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率增长

生产率增长（精选12篇）

生产率增长 篇1

1 制度对生产率增长的直接作用

一直以来, 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都没有把制度纳入分析框架内。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 以North (1990) 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者认为, 任何经济增长过程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下发生的, 都不可能脱离制度背景而独立存在, 制度因素贯穿经济增长的全过程。North (1990) 认为, 制度对生产率增长起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制度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在新制度学派的推动下日益受到关注, 许多学者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 除了从理论上探讨制度对生产率增长的直接作用外, 众多学者还从实证上沿着以下两个方向来研究制度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一是通过对多个国家的制度和生产率增长的变量数据进行分析, 从而找出影响国家间生产率增长的共同因素;二是以一个国家为样本对象, 对该国制度和生产率增长变量的数据进行分析来研究制度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2 制度对生产率增长的间接影响

制度对生产率增长的间接影响体现在:制度作为吸收能力的重要维度, 对知识溢出促进生产率增长的过程有着重要调节作用。现有的文献主要有:

一方面, 从宽泛的制度的概念出发, 研究制度对生产率增长的间接影响。理论方面, Keller (2002) 指出, 由于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准公共物品属性, 以及高昂的事前专用性投资等特点, 决定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活动具有很强的制度依赖性。实证方面, Clarke (2001) 对发展中国家制度质量与R&D资本、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表明FDI与R&D资本存在负相关关系, 制度质量与R&D资本存在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与FDI相比, 制度质量对R&D资本更具有促进作用, 而R&D资本的提高有助于技术深化与技术进步, 因此, 制度质量的提高将促进生产率增长。

另一方面, 具体化制度的概念, 从某一特定的政治或经济制度出发, 考察制度作为吸收能力的维度对生产率增长的间接影响。

(1) 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一般是通过作用于经济制度和其他政策对生产率产生影响 (Acemoglu, 2004) 。由于政治制度决定了政治权力的分配, 拥有政治权力的当局可以通过操纵经济制度来制定各种政策, 以攫取其他群体的财富或获得社会的剩余资源, 这种非有效政策会导致经济制度的非有效性 (Acemoglu, 2004) 。相反, 一国政府的权力越有限, 经济活动者所遵守的规则越透明, 就越能促进一国的技术溢出和生产率发展。与政治寡头社会相比, 民主社会更有利于生产率的长期增长, 这是因为新闻舆论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度越高, 越有利于知识溢出, 进而促进生产率增长。现有技术既得利益者在面临新技术威胁时, 往往会采取各种努力游说当权者阻碍或推迟新技术的引入。然而, 权力制衡能够提高游说成本, 迫使现有技术既得利益者放弃游说, 进而有助于新技术扩散和溢出。

此外, 从法律、契约的角度来看, 完善的法律制度对保护知识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人才流动以及维护知识产权交易市场都有重要作用。而对于整个经济体系而言, 法律制度的建立完善、“契约精神”的宣传弘扬大大降低了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 减少了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 从而使得知识能够在日益频繁的跨国贸易或区域间贸易中迅速扩散, 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大大提高了落后地区的生产率。

(2) 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相比, 经济制度直接决定了经济活动者受约束的程度, 通过减少交易成本, 降低市场准入等制度安排促进了市场的完全有效竞争, 从而促进知识溢出和生产率增长, 现有文献主要从产权、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程度等角度进行论述。

在诺斯的分析框架里, 产权是经济制度的核心, 甚至他把产权等同于经济制度。由于产权制度能够有效保护所有者财产不被当权者攫取, 强化他们对投资的预期, 从而进一步促进金融发展和生产率的长期增长。CHH (1997) 通过在CH模型中添加了知识产权保护、高等教育体系和营商便利等制度变量, 采用24个发达国家1971~2004年的数据, 对国际R&D溢出效应作了重新检验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 与不考虑制度时的情况相比, 制度质量差异明显对R&D溢出的国别差异有重要影响。陈刚 (2010) 指出在缺乏有效的产权保护和法律规则的环境中, 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预期收益具有非常高的不确定性, 这将降低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激励, 此时, 不仅企业的自主R&D效率会因此降低, 而且企业利用和吸收其他企业R&D溢出效应的激励也会因此而降低。因此, 制度质量更高的国家不仅自主R&D的效率会更高, 而且这些国家从国际R&D溢出中获得的收益也可能会更多。

经济自由化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在于:第一, 经济自由意味着竞争, 从而促使在位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以降低成本, 保持竞争优势;第二, 自由经济可以更好地培养和发掘企业家, 自由市场使企业家有更多机会接触不同的思想和新知识, 进而发现新的创业机会, 并有条件试验他们的创新思想, 通过企业家的“破坏性创造”——创新或创业, 更有力地推动知识溢出、技术变革和生产率的提高;最后, 自由市场使得资源尤其是知识资源可以自由地流向其使用价值最高的地方, 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由于知识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非对称性, 不同经济主体对于同一知识的潜在价值具有不同评价, 当知识创造者不愿或不能将新研发的知识商业化时, 通过自由市场的交易或人员流动, 新知识被其他经济主体获得并识别、商业化, 从而提高了新知识的使用效率, 间接促进了社会生产率的提高。

另外, 基于市场化程度的视角, 张海洋 (2008) 检验了中国市场化进程对外资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 市场化进程不仅促进了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 而且是促进外资技术溢出的决定性因素。武鹏、余泳泽、季凯文 (2010) 利用面板计量模型就市场化和政府介入对中国高技术产业R&D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发现市场化程度对我国高技术产业R&D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政府介入程度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3 结语

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知识溢出是与吸收能力相结合来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 本国技术吸收能力可能是决定最终的技术外溢效果、技术进步率以及稳态生产率增长率的关键变量, 制度可能通过影响吸收能力作用于知识溢出和生产率增长。但制度对生产率吸收能力的作用还不太明确, 其体现在:一方面, 将制度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来研究, 偏重于理论层面的研究, 但在实证层面上, 将制度作为宽泛意义的概念来研究很难深化;另一方面, 虽然也有文献将制度具体化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来研究, 但鲜有基于省际层面研究制度对知识溢出促进生产率增长调节效应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 有待以后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1]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Robinson.2004.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 Run Growth[R].NBER Working Paper No.10481.

[2]Clarke, G.G.2001.How the Quality of Institutions Affects Technological Deepen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R].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603.

[3]Coe, D.T.Helpman, E.and Hoffinaister, W.Alexandar.North-South R&D Spillovers[J].Economic Journal, 1997 (107) .

[4]Douglass C.North.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5]Keller, W.2002.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 (1) .

生产率增长 篇2

——襄汾县2011年1-10月份工业经济形式综述

2011年，襄汾县在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和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做大总量和调整结构，全县工业生产运行稳定，经济效益增长向好。1—10月份，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现价工业总产值186740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2.42%；累计实现现价工业增加值706154万元，同比增长50.5%；主营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8427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47%;实现利润15700万元，同比增长185.45%；完成税金717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27%。

一、工业生产保持稳步增长

2011年1-10月份，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现价工业总产值1867402万元，比上年增长42.42%；累计实现现价工业增加值706154万元，同比增长50.5%。

二、工业经济效益继续提高

今年1-10月份以来，在主要能源、原材料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和结构调整初见成效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县工业在生产稳步增 长的同时，经济效益水平再创历史新高。

主营业务收入平稳增长。2011年1-10月份，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427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47%。从经济类型分组看，股份制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736500万元，同比增长38.31%;其他经济类型企业完成77300万元，增长19.1%。实现利税快速增长。2011年1-10月份，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实现利税87400万元，同比增长48.39%。从经济类型看，股份制企业实现利税710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72%。两项资金占比减少，流动资金周转加快。截止10月底，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帐款净额和产成品存货两项资金合计161100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重由上年的29.75%下降到19.36%，下降10.39个百分点，流动资金周转加快。

襄汾县统计局

赵福心

生产力增长之谜 篇3

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许多行业严重产能过剩；二是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包括劳力、资源和环境成本均大幅上升。

新常态下，单纯依靠货币信贷和财政债务刺激难以持续，往往只会适得其反。2009-2013年，我国货币刺激史无前例，真实GDP增速却反而持续下降。新常态也非中国独有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时逢互联网革命高歌猛进，美国经济前景突然变得光辉灿烂，人人争相谈论“新经济”，失业率降到4%以下，通胀异乎寻常稳定。人们相信美国经济的长期趋势增长率已经从之前的3.5%提高到4%以上。

然而，新经济好景不长。互联网泡沫很快破灭，紧接着是金融危机和大衰退。如今美国经济有所复苏，仍是弱复苏。什么因素决定一个国家的长趋势增长率呢？最重要者只有两个：一是劳动生产率增速，一是新增劳动力的增长率。

多项研究和数据表明，这两个因素的增速均大幅度放缓。新增劳动力下降的原因很多，最主要是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和日益僵化的移民政策阻碍外来劳动力进入美国市场。

劳动生产力增速持续放缓则难以解释。按道理说，过去30多年来，以互联网和无限通讯为核心的信息科技革命或第三次工业革命风起云涌，技术进步之飞速前所未见，劳动生产力增速应该持续上升，不应该下降。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经济增长理论大师、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罗就曾经发出过一个著名的疑问：“到处是电脑，可是劳动生产力在哪里呢？”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自传《动荡岁月》里，将到处是电脑、互联网，到处是信息科技，劳动生产力增速却持续放缓的现象称之为“劳动生产力之谜”。

笔者对“生产力增长之谜”的解释是全球经济普遍“脱实向虚”，即全球性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自我膨胀，刺激和促进以金融投机为核心的虚拟经济，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并没有实质性的快速增长。譬如，1960年代之后，美国国内资本投资持续下降，从1965年占GDP的21.4%下降到2012年的16.2%。美国非农单位小时产出（也就是生产力）亦持续下降。

美国之外，其他发达经济体亦出现类似现象，虚拟经济恶性膨胀，货币信贷规模快速增长，实体经济增速却萎靡不振，劳动生产力增速持续放缓，这就是全球经济的新常态。

教育、科研、医疗、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实质性投资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要将信息科技革命的成果转化为实体经济领域的实质性投资，需要多项政府政策来配合，包括消除管制、鼓励竞争、减轻公司税收负担、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就业培训等等，最主要的是消除垄断和管制以及减轻税收负担。美国如是，中国亦如是；发达经济体如是，新兴市场国家亦如是。经济运行有自身的规律，这就是规律的体现。

生产率增长 篇4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索洛模型,人力资本模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一直是国内学术界讨论的重点, 不同的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及测算, 代表性的研究有:舒元 (1993) 通过生产函数法测算了中国在1952~1990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研究结果表明该区间内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仅为0.02%, 而要素增长率对产出增长贡献为0.13%。王小鲁 (2000) 也用同样的方法估算过1953~1999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值, 估算结果分为两段:1953~1978年,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117%;1979~1999年为1.46%,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14.9%, 两段时间的差别很大。郭庆旺、贾俊雪 (2005) 一改以前的研究方式, 采用了四种测算方法, 估算了中国1979~2004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同时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做了简要明了的分析, 他们认为导致中国国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率过于低下、整体的生产能力并没有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技术效率非常低下以及资源配置并非合理。

上述文献基本都是以劳动力和物质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 并没有深入研究过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 早在1962年, Scholtz就指出人力资本的投入是经济增长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的解释变量, 因为人力资本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相近的其他要素投入却导致较大差别的产出问题。本文从基于索洛模型和引入人力资本的扩展索洛模型, 对我国1979~201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测算及分析技术进步对GDP的贡献。

1 模型及数据

1.1 基于索洛模型的全要素生产率

索洛最早于1957年提出了索洛残差模型, 他的基本思路是首先估算出总量生产函数, 然后采用扣除各种投入要素的增长率后余下的产出增长率的残差来测算全要素增长率, 因此也被称为生产函数法。假设经济生产是规模收益不变的, 并且技术是希克斯中性的, 那么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就是技术的进步率。所以, 生产函数应该表示为:

其中, 各类型投入要素在产出中的份额可以由下式表示:

由 (2) 式有:

因此,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索洛残差公式即为 (3) 式。

1.2 基于人力资本模型的全要素生产率

索洛模型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 然而人力资本模型假设技术进步是内生的, 将人力资本作为投入要素纳入生产函数, 所以总量生产函数为:

对式 (4) 两边对时间t同时求导, 并且两边都除以 (4) 式, 再分解有:

其中:

1.3 实证模型及数据

在实证分析中, 通常采取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 设索罗模型的生产函数为

表示误差项, 并且通常会假设α+β=1, 以此表示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 则有方程式 (8) :

类似地, 设人力资本模型的生产函数为:

通常假设α+β=1, 即规模收益不变, 有回归方程:

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 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基期资本存量的确定和人力资本的构建。

作为生产中的投入要素, 资本品在概念上是以提供服务流对生产做出贡献的, 然而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 对合成测算各种资本品的服务流是存在很大的困难的。对进行度量, 主要需解决资本品的跨时加总问题。其一, 延长的服务时间会造成资本品的磨损, 导致它们提高服务流的效率依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所以需要假设资本品的效率模式。其二, 不同年代的技术进步不同, 这会造成资本品的质量存在差异。对我国资本存量进行估算的文献大多采用的是简化了的永续盘存法, 即:

虽然劳动力增长可由就业人数据反映, 但这样的数据却没有包含有关劳动者的质量方面信息, 事实上, 时间、地区的不同, 人力资本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异。通常测度人力资本存量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将劳动力按照受教育程度分类, 用每一类劳动力边际产出来衡量劳动力数目变动权重。并且还要假设边际产出能够由市场报酬真实反映, 这样计算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就可得出边际产出。二是人力资本水平由教育获得来衡量, 那么人力资本的存量即为人力资本水平乘以劳动力数量。文献中已经有较多学者对测度教育获得进行了尝试。在较早的实证性研究中, 教育获得一般使用入学率或者识字率来表征。本文采用的方法借鉴了以上两种方法的特点, 对不同产业就业人数进行了三次产业经济比重加权, 具体的方法见公式 (11) 。

最后, 对本文的样本数据进行总体说明。本文选取了1978~2010年的年度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社科统计数据库。

2 实证分析

首先以式 (7) 为模型, 得到估计结果:

因此,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 可以认为我国样本对应的时间范围内, 我国的规模报酬不变。接下来可以对式 (8) 进行估计, 结果为:

由于式 (8) 和式 (9) 中的结果是相同的, 所以不必对式 (9) 再进行回归。进一步, 根据回归得到的值, 代到式 (3) 和式 (5) 中, 分别计算出索洛模型和人力资本模型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从测算的结果看 (见图1) , 基于索洛模型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基于人力资本模型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差别较大, 后者的波动幅度要远大于前者。这样的数据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技术进步是存在内生性。但仔细分析两种方法测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整体变化趋势, 可以看出, 两者的变化形式基本一致。分时间区间看, 1979~1994年间, 涨跌互现的波动是这一段时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的特征, 并且波动形式较为剧烈;然而, 到1994年以后, 该指标逐年下降, 直到2000年, 这种下降趋势才得以扭转,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上才呈现出逐年攀升的势头。但是在2007年又开始下降, 2009年开始回升。

1979~2010年间, 中国两种类型测算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别为-0.93%、-6.64%, 表明虽然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出现过阶段性的高涨时期, 但从总体看, 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增长作用是不稳定的, 并且处于极低的水平, 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的发展模式没有较大改观, 依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

3 结论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经济增长明显加快, 经济增长率较高, 但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经济增长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 驱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一种粗放型的模式。但也应意识到很高的要素投入增长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因此,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具有深远的意义。所以, 国家应继续加大全民素质教育和文化科技等投入, 提升整体技术进步率;另一方面, 还应通过各种政策组合促进发展能力实现改善, 优化经济资源配置, 全面提升技术效率,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1]郭庆旺, 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经济研究, 2005 (8) .

[2]李宾.我国资本存量估算的比较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1 (12) .

生产率增长 篇5

思想就是工作的灵魂、工作路线的指南针，解放思想、艰苦创业。才能促进各项工作的发展。打破思想禁锢，激发工作活力，思想也应视作一种生产力，解放思想就是与时俱进、思想开放就是一种进步。适应新形势，抢抓新机遇，寻求新发展，提高个人工作能力。一是思想要促动。通过学习讨论活动，查找自身存在问题、查找差距、激发潜在的思想活力，动脑筋，想办法，转变观念，解放自己的思想，用崭新的眼光、科学发展的观点去解决问题，从多个角度去审视自己还需要在那些地方努力。二是学习要改动。“活到老、学到老”，首先要树立学习终身制、“官”念淡化，利用休息时间、利用工作之余，切实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其次要会学习，要有方法，学习要有针对性，更要有时效性，切实做到学以致用、持之以恒，在学习中努力增长自己的才干。三是作风要变动。它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解放思想、加快发展为目的，以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反思、自我查找、自我提高为主体，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政治素养。四是实践要运动。重在行动，贵在落实，将学习与行动结合起来促进发展。分析形势，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结合实际，积极探索措施，努力确保工作的扎实推进。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中，党领导中国人民谱写了一曲曲艰苦奋斗的壮歌。历史表明，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艰苦奋斗的美德在有些人的头脑中渐渐淡化了。有的人认为艰苦奋斗是战争年代的要求，现在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再讲艰苦奋斗没有实际意义了。我们应当看到，艰苦奋斗、艰苦创业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现实要求。勇于吃苦耐劳，艰苦奋斗，锐意进取，是打开成功之门的“万能钥匙”，是共产党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法宝。

为此，在新形势下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我们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在政治上始终胸怀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地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二是要在思想上始终像革命前辈那样具有威武不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移的凛然正气，保持饱满高昂的斗志和乐观进取的精神；三是要在学习上始终刻苦钻研，勤学好思，不断学习新知识，学习新技能，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不断地鞭策自己行为；四是要在生活上始终保持艰苦朴素、勤劳节俭的生活习惯，反对奢侈之风。篇二：领导干部解放思想心得体会 领导干部解放思想心得体会

领导干部解放思想心得体会

破除四种陋习增强五种意识 为推进**各项事业发展努力工作

当前，按照县委的部署，一场紧紧围绕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更好更快发展、以“解放思想，**要发展，干部怎么办”为主题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正在全县上下深入开展，整个活动成效初显。我个人通过学习，感到我们**干部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才能认识机遇、捕捉机遇、抓住机遇，才不会坐失良机，留下遗憾;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超前谋划，才能在谋大局、明思路、求发展中不断提高抢抓机遇的能力和用好机遇的本领;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因势利导，才能把发展机遇转化为发展动力，把发展动力转化为发展优势，把发展优势转化为发展成效。而要解放思想，推动**发展，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一、大胆破除四种陋习，养成良好习惯

一要破除思想庸俗，不爱学习的陋习。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么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对学风建设的问题党中央一直都高度重视，也有很好的传统。然而，我县仍有一些同志对学习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到位，态度还不端正。有的把理论学习当作额外负担，总认为只要干好工作，学不学习无关紧要，还存在重事务轻学习的现象。一个人如果不注重学习，其思想就会逐渐庸俗起来，就会上班时萎靡不振，下班后精神百倍，沉迷于喝酒、打麻将，做社会“活动家”;就会耐不住寂寞，守不住清贫，在吃喝玩乐中消磨意志，做享乐主义的“俘虏”;就会办事拖沓，推三阻四，门难进、脸难看，做高高在上的“官太爷”;就会热衷于拉关系，走后门，搭天线，喜欢拉拉扯扯，搞小圈子，做“百事通”，对党纪国法缺乏敬畏，对礼义廉耻不再坚守，理想也必然会随之而淡化;也就必然会导致行为上的粗俗，就会耐不住寂寞，守不住清贫，就会对庸俗的东西，始起羡慕之心，继而暗送秋波，再而勾勾搭搭，终而狼狈为奸，对党纪国法缺乏敬畏，对礼义廉耻不再坚守，理想也必然会随之而淡化。

二要破除墨守成规，不敢闯的陋习。事业是闯出来的，小闯有小作为，大闯有大作为，不闯难有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开拓的过程，尤其是当前改革已经步入了深水区，借用习总书记的话就是“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这个时候是没有“石头”可以触摸的，要“过河”就只能游过去，更要有一种敢闯敢为的开拓精神。然而，我县少数同志，对“过河”的热情还不高、信心还不足，要么站在岸上瞻前顾后，等待观望，没有政策的时候向上要支持，有了政策的时候又等其他地区出经验，经验出现了又害怕“水土不服”，像“小马过河”似的，欲试又止，举棋不定;要么坐井观天，浅尝辄止，不思进取，小进则满，只朝后看不向前赶，缺乏危机意识，存在无过就是功的思想。

三要破除铺张浪费，讲排场的陋习。成由勤俭破由奢，这是一条深刻的历史经验。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广大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的传家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丢不得。**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发展滞后，各方面条件还很艰苦，更需要坚持。但随着近几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物质条件不断改善，一些同志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有所淡忘，少数人甚至认为节俭意识成了过时的观念，花钱大手大脚，做事讲究排场，讲究所谓的“面子”，打肿脸蛋充胖子，装点门面、攀比阔气;极少数人为谋取个人一点私利，不惜慷公家之慨，为违规违法行为大开方便之门，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致使国家和群众遭受损失。

四要破除不讲科学，乱决策的陋习。决策是否科学、民主，是否切实可行、符合当地实际，是衡量领导干部综合能力的重要尺度，没有科学的决策，就没有科学的行为。然而，有的干部调查研究浮光掠影，蜻蜓点水，下基层走马观花，做做样子，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做深入了解和剖析;还有些领导干部把群众的意见当成了对自己工作的刁难，听不进不同意见，听不得批评建议，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有的安排项目不考虑能不能解决群众的困难，没有针对性，项目建了用不上。有的对工程实施管理不到位，质量低下，工程年年建，问题天天在，群众意见较大，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二、增强五种意识，真正把主要精力放在推动**更好更快发展上

一要增强自觉学习意识。由于地处边远、开化较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等诸多自然、历史原因，造成**干部人才极度缺乏。从全省、全州来看，**干部能交流出去的很少，从全县来看**土生土长的干部也不多。一方面，这和**总人口较少有一定关系，但寻根究源，就会发现，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缺乏复合型干部，专家型干部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干部只有进一步增强学习意识，减少不必要的应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增强干事创业的本领上，才能真正在**的发展中挑大梁，才能真正解决**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大问题。

二要增强履职尽责意识。**是**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家园，**的发展离不开大家的努力。无论你来自何方、时间长短、职务高低，作为一名**干部，都应该自觉把自己当作**人，切实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意识，自觉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与**的发展捆绑在一起，荣辱与共，竭尽全力推动**的发展。

三要增强勇于担当意识。**要发展，各项工作都必须有人去担当，敢担当、善担当。目前，我县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大家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作出贡献，赢得了尊重。但也有一些干部甚至是少数领导干部，当四平八稳官，工作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更有极少数人推诿扯皮，连自己应尽的职责都不愿完成。如果这样的干部多了，将严重影响工作的正常开展，**的发展就没有了希望。因此，我们**干部必须增强担当意识，大胆工作，勇挑重担，带头做好工作，**发展才会有人担当，才能中流砥柱，才有希望。

四要增强探索创新意识。产业是发展的基础。草果产业是几代**人多方探索、努力实践的结果，为群众增收起到了支撑作用。但单一的产业，撑不起一个县的天空。因此，如何培育更多的优势产业，助推**群众的增收致富，在当前十分关键。如果我们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不愿探索，**就无法进一步发展。要加快发展步伐，我们各级各部门不能整天怨天尤人、相互抱怨，停留在对产业发展规划的怀疑担忧上，而需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才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发展。

五要增强团结干事意识。团结出生产力，团结出战斗力。在**工作的各族、各地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应以民族、地域等来划分亲疏、搞小团伙，既不能看不起本地干部，也不能对外来干部另眼相看，更不能表面一团和气、暗地下互相掣肘，而应从加快**发展的大局出发，加强团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共同把**的事做得更好，不辜负组织和群众的信任与支持。篇三：解放思想大讨论心得体会2015 解放思想大讨论心得体会2015 解放思想大讨论>心得体会201

5（一）

按照厂党委统一部署，电站管理公司党支部柬埔寨项目部认真组织开展“创造价值、创造效益，我该怎么办”专题大讨论，讨论过程中，广大干部员工深刻思考、踊跃发言，就如何推动公司和部门科学发展、实现扭亏增盈等重大问题进行专题大讨论，体会如下：

一、转变观念、勇于探索 要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跳出旧思路，及时转变观念。公司成立以来，暴露出许多问题，大多问题具有流域特色，是以前从未遇到的，必须大胆探索，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只有这样才能提出科学对策，给实践以正确的指导。一是充分认识和分析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造成困难的根本原因，只有找到根本问题，才能有效解决；二是增强主体和危机意识，领导干部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站在全局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只有思想观念的进步，才能带动行动上的进步，把公司带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三是充分激励广大员工的潜力，通过正确引导，使广大员工全力以赴投入到公司各项工作中来。

二、加强员工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

针对流域电站，员工食、住、行显得尤其重要，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促进公司和谐发展。在努力解决员工困难的同时，还需要紧密结合实际做好以下几项思想工作：一是加强广大员工理论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消除等、靠、要的思想；二是加强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员工正确处理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三是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爱企如家；四是加强公司文化建设，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五是加强民主管理建设，让广大员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充分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三、用管理创造效益，全面提升管理水平

电站管理公司成立至今，由于前期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一些制度和激励机制的不健全制约了公司发展。对照行业先进企业，还有一定差距，必须健全管理机制，挖掘内部潜力，向管理要效益，加快>规章制度的补充和完善，完善成本费用管控制度，加强定额和成本核算，努力降低成本费用；在制度完善的同时，加强制度的执行力和广大员工遵守制度的主动性，建立奖惩长效机制。

四、立足本职搞生产，脚踏实地创效益

员工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创造价值和效益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身的利益，要想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员工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提高业务技能、强化敬业精神。这是创造价值，创造效益的基础，要克服过去那种为了安全而安全的工作态度，我们要以更积极的>安全生产意识去搞安全生产，努力提高业务技术水平，尽可能利用低谷时段消缺，尽可能缩短消缺时间，尽可能降低缺陷重复出现的概率，确保机组多发电；

二是强化员工工作责任心。很多工作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理论和技巧，仅仅需要我们付出足够的责任心，也就是认真、仔细、严格按标准去完成我们的日常工作，尤其是党员干部，必须以万分的责任心从点滴做起，为员工起好带头作用，为公司扭亏增效贡献我们的力量； 三是正确处理好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企业员工必须要把自己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首先要想的是我们应该为企业做点什么，只要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一致和企业一道共渡难关，扭亏一定指日可待，反之大家怨天尤人、不思进取，浑浑度日，企业扭亏必将毫无希望，又何来效益；四是工会组织利用群团组织自身的优势。团结员工，组织一些相关有益的活动，活跃员工思想气氛，使大家以更好的精神面貌投入到各项工作中。

通过支部开展“创造价值、创造效益，我该怎么办”大讨论活动，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公司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增强了危机意识，找到了差距、理清了思路，增进了了解、增强了信心，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业务技能、强化敬业精神、工作责任心，正确处理好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把自己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更多思考我们应该为企业做点什么。解放思想大讨论心得体会201

5（二）作为一种思想的常态，解放思想最根本的要解决思维方式问题，即从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形而上学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思维方式，在我们这样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根深蒂固的，其表现形式又是多种多样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领域和问题上，会有不同的表现。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作用下，再好的东西在实践中都会被变形，被扭曲，正确的指导方针、政策都可能在贯彻落实中走样，甚至被歪曲。所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是要高度警惕和防止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干扰，要自觉把我们的思想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解放思想需要制度、体制环境，更需要主体素质、价值观基础。解放思想是着力解决思想观念问题，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还必须在继续解放思想的前提下，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解决制度体制方面的问题。同时要以深化改革为继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体制保障。解放思想作为社会主体的自觉行动，还必须重视主体素质条件，要求我们全面提高主体自身素质，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引导全体人民，特别是全体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勇于破除旧的思想观念、勇于开拓创新。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我们应当自觉地把这一要求落实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肩负起这历史的使命。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开放的思想才能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我党革命和建设的无数实践证明，解放思想就能打破思想禁锢，激发工作活力，就能改进生产关系，解决先前落后的生产力，解放思想是适应形势，抢抓新机遇，寻求新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这次我校的解放思想大讨论非常及时，十分必要，对适应新形势，抢抓新机遇，寻求新发展，壮大我校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如何使这场大讨论深入开展，取得实效，结合我校的实际，我认为应扎扎实实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激活全体教职员工的思想。要通过学习讨论，查问题、找差距、激发职工的思想活力，形成人人动脑筋想办法，个个转变观念谋发展的局面，使领导和普通职工，干部和群众思维互动，同步调解放思想。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使全校党员干部群众，解放思想，统一到加快我校发展上来。

二是坚持与时俱进，弘扬创新精神，就是要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勇于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增强全校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只有创新，才能更好地发挥我校在服务全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去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 篇6

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朱之鑫就公报内容从以下七个方面作了概述：

一、工农业生产稳步增长。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农业生产加快向区域化、优质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农业种植结构继续调整。全年粮食种植面积10399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418万公顷，分别比上年减少209万公顷和63万公顷；油料、糖料和蔬菜种植面积达到1487、180和1728万公顷，分别比上年增加24、15和88万公顷。全年粮食产量45711万吨，比上年增长1％。油料产量2900万吨，增长1.2％；棉花产量492万吨，下降7.5％；糖料产量10151万吨，增长17.3％。全年肉类总产量达6590万吨，比上年增长4％；水产品产量达4513万吨，增长3％。林业、水利建设取得新进展。全年完成造林面积747万公顷，比上年增长51％。长江中下游干流3576公里堤防加固工程基本达标；黄河下游堤防加固完成断面达标982公里。全年新增有效灌溉面积90多万公顷；新增节水灌溉面积140多万公顷；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

工业生产快速增长，工业产品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全年工业增加值45935亿元，比上年增长10.2％。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16638亿元，增长11.7％；规模以上集体企业增长8.6％，股份制企业增长14.4％，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3.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品出口交货值增长23.4％；微型电子计算机、移动电话机、半导体集成电路、彩色电视机等电子通信产品产量比上年增长25.9％以上。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达到98％，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实现利润5620亿元,增长20.6％，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2636亿元，增长15.3％。

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3202亿元，首次突破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6.1％。分投资主体看，国有及其他固定资产投资31020亿元，增长17.0％；集体经济投资5901亿元，增长11.8％；城乡居民个人投资6280亿元，增长15.7％。分用途看，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6.4％，更新改造投资增长11.1％，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21.9％。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投资全面增长。在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20.6％，中部地区投资增长20％，东部地区投资增长16.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23.5％，分别超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0.6和9.1个百分点。

三、消费需求平稳增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0911亿元，比上年增长8.8％。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25898亿元，增长10％，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15013亿元，增长6.8％。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增长9.2％，餐饮业零售额增长16.6％。通信、汽车及其相关商品消费热点初步形成。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企业销售的通信器材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69.2％；汽车类增长73％；家用电器类增长14.6％。旅游事业持续发展，全年国内旅游人数87782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2％；出境人数达166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6.8％。其中，因私出境1006万人次，比上年增长44.9％，占出境人数的60.6％。

四、对外经济快速发展。全年进出口总额达620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8％。其中，出口总额3256亿美元，增长22.3％；进口总额2952亿美元，增长21.2％。全年对外贸易顺差304亿美元。全年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82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9.6％；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527亿美元，增长12.5％。全年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14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2％。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2864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742亿美元，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

五、价格总水平小幅下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0.8％。其中，城市下降1％，农村下降0.4％。服务价格比上年上涨1.8％。商品零售价格下降1.3％，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2.2％，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下降2.3％，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0.2％。

六、城乡居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3.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实际增长4.8％。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7.7％，比上年降低0.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6.2％，比上年降低1.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到94307亿元，比上年增长17.1％。

2002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2845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6.45‰。到2002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4731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10182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9400万人。全国共有2054万城镇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救济。农村贫困人口比上年末减少107万人。

生产率增长 篇7

1 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 科学技术进步对当代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索洛 (Solow, 1957) 综合了道格拉斯和丁伯根的研究, 提出了总量生产函数的概念, 明确地将技术进步纳入生产函数中, 在数量上建立了产出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和投入要素 (劳动、资本) 增长率的关系, 首次定量分离出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认为技术进步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87.5%。在此基础上, 许多经济学家又作了大量工作, 推动了这一理论的发展[4]。其中, 美国经济学家Jorgenson在对Denison研究方法的详细考察的基础上估算了1948至1979年美国的经济增长, 其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23.6%, 位居资本与劳动之后。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快速增长, 可以说再一次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如此快速的增长就使得国内外的学者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绩效的研究。

较早研究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国外学者是邹至庄 (Chow) 。他从上世纪80年代 就开始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 并于1993年对中国1952至1980年农业、工业、建设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五个行业的生产函数进行估计。他认为这个时期, 中国没有技术进步, 经济的增长绝大部分是靠资本投入推动的。邹至庄和Li等人 (2002) 再次通过估计C-D生产函数, 来解释195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果表明, 中国在1952至1978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不变, 1978至1998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7%, 1978至1998年资本、劳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62%, 10%以及28%。

国内学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史清琪 (1985) 较早地开展了度量我国技术进步的研究。郑玉歆 (1998, 1999) 认为不同的计算方法会导致不同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 此外,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规律与经济发展阶段是紧密相联的, 他认为只有进入经济增长减速的成熟期全要素生产率才会对经济增长作出高贡献。舒元 (1993) 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我国1952—199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约为0.02%, 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约为0.03%。王小鲁 (2000) 对我国1953至1999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了估算, 得到的结果是:1953至1978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17%;1979至1999年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1.46%,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4.9%。张军和施少华 (2003) 运用C-D生产函数通过对1952至1998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的估计, 发现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明显的提高。

总的来看, 多数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劳动以及能源等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来实现的 (克鲁格曼, 1999) 。增长方式明显以粗放型为主。但是, 也不能表明科技发展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或者说不起作用。因此, 有必要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2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近半个世纪以来, 继索洛开创测算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方法之后, 众多学者提出了一系列测算方法和相应的具有一定严格假设前提的分析模型。总的来看, 技术进步的测定方法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技术进步指标综合指数法, 即利用反映技术进步指标体系中的个体指数加权算术平均或加权几何平均得到综合指数作为技术进步水平;二是技术进步数学模型法, 如C-D生产函数、CES生产函数、VES生产函数等。前者因指标体系和权数的不确定性应用较少, 而后者也都是在一定严格的前提假设下对现实经济系统的某种简化, 测算出的技术进步贡献率精度有限。虽然测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方法具有局限性, 但是只要选取的数据适当、并且统计口径一致, 那么还是能从中得到重要的政策指导, 使其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发挥现实意义。

2.1 理论模型

本文主要使用建立在增长速度方程GY=GA+αGK+βGL和C-D生产函数模型上的索洛余值法来对我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测算。索洛余值法严格来说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仅有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 它们能够相互替代, 并且能够以可变的比例组合;经济系统处于完全竞争条件, 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递减;在任何时候, 资本和劳动都得到充分利用 ;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

设生产函数为C-D形式且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

Y=AtK (t) αL (t) β (1)

其中Y代表产出, K和L分别是资本和劳动投入, At为技术水平, t表示时间。

对 (1) 式两端求全微分并整理得:

undefined

式 (2) 中的undefined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设undefined是产出增长率;undefined是资本投入增长率;undefined是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要素增长率;undefined是由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的技术进步增长率。则 (2) 式可写为:

GY=αGK+βGL+GA (3)

对 (3) 式移项得:

GA=GY-αGK+βGL (4)

需要注意的是, 利用 (4) 式测算的全要素增长率可以看作是广义的技术进步增长率, 它是指扣除了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贡献以外其他所有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因素总和, 包括像创造新技术、采用新的管理办法、制度的变迁、宏观政策的变化以及市场环境的改变等等。

由增长速度方程GY=GA+αGK+βGL可以求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将方程两边同除GY得:

undefined

记:undefined, 则EK、EL和EA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和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 (5) 式可得, EA+EK+EL=1, 移向得:EA=1-EK-EL。据此我们可以测算以全要素生产率表示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2.2 数据处理

本文旨在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所以选择的样本为1978—2006年, 并以1978年为基期。由 (4) 式可知, 测算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首先应先估计出生产函数中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α和β。

2.2.1 产出.衡量国民经济整体产出增长率的指标应该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基本指标, 原始数据取自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2004》, 并按1978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进行平减。

2.2.2 资本存量.虽然资本本身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广义的资本可以包括物质资本、人国资本和土地等。但是大部分在估计资本存量时都仅指严格意义上的物质资本。本文也同样使用这一概念, 并且在估计资本存量时也遵循大多数学者所采用的方法, 即Goldsmith (1951) 开创的永续盘存法。基本公式:

Kt=Kt-1 (1-δt) +It (6)

其中:Kt-1表示基年资本存量, Kt表示当年资本存量, δt表示经济折旧率, It是当年投资。

这里使用折旧——贴现法估计基准年份 (1978年) 资本存量。Hall和Jones (1999) 在估计各国1960年的资本存量时, 采用1960年的投资与1960—1970年各国投资几何平均增长率 (g) 与资本折旧率δ之和的比值。本文也采用这种方法, 以1978年为基期, 以1978年投资除以1978—1988年投资几何平均增长率与折旧率之和得到1978年为基期的资本存量, 即:

undefined

对于当年投资本文选择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为原始数据, 并以1978年为基期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都可以通过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2004》直接获得。我们采用Hallt Jones (1999) 、Young (2000) 假设的6%的经济折旧率。

2.2.3 劳动.本文采用各年度全社会就业人员总数作为劳动投入量指标, 具体数据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3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测算

3.1 生产函数的估计

由C-D函数:Y=AtKαLβ, 可以推导出如下公式:

lnY=lnAt+αlnK+βlnL (8)

3.1.1 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因为只有稳定序列变量建立的模型才能使用OLS进行估计, 否则会出现伪回归的情况。然而多数的宏观经济数据通常表现为不平稳, 所以我们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单位根 (ADF) 检验。

从上面的分析结果可知, 模型中所用的数据全都是在5%显著性水平下的1阶差分后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 使用OLS估计不会出现伪回归现象。

3.1.2 用OLS估计C-D函数。

根据计算出的产出、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量, 利用Eviews5软件估计C-D生产函数, 得:

LnY=2.198163+0.89LnK-0.1715Ln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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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明显存在一阶正序列相关, 为了进一步判断是否存在二阶序列相关, 可设模型为:

LnY=C+αLnK+βLnL+μt (10)

μt=ρ1μt-1+ρ2μt-2+εt (11)

对 (10) 式进行估计得:

μt=1.1137μt-1-0.6424μt-2+ε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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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序列存在二阶自相关, 但不存在三阶序列相关。下面使用Cochrane-Orcutt法消除序列相关, 估计结果如下:

LnY=-1.6924+0.8011LnK+0.2640LnL+[AR (1) =1.2697, AR (2) =-0.684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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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经过怀特异方差检验不存在异方差。由此可知, 模型中的全部参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全部通过T-检验、F-检验, 而且不存在序列相关和异方差, 模型拟合度也很好。

另外, 很多学者在其研究中都假设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不变, 即α+β=1。因此, 这里也有必要考察在C-D生产函数模型中是否是规模报酬不变的。采用Wald系数约束检验法:H0:α+β=1。利用Eviews5检验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结果可知, 不能拒绝规模报酬不变的原假设。将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正规化得:

undefined;

undefined

由此可知我国资本每增加1%, 导致产出大约增长0.75%;劳动每增加1%, 会使产出约增长0.25%, 且满足规模报酬不变。

3.2 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估计

通过前文的分析并根据得到的原始数据就可以利用索洛余值法求得资本、劳动和广义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见表3。

资料来源:1996—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

注:各阶段的平均值均为阶段期间各年值的几何平均值。

4 结语

4.1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资本投入

由表4可见, 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位居首位。在“九五”期间甚至超过了百分之百, 达到了102.54%。在经济发展的各阶段中,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低也在74.28%。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此之后, 主要是因为:第一, 在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大力提倡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利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 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第二, 进入90年代以后, 中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有大量外资涌入中国。伴随着外资的进入, 中国的加工贸易空前发展, 因此90年代以后, 中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急剧增加, 资本市场及其它融资方式也迅速发展起来, 使得资金不再是稀缺资源。第三,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 也注意教育的投入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这不仅提高了我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也使得人力资本在资本投入中占有相当比例。所有这些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从数据上看较大地倚重于资本的投入。

4.2 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表现出粗放型特点

表3中的数据表明了中国的高经济增长是依靠高投入来实现的。也就是说, 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特征仍然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 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市场需求日益旺盛。为了适应不断增大的市场需求就难免会重复铺一些新摊子, 建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业工厂。另外, 随着中国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 流入国内的外资多数是看好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市场, 这就难免增建劳动密集型企业。另一方面, 由于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效应, 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较长时期内表现出了粗放的特点。正如诺思 (North, 1997) 所阐述的:经济体改善经济绩效的能力依赖于其信念和心智模式, 而后者又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既定的方向前进总比另辟蹊径要简单方便。所以要改变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不会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

4.3 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

不管是从年度数据 (表3) 还是从阶段数据 (表4) 来看, 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是偏低的。有些年份甚至出现呈反作用的态势。这主要是因为:第一, 全要素生产率是从广义的层面上表征技术进步的。也就是说, 它不仅指某一产业的生产技术的改进、进步, 还包含了管理水平、制度机制以及市场环境等因素。前述数据中经济进步对经济增长呈负作用, 并不是说在那几年中国的技术是退步的、是阻碍经济增长的。而是说明当时中国各行业的管理水平偏低、宏观制度不完善以及市场经济环境不健全。所有这些弱化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且自2000年以后,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增强, 在2004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24.23%。也正是在2000年中国正式提出要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可见, 我国相应的政策实施是有效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不仅使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增强, 也使得我国各行业提高了管理水平、各方面的制度政策不断得到完善以及中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摘要：利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经济增长率进行分解, 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估计中国广义技术进步率 (全要素生产率) , 从而测算出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通过实证的方法, 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 并且主要是依靠资本、劳动的投入增长实现的。技术进步在改革开放初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表现出了反向作用。因此在以后的发展中, 中国应该更加注重对引进技术的吸收和改良、加大研发投入以及大力培养高科技人才。

生产率增长 篇8

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农业气象灾害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2014 年,各类气象灾害共造成我国农作物受灾面积24890.7 千公顷, 其中绝收3090.3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3373.8亿元。农业保险通过灾后补偿能够转移农业风险,目前农业保险已成为各国政府抵御农业风险、保障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自2005年起我国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明显加快,2014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到325.7亿元,较2013年相比农业保费收入规模增长7%,农业保险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提供的风险保障额达到1.66万亿元。农业保险已成为我国提高农民福利、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

农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农业生产率提升。在农业气象灾害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农户由于担心农业气象灾害带来了农业生产风险,约束了农户对农业生产投资的积极性,由此减缓了农业生产率的提升。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范围的扩大与农业保险灾后补偿力度的不断增强,农户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也在不断增强,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张跃华等研究指出在规模较大的气象灾害风险条件下,农业保险可以补充农民利用传统风险分散的能力,有助于迅速恢复再生产。〔1〕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能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庹国柱、王国军、张跃华研究认为农业保险具有农业和农村发展及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2〕〔3〕孙香玉、钟甫宁通过实证研究指出由于农业保险业务有最低的参保率限制,〔4〕所以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会带来社会经济福利的净增加。王向楠基于中国307个地级城市2005~2009年大样本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研究发现农业保险的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农业产出增长,并且在农业生产风险更大的地区,农业保险对农业产出提升作用更为明显。〔5〕

我国农业经济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保险通过将农业产业化生产的风险进行分散与转移,消除了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主体采用新产品生产的后顾之忧,加快了农业新技术的运用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此同时,农民面临融资约束问题也日益明显。农户在申请农业贷款时由于缺乏抵押物,普遍受到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排斥,由此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随着农业信贷技术的发展,农户通过农业保险单质押的途径获得金融部门的农业贷款,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的联结有效地缓解农户融资约束问题,而融资约束缓解将有助于农户扩大生产规模、加大农业技术设备投资,从而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Cai发现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协同能有效提高农户生产积极性,激励农户并扩大生产规模、从而提高农业产出。〔6〕Carter指出生产者在风险厌恶的情况下,农业保险与信贷的联结能够改善农户福利、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7〕刘祚祥、黄权国基于湖南省岳阳市辖内6县(市)的调查数据,实证结果表明农业保险能够推动农村居民的信贷可获得性,降低农村信贷配给、提升农户的收益。〔8〕张建军、许承明基于江苏、湖北两省的调研数据,采用平均处理效应下的Match模型,比较农户参与互联能否增加农业收入,结果表明:信贷与保险互联能有效改善农户信贷配给,显著提高农户农业收入。〔9〕

目前,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尤其在农业气象灾害日益频发的背景下,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已有研究基础上,基于2005~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30个省市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 并运用两步系统GMM方法,探讨在农业气象灾害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政策性农业保险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按照我国东部以及中西部区域进行分组检验。

二、农业保险发展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由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两部分构成。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农业生产率变动的重要定量分析指标,它直接联系着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关于农业保险对农业产出、农民收入影响的相关研究已经比较充分,而对于农业保险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现有研究较少涉及。农业保险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

1.农业保险通过分散农业风险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农业保险通过发挥分散风险的职能,能够稳定农业生产者的产出预期,可能会促使部分农户选择具有一定风险性、但更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从而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同时,在没有农业保险保障的情况下,农户由于担心农业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自然灾害约束了农户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积极性,从而导致农业产业难以形成规模经济。随着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与灾后补偿力度不断增强,提升了农户参与农业规模生产积极性,从而影响农业生产效率。

2.农业保险通过激励农业科技创新与科研成果转化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农户通常情况下具有风险规避的特征,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户一般不会选择农业科研部门最新的科研成果,这样就减缓了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着我国各地区农业经济的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我国地方政府与保险公司逐步推出了具有地方特色农业保险品种,农业保险通过将农业产业化生产的风险进行分散与转移,消除了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主体采用新产品生产的后顾之忧,由此推动农业新技术的运用与普及,进而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3.农业保险提升了农户信贷的可获得性而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农村居民不同程度的面临融资约束问题,而农户在申请农业贷款时由于缺乏抵押物,普遍受到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排斥,由此阻碍了农户农业生产、投资与消费。随着农业信贷技术的发展,农户可以通过农业保险单质押的途径获得金融部门的农业贷款,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的联结有效地缓解农户融资约束问题,而融资约束缓解将有助于农户扩大生产规模、加大农业技术设备投资,从而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及实证分析

1.模型建立与变量选取

本文在实证模型中,被解释变量分别选取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农业技术进步指标与农业技术效率指标;除了选取农业气象灾害、政策性农业保险这两个关键变量外,实证模型添加了相应的控制变量,本文设定的动态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如下:

上式中,Prc分别表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业技术进步、农业技术效率变量;Ins表示农业保险发展水平,Hum表示农村人力资本,K为农业基础设施投资,Fiscal表示政府财政支农;Open、City分别代表农产品贸易与城镇化指标;Disaster代表农业气象灾害状况;下标i、t分别代表省市地区、时间。

农业保险发展指标:本文采用农业保险人均保险额来表示;农业气象灾害:采用各省农作物播种面积中受灾面积所占比重表示。农村人力资本:用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具体算法为:Hum=prim×6+midd×9+high×12+univ×16,其中变量prim、midd、high和univ表示接受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以上教育程度居民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情况;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采用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政府财政支农:用农村人均财政支农额度来表示;农产品贸易规模:用各地区农产品进出口总额来表示。城镇化:用各地区城镇人口规模来衡量。相关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2.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2005~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阶段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研究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对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的影响,具体估计结果见表1。

根据表1全国数据的回归结果来看,一是农业保险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比较明显,其中农业保险发展变量的系数值为0.052,且通过了在5%显著性水平检验,同时,农业保险发展对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技术效率提升均具有促进作用,变量分别通过5%与10%显著性检验,估计系数为0.061、0.032。我国农业保险对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技术效率的提升均具有促进作用,从而加快了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二是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方程中,农村人力资本禀赋、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财政支农、农产品对外贸易等都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人口城镇化、农业气象灾害抑制了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了的增长。三是在农业技术进步方程中,农业资本投入、政府财政支农、农产品对外贸易、城镇化等变量对农业技术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气象灾害因素对农业技术进步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虽然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水平。四是在农业技术效率方程中,农村人力资本、农业资本投入、政府财政支农、农产品对外贸易等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农业气象灾害等因素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提升产生了负向作用。

注:(1)***、**、*分别表示变量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统计显著,括号内为T检验统计概率值;(2)AR(2)P值为对一阶差分后的残差进行二阶段相关检验得到的P值,源统计量渐进服从N(0,1)分布;(3)Sargan X2表示对工具变量的合理性进行过度识别得到的Sargan统计量,渐进服从卡方分布,Sargan P值为对应得到的P值。

从全国面板数据实证结果可知,一是农业保险发展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农业技术效率提升,从而加快了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农业保险发展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渠道来看,农业保险主要是通过农业技术进步途径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非农业技术效率提升的渠道,这可能与我国当前的农业粗放型生产方式有关。二是总体上看,我国农业资本投入、农村人力资本、政府财政支农、农产品对外贸易等因素都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这对增加农民农业收入与提升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都具有促进作用。三是农业气象气象灾害抑制了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技术效率的提升。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气象灾害风险已经成为影响农业增产增收的重要要素。

在全国样本回归模型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估计了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分样本的实证检验(为了节省篇幅,本文略去了估计结果)实证结果可知:一是在东部地区样本中,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农业技术进步都具有正向作用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中西部地区样本中,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业技术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二是实证结果表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农业资本投入、政府财政支农、农产品对外贸易等变量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且主要是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渠道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三是气象灾害是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要素。在东部地区样本中,气象灾害因素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抑制了农业技术效率提升,农业气象灾害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为正,但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中西部地区样本中,农业气象灾害因素抑制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农业技术进步。

从分组检验结果来看,一是东部地区农业保险发展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与全国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是中西部地区却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这可能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相关,我国东部地区农业保险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东部地区农业保险发展对农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也就更为显著。二是东部地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农水平、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业技术进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三是农业气象灾害因素对东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相对微弱,但是对中西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造成这样差异性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东部地区本身遭受的农业气象灾害相对较少,由此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带来的破坏性也就相对就较小;另一方面,与东部地区较完备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较高的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程度、较先进的农业生产管理技术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影响因素的叠加效应就大大降低了气象灾害对东部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1.结论

第一,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加快了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对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提升均具有正向作用;从农业保险发展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渠道来看,农业保险更多的是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驱动,而农业技术效率渠道作用相对较弱。

第二,政策性农业保险对我国地区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在东部地区农业保险发展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与全国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是中西部地区却出现了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农业保险发展对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效率提升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样本中,农业保险发展虽然加快了地区农业技术进步,但是对农业技术效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却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第三,农业气象灾害抑制了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技术效率的提升。另外,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财政支农、农产品对外贸易等变量促进了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且主要是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渠道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2.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可以通过将农业保险补贴额度与农业生产技术选择相对接,积极引导、鼓励农民采用低碳农业生产技术,激励农民生产高附加值农产品,从而达到不断优化农产品产业结构、提升农业科技运用能力,提升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效应。

第二,我国政府应该提高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农业保险补贴扶持力度,同时提升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灾后补偿幅度,加快我国中西部地区农业保险发展。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越多,农民的投保意愿就越高。通过提高中西部农业保险的投保率、保障水平,能够稳定中西部农民农业收入、推动农业经济稳定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加快中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第三,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人员培养以及政府财政支农等政策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都有助于提升我国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与利用效率,从而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我国支农惠农政策应该考虑的地区差异,我国农业财政补贴应该加大向资源禀赋相对贫瘠的中西部地区倾斜,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科技技术的推广、应用,从而提升中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率与农民增产增收绩效。另外,我国也要逐步增强农业气象灾害的预防工作,通过相配套的预防措施来逐步降低农业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为提升农民增产增收的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张跃华,史清华,顾海英.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的一个理论研究及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04).

[2]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3]张跃华.农业保险、利益博弈分析与事后道德风险---基于浙江省乡(镇)级数据的经验分析[A].中国保险学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集[C].2009.

[4]孙香玉,钟甫宁.对农业保险补贴的福利经济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02).

[5]王向楠.农业贷款、农业保险对农业产出的影响:来自2004~2009年中国地级单位的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1,(10).

[6]Cai,Chen Y,Fang H.Micro-insurance trus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R].NBER Working Paper,2009.

[7]Carter M R,Cheng L,Sarris A.The impact of inter-linked index insurance and credit contracts on financial market deepening and small farm productivity[R].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Pittsburgh PA,2011.

[8]刘祚祥,黄权国.信息生产能力、农业保险与农村金融市场的信贷配给---基于修正的S-W模型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2,(05).

生产率增长 篇9

一、保定市结构调整与生产率增长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 保定市经济迅速发展, 生产率增长稳定, 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也日趋合理。自1992年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一产业后, 产业结构一直呈现“二三一”状态, 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也由此前的主要依靠第一、第二产业带动转变为主要依靠第二和第三产业带动, 且一直保持第一产业比重稳定下降、第二产业比重逐步上升的态势。保定市产业结构的这一变化特征与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即第一产业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逐渐上升是相符合的。同时, 在这一变化过程中, 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以与第一产业相比快得多的速度增长,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不断增大。这与产业结构变化的优先原则也是相符合的。但是, 保定市结构调整和生产率增长在不断取得成就的同时, 也表现出一些缺陷和不足,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产业结构尚需进一步优化

按照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演变规律, 在工业化的初期, 第一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逐渐上升, 到工业化的中后期, 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最大比重;最后, 后工业化社会时期, 第三产业开始占有最大比重, 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状态。对比这一规律可以发现, 保定市目前仍处于工业化的加速阶段, 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尚需进一步优化;同时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客观规律所制约, 经济的发展不能够超越工业化进程的演变规律, 因此这一过程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二) 汽车工业面临资源、规模经济等一系列问题

汽车工业目前是作为保定市的支柱产业来发展的, 但目前这一支柱产业的发展也面临一定的问题。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和地少人多的国情所决定, 我国的汽车工业发展一直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而近些年由于石油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 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汽车工业的发展。加之汽车工业本是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 对生产成本影响最大的是生产批量, 产量达不到年设计生产能力, 必然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保定市的汽车工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三) 第一产业的技术含量低和规模不经济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茨涅兹对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第二、第三产业综合效益逐步提升, 第一产业劳动力逐渐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即第一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而第二、第三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 当第一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接近二、三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时, 产业结构的总体效益水平最高。产业之间相对劳动生产率差距的逐渐缩小, 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演进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的大趋势。但从保定市具体情况来看, 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存在很大差距, 反映了保定市用大量的劳动力从事低水平的农业生产来支持其他产业的发展, 资源配置极不合理。这一方面反映了保定市第一产业的技术含量低和规模不经济,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保定市产业结构的整体水平仍然偏低。

(四) 第三产业发展亟待摆脱依靠小商品经济方式的轨道

改革开放以来, 保定市的第三产业与全国一样, 较改革开放前有了较大的发展, 流通业、生活服务业迅速扩张, 信息服务、金融保险、市场中介等新型第三产业也不断涌现和逐步发展,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最典型的是以自发流动性、小规模和手工劳动为特征、以小商小贩为主体的生活服务业。这种小商品经济形式的生活服务业与大机器工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城市经济并不相容, 并使得保定市的第三产业发展立足于一个低起点、低质量的基础上。

(五) 结构调整和生产率增长面临资金短缺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问题

与全国的结构调整和生产率增长一样, 保定市的结构调整和生产率增长也面临资金短缺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问题。资金短缺问题的实质并不是资金缺乏, 主要是由于居民生活和消费习惯影响所导致的“习惯性储蓄”和作为购买房产、子女教育等储备的“预防性储蓄”占用了较大数量的社会闲散资金, 从而导致作为经济发展最重要资金来源的社会资金利用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 单靠政府投入显然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与资金短缺现象同时存在的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实质并不是说社会不需要劳动力而导致的供给超过需求, 而是具有社会所需的技能水平的高水平劳动力需求得不到满足。日前, 珠三角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是这一问题的典型表现之一。保定市必须对这一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解决保定市结构调整与生产率增长问题的对策

(一) 联合重组, 铸就规模经济, 培育战略支柱产业

培育壮大支柱产业常常是一国或地区结构调整的根本着力点, 同时也是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加速地区生产率增长、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保定汽车行业在多年不断发展的基础上, 近年来无论产销量、销售收入或利税率均迅速提高, 已成为带动保定经济增长、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依托力量。但在国际汽车大鳄兵临城下、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 保定市汽车行业必须摒弃门户之见, 着眼全局, 实现汽车行业的联合重组, 铸就规模经济, 必要时可以走出去, 与国内同行业商家联合起来, 从而实现汽车行业的有序竞争, 提高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进一步促进中国汽车产业大发展和自身的不断壮大。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应注意发挥应有的引导作用, 优化市场竞争环境, 为汽车行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力争把汽车产业打造成保定的战略支柱产业, 尽快做大做强。

(二) 培育发展农业龙头企业, 加速农业产业化发展, 建设无公害农产品供应基地

改革开放30年, 保定市农业有了长足发展, 但仍存在产业化经营组织竞争力弱, 农产品加工、生产产业链短, 产品附加值低, 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反映的是土地流转机制的不规范、难以形成规模经济、资金和科技人才的严重短缺等。针对这些问题, 保定市应力争通过信贷扶持、优惠政策等形式的支持, 着力于解决从根本上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土地流转问题、资金和人才的短缺问题等, 扶持发展一批起点高、规模大、带动力强的大型骨干龙头企业, 鼓励和引导它们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营;大力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 建立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促进农业标准化的示范推广, 组织实施名牌战略, 支持龙头企业率先执行ISO9000、HACCP等国际质量认证体系, 制定和完善企业标准, 使生产、加工、包装、销售等各个环节与国内外质量标准相衔接, 加速农业产业化发展;顺应现代社会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潮流, 依托京津的广阔市场, 建设和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供应基地。

(三) 注重旅游产业, 实现旅游业的市场化发展和成熟化发展

有专家提出, 旅游业是绿色的朝阳产业。旅游业的关联度高, 带动面大, 发展旅游产业, 不但会促进旅游产业本身的发展, 还可以带动商贸、交通等产业的发展, 一元钱的旅游直接收入可以带动5～8元的其他产业收入;同时作为一种劳动、文化密集型的产业, 旅游业可以吸纳大量的社会剩余劳动力。这些对于促进生产率增长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是很重要的。保定市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多样, 是国务院批准的历史文化名城, 现有国家级AAAA级景区3处, 国家级AAA级景区2处, 另有冉庄地道战遗址、狼牙山五勇士跳崖处、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等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野三坡、国家级地质森林公园白石山等。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首都大经济圈战略提出的大背景下, 保定市应树立起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的新观念, 从当前的主要靠卖景点、卖文化逐步向卖劳务发展, 最终实现旅游业的市场化发展和成熟化发展。

(四) 开拓发展第三产业中的优势行业和新兴行业, 壮大发展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着重于以下几方面:首先, 从自身优势和特点出发, 继续大力发展旅游业、商业、餐饮业、文化体育业等行业, 要从创精品、提供更优质服务的意识出发, 搞出特色, 增强竞争力, 拓展发展空间。同时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业, 促进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社区、信息咨询服务等的高质量发展, 扶持和培育一批如“百帮公司”等高水平的社会服务企业, 解决目前保定市社会服务业的供求矛盾突出 (尤其表现为质量方面的供求矛盾突出) 、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问题, 并力争创出品牌, 建立精品企业, 走出河北。此外, 还可以通过培育发展知识技术含量高的行业等措施, 加速保定市技术密集型三产行业的发展。

(五) 建立行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制度, 结合发展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 解决低素质劳动力无限供给问题

生产率增长 篇10

国内学者对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张军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不具备持续的动态改进的力量”, 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持续改进在1992年后就不显著了, 中国存在着通过投入推动的“过度工业化”[3]。张雄辉、范爱军通过测算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 并且主要是依靠资本、劳动的投入实现的;而技术进步在改革开放初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表现出了反向作用[4]。李声明运用索洛余值法、生产函数的改进、三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三种方法, 分别测算各要素对广西经济增长贡献程度, 结果显示广西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要素驱动, 技术进步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较弱, 现阶段广西经济增长是粗放投入型增长[5]。近年来, 甘肃省经济增长水平相对落后, 区域竞争力减弱, 本文则是通过运用索洛余值法对甘肃的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析, 指出甘肃现阶段的经济增长类型, 对甘肃经济现状更深入了解, 具有现实性意义。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㈠理论模型本文主要使用建立在增长速度方程GY=GA+αGk+βGL和C—D生产函数模型上的索洛余值法来对甘肃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测算。设生产函数是C—D形式的, 且技术进步是中性的:

其中Y表示产出, K表示资本投入, L表示劳动投入, A为技术水平, t表示时间。

对 (1) 式两边求全微分并整理得:

式 (2) 中, 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令为产出增长率, 为资本投入增长率, 为劳动投入增长率, 为由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的技术进步增长率。则 (2) 式可写为:

利用 (4) 式测算的全要素增长率可以看作是广义的技术进步增长率, 它是指扣除了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贡献以外其他所有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因素总和, 包括创造新技术、采用新的管理办法、制度的变迁、宏观政策的变化以及市场环境的改变等[4]。

由 (3) 式可以求出各个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方程两边同除以GY,

令则EA、EK、EL为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EA=1-EK-EL, 据此可测算出以全要素生产率表示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㈡数据处理产出:采用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基本指标, 并计算为可比价GDP;资本存量:测算资本存量的基本方法是由Gold Smith在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 本文即采用该方法, 其公式表示为:

其中Kt表示第t年的资本存量, Kt-1表示第t-1年的资本存量, δt表示第t年的折旧率, It表示第t年的投资。

对于基年的资本存量运用折旧—贴现法估计, 采用Hall和Jones的做法[7], 其公式为:

即1978年的资本存量为1978年的投资除以1978年至1988年投资的几何平均增长率与折旧率之和。假设经济折旧率为5%。

劳动:采用各年度全社会就业人员总数作为劳动投入量指标。

二、甘肃省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㈠生产函数的估计

根据C—D生产函数Y=AtKαLβ, 两边取对数得到:

将数据带入, 用OLS估计生产函数, 得到:

T值 (3.772) (34.458) (-2.696)

R2=0.993794, 修正后R2=0.993351, DW=0.409942, F=2242.004模型明显存在一阶的正自相关性, 运用广义差分法进行一阶差分自相关的处理, 采用科克伦-奥科特迭代法的估计结果为:

ln Y=-0.750426+0.795089ln K+0.217798ln L+[AR (l) =0.705378]

T值 (-0.41956) (28.07196) (2.846042) 0.815563

R2=0.998591, 修正后R2=0.998428, DW=1.907181, F=6141.188

模型经过怀特检验不存在异方差性,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全部通过T检验、F检验, 且不存在序列相关性, 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同时, 模型满足C-D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 即α+β=l。将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正规化:

由此可知, 甘肃省资本每增加1%, 导致产出大约增长0.785%;劳动每增加1%, 使产出约增长0.215%, 满足规模报酬不变。

㈡各个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估计

通过以上的计量测算, 并运用索洛余值法, 求得各要素 (资本、劳动、技术) 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如表1所示。

注:资料来源:甘肃年鉴2009;各阶段的平均值均为阶段期间各年值的几何平均值。

㈢对估算结果的分析

第一, 改革开放以来, 甘肃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资本的投入。由表1可见, 资本投入对于甘肃省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居于首位, “七五”期间超过百分之百, 达到了109.812%, 并在“九五”、“十五”期间分别增长到124.224%与124.698%。同时, 资本的贡献还呈现出一定的波动, 在改革开放初期, 资本的投入只有51.699%, 在“六五”初期 (1981年) , 资本的投入还出现了负值, 在“八五”、“十一五”期间也有一定的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 甘肃省努力发展生产, 积极引进技术, 在各个产业中引入激励机制, 发展乡镇企业, 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同时, 积极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 大力发展工业、农业, 使甘肃省经济增长迅猛, 资本贡献率较高。但由于甘肃省内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等因素, 使得其资本贡献呈波动趋势。

第二, 甘肃省经济增长明显表现出粗放型的增长态势。由估算结果可以看出, 甘肃省经济增长是依靠高投入实现的, 即呈现出明显的经济增长的粗放性:高投入、低效益。改革开放以来, 甘肃省资本投入较大, 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较低, 从表1看出, 只有在“七五”期间, 超过5%, 达到6.321%, 而“九五”和“十五”期间, 还出现负值, 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这是由于, 甘肃省存在结构性的劳动力供给过剩, 廉价的劳动力是甘肃的比较优势, 由于政策导向以及市场需求加大, 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得到发展, 低素质的劳动力仍会对经济增长做出一定的贡献, 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其贡献率会有所下降。另外, 由于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效应, 会使甘肃经济增长在较长的时期内表现出粗放的特点。

第三, 技术进步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从表1看出, 技术进步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低, 有较多的年份还呈现出反作用的态势, “七五”时期为-16.196%, 而在“九五”和“十五”时期达到了-20%以上。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呈波动态势, 到“十一五”时期, 有较大提升。这里要注意的是全要素生产率是在广义上表征技术进步的, 它不仅指生产技术的改进, 还包含了管理水平、制度环境等因素。技术进步呈现负值, 不代表技术的退步和对经济增长的阻碍, 说明甘肃省制度不完善、管理水平低下, 市场环境不够健全等等。但从2006年开始,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 表明甘肃省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不断的调整, 经济增长方式有所转变, 使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增强, 同时, 管理水平和制度环境等都有了显著的改善

四、结论

㈠继续加大投资力度, 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甘肃省积累了较大的资本, 应进一步加大资本投入的力度, 但应向技术含量高, 附加值高的产业流入, 适度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保持和促进甘肃经济的增长。同时, 将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集中到优势企业中去, 注重质量, 并随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 提高资本产出弹性。

㈡提高劳动力素质, 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甘肃省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 积极对劳动力进行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 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同时, 一定要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建立合理的人才结构机制, 积极地引进人才, 合理有效地配置人才, 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另外, 政府应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 对劳动力进行引导、扶持和发展, 建立和完善劳动力流动机制, 积极进行对口流动, 推进劳动力流向城镇和省外。

㈢进一步加大技术引进力度, 加大研发水平,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知识经济社会,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关键作用, 因此, 甘肃应不断加强对外开放程度, 提高自身的信息化水平, 加大技术引进力度, 并能够较好的吸收和改良。同时, 通过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加大自身的自主研发水平和自主创新水平;进一步改善宏观制度环境, 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积极地调整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 优化市场环境, 增强技术进步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使得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摘要：本文利用全要素生产率表征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并运用索洛余值法对甘肃的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一是改革开放以来, 甘肃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资本的投入;二是甘肃省经济增长明显表现出粗放型的增长态势;三是技术进步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因此, 甘肃省应加大技术引进力度, 加大研发水平, 积极培养和引进高科技人才, 促进经济增长。

关键词：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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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增长 篇11

关键词：乌珠穆沁羊；主要估法；效益分析

中图分类号： F326.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j.cnki.jlny.2016.08.055

1 主要做法

1.1 做好接羔暖棚建设

暖棚设施的建设是接产冬羔的首要条件，如果棚圈设施条件差，所产羔羊由于天气寒冷就会降低成活率。接产冬羔所需的暖棚面积为每只基础母羊0.8平方米左右。

1.2 加强过冬饲草料储备

饲草料的充分储备是接产冬羔羊必备的前提条件。每只基础母羊过冬饲草储备为250公斤、饲料为40公斤；冬羔羊主要储备优质全价配合颗粒饲料30公斤（按每天每只冬羔羊0.2公斤计，饲喂时间为5个月）。

1.3 加强基础母羊的管理

基础母羊从11月底，即接产前1个月开始进行全舍饲养，每天给基础母羊喂饲草2公斤和精料0.25公斤，一直到次年4月底，饲料饲喂时间4～5个月。

1.4 加强冬羔羊的管理

在羔羊出生后15天左右，通过对母仔进行分群，利用优质的全价羔羊生长颗粒饲料开始让羔羊自由进行采食，一般5天左右羔羊学会吃料，喂量以羔羊每次采食完后少量剩余为标准，每天分早、晚2次饲喂，优质青干草自由采食并供给充足干净的饮水，每天补饲完后母仔合群。羔羊补饲时间一直到吃饱青草后为止，往后就不再进行补饲，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防止羔羊在出栏前过度出现脂肪沉积而影响出栏价格。

1.5 做好疫病防控

由于冬季气候寒冷，羔羊容易发生疫病。首先按照管理区疫病防控要求，做好基础母羊的各种预防注射工作，同时在接产冬羔前要对暖棚设施进行清理，并对棚舍与饲喂用具等进行彻底消毒，预防传染病与流行病的发生。

2 效益分析

2.1 冬羔投入分析

2.1.1饲草投入 冬羔在吃饱青草前，干草消耗量为0.2公斤/天，每公斤饲草按自产草打储价格0.4元/公斤（按15公斤捆草在自产雇用打草、捆草、拉草情况下费用为6元）计算，每只冬羔每天饲草费用0.08元/天，饲喂时间为4个月（120天）计算，饲草投入为9.6元/只。

2.1.2精料投入 冬羔在吃饱青草前，精饲料消耗量为平均0.2公斤/天，羔羊生长全价颗粒饲料价格为4.2元/公斤，每只冬羔每天饲草费用0.84元/天，饲喂时间为4个半月，每只饲料投入为113.4元/只。

2.1.3繁殖成功率损失 接产冬羔，由于冬季气候寒冷及要求管理细致，繁殖成功率较接产春羔低1个百分点，按每100只羔羊多损失1只，每只羔羊出栏价550元（春羔出栏价）计，分摊每只冬羔5.5元/只。

2.1.4药品等投入 按冬羔羊平均5元/只计算。

2.1.5基础母羊饲料投入 接产冬羔羊，需要母羊再增加精料投入，增加量按每只基础母羊每天0.1公斤/天，每公斤母羊全价颗粒饲料为3.6元/公斤计算，每天费用增加0.36元/天，饲喂时间较接春羔母羊多2个月（产前产后各1个月），接产冬羔的基础母羊比接产春羔的基础母羊多投入饲料费用为21.6元/只。

以上5项合计，每接产1只冬羔羊比接产1只春羔羊需要多投入155.1元。

2.2 效益差距

2.2.1经济效益 按2014年羔羊实际出栏价格计算，冬羔羊每只出栏价格平均为850元/只，春羔羊每只出栏平均价格为550元/只，那么每接产1只冬羔羊的较接产1只春羔羊多收益144.9元/只。

乌拉盖管理区每年产冬羔数量按20万只计算，每年可增加纯收入2898万元（20万只×144.9元/只=2898万元）。按农牧民总人口7780人计算，人均接产冬羔增加纯收入0.3725万元。

2.2.2生态效益 接产冬羔羊的出栏时间比春羔羊提早45天左右，将极大地减轻草场压力。

3 技术措施

主攻乌珠穆沁羊选育，提高个体产量与质量。建设乌珠穆沁羊扩繁场，通过严格选种选配、人工授精等技术操作，生产特一级种羊提供给核心群进行扩繁，核心群生产的特一级种公羊提供给其他乌珠穆沁羊养殖户进行生产。

种公羊全部实现集中管理，实行统一时间进行配种，配种时间集中在50天以内。开展统一年检和鉴定，种公羊特一级率达到20%。

每年5月份开展第一次后备种用公羔选留工作，羔羊出栏前进行第二次挑选，对挑选出的后备种用公羔进行集中管理，第二年育成时进行鉴定，不合格的予以淘汰。

每年羔羊出栏前开展后备母羔选留工作，选留数量为基础母羊的20%以上（扩繁场10%以上），选留的母羔第二年育成时进行鉴定，不合格予以淘汰。

每年开展整群工作，保证扩繁场基础母羊合格率在95%以上，核心群基础母羊合格率在85%以上，养殖园区和其他养殖户基础母羊合格率在80%以上。

实现早配种、早补饲、早出栏。结合管理区气象条件科学制定配种时间，接冬羔或早春羔。羔羊接产后7天开始训练补饲，5月龄出栏体重达到37.5公斤以上。

生产率增长 篇12

广东省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先行一步的地区,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所进行的创造性实践, 开辟了社会主义的新进程, 为全国各地做了示范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 广东省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 1978—2008年间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13.8%, 处于全国各省市前列。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漫延并将继续对广东经济产生影响之时, 回顾广东经济发展状况, 再结合广东省实际, 从而更加科学地应对危机, 抓住机遇, 显得非常重要。本文以广东省1978—2008年年度数据为样本, 运用协积回归、索洛余值法来分析技术进步、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和检验

1、理论模型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计量手段来测算广东省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各个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们通过C-D生产函数来构造计量回归模型:

其中, L代表劳动投入量, K代表资本投入量, A代表技术水平, α为介于0与1之间的常数, ε是随机误差项, 表示其他未被考虑的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我们通过对模型 (1) 的参数估计作为测算技术进步率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基础。

本文主要使用建立在增长速度方程GY=GA+αGL+βGK和C-D生产函数模型上的索洛余值法来对广东省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进行测算。增长速度方程中GY为产量增长率, GK为资本增长率, GL为劳动增长率, α表示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的大小, β表示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的大小。根据增长速度方程, 可写:

EA=GA/GY, EL=αGL/GY, EK=βGK/GY, 则EK、EL和EA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和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 (3) 式可得EA=1-EK-EL。据此我们可以测算以全要素生产率表示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2、数据说明

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样本数据取自1978—2008年的年度数据, 数据来源于2001—2009《广东统计年鉴》。总产出采用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各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资本投入采用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劳动力投入采用年末劳动力从业人数, 为了减少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我们对以上三组时间序列分别取自然对数, 即以LL、LK和LGDP来反映我国劳动、资本和就业人数的状况, 其相应的一阶差分用D (LL) 、D (LK) 和D (LGDP) 表示。下面的检验和实证分析部分都将借助于Eiews5.0完成。

3、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 同时能够使模型具有预测效果, 我们采用ADF检验对变量进行平稳性分析, 检验时采用AIC最小准则自动选择滞后阶数, 检验顺序如下:从含常数项和时间项模型开始, 然后为只含常数项模型, 最后为既不含常数项也不含时间项模型。对变量LGDP、LL和LK及其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 结果如表1所示。

(说明:检验类型中的c, t, 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的常数项, 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其中c, t为1时表示方程含有常数项和趋势项, 为0则表示不含有;滞后阶数k的选取以AIC信息量最小为准则。)

由ADF检验可知:LGDP、LL和LK均没通过5%的临界值检验, 表明这三个变量都存在单位根, 为非平稳性序列。而D (LGDP) 、D (LL) 和D (LK) 均通过了5%的临界值检验, 表明这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都为平稳性序列, 即LGDP、LL和LK都是I (1) 的。

三、实证分析

1、参数估计

因为三个序列都是时间序列, 而且都是一阶差分平稳性序列, 因此模型 (1) 其实是一个协积回归模型, 根据广东省1978—2008年的数据, 我们用Eviews5.0软件对模型 (1) 进行参数估计, 结果如下:

模型中DW统计量数值过低, 但在协积回归中, d检验的虚拟假设是d=0而不是d=2, 所以不能就此判断该回归存在自相关, 我们再通过AEG检验来看一下上述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AEG检验值为-8.689310, 高于1%的临界值, 因此模型是通过AEG检验的, 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模型经过怀特异方差检验不存在异方差, 模型中的参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全部通过T-检验、F-检验, 拟合度也很好, 总体来说, 该模型参数估计的结果比较不错。从上式可以看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α=2.3319和β=0.324, 经过正规化后, 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122和0.878。

2、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估计

通过前文的分析并根据得到的原始数据就可以利用索洛余值法求得资本、劳动和广义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见表2。

(资料来源:根据1996—2009年《广东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四、结论及建议

1、广东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技术进步

广东省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 其关键就在于广东省技术进步率比较高,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高, 技术进步保持了广东省经济稳定增长。根据表2显示, 1978年到2008年广东省技术进步率平均达到8.17%, 最高甚至达到14.56%,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高于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平均水平达到60.5%, 有些时候甚至超过80%, 这个水平已经是相当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水平 (60%—80%) 。从离散系数来看, 广东省经济增长率波动较小, 只有0.30, 这说明经济增长比较稳定, 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 离散系数达到了0.50和0.86,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小, 只有0.32, 因此可以看出技术进步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 比如在九十年代金融危机期间, 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什么贡献率, 但是技术进步却使广东保持了10%以上的经济增长。

目前, 世界经济形势并不乐观, 广东省要在这种形势下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就必须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 采取相应的措施增强创新和引进先进技术的能力, 保持较高的技术进步率及其经济增长贡献率。

2、资本高投入, 劳动低增长

资本和劳动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两种生产要素, 广东省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这两种生产要素所做出来的巨大贡献, 但是对于广东省来说经济增长模式又有自己的特点, 即资本高投入, 劳动低增长。根据表2显示, 资本的增长率平均达到了23.9%, 最高甚至达到92.8%, 增长率非常不稳定 (离散系数0.93) 。虽然资本的产出弹性不高 (0.324) , 但是凭其高水平的投入, 也一样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劳动的增长率平均只有3.03%, 可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样达到了20%。这说明劳动的生产效率远远高于资本的生产效率。

对于广东省来说, 要实现经济的更长远发展, 保持经济增长的后劲, 就必须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 增强经济的劳动力吸纳能力, 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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