倘视环境不佳, 恐将损及血本, 必挥其铁腕预筹退步, 绝不肯稍有疏虞。故营业范围, 系以环境为比例, 活动为宗旨, 务使操纵自如, 绝不行险侥幸, 致碍个人人格, 同事地步, 财东资产, 此义之表现也。”1900年,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慈禧带着光绪帝逃到太原, 由于走时匆忙未带够资金, 命山西巡抚筹措。各大票号都不敢借给清政府银子。当时贾继英任乔家大德恒太原分号主事, 未与东家商量就借了30万两白银。后来东家得知此事, 不但没有责怪贾继英, 反而加以褒奖。之后慈禧回到宫中, 钦点贾继英为户部银行行长, 大德恒票号也得到了清政府许多支持。正是由于东家信任掌柜, 掌柜才敢在没有告知东家的情况下作出这一重大决断。信义用人让经理得到充分的信任与尊重, 积极性、创造性被充分调动, 尽心竭力, 兢兢业业, 忠于东家, 将自己的命运与商号命运紧密联系起来, 以回报东家的知遇之恩。
资料来源:信德俭《明清晋商管理思想》,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8
(三) 制度创新
1. 股份制与身股制。
随着规模和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 晋商为了集中资本, 从独资经营到贷金制 (向别人借贷经营) , 朋伙制 (若干人合伙经营) , 逐渐演变为股份制。股份制是为了实现资本的筹集和降低个人风险, 将经营所需的资本划分为若干股份, 由出资人认购股份。股份制当时成为“股俸制”。
身股制是晋商创造的独具特色的管理机制。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有:“出资者为银股, 出力者为身股。必俟基础确定, 而后从事开拓。且择齿近弱冠之年少略知写算者使习为伙计, 历数载, 察其可造, 酌予身股, 不给工资, 惟岁给置备衣物之资。三年结账, 按股分余利, 营业愈盛, 余利愈厚, 身股亦因之以增。从此人人各谋其私, 不督责而勤, 不检制而俭。其发起之人及效力年久者, 于其死后, 必给身股以赡其家, 子孙而贤, 仍可入号。未得身股以前, 不得归, 毫厘有差立摈之, 他号不得录用, 以是作奸者少。”银股是东家出资而构成的股份。身股是不出资而依据人力获得的股份, 身股的多少由员工的技能、经验、经验、资历和绩效等因素决定。身股与银股一样看待, 一起参与分红, 这是因为晋商把身股持有者的技能、知识、经验看成与银股一样可以创造价值的资本。随着票号的规模越来越大, 各票号的身股数逐渐超过银股数。从表1中可知, 大德通票号银股数从1889年到1908年都是20股, 而身股数却从9.7股猛增至23.95股。顶身股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随着员工顶股数不断的增加, 员工越来越将个人利益与票号利益紧密联系起来, 将个人前途与财东、掌柜的收益联系起来, 以更大的热情和主人翁的精神参与到票号的经营活动中, 殚精竭虑, 为票号创造更大的利润。
2.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晋商创造了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管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 出资者为东家, 东家不直接经营商号, 聘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人当大掌柜, 大掌柜负责商号一切具体经营活动。这样, 商号所有权归东家, 经营权归大掌柜, 两权分离。东家对商号负有无限责任, 只拥有一些重大事项的决定权, 如对大掌柜的任免, 红利分配, 确定商号的业务范围等;大掌柜具体负责商号的一切事务, 如人员的配备和选用, 经营方针和规章制度的制定等。东家与大掌柜之间相互信任, 同甘共苦, 精诚合作。乔致庸是大德通票号和大德恒票号的东家, 财力雄厚, 聘用有经营管理能力的高钰、阎维藩为两号的大掌柜, 两权分离体制的成功建立使东家与掌柜之间有了共同的追求目标, 相互扶持与信任, 为大德通、大德恒的成功经营建立了重要基础。
3. 花红制。
晋商为规避和防范金融风险创造了花红制。票号中资金, 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是股东按照合约投入的货币资金。副本也称“护本”、“花红”, 目的是保护股本, 应对风险和确保资本充足率, 包括两种:一是票号东家除正本外存放于票号的资本, 因东家对票号负无限责任, 因而东家存款也是“护本”;二是在结账期, 东家、掌柜和顶身股的员工将所得红利中的一部分存入号内, 只计利息, 不分红, 为未来资本周转做储备。“护本”是弥补未来意外损失的风险基金, 用来防范金融风险, 保障票号正常运转。此外它还能激励分号掌柜, 若分号利润越多, 提取的准备金就越多, 未发生风险条件下获得利息就越多。若分号掌柜任期满退休时, 未发生意外风险, 则连本带利一起付给分号掌柜。这样分号掌柜在经营管理时会更加谨慎和卖力, 票号也就越稳定繁荣。花红制是晋商经营管理建立的积极稳妥、有利于长远发展的制度, 体现了晋商的深谋远虑。
三、现代启示
晋商丰富的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有重要启示。现代企业要想做大做强, 应该借鉴其中的精华部分———拥有善抓机遇的战略眼光, 诚信仁义的经营理念, 善于用人的管理方法和勇于创新的灵活思维。
善抓机遇是晋商崛起的关键因素。晋商抓住了“开中法”实施所带来的机遇, 完成了原始积累;利用中俄贸易的商机, 扩张了资本;根据时代需要, 设立了票号, 走向辉煌。现代企业在经营管理中, 必须有善于发现机遇、利用机遇的战略思维。1992年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海尔公司抢抓先机, 先后兼并了18个企业, 采用多元化发展战略, 1996年开始在海外投资建厂, 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 走国际化道路, 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诚信仁义是晋商重要的管理观念, 渗透于其经营管理活动的每一个细节中。晋商也正是凭借这一价值观才筑就了百年基业。“售货无诀窍, 信誉第一条”, “买卖公平天经地义, 童叟无欺以信为本”这些晋商的经商格言中所包含的诚信仁义的管理观念, 在信用缺失的现代显得尤为重要。据报道, 我国一些企业因信用缺失而导致直接和间接损失达5855亿元,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减少2个百分点, 这些损失与我国年财政收入的37%相当。三鹿企业生产“毒奶粉”而最终破产;集贸市场中缺斤短两的现象随处可见;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现代企业缺乏诚信、不仁不义的做法较为普遍。因此, 建立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已刻不容缓。现代企业应将诚信仁义的经营观念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的整个过程, 培养诚信仁义的企业文化, 加强企业员工的诚信教育, 以信誉赢得顾客, 企业才能拥有稳定的市场, 得到长远的发展。
晋商的用人管理是现代企业应借鉴的第三个方面。乔致庸当家时乔家达到鼎盛, 商业规模和财富迅速增长, 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便是乔致庸善于用人, 任人唯贤。年过70的乔致庸在得知极富经营管理才干的阎维藩因故辞职还乡的消息后, 命人用八抬大轿在途中迎接, 并亲备筵席, 款待这位年仅36岁的后辈。乔致庸对人才的重视从中可见一斑。晋商用人唯贤, 求贤若渴, 信义用人是其称雄商界的重要原因, 因此也是值得现代企业借鉴和学习的地方。管理是合理分配各种资源的过程, 而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 管理应以人为中心。人才选择的合理与否, 直接关系着企业的成败。目前我国不少企业中仍存在着人力资源浪费与人才流失严重的现象;员工能力与岗位不相适应, 员工产生怀才不遇的负面情绪;一些家族企业中任人唯亲……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究其原因, 在于这些企业没有做到善于用人, 人力资源管理存在严重不足。在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企业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 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展的制度与环境, 促进人才全面发展, 为企业注入不竭动力。
制度创新是晋商处于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为筹集资金, 晋商建立了股份制;为激励经理和员工, 晋商首创顶身股制度;为防范金融风险, 晋商建立了花红制;为了避免监督的缺失和促进商号的长远发展, 晋商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制度。同样, 现代企业管理应重视制度创新, 将创新贯穿于计划、组织、指挥、控制等各个环节中, 使企业永葆活力, 提高竞争力。激励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的创新对现代企业的发展十分必要。一些企业在分配时仍是“大锅饭”格局, 简单根据员工的学历、工龄来确定员工工资, 而没有将业绩、对企业的贡献这些因素与工资挂钩。这样, 贡献突出的员工与一般员工获得的收入差别不大, 挫伤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建立和创新激励机制, 将薪酬与绩效挂钩, 给员工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 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 要求企业有正确识别风险、衡量风险、控制风险的管理措施, 加强内部控制和有效监督。总之, 现代企业应重视制度创新, 使制度设计符合企业经营发展的需要, 从而使企业提高运行效率, 增强核心竞争力, 实现持续发展。
晋商称雄商界数百年, 创造出世人瞩目的辉煌业绩, 源于其独具特色的经营管理思想。从战略思维到经营理念, 从用人管理到创新精神, 这些宝贵的管理经验对现代企业管理乃至市场经济建设都有许多重要启示。学习和掌握先辈留下的优秀管理思想, 才能再次谱写晋商的辉煌, 推动祖国乃至世界的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卫聚贤.山西票号史[M].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 (1) 1.卫聚贤.山西票号史[M].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 (1)
[2].信德俭.明清晋商管理思想[M].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8 (10) 2.信德俭.明清晋商管理思想[M].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8 (10)
[3].孔祥毅, 陶宏伟.晋商案例精选[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4) 3.孔祥毅, 陶宏伟.晋商案例精选[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